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范文

中国古籍篇1

【关键词】蒙古学；古籍文献；开发和利用

蒙古学研究和蒙古古籍文献利用是相辅相成的，蒙古学研究离不开古籍的史料记载和历史系统性的汲取，最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开发、利用、共享也是对古籍文献的最佳保护。而蒙古学研究这一热潮更使蒙古古籍文献得到应有的文化传播和价值提升。

一、中国蒙古学研究硕果丰厚

中国蒙古学研究历史悠久，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新的生机活力，不断推动着中国蒙古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1、蒙古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

现代蒙古语的理论研究在语音、文字、词法、词汇、句法研究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在语义研究方面，将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格语法和配价理论等新方法引入现代蒙古语语义研究，出现了《现代蒙古语动词句研究》（宝·哈斯巴根）、《蒙古语语义研究》（德里格尔玛）、《蒙古语词的多义研究》（何莲喜）等著作。

2、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2007年由美国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 Vista计算机软件系统中涵盖了传统蒙古文输入法，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共享的应用平台。同时，原有的蒙古文方正排版系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研制的蒙古文办公自动化软件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承担研制的Lunix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基础通用平台、蒙古文自动校对系统以及《汉蒙机器翻译系统》、《英—蒙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等国家课题顺利完成。

3、蒙古文学研究

有关历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藏文创作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蒙汉文学关系、蒙藏文学关系研究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研究的新关注点。特别是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作品研究和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藏文作品研究，由此推动了元曲研究、宗教文学研究、文论研究等专题学科。以蒙古族诗学理论、叙事学理论研究为重点的文论研究又激发和带动了蒙古族美学遗产研究，迄今已有不少专门探讨蒙古族历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著作及专题美学史著作问世。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往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解读、阐释到对“江格尔齐”、“胡尔齐”等传承艺人的研究，这些变化应该说是十分积极而深刻的。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知识的借鉴、利用，使蒙古族古代神话、英雄史诗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充分说明这类研究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

4、蒙古史研究

（1）蒙古族通史研究。进入新世纪，蒙古族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综合性、整体性的蒙古民族史、内蒙古通史、元代地区史专著。义都合希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曹永年主编的四卷本《内蒙古通史》、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的《蒙古史纲要》等通史著作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论述。

（2）蒙元史研究。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察合台汗国史的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中亚史、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空白，开创了利用多种文字资料研究蒙元史的成功范例。

（3）明清蒙古史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很多论文对明清时期蒙古族法律、民俗文化、社会变迁、顾实汗、和硕特部、内蒙古各部的名称等专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在明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主要就明代蒙古人、明初社会生活中蒙古人所起的作用、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居青海、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影响、三娘子对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的贡献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清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围绕历史上土尔扈特人在国内外的分布状况、后金征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支撑、早期蒙古旗制、噶尔丹死亡问题、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历史人物研究。朱耀廷的《成吉思汗传》、李治安的《忽必烈传》，分别对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诠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5）专门史研究。先后出版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下编》（胡小鹏）、《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史卫民）、《元代文学编年史》（杨镰）、《文明的吸纳与历史的延续——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王秀丽）、《元明北京建设与粮食供应》（王培华）、《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胡务）、《元代西北经济开发研究》（陈广恩）、《元代社会婚姻形态》（王晓清）、《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王福利）、《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高荣盛）、《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赵琦）、《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党宝海）、《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潘清）、《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篇》（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瞿大风）等论著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系统地研究了蒙元史的各个方面，显示了蒙元史研究扩展与深化的趋势。

二、蒙古民族古籍文献国内外散存现状

历史上，由于蒙古民族的游牧性质，不断迁徙以及和周围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居住地分散而广布，形成了许多跨境古籍文献和世界性的古籍文献。

1、蒙古文古籍文献在国内的分布

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古籍办等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于1999年出版，该书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我国蒙古文古籍分布流传于全国二十几个省、自治区和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收藏蒙古文古籍较多的地区有北京、辽宁、新疆、黑龙江、吉林、青海、山西等地。据统计，在全国已发现的蒙古文古籍有17218种（可以肯定还有很多的遗漏），收藏1000种以上的图书馆有4个；1000种以下100种以上的图书馆或单位有4个；100种以下的图书馆、单位或个人有100多个。上述著录文献的统计数字难免有出入，但这个统计从总体上可反映出全国蒙古文古籍的大致全貌。

2、蒙古文古籍文献国外散存现状

相比较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蒙古文古籍文献散存在国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蒙古族历史上的游牧迁徙，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蒙古古籍文献流失和散落在世界各国。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得出不完全统计：俄罗斯收藏手抄本、木刻本672件；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馆藏560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木刻本165件；法国巴黎法兰西研究院收藏手抄本、木刻本40件；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26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05册；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81件；美国芝加哥远东图书馆收藏佛教经72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佛教经35件；英国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收藏木刻本34件；比利时布鲁塞尔收藏手抄本、铅印本23册；挪威奥斯陆大学图书馆收藏10册。

另外法国巴黎盖伊麦特博物馆、丹麦国家博物馆、德国波恩大学图书馆、马尔堡图书馆、蒂宾根图书馆、哥廷根图书馆、柏林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原东德民族博物馆、人民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纽约大都市图书馆等都藏有蒙古文古籍文献。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我们今天已无法再现蒙古古籍文献全貌，但根据现存资料，仍然可以使我们看到其色彩斑斓的往昔。

三、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

蒙古古籍可分为两大类，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

1、蒙古古籍文献有文字类

有文字类的古籍包括蒙古族文字及蒙古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和历史文书；蒙古古文字和其它文字合璧记载的文献典籍；用汉文记载的有关蒙古民族资料的古代文献。

考虑和兼顾蒙古民族语言文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是古籍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应遵循的重要原则。蒙古古籍文献在历史上的文种多样性的情况是搜集工作中所要面对的历史事实。如蒙藏合璧、蒙汉合璧、蒙满合璧、蒙日合璧、蒙藏汉合璧、蒙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蒙藏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其中蒙藏满合璧较为罕见。

在收藏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由于各单位和个（下转第63页）（上接第61页）人的收藏文献均不完整，只能互补长短才能体现其整体面貌。而1999年出版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有着很好的影响。《总目》的编制非常切合现阶段蒙古古籍文献实际开发和利用的情况。

2、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

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主要是口碑古籍，是蒙古族先民在历史上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各种史料，大多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史诗等。

历史上，许多民间和国内外的历代史家和作者，在收集民间口头文学和蒙古先民历代流传的各种历史记忆中编撰了大量文献，这些作家因所处时代的便利和深入民间，可说是搜集了大量蒙古族民间各类诗歌、神话、传说、寓言等，而这些文献因为是第一手资料，是蒙古族先民在各个时期对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达看法的民间著作，虽说内容和情节会出现荒诞不经、脱离实际的情况，但对蒙古族早期思想发展史、宗教学研究是宝贵资料，是蒙古族上历史原始思想的原生态纪录。

3、应加强收缴、征缴古籍文献的力度

全国各有关省市应根据本地区文献特点，加强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抢救、查访、登记、整理、翻译、保护等工作，尤以蒙古民族聚集居住的地区应列为重点，对待民间存藏的古籍文献的征缴，应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从而鼓励民间古籍文献的上缴。各省市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建设能力，把蒙古古籍文献实现数字化，再通过全国性的有机整合，让众多的文献信息节点综合成一个服务整体，最大限度地为更多的人服务，甚至为全球的服务对象进行服务。

