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范文

中国古典文学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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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结课论文范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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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篇2

以科研课题为切入点，引领古诗文教育探索之路

我参与了教育部“十二五”规划课题“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实践研究”，尝试着把国学教育引入班级，开始经典诵读古诗词。古诗词教育实验绝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或者一味追求复古，而是返本开新。在课题研究中，研究了什么样的国学内容进入班级？古诗词教育教学目标如何制定？国学教育课堂应该遵循哪些特点？能否建立有效的国学课堂教学模式？选择什么样的古诗词进行教学能够兼顾考试制度以及育人要求等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结合校本课程体系，奠定国学教育基础

学校遵循“经典积累润泽人文素养、经典养德塑造健全人格”两条主线开发了国学校本课程。我以国学校本课程为蓝本，结合初中生的年龄特点、知识结构，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精选唐诗、宋词、《诗经》 《老子》《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弟子规》等文化典籍中的名句，按早诵经典、午吟经典、课前名言、美文欣赏四部分设计。经典诵读秉承“熟读成诵、不求甚解、日积月累、厚积薄发”的理念，在班级推行“33711”诵读方法。即每天进行早诵、午吟、晚温习3个10分钟;每天读单方面经典内容;7天更换一次内容;一个月复习一次，一个学期进行一次考评。我只引导学生多读，不进行讲解，学生在听读、跟读、指读、齐读、师范读、师生共读等形式的诵读中熟读成诵。“自古读书皆吟诵”，在抑扬顿挫的平仄变化中，学生体验的是古诗词的声律气韵之美，感受的是诗词丰富的内涵和情感，激发了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

多途径实施国学教育，确保教育实效

国学素养的提高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国学教育的内容与形式，立足多元化途径育人，把良好的习惯培养融入到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之中去。

（一）与常规管理结合

对照《中学生守则》《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结合《弟子规》的内容，开展以践行“《弟子规》，养成良好习惯”的学生德育常规学习综合实践活动，将《弟子规》内化为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行动指南和行为准则。

（二）与主题教育活动相结合

利用法定节假日、传统节日、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开展感恩教育、励志教育、文明礼仪教育、责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主题教育活动，让中华民族“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传统美德，逐渐融入学生的生活。通过举办“诗歌朗诵、才艺展示、文艺演出、手抄报展”等一系列活动，让学生的心灵得到浸润、熏陶。

（三）与特色活动相结合

1.书香校园活动：学校建设“以读书长知识，以读书树理想，以读书促养成”的书香校园。开展了快乐读书“五个一”活动，每节课前进行一分钟格言背诵，每周一节读书课，每月一次“好书推荐”，每学期一次读书交流。学生通过诵经典、写经典、画经典、说经典、悟经典，增强国学教育实效性，形成“人人读经典，处处见经典”的诵读环境。

2.艺术社团活动：本着“课内抓基础、课外求发展”的原则，根据学生的特长、兴趣爱好，打破年级和班级的界限，开设了象棋、围棋、舞蹈、书法、剪纸、京剧、国画等学生社团，学生自主选择，自愿参加。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或运筹帷幄，或载歌载舞，或挥毫泼墨。尽情发展特长，彰显个性。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们应该把古诗词教育甚至国学教育与新课程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把“孝悌、忠信、仁爱”等传统优良文化精髓融汇到教育中，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文化养料。

中国古典文学篇3

但是，蒙太奇并不是电影所独有的手法，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些类似蒙太奇的手法，也常被使用，甚至早在发明电影以前，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中，有些描法与今天的电影蒙太奇手法不谋而合，不同的只是在这些古典文学作品中，运用的是文字描写，勾画出一幅幅生动细致的活动画面，点缀出几乎可以听得见的音响效果，而后把它们合理地有表现力地组合起来。因此，多读一点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不仅可以丰富文学素养，而且可以得到与电影技巧有关的启发，尤其是写作电影文学剧本，既要电影化，又要富于文学性，从学习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可以吸取一些经验和借鉴。

我国许多优秀的古典山水诗，细致地描绘自然景色，借景抒情，很象电影的镜头组合。如王维的《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这首诗描写山色优美，表达山居悠闲。诗人的笔下，开头两句描写了秋雨之后，夜色降临的山色概貌，接下去四句是描写得非常细致具体的活动画面:一轮明月从松树的枝y间露出来，如同挂在松树上一样；皎洁的月光映入水底，照得乱石历历可数，清澈的泉水正在乱石上曲折流过；诗人的笔头就象电影的摇镜头，转向岸边竹林，使我们先听到妇女喧笑的画外音，而后看到浣妇们在竹林里轻快地走着；诗人的笔头又象电影的摇镜头转向水中，使我们先看到莲荷摆动，而后隐隐约约看到渔舟在其中穿行。诗的最后两句，表达了诗人留恋山水的宁静心情。如果把这两句改为:随着浣妇和渔舟前进的方向，看到远处微弱的灯火，最后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山村全景。这样的画面描写，不正似我们在电影中常见到的镜头组合吗?这一类优秀的古典山水诗，其所以与电影相似，主要是诗中有画，而电影的镜头组合，则要求画中有诗，诗情画意是二者的共同点。

我国优秀的古典诗词，还有许多描写人物的纤细心理，也很象电影的镜头组合。如李清照的《点绛唇》: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溥汗轻衣透。

见有人来，袜破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这首词描写一个天真娇羞的小姑娘在庭院里荡秋千，忽然觉察到有人向庭院走来，便顾不得穿鞋，光着脚板急急朝屋里跑，连头上的金钗也溜掉了，一口气跑到门边，又故作镇静，倚着门，嗅着青梅，回头来偷看是什么人，这个可爱的小姑娘的形象跃然纸上。细腻的白描手法，主要着眼于人物的形体动作，文学描写强调的是视觉形象，因此和电影的镜头组合也一样。特别是其中插进一个画面:“露浓花瘦”，用来比拟和形容小姑娘，这很象今天的电影中经常使用的切入一个画面，通过形象渲染人物的重要手段。

电影中经常把一些跳跃幅度很大的画面，按照合理的逻辑组接起来，在顷刻之间，表现时间、地点和人物的巨大变化，这种蒙太奇手法，在优秀的古典诗词中，也可以发现许多类似的例子。如《木兰辞》有这样几句: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黑山胡骑声啾啾。

词中共写了三个场景，表现出木兰离家出征，历尽千山万水，时间飞逝。词中的画面组合就象电影的镜头组合。尤其是词中运用音响效果与画面配合，非常富于表现力，木兰离家时，爷娘唤女的声音一直回荡在木兰的耳边；随着画面的变化，流水声比成胡骑的啾啾声，显出了万里出征的木兰，一颗心始终萦绕着她的家乡和年迈的爷娘。

电影中还常常使用主观镜头，即通过剧中人的眼睛，反映出各种景物。这种手法在古典文学作品中也是常用的。伟大的巨著《红楼梦》中就有很多例子。下面我仅举贾宝玉挨贾政的毒打后，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的一小段:

这里宝玉昏昏沉沉，只见蒋玉函走进来了，诉说忠顺王府拿他之事；一时又见宝钏儿进来，哭说为他投井之情，宝玉半梦半醒，刚要诉说前情，忽又觉得有人推他，恍恍惚惚，听得悲切之音，宝玉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不是别人，却是黛玉——犹恐是梦，忙又将身子欠起来，向脸上细细一认，只见她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脸泪光，不是黛玉，却是那个?

这一小段描写，表现了宝玉的幻觉，又表现了宝玉的主观视觉，共描写了三个画面，作者的笔下把三个画面的转化也写得一清二楚，不仅使用的是电影的叠化手法，而且也包括镜头的推位和摄影机焦点的虚、实变化。前面两个画面出现时，画面都是模糊的，焦点不实，镜头推近，蒋玉函和宝钏儿的形象逐渐清晰，镜头继续推近，蒋玉函和金钏的形象渐离开焦点，又逐渐模糊，最后黛玉的形象出现时也是由虚而实。作者笔下的描写，真是妙极了，是非常精彩的电影镜头。

通过以上的一些例子，似乎我国有些古典作家都非常精通电影技巧，实际上，这些古典作家不仅未见过电影的影子，恐怕也不曾想到在他们身后多少年会出现电影，还有什么“电影蒙太奇”。但是，他们的文学描写为何符合电影的要求，有些甚至“电影化”了，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今天许多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一直主张在写作电影文学剧本之前，先要在脑子里“过电影”。我国这些古典作家当然不懂得“过电影”一词，可是，他们在落笔之前，对所要描写的内容，包括人物的一言一动，周围的各种景物和各种音响，在脑子里已经形成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活动画面，而且突出视觉形象，进行合理的有表现力的组合。这样，在他们笔下出现今天的电影蒙太奇效果，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中国古典文学篇4

关键词：禅；禅文化；中国古典园林；园林审美；意境

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域文化景观资源价值评估及其保护与利用研究”（批准号：HB12YS044）

中国的山水文化和古典园林，深受着传统儒、释、道文化的薰育和影响。其中的禅佛文化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对山水及园林审美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唐宋之后，中国古典园林高度成熟，尤其是文人园林进入了一个园林意识的自觉内化时期。而引发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之一便是禅学的影响。

1 禅的“自性”本体观对园林自然观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受到庄玄以及佛学思想的薰染，文人们的自然山水美感意识已然觉醒，这极大地促进了自然山水园林的成长。著名者如晋代石崇的金谷园、谢灵运的山居别墅，均以峻岭、泉涧、花木所构成的自然景观为重心，代表了当时文人山水园的风貌。中唐以后，园林的自然观在禅学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禅家认为清净本性即是真如佛性，“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坛经》），以人人本具的清净无为之心为基础，建立了梵我合一的世界观。于是，建立内心的和谐就成了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相协调的基础。与此同时，境界的追求与到达已不需借助于身外的物境，而转变为向内心的求取。这表现在园林的自然观上，就是自然观的内化。也就是说，山水之乐的获取得已不再凭借山川泉瀑、茂林幽涧这样的天然山水实境，而主要是通过对“心中之园”无所不包之“虚境”的内求而获得。从此，文人们对园林意境的追求达到了高度自觉、高度完善的层次。在这种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的感召下，唐宋的士人园引导着整个中国古典园林步入了成熟期。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性本爱山丘”和“悠然见南山”的人生观和园林情趣还具有外向性的话，到了中唐以后，根本不必真的有南山可望，一片石、数竿竹，观之即可获得如入山林的意趣。这种心含万物的禅机给予了园林审美主体以巨大的内心统摄作用，将园林之一切境皆涵纳于“心园”中，使自然山水从身外走入自己的心性，成为蕴含于心中的自然。

