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管理法案例范文
时间：2023-11-21 17:41:00
土地管理法案例范文第1篇
笔者在2010年5月至9月份,就美国地方政府对土地的管理问题,先后对马萨诸塞州的Cohasset镇、马里兰州的HfJward县、得克萨斯州的Houston市、伊利诺伊州的carhondale市和纽约州的sullivan县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考察中,笔者与当地政府的土地规划和管理部门的官员进行了交流,收集了大量美国地方政府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划图,实地考察了一些规划案例。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笔者大致勾画出美国地方政府对土地管理的基本轮廓。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美国土地管理的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美国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但是,在对土地的规划和管理方面,地方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往往大于私人的财产权。这不是说,地方政府可以剥夺私人财产权或者像中国一些地方政府那样,直接去征用土地,而是说,美国地方政府在维护土地的自然属性方面,在保护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可以通过地方立法,去限制私人或者公司对其拥有的土地不当开发,防止造成对当地自然环境、文化和历史传统的破坏。
“分区制(Zoning)”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地方政府进行土地管理的基本方法,是地方政府在土地规划和管理的实践中,通过批准一块土地具有与另一块土地不同的用途,并用地图表示出来而形成的。这种方法既可以确定土地的不同用途,也可以规范一个区域内土地开发和建设的性质和范围。由此可以看出,“分区制”土地管理制度不涉及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它所规范的主要是土地的使用权。
“分区制”的由来及其变化
美国第一个综合分区制土地管理的法律,产生于1916年的纽约市。1916年,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下城建造了一栋“公平大厦”。这栋大厦不仅高度超过了相邻的建筑,占据了自己土地所有权边界内的所有陆地面积,而且影响了相邻建筑的采光,由此在纽约市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次讨论的结果,在美国历史上产生了第一部综合性的分区制土地管理法律。这部由爱德华・巴塞特律师领导的委员会提出的法律,不仅从此规范了纽约市的土地管理,而且他们制定的《分区土地管理标准法案》,还在1924年为美国联邦政府商务部所采纳和,成为美国其他地方政府制定土地管理法的范本,由此巴塞特被尊称为“分区制土地管理法的创始人”。
纽约市将城市分为3个主要功能区:居民区(R),商业区(C),工业区(M)。这3个功能区内部又进一步划分为低密度、中密度和高密度的居民区、商业区和工业区。任何一个区都可以因为特别的目的来改变区划的某些性质,以满足居民生活的需要。例如,规划为居民区的一些街道也可以有为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的零售商业区。这些调整是由区划内的行政组织来实施的。
1926年发生的一起土地使用纠纷案,由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了地方政府对土地的分区管理,从而在宪法层次上,首次确认了分区制土地管理的合法性。20世纪20年代,安博勒房产公司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郊区的欧几里德镇拥有68英亩土地,该公司准备对这些土地进行工业开发。但是当地政府已经在几年前制定并通过了分区制土地管理的法律,确定这些土地不能用于工业目的,当地居民也认为这样的土地开发,将影响欧几里德镇原有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自己的生活。当地政府根据分区制土地管理法否决了安博勒房产公司的开发计划。由此,安博勒房产公司将欧几里德地方政府告上了法庭,认为当地政府的裁决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关于“不能将私人财产在没有进行补偿的情况下用于公共目的”的条款,使他们拥有的土地价值降低了,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要求得到地方政府的赔偿。虽然基层法院支持了安博勒房产公司的诉讼请求,但1926年联邦最高法院纠正了基层法院的判决,认为地方政府分区制土地管理法符合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关于“平等保护”的条款,而且安博勒房产公司也没有明确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拥有的土地价值贬值了,并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
这是美国历史上关于分区制土地管理的一个里程碑,也是至今为止提交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最后一起重要的分区制土地管理案例。从此以后,美国没有类似的案例再度发生。尽管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民权倡导者指出,分区制土地管理法排斥低收入家庭和歧视少数民族,因而这种制度是违宪的。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是既支持分区制土地管理法,也保护私有财产所有者的权利。在历史上,法院一般将私有财产权与民权区分开来,并认为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
美国地方政府制定的分区制土地管理法律,是政府与社区合作的结果。而改变土地的功能也必须与民众协商,通过立法来实现。这一点也叫“规则的底线”:就是地方政府、居民团体、民间组织、开发商共同协商来完成。不仅需要符合实际情况,还要公开公正透明。
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当地议会规定,改变分区制土地用途需要土地开发商履行自荐义务,但开发项目能否批准要由大克利夫兰地区的居民实行全民公决来决定。在1971～1972年,库亚洪嘎(Cuyahoga)县内21个地方政府通过了改变土地用途要举行全民公决的法律。这就使民众有了直接控制土地使用的权力,可以拒绝不受欢迎的土地开发,从而保护当地社区的生活质量和保护环境不受破坏。例如,在斯状斯维尔市(Strongsvine),
从1971～1977年,居民拒绝了要求将单户住宅区改变为多户住宅区11项申请中的10项。在同一时期,大克利夫兰地区,要求建设多户住宅区的15项申请,只有l项获得了通过。另外要求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28项申请,只有两项通过了全民公决。
以上事实,一方面说明社区居民在土地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在保护私人财产与保护区域特色之间,分区制土地管理将成为地方政治和经济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事实上,美国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也是在保持一种平衡:法院既要保护私人的土地财产权,也要保护社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传统,通过案件的审理使双方都能在自己的权力边界内行使权利,避免超越相互制约的平衡点。
政府作用和民众参与
可以说,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就不会有地方政府对土地管理的主导权。地方政府在土地管理和开发中,充当着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者、开发商和居民关系的仲裁者的角色。它是裁判员,不是运动员。政府是不参与土地买卖和征收活动的。即使在地方经济开发中,政府也只是规划者和引导者,并不是投资者和建设者。
但是,要想使政府切实履行好这样的职责,民众的参与和监督就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参与不仅在土地管理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存在,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存在,也在法律的修改过程和政府关于土地的决策过程中存在。
在马里兰州的豪伍德县,分区制土地管理法就规定当地土地开发决策过程中民众参与的具体途径。
首先,当土地所有者计划对自己拥有的土地进行商业开发前,他有法律义务召开有社区居民参加的会议,征求社区居民对拟开发项目的意见。
然后在此基础上,将土地开发计划提交当地议会和政府行政部门进行审查。这个审查过程最长为45天,并根据居民和议员的意见进行修改补充。
修改形成的方案要求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时间是3～4个星期。这期间居民可以通过书信、电子邮件和打电话等形式,反映自己的意见。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开发计划,由当地政府的规划部门召开公开听证会,听取公众的意见。同时,对拟开发土地进行分区制的土地规划调整,接受与此相关的道路、防洪管理、给排水等部门的审查,时间最长为60天。
从召开听证会开始,在120天内形成最终开发计划,土地所有者与开发商达成协议,签订合同。从召开听证会开始,在180天内完成政府对开发项目的审批。
美国中部伊利诺伊州南部的Carbondale市,有居民2.6万多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区,市内面积的35.8%为农业用地,自然保护地也占19.7%,两者相加达到了55.5%。其他如城乡居民区占地19.6%;城乡商业用地3.7%;工业用地3.6%;公共机构(包括大中小学校)用地13.6%;公园2.3%;未使用土地1.7%。
该市在制定分区制土地规划时,已经明确:在城区,主要搞好城市中心区的集中开发;在公路沿线的城区,主要开发单个住宅和联户住宅,建好公路沿线的商业设施;在郊区,主要发展围绕主城区占地面积大的单户住宅;在农村地区,要保护好自然环境和农业用地,使绿荫环绕城市。
同时,该市为市民参与土地管理创造了多种渠道。这主要包括三个计划:一是公众沟通计划;二是内部沟通计划;三是公众参与计划。这三个计划的内容是部分重合的,以保证居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沟通。其中,最重要的是5个会议。
一是综合计划审查委员会的会议。该委员会由选举或者任命的政府官员和居民、商家、土地所有者的代表组成,与政府顾问定期举行会议。这种会议对所有市民开放,市民可以自由参加,会议举行时间提前在网站上公布,会议材料也在网站上下载。
二是利益相关者访谈。政府官员要与项目开发有关的居民、商家、土地所有者进行有针对性的访问,了解他们对项目计划和实施过程的意见。
三是社区座谈会。2009年3月26日召开的一次社区座谈会,政府官员就与居民集中讨论了Carbondale市的综合发展计划和实施步骤。这种形式的会议可以帮助政府官员收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更广泛地听取民众的意见。
四是市议会中期情况介绍会。2009年7月21日召开的市议会中期情况介绍会说明,市议会不仅是项目的批准机构,而且也是项目实施的主要参与者。
五是事先的研讨会。在2009年11月召开的这种会议上,当地政府的综合计划审查委员会、市议员、计划部门都被邀请参加,与市民一起讨论项目的土地管理,听取市民的反馈意见。会议通过分析还讨论了该市的中长期发展计划,会议的讨论结果则被吸收进政府正式的规划法案中。
土地管理法案例范文第2篇
汤某为了开办养殖厂 ， 于去年2月、10月先后与王坊镇杨林村、温泉村村民签订租地协议，从两村村民手中承租部分山岭。随后，汤某雇请挖掘机在山岭间施工，建设养殖厂房并修筑一条通往厂区的水泥路。
由于修路建厂对土地造成了破坏，汤某的行为被当地村民举报。林业行政执法部门下达了停止非法占用、毁坏林地通知书，并经鉴定，认定汤某共造成21.74亩公益林地被毁坏。
经当地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毁林办厂的汤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8万元。
《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非法占用农地罪的犯罪客观方面要件中，包括了对林地的大量毁坏。又《刑事案件立案追诉的标准的规定（一）》第一款第三项规定“非法占用林地十亩以上，应当立案追诉”，以及第三款规定“非法占用林地，改变林地用途，在非法占用的林地上建房……属于本条规定的‘造成林地大量破坏’”。
因此，本案中汤某在非法占用的林地上建设养殖厂房并修筑一条通往厂区的水泥路，造成21.74亩公益林地被毁坏的行为符合非法占用农地罪的构成要件，严重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对象，因此受到了《刑法》的处罚。做生意切忌被利益蒙蔽了双眼，触碰法律的底线。
2012年11月，徐某从艾某手中接手当地一沙场，合同约定为河道清淤挖沙。2013年5月，河道内的沙挖完后，徐某与当地农户达成口头协议，由徐某支付农户一定的费用，农户将其河边的农田交给徐某挖沙。之后，徐某在未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将农田里种植的白杨树砍伐后，用挖掘机将农田表层的泥沙混合层掀开，去表取沙后卖沙获利。
徐某的行为遭到举报。经当地国土勘测规划院现场勘测，徐某采沙所占农用地的面积为29.7亩，采沙场地土地分类为旱地28.36亩、林地1.34亩。经当地国土资源局对徐某非法占用的土地实地勘察后作出《关于耕地破坏程度的鉴定意见》，认定被非法占用的28.36亩耕地种植功能已完全丧失，面积较大并难以恢复，徐某非法占用耕地采沙的行为已导致耕地重度破坏。
法院经审理认为，徐某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土地并擅自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实施采沙活动，造成被占用土地种植条件重度破坏，数量较大并难以恢复，侵犯了国家的土地管理制度，其行为属于非法占用农用地。据此，判处徐某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
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同时，根据《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的标准的规定（一）〉的通知》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非法占用基本农地五亩以上或者基本农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应当立案追诉”。
在本案中，徐某在农用田进行采沙活动，造成了28.36亩耕地种植功能完全丧失，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国家土地管理制度，符合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构成要件，并且达到了追诉标准，因此应当受到《刑法》的处罚。为了一己私利，侵害国家土地管理制度，锒铛入狱，实在得不偿失！
2012年6月起，刘某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未经批准非法占用12.85亩农用地，并且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填铺沙石建造堆场用来堆放钢管等建材。
2013年5月8日，当地国土资源局对刘某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限其在15日内拆除新建设施，恢复土地原状，退回非法占用的集体土地。但刘某拒绝恢复土地原状，继续堆放建筑材料，致使该宗地地块硬化，土壤板结，耕作层遭到破坏，经勘测认定，其行为已造成其中12.82亩耕地种植条件严重毁坏。刘某被依法批准逮捕。
当地法院审理认为，刘某非法占用农用地，数量较大，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其行为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遂判处刘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其中，“数量较大”是指非法占用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在本案当中，刘某填铺沙石堆放建材造成了耕地种植条件的严重毁坏，并且在数量上达到12.82亩，依法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刘某如果能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时悬崖勒马，也不至于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既破坏了环境，又把自己“送进去”，只为了自己的那一点私利，值得吗？
2013年12月，刘某、罗某注册成立天宏城乡一体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2014年6月，该公司与当地白庙村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欲开工建设蔬菜大棚等项目。在没有获得国家相关职能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刘某、罗某指派工程施工人员于2014年7月14日开始在白庙村二组、三组基本农田上使用挖掘机、铲车等设备对土地进行挖掘、平整。2014年7月16日至7月20日期间，土地执法部门多次想要阻止二人的平整行为，并下发《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但刘某、罗某仍不管不顾强行施工，致使大量基本农田被毁坏。当地国土资源局对以上被毁坏基本农田鉴定如下：白庙村二组、三组被毁坏耕地共计36.15亩，其中严重毁坏耕地面积22.41亩，中度毁坏耕地面积5.38亩，轻度毁坏耕地面积8.37亩。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罗某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农用地并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之规定，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告人刘某、罗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土地管理法案例范文第3篇
通过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强化全县国土资源系统干部职工的法治理念；进一步增强全社会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意识和节约集约用地观念；进一步深入推进国土资源系统依法行政，提高国土资源管理能力和水平；进一步稳定、规范土地及矿产市场秩序，违法案件明显下降。
二、主要任务
（一）以监督行政权力规范行为目标，深入学习和宣传
《宪法》及《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宣传崇尚法律、遵守法律、依法行政等法治观念，自觉用法律法规规范行政行为，提高公民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二）以促进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为目标，重点学习和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矿产资源法》等国土资源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等国家宏观调控相关政策。大力开展严格保护耕地、严格土地执法、禁止违法违规用地等法制宣传活动，增强全社会资源保护意识，提高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水平。
（三）以巩固矿业秩序治理整顿成果为目标，重点在矿山企业开展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依法从事勘查开采活动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通过宣传教育，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推进资源整合，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
（四）以加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为目标，大力开展《物权法》的学习和宣传。《物权法》体现了物权法定、物权平等保护等原则，其中涉及的内容与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紧密相关。全县国土资源系统要认真学习、大力宣传、深入领会，认真研究贯彻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统一部署。全县国土资源系统要高度重视普法工作，充分认识普法工作对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所起的积极作用，局党组要切实加强对“五五”普法工作的组织和领导，精心策划各项法制宣传活动，并有效组织实施，确保宣传活动落到实处。
（二）围绕主题，突出重点。结合全国国土资源普法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以普法促和谐”的会议精神，突出对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宣传，突出对依法维护被征地农民利益的宣传，增强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力争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谐。
