土地流转知识范文

土地流转知识篇1

关键词：土地流转 农业发展 制度改革

土地流转指的是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即农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在保留承包权的基础上，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者经济组织。在新时期建设新农村建设的潮流下，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备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随着我国政府2003年颁布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2006年颁布实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甘肃省的农村土地流转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由于甘肃地处西北落后地区，其发展较之浙江、江苏等地，还处于相当滞后的的起步状态。本文就甘肃省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从现状、存在问题以及解决措施三个方面做简要的分析。

一、甘肃省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

1.规模小，但呈持续增长趋势。

甘肃地处西北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为低下，尤其是农村的产业化经营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甘肃省农村的土地流转的整体规模较小。但是，甘肃省土地资源较为丰富，农村经济发展的持续增长点较多，农村土地流转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国家政策的倾向，甘肃省的农村土地流转情况也日趋好转，呈持续增长的态势。

2.土地流转的形式多样。

甘肃省的土地流转形式主要是转包和租赁两种，土地转包是甘肃省农村土地流转的最主要的形式。但是据调查显示，随着新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转包的所占的比例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土地租赁的面积逐年增加，已逐渐代替土地转包成为土地规模化流转经营的主要形式。近年来，在甘肃的部分地区出现新的股份合作制、反租倒包、“四荒”拍卖等形式， 丰富了原有的形式。

此外，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向西部的倾移，在甘肃省农业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土地流转规模扩大，涉农企业也开始参与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二、甘肃省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分析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政府政策的支持使得甘肃省农村土地流转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和东南沿海省份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1.对土地流转认识不足。这是制约甘肃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问题之一。农民的意识落后，靠着赖以生存的一亩三分地，对土地有着很强的依附性，对土地流转的认识存在很大偏差，害怕失去土地，所以在很多地区对土地流转存在恐惧心理，抱着排斥的态度去对待这一政策。此外，村干部“懒省事”、“怕矛盾”的心理作祟，很难把上面的土地流转政策讲解清楚和宣传到位。

2.土地流转的主体混乱，权益不明。我国法律规定，土地是国家所有。但是对于农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很难区分清楚的。而农村承包经营体制下的土地并未规定属于哪一级组织所有，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包含哪些内容、土地流转的主体属于谁等问题并未明确规定，使得很多拥有土地的农民在转让或者出租土地的时候犹豫不决。同时，对于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并不十分彻底，口头协议等也屡见不鲜。在很多时候，使用者和所有者会因权益问题产生纠纷，这也是造成土地流转难以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3.流转行为不规范，配套制度不完善。由于土地流转的主体不明，土地流转的实施有着不稳定性和随意性，大都是农民之间自发进行的，流转的程序趋于简单化，很少有农民到相关单位进行登记或者签订正式转让与租赁合同，口头协议，打欠条等是最常见的行为。这种不规范的流转行为很大程度上与土地流转的配套制度不完善有很大关系：一是市场流转机制不完善，缺少土地流转交易机构、土地评估机构等；二是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了最后的生活保障，便会排斥土地流转；三是缺乏配套的户籍制度，进城务工的农民没有相应的权益和生活保障，会给农村造成过多的剩余劳动力，给土地流转造成压力。

此外，政府的不合理征用，对土地流转不合法的过多干涉也是甘肃省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规模化经济的发展。

三、对甘肃省农村土地流转的几点建议

1.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知识的宣传，保证农民的参与积极性。

县、乡、村各级组织要定期开展会议，组织培训，加强各级干部对土地流转的认识，各级干部要积极开展走村访户等亲民活动，在交流中宣讲土地流转知识，建设农村书屋，开展土地流转知识讲座，定期开展经营交流活动，提高村干部对土地流转知识宣传的积极性和农民的参与积极性。

2.丰富土地流转形式，增加规模化经营的新途径。

甘肃省应该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采用传统的转包、出租、互换等形式的同时，要把反租倒包、“四荒”拍卖等形式加以推广，要积极鼓励探索土地股份制合作社等规模化经营的新途径，实现土地流转形式的多元化发展。

3.明确土地流转主体，规范土地流转行为。

地方政府要制定相关政策，规范土地流转过程中各方的权益和责任，以便明确土地流转的主体，确保各方的权益。同时，各级政府应该严格土地流转行为，规范土地流转的程序，制定地方性行政法规，依法规范土地流转的行为。

4.强化政府职能，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在我国，乡、村政府组织是土地的主要管理者，有权监督土地的合理使用。土地的流转应该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下有序进行，主管部门要发挥规划、协调、引导、服务、监督管理的职能，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完善土地流转的市场机制，建立评估机构、交易市场等，健全户籍管理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土地流转顺利进行。

综上，从甘肃省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入手， 分析和研究甘肃省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相关对策，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和繁荣甘肃省农村经济有着极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对研究和比较我国不同地区的农村土地流转也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安海岗：关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思考[J].资源与产业.2007（2）.

[2]梁丹辉、张光宏：新农村建设中土地流转制度调查[J].中国老区建设.2008（6）.

[3]韩剑萍、李兴江：甘肃省农村土地流转的根本性问题及对策[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1（8）.

[4]史正保、李涛：甘肃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之选择[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5）.

基金项目：

土地流转知识篇2

一、新农村建设中土地流转存在的现实问题

土地流转是激活农村土地资源的重要行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土地流转问题暴露出来，具体包括：农民的土地流转意识不足；农村土地流转方式缺乏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受益有待提高，等等。接下来，笔者将针对上述提到的几点，展开较为详细的论述。

（一）农民的土地流转意识不足。农民是土地流转中的受益者，只有农民具有正确的土地流转意识，才能促进土地流转工作的有效开展。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生存之本，更是最直接的财富。正因为如此，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很珍贵，他们不愿意流转自己的土地。首先，农民误解了土地流转的性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土地流转就是改变土地的经营权，主要方式为出租、转让或者其他形式的流转，土地流转涉及到的两方当事人要就土地流转细节签订合同。除了土地经营使用权外，土地的其他权益仍为农民所有。但许多农民则认为土地流转就是将所有权益转让出去，土地流转了，自己就与土地没有关系了；其次，农民不太了解土地流转的真实行情。农民缺少对土地流转的整体认识，总是从农民受害的土地流转案件中分析自己的土地流转问题。不了解土地流转的市场信息，更不清楚土地流转的双方；最后，农民不了解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程序。土地流转是一个有法律指导的经济行为，完成土地流转，涉及到申报对象、材料与分配受益等多个方面。农民不了解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维权方法，更不清楚法律对农民权益的保护，这直接影响了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

