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范文

中国城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城镇化；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9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5-00000-01

现阶段，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速度越来越快。同时，十也讲城镇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进行了相关的阐述，城镇化发展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种表现。如何有效的开展中国城镇化影响因素研究，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城镇化是一种必然的经济现象。为了更好的进行中国城镇化影响因素研究，结合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成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中国城镇化的内涵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问题，逐渐演化为社会建设事业中的重要问题。一般情况下，城镇化又被称为城市化，其在社会发展及生产生活中以动态发展的形式呈现在社会公众的面前。城市化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伴随现象，其发展的具体表现为：从事农业产生活动的人数减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被消除，而转向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其次，社会的风气、城市规划以及生活方式，都开始向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方向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进步发展的表现。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视中国城镇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工作，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城镇化的特点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城乡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明显变化。加之我国人地矛盾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够均衡，中国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突出。为了有效的协调空间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的问题，需要结合城镇化发展的水平，改革财政制度、户籍制度，完善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其次，城镇化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生态环境、人文事业及民生事业的建设。在城镇化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构建智慧城市，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实际工作中，深入研究中国城镇化的特点，可以为进一步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中国城镇化影响因素

（一）规划起点低，布局不合理

就当前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规划起点低，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已经逐渐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规划起点低，布局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由于缺乏长远的科学规划，导致小城镇的规模布局散乱不堪，地方政府对于城镇化发展的概念解读不到位，没有切实将其看作是经济发展的表现，小城镇的不合理设置与建设发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间接导致了建设成本的浪费以及资源的流失。规划起点低，布局不合理，已经成为城镇化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因此，在城镇化发展中，关注规划起点低，布局不合理这一问题非常重要。

（二）户籍管理制度相对落后

户籍管理制度相对落后，一直是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严重制约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有效流动，随时间的推移，成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障碍。户籍管理制度相对落后，无法有效的满足城镇化发展中人口户籍管理的需求，直接导致户籍管理工作水平下降。户籍管理制度相对落后，不但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对城镇化的正常推进工作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三）基础设施不够健全

通过一定的调查数据分析可知，基础设施置不够健全仍是城镇化发展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城镇规划与布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基础设施不够健全，无法有效的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对于进一步拓展城镇化的发展规模，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基础设施不够健全，城镇化的规划目标就无法实现。基础设施不够健全这一问题的存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镇化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有效的完善基础设施不够健全的问题也非常重要。

（四）发展机制缺少灵活性，管理水平低

不断的社会实践工作表明，发展机制缺少灵活性，管理水平低，也是影响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社会经济中，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强，小城镇的建设资金主要以政府投资为主，很难形成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机制。在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加之乡镇政府的资金债务压力，其管理机制方面存在的漏洞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在中国城镇化发展中，发展机制缺少灵活性，管理水平低，已经成为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因此，发展机制缺少灵活性，管理水平低，对于城镇化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也成为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事项之一。结合我国城镇化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深入开展影响城镇化发展因素的探究工作，并将其作为开展城镇化发展工作的基础，制定有效的发展方面，才能进一步促进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将成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重视中国城镇化影响因素研究，并积极的开展相关工作，可以有效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冒小栋，刘琼芳.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及溢出效应[J].商业时代，2014，（5）：29-31.

[2]杜萌.中国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与检验[J].商业时代，2014，（19）：45-46.

[3]李长亮.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J].经济问题，2015，（5）：111-116.

中国城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城镇化； 发展经验； 政策建议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3. 048

[中图分类号] F0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3- 0103- 03

城镇化两次出现在党的十报告中：第一次出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目标的相关章节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第二次出现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章节中，城镇化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决策层对城镇化给予高度关注，城镇化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 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回顾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年。该阶段的城镇化以农村改革为起点，以全面开放为主要动力，1984年，国家出台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政策，开启了政府对劳动力流动政策的改革，城镇化率从17.9%提升至27.5%。第二阶段：1992-2002年。该阶段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为起点，以城镇土地市场化为主要动力，克服了城市建设资金不足和就业容纳能力低的限制，城镇化率从27.5%上升到39.1%。第三阶段：2002-2012年。该阶段的城镇化以产业升级为基础，以政府经营土地为主要动力，多元化协调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成为指导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针。城镇化率从39.1%上升到51.3%[1]。