（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积极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媒体的同时，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电子信息等现代传媒的作用。要建立门户网站，接受公民在网上对国土资源工作的咨询，使国土资源基本国策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对重大典型、有影响性的土地及矿产违法案件，要通过以案说法、案例分析等形式，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扩大宣传教育的效果。
土地管理法案例范文第4篇
当年，15号令刚出台时，“既处理事又处理人”的要求，曾让对辖区内土地违法承担责任的各级政府一把手心惊，但两年多来，不曾有一位一把手真正被处理过。
过去的一个月内，国土资源部部长、司长等多名官员在不同场合放出狠话，要严格落实15号令，处理对土地违法负有责任的地方官员，向公众传达着，这一次国土大执法行动，要动真格的信息。
但是，在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规划司副司长郑振源看来，这样的狠话对于乱象丛生的中国土地利用现状来说，根本就是无济于事。
“从1986年中国有了《土地管理法》以来，违法用地的现象是逐年剧增，到今天，至少已经有过七八次声势浩大的违法大检查了，可是，每次检查最终都不了了之，风头一过，违法重来，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在郑振源看来，土地违法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是土地法律和制度本身出了问题，不对行政权力高度垄断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进行彻底改革，多么严厉的问责都管不好中国土地。
政府之责
在国土管理上，国土部2000年就实现了“卫片执法”，利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制作的监测信息及有关要素合成的影像图片对全国各地的土地利用情况进行监控，至今已经进行了9次大检查。
这项现代技术的运用，也让地方政府瞒报土地利用现状的行为，基本没有了操作空间。可以说，过去的10年里，对整个国家的土地违法利用情况，中央政府一直都应该是一清二楚，每年也都会照例公布当年查处的土地违法数量、面积等等笼统信息，但在问责方面，几乎每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也极少公布详细的违法地区、责任人、地块等等信息。
事实上，如果不是在中央领导人调控房地产的强烈决心压迫下，今年的土地执法大检查，同样会同往年的操作模式一样，不会如此高调，不仅明确公布“7月督察、8月约谈、9月问责”的时间表，更是公布了超过3000块，近20万亩房地产违法违规用地信息。
这一轮的问责风暴虽然还没有落到实处，但这些较之往年详细得多的违法信息披露至少让公众看到，整个国家的土地违法现象可谓触目惊心。不过，在郑振源看来，这些信息公布起来容易，真的问责却很难。
“在土地执法上，各级政府早就习惯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郑振源说，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很多违法违规现象的出现是政府自己的法律和政策造成的，而不是用地者的问题。
事实上，从国土部公布的数据看，第一批各地上报的2815宗闲置土地中，因土地出让拆迁难、调整规划等政府和客观原因造成闲置的超过60％。
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快速发展的超级都市历来都是违法用地的重灾区，这一轮问责风暴中也不例外。以广州为例，一共有54块闲置土地属违法违规之列。
8月底，广州市国土房管局新闻发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及闲置土地的产生原因时，给出了四大因素：一是因企业资金实力不足、合作单位之间存在纠纷等自身原因无法动工；二是存在司法查封，企业暂无法对地块实施开发；三是存在规划调整、控制未稳定、市政道路建设占用等政府因素影响；四是存在拆迁补偿未完毕等遗留问题。
该新闻发言人特地强调，绝大部分土地闲置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原因交错影响的结果。就广州而言，拆迁难度几乎是各个地块都遇到的难题，拆迁进度的延误，进而影响被拆迁户回迁安置，并产生巨额滞迁费甚至司法诉讼等问题。
事实上，土地违法中的政府因素并不仅仅集中于地产用地中。郑振源说，国土部以往的每一轮执法大检查，重点都有所不同，2004年重点查的是“以租”，但这种违法形式的出现根本原因是法律规定集体土地不许自由流转，查了很多案例，最终也没处理几个；今年重点查的除了闲置土地，就是“未批先用”，这主要是因为去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开始以后，地方政府有了钱，就要上项目、搞工程，都需要用地，而土地的审批程序远远赶不上用地速度，不违法是不可能的。
制度之弊
从土地规划司副司长任上到退休以来，郑振源一直都在呼吁，管理者自身不断的违法用地是中国土地管理的顽疾，而这也正是制度和法律本身的问题所造成的。
事实上，自从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以来，在有限的土地资源限制下，建设与农业争地的矛盾就是中国土地管理最核心的问题。对于粮食安全的担忧、传统农业国家的执政习惯都让保护耕地成为执政党这60多年来在土地问题上的最重要诉求之一，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在土地管理领域，中国目前的最高法律是1996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这部法律将国家土地利用管理的目标设定为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保护耕地，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后来在具体的操作中，这一目标更加明晰化为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
为此，国土部先后编制了多部以分配指令性控制指标为特征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中央确定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率、建设占用耕地量、开发整理补充耕地量等指令性控制指标，层层分解下达到乡镇，各级政府都按指标制定规划。
为了保障土地规划的落实，土地管理部门设计了一套复杂的，高度集权的行政审批制度，在中国众多的行政审批事务中，土地审批称得上是最复杂的一项。
但在社会经济的现实发展面前，这些详尽的土地规划总是很快就沦落为一纸空文。以1997-201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例，制订该规划时，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和居民点工矿用地零增长。但是，规划实施不到两年，耕地保有量和建设用地总量就全面突破。
“规划、计划的指标不切实际，而且依据的信息失准，计划赶不上变化，这是造成违法、违规用地的根本原因。”郑振源说。
复杂的土地审批制度无从保障这些不切实际的土地利用总体目标的实现，其高度集权的特征又让它往往沦为土地审批权力寻租的工具。今年，刚刚被媒体披露的辽宁抚顺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贪腐案就是最好的案例。一个科级官员贪贿1.45亿，被公众冠名为“土地奶奶”，被中纪委定性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
《土地管理法》禁止集体土地自主进入建设用地市场，规定只能由国家垄断提供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指标和供给，同时在使用权流转方式上限制只有划拨和征用两种。
事实上，“划拨”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豪华办公楼、政府大厦的出现正是因为政府用地划拨，就相当于免费使用。征用虽
是“有偿”也意味着并非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比如招拍挂房地产用地，实行半饥饿状态的限量供应和垄断价格，必然抬高地价从而导致房地产的供不应求和房价高涨。
在工业用地上，政府官员为了招商引资，将地价压得很低，甚至是零地价，国土资源部关于工业用地定价的种种规定在很多时候都是形同虚设。地方政府热衷卖地，用房地产招拍挂的溢价填补工业用地的亏损，最近20多年来，这都是中国各地政府最惯常的生存方式。
在土地问题上，地方政府的利益与中央政府制订法律的诉求是完全冲突的。而行政审批制度的设计则高度集权又缺乏监督，诸如土地利用规划方案、核定基准地价、土地出让年度计划、土地出让收益管理和土地用途管理等事项的决策权全都集中于国土部门，土地违法也就变得轻而易举。问责还是改革?
2009年，已经无法有效规制国土违法现象的《土地管理法》也进入了重新修订的议程。但是，对于国土部提出的修订草案，诸多相关学者批评声居多，国土部的草案被认为强化本部门权力的初衷远大于国土管理效益的考量。
“去年6月份就提交国务院了，可是被搁置以后，就没音讯了。”郑振源说，那份草案没涉及根本问题，意义不大。在他看来，法律和制度的修订应该是场对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根本意义上的改革，其中最根本的是改革土地资源的配置方式。
事实上，改革开放至今，在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不仅是行政主体，而且还是独立的经济主体。作为经济主体，其行为目标就是要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在现行分税制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极不相称，地方政府领导都要想方设法上项目，发展经济，扩充财政收入的诉求大于保护土地的诉求也合情合理。
郑振源也认为，地方政府这种发展经济、扩充财政收入的积极性是国民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中制度创新的重要源泉，无可厚非，更不能简单否定。
正是因为现有土地管理制度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和需求，各地才出现想方设法冲破制度的情况，由此产生的层出不穷的违法用地乱象，根本不是行政问责这样的手段所能根治的。
中国的教育制度、医疗制度虽然改革的进程也一直步履蹒跚，但至少都已经启动，并逐步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显然还没有提上日程。
多年以来，不论是在位期间，还是退休以后，郑振源一直都通过各种途径呼吁对中国土地管理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他看起来是个市场经济的信徒，试图将市场经济那一套理念引入到土地管理中，并且坚信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土地资源一定能比计划手段更加有效率。不过，他的主张事实上一直都没有被真正重视过，不论在政府机关还是学界，土地管理这样计划性十足的公共事务被认为更需要周密的计划，远不是市场机制所能解决的。
土地管理法案例范文第5篇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情节特别严重是指：（1）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田10亩以上的；（2）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20亩以上的；（3）非法转让、倒卖其他土地40亩以上的；（4）非法获利100万元以上的；（5）非法转让、倒卖土地接近上述数量标准并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如造成严重后果等。
第二节 非法占用农地罪
刑法将该罪列入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中。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资源，耕地则是土地的精华。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推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83亿，约比现在多出25亿。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的谷物消费量比70年代初增加了一倍。而世界谷物种植面积在1981年达到顶峰后，便呈缓慢下降趋势。我国耕地的现状是耕地资源不足。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耕地的特点是：一是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少。我国人多耕地少，为世界人均占有耕地的26%，不及世界各国人口平均数的三分之一。二是耕地总体质量差，生产水平低。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耕地占全国的38%，水资源却占全国的80%以上，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水资源不足全国的20%，而耕地却占全国耕地的62%.全国优质耕地少、抗自然灾害能力差，耕地中有灌溉设施的不到40%；耕地中还有近亿亩坡度在25度以上，需逐步退耕。耕地质量差和耕地与水资源的分布不均匀，造成我国耕地生产水平低。三是耕地退化严重。我国许多耕地处于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受荒漠化影响，耕地不同程度退化，全国有30%左右的耕地不同程度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四是耕地的后备资源不足。据调查，我国尚有宜耕荒地2.04亿亩。即使这些荒地开垦出来，人均增加耕地也不足0.1亩。五是耕地急剧减少。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从建国初期的0.167公顷减至现在的0.08公顷。据测算，1995年，全国平均每0.67公顷耕地负担人口8.33个人，比1978年的6.45人增加了1.88个人 .虽然为加强土地的保护，国家先后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1950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1982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1982年）、《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1年）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4年）等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规，仍不能控制对土地的占用。并且，由于改革开放，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所衍生的“房地产热”、“基建投资热”和“开发区热”而产生的“圈地热”，使我国现有的耕地只能维持温饱的临界状态。由于环境污染与破坏日益严重，尤其是严重的危害环境行为，往往给公共安全和环境质量造成经济价值难以衡量的重大危害，而且危害持续时间长，甚至产生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因此，国家必须用刑法这种最严厉的手段来惩罚破坏环境与资源的犯罪行为 .1997年刑法明确地将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增设为犯罪，希望通过刑罚措施的实施来加强对耕地的有效保护。《刑法》第342条将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行为规定为犯罪。2001年8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对第342条进行了修正，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6条规定，单位犯本节第338条至第345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一、概念
非法占用农地罪，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大量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毁坏的行为。
二、犯罪构成
（一）犯罪客体
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对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保护的管理制度。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了土地（含耕地在内）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非法占用耕地。但任何单位与个人可在不违反有关耕地保护管理制度和通过正常的审批程序的前提下，依法占有耕地，享受对耕地的使用权，并接受国家的统一管理和监督。
土地管理法规对耕地数量的保护：一是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二是加强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的计划管理，严格对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的审批。非农业建设用地必须经过严格审批，国家建设征用耕地，建设部门必须有国务院主管部门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审批的计划任务书或其他文件。三是严格控制农民建房占用耕地。农民建设住宅用地，必须统一
规划，合理布局，节约用地。应当使用原宅基地和村中空地的，尽量不占用耕地。如确需动用耕地建房的，须经有关部门审核，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拟订的标准。 土地管理法规对耕地质量的保护：一是保护耕地、维护排灌工程设施，改良土壤，提高耕地肥力，防止土地沙化、盐渍化、水土流失，制止一切占用耕地和破坏耕地的行为。二是在进行采矿、筑路、兴修水利或其他工程建设施工时，必须防止土地塌陷、沉降、沙化、水土流失等不良后果的产生。三是严禁在耕地上挖土、挖沙、采石、采矿等严重破坏耕地种植条件，或因土地开发，造成土地沙化、盐渍化和水土流失等现象。四是严禁农民在承包的耕地葬坟、盖房和挖坑取土地、烧砖瓦等破坏和毁坏农田的行为。五是严禁向农田使用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肥料或者城市垃圾、污染物，积极开展采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合理地利用污水灌溉，严格防止土地的生物污染。六是禁止过量使用农用塑料，使耕地生物不可分解物增多，禁止在耕地上堆放废弃物，使废弃物中的有毒、有害物通过渗析进入土地。
本罪的对象为耕地，《刑法修正案（二）》将本罪的犯罪对象扩展为耕地、林地等农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年）第4条规定的土地用途，我国土地可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其中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本罪的对象并非指所有的农用地，而仅指狭义的农用土地，主要包括普通耕地和特殊耕地（基本农田）、林地，不包括其他的农用土地。 基本农田属于特殊保护的耕地。依照1998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2条的规定，基本农田是指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对农产品的需求，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长期不得占用的耕地 .实践中认定本罪，首先应考虑犯罪对象是否属于农用土地的范畴。耕地，是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根据1984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的规定，认定耕地的统一标准为：（1）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地；（2）以种植农作物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者其他树木的土地；（3）耕种3年以上的滩涂和海涂，以及3年内曾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耕地还包括菜地。园地包括苗圃、花圃、茶园、果园、桑园和其他种植经济林木的土地。园地符合耕地的标准，可认定为耕地。林地是指一切长有树木的土地，包括密林、疏林、灌木林等。《森林法实施细则》第2条对林地的解释为：林地，包括郁闭度0.3以上的乔木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苗圃地和国家规划的宜林地。如果其间种植的是农作物，郁闭度低于0.1，应认定为耕地，没有种植农作物的，属于林地。田坎是指耕地中南方宽不小于1米、北方宽小于2米的沟、渠、路和田埂，这类土地虽然用作田间生产作业或包括耕地之中，却不能以耕地认定。
（二）犯罪的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大量耕地、林地等农地毁坏的行为。具体表现为3个方面：
1、行为的行政违法性是构成本罪的前提
违法性表现为对有关土地管理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违反。禁止性规定如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规定：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设、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由此可见，构成本罪首先应以违反土地管理行政法规为前提。其次，违反土地管理法规的行为超出行政处罚的范围，已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
2、本罪行为客观上反映为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占用土地用途。
