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故事范文

中国名人故事篇1

谭爷真名叫谭振山，是辽宁省新民市罗房乡太平庄人，今年虚岁84，非常会讲故事。他讲起故事来，总是滔滔不绝，眉飞色舞，绘声绘色……这样一来，不光孩子们喜欢，就连大人们也很爱听他讲的故事哪。辽宁大学有一位民俗学教授叫江帆的知道了这事儿，便开始跟踪研究谭爷爷，一跟就是20年。江教授发现，谭爷爷一共能讲1040个民间故事，全国没有一人能跟他比，就是在全世界都难找对手。那么，谭爷爷为什么能讲这么多的故事呢?

原来呀，谭爷爷从小就特别爱听各种各样的故事，而且听过一遍就能记住。祖母的鬼狐故事，继祖父的精怪故事、生活故事、风物传说，三伯父的风水故事、乡野奇闻，乡邻沈斗山的帝王将相传说……谭爷爷的故事来源特广，真有点儿像蒲松龄爷爷听故事、讲“聊斋”的样子呢。有人对谭爷爷的记忆力特别赞赏，谭爷爷却说：“这也不用特意学，喜好这个就能记住，一听就忘不了；有些故事，别人讲得不老到，不生动，我再重新给它编一编，改一改，故事就更生动了。”瞧瞧，谭爷爷还能编故事哩，多能啊!

走出国门

谭爷爷14岁开始讲故事，到30岁出头时已经是附近十里八村的“文化名人”了。从1989年起，他还多次应邀到各中小学校甚至大学去讲故事。因为会讲这么多的民间故事，谭爷爷的名声传到了咱们的邻国日本。日本的朋友把他请了去，于是他就把咱中国的民间故事带出了国门，还大大地震动了日本学术界。

那是1992年7月，日本举办了一届“92世界民话博览会”，有3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谭爷爷是唯一被邀请去讲故事的民间代表。他三次登台讲故事，分别讲了《老龟报恩》、《洞房认义女》和《三忍救妻女》三个故事。据说，从没出过国门的谭爷爷讲故事时表现得非常轻松，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名民间艺人和日本的民俗学者、政界官员，他一个人讲上足足70分钟不打结巴，使“中国故事”在国外大大地扬了名。日本远野的市长对他说：“从你讲的故事中能感觉到你们中国是个文明、仁义的国家，因为你们连小孩儿听的故事都是教人向善、知恩图报的。”日本国学院教授野村纯一评价说，中国的民间故事好，宣传的是道德仁义，讲的是真善美。

友情链接　谭家故事后继有人

虽然早在1986年的时候，我国的民间故事家还有9900多位，但到现在大都已经过世，剩下的已经不多了。许多专家担心高龄的谭爷爷会后继无人。著名作家冯骥才爷爷曾说：“如果传承人消失，就意味着某种文化的消亡。”这话听起来很叫人伤感，不过最近我们得到了一个好消息：谭爷爷有接班人啦!这个接班人就是他的孙女，现年24岁的谭丽敏阿姨。

虽然谭阿姨现在最多能讲百八十个故事，离传承谭爷爷上千个民间故事的距离还差很远，但她很有信心把爷爷的故事学好传下去。让我们跟专家爷爷们一道，期待着谭阿姨能好好学习，把咱们中国的民间故事好好传下去吧。

中国名人故事篇2

关键词：名人故居文化建设城市名片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在文化建设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是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

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随着城市化建设工作的加强，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城市文化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就是“古人”和“今人”争地的情况时有发生。名人故居被大量的拆除，甚至一些文物保护单位也永久地消失了，高楼、新建小区层出不穷。人们在享受现代化城市景观的同时，也逐渐丢弃了城市厚重的历史。

有人可能会说，名人故居不就是一间普通的房子么，我们现在需要扩建，拆掉旧居不是很正常么？事实上，名人故居不单单是一间屋子那么简单，而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

所谓名人故居，就是历史上文人墨客、政治家等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曾经居住的地方，它反映了历代的社会形态和历史变迁，有着不可或缺的历史、人文、经济等诸多价值。作为实物遗存，名人故居是一个城市独特的文化基因和人文积淀的重要载体，是城市文化厚重感的独特标志、是地域文化情调的重要魅力之源以及用精神影响后人的无言教化者。

由于名人在此生活过，名人的声音容貌留驻故居，名人的昔日风采汇入历史，名人的行为屐痕化为情景，名人的生活往事传为旧闻,使得城市增添了独特的人文气息。例如：上海的《故居》春意盎然，台阶洁净，虽经岁月沧桑，依然守着阳光；虽然主人远离，依旧温馨和煦；虽然花开花落，幼年栽植的两棵美人蕉依然绿衣舒卷。柳亚子旧居于1926年建成，原为冯玉祥府邸，后为上海通志馆，20世纪30年代柳亚子典租了这幢法国式花园别墅。旧居红瓦顶黄色墙面，黑漆大门，林木葱翠，绿草如茵。此画用奇崛浑然、恬澹清丽的气象显示了旧居主人的隽骨天奇、爱国情怀。

去过欧洲的人都惊奇欧洲的人文发达，走在欧洲街头，似乎每个大大小小的城镇都有历史的足迹，也许不经意间就会在街拐角看到不起眼的建筑门口刻着某位历史名人的名字。其实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大大小小的城镇，甚至说大大小小的山河，都有着文化名人的踪迹。

以上海市为例，200多处已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名人故居中，不仅有徐光启、宋庆龄、巴金、聂耳、张乐平、马相伯等人士，还有那些曾经叱咤上海的民国元老、政界军界、洋商买办、财团富贾、名流学者、文豪影星等。在上海的历史上，他们确实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应该记住他们。 例如：潜伏”的真人版―――王根英，1906年出生于上海浦东，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根英与陈赓在上海负责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为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营救了大批被捕同志。1939年3月8日，学校驻地遭日军突袭。突围时，王根英发觉一个装有党内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有带出来，毅然冲回去取，路上与日军遭遇壮烈牺牲，年仅33岁。聂云台，曾国藩的外孙，我国创办第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厂的先驱者，曾代表中国在美国巴拿马世博会上演讲，名震旧金山。”刘湛恩，曾是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著名民间领袖之一，被推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1938年南京伪维新政府成立，拒绝出任教育部部长，同年4月7日在上海遭日伪暴徒狙击殉难。旧居记载了他们各自的形象和业绩，展示着上海的人文气息，潜藏在旧居里边深刻的文化印迹和浓厚的人文精神，彰显着巨大的激发性能量，对人才培养、对广大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成长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教育意义。

那么，该如何有效唤醒这些名人故居的潜在精神力，让它们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呢？这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博物馆工作者以及有识之士一直探索的问题，也是近年来各级政府、各级城市建设工作者力图解决的问题。国内几个有名的大都市，名人故居在立足现有资源和资金的基础上，还是认真完成了一定数量的社会公益活动，在利用名人故居资源上，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自己的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以北京为例，鲁迅博物馆仅2005一年，就举办了如“在鲁迅身边听讲座”，“鲁迅与胡适座谈会”、“中韩学者鲁迅研究论坛”等多次大型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梅兰芳故居、徐悲鸿故居则利用自身的优势，逐步走向校园，走进社区，也有良好的收效。上海，仅徐汇区就有名人旧居83处。近十年来，徐汇区按照“修旧如故存其真”的原则，对辖区的文物保护单位有效修缮，耗费经费18800万元，有效的保护了城市的文化遗产。2011年，徐汇区人民政府制定了《徐汇区文化遗产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对辖区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名人故居保护方面，存在着许许多多不尽人意之处。首先是历史名人故居陷入修缮、拆迁争议之声不断。有资料说，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到北京想看看自己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不可得；徐志摩故居遭拆迁、梁思成夫妇故居遭“维修性拆除”、章士钊故居遭“超范围施工”……其次是宣传力度欠佳导致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名人故居大多“门庭冷落”，整体上仍然处在“默默无闻”的状态。上海公布名人故居保护名录，“周立波故居”赫然列于其中。许多人误以为是“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而著名作家周立波几乎从未出现在人们记忆里。再次是恶俗的商业建设出现。上海东平路11号出现了一家西餐厅，以宋子文与一位红衣女子的秘密恋情作为商业卖点，我们无法考证是不是真有那么回事，只能说至今未发现有任何书面记录表明该建筑与宋子文有关。类似的还有争夺西门庆故居、孙悟空故乡、桃花源地实景等等建设和保护，小说、野史等文学作品中子虚乌有的东西也被说成名人故居，纯粹是笑谈。

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故居保护”的话题，却不免让人有些沉重。事实上，名人遍布世界，故居散落全球，怎样保护那些在历史中风雨飘摇至今的先人故居，才算真正缅怀他们的人生，是今人必须思考解决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只有从“古为今用”的原则出发，利用多种手段保护、开发、利用城市名人故居，打造城市文化的特色品牌，扩大其影响力，从而增强城市文化的厚重内涵，使名人故居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全面了解城市名人故居

以历史之名，见证人、物、史的变迁，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名人故居，是城市建设弥足珍贵的人文资源，北京市开展的一项问卷调研中，被问及 “您觉得名人故居最可能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这个问题时，有70%的受访人群选择“故居的文化精神”，可见，名人故居的魅力和文化承载量在人们心中是非常巨大的。