2 “芥子纳须弥”的佛性平等论与园林壶中天地的写意风格

“芥子”是芥菜的种子，代指任何一种微小的事物。“须弥”是须弥山，须弥山是释家诸神栖居之地。“芥子纳须弥”的本意是任何微小的东西都包含有至高无上的佛性，进而可以理解为任何事物，无论大小巨细无论生灵草木，都同样具有平等的佛性。在这种超越实景的心性作用的影响下，园林的造境不再依靠大规模的包罗或模仿自然山林，从而导致了文人园林规模小型化，即“壶中自有天地”的理趣。因此，文人园林“主要是一种精神空间，它们不重在物质形态所形成的具体空间，或者换句话说，它们是借有限的物质实体组成的空间，构建出精神的无限天地。”“止水可以为江湖”，以片山数石来寓情游心，体象山林深境，成为中唐以来文人的常用手法。白居易在《自题小园》一诗中云：“不斗门馆华，不斗园林大；但斗为主人，一坐十余载。……池乃为鱼凿，林乃为禽栽。何如小园主？柱杖闲即来。亲宾有时会，琴酒连夜开。以此聊自足，不羡大池台。”以适性娱情为旨趣，则小园足矣。白居易在《池上篇》也同样表达这种审美风尚：“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睡，足以息肩。……”此时的文人园林同文人山水画一样，以性情的舒展、心灵的自由灵动为根本，以小中见大，少即是多，借景成趣的艺术手段成就了中国古典园林成熟期的高度写意风格，而“壶中天地”、“袖里乾坤”正是其典型的美学特征。

3 “不着言相”的体悟方式与园林审美的“言外之意”、“韵外之音”

禅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即可成佛的心性观是和禅不着言相、直觉顿悟的思维方式紧密相关的。禅悟思维对形相的超越及对心性的强调，启迪了意境的艺术思维方式，深化了园林意境的内涵。唐代诗僧皎然十分重视“文外之旨”的创造，认为“但见性情，不睹文字”才是高境界。《二十四诗品》中也曾谈到诗的高妙意境：“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同样在园林意境中，那种超越园景实境而直达心中园境的艺术思维成就了园林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文人隐者陶渊明曾如是说。但得心境，不著言相，得其意而忘其形，正是这种审美境界的真谛所在。

唐代诗人刘长卿《寻南溪道士》一诗中云：“遇雨看松色，随心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这正道出了园林中难以言说的灵妙禅境。而诗画家造园家王维则以“我心素以闲，清川淡如此”的山水境界，表明了超越了园林本身的情趣韵致。他的另外一首诗《酬张少府》也说：“松风吹解带，明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在这里，园林山水的形态美已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自然适意、通达无碍的人生态度，而这种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的感悟方式正是园林“韵外之致”的精微之处。

4 “出处一致”的处世哲学与中隐式的园林观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谓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精神准则和人生情怀。在禅之前，儒家经世致用的入世哲学与老庄清静无为的出世哲学在士大夫的心理上互相弥补。然而文人们在进退仕隐之间并非达到进退自如的心理平衡的状态，而更多的是游移于仕隐两极，或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二者很难兼顾。

禅宗哲学，为士大夫解决了这一困境提供了捷径。禅的核心精神是使人从具体事相和束缚中解脱，使人摆脱并超越外在物相差异所带来的困惑，认为只要心性中无执、能通达无碍，则内心可以融化一切外在的，甚至是包括客观的差异，从而达到一如之境。空不异色，色不异空，依照禅的这种超然哲观来理解仕隐问题便可得出“出即是处，处即是出”这种“出处一致”的人生态度，在内心精神平衡机制的强大调节能力下，士大夫们可以在立足内心安恬的基础上，一边入世为官以建功立业，一边体验丘壑之志以舒展放逸的心情。

按照“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文人们更多地选择了中隐式的处世观。士大夫的园林，是他们出仕与退隐的调节场所。一所小小的宅园，聚拳石，环斗水，足以自得其乐，既逍遥俗尘之外，又免去山隐之苦，可谓入世出尘两不相碍。“人间有闲地，何必隐林丘？”受白居易为代表的这种中隐式园林观的薰染，后世诸多名士也继承并发扬了这种造园情趣，如宋代大画家米芾称鹤林寺园林中他的居处为“城市山林”，便清晰地阐述了中隐思想及其与城市宅园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田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2；

[2]任晓红.《禅与中国园林》，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中国古典文学篇5

  一、“静气按节，密咏恬吟”

  从文艺作品的价值功能来说，创造的作品不过是一些抽象死板的指示性符号而已，语言文本自身的完美，只给艺术欣赏提供一个契机，一部作品的艺术生命的完成，其价值的实现，还有待于具体的文学接受过程，通过接受主体的参与、创造，从字词句到语段篇章信息的译解、总合，不断建构新的意义图式，传送新的艺术信息。我国古典诗学，十分注重鉴赏者的主动性，善于根据审美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鉴赏方式。首先，它强调吟咏。宋人魏庆之说：“诗全在讽诵之功。看诗不须着意去里面分解，但是平平地涵泳自好。”(《诗人玉屑》卷十三)读诗的技诀不是环环相扣的条分缕析，它是情感上的体验和共鸣，阅读过程是接受者跨越语言的栅栏，设身处地经受诗人所经历过的感情，重新获得感发的过程。审美情感的到来，非外在强力所能至，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贵在不着意地吟咏意会。这是步入审美之境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因为诗由语词符号构成，属于时间艺术，而且古代诗歌特别讲究音律的效果，注重 音乐 的美感效应，结构整齐，字字铿锵，诵之如行云流水，听之抑扬顿挫，通过谐美的声音传达意义，震荡心灵，陶情冶性，讽咏时，读者心里的尘俗之门被关闭，更容易进入诗的情境，感受诗人的一致之思。元稹记述自己读陈子昂诗说：“适有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1“吟玩激烈”，更突出地表现了诗歌欣赏时有着强烈的感情冲动，说明了阅读过程中的心理的不平衡态势。“吟玩”使得言语文字进入文学流通，接受者感入神思，彷徨八极，充分地化语词为意象，感受诗人的情思，处于一种最佳的情绪体验状态，并引发出元氏个人内心深处潜伏的情绪流，形诸笔墨，赋而为诗。正如前面所讲的“不须着意”一样，这种“吟玩激烈”的情形，是接受者(元稹)感情被激活、鼓荡的产物，语言构筑的艺术世界暂时包容、取代了个人的精神世界，占据着自我的整个心灵，忘形忘物，“反复讽咏，便移寒暑”，它既是不同的文艺欣赏主体审美时的共同感触，又是鉴识、玄赏古典诗歌作品的特殊之处。

但是，读者在艺术接受过程中，并非总是轻易地就能浸入艺术世界，领会诗的意蕴。诗歌语言所提供的信息到读者知觉活动时意象整体组合，不是直线型的，而是复杂多样的。一部作品，或许因为诗语的含蓄隐晦，使欣赏者一时难以把握其真正的思想内涵。或许还因读者自身生活经验的缺乏，与诗人情思上存有隔膜，无法与作品对等交流，产生共鸣。所以，文艺接受又是一个复杂而艰辛的过程。古人说：“须是将来吟诵四五十遍，方可看注，看了又吟咏三四十遍，使意思 自然 融液浃洽，方有见处。”(《诗人玉屑》卷十三)一首诗，特别象我国古典诗歌，字数一般不多，浓缩度却特别大，隐含的意义十分丰赡，只有反复吟诵，多番讽咏，才能使诗意渐次突现出来。换句话说，要理解诗歌作品，光靠看前人的注疏不可能达到深入的程度，只有往复多次吟咏，以自己亲身经历或设身处地去体认，才会自然领悟到诗人所表达的情绪意趣。言语在理解中绵延，传统的注疏只代表前人的解读结果，不同 时代 的不同个人都会有渗透着现实生活的新的阐释，赋予旧作以崭新的话语。

读诗之法，以涵咏为尚。从容讽诵，不着意地习诵其辞句，悠游浸润，涵咏默会，以寻绎其旨趣，在往复低徊、抑扬曲折中，按索其谐美的节奏，洞明诗的真正旨归、真实性情。古人常把“吟咏合离”作为评判诗歌的圭桌，以诗语音乐的美感效果，与抒情达意之功能是否契合为准绳，合则为上，离而为下，分辨诗的工拙优劣。因为不同体制的诗篇，其声韵、音节等语言形式因素迥异，形成的风格特征也会有很大的差别。诗的意蕴是文本各个环节综合的信息反馈，意在言先，亦在言后，在涵咏讽诵中，诗歌的格调气象自然生成，诗意由含而不露，转而心领神会。所以，吟诵能使人更好地深入到诗情的深层，体会诗的底蕴。清人沈德潜言：“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2沈氏认为：诗歌以声为用，通过声音传达诗人不同的情思，那么诗歌的意味就浓缩在诗歌语言的字词音律之间，一首诗的微妙之处即在抑扬抗坠、高低起伏中，营构诗的境象。这是选择适当的鉴赏方式的客观性前提。因此，读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要拥有审美的心境，“静气按节，密咏恬吟”，即澄怀虚胸，日常意识被垂直切断，依寻音节，细细吟咏，慢慢涵濡，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对象之上，全身心投入到创造性的知觉活动中去，调动诸种心理机制，从语义的认知渐入审美的体验，领略诗的整体风貌，直探“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这才真正得读诗趣味。

文艺接受是一种心理接受的过程，自始至终表现为一种情感体验。“心有灵犀一点通”，心灵上的共鸣，有时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大雅·棫朴》有章：“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大意是说：银河浩大灿烂，天空光彩闪闪。周王长寿不老，怎不造就人才。朱熹评论道：“此等语言自有个血脉流通处，但涵泳久之，自然见得条畅浃洽，不必多引外来道理言语，却壅滞却诗人活底意思也。”3虚怀定力，“涵泳久之”，自然而然“条畅浃洽”，神爽心开，见着活泼泼的意象，把握住诗语之间的血脉流通；否则，引用繁复的言语说教，反而会破坏诗歌形象的整体性和情感的连贯性。无法用语言表述出当时的心理感受，恰恰是艺术欣赏的极境。可见，涵诵吟咏，作为古代诗学的解诗方式，是符合我国古典诗歌实际的，它能更好地穿过语言的雾障，直指诗人心灵，是理解诗美的必由之路。

  二、“玩味义理，咀嚼滋味”

唐代司空图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言韵外之致耳。”4味指韵味，司空图把辨明诗歌语言内含的韵味作为评论诗的前提，进而透过诗的语言意象，洞悉其言外之意。以味言诗，在 中国 古典诗学中并非司空图所独创，早在六朝时代，刘勰就提出合乎法度、言辞简练的作品应该“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物色》)，味道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情趣盎然而又格外清新。其后钟嵘以“滋味说”作为诗鉴赏的中心，在《诗品序》里，他从诗体的演进入手，以味之有无多寡考察四言之衰、五言之盛的原由，指明语言文字诸形式带给人的审美感受。后来，把“味”引入诗歌批评理论的更多。白居易评论元九诗：“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白居易集》卷十五)韵高体律，意古词新，只是一种物态形式，一旦接受者“甚觉有味”，才意味着作品的价值得到真正的肯定，说明它翻新组合新的结构形式，超过了前人的语言领域，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清人刘熙载谈到词的语言时如是说：“澹语要有味，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5体现了诗语的一种相摩相荡、相辅相成的关系。不管诗人采取何种表达手段，编织什么样语言结构系统，但要能体会出韵味则是共同的，否则，迫新逐奇，枯燥乏味，就会失去感动人的力量。