（二）农村土地流转方式缺乏创新。在新农村建设中进行土地流转，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土地资源。土地流转之后，农民仍然具有土地承包经营的权益，经营权的转让是有偿的。当前，我国许多土地流转者并没有明确土地流转工作的内涵，使得土地流转的模式较为单一。创新意识不足，影响了土地流转形式的开发，也让农村的土地流转工作显得过于被动。在农村建设过程中，人们往往会遇到多样的地形。不同的地形具有不同的使用规划，有不同的特点。单一的农村土地流转方式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流转需求。不同类型的土地在数量与流转价格上具有差异，单一的标准与模式，让土地流转工作有失公平性。

（三）农村土地流转收益有待提高。土地是农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农民的收入大多来自于土地，如果农民能够从土地流转中得到较大的利益，他们的土地流转积极性会提高。合理的土地流转，需要让农民感受到土地流转的好处，从中得到实惠。但一些农村的土地流转并不合理，农村出租土地经营权的价格过低，而土地使用者出更高的价钱去长期租用土地。虽然农民得到了暂时的实惠，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农民并没有从土地流转中受益。土地流转既然是经济行为，土地的租金就应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农村土地流转受益不足，让农民不愿意流转自己的土地。

二、新农村建设中土地流转现实问题解决对策

（一）做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工作。让农民对土地流转有全面且正确的认识，是让农民积极参与到土地流转中的前提。只有做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宣传，才能给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持。政府部门应当加大与新闻媒体机构的合作，特别是各个地区的地方媒体应当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知识的宣传。利用媒体平台，让农民了解土地流转的内容与具体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让农民了解保护他们利益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宣传，使农民认识到土地流转是我国高效利用农村土地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发展方向，让农民信服土地流转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在新闻节目或者农业节目中分析三农问题内容，做好农业知识的科普，让农民了解土地流转的基本政策以及办理流程，讲解土地流转中的受益者以及土地流转的积极意义。

（二）加强农村土地流转平台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工作较为随意，建立一个相对正规的土地流转平台，能够给农民更多的指导，让农民具有土地流转的安全感。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建立一个土地流转的中介性组织，从第三方的角度帮助农民完成土地流转，有利于土地流转过程的规范化。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切入点，也给农村发展带来了更美好的前景。要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必须要在土地流转平台内完成，这能够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在完全掌握土地的真实属权前提下，政府应当鼓励相关事业单位或者企业、社会团体，甚至个人建立中介性质的土地流转平台，给农民与土地需求者一个信息的平台。在土地流转平台上土地经营权转让与需求信息，促进双方达成土地流转协议，能够让土地流转的障碍大大减少。用构建土地流转平台的方式来帮助农民简化土地流转的过程，能够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

（三）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管理规范度。对农村的土地流转进行规范化管理，是让农民意识到土地流转正规性的重要手段。做好农村土地流转的规范化管理。第一，加强土地流转服务站的建立。服务站是为农村进行土地流转而提供咨询与帮助服务的一个中心。土地流转服务站工作人员要建立主动为农民服务的意识，在解决农民提出问题的同时，向农民传递更多的土地流转信息；第二，明确土地流转的具体程序。农村要先进行土地流转的申报，村级的土地流转服务站将农民的需求上报到乡镇级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再将土地流转申报的材料进行汇总，明确土地类型，再将其上报到县级的土地服务中心。最终将土地流转信息公布在信息平台上，组织自愿进行土地流转的双方就土地流转的权利、义务与价值进行商榷，签订合同；第三，做好土地流转合同的管理工作。土地流转合同是土地流转中的重要文件，合同在手，才能在双方权益受以侵害时保护他们的权益。因此，相关部门要做好土地流转合同的管理工作，做好合同的登记与归档工作，让土地流转事务更加制度化，对土地资源负责，对农民负责。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流转问题，就是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问题。农村的土地流转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已经成为一项市场性质的经济行为。科学地进行土地流转，促进土地流转工作的规范化与稳定化，能够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更有利于我国的农业发展。只有土地流转问题得到解决，才能提升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给农村创造更美好的发展前景。

土地流转知识篇3

作者简介：秦光远（1986-），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摘要： 基于2010年7～8月对豫南某市8乡398个农户的调查，采用计量经济模型从农户风险认知角度对其土地流转意愿进行了分析。研究将农户通常会遇到的风险归纳成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能力风险三类。结果表明：粮食价格变动、家人生病、非农就业能力、信贷获取能力风险的认知显著影响流出意愿；化肥农药价格变动、土地退化和家人生病、非农就业能力和信贷获取能力风险的认知显著影响流入意愿。研究对造成这些差异影响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相关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关键词：风险认知；土地流转意愿；自然风险；市场风险；能力风险

中图分类号：F30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4-0061-07

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不断完善，以土地流转为基础的适度规模经营有了较快发展。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全国通过各种方式流转土地1.06亿亩，占家庭承包土地的8.7%；而2009年年底，这一比重则达到13%[1]。然而，流转面积的快速增长并不能掩盖地方政府在推进土地流转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忽视作为土地流转主体的农民，替代农民表达意愿甚至代替农民做出选择等，背离“依法、自愿、有偿”的流转原则。加之近年来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现象频发，日趋增多的不确定性使农民面临的风险极大地增加，农民风险意识和风险认知也明显提高。在此情况下，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会发生什么变化？农户风险认知对于流转意愿有何影响？

当前，风险认知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有基于风险感知的知识理论、社会扩大理论等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民众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具有强烈的风险认知，同时还讨论了影响民众风险认知的因素[2]；有运用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过量施肥及风险规避的影响因素[3]；也有基于私有化的土地制度和市场化的农业经营制度，构建风险大小、收益和成本的分析框架[4-6]，还有在探讨东西方文化、社会和政治差异体制下，对社会价值观和环境变化风险认知的差异以及社会价值观和风险认知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7]。

我国学术界对土地流转意愿也进行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8-13][14]380-386。这些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类别划分等，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阶层对流转意愿的影响、土地流转意愿驱动力以及界定土地流转主体及其流转意愿等。然而，罕见基于农户风险认知视角对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

土地流转要充分尊重农户意愿，以满足农户发展需求为根本目的，农户作为土地流转的主体，其风险认知对于流转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因而考察农户风险认知对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十分必要。

一、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理论假设

流转意愿反映了农户的心理状态，具有动态性，因而受多种因素影响。现有研究多考虑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地区特征以及其他因素对于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9，15]。而从农户的风险认知角度探讨风险对于流转意愿影响的研究尚未发现。故此，本文从市场风险、自然风险和能力风险方面探讨风险对于流转意愿的影响。