为了在城市化步履加快的今天，避免旧城改建危及名人故居，导致“建设性破坏”。需要通过实地调查，开展对城市名人故居的研究与再创造，重聚活力。以上海为例，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有创造力的城市，也是我国现代文化事业的发祥地；中国新文化的许多重要事件都与上海相联系，20世纪许多文化名人，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代大师，也都与上海有着或深或浅的因缘，上海为他们的文化创造提供了舞台，他们为上海增添了光辉，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建设发生过重要的并有开创性影响。但是如何才能有效发挥这些名人故居的作用，首先需要把他们连缀成一个整体。

鲁迅。三十年代上海文学多元而繁荣，鲁迅是其中最深刻的一位。他的写作深刻体验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所有困惑、挣扎和反抗，并通过对其生存环境的批判，提升了上海城市的文化品质。

张元济，邹韬奋，巴金。上海是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但经济推动并繁荣了文化出版事业。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社会大转型期间及时抢救、整理和承传了中国文化传统。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传播革命火种，塑造了现代战斗人格。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开创了知识分子出版事业的理想境界，都是20世纪中国出版业最辉煌的榜样。

李登辉，黄炎培，潘序伦。上海的教育事业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我们不应该忽视，复旦大学原校长李登辉以华侨身份集资办学，开拓了民间办学的草根精神，“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以后，复旦大学在上海的“六三”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李校长的进步思想与立场是分不开的。黄炎培创办中华职教社和潘序伦创办立信会计学校，都是典型体现了上海经济城市的教育实践成果，开拓了现代教育的新空间。

这些文化名人在现代文学、现代出版和现代教育等岗位上的辛勤工作，为上海这座城市的现代文化性格塑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将延续、影响下一世纪的上海。

虽然上海有大量的名人故居和行迹遗址，但却缺乏系统的图表或网站。外地游人或本市青少年如果想参观浏览，只能在旅游地图，或者互联网上漫无目的地胡乱搜索。

据新闻报道，2007年暑假，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一群大学生走遍全上海，完成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版的“88位近现代上海历史文化名人电子地图”，蔡元培、、徐志摩、周璇、阮玲玉等88位名人名流曾经在上海留下的印记，整份地图共涉及16个区县的88条街道，总行程达到了200多公里。但是这也仅仅是其中的三分之一，为什么不可以专门的机构组织一次充分的调研，进行一次全面的地图，帮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上海的城市名人故居？让他们认识到： “原来这个我们生活了近20年的城市，真正是一块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特殊之地。”

二、全面宣传城市名人故居

世界各国大多强调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本国已故名人留下的遗迹都悉心保护。名人故居存在的现实意义在于其可以通过对名人的宣传达到教育广大群众尤其是教育青少年的目的，从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要更好的发挥名人故居的社会和文化效益，就要让更多的青年学生接触到名人，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去触摸文化名人的独特魅力。

但是目前，许多已经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和对社会开放的名人故居包括其纪念馆、博物馆，由于经营管理方式单一，陈列、展览的内容单调陈旧，宣传展示工作缺乏时代性和趣味性等问题，难以吸引参观者。还有一些故居，重建设不重利用，重保护不重开发宣传，导致门庭冷落。这需要改变名人故居的利用方式，更需要扩大宣传。

从教育主体来说，可以推出名人故居文化进校园活动。借鉴上海孙中山故居做法，联合教育局，将宣传车、宣传展板送进校园，为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宣讲、青岛文化历史讲解；借鉴韩国观光公社方法，向学生发放青岛名人故居夏令营旅游纪念马甲，提升名人故居游的知识性、公众性、政府引导性。夏令营活动对象可以是小市民，也可以针对外地小游客。游有所学，游有所思，提高旅游文化品质；增设导游培训课程，学习名人故居文化历史和讲解艺术。

从宣传媒介来说，可以齐头并进。上海画家陆志文先生耗时十余年，创作百幅“上海名人故居”系列绘画作品，汇成画集《上海名人故居》，定格瞩目的城市人文资源，再现苍浑的城市名人时空，解读鲜明的城市文化性格，探研跌宕的城市历史脉动。扩大了上海名人故居的影响，但是这也仅仅是画家本人的个人意愿，还没有专门的机构或者政府组织宣传。并且还可以在书籍之外，多种形式介绍宣传名人故居。主要扩大宣传的形式有：一是在主流媒体和网络上重点介绍城市历史名人的事迹，宣传名人故居的文化意义，不断提升城市的文化涵养；二是发动社区居民力量，设立义务讲解处，招募名人故居保护志愿者，开展“老街坊讲述老建筑”活动，使老的建筑鲜活起来，通过提升名人故居的知名度，让游客与建筑亲近，与市民亲近，做好名人故居推介的饕餮盛宴。

在互联网日趋发达的今天，建设名人故居宣传网站是一种有效的途径。但是这种建设应该突出特色。比如上海鲁迅纪念馆网站，在其首页里分作：新闻公告 、纪念馆概况、鲁迅生平陈列、专题展览、上海鲁迅研究、“朝华文库”、 馆藏珍品、鲁迅知识、观众专区、纪念品商店等模块（参见/），是了解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一个窗口，也是了解鲁迅，走进鲁迅世界的窗口，普及鲁迅知识，弘扬鲁迅精神，兼有保藏、展示、研究和纪念四大功能。

三、合理打造城市文化名片

城市建设需要以文化精神为主导。一说起巴黎、纽约和伦敦，人们多半会觉得那是“大地方”。这些城市之所以成为大城市，是因为他们对周围以至全世界有才华、有抱负的人有一种持续的吸引力。这样的吸引力从何而来？很简单，它来自一种模糊而牢固的印象：那里有一流的大学，有一流的研究机构，有一流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有几乎数不清的剧院、影院、画廊和音乐厅，当然也还有一流的大公司，一流的商店和俱乐部……有种种能将你铸造成才的氛围；更重要的是，那里曾经、现在依然云集着无数优秀的人，而且正有更多这样的人向那里涌去！正是无数被吸引而去的人才的持续的聚集，才真正使巴黎成其为巴黎，纽约成其为纽约。

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我们需要充分挖掘城市名人故居的魅力，打造城市文化名片，凝聚起城市文化的吸引力，这方面世界各国都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丹麦一直把著名童话大师安徒生作为引以为豪的文化品牌进行大力推介，除了成立安徒生中心、定期召开各种学术研讨会、设立相关国际奖项及开展各类专题活动外，还积极实行安徒生故居的保护与安徒生博物馆的建设。除了故乡欧登赛，丹麦把安徒生一生住过的多处住所一一加以保护。今天，安徒生作为丹麦的文化名片，不断推动丹麦文化艺术的发展，促进世界对丹麦文化的了解，安徒生故居每天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

纪念名人，发扬其文化价值，主要还是应传承其思想、著述，而不是保护了一所房子就完事。近年，我们在旧居保护上很舍得花钱，但对许多文化名人的著述却不肯投资出版，以致名人的住宅、旧居保护了，但名人本身的著述都不见传世，名人便逐渐“失名”、淹没，这才是最可悲的。

为了传承城市名人的精神，使来访者感受名人的生活，许多名人故居都利用自身场所开展相关文化活动，乃至进一步将故居建设为集研究、休闲、沙龙讲座、餐饮为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这不失为有益尝试。

但是就城市文化建设来说，应该有一个主线，有一个文化主题。2010年江苏泰兴城市规划以大写的“泰”字为布局结构，建设城市规划展示馆、名人馆、博物馆，名人馆，突出典型人物，以出彩的形式，展现名人的光辉形象，并以展示名人为视角，向参观者介绍名人与泰兴的关系，使之成为多角度表现城市形象的途径，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成为“厚德开泰、奋发图兴”泰兴精神的弘扬与继承的突出体现。对如何开发城市名人故居，展示城市魅力，打造城市文化名片提供了一种经验借鉴。

四、建设名人故居旅游品牌

名人故居不能“养在深闺”，要服务于城市文化建设。首先自身建设需要多方面去开拓，突出人文服务。近年来，上海鲁迅纪念馆在拓展参观展览服务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内容上，改变了以往的以生平为线索的旧例，在陈列框架上以专题划分展区，分“新文学开山”、“新人造就者”、“文化播火人”、“精神界战士”和“华夏民族魂”5个专题展区，突现鲁迅的重大业绩与主要精神的几个特出方面。重点突出、氛围浓郁，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纪念馆的陈列，在形式上注重营造氛围，通过色调色温、声音和造型来营造氛围，如灯光造型在“铁屋子中的人群”中的运用等；在展示手段上，除了用文物直接再现历史外，还充分应用了影视、场景模型等辅助手段，如：鲁迅逝世前十一天参观在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全国第二回流动木刻展览会的腊像场景等；还设计了多种观众参与的功能，运用了大量高科技的技术和设备装置，如：多媒体“鲁迅知识百题问答”等。鲁迅纪念馆的陈列，设计理念先进，活化了文物资料，再现了鲁迅精神，受到专家和广大观众的好评。

其次，城市管理要与文化紧密结合，打造名人故居文化旅游精品。提高市民对名人故居文化遗产的认识，鼓励市民积极热情参与。可以参考青岛登山月活动经验，以月或者季度为单位，在名人故居设立特色奖励章，发放名人故居文化游“护照”，对完成游览参观故居的游客和市民给予适当的物质或精神奖励。也可以组织旅游产业研讨名人故居游精品线路，设计自驾游、背包客及团队游参观名人故居的最佳线路和旅游产品。将旅游产品与文化产品打包。将名人故居的文化产品包装到传统旅游中。借鉴西宁塔尔寺，在景点购买门票后赠送介绍当地文化和景点的光盘做法，让游客领略自然风光的同时，将人文历史留在旅游记忆中。

