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
时间：2023-03-07 12:51:44
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镇化 县域经济 国外经验 对策
所谓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在中国，县域是政治体系和社会系统中最基础的层次和单元，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运行主体和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未来20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最大的难点和重点在于占国土面积90%、人口70%的县域。因此，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对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妥善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大城市恶性膨胀的问题，于是他们普遍采取了“人口向郊区转移”的城市化战略。例如原联邦德国、日本、法国等，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第一，加强城镇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的人在小城镇居住生活。为改造村镇的居住环境，提高村镇居民生活的舒适度，政府十分注重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各种公益事业的健全完善，且这些建设资金的大部分是来源于国家的财政补贴和乡镇的税收。
第二，重视规划，多数城市仍保持原有的建筑风格，体现了新区和旧区的有机结合，反映出欧洲人严谨的规划意识。例如，20世纪70年代，原联邦德国进行了广泛的县级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改革，按现代化的标准重新划定县的区域范围。所以在很多西方国家，我们会看到从城市到乡村，特别是小城镇，街道整洁、设施齐全、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环境宜人，由此可见，西方人在城镇化进程中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视。
第三，致力于经济发展，十分重视和保护农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信贷支持。德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通过巨额补贴消除农业与工商业的利率差，为银行构建稳固的农村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石。对技术创新、区域平衡、环境保护类的银行贷款等重点项目，政府甚至可以全部贴息。
第四，因地制宜，分区治理。政府结合当地城镇的特色，发展与之相对应的产业，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五六十年代，为帮助经济不发达的落后地区，法国采取了“领土整治”和“工业分散”的政策。在西部、西南部、中部地区，在有自然资源的地区，传统工业衰落区以及“新工业区”，政府重点以“国家发展资金”的方式吸引大财团、大企业到这些地区新建或扩建工厂，使得原来衰落的小城镇又恢复了生机。
二、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一）基本概况
据《中国县域经济年鉴（2010）》统计，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我国县城经济单位共有2001个，其中县级市366个，县1463个，自治县117个，旗49个，自治旗3个，特区2个，林区1个。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前10名分别是：（江苏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常熟市）、江苏吴江市、浙江慈溪市、江苏太仓市、浙江绍兴市、江苏宜兴市、福建晋江市、浙江义乌市、广东增城市、浙江余姚市。其中江苏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和常熟市地理位置相连的四个县级市作为“区域经济强县统筹发展组团”并列第一名。
我国由于地大物博，县域经济的差异性非常大。在面积上，大的有几万平方公里，小的只有几百平方公里；在地形上，有高原山区，有丘陵，有平原，有海岛；在人口上，多则超过200万人，少则不到1万人；在资源禀赋上，有富集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藏的资源优势县，有地下无矿藏、地上无良田又缺少资金和人才的劣势县；在产业上，有的是工业主导，有的是农业主导，有的是旅游和商贸主导；在发展水平上，有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县，有相对落后的西部山区县。县域经济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环境等差异导致了它们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二）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
第一，县域百强县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在第十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比中，全国县域经济的前十名全处于沿海发达地区，而中西部无一榜上有名。这充分说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地区间的经济存在较大差异。
第二，县域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尽管在县市之间存在着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等的差异，但各县市的市场化程度却不同程度地有所变化，突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
第三，全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有特点。例如在全国十强县中占有7席的江苏省，它的县域经济规模大，区域统筹条件比较突出，特点是“集体经济+规模经营+资本市场”。浙江省的县域经济人口规模小，富裕程度相对高、差别小，特点是“民营经济+产业集群+专业市场”，城乡统筹条件比较突出。山东省县域经济单位众多，差异性大，百强县突出性不足，特点是“政府主导+经济协作+多种模式”，区域经济协作比较突出。
三、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选择――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口会大量向城市集中，为了减轻大城市的压力，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我国应采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的道路，以缓解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一，以“增长极”战略为基础，大力发展周边地区经济，让中心城市去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增长极战略为基础，集中力量发展中心大城市，获取了较高经济效益，但同时也导致了大城市、中心城市的过度膨胀，带来了一系列不易解决的城市问题。于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抛弃“增长极”策略，转而普遍发展基层小城镇，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做法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城镇化过程中同样遇到类似的问题，为了防止出现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我们应该以大中城市为基础，用大中城市的影响力去发展周边地区的经济，发挥县域经济的作用。
第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能够极大地缓解由于城镇化给大城市所带来的各种压力，如就业、保险、教育、医疗等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亿，乡村人口6.5亿，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过半，达到51.27%。然而，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秩序紊乱、运营低效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也赫然摆在眼前。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不能只图大，即大城市的发展，而应因地制宜的发展小城镇，保持原有的生态和特色，坚决摒弃到那种大功能分区、大路网、大尺度的构筑物等过时的做法，提倡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大力扶持本地企业的发展，吸引劳动力就近就业。例如江苏江阴市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当地企业集团的建设。经过多年发展，江阴市已经形成了特种钢铁、机械装备、高档纺织等支柱产业和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出了一大批规模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的发展，既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进步，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就业问题，增加了人民的收入。
第四，大力保护城镇的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如今，一些城市存在着盲目追求建设速度，盲目追求现代化而对一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破坏的现象。如果不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不立即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将来就可能建立一批没有文化的城市，出现千城一面的情况。我们在大力提倡发展县域经济的同时，应合理地进行规划，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切不可以牺牲后人的做法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福刚.中国县域经济年鉴(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2]张莉莉.国内外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综述[J].北方经济，2010(23).
[3]中国县域经济网： .
[4]凌学文.小城镇建设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经济论坛，2007(14).
[5]王媛.周霞.县域经济发展与小城镇建设[J].小城镇建设，2003(09).
[6]刘俊杰.县域经济发展与小城镇建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7]许桂红.县域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
[8]凌耀初.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战略[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第2篇
【关键字】 中国城镇化;进程;特殊性
【 abstract 】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China's rural 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carries on the comparison, found that exists between the two obvious difference, but also more show that the China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particularity; And from the initial productivity level of urbanization, the difference of population growth rate differences, urban and rural migration system differences,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difference of land ownership and use right transfer system differences in five aspects such a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a are analyzed.
【 keywords 】 China urbanization; Process; particularity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中国城镇化与发达国家城镇化相比较，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在发达国家，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理等条件不同，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和地区，表现出城镇化进程，虽然有一定形式的差别，但在本质上都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而然”发展过程，是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相辅相成的。在发达国家，政府没有权力改变其进程，使其超出一些必然阶段，也没有通过行政力量阻止它的进程，使它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力或行政手段是左右它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导致了与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差异。
城镇化最初生产力水平上的差异
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在农村城镇化初始阶段出现农村城镇化的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城镇化总是第一个在那些农业分工完善、农村经济发达的地区兴盛起来，并建立在农业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之上。
农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这不但会造成大量的农村人口束缚在土地上，而且也会为了填饱肚子不停地忙碌着，亦不利于对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支持，导致农业人口比重高的直接后果是滞留在自给自足传统乡村的农民消费水平极低，造成了“大中国，小市场”的局面在中国长期存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于体制的建立和城镇化的停滞，中国的农村市场份额呈迅速下降的趋势。在60年代中期，农村市场却有所恢复，但仍然与城市市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长期徘徊在40％左右。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促进了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市场份额显著提高，并一度超过城镇的份额。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又开始下降。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呈继续下降趋势，接近中期改革前60至70岁的水平。这显然不可能“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人口规模与人口增长速度上存在的差异
发达国家在40至60年之前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中，人口年均增长率低于0.5％，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年均人口增长率只有0.7％左右。然而，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中国内地在1950年已有人口55196万人，到1995年2月，中国总人口超过12亿大关，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人口之和（11.7亿），占当时世界人口（56亿）的人口 1/ 5。目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实际水平是36.09％，若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0％，这意味着将2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这几乎是整个俄罗斯总人口，相当于新增加了一个新的200座百万人口的城市。
城乡的迁移制度存在差异
发达国家在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政府自始至终没有设置“门槛”来限制城镇居民的迁移流动，城镇居民之间的流动是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自然而然的结合在一起的。
在我国，尤其是20世纪50~70年代末，历经20多年的城乡进程发展，城乡之间的流动受到限制，城与城之间、乡与乡之间的迁移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中央政府已经逐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农村制度，城市的强制性生产计划和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城市和农村地区，食品采购和销售统购制度，加上其他一系列要严格区分存在在农村和城市中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并用户籍制度加以固定的一系列配套制度和体制，例如：城镇居民户口迁移制度，城市居民粮油计划供应制度， 城市居民就业计划安排制度、城镇居民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最终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这成为我国到目前为止的主要制度安排。当前，生产力最活跃的要素是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让位于与工作岗位相连带的人身依附定位，农村居民移居到城市有两条狭隘途径，即当兵提干和大学生。总之，造成城镇化进程在中国畸形发展的最大因素仍然是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
政府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差异
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主要是由市场力量推动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当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也逐步坚强了干预。我国开始城镇化进程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力量，即城镇规划、布点、撤乡建镇、撤地建市、由县级市升格为副地级市等，不仅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甚至是城镇中工商企业的经营发展都是由政府一手操办的。
近年来，随着中央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城镇化进程政策，许多城市和省份闻风而动，但所使用多数是简单的行政手段，方法无非就一条，就是允许农民办理城镇户口。这一方法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还可以理解，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跟城镇居民差距不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界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标准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并且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给进城的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在许多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这种做法显然是很牵强的。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转移制度的差异
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特别是在建设发展小城镇时，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存在着与国有企业“所有权虚位”同样的问题，农村居民与土地之间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一旦离开就有可能“无条件”地丧失这一宝贵的生活资源。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需要使用很多农村的耕地资源，现行的城市土地征用制度导致了部分农村居民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失去了生存的生产资料，同时也缺乏从事其他产业活动的能力。这无疑是城镇化发展和土地使用冲突的集中表现，对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一矛盾是城镇化过程中必须考虑和重视的问题。
基于以上各个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比发达国家当时城镇化进程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艰巨得多。
参考文献
吕玉印．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215.