四、蒙古学研究和古籍文献利用的相辅相成

中国蒙古学研究在利用和整理蒙古古籍文献的同时，也是蒙古古籍文献实现其价值延伸和保护的途径

1、蒙古文古籍文献具有汉文文献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作用，是研究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史料，也是蒙古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因其更切近实际反映本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状况。

2、众多的蒙古文古籍文献执笔者从自身角度和用自己文字直接记录了本民族历史发展和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各种生活，具有珍贵的客观历史价值。如《蒙古秘史》这一历史巨著，不仅可补《元史》的不足，而且还可与中国史书汉文典籍中有关少数民族游牧生活的史料进行对比研究和互相印证，是研究北方民族史和有关诸朝历史的学者不可不读的书。

3、中国蒙古学研究和蒙古文古籍文献更多体现出民族意义，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文种从北魏时期起便一直纷纭多样，蒙古文古籍文献囊括了中国数个主要文种，表现出多民族互为影响的历史。而蒙古学研究面对的是蒙古族的历史和过去，利用现有古籍文献是蒙古学研究创新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宝力格.21世纪：中国蒙古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新纪元.http：//.cn/web/index.php？Page=7&NewsID=6036. 2009年8月19日.

[2]陈一鸣.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编纂情况及全国蒙古文古籍的鉴别统计[J].蒙古学信息，1999，1.

[3]乔彤.内蒙古地方文献特点[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3，3.

[4]邢丽娟.试论西部大开发中古籍地方文献的保护与利用[J].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报，2002，9.

[5]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及开发利用之我见.中国民族宗教网.中国民族报在线阅读（来源《民族古籍》）.2008年2月21日.http：//.cn/onews.asp？id=19273.

[6]何丽.少数民族古籍的收集与保存.民族文化宫[J].学术园地. 2004，1，1/.http：///news read.asp？newsid=213.

中国古籍篇2

到了夏商时代（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1世纪），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众多上有刻辞的骨片上，有关鸟类的文字就有10多个。甲骨文上的这些文字，可以说是中国鸟类最古老的记录。这些文字有“鸟”、“鸡（家鸡）”、“雉（野鸡）”、“翰（锦鸡）”、“凤”等。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据《史记》记载，《诗经》是经孔子整理编辑，春秋时期完成。其中的诗歌产生的地理范围，大体是陕西省汉中地区、山西省太原以南、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也可能包括江苏省北部、安徽省北部和湖北省北部。这就有可能对研究诗歌中提到的鸟类的地理分布有所帮助。

试举几例《诗经》中提到的鸟类：

《雄雉》：“雄雉，泄泄其羽。”“雄雉，上下其音。”雉，俗称野鸡，也称环颈雉。

《简兮》：“左手执纶，右手秉翟。”翟，野鸡的羽毛，可能指雄性雉鸡的尾羽，或长尾雉的尾羽。

《鹑之奔奔》：“鹑之奔奔，鹊之疆疆。”“鹊之疆疆，鹑之奔奔。”鹑，即鹌鹑。

《小弁》：“弁彼斯，归飞捉捉。”“雉之朝，尚求其雌。”（音学），为大嘴乌鸦，雉为环颈雉。

《卷阿》：“凤凰，其羽，亦集爰止。”“凤凰，其羽，亦傅于天。”凤凰为神话中的鸟，现实中并不存在。

《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潇潇，鸡鸣胶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鸡为家鸡。

《诗经》还体现出当时人民对鸟类生活习性的观察和了解。如《郑风》中的《女曰鸡鸣》诗中，可知家鸡在天亮之前鸣叫，故称家鸡为“知时鸟”。

《山海经》是中国最早的自然地理专著，出于汉之前。《山海经》其中提到的鸟类有：凤凰，为神话中的鸟；白翰、翰，为白鹇；鸾鸟，可能是绿尾虹雉；鹑鸟，为山鹑；（音和），为褐马鸡；白（音交），为白冠长尾雉。

《尔雅》见于《汉书·艺文志》，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辞书，作者无可考证，但至少不晚于西汉。《尔雅》中有专门释鸟的一章，约记录鸟类75种，除去家鸡、家鸭、家鹅和蝙蝠、鼯鼠外，其余约70种。书中首次提出鸟的定义，即“二足而羽谓之禽”，可谓是鸟类的经典定义。另外，可贵的是已经观察到初生雏取食方式的不同，即有晚成雏和早成雏。“生哺生雏”，意即雏鸟孵出后需要亲鸟饲育或在亲鸟的带领和指导下自行取食。需饲育的为晚成雏，自行取食的为早成雏。对鸟类雌雄也有所论述，如：“鸟之雌雄不可别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但其正确性有待考证。

《尔雅》中涉及到的鸟类主要有：

翰、天鸡，为角雉或白鹇；（音汉）雉、（音卓）雉，为白鹇；、（音艳）、鹩、鹑，为鹌鹑；鸬、诸雉、鸬诸、雉、鹞雉，为雉鸡。雉、（音敌），为长尾雉；（音不）雉，雉鹑的雌鸟；（音必）雉，为红腹锦鸡；秩秩海雉，为黑长尾雉。

东汉年间的《说文解字》是为讲经学而编，许慎把鸟类分为两大类，分为“隹（音追）”，短尾鸟之总称；“鸟”，长尾禽之总称。又说：“象形凡隹之属从隹；象形鸟之足似匕从匕；凡鸟之属皆从鸟”。但从含部首“隹”的21种鸟名中，如雀、雕、雁等为短尾外，雉类（许慎把14种雉类均归为一种）的尾都不算短。从“鸟”的60余种鸟名，如鹊、（褐马鸡）等多为长尾，而鹪鹩、天鹅等尾却都不算长。可见，限于知识和观察的水平，那时古人对鸟类的分类还不太准确。

明朝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对鸟类的分类则更进一步，将鸟类放在禽部，分为水禽、原禽、林禽和山禽4类，将雉类全部归入原禽类中，包括鸡（家鸡）、雉（野鸡）、雉等。

汉至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鸟类学的发展时代。自唐始，由于动物、植物种类繁多，中国各地风土不同，所产生的名称差异很大，于是对鸟类的研究强调实地调查、考究名称（正名和别名）、形态、生境、生活习性，乃至开展物候学，如候鸟迁徙等。雉类的研究工作也随之广泛开展起来。

清代在鸟类学研究方面无甚建树。但值得一提的是《故宫鸟谱》一书的问世，这似乎是对以往古人开展鸟类研究颇为全面而精简的总结。

《故宫鸟谱》一书，原题名《鸟谱》，在故宫博物馆文物档案中注录为《仿蒋廷锡鸟谱》。它的前身是《蒋廷锡画鸟谱十二册》。此画册为素绢本着色画，每册凡三十幅，左方另幅书谱文。每册末幅款云：“臣蒋廷锡恭画”，下有“臣廷锡”、“朝朝染翰”二印，共计三百六十幅。乾隆皇帝视之，甚爱，因更于乾隆十五年岁庚午（1750年）春，命画院供奉余省、张为邦另外摹绘一份，并敕傅恒等大臣书图说于旁，经勘误校正之功，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年）冬上呈御览，前后历时十一年方告完成。