中国城镇化发展至今，呈现出3个特点。其一，虽然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是城镇化水平依然很落后。主要表现为两个经济现象：一是我国人均GDP对应的城镇化率远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只处于中游水平。发达国家城镇化率接近85%。而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国家，他们的城镇化率也在60%以上。二是按照钱纳里的理论，一国的工业化率达到30%时，城镇化率可以达到40%左右；工业化率达到40%时，城镇化率一般在75%以上。目前我国的工业化率已经接近40%，但城镇化率才刚刚突破51%，同等的工业化水平下，我国的城镇化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左右[2-3]。

其二，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城镇化率越高。中国城镇化率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尤以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显得更为突出，中部较发达的省份如黑龙江、湖北等地的城镇化率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慢，其城镇化水平也相对较低，仅有重庆的城镇化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4]。

其三，城镇化发展速度普遍较慢。2002-2011年，中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率平均增速为1.35%，江苏增速最快，年均增速超过2%，而北京年均增速为0.52%，上海仅增长0.04%；中部地区中发展最慢的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其城镇化增速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除和新疆之外，其他西部各省区的年均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 美国、日本的城镇化发展经验

虽然美国、日本已经进入城镇化的晚期，但他们在城镇化进程中所走过的道路，必定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的宝贵经验。

美国是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2011年，其城镇化率已经超过85%，基本达到城乡一体化。美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没有单一、孤立地进行城镇化建设，而是注重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产业化协调发展，走出一条以工业化、信息化、产业化为城镇化发展内在动力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其一，通过工业化引导大量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通过人口和产业的聚集效应，为推进城镇化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其二，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升级，协调城镇化与产业化的发展联动机制，重点推进城镇化的内生增长模式，为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活力。其三，通过信息化对产业的升级改造来提升城镇化发展的水平。此外，美国在其城镇化过程中既强调市场的作用，也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把市场和政府调控相结合，推行双轮驱动政策。

2011年日本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91.1%，城市化程度非常高，位居世界前列。日本城市化突飞猛进的原因主要由两个方面：一是跟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日本也是以工业化的发展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率与人均GDP和工业产值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日本在进入城市化饱和阶段之后，第三产业逐步取代了传统工业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推动力，城市也随之由产品制造中心转向金融、信息、服务中心。二是政府政策的有效支持。自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形成了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为主导的城市群，集中了日本70%的人口，为了解决日益紧张的资源、交通等问题，日本政府颁布了《青年振兴法》《促进不发达区域发展法》《促进新工业城市建设法》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有力地推动了日本城市群的均衡发展，东京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逐渐下降至23%。在此期间，日本政府还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从1960年的841亿日元增加到1975年的9 685亿日元，日本农业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使得更多劳动力愿意离开农村，富余的劳动力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2-3]。

3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所暴露的主要问题

3.1 新型城镇化拉动中国经济的潜能有限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1.3%，与发达国家70%以上的城镇化率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仍然很低，大部分学者、官员普遍认为：城镇化将继续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寻找工作，中国经济未来20年仍然可以保持8%的增长速度。但是，假如中国的城镇化数字并不像官方公布的那样，没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那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又在何方？目前官方统计城镇化率是按常住人口划分的，城镇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城镇常住人口（居住超过6个月）。这种划分方式，一方面容易忽略城市流动人口，少算城市人口；另一方面容易混淆农村全职和兼职人口，多算农村人口。如果城镇化不以常住人口的概念来划分，而是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加上“全国非农业就业人口”除以总人口来计算城镇化率，则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这就意味着未来城镇化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向前的动力比较有限。

3.2 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

看城镇化发展的潜力，关键是看制造业和服务业能为农民进城提供多少就业岗位。2011年我国三大产业的从业人员分别为2.66亿人、2.25亿人和2.72亿人，从占比来看，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业人数偏低，农业从业人数过高。从市场需求来看，制造业需求最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次之。在制造业中，工程师和高级技工的职位需求远高于各行业平均值，这表明我国制造业正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转向现在的知识密集型，对员工的技术能力要求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要想进入制造业必须经过专门的技能培训。此外，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美国提出制造业回流计划，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开始和中国争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这些因素均导致未来中国制造业的吸收就业能力大幅下降[5]。

3.3 失地农民就业难

由于城镇化进程中城市面积逐渐扩大，大量的农业用地被征用为非农业用地，造成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土地征用1～3年之后，60%的补偿款被农民用于建房、还贷、医疗和消费。高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农民仍然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因此失去土地之后，他们的农业生产技能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在城市寻求工作也会更加困难，失地就等于失业。因此如何让众多失地农民稳定就业自然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难题之一[6]。