（一）市场风险

本研究中市场风险主要包括粮食价格变动和化肥农药价格变动。前者主要反映农户对于粮食价格波动的认知。如果农户认为风险很大，说明粮食价格在他看来发生波动的可能性更大，使得其粮食收益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因而会促使农户做出其他选择，对于农民而言，非农就业可以很好地满足这一要求；相反，如果农户认为风险很小，他对于粮食收益就比较看好，因而会表现出流入土地的意愿。因此，粮食价格风险越高，农户越愿意流出土地；反之，越愿意流入土地。

化肥农药价格变动风险越高，农业生产经营的预期成本就会提高，农户的预期收益则会下降，此时农户对非农就业会产生相对更高的预期收益，农户流出土地的意愿也更加明显。如果化肥农药价格风险越低，也即是化肥农药价格比较平稳，此时的农业生产成本会有所降低，农户经营的收益则比较稳定而且客观，农户更愿意流入土地。

（二）自然风险

这里的自然风险包括旱涝病虫害等天灾、土地退化、家人生病以及教育投入变化。旱涝病虫害等天灾风险越大，发生的可能性越高，对于农业收成的影响就越大，则经营土地的收益将会受到很大负面影响，农户会更愿意流出土地。相反，如果旱涝病虫害等天灾的风险越小，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就小，生产成本可以降低，农业经营的收益也会相对较好，因而农户更愿意流入土地。

对于土地退化风险，主要是考虑近年来由于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对土壤的有益成分造成极大破坏，土壤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由于施用农家肥的繁琐和脏累，相当数量的农户放弃了农家肥，因而土地退化、肥力下降越来越明显。但是农户之间理念和行为的差异，使得农户对于土地退化风险的认知不同。农户认为土地退化的风险越高，就越是愿意流出土地，反之越愿意流入土地。

家人生病风险变量反映了户主对于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认知。 “有啥别有病”的俗话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健康对于家庭的影响。调查发现，多数户主对于自己的健康比较乐观，家人生病的风险主要存在于户主的妻子或者家里的老人，如果妻子或者老人容易生病，考虑到照顾病人的需要，外出非农就业就必然受到影响。由于现在农业劳动机械化程度提高，劳动力需求降低，农户可以提高土地经营规模。而如果家人生病风险很低，那么非农就业的高收益相应提高农业经营的机会成本，流出土地从事非农就业将是有利选择，此时农户更愿意流出土地。基于此，农户认为家人生病风险越高，则越是愿意流入土地，反之越愿意流出土地。

土地流转知识篇4

摘 要 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鼓励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经营效益；有利于聚集生产要素、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推进中心村镇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关键词 土地流转 调研 分析

一、沈北新区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

沈北新区北部8个涉农乡镇街共有行政村 101个，耕地面积 424462亩（扣除新潘线以南财落街道和尹家乡所属村面积），其中，我区朝鲜族村共11个，耕地总面积22821亩，农户1847户，人口6549人，家庭承包土地已全部流转。2009年全区完成土地流转面积共176554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1.6%。2010年全年完成土地流转面积8400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9.8%。预计2011年全年计划完成土地流转面积79016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8.6%。截止目前，全区完成土地流转面积15000亩，占耕地面积的3.5%。

二、土地流转的主要特点

目前，我区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特点是。1.流转形式多样。具体有转包、租赁、转让等流转形式。2.经营范围多样。土地流转经营范围已从二轮承包之初以种植粮油为主，逐步扩大到水产养殖、花卉苗木、畜禽养殖、现代农业（包含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区等等。3.经营主体多样。有农业龙头企业、工商企业主及种粮承包大户等。4.流转效益明显提升。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全区实现了土地利用的合理配置，不仅涌现了大量的农业种养大户，增强了我镇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竞争力，而且使全镇的土地集约化经营和农业的规模化发展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农业产业结构日趋优化。同时，土地的流转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及时地补充了全区工业及三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村现代化的进程明显加快。

自2009年我区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土地流转规范性政策。首先，严格按照“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规范有序地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保障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规范农村土地利益关系。其次，2009年我区成立了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无偿为当地农村的土地流转提供政策指导、业务咨询、协调服务和监督管理，以进一步完善全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努力实现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

三、主要做法

1．成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对流转双方提供统一合同范本，组织供需双方谈判，指导签订流转合同等工作，为供需双方搭建流转桥梁；

2．承担土地流转业务指导，为流转双方提供服务和法律、法规及政策咨询，对发生的土地流转纠纷进行调解处理或向上级部门申请仲裁等协调服务；

3．对依托农业企业和合作组织、符合农业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扶持政策进行的土地流转，达到1000亩以上的，区财政将给予每亩一定的资金补助；

4．对发生土地流转以后进行设施农业建设的，优先享受各项设施农业扶持政策。

四、土地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多通过私下口头协议，将土地流转给邻居或亲属，没有签订合同，导致承包费兑现难而引发纠纷,难以解决。目前我区存在着这种农户间口头约定流转土地的现象。

2．对土地流转各项法律制度的宣传还不到位。有一部分老百姓旧习惯根深蒂固，承包土地流转困难，在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中，有的对土地眷恋还很深，宁愿造成土地荒芜也舍不得将土地流转出去。

3．耕地规模经营面积小，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由于责任制初期，大多数地方承包土地是按照高、中、低产田分类平均发包给农户的，导致面积小的地块多，难以成片，不利整治耕作，制约了种植业结构调整，也影响了规模经营农户的收入。

4．部分村干部对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认为土地流转是农户自己的事，应由农户和业主自由协商，对之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疏于管理。

5．部分土地难以恢复。土地流转后,部分土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如修建的圈舍、仓库、路及房屋等永久性公益设施难以恢复。

五、几点建议

1．提高认识，加大宣传。土地流转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是实现规模农业、效益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前提和基础。建立正常的农村土地次序不仅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而且影响到农业产业化进程，要大力宣传《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精神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教育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知法、懂法、用法。

2．培训土地流转工作人员。由于开展土地流转工作的工作人员，对土地流转认识还不够，对各方面政策了解还不够透彻，也会导致土地流转工作难进行，所以建议对涉及土地流转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使土地流转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3．要认真解决土地纠纷。土地纠纷是农民土地流转后的遗留问题，如果解决不到位，势必影响农民的积极性，从而影响整个土地流转工作。