经考证，除去重复种、外来种，以及包括雌雄分别为两种而应合并为一种，《鸟谱》全书共绘及231种鸟类。书中的雉类主要有：孔雀、鹌鹑、红腹锦鸡（金鸡）（古名：锦鸡、雉、华虫、天鸡、（音俊））、白鹇（古名：白翰、白雉、闲客）、红腹角雉（古名：吐绶鸡、避株、珍珠鸡、锦带功曹、锦囊鸟）、黄腹角雉（古名：山花鸡、绶鸡、吐绶鸡、天鸡）、雉鸡（环颈雉）（古名：野鸡、山鸡、翟山鸡、华虫、冠雉）、白冠长尾雉（古名：雉鸡、、长尾雉、雉、鸡、原禽）、斑翅山鹑（古名：半翅、须山鹑）、勺鸡（古名：鸡、英鸡、山呼、夏鸡、隔磴鸡、鹎（音颊））、灰孔雀雉（古名：金钱鸡）、石鸡（古名：肥遗、英鸡、潮鸡、红腿山鹑）、灰胸竹鸡（古名：竹鸡、泥滑滑、越鸟、鸡头鹘（音骨））、褐马鸡（古名：火鸡、褐勇鸡、褐雉、鸡、褐鸟、马鸡）、中华鹧鸪（古名：鹧鸪、越雉、随阳、怀南逐影、越鸡）。

《故宫鸟谱》是我国先人根据实物所作的宫廷画全彩鸟谱，它将科学、史学和艺术完美结合，堪称一绝。这充分展现了我国先人的聪明才智。先人能识别这些鸟类并相当准确地将其绘制成彩图，说明先人曾对野生鸟类进行了考察，并采集了不少珍贵的活体或标本，由当时文人墨客用精湛的彩色水墨把这些鸟类一一描绘出来。先人将这笔无价的财富留给后代，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家对斑尾榛鸡、血雉、红腹角雉、黄腹角雉、绿尾虹雉、白尾梢虹雉、藏马鸡、蓝马鸡、白冠长尾雉和白颈长尾雉这11种中国野生雉类进行科学研究，共发表了100余篇雉类文章。

中国古籍篇3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賙;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貲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中国古籍篇4

【关键词】  古籍；中医；图书馆调查

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珍贵的中医药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不可再生的珍稀资源,是中医药学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当代中医药学继承和创新工作的源头。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些资源,2006年2月－2008年12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古籍保护技术体系研究与利用”项目组对全国中医药古籍保存、保护等相关问题开展了调查与研究工作,对全国中医专业图书馆及部分公共图书馆在中医药古籍资源、古籍保护与修复、保护环境与场所等进行了多方面的调研、分析,旨在为进一步推动中医古籍保护工作提供依据。

1  调研方法

1.1  调研时间与调研单位

    2006年10月－2008年6月,本项目组对《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收载、中医古籍藏量在200种以上的单位进行了调研(剔除保存条件过于简陋的单位),其中中医院校图书馆为调研重点单位。列入数据统计的有中医专业图书馆25家、省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35家。

    中医专业图书馆分别是：安徽中医学院图书馆、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福建中医学院图书馆、甘肃中医学院图书馆、广西中医学院图书馆、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贵阳中医学院图书馆、河南中医学院图书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湖北中医学院图书馆、湖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江西中医学院图书馆、辽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医学院中蒙医学院图书馆、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图书馆、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图书馆、陕西中医学院图书馆、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云南中医学院图书馆、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分别是：济南市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大连图书馆、宁波市图书馆、苏州图书馆、贵州省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黑龙江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天一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

1.2  调研方式

    发送调研表：通过信函、电子邮件及召开全国中医古籍工作会议等方式发放调研表,指导填报调研材料。实地调研：对于个别古籍藏量丰富,但因缺乏古籍从业人员、无法填报调研数据的图书馆,采取实地考察。电话调研：对于一些填报数据不详,而又需要补充了解的,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进行再次调研。资源共享：通过相关课题的合作,获取各单位可以共享的调研资料。

2  中医古籍保存、保护现状

2.1  中医古籍的数量与规模

    25家中医专业图书馆共藏书28 324种；35家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共藏有中医古籍21 814种。

    中医古籍收藏数量情况,以北京、上海两个地区为主,分别为13 456种和6 080种；其他省藏书量由多到少依次为：江苏、浙江、天津、四川、吉林、辽宁、山东、广东、安徽、黑龙江、湖北、陕西、河南、湖南、内蒙古自治区、广西、甘肃、山西、江西、云南、贵州、青海。

2.2  古籍破损状况

2.2.1  破损数量 

古籍破损是图书馆存在的普遍问题。与全国大型省级综合图书馆相比,中医专业图书馆藏书条件普遍较差,绝大多数图书馆根本达不到古籍保护的要求。以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为例,馆藏古籍约103 000册,其中破损程度严重者近10 000册,中等程度破损者约有10 000余册,轻度破损者多达15 000余册,三项总计约占总馆藏的1/3[1]。

2.2.2  破损类型 

古籍破损主要类型有：霉蚀、虫蛀、鼠啮、烬毁、水渍、絮化、粘连、磨损、撕裂、酸化、老化等,其中虫蛀、磨损、酸化、老化现象比较突出。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中医古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不仅遭受自然的侵蚀,如水渍、烬毁、霉蚀、虫蛀、鼠啮等,也受到人为的损坏,如磨损、撕裂等,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纸张酸化、老化现象特别突出,严重威胁到对中医古籍的保存；第二,中医专业图书馆的古籍藏书主要是经过国家调拨、社会征集、购买、接收、捐赠等途径收集的,在入库前,原本就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所以虫蛀、磨损、撕裂等比较突出,虽经过修补后,仍然存在缺页、虫蛀、霉蚀、烬毁、磨损、撕裂等痕迹；第三,长期以来,因受投入资金等因素的制约,图书馆古籍藏书的书库环境、保护设备及保管手段、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比较落后,造成藏书受潮、尘污、霉变、粘结等现象[2]。

2.3  古籍修复

2.3.1  修复人员 

25家中医专业图书馆中仅有6家图书馆配有古籍修复人员,共计7人。其中,高级职称3人,中级职称3人,初级职称1人；硕士研究生学历1人,大学本科学历4人,专科学历2人；工作25年以上1人,15～25年2人,5年以下5人。

    35家公共图书馆中有25家图书馆有古籍修复人员,共计81人。其中,高级职称9人,中级职称43人,初级职称22人,无职称者7人；硕士研究生学历1人,大学本科学历38人,大专学历16人,中专学历2人,中学学历24人；工作20年以上23人,15～20年15人,5～14年22人,5年以下21人。

2.3.2  修复设备 

25家中医专业图书馆中基本上都没有现代化的机器修复设备，修复人员主要还是使用一些简单的修复工具,如锤子、剪刀等,仅能进行简单的手工修复。35家公共图书馆中虽然也是以手工修复为主,但已有些图书馆配备了一些现代化的修书设备,如纸浆修补机等。

2.3.3  修复档案 

25家中医专业图书馆中仅有3家图书馆建立了修复档案,占12%。其中，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已建立修复档案数据库,正在完善与推广中。而公共图书馆随着馆藏古籍修复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也开始逐步建立馆藏古籍修复档案数据库。

2.4  藏书环境

2.4.1  温湿度控制 

25家中医专业图书馆中有7家图书馆的古籍库房设有空调系统,占28%。设有空调系统的古籍库房温度平均控制在19.7～23.8 ℃,最低温度为10 ℃,最高温度为30 ℃；湿度平均控制在38.8%～56.2%,最低湿度为20%,最高湿度为65%。除了空调系统外,图书馆一般都配有温度计、湿度计。

