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论文范文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1篇

一、活动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原中国轻音乐学会）承办单位：北京文萃阁文化艺术中心 媒体支持 ：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网

（）

二、组委会名单（部分、排名不分先后）：

顾问：乔羽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名誉主席

主任：张丕基 中国大众音乐协会主席

副主任：任志萍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

王佑贵 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副主席

评委：郭成志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副主席

王玉民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

宋小明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

魏东明 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外联部主任

三、参赛对象：专业音乐工作者和业余音乐爱好者、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均可报名参赛。

四、征稿时间：2007年3月1日―2007年5月31日（以邮戳为准）

五、作品要求：

中小学音乐论文、教案：

1.近几年新创作未经发表过的中小学音乐论文或教案一篇，2000字左右；

2.参赛的音乐论文需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严谨；参赛的教案作品如使用课件，需一同提供。

校园歌曲：作品可从不同侧面反映全社会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和谐社会精神；反映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的精神风貌。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具体要求如下：

1.体裁不限：抒情歌、颂歌、进行曲、民 歌、诙谐歌曲等均可；

2.作品的形式不限：独唱、重唱、表演唱、齐唱、合唱等均可；

3.具有丰富思想内涵和激情的健康向上的优秀校歌亦可。

六、奖项设置与评选：

组委会对所有参赛作品经过初评、复评，产生各300件候选（论文、教案、校园歌曲）作品，再评选出一等奖各20名，二等奖各40名、三等奖各60名，其余作品将获得“优秀作品奖”。获奖选手将颁发获奖证书和奖牌，并应邀参加主办单位举办的相关活动，以及优先出版参赛作品。

七、对参赛选手的回报：

1.获奖结果将在中小学音乐教师信息网、《音乐周报》等媒体公布并书面通知每一位获奖选手。

2. 部分获奖作者将被吸收为“文化部中国大众音乐协会”会员。

3.将编辑部分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由部级一类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八、报名办法：

请将参赛作品、参评费（含工本费、邮寄费）60元/件寄（汇）至：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里五区9-402陈庆来（收）

邮编：100085

九、颁奖时间及研讨会：

拟定于2007年下半年举办“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创作专题研讨会暨颁奖仪式”（分音乐论文组、教案组、校园歌曲组），组委会将邀请获奖作者出席，参加交流、发言、研讨，参观有特色的艺术团体、学校等。届时将邀请国内著名词曲作家及音乐教育专家、教授作专题讲座。

十、参赛选手注意事项：

1.参赛作品概不奉退，请自留底稿； 2.每位作者投寄最优秀的参赛作品一件，需一式3份，请用A4纸打印，如用手写，请字迹清楚（参加作曲比赛的如有条件可附录音小样）；3.作品必须是作者独立创作，严禁抄袭；4.每件作品参评费60元（请从邮局汇出，勿在信封中夹寄）。

十一、联 系 人：张海波（老师）

联系电话：010-82780046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宋代雅乐的特点；宋代雅乐的评价；宋君臣对雅乐的态度

雅乐一般泛指宫廷的祭祀活动和朝会仪礼中所用的音乐。起源于周代的礼乐制度，用于郊社、宗庙、宫廷仪礼、射乡以及军事上的大典等。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朝统治者认为雅乐具有“化民”和巩固政权的作用，对雅乐持比较重视的态度。宋朝统治者对雅乐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宋代的六次雅乐改制、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等几个方面。关于宋代宫廷雅乐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著作、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三个部分。

1 有关著作中及论文中关于宋代雅乐的介绍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等著作中专门论述了宋代宫廷雅乐，详细介绍了雅乐的特点等，且认为宋代雅乐存在着复古主义和神秘主义。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和田可文《简明中国音乐史》，介绍了宋代雅乐的乐队等方面，并且也认为宋代雅乐是仿古的。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1]主要是对大晟乐做了详细的介绍，分析大晟乐产生和灭亡的过程及其影响、叙述宋徽宗的礼乐事迹及其帝王符号、礼乐符号等。笔者发现近些年关于雅乐的学位论文还是有许多的，其中直接以宋代雅乐为主题的学位论文有五篇，[2]另外一些硕、博士论文中也涉及了宋代雅乐。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笔者暂将宋代雅乐分为七个部分予以分析。

（1）关于宋代雅乐特点的介绍。著作和论文中介绍宋代雅乐的特点，一般都是从雅乐的应用场合、乐曲内容、乐曲创制及标题、乐律制度等几方面来进行的介绍。韩伟《宋代乐论研究》、邱源媛《唐宋雅乐的对比研究》等这些学位论文都采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雅乐的特点。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3]、田中有纪《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4]等也有相关介绍。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主要介绍了关于黄钟音高的乐论。田中有纪的《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分析了有关雅乐的北宋士大夫的讨论，特别考察以八音的概念为基础的王安石学派的乐论。

（2）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宋代君臣极其重视宋代雅乐，主要与其社会背景和政治目的有着必然的联系。相关著作主要介绍了宋代统治者重视雅乐的原因，如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及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位论文：初益辰《宋代宫廷音乐机构设置研究》从宋统治者本身和宋宫廷音乐机构对雅乐的重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分别从北宋各朝皇帝、儒臣乐论等方面强调了宋统治者的态度。

（3）关于对宋代雅乐的评价问题。当今学术界对其持有以下三种态度：首先，持否定的态度。孙琳《唐宋宫廷雅乐之比较研究》、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等分别从雅乐的律吕制作和乐论上、应用场合来强调雅乐的复古性，并具有神秘色彩。其次，持肯定态度的观点。黄炳寅在其《中国音乐与文学史话集》[5]中提到“宋朝学者在追求音乐革新的精神颇值称道，论其治学态度则已脱离旧臼而重视较科学之实验研究”，对雅乐持肯定态度。第三，持部分肯定的态度。李方元在其《宋史・乐志》中说道：“宋代雅乐之所以有超过前代的影响和成绩……不仅使雅乐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恢复，而且还使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都是明显的事实。”寇文娟《关于“宋代雅乐评价”问题的几点思考》，[6]文章通过分析论证，认为宋代雅乐复古成分下面却隐含了很多复兴的因素。

（4）宋代雅乐祭祀中的礼制分析。路佳琳的硕士学位论文《北宋景佑―嘉年间的雅乐研究》和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五礼仪式音乐研究》，都对雅乐中的五礼仪式进行了分析，增强了我们对五礼的认识。

（5）对南宋祭祀歌曲的考证和译解。在音乐著作和论文中阐述南宋雅乐的比较少，普遍认为南宋雅乐沿袭了北宋的雅乐制度。林萃青的《古代音乐的跨国跨文化解读――南宋宫廷雅乐》主要是对南宋宫廷雅乐歌曲的音响实体和表演实践方面来加以分析。《宋代五礼仪式音乐研究》，本文选取了《中兴礼书》中的50首祭祀乐歌进行了译谱和分析。

（6）大晟乐的制作、大晟府的成立及其影响。大晟府是宋徽宗时期建立的一个音乐机构，虽然其只存在了20余年，但是其所形成的影响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刘媛媛《宋代宫廷音乐机构研究》和初益辰《宋代宫廷音乐机构设置研究》，这两篇文章均从大晟府建立的雅化本质及其影响、大晟府乐器的雅化性质以及大晟府定律方面的极端雅化等方面做了简单介绍。

（7）新儒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宋朝，新儒学成了当时社会思想领域的主流，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宋代雅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徐小明《宋代――中国音乐艺术的转折期》强调宋明理学的形成是对统治者思想的绝好配合，表现在宫廷音乐上，就是极力提高雅乐的地位。张艺《探源宋代宫廷音乐机构与制度》，认为宋学的兴盛使雅乐得到了重视。关于宋明理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这个问题，涉及的只是新儒学的形成使宋代雅乐具有了复古和神秘的特点。

2 反思

现有研究成果集中在了雅乐的改制、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大晟府及其影响，以及宋代雅乐和其他朝代的比较这几个方面。另外，认为南宋雅乐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基本承袭了北宋雅乐，仅林萃青几篇文章涉及了南宋雅乐。那么笔者认为既然是宋代雅乐，为何只强调北宋雅乐，难道南宋雅乐真的是对于北宋雅乐一成不变的承袭吗？对于宋代雅乐的评价问题，一直颇有争议。对宋雅乐持批判态度主要是从宋代雅乐依照古法制律这个问题上来考量的，另外也有学者对其持肯定的态度。笔者认为应以客观的态度去分析才会得到合理的判断。

宋明理学的形成确实对宋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也对宋代雅乐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但是就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只是提出新儒学的形成使宋代雅乐具有了复古和神秘的特点，其实笔者认为应该对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进行考证，从而使我们对新儒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 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2] 邱源媛.唐宋雅乐的对比研究[D].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D].孔琳.唐宋宫廷雅乐之比较研究[D].李明明.中国古代雅乐文化分期研究[D].路佳琳.北宋景佑――嘉年间的雅乐研究[D].

[3] 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J].音乐研究，2001（2）.

[4] 田中有纪.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J].中华民族专题.