3.4 “夹心层”的新一代农民工处境艰难

流动的农民工人口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演变群体。最早一批的农民工大多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接受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省吃俭用往农村老家寄钱，大多具有务农经验，对他们来讲，家才是自己的归宿。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的教育水平远高于上一代农民工，他们期望能留在城市生活，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身份。但他们需要面对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与城市劳动力相比，他们的教育水平仍然很低，缺乏继续教育和技术培训所需要的时间和经济承受力，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低工资和社会保障的缺乏以及高房价让他们无法在城市安身立命；另一方面，他们普遍缺乏农业生产经验，让他们回家务农已经不太可能。因此，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并积极引导返乡创业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7-8]。

4 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4.1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户籍管理制度

户籍制度改革是城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城市提供的福利和公共服务远远多于小城市，假如可以找到解决进城农民户籍问题的有效路径，无疑将极大地推进城镇化进程。而在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下，要求一线大城市开放户籍几乎不可能，因为这将带来巨大的财政支出，地方政府根本无力承担如此巨大的开支。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出，中央政府不会给予更多的帮助，均以本辖区户籍人口为基础，所以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新增的流动人口，会给地方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例如基本养老金、教育支出等。如果现有的财税体制不做重大调整、户籍不开放，那么未来没有多少农民愿意去城镇发展，为此，中央政府在实行财政转移支付的同时，应该重点考虑当地流动人口状况，调整纵向、横向的财政关系[9]。

4.2 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

城镇化的起点和支点是农业的现代化，集约、高效的现代化农业是实现农民向市民转化的必要条件之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使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一是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二是通过提高土地的产出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来提高农民收入和财富。发展我国现代农业的关键是推进土地集约化经营、完善生产模式、加快产业化经营，具体表现为土地规模化、农业机械化、养殖（种植）规模化、绿色农业、农副产品深加工。通过经营方式的转变，大幅提高土地的利用能力，为实现城镇化提供起点和支点。

4.3 工业化与城镇化实现良性互动

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工业化程度的大幅提高会极大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不同，因地制宜地发展工业，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工业布局，增加就业岗位，使城镇化与工业化达到良性互动。城镇化进程中的工业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产业基础、区位特征等条件，发展符合本地区特点的产业，扩大农民创业空间。二是制造业的转移与升级，中西部地区利用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而东部地区则应该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变，尤其是向生产业转型升级。

4.4 大力发展服务业

城镇化的发展一定要有服务业的发展作为支撑，否则会出现偏低城镇化的现象。无论是上文提到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在不断上升的过程中，服务业在这些国家经济中的比重也是逐步提高，美国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得更加明显。2011 年我国服务业占GDP 比重仅为43.1%，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而我国城镇化率也仅为51.3%。因此，城镇化的过程也是我国大力发展服务业的过程，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远高于工业和农业，而且人均资源消耗量比较低，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人口聚集也必然会推动服务业的发展，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进入到城市，餐饮、娱乐、商业、交通等生活业的需求都会大幅增加。

4.5 努力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水平

农民工技能水平的提升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是发展城镇化的基础保障。只有从制度上保证、政策上支持、内容上创新，建立农民工培训的长效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民工技能水平的提高。一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制定有关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法律法规，推进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法律化、制度化。二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农民工专项培训基金，并引进社会资金投入农民工的培训。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免费帮助初中毕业的学生到正规的职业技术学校参加一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职业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三是建立农民工培训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全面、及时公布劳动力市场需求状况的信息，帮助农民工有针对性地选择培训内容，并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法规上的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和企业介绍服务。只有解决好农民工的技能培训问题，才能更好地促进工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浩. 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的国际现象观察——兼论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及思考[J]. 城市规划学刊，2013（1）：44-50.

[2] 简新华，黄锟. 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J]. 经济研究，2010（3）：28-39.

[3] 孙正林. 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关系研究——日本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J]. 求是学刊，2008（1）：66-70.

[4] 曹文莉，张小林，潘义勇，张春梅. 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141-146.

[5] 李静，刘英基. 城镇化进程中的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实证分析——以山东省为例[J]. 湖北社会科学，2011（10）：85-88.

[6] 朱莉芬，黄季焜. 城镇化对耕地影响的研究[J]. 经济研究，2007（2）.