土地流转知识篇5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流入城市，造成农地的大量荒废；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生活水平和知识水平的提高，农户“去农化”意识增强，进一步导致了农地的撂荒、弃耕。为促进农业发展，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率，必须开拓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新模式，促进流转的市场化。2014年3月在安徽省绩溪县推出了首款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电商化项目——“聚土地”，目前该项目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数量少，流转土地规模小。本研究通过对绩溪县农村地区农户家庭的调查获得有效问卷166份，然后运用spss17.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调查结果表明目前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电商化流转参与意愿度低，风险感知程度大，主要受到“流转后收益因子”、“电商交易因子”和“流转后土地质量因子”因素的影响。文章最后针对影响农户参与土地电商化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从农村管理制度和农村就业机制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以期推动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电商化流转，创新土地流转与经营方式。

关键词 ：土地流转；电商化流转；流转意愿；影响因素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模式显现众多的弊端。最明显的是土地细碎化与分散化程度严重、机械化程度低、弃耕土地面积大，农业种植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生产效率低。为解决上述问题，土地流转成为了最有效的途径。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土地流转逐步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模，流转方式也逐步多样化，从最初的“农户”+“农户”模式逐步发展到“农户”+“信托机构”+“农业企业”模式以及最新的土地电商化流转模式。由电商巨头阿里推出的“聚土地”项目将电子商务与土地流转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即“农户”+“合作社”+“电商企业”的土地电商化流转模式。

2014年3月阿里聚划算平台在安徽省绩溪县推出了首款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电商化项目——“聚土地”。根据“聚土地”的运作流程，农民将土地流转至电子商务公司名下，电子商务公司将土地交予当地合作社生产管理，淘宝用户通过网上预约，对土地产出作物进行认购。交易完成后，淘宝用户获得实际农作物产出；农户除获得土地租金外，参与项目生产环节还可获得工资。与3560名淘宝电商用户踊跃认购土地产出作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绩溪县农户对将自己承包到户的土地流转给电商公司持怀疑与观望态度，流转意愿并不强烈；截止到“聚土地”项目的认购全部结束，只有465亩农户耕地通过“聚土地”流转给电商公司①。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绩溪县农户不愿意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来流转土地呢？本研究拟从农户感知风险的角度，探讨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电商化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为土地电商化流转模式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对策借鉴。

1、问卷调查过程与信度检验

1.1 土地承包经营权电商化流转影响因素的获取

由于本研究是在新型土地流转方式“聚土地”电商化流转项目出现后对农户的流转意愿进行调研，因此，研究的立足点也就是农地电商流转项目施行地区的农户。首先从安徽省绩溪县农村地区随机邀请了8位户主用于生成问卷的条目。每个人被要求完成一份仅包含一个开放式问题的问卷，即：您认为哪些因素会影响您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电商化流转？我们共收集了55个条目(包含重复条目)，平均每人给出6.875个。然后分别独立地对这55个条目进行合并归类，并参照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讨论，对条目进行增加与删除。最后共确定了10个题项，如“担心将土地转让给电商公司后不能如期收到转让金”、“担心电商化流转使流转次数增多，土地承包权难以收回”等。本次研究采用的是Likert五分量表，划分为完全不同意、有点不同意、一般、有点同意、完全同意五个量级，分值依次从1分到5分。

1.2 调查对象和数据收集

笔者于2014年9月对安徽绩溪县农户进行了为期10天的入户调查。调查地点是绩溪瀛洲镇仁里村和伏岭镇龙川村、湖村，该地是国内目前第一批实施土地流转电商化的村镇。瀛洲镇总户数2992户，总人口9731人，其中农业人口9382人，全镇有耕地7605亩；伏岭镇耕地14145亩，总人口21232人，总户数6164户。两地通过电商化流转的土地只有465亩，仅占比2.14%。本次调查共发放220份问卷，其中回收的有效问卷166份，有效回收率达到了75.45%，调查结果令人比较满意。

1.3 问卷的信度检验

本研究应用S P S S 1 7 . 0 对所得的1 6 6 份问卷进行了总体信度检验， 其Cronbach´sα信度系数为0.765，说明问卷整体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因此，依据该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是可信的，基于问卷进行的数据统计分析结果也是比较可靠的。对这10个观察变量进行KMO检验，结果判断样本充足性的检验系数KMO检验值为0.831，并且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822.870，其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

2、实证结果和分析

2.1 样本个体特征描述性统计

在166户样本农户中，愿意进行电商化农地流转的有47户，占比28.31%；而不愿意（包括观望的农户）的却有119户，占比71.69%。愿意进行电商化流转的农户明显少于不愿意进行电商化流转的农户。户主年龄介于41－50岁之间的占63.51%，平均年龄是47岁。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务农的有97户，占比58.43%，剩下的41.57%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源是务工和个体经营。户主受教育年限一般在9年以下，占79.74%。为了解农户对“聚土地”项目的认知程度，本研究一共设置了五个关于土地电商化流转的常识判断题，包括“土地的电商化流转就是把土地卖给电商公司”、“目前土地电商化流转已在全国范围施行”等对农户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只有11.49%共20个农户知道“聚土地”电商化农地流转项目，而且大部分都是农村合作社的村级干部。

2.2 影响因素的变量选择与特征分析

在调查时，绩溪县三个村的农户被要求按照对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电商化流转意愿的因素认可程度高低进行打分。调查的变量及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10个因素的均值都大于3，说明调查问卷所列因素确为影响农户土地电商化流转意愿的因素。其中“担心土地流转给电商公司后不能如期收到转让金”排首位，排第2位的是“担心电商化流转使流转次数增多，土地承包权难以收回”，排在第3位的是“我对承包土地的电商公司感到很陌生，很不放心”，排在第4位的是“担心电商化流转后土地肥力变弱，产出性能下降”。也就是说，农户对这4个影响其土地电商化流转意愿因素的认同度较高。

调查结果表明有83.4%（共计138个）的农户非常担心将土地流转给电商公司后不能如期收到转让金，这主要是由于在农村地区本身就大量存在“欠债不还”或是“延迟还债”的现象，让农户对电商公司及时支付土地流转收益的能力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与担忧。共计126位农户非常担心随着土地的电商化流转，土地流转的次数增加，土地承包经营权难收回，这主要是由于流转次数的增加导致交易环节增加，逆向回收难度大。109位农户对承包土地的电商公司感到非常陌生和不放心，其中有64.6%的农户有把农地转让给当地种植大户的经验，为减少流转土地的风险，他们更愿意把土地流转给之前有过交易的种植大户而不愿意参加土地的电商化流转。104位农户非常担心经过电商化流转的土地肥力会变弱，产出能力会下降，这主要是担心土地电商化流转的承包者只关注土地的短期收益，过度的使用土地，使土质恶化甚至受到污染，而将土地恢复工作完全交给农户，所以农户对流转后收回的土地质量的问题还是十分担忧。

