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论文范文

中国历史论文篇1

新课程提倡学生“自我导向、自我激励、自我监控”的自助学习方式。在教学的探究中，不论是学生的自我探究还是老师的传授，都是首先需要老师真正的领会到新课标、新教材的基础上，认真的备课、综合把握、灵活运用；再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的自助创新意识和探究意识，让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种让学生学会学习、协作。

2转变教师传统教育观念

2.1重新定位教师角色

在教学的过程中，从某种角度来说，教师角色的扮演，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的成败。因此在新课该的理念要求下，需要我们转变教师的角色。

在传统的教育观中，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学生不能也不敢有“创新”；学生只是观赏者。新课程强调“教学是师生相互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追求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的价值观。历史教师必须要把课堂当做是师生交往和互动的平台，积极的倡导和推动在课堂上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2.2加强建设，拓宽知识

历史教师知识结构的水准将对历史课程改革的成效产生显著的影响。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通过重大历史事件、人物、现象展现了人类发展进程中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内容更多也更深。如《历史II》“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这个专题，“新课标”要求通过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本史实，概括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再将这些特点综合起来，认识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还要通过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的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这个专题从涉及的历史知识到运用的思维方法和指导理论，都是比较深奥的。这些更多更深的内容就需要教师自身学科知识的拓宽。

3改革教学的呈现方式

高中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责无旁贷，教学中应有所侧重，“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这才能“栓住”学生的注意力，赋予教学活力。如：对外开放的大潮，拓宽了中外交流，无庸讳言，许多不正确的认识也随之而来。有人在分析历史时，说什么列强的侵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现代化良机”，将屈辱说成是“一种必要”，崇洋的沉渣重新泛起。高中历史教学不能充耳不闻，我们要有针对性地重温帝国主义侵华史[4]，着重说明中国贫困的根源是与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密切相关的，要“重复历史的真理”，端正认识。新教材在这方面给师生们留下了较大的思维空间。如“新文化运动”对旧教材中评价新文化运动前期成就进行了删除，而设计了一道课后习题对“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评价，并建议学生通过翻阅资料和文章加以分析得出答案，它的设问向开放性试题发展。类似例子有许多，历史教师必须借此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探究形成结论的生动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思考历史、诘问历史、评判历史的方法和能力，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4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教学活动中，教师要采取多种教学手段，积极倡导学生参与式、探究性学习，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引导学生善于把知识转化为智力和能力。当涉及到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时，教师要明确要求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注意宏观、微观相结合以及把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是否适应社会发展潮流作为衡量的标准。对社会热点或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教师可引导学生开展探究成果平台，使学生通过展示成果享受成功的喜悦和体会自身成长发展带来的悄然转变[5]。

5小结

总而言之，教师必须刻苦钻研业务，努力学习、积累必要的知识和素材储备，重新构建自己的学科知识体系，以便在这场改革中更好地展示自己，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教学之路。