再次，名人故居要结合实际，开展特色品牌活动。这方面，世界各国有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位于英国斯特拉福的莎士比亚故居博物馆，贯穿全年主办种类繁多的文化活动，包括莎士比亚诞辰纪念仪式、各类公共课程、诗歌节、午间和晚间讲演、系列募集赞助活动以及户外剧演出等。文化活动的举办，不但是对名人文化精神的纪念与发扬，使故居成为别具特色的文化地标，同时还为故居注入了生命力，赋予其充满灵性和活力的形象，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吸引力。

在位于波兰热拉左瓦•沃拉的肖邦故居，春夏季节每逢星期日便举行肖邦作品演奏会;改为普希金文学纪念馆的鲍尔金诺庄园，自1973年起每年举行普希金诗歌节，成为俄罗斯诗坛盛事。已故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亲王是作家和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孔剧“票友”，去世5年后，他的故居于2000年被改造成为孔剧博物馆，现已成为游客最喜爱的特色文化景点之一。

坐落在瑞典中部卡尔斯库加市的白桦山庄，自1975年建立纪念馆以来，这里已成为诺贝尔学术活动的中心，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学术讨论会，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济济一堂。由于他当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生的旧居如今已经矗立起高楼大厦，白桦山庄就成了今天唯一保存完整的诺贝尔故居。

文化的价值主要是精神价值，名人故居亦然。在历史巨人这个特定的生命场中，名人故居的真正意义，是用精神影响后人。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有名人在此诞生、成长或者寓居，是其历史遗产中最值得骄傲的一部分。我们只有通过各种途径，通过有效建设和利用，把名人故居建成为城市的文化名片，既不把它当做包袱，也不把它当做摇钱树，城市名人故居才能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冯新，莫让名人故居在我们手中毁掉，安庆晚报，2014.1.2

2. 郑国，以创新理念推进名人故居保护利用，青岛日报，2013.10.06

3. 潘高峰，上海待保护名人故居目录披露，新民晚报，2011.02.14

4. 朱琼，上海名人故居旅游开发利用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论文，2011

5. 贾，曹洛洛等，名人故居――是“包袱”还是“摇钱树”， 解放日报，2010.10.29

6. 泰一，保护名人故居意义大，中国建设报，2006.06.17

中国名人故事篇3

一、关于罪名的个数

对刑法第397条规定了多少个罪名，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其《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中解释为三个罪名，即罪、罪、罪。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中则解释为二个罪名，即罪与罪。与上述司法解释相对应，在理论上也一般是围绕着这两种观点进行论证。认为应定三个罪名的论据主要是：1.罪与罪、罪的法律特征不同，即犯罪的主客观方面不同；2.不是罪与罪的法定加重情节，而是一个有独立法定刑的罪状规定；3.只有将第2款的规定理解为独立罪名，才能使其成为刑法渎职罪章中的其他各涉及、、的普通法条，从而符合普通规定与特别规定的对称性，符合立法的科学性。〔1〕而二罪名论者的论据则是：1.从法条的语言逻辑上分析，第2款规定的行为及罪过与第1款是完全相同的。〔1〕因为刑法第397条第2款规定的罪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2的”，“前款罪是什么罪？是罪和罪。把第2款的罪状换个说法，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或者罪’。罪状中说得明明白白，第2款规定的仍然是罪和罪。与第1款所不同的，仅仅在于第2款的犯罪是以为前提的，其他要件与第1款完全相同。”〔3〕因此，第2款规定的内容无法形成独立的罪名。2.既不是客观方面的行为更不是主观方面的罪过，也不是犯罪目的，而“只能是引起犯罪的原因，或者是犯罪的动机。犯罪动机不是犯罪构成要件，确定罪名时不能根据犯罪动机来进行……所以，第2款的规定不具备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无法确定为独立罪名。”〔4〕3.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与没有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一样，也规定有独立的法定刑，但并仍然只是被理解为情节加重犯，而没有被确定为独立的罪名。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表明我们可以对第397条第2款中‘犯前款罪’的规定作出不同于刑法中其它类似条款的特别理解；而且，如果该款被确立为独立罪名，将会与刑法中所有规定有‘犯前款罪’的条文的理解相悖，从而破坏法律用语的协调性、一致性。”〔5〕

上述二罪名与三罪名的确定与理解，都有自己的立论根据。但是，应该看到，它们都不能合理地解释以下问题：第1款、第2款的罪过是一样的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积极地追求“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也构成本罪吗？为什么第1款、第2款规定同样的行为方式，而第1款是两个罪名，第2款却是一个罪名？不同罪过的犯罪行为适用同样的法定刑合理吗？等等。对此笔者认为，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第1款与第2款分别规定的是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则两罪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故意犯罪行为与过失犯罪行为定同一罪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我们十分清楚地注意到，刑法对泄露国家秘密罪的罪状表述在1997年刑法修改后增加了“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的字样，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也都在自己的罪名规定解释文件中确认为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这表明这两个最高司法机关都认为对故意与过失行为定同样的罪名是不正确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故意与过失在确定犯罪罪名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一行为既可能是故意实施，也可能过失实施时，而如果397条第1款与第2款规定的犯罪是同样罪过形式的犯罪，则定三罪名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基于同样的罪过，实施同样的行为，只不过法律规定了其加重法定刑的特殊情节，在确定罪名时就不能认为加重法定刑情节的情况就是另一种罪名的犯罪（除非这一情节是根本改变了行为的罪过性质或根本改变了行为性质），正如不能把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又确定为一个新罪名一样。三罪名从表面形式上看似乎注意区分了罪过形式不同在确定罪名中的作用，但是却没能合理解释为什么第2款规定的罪名不是罪与罪，而只是罪。因此无论是二罪名论还是三罪名论都存在着缺陷，不能完整地反映立法的本来意图。有必要对刑法第397条规定的罪名进行认真的研究。

二、刑法第397条规定的犯罪罪过

目前对刑法第397条规定的犯罪罪过形式，在理论上有不同的看法，有认为只是过失犯罪的，〔6〕有认为可以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也可以是过失的，〔7〕也有认为只能是间接故意与过失，而不能包括直接故意的，〔8〕也有认为本条规定的罪是过失的，而罪是与罪相对应规定的犯罪，仅是故意的。〔9〕这些不同的观点直接影响到对具体案件的处理与定性。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不同的观点都是在坚持本条规定的仅二个或三个罪名的前提下进行的论证。

笔者认为，在二个或三个罪名的前提下，上述不同的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1.在二个罪名的前提下，如果都是过失犯罪，则难以解释该条在第2款的规定：“犯罪前款罪”，因为，在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得出该款规定的还是过失犯罪，因为实施的行为或因而不履行职责的行为，都是具有对犯罪后果的明确性认识，至少具有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放任心态。法律或行政法规、规章制度之所以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相应的职责或不实施相应的行为，或对不同职级的工作人员的权限进行划分，就是要防止这种或不履行职责、或越权等行为对社会造成严重。也就是说，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本身就是以对可能出现的危害结果的明确预见为前提的，就是为了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而行为人为了“”而或不履行职责或越权，当然不能认为是基于“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过失心理态度，行为人对危害结果虽然不能说都是积极追求的，甚至行为人也可能希望危害结果不发生，但他的这种不希望是建立在完全没有客观根据的基础之上的，行为人也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这正好符合间接故意犯罪的心理态度。对这种情况都解释成过失，与过失犯罪的立法、理论与实践不相符。在实践中，不乏存在着为了一已私利或私情，在对犯罪危害结果明知的情况下而仍不顾这种结果的出现，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职责行为的情况。因此，认为第397条规定的犯罪都只是过失犯罪是不恰当的。

2.在三罪名的前提下，即认为第1款规定的是罪与罪，而第2款规定的是罪，这一理解照顾到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故意不履行职责或者故意的情况，因而比较合理地解释了该条规定的行为的实际情况，但是为什么对第1款解释为规定两个罪名，而第2款却是一个罪名，没能作出合理的说明，同时罪并不能使该款规定的犯罪与其他因而实施的犯罪行为区分开来，从我国刑法规定的情况来看，是一类行为而非一个罪名所能包括的行为。

3.在二罪名的前提下，如果认为本条第1、2款规定的都是同样的罪名，也没有犯罪罪过方面的差别，那么按照这种理解，则无法解释我国刑法对“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特别规定。按照我国刑法现行的做法，对相关条文规定的犯罪，如果根据刑法条文对犯罪罪状的描述，在犯罪的故意或过失方面的理解上不会出现分歧，才会在罪状中不明确规定该犯罪的罪过；而如果某种危害结果既可以是故意实施某种行为造成的，也可以是过失实施某种行为造成的，无论是故意或过失都要追究刑事责任时，一般会在罪状中规定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这种规定特别多）；如果某一危害结果既可以由故意行为造成，也可以由过失行为造成，但立法在相应犯罪的罪状中没有明确规定是故意或过失时，根据“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规定，则应该认为过失造成的不负刑事责任，只有故意造成的才负刑事责任。如果认为397条第1、2款规定的是同样罪名，但无论是故意或过失都要负刑事责任，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刑法唯独对这一条不明确规定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也不能解释刑法在对所有的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除泄露国家秘密罪与泄露军事秘密罪外）都规定故意与过失造成同样危害结果的行为规定不同的法定刑幅度，而在本罪中却对故意与过失行为规定同样的法定刑。

