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

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镇化 县域经济 国外经验 对策

所谓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在中国，县域是政治体系和社会系统中最基础的层次和单元，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运行主体和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未来20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最大的难点和重点在于占国土面积90%、人口70%的县域。因此，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对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妥善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大城市恶性膨胀的问题，于是他们普遍采取了“人口向郊区转移”的城市化战略。例如原联邦德国、日本、法国等，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第一，加强城镇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的人在小城镇居住生活。为改造村镇的居住环境，提高村镇居民生活的舒适度，政府十分注重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各种公益事业的健全完善，且这些建设资金的大部分是来源于国家的财政补贴和乡镇的税收。

第二，重视规划，多数城市仍保持原有的建筑风格，体现了新区和旧区的有机结合，反映出欧洲人严谨的规划意识。例如，20世纪70年代，原联邦德国进行了广泛的县级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改革，按现代化的标准重新划定县的区域范围。所以在很多西方国家，我们会看到从城市到乡村，特别是小城镇，街道整洁、设施齐全、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环境宜人，由此可见，西方人在城镇化进程中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视。

第三，致力于经济发展，十分重视和保护农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信贷支持。德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通过巨额补贴消除农业与工商业的利率差，为银行构建稳固的农村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石。对技术创新、区域平衡、环境保护类的银行贷款等重点项目，政府甚至可以全部贴息。

第四，因地制宜，分区治理。政府结合当地城镇的特色，发展与之相对应的产业，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五六十年代，为帮助经济不发达的落后地区，法国采取了“领土整治”和“工业分散”的政策。在西部、西南部、中部地区，在有自然资源的地区，传统工业衰落区以及“新工业区”，政府重点以“国家发展资金”的方式吸引大财团、大企业到这些地区新建或扩建工厂，使得原来衰落的小城镇又恢复了生机。

二、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一）基本概况

据《中国县域经济年鉴（2010）》统计，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我国县城经济单位共有2001个，其中县级市366个，县1463个，自治县117个，旗49个，自治旗3个，特区2个，林区1个。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前10名分别是：（江苏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常熟市）、江苏吴江市、浙江慈溪市、江苏太仓市、浙江绍兴市、江苏宜兴市、福建晋江市、浙江义乌市、广东增城市、浙江余姚市。其中江苏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和常熟市地理位置相连的四个县级市作为“区域经济强县统筹发展组团”并列第一名。

我国由于地大物博，县域经济的差异性非常大。在面积上，大的有几万平方公里，小的只有几百平方公里；在地形上，有高原山区，有丘陵，有平原，有海岛；在人口上，多则超过200万人，少则不到1万人；在资源禀赋上，有富集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藏的资源优势县，有地下无矿藏、地上无良田又缺少资金和人才的劣势县；在产业上，有的是工业主导，有的是农业主导，有的是旅游和商贸主导；在发展水平上，有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县，有相对落后的西部山区县。县域经济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环境等差异导致了它们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二）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

第一，县域百强县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在第十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比中，全国县域经济的前十名全处于沿海发达地区，而中西部无一榜上有名。这充分说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地区间的经济存在较大差异。

第二，县域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尽管在县市之间存在着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等的差异，但各县市的市场化程度却不同程度地有所变化，突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

第三，全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有特点。例如在全国十强县中占有7席的江苏省，它的县域经济规模大，区域统筹条件比较突出，特点是“集体经济+规模经营+资本市场”。浙江省的县域经济人口规模小，富裕程度相对高、差别小，特点是“民营经济+产业集群+专业市场”，城乡统筹条件比较突出。山东省县域经济单位众多，差异性大，百强县突出性不足，特点是“政府主导+经济协作+多种模式”，区域经济协作比较突出。

三、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选择――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口会大量向城市集中，为了减轻大城市的压力，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我国应采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的道路，以缓解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一，以“增长极”战略为基础，大力发展周边地区经济，让中心城市去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增长极战略为基础，集中力量发展中心大城市，获取了较高经济效益，但同时也导致了大城市、中心城市的过度膨胀，带来了一系列不易解决的城市问题。于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抛弃“增长极”策略，转而普遍发展基层小城镇，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做法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城镇化过程中同样遇到类似的问题，为了防止出现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我们应该以大中城市为基础，用大中城市的影响力去发展周边地区的经济，发挥县域经济的作用。

第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能够极大地缓解由于城镇化给大城市所带来的各种压力，如就业、保险、教育、医疗等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亿，乡村人口6.5亿，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过半，达到51.27%。然而，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秩序紊乱、运营低效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也赫然摆在眼前。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不能只图大，即大城市的发展，而应因地制宜的发展小城镇，保持原有的生态和特色，坚决摒弃到那种大功能分区、大路网、大尺度的构筑物等过时的做法，提倡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大力扶持本地企业的发展，吸引劳动力就近就业。例如江苏江阴市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当地企业集团的建设。经过多年发展，江阴市已经形成了特种钢铁、机械装备、高档纺织等支柱产业和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出了一大批规模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的发展，既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进步，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就业问题，增加了人民的收入。

第四，大力保护城镇的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如今，一些城市存在着盲目追求建设速度，盲目追求现代化而对一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破坏的现象。如果不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不立即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将来就可能建立一批没有文化的城市，出现千城一面的情况。我们在大力提倡发展县域经济的同时，应合理地进行规划，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切不可以牺牲后人的做法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福刚.中国县域经济年鉴(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2]张莉莉.国内外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综述[J].北方经济，2010(23).

[3]中国县域经济网： .

[4]凌学文.小城镇建设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经济论坛，2007(14).

[5]王媛.周霞.县域经济发展与小城镇建设[J].小城镇建设，2003(09).