中国历史论文篇2

众所周知。戏剧艺术应充分体现通过美的形象．唤起人们美学深思的基本屑性。任何艺术作品，特别是与观众直接交流的戏剧．都是“他人参与”的艺术。舞台上的艺术形象，只是通过观众的体验和想象，借助演员同观众的交流，引起观众的共鸣，才能真正为人接受。产生永久的艺术魅力。艺术家应该也只能向观众提供审美趋向和范围，引导人们在规定的艺术情景中对人生的思索，得到美的享受和启迪，如果无视艺术审美的心理过程。把剧作家的主观意念硬塞给观众。填满其美学深思的时空，这样就令观众倒胃口。为了避免重现过去一个时期的弊病，我们在进行创作的审美把握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注意了两个原则：一是戏剧的表层俏丽与深层的哲理内涵和谐统一，做到雅俗共赏。不同层次的观众进入剧场，首先需要的是感兴趣。这就要求戏剧在剧情、表演、氛围、情趣等诸多方面有一定的通俗性和世俗性，以增强戏剧的普遍感应性，产生扣人心弦的魅力。同时，还要引导那些审美层次较高的观众，触摸戏剧的深层内涵，唤起美学深思，产生对世界和人生的哲理认识。二是使现实题材具有历史的纵深感，使历史题材体现对现实的关照。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和延续，现实矛盾关系越是复杂激烈，它打下的历史印记也就越深刻。对于现实题材深广内涵的开拓，往往有赖于对历史深层积淀的挖掘。现代豫剧《香魂女》和新编历史剧《程婴救孤》的创作过程，初步尝试了这样的审美把握和美学思考。通过对“戏剧危机”状况的反思，我们越来越感受到，随着观众思想文化和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他们已不至于从戏剧欣赏中得到喜怒哀乐的情感满足，并且越来越增强对于戏剧说教的逆反心理。他们要求艺术家给予应有的想象空间，对戏剧所提供的丰富生活和多义主题独立进行思考，而不需要别人做出现成的结论。戏曲是综合艺术，一部好的戏曲作品，离不开编剧、导演、音乐、演员、舞美、灯光等主创人员的努力，而剧本显得首为重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剧本是一剧之本，是一出戏的灵瑰，剧作家及其作品的思想艺术品格和内涵，往往决定了一个剧团的艺术方向和水准。然而，正如很多业内专家指出的，目前戏剧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正在削弱，不少作品虽然辞藻华丽，但剧本的艺术品位、思想含量及人文意识缺失，作品缺少对人生、生存、欲望、理念和信念这些本质东西的思考和关注，很难表现时代的诉求和传达人民的心声。当然。这并非说只要描写了当下的生活就会具有时代感。比如，豫剧《朝阳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作品虽然反映的是2O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品，149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现在看来仍不觉得过时。原因在于，它不是对某个时期某个政策的简单图解，而是融入了剧作家对历史、对生命、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剧本的思想性、文学性，尤其是及其生活化的语言、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赋予了作品长久的生命力。戏剧艺术应充分反映审美思想的民族性，做到时代性、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统一。几年来，我们非常强调艺术创作要反映时代精神、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艺术，其审美理想的民族性，决定其艺术的生命力。抛弃了对文艺民族性的追求，一味去拥抱所谓时代新潮，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今天，在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既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又要坚持文艺的民族化方向，并以它作为振兴戏剧的基本美学原则之一。由于各民族在审美思想上有一定的共同性，因而各个民族艺术的发展，往往表现为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历史特征。为了振兴和繁荣我们的戏剧艺术。完全应该加强对外文化的交流，吸收一些外来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以增强我们戏剧的艺术表现力。这对满足观众多层次的审美需要，发展多种戏剧风格和流派是必要的、有益的。不过在接受当代文艺新潮大胆进行艺术创新的时候，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土壤，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美学理想，反映民族之声。只有个性鲜明的民族艺术，才是最有国际性和开放性的艺术。

戏剧艺术的民族性审美品格。往往是同民族的地域性紧密相连的。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种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地域性文化支流汇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巨流。因此，振兴和繁荣戏剧艺术，还必须保护和发展其地方特色。

中国历史论文篇3

[论文摘要]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产生了伟大的标志性理论成果——重要思想，并以此在全党进行了全面广泛的教育，统一了认识，成为前进的指针。第三次飞跃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客观要求；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结果；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必然要求。

20世纪末，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伟大的辉煌：一是邓小平理论的提出、确立、运用、普及，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二是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三个代表”的思想体系的提出，构成了重要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开始了我们党第三次历史飞跃。第二次、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使得中国共产党在经受了前欧剧变、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大益折大转折中，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