这种行为由两种具体行为组成：一是手段行为，即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是指未经法定程序审批、登记、核发证书、确认土地使用权而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的行为。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的行为通常表现为3种形式：一是未经批准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即未经国家土地管理机关审核，并报经人民政府批准，而擅自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二是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即少批多占耕地、林地等农用地的，其中一部分耕地、林地等农用地的占用经过合法批准，一部分耕地、林地等农用地的占用则未经批准；三是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主要是以提供虚假文件、谎报用途或借用、盗用他人的名义申请等欺骗手段取得批准手段而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另外，符合条件或基本符合条件的，虽然采取了行贿、欺骗等非法或不正当手段获取批准，或在批准时积极创造条件，致使国家有关国家机关予以追认的，则不应以非法占用论 .批准文件被撤销仍占用耕地等农用地不退还的，以非法占用论。二是目的行为，即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所谓“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是指改变耕地、林地等农用地的用途而作其他方面使用，如开办企业、建造住宅、筑路、采石、采矿、采土、采沙、倾倒废物等。目前，致使我国农用土地资源减少的主要原因除了自然的因素外，人为的因素占了较大的比例。耕地减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农业结构调整和灾害毁损；一类是非农建设占用，造成耕地永久流失 .如国家基本建设占用耕地、乡镇企业发展占用耕地、个人建房占用耕地、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结构调整在我国耕地减少中占较大比例，尤其是在农牧交错区和农林过渡带较多的省（区），耕地减少较为严重。许多高质量的耕地被改作鱼塘、苗圃和经济开发区，加速了耕地资源的流失 .另外，将被占用的农用地改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改变的其他农用用途，如将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林地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森林、林地改为非林地，用于耕作水稻、蔬菜等农作物，由于森林法明确规定不得将上述林地改为非林地，因此，上述行为虽然没有改变林地的这一农用地的整体农用用途，但是改变了其法律规定只能作为林地使用的用途，仍属于改变被占用林地的使用用途 .又如，根据国务院1998年12月27日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7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因此，将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的粮、棉、油生产基地内的耕地、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护设施的耕地、蔬菜生产基地等已经划入基本农田范围的耕地，未经合法批准擅自改为林果业或挖塘养鱼的，虽未改变其农用用途，也因改变了国家明文规定基本农田只能用于耕地的特定用途，仍应属于改变被占用耕地的用途。典刑的案例是：杨斌非法占用农用地一案。在该案中，杨斌所在的公司将3300亩的农地，说是全部用于开发农业，结果其中有三分之二，就是2
000亩的农地已经全部建成了房地产项目。 3、本罪属于结果犯，构成本罪必须具备占用耕地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法定结果条件。
其中“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数量较大”，是指非法占用耕地超出正常批准占用标准较多的情形。所谓“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主要是指将耕地改作他用，使耕地的种植条件受到严重破坏而难以恢复耕种的情形，如造成耕地的种植条件受到严重的破坏而难以恢复耕种的情形，如造成耕地种植层被破坏、种植功能全部或部分丧失，以及沙化、盐渍化、水土流失无法继续耕种等情况。其中，沙化是指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所谓盐碱化，是指可溶性盐在土壤中积聚，使土壤形成盐土和碱土的过程。所谓水土流失，是指土壤在水的浸润和冲击的作用下，土壤结构发生破碎和松散，随水流动而散失的现象。
对“非法占用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与“造成大量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毁坏”是选择要件还是构成犯罪同时必备的要件，存在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两者只要具备其一就可以。因为农用地毁坏的结果在短期内往往难以认定，通常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会显现。因而，对本罪行为结果的认定，不应当以实际产生的具体结果来判断，而是要综合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的状况和数量来判断，实际造成耕地毁坏的，无疑构成本罪；足以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也应以本罪论处 .有的学者认为，构成本罪不需要占用大量农用地与毁坏大量农用地两个条件同时具备，只具备其一即可构成本罪 .因为本罪保护的法益为我国的耕地资源，非法占用耕地达到一定数量，未造成耕地的毁坏，如在耕地上建房、修窑等，也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且刑法也未明确指出需要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故实践中，具备任意一种结果，皆可构成本罪。第二种，认为两个条件需同时具备，两个要件缺一不可。因为非法占用耕地“造成耕地大量毁坏”，是指行为人非法占用耕地建窑、建坟、建房、挖沙、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非农业建设，造成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造成耕地大量毁坏，使耕地长期不能恢复耕种条件。这才是刑法介入的尺度。一般地改变农用地用途，未造成农用地毁坏的，只是一般性行政违法行为。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非法占用农用地改变其用途，但未造成农用地实际毁坏的，不能构成本罪。从刑法第342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依照刑法第342条的规定，以非法占用耕地罪定罪处罚：（1）非法占用耕地‘数量较大’，是指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2）非法占用耕地‘造成耕地大量毁坏’，是指行为人非法占用耕地建窑、建坟、建房、挖沙、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非农业建设，造成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来看，其逻辑结构采用的递进式的逻辑结构，没有“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结果，就不应视为犯罪。从本罪所处的分类来看，是保护环境资源利益的，非法占用农用地，只要没有造成农用地毁坏的，可以采用行政上的追回农用地和给予罚款的方式予以解决，没有必要采取刑事制裁手段。只要造成农用地的毁坏，如在农用地上已建房，房屋不可能拆除，农用地已遭受了实际的破坏时，就须刑罚处罚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环境违法行为通常是追究其行政责任。危害后果是否严重是区别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
（三）犯罪的主体
本罪的主体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自然人非法占用农地，主要是指凡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实施了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的自然人。自然人犯本罪的在农民中占的比例较大。如农村居民建设住宅占用耕地，修建校舍占用耕地等。根据《土地管理法》第38条规定，农村居民建住宅，应当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使用耕地的，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使用原有的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其他土地的，由乡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单位非法占用农地，主要是指单位在国家建设用地、本单位发展建设和乡（镇）村建设用地过程中，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农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农地大量毁坏的行为。这里的单位，包括了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及机关和社会团体。公司包括私人公司、独资企业等。机关包括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四）犯罪的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属于非法对农地的占用，并会造成大量农地毁坏的结果而占用的，以致发生了农地的性能被改变，农地遭到毁坏的结果。主观上如是过失的话，就追究其行政责任。
三、认定
（一）非法占用农地罪与非罪的界限，非法占用农地罪与非法占用农地违法行为的界限。
1、二者都具备了非法占用农地的行为，但非法占用农地罪是结果犯，即以非法占用农地的数量是否较大，是否造成了农地大量毁坏的结果来确定是非法占用农地罪还是非法占用地违法行为。如果是非法占用农地的违法行为，则根据《土地管理法》第51条规定：“违反法律规定，在耕地上挖土、挖沙、采石、采矿等，严重毁坏种植条件的，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沙化、盐渍化、水土流失的，责令限期治理，可以并处罚款。”如果非法占用农地“数量较大”且“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结果的，则构成非法占用农地罪。
2、非法占用农地罪与买卖土地、变相买卖土地、非法转让土地等违反土地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的界限
买卖土地，是指将土地卖给他人，而收取价款的行为。我国宪法规定，土地为国家或集体所有，任何个人或单位不得买卖土地。但目前我国确有这种现象，或以买卖房屋为名掩盖买卖宅基地的事实，或在自留地上建房，然后将房屋卖给他人从而达到变相买卖土地的事实。非法转让土地，是指未按国家法律规定程度办理征用或划拨手续的行为，或者未按规定权限办理审批手续的土地转让行为。
这些行为只要其对象不是农用地，只要没有改变农用地的用途，没有毁坏农用地，就不可能为非法占用农罪。如果买卖的对象是农用地，行为人非法地占用了农用地，改变了农用地的用途，毁坏农用地，达到数量较大，就应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论处。
（二）非法占用农地罪与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的界限
1、主体不同。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与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是职务犯罪。其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非法占用农地罪的主体是自然人与单位。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批准自己占用农地，且对此块农地的占用并不存在现实的需要的情况下，应如何确定其行为的性质。设某县级土地主管部门的领导甲欲为家人批得一片农用地用于建房，遂拟定了一份申请，报到所在乡的人民政府审核。乡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因考虑到甲为其上级，便草草审核后报到了县级主管部门，予以批准。这时，区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即为占用农用地的数量，如果达到了定罪的数量，就按非法占用农地罪处理。
2、客观行为方式不同。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与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的行为方式为利用职权，，通常表现为欺上瞒下，掩盖事实真相；或、超越职权批准用地或低
价出让国有土地。而非法占用农地罪的行为方式为采取暴力或欺骗的方式直接地占有农地，如通过职权非法地占用农地，并符合非法占用农地罪的其他构成要件的，职权只是其手段行为，不影响非法占用农地罪的成立。 3、刑法保护的法益的不同。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与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对土地使用权的正常管理活动。非法占用农地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环境资源利益以及国家对农地的管理活动。
（三）非法占用农地罪与重大环境污染罪的区别
本罪与刑法第338条、第339条规定的犯罪有部分内容上的交叉。例如，向农地排放、倾倒或者在农地上处置有放射性、含传染病病原体、有毒物质或其他废物，造成土地毁坏的；进口境外固体废物倾倒、堆放、或者在农地上处置而使土地毁坏的，对此应依特别法条优先于普通法条的原则，适用第338条、第339条的规定定罪量刑，不以本罪处理。
（四）共同犯罪的情况
包括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单位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犯罪的情况：
1、如甲欲以农用地出资作为建设用地与其亲友共同投资建立合资企业，甲与其亲友密商由甲以职务便利，批得较大的农用地，投入合资企业，而其亲友明知农用地的性质，而将该地作为建设用地使用，并在该块农用地上建立了厂房，毁坏了耕地。在这种情况下，甲与其亲友共同构成了共同非法占用农地罪。因为，在整个非法占用农地的链条中，二人主观上有共同的故意，虽然分工不同，但故意的内容一致，因而形成了有特定身份的人与无特定身份的人共同构成犯罪的情况。
2、设甲欲私下以批某块耕地的名义入股某单位，或以年终分红作为条件而利用自己工作的便利条件为该单位批占大量耕地建厂房。甲与该单位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呢？这种情况与上述甲与其亲友为合伙办企业而非法占用农地罪的情形是不同的。在上述活动中，甲既利用职权审批了耕地，又是幕后非法占用耕地的受益者。在这种情况下，甲只是以其特殊的身份，为该单位谋取利益，自己从中亦获得好处。因而，笔者认为，对甲与该单位分别定罪则更为适宜，甲构成，该单位则构成非法占用农地罪。
3、如果甲土地审批单位为改变工作人员的办公条件或经济状况，领导层经过讨论，决定与某欲兴办企业的个人或某一欲建立新的企业的单位协商，甲单位为该个人或单位非法审批较大面积的耕地，而该个人或该单位则一次性划拨给甲单位一定数量的金钱或以企业年利润的百分点分红给甲单位。在这两种情况下，甲单位与该个人或该单位是否构成共同犯罪，还是分别构成单独的犯罪？在我们所假设的上述土地管理单位与申请耕地单位或个人之间，由于存在着主体性能的明显差异和故意内容中动机和目的的不一致，且在行为方式上，土地管理机关明显地利用了其职能的便利条件，同时也为本单位获得与土地申请单位或个人截然不同的利益，对此，笔者认为，应对甲土地管理部门和上述个人或单位分别定为单位和非法占用农地罪最为适宜。
（五）非法占用农地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
非法占用农地过程中对阻止非法占用农地工作人员实施暴力行为性质如何认定？实践中，由于负责审批人员不批准占用农地，或为制止非法占用农地的行为而遭受非法占用者殴打、伤害，甚至造成残废的结果，对此是以非法占用农地罪加重处罚还是对上述行为所构成的犯罪实行数罪并罚？笔者认为，《刑法》第342条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是以占用农地数量较大，造成大量农地毁坏为尺度的，而未以其非法占用农地行为情节是否严重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标准。因此，对土地管理人员施暴，构成犯罪的，应以其行为的性质定罪，而与本罪数罪并罚。如尚未构成非法占用农地罪，则以其所犯之罪单独定罪处罚。
四、刑罚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将《刑法》第342条修改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刑罚配置，是指立法者在刑法分则性规定中设置具体的犯罪以后，再为这些犯罪设计对应的惩处标准（法定刑种和刑度）的立法活动。法定刑配置体现了罪刑关系。法定刑配置的原则：一、刑之配置反映罪行的社会危害性。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刑罚的配置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一致。刑罚的配置必须反映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二、刑的配置应遵循报应优先，兼顾预防的原则。刑罚的正当性在于对犯罪的一种回报，即罪犯对社会有一种“应偿付之债”，体现出刑罚的公正性。刑法的正当性不在于满足抽象的社会报应，而在于惩罚犯罪人可能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实际利益，其中的最大利益是预防犯罪。刑罚不仅应当对对犯罪行为起着报应的作用，还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三、刑的配置的均衡性原则。国家刑罚权不能无节制地使用，它必须受到限制。这种制约在法定刑配置均衡性问题表现为：国家不能为了满足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生活和谐化的目标而对所有的犯罪都适用剥夺自由甚至剥夺生命的刑罚，即刑罚即不能仅仅体现为死刑占主导，或者死刑和徒刑在刑罚体系中占主导的重刑结构 .刑罚的轻刑化只是刑法发展的趋势之一，而不是其全部内容，它还不能概括整个刑法发展的趋势。轻刑化论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关系趋于复杂，刑法所调整的范围一方面在缩小，即宣布某些行为非犯罪化，转由其他法规调整。然而，另一方面刑法内容却在扩大，即宣布某些新出现的对社会构成危害的行为为犯罪。轻刑化论者只看到非犯罪化与轻刑化，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显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许多国家，非罪化与有罪化、轻刑化与重刑化同时交替进行 .总之，对法定刑合理化追求是犯罪对刑罚的本能制约，它要求法定刑配置应当以犯罪为限度，追求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内在等同性，表现出对于具有意志自由的犯罪主体充分的理性的尊重。
我国的土地犯罪，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的罪名。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法定刑在5年有期徒刑以下和拘役，并可以单处罚金，反映出该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大，对该种犯罪的刑罚配置有轻刑化的趋势。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法定最高刑7年相比，立法者认为该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最高程度不及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即认为交易秩序的利益高于环境资源的利益。笔者认为，这有失妥当。因为环境资源利益关系当今与后世的利益，对未来人类的存在、发展与幸福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利益层次应远远高于交易秩序的利益的层次。
第四章 职务土地犯罪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制度，对土地使用权的管理由统一的国家机关进行管理。国家对土地使用权的管理不是直接管理，而是由其授权的国务院以及国务院授权的地方人民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进行管理。我国土地的使用制度决定了对土地的使用由土地管理部门审批，土地使用权如同土地所有权一样会产生较大的效益。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犯人，这一句古老的格言，就出现了利用职权非法地取得土地使用权。针对上述情况，刑法专门规定了权利运行时，土地管理部门利用管理、审批、划拨的职权时，的犯罪，即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使用权罪与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其实质是为了保护国家和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以及国家对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享有的合法利益。
第一节 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使用权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充分利用现有建设用地，不占或者尽量少占农用地。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等等。《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要求征用与占用土地都须经有关部门的审批，并须经过一定的审批程序。负责审批职责的单位就应当
