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是中国现当代史中的压倒性政治话语。主流的叙事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农村;农村阶级分化严重,土地占有差别悬殊,地主、富农阶级占有80%以上的土地,贫雇农阶层则几无立锥之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和阶级斗争,打倒了地主阶级,消灭了剥削,满足了农民的土地需求,解放了生产力,从而获得最广大的农民阶级的支持,从而获得了革命胜利。
近年来随着实证史学的发展,这一革命叙事受到动摇。研究者普遍发现,中国农村的土地不均和阶级分化并不像官方理论认定的那样严重,单纯的平分土地本身,也并不足以支持革命成功。中共在与的斗争中胜利和获取政权,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外部社会原因。带来革命成功,更多地是一个政治神话。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道炫的近著《中央苏区的革命》,通过实证考察中央苏区的兴衰,揭示了的真实情状和政权的存亡要领,还原了“土地革命”。
分地不如分浮财
《财经》:当苏维埃运动在江西、福建等地开展起来的时候,当地的土地兼并真的是非常严重吗?
黄道炫:起码是沒有宣传得那样严重。实际上,即使是提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自己,在1930年实地做的《寻乌调查》中,其结论也是地主占地30%,农民占地30%,公田40%。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地主富农占地30%左右的比例,符合当时农村的一般状况,和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相去甚远。
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处山区,商品经济不发达,自耕自种的现象更为普遍,这里的土地兼并状况较之其他地区甚至更不明显。
《财经》:在中国北方,土地兼并亦各地有别。以关中地区为例,依据秦晖的考察,甚至到了沒有地主只有自耕农的程度。柳青的《创业史》中,梁生宝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危险的阶级敌人是富农姚世杰,道理很简单,现实的蛤蟆滩上找不到像样的地主。
黄道炫:现实总是比“科学的”理论更真实。另一个有说服力的现象是:苏维埃革命爆发的中心区,土地集中程度反而更低。这样的地方,贫富差别不大的农民在生存线上竞争激烈,稍微富裕的农民与贫雇农矛盾激化。而真正的大地主往往兼营工商业,对佃户剥削较轻。这用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无法解释。
现在看来,将土地集中看做中国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沒有说服力。
《财经》:对于需要租种土地的农民来说,他们的租税负担是否很严重?
黄道炫:在实行减租之前,农民的租佃负担大约在产量的40%-50%之间,不可谓不沉重。但也要看到,国家的赋税是由有地者来承担的。当时农村的真正负担是政局动荡。由于连年战乱,各地的赋税和杂费摊派严重,其负担往往超过了田租的很多倍,地主负债严重甚至破产。在地主地位下降的过程中,还出现了“皮骨田”,即农民享有永佃权。这样的租地形式,租金要低20%-30%。
地主的日常生活水准,和自耕农差别不大。当时的一份调查提到,福建某地一户拥有四百多坎盐田的地主,平时一日三餐都吃地瓜干,只有逢年过节可以吃两干一稀。
《财经》:田主的负担如此沉重,土地的吸引力何来?分田地的号召,能够发动群众吗?
黄道炫:土地革命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分田固然对以地为生的农民具有一定吸引力,但现实中一般是从打土豪发动起来的,就是分财产拿东西,废除债务。苏区的理论刊物公开要求,分田之先必须散发财物,用衣物、谷、米、猪肉启发群众的斗争觉悟,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从苏区实际看,分地时农民往往虚与委蛇,分了东西,阶级斗争才发动起来。从苏区到三年内战时期再到1949年的,分浮财一直是重要经验。
此外,苏区分地的一个主要对象是公田。公田原来沒有明确的田主,分起来顾虑不大,可以当做现成的社会福利发放。实际上,江西和福建等地发达的公田,成为这里土地革命顺利展开的重要因素。
《财经》:公田的比例相当高,它的性质,可以视为被地主把持吗?
黄道炫:在宗族社会发达的中国南方,公田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它作为家族的公共田产,更具福利性质,满足的是救济灾荒、抚恤孤寡、上学祭祀的需要,不少采用轮流耕作制,并不能简单地用阶级观点,视作地主把持。
地主不等于翻身
《财经》:苏区农民分得土地之后,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吗?摆脱了繁重的地租,他们的税费负担是否大为减轻?
黄道炫:农民所得并非那样神奇。分浮财是暂时的,且在分割中社会积蓄遭到了破坏。分得土地之后,虽然不用交租,但苏维埃政权和军队的负担也非常沉重。由于苏区要在持续的战争压力下生存,人力物力有限,财政征税力度逐年加大,在税赋之外发行公债,摊到公众头上负担加倍。
苏维埃还经常向农民借粮,1934年中央苏区借谷近百万担,农民负担达到国统区三倍的程度。此外还要时常慰劳军队。苏区失败后《申报》记者进行的调查中,有的农民感叹“分田事与愿违”,这应该说是苏区兴衰中农民的真实感受。
《财经》:农民得到了土地,是否生产积极性高涨,带来了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
黄道炫:分地和增产也沒有必然联系。现实的情况是,土地革命的头两年,苏区产量出现大幅度下降,普遍闹粮荒。
农民分得了土地,积极性固然可能上升,但本身的生产能力不够,打倒地主富农的过程,含有破坏生产力的性质。小块土地的农户一时赶不上地主和富农的大生产力量。由于废除债务,借贷关系被破坏,农民也无处借款。产权关系被破坏,农民“吃完再共产”的思想也因此滋生。加上扩大红军导致劳力缺乏,造成了苏区生产下降的现实。
《财经》:这和中共此前对土地革命的预期是不一致的,当时怎样应对这一局面?
黄道炫:当时中共的反应是认为土地革命不够彻底,漏划了大量的地主富农,农民还沒有真正翻身,因此开展了查田运动。这和以后三年内战时期的模式是一致的,当理想和现实出现距离,就认为是运动还不彻底的缘故。
查田运动的结果是错划了大量的地主富农。根据上世纪30年代初的调查,当时苏区人均拥有6担-10担谷田仅为够吃的标准。而按查田运动标准,人均拥有9担田、每年尚需租地耕种的家庭也被划为地主,当时有党员干部抱怨“将来有一碗饭吃的人都会被打为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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