[6]刘俊杰.县域经济发展与小城镇建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7]许桂红.县域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

[8]凌耀初.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战略[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第2篇

【关键字】 中国城镇化;进程;特殊性

【 abstract 】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China's rural 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carries on the comparison, found that exists between the two obvious difference, but also more show that the China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particularity; And from the initial productivity level of urbanization, the difference of population growth rate differences, urban and rural migration system differences,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difference of land ownership and use right transfer system differences in five aspects such a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a are analyzed.

【 keywords 】 China urbanization; Process; particularity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中国城镇化与发达国家城镇化相比较，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在发达国家，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理等条件不同，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和地区，表现出城镇化进程，虽然有一定形式的差别，但在本质上都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而然”发展过程，是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相辅相成的。在发达国家，政府没有权力改变其进程，使其超出一些必然阶段，也没有通过行政力量阻止它的进程，使它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力或行政手段是左右它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导致了与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差异。

城镇化最初生产力水平上的差异

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在农村城镇化初始阶段出现农村城镇化的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城镇化总是第一个在那些农业分工完善、农村经济发达的地区兴盛起来，并建立在农业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之上。

农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这不但会造成大量的农村人口束缚在土地上，而且也会为了填饱肚子不停地忙碌着，亦不利于对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支持，导致农业人口比重高的直接后果是滞留在自给自足传统乡村的农民消费水平极低，造成了“大中国，小市场”的局面在中国长期存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于体制的建立和城镇化的停滞，中国的农村市场份额呈迅速下降的趋势。在60年代中期，农村市场却有所恢复，但仍然与城市市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长期徘徊在40％左右。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促进了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市场份额显著提高，并一度超过城镇的份额。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又开始下降。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呈继续下降趋势，接近中期改革前60至70岁的水平。这显然不可能“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人口规模与人口增长速度上存在的差异

发达国家在40至60年之前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中，人口年均增长率低于0.5％，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年均人口增长率只有0.7％左右。然而，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中国内地在1950年已有人口55196万人，到1995年2月，中国总人口超过12亿大关，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人口之和（11.7亿），占当时世界人口（56亿）的人口 1/ 5。目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实际水平是36.09％，若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0％，这意味着将2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这几乎是整个俄罗斯总人口，相当于新增加了一个新的200座百万人口的城市。

城乡的迁移制度存在差异

发达国家在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政府自始至终没有设置“门槛”来限制城镇居民的迁移流动，城镇居民之间的流动是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自然而然的结合在一起的。

在我国，尤其是20世纪50~70年代末，历经20多年的城乡进程发展，城乡之间的流动受到限制，城与城之间、乡与乡之间的迁移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中央政府已经逐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农村制度，城市的强制性生产计划和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城市和农村地区，食品采购和销售统购制度，加上其他一系列要严格区分存在在农村和城市中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并用户籍制度加以固定的一系列配套制度和体制，例如：城镇居民户口迁移制度，城市居民粮油计划供应制度， 城市居民就业计划安排制度、城镇居民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最终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这成为我国到目前为止的主要制度安排。当前，生产力最活跃的要素是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让位于与工作岗位相连带的人身依附定位，农村居民移居到城市有两条狭隘途径，即当兵提干和大学生。总之，造成城镇化进程在中国畸形发展的最大因素仍然是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

政府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差异

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主要是由市场力量推动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当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也逐步坚强了干预。我国开始城镇化进程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力量，即城镇规划、布点、撤乡建镇、撤地建市、由县级市升格为副地级市等，不仅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甚至是城镇中工商企业的经营发展都是由政府一手操办的。

近年来，随着中央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城镇化进程政策，许多城市和省份闻风而动，但所使用多数是简单的行政手段，方法无非就一条，就是允许农民办理城镇户口。这一方法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还可以理解，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跟城镇居民差距不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界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标准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并且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给进城的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在许多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这种做法显然是很牵强的。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转移制度的差异

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特别是在建设发展小城镇时，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存在着与国有企业“所有权虚位”同样的问题，农村居民与土地之间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一旦离开就有可能“无条件”地丧失这一宝贵的生活资源。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需要使用很多农村的耕地资源，现行的城市土地征用制度导致了部分农村居民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失去了生存的生产资料，同时也缺乏从事其他产业活动的能力。这无疑是城镇化发展和土地使用冲突的集中表现，对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一矛盾是城镇化过程中必须考虑和重视的问题。

基于以上各个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比发达国家当时城镇化进程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艰巨得多。

参考文献

吕玉印．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215.

简新华，黄锟．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J］．经济研究，2010(3)．

徐林清．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的特征及其反城镇化效应［J］．乡镇经济，2009(9)．

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城镇化进程；问题；突破点

中图分类号： F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根据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 2007年末，中国城镇化水平已达 44.9%。 到 2010 年城镇化率达到了 47.5% ，2012年2月22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比例达到了51.3% 。但是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其存在的众多问题。

一、中国城镇化中面临的问题

中国农村城镇化的推进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要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就必须找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而创造条件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城乡经济融合度不高

城市与农村经济联而不合、合而不一，城乡功能双向辐射力度不足，城乡诸要素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尚不畅通，缺少相互间紧密的配合和支持。城乡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低，农产品加工业不发达。世界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为 3:1，而我国仅为 0.5:1；加工食品占饮食消费的比重发达国家为 90%，我国仅占 25%。由此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各产业之间关联度太低，农业产业链条短，这种情况既影响了城乡的商品交换，更使城市和农村形成了彼此孤立的经济体系。

（二）城乡资源配置严重失衡

城乡统筹发展，有赖于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在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城乡社区更加开放的态势下，市场在城乡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强化，城乡资源流速加快，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由于我国农业是个弱质产业，风险大、比较效益差，资金回报率低，因此城市资源要素缺乏向农村流动的内在动力，农村资源要素受市场利益机制的驱动，争向外流，向城市集聚，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三）农民土地缺失