4.如果把罪作为与罪相对应的犯罪而设立的，罪是故意，罪是过失，则会导致对因过失而的行为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也会导致第397条第2款只是对第1款行为中的的情况的规定，无法对因不履行职责按第2款追究刑事责任，而刑法规定的却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显然包括了和的两种情况。因此，对本条规定的罪过的该种理解，也不能认为是符合立法的原意，而且会导致法律适用上的更大漏洞。

因此，笔者认为，在二罪名或三罪名的情况下，都不能对上述法律的规定作出合理的解释。笔者认为，刑法第397条第1、2款分别规定了两种罪过形式的与的行为，因此，应得出四个罪名的结论。理由如下：

1.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当一个行为既可以由故意行为实施，也可以由过失行为实施时，或者一个危害结果既可以是故意造成也可以是过失造成的，我国立法者在立法中都会在该罪的罪状表述中明确该罪在主观方面的内容，只有立法者认为不应产生歧意时，才不在条文中明确标示故意与过失。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关于泄露国家秘密罪、泄露军事秘密罪的规定。尽管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无论是故意泄露，还是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或军事秘密，其法定刑是一样的，但立法者并没有因此忘记这种行为可以由故意实施也可以由过失实施，因而在这两个犯罪的条文中明确标志“故意或过失泄露……”的字样，以明确表明这种行为无论故意还是过失都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处理，也正是对我国1979年刑法关于泄露国家秘密罪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故意或过失引起的过失泄密是否构成犯罪争议的一种立法表态。这也就表明了立法者在有关犯罪的罪状表述中会十分注意犯罪罪过方面的内容，以防止给司法适用造成不应有的不明确性。刑法第397条第2款规定的“”内容，从字义所包含的意义上已经表明了该款所规定的行为的故意罪过内容，相应地也就表明了第一款行为的过失罪过内容。

2.如果相似的危害结果既可以由故意行为造成的也可以由过失行为造成，而立法规定故意或过失都构成犯罪的，就目前的司法解释而言，一般都是分列成两个罪名，而不是不分故意与过失地统一用一个罪名。如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与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故意泄露军事秘密罪与过失泄露军事秘密罪、放火罪与失火罪、爆炸罪与过失爆炸罪、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移物品牟利罪与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书刊罪、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与过失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等等。笔者囿于所见，尚未看到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在有关罪名的解释文件中不分故意与过失地把造成相同结果的行为统一规定为一个罪名的情况。当然如果二罪名说的观点成立，且第397条规定的罪状既包括故意犯罪也包括过失犯罪，则应是一个唯一的例外，但不知为什么应该有这么一个唯一的例外？

3.由上述2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犯罪的罪名确定中，犯罪的主观罪过是确定一个罪名的绝对重要的因素，具有绝对的意义。特别是在涉及同样的结果既可以由故意造成也可以由过失造成的时候，必须在犯罪的罪名中明确标示出犯罪的罪过。

4.不能认为第397条第二款规定了“犯前款罪”，就意味着第2款规定的罪名与第1款规定的是相同罪名的犯罪。在我国刑法中，使用“犯前款罪”这一表述的地方有许多，但“犯前款罪”的含义并不是相同的，其中有的是规定以共犯论处的，有的是规定进行数罪并罚的，有的是对单位主体犯“前款罪”应构成犯罪及其法定刑的规定，还有的是对因为具有特别的身份或特别的情形而规定的从重处罚或提高法定刑的。这些情况下的“犯前款罪”就是实施了前款所列的犯罪行为，“本款”与“前款”规定的犯罪行为在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并无什么重大的本质性差别。但是，还有一些条文中的“犯前款罪”则不能这样理解，这里的“前款罪”显然不能理解为前款所规定的犯罪，而仅能理解为是造成了与前款所规定的犯罪结果相类似的结果，如刑法第115条第2款、第119条第2款、第124条第2款、第370条第2款规定的“过失犯前款罪”的，绝对不能理解为过失实施了放火罪、过失实施了故意爆炸罪、过失实施了故意投毒罪、过失实施了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等等。这里的“过失犯前款罪”只能理解为虽然造成了上述与故意行为造成的结果相同或相似的危害结果，但不是基于故意而是基于过失行为造成的，否则，语义上的自相矛盾是十分令人尴尬的，也是逻辑所不能允许的。因此，不能从第397条第二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前款罪”的表述中得出该款规定的是与第1款同样罪名犯罪的结论。

5.刑法明确规定，对于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反过来也可以认为，当一个行为既可以由故意实施也可以由过失实施，而立法又没有明确规定其是故意还是过失时，只能理解为故意行为才构成犯罪，过失行为则不构成犯罪。如果397条1、2款规定的是同样罪过的犯罪，那么就应该得出过失行为不构成犯罪的结论，而应认为都是故意犯罪。显然，法律条文的本来含义决不是如此。

6.从刑法对有“”字样的犯罪的规定来看，可以肯定“”实施的犯罪都是故意犯罪。如徇私枉法罪、枉法裁判罪、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造成破产、亏损罪、不征、少征税款罪等等。最明显不过的是立法明确区分了商检罪与商检失职罪，从而把因而伪造检验结果的行为规定为故意犯罪行为，而把严重不负责任的延误出证、错误出证等行为规定为过失犯罪。这表明在立法者眼中，行为都是与故意联系在一起的。

7.第229条第1、2款的规定显然不能与第397条第1、2款的规定相提并论。第229条第1款规定的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是故意犯罪行为，不是过失行为，其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因此，其第2款规定的上述中介组织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犯前款罪的，应该视为是一种情节加重犯，因为其罪过形式与第1款规定的行为的罪过相同，都是故意犯罪，其法定刑本身也正好是在第1款规定的法定刑以上。而397条第1款规定的是过失行为，其有独立的法定刑（从拘役到7年有期徒刑）；而第2款规定的是如果而实施或不履行职责的行为，其法定刑也是完全独立的（从拘役到10年有期徒刑），因而刑法397条第1款与第2款规定的行为在主观罪过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其与第229条第1款、第2款的行为都是在故意的基础上有严重情节的规定完全不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那种认为397条第1、2款规定的是相同罪过形式的犯罪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与我国立法规定、司法解释不相吻合。

三、397条规定的罪名确定

笔者认为，刑法第397条第1、2款应理解为规定了四个罪名，这样才能对该条所规定的行为作出合乎逻辑的理解。这四个罪名是：第1款规定的罪、过失罪，第2款规定的罪、不履行职责罪。理由是：

1.玩忽就其本意而言，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不严肃认真地对待，是指忽视。因此，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过失行为。把这种过失行为与结合在一起会造成语义上的混乱，如因而，即因而忽视了其工作职责要求。这是不可思议的。

2.在整个刑法条文中，可以见到“”作何种行为或不作何种行为的表述，（如414条、403条、402条、401条）但绝对看不到“”、或严重不负责任……的表述。这也就表明，不能与并列表述一种行为与罪过，但不履行职责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对故意与过失不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应根据刑法第397条第1、2款的规定，分别确定为罪、不履行职责罪。

3.从其本意上说，是既可以由故意实施的，也可以过失实施的，如某人为给自己的亲友谋利，而故意超越职权范围，行使不该由自己行使的职权；或者某人因为疏忽大意而行使了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但是，考虑到我国司法解释在对所有犯罪的罪名确定中从不把故意行为与过失行为定一个罪名的事实及其合理性，也应该对故意的行为与过失的行为分别规定罪名。因此结合397条第1、2款的规定，可以确定为罪、罪。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刑法397条规定的罪名应当是四个，而不是二个或三个。当然，笔者也认为，不履行职责罪和罪不包括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积极追求的心理态度，因为我们无法想象立法者会把这种利用职权直接追求“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只规定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也不能想象立法者会在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会给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如此特别巨大的封建特权，同时刑法397条第1、2款规定的都是结果犯，并且以结果的出现作为对行为人追究事责任的前提条件，这也正好符合刑法理论中关于过失犯罪与间接故意犯罪的要求，因此该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是出于一种非积极追求其出现的心理态度，对直接追求这种结果出现的直接故意犯罪，不应适用本条的规定定罪量刑。而应依该条的最后一句话进行处理：“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参考文献】

[1]高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独立罪名论〔J〕.人民检察，1998(6).

[2]刘艳红.也论新刑法第397条的罪名与罪过〔J〕.法学评论，1999(6).

[3]侯国云、白岫云.新刑法疑难问题解析与适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253.

[4]刘艳红.也论新刑法第397条的罪名与罪过〔J〕.法学评论，1999(6).

[5]刘艳红.也论新刑法第397条的罪名与罪过〔J〕.法学评论，1999(6).

[6]李洁.论罪的罪过形式〔J〕.法学家，1998(4).

[7]齐文远.新刑法概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457.

[8]金译刚.若干个罪的罪过性质问题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36).