前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读古人的诗章也是有门径的，清人黄子云说：“学古人诗，不在乎字句，而在乎臭味。字句魄也，可记诵而得。臭味魂也，不可以言宜。当于吟咏时，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或得或丧，若存若亡，始也茫焉无所遇，终焉元珠垂曜，灼然毕现我目中矣。见而获之，后虽纵笔挥洒，却语语有古人面目。”6读古人诗不在于会不会理解诗句表面直观的意思，而在于感受出语言蕴含的滋味，对味的感悟并不在字句注释、解析，而在内心与诗意的冥合无闻，以我之心深入作者当时处境，化物化的文字为活泼泼的意象，通过把握古诗之味，唤醒自己心灵底情绪，陶冶着深层的人性结构。这才是欣赏诗艺、破译诗语的真谛。对后辈诗人而言，学古不是拟古，而是为了掌握古人诗章韵味，融入我之作品，使得“语语有古人面目”，同时又表达出鲜活的 内容 ，体现异种情调，昭示新的风格。特别是在博览群书之后，若果能转益多师，采众人之长，融汇贯通，“以五味调和，则为全味”，树立一家之格，而又能出于咸酸之外，不局限于某一种单调的味道，把诗的水准提到更高度。这类诗歌真中有幻，寂处有音，篇圆句紧，简约玄澹，其语境常常处在迷离惚恍之间，意蕴具有丰富性、多面性及韵外之致。

诗味在不同诗人的作品中，甚至在同一诗人的不同作品中，并不相同，存在着味之浅深、多寡的区分。清人张萧亭说：“唐司空图教人学诗，须识味外味。坡公常举以为名言。若学陶、王、韦、柳等诗，则于平淡中求味。初看未见，愈久不忘。……水味则淡，非果淡，乃天下至诗，又非饮食之味之可比也。但知饮食之味者已鲜，知泉味者又极鲜矣。”7这就是所谓“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的语言 艺术 境界，寓澹泊之至味，也是多而深之味，在古代诗学中特别受到推祟，象陶、王、韦、柳等人诗便如此。读他们的诗就要于“平淡中求真味”，如同品饮泉水，表面味淡，其实“乃天下至味”，使人尽而有余，久而更新。吟诗的目的不在观赏其华丽的外表形式，而在其深藏的意蕴，表面惹人喜爱的辞章，若无内在的质素，其味索然，这是浅薄的表现；另一些诗，其表平淡，没有招徕欣赏者的外部装饰，淡而有味，真气灌注其中，趣味暗寓其里，这是高质量的诗。如果火候未到，徒拟平淡，读者费尽咀嚼，终无意味，就不能算是好诗。陶渊明诗的语言风格平淡，世所公认，但仔细品尝，“字字有味”，每个语词负载着最大意义负荷，透过“淡”，又能体验到“甜如丹山蜜”的味道。

魏庆之云：“晦庵论读诗看诗之法：诗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诗人玉屑》卷十三)读诗时，须让欣赏主体精神沉潜到诗歌的艺术境界中去，反复讽诵诗句，品析其中包含的义理，咀嚼出味道，向心灵深度拓展，才符合艺术鉴赏的法则，有所收益。诗歌语言是虚拟性的，只是创作者以一种特殊的表达技巧，将日常惯用语“陌生化”，具有意义的多重意向性，接受者要凭借个人的生活经验，加以想象、综合、发现，在具体语境中去体验。讽诵、玩味，就是通过对语言表层意义的细致探求，追寻其引申义、文外文，以及多层意义组合而获得的新生义。从心理 分析 的角度讲，语言符号的具象性、语义的不确定性，恰好能引起深层无意识的反应，它会调动或激发大量前逻辑的、原生态的多种感受，它们相互渗融，使视听觉同味触觉串联起来。这类感觉的移位、转换，既是审美情感紧张力的一种能量释放，也是审美愉快的导航灯和前奏曲。所以说，读诗品味，既是鉴赏古代诗歌的经验 总结 ，又是品析诗歌文本优劣成败的准则。

   三、“但见情性，不睹文字”

诗歌是诗人的情绪流动的凝固化的物质形式，它传达诗人的情感，通过欣赏主体的接受，感发志意。因此，读诗就不仅是欣赏文本的结构规则、语言形式，获得感官的快适，而且要领会诗人抒发的情志、意念。孟子早已说过：“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孟子·万章上》)诠释诗的人，不能因为只注重文辞的品味而损害对诗人情意的理解和把握，尽管“以意逆志”有其缺陷，但这种反对割裂章句或拘泥字面意思，要求从整体的语言结构中体会诗的本来意义，是有进步意义的。本来，诗歌语言是诗人情感的载体，惟有传达所由表达的语义，才能洞明诗人的情志。但是，古典诗学讲究言不尽意，味在咸酸之外，语言只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符号系统，具有多重潜伏性的召唤结构，真正的诗情还需要通过对语词呈示的象外之意的体认，由接受主体去领会。宋人魏泰曾言：“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他还举“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瞻乌爱止，于谁之屋”诗，评为：“其言止于乌与桑尔，及缘事以审情，则不知涕之无从也。”8诗虽云表达情性，但“情贵隐”，诗人用语词述事以便寄情，这比直接陈述要感人得多，更容易达到诗的教化作用，所以，读者接受时采取的正确办法乃是“缘事以审情”，根据诗语描述的事物，探求其深藏的蕴涵，所引《诗经》里诗表面上是在说乌桑，实质上是玲珑巧妙的心灵装置，寄托着人的悲伤情思。这种情思在语言所提供的意象之外。可见，在诗歌接受过程中，有赖于读者的积极介入，“老夫非是爱吟诗，诗到忘言是尽时”，要想理解诗的真实含义，必须超越语言给定意义。司马光指出：“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读者只有通过思考，才可能得言外之意，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9假如没有接受过程欣赏者虚神静态的思考、体味，杜诗的意思就不会被清鉴、明察，更不能引起广大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从创作来说，诗之生成是性情所至；从接受角度讲，欣赏者阅读诗歌作品要想正确地理解原意，必须披文入情，探本求源，把着促成诗人创作动机的真实性情。诗由于其特殊的艺术性，情若深渊，含蓄蕴藉，见于语言之外。读者既利用现成诗语的意向性、启发性，又要超越语义束缚，去心神冥契。皎然说：“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10所谓“但见情性，不睹文字”，并非不看表达的文字，而是说明诗之味旨超出于语言的文字形质、音节格调的表层面。审美水平高的人如康乐辈，往往能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意而忘其言，使其成为通向宇宙、人生慧境的崎岖甬道。这似乎有些玄虚、神秘的色彩，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符合艺术欣赏的本质特征的。《诗筏》上云：“盛唐人诗，有血痕无墨痕，今学盛唐者，有墨痕无血痕。”11 学习 盛唐诗贵在学它的精、气、神，即血痕，若单由片言只字求工，虽守诗家之律，却失去了诗人真至的情性，徒有其表而无其里，有其形而无其神，一经细咀慢嚼，便兴味索然。因此，诗歌欣赏时，训字释句，决不可少，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感受诗的整体境界，读者应由注重字调句读入手，先必须得诗人之心，然后突破感官，参破时空，逼向具有 历史 意识、人类意识的情性，达到对意蕴的把握，得意忘言。刘熙载评论杜诗时，概括地指出：“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12杜诗吐弃高远，涵如阔大，曲折深邃，非常人所能及。他自言“直取性情真”，气象与取意相兼，谓之“有”，但其使用的语言文字却并不见新异，无刻意雕凿之痕，故谓之“无”。“有”“无”之辩证统一，使得杜诗登峰造极，后人无可追攀。所以，鉴赏不同诗人的作品，即是对不同诗作情性的区分：“羌村三首，惊心动魄，真至极矣。陶公真至，寓于平澹；少陵真至，治为沉痛。此境遇之分，亦情性之分。”13陶诗与杜诗同为真至，皆发自肺腑之言，但前者写得平澹，后者写得沉痛，风格不同，是他们二人各自生活境况而引发迥异性情所决定的。

欣赏古典诗歌，力求获得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这就要求接受者以个体的生命直觉去感悟、冥会，甚至遭遇类似禅宗的神秘体验。清代的王土禛云：“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观王、斐《辋川集》及祖咏《终南山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14读唐人五言绝句就象参禅打坐一样，有得意忘言的妙趣，一经笔舌，不触则背。王维的诗，字字入禅，有口皆碑。

由此可见，古典诗学在讨论诗歌语言的接受时，既重视语言系统，又要求超越语言。它是汉语诗歌独特构词方式的体现，也是诗学 理论 上民族特色的表征。

   注 释：

   1 郭绍虞主编：《 中国 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丁福保辑：《清诗话》，5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北京大学 哲学 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册，67页，中华书局，1980。

   4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徐中玉等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116页，成都，巴蜀书社，1990。

   6 丁福保辑：《清诗话》，8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 丁福保辑：《清诗话》，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3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9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2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 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一)，1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 徐中玉等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60页，成都，巴蜀书社，1990。

   13 丁福保辑：《清诗话》，9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中国古典文学篇6

  中国古典文学在中国传统书画体系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中国传统的文学不仅仅是语言的符号，更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无不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容。也正因为中国古典文学所具有的特质和传统文化元素，才使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可以说古典传统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无不映http://照着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影子。中国古典文学在传统书画艺术中的渗透首先就表现在审美价值取向和创作理念的影响中。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传统精神和独特的表现技法，其中无不渗透着古典文学的美学思想。这种渗透有其特有的文化意义。

一 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绘画艺术

中国传统绘画作品中文人绘画始终是作为主要的方向。文人常与画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画家的学识、文化品质与文人的内涵构成了书画创作的内在底蕴。文学与绘画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传统绘画与文学却是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的。文学性的主旨要求在绘画创作中首先要得以表现。文学与绘画，追其根本都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和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因适应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出现的精神现象。两者都属于精神和意识形态的范畴。

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绘画首先表现在传统绘画的创作主题常来源于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人物和事件，是绘画创作的重要题材和源泉，成为文学与绘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主要现象。中国传统绘画作品取材于古典文学由来已久。我们现在所能看到最早取自文学作品的绘画当是近代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此画完全取材于曹植的《洛神赋》。曹植的《洛神赋》用诗的语言描绘出了想象中洛神的神韵，表现出了作者寄托的情愫。画家顾恺之用绘画语言将洛神赋所表现出的语言画面展现在纸卷上，突出了人物关系，准确表现出了诗赋中描绘的梦幻般柔情，使《洛神赋图》与曹植的《洛神赋》相得益彰。此后，历代取材以文学作品的绘画不胜枚举，成为中国文学与绘画有机结合、相互渗透所独有的特征。

以文学作品作画几乎成为历代画家创作的必修课。宋代翰林画院的考试，就是依诗作画。历代众多诗画结合的经典之作已载入中国绘画的艺术史，并传送后世，对传统绘画“尚意”、“尚情”的艺术追求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受到文人士大夫的推崇。中国传统文人形象也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经常表现的另一题材。寒山是中国传统的诗僧，他的诗所表现出的风格十分丰富，风格各异。寒山和天台国清寺僧人拾得为友，寒山和拾得一直是历代画家们经常表现的人物形象。南宋著名山水人物画家梁楷和元代著名禅僧画家因陀罗等人都曾创作过寒山和拾得的人物像。《禅机图》后传到日本后，成为日本国宝级文物。以战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精神风貌和品格所创作的《屈子行吟图》是明末画家陈洪媛杰出的版画作品。《苏轼回翰林院图》是明代画家张路的作品，表现了宋代文学家苏东坡的神韵。中国古代文人以其与众不同的文人品格，独特的精神风貌，成为画家创作追求的对象。