同我当年共同经历、共同体验第一次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而没有觉察、领悟或者意识到正在进行的“飞跃”一样，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体验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开端，也还未完全意识正在经历第三次飞跃。这是因为：一是历史发展迅速，以至使人们还未来得及思考、审视，认识这一飞跃；二是理论研究滞后，没有及时总结升华并进行大力阐述这一飞跃；三是我们像古人所说的有久居芝兰之室，久闻不知其香：充分认识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和重要思想确立的意义及其内容，对于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新时期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把建设有中国芋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看是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一要看是否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积聚长久的带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二要看是否产生了伟大的标志性的理论成果；三要看是否以新的理论新的思想在全党进行全面的广泛的思想教育，使之统一全党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围绕中国革命性质、革命道路、革命对象、革命动力等中国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农民占绝大多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特殊而复杂的问题，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创造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开创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的七大确立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思想。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当时只有苏联模式，而这个模式又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困惑，我们党和人民经历了曲折和痛苦，“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一个难解的理论和实践之结。邓小平同志以伟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历史阶段的定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历史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科学地回答了这个带全局性的问题，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了勃勃生机、无限活力，从而形成了崭新的理论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又是一个积聚长久的问题。虽然，党的二大制定的就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但大革命后右倾机会主义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把此扭曲了，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走上了曲折道路，直至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才转危为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提出，建设“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党的建设指明方向，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围绕这一问题，我们党也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曾经经历过建设“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党”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五十字建党纲领”以及通过所谓“”进行党内斗争的方法建设党的曲折和失误。邓小平十分注重党的建设，提出解放思想，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他提出了党的干部“四化”的要求，极大地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他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恢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和党的监督。但当时，他所面临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课题，而把探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交给了他的接班人，并作了政治交代：“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整个社会范围内经济成分和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出现了多样化趋势，加上党的干部整体进入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就更加凸现出来。这个问题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延伸、深化和发展，同时又是关键。不解决这个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解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历史使命、主要任务、主要原则、实现途径等方面，系统地回答了这个根本问题，形成了重要思想，成为指引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使党的建设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从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尤其是“十五大”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及改革、稳定、发展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思想，都是有创新性的，但党的建设是管总的，党的建设搞好了，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高瞻远瞩，抓住党的建设这个核心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形成了新的重要思想，这个思想涵盖方方面面，可以看出，重要思想是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

看是不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还要看是否用新的理论在全党进行广泛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并极大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执政水平。我党的，用思想统一全党的认识，推动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普及，为邓小平理论成为全党的灵魂奠定了基础。上世纪末和新世纪初，全党通过“三个代表”思想学习和农村“三个代表”思想教育活动，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党的宗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极大提高了全党的理论素质。

事实雄辩地表明，我们党正在进行经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飞跃是突飞猛进，历史性飞跃是一种历史前进的状态。列宁指出：“渐进性是没有飞跃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③从渐进性到飞跃，既需要长时间的蓄势准备，又需要具备历史条件，既有序幕又有高潮。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以为序幕的；而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则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序幕；完全可以看出，“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则是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序幕。同前两次飞跃一样，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序幕的拉开，也经历了长时间蓄势准备。党的十五大高高举起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提出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科学论断，确定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目标，同时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展了全国性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动。以后，又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正气，要对事关全局的重大实际问题进行战略思考。反复强调党的干部要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党中央部署在圭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大大提高了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执政能力。江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又对领导干部提出了“参加革命为什么?现在当官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使党的建设攀上了一个高峰。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论述了“三个代表”思想，反复指出，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在新世纪立上了新的座标。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是我们党的建设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是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与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也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新的挑战。一方面要打破旧的体制的束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加快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要扩大开放，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引进资金，另一方面又要同国际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搞和平演变的图谋进行斗争。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过程中，要进行结构性调整，要淘汰落后的旧产业和行业，一部分职工要转岗，这些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要冲击部分人的利益。各种矛盾及冲突更加尖锐，维护旧体制的思想和作风还会为之推波助澜。我们要继续不懈地改革发展，又要协调处理各种关系，解决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党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同时，进行理论创新，直面并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新问题，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驾驭复杂局面、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

其次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客观要求。在新的世纪，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首先遇到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还是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还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回答是肯定的。然而竟然在一部分党员甚至领导干部中成为问题。影响了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党的信心及信任，使一些党员、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潮流、经济环境面前迷失方向，加上国际不断地发动对我进行和平演变攻势，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自由化，少数党员、干部也对党的纲领路线，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生了动摇，对共产主义丧失信仰，对党失去信心，对党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产生怀疑，甚至违法违纪，贪污腐化，堕落蜕变，一些党员干部修炼就是证明。还有。我们党正进入整体新老交替的重要阶段，经过长时间党性锻炼的老同志要退下来，一大批年轻干部要走上中高级领导岗位，党的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需要下更大的气力。党的干部中一部分人存在着思想僵化，信仰动摇，组织涣散，作风漂浮，特别是腐败问题，需要着力解决；党与群众的联系需要大大加强，这些都是党在新世纪必须作出回答的。是渐进所不能解决的，而是需要靠飞跃来实现，需要理论创新。