[5] 黄炳寅.中国音乐与文学史话集[M].国家出版社印行（台湾），1982.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3篇

一、音乐学研究论文

音乐学研究论文是我国在此学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体现，也是音乐学学科构建的主体。2012年，我国较为优秀的音乐学研究论文主要刊登于国内音乐专业和艺术类学术刊物上，内容涵盖音乐学子学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领域。2012年，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内容丰富多样。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调查与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代表论文包括：张伯瑜《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音乐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袁静芳《走近藏哇寺》、赵塔里木《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钱茸《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兼推“双六选点”分析模式》、黄婉《在“挪用”中饰变与创造――文化生态视野下的2012基诺族“特懋克”节》、李明月《“堂名”忆旧：苏州地区十番锣鼓生存现象探微――以常熟辛庄“春和堂”为个例》、杨和平《民间礼俗的音声表达――以蒲城丧葬仪式音乐活态现状调查为例》等。有关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意义、研究架构及其问题思考》、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宋瑾《从“音乐”到“音声”――音乐人类学学科边界问题》等。此类论文凸显作者群体对民族音乐学历史维度的思考，以及鲜明的跨学科倾向。此外，还有部分文章从传统音乐的保护与教学入手展开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华《熟、背、析、研――教学体会》、张应华、谢嘉幸《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讨》、沈洽《以人为本的多元―本位音乐教育――基于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视角的思考》、叶松荣《学科发展的瓶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局限性探讨》等。

2012年，西方音乐史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巴罗克时期以前的早期音乐上，代表论文包括余志刚《中世纪音乐教学漫议》、姚亚平《欧洲早期音乐传统与20 世纪现代作曲观念》、伍维曦《与中世纪晚期多声部弥撒套曲的体裁特性》、周耀群《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两部断代史的比较》等。这些论文从各位学者的独立研究角度出发，对西方音乐早期历史的不同细节开展研究和思考，试图在理论阐述中深化对音乐史局部细节和音乐历史观念形成的认知，进一步唤起人们对古今历史比较和创作、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诞辰200周年纪念，瓦格纳研究论文亦成为2012年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点，代表论文包括：刘经树《“清楚变化了的音乐创造”――瓦格纳的“音乐戏剧”构想》和杨九华《“”的阐释 ――再论瓦格纳乐剧中的婚姻伦理观》。另外，对于经典音乐的审美阐释和音乐流派研究的代表论文可举邹彦《贝多芬（Op.31-2）的标题性内涵》和刘瑾《审美困境与现性重建：对新浪漫主义音乐产生及意义的美学思考》。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学者们将目光纷纷投向中国与境外音乐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盲人音乐教育――以安格妮丝・郭士立、穆瑞为例》、陈应时《唐传日本调名曲名考》、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叶键、黄敏学《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国音乐研究及其学术史影响》，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论文《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述要》。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另一个范畴集中于音乐考古，代表论文有：方建军《钟离国编钟编研究》、《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王子初《我们的编钟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画“杂悬”图及其实验心理学解释》。在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对近现代音乐家的学术纪念，论文包括：杨和平《论李凌的音乐美学思想》、俞玉姿《略谈老志诚先生的音乐思想――纪念老志诚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居其宏《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等。中央音乐学院发起的“国家音乐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集中发表的论文包括：吕钰秀《他者对于一个国家音乐想象的建构蓝本》、李淑琴《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蒲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等。

2012年，我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研究论文首先以评述于润洋教授美学研究贡献为主导，代表文章包括叶松荣《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何宽钊《论于润洋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柯扬《承先贤之法，启后生之思――论于润洋对卓菲亚・丽萨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其他论文则是不同学者对音乐美学理论、趋势与应用问题的独立阐发，例如韩锺恩《判断力批判：置疑音乐美学学科语言并及音乐学写作范式》、刘研《审美经验的复兴――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观与通俗音乐》、张晶晶《对阿多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与解读》等。

二、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

2012年，我国的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向着精英化、集约化和实力化的方向努力迈进。在专业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系的主导下，音乐学专业教学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发展体系。在不同层次音乐学专业招生方面，各个院校和科研机构结合音乐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招生数量略有紧缩，考试难度相对增加。如此举措，不仅维护了音乐学专业精英化教育的传统，同时也对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基础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层次的学术人才培养上，各个院校特别重视理论培养和艺术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将研究重心立足当代、返观历史，积极参与音乐田野调查和音乐表演活动，在亲身实践中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各个院校给予学生相对宽松的课程安排，不但要求学生学好音乐理论知识，还不断启发学生对其他艺术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产生兴趣，获得更为广博的文化见识，充分增强学生的学术实力。音乐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过论文评比、音乐论坛、大师讲座、理论访谈等多种形式鼓励学生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增长自身的学术本领。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活动日益规范，答辩通过标准相对严格，有效防止学生论文品质和学术素质的整体下滑。

除了各个音乐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日常教学工作外，音乐学界在2012年还积极开展音乐学教学研讨、论文评奖和专题讲座活动，有力推动音乐学专业教学工作，促进院校间交流合作，增加校园学术氛围。2012年2月，第四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征文活动正式展开。活动向海内外华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发表的音乐评论参选，并在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召开之际集中评审。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学术交流系列专题1：国家音乐史”活动。斯洛伐克音乐学者奥斯卡・艾谢克应邀参加活动，共同探讨“国家音乐史”写作的方法手段和内容选择。2012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先后组织了“第九届（2012）钱仁康音乐学术讲坛”和“音乐学学术论坛”，以此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邀请资深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三、音乐学学术会议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各类学术会议相继举办，有力推动了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促进专业学术会议向着常态化、正规化的方向迈进。在民族音乐学领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承办的“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与会专家以音乐同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为主题，着重讨论当代语境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与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提交论文摘要240余篇，内容涉及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音乐生态研究、音乐与科技、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等研究领域，呈现出学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学科发展趋势。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三个方面议题展开探讨，充分展示了我国近年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暨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泰山学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音乐学家围绕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区民族之间的音乐传播与交流、构建适合于亚太地区各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等议题做主题发言。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2012・上海音乐学院・瓦格纳国际学术论坛”。 论坛聚合国内最优秀的瓦格纳研究学者同国际瓦格纳研究实现对话，提升我国的音乐学研究水平，增进与西方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主办，四川音乐学院承办的“2012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于9月21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 会议由九位西方音乐史专家对11名青年学子的课题发言进行交流点评，旨在促进青年学者的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积极培养理论新秀。在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9月24至26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七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徐小平奖”颁奖大会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会议对“契丹音乐史”、“音乐上海学研究”等新课题给予充分重视，并对中国音乐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乐美学领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与对话――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论坛邀请全国50名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参会，论题涉及多个学科，促进音乐学学科间的相互对话和启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笔会”在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笔会围绕 “音乐美学学科资源考掘” 和 “身体在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两大主题进行研讨。

四、音乐学纪念与交流活动

2012年，中国音乐学界举行了多项学术纪念和交流活动，对于音乐学院系建设和老一辈音乐理论家的学术贡献加以总结，并对中国音乐学的对外推介与交流做出贡献。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迎来了建系30周年纪念。系列纪念活动由学术研讨会、纪念座谈会、学术讲堂系列、学术成果展、学生音乐会等活动组成。全系教师还集体出版了学术研究文集，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其中的学术研讨会对马思聪的学术造诣、音乐创作、教育教学和学术精神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春雨润物 学海成洋――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同事学生围绕他的学术品格、理论特色和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12年，恰逢中央音乐学院资深音乐学教授张洪岛先生百年寿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对张洪岛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进行重点回顾。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纪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全国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对王光祈作为中国音乐学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进行回顾、梳理和阐释。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陈应时、方建军、李玫等中国学者应邀参加第七届东亚律学大会并宣读论文。此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引起东亚音乐研究机构对中国律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密切关注。

五、音乐学理论出版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在理论出版方面成果显著。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对我国著名音乐美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于润洋教授学术纪念文集的出版工作。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同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庆贺于润洋教授八十华诞学术文集》和《于润洋学术思想研究》两本文集，分别收录了全国西方音乐史和音乐美学领域学者对于润洋教授学术和教育贡献的研究论文，以及基于于润洋提出的“音乐学分析”方法而展开的独立研究个案。音乐学理论出版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西方音乐人类学经典著作译丛”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的陆续出版。2012年，该丛书新近出版的理论著作包括张伯瑜《世纪之交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洛秦《苏亚人为什么歌唱》、布鲁诺・ 内特尔《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论题和概念》（汤亚汀注释、解说，闻涵卿、王辉、刘勇翻译）和贝弗莉・ 黛蒙德、皮尔蔻・ 莫伊萨拉《音乐和社会性别》（谢锺浩翻译）。这些理论书籍的翻译出版，对于我国音乐学研究、教学和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和参考价值，是对我国音乐学理论建设的实质性推动。在音乐学专业教育方面，居其宏《音乐论文写作教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和韩锺恩《音乐学专业本科必修教程：文献研读与研习》（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为青年学子系统掌握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深入学习专业写作提供了优秀读本。杨燕迪的《音乐解读与文化批评：杨燕迪音乐论文集》收集了作者的多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音乐史研究观念与方法、音乐评论、音乐审美等多方面学术问题，对于青年学子拓展学术眼界、增进学术思考具有重要帮助。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4篇

关于蔡先生在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研究中富有开拓性的突出成果和贡献，根据笔者多年的研究、理解、感受，作以下简要评述性的回顾、整理、归纳。

一、两部开拓性、代表性的重要著作

1995年蔡先生的《中国音乐美学史》(以下简称《史》著)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一部该领域的开山之作，该著作洋洋六十余万言，记载、编纂、建构、评论了中国三千年的历代乐论文献史、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内容丰富、理论性、学术性很强的专著。1990年人民音乐出版社还出版了蔡先生的《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上下册)，这样蔡先生就以《史》著为主体，“资料注译”为羽翼，建构了他的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全面完整的体系。蔡先生在他的《史》著的后记中说：“这部书稿倾注着我的生命，我在其中思考着音乐、文化、宇宙、人生……人创作文化，文化也创造人，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就要发展教育，改造文化，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包括人的现代化，美学艺术的现代化。”以上语言，充分表达了蔡先生是一位深情关怀人生的人本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献身于文化、教育、美学、艺术现代化研究的学者。

2003年蔡先生的《音乐之道的探求――论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他》(以下简称《论》著)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这是蔡先生中国音乐美学史专题、个案研究论文集，共收集公开36篇，五十二万余言。

《论》著不仅对中国音乐美学史中重大个案问题作出“我注六经”式的深入研究和探求，而且还对近代、当代某些重大音乐美学理论问题、音乐美学思潮、音乐美学人物作了训诂论今的、具有“史学、史识、史胆”的分析研究，可谓是一部越名教而任真、善、美的音乐美学论文集。

蔡先生在《论》著的后记中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二十余年来，在中国音乐美学史这块处女地，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这个集子，便可视为我治中国音乐美学史的一个总结。”以上语言，真实地道出了蔡先生不愧为中国音乐美学史这块处女地的开拓者和辛勤的耕耘者，两部重要著作，为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奠基石的贡献。