中国名人故事篇4

黄毅介绍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重大事故查处实行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挂牌督办”。为此，国务院安委会制定颁布了《重大事故挂牌督办办法》，对挂牌督办的程序、事项、内容、公示以及问责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根据这个办法，国务院安委会对重大事故调查处理实行挂牌督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具体承担挂牌督办事项。各省级政府负责落实挂牌督办事项，省级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具体承担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故挂牌督办事项的综合工作。

省级政府接到挂牌督办通知后，应当依据有关规定，组织和督促有关职能部门按照督办通知要求办理下列事项：做好事故善后工作；查清事故原因，认定事故性质；分清事故责任，提出对责任人的处理意见：依法实施经济处罚：形成事故调查报告；监督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省级人民政府应当自接到挂牌督办通知之日起60日内完成督办事项。

这个办法规定，重大事故查处结案后，省级人民政府安委会和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将重大事故挂牌督办情况和事故查处结案情况在中央主流媒体和中央政府网站、《中国安全生产报》、安全监管总局网站上予以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依据这个办法，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首批对外公告了今年以来的相关4 7起重大事故名单，这些重大事故分布在全国23个省份。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中纪委监察部当日还公布了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四矿“九八”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兴东二矿“六二一”特别重大炸药燃烧事故、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立胜煤矿“一五”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等3起特别重大事故的调查处理结果，3起事故共有176名责任人受到处理。

中国名人故事篇5

1，有一位作家曾对他的作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位作家的名字是( ).

2,按要求写出人物形象或文学作品。

(1)《水浒传》中“倒拔垂杨柳”的人物是( )。

(2)《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的主要人物是( )。

3，“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暇。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这首诗提示了《红楼梦》中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其中“阆苑仙葩”指的是( )，“美玉无暇”指的是( )。

4，“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朝春尽红老去，花落人亡两不知!”这首诗出自《红楼梦》中人物( )之手。

5，请结合《三国演义》，说出诸葛亮与周瑜联手指挥的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是( );再说出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因为( )一事。

6，在《水浒传》中，绰号为“智多星”的人是( )，也被称为“赛诸葛”。他与一伙儿好汉在“黄泥冈上巧施功”，干的一件大事是( )。

7，请用下列两部古典名著人物的姓名或官名补全下面的回目。

(1) 风雪山神庙 陆虞侯火烧草料场(《水浒传》)

(2) 煮酒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胄(《三国演义》)

8，《三国演义》中蜀国的军师诸葛亮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成了智慧的代表。在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中，还有一位作品也塑造了一位足智多谋的军事家的形象，这个人是( )，这部作品是《 》。

9，“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说的是《水浒传》中的一位传奇英雄( )。

10，《三国演义》中塑造了一位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的英雄形象，这个英雄是( ).这部书中有关这个英雄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请用最简洁的语言写出一个故事的名称：

11，“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将闻雷作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这首诗说的是《三国演义》中刘备和曹操的一段故事。这个故事是 。

12，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中的重要人物，请说出小说中有关诸葛亮的两个故事名称。例：舌战群儒。

13，下面的一副对联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功绩。参考示例，从列出的六项中任意选出两项，写出具体所指。

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

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示例：三顾——三顾茅庐

六出： 东和: 收二川：

七擒： 北拒： 排八阵：

14，下面是四大名著中的人物与情节，其中搭配不当的一项是()

A,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B，孙悟空——大闹天空

C，诸葛亮——三顾茅庐 D，刘姥姥——三进大观园

15,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孙悟空最具有反抗精神的故事情节( )。

16，《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个个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人人都有一个特征鲜明的外号。

请用一句话写出《水浒传》中你最熟悉的故事：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写出《水浒传》中你喜欢的一位好汉的外号，并说出此外号表现出的人物特征：_________________

17，《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艺术形象。请根据你的阅读体会，说出他令人赞颂的一种精神，并举例证明。语言要简洁。

18，“滚滚长江东逝水，浪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是我国古典名著《 》的开篇词。

19，女娲炼石补天时剩下一块石头，被丢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后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带入红尘，历尽了离合悲欢。以上情节出自我国古典名著《 》。

20，“天下三分”是指天下分裂为___、___、___三国。

21，《曹操煮酒论英雄》节选自我国第一部长篇 体小说《三国演义》。

22，“夫英雄者，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这段关于“英雄”的见解出自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的( )(人名)之口。

23,《西游记》中的“大闹五庄观、推倒人参树”的是( )。

24，成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是根据《三国演义》 (战役)中“周瑜定计火攻曹操”的故事演化而来的。

25，语文课开展“走近名著”活动，请接着甲同学的发言，也讲述一个你熟悉的名著中的故事。

(要求：说出书名、人名和有关故事情节，在叙述中至少运用一个成语或名言、警句、格言。)

中国名人故事篇6

一直以来我国对交通事故中无名氏死亡的赔偿问题均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其中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都没有提到，对于无名氏的赔偿标准、主体如何确定均存在争议，直到2006年5月1日起实施的《广东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才明确无名氏的赔偿标准按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赔偿，死亡赔偿金交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代为保存，但如果肇事方不赔的情况下，谁来代替无名氏主张权利呢？还是没有明确规定。而全国各地已出现了多起民政局替无名氏维权的案件，各地法院的不同处理方式，引起了法律界及社会的高度关注。鉴于此，笔者对无名氏的主体资格、赔偿款的标准、返还问题，以及具体操作程序等问题作出系列探讨，以期对实践操作提出指导意义。

关键词：无名氏 民政局 起诉主体资格 赔偿

案情简介:

2008年7月19日21时许，蔡某驾驶粤一轿车沿顺德区龙江镇东华路行驶至顺德龙江镇东华路中毅超市对开路段时，与由无名氏驾驶的一辆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无名氏受伤送院抢救无效于2008年7月22日死亡。事后，顺德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在当地日报刊登了认尸启事，但至今仍未出现其近亲属。2008年8月13日，交通事故责任中认定，蔡某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无名氏在此事故中无责任。按照法律规定，交通事故的处理应在交警的主持下由事故的双方协商处理，可这起事故的受害人已经身亡，也没有受害人的近亲属出现，这就意味这这起交通事故只有肇事者一方存在，事故处理陷入了僵局。同时，蔡某也处于尴尬的境地：他到交警部门询问赔偿款的事情，交警部门表示如果蔡某真的要赔的话,只能按城镇标准赔偿，但目前他们的部门还没成立救助基金，所以该赔偿款即使蔡某给了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建议蔡某暂不用支付；但如果不支付，到时追究其交通肇事罪时, 难以被判处缓刑；另一方面，蔡某购买保险所在的保险公司也明确表示，如果蔡某把钱先付了，他们也不会进行理赔，理由在于死者的身份得不到确认。如果蔡某真的不给钱，那么谁来为无名氏主张权利呢？民政局可否代替无名氏作为原告起诉呢？

处理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在没有找到无名氏亲属的前提下，蔡某不用赔偿，民政局不能作为原告代替无名氏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据此，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死亡的，赔偿权利人是依法由死亡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另《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所以，作为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等。因而民政局或属下的救助站不是无名氏的近亲属，其无权代表无名氏起诉。

第二种意见认为：民政局有权代替无名氏起诉。虽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作为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但当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没有成立或侵权人不愿意赔偿的情况下，民政部门理当成为赔偿款的保管单位。从维护无名氏这样的弱势群体的生命健康权利出发，从民法规定的公平原则出发，从国家和社会管理出发，民政局可以成为案件中的诉讼主体。

意见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下面从多个方面来作探讨：

1、类同案例的处理：自2004年全国第一例民政局为无名氏维权案发生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类似上述情况的案件，主要是在交通事故当中，死亡者都为无名氏，交警无法确认其身份，同时无法联系到其近亲属。为维护无名氏家属的权益，打破案件的僵局，民政局以下属单位救助站或者自己的名义替无名氏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肇事者或者保险公司等相关责任方承担赔偿的责任。不同地区的法院对这些案件的处理方法都不同，如：

2006年4月，高淳县法院对境内两名流浪汉因车祸身亡的案件，因主体不适格，驳回民政局起诉；

2005年临湘法院以判决形式承认了民政局的诉讼主体资格，被告被判向原告支付赔偿款共15.46万余元；

2006年6月在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一司机将一流浪汉当场撞死，民政局下属的救助站提起诉讼，2006年11月，宜昌伍家岗区法院通过调解，使肇事司机和车主同意赔偿被撞死流浪汉死亡赔偿金6.2万元……

法院对民政局在交通事故中替无名氏起诉的做法，有支持与不支持，民政局是否有主体资格？

 2、民政局的起诉主体适格。

从上述发生的类似案件的判决情况来看，法院对民政局替无名氏维权的做法是逐渐支持的，分析如下：

其一，从民政局的职责与性质来看，其是社会流浪群体的直接管理和救助机关，而无名氏大部分是流浪者，民政局替无名氏维权，既有职责也有职权。民政部门并不仅仅为了个体利益，更多的是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站出来，为被撞身亡的无名氏向肇事者索赔，是比较合适的，也是其救助贫弱群体的职责体现。

其二，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看，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监护的规定也能提供证明。根据民法通则16条的规定，对没有合适的自然人担任监护人的被监护人，民政部门一般为监护人。其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等。对于直接利害关系的理解，一般认为是存在实体上的权利与义务。显然，法律在制定之初，是没有考虑到死者为无名氏的特殊情况。但如果对直接利害关系作广义一些的理解，我们就可以看出，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社会机构对被管理人员的事宜应当也有直接利害关系。