中国古典文学不仅蕴含于传统书画的艺术当中，还表现在创作者的身份表现上。中国古典文人大多具备书画家的身份。以中国古典文化艺术辉煌时期的唐宋来看，前面讲到的王维不仅会作诗，还擅长绘画与演奏，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使王维的艺术作品显示出独特的内涵和情趣。王维曾说绘画：“乃无声之箴颂，亦何贱于丹青”。宋代苏轼不仅在诗、词、散文、文艺理论等多方面有较大成就，其书法和绘画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的书法代表之作《黄州寒食诗帖》、《黄几道祭文帖》、《新岁展庆帖》等都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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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雄浑奇崛的气势。苏轼的绘画作品《古木怪石图》集中凸显了厌世疾俗的孤傲与寂寞心灵。

中国古典文学中所表现出的色彩也是传统书画作品蕴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欣赏中国传统绘画作品的同时，不仅仅沉醉于笔墨技法http://之间，更是在品味作品所表现的文学内涵，以及自己对作品独有的理解，畅游于书画与文学相互交织所表现出的意境之中。古典书画所表现的神韵与古典文学所表现出的意蕴，融会成新的艺术境界，使人产生更多新的感受。在对传统书画欣赏时得到更深层次的审美享受与意趣的感悟，书画作品的艺术生命熠熠而生。

二 绘画中的“诗境”

中国传统绘画与文学不仅仅表现在题材的选择，还体现在整体艺术价值取向的追求上。意境的追求，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基本取向。从审美心理而言，意境是一种既蕴含艺术真实之境，又包含深层次意义所呈现的艺术虚境的审美范畴。其本质特征就是由实变虚，由定向不定，然后循环反复地虚实相生。诗和绘画中的艺术形象、符号就是“实”，这种“实”在诗、画中是一种媒介或载体，它起着导向作用；而“虚”则是“象外之象”，是一种由原表象触发的联想。艺术的意境就是这种虚实结合、虚实相生的复杂形态。在中国传统绘画中，要超越事物表象之外，深入事物本质之中，既要重视作品的形象艺术，又要注重艺术形象的联想性；既不脱离艺术形象，又不执著于艺术形象。中国绘画是客观之“境”与主体之“意”的融合。清代孙联奎曾说，“人画山水亭屋，未画山水主人，然知亭屋中之必有主人也，是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文学作品是语言艺术的表现，诗词则是用艺术语言描述艺术画面。情动于中，必行于声。关于文学与绘画两者的相互融合和渗透，石涛曾有精辟的论述：“诗中有画，性情中来者也，则画不是拟张拟李而后作诗。画中诗，乃境趣时生者也，则诗不是使生吞活剥而后成画。”传统绘画和古典诗词更加注重意境的创造。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叶燮曾说：“昔人评王维之画，曰‘画中有诗’，又评王维之诗，曰‘诗中有画’，由是言之，则画与诗初无二道也……故画者，天地无声之诗；诗者，天地无色之画。”充分阐释了诗与画的相互辉映、互为表里、血脉关联的依存关系。王维既是著名的诗人，也是一名画家。真正将诗与画结合的完美境界表现的淋漓尽致。王维的田园诗，情中含景，景中有意。《辋川集》就是为他的《辋川二十景》所题写的诗。从富有诗意的话题中，我们仍然能想象得出画中诗一般的境界。从此之后，诗与画的结合便成为了中国写意画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甚至影响到了中国今后中国画的发展去向。诗与画都是对自然情态的抒发与描摹，不同之处是两者的表现手法不同。但两者都有层次上意境的相近。在我国的文学艺术领域中，中国画中的诗画结合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其独特魅力就在于她不仅仅只满足感官的审美价值，更加满足的是精神上的价值需求。绘画与诗词结合形式是多样的，表面的形式是依诗作画、依画作诗，诗题画上，诗词与绘画相互描述与传达，而两者结合的核心就在于意境、情趣上的统一。意境是中国诗书画所共同的表现境界，她是一种只可意会的东西。这种表现主要来源于主观性创造，创造者与欣赏者可能会产生理解的差异，正像欧阳修所言：“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因此，只有在超越景象的束缚和理性认识的局限，艺术家才能寻找出精神发挥的自由空间，然后有理性的回归，真正达到诗画结合、天然超俗的境界。明代徐渭的作品《墨葡萄图轴》所蕴涵的诗意，正如画面诗所云“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从画家所作的诗文和墨葡萄形象中，画家悲愤无奈的心境由此而发。转贴于 http://

  诗写情，画写景，二者相通，言情状态，都是心声之写照。画为可见之艺术，然诗则为可“感”之艺术。诗中情，画中意，其创作均由意象而获取。纵观古今诗画艺术无不弥漫着幽深淡雅的氛围，从而形成中国传统诗画特有的审美特征。画的诗境依靠画家对审美对象的洞察、体验和感悟而得以产生。诗境入画是中http://国画艺术较高层次的美学追求。诗境由物境而来，更由心造而得，故画境非画境，它得之于画着与览者诗心的共鸣。

三 中国古典文学与书法艺术

纵观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可以看出，古代的书法名家，多为成就较高的诗人或饱学之士。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来看，任何艺术创作都是作者一时的产物，是艺术家技法、感受、意态情绪的映照，无论是逻辑思维，还是形象思维，首先要建立在丰富的知识积累和生活历练上。古人曾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不仅仅指文学创作，书画的创作亦然。清代方董在《山静居画论》中曾说：“惟多书卷以发之，广见闻以廓之”，足见渊博的知识与创作的关系。苏轼，是书法名家和诗人、学者的典型代表。在书法方面被誉为 “宋四家”之一，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开拓者。文学方面成就更高，诗、词、赋、散文，均留下了千古名篇。其文洋洋洒洒、明快畅达；其诗隽永清新、豪迈大气；其散文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词更是宋词的代表人物，与辛弃疾并称为“苏辛”。还有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 ，被称为古代楷书四大家之一，著有《松雪斋文集》；明代的书法家徐渭，是明代著名剧作家，著有名剧《四声猿》等。还有像“书圣”王羲之那样的书法家，虽称不上是文学家，但也同样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的《兰亭序》不仅成为书法极品，文章也令人赞不绝口。由此可见，可以说历代名家大都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和文学成就。书法艺术是作者理想追求、学识修养、气质情感的载体。书法家对古典文学的表现不仅仅停留在传统名篇上。书写独立创作的诗词、文章，或为绘画作品题款、题诗，应是抒发胸臆，直接表达作者的情趣。中国书法是一门综合艺术，它具备与绘画审美价值相同的取向。中国书法与中国传统绘画同属一族，被称之为“书画同源”，总体讲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核心。古人曾讲：“书为诗之余”，书法是诗情才能外溢的表现。书法大家大都具备除线条笔墨技法之外的深厚文化底蕴的学者。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与传统古典文学的确有着紧密的姻缘关系。正因为有二者的完美结合，中国传统古典文学才如此丰富多彩，中国书法艺术才能如此旺盛发展。二者相互渗透，彼此都能显示出鲜活强劲的生命力。

中国古典文学的诗词歌赋是书法家书写的主要内容。优美的诗词常常被不同时代的书法家竞相书写。如唐代陆柬之书写的西晋文学家陆机的《文赋》，后来常被名家书写。《洛神赋》是曹植的经典辞赋，其文神采飞扬，成为后世书法家书写的名篇。如东晋王献之用小楷书之，今存刻残本十三行。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 也曾书之。有“初唐四杰”之称的诗人王勃写的《滕王阁序》，辞藻华丽、优美，用典贴切，堪称经典。明代大书法家文征明曾以行书书之，王庞曾以小楷书之，皆成为传世之帖；元代赵孟 书写过的苏东坡名篇《前后赤壁赋》，明代王庞小楷也曾书写，张瑞图曾以草书书之。至于《千字文》更是常被古今书法家们书写。如隋代的智永和尚，曾书写了八百本《真草千字文》分发到浙江各寺院，后曾漂洋过海到日本，对日本文字的产生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他名家也曾用多种书体书写《千字文》，成为启蒙教材和习字之帖。

中国古典文学篇7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选修）是一本融古贯今广涉猎的好教材，典籍数量多，时间跨度长，内容涉猎广。教师在授课时也要做到融古贯今广涉猎。教学时至少要突出以下两点：一是横向比较广泛涉猎扩大学生视界，二是纵向探究观照经典思考现代意义。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采用了撮其纲要的手法，即从卷帙浩繁的典籍中，选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化经典”作为研读对象。在单元的分列上，兼顾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历史发展的线索，从第二单元以儒道发端，到第十单元的近代文化转型结束，大致构成一个有始有终的时间序列，反映中国文化由古到今的发展脉络；另一条线索则是从经典的性质着眼，既展示儒、释、道三教的经典以及历史、伦理、科技、文学等各个方面，又反映思想的流变和文化的发展。学生学习该教材，不仅能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概况，掌握“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且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现代意义，并能学会以现代的眼光观照古代文化经典。如果说《先秦诸子选读》（人教版-选修）让学生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分集，那么《中国文化经典研读》（选修）则让学生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集。仔细研读发现，该教材典籍数量多，时间跨度长（从先秦到晚清），内容涉猎广（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宗教、科技等）；既横向分类，又纵向展开——将该教材的单元主题和文本特点列表如下，就会一目了然。

正因为《中国文化经典研读》（选修）给学生带来了丰盛的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精神大餐，所以执教者当细心研读教材，精心设计教案，在授课时也要做到融古贯今广涉猎。笔者认为教学时至少要突出以下两点。

一、横向比较广泛涉猎扩大学生视界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是选修教材，老师在执教时可以大胆取舍或重组教材，采用横向比较法，带领学生广泛涉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同时期的文化以及圣贤们的思想主张，这样既能扩大学生视界，又能让学生用联系的方法做学问，还能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下面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为例。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变革时代。西周以来建立的礼乐制度开始瓦解，群雄争霸，征战频繁。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各种主张和学说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形成了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老子》《论语》《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荀子》等等，对于诸子百家的思想主张，学生已经从历史教科书和其他语文教材中学习到了不少内容，老师在教读这一单元时可以大胆取舍，除了带学生横向比较诸子间学说的异同外，还可以把拓展的触角延伸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在链接其相关文化时，把那些有突出成就的思想家及其学说也罗列出来比较一下，以加深学生理解。例如学习完《论语》后让学生联系世界历史知识，找出跟孔子处在相同时代的其他伟人。学生很快就会想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教师此时可以启发学生思考：当苏格拉底遇上孔子，他们会说些什么？学生从历史书上学习到被称为“西方的孔子”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并且知道他提出了“美德来自于知识，知识从教育中来”的思想主张。作为孔子的同时代人，苏格拉底也是老师的楷模，他们如果能够穿越时光隧道相遇的话，一定会从如何教育学生、世界各国孔子学院的创建意义以及战争与和平等等问题进行交流讨论。如此等等的横向比较需要执教者具备相关的知识储备。可以这么说，如果教师能够打破学科间的界限，教读《中国文化经典研读》时如此广泛涉猎、横向联系并做出比较的话，真的能够教学相长啊！