二、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正名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是否具有现代音乐美学的形态和意义?这是一个理论界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因为在中国古代并没有“音乐美学”这个名词，直至十九世纪下半叶“音乐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才出现在欧洲。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音乐思想不能称为音乐美学，只能称为“音乐观”。并举《乐记》为例说《乐记》“是封建统治者利用音乐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统治术，而不是为了研究音乐艺术本身的艺术美与艺术价值问题”。与此观点相反，蔡先生在其《史》著中认为《乐记》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最系统的音乐美学专著。其“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成熟形态的音乐美学思想。并认为《声无哀乐论》是自成体系的音乐美学专著。《声无哀乐论》注意音乐的形式、音乐的美感作用、娱乐作用、养生作用，把音乐作为独立的艺术即纯音乐加以研究……深入音乐内部，更具有美学价值。其“躁静者，声之功也”更具深刻的音乐美学内涵。

为了进一步证明中国古代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具有现代音乐美学的形态规范，蔡先生将中国古代最古老的“春秋”时期的史书《国语》、《左传》中的虢文公、史伯、季扎、伶州鸠等人论乐语录归类为：

1　“音乐美的构成”：从史伯到晏婴、伶州鸠，人们已经认识到音乐美在于“和”，在于寓杂多于统一，在于以众多相异事物相辅相成，对立因素相反相济，“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而达到“和乐如一”的理想音乐美的构成状态。

2　“音乐与自然的关系”：从虢文公到伶州鸠，人们无不以自然之“六气”、“五行”解释音乐，而尤其重视音乐与“风”、“气”的关系，认为音乐来自“六气”、“五行”，是对自然之风的摹仿。音乐可以“省风”、“宣气”，使风调雨顺。“嘉生繁祉”，音乐体现了与自然的和谐，使“人神以和”。

3　“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从虢文公到伶州鸠，人们认识到音乐必须受政治、经济的限制，音乐必须“为礼奉之”、“修礼以节之”。同时，音乐也可以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军事。能平心、成政，节制百事，上下和同，政治和顺。

4　“音乐的审美准则”：季扎赞美“五声和，八风平”。医和强调“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伶州鸠强调“乐从和，和从平”……都以“和平”、“平和”为音乐审美标准。都推崇平和的古乐、“德音”，而贬斥不平和的“新声”、“淫声”。

以上仅仅是三千年前“春秋”一个时期的部分“正名”之证词，这就足以证明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最早就基本上具备了音乐美学的形态和内涵。其实，这种情况“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它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

蔡先生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正名非常重要，它不仅确立了中国音乐美学史科学的、独立的地位，更揭示了华夏民族音乐文化历史的悠久和伟大!

三、首次建立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建构体系

建构体系是任何学术著作的基本框架、基本对象、基本内容以及对内容的基本编排和划分，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给后来的继续研究者铺了路，搭好了一个学术研究的平台。

蔡先生的《史》著在这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对象：中国古代的音乐美学专著，“子书”及后世文集中的有关论述，儒家经典及其他典籍中的有关论述，二十五史中的乐志、律志，西汉以后的音乐诸赋。宋元以后的琴论、唱论、曲论等。

2　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历史分期：(1)萌芽期。即西周末至春秋末，一部中国音乐美学史只能从此开始。(2)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期。(3)两汉时期。(4)魏晋至隋唐时期。(5)宋元明清时期等五个历史时期。其中萌芽期的划分，学术性较强，蔡先生认为《尚书》、《易经》中有关原始、社会至西周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资料。实际上是出自后世儒家之手，故而不足以说明西周前的音乐思想。

3　史料的收集、整理、编篡：这是一项非常复杂而浩繁、艰难、辛劳、同时也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程。主要有五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成果：(1)科学的历史分期必然体现历史资料的内在联系以及形成历史分期的外部社会背景等因素，这是《史》著历史分期的基本原则。(2)把历史资料(乐论)按现代音乐美学的形态归范加以归类。(3)每章节均按概述、史料及其评论、作者介绍、结论等而形成其基本框架结构。(4)章节的标题尽量体现其内容，例如标题为：“虢文公的‘省风’ 说”，“史伯的‘和同’说”等，便于读者查找。(5)按《史》著的建构体系，收集、整理并出版了全面系统的《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上下册)，保证了《史》著非常丰富的史料。

总之，《史》著以系统、翔实的建构体系，勾勒出华夏民族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音乐美学体系。

四、全面评论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学术、理论方面的重要成果

蔡先生从历史的方位，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方法论和坚实的文、史、哲学术功底，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三千年浩繁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古文献进行了全面的翻译、注解、评论，的确是“倾注了我(按：指蔡先生)的生命”。特别是评论方面，敢于直言不讳、承担责任，显示了无私无畏的学术风采和人格魅力。

以下仅选择笔者认为最具学术和理论意义的学术见解和观点，简要地作部分举例：

1《史》著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实质是讨论“情与德(礼)”、“声与度”、“欲与道”、“悲与美”、“乐与政”、“古与今”、“雅与俗”等的关系。

2　《史》著第二十六章和第三十七章具有最为独特和新颖的学术观点，其要点如下：

其一、提出了道家音乐美学思想的体系和发展过程：老子――庄子――嵇康――李贽等发展阶段。把嵇康、李贽包括汤显祖、李开先、张琦等人的音乐美学思想明确地纳入道家音乐思想，并认为是道家音乐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给道家提出了一个历史发展的音乐美学体系。如果它是正确的话，对中国音乐美学史建构体系将起着主干性、基础性的作用，笔者认为这应该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和探究。

其二、道家音乐美学思想由老子提出，经过庄子的改造，从否定一切音乐变为只否定礼乐，从否定音乐的一切作用到只否定教化作用，而肯定娱乐作用。经过嵇康的改造。又从否定有声之乐变为肯定有声之乐。经过李贽等的改造，又从提倡无情与以恬淡为美，变为否定无情与以恬淡为美，从否定。郑卫之音”变为肯定“郑卫之音”。道家音乐美学思想随历史的发展变得更合理，更科学，更接近人民。

其三、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扬道抑儒”、“褒道贬儒”的评论：认为道家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李贽的“主情”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封建主义末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阶层挣脱封建枷锁、争取自由的思想在音乐美学思想领域的反映，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人的觉醒，艺术自由的突出标志，具有深刻的反封建意义。而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被收入《礼记》，纳入《白虎通》，变成经典性的官方音乐思想，坚持“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圣人作乐”，节欲抑情。因此，走上了它的反面――“既束缚人”，“又束缚乐”。

其四、对嵇康、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及其人格美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嵇康越名教、求自由的战斗精神，是封建社会最可贵的精神，他的人格美高于屈原。稽康的《声无哀乐论》实质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世界上最早的具有自律论色彩的音乐美学著作，是对以《乐记》为代表的礼乐思想的批判，其“躁静者，声之功也”深刻揭示了音乐的特性，在中国以及世界音乐美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认为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主张解放人性，解放音乐，自由抒感，是中国古代最合理的音乐美学思想。

以上学术观点在《论》著中更有深入、细致、详尽的个案案例的研究，不仅新颖、独特，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性、争鸣性。也是《史》著和《论》著学术上的精髓部分。其论述篇幅很大，笔者只是根据主观的理解作简要的概括，是否准确，还需以原著为依据。然而，学术界对上述领域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争鸣尚属罕见。呼吁学术界予以关注和重视。为建立中国音乐美学史科学体系而努力。

3　对当代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蔡先生在这方面的新颖、独特的学术观点和见解主要有：

其一、《青主音乐美学思想述评》是一篇勇敢无畏的、还青主人格及其学术研究以清白的前所未有之作。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青主一直是作为难心主义、资产阶级音乐美学家的代表遭到反复批判，其“音乐是上界的语言”、“向西方乞灵”是批判的焦点。蔡先生在为此作辩护的争鸣中指出，“上界”是指人的精神世界，音乐是精神的产物；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决定音乐是各种艺术之“上”的“上界”，而不是神秘的、宗教的、迷信的、神的上界。“向西方乞灵”是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向西方借鉴，用以改革中国音乐，而不是“以西代中”、“全盘西化”、“崇洋”。

蔡先生不仅为青主这样一位在人格上、学术上蒙冤受屈的现代音乐美学史人物昭雪，甄别和确立青主的音乐美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及其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而且以此为突破点，对当代一些重大的音乐美学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见《论》著的370页)

其二、对“音心对映――和律论”、“物性本体、艺术本体”、“纯意向性对象”等音乐美学理论，在肯定它们合理方面的基础上，也批评了它们的缺陷。(见《论》著的475、484、493、503、523等页)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5篇

一、研究的特点

从2000年起，至本文截稿（2012年9月），中国大陆发表的音乐美学论文及硕生、博士音乐美学毕业论文数量上有很大突破，据不完全统计其总数达到三千余篇。从中可以看出音乐美学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音乐美学研究的队伍在不断壮大，对研究人员的培养措施也在不断完善之中

通过对2000年―2012年的论文统计，可以看出音乐美学的研究人员既包括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的教师、学生，也包括一些地方的综合大学、高师高专院校的教师和学生。特别值得瞩目的是，自2000年尤其是2004年以后，大量的音乐美学专业硕士毕业，同时还有一部分音乐美学专业的博士也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课程，成为音乐美学研究的后继人才。学科的建设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业内人士的重视。讨论音乐美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论文在不断增多，包括音乐美学学科的归属、中西方音乐美学史教学中的相关问题、音乐美学研究生的培养及音乐美学论文的写作等内容。

2.音乐美学研究的理论阵地在持续增加

2000年前，音乐美学研究的重要文章多发表在音乐类核心刊物或各音乐院校的院刊上，2000年后刊登音乐美学类文章的刊物不断增加，音乐类杂志、非音乐类杂志、音乐学院院刊、综合性大学院刊等都成为音乐美学研究的理论阵地，比较活跃的杂志除以上的杂志外还有：《艺术交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云南艺术学院学报》、《艺术百家》、《文艺研究》、《艺术学院学报》、《美与时代》、《大众文艺》等。随着电影音乐美学研究的兴起和繁荣，《电影评介》、《电影文学》相继刊登了大量讨论电影、电视音乐美学的文章，成为影视音乐美学的理论阵地。