简新华，黄锟．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J］．经济研究，2010(3)．
徐林清．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的特征及其反城镇化效应［J］．乡镇经济，2009(9)．
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城镇化；节能减排；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7-27（8）
1 现代城镇化进程
1.1 基本认识
同人类其他文明一样，城市化有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尽管人类社会的城镇建造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但是，“城镇化（城市化，下同）”一词的出现则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与古代城镇化发育相比，现代城镇化发育的最大特征在于城镇职能的扩展：即现代城镇不仅继承了其古代时期的集聚生活和集聚消费的传统功能，而且极大地发展了集聚生产和集聚污染的新功能（图1）。这种功能的扩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城镇对农业生产的依附性，并且最终将城镇推到了国家或地区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位置。
1.2 中国现代城镇化
客观地讲，过去60多年中国现代城镇化的发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经济城镇化发育进程（系指城镇经济在国家GDP产出中的比重）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发育进程。相关研究表明，1952年，中国城镇化的总体水平仅有14.1%，其中经济城镇化水平为15.6%、人口城镇化为12.7%，经济城镇化于人口城镇化两者比例为1.22。到2010年，中国城镇化的总体水平上升至65.4%，其中经济城镇化水平为85.6%、人口城镇化为49.9%，两者的比例为1.71（图2）。这一差异值不仅远高于同期发达国家1.13的标准，而且也超过了同期发展中国家1.60的水平（图3）。
导致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这种差异特征的关键在于城镇经济、特别是二产的快速发展，这正是造成中国能源消费需求高速增长及其投入产出水平长期保持相对低下的基本原因所在。
2 能源消费
2.1 总量增长
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一次能源消费需求有了大幅提升。在现代初始发育阶段（1952～1980年），强烈的传统职能色彩（集聚生活和集聚消费）使得中国城镇的一次能源消费维持在一个很低水平上。1952年中国城镇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不足1500万吨标煤，仅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30.5%。此后，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展开，各地城镇的集聚生产职能得到明显增强，从而导致全国城镇一次能源的消费水平有了快速提升。到1980年，城镇一次能源消费已经超过了3亿吨标煤，约占全国消费总量的53.7%（图4）。换言之，在初始发育时期，全国城镇一次能源的消费需求以每年1100多万吨标煤的速度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城镇化进入了快速发育阶段（1981～2010年），其中经济的产出职能得到大幅增强。在市场经济、特别是外向经济发展的刺激下，中国城镇的一次能源消费需求呈现出更为强烈的增长势头。数据分析表明，到2010年，全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已经达到了27.3亿吨标煤，约占全国消费总量的84.1%。以此计算，在这一期间全国城镇一次能源的消费需求以每年增长8000多万吨标煤，约为初始发育期的6.3倍。
2.2 结构演进
在现发育阶段，中国城镇的能源消费主要用于满足工业生产发展的所需。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石油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全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的结构演进明显加快。1980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为51.2%，与1952年时相比，降幅超过42个百分点（图5）。受此影响，1980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的结构演进系数达到了1.95，较1952年时的增长了0.88（或增长了82.6个百分点，图6）。
进入快速发育阶段后，在国内能源政策摇摆和国际能源市场动荡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城镇能源消费结构的演进反而呈现明显倒退的趋势。数据分析显示，2010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约为64.1%，比1980年时上升12.8个百分点（图5）。这一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的结构演进系数为1.56，比1980年时下降了0.39（或下降了20.1个百分点，图6）。
2.3 单位产出能耗
客观地讲，中国现代城镇化进程的能源产出效益呈现出明显改善趋势。
20世纪50年代初，集聚生活和集聚消费的传统职能使得中国城镇化的发育对一次能源消费有着较少的依赖。因此，有限的城镇生产集聚尚能将能源消耗的投入产出效果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正是1952年时全国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水平能够达到14.0吨标煤（万元，1952年不变价，下同）的根本原因所在。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由于资本与技术投入的有限造成部门结构单一和重工业发展优先的倾斜性产业发展政策，中国城镇的能源消费表现出异常强烈的需求增长。因此，尽管近30年的初期发育使中国城镇的经济的总体产出能力得到明显增强，但其单位产出的能耗也随之呈现出大幅上扬态势。1962年中国城镇万元产出能耗达到了24.8吨标煤，比1952年时上升了77个百分点。经过了3年调整后，1965年中国城镇万元产出能耗开始回落到17.6吨标煤。此后，受“时期”的政治干扰，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再次开始攀升。到1975年时全国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为21.7万吨标煤，比1965年增长了23个多百分点。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城镇万元产出的能耗上升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图7）。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量外来资本与先进技术的引进，特别是相对协调发展政策的实施，最终扭转了城镇单位产出能耗居高不下的局面。
1990年，全国城镇万元产出的能耗为12.0万吨标煤，比1980年时下降了约42%。2010年进一步降至到5.0万吨标煤，比1990年时的有降低了约58个百分点。
3 碳排放
3.1 总量增长
随着一次能源消费的增长，中国城镇的碳排放总量也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
1952年中国城镇的碳排放仅有0.11亿吨碳，约占全国碳排放比重的31.0%。此后，在工业化运动的推动下，城镇的集聚污染功能得到大幅增强，其结果，全国城镇的碳排放水平快速增长态势。到1980年，中国城镇的碳排放总量达到了2.1亿吨碳，是1952年时的19.4倍（图8）。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伴随着集聚生产功能的大幅提升，城镇集聚污染的功能也得到了明显放大。到2010年，中国城镇的碳排放总量已接近18.4亿吨碳，是1952年时的169.4倍。重要的问题在于，1981-2010年期间，中国城镇碳排放的年均增速超过了0.54亿吨碳，为现代城镇化初期阶段的7.6倍。
3.2 单位产出碳排放
与单位产出能耗的变化近乎完全同步，中国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也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
受到落后的燃料供应结构影响，中国现代化之初的城镇单位产出碳排放便已经达到了较高程度。此后，随着生产职能的增强，中国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升。1980年中国单位产出的碳排放接近13.4吨碳/万元（1952年不变价，下同），比1952年时增长了30.5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集约化的生产彻底扭转了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居高不下的局面。到2010年，中国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已经降至不足4吨碳/万元。与1980年时相比，降幅接近3/4（图9）。需要指出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下降趋势明显变缓。
4 产出效率国际比较
4.1 比较结果
尽管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城镇的能源投入产出效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的能源投入产出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为此，我们选择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5个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为代表进行了相关比较。
以2010年为例，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的总体城镇化发育水平均超过了85%，除了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当年单位GDP的产出能耗均低于1.5万吨标煤（亿美元，2010年价）的水平（图10），其中日本单位GDP产出的能源投入不足1.0万吨标煤。
至于印度，由于目前该国的总体城镇化发育水平尚不足45%，因此其单位GDP的产出能耗接近2.5吨标煤的水平。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2010年的总体城镇化发育水平超过了65%，但是，中国当年的单位GDP产出能耗接近3.0万吨标煤，如此的单位产出能耗不仅数倍于发达国家，就是与印度相比，也高出20%。
4.2 原因分析
总体而言，造成中国城镇单位产出能耗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结构演进的刚性特征明显。长期以来中国实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优先产业导向政策，造成了不断增强的第二产业产出能力极大地挤压了其他社会活动的能源消费增长空间。其结果是，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近乎完全依赖二产、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来推进，从而使整个经济结构的演进具有明显刚性特征（图11g）。如此产业结构发育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国家、特别是城镇单位GDP产出能耗的居高不下。
第二，供应结构落后。 与多数国家相同，中国现代城镇化的一次能源供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均建立在本国资源基础之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镇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国内资源供应的有限，石油等现代燃料矿种的进口规模不断上升。然而由于出现一定程度的战略决策的失误和国家能源市场供应的失调，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演进便开始止步不前，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其结果是，到2010年煤炭占据了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70%以上（图12），相应地，国家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演进系数仅为1.4，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一般在4.0以上），就是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也有近0.5。
5 节能减排路径选择
5.1 基本思路
能源消费是人类社会生存与财富积累的原动力来源，是一个涵盖了从资源开发以及制成品生命使用周期在内的所有物质产品消耗和使用过程。其中，包括资源开发和产品的制造过程可以称为社会生产性消费；制成品的使用过程则可称为社会使用性消费。能源消费正是这种由社会生产性和社会使用性两种形态所组成的社会能量消费过程（图13）。
遗憾的是，人们并未系统地认识社会物质能量消费的这种组合形态特征，因而在论及社会的节能减排时，常常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产品社会生产过程的节能减排上，而较少关注制成品使用过程的节能减排效益。这种有意或无意地将两种消费形态分离的做法最终导致了社会节能减排的事倍功半效果。中国的实践正是这一方面教训的典型例证。
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相同，长期以来中国的能源战略始终采取的是一种单向伺服模式。这种单向伺服模式不考虑或很少考虑消费需求的合理性，而只是强调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能源消费需求，因此也可以称为能源被动供应战略。换言之，在这种单向伺服模式下，社会能源消费完全决定着能源供应的规模增长和系统发育走向，而很少顾及因各种外部环境变化所造成的供应成本提高和运行风险增大。
5.2 路径选择
应当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单一伺服模式或被动供应战略基本上保证了国家总体发展目标的实现，并成功地实现了系统空间发育从地方化区际化和国际化的跨越。与此同时，国家能源供应的时空协调也因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内外环境变化压力与挑战。有鉴于此，未来国家能源供应进行从 ‘单一服务’ 或‘被动供应’向‘主动协调’的战略转变，其中‘源头调控、效率优先、整体协调’是这一总体战略转变的基本构成（图14）。
5.2.1 源头调控。
同其他人类社会活动一样，能源供应的终极目标就是满足能源消费，这是人们长期形成的一种固有观念。然而，人们很少从能源消费的合理性出发，考虑能源开发与供应自身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近年来，随着气候变暖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质疑原有观念。但若完全取代国家能源供应的传统观念，人类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中国的情况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能源消费始终保持在6.0%的年递增速率。其结果，2010年中国最终超越了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11年中国一次能源的消费超过美国的水平甚至上升至了15.1%，比2010年时的情况增长了8.7个多百分点。形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在于工业部门生产能力的快速发展，例如，2010年中国的矿业和制造业部门在国家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高达75.3%，为发达国家的2～4倍。因此，‘源头调控’就是要通过主动抑制工业生产部门能源消费的过快增长，最大可能地降低工业生产部门在整个社会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5.2.2 效率优先。
作为一个发展中能源消费大国，中国的社会消费与社会生产具有同样的节能潜力，有时甚至超过了社会生产部门。在这里，有两个可以说明这种社会消费节能潜力的实例。
首先，中国现有建筑面积430亿m2，由于门窗保温性能低下（例如北京节能门窗的标准为K =2.8w/m2.k，仅相当于欧洲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如果采用欧洲现行标准，中国的建筑能耗将因此每年减少4.3亿吨标煤的能源消费和13.8亿吨的CO2排放量。如果考虑到未来每年城镇竣工建筑面积的总量将持续保持在10亿m2以上的话，那么中国一年的建筑节能潜力将变得更为可观。相比之下，中国46种出口贸易产品的能源消耗为3.1亿吨标煤，CO2排放量7.96 亿吨（2005年），分别相当建筑节能潜力的72.1%和57.7%。然而，出于惯性思维，政府和企业仍将主要精力放在能源生产和供应能力的扩大方面，以解决快速城镇化发展的能源供应问题。根据相关报道显示，在“十二五”期间，国家准备上马新疆庆华能源集团等15项、年产能力为110亿方的煤制气工程，投资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与之相比，在国家建筑节能方面，中国至今仍未能够制定出一个可供国家、企业及社会共同遵循和执行的发展目标和法律依据。