3、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法提取因子进行因子分析，分析结果如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 3 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62.488%，说明这3个因子对10个变量具有62.488%的解释能力，效果比较明显。然后对因子进行旋转，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结果如表3所示。

其中“担心土地流转给电商公司后不能如期收到转让金”、“担心电商化流转使流转次数增多，土地承包权难以收回”、“担心土地流转后我可能会找不到如意的工作，收入会下降”、“担心电商化流转后，土地再被征收的补偿收益得不到保障”、“担心电商化流转后食物支出会增加”5项指标对因子F1的载荷值较高。其中“担心土地流转给电商公司后不能如期收到转让金”的调查得分均值达到了4.59，是农户参与土地电商化流转意愿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些指标均与农户土地电商化流转所获收益有关，所以将其命名为“转让后收益因子”。

“我对承包土地的电商公司感到很陌生，很不放心”、“担心土地流转中与电商公司发生的纠纷得不到及时公正的处理”和“担心流转后对土地的依赖性减少，我可能会焦虑不安”对因子F2的载荷值较高，其调查得分均值分别是4.27、3.82和3.62，其中“我对承包土地的电商公司感到很陌生，很不放心”是影响农户土地电商化流转意愿的重要因素。上述三个因素都是进行电商化交易带来的风险，所以将其命名为“电商交易因子”。

“ 担心电商化流转后土地肥力变弱，产出性能下降”和“担心收回土地后土地的配套设施需要自己再投资才能再次耕种”对因子F3的载荷值较高，其调查得分均值分别是4.02和3.48，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户的土地电商化流转意愿。这两个因素都与流转后土地质量有关，所以将其命名为“流转后土地质量因子”。

4、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1）从调查结果来看，目前农户对“聚土地”土地电商化流转模式的认知程度较浅，虽然有28.31%农户愿意参与土地的电商化流转，但整体上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电商化流转的意愿弱，大部分农户对该项目尚处于观望状态，这是导致土地电商化流转规模小的主要原因。

（2）影响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电商化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担心土地流转给电商公司后不能如期收到转让金”、“担心电商化流转使流转次数增多，土地承包权难以收回”、“担心土地流转后我可能会找不到如意的工作，收入会下降”、“担心电商化流转后，土地再被征收的补偿收益得不到保障”、“担心电商化流转后食物支出会增加”、“我对承包土地的电商公司感到很陌生，很不放心”、“担心土地流转中与电商公司发生的纠纷得不到及时公正的处理”、“担心流转后对土地的依赖性减少，我可能会焦虑不安”、“担心电商化流转后土地肥力变弱，产出性能下降”、“担心收回土地后土地的配套设施需要自己再投资才能再次耕种”等10个因素，可以划分为“转让后收益因子”、“电商交易因子”和“流转后土地质量因子”，三个主要因子在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电商化流转意愿影响中累计贡献62.488%。农户对土地电商化流转收益、高技术水平的电子商务交易和土地质量的担心，导致了农户新型土地流转模式参与度低。

4.2 对策建议

（1）提高农户“聚土地”项目涉入程度，降低农户的风险感知水平基于以上调查，农户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电商化流转”陌生感很强，产生了流转后收益损失、电商交易和流转后土地质量方面的风险感知。为培养农户的土地流转意识，提高农户对电商化农地流转的意愿，电子商务公司和当地政府应该进行协商，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方式提高农户对该新型农地流转方式的了解，增强农户对“聚土地”项目的涉入程度。此外，对农户进行电商化流转的操作培训，以增强农户流转土地的收益和安全感知，弱化农户的风险感知。

（2）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机制，提高非农收入水平

鉴于农业收入水平在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中的重要性，当地政府应该健全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制，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和电商企业合作，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根据绩溪县的实际情况，政府采取措施拓宽劳务输出渠道，建立劳务输出平台，为农户解决就业难的问题。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术、技能培训，搞好信息服务、政策服务、法律服务和组织管理，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条件，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必要条件和有效空间。

（3）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增强地权的稳定性

要增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降低农户农地电商化流转的风险感知，增加农户对农地稳定性的心理预期，当地政府应当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明确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首先，完善农地产权制度，不仅要规定土地承包权的期限性，还要承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权性质，提高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谈判地位和博弈能力。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信启、采集和平台，在乡(镇)建立固定土地流转服务中心，鼓励农户在乡(镇)服务中心或村服务站为土地经营权流转进行公开交易，负责土地流转供求登记、信息、法律政策咨询、流转电商化操作等服务，不断规范市场交易规则。最后，要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档案管理制度，对参与流转的各类土地，都要按宗建档，流转土地的每宗合同或协议书，都要交一份到乡镇政府，纳入乡镇农业承包合同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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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徐美银，陆彩兰，陈国波.发达地区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江苏的566户样本[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07):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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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知识篇6

对于产权的内涵，制度学派认为产权是一束权利，其中包含3种产权面向：控制权、收益权、处分权。完整的产权具有排他性（exclusivity）和可转移性（alienability）的特性[8]。BruceG.CarruthersandLauraAriovich从社会学嵌入性视角出发进行修正，认为产权有5个维度：第一，产权的客体（whatcanbeowned），有形之物或无形之物成为财产的社会性，比如人成为财产，知识成为财产的历史性；第二，产权的主体（whocanown），自然人还是公司，本国人还是外国人、男性还是女性，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规定；第三，财产的控制（whatcanbedonewithit），比如不同社会对于土地的权利各不相同，有的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有的拥有使用权，一些权利的获得需要不同的资格；第四，权利的保障（howpropertyrulesaremaintained），是通过国家的法律还是通过地方非正式传统规范等；第五，让渡方式（howpropertymovesbetweendifferentowners），是通过市场还是亲属继承；产权的继承，是由长子还是次子、男性还是女性等等[9]。上述5个维度都是一定历史、国家、法律、政治环境下所形成的。以知识产权为例，我国传统社会人们认为，智力成果来自于上天的恩赐，可以随意使用。我国没有知识产权传统与此密切相关，并导致人们随意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与之相反的是，西方社会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将专利作为产权来加以保护，可见，对某物或某项权利的产权制度，要结合一定社会文化进行分析。这些分析给予我们深刻启发，产权本质上存在着被社会要素所制约的可能。基于此，本文提出在土地流转中应该引入“嵌入性”框架，考虑土地流转中所涉各种社会性的影响机制。