二、纵向探究观照经典思考现代意义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选修）第一单元“入门四问”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文化经典在现代文化建设中有什么意义”。该问题已明确地提醒我们教师在教学时要引导学生学会以现代的眼光去观照古代文化经典，在带领学生进行纵向深入研究时，要针对本教材所选著作的思想精华去思考其现代意义。例如在教读“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教师要启发学生融古贯今去纵向探究中国历史上那些“积极入世，求真务实”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等，和他们的突出贡献及其灵魂的闪光点。可以这么说，“积极入世，求真务实”是中国文化经典的底蕴，也是中国文化经典至今仍具有启发性的重要原因。儒家的优秀传统，培养了中国人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的自觉性。治国平天下的追求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已经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文以载道，因文悟道。教师在引导学生追随历代圣贤、传播经典文化时，不仅让薪火相传了，而且师生们的人格魅力也会得以提升。

中国古典文学篇8

文学是一个生态系统的存在。文学生态系统是指以文学活动为中心，创作主体、作品本体、接受主体诸生态因素彼此关联、共振互动的一个整体。因此， 中国 古典诗歌 研究 ，无论是诗人主体研究、诗作本体研究还是诗群流派研究，都应该杜绝封闭自足的单一思维，而将之一一纳入特定时期的诗歌生态“互联网”中进行。文章通过具体例证， 分析 了诗歌生态诸因素的互动关系，并择其大端，结论为:要把握作品本体内在意蕴须以作者之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为参照系;反之，要具现作者的个体生态，则须从文本所体现的审美敏感区追踪出其生活敏感区;而要摸清一个流派构成的内在 规律 及其独特性，则须全面了解其代表性成员及其代表性文本的“互文本性”。

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与文学一样都以人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因而，在文学研究领域借鉴生态学的视野、观念和 方法 ，不仅颇为必要，而且极有可能。文学生态学作为一种正日益引人注意的文学研究方法，是从作为人学的文学的作家生物圈出发，以系统 网络 的观点，全面分析各种生态环境（包括 自然 的、 社会 的、文化的）对作家生存状态、精神心态——合言之，即文学主体生态（包括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生态系统）——的决定性 影响 ，进而研究文学主体生态对文学作品本体生态（即作品形态）的作用机理和作用规律，以及文学家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和生态系统与文学产生、存在和 发展 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文学生态学的核心内涵乃是把文学看成一个生态系统的存在。文学的生态系统指的是以文学活动为中心，让创作主体、作品本体、接受主体这些互相关联的因素，按逻辑序列做出动态组合的一个整体。其中，文学主体（包括作者与读者）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和生态系统——这“三态”之间有一种顺向合成与逆向笼盖的关系;文学主体的生存状态、精神心态和文学作品形态——这“三态”之间，有一种顺向生成与逆向印证的关系。因而，不论是文本读解，或是主体考察，都只有将其统纳于这个系统中，才能求得较 科学 的结论。文学生态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这种彼此关联，构成了一条彼此衔接、互相吻合的生态长链，使文学生态具有复杂开阔、内涵丰富的特点，促使文学在八面来风的生态环境中强化文学主体与作品本体的生态功能，藉以提高特定文学生态系统的生态位。

由此亦可见，文学生态学的 理论 和方法对文学研究的其它理论和方法（如文学社会学、文学心 理学 、文学地理学、文学解读学等）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涵盖性，用这种研究思路进行文学研究，对文学现象的本质还原和作品意蕴的深层掘发，无疑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正可以走一条文学生态学途径，这条途径的起点是文本解读。本文拟从生态系统出发考察生态环境对创作主体——诗人、作品本体——文本、接受主体——读者的影响，以及这三者之间的交互制约，意在为以文学生态学为途径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方法作一个兼具实践操作意义的说明。

一

古典诗歌研究者历来将编撰诗人年谱、考证诗人生平、探究作品本事作为诗歌研究之基础和前提，这种原本不失为优良的传统曾几何时却备受 现代 派诟病甚至讥嘲。传统风尚固然有其拘泥不化、繁琐细碎之弊，然而，那种无视本源，一味从文本分析出发、排斥任何参照系的“新批评”风尚，无疑也不无偏颇。“新批评”的解读理论认为:“天下的好作品都是私生子，它们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它一生下来就脱离了作者而独自来到世上。” ① 如果将作为心灵载体的诗歌作品作这样的真空处理，那无异于凝滞了它原本流走的血脉、僵化了它原本蕴具的鲜活的生命力，而仅仅成为“为 艺术 而艺术”的供人玩赏的骨董。虽然，诗歌作品如同所有文学作品一样，本身具有自足的审美价值;但封闭式的感知赏玩，毕竟只是诗歌学术研究徘徊于、悬浮于浅层的初步;把握作品的生成过程，亦即了解文学作品的原生态，无异于创设了一个触摸、体贴作者的有效空间和感受、体验作品的具体情境;只有步入其间，才能走近作者心灵、挖掘作品内蕴，从而挺进研究深度、提高研究层次。总之，任何作品都不是无父无母的私生子，它是创作主体在具体的生存状态之下由特定的精神心态酝酿孵化的。因而，研析创作主体——诗人，把握其生命的脉息和心灵的悸动，无疑是提高作品解读层次的中介。

由此看来，对主体的考察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绕不开的基础，而这场考察只有在文学生态系统中展开才能获得如期的成功。因为，真正属于心灵的创造，必然取决于生态的需要，正好比花开的形态，除了取决于种子的质性之外，离不开气候、环境、土壤的影响一样。诗人创造的需要除了来自于诗人自己的内在生命冲动外，更来自于自然、社会、文化这三大生态环境对主体（作者、读者）的 制约作用中产生的生存需要。说具体一点，更来自于特定 时代 广大人民群众向宇宙人生的自然和社会人生的 政治 、 经济 、文化索取的生存需要。所以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若把一个诗人置于生态系统中去看其创作行为和文本意蕴，就意味着不能脱离生存环境——特别是社会大环境，以及受这大环境牵制的、由诗人自己和读者组成的文学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所怀有的包括审美理想在内的生态需要。因此，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必须充分重视文学主体生态。首先是创作主体生态。它由诗人个体生态和与之相关联的群体生态以及统制一切个体与群体的国家生态系统组构而成。概括而言，创作主体生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个人履历表、家族文学链、闺阃生物圈、乡邦文化场、交游唱和群、国家“订货单”（即国家文化政策）等。其次是接受主体生态，它由接受者个体生态、群体生态以及与之相连的审美文化生态构成，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业内同仁群、师承授受链、情趣组合圈、社会关系网及信仰派系、党派团体等。如能对文学主体生态作这样深入的考察，那中国诗歌研究中的不少疑难 问题 就会有一个合乎事理的解说了。

为说明文本分析中主体生态考察的重要性，我们试着来解读下面这首诗——《逭鼠诗》:

鼠为穴虫总，至黠传往籍。品侪逐臭蝇，戾并含沙蜮。挟邪作奸利，如禾有蟊虫。要当屋梁伏，冀免铜丸掷。主人有闲斋，倦游事栖息。洒扫敞十弓，经帷敷片席，扈班与裘钟，各各令修饬。不知始何年，精鼩窟其侧。卜术惭仲能，须材负不律。忝号中书君，雄长金枷国。分无凭社威，粗具搬姜力。旁舍窥余蔬，邻厨艳残 炙 。耽耽历岁时，唧唧似谋画。一夕率其群，乘予出门隙，翻腾败瓶罂，沸乱到书册，触屏类穿墉，啮帐等裂帛——只期偷太仓，扰及扬云宅!有若古语云:“室怒而市色”。朝来入书堂，什器半狼籍。周观得其由，睢盱肯缄默?贪饕本天性，爰书不汝劾!顾予澹荡人，风牛渺焉隔。奈何肆牙吻，如盲昧黑白?急思掘隧攻，酷拟迎猫食;或伺用鱼斗，或烧类地拍。叱呼社君前，肃听张汤磔。鼠若跽致词，无言对以臆:“我侪长于斯，空庑恣安适，饮水腹期满，拱穴计诚得。自子来摊书，致我形昼匿。由来盗憎主，此理讵难识?子书富填胸，利齿莫能蚀;子文颇光焰，寸目奚解测?予若国狗耳，遇物无不咋。相奸固妄动，见怒亦量窄。曾闻千金弩，轻发良可惜。即令五技穷，岂复一钱值?况未公然来，对面为盗贼。推情更应恕，薰逐无乃刻!”俯思迪尔笑，挥手罢诃责。移我绳穿床，收我韦编《易》，逝将远去汝，诛茅室重辟。舍肉尚有余，庭虚任跳掷。舞门毋我猜，裹珠勿报德。但冀发悔心，吐肠成感格。请学梁简文，留尘看行迹。

此诗文字极其晦涩，即便不说字字有来历，至少也是句句有出处。典故如此之多，出处如此之广，作者创作动因安在?目的指向若何?对于文本内涵，又该作何理解?可以说，如果脱离任何可供参照的创作背景而全凭“直觉感悟”（结构、完形、接受诸理论都以直觉感悟为前提），则难免只留下一个印象:文字游戏而已!或“鼠”患而已!或此“鼠”即彼“鼠”，与《诗经》里的“硕鼠”并无二致，只是一“黠”一“硕”之别罢了。至于“鼠”是实指还是象征，则就言人人殊了。而如若象征，象征谁何?更是智者仁者。因为不同的人眼里的鼠是可以不一样的。若将这首诗完全按“新批评”派那样作真空处理，那么，上面一连串问题的确会无由解决。在这里，如若我们试着为《逭鼠诗》的解读添注一个作者，并为之作一番文学主体生态的考察，那么，原先直觉感悟所得的印象就会大为改观。

此诗作者为清代嘉道时期寒士诗人彭兆荪，诗写于嘉庆六年（1801）的江南。其时正是大部分江南士人为前此波赓浪叠的文字狱案震怖得心魂未定、噤口结舌、钻入故纸堆之际。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时空，颇具个性化特征的主体与这特定的时空相遭遇，碰撞出了特定的诗情，为我们解读此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 参考 信息。

作为诗人的彭兆荪瓣香杜诗之沉郁顿挫，其总体诗风与老杜亦颇相类。他讲究比兴寄托，强调“毋无为而作”，因而绝不屑于将诗歌作为游戏的技艺、炫耀的工具。这种创作态度在他的《小谟觞馆诗集》卷六《寒夜题沈钦韩诗卷》七首之三中说得很明白:“古人咏史诗，一一皆有托。今人咏史诗，纷纷乃无着。徒抱炫学心，聊博时流愕。……令皆入歌诗，毋乃弹词若。欲探风骚原，先须体裁度。 一言以蔽之，毋无为而作。”在上题之五中彭兆荪曾自谓年轻时诗作“所嫌好奇博，不复勤簸扬。墨 渖 恣淋漓，心曲转微茫。”但《逭鼠诗》作于他“迷途返康庄”之后的晚年，自是“立言必根情，选字必撷芳”的。“吊诡其辞”，以怪异荒诞的形式，寓丰富深刻的内容，并以此达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② 的效果，这是彭兆荪常用的艺术手法。这种特点在《逭鼠诗》中也表现得非常显豁。