政府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的垄断性征用，导致城乡土地市场价格差和城乡土地市场分割，导致大量无地失业农业人口的出现，严重损害了农民、农村和农业利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 30 余年以来，政府向农业征用土地所产生的城乡土地价格差累计达到2000亿元，这些资金又全部投入到了城镇。在某些地区，由政府垄断性征用所导致的土地市场价格差甚至成了政府推进城市化、维持政府运行的主要收入来源。

（四）农民工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政策对农业投入力度的增大，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思路，大大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也促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

农民工进城后被排斥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外，难以实现市民化。农民工进城一方面是农民自身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城镇化的必由之路，更是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农民工进城作为中国城镇化的一条路径，有其可行性和现实性。但现实情况是，能够真正由农民变为市民的群体只是占了少数，大部分人很难在城市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不确定性对农民工来说是一种常态。具体来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水平和覆盖范围上都有明显差距，农民工在劳资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使其难以享受到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伤事故保险等待遇，在子女教育、公共卫生、住房保障等领域都没有达到市民化的标准。

这就导致了农民工虽然在表面上进了城，但却没有享受到城里人该有的待遇，使我国的城镇化大打折扣。

二、改善中国城镇化建设现状，完善城镇化建设水平

（一）普及小城市，促进城镇化建设

小城市不仅与其周边的广大农村是密不可分，而且是我国城镇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小城市与大中城市相比，较易发展成规模。较之大中城市，小城市具有区位优势，即其所处地域与农村临近，其生活习惯和消费水平与农村相差不大，农村劳动力较易融入其中，易产生人口集聚。特别是乡镇企业极易在小城市生存，农村劳动力较易转移到小城市来，为第三产业的发展赢得了机会。这一切，都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动力和积淀。

（二）建立农村土地要素的流转机制

土地不只是意味着一种非常重要的要素，还是农村赖以生活的根本。对于迁往城市定居的广大农民来说，放弃土地就意味着放弃生存烦人依靠。农民的土地产权分属不甚明了，其劳动力的迁移受到了极其严格的限制。转移农户土地收益权不仅体现对人口城镇化产生了粘效应，也造成了大量的“两栖”农民。因此，尽早建立农村土地要素的流转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三个群体:一是失地农民，主要是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被征地农民。近年来城镇快速扩张，失地农民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善的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计划，失地农民中老龄的、大龄的也没有养老保障。二是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就是非农就业。据农业部统计，大概有两亿左右。针对这部分人没有完善的失业、养老保险制度，恐怕大多数人要回农村养老。

（三）把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

城镇化战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上，更应该考虑城镇化的系统性。具体来说，就是指城镇化进程要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城镇和农村的协调、共同发展。城镇化发展并不代表着农村社区和农民群体的消失，在中国存在着巨大农村人口的形势下更是如此。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不仅包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还包括城镇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只有将这两个协调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有望实现真正的城镇化战略。因此，新农村建设要在城镇化建设中发挥一定作用，实现农村生活条件的提高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在这种条件下实现农村的就地城镇化，从而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和失地农民问题。

总结

文章主要对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按照可持续发展和节约资源的原则，既不能违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也不能完全照搬别国模式，必须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参考文献

［1］贾林州.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J］.绿叶，2011，( 3) ．

［2］贺雪峰.反对积极城市化战略［N］.南方周末． 2008 －05 －14．

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镇化；节能减排；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7-27（8）

1 现代城镇化进程

1.1 基本认识

同人类其他文明一样，城市化有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尽管人类社会的城镇建造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但是，“城镇化（城市化，下同）”一词的出现则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与古代城镇化发育相比，现代城镇化发育的最大特征在于城镇职能的扩展：即现代城镇不仅继承了其古代时期的集聚生活和集聚消费的传统功能，而且极大地发展了集聚生产和集聚污染的新功能（图1）。这种功能的扩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城镇对农业生产的依附性，并且最终将城镇推到了国家或地区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位置。

1.2 中国现代城镇化

客观地讲，过去60多年中国现代城镇化的发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经济城镇化发育进程（系指城镇经济在国家GDP产出中的比重）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发育进程。相关研究表明，1952年，中国城镇化的总体水平仅有14.1%，其中经济城镇化水平为15.6%、人口城镇化为12.7%，经济城镇化于人口城镇化两者比例为1.22。到2010年，中国城镇化的总体水平上升至65.4%，其中经济城镇化水平为85.6%、人口城镇化为49.9%，两者的比例为1.71（图2）。这一差异值不仅远高于同期发达国家1.13的标准，而且也超过了同期发展中国家1.60的水平（图3）。

导致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这种差异特征的关键在于城镇经济、特别是二产的快速发展，这正是造成中国能源消费需求高速增长及其投入产出水平长期保持相对低下的基本原因所在。

2 能源消费

2.1 总量增长

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一次能源消费需求有了大幅提升。在现代初始发育阶段（1952～1980年），强烈的传统职能色彩（集聚生活和集聚消费）使得中国城镇的一次能源消费维持在一个很低水平上。1952年中国城镇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不足1500万吨标煤，仅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30.5%。此后，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展开，各地城镇的集聚生产职能得到明显增强，从而导致全国城镇一次能源的消费水平有了快速提升。到1980年，城镇一次能源消费已经超过了3亿吨标煤，约占全国消费总量的53.7%（图4）。换言之，在初始发育时期，全国城镇一次能源的消费需求以每年1100多万吨标煤的速度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城镇化进入了快速发育阶段（1981～2010年），其中经济的产出职能得到大幅增强。在市场经济、特别是外向经济发展的刺激下，中国城镇的一次能源消费需求呈现出更为强烈的增长势头。数据分析表明，到2010年，全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已经达到了27.3亿吨标煤，约占全国消费总量的84.1%。以此计算，在这一期间全国城镇一次能源的消费需求以每年增长8000多万吨标煤，约为初始发育期的6.3倍。