[7] 温铁军，温厉. 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J]. 中国软科学，2007（7）：23-29.

[8] 刘传江.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J]. 理论月刊，2006（10）：5-12.

中国城镇化范文第3篇

城镇化过程的两个流行观点：

一.有的专家提出城镇化就是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户口二元结构，把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其实这只是一个表面形式的，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户口变了，就城镇化了。

二.是人口向大、中、小城市集中，这又是一个方向性错误。如果人员向大到北京、上海，小到县城集中，带来的问题显而易见：①住房怎么解决？老百姓能不能买的起。②就业怎么办？不能就业就有可能成为盲流或无业游民，对社会治安都会带来影响。③公共资源如学校、医疗，如何保障？④农村土地怎么办？原来土地已经荒芜化，村庄空心化，势必会加剧这个过程。⑤老弱病残怎么进城，现在农村能走的走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妇女、有病之人，他们进城干什么？⑥城市如何适应？现在城市大城市病已越来越显现出来，如污染、交通、卫生等各个方面。甚至县城也已出现城市病。其实导致城市病的出现也是长期忽略农村、农民利益造成的，因为考虑到良好生活条件、健全的子女教育、完善的医疗保障等主要生活要素都集中在城市，造成大量人员被迫向城市流动，才出现日益明显的城市病，同时出现乡村病。如果新型城镇化还是向这个方向发展，两个病不是减轻而是在同时加剧。

城镇化过程两个可能出现的倾向：

一.地方政府借城镇化之机，单一城市扩容，忽略乡村城镇化。由于地方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用土地收益弥补政府指出缺口最容易成为城市扩容的直接动力，这绝非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在现实情况下，即要正视土地财政的现状，又要减少因土地财政把城镇化引向歧途的风险。

二.防止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企业以旅游、农业开发为名，变相进入农村大兴土木，为房地产推波助澜。

大中小城市的扩容应以自然状态扩容为主，在可调控、有序的原则下进行。主要体现在年青学生毕业在城市就业后，呈现的渐进式扩容。不应以城镇化为时机的极速膨胀性扩容。城镇化的主要方式应为就地社区化的形式就地城镇化。

就地城镇化可以简单总结为四句话：“发掘当地资源，引导资金流入，就地社区转化，现代农业支撑”。

一.发掘当地资源：土地是国家的宝贵资源，是国家发展的生命线，不能让农民简单城镇化一走了之，而是要让农民留下来，这就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国家不需强行发现、安排或强行配置这部分资源，只要制定合理政策，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这一领域，让其充分自由配置这部分资源。这些资源包括旅游资源、农产品资源、文化资源、土地资源、生态资源等。

二.引导资金流入：如果要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就要利用当地独特资源发展相关产业，对于当前大部分农村来说，最适合的应该还是现代农业。现代农业不是简单把土地集中起来，它需要巨大的技术及资金支撑；还有要实现就地社区化，特别是老百姓的居住、医疗、教育、娱乐、交通等一切生活条件无一不需要资金的大量投入。如何引导资金进入农村，进入社区，这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的切实可行的配套措施，从法律、从制度上保障这部分资金的收益不受侵犯，否则资金就不会进入，所谓城镇化也就会成为纸上谈兵的事。

三.就地社区转化：农民的离乡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年青人在这里看不到机会，没有发展空间，离开也成为非常自然的事情。如果反过来创造条件让他们看到希望和机会，一方面老、妇、弱有用武之地，他们的一技之长，也就是农业经验。虽然大的方面需要现代高科技支撑，但还是有很多基本的农业劳作经验可供现代农业使用，这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资源。

还有这些年青人的回归同时有巨大的人文意义，他们不再漂泊，父母、子女及孙子辈能在一起团聚，他的价值有时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城乡的巨大差距，加剧了城市病和乡村病，也撕裂了人们的亲情。社会发展进步的意义在哪？难道就是老人与子女的分离，空巢来人和留守孩子无奈的眼光？

逐步取消自然村，就地社区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意义之一，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只有社区化，才可能实现交通、居住、公共设施、文化、体育、教育的综合配套，从而大大改善农村百姓的生活现状。