    35家公共图书馆中有24家图书馆的古籍库房设有空调系统,占68.6%；有18家图书馆的古籍库房空调系统是恒温恒湿空调系统,占51.4%。设有恒温恒湿空调系统的古籍库房温度平均控制在18～22 ℃,最低温度为12 ℃,最高温度为30 ℃；湿度平均控制在50%～60%,最低湿度为40%,最高湿度为70%。除了空调系统外,图书馆一般都配有双金属温度计、毛发湿度计、除湿机等来调节湿度和温度。

2.4.2  防火设施 

25家中医专业图书馆中有20家图书馆具有防火措施,占80%。具体的防火设备有：二氧化碳灭火器、干粉灭火器、普通喷水自动灭火系统、烟感器等。35家公共图书馆中有31家图书馆具有防火措施,占88.6%。具体的防火设备有：消防自动报警系统、二氧化碳气体、1301气体、烟必净惰性混合气体、溴代三氟甲烷气、七氟丙烷自动灭火系统等。

    从两者对比来看,各个图书馆都很注重防火工作,尤其是在防火设备的选用上,气体灭火器更为方便实用。

2.4.3  防盗设施 

25家中医专业图书馆中有17家图书馆具有防盗措施,占68%。具体的防盗设备有：防盗门窗、防盗锁、监测摄像头、红外和监控系统等。35家公共图书馆中有30家图书馆具有防盗措施,占85.7%。具体的防盗设备有：双门锁及门禁系统、通道门防入侵报警、红外线探测报警器、电脑监控无线防盗报警器、andover楼宇自控系统、红外、微波双监、探头摄像监控系统等。

    从两者对比来看,公共图书馆使用防盗设施的情况比中医专业馆要更为普及。

2.4.4  防酸设施及脱酸技术 

25家中医专业图书馆和35家公共图书馆都没有具体的防酸措施及脱酸技术。由于目前的环境污染严重,导致许多图书馆的古籍善本文献正在加速酸化和脆化,与一般的机械性破损相比,古籍纸张的老化,更是大批珍贵古籍面临的现实威胁。2008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对所收藏的善本古籍进行了纸张酸性检测。检测结果表明,其ph值平均为5.41,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低于5.0,部分书籍的ph值甚至降到了4.5。这与20世纪60年代所进行的类似检测相比,ph值明显降低,已从弱碱性或中性转变为酸性。照此酸化速度发展下去,50年后其馆藏古籍文献的ph值就将普遍降至5左右。而当ph值在5.0以下时,纸张将全面脆化,保存年限不会超过200年[3]。因此，迫切需要开展对古籍善本进行脱酸、去酸和防酸化工作。而就中医行业而言,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在我国还属于空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当大。

2.4.5  防虫措施 

25家中医专业图书馆均有防虫杀虫措施。主要的防虫药物或设备有：樟脑丸(或精片)、中药芸香草、中药杀虫剂、防虫纸、樟木柜等。这些防虫措施虽然起到了一定的防虫效果,但是效果并不理想。35家公共图书馆中有14家图书馆具有防虫杀虫措施,占40%。具体的防虫杀虫药物或设备有：樟脑精块、樟木材料设备、防蠧线、自控式档案杀虫防霉机、低温冷冻柜等。

   

其中,樟脑丸、樟木柜、低温冷冻柜的使用广泛,其防虫杀虫效果得到普遍的认同。低温冷冻杀虫技术具有杀虫效果好、对图书纸张和字迹无不良影响,对人体无毒无害等优点。

2.4.6  防潮措施 

25家中医专业图书馆所采取的防潮措施都只是定期开窗通风、控制书库的温湿度等简单的措施。由于南北方气候差异较大,这样的防潮效果并不十分有效。35家公共图书馆中,大多图书馆也没有很好的防潮措施，只有少数图书馆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方法。如南京图书馆就利用真空技术来包装保护善本书,即把已缩微拍摄过的、已数字化的或是利用率极少的善本书装进pvc塑料袋内,然后将袋内的空气抽出密封,最后放置于樟木箱内或书架上。这样既可以防虫,又可以防潮[4]。

2.4.7  防尘措施 

25家中医专业图书馆中,采取的防尘措施都只是制作函套、樟木柜、铁皮柜、玻璃柜等,个别图书馆配有吸尘器。35家公共图书馆中,除了以上的防尘措施外,有一些图书馆还配有空气净化器、中效过滤器等,这些措施都能起到防尘作用,防尘效果也很明显,值得推广使用。

2.5 再生性保护

    在调查的25家中医专业图书馆中,有6家图书馆对馆藏的部分古籍采取了缩微复制、数字化扫描或影印出版等再生性保护措施,占24%。其中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是中医行业古籍数字化工作的带头单位，而且影印出版的《中医古籍孤本大全》备受各界好评[5]。在调查的35家公共图书馆中,均已不同程度的开展了再生性保护工作,尤其是大型图书馆的工作影响很大。如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数字化资源服务成效显著[6]；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受到国内外关注。

3  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3.1  中医古籍资源有待进一步深入调研

    建国几十年来,国家通过收集、调拨、购买等方式把90%以上的古籍集中在全国公藏图书馆和文物单位中。但由于古籍整理经费不足、人员短缺,许多藏书单位没有对古籍进行细致清点和编目整理,也没有进行定级和破损统计,为古籍保护、利用等基础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不利因素。《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是第三次全国中医古籍资源调研的成果,该书虽然已问世,但并不代表中医古籍资源调研工作的结束。目前,中医古籍资源存世情况尚未完全查清,一些中医古籍孤善本及流失海外的品种线索还不清楚,对中医古籍的资源调研还需要从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努力。

3.2  亟待修复的古籍数量多、修复人员少、修复手段落后,矛盾突出

    据统计,全国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有100余人,即便是不眠不休地进行工作,也需要近千年才能完成1 000万册的古籍修复任务。全国古籍修复人才除数量严重不足外,还存在着学历较低(大都是大专以下文化水平)、专业技术职称较低、人员年龄偏大(40岁以下者不足1/6)等情况。因对古籍文献知识和生物、物理、化学相关知识掌握不足,限制了古籍修复人员水平的提高与发展。国内高等教育系统目前也没有开设古籍修复专业,修复行业还基本停留在手工和“师带徒”的经验传授阶段,没有把古籍修复和保护从传统技艺上升到理论和科学的层面,优秀技艺难以推广传播[7]。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国外古籍修复普遍应用电脑和工业机械等现代科技手段参与或辅助修复,还通过理化和生物实验室进行纤维监测和保护实验,积累科学数据,寻找比较好的保护手段。而我国图书馆至今尚未建立文献保护国家实验室,缺乏科学的检测和实验手段,科研单位对纸张的研究成果很少应用到图书馆的修复和保护中,使得古籍的修复和保护工作难以科学化[7]。因此,不断壮大中医行业古籍修复队伍,不断提高古籍修复人员的技能,研制、引进先进修复设备是十分必要的。