再次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社会改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和进一步发展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沉重地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要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使社会主义明灯永远光芒四射，关键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实际把党建设好。把党建设好了就能经得起任何风浪，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新考验，要求中国共产党承载起历史重任，探索、总结一套搞好党的建设、坚持社会主义的经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个重任要求我们党在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中，不能顺序渐进，而要实现飞跃。

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循环往复，直至获得真理；从实践抽象出来的理论，必须经过实践检验。每次历史性飞跃所形成的理论总是在其形成和飞跃过程中及其之后，不断地经受实践检验，而又不断为实践所证明是真理。

我党在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过程中，思想经历了同“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考验；经受了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考验，经受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血与火的洗礼；经受了帝国主义封锁的严峻考验；也经受了反霸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的检验，还经历了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在经受灾难后进行的，邓小平理论经历了同“左”的右的各种错误思想的复杂斗争，经受了“六·四”及此后国际实行的经济制裁的检验；经受了改革开放及国际斗争各种复杂局面的检验，使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香港胜利回归祖国怀抱。

中国历史论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文化；全球化；中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6 ― 0008 ― 02

在历史朝着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文化世界化和经济世界化是相伴而生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的新全球化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文化日趋多元化。任何现象都有双重作用，文化全球化既为我国文化的创新注入了新因素，秉承“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实现文化大融合，让中国的文化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同时，文化全球化也给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发扬带来了阻碍，为推崇“和平演变”政策的国家实行文化渗透和扩张带来了契机。中国在文化全球化的潮流中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文化的激荡。中国如何能够以最佳的姿态去迎接大国文化输出的挑战，实现世界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整合是当前文化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文化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就是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在“融合”和“互异”的双力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交流与传播，相互碰撞与吸收。

（一）文化全球化是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生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世界历史形成过程时就鲜明地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是指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在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上层建筑方面的相互交流而形成的全球文化系统。他们也在这里直接地指出了物质和精神生产的世界化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并肩前进的，只是两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凸显的程度、时间有所不同。全球化是以15世纪地理大发现为起点，尤其是在大工业革命开始后伴随着资产阶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2〕而产生的。这个阶段经济全球化比文化全球化凸显程度较高。但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阶段，人类的生活、生产、交往和思维方式在信息技术、现代交通、互联网的影响下突破空间限制、发生重大改变。这个阶段文化全球化浪潮进入人们眼帘，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有并驾齐驱之势。

（二）文化全球化是满足利益诉求的进程

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是人们基于满足自身的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产物。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也不例外，涉及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

第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需求。从资产阶级角度来说，开创世界历史的主体力量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下，“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3〕在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资产阶级是通过迁移、战争和贸易的方式推动历史的世界化。伴随着生产、消费世界化同时进行的是资产阶级利用一切野蛮、粗暴的手段在各国民族和地区推行自己所标榜的文明，旨在“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4〕。从无产阶级角度来说，“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5〕。无产阶级作为与资产阶级直接对立的阶级，为了实现自身的解放，共产党人必然竭力地在世界各地宣传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扩大无产阶级的联盟，通过暴力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二，国家的利益需求。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对外进行交流的职能。国家之间不仅存在利益的共同点，也存在利益的互斥点，这就决定了国家之间合作和竞争的形态，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全球化朝着各个领域渗透。在历史世界化的过程中，每个国家要想更好的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实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在现代信息化的社会中，文化的较量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文化全球化自产生之日起就被赋予双重性，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中国来说它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机遇

从外国文化流入中国的角度看，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文化都具有差异性，具有优劣之分。因此，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能起到文化融合互补的作用，在辩证地对待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汲取营养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创新，与世界文化接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地运用来自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思想，提出了发展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改革开放时期，西方文化以媒体、交通、网络通信等为载体进入中国，其中先进的教学理念、独特的文艺视角、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等进步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活力。