其次，2008年中国的照明用电已占全国电力消费总量的12%以上，并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递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节能灯生产国（2010年中国生产节能灯42.6亿只，约占全球总产量的80%），中国目前约80%的照明市场仍然在使用传统的白炽灯。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如果我国城市道路照明光源的1/3更换为高效节能的照明产品，其节约的用电量相当于一个三峡工程的发电量。面对日益严重的全国性电荒，中国不得不每年投入3600亿元用于电厂建设，而政府每年用于鼓励节能灯使用的补偿不足1亿元人民币。显然，最大限度地提高包括社会生产与消费的整个消费链条的能源消费效率应置于国家能源总体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
5.2.3 整体协调。
对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持续发展而言，能源供应质量的提高主要集中在结构改善及供应方式转变两个方面。
在未来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将更多地发挥国家和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作用。受此影响，未来国家能源消费结构将会发生重大转变，其中，天然气消费增长将超过其它能源矿种，成为中国燃料结构演进的核心。因此，为满足天然气生产与进口（包括液化天然气）规模的快速增长，专业码头、储配装置和输（配）气管线等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便成为未来国家能源时空协调发育的重要任务。
与此同时，为了减少外部环境变化的干扰，确保能源供应规模快速扩张下的系统运行稳定性，应加速推进国家智能化电网的建设，并着手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与区域储备机制体系的建立。
6 对策建议
为了尽早实现上述总体战略目标，以便使未来中国能源供应的时空协调之路走的相对从容一些，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继续坚持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这是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快速增长的一个基本前提；
第二，提高对结构节能的认识，将产业结构节能置于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首位，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结构节能降耗的效应；
第三，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尽快改变目前第二产业一花独秀的局面，这样才能使得结构演进的节能减排效果完全发挥出来；
第四，逐步调整国家财富分配格局，为实现产业结构的正态演进提供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
第五，增大科技和教育投入，为三产的顺利发展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7 风险分析
中国未来能源供应的时空协调发育将主要面临来自地缘政治、资源价格和环境压力3个方面的挑战。
7.1 地缘政治挑战
冷战结束后，全球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美国一霸独大的局面。然而，好景不长。10年的全球反恐战争严重地损耗了美国的软硬实力，而发生于2008年的金融次贷危机则极大地动摇了美国及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为了继续维护世界霸权地位与确保自身国家安全，美国不得不做出新的战略调整，将其战略重点东移至亚太地区。美国的这一战略东移不仅深刻影响着未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也对未来中国能源供应时空协调产生重大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因岛屿等领土争端而引发的国家近海油气资源开发和油气产品进口海路通道的安全保障问题。
另一个地缘政治挑战可能来自中东的波斯湾地区。长期以来，美国及西方盟国试图通过打压伊朗的核发展计划，维持所谓中东地区的战略平衡。为了国家安全和宗教尊严，伊朗政府坚持既定发展方针，美伊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之一，中国油气进口来源地的安全与产品价格的稳定将面临这一地区冲突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7.2 资源价格挑战
与地缘政治相比，国际石油与天然气价格的波动对中国未来能源安全的时空协调更具挑战性。
经历了二战后的长期政治波动，国际油价的变动开始进入经济主导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际石油市场博弈程度和全球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目前的世界已经形成了石油出口国、老牌（欧洲、美国等国家）与新兴石油进口国（中国、印度等国家）“三足鼎立”的格局（图15）。其结果是，投机行为开始占居了油价运行机制的主导地位，国际油价从此开始进入了一个高油价阶段。
总体而言，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石油输出国、老牌与新兴石油进口国“三足鼎立”的市场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此种状态下，投机成分主导下的风险机制将使世界油价继续处在一个高风险阶段。所不同者，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石油市场的消费格局将发生相应变化。随着其消费比重的不断增大，新兴石油进口国在新油价机制的建立方面将获得较大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大气变暖和减缓经济衰退趋势，老牌石油进口国对油价新机制的确定也将会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姿态。此种情况下，国际油价很可能呈现一个相对稳定状态。据此我们得出的判断是：未来国际油价有可能保持在100美元/桶的范围（按2008年价格计算），其价格变幅大体保持在80—120美元/桶之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石油进口国，未来经济发展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程度将有明显提升。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干扰，有效地发挥自身市场的潜在优势乃是获取国际油价稳定的一个关键。
7.3 环境压力挑战
这种挑战主要来自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
在国际方面，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尽管目前全球尚未在国家碳减排方面达成一致的协议，但是要求各国、特别是能源消费大国减排的呼声和压力与日俱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在未来世界碳排放中的比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趋势，因此，能源供应的国际环境压力也将随之增大。
在国内，由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相对脆弱的资源环境基础，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已经对国家的生态系统的稳定造成巨大压力，其中以大气和水环境两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为国家社会经济、特别是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计，减缓乃至最终遏制大气与水环境的恶化应成为国家能源发展不可推卸的责任。
7.4 其它风险
为实现社会整体节能的目标，确保能源供应系统发育的时空协调，中国还将面临其它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
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财富分配格局的变化，会使某些既得利益部门和集团的既得利益受损，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
第二，第三产业的某些部门，如旅游业的大力发展，同样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第三，在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导作用仍然十分关键。因此，政府部门的改革进程可能还会面临一定的政治风险。
参考文献：
[1] 张雷，等.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资源环境基础[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424.
[2] 张雷，李艳梅，黄园淅，吴映梅.中国结构节能减排的潜力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1，（2）：42-51.
[3] 杨秀，江亿.中外建筑能耗比较[J].中国能源， 2007，31（1）：21-26.
[4] 刘强，庄幸，姜克隽，韩文科.中国出口贸易中的载能量及碳排放量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8，8（245）：46-54.
[5] 文婧.大型能源企业“豪赌”煤制天然气[N].经济参考报，2012-9-6：（7）.
[6] 刘静茹，郁聪.我国逐步淘汰白炽灯政策进展现状及障碍分析[J].中国能源，2009，31（1）：27-30.
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城镇化；节能减排；政府；企业；公众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5-0106-05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如何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又好又快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我们面临的新的重要课题。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必须强调节能减排，走低碳之路。
一、城镇化必须注重节能减排
（一）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性
中国城镇化的背景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从自然条件看，早期崛起的发达国家，其城镇化起步于二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工业化进程与城镇化同步。当时，世界的自然资源相当充裕，煤、铁、铜等重要矿产资源开采很少，石油、天然气等众多资源甚至都没有开发利用。生态状况也相当好，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什么大的环境污染，更未出现严重的温室效应。从发展条件看，西方国家不仅可以开发利用本国资源，而且可以通过控制国际贸易，侵占、掠夺殖民地，开发利用国外资源，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其工业化早期和中期，大量化石能源的消耗，虽然也造成过温室气体大量排放，但往往可以把环境成本外部化。从国际环境看，当时国际上还没有制定和颁布关于生态、资源、环境的国际法律、法规，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保护人类生存的唯一家园——地球不受侵害。西方国家当时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可以利用的条件得天独厚。这些有利发展条件今天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
当今，世界已经步入了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时代，这对我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既是机遇，更是挑战。我们当前面临的国际环境，一是自然资源相对匮乏。长期掠夺式开采，国际上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日益减少。开发利用难度加大，开采成本上升，且需求居高不下，导致国际能源价格高位波动，能源国际供给安全日益成为威胁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二是大气污染，生态破坏严重。与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相伴随的是巨量温室气体排放和积累，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灾难。气候变化直接或潜在地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三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相继召开，保护生态、资源、环境的国际法律、法规纷纷出台。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必须限制和规范人类活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成为各国共识，节能、减排、低碳，成为必然选择。从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出台，再到绘制《巴厘路线图》、召开哥本哈根会议、坎昆会议、德班会议。这样一个大国际背景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推动城镇化进程，已不可能像早期西方国家工业化、城市化那样，无限制地排放温室气体，而必须本着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精神，把节约能源，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政府曾庄严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中国“言必信，行必果”。
（二）中国城镇化须直面能源压力、环境压力和国际社会压力“三座大山”
1.能源瓶颈压力。
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低。从能源储量看，我国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拥有量比较低，煤炭和水力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1]。由于多年过度开采，能源资源可持续开采量已很有限，开采难度和成本都在不断增加。
能源需求增长快。“十一五”期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从“十五”末的23.6亿吨标准煤，上升到2010年的32亿吨，比国家控制目标整整超出了5亿吨标准煤。2011年，能源消费总量进一步上升到34.8亿吨标准煤，成为自2004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量增长最多的一年[2]。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过快的问题如果不能引起人们高度重视，“十二五”期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和后危机时期国际贸易好转，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都会有快速增长之势。
能源对外依存度高。由于人均能源储量先天不足和需求量持续增长，相当一部分能源不得不依靠进口解决。1995年我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10年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5%。这一年，我国原油进口量占全球石油贸易总量的12.5%，仅次于欧洲和美国，中国的成品油进口则占贸易总量7.9%。据预测，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原油进口量还将以每年5%的速度递增。2010年，我国成为了原煤净进口国。当前利用国际能源资源的环境十分复杂，一些主要产油国战乱不断，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尚未加入国际能源署，对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十分有限。特别是近些年，国际原油价格如“过山车”，对国际能源高度依存将加大我国的能源风险。
中国推进城镇化将直面能源压力，能源的供求紧张状况已成为制约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长期以来，中国能源利用效率较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大大高于日本和欧盟；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1/3，但能源消耗量却与美国相当[3]。缓解这一突出矛盾，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推进城镇化必须强调节能减排。
2.生存环境压力。
推进城镇化面临的另一大突出问题是生态环境脆弱，碳排放空间有限。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化石能源消费急剧增加，导致温室气体大量排放，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2007年淮河流域特大洪水；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2009年大范围春旱；2010年江南华南连续14轮强降雨，新疆北部发生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雪灾；2011年全国平均降雨量为60年来最少，各类自然灾害造成全国4.3亿人次受灾，死亡1126人，其中因气象灾害死亡1049人。极端气象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环境是重要的发展资源，生态效益是长远的经济利益，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推进城镇化强调节能减排，走低碳之路，不仅考虑的是能源安全和碳排放空间，更是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需要，环境和生态保护之需要。