3.3  保存环境和保护条件各馆层次不一,差距较大

    由于重视程度、藏书量、财力和人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个图书馆对于本馆古籍的保存和保护工作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古籍藏量多的图书馆往往比较重视古籍保护工作,在财力和人力上的投入也比较大,保存环境和保护条件也比较好,而且也具备有进一步改善保护条件的基础和可能性。但是古籍藏量少的图书馆则不会对于所藏的古籍给予过多的重视,有的甚至是忽视。对于这样的图书馆在短期内改善古籍保存环境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中医古籍分布分散,其中包括有不少小型图书馆。因此,如何解决不同规模图书馆的馆藏条件差异问题,尤其是小型图书馆的古籍保存环境和保护条件,也是中医行业古籍保护的一个突出问题。

4  解决的对策及建议

4.1  发挥各级政府和领导在古籍保护工作中的作用

    积极争取上级领导对中医古籍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经费支持是做好中医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保障。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开展与实施,国家和政府对于古籍保护工作在财力、物力和人力方面的投入也越来越大,而在充分发挥古籍从业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积极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在财力和物力方面给予有力保障,从而有计划地改善古籍装具和保存环境、增加古籍修复设备。

4.2  实施古籍普查,摸清情况,推进古籍保护工作

    中医古籍普查工作只是一项先导性、基础性的工作,该项工作的目的在于了解全国现存中医古籍收藏的数量、级别、破损和保存与保护状况,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和珍贵古籍名录；开展切实的保护修复措施,培养古籍修复人才,抢救性修复濒危古籍,改善珍贵古籍的存藏条件,并力争在保护古籍原本的同时,通过数字化、影印出版、缩微等方式充分利用古籍文献的价值；广泛听取来自古籍保护工作者、古籍研究人员以及社会公众等多方面的意见,各古籍收藏单位进行交流与协作,增强古籍保护意识,广泛深入地推进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

4.3  加强中医古籍保护、修复人才培养

    古籍保护工作的良性发展关键在于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改变当前古籍保护人才缺乏的现状,形成多层次的古籍保护、修复人才梯队。除了政府在高等院校图书馆学系或中文系中培养“古籍整理和保护”方向的本科和研究生外,还应在高、中等专科学校培养高职和中等专业的古籍修复专业人才。与此同时,有计划地输送合格人才前往国家图书馆或大型公共图书馆中从事古籍保护工作,开展全国中医古籍行业从业人员的培训也是重要的途径之一。

4.4  多种方式灵活实现对馆藏古籍的保护

    建议藏书量少、保存条件差的图书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灵活实现对馆藏古籍的保护,如赠送、有偿出让、代管。

    由于一些小型的图书馆目前确实缺乏财力和人力,可选择一个财力人力比较充足、设施设备比较齐全,且有妥善保管古籍的综合能力的大型图书馆,将馆藏古籍全部或部分或复本予以赠送或有偿出让；也可将所藏古籍转运到保存条件好的大型图书馆,双方签订代管协议,其所有权仍归原馆所有,代管图书馆对其图书进行整理和保护,并可享有查阅的权力。

4.5  通过交流与合作,形成较完善的中医行业古籍保护体系

   

2007年5月底,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完成了在中医行业内进行传统医药文献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初审及提交工作。2007年9月以来,由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牵头组织开展全国中医行业的39家图书馆申报“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以及《国家珍贵典籍名录》的相关工作。2008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向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申报了“全国中医行业古籍保护中心”,现已获正式批准。鉴于多年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在古籍保护方面的工作基础及在全国中医行业内的牵头与示范作用,可通过与全国中医专业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建立一个中医行业古籍保护管理与技术体系,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中医行业内古籍保护应用标准,以利于今后古籍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5 结语

    中医古籍资源保存与保护现状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全国的中医古籍保护工作已经初步展开,但仍然存在很问题,尤其是基础设施配置和修复人员配备方面。古籍的保存与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作为战斗在中医古籍保护行业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在此呼吁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加强古籍保护工作力度,建立长效保护机制,增加专项经费投入,为做好古籍保护工作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 裘 俭,刘国正,符永驰,等.中医药古籍保护技术体系研究与利用[a].崔 蒙,朱冬生.中医药信息研究进展(一)[c].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6.384－389.

[2] 张建龙.古籍图书破损状况与古籍修复及保护方法的探讨[eb/ol]. /service/wjls/pdf/14/14_22.pdf,2006-12-25.

[3] 熊 建.中华文化之根——古籍[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08-19(7).

[4] 牡 鹿.古籍文献如何防虫、防潮[eb/ol]./ b604956/d33707474.htm,2006-01-06.

[5] 裘 俭.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中医古籍保护工作述要[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8,(5)：62.

[6] 黄显功.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数字化资源服务——古籍保护效果的一个实例[j].图书馆学刊,2008,(1)：4－6.

中国古籍篇5

关键词：古代典籍，英译本，译介学，古代文化

作者：刘石钰

文学名著的译介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典籍在西方广泛传播，文学典籍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史记》、《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是中国文化的宝库，建构并传承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精髓。本文拟以文化为主线，引导读者深入了解中国的灿烂文化，体会中国文化传播到英语世界的过程中体现的古代政治、思想、军事和民俗文化等，同时分析其英译过程中可能引起的失落和变形等译介现象。

一、基于文学典籍英译本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译介

《论语》、《史记》、《资治通鉴》等文学典籍中包含深奥的政治文化，但是典籍英译中存在一些失落和变形。

首先，反映思想政治文化词汇涵义的失落。比如，《道德经》中的“道”字是道家的哲学核心，其内涵博大精深。但在“道可道，非常道”、“天之道”与“大道”等词语中，道字被韦利一律译成“Way”（道路），这种翻译和理解不仅使这个字所承载的深刻的哲学思想消失殆尽，还造成了语义的失真和读者理解的误差。

其次，只在表面含义上翻译形象比喻词。《道德经》中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韦利把这句话译成“HeavenandEarthareruthless，TothemtheTenThousandThingsarebutasstrawdogs.Thesagetooisruthless，Tohimthepeoplearebutasstrawdogs.”。这里的“刍狗”本是指用草扎成狗，供祭祀时用。但是译本中，老子通过“刍狗"所表达的哲学思想荡然无存，“天地”和“圣人”也变成了残酷的形象，会让西方读者误以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多么的怪异和残忍。

二、基于文学典籍英译本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译介研究

《论语》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文化，儒家思想倡导的“仁”极富中国思想内涵，它是《论语》道德思想体系的核心。理雅各把“仁”翻译为“truevirtue，benevolentactions，virtuousmanners，beneficence，perfectvirtue”等，韦利通篇把“仁”译为“Goodness”或“Good”，辜鸿铭则选择“beingmoral”、“moralcharacter”或“morallife”。各种翻译方式各有利弊，但是，由于“仁”的诠释意义丰富，单一的译语词很难真正传达它的本意，削弱了原语的内涵。这些翻译中精确的阐释使“仁”字的不同含义得以呈现，但整体上却给人一种散落的感觉。

三、基于文学典籍英译本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译介研究

《三国演义》是一部和军事有关的巨著，里面的很多战役和军事文化我们都耳熟能详。第五回“破关兵三英战吕布”大家都很熟悉，里面有个“英”字，字面意义是“英雄”，指刘、关、张三人，英文中与“英雄”字面意义相对应的词是"hero"，英语"hero"这个词汇的内涵意义是不包括中国文化中“兄弟”这一层的。因此，罗慕士把“英雄”改译成了“兄弟”，“三英”译作“thethreebrothers”，突出表现了原文的内涵意义。

四、基于文学典籍英译本的中国古代民俗译介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典籍中英译本中的民俗很多，其中包括物质、社会、精神和语言民俗等。