其三、从法理的角度来看，法院以民政局与无名氏没有直接厉害关系驳回起诉，这不符合法律一贯坚持和追求的公平原则。从深层次看，法院的判决显然有些僵化司法的味道，即除了法律的明文规定外，没有能力也不敢到法律背后寻找它的精神和宗旨所在。其实，民法的最大特点是公正公平地调整社会关系。在民事司法领域，司法者除了依据明文规定审理案件之外，如按照明文规定判决显失公平、与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精神相违背的情况，则完全可以依照公平原则处理案件。

其四，从肇事者的角度而言，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其要负全部或主要责任，无论其撞倒的是无名氏或有名氏，均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赔偿款一定要赔，如果构成交通肇事罪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在审判实践中，因交通肇事罪一般是过失犯罪，往往肇事者的认罪态度好，并且对死者愿意做出合理的赔偿，法官都会对肇事者做出刑事责任轻判。所以，民政局的起诉资格确定，对于肇事者来说，也是自身利益的一种维护。

其五，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也存在着管理成本和救助支出的问题。大多数流浪人员在疾病和年老的时候，势必需要国家承担责任。规定国家对于无名氏予以一定形式的赔偿，以此作为救助资金的来源是合理和必要的。

纵上所述，民政局可以成为无名氏的诉讼主体。

2、赔偿的标准。

在公安局尚不能明确无名氏是农村身份还是城镇居民的情况下，是根据城镇居民还是农村的标准进行赔偿呢？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二条：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法确认的，其死亡赔偿金按照事故发生地的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二十年。可见我省对无名氏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是按城镇居民计算。

3、赔偿款的保管和处理问题。

民政局如果能够替无名氏作为交通事故中起诉主体，要求责任者进行赔偿，那么得到的赔偿款该如何进行处理？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二条：“……其死亡赔偿金，交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代为保存。”另根据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第七十四条规定，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法确认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其所得赔偿费交付有关部门保存。根据以上的规定，赔偿金交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代为保存，但目前很多地方还没有成立当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情况下，民政部门应该成为赔偿款的保管单位。作为民政部门收到赔偿款后，首先应当履行公告程序，以期能够寻找到死者亲属或者权利的继承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如果无法找到，民政部门扣除必要的费用后交国家所有，归属于专门的救济基金，纳入救助基金统一使用和管理，用于社会流浪、乞讨人群的救助。如这期间权利人出现，其负有返还的义务。至于公告至上缴国库的期限，笔者认为应该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下落不明4年而宣告死亡的时间比较合理，因为死者家属在4年内不见了亲人，应该会进行寻找或公告，如果4年都不寻找的话，难以再查找。当然，有关部门在火化无名氏时要保留起骨灰，可以日后与其亲属进行亲属鉴定。 操作建议：

综合以上的探讨，针对前文所举的案件，笔者提出以下操作建议：

首先，公安机关对已侦结的“无名氏”人身损害案件，应先向肇事者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发出赔付通知书，要求其将赔偿款付给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帐户，如果还没有成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则将赔偿款付给事故发生地民政部门；如果肇事者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均不愿意赔偿，则公安机关在向检察机关提出起诉意见书时，应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建议，并随案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向民政局提出以其作为无名氏的诉讼主体参加诉讼，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直接起诉肇事，同时将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

结束语：

中国名人故事篇7

俞伯牙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家喻户晓，俞伯牙姓什么？姓伯。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高注：伯，姓；牙，名，或作‘雅’。钟，氏；期，名；子，皆通称。悉楚人也，少善听音，故日为世无足为鼓琴也。”王昕《漫说“三言”“二拍”》：“‘伯’是姓，‘牙’是名，或者也写作‘雅’；‘钟’是姓，‘期’是名，‘子’是通用的敬称。所以主人公的名字就是伯牙、钟期，而非俞伯牙、钟子期。”

柳下惠 以“坐怀不乱”著称的柳下惠，曾担任鲁国的大夫。柳下惠姓什么？姓展。《辞洚》载：“柳下惠，即展禽。展氏，名获，字禽。食邑在柳下。谥惠。”

叶 公 “叶公好龙”的寓言很多人都学习过，叶公姓什么？姓沈。他叫沈诸梁，因被楚昭王封到古叶邑（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旧县乡）为尹，故史称叶公。历史上的叶公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官吏，他仗义勇为，选贤举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政期间民众口碑极佳。《全唐诗》中收有著名诗人李百药的作品《登叶县故城谒沈诸梁庙》。

周 公 ？摇《论语》中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孔子对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周公在礼制方面取得成就的高度认可。周公姓什么？姓姬。他是周文王之子、周武工之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名周公。

褒 姒 “烽火戏诸侯”的典故众人皆知，其中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姓什么？姓姒。因其为褒人所献，故名褒姒。《辞海》载：“褒姒，褒国（今陕西勉县东）人，姒姓。”

鲁 班 成语“班门弄斧”中的“班”就是指鲁班，鲁班姓什么？姓公输。因为他是鲁国人，名班，所以人们常叫他鲁班。

商 鞅 商鞅变法名垂史册，商鞅姓什么？姓公孙。《辞海》载：“商鞅，战国时政治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

郑 和 郑和下西洋为中外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姓什么？姓马。《辞海》载：“郑和，明宦官，航海家。本姓马，原名文和，小字三保。回族，明初入宫做宦官，从燕王起兵，赐姓郑。”

弈 秋 ？摇《弈秋》是《孟子》中的名篇。弈秋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围棋高手，并且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围棋教育的名人。弈秋姓什么？清代著名学者焦循在《孟子正义》里作有说明：“古之以技传者，每称之为名，如医和、卜徒父是也。此名弈秋，故知秋为其名，因通国皆谓之善弈，故以弈加名称之。”《通志・氏族略》中写道：“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弈秋的姓氏我们已无从考证，但我们可以由此想到像医和、卜徒父、庖丁、优孟等人，他们的名字就是在各自所从事的职业或具有的专长之后加上名所构成。

中国名人故事篇8

内容提要: 我国刑法学界对相对刑事责任人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和罪名与犯罪行为产生较为激烈的争论, 导致这种争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刑法条文规定的不明确以及不严密造成的。对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解释和适用, 应遵行行为+罪名的限定方式, 即17条第2款的规定虽是八种犯罪行为,但在确定罪名时, 必须以立法所体现出的八个罪名为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立法缺陷的分析, 提出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重构思路。 

一、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学理解读

    刑法典第17条第2款是关于已满14至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特定犯罪如何适用法律的规定,即学理和司法实务界所指称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属于未成年人的一部分, 而17条第2款是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实施何种行为构成犯罪的规定, 即入罪的规定。我国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保护性、教育性的基本理念, 理当在对17条第2款进行刑法解释时限制或降低入罪的可能性, 即便构成犯罪, 鉴于未成年人的可塑性,可以通过犯罪非刑罚化的途径解决。但事与愿违, 实际有权的刑法解释及具有刑法适用指导性的法律文件却恰恰与刑事政策的保护实施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的理念相对立。正本清源, 实有必要从学理解释的角度还原刑事政策意旨下的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关于紧缩未成年人构成犯罪进而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的立法目的, 从根本上体现刑事政策的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的精神。

    (一) 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范围的限定

    无论刑事社会学派如何强调以行为人为中心, 但刑法对行为人的否定性评价是从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入手的, 这是客观事实上升为法律事实的规律性; 虽然对刑事古典学派一直坚守的“无犯罪行为无刑罚”的教条应予以反思, 但行为在犯罪成立中的核心地位不能动摇。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应对自己所实施的何种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自然是问题的核心, 但根据第17条第2款的规定,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按照国民正常认知方式来理解“犯⋯⋯罪的”表述方式, 结论是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所实施的行为必须符合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抢劫罪、贩卖毒品罪、放火罪、爆炸罪、投毒罪的构成要件, 才应当负刑事责任, 即是关于8个个罪罪名的规定, 即未成年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必须是八个罪名所直接包含的危害行为, 未成年人间接性地触犯八个罪名的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不无疑问, 犯罪行为隐退到罪名的背后。而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虽没有直接触及这八个罪名, 但却可以间接地触犯这八个罪名的适例在现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 对此如何定夺争议颇大。刑事政策指导下的立法旨在限制、压缩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 所以从罪名入手加以限缩, 而现实案件却呼唤对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的扩大。针对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2002年7月2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了《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 指出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这八种犯罪, “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 可称为“行为说”。紧随其后, 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有关问题的答复》, 确认了行为说, 其规定: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行为, ⋯⋯”,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以外的行为, ⋯⋯”。由此, 行为说代替了罪名说, 成为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主流观点和裁判依据, 并影响到刑法典第269条的立法规定和实务适用。