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角度看：随着当今社会文化与经济、政治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文化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性的竞争力。谁能在文化发展上站稳脚跟，谁就能在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直起腰板。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同时彰显着我国的国家形象。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建立，儒家思想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向世人宣传着中华民族始终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高尚品德。中国新兴的夫人外交也向世界人民展现了华夏民族、炎黄子孙端庄典雅，极具亲和力的国民风貌，给各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增强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为处理好中外关系添上了有力的一笔。中国正在盛行的反腐败浪潮，与他国建立的联合反腐机制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政府铲除毒瘤、整顿党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决心，向世界人民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清正廉洁的本性，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好评。

（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挑战

首先，外来文化对本国社会习惯的消融。在传统节日方面，中国的传统节日热逐渐冷淡，西方的传统节日如万圣节、情人节、圣诞节日益闯进中国年轻一代的生活圈。在“食”方面，中国的美食对于最新一代的中国人的吸引力低于国外的肯德基、麦当劳等食品。在“住”方面，中国房屋的构筑大多以小洋楼的模式出现，逐渐“西式化”。在“衣”方面，韩流、欧美风、日系列款式占据主流，中国的传统元素日渐消失。

其次，外来文化改变着国民的社会心态。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推行奴化教育，试图通过语言文字禁锢中国人民的思想、迷惑中国人民的心智。在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更加融入世界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战略轰击着中国人民的社会心态，以达到用文化渗透、侵略的“和平演变”方式瓦解中国的目的。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西方国家以先进的媒体、通讯等工具为平台向中国传播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准则。这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体育、教育、旅游、宗教、哲学等各领域引起巨大的反响。

三、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整合、提升中国文化竞争力的策略

在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背景下，我国需要秉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利用一切有利的形式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提高我国文化的竞争力。

（一）整合中外先进文化，推动文化创新

随着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的提升，我国想要屹立于世界之林，首先要实行中外先进文化的强强联合，推动文化创新。文化的多样性既源于本民族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也源于不同民族间文化的碰撞燃起的新火花。每一个国家的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都是良莠不齐的。我国既需要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需要有选择性的学习、吸收外来文化，最终实现“洋为中用，推陈致新”。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6〕。全盘否定外来文化的“左”和全盘肯定外来文化的“右”都是错误的。我国必须要警惕、避免这样的危险，以积极主动、开放包容的姿态融入文化全球化进程中。

（二）扩宽渠道传播中国优秀文化

文化交流的过程是双向的，一方指外来文化的流入，另一方指本国文化的流出。我国想要在文化实力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既要求文化上的创新，也要求创新文化上的传播，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为了更好地实现后者，我国需要利用一切有利的资源，紧跟时代步伐，扩宽文化传播的途径。第一，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我国可通过微博、微信、QQ等大量新型开放软件，以人民群众为传播主体，向全球宣传中国文化的精华。第二，我国可组织权威的专家学者讲解本民族的经典文化，拍摄有关中国先进文化的电视剧、电影和纪录片，并在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放，在重要期刊、杂志的版面定时刊播。第三，我国可在外交方面通过国宴、领导人的言谈举止、夫人外交等细节展现中国优秀的文化。此外，我国也可通过民间团体组织、旅游、交通、商业活动等其他方式传播中国优秀的文化。

（三）警惕文化侵略、维护文化安全

我们不得不承认，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工业文明的历程中形成、积累了许多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的经典文化。但是，我们也需要认清、警惕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防止“和平演变”战略在中国上演成功。其中最关键的步骤是增强我国文化主导力，构筑文化安全防护墙。我国文化的发展必须要按照十报告中强调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求，以各种形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基础，旨在增强国民的整体素质和抵御不良思想的能力。“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国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课堂教育、期刊、学报、央视主流媒体等传播媒介，专家讲座、社会论坛等交流形式，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成果，内化为大众的信念，付诸于实际行动。在向大众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还需强化他们对文化渗透、侵略的认识，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以我国文化的主导力、国民意识的抵抗维护本国文化安全。

〔参 考 文 献〕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8.