3.国际社会压力。
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会议关于碳减排的谈判中，中国已处于风口浪尖。世界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美国、加拿大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的“母亲国”日本声称“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日本都绝对不会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阶段承诺任何减排目标，再也不会在议定书框架下安排其减排目标”。在他们为逃避责任的行为作出解释时，不约而同地将中国碳排放作为理由。中国为何在这一问题上被“特别关照”？究其原因，一是中国经济总量大，国内生产总值于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2007年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2009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近三成。有专家测算，到2020年，即使我国GDP增速控制在“十二五”规划提出的7%，单位GDP碳排放指标实现哥本哈根会议中承诺的减少40%至45%的目标，我国的碳排放总量依然将增加90%，中国的碳排放量届时将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35%[4]。三是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在此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千方百计设法将中国从发展中国家中分离出来，要求我们承担更多本应由他们承担的义务，试图使我们纳入“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监控范围。他们还将碳排放与国际贸易挂钩，实行贸易壁垒，准备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2011年底，欧盟单方面宣布，2012年1月1日起征收航空“碳关税”。我国将面临严峻的碳规则挑战、碳交易挑战、碳金融挑战，国际气候谈判、国际贸易谈判中不得不承受来自各个方面的巨大压力。
（三）中国城镇化加剧了节能减排形势的严峻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发展到2010年的47.5%，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上升1个百分点。2011年，城镇化率骤然提高到51.3%，一年时间几乎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确定的到2015年的预期目标（51.5%），“五步走并为一步跑”，必将进一步加大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难度。
1.城镇化、人居条件改变意味着大量“碳存量”积累。
按目前状况，每年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工作居住，这就要求城镇为如此庞大的新增人口提供相应的住宅、医疗、交通等，要求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房屋建筑、交通等方面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等方面建设快速增加，必将会消耗大量水泥、钢铁、煤炭。如此巨量的建筑材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且肯于向中国提供，我们只能立足于国内生产。近些年，我国钢铁、水泥产量已占全球的50%左右。而这些建材都是高耗能产品，即使技术进步有可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它们的生产、消费和使用，也必将排放大量二氧化碳。根据2001至2010年经验数据，我国每建筑1平方米的房屋，需要消耗土地0.8平方米，投入能源0.2吨标准煤，排放二氧化碳0.6吨[5]。城镇化、人居条件的改善，意味着能源消费大量增加，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也将随之保持高增长态势。
2.生活方式、消费结构调整意味着大量“碳通量”形成。
从生活方式看，农村居民做饭、取暖，使用的往往是沼气、柴草、秸秆等生物质能源；进入城市后，他们已不具备拥有并使用这些能源的条件，也不愿意再使用这些能源，取而代之的是煤炭、天然气，特别是便捷的电力。从消费水平看，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农村人口的消费。逐渐富裕起来、有了更多现金收入的新市民们，购买力大幅提高，消费结构也随之升级，他们倾向于购买更多家用电器，这意味着会有更多能源消费。从出行方式看，农民田间劳作，几乎不需要使用商品能源的交通工具；进入城镇后，伴随着城镇扩张和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出行一般需要借助现代交通工具。现代交通工具，尤其是汽车，会消耗大量宝贵的石油资源，带来大量碳排放。据有关资料，汽车平均每燃烧1升汽油，要释放出2.2千克二氧化碳。截至2011年底，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1亿辆大关。我国交通运输石油消耗量占全国石油消耗量的48%，而我国55%的石油已经依靠进口，相当于全部进口的石油几乎都用于了交通运输[6]。城市人口骤增，生活方式、消费结构调整，必然导致能源消费量大幅提升和大量“碳通量”形成。
3.市郊森林、农业用地转为城镇用地，意味着由“碳汇”向“碳源”转变。
土地利用变化是目前大气中碳含量增加的第二大来源，其作用仅次于化石燃料的燃烧，约占人类活动总排放量的20%。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是我国目前城镇化中的突出问题。例如，2011年全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58.8万公顷，比上年增长37.2%，其中工矿仓储用地19.3万公顷，增长26.2%；房地产用地16.7万公顷，增长9.2%；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22.8万公顷，增长86.1%[2]。这一年的用地情况很具代表性，不仅建设用地增速快，基础设施用地增速更是一马当先。研究表明，土地利用的碳排放中，建设用地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居首位，是其它用地类型碳排放强度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7]。这种土地用途的转变，特别是大量耕地的非农化使用，不仅导致了碳排放量急剧增加，甚至会导致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危及粮食安全。
二、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低碳转型的路径选择
（一）发挥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快完善顶层设计
对外提升国家影响力、维护和发展国家权益，对内发展社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引导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国政府的基本职责。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已引发国家间激烈博弈，低碳发展所保护的大气环境具有公共品性质，微观主体节能减排的行为具有正外部性——这决定了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大力推行节能减排，努力由传统高碳发展模式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必须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断完善顶层设计。近些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作，先后出台了《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等重要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并开展了“五省八市”低碳试点。总体而言，这些文件为我国低碳发展搭建起了政策、法律依据。但其中一些条款虚化、宣讲化程度依然较高，低碳认证、低碳采购、低碳税收、低碳信贷、低碳价格等相关配套措施亟待进一步细化、实化。即要通过对节能减排产品实行低碳认证，扩大政府低碳采购，并对节能减排项目、产品、技术、设备予以适度的财政补贴，对节能减排效果较好的企业增加信贷，予以利率优惠，优先保证低碳型企业的融资空间，鼓励企业生产低碳产品，助推社会低碳消费；而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降低贷款额度、实施惩罚利率，并提高他们的证券市场准入门槛，通过相关信息引导投资行为，将高能耗、高排放企业逐步淡出证券市场、产品市场；通过税基和税率的变化，以及能源消费的差别价格、阶梯价格等方式，鼓励企业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引导公众实行低碳消费。
（二）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走中国特色低碳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包括速度与质量两方面。过去30多年，中国城镇化速度和规模空前，解决了“快”的问题，但一些问题也逐步凸显。“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城镇化推进速度比“十一五”规划有所降低，目的是要协调城镇化的速度与质量，强调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匹配，要解决“好”的问题。走中国特色低碳城镇化道路，必须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制定科学的城镇化发展规划。要优化城镇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改变以往偏重发展大城市的倾向，把战略重点放到中小城市上来，在资金配置、行政许可、土地占用、吸引外资、进出口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各方面，更多考虑中小城市和城镇发展需要，将国家公共资源配置向中小城市和城镇倾斜；要提高城镇人口承载能力，走紧凑型城镇化道路；合理设计城镇建成区的人口密度和分布，抑制城镇人口密度递减趋势和人口分布不合理现象，以提高城镇空间的高效利用，减少交通、办公、生活等领域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要调整城市能源使用结构，减少高排放、高污染的能源使用，尽量利用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要积极实行“公交优先”战略，发展轨道交通，减少汽车尾气排放；要优化城市结构，不断完善居民小区的各项功能，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要按照节能减排要求，推进大中小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
（三）提升地方政府低碳执行力
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低碳发展战略的执行者，但受财政分权制度的影响，为了保障地方财政供给，地方政府具有规避因实行节能减排而提高成本、降低发展速度的意愿。“十一五”收官之年一些地方“拉闸限电”、“停暖减排”的行为反映了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中央政府低碳发展战略上的偏差。因此，中央政府一方面应以明确的、具体的、量化的节能减排指标加强对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及相关责任人的低碳发展政绩考核，增强中央政府低碳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的约束力；同时应尽快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低碳转型领域的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碳排放指标流通交易机制，增强地方政府低碳发展的执行力。
（四）企业应正视低碳转型，实现低碳生产
传统意义上的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主要目标。由于大气环境具有公共品性质，节能减排行为具有正外部性，同时环境产权不清晰，排放信息具有不对称性，这使得企业对低碳转型与企业自身的意义认识不清，成为了低碳转型的“瓶颈”。
从当前看，节能减排对企业而言意味着社会责任与形象。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提出九点“全球协议”，号召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应当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消费者、社区等）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全球协议”中包括“企业应对环境挑战未雨绸缪”、“主动增加对环保所承担的责任”和“鼓励无害环境科技的发展与推广”等重要内容。当前阶段，我国还处于比较宽松的企业自愿减排时期，主动节能减排的企业意味着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与之同时，国家低碳发展战略对企业而言还意味着广阔商机与丰厚的利润空间。根据国务院2012年6月16日印发的《“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节能环保产业是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的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十二五”期间，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将年均增长15%以上，到2015年，高效节能产品市场占有率将由目前的10%左右提高到30%以上，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的节能服务业销售额将年均增速保持在30%，节能服务总产值可望突破3000亿元，环境服务总产值将达5000亿元，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到4.5万亿元。节能环保产业蓬勃发展态势为中国企业在震荡的全球经济中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从中长期看，节能减排对企业而言意味着市场准入或一票否决。2005年1月1日，具有强制性的欧盟排污权交易体系已正式启动。目前，碳配额总量正在逐步减少，覆盖的行业正在不断扩大。同时，一些更为严苛的能耗、排放指标被提出。比如，欧盟规定，2015年后，汽车排放的碳标准是每公里不能超过95克，如果超过这个标准产品就不能进入市场，要被淘汰。这便是通过技术指标对高碳产品的一票否决，进而将高碳企业边缘化。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高碳企业就可能会像现在的高污染企业一样，不能上市，甚至被强制关停。
企业作为微观生产主体，应立足当前，建立健全节能减排管理制度，加强能源消耗定额管理，淘汰落后流程、工艺，实现技术进步与效率提高；着眼长远，根据“3R”原则大力开发替代技术、减量化技术、再利用技术、再循环技术、新能源开发技术及利用技术、碳捕获、碳封存技术等相关技术，以更大限度提高资源及能源利用率。另一方面，企业是社会消费品的最主要提供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应为消费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发挥“桥梁”作用，即企业通过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的节能环保产品，助推全社会向低碳转型。
（五）提升公众参与度，践行低碳生活
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又是再生产需求的起点。低碳消费是对低碳生产的肯定与支持。城镇化进程也是更新价值观念、选择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过程。应特别关注因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不同而对国家低碳发展战略的影响。因此，需要大力进行宣传教育，通过媒体、非政府组织、学校等途径，破除“低碳很重要，但是离我的生活很远”、“低碳会给生活带来不便”、“低碳生活等于低质量生活”等误区，倡导居民杜绝奢侈浪费、炫耀性消费、一次性消费等高碳生活陋习，倡导节能、环保、低碳生活。践行低碳生活要从我做起，从衣、食、住、行做起。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引导和鼓励市民采购绿色商品，乘坐公共交通，采用节能环保的家庭照明方式，科学合理使用家用电器。要加大宣传力度，积极推进低碳社区建设，奖励节能减排先进集体和个人，培养市民低碳意识，践行低碳理念，以每个家庭、街道、社区的节能减排实践助推低碳社会建设，共建共享低碳城市。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能源状况与对策[EB/OL].（2007-12-26）[2012-06-05]http：///zwgk/2007-12/26/content_844159.htm.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人民日报，2012-02-23（10）.