2.2 结构演进

在现发育阶段，中国城镇的能源消费主要用于满足工业生产发展的所需。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石油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全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的结构演进明显加快。1980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为51.2%，与1952年时相比，降幅超过42个百分点（图5）。受此影响，1980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的结构演进系数达到了1.95，较1952年时的增长了0.88（或增长了82.6个百分点，图6）。

进入快速发育阶段后，在国内能源政策摇摆和国际能源市场动荡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城镇能源消费结构的演进反而呈现明显倒退的趋势。数据分析显示，2010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约为64.1%，比1980年时上升12.8个百分点（图5）。这一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的结构演进系数为1.56，比1980年时下降了0.39（或下降了20.1个百分点，图6）。

2.3 单位产出能耗

客观地讲，中国现代城镇化进程的能源产出效益呈现出明显改善趋势。

20世纪50年代初，集聚生活和集聚消费的传统职能使得中国城镇化的发育对一次能源消费有着较少的依赖。因此，有限的城镇生产集聚尚能将能源消耗的投入产出效果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正是1952年时全国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水平能够达到14.0吨标煤（万元，1952年不变价，下同）的根本原因所在。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由于资本与技术投入的有限造成部门结构单一和重工业发展优先的倾斜性产业发展政策，中国城镇的能源消费表现出异常强烈的需求增长。因此，尽管近30年的初期发育使中国城镇的经济的总体产出能力得到明显增强，但其单位产出的能耗也随之呈现出大幅上扬态势。1962年中国城镇万元产出能耗达到了24.8吨标煤，比1952年时上升了77个百分点。经过了3年调整后，1965年中国城镇万元产出能耗开始回落到17.6吨标煤。此后，受“时期”的政治干扰，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再次开始攀升。到1975年时全国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为21.7万吨标煤，比1965年增长了23个多百分点。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城镇万元产出的能耗上升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图7）。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量外来资本与先进技术的引进，特别是相对协调发展政策的实施，最终扭转了城镇单位产出能耗居高不下的局面。

1990年，全国城镇万元产出的能耗为12.0万吨标煤，比1980年时下降了约42%。2010年进一步降至到5.0万吨标煤，比1990年时的有降低了约58个百分点。

3 碳排放

3.1 总量增长

随着一次能源消费的增长，中国城镇的碳排放总量也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

1952年中国城镇的碳排放仅有0.11亿吨碳，约占全国碳排放比重的31.0%。此后，在工业化运动的推动下，城镇的集聚污染功能得到大幅增强，其结果，全国城镇的碳排放水平快速增长态势。到1980年，中国城镇的碳排放总量达到了2.1亿吨碳，是1952年时的19.4倍（图8）。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伴随着集聚生产功能的大幅提升，城镇集聚污染的功能也得到了明显放大。到2010年，中国城镇的碳排放总量已接近18.4亿吨碳，是1952年时的169.4倍。重要的问题在于，1981-2010年期间，中国城镇碳排放的年均增速超过了0.54亿吨碳，为现代城镇化初期阶段的7.6倍。

3.2 单位产出碳排放

与单位产出能耗的变化近乎完全同步，中国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也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

受到落后的燃料供应结构影响，中国现代化之初的城镇单位产出碳排放便已经达到了较高程度。此后，随着生产职能的增强，中国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升。1980年中国单位产出的碳排放接近13.4吨碳/万元（1952年不变价，下同），比1952年时增长了30.5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集约化的生产彻底扭转了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居高不下的局面。到2010年，中国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已经降至不足4吨碳/万元。与1980年时相比，降幅接近3/4（图9）。需要指出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下降趋势明显变缓。

4 产出效率国际比较

4.1 比较结果

尽管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城镇的能源投入产出效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的能源投入产出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为此，我们选择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5个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为代表进行了相关比较。

以2010年为例，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的总体城镇化发育水平均超过了85%，除了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当年单位GDP的产出能耗均低于1.5万吨标煤（亿美元，2010年价）的水平（图10），其中日本单位GDP产出的能源投入不足1.0万吨标煤。

至于印度，由于目前该国的总体城镇化发育水平尚不足45%，因此其单位GDP的产出能耗接近2.5吨标煤的水平。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2010年的总体城镇化发育水平超过了65%，但是，中国当年的单位GDP产出能耗接近3.0万吨标煤，如此的单位产出能耗不仅数倍于发达国家，就是与印度相比，也高出20%。

4.2 原因分析

总体而言，造成中国城镇单位产出能耗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结构演进的刚性特征明显。长期以来中国实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优先产业导向政策，造成了不断增强的第二产业产出能力极大地挤压了其他社会活动的能源消费增长空间。其结果是，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近乎完全依赖二产、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来推进，从而使整个经济结构的演进具有明显刚性特征（图11g）。如此产业结构发育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国家、特别是城镇单位GDP产出能耗的居高不下。

第二，供应结构落后。 与多数国家相同，中国现代城镇化的一次能源供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均建立在本国资源基础之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镇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国内资源供应的有限，石油等现代燃料矿种的进口规模不断上升。然而由于出现一定程度的战略决策的失误和国家能源市场供应的失调，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演进便开始止步不前，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其结果是，到2010年煤炭占据了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70%以上（图12），相应地，国家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演进系数仅为1.4，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一般在4.0以上），就是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也有近0.5。