中国历史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真实性;文学理论;文学翻译

一 引 言

对翻译历史性问题的研究有诉诸哲学途径的,也有带有后殖民或异质翻译视角的讨论。在文学翻译中,如果把原文看做一个历史节奏,那么译文是否是另外一个历史节奏,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澳大利亚汉学家bonnie s. mcdougall(中文译文是杜博妮,以下简称杜博妮)通过长期翻译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翻译历史真实性理论。她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研究为翻译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她的翻译实践也为文学理论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经验基础。以其所选择翻译和研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翻译的历史性问题非常突出,这既起因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质,也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所致。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离不开文学本身的研究,文学历史真实性问题解决好了,文学翻译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才有望深入讨论。杜博妮的翻译真实性理论主要包括文学理论历史真实性问题和文学翻译历史真实性问题两个方面。

二 文学理论历史真实性

作为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丰富的文化现象和历史遗迹为很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优秀素材。历史真实性问题最成功的研究领域当首推人类学特别是考古学。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研究论文在国际一流的科学论文期刊《自然》上能够获得发表的最多的是中国考古学论文。事实上,不仅中国的人类学注重历史真实性问题,中国文学理论关注历史真实性问题也由来已久,并不是现当代才提出的理论问题。中国传统的考证学、训诂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关注文学和语言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尽管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同,考证学在文学研究中,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中有很重要的地位,而训诂学在汉语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也十分突出。现当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从文学研究的主要领域逐步过渡到与现当代文学相并列的研究范畴,但考证学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为什么文学历史真实性问题的研究在现当代阶段显得尤其迫切呢?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质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现当代是中国社会充满变化的转型期,相应地,文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型。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期是充满争论和变化的时期: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功利性文学与无功利性文学,自由文学与革命文学,新文学观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等等。面对如此众多的文学流派,如此不同的文体风格和文学功能,如果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有全面的研究,海外读者很难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因为海外读者多是通过翻译读本接触到中国文学,翻译作品由于数量、发行等原因所限,在文学作品的译介方面会出现不同领域的作品翻译不均衡的现象,这使得海外中国文学的研究在研究范围上会有所局限。目前总的趋势是: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很多,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相对较少,例如,仅《论语》一部古典作品的译本就已经有一百多种,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译本总共加起来可能有一百多种。即使有学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凭借有翻译作品的有限的作家而引发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讨论。这样,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流派很多,而研究者所能获得的译本资料有限,一个不同流派的不同作家给研究者呈现的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它们可能在某一个视角真实翻译了中国现当代社会的文化与历史,但是带有某一写作角度的历史,可能无法完全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个历史时期的全貌。