[3]文件起草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42.
[4]张树伟.几组数字折射出的能源发展要义[N].中国能源报，2011-04-04（6）.
[5]谈 媛.全国政协委员“数说”新能源重要性[N].中国气象报，2012-03-14（3）.
[6]吴文盛，吕建珍.低碳消费的路径选择与实现机制[J].当代经济管理，2011（2）：13.
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镇化；城市病；城市化；城市体系
一、“城市病”概述
“城市病”这个词最早发源于工业革命后期的英国，当时英国的经济史学家哈孟德夫妇把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由于城市爆炸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称之为“迈达斯灾祸”。迈达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梦想点石成金，后来有了这个能力，但结果却坏了。试想，当周围的东西都变成黄金，会怎么样？是灾祸，不是幸福，黄金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哈孟德夫妇用“迈达斯灾祸”比喻城市发展中的问题，意思是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人类财富不断扩大，但是人类也同时丢掉了许多比黄金更宝贵的东西。这是从经济史上解释城市病。
二、造成“城市病”的原因及对策
如果把城市病界定为是在城市膨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那么实际上人们是比较熟悉城市病的。像城市病的一些典型特征，如城市环境严重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等，都是城市病比较严重的表现。再有公共交通问题，城市交通拥挤状况普遍存在。有一个数据，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特大城市机动车平均时速从过去每小时20公里左右下降到现在12公里左右。当然，城市病还有许多其他的表现。笔者认为城市病的本质就是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和城市化发展规模的匹配度失衡。城市的资源环境是有一定承载能力的，随着城市的膨胀，城市的资源环境越来越不能适应城市的良好发展。另外，城市组织管理落后于城市化过程也是造成城市病的重要原因。还可以找出更多的原因来解释城市病产生的机理。但是，从本质上讲，城市病是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城市化发展规模的矛盾。
城镇化是一个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现象，因此，“城市病”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城市的经济病。如城镇化发展缺乏产业支撑，因此出现就业岗位不足而引发的失业、贫困以及城市经济不发达导致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等；第二，城市的社会病。面对大量人口的涌入，政府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城市社会治理措施，因而出现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人口大量失业、住房紧张以及由此导致的越轨和犯罪的出现，严重地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第三，城市生态病。当城市人口经济社会活动超过城市人口承载力的极限，城市的公共绿地、水资源、各种能源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生态病出现，将加剧“城市病”的蔓延，城市不再成为人类宜居的生活空间。“当前在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领域，理想和现实最大的矛盾就是资源承载力与‘唯GDP论’的冲突”。纵观关城市病界定及其产生原因的研究，可以很明显发现学者们对城市病的产生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病伴随着城市或城市化进程而必然产生，如谢志强、梁洪波较早著书专门论述城市病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城市在走向现代化、高度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将面临人口过多、环境污染、空间拥挤、交通拥塞、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管理低效、资源短缺、城乡冲突或社会失衡等问题。
治理“城市病”不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从源头上减少“城市病”的发病率。城市是人建造起来的，人是城市的主体。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们之所以愿意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因此，城市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治理“城市病”问题的关键所在。人类是智慧的、理智的生物，既然城市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自己的过失行为引起的，必然可以通过合理的治理、调整人类的需求欲望与行为准则、把病态的城市环境医治成人类长久宜居的生态环境。
三、结语
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第6篇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尤其是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已占半数以上。农民工一头连着农村和落后地区，一头连着城市和发达地区，他们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是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载体。
农民工进城务工使城市和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目前在一般城市，农民务工者和其他流动人口占城市户籍人口的比例在20%-30%左右，在发达地区这部分人口可能是城市户籍人口的3-4倍。比较认可的农村需要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总量达1.5-2亿人。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约9000万人实际已在城镇生活。
城市发展一定程度还是依赖工农剪刀差。大量农民工进入工业企业，劳动力成本低，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目前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三来一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的电子、纺织、玩具等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主要依托的就是劳动力成本优势。建筑业、环卫、物业管理、保安、商业等服务业中都有大量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和正常运转做出了重要贡献。
现在农民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方面。据统计来自非农产业的比重接近50%，工资性收入占1/3，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到80%左右。据统计部门调查，2004年农民工汇回家的款项总额在1690亿元到3000亿元之间，2005年估计在1910亿到3300亿人民币之间，预计在未来5-10年内还会有增长。学者研究表明，和其他国家移民相比，中国的农民工总体上将其收入的更大部分寄回家，农民工汇款占收到汇款家庭的总收入的20%至50%。
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要进一步研究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合理确定和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解决好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保障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权益，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搞好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
各级政府要认真研究好农民工问题。现在城市有了较大发展，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要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避免可能形成城市内部的新的二元结构。应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实行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依法保障他们在城市的合法权益；努力降低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门槛，尊重他们选择就业和居住的自由权;要重视和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帮助他们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帮助解决农民工居住问题，对进城农民购买或者租赁城镇住房上给予政策支持;完善外来人口的管理制度，对在城市有稳定收入、有固定住所的农民工给予市民身份。
正确对待农民工在城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
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特有现象在我国将长期存在，并将伴随现代化的全过程。应当顺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
农民不失去土地是中国城镇化的基本特点。西方早期的工业化、城市化，是使农民失地、破产，然后涌入城市，从而成为无产者的城市化。英国“圈地运动”就使得大批农民破产进入城市，使农民遭受巨大痛苦。我国农民工进城镇，是富余农民和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民进城而不失去在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一旦他们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仍可以回到农村从事农业，在农村仍有其基本生活保障。对农民进城而保留承包地和宅基地目前争论较多。但在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它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内在的稳定器。
“民工潮”和“民工荒”是农民工根据市场机制原则自主选择就业地点的结果。“民工潮”是务工农民短时期内从居住地点向就业岗位地集中流动的现象，长期以来主要向沿海和发达地区流动。“民工荒”是在原来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出现民工就业人数下降的现象。这一现象表明农民按照所得利益来选择就业地点，反映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价值取向。调查表明，由于农业政策合理，农民更注意自己原有的土地，并比较自己在农村或小城镇的收入与在沿海地区务工带来的利益来选择就业地点。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他们希望得到劳动岗位、合理的劳动收益和低的居住成本。
在引导农民有序进城务工的同时，也要研究扩大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注重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特色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产品加工业，扩大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容量。引导相关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增加农民在当地就业机会。大力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积极稳妥地发展小城镇，提高产业集聚和人口吸纳能力。
人居环境治理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客观要求
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城镇化将是一个长期过程。目前城镇的发展还难以吸纳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现在每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约1000万个，而城镇每年新增加劳动力和高校毕业生等需要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另外还有下岗失业人员2400万人，城镇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预计我国城镇化水平在达到60%左右后，可能进入后期缓慢增长阶段，不会像一些人口规模比我国小得多的西方国家，达到70%或80%时才进入后期缓慢增长阶段，届时我国仍将有6亿多农民。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从保持城镇化健康发展角度看，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看，都必须坚持城乡统筹，加快农村的发展，努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
农民生活条件改善集中体现在住房改善和村庄人居环境改善。村庄是人类集聚定居的基本形态，是农民生产生活的聚集地，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日趋完善，社会事业迅速发展，人居环境日益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有的明显改善，有的正在改善。但从总体上来说，农村面貌没有根本改变，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严重短缺，环境脏、乱、差，使得城乡差距表现得更明显、更突出。搞好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和明确要求，也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重要基础。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改变村容村貌，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工作。
改善农民生活条件要立足于促进生产发展为第一位。必须充分理解五中全会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生产发展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动力。必须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添动力。在农民收入逐步增加，生活宽裕的基础上，使生活质量逐步提高。
村庄整治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域存在差异性。我国农村面还很大，不同地区发展条件和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搞好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就是要从村庄实际条件出发，以现有房屋和设施为基础，通过分期、分批进行整治，配套和完善农民生活急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逐步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不能期望搞一场运动，立即全部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村庄整治的内容、标准不尽相同，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逐步发展的过程，必须因时、因地制宜。
把握村庄整治工作的基本要求
坚持为农民服务的思想是前提。村庄整治的目的是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关键在于坚持为农民服务的思想。充分尊重农民选择，以农民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作为衡量开展工作的主要标准。从当地农村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已有基础，不搞大拆大建、盲目追求高标准，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需要，不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
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是关键。坚持以农民得到实惠为标准，着力解决群众最急迫、最直接、最关心的问题。当前，农村人居环境还比较差，面临的问题还很多，在解决上也存在轻重缓急的不同。有的急需解决，如农民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供水、安全、环境卫生、污水与垃圾处理等；有的需要逐步解决,有的可能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才能解决。江西、新疆等地就是农民关心和急需的问题作为村庄整治工作的着力点，受到农民的欢迎和拥护。
广泛调动村民参与和实行自主是基础。有的地方建立了村民理事会，由理事会出面与广大群众协商化解矛盾，让群众做群众的工作，真正让农民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实践表明，发挥村民的参与作用，加强村民理事会对村庄整治的实施组织和管理，直接充实了村庄事务的组织管理力量，解决了基层组织力量不足的问题；畅通了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渠道，决策和管理更加透明、民主，村民表达意见与诉求更加便捷，调动了村民参与村庄整治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为村民维护合法权益提供了制度保障，为落实群众监督提供了有效途径，为村庄公共设施的长效管理提供了组织基础。
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作用是核心。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是搞好村庄整治工作的政治保障。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带领广大农民自主参与，是各地村庄整治工作取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通过村庄整治工作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相结合，党建工作实现了固本强基，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不断加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逐步增强，农民的整体素质显著提高，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加紧密。
政府组织引导和必要扶持是保障。近年来，江西、新疆、浙江、辽宁、广东等地方村庄建设得到了较快发展、农村面貌改变大，都与当地政府的重视和引导扶持密切相关。政府组织引导和必要扶持的重要保障作用非常关键，一方面它本身就是推进村庄整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它能够坚定村民自主建设家园的信心和决心。从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看，扎实稳步推进村庄整治工作，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有效引导扶持仍是必不可少的。
扎实稳步推进村庄整治工作
要注意存在的两个思想倾向。一种倾向是中央决定新农村建设后，有的地方没有能够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央新农村建设“二十字”目标与要求，缺乏对农村基层的调查，没有形成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步骤，简单地将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搞工程建设，盲目地搞运动，有能力要干、没有能力也要干。另一种倾向是惧怕做农民工作，怕接触农村的工作，担心矛盾复杂、政策性强、不易把握，担心没有钱不好做事、做不好事，不愿意负责任。这两种态度都是不负责任的，不符合共产党人的执政要求，都必须认真学习五中全会精神、学习各地先行成功的经验。
要形成合力。一方面是部门之间要形成工作合力。在制定计划、实施方案和政策措施等方面需要加强沟通，形成工作合力。另一方面是资金投入方面要形成合力。近些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增加了对农村的投入，要研究搞好协调，提高投资效益。