1.物质民俗。诗经的《七月》中有这样的句子：“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此处的“三之日，四之日”等是指夏历的正月和二月，如果完全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则不能表达原文要表达的含义，杨宪益，戴乃迭等将其意译为thefirstmonth和thesecondmonth就比较贴切。

2.社会民俗。《红楼梦》里元宵节有吃元宵的民俗，如直译，读者可能体会不出其深层意蕴。所以，杨氏译本将“元宵”、“合欢汤”、“如意糕”分别译为“NewYeardumplings”，而英国的大卫霍克斯将其译为firstmoondumplings。两者都兼顾了元宵节在中过民俗文化中的意义。

3.精神民俗。《诗经》中对于爱情、相思等精神民俗很多，比如，《关雎》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里的“窈窕淑女”指的是内心寂静而善良的女子，杨宪益，戴乃迭等译者用gentle和graceful比较恰当地表述了其端庄文雅又漂亮的意思。

4.语言民俗。《水浒》中的郑屠笑道：“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鲁达说“洒家特的要消遣你！”。这两句话赛珍珠的翻译为：AtthisChengTheButcherlaughedandhesaid，"Areyounotmakingajokeofme？”“Ididindeedcometomakeajokeofyou!”ThenLuTayelledathim，"Ho，yourascal，”。译成英文失去了原文的简短和气势，无法淋漓尽致地表达出鲁达的言语粗犷。

四、结束语

中国古籍篇6

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木乃伊”条云：

回回田地有年七八十岁老人，自愿舍身济众者，绝不饮食，惟澡身啖蜜。经月，便溺皆蜜，既死，国人殓以石棺，仍满用蜜浸，镌志岁月于棺盖，瘗之。俟百年启封，则蜜剂也。凡人损折肢体，食匕许立愈。虽彼中亦不多得。俗日“蜜人”，番言“木乃伊”。

这是关于回回人制作木乃伊的方法的最早记载。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十二《人部》“木乃伊”条转引《南村辍耕录》如下：

[集解][时珍曰]：按陶九成《辍耕录》云：天方国有人年七八十岁，愿舍身济众者，绝不饮食，惟澡身啖蜜，经月便溺皆蜜。既死，国人殓以石棺，仍满用蜜浸之，镌年月于棺，瘗之。俟百年后起封，则成蜜剂。遇人折伤肢体，服少许立愈。虽彼中亦不多得，亦谓之蜜人。陶氏所载如此，不知果有否?姑附卷末，以俟博识。

然而李时珍转引时将“回回”写成了“天方国”，因此这里有必要对这两个词的涵义加以考察。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人。《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一称其：“少试有司，一不中即弃去，务古学，无所不窥。出游浙东、西，师事张翥、李孝光、杜本。为诗文，咸有程度，尤刻志字学，习舅氏赵雍篆法。浙帅泰不华、南台御史丑驴举为行人，又辟为教官，皆不就。张士诚据吴，署为军谘，亦不赴。洪武四年诏征天下儒士，六年命有司举人才，皆及宗仪，引疾不赴。晚岁，有司聘为教官，非其志也。二十九年率诸生赴礼部试，读《大诰》，赐钞归，久之卒。所著有《辍耕录》三十卷，又葺《说郛》《书史会要》《四书备遗》，并传于世”。可见是一位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博览群书而无心仕途的读书人。他的札记性质的《南村辍耕录》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都很高，是了解元末社会的重要著作，其中“木乃伊”条的内容应为陶宗仪从他人口中得知，并非亲见；不过这则记载却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回回人制作木乃伊的科技史料。根据杨志玖的考证，“回回”一次首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彼处指新疆地区的回鹘，为唐代“回纥”、“回鹘”的音转；在元代，“回鹘”已改称“畏兀儿”或“畏吾儿”等词，“回回”则是汉语、汉人对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西亚诸族的称呼，有时又泛指一切西域人或色目人。“木乃伊”条中的“舍身济众”一语亦为信奉伊斯兰教之佐证。至于“天方国”，《明史・西域传》、(明)费信《星槎胜览》卷四、(明)马欢《瀛涯胜览》、(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下、(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一、(明)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八十一等皆有记载，泛指阿拉伯半岛的人，但其中未见有关木乃伊的文字。两相比较，可见李时珍改写后的“天方国”仅为西亚的一部分，其地理范围与《南村辍耕录》里的“回回”相比大为缩小。

中国古籍篇7

[关键词]古籍　古籍鉴定与保护学　一级学科

[分类号]G649.2

古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是文化成果得以记载、传播、交流的基本载体。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有“两个唯一”：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传承没有中断的国家；唯一历经数千年沧桑而始终保持国家统一、疆域稳定的国家。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发生断裂，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中国古籍的传承。世界学者公认的文明发展连续性标志：①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②学术传统尤其是史学传统的连续性。这两方面，中国都有辉煌的篇章，有赖于古籍的保护与传承。

古籍鉴定与保护学是指导和促进古籍保护事业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源泉。古籍鉴定与保护学的发展健康与否，既涉及古籍保护工作能否可持续发展，又涉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因此，研究古籍保护活动发展变化的规律，搭建现代社会古籍鉴定保护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学术条件、教育条件，是迫切的战略需要。多年来，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和广大古籍保护工作者一直关心并致力于古籍鉴定与保护学的研究。但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没有和古籍鉴定与保护学相关的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显然，现已确立的学科、专业设置状况非常不利于古籍鉴定与保护事业的发展。为此，我们应该考虑建立与国内古籍保护需要相适应的“古籍鉴定与保护学”一级学科，发展独立、完整、系统的古籍鉴定与保护学。

1、设立“古籍鉴定与保护学”一级学科的必要性

1.1　设立“古籍鉴定与保护学”一级学科是古籍保护科学化的保证

我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保护利用好这些古籍，对促进文化传承、社会进步、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古籍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但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古籍保护工作还面临许多问题。如现存古籍底数不清，古籍老化、破损严重；古籍保护手段落后；古籍鉴定人员良莠不齐，保护和修复人才匮乏，特别是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和整理人员极度缺乏，使古籍面临失传的危险；大量珍贵古籍流失海外等。古籍保护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①古籍鉴定专家较少且分布不均；②古籍修复人员缺乏，学历、职称、年龄结构不合理，行业地位低；③古籍保护投入不足，理论研究跟不上。这些不足使古籍鉴定保护工作缺乏必要的支撑和发展空间，制约了行业的发展。

近几年，随着古籍保护工作的大力推进，古籍专业人员匮乏越来越成为古籍保护工作的瓶颈。不仅修复人员缺乏，古籍编目、鉴定甚至古籍流通管理等方面的人员都严重不足。据估算，国内3000多万册(件)现存古籍中，有三分之一待修，而且这个比例有增加趋势，因此，加强古籍鉴定保护刻不容缓。而古籍保护绝非简单的修复，应当建立在清理、鉴别、创新的基础之上。要修一本古籍，基本程序有托、补、裱、拆、锤、压、捻、打眼、钉线等20多道工序，专业要求高。一个成熟的古籍修复者，应懂得美术、历史、造纸印刷、出版、文献等多学科知识，而古籍鉴定人员的专业要求就更高。多渠道、分层次培养古籍保护人才，在高等院校设置古籍保护和修复专业，是业内人士的心愿，也是大势所趋。