在这种背景之下,杜博妮的研究很是可贵,她既翻译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她的视角正是历史真实性的视角。这一方面体现于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把握,另一方面体现于她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注。杜博妮早在1976年就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何其芳诗歌与散文翻译及评论》,后来陆续出版了《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1919-1925年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多部著作。杜博妮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面有点,既注重整体也注重个案,都做到了深入而真实的研究。她对何其芳诗歌的翻译和研究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评论者认为:“本书(《何其芳诗歌与散文翻译及评论》)应先阅读前言和总结,然后阅读诗歌和散文。杜博妮翻译得非常好。”① 她对北岛诗歌的翻译与研究也很出色,雷金庆认为:“北岛有幸有一个出色的批评家和翻译者杜博妮。”② 她对鲁迅和许广平所著《两地书》的翻译研究也很深入:“这本书是关于鲁迅和许广平的传记,同时也是关于信件写作广泛意义上的讨论,并且探索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隐私概念。”③ 杜博妮对阿城小说的翻译更是出色,译文前有18页关于阿城作品的详细研究,译文后又做了80条小说中的名词解释,旨在努力再现真实的小说原貌。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杜博妮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深人思考。她参阅了《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现代文学手册》、《中国现代文学名著辞典》、《现代中国作家传记词典》和《中国文学选读》等第一手资料,并与雷金庆合写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是一部较为全面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著。哈顿认为:“本书为中国文学目前的趋势和未来的走向提出了很有洞察力的见解。”④ 除此之外,杜博妮对中国20世纪小说家有专著论述,并且讨论了虚拟读者的文学问题。杜博妮也特别关注新文学运动,写出了《1919-1925年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一书。黛安娜•梅认为:“杜博妮成功地唤起人们对那些已经遗忘的名字的记忆,探询了那些关于‘西方理论重要性’的事实,并揭示了这些理论来源的出处。”⑤ 她的整体性文学思考在她的专著《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一书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本书主要解决了几个文学问题:“中国文学目前的现状如何,是怎样形成的?这样的文学来源于怎样的文学和非文学源头?在塑造文化产品方面,艺术家、观众和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⑥ 对这些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促使杜博妮进一步思考文学范畴的基本问题。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杜博妮特别强调读者。她在《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一书中指出,在战后的中国,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化逐渐转向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化。她还区分了两种读者类型:群众读者和流行读者。前者是官方机构设定的读者对象,更关注群众应该如何而不是他们想要什么。⑦ 另一种类型的读者则是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文学市场发生变化、文学的商业性实践活动所形成的。流行文学的兴起促使群众读者向流行读者转化。笔者认为杜博妮对读者的研究抓住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起始于借鉴西方文学、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学运动。新文学运动的宗旨在于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救国兴国的人民力量。新文学运动尽管积极引进西方文学,但由于西方不同流派文学理论的译介和消化需要一段时间,而当时中国国内的新文学运动还处于开始阶段,短时间内很难有一个像传统文学那样稳健的文学结构建构起来,加上战乱和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促使流派众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论论争持续很久。每一个草创阶段的文学理论都是从召唤和影响读者的角度出发,结合倡议者自身的文学理论特点,提出带有某一方面特质的文学方案。强调启蒙救国的文学流派针对广大的群众读者和知识分子阶层,提倡针砭时弊的历史真实性作品。主张西方美学和文学艺术的文学流派以及提倡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化的文学艺术流派都把流行读者作为写作的对象,尽管这些流行读者在早期还不是主流,远远没有群众读者的数量多、影响力大。正如杜博妮所言,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些流行读者才真正流行起来。⑧ 有了这样的读者划分,我们就更能够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各理论之间的论争,其设定的读者群体不同,文学理论的侧重点也不同。争论归争论,这些文学作品确实在不同的读者层面实现了相应的文学功能。

注释:

①b21 duke,michael s. paths in dreams: 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 of ho chi-fang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1):184.

② louie, kam. reviewed work: notes from the city of the sun: poems by bei dao translated by bonnie s.mcdougall.?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87(18):205.

③ wedell-wedellsborg, anne. 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modern china: the intimate lives of lu xun and xu guangping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china journal?,2005(53):205.

④ haddon, rosemary.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bonnie mcdougall and kam louie.? the china journal,?2000(44):160.

⑤⑦⑧ mei, diana. reviewed work: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 1919-1925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journal of asian atudies?,1972(1):144-145.

⑥ king, richard. 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by bonnie s. mcdougall. ?pacific affairs,? 1985-1986(4):693.

⑨b15b29mcdougall, bonnie s. ideology, power, text: self-representation and the peasant “othe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yi-tsi mei feuerwerker. ?harvard journal of asastic studies?,1999(2):621,622.

⑩mcdougall, bonnie s. drama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constantine tung; colin mackerra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88(19/20):387-388.

b11约翰•金塞拉、欧阳昱:《当代澳大利亚诗歌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b12mcdougall, bonnie s. reviewed work: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by edward m. gunn, j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stic studies,?1981(1):279.

b13b14 mcdougal,l bonnie s. chinese reportage: the aesthetic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by charles a. laughlin. ?the china journal?,2004(51):154.

b16womack, brantly. reviewed work: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2(4): 828.

b17b18b20mcdougall, bonnie s. the woman warrior: memories of a childhood among ghosts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china men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82(7):192,193,191.

b19mcdougall, bonnie s. reviewed work: mao’s harvest: voices from china’s new generation by helen f. siu; zelda stern. ?the austr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84(12):206-209.

b22mcdougall, bonnie s (trans). there kings. ah cheng. london: collins harvill, 1990.23-24.

b23b24b25b26b30b31mcdougall, bonnie s.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transla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1(25):44, 43,60, 63-65,55-56,66.

b27 mcdougall, bonnie s. acting the right part: political theater and popular drama in contemporary china by xiaomei chen. the china journal, 2003(50):171.