严格按审批程序进行审批，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审批，对不符合条件的就不予审批。由此，对通过职务违法批准占用土地与征用土地严重的情形，纳入了刑法调整的范围，用刑事制裁措施制裁一些严重的非法批准占用、征用土地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10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或者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概念
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情节严重的行为。征用，国家依法使用个人或集体的房产、土地等 .占用即指对土地事实上的控制、管理与使用。不管是征用土地，还是占用土地，土地管理法规都规定了相应的程序和办法。
二、犯罪构成要件
（一）犯罪主体。职务土地犯罪与非职务土地犯罪的区别在于主体的不同。职务土地犯罪的主体是须具有一定身份，即犯罪主体所具有的特定身份。即必须具备特定身份才可以定罪。本罪的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一般的自然人是不能作为本罪的主体，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构成本罪。同时，单位也不可能作为本罪的主体。所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务事务的机关的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队中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如我国的全国及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各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内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内涵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两者相比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内涵与处延是不一致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仅包含了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而国家工作人员还包含了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的外延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外延大。
（二）主观方面。本罪的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即明知自己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的行为属于非法，也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为了为之，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过失不构成本罪。行为人不知自己行为的违法性不是免罪之理由。因为，按照通说，故意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 .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后果，即使认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即使认识不到自己的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联系，不影响定罪。如果占用、征用的有关人员采取欺骗的方法致使行为人不知而认为条件合法而批准的，就不符合明知的要件。意志因素中希望与放任，即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均能构成本罪。
（三）客观方面。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情节严重的行为。
1、行为具有行政违法性，即必须违反土地管理法规。为了保障土地的合理、有效使用，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对土地的征用、占用规定了一定的条件，并且需要经过合法批准。如果土地管理部门违反土地管理法规违法批准的，其行为就具有了行政违法性。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01年8月31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8条、第342条、第410条的解释》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关行政法规中土地管理的规定。在土地管理法规中，规定有占用、征用土地的各种要件。其中包含了权限要件、原则要件、程序方面要件、条件要件等等。（1）所谓权限要件，就是土地管理部门在办理征用或占用批准手续时，根据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各级土地管理部门或地方人民政府有一定的权限限制。超越权限批准的，就是行政违法行为。如《土地管理法》第44条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国务院批准。如果此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即超越了权限。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批准。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具体的建设项目如由乡级人民政府，也超越了权限。该条第2款、第3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该条也是程序规定，即占用农用地从事建设项目的，必须先办理农用地转用的审批手续。第45条规定， 征用下列土地的，由国务院批准：（一）基本农田；（二）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三）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征用前款规定以外的土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这是对征用土地的权限规定。权限规定还有“经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等等。（2）原则性要件有：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经批准的建设项目需要使用国有建设用地的，建设单位应当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有关文件，向有批准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等等。（3）程序性规定有：征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44条的规定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其中，经国务院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超过征地批准权限的，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另行办理征地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4）条件要件有：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需要临时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中，在城市规划区内的临时用地，在报批前，应当先经有关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土地使用者应当根据土地权属，与有关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签订临时使用土地合同，并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土地管理部门必须遵从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与强制性规定，否则，将导致行政违法。
2、必须具有、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的行为。徇私是指为了私情而做不合法的事 .舞弊是指用欺骗的方式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所谓本罪中的，是指行为人出于个人目的，基于私情，为了私利，在土地征用、占用的批准活动中采取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方法违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公然违法乱纪，也应以论。表现为应做而不做，应这样做而要那么做。，即过度地使用自己的职权，表现为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实施不应当实施的行为。
违反法律规定批准土地的占用与征用，主要有以下的情况：
（1）行为人没有批准权限而违反法律规定加以批准。
（2）虽有批准权限，而不经过必须的程序违法批
准。 （3）虽有批准程序，但违反国家禁止批准的规定而批准的。
（4）对不符合用地条件而故意违法加以批准的。
3、本罪属于情节犯。不仅要有行为，还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所谓情节严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6月16日通过、2000年6月22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一）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田十亩以上的；（二）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三十亩以上的；（三）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其他土地五十亩以上的；（四）虽未达到上述数量标准，但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等恶劣情节的。多次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一年内多次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的数量、数额处罚。
（四）犯罪客体。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及国家有关土地的管理制度。犯罪对象为土地，包括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及其他土地。
三、认定
（一）本罪与罪的区别：两者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观上都要求是故意，客观方面都有的行为。区别有：1、本罪要求有的行为，是定罪的依据，而罪中行为则只是量刑的情节。2、客观行为方式不同。本罪的行为的行为仅为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而罪的行为范围较广。本罪必须以为构成条件，如果没有，也不能构成本罪，应以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3、定罪的情节不同。本罪的定罪情节为情节严重。而罪的定罪情节仅为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4、侵犯的客体不同。本罪所侵害的客体为国家机关有关土地征用、占用审批的正常活动，而罪侵害的客体为国家机关所有的正常活动。
（二）本罪与非法占用农地罪的区别：1、主体不同。非法占用农地罪的主体包括了自然人与单位，司法实践中，往往只有农场、林场、村民委员会之类的单位才能非法占用农地改为他用，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而本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体是指各级土地管理机关、城市规划部门中的工作人员。2、侵犯土地的内容不同。非法占用农地罪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等农用地。而本罪的土地还包含了国有土地。3、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不同。本罪是在对土地的征用、占用、出让审批过程中，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情节严重，致使土地资源浪费、造成土地管理秩序混乱的行为。非法占用农地罪则是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将农用地改作其他用途，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的行为，属于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
（三）本罪与罪的区别：1、主观方面不同。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并具有徇情徇私的目的，过失不能构成本罪；后罪在主观方面则出于过失。2、客观行为方式不同。本罪客观方面的行为方式表现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后罪客观行为的方式表现为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不正确地履行自己职责的行为。3、定罪情节不同。本罪的定罪情节为情节严重，后罪的定罪情节仅限于给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4、侵犯的直接客体不同。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国家机关有关土地征用、占用的审批、管理活动；后罪所侵犯的客体为国家机关所有的正常活动。行为人如果在土地征用、占用的申请审批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不履行或不认真、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不应当批准的土地征用、占用申请被批准，并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以罪定罪。
（四）行为人在实施本罪行为中如果收受贿赂或者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共同贪污有关费用如土地征用、占用费用的，又可能触犯他罪如、贪污罪，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四、刑罚配置
根据刑法第410条规定，犯本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7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解释》第5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致使国家或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一）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田二十亩以上的；（二）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六十亩以上的；（三）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其他土地一百亩以上的；（四）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造成基本农田五亩以上，其他耕地十亩以上严重毁坏的；（五）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等恶劣情节的。该罪的刑罚配置只有自由刑，而无财产刑——罚金刑。刑罚种类较非职务犯罪的刑罚种类少。
第二节 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方式包括：（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二）国有土地租赁；（三）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标准和办法，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其他费用后，方可使用土地。自本法施行之日起，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百分之三十上缴中央财政，百分之七十留给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都专项用于耕地开发。为防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益严重的流失，故制定本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10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或者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概念
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行为。
二、犯罪构成
（一）犯罪主体。本罪的犯罪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根据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实施国有土地出让行为的只有国务院及其授权的地方人民政府或其主管土地资源的行政管理部门，因此，实际构成本罪主体的主要是国务院及其授权的地方人民政府或者主管土地的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于无法实施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除构成共犯外，一般不能构成本罪。如果将单位通过出让方式获得的使用权非法转让、倒卖，构成犯罪的，应以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论处，不构成本罪。
（二）犯罪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且为直接故意，还要有徇私的目的。即明知自己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在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有损于国家利益，但为了徇私而仍决意为之，并且希望这种危害结果发生。过失不能构成本罪。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致使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即使构成犯罪，也非本罪，应以罪处理。如果出于故意，而无徇私的目的，也不能构成本罪，构成犯罪的，应是罪。
（三）犯罪客观方面。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行为。
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是指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给土地使用者使用，并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1、限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不存在出让问题。2、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是以国有土地所有权与国有土地使用权相分离为基础，国有土地使用权在法律性质上属于一种民事物权。3、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是国家与土地使用权受让方之间的一种平等、自愿、有偿、有期限的民事合同关系，而非不平等的行政合同关系。4、国有土地使
用权的出让市场即一级市级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垄断经营，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经营。5、国有土地使用权者所享有的权利不及于地下物。 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必须违反了土地管理法规。具体表现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最低价确定办法》等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中的有关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标或者双方协议的方式进行。商业、旅游、娱乐和豪华住宅用地，有条件的，必须采取拍卖、招标方式；没有条件，不能采取拍卖、招标方式的，可以采取双方协议方式。采取双方协议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不得低于按国家规定所确定的最低价。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年6月28日《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最低价确定办法》明确规定，协议出让最低价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下达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执行。协议出让最低价应当根据商业、住宅、工业等不同土地用途和土地级别的基准地价的一定比例确定，具体适用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但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市的具体适用比例，须报国家土地管理局核准。确定协议出让最低价应当综合考虑征地拆迁费用、土地开发费用、银行利息及土地纯收益等基本因素。