诗写鼠与人的矛盾冲突及其结局，冲突的媒介是人的财产横遭鼠之破坏。这冲突绝非表面看来那么简单，而有着深层的意味。

先来看看诗中的“鼠”。“鼠为穴虫总”，而作者要说的是其中特殊的一种，它是北地的风鼠（精鼩），它戴金环枷（“雄长金枷国”），与一般的鼠面目不同。而且它也不具备一般的鼠通常有的用须髭尾毛制笔的作用（“须材负不律”、“忝号中书君”），即这鼠与风雅翰墨毫不相干。它没有什么本事（“粗具搬姜力”、“即令五技穷”），但凭社而贵（“分无凭社威”），昼潜夜出（“况未公然来，对面为盗贼”），尽干些含沙射影（“戾并含沙蜮”）、见人乱咬（“予若国狗耳，遇物无不咋”）、颠倒黑白（“如盲昧黑白”）的勾当。再来看冲突的另一方“主人”。这是一个倦游幽隐的士人（“倦游事栖息”），日常以读书着述为事（“经帷敷片席”、“扈班与裘钟，各各令整饬”），自以为胸怀坦荡，不会卷入任何的诉讼纠纷之中（“顾予澹荡人，风牛渺焉隔。奈何肆牙吻，如盲昧黑白?”），然而老鼠却破坏了他的家园。他很想来一番张汤磔鼠式的报复（“叱呼社君前，肃听张汤磔”），但最后却宽容作罢（“俯思尔笑，挥手罢诃责”），携着儒家典谟（“收我韦编《易》”），另觅乐土（“逝将远去汝，诛茅室重辟”），希望以淡出的姿态免灾避祸（“舞门勿我猜”），并以自己的宽容（“裹珠勿报德”）来赢得老鼠的痛悔和自新（“但冀发悔心，吐肠成感格”）。至于冲突的原因，则此“鼠”已说得很清楚，是因“自子来摊书，致我形昼匿。由来盗憎主，此理讵难识?子书富填胸，利齿莫能蚀;子文颇光焰，寸目奚解测?予若国狗耳，遇物无不咋。”

至此，我们已不难感受到，诗中所写实为与“鼠辈”有着相似行为方式的人对于知识者、文化人的骚扰与迫害。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还是远远不够的!文本本身所提供的诗情信息，若与创作主体所处的特定时空及由此时空决定的特定心态相结合，则诗中作为异类的鼠的意象之对于作为异族（生于“金枷国”）而入主华夏的文字案狱的酿造者和****毁书政策的颁布者及其帮凶（“若国狗耳”者）的隐射可谓历历可辨。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隐曲而又生动地描述文字狱案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及文化政策的策划、出笼和影响，并给予狱案的制造者和政策的施行者以辛辣的嘲讽和挖苦，这在同时代的诗人中，不说绝无，也是仅有。然而，文字狱案的威慑，文化政策的高压，是当时文人生存的总体状态，而彭兆荪独有这样的诗歌作品，何者?这又取决于彭氏在社会总体生态下的个体微观生态。不考察诗人的微观生态而纯用所谓“没有姓名的艺术史”理论，是无法解释富于个性的艺术现象的。彭兆荪为骈文名家，学养有素，玩汉字组合的魔方自有其超乎常人的技巧。《逭鼠诗》创构于作者由塞北而迁江南之后。江南士人为清代各种狱案打击的主要对象，虽然彭氏南迁时文字狱案已近尾声，但生于江南长于塞北的诗人还是能明显感受到南北空气自由度的差异。一方面，诗人要发泄对异族残酷统治政策的强烈愤慨之情;另一方面又不便把发自内心的生命冲动毫无摭掩地表现出来，于是就发挥起他玩汉字组合魔方的专长，写下了这首内蕴丰富的寓言体诗歌。全作采用了大量口语和典故，叫人一时莫名其所以。但若对此略加索隐，便会让人会然于心，知其妙处。如“须才负不律”、“忝号中书君”中，“不律”或为“笔”之缓读，或通常有贬义，指无规矩不守法之人;“中书君”既可以是笔的代称，也可以是封建社会最高权力机构（中书）中秉承君主之意掌文翰、发号令之官员;“忝”意谓羞愧，“忝号中书君”令人自然想起《尚书·尧典》中“否德，忝帝位”之语。有巧用多义词的，如“本无凭社威”、“叱呼社君前”中，“社”可指神社，也可指社稷，“社君”既可指主社稷的君主，也可以是老鼠的别称，即所谓“城狐社鼠”，进而引申为仗势作恶之人。还有妙用同义词的，如“予若国狗耳”的“国狗”，语出《左传》，其中襄公十二年曰:“长木之毙，无不也;国狗之，无不噬也”;“国狗”一词在同书襄公十七年中，径作“狗”、“狂犬”;而诗中典故的妙用更在于信息含量的丰富，如“穿墉”，表面看来是袭用《诗》中“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之意，但事实上 却同时蕴含着同诗后半“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的诉讼纠纷之意;而“凭社”一词，除了“鼠凭社贵”之意外，也自然令人连类而及《晏子春秋》中晏子关于“国之社鼠”的比喻 ③ 。这些词，或借音，或借形，或隐括省略，皆语带双关，义有兼具，冷峻凌厉，利用汉字组合的魔方，虚虚实实，时隐时显，暗寓着创作主体对国家最高统治者偏狭疯狂的文化****统治的斥责。诗末直接借用了《硕鼠》篇中的“逝将远去汝”一句，但两诗作者“去”时的心态是不同的:一是深受剥削的贫民在“毋食我黍”的哀哀求告之后无可奈何，怀着乌托邦幻想，决绝而去;一是深受屠戮威胁、面对残破家园，而仍怀“政治良心”的士人临行也不忘捎上儒家典谟，心怀沉痛地发出“但冀发悔心，吐肠成感格”的讽喻，迟迟疑疑地离去。我们只有在认清了嘉道时期总体文化生态之后，进一步充分认识创作主体对清统治者及其文字狱案所抱的激愤态度，挖掘出了这样的个体微观生态，才能体察《逭鼠诗》丰富的诗情信息和社会意蕴，从而与历朝历代不同作家的同类作品（如《诗·硕鼠》、后魏卢元明《剧鼠赋》、唐陆龟蒙《记稻鼠》、宋王禹偁《竹》、宋苏轼《黠鼠赋》、宋李纲《蓄猫说》）相区别，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直觉兴会下目该诗为文字游戏的皮相的感悟。

再看文学主体生态中的接受主体生态。彭兆荪何以敢、何以能把这样“悖逆”的诗付诸枣梨，任其流传?这是同当时有一大批与彭氏处于同一审美生态位的读者的认同和接受分不开的。《逭鼠诗》系彭氏生前由其“友生”刊刻流传。这些靠师承关系、信仰派系、情趣圈子组合成的“友生”，以其独特的接受主体生态环境——尤其是其中的感情共鸣，并凭仗着诗歌语言本身所具有的迷彩效应，对此诗作出了无惧杀身之祸的热情支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首晦涩难懂的寓言诗的本义了:它是文明与野蛮、在野与在朝两股势力的对抗，结果以在野的文明力量暂时隐忍退让为结局，但隐退者仍怀有复兴的希望。

由此可见，文学主体的生存状态、心理心态，始终是作品文本解读的参照系!而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作品本体的考察确实也存在一种就文本论文本的封闭式倾向，这就难免出现文本误读的情况。提倡文学生态学，把文本置于文学主体生态系统中来考察，是使作品本体研究走上正途的有效策略。

二

通过对文学主体生态的考察来深化对文本的理解，固然是以文学生态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一条行之有效的策略途径，但同样也可以通过对作品本体生态的考察来深化对主体生态的理解。这是以文学生态学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尤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其突破口，则是探求作品本体生态系统。

作品本体生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文本的内在尺度、文本的意象群落和文本的传达功能。

从文本的内在尺度看主体的创作生态位大意谓从作品追究诗人人品。所谓文本的内在尺度，实指创作过程中把主题思路、情感色调、艺术层次等方面交融得有机而匀称的作品建构标准。所谓生态位，是指一定的生物物种在生态系统的结构中所占有的独特位置。文学生态学要求从作品的内在尺度看主体的创作生态位，这实际上看的是综合文本各因素而得的创作总体格局在主体生态系统结构中的独特位置。的确，诗人的创作生态位必须从作品的总体格局中去把握。我们说诗史即心史、诗歌是诗人心灵的载体，意思也就是说从诗歌文本中可以看出诗人的人生态度、思想境界、审美趣味，而这一切构成了一个诗人独特的创作生态位。

从文本的意象群落看主体的审美敏感区，是通过作品研究一个诗人的生活阅历和审美视野的重要依据。所谓意象群落指的是综合一个成熟诗人的主要作品而获得的基本意象经过延展和组合而形成的意象系列。诗是通过意象来抒情的。一个诗人的主要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几个意象就是基本意象，它们可以向周边联类延展，如“夕阳”为韦庄诗的基本意象，由这个意象又可以联类而及“晚钟”、“流水”、“落花”、“暮角”、“衰草”等意象，又可以延伸而衍展出“残月”、“梦”、“秋”、“愁”等意象，那就在创作生态中形成了一个意象系列，在文本构成中也就出现了一个个意象群落。一个成熟的诗人所拥有的基本意象，从现实生态角度看，实属诗人生存状态中的生活敏感区;从文学生态角度看，则实属诗人心理状态中的审美敏感区;而在一个创作 生态系统中，主体的意识和存在是相互作用的。诗人凭自发或自觉的意识投入生活，形成自己的生活敏感区;又自发或自觉地在这生活敏感区中经长年的审美体验而获得自己的审美敏感区。由此可见，从文本的意象群落可以追踪到主体的独特的审美意识及其对生活作审美概括的规律、对世界作审美把握的程度。也就是说，文本的意象群落可以显示主体的生活阅历和审美视野。

从文本的传达功能看主体的节律感应度是通过作品研究诗人之抒情灵商（相应于“智商”）的重要依据。所谓传达功能，指文本构成中语言意象化与结构象征化相交融的诗情信息传达形式所要求的灵敏性能。节律感应是针对节奏律动而言的。节奏之于诗，既是其外形，又是其生命。宇宙内的存在物没有一种是僵死的，那是因为都有一种节奏——也可以说是生命在里面流贯着。诗人应该从一切仿佛死的东西里感应出生命，从一切似乎平板的东西里感应出节奏。这样的节奏——或者节律感应，其实就是一种对情绪消长的特殊感应——这种特殊感应首先总是停留在内在情绪中，随后通过一串串疏密有间的意象化语言和一个个层次分明的象征性结构交融而成的形式显示出来，这就是情调。这种情调用外在的抑扬顿挫的声音表现出来，就是音调。因此，从作品的由意象化语言、象征性结构以及抑扬顿挫、铿锵有致的韵律所形成的传达功能中，可以追踪到主体在创作生态中对情调和音调所特具的节律感应内容和产生这种感应的心理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是感觉范畴的，也可以是超越感觉的灵觉。显然这场追踪可以直达主体创作生态系统中的抒情灵商。