不管是学术研究的发展，还是古籍保护教育的拓展，首先需要规范，需要有学科的统领。所以，古籍鉴定与保护学应该设置专门的一级学科。只有如此，古籍鉴定与保护学才能真正得到发展和复兴，古籍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和利用。对古籍鉴定与保护学作出科学界定，使之得到应有的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是目前学界应该重视和探讨的迫切问题。

1.2　设立“古籍鉴定与保护学”一级学科是古籍保护职业化的客观需求

古籍保护工作不仅缺人，更是后继乏人，古籍保护教育职业化的缺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古籍保护教育中存在的非职业化现象主要体现在招生、培养目标、教学体系和内容、就业、师资队伍等各方面。与古籍保护密切相关的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中国古典文献学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图书馆学一级学科在管理学门类之下。这几个学科所开专业虽然也涉及古籍鉴定与保护的相关内容，但多为研究方向，并非重点，而且结构不合理，更谈不上系统化、学科化。古籍保护是学术，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职业。目前，古籍修复方面，中国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国外，古籍修复被视为艺术，工作人员待遇高、学历高，从事珍贵古籍修复的人员一般具有硕士、博士学位，修复古籍被视为一种崇高而神圣的职业。因此，分层次、有步骤、多渠道地开展人才培养是当务之急。2007年，以培养古籍保护专业人员，改善古籍收藏条件，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为我国古籍的科学保护和利用及形成完善的古籍保护工作体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古籍修复人才培养是贯穿古籍保护计划始末的重要工作，也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功的重要保证。为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古籍工作队伍，组建专业化、职业化的古籍保护队伍，应尽快推出古籍保护人员的认证和培养制度，对修复人员进行资质考评，给予相应的待遇和发展空间，使从业人员不断进步、稳定发展”。。但是。目前为止，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仍以师徒传授和集中培训为主，保护人员多为兼职或在职培训后从事该工作。全日制培养、高学历高学位培养开展缓慢，职业化运作很不完善。在职培训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使在职人员的理论水平和理念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提高，但不会形成真正的古籍保护体制和专业化、职业化的古籍保护队伍。将学校学科教育和传统培训等方式有机结合，设置古籍保护和修复专业，培养具备古籍整理、修复、研究能力的综合型人才，建立职业化、专业化保护队伍才是发展方向，而设立古籍鉴定与保护学一级学科，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2、设立“古籍鉴定与保护学”一级学科的可行性

2.1　古籍鉴定与保护学的现实基础和发展环境已经成熟

国家古籍保护工作的大力开展为古籍鉴定与保护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工作基础。2006年9月13日，国务院颁布《国家“十一32”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古籍保护工作列为重大项目。2007年1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标志着21世纪由我国政府组织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序幕正式拉开。2007年2月28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古籍保护工作。2007年4月30日，国务院批示建立由文化部牵头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该制度的建立对于加强对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促进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做好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2007年5月，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国家图书馆成立，标志着我国古籍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2007年8月，文化部为规范和加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咨询、论证、评审和专业指导，促进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成立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2008年3月1日，国务院批准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进入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共有2 392种古籍，其中汉文古籍2282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列入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51家，包括国家图书馆、26家省市公共图书馆、12家高校图书馆、5家专业图书馆、5家博物馆及2家档案馆。

2.2　设立“古籍鉴定与保护学”一级学科所需的教学科研力量已基本具备

近年来，古籍鉴定与保护学的研究与教学发展较快，作为一级学科所需的教学科研力量基本具备，生源与就业具有宽口径、多渠道和长远性等特点。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这是一个立足于古籍整理、服务于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两个学科、以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为使命的研究机构。2008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联合在该专业大学本科开设了“古籍鉴定与保护”课程；2009年，为研究生开设此课程，并且联合申请了“古籍鉴定与保护”方向的硕士点。2007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始举办古籍整理、古籍版本鉴定和古籍修复人员的培训班。目前，两个培训班已经办到第十期，其中不乏有硕士、博士高学位人员参加；古籍保护计划的开展也使一些高校的相关专业由冷转热。江苏莫愁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古籍修复专业，毕业生有较好的就业渠道；南京金陵科技学院的古籍修复已经由专科转为本科；首都职工大学国图分校的古籍修复与鉴定也成为职大的热门专业。同时，与古籍保护相关课程已初步形成体系，古籍保护中心培训班开设课程近几年也已经系统化、专业化。古籍普查培训班开设有古籍分类与编目、版本鉴定、名录申报、书影制作、再生性保护、破损定级、图书馆事业、古籍普查平台系统等课程；修复班开设有古籍保护的基础理论、古籍修复的理念与原则、中国书史、国外文献保护教育和文献保护事业概况、碑帖的整理与保护、中国传拓术、古籍装帧、修补技术等古籍修复保护课程。历史文献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图书馆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等学科相关专业课程开设年代久远，更为成熟。

古籍鉴定与保护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支撑发展较快，出版了大量优秀研究论文和行业标准，据欧阳菲先生统计，1984-2006年，仅图书馆学界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献就达107篇，主要发表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类期刊。同时，学界办有《古籍整理与研究学刊》等专业学术期刊和“中国古籍保护网”等专业学术网站，并拥有大批古籍专业出版社，出版的与古籍相关的论著和工具书不胜枚举，在海内外享有盛誉。2005-2006年，国家图书馆受文化部委托，组织进行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相关标准的研制工作，制订了《古籍定级标准》、《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古籍普查规范》和《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任职资格》，其中前五项被批准为文化部行业标准。从1983年起，国家每年拨付专项经费用于支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2008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年度补贴款额达1200余万元，补贴《中国家谱总目》等84种项目。这些都为古籍鉴定与保护学的发展以及学科的设立提供了可行性。

3、“古籍鉴定与保护学”一级学科的基本范畴

古籍鉴定与保护学学科建设是古籍鉴定与保护学的普及、研究和教学的前提和根本。在现行教育体制中，无论是教育部的教育计划，还是国务院的学科设置方案，均没有将古籍鉴定与保护学列为单独学科。严格意义上讲，古籍鉴定与保护不属于目前在编的任何学科，它是一门交叉学科、综合学科，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应该成为单独的一级学科。

目前，古籍鉴定与保护人才的培养“无所措其手足”。许多高校在“历史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图书馆学”等学科下开设相关课程，但古籍鉴定与保护学的教育没有系统化、学科化，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因此，“古籍鉴定与保护”是什么?古籍鉴定保护人才到底如何培养?高层次古籍保护人才应该学习和掌握什么内容?至今还是各自为阵，没有统一公认的标准，更缺少成熟的教学方案，遑论系统的学科建设。建立相应的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按照古籍鉴定与保护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开展教育，是古籍鉴定保护发展的大方向。

3.1　“古籍鉴定与保护学”的学科定位

古籍鉴定与保护学是理论与实践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古籍文献在传承文化知识的同时，形成了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简牍学等学术体系。自近代以来，由于深受国外学科分类体系的影响，古籍鉴定与保护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被肢解，这严重制约了古籍保护的发展及其整合功能的发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以及古籍保护事业的内在需求，将古籍鉴定与保护学设置为一级学科势在必行。从目前形势看，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单位古籍编目、鉴定与整理和古籍修复等人才合流趋势愈加明显，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预示着古籍鉴定与保护学这个整体作为一级学科的可能性愈来愈大。