行为人如果不降低出让的最低价而将土地的面积故意减少，致使价格实际降低至最低价以下的，也应以低价出让土地使用权论。即为，出让土地使用权所得的总价款除以出让使用权的土地总面积得出的单价如果低于出让最低价的，即应认定为低价出让，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情节严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6月16日通过、2000年6月22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1）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在30亩以上，并且出让价额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价额标准的60%的；（2）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价额在30万元以上的。对于多次实施本罪行为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1年内多次实施本罪行为未经处理的，应当按照累计的数量、数额处罚。
（四）犯罪客体。本罪所侵害的客体为国家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正常活动。
三、认定
（一）本罪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区别：1、主体不同。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后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其罪。另外，单位也可成立其罪主体。2、犯罪目的不同。本罪的目的为徇私徇情，既可谋取非法非物质利益，也可谋取非法物质利益；后罪的目的则为牟利，即只能谋取物质利益。3、客观行为方式不同。本罪的行为方式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后罪的行为方式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命使用权。出让涉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问题，转让与倒卖不涉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问题。4、犯罪的对象不同。本罪的对象仅限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后罪的行为对象既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又包括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5、犯罪客体不同。本罪所侵害的客体为国家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正常活动；后罪所侵犯的客体则为国家有关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市场秩序。
（二）本罪与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的区别：一个是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发生于土地的征用、占用审批活动中；一个是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发生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活动中。行为人出于故意，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既实施了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又实施了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的行为，属于两个故意支配下的两种犯罪行为，又不存在应按一罪处断的情形，对之，应当并罚。
四、刑罚配置
根据刑法第410条规定，犯本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或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解释》第7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致使国家和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一）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在60亩以上，并且出让价额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价额标准的40%的；（二）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价额在50万元以上的。司法解释标准是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的最终依据 .由于该罪的刑罚配置为自由刑，无单处罚金刑，故该罪的自由裁量度小于非法占用农地罪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职务土地犯罪的法定刑只有有期徒刑与拘役两种，非职务土地犯罪的法定刑有有期徒刑、拘役与罚金三种。
第五章 立法建议
第一节 土地犯罪的主体问题
一、土地犯罪的主体
土地犯罪的主体，根据职务与非职务的不同情况，也有所不同。非职务土地犯罪，其主体包含了自然人与单位。而职务土地犯罪，其主体仅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单位犯罪的规定。
二、职务土地犯罪主体的不完整性
职务土地犯罪中不能以单位作为犯罪主体，有一定的弊病，其弊病在于：就会出现为达到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使用权的人以单位的名义进行非法批准征用与占用土地使用权，以单位集体讨论、集体决策的形式规避犯罪。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没有单位犯罪的规定，就不能以单位犯罪给予刑罚处罚。因为集体讨论和集体决策，采用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集体讨论形式的合法性，可能遮盖其行为违法的本质。而对集体决策的非法结果不能以单位犯罪加以处罚。那么是否可以对集体讨论与决策中的非法的个人意志给予刑事处罚呢？第一、集体决策的产生是个人意志还是集体意志？集体决策是多数个人意志占上风的结果。个人意志可以通过某种形式转化为集体意志，但集体意志不等于个人意志简单的相加。由集体讨论，集体作出决定，少数服从多数，执行的也是集体的决策，那么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的行为的主观基础为集体决策，而非某个人的决策。第二、参照单位犯罪与共同犯罪的区分的界限，集体决策与共同犯罪有严格的区分。因为（一）单位犯罪的集体是合法组成的，而共同犯罪的主体是非法组成的；（二）单位犯罪的成员除有关责任人员外，有不知情、未参与的情况存在，共同犯罪中的各成员都有犯罪意图和相关行为；（三）单位犯罪谋取的是集体利益，而共同犯罪归根结底谋取的是个人利益 .共同犯罪是共同故意情况下的共同危害行为，是单个人（自然人与单位）与单个人（自然人与单位）的意思的联络，共同犯罪中共同犯罪行为都是共同犯罪人的共同故意的外在表现。之所以成立共同犯罪，是因为共同犯罪中的每一人都有意思表示，共同犯罪中每个共犯的意思是缺一不可的。而集体决策中，执行集体讨论之决策，并非是集体中每个人的意思，有可能其中某人不同意集体讨论的意见。如果将其划分共同犯罪，那就缺乏共同犯罪的共同故意的基本要件。排除上述人员共犯的可能性，那么同意非法的集体讨论结果的人是否有可能构成共犯呢？成立共犯的基础是，要有共同犯罪的故意，还要有共同犯罪的行为。其表达共同故意的方式通过对非法意见的支持。那其中也存在有工作失误情形的，即过失情形的，有故意地表达共同犯意的行为。从判断角度来看，不易判断清楚，哪些人是失误，哪些人是故意。如果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故意，是为牟取私利的情形的，可以单独定他罪。但在该罪中要分清，执行的是集体讨论的结果，还是执行的是个人的意志？所以，笔者认为，执行的是集体的决策，除非有证据证明集体讨论过程中持非法主张的人另有其他犯罪的行为，如受贿，否则不能以该罪对其定罪。而职务土地犯罪中，对一块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或批准征用、占用往往采用的是集体讨论的形式，有时候也是为了牟取集体的利益。故没有单位犯罪的规定，不利于打击土地管理运行中为牟取非法的集体利益而非法利用职权的行为。
第二节 刑罚配置的问题
土地犯罪的刑罚配置总的格局是好的。但在某些罪名上刑罚配置偏轻，如非法占用农地罪。
一、非法占用农地罪的社
会危害程度 从非法占用农地罪的社会危害程度来看，非法占用农地罪应大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社会危害性。其理由为：1、农地转用非农地是有严格限制的。农用地是我国非常宝贵的资源。尽管各国都在实行工业化，我国也和日本一样将从农业社会逐渐过渡到工业社会，存在着工业用地占用农用地的问题。从日本的情况来看，其对农地转向非农业用地，有着非常严厉地限制，农地转为非农业用地也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我国对农地转为建设用地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与严格的转用条件。2、从我国的农业人口所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来看，我国乡村劳动力占全国总人口数的70.08%（至1997年底）。而在发达国家，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日本为6.1%，美国为2.2%，英国为1.9%，加拿大为3.1%（1991年统计数据） .那么解决农业人口吃饭与温饱问题还是我国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尽管每年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在向城市进军，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赶不上农村劳动力总量增加的速度。即使按每年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500万人计算，到200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可能接近2亿人左右 . 在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未找到出路的情况下，农地还不能不继续承担保障生活的职能 .”农民阶级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阶级，对农民阶级利益的保护，从而发动农民的积极性与唤起农民对革命的支持。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解决好农民问题，就是解决好中国问题，从庞大的农民群体来看，赢得了农民，就赢得胜利。从四次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利益剥夺的方式，其实质的受益者是农民。在今后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中，不一定选择利益剥夺方式，而应该在土地货币化上作文章 .“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就更不应以剥夺其生产资料的方式来进行。3、我国是世界上拥有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好10亿多人的吃饭与穿衣问题是始终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的问题。加之，农用地资源每年自然流失较多，对人为破坏就更应该严格禁止。故对农用地资源的保护迫在眉睫。4、我国很多占用农地的”工业园区“，因投资不到位或开发条件不具备等原因，开发得很不好，并没有起得预想的解决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非法占用农地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在现阶段仍是较大的。按照刑罚是社会危害程度的反映的原则，对于非法地占用农地的行为应以其较严重的社会危害程度给予相应的刑事处罚。
二、非法占用农地罪的刑罚配置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2条规定，非法占用农地罪的刑罚配置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6条规定，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2条规定处罚。
1、本罪的法定量刑幅度较宽，量刑没有区分层次。最具有说服性的案例就是：沈阳杨斌非法占用农地案。杨斌是其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其单位非法占用农地达2000亩，至多也仅能判处5年有期徒刑；而揭阳的农民教师，用10亩农地建校舍，被判刑有期徒刑2年，罚金2万元 .2000亩与10亩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但在实定刑上的差距并不是很明显。这里有司法不统一的原因，但重要的因素在于立法没有为司法提供较为准确、精当的量刑档次。从有期徒刑到拘役再到罚金，有三种刑罚可供选择，给司法留下的自由裁量度较大。
2、其次，基于上述对非法占用农地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分析，该罪的法定最高刑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法定最高刑相比，该罪的法定刑应相等或高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法定刑。将农地资源利益与交易秩序的利益相比较，从利益的长远性分析，从环境资源的众多的受益人与交易秩序的受益人相比，前者超越了社会利益、个人利益，不仅关系到下一代的生存，也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生存利益，后者为社会利益，故农地资源利益大于交易秩序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在非法占用农地罪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罪的法定刑的比较中，犯罪起点的标准是一致的，均为非法占用或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地5亩以上。而非法占用农地罪的法定最高刑为5年，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罪的法定最高刑为7年比较，法定最高刑低于后者。“刑罚是国家对公民权利与利益可能造成损害的最激烈的方式，也是个人与社会发生冲突时可能产生的最严重的后果。因此，刑法在一个社会中最敏锐地体现着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以及社会的现实价值观念和社会对于源于本身的弊病的责任感与态度。对此，耶赛克有一句很贴切的话‘刑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文化状态最忠实的反映并表现着我们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精神状态’。” 刑法学界中反对将刑法纯粹作为统治者维护统治利益工具的主张，认为刑法有其自身的规律。刑法不应绝对地强调对统治秩序的保护，对统治利益的保护，刑法作为规范有其自身规律。刑法更应作为惩罚危害社会与危害人类的行为的法律。故对非法破坏环境资源利益的犯罪的处罚应重于非法破坏交易秩序的处罚。
3、再者，与其他国家的法定刑相比较，如英国的刑法，对土地毁损，使土地失去原有功效的行为，法定最高刑为10年的入狱，我国对毁坏农地的行为的法定最高刑的配置也是偏低的。
第三节 关于农地保护的双重价值目标
对农地的保护，可以从以下两个价值目标来考虑。现有农地保护的价值目标主要是从环境的角度出发，对农民利益的考虑不够。故对农地的保护应从以下两价值取向来考虑：
一、从保护环境资源的价值目标出发，通过非法占用农地罪对农地进行保护。
从非法占用农地罪所处的刑法分则中的章节来看，所处的位置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根据法益的分类机能，近现代国家的刑法分则，一般根据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内容对犯罪进行分类 .非法占用农地罪所侵犯的法益为社会管理秩序与环境资源。所以非法占用农地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中，必须具有非法占用农地、改变农地用途与造成农地毁坏的同时具备。也就是说，不造成农地毁坏，就不具备构成该罪的条件。对自已享有的农地使用权，如改变了用途，并加以毁坏，数量达到犯罪标准，也应以该罪处罚。
二、从保护农民利益的价值目标出发，通过侵犯财产罪对农地的使用权进行保护。
我国大多数农民是以田地为生，故农地使用权对农民具有生存的价值。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如果考虑经济效益和环境利益，而将农民排除在利益分配之外，是不行的。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社会分配，不能以剥夺农民利益的方式进行。非法占用农地罪，虽然具有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但从其犯罪构成上看，要求必须造成农地的毁坏，如行为人仅非法占用农地，而不毁坏农地，是不能以该罪进行惩罚的。此时，农地被非法占用，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就需要从另一价值目标考虑。农民对农地的使用权，是一种财产权利。对财产权利的侵犯行为，可以通过侵犯财产罪的刑
法保护方式，来实现对农地使用权的保护。1、《宪法》中明确规定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将财产权的范围扩大，将土地使用权划入了财产权的范围。规定对土地可以有补偿的征收与征用。该《宪法》修正案“为完善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制度提供了宪法根据” ，“两者的法律效果不同，征收是所有权的改变，征用则是使用权的改变”。有了宪法的规定，刑法对农地使用权的保护就有了依据。2、我国即将出台的《物权法》也将农地使用权作为物权的一种，在该法的建议稿中，将农地使用权作为物权篇的一节予以专节论述 .这样，当民法保护农地使用权力不从心时，刑法以侵犯财产罪这一类罪的方式对侵犯农地使用权的行为予以刑事制裁是必要的。与制裁侵犯其他的财产权利行为的途经是一致的。3、这也是刑法的价值的取舍问题，刑法应在兼顾社会秩序的同时，优先选择个人自由，刑法对个人自由的优先选择，要求刑法保护的社会法益，还原为个人利益 .4、采用双重价值目标原则，更有利于对农地的保护。一旦将农地使用权作为刑法保护的法益，农民就会为了自身的财产权利，而拿起法律的武器，为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而斗争。调动农民刑事诉讼的积极性，从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对农地资源的保护。因为环境资源利益的公益性，不易使破坏农地的行为暴光。与自己有关的切身利益，就会激起保护的欲望。非法占用农地罪因涉及政府利益与地方利益，无机关愿意提起刑事诉讼。农民提出侵犯财产罪的刑事自诉，将有利于克服上述的弊端（非法占用农地罪不是立法的问题，而是司法的问题 ）。非法占用农地罪又禁止农地使用权人对自己享有使用权的农地予以破坏，对农民农地使用权的保护又起着保护环境资源的作用。通过两重价值目标，环境资源利益会得到更实质的保护。 第四节 犯罪化标准
在现有的土地管理法规与刑法法规中，土地违法行为与土地犯罪行为的区分标准主要是数量上的区分。这容易使违法者在数量上找到差别，利用行政处罚逃避刑事处罚。如多次实施应当追诉的行为，因每次实施的行为应当追诉，也就是说在其行为达到了情节严重已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才可以追诉。例如非法占用基本农田5亩以上，才可以追诉，没有达到此标准的，只能作为违法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理。那么行为人可能采取每一次占用4.9亩的行为来达到占用农地的目的而又不触犯刑法。再如1年内多次实施本罪行为未经处理的，应当按照累计的数量、数额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可能采取1年内非法占地的数额小于法定的数额，而在2年内连续不断地每次实施未达到犯罪的非法占用农地的行为，来逃脱刑事责任。又因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的，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治理，可以并处罚款。承担违法后果的方式为行政责任方式。对毁坏农地的行为行政责任的承担是不足以打击毁坏农地的行为的。笔者认为，行政处罚的措施应限于对农地没有造成破坏时，而刑事责任的承担是在农地遭受破坏时，两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数量上的区别，而应以实际的危害后果作为划分两者的界限。刑法仅在数量上对两者进行区分，对于保护土地资源效果并不见好。这样，我国的土地违法案件多，土地犯罪案件少的局面就出现了。违法所涉的面积总数几十、上百倍地超过犯罪所涉面积的总数，数量的巨大，同样地对我国的土地资源也产生着巨大的危害。这样的规定，对保护土地资源没有起到实际作用。所以，有必要对犯罪的标准进行一番研究。
犯罪的标准，体现出刑法介入的尺度，即刑法与行政法规范的关系问题。刑法调整的基本原则是谦拟原则，即在其他法律可以控制的前提下，刑法是不介入的，刑法只有在其他的法律手段用尽仍不能抑制该行为时，才将刑法介入。其次，刑法的成本不能太昂贵。因为，刑罚具有最严厉性，刑罚中有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故每一次启动刑事诉讼程序，都要耗损大量的司法资源与诉讼成本。刑法的介入必须具有效益，如果对轻微的违法行为予以刑罚处罚，刑法就不再具有经济性与效益性。故刑法是我们社会防御系统中的最底线。