要做好村庄整治规划。编制村庄整治规划与实施安排，是政府引导和规范村庄整治工作的手段，是当前工作的重要抓手。编制村庄整治规划与实施安排要防止简单套用城市规划的方法和指标;要保护耕地，集约节约使用土地;要因地制宜，突出农村特点和地方特色;要落实各级政府对农村的支持政策，增强可操作性。同时，要组织动员农民广泛参与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要抓好试点。全国现有村庄320多万个，当前首先是抓好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推开。试点工作要重点关注三个方面。一是筛选整治的重点内容，如村庄内部道路、村庄供水设施、村庄排水设施、村庄垃圾集中堆放点、村内乱搭滥建、人畜混杂居住、村庄废旧坑塘与河渠水道、村容村貌整治、村民活动场所、古村落与古建筑的保护等。二是继续探索制定村庄整治规划的方法与实施路径。三是研究村民参与和民主管理的实现途径与制度性保障。
要强调城市政府的责任。我国城市实行的是市带县、城带乡体制，市行政区内还有广大的农村地区，城市政府理所应当承担起组织好辖区内的村庄整治工作任务。城市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务必要改变仅为城市市区服务的做法，积极参与村庄整治工作。要依据规划，整治那些未来依然是农村聚落的地区，以及生态保留地区、控制建设地区内的有一定规模的中心村。城市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辖区内村庄整治的重点内容，按照统筹城郊和协调区域发展的原则，将市政公用设施逐步向郊区农村延伸，为农村繁荣创造条件，为农民提供服务。
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第7篇
中国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是建立在现今的科学基础上以及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上，农村型社会产业结构由以农业生产为主转至以工业、服务业为主是现今社会的趋势，以及社会具备这一条件基础，中国城镇化不断推进，能够切实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推动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其中就包括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
一、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较为正面化，主要原因就是典型农村型社会类型原本就具备较好的旅游资源，能够提供更为广阔的旅游机会，进一步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且由于旅游观念在乡村型社会产业结构发生转变过程中逐渐渗透，进一步增加旅游的人数以及旅游的次数，加之由于产业结构转变，各地区经济得到相应的推进发展，收入增加，有能力进行旅游活动，这些因素，对于旅游经济的推进较为显著。
（一）城镇化人口增多推动旅游经济发展
中国城镇化进程促使中国城镇化人口不断增加，促使城镇化数量不断增加，产业格局的推广范围进一步扩大，城镇化人口是现今旅游发展过程中主要的消费者来源，城镇化人口的增加促进旅游需求量的增加，促进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旅游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增加旅游的频率以及促进旅游价格的增加，对于推动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有实际的意义，针对这一现状，旅游产业抓住时机进行创新发展，提供更多的旅游方案以及旅游优惠，进一步推动旅游人数的增加，引发旅游热潮，旅游逐渐成为一种潮流，在该状况下，旅游经济也随之发展，得到切实的提升，旅游产业逐渐成为第三产业中较为主要的一部分。
（二）乡村城镇化增加旅游基础推动旅游经济发展
城镇化主要就是建立在农村型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逐渐弱化农业的情况下，会出现停耕的土地以及荒废的林园等，将之最为基础进行相应的改进，进行相应的建设，将之进行美化以及建立相应的农舍以及保留一定的特色，将之进行设计重建，能够将之变为旅游场所，这样一来既能够在不破坏农村原有的生态环境基础上，发展城镇化，对于生态化城镇的出现以及生态化城镇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也能够扩大旅游范围，增加旅游场所，为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丰富旅游产业奠定基础，为旅游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能性。
（三）消费理念转变以及生活质量提升推动旅游经济发展
城镇化之后城镇化居民的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城镇化居民的收入增加，城镇化居民的医疗条件以及质量提升，城镇化居民所接触的环境以及所接触的世界越来越宽广，内容越来越丰富，在该环境中城镇化居民对于精神层次消费逐渐重视起来，对于旅游逐渐产生兴趣，对于出去走走产生一定的渴望，旅游产业在该环境中发展迅速，人们对于旅游的考虑越来越多，对于旅游的认识越来越深，走的也越来越远，在旅游方面的支出逐渐成为固定支出，这一去情况对于进一步推动旅游经济发展有实际的促进作用。
二、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以及旅游经济发展的因素
（一）产业发展局势，推动现状
中国现代环境发展的一个局势就是中国城镇化进程较为缓慢，中国乡村型社会占据一定地位，在短时间内进行全面推广改进较为困难，乡村人口观念改变所涉及的因素较为复杂，进行的实际操作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多，农业本身就是农村发展的主要产业，一旦淡化需要进行替补的内容较为有限，进行工业建设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以及精力较多，进行服务业建设，条件以及环境不一定满足，该种现状不仅影响中国城镇化进展，同时也抑制旅游经济发展情况，具体体现就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缓慢，城镇化人口以及城镇化范围较为有限，对于旅游产业的进一步推进较为不利，旅游经济发展受到相应的约束。
（二）文化发展现状，具体影响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促进城镇化进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文化底蕴以及历史条件，即古迹，主要就是在该种条件的影响下，农业淡化之后，能够迅速根据所具备的优势发展服务业，在服务业发展稳定之后，在考虑工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能够增加该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交流，增加旅游人数，增加收入的同时，拓宽该地区人们的世界观，促进人们对于旅游的兴趣增加，为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以及打下基础，旅游产业在该环境中能够得到扩增经济来源，对于全面化促进旅游经济的稳定发展较为有利。
（三）环境具体状况，实际研究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需要考虑的一大因素就是环境因素，主要就是环境较为封闭，城镇化进展较为困难，在该环境中需要进行的主要策略就是实际情况探索，具备旅游产业发展优势的农村型社会进行城镇化研究，相对开放的农村型社会进行城镇化研究，这两种类型城镇化进展较为顺利，对于旅游产业的推进作用较为明显，在该种城镇化进展较为顺利之后，所采取的下一步操作就是对封闭化、不具备相应优势的农村型社会进行城镇化建设，这样能够切实较快城镇化进程。
三、结束语
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较为显著，本文对此进行探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将两者结合探究，进一步优化城镇化结构。
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第8篇
城镇化主要是指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过渡的过程，而旅游经济指的是由旅游活动而引起的经济现象总和。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消费者的资本积累、劳动力水平、消费结构等方面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尤其是旅游经济的蓬勃发展，使旅游业成为发展最为迅速的行业之一，21世纪的中国也逐渐步入到大众旅游时代。
一、影响旅游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因素
当前影响旅游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政策。旅游积极发展和城镇化都是国家发展战略，国家通过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来指导旅游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进程。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人口数量有所增加，这可以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客源，因此政府应该将旅游经济和城镇化相结合，共同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二是历史因素。中国拥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这能槌钦蚧的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同时中国在自身的努力发展下，拥有良好的国内外环境，对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三是区位优势条件。区位条件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旅游业主要是以人文地理环境和天然地理环境为依据，如敦煌的莫高窟、张掖的丹霞地貌等都会对旅游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四是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的发展是以信息和交通发展为依托，在生产要素交流日益频繁的趋势下，世界人口的联系不断加强，进一步推动了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开放的国家来说，旅游业的发展必须要依托国内外的资源，城镇化也是如此。
二、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会产生积极和正面的影响，这是因为以往的农村经济社会具有良好的旅游环境，可以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首先，城镇化人口的增加能带动旅游经济的增长。城镇化人口的增多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旅游业消费者基数的增加，继而扩大旅游需求量和旅游产业格局，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当前旅游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而制定切实可行的旅游方案来吸引消费者，有利于扩大消费者的基数，更好地适应当前的旅游热潮，进而借助人口的增加筹集更多的资金，构建更为优质的旅游目的地。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旅游产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内容，凭借着城镇化的发展，将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次，拉动内需。拉动内需主要是对国内的消费需求加以拉动，继而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可以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形式和消费观念。如城镇化的发展可以增加居民收入，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使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和生活质量。当前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观念多是属于“享乐”型，而旅游产业的发展恰好可以满足这一需求，人们在工作之余享受环境优美的度假，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可以说，大量资金的投入能够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增加消费需求，更好地拉动内需。
再次，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基建工作，在政府支持下能实现基础设施的发展，从而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娱乐设施建设、度假酒店和餐饮业等众多产业的发展，可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旅游条件，这样在各个产业相互发展的条件下，增加群众的需求量，实现旅游经济的良性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居民更倾向于精神层面的享受，如各种类型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建设、公共娱乐健身设施的建设等，这使得旅游业的消费者不断增多，为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收入，而投资者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金来实现旅游经济的发展。
最后，农村城镇化能加速旅游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大量荒废的天然湖泊、园林和农田等，这些地域条件可以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条件，如精心包装或重新修整废弃的林园，在此基础上建立农舍或进行美化，可以使其成为优良的旅游目的地，吸引人们前来旅游。同时改造废弃的湖泊和田地等，不仅不会对原有的生态环境加以破坏，还能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生态化城镇和旅游经济的发展。
三、结语
总之，旅游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收入水平有所提高，这些都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致力于工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以此推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步伐，可以说，城镇化建设是旅游经济发展的前提，有利于实现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第9篇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我国区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生态协同发展研究”（编号： 11&ZD012）。
摘要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如何以最小的生态损耗获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利用中国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超效率DEA，在测度区域生态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对IPAT模型扩展建立了面板数据计量模型，研究了我国区域生态效率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呈非对称U型关系，且东、中、西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效率较高，部分省份已进入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中西部还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即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区域生态效率不断下降，西部地区更为突出。而产业结构、环境政策和技术水平都从不同方面影响城镇化的生态效率。因此，必须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环境政策、提高技术水平，进而提高城镇化的生态效率，推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关键词 城镇化水平；生态效率；超效率DEA；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 F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11-0053-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1.008
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比如城市的热岛效应、水华效应、灰霾效应、拥堵效应、垃圾效应等。近年来，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短缺和环境退化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突出地位，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因此，如何以最小的生态损耗获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即提高生态效率，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那么，我国区域城镇化进程中生态效率的基本状况是怎样的？城镇化是如何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我国不同区域城镇化进程中生态效率的差异及其原因是什么？怎样去提高区域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效率？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自1990年Schaltegger和Sturm首次提出生态效率概念以来，很多学者和机构对生态效率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WBCSD）的定义被广泛认可，即“生态效率是指提供能满足人类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有价格竞争优势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使整个生命周期的生态影响和资源强度逐渐降低到和地球的估计承载力相一致的水平，并同时达到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1]。生态效率是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与环境影响的比值，它不仅表示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关系，而且也代表着经济效率与环境效益的统一，这引起了很多学者对生态效率相关概念、指标以及评价方法的深入研究，如Hellweg等提出生态效率可以用相关费用和环境影响因子的比值来表示[2]；Kobayashi等利用DEA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径向投影决策单元的评价方法[3]；在此基础上也有学者开始研究生态效率与城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的关系，比如Grossman和Krueger研究发现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态环境呈现倒U型，并以此提出了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4]；陈傲以中国29个省际截面数据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赋权的研究方法，评价了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差异性，并以区域生态效率评价值为因变量，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环保资金投入、环境政策及产业结构等对生态效率的影响[5]。而对于城镇化的研究也比较多，但是主要集中于城镇化发展的特点、规律及其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等的关系，比如黄金川、方创琳采用数理学方法对城市化和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分析[6]；简新华、黄锟通过对中国城镇化情况的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城镇化目前的速度基本合适，且将保持较快发展的趋势[7]；朱孔来等通过建立VAR 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影响[8]； Burak等从生态、农业以及土地利用等方面，对地中海沿岸地区城市化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城市化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9]；刘耀彬、宋学