2土地流转的影响机制分析

国家、市场机制、地方性制度（地方家族主义、权力网络）是许多学者用来分析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发展与变迁的主要解释框架，而这3个因素也构成了土地产权“镶嵌”的社会背景，从根本上影响着土地流转的进行。

2.1国家要素

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创设，1949年以来，由于国家在组织领导土地运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把自己的意志注入了农民私有产权之中，这种“路径相关”，就使得国家可以依其意志调整产权，建立符合其意识形态的集体产权制度。当然，国家的引入非常容易导致农民所有权的残缺[10]，其实质是国家拥有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表达。从国家创设的法律分析，《物权法》第125条规定，土地经营权人可以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中央2001年18号文件也明确指出：“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户流转土地，也不得阻碍农户依法流转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也明文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是国家并未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宪法中依旧保留了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权，拥有比所有权人更大的控制权，这使得农村土地权利拥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稳定，从而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11]。国家要素的另一体现是国家科层体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现有的政治体系使地方政府有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上级任务的政治压力，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实施土地流转的政策与任务。但是，中央政府和政策决策过程的稳定制度安排从来就存在着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别。一个基本的观察是，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是铁板一块，中国改革时期的政治逻辑表现在政府各部门间多种利益间的平衡、妥协和达成一致，体现了一种渐进而不是跳跃式的改革道路。因此，国家政策的决定和推行是在各个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下实现的。在一定的政策条件下，当国家与地方政府目标并不一致时，地方政府可以凭借其国家人角色，假借国家政策，使其偏离国家目标。比如国家希望土地流转实现土地利用集约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而有的地方政府把这一目标形式主义化，缺乏为民增收的考虑，甚至侵犯农民权益。

2.2地方性制度

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这是当前土地流转政策的愿景。而事实上，制度经济学产权观念源自于西方个体主义传统，与我国乡村社会建立在地方化的家族主义、村落共同体意识上的产权观念并不一致。我国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建立在亲缘、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家族主义传统至今发挥影响，缺乏个体主义存在的空间。Schurmann指出，在这样的家族主义传统下，中国人在宗族观念下的土地观念，比如家财共有制、先买权的设定、典权的设定、找价、回赎权等等，都使土地无法私有化和自由转让，只有生产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12]。此外，传统社会中对于田底、田面权的分割、永典权的设定，与制度学派的产权观念明显大异其趣。因此，当产权制度移入我国时，就会受到传统主义的制约。此外，由于法律对集体产权主体的模糊设定，使土地的经营权基本上表现为社区成员权资格的获得。所谓成员权，即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由于成员权的存在，每当一个新的合法成员进入村庄时，他都有从他人那里分得一份土地的权利，而每当一个成员离开村庄时，其他人享有将其土地平分的权利。而什么样的个体拥有成员权资格，又深受家族主义、社区派性等因素的影响。如蒋省三等[12]观察的一些现象：一是已弃耕的外出务工人员认为自己拥有本地户口，理所当然有权重新索回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小城镇落户者，其认为虽然户口不在村，但是祖辈住在村里，主要家族都在村里，有权回村要求承包地。再比如出嫁、嫁入的女人，也存在着土地的纷争。这些现象反映了成员权的灵活性，同时也是土地流转的一种障碍。由于社区成员资格的派性，阻碍了有受让意愿的非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进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真正作为交易的财产进入市场而自由转让，因此，这种转让不是市场机制下真正意义的资源流动。另外，乡村权力网络也影响土地流转。集体化时代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发挥原来大队功能的村委会和村干部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言人，拥有比农民更大的土地控制权。当然，由于其介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色，村委会（大队）干部角色也表现出复杂性，既有道德层面，又利用这种权力获得好处。一些地区的土地流转中引发的，就是村委会在收回承包地过程中，出现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此外，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一法律形式，给予村集体类似于土地所有者的法人地位，而这种权利又天然的集中于干部手中，这也使干部有了主导土地流转行为的最合理支持，当干部向营利型经纪人的方向转变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干部伤害农户土地利益的事件。

2.3市场机制

经济学认为，西方自由主义范式通常被认为是解决制度失效的灵丹妙药。在这种范式中，经济行为与政治、法律等领域分离，商品也仅仅是个人的财产，不用牵涉到任何的亲属或依附性群体。这些观念对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土地进入市场，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匿名的关系。而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土地往往具有不可让渡性，体现更多的是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比如，Freedman强调土地作为中国宗族的存在与延续的经济价值，为了保证宗族团结，往往设置族田、公田，增加共有财产，避免土地流出社区，降低宗族的实力[13]。Schurmann则认为，我国传统社会强调孝顺，鼓励祖先崇拜来加强祖产与家族之间的关系，确保土地在近亲的范围内延续下去，共同避免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兴起，以及大家族的解体。也因为如此，土地也具有了社会意义。无论是经济意义的强调，还是社会意义的强调，乡村社会对土地交易的慎重与过度市场化的限制是其共同点。当然，将土地保留在社区内部，也是道义经济的体现。集体化以来，土地所有权留在集体，按人口均分经营权，其实质是防止土地兼并，同样具有规避风险的意义。而这一考虑，当然也会内在地限制土地市场的形成，对于土地规模经营往往产生负面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还受到地区特征的影响。由于各地市场传统、地理区位与社会结构各不一致，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效果也各不相同。在东部地区，因其商业传统及市场中心的地位，土地流转市场也较为发达；而在一些远离经济中心，社区主义传统强势的地区，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土地流转就会受到制约，比如乡村地方非正式的限制会影响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村干部推动土地规模经营、通过宗族选择交易对象，通过“找价”传统寻求增值收益的合理性等等。这一点从农村土地流转调查课题组对江苏南通石港与江西贑中高滕镇的调查比较中就能看出。石港地处经济发达的江南，有悠久的市场传统，土地市场发育完善，土地流转出村落的情况较多，竞价激烈，合同效力很大，往往可以达每公顷15000元的年价。而地处赣中偏僻的高滕镇，宗族意识较强，土地流转往往在村内实现，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流转，只能由地方政府或村委会来推动，签订的合同也有熟人社会的特点，价格体现的市场意义不大，最高每年每公顷3750元，在土地增值时，承包者往往会抛开合同，要求涨价。通过对这3种社会性因素的分析来探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所涉及的产权逻辑：（1）具有物权特征的土地经营权的历史性。土地经营权能够作为流转的主体，是国家意识形态性与法律设计的后果，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国家（政府）可以剥夺；（2）权利主体的模糊性。国家法律并未清晰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具体构成，这给予地方性非正式制度解释的空间；（3）权利分割的多元性。法律明确规定农户的经营权，但是并未明晰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这种模糊性使利益相关者如何分割收益权、控制权、让渡权，要依赖社会性制度；（4）权利实现的双重性。国家是权利实现的重要手段，通过颁布法律来实现权利的保护，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对实现权利的保护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让渡权利的多样性，以及价格机制的多样性。市场是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但是地方渠道也可以实现土地的流转，要根据所处区位、经济传统、地方社会形态来看待不同的让渡方式与特点。