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来看，要正确地把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分寸。经济发展需要占用农用地，而环境保护要求保留农用地。经济发展要求土地使用权顺利地流入到有资金有实力的人的手中，而国家的交易秩序要求必须具备条件或经批准地转让土地使用权。犯罪化的标准不能太低，否则会抑制经济的发展；也不能太高，否则环境保护成为空谈。
笔者认为，行政措施与刑事措施两者的分界线不应拘泥于数量，而更应该重行为的过程。如规定，对农用地予以侵占，在未造成实际的毁坏时，应给予行政处罚；对农用地造成实际毁害的，破坏了农用地的用途时，使农用地功能遭受破坏的，在2亩以上就应给予刑事制裁。因为目前我国的人口已超过12亿，而耕地不到16亿亩，人均占有耕地仅1.2亩 ，2亩的农用地相当于2个人的耕地，且农用地被毁坏后，没有恢复的可能性。即行政措施与刑事措施两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数量上的区别，而还在于行为的过程，以实际的损害后果为界限。仅以数量为标准区分行政措施与刑事措施，对于保护土地资源效果并不见好。
所以，立法不仅应以数量作为区分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界限，还应更以行为的过程来界别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如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在行为人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的登记前，发现有转让的预备行为时，如通过合同进行转让等行为，应以行政违法认定，使其承担行政责任。又如非法占用农地罪中，在行为人非法占用农地时，就给予行政处理，而不要等到造成了农地的毁坏才以数额为标准追究其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简言之，非法占用农地罪的数额不应是定罪情节，而应将其作为量刑的情节。占用和毁坏的农地越多，刑罚措施就越重。这也是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的。
通过将行为控制在过程中，使法律这一社会控制手段发挥其真正的作用。值得参考和学习的是日本的行政法，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控制于农药的制造过程中，从源头上把关，阻止了严重后果的发生。值得借鉴的还有俄罗斯的法律，在行政法中对农药的使用进行控制，对滥用土地的行为采取收回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方法，在刑法中也对农药的使用进行控制，对造成环境污染与人身健康遭受损失的，给予刑罚处罚。通过不同的法律责任对行为的各个环节予以控制，起到了综合治理，齐抓共管的作用，将污染环境的行为控制在未发生之时。
第五节 增设滥用土地罪
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条刑法规定过于宽，应当将对土地滥用的行为独立一条罪名——滥用土地罪。因为人口的增多，对食用品的需求量的增大，用激素或农药对土地上所生长的植物过量施用，导致人类间接地摄取农药与激素的可能性增大。据预测，在今后的五十年至一百年里，有可能因过度地摄入农药、激素等残留物导致中国人整体丧失生殖能力。而在我国刑法中没有对上述行为专门的刑事处罚措施。非法占用农地罪，保护的是环境资源利益，也没有专门规定上述的对土地滥用的行为应当予以刑罚处罚。而滥用土地罪的程度要比非法占用农地罪的程度要轻一些。在滥用土地的情况下，不需要改变土地的用途，只要有对土地滥用化学物品或生物制剂等的情况，损害到人类的健康或环境时，就给予刑事惩罚。在非法占用农地罪中，重点在于非法占用农用地，且改变农用地的用途，而非化学物品对农用地的破坏。所以，单独规定滥用土地罪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使用农药或生物制剂的行为，造成人身健康损害与环境污染的，应当给予刑事处罚，而刑法不应仅仅限于对农地的物理性的破坏上，不能仅治标而不治本。
实际作法可参照俄罗斯刑法中的毁坏土地罪。这一犯罪的客观方面是，它是由于在肥料、植物生长素、农药和其他危
险化学物质或生物物质的保管、使用和运输过程中违反这些物质的处理规则而使土地受到经济活动或其他活动有害产品的毒化、污染或其他破坏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这一犯罪的后果是对人的健康造成损害，即任何形式的健康失常（从轻度丧失劳动能力到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对环境造成损害（野生和家养动物、非农作物、树木死亡，水体污染和水生生物资源由于肥料和其他排放到土地中的物质流入水中而死亡等，以及土地作为环境要素本身的退化）；犯罪的主观方面是间接故意。犯罪人意识到他违反了肥料、植物生长素、农药和其他危险化学物质或生物物质的处理规则，预见到由于违反上述规则而使土地受到污染和其他毁坏的可能性，但有意识放任后果发生或对后果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犯罪的主体是年满16岁并从事与处理（使用、保管、运输）肥料、植物生长素、农药和其他危险化学物质或生物物质的经济活动或其他活动的人员；并对加重结果规定不同的法定刑。 结 语
综观历史与国外的刑法，对土地制度与土地资源的刑法保护措施呈现出从罪名少到罪名多，从刑罚力度的小到刑罚力度大的发展趋势。土地问题关系到我们人类生存的问题。面对我国严重的人地矛盾，我国的刑法应当更加重视对土地犯罪的打击。从立法上，应当深入地研究土地制度的刑法保护策略，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契合中国实际，多角度、多手段地对破坏土地制度与资源的行为予以刑事制裁，对个别的土地犯罪的刑罚配置朝重刑趋势发展，并且刑罚配置应设立档次。这是符合刑法的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这也是解决我国人地矛盾的战略之一，同时也是符合土地历史发展规律的。
土地管理法案例范文第6篇
大家好！我代表县国土资源局向您们不辞辛苦，前来检查指导“四五”普法工作表示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
根据国土资发〔2001〕254号、豫国土资发〔2001〕24号文件精神，在“四五”普法期间，我们认真按照市国土资源局及县“四五”普法规划的部署和要求，坚持立足本职，着眼全局，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有计划、有步骤、扎扎实实地开展普法工作，有效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国土资源法律意识，培养了一支具有较强的法制观念和执法能力的干部队伍，营造了一个良好的依法行政环境，使我县国土资源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轨道。现将我局“四五”普法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健全组织，扎扎实实做好普法基础性工作
“四五”普法工作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只有扎扎实实做好基础性工作，才能为普法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一）健全普法工作组织机构
我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主管副局长为副组长的“四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配备了两名普法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普法的具体工作；在经费上，我们拨出专项资金，确保普法经费落实到位。我们设立了县、乡、村三级普法宣传组织机构，从上到下都确保普法机构、职责、人员和经费的落实，为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成立检查验收领导小组，定期检查法制宣传教育的落实情况，确保了普法工作取得实效。
（二）制定普法规划和年度学习计划
为确保“四五”普法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我们根据县普法办、市局制定的“四五”普法规划，研究制定了《“四五”普法规划》，确定了“四五”普法的内容、对象、实施步骤、具体措施。五年来，我们按照国家、省、市颁布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结合本系统工作实际，逐年制定年度普法计划，每年依照普法计划积极组织，紧密部署，确保普法计划的全面落实。我们建立了干部职工法律知识学习、培训、考试和考核制度，将干部职工的学法用法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并对普法工作进行经常性的指导、检查和监督，激励全系统干部职工学好法用好法，有效推进了依法行政工作的开展。
二、精心组织，多渠道、多形式、多层面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为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强化执法意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提高政府和部门威信，我局围绕“四五”普法教育的学习内容，重点突出《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测绘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营造依法管理、合理利用、珍惜资源的良好氛围。
(一）订购和编印大量的法制宣传、学习资料。“四五”普法期间，我们一方面积极订购国土资源报刊杂志和政策文件汇编供全系统人员学习使用，并制作国土资源知识宣传版面，订购、制作大量宣传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知识的小册子和传单发放给社会群众。五年来，共展出国土资源政策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的宣传图版1000余块，散发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知识小册子、宣传单15000余份。另一方面收集编印各种法规政策文件汇编，自2001年以来，我们陆续编印了《国有土地知识汇编》、《土地管理政策法规知识汇编（一）》、征订《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知识读本》等约2000余册，利用新闻媒体、报刊及时刊登国家、省、市有关法规政策规定，在社会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为扩大国土资源法律知识宣传面，我们针对县农村人口居多的实际情况，在各乡(镇)人口密集地书写宣传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的固定墙体标语3000余条，每逢农村集日、庙会，不定期组织普法工作人员送法下乡，向农民朋友宣传国土资源法律法规、政策，为群众解答疑难问题；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仍每年征订《国土资源报》480余份向群众发放；借助新闻媒体，在市、县电视台、广播站播出宣传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及保护耕地内容的稿件180余件；举办“国土在我心中”演讲比赛、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知识竞赛，发动全民参与，提高了群众对国土资源法律法规政策的了解；借助法庭开展国土资源案件公审和以案说法活动，使参加庭审的群众从审判中了解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以全县集中治理涉土案件为契机，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及相关配套文件及时向群众发放，通过开展多方面的广泛的宣传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法律观念明显提高，保护耕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意识得到了加强。
（三）充分利用法制日土地日搞好宣传活动。我们在抓好日常宣传的同时，注意利用每年的“4·22地球日”、“6·25全国土地日”、“12·4法制宣传日”掀起开展国土资源法规政策的宣传高潮。通过组织人员开展义务咨询，对国土资源管理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典型案例的宣传图版进行展览，向过往行人散发国土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的宣传资料，邀请主管县长做电视讲话等形式，使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知识深入人心。同时，我们又把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政策贯穿到节目中向群众宣传。如2001年在县里举办的6·25土地日晚会，其中我局的一个小品“猪八戒上项目”，其语言诙谐，道理通俗易懂，受到了群众的热烈好评，并在全市文艺汇演中取得了二等奖。五年来，我们共为15000余人提供了咨询服务，为1000余人当面解答了提出的问题，展出国土资源政策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的宣传图版1000余块，保护国土资源的横幅标语300余条，散发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宣传单15000余份；主管县长、国土资源局长发言、电视讲话30余次，有效增强了全县人民的国土资源忧患意识和耕地保护意识。
（四）努力增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国土资源法律意识。鉴于全国过去不少国土资源违法现象是由于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和单位行为引起的实际情况，我们把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列为重点对象，采取送法规政策上门的方法进行宣传教育。即把订购和编印的法规政策文件资料、国土资源杂志赠送县、乡领导干部阅读，让各级领导干部懂得法规政策，了解土地、矿产违法违纪行为的后果和利害，以杜绝领导违法批地和单位违法占地用地的现象的发生。这些措施的采取，让县乡领导干部了解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法规，对保护耕地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及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在日常工作中做好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将国土资源法制宣传与建设用地、地籍发证、出让、转让等业务工作相结合，针对一些乡（镇）和个人保护耕地的意识不强，造成土地浪费的现象，积极向用地、办证的单位或个人宣传我县耕地少、矿产资源少、后备资源不足的县情，使用地者、办证者树立起依法用地（矿）、节约用地的观念。在创建“执法模范县”工作中，我们把法制宣传与创建巩固土地管理“四无”（无违法批地、无少批多占、无未批先建、无非法出让）乡（镇）相结合。把宣传的重点放到农村，走村串户，送法上门，通过宣传使国土资源法律法规进入千家万户。在查处国土资源违法案件中，我们将国土资源法制宣传与查处各类土地矿产资源违法案件、调处土地权属纠纷相结合。在查处各类违法案件与调处土地权属纠纷的过程中，根据案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宣传国土资源法律法规，提高群众的国土资源法制意识，并对一些典型的国土资源违法案件进行公开曝光，起到以案释法的作用，达到处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如2001年5月，某村民无视法律法规，私自在基本农田中建房，在国土部门多次劝阻下其仍强行施工，对此，我们依法对其进行；2005年5月，我们将一破坏文物的非法砖厂强行关闭，并将当事人移交县司法机关处理。市、县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到现场进行了采访、录像，节目播出后，使群众受到了生动的教育，增强了基本国策观念和依法用地的自觉性。
在普法宣传工作中，我们坚持作到“三个结合”，即：日常宣传与阶段宣传相结合，一般宣传与专题宣传相结合，面上宣传与重点宣传相结合。通过宣传，有效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对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敢于举报，使一些违法案件能够及时得到查处，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也为维护社会稳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使广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进一步增强了国土资源国情国策意识，树立了法制观念，形成了珍惜资源、节约用地，保护耕地光荣、浪费资源可耻的舆论氛围，为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内外结合，循序渐进地组织学习和培训
（一）有计划地开展各种法律知识学习活动
“要想宣传法，首先学好法”。在我局，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各股室、土地所集中学法已形成制度。我们坚持学法考试制度，每年统一时间，组织人员参加全县法律知识考试及局系统考试，建立考试档案，并把此项作为选拔中层领导干部的重要条件之一。
我们通过“业务大练兵”、“学法看行动”等方式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学习热情，掀起了干部职工积极学习贯彻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及党中央、国务院对国土资源的重要指示及《决定》的热潮。我局将每周五的下午定为学习法律法规时间，采取“月总结、季考评”的方式督促广大干部职工搞好学习，定期抽查干部职工参加局统一组织的业务法规考试。2004年底，我局配置了计算机、打印机、扫描仪等90余台办公自动化设备，建立了局域网络系统，各股室之间实现了信息共享，并专门设置有《政策法规》、《土地知识》等学习专栏，广大干部职工可以利用网页随时学习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知识，能够及时掌握国土资源系统最新的法律法规知识，依法行政的水平日益提高。
测绘是全县经济发展、合理用地的基础，没有准确的数据就没有有效的管理。以前，大多数人都把测绘工作看的不重，认为测绘就是“一把钢尺地里走，东西南北量到头”。在《测绘法》的颁布实施后，我们加大宣传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加强测绘管理，从事测绘工作的同志内练素质，外树形象，以过硬的业务素质圆满完成了各项用地服务保障工作，受到了县领导及用地单位的一致好评。
（二）加强国土资源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人地资源矛盾、工业占地与保护耕地的矛盾日益突出，未批先占土地、无证开采矿产资源等各类违法案件时有发生，加强对国土资源执法人员的重点培养和教育尤为重要。为此，我局着重加强了执法人员和业务人员的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依法行政水平。2001年，我们组织业务骨干参加市局举办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培训班；2003年，结合《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我们组织本系统100多名工作人员参加了《行政许可法》的知识培训；2004年，在《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颁布实施后，我们组织系统干部职工，积极学习《决定》内容，领会《决定》精神，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做好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年，在我县国土资源体制改革后，我们针对当前矿业管理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土地所执法人员缺乏矿业管理知识等问题，精心准备，举办了矿产资源执法培训班。涉及矿产资源的7个乡（镇）的土地所所长、业务骨干以及局机关矿产管理人员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河南省实施<矿产资源法>办法》、《洛阳市矿产资源管理办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及行政执法程序培训，进一步增强了责任意识，提高了理论水平，强化了执法意识，为今后更好的依法行政，履行好国土资源管理职能，管理好宜阳的矿产资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几年来，我局先后举办了定级估价、矿产管理、地籍管理、测绘丈量、土地征用、市场管理、执法监察、财务监管等不同形式的培训班13种20多个班次，参加人员500多人次，全系统干部职工达到轮训一遍，有的多次参加培训。通过加强培训教育，有效提高了干部职工学法、守法、执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四、学用结合，推进依法行政
普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使干部群众懂法守法，推进依法行政。因此，我们把普法工作同依法行政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各项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完善管理职能，协调建立了县委牵头的国土协调组，联合15个司法、执法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开展普法宣传和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
（一）清理修订规范性文件，健全制度规范管理