四.现代农业支撑：就地城镇化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但还要解决人们的长期收入问题，因此现代农业就成为一种主要方式。这里原因有二：一是国家因素决定城镇化过程要以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服务业、旅游业等为主，而工业等其他产业可以发展，但不会成为广大农民的主要就业方式，农村的现状决定现代农业是其解决收入的主要方式、就业的主要途径，也是城镇化的主要支撑方式。二是农村现有资源决定发展现代农业是最容易成功、也是最有潜力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两个资源就是土地和劳动力技术特点。只有现代农业才能大大提升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效率，进而才能保障农民的长期持续收入，这也是城镇化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农民的农业技术特长可以不需要多大培训而得到发挥，也是这种资源的巨大节约。兼顾土地高效利用和农民长期收益的城镇化，才是真正的新型城镇化，才是健康的城镇化。

发掘资源是基础，引导资金是关键，社区转化是载体也是结果，现代农业是途径。

中国城镇化范文第4篇

论农村改革――第69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

2010年8月7―8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共同主办，以“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一一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为主题的第69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于海口隆重举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彭森，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中圆经湃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昌元，来自中央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各大媒体和25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来自德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巴西、印度、韩国等国家的学者和官员共计400多人出席本次论坛，

与会专家就新阶段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十二五”农村改革的重点，难点和热点进行深入探讨，专家普遍认为，“十二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重大，是实现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举措。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现实需求出发，“十二五”将是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时期，需要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本刊摘取论坛发言，供决策参考。

“目前，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6，6％。但是，中国的城镇化率实际上被大大高估了。因为在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包括1.5亿农民工在内，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市民的权利。”

陈锡文认为，目前，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国每年有数百万亩的耕地转为建设用地。但是，与“土地的城市化”相比，“人口的城市化”却进展缓慢。主要的标志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无法享有市民的权利。

据他介绍，2005年，公安部统计的农业户籍人口为9.49亿人。但是，此后由于有13个省宣布取消农业户口，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难以准确区分，2006年后，公安部不再公布全国农村户籍人口总量。

在他看来，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成果到底有多大，应该有实事求是的评估。至少有一点，目前的城镇化模式，并未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据他估计，2006年以来，中国新增的数千万城镇人口中，真正转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可谓凤毛麟角。

陈锡文警告，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村人口融入城市。但是，中国各地正在推进的城镇化，更多是农村土地的城市化，更多强调城市边界的扩张，更多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去制定政策，而在“农民的城市化”上进展缓慢。

“在现有模式下，虽然中国城镇化率每年都在提高，但农民的数量并没有明显减少，城乡二元结构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大量进城农民工根本没有享有市民的权利。”陈锡文指出。

近年来，一些地方强力推进村庄撤并，大量农民被迫集中上楼居住。从统计上看，农民人口减少了，但由于这些农民缺乏二三产业就业机会，集中居住不仅增加了农民的生活成本，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而且侵害农民的土地权利，加剧了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陈锡文警告，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必须保持对现有土地法规和政策的敬畏，不能以统筹城乡发展或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在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上打主意，意图通过村庄撤并、擅自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范围等，侵害农民的土地权利。

中国城镇化范文第5篇

理论争鸣的盛况使得政策纷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又反过来直接刺激理论升级，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多年来的各界争鸣内含两条主要的理论线索，第一，城乡统筹思维的确立，第二，城镇化内涵的不断扩充。

早在1980年代，由于城市中居民对于农副产品的需求上升，农民进城买卖农副产品、进行小规模商业买卖的情形渐多，中央鉴于实际情况，准备逐步开放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大门。首先由国务院农委主任杜润生提出准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从事商品买卖和务工。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则发表一系列文章讨论“小城镇，大问题”，鼓励小城镇的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并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提出了“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以乡镇企业为中心发展区域经济”的指导思想。

与国内政府和学界积极吁求城乡人口流动不同，同时在海外，Richard Kirkby于1985年出版《中国的城市化：1949～2000年的发展中经济下的城市与国家》（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AD），书中指出中国在1949年以后，由于过度重视重工业，轻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导致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严重不匹配，城市化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一论断预示着中国城市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大力汲取人力资源，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建设相对落后，没有足够的空间和能力去容纳巨大的劳动力人口。此后，2010年林毅夫与陈斌开的合作论文，也基本支持了Kirkby的这一判断。沿此历史观察，可见完备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外来劳动人口创造生活、工作空间，从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城镇化的重要课题。