5 节能减排路径选择

5.1 基本思路

能源消费是人类社会生存与财富积累的原动力来源，是一个涵盖了从资源开发以及制成品生命使用周期在内的所有物质产品消耗和使用过程。其中，包括资源开发和产品的制造过程可以称为社会生产性消费；制成品的使用过程则可称为社会使用性消费。能源消费正是这种由社会生产性和社会使用性两种形态所组成的社会能量消费过程（图13）。

遗憾的是，人们并未系统地认识社会物质能量消费的这种组合形态特征，因而在论及社会的节能减排时，常常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产品社会生产过程的节能减排上，而较少关注制成品使用过程的节能减排效益。这种有意或无意地将两种消费形态分离的做法最终导致了社会节能减排的事倍功半效果。中国的实践正是这一方面教训的典型例证。

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相同，长期以来中国的能源战略始终采取的是一种单向伺服模式。这种单向伺服模式不考虑或很少考虑消费需求的合理性，而只是强调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能源消费需求，因此也可以称为能源被动供应战略。换言之，在这种单向伺服模式下，社会能源消费完全决定着能源供应的规模增长和系统发育走向，而很少顾及因各种外部环境变化所造成的供应成本提高和运行风险增大。

5.2 路径选择

应当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单一伺服模式或被动供应战略基本上保证了国家总体发展目标的实现，并成功地实现了系统空间发育从地方化区际化和国际化的跨越。与此同时，国家能源供应的时空协调也因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内外环境变化压力与挑战。有鉴于此，未来国家能源供应进行从 ‘单一服务’ 或‘被动供应’向‘主动协调’的战略转变，其中‘源头调控、效率优先、整体协调’是这一总体战略转变的基本构成（图14）。

5.2.1 源头调控。

同其他人类社会活动一样，能源供应的终极目标就是满足能源消费，这是人们长期形成的一种固有观念。然而，人们很少从能源消费的合理性出发，考虑能源开发与供应自身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近年来，随着气候变暖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质疑原有观念。但若完全取代国家能源供应的传统观念，人类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中国的情况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能源消费始终保持在6.0%的年递增速率。其结果，2010年中国最终超越了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11年中国一次能源的消费超过美国的水平甚至上升至了15.1%，比2010年时的情况增长了8.7个多百分点。形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在于工业部门生产能力的快速发展，例如，2010年中国的矿业和制造业部门在国家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高达75.3%，为发达国家的2～4倍。因此，‘源头调控’就是要通过主动抑制工业生产部门能源消费的过快增长，最大可能地降低工业生产部门在整个社会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5.2.2 效率优先。

作为一个发展中能源消费大国，中国的社会消费与社会生产具有同样的节能潜力，有时甚至超过了社会生产部门。在这里，有两个可以说明这种社会消费节能潜力的实例。

首先，中国现有建筑面积430亿m2，由于门窗保温性能低下（例如北京节能门窗的标准为K =2.8w/m2.k，仅相当于欧洲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如果采用欧洲现行标准，中国的建筑能耗将因此每年减少4.3亿吨标煤的能源消费和13.8亿吨的CO2排放量。如果考虑到未来每年城镇竣工建筑面积的总量将持续保持在10亿m2以上的话，那么中国一年的建筑节能潜力将变得更为可观。相比之下，中国46种出口贸易产品的能源消耗为3.1亿吨标煤，CO2排放量7.96 亿吨（2005年），分别相当建筑节能潜力的72.1%和57.7%。然而，出于惯性思维，政府和企业仍将主要精力放在能源生产和供应能力的扩大方面，以解决快速城镇化发展的能源供应问题。根据相关报道显示，在“十二五”期间，国家准备上马新疆庆华能源集团等15项、年产能力为110亿方的煤制气工程，投资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与之相比，在国家建筑节能方面，中国至今仍未能够制定出一个可供国家、企业及社会共同遵循和执行的发展目标和法律依据。

其次，2008年中国的照明用电已占全国电力消费总量的12%以上，并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递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节能灯生产国（2010年中国生产节能灯42.6亿只，约占全球总产量的80%），中国目前约80%的照明市场仍然在使用传统的白炽灯。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如果我国城市道路照明光源的1/3更换为高效节能的照明产品，其节约的用电量相当于一个三峡工程的发电量。面对日益严重的全国性电荒，中国不得不每年投入3600亿元用于电厂建设，而政府每年用于鼓励节能灯使用的补偿不足1亿元人民币。显然，最大限度地提高包括社会生产与消费的整个消费链条的能源消费效率应置于国家能源总体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

5.2.3 整体协调。

对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持续发展而言，能源供应质量的提高主要集中在结构改善及供应方式转变两个方面。

在未来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将更多地发挥国家和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作用。受此影响，未来国家能源消费结构将会发生重大转变，其中，天然气消费增长将超过其它能源矿种，成为中国燃料结构演进的核心。因此，为满足天然气生产与进口（包括液化天然气）规模的快速增长，专业码头、储配装置和输（配）气管线等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便成为未来国家能源时空协调发育的重要任务。

与此同时，为了减少外部环境变化的干扰，确保能源供应规模快速扩张下的系统运行稳定性，应加速推进国家智能化电网的建设，并着手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与区域储备机制体系的建立。

6 对策建议

为了尽早实现上述总体战略目标，以便使未来中国能源供应的时空协调之路走的相对从容一些，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继续坚持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这是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快速增长的一个基本前提；

第二，提高对结构节能的认识，将产业结构节能置于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首位，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结构节能降耗的效应；

第三，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尽快改变目前第二产业一花独秀的局面，这样才能使得结构演进的节能减排效果完全发挥出来；

第四，逐步调整国家财富分配格局，为实现产业结构的正态演进提供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