3.以中国音乐美学、西方音乐美学、音乐美学基础理论问题为研究主体

纵观2000年以后音乐美学研究的范围，虽然不同时期不断有新的热点和研究对象出现，但中国音乐美学、西方音乐美学和音乐美学基础理论问题始终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大体上可以归纳为：

（1）中国音乐美学的研究分类

a.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音乐美学思想进行研究。这些论文涉及到的中国古代文献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以下一些重要的典籍：《诗经》、《老子》、《文子》、《乐论》、《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礼记・乐记》、《乐记》、《洞箫赋》、《声无哀乐论》、《陈D乐书》、《碧鸡漫志》、《唱论》、《溪山琴况》、《衡曲麈谭》等，尤其以《乐记》、《声无哀乐论》、《溪山琴况》的研究为重。

b.对中国古代、近现代以及当代具有代表性音乐美学家的美学思想以及各时期的代表性美学思想进行研究。中国各时期都有对音乐美学独到的见解，不同的思想家对音乐美的认识各不相同，也对音乐美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尤其以儒家、道家流派，孔子、老子、嵇康、李贽、青主等人物及中和、淡和的音乐范畴为主要研究对象。

c.对中国古代、近现代以及当代具有代表性的乐种进行音乐美学探讨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音乐美学重要的研究范畴之一。这一阶段的研究既体现了对中国音乐美学史上曾经关注过的乐种的美学问题研究的继承和发展，也不断扩大着关注的范围，主要提及的研究对象有：古琴、琵琶、福建南音、姜夔自度曲、民族声乐、宗教音乐、编钟、京剧、河北梆子、流行音乐、学堂乐歌等，尤其以古琴音乐的美学研究为重。

d.对中国各时期音乐美学思想进行研究和总结。中国不同阶段由于历史背景、文化发展状况等不同，具有各时期不同的音乐美学思想及发展状态。2000年―2012年的音乐美学论文分别对中国以下时期的音乐美学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先秦、春秋、魏晋、唐、宋、明、清、中国近代和当代，尤其以春秋、魏晋时期及中国近代、当代作为研究重点。

（2）西方音乐美学的研究分类

相对中国音乐美学研究，西方音乐美学研究的论文数量有所减少，但仍占据音乐美学研究的主体之一。

a.针对西方音乐典籍和代表人物的音乐美学思想进行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两个部分：对古代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尼采、康德、黑格尔、卢梭的美学著作和音乐思想进行研究；对近代、当代音乐美学家汉斯立克和他的《论音乐的美》、卓菲娅・丽莎和她的《论音乐的特殊性》以及音乐美学家阿多诺、皮埃尔・布莱兹、苏珊・朗格、迈尔、舒茨、克列姆辽夫、埃格布雷希特、达尔豪斯、柯克等人的音乐美学思想进行研究。

b.针对西方音乐美学史不同时期和美学流派的研究。这一阶段的部分论文体现了对西方音乐美学史不同美学流派及不同时期音乐美学思想的探讨和论述，包括：古希腊、中世纪、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的音乐美学思想；具体美学流派包括自律论、他律论、现象学、释义学、符号学等。

c.针对西方不同音乐流派、作曲家及乐种的美学研究。这一阶段的论文对如下一些音乐流派和音乐形式蕴含的美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具体流派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解构主义、偶然音乐、先锋派音乐；具体的音乐形式有：宗教音乐、歌剧、欧洲传统音乐、艺术歌曲、现代音乐、先锋派音乐、小提琴作品、基督教音乐、音乐剧、钢琴音乐、合唱作品、黑人灵歌；作曲家包括：巴赫、贝多芬、莫扎特、马丁・路德、舒伯特、舒曼、萨蒂、李斯特、德彪西、柴科夫斯基、瓦格纳、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等。

（3）音乐美学基础问题的研究范畴

音乐美学基础理论研究是音乐美学研究中最基本的内容。该时期论文涉及了以下一些音乐基础问题的研究：音乐的本质、音乐的特殊性、音乐的存在方式、音乐的理解与释义、音乐的审美体验、音乐的形式与内容、音乐的情感表达、音乐美学研究的对象、音乐的形象、音乐的表现特征、音乐的功能与价值、音乐美学与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流派及音乐美学的立美问题。

4.音乐美学研究的范围在不断开拓之中

音乐美学研究在20世纪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在中国音乐美学研究、西方音乐美学研究、音乐美学基础理论等几个基本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学术成就。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音乐美学研究进入了更为宽广的领域，它的学术影响也有了新的拓展。从2000年―2012年音乐美学论文的统计结果可以梳理出音乐美学如下的研究线条：

2000年，由于世纪之交的到来，对中西音乐关系的美学探讨成为热点；2001年，音乐美学研究开始关注影视音乐美学思想的话题，虽然文章数目很少，但作为音乐美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渐渐得到人们的认同；2002年，部分音乐美学学者针对通俗音乐的音乐美学问题进行分析与探究；2003年，对于音乐美学学科建设的问题被提上了音乐美学研究工作的议程；2004年，以上提到的研究内容全面开花，在不同领域都有新的论文出现；而音乐美学研究与素质教育的关系问题，随着中小学音乐课程改革的全面展开成为2004年讨论的热点，音乐美学研究者通过自身的专业视角对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改革予以关注和探讨；2005年，音乐美学的研究进一步加强了与它密切相关的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比较音乐学、音乐传播学和音乐人类学等领域的联系，体现出跨学科学术研究的特点；2006年，音乐美学论文数目较前几年有大幅度提升，音乐美学的研究队伍又有所增加。对音乐美学的学科建设、学会活动方面的研究在2006年越来越活跃；另外，对当代流行音乐和通俗音乐的美学研究有了更深入的进展；2007年值得关注的是影视音乐美学的研究，经过几年的积累与沉淀，电视、电影音乐的美学研究在2007年掀起了一波高潮，讨论影视音乐美学的文章数量大幅度增加；2008年全年的音乐美学论文数目已经达到400篇左右，已相当于2000年论文数量的3倍多。此前提出的各个音乐美学研究领域都获得了不同研究人员的关注，影视音乐的美学研究依旧是一个热点。同年，音乐美学界又提出了如何与音乐人类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视域；2009年音乐美学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伴随着第八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的召开，音乐美学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高峰，全年有关音乐美学的研究论文达到450篇左右；2010年，音乐美学研究走完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全年论文总数已达到500篇左右。《生态美学――音乐美学界应当关注的新视域》一文的发表又为中国的音乐美学研究找到了新的视角。总体来看，从2000年―2012年的美学研究之中，如何使音乐美学理论研究与音乐实践日益密切地结合起来，并不断扩大它的学术影响，已成为音乐美学界同仁的共识，并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5.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对音乐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音乐美学学会成立以来，自1979年第一届音乐美学研讨会召开起，对中国音乐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20世纪后20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召开了五届年会，历届年会都提出了相应的讨论主题，对中国音乐美学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进入21世纪后，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的工作更加积极与活跃，2000年、2005年、2008年召开的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年会，讨论的话题几乎涵盖目前音乐美学研究的所有主题。历届中国音乐美学年会的召开都会引起新的讨论与研究热潮，这一点在2000年―2012年的论文统计中也可以得到清晰的反映。2000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召开的全国性年会讨论主题为：中西文化关系以及中国音乐发展道路，在2000年和2001年的音乐美学论文中，有关中西音乐关系及中国音乐发展方向的论文占有重要的地位；2005年第七届中国音乐美学年会，讨论的主题几乎覆盖所有音乐美学研究命题，随后2006年和2007年的论文数目大幅度提高；2008年第八届年会更是成为中国音乐美学界的一次盛会，2008年的年会主题是音乐美学学科原位以及相应表述，与会者尤其对音乐美学与音乐哲学的定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同时，每次年会的召开也都再次提醒音乐美学工作者对音乐美学学科建设应该予以更多的关注，随即表现为有大量关于学科建设和发展建议的论文出现。

二、存在的问题

2000年―2012年论文的统计与分析清晰地展现了中国音乐美学21世纪前12年的发展脉络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同时突显了音乐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1.对于音乐美学的研究，出现两极分化现象

21世纪的音乐美学研究既体现出了快速地发展，也体现出快速发展带来的分化现象。一部分研究成果是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和学术价值的，但相对于这少量的有分量的研究之外，是大量的冠以音乐美学名号但不具备研究深度和学术价值的论文。以2000年和2010年两年为例，2000年论文总数为一百一十余篇，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为20篇左右，约占总数五分之一；2010年论文总数为500篇左右，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为30余篇，约占总数的十六分之一。由此推断，虽然2000年以后论文总数大量增加，但具有分量的论文却很少增加。当然，非核心刊物的论文也有部分具有价值的论文，即便如此，相对于论文总数而言，此类论文仍占少数，音乐美学研究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性。

2.音乐美学研究存在一定的功利现象

20世纪后期，音乐美学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进入21世纪，这种趋势有所变化。随着教育改革以及学校扩大化招生等客观环境的变化，音乐美学的研究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大量文章缺少理论深度和学术性，有部分文章存在着为评职称应时而作的嫌疑。甚至出现同一篇论文在不同刊物多次重复发表的现象，有同一篇论文在同年不同期刊发表的现象，也有同一篇论文相隔数年在不同杂志发表的现象；还存在对相同内容的论文改头换面、重新包装再次发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应引起青年学者的注意，同时对音乐期刊以及教学管理部门加强监管也势在必行。

3.音乐美学研究热点不断，但欠缺深度

在12年中，音乐美学研究不断有新的热点出现。对于音乐美学研究本身而言，能不断发现热点可以促进中国音乐美学的研究，为中国音乐美学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但热点也需要深度，否则就失去了它出现的价值。目前，对于曾出现的热点，在研究层面上缺乏一定的深度，也没能形成完整的理论架构，这是值得所有音乐美学研究人员反思的。以电影音乐美学研究为例：截至2010年，电影音乐美学研究经过了21世纪初的起步阶段，受到越来越多研究人员的关注，并发表了大量有关电影音乐美学研究的论文，但论文的讨论层面依然停留在电影音乐的功能、作用、特征等比较基础的问题上，没能够形成理论体系，更谈不到发挥音乐美学理论的影响作用。如此等等，都说明我国音乐美学研究虽然不断出现新的关注点，但在具体研究工作方面缺少系统性、深入性和实践性。