在世纪之交的这个转捩点上，中国经济在加入WTO的大前提下，城市对劳动力的渴求上升，对城市用工也逐渐规范。中国大部分地区呈现出一种农业人口往区域核心城市移动的流动趋势。1998年，南京大学教授郑弘毅撰文强调，在中国城乡分隔严重的情况下，城市化问题不能就城市谈城市，而应该具备“城市--区域”的视角，城乡统筹的核心概念，第一次作为一个成熟的表述，在学界成为讨论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基本范式之一。而2000年，伊利诺伊卫斯理大学教授Michael C. Seeborg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农村政策的转变、合同工制度的成熟以及民营企业的迁移，将会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铺平道路。

随着城乡统筹理论范式的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城镇化理论的内涵与细节层面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在2002年和2010年三次撰文，提出合理的城镇化进程应该加大对西部和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力度，深化户籍改革政策，从而消解掉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加剧的地区不平等。同时，蔡昉还指出，农业已经不是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蓄水池，人口红利正在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农民的（深度）市民化能否完成，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因素。与土地的城市化比起来，人口的城市化也许更为重要。其实早在1962年，美国学者Kent P. Schwirian和John W. Prehn就提出了两种城市化的概念，即以城市中心的理念和实践向周围地区辐射的过程，强调人口密度和经济功能（城市化I）和以乡村生活进化为城市生活的转变，农村人口的价值观、思维、态度、行为方式的变迁，强调社会心理层面（城市化II）。在200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开始把目光从单纯的城市化I，渐渐拓展到了城市化II的范畴中。城镇化的内涵获得进一步扩充，观察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增加了社会心理一维。

理论的深入表现为范式的突破。2006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ohn Friedmann发表《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四个论点》（Four These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文中表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已经不能再简单地从城乡二元等结构出发，城乡统筹的现时视角过于狭隘，而要考虑到其在一个多维度社会--空间中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向，需要从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七个方面进行综合性反思。

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些学者也适度地反思城乡统筹范式，集中关注城镇化大潮中农村留守人口的生计和人力资本问题。黄宗智在他2007年的论文中，重新强调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的重要性，其认为在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缓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的三大变革环境下，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彻底解决农业新的隐性失业的问题。这一研究表明，三农视角在以前的城乡统筹理论范式中是缺失的。

而在最新的一轮关于城市化的讨论中，关于我国应该大力发展大中型城市，还是要将发展中小型城市作为工作重点的争论，无疑最为引人注目。但是，这一争论实质其实依然是老问题——城市化需要人力资源，但城市容纳不下过多人口。经济学家樊纲、王小鲁，以及布朗大学教授J. V. Henderson都认为中国的大城市仍旧不够大，城市集聚还非常有限，其提升空间对于拉动经济的作用不容小视。而温铁军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发展中小城镇才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大量的城市移民容易造成新的贫民窟、高失业和高犯罪，而发展大城市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投入，现有的条件还无法达成。但温铁军的观点同样遭到了很多社会学家的反驳，其理由主要有，小城镇信息闭塞、乱占地现象严重、重复建设触目惊心、集聚能力有限、综合经济效益较差。

中国城镇化范文第6篇

欧、美普遍认为中国致力于推动城镇化有以下目的：首先是推动经济发展，这会涉及大量基建工程（如兴建铁路、运输道路网等），通过收取土地、赔偿等造成财富效应。此点以拉丁美洲地区最为认同。它们认为，中国大力发展铁路，对原材料出口国最有利。众所周知，拉丁美洲有不少国家都以出产原材料为国家重要经济命脉。除此之外，如德国、美国等都认为，中国对高技术人员的需求同样殷切。事实上，近年为了配合推动并加速城镇化发展，我国的铁路网脉日趋完善。

除了高技术及原材料需求上升有望为拉丁美洲地区带来利益外，美国媒体提到，中国近年经济发展极其快速，再配合一种名为“城镇化”的计划，把农民变为城市人，此举对教育项目的需求会出现重大商机。不难发现，近年涌现出众多外国教育机构与国内教育团体，甚至大学合作发展教育项目，由儿童财商培训到成人专业认证，外地大学的本科班、硕士班、博士班等都大行其道。如北京大学和瑞士著名学府欧洲大学European University合作开办工商管理博士课程，学员可取得由北京大学颁发的结业证书及欧洲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昔日以务农为主的人，对接受教育的需求不高，而现在有一半人居住在城市，他们肯定要接受教育，而部分较富裕的人，会对专业及高等教育有巨大的需求。