第五，增大科技和教育投入，为三产的顺利发展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7 风险分析

中国未来能源供应的时空协调发育将主要面临来自地缘政治、资源价格和环境压力3个方面的挑战。

7.1 地缘政治挑战

冷战结束后，全球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美国一霸独大的局面。然而，好景不长。10年的全球反恐战争严重地损耗了美国的软硬实力，而发生于2008年的金融次贷危机则极大地动摇了美国及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为了继续维护世界霸权地位与确保自身国家安全，美国不得不做出新的战略调整，将其战略重点东移至亚太地区。美国的这一战略东移不仅深刻影响着未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也对未来中国能源供应时空协调产生重大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因岛屿等领土争端而引发的国家近海油气资源开发和油气产品进口海路通道的安全保障问题。

另一个地缘政治挑战可能来自中东的波斯湾地区。长期以来，美国及西方盟国试图通过打压伊朗的核发展计划，维持所谓中东地区的战略平衡。为了国家安全和宗教尊严，伊朗政府坚持既定发展方针，美伊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之一，中国油气进口来源地的安全与产品价格的稳定将面临这一地区冲突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7.2 资源价格挑战

与地缘政治相比，国际石油与天然气价格的波动对中国未来能源安全的时空协调更具挑战性。

经历了二战后的长期政治波动，国际油价的变动开始进入经济主导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际石油市场博弈程度和全球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目前的世界已经形成了石油出口国、老牌（欧洲、美国等国家）与新兴石油进口国（中国、印度等国家）“三足鼎立”的格局（图15）。其结果是，投机行为开始占居了油价运行机制的主导地位，国际油价从此开始进入了一个高油价阶段。

总体而言，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石油输出国、老牌与新兴石油进口国“三足鼎立”的市场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此种状态下，投机成分主导下的风险机制将使世界油价继续处在一个高风险阶段。所不同者，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石油市场的消费格局将发生相应变化。随着其消费比重的不断增大，新兴石油进口国在新油价机制的建立方面将获得较大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大气变暖和减缓经济衰退趋势，老牌石油进口国对油价新机制的确定也将会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姿态。此种情况下，国际油价很可能呈现一个相对稳定状态。据此我们得出的判断是：未来国际油价有可能保持在100美元/桶的范围（按2008年价格计算），其价格变幅大体保持在80—120美元/桶之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石油进口国，未来经济发展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程度将有明显提升。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干扰，有效地发挥自身市场的潜在优势乃是获取国际油价稳定的一个关键。

7.3 环境压力挑战

这种挑战主要来自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

在国际方面，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尽管目前全球尚未在国家碳减排方面达成一致的协议，但是要求各国、特别是能源消费大国减排的呼声和压力与日俱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在未来世界碳排放中的比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趋势，因此，能源供应的国际环境压力也将随之增大。

在国内，由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相对脆弱的资源环境基础，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已经对国家的生态系统的稳定造成巨大压力，其中以大气和水环境两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为国家社会经济、特别是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计，减缓乃至最终遏制大气与水环境的恶化应成为国家能源发展不可推卸的责任。

7.4 其它风险

为实现社会整体节能的目标，确保能源供应系统发育的时空协调，中国还将面临其它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

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财富分配格局的变化，会使某些既得利益部门和集团的既得利益受损，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

第二，第三产业的某些部门，如旅游业的大力发展，同样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第三，在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导作用仍然十分关键。因此，政府部门的改革进程可能还会面临一定的政治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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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第5篇

Abstract: The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a major strategy that central authorities determined in the new period and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This article conducted a series of exploration on the urbanization problems from the connotation and meaning of urbanization, the problems in China's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measures to promote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关键词:城镇化;问题分析;对策

Key words: urbanization;problems analysis;strategy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9-0114-02

1城镇化的内涵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城镇化有着不同的解释: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城镇化就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数量的增多和城市地理界限调整过程的综合;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城镇化是一个经济变动的过程,是城市从数量、规模、形态、内容、性质发生急剧变化而引起城市人口猛烈增长,城市经济生活逐渐占统治地位的转变,同时由于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从经济结构转换的角度来看,城镇化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并获得巨大发展的空间表现,传统的农业逐渐向现代工业转变的过程。

总之,城镇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2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意义

2.1 城镇化能带动经济发展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在经济上比较先进的国家,农产品消耗的总价值,都不会在国民总收入中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但若要在农村内大量增加农产品以外的工商业产品,就会因为投资大、技术要求高、成本费用高而难以办到。而在城镇化过程中首先带来的便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中国有九亿农村人口,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预言说中国经济若要有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就必须要有3、4亿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去,九亿农民的一半进城,可以为城市提供急需的劳动力资源,而城市成熟的消费环境也将极大的改变这部分人的消费观念、提升其消费水平,从而给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推动。而人为的遏制城镇化的结果只能是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推迟。

2.2 城镇化能提高土地利用率纵观世界上城镇化走过的道路,任何国家的城镇化进程都是以大量节约土地为其主要的特征,城镇化进程越快,城镇化率越高,土地的节约越明显。通过城镇化改变了农村居民的自然分散状的分布,提高了人口的居住密度。例如,目前北京上海的人口密度均已达到或者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作为完成城镇化后的最高标准。假设最后全国城市平均人口密度为上海的一半,又假设我们的城镇化率在达到72%之后开始减速,那么全国有大约10亿人口进入城市,全部用地只有20万平方公里。即使我们人口密度平均按2500人/平方公里计算,40万平方公里就可以容纳10亿人,而且这类城市的配套基础设施又能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由此可知城镇化能有效的提高土地利用率,节约土地资源。