4.对于研究的前提和定义不够清晰

任何研究都需要明确的定义和前提，才可能有明确的研究目的。在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工作中，出现过对研究内容定义不清晰、前提不明确的现象，这一点在论文写作中有所体现。一门学科，规定出达到共识的基本性的定义是十分必要的；对于研究工作，明晰学科基本定义与概念也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容易出现由于定义不清构成的研究错位，使研究工作走入误区。在这十几年的研究工作中，就曾出现过由于断章取义他人观点或由于对讨论定义认识不统一而出现的无谓论战现象。如：有很多音乐美学工作者对青主的“音乐是上界的语言”提出过自己或赞同或否定的观点，但部分研究人员并不是完全了解青主的真实意图。对研究前提和定义不清晰，不仅会使音乐美学的研究工作陷入混乱，也会造成人员与时间的双重浪费。

5.有关音乐美学的应用研究依然处于弱态

相对于20世纪而言，音乐美学的应用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在与音乐批评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音乐表演学的跨学科研究及美育等方面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出现。但相对于其他研究，如中国音乐美学研究、西方音乐美学研究及音乐基础问题研究等，音乐美学的应用研究依然处于弱态。在2005年第七届全国音乐美学研讨会上，赵宋光教授就曾指出音乐美学研究正陷入三种失语之中，其中之一指对当前现代音乐的迅猛发展失语，不能对音乐创作产生美学指导和影响作用。目前，为音乐美学的应用研究建立体系、编写教材、培养人才并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更多调查与验证工作迫在眉睫，也应该是中国音乐美学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

21世纪已经过去了十余年，音乐美学研究又有了新的起点。可以预见，中国的音乐美学研究在经过20世纪的积累和21世纪前十年的飞跃后会稳步向前。本文仅期望能为中国音乐美学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更希望中国的音乐美学研究在未来的发展中以更坚实的基础迎接更多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瑶族；瑶族音乐

瑶族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大部分生活在广西境内，其他分散于广东、云南、贵州、江西、湖南等地。多生活在地形险要的山区。人口为2637400人，瑶族传统以狩猎与刀耕火种的农业为生；瑶族信仰道教，崇拜多神。支系众多，每个支系的音乐又各有特点。我国对瑶族音乐的研究始于上世纪40年代，80年代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进入21世纪后，研究呈现多学科融合的特点。

本文对2001至2011年间，发表于《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音乐研究》《音乐艺术》《黄钟》《人民音乐》等七家音乐核心期刊的21篇瑶族音乐论文进行简单梳理和评述，其目的是为更准确把握研究动向。这些文章虽不是我国十一年间音乐期刊发表的关于瑶族音乐研究成果的全部，但由于七家刊物的权威性，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些文章把握瑶族音乐研究的脉搏。它们按照研究角度的不同大致分为四类：从音乐形态学、民族学、民俗学角度出发的研究论文，这是前三类；以及从其他角度出发的研究的论文，为第四类。

一、从音乐形态学角度出发

从音乐形态学角度出发所写的论文，都以某地区瑶族民歌、舞蹈音乐为切入点，对其旋律形态、调式特点、腔式形态、结构特征、歌词内容等要素进行研究。这是对音乐本体的研究。

例如，陆良民的《瑶族长鼓舞及其音乐特色》（载《中国音乐》2003年第4期），介绍了瑶族长鼓舞的源流、舞蹈表演特点和音乐特色，从伴奏特点及曲牌结构、伴奏程式、旋律及调式三个方面着重对长鼓舞的音乐进行了分析。提出“长鼓舞曲牌的旋律是在‘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这一同一宫音系统范围内进行的。”

米瑞玲的《辰溪“茶山号子”及其演唱特点》（载《中国音乐》2005年第3期），以湖南辰溪“茶山号子”的代表曲目《哇哇歌》和《早晨来》为例，对茶山号子高腔、甩腔、滑音、断腔唱法进行了描述。

张琼《湖南隆回县虎形山花瑶音乐文化初探》（中国音乐2005 年第 4 期）在陈述完花瑶音乐的组成、特点、构成因素后，新颖的用两组材料对比了花瑶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并指出传统音乐在现生变化的两种变融方式。

聂国红、刘怀保的《音乐瑰宝――隆回花瑶“呜哇”山歌初探》（载《中国音乐》2007年第2期）和刘淮保的《湖南隆回虎形山“花瑶山歌”探源》（载《中国音乐》2007年第4期），都是介绍湖南隆回花瑶山歌的文章，只是前者针对的是花瑶山歌其中一个歌种“呜哇”山歌，后者针对花瑶山歌本身。它们都从起源、发展、演唱风格、艺术特色、歌词特点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究。难能可贵的是刘淮保的《湖南隆回虎形山“花瑶山歌”探源》还归纳了花瑶山歌的审美价值。

常飞龙的《梧州瑶“蝴蝶歌”音乐分析》（载《中国音乐》2010年第4期）从演唱形式、音高组织、时间形式、织体、曲式结构、和声等六个方面对梧州瑶“蝴蝶歌”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传承和保护“蝴蝶歌”的几点措施，文中可以看出作者扎实的音乐学功底。

侯道辉的《广西金秀县十八家瑶族唢呐婚庆音乐研究》（载《中国音乐》2011 年第 3 期）详尽介绍了金秀县十八家瑶族唢呐婚庆音乐的乐队概况、婚礼仪式音乐及唢呐研究特点，最后提出对唢呐传承的四点建议。

二、从民族学角度出发

这类文章以音乐为证据，论证了瑶族的民族特性。

彭兆荣《族性中的音乐叙事――以瑶族的“叙歌”为例》（载《音乐艺术》2001年第2期）一文，以瑶族的“叙歌”为例，揭示了“族性与民族音乐叙歌的关系”。①本文的意图在于抛砖引玉，希望从民族音乐学角度拓宽瑶族音乐研究的视野。

蓝雪菲的《“族性”瑶歌举证》（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则对居住于湘桂粤交界和大瑶山的瑶族进行了实地调查，在分析后发现某些瑶歌音调具有同一性。由此得出以下结论：1.居住地不同的瑶族，但却属于同一瑶族支系；2.居住地不同的瑶族，属于不同瑶族支系；3.居住地相同的瑶族，但属于不同的瑶族支系。

民族学界普遍认为“畲族和瑶族同源异流”，而蓝雪菲的《畲族仪式音乐与盘瑶仪式音乐文化之比较》（载《中国音乐学》2008年第1期）就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明。文章从祖先崇拜、巫术道统与学法经历、仪式类型、“音乐”的观念与行为四个方面，将畲族仪式音乐和瑶族仪式音乐在文化上做了比较，证实了以上观点。

三、从民俗学角度出发

这些文章从民俗学的角度解释了某些音乐现象。

与其他只重分析音乐形态的瑶族音乐文章不同，黄华丽的《湘南瑶歌不同族类分支的比较研究》（载《中国音乐》2005年第3期）将民俗环境、历史文化研究放在了与音乐形态研究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文章从族类分支、生态环境、音乐风格三部分对比了湘南瑶歌不同族类分支的特点。她的另一篇文章《湘南瑶族仪式及音乐――以礼曲“七任曲”为例》（载《中国音乐》2006年第1期）则将目光投向了瑶族的仪式音乐。介绍了瑶族《盘王大歌》的来历、其仪式内容、歌唱形式、“还盘王愿”的传承与变化，并归纳了《盘王大歌》中最具特色的“七任曲”的音乐特征。

民歌的保护与传承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刘雯的《歌唱竞技与传承――番瑶音乐传承研究》（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一文中得到启示。番瑶音乐之所以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没有脱离民俗的的土壤；而激励机制――歌唱竞技性的参与，则将番瑶音乐带入了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中。

四、其他

除上述三类外的论文，还有从其他角度论述的论文。

陆良民的《湘南瑶歌的衬词特点》（载《中国音乐》2002年第4期）对湘南瑶歌的衬词进行了细致而具体的研究。

吴宁华的《瑶族音乐研究综述》（载《中国音乐》2004年第2期），首次对20世纪40年代至2002年间，国内外关于瑶族音乐研究的专著和论文进行了分析、整理和评述。同时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吴宁华和赵书峰合著的《国外瑶族传统文献研究现状综述》（载《音乐研究》2011年第6期）也是一篇综述，他们首次对境外瑶族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黄晓梅的《析广东瑶族民歌》（载《黄钟》2004年第4期），则是多学科、多角度探讨了广东瑶族民歌体裁和音乐特点，并做了阐释。

研究瑶族乐器的是高敏的两篇论文，《广西少数民族乐器与祭祀乐舞》（中国音乐2005年第3期）和《苗、瑶、黎族口弦调查及其与Jew’s Harp的比较研究》(载《中国音乐》2010年第4期)。前者介绍了瑶族的乐器长鼓和长鼓舞，后者分别调查了我国苗、瑶、黎族的口弦，并将它们与国外同类乐器 Jew’s Harp进行了对比。

郭永青《白裤瑶民间研究》（《中国音乐》2008年第3期）指出白裤瑶受道教和其他宗教影响较小，较好地保存了古老的宗教巫术与祭祀活动。同时概括了白裤瑶民歌的音乐特征，从文化的视野阐释了了白裤瑶祭祀歌曲与仪式、民歌、原始巫咒的关系。

吴凡的《碎片与重构―――民族―国家体系中的红瑶岁时仪礼阐释》（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1期）对红瑶岁时礼仪进行了重构和整合，寻求其音乐文化整体秩序中的延续性和规律性。

赵书峰《瑶族“还家愿”仪式及其音乐的互文性研究――以湖南蓝山县汇源瑶族乡湘蓝村大团沅组“还家愿”仪式音乐为例》（载《中国音乐》2010年第4期）通过对文艺学理论的借鉴，将“互文性”引入瑶族仪式音乐中，认为“‘还家愿’仪式音乐是由一系列复合型的仪式音乐文本构成”。②

五、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综观上述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2001至2011年间瑶族音乐研究的一些特点：