    显见, 要将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所确定的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的精神一而贯之的话, 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以罪名说为框定标准是恰当的, 它虽有放纵犯罪的可能, 但这一由立法漏洞所导致的后果只能由国家自身来承担而不能转嫁给行为人, 特别是行为人是未成年人时, 这种转嫁更是破坏了刑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但事实是, 前述司法解释中的内容证明罪名说已完全由行为说所代替, 这种转变的法律依据显属苍白无力, 一是行为说代替罪名说的依据就是2002年7月2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答复意见》。全国人大法工委既不是全国立法机关, 也不是法定的立法解释主体, 《答复》的性质为何是疑点之一; 二是司法解释是具有裁判性规范的性质,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有权司法解释主体, 既是制定者又是适用者, 为防止司法解释的恣意出击, 为缩小国家刑事法律规范与国民认知和适应性的张力, 它们所产生的司法解释必须是在立法意旨范围内, 即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由此观之, 行为说代替罪名说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此为疑点之二; 三是退一步讲, 即便抛开前述两个疑点而不论, 行为说代替罪名说仍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前置性问题, 即17条第2款的立法目的定位。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立法目的来源于立法决策, 而立法决策决定于具有价值判断属性的刑事政策。前已揭示,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一贯坚持保护、教育的基调, 所以,17条第2款的立法目的就是通过限制、缩小未成年人构成犯罪的范围, 限制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触犯罪名的数量, 或者虽构成犯罪而通过法定从轻处罚、免除处罚或非刑罚化达到保护、教育的目的。立足于此立法目的, 在立法没有修订的前提下, 为防止行为说扩张未成年人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 实有必要从未成年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构成的司法罪名上加以限定, 而这一限定奢望通过目前的刑事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是无法实现的, 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学理解释的主张,__ 采取行为+罪名的限定方式, 体现了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保护的理念。

    (二) 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犯罪行为所触犯罪名的限定

    行为+罪名的限定方式是指刑法典第17条第2款所设定的是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具体样态及具体样态所触犯的具体罪名。行为具体样态包括故意杀人行为、故意伤害行为、强奸行为、抢劫行为、贩卖毒品、放火行为、爆炸行为和投毒行为, 而这八种行为既可以是这八个罪名成立所要求必备的、直接对应的危害行为, 如故意杀人罪中的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也可以是刑法典第17条第2款以外的行为的附随行为, 如在实施非法拘禁行为时使用杀人或重伤害的暴力行为。若是前者, 则触犯的罪名就是八个罪名之一, 即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故意剥夺他人的生命的行为, 则触犯了故意杀人罪的罪名; 若是后者, 则出现了罪名认定上的障碍和冲突: 按照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答复》的规定,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行为,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其罪名应当根据所触犯的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认定”, 意味着附随行为不能单独构罪, 只能以主行为触犯的罪名来进行认定, 若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在实施非法拘禁行为时使用杀人或重伤害的暴力行为, 而暴力行为本身不能单独构罪, 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应认定为非法拘禁罪, 同理, 对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绑架后杀害被绑架者的, 结论自然是“其罪名应当认定为绑架罪”, 如此推定,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因实施刑法典第17条第2款所规定的行为而触犯的罪名数量已远远超出了立法所设定的八个罪名。推而广之,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可能触犯的罪名与完全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可能触犯的罪名在数量上和质量是没有太大差异了, 而这一结论与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立法旨趣是大相径庭的,也与国家所设定的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理念相违背的。与此相左,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5条规定: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以外的行为, 如果同时触犯了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罪名, 定罪处罚。”可以看出, 这部司法解释虽然恪守行为说, 但在罪名认定上回归于刑事立法所确立的罪名范围, 即前文所设定的行为+罪名限制方式。就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实际和司法适用条件而言, 这不失为一种理性的解决方式。

    依据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的理念, 经过学理解释的探究, 结论是对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解释和适用, 应坚守行为+罪名的限定方式, 即17条第2款规定的是八种犯罪行为而不是八个罪名, 但在确定罪名时, 必须以立法所体现出的八个罪名为限。

  

二、我国刑法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立法缺陷

   (一)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立法模式

   世界各国有关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刑事立法, 主要有两种形式:

   1. 第一种: 规定处于该年龄阶段的人, 只要被证明确实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时,行为人才负刑事责任; 否则就不负刑事责任。这种立法方式的特点: ( 1) 法院断定一个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应否负刑事责任, 不是靠法律的规定, 而是靠法官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2) 这种立法方式过分扩大了司法的权限, 容易造成司法的不统一和不协调。这种立法方式把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行为人应否负刑事责任的重大原则问题由司法人员裁决, 过分扩大了司法的权限, 容易造成司法的不统一和不协调, 甚至也给司法工作过分增加了本可避免的困难。

    2. 第二种: 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一些较为严重的犯罪行为, 在处于该年龄阶段的人对其负刑事责任, 对未列出的犯罪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这种方法方式的特点: 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一些较为严重的犯罪行为, 如果处于该相对负刑事责任阶段, 就对其行为负刑事责任, 否则就不负刑事责任。法官可以根据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和年龄裁判, 这种规定明确、具体, 因此司法的操作性极强。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2款的规定, 我国采用的是第二种立法模式。

    (二) 我国刑法对相对负刑事责任人的立法规定

    在新刑法颁布施行后, 理论界对相对刑事责任人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和罪名与犯罪行为产生较为激烈的争论。笔者认为导致这种争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刑法条文规定的不明确以及不周严造成的。因此, 我国刑法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存在实质性的缺陷。

    1.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刑事责任适用标准

    新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相对于1979年刑法的规定(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 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盗窃罪或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更加明确、具体, 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更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由于该条款在用语上有的是以罪名方式表述的, 如贩毒罪; 有的是以行为方式表述的, 如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因此, 理论上和实践中在理解该条款时, 有“罪名标准说”和“行为标准说”两种基本观点。“罪名标准说”认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人只对该条款规定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情形) 、强奸罪、抢劫罪、贩卖毒品罪、放火罪、爆炸罪、投毒罪(现已改为投放危险物质罪) 这8个罪名的犯罪负刑事责任, 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不负刑事责任。“行为标准说”认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人应当对该条款所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这8种行为负刑事责任。“罪名标准说”的理由: 第一, 从刑法条文来看, 所谓“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之表述, 其落脚点在于“罪”, 显然, 在这里的“罪”是指罪名而非犯罪行为。第二, 如果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理解为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人应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范围, 则范围将会非常大且其不确定性将会非常强, 这与罪刑法定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不符合立法者本意。造成一些学者认为该条款规定应当是8种罪名的原因是立法时立法者考虑不周造成的, 因此, 新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存在缺陷。笔者认为该条款规定是8种犯罪行为。理由: 第一, 符合罪名确定。我国刑法中的罪名只有极少数是立法罪名, 如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等, 其他则是需要司法机关依照一定的原则(合法性、概括性及科学性)予以具体确定的司法罪名。如果以“罪名”为标准来理解该条款的规定, 那么, 在客观上就承认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罪名中存在“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罪”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 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确定罪名的解释相矛盾。2002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和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中均没有“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罪”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 只有“故意伤害罪”。第二, 符合法律是调整特定社会关于行为规范的性质和功能。[ 1 ] ( p38)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依据刑法第13条对犯罪概念的规定, 我国刑法所惩处的是人的一种特殊的危害行为, 不是该行为的罪名, 没有行为就没有犯罪。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对于法律来说, 除了我的行为以外, 我是本不存在的, 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作为犯罪行为名称即罪名是对某种犯罪行为本质特征或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 是立法者和司法者便于识别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而给它加上的一种符号。第三, 能够解决比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更为严重的犯罪。如果我们认为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是8种罪名, 那么,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人犯了可能比8种罪名以外的更为严重的罪却受不到追究。例如,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绑架行为过程中故意杀人的, 抢劫枪支、弹药及爆炸物的,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造成多人死亡等等,__ 这些犯罪行为比单纯的故意杀死一个人、抢劫人的财物更为严重, 社会危害性更大, 反而不承担刑事责任, 这是有悖法理的。如果追究相对负刑事责任人却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我们把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作为8种犯罪行为, 通过想像竟合犯理论的更新(后文论述) , 就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第四, 有关部门的答复也认为应当以“犯罪行为”标准来理解该条款。200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答复意见》中明确指出: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犯罪, 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对刑法第17条中规定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 是指只要故意实施了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后果的, 都应当负刑事责任, 而不是指只是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 才负刑事责任, 绑架撕票的不负刑事责任。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人质后杀害被绑架人、拐卖妇女、儿童而故意造成被拐卖妇女、儿童重伤或者死亡的行为, 依据刑法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2. 我国刑法对相对负刑事责任人的立法规定缺陷

    第一, 危害程度相近的严重犯罪并未被同等入罪。

    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为选择性罪名, 这四种行为均可独立成罪。从其法定刑可以看出, 这几种犯罪行为的法定刑完全相同, 社会危害性也并无多大差异。在刑法修订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对79年刑法第17条第2款“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界定就包括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对这四种罪名是同样对待的。而在刑法修订后, 仅将这四种选择罪名之一的贩卖毒品罪在刑法第17条第2款中加以规定, 而对另外三种性质类似、危害相当的罪名未加以规定。根据新刑法的规定, 笔者认为, 对第17条第2款规定的贩卖毒品罪, 只能作为贩卖的手段所实施的毒品行为这样狭义的理解。不能作为包括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广义的理解。其主要理由是: 根据新刑法第347条的规定, 贩卖毒品只是选择性罪名中的一种犯罪形式, 或者说是选择性罪名中的一个具体罪名。完整的罪名应当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按照我国刑法学的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做法, 对于行为人只实施了其中一个行为形式的, 根据其行为形式分别定不同的具体罪名, 如只实施了走私毒品行为的, 就定走私毒品罪; 只实施了制造毒品罪的, 就定制造毒品罪。对于分别实施了其中几个行为形式的, 也不数罪并罚, 而选择其中的主要行为定罪, 如分别实施了制造、走私毒品行为的, 可以主要行为定为制造毒品罪。因此, 贩卖毒品犯罪行为不能涵盖走私、运输和制造毒品的犯罪行为。如果硬要将贩卖毒品犯罪行为解释为包括走私、运输和制造毒品的犯罪行为, 是有悖于新刑法第3条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第115条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规定了五个罪,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只对其中的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负刑事责任, 而对另外两种犯罪———决水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却不负刑事责任。由此可见, 对于危害程度相近的严重犯罪, 有的列入, 有的未列入, 应当说是立法上的缺陷。