总之，包含以上三个方面的作品本体生态系统，相应地透现出了由三个层次组成的创作主体生态结构。这个结构显示为主体从人生境界推延到美学趣味，再进而推延到感知素质——这样的逻辑递进关系。这关系的两极是创作主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其间又以审美活动为中介而显示出双向交流。考察了这种逻辑递进并相互交流的关系，就可较全面也较真实地见出主体的生态特征。下面我们就试着凭这样的文学生态学策略途径，来考察中国诗歌史上一位颇为独特的诗人。

李商隐的《无题》诗，历来为人瞩目和称颂。但它们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诗，莫衷一是。有人认为那是李商隐情场屡次受挫后，在失意心态下写的艳情诗;也有人认为那是他奔走于牛李两党之间，在 政治 斗争中两不讨好、仕途失意之际写的托喻诗。这些都促使历来的 研究 者专从《无题》诗出发索隐李商隐的人生经历。典型的一例是周振甫。他在《 中国 历代着名文学家评传·李商隐》里，把《无题》中的下述五首全看成是托喻。如对李商隐“入京未补太学博士”时“借住在令狐家里所写”的《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作了这样的理解:“第一首说令狐不来，五更上朝前派人催商隐有所书写。金翡翠指住处陈设华丽。蓬山指翰林院，恨己不能进入翰林院。次首轻雷指令狐车声归来，虽金蟾衔锁，亦将烧香透入，正写迫切陈情;贾氏爱少年，宓妃爱才华，说明己非其人，己不为所爱，相思只成灰而已，见得令狐不肯汲引。”对《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他也采用同样的思路来理解:“末联说蓬山近，指离翰林院不远，希望令狐推荐。虽他已很难相见，但缠绵之情，剑死方了。”至于《无题二首》，则更是按此思路发挥:“他去东川以前，跟令狐告别，住在令狐家，又写了《无题二首》（凤尾香罗薄几重，重帏深下莫愁堂）。首言‘车走雷声’是令狐归而不得见，直到烛暗下来，只能跟柳仲郢去西南。次言不寐凝思，空斋无侣。难禁风波，难赏桂香。虽相思无益，终抱痴情。在临走时，还在想令狐的援引，希望进入翰林院。” ④ 类此 分析 只是采取了最简单的互证法:拿主体片段的人生经历，凭想象硬套在文本某几个孤立的意象组合体上，赋予各个孤立的意象组合体以托喻的特权，再反过来印证主体片段人生经历。这样做可谓把香草美人的托喻传统滥用了。这种研究既没有深究文本的内在尺度所显示的主体人生态度、思想境界、审美趣味，也没有细味文本的意象群落所呈现的主体审美敏感区之类型，更遑论从文本传达功能看主体节律感应度了。此类现象反映出一个 问题 :研究者没有建立起创作主体和作品本体的生态系统，并将其纳入整个文学生态系统中去作考察。如此，失误在所难免。

上述五首《无题》诗可谓李商隐诗歌之代表作，体现了李商隐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因此，从中可以概括出李商隐诗所特具的内在尺度、意象群落和传达功能。

首先，这五首《无题》诗都具有文本构成独特 的内在尺度，这主要表现为主题思路的一致，即忠实于人性的 自然 表现。按这条思路展开，可以将上述五首《无题》诗所抒发的男女相爱无门的苦恋之情置于如下一个生态结构中:“原我”欲从“自我”的控制下挣扎出来，以争取两心相契;但因这种完美境界不能达到，使主体对真实的生命价值是否存在也发生了怀疑，以致作出炙心的拷问。在“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种“原我”与“自我”尖锐的冲突中，主体让“原我”把本能充分地发泄，并以此来显示这场拷问的震撼人心。反映在情感的激情化特征上，则显示为“原我”的本能狂乱的奔突与“自我”的 社会 规范残忍的压抑相交织的生命焦虑。如果说“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是希望中的绝望——一片生涯茫然，那么“曾是寂寞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则是绝望中的希望——一片生存饥渴。这样的诗的确处处闪烁着心境的焦虑。至于“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则更把焦虑提升为人生 哲学 的无奈了。就 艺术 层次看，在《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里，显示出从“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这一经验人生的现实困顿，向“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一超验人生的灵界大虚无作空茫而神秘的宿命转型。这里有着形而上感受信息的象征性表现。所以，《无题》以坚持人性本色的人生态度、世俗超越的思想境界和形式超验的灵境感召，为李商隐定出了如下一个创作生态位:不屑于奔逐朝市追求利禄，耽爱于超然尘俗浪迹心灵。

其次，这五首《无题》诗，意象群落所显示的生活敏感区是集中而有机地串联在一起的。其中的“夜”写得最多也显示得最集中。由“夜”派生出来的生活敏感区计有“卧后清宵细细长”、“碧文圆顶夜深缝”、“月斜楼上五更钟”、“夜吟应觉月光寒”等诗句中对“夜”的意象化表现。由“夜”派生出来的还有如下几个生活敏感区:“月”——有“月斜楼上五更钟”、“夜吟应觉月光寒”等;“卧房”——包括一系列卧房用品，计有“晓镜但愁云鬓改”的“晓镜”，“蜡照半笼金翡翠”中的灯罩“金翡翠”，“宓妃留枕魏王才”中的“枕”，“凤尾香罗薄几重”中的凤尾香罗锦被，“碧文圆顶夜深缝”中的碧天圆顶罗帐，“重帏深下莫愁堂”中的帏帐等;“蜡烛”——计有“蜡炬成灰泪始干”、“一寸相思一寸灰”（“灰”当指“蜡炬成灰”的“灰”）等;“女性”——计有“晓镜但愁云鬓改”中的“云鬓改”者，“小姑居处本无郎”中的“小姑”，以及“贾氏”、“宓妃”、“神女”等。综上所举当可以看出:这五首《无题》诗中不时出现的幽夜、明月、卧房、蜡烛、女郎，均属李商隐的生活敏感区，而它们之间因类的关联而形成的意象群落，在诗中反复使用，也就进一步表明它们实属主体生态中的审美敏感区。李商隐在其生态系统中之所以如此耽爱这几个审美敏感区，不正验证了他作为诗人具有阴柔之美的审美性格、女性化的生态位和耽爱幽渺、宁静的精神心态特征吗?这样的精神心态和由此延伸出来的人生追求，与浮躁的现实世界中争利禄于朝市者的人生追求相距实在太远、太格格不入了。

再看这五首《无题》诗的表达功能。在这些诗中，李商隐特具的表达功能生态系统，在创作中能发挥核心功能的，是致力于“月斜楼上五更钟”的感发活动。正是这月斜西楼五更梆沉时分，“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由残梦遗留的幻思于烛影摇曳中放飞远去，换来的却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一生命愁绪的宿命萦回。于是在李商隐的创作生态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创作心理机制，这个机制是以似真似幻的梦为动能的。五首《无题》诗中，“来是空言去绝踪”的梦带出了忽近忽远的“蓬山”，“蓬山”上若有若无的楼阁，楼阁临窗处时隐时现的“贾氏”、“宓妃”、“莫愁”、“神女”，而欲去殷勤探看的“青鸟”始终也抵达不了这个圣境，只能哀叹“神女生涯原是梦”。这道出李商隐的诗情信息始终是框在从梦的实有出发到梦的虚无结束——这样一个不断循环的功能结构中传达出来的。这个功能结构作用于作品本体生态系统的，乃是“希望幻灭再希望再幻灭……”的情感流态，并在意象组合的文本抒情表现中得以落实。就这五首《无题》诗意象群落的组合看，《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由前六行表虚无的意象并置转入后二行表实有的意象逆折;《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由前六行表实有的意象并置转入后二行表虚无的意象逆折;《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则由前六行表虚无的意象并置转入后二行表 更大虚无的意象递进。总之，五首《无题》的文本生态都显示为“虚无中的实有”或“实有中的虚无”，甚至“虚无中的更虚无”。其中，“虚无中的实有”反映出主体创作生态中情绪内在律属“扬”的节奏感，而“实有中的虚无”与“虚无中的更虚无”则反映出其情绪内在律属“抑”的节奏感。如果说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李商隐从楚太原幕时写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以“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结束的二句显示出全诗还具有“虚无中的实有”或“绝望中的希望”，让情绪内在律还显示“扬”的节奏感的话，那么这以后——翌年写的《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以“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结束的二句表现为对“蓬山此去无多路”的否定，显示出“虚无中的更虚无”或“绝望中的更绝望”，情绪内在律无疑属“抑”的节奏感。这以后写的其它三首《无题》也都是“实有中的虚无”，显示出“抑”的节奏感。可见从这几首《无题》诗的总体情绪流态看，是从幻美到幻灭的，情绪内在律也无疑表现为“扬抑”格。先扬而后抑的节奏是沉静人的，故从这五首《无题》诗中可见李商隐创作生态中的节律感应是沉静型的，富有超然于世俗荣禄而耽于作生态大虚无凝想的精神心态特质。

至此，我们可以对上引关于五首《无题》诗处处体现为李商隐奔走于两党之间、为获得一官半职而献媚于令狐的说法下一断语:那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不符合李商隐的生态位。

当然，欲明辨对李商隐社会经历与人生境界的误识可以走多条途径，如傅璇琮在《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⑤ 中，就运用 历史 考证法，得出结论:“李商隐绝不是历史上所说的汲汲功名仕途者、依迷于两党之间的软弱文人。”这无疑是对的，但若以诗为心声论，那么着眼于李氏的作品，从文本出发深入考察主体的生态系统，从中透视主体创作的生态结构，并为这位诗人的悲剧人生提供一份“心史”之佐证，则也不失为一条同样行之有效的途径。

这就是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对创作主体的考察欲求深入，也离不开文学生态学途径。

三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尤其需要采用文学生态学策略途径的，是流派研究。

我们知道:包括自然、社会、文化这三个层面的大生态环境具有绝对的笼盖性，任何一个个体生态系统都必须自我调节以与之相适应。个体生态系统的这种独特的适应过程其实也是群体生态系统的调节过程。文学生态系统亦如之。一方面，文学主体个人的人生态度、思想境界、美学趣味、艺术宗尚等，会随着三大生态环境不平衡的变迁，而调整自身格局和相互关系;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 影响 与调整，能促使文学主体的个人之间因心性气质的相近而产生文学格局的某种认同。这就使在特定的文学生态下产生特有的文学群体和流派有了基础。当然，这个基础对群体和流派的形成只是一种可能性，要成为现实还必须在各个主体之间寻找中介。这个中介就是“互文本性”。所谓“互文本性”指的是处在同一个文学生态中的作家（或诗人）都能以认同对方及其作品为前提，使自己的角色从创作主体兼而为接受主体，使得看来各自独立的文学主体发生生态关联，并进而使其作品本体既各具风貌，又互济共生，以此构成一个特定的文学群落，并呈现出一道由群落中的个体共同挥就的文学风景。这样，凭依“互文本性”的中介作用，文学群体和流派也就自然而然地摇首而出。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文学群落的形成和文学流派的产生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共同的生态环境对文学生态的影响会导致主体间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共识，这共识是文学流派产生的前提，体现为构成流派的作家至少都是有着相近文学趣味的群体成员。在群体文学生态系统中，创作主体之间的认同有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必须既互认为自己是对方的读者——接受主体，又互认为自己就是对方的作者——创作主体。这是走向相互认同的必由之路。其中的关键，则是互为接受主体。具备了这一点，也就具备了文学流派产生的基础;而要真正具备这一点，条件则是必须有一个文本交流的园地——聚会、唱和，书简往还、别集交流，以及系列丛书、群体合集的刊刻。另一种是:由“互文本性”效应产生的文学生态关联作用形成的文学群落，对文学流派的确立有决定性的意义，具现为构成群落的个体作家们已在其作品本体生态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显示出同一类美学风格。总之，文学生态学从作为人学的文学的作家生物圈出 发，以系统 网络 的观点，既注重三大生态环境——包括由此推延出来的种族、宗族、家庭、生命、地域、交际圈、 时代 等的生态环境，对作家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心态的决定性影响，又不忽视创作主体、作品本体和接受主体在文学生态系统中的互动关系，认为唯其如此，文学方能正式形成流派。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的群体和流派研究，也只有遵循这样的文学生态学途径，才能深入。