锋建立了辩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的指标体系，同时利用主成分加权合成方法分析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关系[10]；王新杰、薛东前对西安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演化分析[11]；宋建波、武春友构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得出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化总体水平滞后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结论[12]。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对生态效率和城镇化水平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有关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相互关系的研究却很少，特别是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增长时期，如何以最小的生态损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进而促进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协同发展，是各区域政策决策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探讨城镇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利用我国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在测度区域生态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研究了我国各地区区域生态效率与城镇化水平的相关关系，同时由于各地区自然环境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源种类不同，使得其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环境存在显著的地域特征，所以本文进一步从东、中、西三大地带分析了城镇化发展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进而为我国各区域确立城镇化发展目标、减少生态损耗、提高经济社会效益提供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
1 中国省际区域生态效率的测度
1.1 模型和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是由Charnes和Cooper等人于1978年提出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该方法以相对效率为基础，以凸分析和线形规划为工具，根据多投入、多产出指标对相同类型决策单元DMU（Decision Making Units）的相对有效性进行测度的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13]。由于DEA方法在建立模型前无须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也无须任何权重假设，而是以决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这有效解决了区域生态效率测度指标赋权的问题。
假设对n个地区的生态效率进行测度，每个地区都有m个投入变量和s个产出变量，xjk表示第k个决策单元的第j个输入变量，yjk表示第k个决策单元的第j个输出变量，其中第k个决策单元的输入表示为xk=（x1k，x2k，…，xmk）T，输出表示为yk=（y1k，y2k，…，ysk）T，θ是第k个决策单元的效率值，且满足0≤θ≤1，以第k个地区的效率评价为目标函数，以所有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为约束条件，使用CharnesCooper变换就可以得到经典C2R模型的线性表达式如（1）所示：
根据上式计算区域生态效率时，对于有效率的 DMU都显示为 1，不能区别出有效决策单元之间的效率差异，鉴于本文重点研究城镇化水平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所以为了避免多个评价单元同时处于前沿面最优而无法区分其生态效率的高低的情况，本文选择Andersen和Petersen提出的超效率DEA模型（Super Efficiency DEA，SEDEA）来测度中国各省市1999-2011年的生态效率[14]。SEDEA模型在进行第k个决策单元效率评价时，使第k个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被其他所有决策单元投入和产出的线性组合代替，从而将第k个决策单元排除在外，而传统DEA模型则将这一单元包括在内。在SEDEA 评价值中，无效或弱有效的决策单元（DMU）仍然是无效或弱有效的，但对于有效率的 DMU，却可以区分它们的有效程度，进而可以将决策单元进行有效的排序。SEDEA的数学表达式如（2）所示：
1.2 指标选择和测算结果
1.2.1 指标选择
生态效率强调经济价值与环境效益的统一，即以最小的资源消耗与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价值，而在超效率DEA模型中，一般将收益型指标作为产出指标体系，将成本型指标作为投入指标体系来处理，因此，为了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省际区域生态效率及其变动情况，本文以1999-2011年我国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以环境污染（主要包括废水污染、废气污染和固废污染）和资源消耗（主要包括土地消耗、水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为投入指标，以经济发展作为产出指标，同时在考虑了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构建了区域生态效率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本部分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国水资源公报》以及各省统计年鉴，由于缺失数据较多，故不计入本文实证分析。
1.2.2 结果分析
根据超效率DEA模型，运用MYDEA1.0软件，将中国1999-2011年30个省市的数据进行逐年计算得到各省市13年的区域生态效率值，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中国1999-2011年区域生态效率评价结果可以发现，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生态效率在13年间变化不大，整体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从中观层面来看，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生态效率差异较大，东部生态效率最高，每年平均效率值均在1.0以上，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率值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且中部地区生态效率略高于西部地区，且变化趋势不明显；从微观层面来看，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等东部较发达省份生态效率较高，贵州、宁夏、甘肃等中西部欠发达省份生态效率较低，这说明相对于经济较发达的东部省份而言，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多依赖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使得中西部地区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所以中西部各省市应该改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渐向低消耗、低污染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
2 中国城镇化对区域生态效率影响的实证
2.1 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的拟合分析
我国城镇化率2000年为26.22%，2011年为51.27%，年均增长1.92%，而区域生态效率却从89.65%下降到了73.03%，年均下降1.28%，这说明在我国城镇化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凸显，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对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研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区域生态效率的变化趋势，这里以区域生态效率为因变量，城镇化率为自变量进行拟合，结果如图1所示，二次项系数为正（3.961 6），一次项系数为负（-4.365 3），即区域生态效率与城镇化率呈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区域生态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是我国目前还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即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区域生态效率不断下降。
2.2 实证模型
2.2.1 模型构建
经典IPAT模型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Holdren和Ehrlich提出来研究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影响的经典模型，他们认为影响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人口（Population）、富裕程度（Affluence）和技术水平（Technology），即I=PAT，式中，I不仅可以表示环境负荷，还可以表示能源消耗、环境影响状况等，所以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研究环境、人口、经济和技术之间的定性或定量关系[15]。之后，Dietz和Rosa对IPAT模型进行了扩展，他们将IPAT用随机的形式表示，提出了环境影响随机模型[16]，即Ii=aPbiACITdiei 。本文在此模型基础上取对数，且由于城镇人口对环境承载力的影响远大于农村人口，所以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水平来表示上式的P，并根据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的拟合分析结果，针对城镇化水平设立一个二次项，同时，为准确分析造成区域生态效率差异的原因，加入了产业结构和环境政策两个变量，最后得到生态效率与城镇化水平的实证模型：
式（3）中，i代表地区，t代表年份，βi为个体效应，βt为时间效应，β1、β2、β3、β4、β5为估计参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其中i、t分别表示第i（i=1，2，……，30）个省和第t（t=1，2，……，13）年；EE（EcoEfficiency）表示区域生态效率，UL（Urbanization Level）表示城镇化水平，IS（Industrial Structure）表示产业结构，EP（Environmental Policy）表示环境政策，T（Technology）表示技术水平。
2.2.2 指标选择
根据以上模型分析，本文选取生态效率为被解释变量，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环境政策以及技术水平为解释变量进行计量分析。其中，生态效率利用前面的超效率DEA模型计算所得，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来表示（考虑到全国历史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性，部分数据选取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水平），对于产业结构，由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率越高，生态文明水平亦趋于较高，所以本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对于环境政策，由于一些政策还处在发展阶段很难量化，所以从数据可得性的角度考虑，本文选择排污费收入总额来代表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而技术水平则用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来表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强度关系，即每创造一个单位的社会财富需要消耗的能源数量，单位GDP能耗越大，说明技术水平越低。本部分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2.3 实证分析
2.3.1 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虽然面板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数据的非平稳性，使得变量的相关性降低，但是各变量还是有趋势、截距问题，可能还是非平稳数据，存在单位根，这样可能会造成虚假回归或伪回归。为了避免伪回归的出现，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综合了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的特性，可以较好的推断单位根的存在情况。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包含两类：一类为同质单位根检验，该检验方法假设面板数据的各截面序列具有相同的单位根，比如LLC检验、Breitung 检验和 Hadri检验；另一类为异质单位根检验，该检验方法允许面板数据的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比如ImPesaranShin方法、FisherADF 检验和 FisherPP 检验。以上方法除Hadri 检验的原假设为不含有单位根外，其他检验的原假设均是含有单位根。本文采用两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即相同根单位根的LLC（LevinLinChu）检验和不同根单位根的 FisherADF检验，如果在两种检验中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则我们说此序列是平稳的，反之则不平稳。
对区域生态效率ln（EE）、城镇化水平ln（UL）、城镇化水平的二次项[ln（UL）]2、产业结构ln（IS）、环境政策ln（EP）、技术水平lnT分别进行 LLC 检验和Fisher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检验结果可知，区域生态效率、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的二次项、产业结构、环境政策均存在单位根，对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值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存在单位根，说明各变量是一阶单整的，可以进一步分析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2.3.2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根据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区域生态效率、城镇化水平以及各控制变量均表现为一阶单整，可以进一步考察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所以在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本文接着对 lnEE和 lnUL 进行面板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基于残差的检验，通过检验残差是否平稳来检验协整关系的存在，主要有 Pedroni检验和 Kao 检验；另一类是基于面板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类似于时间序列中的Johansen 协整检验。本文采用 Pedroni 检验和Kao 检验，由检验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除Group rhoStatistic 没有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外，其余统计量都通过5%显
著性水平的检验，可以判断我国30个省市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直接对实证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此时的回归结果是比较精确的。
2.3.3 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于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显示了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直接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一般而言，面板数据可用固定效应（fixed effect） 和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 估计方法，究竟是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则根据Hausman 检验的结果来确定。本文以区域生态效率为因变量，以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环境政策以及技术水平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由于东中西三大地带在区位、禀赋、政策等发展条件上存在较大
差异，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可能不同，所以本文对东中西利用上述模型和框架分别进行了回归，以探索区域城镇化过程中生态效率产生差异的原因，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通过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1）对于全国而言，城镇化水平的一次项系数为负值（-1.620 194），二次项系数为正值（0.214 187），表明城镇化水平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U型曲线的特征，即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程度加剧，区域生态效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后随着城镇化水平进一步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环境污染程度逐年下降，区域生态效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而通过比较全国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虽然东、中部地区生态效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是这一趋势的转折点却有所不同：对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很多省市已经达到这一转折点，区域生态效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对于欠发达的中部地区，大部分省市还未达到这一转折点，区域生态效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而对于较落后西部地区而言，城镇化水平的二次项系数虽然为正，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西部地区生态效率与城市化呈现U型曲线特征不能得到证实，而后通过对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生态效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线性回归，可以发现城镇化水平的系数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呈负相关的关系，这是因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落后，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技术水平较落后，尚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初级阶段，所以区域生态效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2）以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比例所代表的产业结构对区域生态效率有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且区域差异较大。根据产业结构比例以及区域生态效率的评价值，可以发现，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东部地区生态效率较高，且产业结构比例最优，尤其是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比例均在40%以上；而对于中部地区，由于近年来承接东部地区第二产业转移，虽然工业发展迅速，但资源消耗不断增大，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导致生态效率不断降低；西部地区虽然从比例上看第三产业发展较好，但由于绝对数量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导致生态效率最低。产业布局在空间上的差异，导致东、中、西产业结构发展差别较大，这是区域生态效率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之一。