    第二, 以犯罪对象决定行为侵害性的严重程度有失偏颇。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罪是否应当包括刑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 对于这问题, 学术界观点不一。何秉松教授认为, 刑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罪中, 其性质比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更为严重, 其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更为明显, 因而更易为青少年所认识。因此, 应当把这两种罪都包括在内。有的学者认为抢劫罪与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罪名, 从立法者的本意看,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罪并不包括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理由: 其一, 判定一个行为人是否构成某一个罪, 不在于其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大小, 而在于其是否符合有关的犯罪构成。由于抢劫罪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公私财产的所有权, 犯罪对象是公私财产; 而抢劫枪支、弹药、爆炸和罪的客体是公共安全, 诚然, 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比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社会危害性小。其二, 从法定刑上看, 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中的法定刑起点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刑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中的法定刑起点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中的抢劫罪不应包括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否则, 将违悖于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根据此观点, 犯罪对象不同, 刑法第17条第2款列入了性质严重的犯罪, 却忽略了性质更为严重的犯罪, 应当说是立法上的又一个缺陷。

   第三, 对严重的犯罪负刑事责任, 对更为严重的犯罪却不负刑事责任。

   近年来绑架犯罪案件增多, 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但刑法典第17条第2款并未将其纳入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以致在司法实践中, 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绑架致人死亡或杀害被绑架人的案件如何处理, 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例如案件: 张某(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因对雇佣其打工的饭店老板任某心存不满, 伺机敲诈报复。遂于1998年6月找到中学生肖某(15周岁) , 经过商议, 二人按计划由肖某把任某10岁的儿子任某某骗至一树林,张某按住任某某的双腿, 肖某掐住任某某脖子, 将任某某杀害。肖某怕任某某没死, 又用石头砸其头部数下, 后二人将尸体掩埋。张某把勒索10万元赎金的敲诈信寄给任某, 张、肖在约定地点拿赎金时被公安机关抓获。检察机关在对张、肖认定犯罪性质时, 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张某构成绑架罪, 肖某无罪。理由是张、肖二人经过预谋绑架并杀害任某某, 理应构成绑架罪, 但肖某还未满16周岁, 与绑架罪的主体不符, 按照罪刑法定原则, 肖某不能构成犯罪。张某构成绑架罪, 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 第二种意见认为, 张某构成绑架罪, 肖某构成故意杀人罪。理由是肖某的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 在不能构成绑架罪的情况下, 构成故意杀人罪。[ 2 ] ( p20) 法学界对于此类案件应当如何适用刑法存在较大分歧, 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种观点: 肯定说认为;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 应当适用刑法第232条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理由: 其一, 绑架过程中的故意杀人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条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并不缺少任何构成事实, 相反舍弃了过剩的绑架部分。其二, 在判断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是否负刑事责任时, 首先要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作为大前提, 然后将他们实施的具体行为作为小前提, 再得出是否构成犯罪的结论。当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单独或者共同绑架他人并故意杀害他人时, 司法机关应当将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作为大前提, 然后将这一事实作为小前提, 再得出结论。这样的判断结论必然是成立故意杀人罪, 而且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其三, 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在绑架过程中故意杀人的行为认定故意杀人罪,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 同样的行为, 为什么已满16周岁人实施时认定为绑架罪, 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时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这是因为, 年龄影响犯罪的认定, 年龄既然影响犯罪与否, 当然也可能影响犯罪的性质。造成上述局面, 是因为对行为的评价范围不同: 即对于已满16周岁的人, 评价了全部行为; 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评价了其中的杀人行为,故结论不完全一样。否定说认为;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人质并杀害被绑架人, 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理由是,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属于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罪。但是刑法第17条第2款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的规定不包括绑架罪, 所以根据罪刑法定原则, 行为不负刑事责任。[ 3 ] ( p32) 如果按照否定说的观点,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人质并杀害被绑架人, 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那么, 对严重的犯罪负刑事责任, 对更为严重的罪却不负刑事责任。我赞成肯定说, 从刑法理论上看,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绑架杀人尽管在刑法条文上不按绑架罪定性和处罚, 但已经构成犯罪, 按照具体触犯的罪名处罚, 这样, 才能有利于惩罚犯罪, 发挥刑法功能。然而, 造成这样的两种对立的观点, 说明立法上存在严重的缺陷, 需要予以完善。(后文论述) 。尽管上述争论随着2003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答复》而基本归于平息。该答复如下: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行为,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其罪名应当根据所触犯的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认定。对于绑架杀害被绑架人的, 其罪名应认定为绑架罪。”但我认为, 该司法解释是值得怀疑的: 其一, 根据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只能就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司法解释, 刑法第17条第2款引发的问题涉及到罪与非罪, 此罪与彼罪。其二, 该解释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单方面作出的, 对人民法院是否有约束力? 如果人民法院不予采纳, 那么, 该解释就没有实际意义。

   三、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负刑事责任的立法完善

    (一) 解决方法

    我们应当在立法精神的指导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采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 根据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方法:

   1. 补充立法

   对于危害严重应当为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 但没有加以规定的犯罪, 应当通过补充立法加以解决。例如, 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

   2. 理论的更新

   即对于想象竟合犯, 应当用更新的、更合理的理论去认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4 ](p23) 例如, 决水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对于以杀人的故意所实施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行为, 可以直接按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3. 分割的方法

   有人主张采用分割的方法, 将未列入刑法第17条第2款的其他犯罪中又有列明的八种犯罪危害行为或后果时, 将该危害行为或危害结果分割出来定罪。例如,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实施的绑架行为中有故意杀人行为的, 不以绑架罪定罪, 而以故意杀人罪定罪; 实施强迫卖淫行为中有强奸行为的, 不以强迫卖淫罪定罪, 而以强奸罪定罪。[ 5 ] ( p41)

   4. 法律解释

   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是犯罪行为还是罪名, 由立法机关作出立法解释, 确定是犯罪行为。例如, 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 危险物质罪虽然没有列入刑法第17条第2款, 但是,只要有抢劫行为, 不论对象是什么, 都可追究刑事责任。

   5. 增强概括性规定的方法

   概括性规定, 刑法理论又称之为概然性规定, 是指法律对某问题所作的不是明确而是抽象的规定, 这些规定具有一定的弹性, 允许司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解释。立法模式是“明确部分严重犯罪+概括性规定”。概括性条款为“其他严重危害社会应当判决十年有期徒刑以上的。”

   (二)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负刑事责任的立法完善

   通过上述对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存在缺陷的分析, 为了消除刑法学界对此问题的分歧,笔者针对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予以重构;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犯罪行为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重构的特点: 第一, 明确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是犯罪行为, 能够解决不论是抢劫财物还是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 以抢劫的对象定罪名。如抢劫一般财物, 定抢劫罪; 抢劫枪支, 定抢劫枪支罪。第二, 把与贩卖毒品危害相当的、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行为列入该条款。这种重构解决了刑法学界对一些问题的分歧, 对司法实践有较大的实际意义。

   但是, 没有解决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致人死亡或伤害被绑架人、以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造成多人死亡、强迫他人卖淫中强奸行为等定性问题。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需要对“想像竟合犯”进行理论更新。想像竟合犯, 是指行为人基于一个犯罪意图所支配的数个不同的犯罪意图, 实施一个危害行为, 而触犯数个罪名的犯罪形态。其特征是:

   1. 主观上出于一个犯罪故意所支配的数个不同的罪过。一个犯罪的意图既可以是故意, 也可以是过失。一个犯罪意图所支配的数个不同的罪过。这种不同的罪过包括数个内容不同的故意; 也包括数个内容有别的过失, 还包括一个故意和一个过失的结合。

   2. 客观上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行为。一个行为是指16周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 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的行为可以是两个行为, 但必须其中一个行为是一个负刑事责任的行为, 另外一个行为法律规定不负刑事责任。

   3. 一个行为能触犯了数个罪名。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触犯的数个罪名中, 其中至少有一个罪, 法律规定可以负刑事责任, 其它的罪不负刑事责任。想像竟合犯的处罚原则:“从一重罪处断”或“从一负刑事责任的重罪处断”。

   对想像竟合犯理论的更新, 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致人死亡或杀害被绑架人; 决水、破坏交通工具、破坏交通设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致人死亡、非法拘禁行为人在实施非法拘禁过程中使用暴力致人死亡的等行为, 可以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在拐卖妇女过程中奸淫被拐卖妇女的、强迫他人卖淫中强奸后迫使卖淫的可以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参考文献:

[1] 刘杰.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之刑事责任适用标准[ j ]. 株洲工学院学报, 2004, (4).

[2] 由龙涛.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绑架杀人定性浅析[ j ]. 法学专论, 2001, (5).

[3] 牟伦祥. 绑架罪条款有疏漏之处[ j ] . 法律与监督, 1999, (3).

[4] 郑士立. 试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 j ] . 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