1.研究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体现在研究的角度上。通过前面的综述可以看出，上述研究不仅涉及音乐本体――音乐形态学，而且涉及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文艺学等学科。多元化的观察角度，为新时期的瑶族音乐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

2.研究的集中化。表现在研究内容集中在瑶族民歌上。在此次收集的21篇论文中，涉及瑶族民歌的文章便有11篇之多。它们或是以某一歌种为研究对象，分析其音乐特点；或是以瑶族民歌为例，论证了某个观点；或是以瑶族民歌为切入点，进一步阐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味。

3.研究的团队化。表现在研究人员的团队化上，例如以刘淮保为首的邵阳学院音乐系教师，着重研究的是湖南隆回花瑶山歌的音乐文化，现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本人将就瑶族音乐研究的发展趋势提出自己的看法。

1.继续走多学科融合的道路。瑶族音乐研究只弄清“是什么”是不够的，还应该了解“为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即透过音乐本体，探究音乐背后的存在意义问题。而更深层次的研究，就必然涉及多个学科，如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是开放性的研究道路，它能从各方面反映瑶族音乐的内涵。

2.尝试走跨界研究的道路。目前我们对国内瑶族的研究较多，对跨国界瑶族的研究几乎没有。瑶族是迁徙的民族，境外瑶族多分布于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等与我国交界的国家，那么，境外瑶族音乐与国内相比是否发生了变化？是什么因素造成的……这些都有待研究。

注释：

①彭兆荣《族性中的音乐叙事――以瑶族的“叙歌”为

例》，《音乐艺术》，2004年第2期。

②赵书峰《瑶族“还家愿”仪式及其音乐的互文性研

究――以湖南蓝山县汇源瑶族乡湘蓝村大团沅组“还家

愿”仪式音乐为例》，《中国音乐》，2010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冯光钰，袁炳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M].北京：中央民

族大学出版社，1998.

[2]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M].北京：中央民族大

学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

雷捷，贺州学院艺术系教师，研究方向：民族民间音乐，音乐教育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中国近代；音乐史；专科目录；袁同礼；吕骥

专科目录，是专载某一特定知识部门图书资料的目录。它是和综合目录相对称的一种目录，是专为某一专门学科而编的有关图书资料目录。近代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定义专科目录及其作用：“专科目录为记载各种学术之书目，必自成系统之学科始有独立之目录。”①同时指出其“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作用。②

“音乐”作为专门学科，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历经100余年。在当代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对于“音乐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始终没有定于统一：各类音乐学学位，是隶属于文学（学科代码750）门类，但在一级学科艺术学（760）中，也有二级学科音乐（760.1510 ）类。直至2010年底，国家教育部才将“艺术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与“文学”等门类相并列，“音乐”始成为一级学科。

溯及近代，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的产生和应用，是在当时世界科学化思潮影响下，中国学术分科而治的结果，特别是清末民初，专科目录学发展兴盛，成果丰硕。音乐一科，也相应产生了部分符合当时学术理路的专科书目。

一、近代学术分科及“音乐”在学科中的归属

（一）中国古代文献中的“音乐”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料主要存见于二十六史乐志、律志和艺文志、会要会典和类书等各类文献中。“音乐”一词的使用，极其有限。

其中零星使用“音乐”一词的，主要有：《吕氏春秋•大乐篇》：“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楚辞•远游》：“音乐博衍无终极兮，焉乃逝以徘徊”；汉应劭 《风俗通义•声音第六》：“夫音乐至重，所感者大 ”；《后汉书•八九•南匈奴传》：“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指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等等。

而带有“音乐”学科分类意识的典籍，主要有：《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 》，在经部取消了乐类，在子部增加了“音乐”类③；明代董说编《七国考》中的“音乐”门④，等等。但从作为古代乐类图书的归目来看，几种主要的志书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清 《四库全书总目》 等，都是以“乐” 为类目的。

（二）近代“音乐”一科的沿革

中国近代学术分科意识的兴起和学科体制的形成，是受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伴随西学东渐进程而逐步完成的。

1876年，美国杜威的《十进分类表》，其中之第8类为“美术” （fine arts），下列“音乐”目；1897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分类法，共分20部，其中之第11部为“音乐”（music），第12部为美术(fine arts)；1897年，康有为撰《日本书目志》，按西方学科分类，中列“美术”门；191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中列“美术”部，内含“音乐”、“美术”等子目。⑤

与上述西学分科体系相适应，中国近代的学术分科，大致经历了“四部”分类——经世“六部”——“七科”分目——“八科”分类的演变过程，最终在1912年定型为“七科之学”。⑥

但是，晚清及至民国前期，作为学科名词，歌乐、乐歌、乐法、唱歌、音乐、艺术等语汇，在较长时期内，使用领域广泛。如：

山东登州问会馆的乐法课（1872）；上海益智书会的音乐科（1877）；澳门-香港马礼逊学堂的音乐课（1842）；北京汇文书院的艺术科（1890）；广州时敏学堂的唱歌课（1898）；康有为《请开学校折》中的歌乐课（1898）；上海启明女校的音乐专科(1904)；上海城东女学的文艺科（1904）等等。⑦

上述这些近代音乐学制史料中的各科称谓，其意义与西方的“音乐”一科大致相似。此段时期，政府颁布的各类有关教育制度的章程、法令、纲要、规则、标准等等，名目繁多，它们对“音乐”一科的归宿和命名，有乐歌、唱歌、音乐等，未成统一标准。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中，并未有音乐科，但在该章程之“学务纲要”释称：“今外国中小学堂、师范学堂，均设有唱歌音乐一门，并另设专门音乐学堂，深合古意。惟中国鼓乐雅音，失传已久。此时学堂音乐一门，只可暂从缓设，俟将来设法考求，再行增补。”⑧

自1905年后，大多数教育机构采用“音乐”和“乐歌”并称，民国开始，基本上统一用“音乐”一称。

同时，晚清民国的学术界，对“音乐”的学科归属问题，也尚未形成共识。如1905年创刊的《国粹学报》，将音乐论文列入“美术篇”； 1921年蔡元培的演说词《美术的进化》中，将美术分为“静的”和“动的”两类。“静的”美术：建筑、雕刻、图画等；“动的”美术：歌词、音乐等。介乎两者之间的，是跳舞。

中国近代学术分科意识的觉醒，得助于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的推进。1918年，史学家傅斯年发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一文，列论中国学术界之基本误谬计7点，其中之第一点就是谈“分科”问题的：“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西洋近代学术，全以学科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成心以习之，必若柄凿之不相容也。”⑨

按照西方近代学科分类编目典籍，其学科体制的形成，主要是在“五四”以后“整理国故”的过程中完成的。⑩1928年，北海图书馆的王重民编成五册《国学论文索引》出版，这是当时研究国学的重要工具书。该书中将“音乐”与“文学”、“艺术”并列，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科目。自1920年代以后，中国音乐学术的发展，亦开始步入现代分科治学的学术轨道。

二、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的近代面貌

中国近代早期的音乐书目，基本上秉存了古代学术分目理念。如：王国维的《曲录》（1909年），它主要是一部传统戏曲目录，也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剧目汇编性专著；周庆云的《琴书存目》、《琴书别录》（1914年），汇集了历代著见琴书书目，和音乐书目共300多种；以及稍晚时期的杨树森编《雅乐讲义目录四册》（1922年）、伯英编《曲海总目提要拾遗》（1936年）、?p子褒编《大戏考索引》（1937年）等；刘复、李家瑞等编著的《中国俗曲总目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该书著录五四以来流行于全国各地的俗曲共6000余种，按照传统目录学体式，分别著录俗曲种类、流行地区、卷页及收藏单位各项内容。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现代著录形式的目录学成果逐渐成为主流，传统目录则渐始式微。b11正是在1920年以后，中国相继出现了一些具有真正近代学术分科意义的“音乐”专科书目，今见者主要有：

杨昭恕的《音乐与图书》，《音乐杂志》（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第2卷第7号，1921年；

袁同礼(1895—1965) 的《中国音乐书举要》，《音乐杂志》（国乐改进社）第1卷第1、2号，1928年。该刊同期还辟“新书介绍”专栏，介绍《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等音乐图书；袁同礼的《西人关于国乐之著作》，《音乐杂志》（国乐改进社）第1卷第3号，1928年（同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3卷4期，1928年）；

杜? 《知见音乐书草目 》，《剧学月刊》第1卷第11期，1932年；

化（李树化）的《几种关于中国音乐的外人译著 》，《音乐教育》（江西）第2卷第8期，1934 年；

穆 华（吕骥）的《中国音乐文献书目稿 》，第 4卷第1期，1936年；

杨鸿烈（1903-1977）的《中国音乐戏剧在文化上的值》，《中日文化》第1卷第3期，1941年。

现对其中之代表性音乐专科目录略作介绍。

杨昭恕《音乐与图书》一文，是近代较早从学科角度探讨音乐书目文献的论文，文章分7个部分：（1）图书在音乐上之价值，（2）中国音乐图书缺乏现象及其原因，（3）中国大图书馆宜另辟音乐图书馆，（4）关于中文音乐书籍之介绍，（5）关于英文音乐书籍之介绍，（6）关于东文音乐书籍之介绍，（7）扩充音乐图书之方法。

其中列举了中国古代音乐书籍23种，英文音乐书籍22种，日文音乐书籍15种。

袁同礼(1895—1965)先生是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后世尊他为“传统目录学的现代化领导者”。b12他的3种中国音乐书目，是当时较为完备的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目录中收录现存历代论乐专书，分（1）乐书、（2）琴书、（3）其他乐器、（4）杂书等4卷编次。对稀见者注明藏所，收入丛书者注明丛书名，以方便查检。其后列有附录：《西人关于国乐之著作》，收录英文类37种、法文类9种、德文类7种。美中不足的是，作为较全面的中国音乐专科目录，此目录却未收录其它古籍中散见的重要音乐文献。