这里试以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为例，来作一番文学生态学的考察。

清代嘉道时期的江南寒士诗群是受当时生态大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当然，这并不否定寒士诗人代不乏人且所在皆有，只不过清代寒士诗群人数更众，且有鲜明的江南地域色彩和衰世时代特征。若对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所录诗人作一个地域分布统计，我们会发现清代寒士诗人江南占了泰半。何者?这是与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赋予江南人特有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分不开的。诗人之为人，难免受其所处地理景观的陶冶，各种类型的诗作莫不是特定的地理景观熏染陶育之下作家特定心性气质的反映。“杏花春雨江南”以绮丽景致细腻温雅了一代代的江南文人，赋予江南人以特有的、包括尚文、享乐、仕进、隐逸等为表征的区域文化心理。这些心理气质氤氲出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熏习其中的江南人在人生价值取向上注重当下的世俗生活情趣，崇尚修饰，讲究艺术品味。于是，这种区域文化心理与区域文化构成特质合成了江南文人群体生态的重要 内容 。两者相互推演，相互激荡，组构成特有的文学生态，孕育了江南文学的群体风格。其中，尤以寒士的个人抒情诗最能显示此特征。同时，江南寒士的群体生态在清代嘉道时期又烙上了新的时代的印记。此前，生活条件相对优裕的江南汉族士人，因执着于“夷夏大防”或畏惧于政治高压而产生消极抗争的退隐心理，其消磨心智的重要一途是钻入故纸堆中讨生活，因而导致“朴学”盛行，考据成癖，诗坛就整体而言也就冲淡了言志抒情、表现出崇尚虚无的诗美追求。而此际，夷夏观念已趋淡漠，文字狱案也渐缓解，士人重又回归到挤挤攘攘的科举之途。其中不少人就因功名无望而对仕进心灰意冷，又因生活艰难而无法退隐到故纸堆中，但他们却也因科举而接受过严格的诗歌培训，从而成为寒士诗人。这些人由于心性散淡、甘苦备尝而在创作中体现出人性真实抒情的倾向。于是，重清远的神韵诗、重雅正的格调诗、重考据的肌理诗、重程式的试帖诗渐渐淡出诗坛。因此，作为一个大的生态环境，嘉道时期是清代世道人心的转折期，反映着社会演变的文学，也正发生着由古代到近代的演变。这是个盛世的讴歌声渐渐消失的时代，这是个需要寒士诗人“鸣其不平”的时代，在诗歌王国中，这是个寒士诗人的时代。国家不幸诗家幸，寒士诗人因相同的命运自然而然地结成群体，并通过集体结社、群体联吟等等诗歌活动而渐渐地有了自觉的以诗抗衡社会的群体意识。因此，这一时期江南寒士诗群既显示出因生态的困顿而在心态上或狂或狷或耿或介或雅或俗的特点，又因他们生存际遇的隐幽沉沦，而使其创作也更具生活真实性，更富现实包容量，更显艺术感染力。另外，此期的寒士诗群还因谋生方式的变化而与幕客文化息息相关，更因生活情趣的注重而颇受闺阁文化的影响。这些构成了此期寒士诗人和诗歌个体生态、群体生态、生态系统的特殊而又重要的内容。其中，尤其不能忽视的是闺阁文化对江南寒士诗群的影响。

闺阁文化作为江南特殊的地域文化生态之一种，在嘉道时期的江南——尤其苏杭一带，文化家族之间，地方才士之间，往往因联姻而有戚谊。姻亲网络在地域文化的创建中所起的作用颇令人瞩目。首先，这些以才学相矜尚的才士之间原本就是同气相求的同道;其次，这些人在姻缘的红线贯串之下，自具某种凝聚力;再次，网络内的姻亲们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活跃并升华了地方文化建设。正是这样一个社会群落，特别讲究诗化人生，群体的诗性文化氛围也往往特别浓郁。而闺阁诗人既是个体寒士诗意人生的伴侣，又是寒士群体活动的热心襄助者和参与者，更以其敏锐细腻的心灵体察着寒士的才情和际遇，发为由衷的赞赏与真切的同情，故而被落寞之士引为知音和知己，成为这些零落散处的寒士们凝聚胶合的粘性因子之一种，也成了这一生意略显暗淡的社会群落的足以感发人心的鲜亮的点缀。

以上种种，使清代嘉道时期的江南寒士诗群终于获得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是以下三个方面的有机组合:

首先，江南寒士诗人相互间大都怀有“嘤其鸣 矣，求其友声”的内驱力，从而建立起了一种诗学知己式的生态关联。如这个诗群中三位代表诗人郭麐、彭兆荪、姚椿，其生存状态就很有一致之处，即都是科场失意之人，后又都做过幕僚，由此带来的是三人精神心态的某些相似。于是同处于此种境地的人之间就有了惺惺之惜 ⑥ 。这种相知相惜之情是一种不仅仅拘于诗文风格也不关乎个人功利的心灵底蕴的融合。寒士诗人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求其友声”，相互支持以跨越这道沟坎，克服因此而产生的心理障碍。

其次，这些寒士诗人大都以双重身份出现在同一个主体生态关系中，他们既是创作主体，又是接受主体，藉以达到接受他人影响又影响他人的目的。他们互认自己是对方的接受者，这种相互虚心接纳对方的态度，使他们自发地形成一种群落意识。他们既聚会、唱和、联吟，相互切蹉诗艺，同时又辑刊同仁诗集，如郭频伽辑《碎金集》，朱春生辑《吉光片羽集》，蒋伯生辑《秋唱集》等。类此工作莫不对江南寒士诗群起了巩固与壮大的促进作用。

再次，江南寒士诗群真正的凝聚力在于充分发挥互文本性效应。这集中表现在这个诗群的作品本体几乎不约而同地经常出现两大抒情主题:一、抒发自己穷困潦倒的生存状态。如在郭麐的《灵芬馆诗》二集中，处处可见如下抒情:“未亡弱妹期年妇，垂老女媭七岁儿”之恸家门不幸;“一寸烛随乡梦短，二分月为旅人寒”之诉羁旅乡愁;“屋低起立轩碍眉，窗暗摊书墨生鼻”之状居室湫隘，等等。再如彭兆荪，他曾是个铁血男儿，早年在《兵车行》中高唱:“三边健儿好身手，金印须当觅如斗”;而在游幕时期，所吐属的则尽是“逢迎讵乏贤，摧折气终下”之类的抑郁之苦;而到后来在《悼亡》诗中竟唱道:“以此报卿卿许否?佛烟禅榻送生涯”，苦度人生的感慨则更其沉痛。二、江南寒士诗群还普遍流行一个很新颖的抒情主题:追求个性精神。朱在《物我》中说:“相看梁上燕，未肯傍人飞”。这可谓最具代表性。个性精神的追求还显示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抒唱超凡脱俗、神与物游的灵性自由。如任兆麟是一个特别向往神与物游的诗人，在他的诗中，“云”的意象出现的频率极高，且意态纷呈，如“云自无心水自闲”、“云水悠悠神与遇”，可谓其诗心最好的说明。而彭兆荪则标榜个性独立，他自道为诗为人的态度有两个名句:“我似流莺随意啭，花前不管有人听!”这无异于不随流俗、张扬个性的宣言。其次是江南寒士诗群对于情爱已开始作真实的抒唱。如寒士的闺中诗侣就曾轻吟:“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这颇换得了寒士诗人“青衫未脱庸非福，红粉能怜倘是才”的心灵的餍足与心理的平衡。汪彦周在《慰甘亭悼亡》中说彭兆荪对爱情的执着是一种“万劫难空情世界”的追求。是的，这一批江南寒士诗群由于有闺阁诗侣的人生情趣渗透，较自由地抒唱情爱已成诗坛风尚，这虽引来了一批封建卫道之士的侧目，但他们依旧我行我素。郭在《甘亭见赠五言诗五章如数答之》中有句曰:“情多每恨儿女态，遇穷或出危苦词”，这显然是把这个诗群抒发穷困潦倒之哀苦和个性自由之渴求，概括地表达了出来，于是也可见出这批江南寒士诗人“互文本性”的存在。当然，除主题情绪的表现显示出他们的“互文本性”以外，这些诗人的那种与女性修养相通的“软性”诗艺修养特色也为“互文本性”增添了色彩。那就是:江南寒士诗群因着和闺中诗侣的唱和切磋而颇具女性化的抒情风格:纤巧、细腻、性灵……满纸的柔媚，较少的清刚，又绝无峨冠博带、故作雍容的缙绅气，却在真切的吟唱中颇显深情摇曳、活泼灵动，从而使性灵末流率意滑易的颓靡诗风也因灌注了真情实感而略显生机。以上种种，强化了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的“互文本性”，也强化了这一诗群的内在凝聚力。

这也说明:一个完整的文学生态系统，必然会使文学群体和流派更呈独特的风采，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群体和流派，必然会使文学生态系统更显完整。

结  语

这一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文学生态学途径的考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无论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体研究，或者作品的本体研究，都必须纳入特定时期的文学生态系统中去进行。只有在这个系统中，我们才会发现，诗歌主体生态或者作品本体生态之间有着特定的诗歌生态关联。而这种生态关联又必然要和由自然（宇宙）、社会、文化三个层次有机构成的生态环境建立“互联网”，并发生互动关系。这场宏观的互动关系反过来又影响着特定的文学生态系统所派生的三个子系统:文学主体、作品本体和诗群流派，且藉这三者在生态关联中显示的人生态度、政治观念、审美趣味来确立这一阶段诗歌现象的独特生态位。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只满足于考证诗人生平经历、只关注于编撰创作年谱、只醉心于作唯文本构成考察等封闭自足的研究弊端得以避免;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在纳入文学生态系统作全方位探求中获得学术的深化。

注释

①转引自曹明海《文学解读学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②《小谟觞馆诗集》卷二有《拟新乐府六首》，其序有曰:“独爱乐天、文昌、仲初诸新乐府，比事类情，长于讽喻……暇时偶有闻见，辄效为之，仅得六首。中间或吊诡其辞，要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若以为元叔嫉邪、刘四骂人，则吾岂敢。”

③《晏子春秋》曰:“景公问晏子:‘治国何患?’对曰:‘社鼠者不可薰，不可灌。君之左右，出卖寒热，入则比周，此国之社鼠也。”

④上引俱见《中国历代着名文学家评传》（隋唐五代卷）周振甫撰《李商隐》，山东 教育 出版社1983年版，第686-687页。

⑤《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