（3）排污费收入总额与区域生态效率负相关。全国以及东、中、西部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说明随着排污费收入总额的不断增加，区域生态效率在下降。根据回归结果，结合各省市历年排污费收入总额情况可知，尽管大部分省份的排污费收入总额在逐年增加，但是区域生态效率却在降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城市道路、供水、供电等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忽视了对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资，使得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虽然企业缴纳的排污费在不断增加，但是这些费用远不够环境治理、恢复生态、赔偿群众损失的费用，而且还有很多企业把交排污费当成继续污染的借口，导致环境污染愈加严重，所以我国不仅要完善排污费收费制度，而且要将各种环境政策综合利用，减少“先污染、后治理”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与生态效率负相关。全国以及东、中、西部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说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越大，生态效率越低。由于单位GDP能耗越大，技术水平越低，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越高，资源消耗以及污染物排放越多，那么生态效率也就越低，所以技术水平与生态效率呈正相关关系。通过比较东、中、西三大地带技术水平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各区域生态效率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都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中西部地区技术水平对生态效率的弹性系数最大，这是因为西部地区不仅生产方式落后、环境政策缺乏，而且地方性企业的生产技术也非常落后，这些“高投入，低产出”的企业在消耗大量资源的同时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所以中西部地区迫切需要提高技术水平，提升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成本，进而提高生态效率，逐步实现城镇化进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区域生态效率评价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区域生态效率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1999-2011中国各地区生态效率变化趋于平缓，但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且东、中、西三大地带生态效率差异明显，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生态效率较高，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率较低，这说明中西部地区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压力较大；②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呈非对称U型关系，即生态效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下降经转折点而上升的趋势，且东、中、西三大地带这一趋势的转折点有所不同，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已达到这一转折点，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还未达到这一转折点，但是对全国而言，目前还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即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区域生态效率不断下降；③产业结构调整、环境政策的转变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区域生态效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根据本文分析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现阶段，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伴随着资源的不断消耗和环境的不断恶化，导致区域生态效率低下，这决定了这些地区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促进城镇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走资源节约、低碳减排、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为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②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落后于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第二产业，所以急切需要加大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优化产业结构，逐步淘汰和转移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积极发展高效率、低污染、低排放的环境友好型产业，进而提升区域生态效率；③研究表明，以排污费收入总额为代表的环境政策比较有限，所以各地区应在进一步完善环境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大对生态环境管理的投入，构建集强制手段、经济手段、协调手段以及信息手段为一体的综合环境管理政策，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要加强环境教育，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发挥环境非政府组织在环境问题和环境监督方面的作用；④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各地区要降低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提高生态效率，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先进节能技术，开发非石化能源，不断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使节能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得到推广和广泛应用；另一方面要引进国内外较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来武装本地区的能源工业，使其在较短时间内摆脱技术水平落后的情况。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WBCSD. Ecoefficient Leadership for Improved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M]. Geneva： WBCSD， 1996.3-16.
[2]Hellweg S， Doka G， et al. Assessing the Ecoefficiency of EndofPipe Technologies with the Environmental Cost Efficiency Indicator [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2005， 9（4）： 189-203.
[3]Kobayashi Y， Kobayashi H， Hongu A， et al. A Practical Method for Quantifying Ecoefficiency Using Ecodesign Support Tools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2005， 9（4）： 131-144.
[4]Grossman G M， Krueger A B.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353-378.
[5]陈傲. 中国区域生态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 2000-2006年省际数据为例[J].中国管理科学，2008，10（16）：566- 570.[ Chen Ao.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Ecology Efficiency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in China： Evidences from Provincial Data during 2000-2006[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08，10（16）：566- 570.]
[6]黄金川，方创琳.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机制与规律性分析[J].地理研究， 2003， 22（2）：211- 220.[Huang Jinchuan， Fang Chuanglin. Analysis of Coupling Mechanism and Rule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J].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3， 22（2）：211- 220.]
[7]简新华，黄锟. 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J].经济研究， 2010，（3）：28-39.[Jian Xinhua， Huang Kun. Empirical Analysis and Forecast of the Level and Speed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0，（3）：28-39.]
[8]朱孔来，李静静，乐菲菲.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1， 28 （9）：80-87.[ Zhu Konglai， Li Jingjing， Le Feifei.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 2011， 28 （9）：80-87.]
[9]Burak S， Dogan E， Gazioglu C. 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Tourism on Coastal Environment[J].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04，47（9-10）：515-527.
[10]刘耀彬，宋学锋.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式及判别[J].地理科学，2005，25（4）： 408-414.[Liu Yaobin， Song Xuefeng. Model and Criterion of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upling[J]. 2005， 25（4）： 408-414.]
[11]王新杰，薛东前. 西安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模式演化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9，24（8）：1378-1385. [Wang Xinjie， Xue Dongqiang. The Analysi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Xi’an[J]. 2009，24（8）： 1378-1385.]
[12]宋建波，武春友.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中国软科学，2010， （2）：78-87. [Song Jianbo， Wu Chunyou. The Study on Evalua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mong City Cluster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J]. China Soft Science， 2010， （2）：78-87.]
[13]Charnes A， Cooper W W， Rhodes E.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1978，2（6）： 429-444.
[14]Andersen P， Petersen N C. A Procedure for Ranking Efficient Unit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Management Science，1993，39（10）：1261-1264.
[15]Holdren J P， Ehrlich P R. Human Population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J]. American Scientist， 1974， 62（3）：282-292.
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 三元社会结构 城镇化 转型
传统城镇化对三元经济结构向一元化转型的推进
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提出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二元结构，将传统农业经济和现代城市工业经济并称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二元经济结构有多种形式，因为每个作者均可以自由地作出假设。它包括‘现代的’和‘传统的’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得以发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资源过剩，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向外转移；现代工业部门由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使得报酬高于农业部门，进而吸收较多劳动力。随着边际报酬交替增长，两部门差距逐渐缩小，最终形成统一市场，二元经济向一元转化。
刘易斯看来，国民经济两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畅通无阻。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并非如此：一是尚未建立起市场自由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调节机制；二是传统发展战略造成工农业与城乡发展比例失调；三是户籍制度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自由转移。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劳动力流动较为灵活。1958年后，由于城市工业品对农村供给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流动，农村工业开始发展，逐步从传统农业部门中独立，同传统农业部门、城市工业部门一同构成相互联系又彼此隔离的独立经济力量。它是一个非正式的体制，以市场为导向，所有制形式多样而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第三元（陈吉元、胡必亮，1994）。可以说，它是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过渡，转型过程的必经之路。
传统城镇化推动下，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科技进步、全球化趋势加强，三元经济结构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向一元化转型。
第一，农村工业发展，需要城镇聚集。工业化本身需要生产要素聚集和规模经济，农村工业也不例外。公共基础设施为农村工业企业降低成本；生产要素的集中使效益增加；规模生产带来低成本高利润；人口的汇聚使市场规模扩大；信息交流频繁，获取成本降低；农村生态环境脆弱，资源匮乏，工业化分散势必造成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恶化农村人居环境，在城镇集中进行集中治理可以有效降低污染。
第二，城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庞大，农业生产率高但劳动生产率低，这与农村存在较多剩余劳动力有关。他们在农村隐性失业或无序流向城市，对常规农业生产和城市社会管理带来巨大压力。1958年后，城市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基本持排斥态度，户籍制度是这一政策的体现。他们务农无路、入城无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在农村工业进行就地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后主要进入中小城市和城镇。
第三，城镇统筹协调着三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农村工业部门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中间”成长，带有两种经济部门的特色和诟病，既对两个部门缺陷进行弥补，又同它们竞争。对两大部门帮扶主要有：吸纳剩余劳动力、以工补农、提高农民收入、刺激农业生产、帮扶农村基建；弥补城市产业及工业品生产不足，同城市部门进行生产合作等。消极方面有：吸收农业剩余、同农村争夺土地、资金、优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破坏农村环境；同城市部门抢夺市场、资源、外资及优惠政策等。总之，三者之间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
传统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业部门同农村工业部门发展趋同，农村工业部门同城市工业部门发展趋同，促使三元经济成为一元化的市场经济形态，城镇化是其载体和催化剂，“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三元结构’将被更新型、更先进、更合理的经济结构所取代――那就是‘城乡经济一体化’，从城乡分离、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赵勇，1996）。
由三元经济走向三元社会：未完成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
中国社会学界受二元经济理论启发，结合实际发展出同其相对应的二元社会结构理论，认为存在城市和乡村、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对应的社会二元结构。这一特征被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户籍制度所决定，具有强大的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被制度化的社会分层，形成了两大类身份群体，在社会资源配置、权利和义务方面高度不对等，且阶层固化明显，社会流动受阻。随着三元经济结构理论的提出，当时社会学界也相应增加了第三元社会结构，“但新三元仅指就地转移的乡镇企业农民工”（甘满堂，2001）。本文中将其称为“旧三元社会结构”。
随着市场经济和传统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已经渐入尾声。农村工业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开始经过一波又一波的转型，实现了向现代企业的转型。著名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率先完成了现代企业的改造。其它地区的乡镇企业也在积极进行着，作为计划体制下的三元经济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弭。严格意义上说，旧三元社会结构也应不复存在。
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批农民离开自己耕作的土地和居住的农村，来到城市工作生活。主要是依靠城市第二、三产业――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为生，被称为“农民工”。在农村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城市拥有一份相对固定的非农产业工作。但城市社会对其并不接纳，只需其发挥劳动生产的作用。他们亦工亦农、亦城亦乡，数量庞大，工作和生活处于流动状态，是中国社会流动的主要群体，且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增长当中。这一新生的社会群体，在原有三元社会结构理论，即乡镇企业农民工群体的理论框架内难以解释。有鉴于此，李强教授首次提出“城市农民工构成社会第三元”的观点。本文中将其称为“新三元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