就研究对象而言，古籍的起源、发展演变及其所蕴含的规律，均可作为该学科独特的研究对象。在方法论方面，传统的文字学、版本学、音韵学、训诂学、管理学以及经过改造的国外社会科学方法，缩微复制、影印出版、电子扫描和磁盘存储等，都可成为研究古籍鉴定与保护学的重要手段。就学科体制而言，虽然目前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中没有古籍鉴定与保护学这个本科专业，但是某些高校已经开设相关课程且课程设置较为成熟。可以设想，在管理学学科门类下设置古籍鉴定与保护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古籍鉴定学、古籍修复学、古籍管理学、少数民族古籍学等二级学科是切实可行的。师资方面，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古籍鉴定保护专业人员，各高校相关专业和图书馆亦有一批专业人才。

3.2　“古籍鉴定与保护学”一级学科的基本框架

学科是大学内部学术研究分科建制的结果。一个新学科的形成，或是源于已有学科的分化，或是源于不同学科的整合。就横跨众多学科的古籍鉴定与保护学而言，其学科结构的科学澄清与合理厘定，对于古籍鉴定与保护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是不证自明的。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也是学科发展生生不息、年轻后学薪火相传、学术共同体缔结交流的重要保障。紧密结合古籍鉴定与保护学学科属性，直面博士、硕士、本科和继续教育的人才培养实践，就各层级人才的培养目标、专业方向、课程设置、培养模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科学论证是首要问题。

2009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为规范和加强学科专业的设置与管理，进一步发挥学科专业目录在学位授予、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制订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目前，以《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等国家相关政策为指导，突破现有的学科框架，设立古籍鉴定与保护学一级学科，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个学科的独立性和合法性不仅需要知识结构的支撑，还需要一系列的学科制度、招生歙业制度作为保障。这既包括学科建设的普遍原则，也包括学科建设的基本操作细则；既包括职业化研究队伍和学术交流网络的构建，也包括权威学术出版物和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的设置。还有二级学科和专业方向的建设等，这些均需要进行专门研究论证。

具体操作过程中，应根据古籍鉴定与保护学学术发展脉络和知识架构，结合国家现有学科、专业发展的现实情况，通过调研分析、专家论证，划分出较为明晰、可具操作性的学科结构。以此为基础，对于每个次级学科人才培养(涵盖学士、硕士、博士)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主修课程等进行厘清和界定。在具体研究目标上，通过调研国内外古籍鉴定与保护学学科发展的现状，结合古籍鉴定与保护人才培养的前期探索经验，形成集理论性与应用性于一体的高级古籍保护人才为学科人才培养目标。当前，国家正在大力发展专业学位教育，对于设立古籍鉴定与保护学专业是十分有利的时机。

中国古籍篇8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典籍。这些古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古籍保护工作。近年来，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古籍保护工作还面临许多问题，形势严峻。为抢救、保护我国珍贵古籍，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和谐社会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42号）、《国家“**”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办发〔20**〕24号），经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现就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创造力，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古籍具有不可再生性，保护好这些古籍，对促进文化传承、联结民族情感、弘扬民族精神、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加强古籍保护工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由于诸多原因，当前我国古籍保护存在不少突出问题，如现存古籍底数不清，古籍老化、破损严重；古籍修复手段落后，保护和修复人才匮乏，尤其是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和整理人员极度缺乏，面临失传的危险；大量珍贵古籍流失海外。因此，加强古籍保护刻不容缓。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古籍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古籍保护工作。

二、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大古籍保护工作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古籍保护制度，提高全社会的古籍保护意识，充分发挥古籍在传承中华文化，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二）基本方针。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坚持依法保护和科学保护的原则，正确处理古籍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三）主要任务和基本目标。“**”期间，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和“**”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全面、科学、规范地开展保护工作。对全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的古籍收藏和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普查，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和古籍数字资源库；实现古籍分级保护，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完成一批古籍书库的标准化建设，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加强古籍修复工作，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古籍保护专业人员。通过努力，逐步形成完善的古籍保护工作体系，使我国古籍得到全面保护。

三、突出重点，科学规范地开展古籍保护工作

（一）统一部署，全面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从20**年开始，用3到5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级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及民间所藏古籍情况。对登记的古籍进行详细清点和编目整理，并依据有关标准进行定级。在文化行政部门领导下，国家图书馆负责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图书馆负责本地区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本系统古籍普查实施方案，也可委托各省（区、市）省级图书馆统一开展普查登记工作。民间收藏的古籍可到所在地省级图书馆进行登记、定级、著录。加强与国际文化组织和海外图书馆、博物馆的合作。有关单位和机构要对海外收藏的中华古籍进行登记、建档工作。国家图书馆负责汇总古籍普查成果，建立中华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形成全国统一的中华古籍目录。

（二）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逐步形成完善的古籍保护制度。统筹规划，加强对珍贵古籍的重点保护，并以此带动古籍保护工作的有序开展。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经国务院批准后公布。对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收藏单位要按照有关要求，完善保护措施，切实做好保护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对此进行监督检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可建立省级珍贵古籍名录，并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加大保护力度。

（三）改善古籍保管条件，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建立健全古籍书库的建设标准和技术标准，改善古籍保管条件，完善安全措施，保障古籍安全。对古籍收藏量大、善本多、具备一定保护条件的单位，经国务院批准，命名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并作为财政投入和保护的重点。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要定期进行评估、检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可命名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四）加快推进古籍修复工作，提高古籍修复水平。集中资金，有计划地对破损古籍进行修复，重点抓好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濒危古籍的修复工作。各古籍收藏单位要建立修复档案，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对古籍进行修复，确保修复质量。要将传统修复技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充分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提高古籍修复水平。在具备条件的图书馆设立国家文献保护重点实验室，开展古籍保护技术的研究和实验。

（五）进一步加强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制订古籍数字化标准，规范古籍数字化工作，建立古籍数字资源库。利用现代印刷技术，推进古籍影印出版工作，继续实施中华再造善本二期工程。积极采用缩微技术复制、抢救珍贵古籍。要整合现有资源，建立面向公众的古籍门户网站。要采取有效措施，向社会和公众开放古籍资源，发挥古籍应有的作用。

四、加强领导，协同配合，共同做好古籍保护工作

（一）建立古籍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建立由文化部牵头，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民委、新闻出版总署、宗教局、文物局等部门组成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文化部。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按照现有职能分工，认真履行职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古籍保护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组织实施本地区的古籍保护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将古籍保护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明确工作目标和任务，认真落实保护措施，建立健全古籍保护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要充分发挥专家在古籍修复、保护、研究等方面的作用，推进古籍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加大古籍保护资金投入。各级财政部门要对本地区古籍普查、修复、出版及数字化等工作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要制定鼓励政策，积极吸纳社会资金参与、支持古籍保护工作。

（三）加强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有关部门要制订规划，多渠道、分层次培养古籍保护人才。建立古籍修复机构资格准入与修复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设置古籍保护和修复专业，培养一批技术精湛、素质较高的古籍修复人才。加强古籍保护工作人员的在职培训和少数民族古籍翻译、整理、出版、研究人才的培养。积极开展国际与地区间古籍保护的交流与合作。

（四）加大古籍市场监管力度。有关部门要依法规范古籍市场流通和经营行为，加强古籍销售、拍卖行为的审核备案工作，严厉打击盗窃、走私古籍等违法犯罪活动。要按照文物管理的有关法规，制定古籍出入境审核、监管办法。加强国际合作，坚决依据有关国际公约和法律法规追索非法流失境外的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