3结论

在具有浓厚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中，土地流转不仅仅是一种市场行为，不仅仅只受经济规律的影响。它也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进行，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流转人和被流转人之间仍然还有一个相连接的纽带。同时，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土地产权是“残缺”和“模糊”的，导致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虚置，土地核心处分权缺位，交易受限，农民的土地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等问题，这也为乡村各种社会性因素的介入提供弹性空间。因此，笔者从产权社会学视角出发，认为单单依靠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市场机制来讨论土地流转，脱离产权运作的社会环境的分析是不完全的，唯有加入地方制度分析，考虑国家、市场、地方性制度的互动关系和影响过程，全方位地看待土地流转这一经济现象，才能更清晰地解释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从而为解决土地流转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土地流转知识篇7

一、在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1.财务管理人员素质偏低

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与发展，财务管理人员的素质无疑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财务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着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同时，财务管理工作对于管理人员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有的财务管理人员大多是会计人员，掌握基本的财会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缺乏财务管理方面的知识，不能同时应付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的关系。甚至有些财会人员凭关系上岗，没有经过专门的知识培训，也没有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在工作中，连最起码的账务都不懂，更别说财务管理方面的工作，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流转程序、手续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一是双方未按法律规定的程度签订合同，双方的意愿、合理要求未能及时协调解决，引起纠纷不能得到有效的方式解决。二是部分流转协议条款不齐全，双方权利义务不够明确，合同未能鉴证和公证，一旦遇上天灾或承租人故意赖账，民事纠纷便由此引发。

2.村组(自然村)财务管理混乱。

表现在签字手续不到位，报销手续不严格。有的村由村主任一人签字，就可报账；有的村打张白条都可以从保管手里领钱；有的村小组的资金存款由一个人掌管，经常出现私自挪用情况发生，甚至出现因保管人员突然死亡，其家属不认账的现象发生。另外，部分村报账员财务管理知识欠缺，对一些财务术语、账面项目都不能理解，更容易产生财务管理上的漏洞。

3.对土地分配政策理解有偏差。政策规定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在一些村社集体没有机动地或所留机动地较少，而人员发生变化又较大的情况下，由于不能及时调整承包地，个别地方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许多人思想上还有土地分配平均化的思维定势，即人口增加就要求分配给承包地，人口减少承包地就要退包，对土地分配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因而有的在获得转包、租赁和代耕的土地后就视为己有，不履行事前的约定，从而使有的人宁愿让土地闲置也不让其流转，他们怕流出后不能再取得土地收益。

4.缺乏流转的服务组织。目前是事前信息无人收集，事中无人提供服务，事后无机构监管，有的档案资料都没人管理。要真正准确说出一个市、一个区、一个镇、甚至一个村社的土地流转情况还不是没有困难，还存在统计+估计的情况，实际是土地流转还没真正“走”起来。

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的思考

1.加强培训，提高基层干部和村会计及合同管理人员、镇乡合同管理人员的政策水平和业务素质。要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镇乡、村干部及合同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政策水平。特别是在组织、发包、指导合同签订、解决合同纠纷等问题中做到依法办事，按政策规章办事，促使土地流转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

2.把握原则，指导土地合法流转。一是坚持依法流转的原则，土地流转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央的政策进行，不得违背“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二是坚持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农户是土地承包和流转的主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或阻止承包方进行土地流转，同时要注意兼顾转入方与转出方两者的利益。三是坚持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用途的原则。流转后的土地仍归农村集体所有，承包经营者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四是坚持承包期限内流转的原则。不论采取何种方式流转，其流转的期限都不得超过原承包合同规定的承包期限。

3.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各级政府应当在开展土地流转工作的过程中，积极推进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采取“三个一点”，既政府、失地农民、土地受让方各拿一点的方式，为失地农民建立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同时要尽快建立适合于我县的农村就业、养老保险、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逐步改变农民靠田吃饭，对土地依赖程度很高的状况。

4.健全制度，促进土地规范流转。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土地流转管理制度等。一要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坚持农户申请，选择对象，双方协商，集体协调，签订合同，乡镇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机构和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备案。二是规范土地流转合同。土地流转合同要明确流转的形式、流转土地的数量、质量、年限、用途、流转费与复耕费的标准及支付方式、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期满后地上附着物的归属、违约责任等。三是规范土地流转行为。要按照有关政策，积极做好土地流转的管理与服务，对土地流转的具体内容要进行审查、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强迫农户流转土地。

5.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是基层干部和老百姓反映最强烈最突出的问题，同样是农村土地流转最基础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直接制约土地流转的推进。同时要把推进土地流转与促进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用农业产业化的规划去引导土地流转，打破村与村、乡与乡的界限，跨地域发展大规模的农业产业，引导土地规模经营业主互相联手，形成最大化的规模效应，打造跨县跨市的农业经济优势板块，提高农业经济运行质量，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土地流转知识篇8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农民权益；权益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土地流转的日渐增多，关于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护的研究越来越丰富。早在2004年，余新民、丁家钟就提出了规范土地流转和维护农民权益的建议 [1] 。徐元明认为，农村土地流转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村土地流转涉及非农建设用地的土地流转、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农业建设中土地规模经营涉及的土地流转以及农村居民点建设中的农民宅基地流转。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情况 [2]。马茹萍认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缺失主要表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缺位、政府与农民争利、农民失去了务农收入和农民失去最低人权保障几个方面 [3]。

对于造成农民权益受损的原因，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由于土地流转与土地流转管理的相关法律制度还不完善造成的，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土地流转非市场化，土地价格严重扭曲，不能体现土地的价值，同时政府职能越位，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难以实现等共同导致了农民权益受损。对于如何维护农民权益，概括起来有三种思路，第一种是要建立健全各项制度[4]，第二种认为应该强化法律的作用[5]，第三种认为应该减少行政干预采取市场化的手段[6]。www.133229.COm