2.3 城镇化能提高社会就业率由于工业和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所以城市中的产业结构更加丰富,分工更加精细,因而在拥有更多的就业空间,发展产生的需求更多,就会让更多人得到就业机会。不要认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找工作,城市的就业问题就会更加严峻,这是目光短浅的观点,没有看到目前城市里很多工作已经转到进城农民手中的现实,也没有看到仍有相当多的城市投资欲望被压制,以至于相当多的需求被压抑的现实。目前大城市里改善投资环境,决不能继续过去只盯着城外投资者的短视做法,而是要善待城里的投资者,更要善待自己的居民、移民和来到城里的农民,把他们的投资热情和意愿发掘出来,这样就可以把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渠道都开发出来。

3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3.1 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在中国,城镇化的进程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这样导致了城市经济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不足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同时又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制约了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者技能的全面提高,影响工业技术装备、生产工艺和市场的培育,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城市的规模集聚效应得不到有效发挥。城镇化滞后,还影响到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影响到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进程与小城镇建设的速度。

3.2 城市过程中缺乏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是为了实现一定时期内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协调城市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缺乏整体规划造成了城市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对城市人口控制不力,使得部分城市城市人口超过承载极限。一些大城市人口和产业过度集聚,造成大城市病日趋严重,而小城镇建设自成体系,重复建设,形成小城镇工业结构与大中城市趋同。

例如,缺乏相应的道路规划体系使得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突显,城市道路网的规划建设与城市的发展要求不符,不能很好的满足人们对出行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对于城市规模的规划也缺乏科学性,导致城市等级结构畸形,缺乏特大城市,中心城市密集度较低,这使得部分城市群无法真正发挥城市的集聚扩散效应和规模效应。

3.3 城镇化过程忽视了生态环境在中国一些地区盲目的加快城镇化进度,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随着人口城镇化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涌进城市,越来越多的工业性设施兴建在城市和城市周围地区,这虽然给城市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物质文明,促进了物质的生产发展,但在部分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城市相应配套设施建设还不完善,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还急待提高,环境治理的技术还十分的落后,造成了在环境污染保护这一环节出现的管理真空状态。这样以来城镇化的生产生活给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人口再生产受到危害。

4促进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措施

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第6篇

关键词：城市化；加速阶段；影响因素；政策建议

一、引言

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上，总理说：“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也是最大的内需所在。”虽然中国的城市化有了很大水平的提高，但是其城市化水平不仅严重滞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本文就是在这个认知上，寻找影响城市化的主要因素，以期有针对性的解决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根据诺瑟姆的城市化阶段划分，我国在1992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0.48%）进入了城市化的加速阶段，而且从1992年后我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环境都趋于稳定，经济发展很少有外在因素的干扰。所以本文基于这个考虑，就选择了1992年至今这个阶段的城市化发展研究。

二、指标选取

通过阅读大量关于城市化影响因素模型的实证研究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借鉴了史晓庆，任建兰在《影响城市化进程的相关因素分析》一文选取的三个方面的指标，本文在这个基础上对指标进行扩展，选取了以下城市化影响因素的初始指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筛选出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指标。

1. 经济因素指标：人均GDP（PG）；固定资产投资（FI）；城乡收入差距（UIG），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示。

2. 产业因素指标：第二产业产值比重（PSV）；第三产业产值比重（PTV）。

3. 科技因素指标：科教文卫事业投资（SEI），由于统计数据缺失，用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科学研究和医疗卫生的总和表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NSC）；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NST）。

4. 社会因素指标：交通基础设施状况（TI），用铁路和公路的总里程数表示；进出口总额（TAI）；外商投资总额（TAF），用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衡量。

三、建立模型

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水平，科研投入和社会因素四个方面考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因素，建立以下模型：

Y=F（PG，FI，UIG，......NSC，NST）

其中，Y表示城市化水平，是被解释变量，用城镇人口比重进行测度；PG，FI，UIG，......NSC，NST是解释变量，通过这个模型，可以找到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科研投入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本文使用了1992～2013年的数据。之所以选择这期间的数据，首先是因为从1992年开始，我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其次也是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四、实证分析

（一）灰色相关度分析

本文采用整体灰色关联分析，它是基于灰色系统的灰色过程， 进行因素间时间序列的比较来确定哪些是影响大的主导因素， 非常适合进行动态过程的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自1992年以来，本文选择的11个影响因素均与城市化有很强的关联性。其总排序为：

其中PTV，TAF，PSV，NST，TI，TAI与城市化水平关联性最强，关联度均达到0.9以上，也就是说，这几个因素是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因素。由此，下面就重点研究PTV，PTE，TAF，PSE，PSV，NST，TI和TAI也即二三产业发展，交通基础状况，进出口总额，科研投入和对外出口总额对城市化的影响。由于灰色关联分析虽然能准确测度各因素对城市化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但是不能分析出这种关联是正向还是负向，因此，对这些重要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二）回归分析

1. 平稳性检验。因为以上指标选用的都是时间序列数据，如果指标变量是非平稳的，那么即使样本量很大，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时也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现象，也就是说变量之间并不存在真正有意义的关系，因此要对指标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方法有很多，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本文采用的就是Augmented Dickey-Fulled Test也即增广迪基--富勒检验来对Y，PTV，TAF，PSV，NST，TI和TAI及其一阶和二阶差分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除Y外的其他8个变量的水平系列和一阶差分都是非平稳的，二阶差分都是平稳的（详见表2），因此可以进一步对上述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2. 协整检验。在上述序列数据是二阶单整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来验证上述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确实存在协整关系（详见表3），说明本文最终选用的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 回归模型分析