化（李树化）提供的《几种关于中国音乐的外人译著》，是继袁同礼的《西人关于国乐之著作》之后，又一篇重要的西文版中国音乐书目。该书目中收录了近代以来出现的西文版中国音乐著述20余种，其中如阿米奥（lep.amiot）的《中国古今乐记》（de la musique deschin ois tant anciens jue modernes,1776），阿理嗣（van aalst,j.a）的《中国音乐》（chinese music, 1884），以及库朗（maurice courant）的《中国音乐史》（essai historiques sur la musique classique des chinois ，1912）等，为当今研究中外音乐交流史的重要文献。还值得称道的是，该目录采用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著录形式，对其中较重要的书籍之内容、作者、版本、藏所等进行了附注说明。

穆华（吕骥）的《中国音乐文献书目稿》，是作者关于中国音乐文献目录的整体计划中的一部分。据作者自述，该书目的上编为“中国音乐论著总目”，下编为“乐谱总目”。此书目稿上编“中国音乐论著”中，共举178部著述。包括近人著作22部，其中音乐类10部，剧曲类12部；古代著作156部，其中明清129部，唐宋元26部，日人著1部。这是今见近代音乐专科目录中，所收中国音乐书目最为全面的一种，尤其是作者关注到了同时代其他音乐目录中所忽略了的近人著作。它显示了吕骥先生较早对于中国音乐理论所倾注的学术眼光和研究精神。

杨鸿烈（1903-1977）是一位史学家、法学家，他在《中国音乐戏剧在文化上的值》一文中，列举了有关中国音乐的西文著述10余种，包括英、法、德等文字。作者对法国的汉学家古兰特（mauricecourant，即上文提到的“库朗”）所著《中国雅乐的历史》（essai historiques sur la musique classique des chinois）一书尤为赞赏，称其“最为精博，我国近年最能以科学方法来弘扬旧乐的精神的王光祈即深受他的影响”。

上述诸位学者的音乐专科书目及其相关论著，只是当时有关该学科领域的一个侧面，从中我们足以窥见当时音乐学学科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学术史印迹。

三、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的学术意义

音乐专科目录的形成，显示了西学冲击下的中国音乐学学科，逐步由“会通”之学向“专门”之学的转变之势。这种专门之学的变迁和定型，一方面承接了中国古代各种“乐书”、“乐志”和“律志”的传统音乐史学资源，在“通人之学”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传统音乐史学的文献分类方法，对其整理、分类、注释和题解。在此方面，当以袁同礼、吕骥等人的做法为代表。另一方面，上述学者的音乐专科目录，又广泛吸纳西方近代学科学理及其治学方法，学者们有意识地围绕“音乐”一科，摄取、整理和推介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使其逐步向西方现代的音乐学学科靠拢。所以，从晚清的“音乐”专科目录学一科的研究开始，发展到到民国时期多种《中国音乐史》专著的问世，逐步开启了中国现代意义的“音乐学”学科。

这种“通”中之“变”的近代音乐学术转型态势，在当代音乐学者们的一些论著中已有深刻的认识和讨论。如冯文慈先生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b13一文，虽然是讨论中国音乐史教学问题的，但文中所关注到的中国近代音乐与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密切关系问题，却有着深刻的学术洞见。冯先生的观点，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近代音乐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所以，我们研究中国近代音乐史，必须贯通古今，同时还应该通西学。我们既要看到当时近代中国音乐的“变”，又要看到贯穿其中的“通”。

音乐专科目录，在当代中国音乐学界仍广泛运用，它是广大音乐学者治学的基本功之一。目前已有稳定的音乐文献学方向的学术研究队伍，他们成果累累，业已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研究方向。但是，“‘新’并未割断其与‘旧’的多层次联系，‘新’的战胜‘旧’，竟然靠的是‘旧’的功用，这中间的诡论意味极为深长。”b14饮水思源，厘清近代学者们在此学科领域的基本成果，彰显他们对本学科发展的开山贡献，其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自不待言。

注释：

①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83页。

②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6页。

③徐有富《目录学与学术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5页。

④方宝璋、郑俊晖《中国音乐文献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⑤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03——114页。

⑥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⑦孙继南《中国近现代（1840——2000）音乐教育史纪年》，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⑧章咸、张援《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⑨《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⑩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序”，王桧林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b1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之“前言”，严佐之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7页。

b12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台北），2010年版，第289页。

b13冯文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天籁》(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8篇

一、美籍华人对中国音乐的传播

19世纪中叶，以广东佛山为主的大量华人劳工因淘金热（gold rush）涌入美国，他们聚居至一起，形成中国城（chinatown）；“广东音乐社”“粤剧社”从此登上美国舞台，节日锣鼓开始成为中国城内之靓丽风景线。但当时正值中国国势衰弱之际（鸦片战争前后），西人对中国有严重偏见，华人音乐活动多为自娱，故而导致中国音乐在美国的报导如凤毛麟角。半个世纪后，美国新移民法《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实施生效，来自中国各地的大批专业技术人员涌进美国，“粤剧”“广东音乐”也失去了其在中国城的霸主地位，“京剧团”“中国乐团”“古琴社”等各种中国音乐社团在中国城内遍地开花。赵如兰、荣鸿曾、韩国等华裔音乐学者也开始在美国各校开设中国音乐课程，组建中国乐团，如赵如兰在哈佛大学开设戏曲课，韩国在北伊利诺伊大学组建中国乐团等等。这些形式各异的中国音乐活动对华人及美国白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若论中国音乐在美国的发展过程，那时十分艰辛的。首先，在美的中国乐团多为业余性质，团员都有其非音乐的谋生工作，极具不稳定性，排练无法满员是常事、演出需要拉角更是自然现象；其次，乐团之指挥需精通各种乐器，此种人才在当时的美国可谓寥若晨星；再次，在美国组织乐团所遇财力物力之困难亦是比比皆然，经费须自筹不说，乐器行头更得从国内进口。韩国先生在文中所介绍的9个中国民间乐团，其中8个为经费自筹，只有“纽约中国民族乐团”由纽约州政府、市政府及曼哈滩储蓄银行共同辅助一部分，但其主要来源还是自筹。此外，在美开设中国音乐课程也是困难重重，研究学者不多，学生所功专业不同，从而导致学生在一所大学注册，可能得去另一大学上课，再加上中国乐器种类繁多，让其如西洋传统音乐般从纯粹研究迈入实际参与实难进行。幸运的是，即使在如此困难的背景中，又是在西方音乐文化主宰的环境下，这批教师、研究者、团员依然坚守着、传播着自己的音乐文化，塑造着一个又一个演出奇迹。然而，我们对中国音乐传统文化之继承、保存是怎样的呢？有多少人在传统节庆中表演中国音乐？有多少人了解中国戏曲、说唱等传统音乐？有多少学生喜欢《中国传统音乐》《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这类课程？笔者并未对此展开详细调查，在此提出，只因我们自己对中国传统音乐之态度直接决定外国人对我们音乐的态度，我们自己对中国音乐之研究、传播直接影响着外国学者对此课题的研究概率。

二、非华裔美国人对中国音乐的态度

相信每一位民族音乐学研究者都听过“音乐是世界的语言”这句话，可这句话指的音乐范畴、世界范畴是什么呢？韩国B先生在文中提及自己的观点“世界各地人民的音乐都是美的”，笔者亦赞成“凡是人类有组织的声音都是音乐”这一观点①。但韩国B先生在文中还呈示了许多美国学者对这句话的另一种理解，即西方之音乐，大家之世界。其实，民族音乐学界对音乐的概念问题一直是各持己见，分多种流派，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笔者在此谈论这句话，一方面希望大家在引用这句话时要注意将它的含义界定清楚；另一方面，笔者欲讨论这句话所引申出的另一问题――非华裔美国人对中国音乐的态度问题。

不由分说，持“西方之音乐，大家之世界”这一观点的美国人认为中国音乐不是音乐。在当时的美国学术界，持此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还有一些学者虽不如其如此绝对，但也对中国音乐持抵制态度。如有人认为“中国音乐是未开化之音乐”；有人认为“中国音乐是地域之乐”；有人认为“中国唐朝以前的音乐才是音乐，那些受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影响而创造的音乐不是音乐”②等等，众说纷纭，各持己见。当然，一部分学者对中国音乐的态度是肯定的，如俄裔美国钢琴家、作曲家Alexander Tcherepnin对中国音乐尤感兴趣，其妻子Lee Hsien Ming，儿子Ivan Tcherepnin，以及其The Tcherepnin society均为中国音乐之发展传播作出巨大贡献。此外Fritz Kuttner、Walter Kaufmann、Fred Lieberman、Lindy Li Mark等大量美国学者也在中国音乐之领域默默耕耘奉献着。

三、美国学术界对中国音乐的研究

在当时，美国学术界对中国音乐之研究出发点是理智而非感情的，主要以文献为基础进行纯学术研究，研究课题以古琴、律学、乐论p历史、京剧、昆曲、祭祀典礼等中国正统文化传统课题为主，且多为文史哲研究，少“乐”之研究。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吕振原对古琴的研究，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Fred Lieberman对古琴、音乐理论的研究，德裔美国音乐学家Fritz Kuttner对中国古代律学、中国音乐考古的研究，印第安那大学Walter Kaufmann对音乐历史p乐谱的研究，匹兹堡大学Bell yung对古琴、广东戏的研究等。其次，一些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也涉足此方面的音乐研究，如哈佛大学语言学家赵如兰对京剧p宋代音乐史料的研究，匹兹堡大学东亚语文系主任杨富森对京剧的研究，加州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Lindy Li Mark对昆曲的研究；阿里桑那大学人文系副教授刘邦瑞对昆曲的研究等等。此外，一些汉学家虽不以音乐研究为主，但因其研究内容与音乐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故其也展开对音乐的研究，如达慕斯大学宗教学教授Robert G.Henricks在其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嵇康的生平、思想与诗歌》一文中对嵇康及其“声无哀乐论”的研究，以及其著作《三世纪中国之哲学与辩论：嵇康的论文》是仅有的一本嵇康13篇论文英文译注本等等。此类研究多为纸上论乐，具有精密专研之特点，而少中国传统民间音乐之实践；此外，其语言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研究之成分远多于“乐”之成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之一当然与美国各大学、各研究机构所拥有的中国文献资料有关。在当时厄美国学术界，汉学研究活跃，中文书籍馆藏丰富，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馆藏中文书籍均达二十万册以上，馆藏的中国音乐书籍、戏曲书籍与其馆藏中文书籍成正比，且以文史哲等理论研究居多。其次，与当时的研究学者文化背景有关。据调查统计，韩国先生在文中列出的在美国大学任教又从事中国音乐或戏曲研究的18位学者中，11位学者在音乐系任教（这11人中，有些拥有文学、历史、语言等非音乐学士或硕士背景），其余则任教于语言系、人文系、戏剧系等；此外，吕振原、唐健垣、Fred Lieberman等还是古琴名家。因此，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以古琴、京剧、历史、理论占多数也不足为奇。此外，若从现在的时空看，笔者认为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中国尚未实行改革开放，与国外的文化交流甚少，美国学者若想进行田野调查实属不易，因此文献成为其主要研究方式。二是当时美国对中国文化(特别是音乐、戏剧等)极度不重视。当时美国正处冷战时期，研究课题多为政治、经济等战争性课题，少文化研究，深知在研究中国音乐时，也将音乐置于政治中研究，如西北大学Arnold Perris的《音乐的宣传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条艺术》( Music as Propaganda: Art at the Command of Doctrin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加利福尼亚大学Nancy Guy的《台湾的京剧和政治》(Peking Opera and Politics in Taiwan)等。