总体来看，学者们总结了中国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受到损害的类型以及造成损害的原因，还对如何保护农民权益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对于问题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理论上加以阐释，不能完全反映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的全貌。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选取不同区域的样本进行分析，希冀能较全面的反映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保护问题。

二、调查地域与方法

本文的调查数据来源于江苏省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研究——基于苏南、苏中、苏北农村的调查与比较》，该项目由苏州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完成。2010年7—8月，项目组选择苏州、南通、宿迁进行了调查，三市分属苏南、苏中、苏北，区位条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群众富裕程度以及群众对于土地的观念的差别都很大，在江苏有比较突出的代表性。这次调查采取偶遇抽样（方便抽样）的方法发放问卷共500份，实际有效调查问卷为466份，本文研究以这些比较完整的466份的调查问卷为基础。

三、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护总体状况

本次调查针对土地流转前、土地流转中、土地流转后三个时间段设置了十余个问题，较全面反映了土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问题。

1.关于土地流转方式。在受调查者中，大部分农户是在集体的劝说下将土地转给种植大户耕种，占总数的40.7%，其次是政府征用土地，占总数的23.7%，在农户之间私下流转的情况也很常见，占总数的21.3%。总体来说，农民自愿将土地流转给企业或种植大户的人不多，分别为6.2%和8%。

2.关于土地流转后的谋生方式。土地流转后大多数农户选择务工，在当地企业上班或外出打工，占59.38%，但是部分农民失地等于失业，靠补偿金生活，占11.46%；再就是为种植大户做帮工的，占11.46%，也有自己创业开厂、进行个体经营的，占9.58%，部分农民的土地并没有完全流转，仍然在种自己家剩余的田地，占5.63%。

3.关于土地流转的决定方式。对于开展土地流转的决策过程，除了5个人没有回答外，近40%的人不清楚，6.9%的为私下流转，16.7%的人表示经过民主决策，22.1%的人说未经民主决策，还有14.3%的人指出是政府要求村集体这么做的。

4.关于流转目的认知。因为青壮年外出工作或求学，老人无力耕种而致使土地无人耕作的比例最高，达32.7%，其次是迫于集体或者政府的政策被迫流转的，占17.9%，再次就是迫于集体压力而不得不流转的，占14.2%，因流转后土地获得的收益比原先自己种地多的，占11.2%，另外，也有10%的人存在从众行为。

5.关于补偿满意度。大多数农户对于补偿还是比较满意的，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共占66.4%，比较不满意的，占21.2%，非常不满意的，占8.4%，还有4%的人没有评价。

6.关于土地定价。对于土地流转的定价方式，34.4%的农户表示是由双方协商定价，自愿流转，30.3%的被调查者表示由集体定价，集体流转，10.8%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府定价，而由集体流转。但是也有相当大比例的人不知道土地价格是如何确定的，操作是如何进行的，占总数的23.6%。

7.关于土地流转后收入。关于土地流转后农户收入的变化，大部分农户表示收入差不多，没有太大的波动，占43.8%，增多和明显增多的占37.6%，收入稍微减少的占15.5%，大幅度减少的为3.1%。总的说来，收入增多和没有大波动的占81.4%，总体情况较好。

8.关于补偿金发放。关于补偿金的发放问题，绝大多数是能按时发放的，占77.8%，加上稍微拖延的，达95.2%，经常拖延不能忍受的只是部分现象，占4.8%，只是部分地区的问题。

9.关于土地政策的了解程度。调查农户关于土地政策的了解程度，68.2%的农户表示自己平时不太关注这类信息，集体怎么说就怎么做，27.3%的农户表示自己有所了解，多是通过媒体获知，由集体宣传得到信息的只占3.9%，而特别关注此类信息的人比例非常小，不到0.1%。

10.关于纠纷处理方法。关于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问题后的处理方法，66.8%的农户选择通过村委会解决，其次是通过合同进行协商，占13.7%，通过上访和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都只占6.5%，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有4.1%，其余的选项人数较少，不足0.1%。

11.关于合同制定。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时签订的合同起草问题，24.3%的农户参与了起草，但大部分农户未参加起草，占59%，完全不知情的也有16.6%。

四、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1.农民缺位现象突出。农民是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的主体，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农民对承包的土地享有自主的流转权。然而，由于农民对政策了解不多，难以正确评估土地预期价值，导致在土地流转的实际操作中，主要依靠政府和村委会推动。土地流转的方式、流转的程序、流入方等都由政府和村委会选择与决定，农民被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无法主导土地流转过程，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导致农民自身的参与性和积极性都不高，合法权益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

2.配套政策不完善。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收入波动较小，大部分农民能够获得与流转之前相当或者更多的收入，这与一些研究中得出的土地流转导致农民收入降低的结论并不完全吻合。其原因不难解释，主要是由于农民的主要收入不再依靠土地取得，土地在农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下降。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土地流转的必要性，农民对土地失去眷恋，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率；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在现有城乡差距依然很大的状况下，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倘若不能融入城市，就只能回到农村，如果此时土地已经流转出去而社会保障体系尚未能完全跟上，就有可能激化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会危及社会稳定。

3.流转合同不规范。农民对于流转合同的参与度低，大部分农民们有参与合同的制定，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对合同完全不知情。而且，很多农民对合同的认知仅停留在“别人让签就签了”上，不能认识到合同对于双方的约束性作用，农民对自身的权利、义务界定不明，一旦发生纠纷，调解难度很大。

五、对策与建议

1.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土地更多地作为农民福利的主要的保障，土地流转出去之后，农民失去了土地的使用权也就失去了保障。要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土地流转，必须解决土地转出农户的后顾之忧，逐步弱化土地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功能，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农村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以及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

2.建立实质性的土地流转管理机构。为提高土地流转运作效率、保护农民利益，应建立土地流转管理机构。机构履行土地流转工作宣传，贯彻落实土地流转政策，指导、监督土地流转行为，对土地流转中出现的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要坚决予以打击，规范土地流转过程，尤其是要重视土地流转中合同签订情况，建立土地流转合同备案制度，确保土地流转能合法进行。

3.发展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土地流转与一般的商品交易不同，运作过程比较复杂，涉及评估、谈判、签约、登记等多个环节，要求具有专业知识的中间人去规范操作，农民一般缺乏专业知识，在交易过程中往往不能正确估价土地，造成流转价格偏低等现象出现。因此要大力发展土地流转咨询、预测、资产评估、土地托管等各类市场中介服务组织，并完善相关中介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土地高效、公开、公平、快速流转，通过市场竞争的手段，保护农民的权益不致受到侵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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