虽然指标TAF与城市化率相关性也很强，但是通过多次发现剔除该指标的模型拟合程度最好，因此在这里选择剔除TAF这个指标。表4是最终的回归结果。

回归方程为：

从表4中的一些统计量可以看出，R-squared 和R-squared 都在0.99以上，Prob（F-statistic）几乎为0，因此该模型的回归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再看各个因变量，除LnNST之外的其他自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和因变量Y呈正相关，LnPNST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可以发现其与因变量也是呈正相关的。因此，二三产业的发展，进出口发展和交通设施状况都会影响城市化水平，但是二三产业对城市化的影响超过科研投入，交通基础状况和进出口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

五、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建议

1. 合理规划城镇区域发展格局，加快区域一体化发展。我国东中西城市化发展很不均衡，中部和西部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我国城镇的发展受气候、水文、土地等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影响，可供大规模开发的土地很有限，这也是大城市一般都分布在东部沿海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面对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相对紧张的情况，我们应该利用现有的城镇基础，冲破既有的行政边界的约束，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统筹考虑，均衡协调大、中、小型城市发展，重视小城镇的发展建设，提倡城市资源共享，科学合理地进行人口和产业的引导规划，因地制宜的规划城镇区域发展格局。

2. 加强交通建设，构建一体化、网络化的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设施是城市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上一章的实证分析业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城镇化发展是正相关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交通设施建设。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也不断增长，交通发展在满足其运输需求的同时，也受到了环境、资源和土地等自然条件的约束，这些在客观上就要求在未来应该大力发展环保节能和先进适用的交通工具，按照地区不同条件，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的交通工具，鼓励新能源交通工具的运用。

3. 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使人口自由流动。我国人口流动一直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也是造成我国城镇化发展落后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后虽然对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因此我们要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各地区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暂时还不能完全放开落户限制的大型城市，要通过放开其辖区内的中小城市的落后限制，分担大城市人口落户的压力，对于中央已经明确指明放开落户限制的中小城市要尽快落实政策。逐步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建立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实现城乡居民自由流动。

4. 按照产城融合，产业融合原则，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要推进城镇化，就要有产业跟进，否则就吸纳不了流动人口进城镇就业，会造成“空心化”，城镇化率也提高不上去。实践证明，以产业带动的城镇化才更有生命力。我国的城镇化一直滞后于工业化，而从美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来看，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尽管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有了快速的进步.但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在政策上积极扶持新兴服务行业，在税收、信贷等方面大力扶持城镇第三产业相关企业，还要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同时创造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打破行业垄断，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取消或调整不合理的产业限制政策。

5.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主动的进出口贸易。从我国城市化进程及上一章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对外开放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是积极的，进出口和城市化率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因此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就需要我们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强进出口贸易。在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外开放和进出口贸易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是很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重要途径。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弥补国内市场相关产品的不足，企业还可以从中吸收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从而刺激技术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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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第7篇

关键词：城镇化；城市病；城市化；城市体系

一、“城市病”概述

“城市病”这个词最早发源于工业革命后期的英国，当时英国的经济史学家哈孟德夫妇把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由于城市爆炸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称之为“迈达斯灾祸”。迈达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梦想点石成金，后来有了这个能力，但结果却坏了。试想，当周围的东西都变成黄金，会怎么样？是灾祸，不是幸福，黄金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哈孟德夫妇用“迈达斯灾祸”比喻城市发展中的问题，意思是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人类财富不断扩大，但是人类也同时丢掉了许多比黄金更宝贵的东西。这是从经济史上解释城市病。

二、造成“城市病”的原因及对策

如果把城市病界定为是在城市膨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那么实际上人们是比较熟悉城市病的。像城市病的一些典型特征，如城市环境严重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等，都是城市病比较严重的表现。再有公共交通问题，城市交通拥挤状况普遍存在。有一个数据，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特大城市机动车平均时速从过去每小时20公里左右下降到现在12公里左右。当然，城市病还有许多其他的表现。笔者认为城市病的本质就是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和城市化发展规模的匹配度失衡。城市的资源环境是有一定承载能力的，随着城市的膨胀，城市的资源环境越来越不能适应城市的良好发展。另外，城市组织管理落后于城市化过程也是造成城市病的重要原因。还可以找出更多的原因来解释城市病产生的机理。但是，从本质上讲，城市病是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城市化发展规模的矛盾。

城镇化是一个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现象，因此，“城市病”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城市的经济病。如城镇化发展缺乏产业支撑，因此出现就业岗位不足而引发的失业、贫困以及城市经济不发达导致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等；第二，城市的社会病。面对大量人口的涌入，政府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城市社会治理措施，因而出现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人口大量失业、住房紧张以及由此导致的越轨和犯罪的出现，严重地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第三，城市生态病。当城市人口经济社会活动超过城市人口承载力的极限，城市的公共绿地、水资源、各种能源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生态病出现，将加剧“城市病”的蔓延，城市不再成为人类宜居的生活空间。“当前在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领域，理想和现实最大的矛盾就是资源承载力与‘唯GDP论’的冲突”。纵观关城市病界定及其产生原因的研究，可以很明显发现学者们对城市病的产生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病伴随着城市或城市化进程而必然产生，如谢志强、梁洪波较早著书专门论述城市病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城市在走向现代化、高度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将面临人口过多、环境污染、空间拥挤、交通拥塞、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管理低效、资源短缺、城乡冲突或社会失衡等问题。

治理“城市病”不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从源头上减少“城市病”的发病率。城市是人建造起来的，人是城市的主体。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们之所以愿意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因此，城市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治理“城市病”问题的关键所在。人类是智慧的、理智的生物，既然城市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自己的过失行为引起的，必然可以通过合理的治理、调整人类的需求欲望与行为准则、把病态的城市环境医治成人类长久宜居的生态环境。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