为使我县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有序开展，我们根据《行政许可法》及上级精神，对我局历年来制定的、群众较关注的，诸如土地违法的处罚、用地收费办证、市场清理整顿等30多个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废止和修订了部分文件，使有关手续得以简化，程序更加规范，尺度统一明确，使文件既能及时体现政策法律的精神和原则，又能适应形势发展和实际工作的需要。根据工作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了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制度、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交易制度、集体决策制度等土地市场管理七项制度。对涉及农用地转用、土地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实行集体决策，定期更新并向社会公布基准地价，按时上报我县国有土地资产管理情况。陆续修订了征地管理公开制、农宅十不批制度、依法行政制度、土地登记资料查询制度、集体决策制度等。同时，我们对机关纪律、作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建章立制，严格管理，树立了我局良好的外部形象。
（二）大力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
我们大力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干部职工的法律意识和执法责任，建立了土地违法案件巡回检查制度、红蓝旗考核制度、矿产资源责任追究制度、行政处罚公告与听证制度、重大案件集体会审制等一系列监察工作制度，积极探索出一条以预防为主、事先防范和事后查处相结合的执法监察路子，营造国土资源执法监察的新秩序。对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的查处不回避、不手软，设立了违法案件举报电话、举报信箱，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力争将各类违法案件消灭在萌芽状态。五年来，我们查处国土资源违法案件近300起，2000余亩，拆除违法建筑物30余起，关闭无证矿20余家，有效地遏制了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的发生，使资源得到了保护，各级群众的国土资源法制意识进一步增强。为规范执法行为，杜绝错案发生，我们严格制定并实行了错案追究制度，增强了工作人员的依法行政意识，促使其在具体工作中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对工作人员、等现象，我们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为推进依法行政提供有效保证。
进一步完善土地负责制，高度重视工作。我局高度重视土地工作，成立相关领导小组，并把每月7日、17日、27日定为局长接待群众来访日，为群众解答政策，排忧解难；将每月的15日定为领导下访日，到所包乡镇村去摸底排查、落实涉土案件等。对待上访群众，我们努力做到“一副笑脸相迎，一把椅子让座，一杯热茶暖心”，诚心诚意帮群众排忧解难，化解矛盾。五年来，我局共接待群众来访1800余人次，给他们提供各种法律咨询和帮助，为我县的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连续多年被市、县评为土地工作先进单位。
（三）推行政务公开，实行阳光作业
按照普法的要求，我们把各项收费标准按规定制作收费公开栏，使用地单位和个人了解收费范围和标准，接受群众监督。我们积极推行土地使用权、采矿探矿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杜绝隐形交易，严格规范协议出让行为，认真执行协议出让土地的最低价标准，对城市建设中的土地使用实行统一征用、统一供应；对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实施，我们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招标，实行阳光作业。在市、县重点工程建设涉及的土地征用中，我们实行征地公开化，对征地范围和用途依法公告，保证国家重点和省、市级项目依法、及时用地。目前，我局涉及的行政许可项目，全部在行政大厅办理。窗口工作人员以优质的服务、良好的作风、过硬的水平受到了领导的肯定及群众的赞扬，行政服务大厅国土资源窗口连年被县行政服务中心评为红旗窗口。
五、普法治理取得成效
在“四五”普法工作中，我局始终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一把手亲自抓，强化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严格依法管理国土资源，取得了明显成效。按照普法的总体目标，我们严格落实普法要求，加大对国土资源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使行政管理相对人能够依法用地及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合理利用资源，及时查处违法案件，查处率达95%以上；严格规范执法办案程序，能准确运用法律法规对所涉及的违法案件进行行政处罚，并采取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使相对人同时受到了教育，所涉及的行政复议案件达35起，被维持率达91%，行政诉讼案件胜诉率达95%；处理案件严格按照规定，依法处理，及时办结，对不能及时办结的纠纷也及时告知当事人不能办结的原因和理由；在社会公开评议行业之风中，我局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版权所有
在几年的普法工作中，我们采取普法与依法行政相结合，有力推进了我局依法行政工作的开展。2001年被县评为依法行政先进单位；在2002年的土地市场清理整顿、土地管理工作中，被市、县评为地产市场清理整顿先进单位、十佳文明单位、支持重点建设先进单位；2003年，被市政府评为法制工作先进单位、市级文明单位，被市局评为耕地保护工作先进单位；2004年，被评为依法治县先进单位等。
土地管理法案例范文第7篇
关键词：加强；土地；执法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s gradually to the city development mod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illegal land use cases showed a rising trend, the illegal phenomen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law enforcement difficult, some problems should not be ignored in front of us, should cause height to take seriously, and the need to formulate practical and feasible measures to solve.
Key words: strengthening; land; law enforcement
中图分类号：P285.2+39 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前言：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要贯彻执行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资源问题的大政方针，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国土资源，土地执法监察是关键。总结河南油田近几年的土地管理工作，可以说正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具体体现在：广大干群的土地法制意识明显提高；土地市场规范、稳定发展；土地管理手段越来越科学，各项业务愈加规范等等。
1 土地执法监察存在的问题
1.1 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我油田是七十年代初开始建设的，随着企业的不断壮大，油田的土地逐年不断增加，在取得方式上，是由国家无偿划拨的，在管理模式上，没有土地方面法律法规，同时也没有专业的管理部门，管理松弛。因而造成手续不全，资料不齐，四址不清。
1.2 依法用地观念淡薄，随意改变土地用途现象较为普遍。随着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到现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企业的指导思想、经营理念，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发生着跨越式的变化，在不征求土地管理部门意见，未经当地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同意和批准的情况下，随意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
1.3 由于原来的征地手续不全，资料不齐，四址不清等现象，造成个别单位或个人随意开发，乱占土地，乱建房屋现象较多。
加强土地执法促进土地市场秩序健康发展，土地执法部门没有赋予土地执法权。土地管理机构，居有其特殊性，它是一个企业性质，在很多方面不具备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职能，在土地执法方面，河南省国土地资源厅没有赋予土地执法权，因此，在对土地管理方面没有任何强制执行权、强有力的执法手段，无法采取什么硬性措施。
2 做好执法监察工作的措施2.1 强化领导，科学布置
根据目前国土资源管理利用的实际，各级领导要站在政治的高度，珍惜每一寸土地，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充分认识管理和利用好土地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各级领导要把土地管理、利用、执法监察当作重头戏来抓。一是专人负责，责任到人，各负其责，各个单位要有专职或兼职的土地管理人员。二是领导抓，抓领导。执法监察效果的好坏，取决于领导的决心和表率作用。首先，领导亲自抓，加大执法力度。其次，抓领导，土地中的违法问题中存在不少行政或领导干预的现象。针对问题的症结，领导要主动查找问题，在土地审批过程中，强调率先垂范作用。三是在规范土地市场的前提下，严格执法，重点查处在当地有影响的案件，以推动土地执法监察工作的深入开展。
2.2 广泛宣传教育活动，强化法律意识
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对土地管理工作的认识。利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利时机，加大《土地管理法》和《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深入开展法律宣传教育活动。一是加强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教育，改变群众的传统观念，树立依法用地意识。二是组织土地执法监察人员认真学习土地监察业务知识，熟悉和掌握土地执法监察办案程序和办案依据，切实增强领导对土地管理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三是在正面教育的同时，抓住在本地区范围内影响较大的违法用地案例依法进行查处，用身边典型案例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大力营造依法用地、依法管理的良好环境。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和“4·22”地球日、“6·25”土地日等宣传时机，进行广泛性和经常性宣传，真正使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抓好典型宣传，对一些顶风而上，久拖不决，性质恶劣、危害严重、影响重大的典型案件，要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公开曝光，给违法者揭揭短，让违法者现现眼、出出丑，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2.3 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科学管理
土地执法监察是一项政策性、业务性很强的工作，必须通过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进行规范，而制度的建立又必须在创新上下工夫。要建立执法程序制度，包括案件的受理、审查、移送、结论等，都要有一套较为严格的操作程序。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构建有效的行政责任制度，规范执法监察人员的行为。严格岗位责任制度，做到岗岗自检、级级落实、不留政策空白点。实行连带责任制，对执法监察人员在办案中发生重大行政不当行为，分管领导乃至相关人员应视情节承担一定的责任。
建立健全监察网络，配备执法监察工具。建立健全监察网络是查处违法行为案件的关键，不仅能对违法行为做到防患于未然，还能有效地加大执法队伍的力量，遏制违法行为现象的发生。所以油田土地监察部门应遵循“预防为主、预防和查处相结合”的方针，实行上下联动,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把违法用地等行为控制在萌芽状态。对油区的土地违法行为做到迅速出击，及时发现问题，建议和配合当地政府土地管理监察部门依法解决问题，保证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2.4 强化监督管理，促进方法创新
①要建立和完善举报制度，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以监察机关为依托，建立土地违法案件举报中心，专门受理群众对案件的举报；
②要建立舆论监督制度，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定期或不定期向新闻媒体公布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和质量情况，对新闻媒体反映的群众有意见的案件要及时处理及时答复；
③要加强监督检查，监督检查是搞好执法监察的重要手段。要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找准切入点，紧紧围绕办案作风、办案纪律、办案程序、办案流程管理制度等开展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
④要建立相应的备案制度和执法监察工作台帐，记录工作的全过程，按照要求进行存放，便于检查和总结反馈；
⑤要抓典型，促进工作深入开展。典型的作用是无形的，在执法监察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重点抓好典型。一方面，要对执法监察人员中的先进典型事迹进行宣传推广。另一方面，要重点抓好土地违法案件反面典型的广泛曝光。起到典型引路的效应，以推动执法监察工作的深入开展，规范土地市场秩序，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健康发展。
2.5 加强巡查制度建设，提高巡查效率为进一步规范土地巡查，提高巡查效率，把土地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要着重建立健全土地巡查的“三项”制度：一是建立巡查责任制度。进一步明确职责、落实责任，理顺上下关系；二是建立巡查考核制度。通过对各地巡查情况的抽查，对各二级单位土地巡查违法用地行为的发现率、制止率和查处率进行综合评定；三是建立巡查通报制度。进一步落实土地巡查考核制度，将每季度对各二级单位的巡查台帐、制度和巡查情况进行通报。
土地管理法案例范文第8篇
一、指导思想
扎实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着力打造“法治”和“平安国土”，为创造安定稳定、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更好地服务和保障加快经济建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二、目标任务
1、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在闽南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悬挂综治、平安横幅标语和创办宣传专栏。
2、宣传我局深化“法治”和“平安国土”建设，着力宣传全局上下齐抓共管、共创平安的生动局面和人民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的感人事迹。同时积极开展“六五”普法教育活动，组织全局干部职工集中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增强法制意识。
3、大力加强宪法学习宣传，继续加强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群众生产生活、社会和谐稳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不断提高全民法治意识、法律素质，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4、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引导公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注重法制教育与公民意识教育相结合，弘扬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5、组织开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主题宣传活动，针对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公民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继续深入开展国家基本法律和相关政策的宣传教育，重点是《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矿产资源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要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宣传效果，要突出土地承包、土地征用、宅基地使用等与农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特别是要加大对十七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关于土地流转新政策的宣传讲解，为这项重大改革措施营造氛围，确保这项重大改革措施能迅速得到广泛认同和正确实施。通过宣传教育，使广大干群知法、懂法、守法，从而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6、积极宣传乡（镇）土地利用法律法规和规章，要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万倾良田建设工程”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乡（镇）土地利用法律法规教育；在村庄和集镇建设中，宣传以建设促保护，特别是对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保护。按照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坚持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和保护的原则下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7、重点学习和宣传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大力开展与国土资源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资源保护意识，促进国土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大力开展与农村土地征收、企业用地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权利义务观念，提高公民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8、积极开展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活动，要将领导干部个人的学法用法，上升为对领导班子的一体要求，将一般性学习、应用法律知识，上升为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践，贯彻到议事、决策、管理、自律和领导工作的每个环节、每项具体工作中去，努力提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防止发生因领导决策失误、渎职、违法行政、监管不力而导致的影响恶劣的徇私枉法事件、重大违法犯罪案件、严重侵犯群众利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问题。
三、宣传形式
1、充分利用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日开展宣传。要继续搞好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在日常宣传的基础上，充分利用“3.19”矿产资源法宣传日、“4•22”世界地球日、“6•25”全国土地日、“8.29”测绘法宣传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等重大法制宣传教育节日，组织人员走上街头开展送法活动。在利用好报纸、标语、期刊等传统媒体做好宣传同时，大力拓展网络、信息等新兴的媒体作为宣传空间。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根据工作实践，组织开展国土资源文艺节目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国土资源政策法规，加强国土资源文化建设。
2、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利用好宣传周、宣传月、纪念日等形式，有计划、有组织、形式多样地开展法律“进乡镇、进学校、进单位、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活动，通过贯彻落实“法律六进”，将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知识及时传送到管理相对人手中。
3、以案说法。在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要严格执法，坚决查处各类土地、矿产违法案件；对一些典型的、有影响性的土地及矿产违法案件，通过以案说法、案例分析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达到普法目的。