美国更有文章提及，在未来10年间，美国大型连锁商店，特别是消费品及服务业会把进入中国市场作为首要任务。在欧、美经济不理想的情况下，他们的居民消费意欲及能力大减，企业要维持盈利，不得不把业务发展转移，其中以中国及中东地区备受关注。

从中可看出，欧美大致认同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思想，而且认为充满商机。不管出口原材料、提供外国教育或售卖消费品，它们都以赚取人民币为首要目的。

相对于较接近中国内地而金融发展成熟的新加坡及中国香港，中央加大力度推行城镇化，主要希望在经济上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及条件，并借此推动农业现代化。随着把农民逐步“搬往”城市，造成以务农为主的人口减少，要维持高生产力，必须借助大型耕种机械，此举有助美国耕种机械进入中国。提升人民平均收入，是中央推动城镇化的主要目标。借着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家电物品需求必然大增，特别是国内品牌。

过去几年间，中国的奢侈品增长幅度很大。要保持经济长期健康增长，绝不可单靠房地产或奢侈品消费带动。保持经济7.5%以上的增长，或推行城镇化，都没有太大难度，而如何把消费模式和经济增长结构作适度的调节更为重要。现在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因素中，内需占40%（其中私人消费贡献了GDP的35%），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尚有差距（美国高达70%）。扩大个人消费的范围更为重要，加速城镇化的方向是非常正确的。

大陆和香港媒体关于城镇化的文章，主要谈及相关的机遇、影响及存在风险，而欧、美媒体则倾向于中国城镇化对它们的影响及所带来的机遇。存在或隐藏风险方面，如果中国成功推动城镇化，将有可能在未来10年内由发展中国家跻身已发展甚至发达国家，这将对成熟发达国家构成一定程度的压力及影响。

中国城镇化范文第7篇

让底特律从辉煌走到破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两个，一是底特律过于依赖于汽车业，二是人口大量向外迁徙。

底特律的汽车业随着日本汽车业的崛起、石油危机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市场需求空间的扩大而衰败。底特律也想改变过于依赖汽车业的局面，力图实现转型，但其并没有匹兹堡那种把握机会的能力，最终转型不成功，被汽车业活活拖死。

底特律的人口向外迁徙首先是和汽车业萎缩提供的就业岗位下降有关；其次由于民权运动引发的种族紧张局势以及该市发生的极具破坏力的骚乱，使得白人和中产阶级流向郊外，减少了城市的税收基础。人口向外迁徙让底特律成为美国过去60多年中城市人口削减最多的城市之一。

举一反三，从底特律短短的六十年之间人口迁徙出去60%以上就可以感觉到美国的人口迁移率。现在的中国和美国一样，受各种因素动态变化的影响，加上制度上鼓励人口自由迁徙、城市间产业、人口争斗的竞争日益激烈，人口迁移频率将越来越高。

从底特律从辉煌到衰败的历程和原因上可以看出，一个城市要发展产业，人口聚集能力至关重要。这对于目前正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放到更高战略地位上的中国需要好好的借鉴，尤其要对因为产业引导的人口迁移率日益走高，最终导致的人口再分布要有更精细的预估。

当前，由于中国的行政和财政体制的主导，绝大部分中国大中小城市都有做大做强的梦，都想做加法，即使是一些人口只有几千人的建制镇都想扩张规模。但必须要看到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继续走低，中国未来的总人口日益接近峰值。在城市间竞争日益激烈、人口流动加剧的格局下，各城市人口数量必定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也就是意味着，一些特大城市、大城市人口、产业进一步聚焦的情况下，一些中小城市、农村人口是会出现减少；即使在一些特大城市和大中小同级别的城市之间，也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一些大城市也可能因为产业聚焦、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出现人口数量的减少。这意味着中国部分城市必须要考虑未来是要做减法的。

实质上，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是缺钱的，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率日益提高，部分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可能触及到安全线。尽管中国城市政府因为预算法规定不许负债，所以暗度陈仓搞城市投融资平台来负债，主要是投入到城市的基础设施领域中。这种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高负债率出发点是源于想做加法，如果能够从底特律破产让中国地方政府意识到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人口迁移的可能需要做减法，那么中国地方城市政府就必须对自身城镇化战略进行一些根本性调整。这种因地制宜，根据人口迁移来调整中国城市的城镇化战略，必定会减少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也会让各种资源得到更优化的配置，避免出现投资浪费和空城、鬼城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