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后，民族音乐学科在中国逐步兴起、发展，越来越多的音乐学者运用民族音乐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美国学者对中国音乐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对“乐”的研究也与日俱增。如美国国家民俗中心亚洲项目负责人、加州大学博士Nora Yeh对南音的研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民族音乐学教授Helen Rees对云南纳西古乐的研究，匹兹堡大学博士J.Lawrence Witzleben对江南丝竹的研究，夏威夷大学民族音乐学教授Frederick Lau对笛子音乐的研究，匹兹堡大学博士Li Pinghui对台湾北管乐团的研究，布朗大学博士Chen Yanzhi 对中国乐器和器乐的研究，马里兰巴尔的摩大学博士John E.Myers对琵琶曲的研究，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民俗学博士葛融对陕北民歌的研究等等。此类研究均以大量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对音乐形态进行了大量的分析，涉及曲式、音乐发展手法、音乐风格、地方特色等。

那么这些研究对于美国人对中国音乐的态度之转变会作出怎样的贡献呢？至少，当中国音乐在海外不断被推广后，不会有人因为不习惯而发出“中国音乐是地狱之乐”的误评，不会因为不熟悉而发出“‘梁祝协奏曲’与‘青年钢琴协奏曲’是中国垃圾”的谬论，不会因为不了解而出现“图兰朵”中皇帝穿白袍的滑稽场景。

注释：

①引自[日]德丸吉彦著，王耀华、陈新凤译：《民族音乐

学》，P1

②转引自韩国《自西徂东：中国音乐文集》，（台湾）

时报文化出版社，初版，1981，西方人的中国音乐观，

P124―P154

参考文献：

[1]韩国.自西徂东：中国音乐文集[M].（台湾）时报文化

出版社，初版， 1981

[2]宫宏宇.近二十年来海外有关中国音乐研究之发展与动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9篇

试论《幸福河大合唱》(《音乐研究》1960第3期)

对轻音乐问题讨论的建议(《文汇报》1961年5月27日)

记录整理者的话――从贺绿汀《关于群众歌曲创作问题》一文谈起 (《人民音乐》1981年第2期)

黄自年谱 (《音乐艺术》1981年第2期)

周小燕教授谈《艺术家的生涯》及其他

(《歌剧艺术》1987第1期)

应当正确审视历史,估计形势――从吕骥同志的一次讲话和一篇文章谈起(《人民音乐》1987年第12期)

历史是涂抹不掉的存在――纪念音乐家黄自逝世50周年

《音乐爱好者》1988年第3期)

两点质疑――致成于乐先生(《人民音乐》1988年第11期)

人品与文品的和谐统一――为贺绿汀从事音乐活动65周年而作(《艺术探索》1989年第3期)

民族风格问题六议(《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4期)

收获和启示――听唢呐协奏曲《天乐》

(《人民音乐》1990年第1期)

中国音乐家中的第一位艺术通才――为李叔同(弘一法师)诞辰110周年而作(音乐爱好者》1990年第5期)

温可铮和他的声乐艺术

(1990年4月上海海文音响出版社音带《声乐大师温可铮》文字附册)

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而奋力开拓的一生――纪念萧友梅逝世 50周年(《中国音乐学》1990年第3期)

贺绿汀音乐创作概述(《人民音乐》1991年第4、5期)

李元庆年谱初稿(贺绿汀序) (《音乐艺术》1991年第1期)

马思聪音乐活动史料拾遗――兼评叶永烈著《马思聪传》

(《艺术探索》1996年第3期)

从体载的嬗变与消长看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歌曲创作的发展(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论文集《回首百年》,1994年12月)历史是严肃的(共三篇)――之一:从“王洛宾热”谈到“炒文化”;之二:民歌岂容出卖?!(两文同载1994年《人民音乐》第6期;之三:证据何在?――答王洛宾先生

(《人民音乐》1995年第3期)

桂林拓荒时期的陆华柏

(《桂林抗战文史资料》漓江出版社出版1995年1月)

全方位的音乐教育实践――作为音乐教育家的贺绿汀

(《中国音乐学》1995年第2期)

惟史不可以为伪――秦启明《冼星海年谱简编》伪误实录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第1、2期连载)

贺绿汀大事年表(至1996年)

(《当代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画册・贺绿汀》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1997年8月)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7第2、3期连载)

贺绿汀:中国乐坛不倒的旗帜

(香港《环球华人》1997年第3期)

赵元任和老音专(《艺术探索》1997年第3期)

上海歌剧创作剧目初探(1930――1949)

(《歌剧艺术研究》1998年第4、5期连载)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为悼念焕之同志而作

(《人民音乐》2000年第5期)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上海交响乐团团龄计算和前身评估的历史依据(《人民音乐》2000年第7、8期)

“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说起(《音乐艺术》2001年第1期)

音乐家丁善德先生行状(1911―1995)――为《丁善德纪念画册》作 (《音乐艺术》2001年第4期)

还历史本来面目――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的“个案“系列之一:陈洪和他的《战时音乐》(《音乐艺术》2002年第3期)

吴伯超生平事迹备忘(1903―1949)――吴伯超百年诞辰纪念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崇高隐于平凡 无华益显本色――邓尔敬教授生平事迹(1918―1996)述略(2006年《音乐艺术》第4期)

二、专题节目广播稿(略)

三、专著

丁善德音乐年谱长编 (1993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

陆华柏音乐年谱长编 (1993年广西艺术学院出版)

贺绿汀作品精选

(音带及文字附册,1991年上海海文音像出版社出版)

丁善德及其音乐作品(1993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二)(1989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萧友梅纪念文集(1993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黄自遗作集(共七个分册,已出三个分册)

(1997年―1998年安徽文艺出版社)

贺绿汀全集

(原定出八卷,已出六卷,另两卷因贺老去世,至今未列入出版社计划。1997至1999年先后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分卷出版)

赵元任全集第十一卷“音乐卷”(全集编委及音乐卷责任编委)

(商务印书馆2005年11月出版)

丁善德音乐论著集(纪念丁善德逝世10周年)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陈铭志(1925―2009)音乐年谱简编(增补版)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10篇

本报讯(记者 刁艳)由国际女音乐家联合会与中国音乐学院共同主办的“2008北京国际女音乐家大会”，将于4月18―22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隆重开幕。

大会期间将举办12场音乐会，演出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8部音乐作品，其中95%以上为女作曲家作品，包括管弦乐、弦乐、室内乐、民乐、声乐、电子音乐与世界民族音乐等多种体裁与形式。两场论文研讨会及音乐工场讲座，将邀请20多位各国音乐学家宣读音乐论文，进行学术交流。

国际女音乐家大会成立二十多年，平均每2―3年在不同国家召开一次国际女音乐家大会，目前已经成功举办12届大会。“2008北京国际女音乐家大会”是中国首次作为主办国，主办世界性的女作曲家盛会。据组委会介绍，本次大会入选作品来自世界五大洲的100多位女作曲家，作品基本代表了世界各地女作曲家的整体水平。入选女作曲家中，年龄最大者是已故奥地利女作曲家玛利亚・帕拉迪斯（1759-1824），年龄最小者为新西兰的萨丽娜・菲舍尔（13岁），其入选作品为一首钢琴曲。国际女音乐家联合会主席安・基尔斯托夫、美国作曲家协会主席迪昂・普瑞斯、韩国女作曲家协会卸任主席李灿解、古巴黑人女作曲家达尼亚・利昂等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女作曲家都有作品入选，并将应邀亲莅大会。

作为主办国的代表，此次大会有海内外近40位华人女作曲家的作品入选，中国女作曲家群体（包括海内外）的整体亮相，将成为此次大会一个突出特点。其中，中国内地老一辈女作曲家中，刚刚谢世的女作曲家瞿希贤（89岁）之前提交了歌曲作品《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辛沪光、谷建芬、孙亦林、刘庄、张筠青、朱婕等各自提交了管弦乐、室内乐与声乐作品。张卓娅、雷蕾、李一丁等中年女作曲家及青年女作曲家谢文辉、刘青、张宁和陶钰等人的作品也入选大会。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女作曲家中，陈怡、王强、苏凡凌、林品晶、何冰颐、邓慧中、张佩珊等的作品亦将上演。此外，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及广东省歌舞剧院等单位都有女作曲家提交作品并入选，影响面极为广泛。秦咏诚、王西麟、金湘等男作曲家的热情加盟，也给大会注入了活力。

大会将邀请中国交响乐团为开幕式音乐会演奏，中国歌剧舞剧院管弦乐团为闭幕式音乐会演奏；邀请女指挥家许s心、吴灵芬、洪侠等担任音乐会指挥。意大利长笛与钢琴二重奏组合、美国普瑞斯母子二重奏组合（黑管与钢琴）、墨西哥大提琴与钢琴二重奏组合、以色列特拉维夫巴洛克二重奏以及美国小号独奏家等国外室内乐团已应邀参加大会演出。除此之外，中国音乐学院各系师生将担任大量的演奏和演唱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