4、增设政法宣传专栏。在利用政法专栏张贴政法宣传画和宣传标语的同时，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的作用，在巩固已有的法制宣传栏目和节目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法制宣传教育市场化运作机制，对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要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而使国土资源基本国策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
四、工作要求
1、摆上位置，确保领导和经济保障到位。要把政法宣传教工作纳入年度计划，列入考核内容；要及时调整充实政法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普法计划，完善相应的工作制度；把普法工作经费列入本部门经费预算，按照标准提供经费保障，并做到专款专用。
2、注重创新、抓好典型、以点带面。要注重抓好政法宣传工作的方法、形式和内容的创新，将政法宣传教育融入法治文化、和谐文化建设之中，以群众喜闻乐见、实际效果明显为主导，努力探索、学习借鉴、推陈出新。要积极发现和挖掘有创新、方法好、效果实、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先进典型和有发展潜力的“雏形”，及时上报、精心培育，适时总结推广。通过以点带面，推动国土资源系统政法宣传工作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土地管理法案例范文第9篇
关键词： 土地农转非政策； 土地国家征收； 农地集体转用； 土地增值收益
中图分类号：C912； 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5）04006905
在农地转为非农用土地的现实过程中，由于“国家征收”与“集体转用”的政策差异，造成了土地增值收益归属不同主体的较大差异。“国家征收”忽视农民利益诉求把土地增值收益变成了财政收益；“集体转用”损害“公共利益”需要，把由经济社会进步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留给了某局部群体或个人。不仅出现被征收土地浪费严重、使用容积率不高的现象，而且在各级政府、土地所有者、土地使用者与农民之间产生了许多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和冲突。本文试图从土地的国家征收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而产生的利益分配的巨大差别这一新的视角，来研究国家的土地农转非政策以及农转非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以期获得一点新的启示。
一、土地农转非政策的初衷：并非侵占农民土地增值收益
关于土地农转非政策对农地增值及其收益分配产生的影响，目前学术界给出的正面评价不多。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国家现有的土地征收、征用以及限制集体转用政策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应该取消对农民集体转用土地政策的限制，“还权于民”，把土地增值收益归还给农民集体和农民。的确，国家土地农转非政策在执行中对农民土地权益造成的损害是不容否定的事实。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国家现有的土地农转非政策？若能从“土地农转非政策”的演化切入分析，或许这个疑问的真相可以得到还原。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非农用的国家建设用地，采用的主要办法是国家征用。1978年《宪法》规定，“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土地实行征购、征用或收归国有。”1982年《宪法》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1982年出台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也作出了具体规定，国家需要进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可以向农民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到了1998年新的《土地管理法》对土地的使用做出了进一步规定，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说明从1998年开始，一切建设活动需使用土地时，都需通过土地征用，使用国有土地，或者说国有土地成为一切建设用地的唯一来源，在城镇化进程中建设用地通过征用国有化态势的基本形成，意味着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土地市场唯一合法的买者和卖者。但需要说明的是，“与农地转为非农用的土地国有化趋势相比，农地转集体建设用地的政策则是完全不同的取向。”有学者提出地价空间包括四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农业土地价值、城市土地地租增值的价值、城市开发费用以及区位土地级差地租的价值。还有学者将“自然增值”的原因总结为外力作用，主要包括政府以及他人的投资、土地的稀缺性、利率因素、政策性因素等使土地得以增值。不过这里的“政策性因素”被限定为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以及有关经济政策而带来的土地增值。很明显，以往研究文献对农地增值来源的讨论，直接把土地农转非政策作为重要变量的比较少；同样明显，无论是投资性增值、供求性增值还是用途性增值，都直接间接与国家土地农转非政策密切相关。农转非土地增值可以说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决定的，而政策的作用不可忽视。事实上，国家土地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正在显现，它既可以带来土地“增值”，也可以起到“稳定”和“限制”地价的作用。而我们在这里要探讨的问题，不是土地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而是土地农转非政策对农转非土地“增值”带来的影响及其土地“增值”的归属。
对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的研究，理论界有非农化土地“涨价归公”“涨价归农”以及“公私兼顾”等不同观点。如周诚、梁爽、邹谢华从按贡献分配观点出发分析农地非农化增值机制，提出了“以公促私、公私兼顾”的改革思路；臧俊梅、张期陈、高静、郑振源等则从农地发展权视角、权利贡献角度分析农地非农化增值的本质，提出农地非农化“涨价归农”的观点；此外还有少数学者坚持孙中山提出的“涨价归公”，如沈守愚。以上文献虽然没有具体涉及农地非农化的“政策性增值”，但是“政策性增值”属于“自然增值”的范畴。也就是说，对于农地非农化“政策性增值”的归属，理论界的解释还存在较多分歧。而现实中的情况也表明，通过土地国家征收政策，把土地增值收益全部收归各级政府，或者通过土地农民集体转用政策，把土地增值收益留归集体组织，或者通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灰色领域而获得土地增值收益都是显失公平的。文章认为，无论从“按贡献参与分配”视角还是从“农地发展权”视角进行分析，土地非农化“政策性增值”都应“公私兼顾”，或者说是相关主体利益共享。
土地非农化的“政策性增值”，主要来自农用地到建设用地的用途改变，从一个相对独立的农用地供需圈转移到了另一个相对独立的建设用地供需圈。对这个“增值额”的分配，在政府、企业、村集体组织和农民之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界定，导致相关各方在利益博弈中出现多种乱象。从“按贡献参与分配”视角看，应该是谁贡献谁获益，“增值额”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增值应该归属于社会，企业投资当然也要有相应收益，同时村集体和农民个人也要共享土地增值的成果，土地被征用者的生活水平至少不能低于土地被征用前的水平，这是最低限度。但是，“目前之土地市价，除了土地所有人申报应归其个人所有的地价以外，尚包含庞大的自然增值额，这是应当属于社会全体的。所以，如果按照市价补偿，那无异于将自然增值部分也视为个人财产给予补偿，其不合理之情形至为明显。”
从“农地发展权”视角看，参照黄祖辉、汪晖、杜业明、王小映、吴郁玲，曲福田，冯忠垒等对“农地发展权”的定义，本文认为，从根本上说，土地农转非政策带来的土地开发性增值，最终源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情形下的“农地发展权”应该归属于国家。从理论上看，我国“农地发展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在农用地被征用前，“农地发展权”归属于农民；农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这时“农地发展权”归属于农村集体；农地被政府因为公共利益需要或经济建设需要征为国家建设用地时，这时“农地发展权”归属于政府。这三种不同情形之下的“农地发展权”，决定了农地增值收益的最后归属。土地农转非政策（农地集体转用被限后）带来的“政策性增值”应该归属各级政府，但不影响农民获得 “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农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带来的“增值”留归村集体和农民，但集体转用必须合法、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私下转用视为非法。
三、土地非农化政策产生的偏差：农转非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利益失衡
如前所述，现行的国家土地管理政策，包括土地农转非政策的变迁，都是围绕土地有限市场化和土地保护两个主题来展开的。土地有限市场化是为了盘活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发挥土地对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作用。土地保护是依据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对现有的有限耕地进行保护的一种战略性思考。但在政策执行中，这两者形成的张力之间会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致使政策发生某些偏差和扭曲，政策的偏差诱致农转非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利益失衡。
一是土地国家征收政策中“公共利益”需要与“经营性”需要并存，地方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异化为“经营型”政府，“寻租”行为明显。虽然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土地资源的调控，但部分地方政府官员总是想尽办法规避中央政府的控制。从以往的经验看，严重的土地违法案例几乎都与地方政府有关。为什么被称之为“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也不能制约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是什么动机使得地方官员冒险违反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在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其实属于“委托人――人”关系。道格拉斯・诺思指出：“由于人的效用函数与统治者并不一致，因此统治者要设立一套规则以图迫使他的人和他保持一致。然而，人一定程度上并不受统治者的约束，因为存在着统治者权力扩散。”地方政府作为一级市场的垄断者，可以直接从土地出让中获取经济利益，地方政府角色发生异化，从“管理型”政府异化为“经营型”政府。“经营型”政府直接与民争利。在与民争利的过程中，“经营型”政府回归“管理型”政府角色，通过“权力”始终占据优势地位，谋取更大收益。
二是农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合法”与“非法”并存，大量耕地被侵占，农地增值收益分配混乱。按照土地农转非政策要求来讲，1998年新《土地管理法》对农村土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的口子全面收紧，政府利用《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从农民那里通过国家征收把农用地变为非农用的国有土地。控制了农民集体土地从征地到供地的全过程，一面向农民集体征地，一面向建设用地者供地。农用土地变为非农用建设用地的合法途径就是国家征收。新增集体建设用地离开了国家，只有“非法”没有“合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集体建设用地“合法”流转。其中，有的是自发进行的，有的是地方政府支持和探索的，有的是中央部门参与探索的。如浙江湖州，在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乡镇企业的改制，为了对乡镇企业的土地资产进行处置，开始着手规范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广东南海用集体土地股份制替代原来的农户分户承包制，将集体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后，以土地或厂房租给企业使用，为农民利用自己的土地推进工业化留下了发展空间，农民土地收益权得以保留和延伸。这些研究成果对实践中征地补偿价格标准的确定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的实践中已产生“暴富群体”与“三无农民”并存情况。这一情况的出现，不仅与土地的地理位置、土地原使用用途有关，也同土地征用补偿政策有关。现实中“同地不同价”“同城不同价”的现象随处可见。现在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认为《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按原用途补偿和30倍补偿上限的标准太低，农民的土地权益难以保障，政府却通过低价征收、高价出售土地的办法侵占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甚至有人死死盯着某地卖出的“地王”，并以此为据，提出必须大大提高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随着经济社会进步，适当调整和提高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是必要的，最近的《土地管理法》修正草案，就删除了现行法律第47条中按原用途补偿和30倍补偿上限的规定，但要拿出一个更加合理的“补偿标准”绝非易事。要知道，政府征收的土地中能卖出“地王”价格的土地非常少，有的道路和绿地还要倒贴。2012年，全国供应土地约1 000万亩，其中40%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类型的土地不赚钱，剩下的部分其中65%的土地用于城市建设，真正用于商业和住宅的只有35%。而且，在城市郊区，农村土地已经存在过度补偿问题，产生了一夜暴富现象。征地“补偿标准”提的过高过快，不仅会提高工业化、城市化成本，也会造成一夜暴富现象普遍化；征地“补偿标准”太低，则会滥用土地、浪费资源，使被征地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
土地国家征收与农地集体转用是农地非农化的两条不同路径，这两条不同路径给非农化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带来了天壤之别。土地国家征收，政府垄断土地市场，农民难以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农民只要遇上土地征用，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都会产生抵抗情绪和集体上访行为。农地集体非法转用导致土地自然增值部分被农村集体截留，造成新的分配不公。当前大量研究，集中于增值收益分配中如何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但对形成土地增值收益的多种主体的贡献缺乏明确界定，对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收益分配问题、农村集体各层级间的收益分配及村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分配问题等一系列主体博弈与委托―问题缺乏关注。对自然增值部分应该如何由政府合理收回，应遵循何种路径等问题分析不足。对农地国家征收与集体转用之间给农民带来的利益差别缺乏比较。这些都是下一步亟需研究，并制定出合理对策，加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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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法案例范文第10篇
强化用地管理，严格供地检查
__县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认真执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从严从紧的建设用地供应政策。严把征地和农用地转用关，统筹安排各类建设项目用地，严格按规划和年度计划报批建设用地，积极参与建设用地预审，采取提前介入、现场办公、特事特办、挂牌督办、限时办结等措施，保障符合供地条件的各类建设项目用地。全面掌握供地政策，规范协议出让行为，严格执行协议出让最低价制度。在巩固和全面落实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工业和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有偿使用办法，全面推进培育和规范土地市场建设步伐。在检查批地过程中，主要检查当年的建设用地审批件、当年土地转让件、当年土地出租、抵押件，看审批多少件，合法多少件；在检查管理过程中，主要检查审批程序是否合法、行政案件的处理、土地权属纠纷的调处、有关费用的收取是否符合规定；在检查用地工程中，主要检查擅自占用、批少占多、批荒占耕、非法转让土地、破坏土地植被、荒芜土地、非法改变土地用途、土地侵权案件、土地案件等。
认真落实动态巡查责任制
__县在巩固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整顿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整顿工作的深入开展，加大对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公开调查暴光重大典型案例。重视从群众举报、媒体披露和动态巡查渠道中，及时发现案件线索，分级查处。及时做好群众案件的办理和回复，尽力把初解决在首办环节。为了严格执法，依法行政，避免错案的发生，我县实行岗位责任制，将执法责任、权限、标准、程序以及承担的责任落实到每个执法单位和每个执法工作人员，严格考核奖惩。把动态巡查作为消除案件的关键性措施来抓，建立了国土资源执法动态巡查责任制，在县一级建立一级巡查，由县国土资源执法大队牵头，对公路交通沿线、城乡结合部每月巡查一次；在各基层所建立二级巡查，由各国土资源所负责在辖区内实行周巡查制，事前防范，查防并举。同时，注意调动村组监察员、信息员的积极性，对违法行为作到了及时发现、有效制止、迅速处理，降低了执法难度。
巩固和完善全省“土地执法模范县”创建成果
紧紧围绕“依法管理，强化基础、严格执法、综合利用”的要求，着力巩固和完善全省“土地执法模范县”创建成果。狠抓队伍素质建设，积极创造条件，加大职工教育培训力度，扩大培训教育范围，提高干部整体素质。狠抓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着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购置配备了电脑、数码照相机、摄像机等电子设备，逐步实现办公自动化、设备现代化、管理规范化。狠抓规范化建设，对国土资源案件的立案、调查处理、执行各个环节建立严格的工作制度和程序，约束执法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按照创建文明行业的规范要求倡导文明执法，模范执法。经过全县各级领导和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使全县国土资源执法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好转。
认真开展各项清理整顿工作
20__年开始，针对国家建设征用农民集体土地安置补偿费管理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__县先后组织开展了四次专项检查活动。对存在的挤占、出借、滞留、挪用、资金管理混乱，支付程序不尽合理等问题，及时做了处理。为规范征地费的管理，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制定出台了《__县征地补偿费使用、分配、监督管理办法》，新的办法采取了“直通车”的兑付办法，避免基层干部任意开支，乱占乱借的问题，为全县农民征地补偿费的有效监管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开展了农民建房用地清理整顿和土地市场秩序整顿活动，使全县农民建房用地和土地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
__县境内物产资源尤以石油储量丰富，已经探明石油储存面积2200平方公里，储油量6000万吨。石油为长庆油田独家开采，地方国有、集体和个人主要开发利用的是粘土和砂石资源。20__以来，__县以贯彻落实“3.16”会议纪要精神为契机，以治乱、治散、治本为重点，加强油区和砖瓦企业的清理整顿，加大对非法占井、非法转让采矿权等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无证勘查、无证开采、以采代探等违法行为，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并对四个涉油企业进行了依法关闭。坚持矿业权审批“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新设采矿权一律实行招拍挂出让，其他采矿权实行有偿延续，公开了审批事项的办事程序、办事时效和收费标准，矿产管理秩序得到进一步规范。
切实做好群众来信来访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