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中国现当代史中的压倒性政治话语。主流的叙事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农村；农村阶级分化严重，土地占有差别悬殊，地主、富农阶级占有80％以上的土地，贫雇农阶层则几无立锥之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和阶级斗争，打倒了地主阶级，消灭了剥削，满足了农民的土地需求，解放了生产力，从而获得最广大的农民阶级的支持，从而获得了革命胜利。

近年来随着实证史学的发展，这一革命叙事受到动摇。研究者普遍发现，中国农村的土地不均和阶级分化并不像官方理论认定的那样严重，单纯的平分土地本身，也并不足以支持革命成功。中共在与的斗争中胜利和获取政权，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外部社会原因。带来革命成功，更多地是一个政治神话。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道炫的近著《中央苏区的革命》，通过实证考察中央苏区的兴衰，揭示了的真实情状和政权的存亡要领，还原了“土地革命”。

分地不如分浮财

《财经》：当苏维埃运动在江西、福建等地开展起来的时候，当地的土地兼并真的是非常严重吗？

黄道炫：起码是沒有宣传得那样严重。实际上，即使是提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自己，在1930年实地做的《寻乌调查》中，其结论也是地主占地30％，农民占地30％，公田40％。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地主富农占地30％左右的比例，符合当时农村的一般状况，和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相去甚远。

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处山区，商品经济不发达，自耕自种的现象更为普遍，这里的土地兼并状况较之其他地区甚至更不明显。

《财经》：在中国北方，土地兼并亦各地有别。以关中地区为例，依据秦晖的考察，甚至到了沒有地主只有自耕农的程度。柳青的《创业史》中，梁生宝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危险的阶级敌人是富农姚世杰，道理很简单，现实的蛤蟆滩上找不到像样的地主。

黄道炫：现实总是比“科学的”理论更真实。另一个有说服力的现象是：苏维埃革命爆发的中心区，土地集中程度反而更低。这样的地方，贫富差别不大的农民在生存线上竞争激烈，稍微富裕的农民与贫雇农矛盾激化。而真正的大地主往往兼营工商业，对佃户剥削较轻。这用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无法解释。

现在看来，将土地集中看做中国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沒有说服力。

《财经》：对于需要租种土地的农民来说，他们的租税负担是否很严重？

黄道炫：在实行减租之前，农民的租佃负担大约在产量的40％－50％之间，不可谓不沉重。但也要看到，国家的赋税是由有地者来承担的。当时农村的真正负担是政局动荡。由于连年战乱，各地的赋税和杂费摊派严重，其负担往往超过了田租的很多倍，地主负债严重甚至破产。在地主地位下降的过程中，还出现了“皮骨田”，即农民享有永佃权。这样的租地形式，租金要低20％－30％。

地主的日常生活水准，和自耕农差别不大。当时的一份调查提到，福建某地一户拥有四百多坎盐田的地主，平时一日三餐都吃地瓜干，只有逢年过节可以吃两干一稀。

《财经》：田主的负担如此沉重，土地的吸引力何来？分田地的号召，能够发动群众吗？

黄道炫：土地革命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分田固然对以地为生的农民具有一定吸引力，但现实中一般是从打土豪发动起来的，就是分财产拿东西，废除债务。苏区的理论刊物公开要求，分田之先必须散发财物，用衣物、谷、米、猪肉启发群众的斗争觉悟，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从苏区实际看，分地时农民往往虚与委蛇，分了东西，阶级斗争才发动起来。从苏区到三年内战时期再到1949年的，分浮财一直是重要经验。

此外，苏区分地的一个主要对象是公田。公田原来沒有明确的田主，分起来顾虑不大，可以当做现成的社会福利发放。实际上，江西和福建等地发达的公田，成为这里土地革命顺利展开的重要因素。

《财经》：公田的比例相当高，它的性质，可以视为被地主把持吗？

黄道炫：在宗族社会发达的中国南方，公田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它作为家族的公共田产，更具福利性质，满足的是救济灾荒、抚恤孤寡、上学祭祀的需要，不少采用轮流耕作制，并不能简单地用阶级观点，视作地主把持。

地主不等于翻身

《财经》：苏区农民分得土地之后，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吗？摆脱了繁重的地租，他们的税费负担是否大为减轻？

黄道炫：农民所得并非那样神奇。分浮财是暂时的，且在分割中社会积蓄遭到了破坏。分得土地之后，虽然不用交租，但苏维埃政权和军队的负担也非常沉重。由于苏区要在持续的战争压力下生存，人力物力有限，财政征税力度逐年加大，在税赋之外发行公债，摊到公众头上负担加倍。

苏维埃还经常向农民借粮，1934年中央苏区借谷近百万担，农民负担达到国统区三倍的程度。此外还要时常慰劳军队。苏区失败后《申报》记者进行的调查中，有的农民感叹“分田事与愿违”，这应该说是苏区兴衰中农民的真实感受。

《财经》：农民得到了土地，是否生产积极性高涨，带来了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

黄道炫：分地和增产也沒有必然联系。现实的情况是，土地革命的头两年，苏区产量出现大幅度下降，普遍闹粮荒。

农民分得了土地，积极性固然可能上升，但本身的生产能力不够，打倒地主富农的过程，含有破坏生产力的性质。小块土地的农户一时赶不上地主和富农的大生产力量。由于废除债务，借贷关系被破坏，农民也无处借款。产权关系被破坏，农民“吃完再共产”的思想也因此滋生。加上扩大红军导致劳力缺乏，造成了苏区生产下降的现实。

《财经》：这和中共此前对土地革命的预期是不一致的，当时怎样应对这一局面？

黄道炫：当时中共的反应是认为土地革命不够彻底，漏划了大量的地主富农，农民还沒有真正翻身，因此开展了查田运动。这和以后三年内战时期的模式是一致的，当理想和现实出现距离，就认为是运动还不彻底的缘故。

查田运动的结果是错划了大量的地主富农。根据上世纪30年代初的调查，当时苏区人均拥有6担－10担谷田仅为够吃的标准。而按查田运动标准，人均拥有9担田、每年尚需租地耕种的家庭也被划为地主，当时有党员干部抱怨“将来有一碗饭吃的人都会被打为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