中国历史论文篇6

早在进步思潮传入和国共党组织成立之前，赣闽边区各地士绅之间、新旧派人士之间的斗争已经是剑拔弩张了。先看闽西各县。民国初年以来，龙岩出现了九中派与公民派两大势力集团争权夺利的局面。其中，以龙岩中学校长魏梦云和松涛小学前任校长杜连茹为代表的地方势力集团结成九中派，其名称的来历是龙岩中学于1916年更名为福建省立第九中学；而公民小学前后两任校长丘文甫和郑笔山号召组成另一个地方势力派系———公民派。这些地方势力集团之间的冲突原因错综复杂，根盘交错，除了传统观念与西方思潮之间的碰撞，“左派”与“”之间也有极大的冲突，国共两党之间自合作之时起就产生了各种恩恩怨怨，也有当地固有的宗族冲突、土著居民与移民的矛盾等老问题。当然，这些冲突的焦点主要归结在控制地方行政权、地方财政、教育资源、城乡建设等各种关键利益之上。进入20世纪以来的旧中国，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地方各级政权，都处于极为不稳定的状态，真可谓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些民团各自以宗族为依托，以族人为团丁，扩充地盘，争夺利益，实际上也是割据一方的军事力量。

二、理论条件

思想的初步形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力不得不从城市撤退到农村与山区，转变革命斗争形式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迫在眉睫的问题。虽然此时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还是奉行“城市中心”论为指导思想，但是他们也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矛盾开始彰显出来。面对困境，瞿秋白等人从当时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出发，及时吸取下级党组织创造的新经验，不断革新党的指导思想。同志于1930年5月写的《调查工作》一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基础，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有力地回答了旧中国的革命道路问题。该文批判了生搬硬套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侧重申明了以下三个原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即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时必须同本国的实际情形相联系，指出那些试图以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思想就可以获得革命成功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和革命政权的建设中不断创新革命思路；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原则，带着问题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指出党内的发言权必须建立在对群众调查的基础之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坚定而正确的革命策略不可能是少数同志闭门造车可以制造出来的，而是要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革命过程中才能逐渐产生出来的；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中国共产党人在制定政策时必须独立思考，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斗争。换言之，《调查工作》一文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基本上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中国革命斗争新路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带来了正确而可信的方法论和思想导引，也标志着作为思想“活的灵魂”的三大原则已粗具雏形。

由以上可见，土地革命时期，前苏联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教条主义式指导，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提供了一条前苏联式的革命道路，虽然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尤其是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挫败，宣布了这一时期前苏联和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本本主义思想在党内的彻底破产，却也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留下了一笔不可或缺的政治遗产，并且给中国共产党人探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热情与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实践的激情带来巨大的反向推动力，从根本上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实践的革命进程。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实践已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现实要求和必然趋势。

中国历史论文篇7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6-0029-04

一

20世纪20年代前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反思西欧无产阶级运动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并阐释了“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在葛兰西的理论中，文化领导权与通常意义上的“”或“统治”有所不同。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领导权都要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作用来维持（此可谓“以力服人”），但其文化上的领导权，即在思想上和道德上的领导地位，却只能来自被领导者的自愿自觉的认可和赞同（此可谓“以理服人”）。国家机器只能为文化领导权提供必要条件却无法保证其充分条件。文化领导权不是“统治”或“强制”，不是意识形态的强制推行，也不是对某种政治文化的被迫忠实。因此，文化领导权酷似婚姻和合同，它是以自愿的方式为前提并最终得以实现的。

所以，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不是一个短暂的暴力过程，而是一个缓慢的理性化进程。任何社会集团要想获得和维护其政治和经济领导权，就必须首先占有文化领导权。谁掌握了文化领导权谁就掌握了对人们的价值、理想、信念的引导权；谁掌握了文化领导权，谁就掌握了对人们实践认识活动的规范权，为人们的行为设置目标，融通人们的行为方式，调控人们的行为过程。但是，文化作为人类精神的载体，它自身具有一种稳定性、持续性，是一种无法脱离历史而存在的精神记忆。它无法像政治经济形态那样在短时期内发生骤然的变化，也没有办法通过人为的努力进行速成式的调整，它是整个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选择。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武装夺取政权的同时从来没有放松对文化领导权的夺取，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就获得了文化领导权。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所说：“与法国革命和俄国不同，中国革命并没有一个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中国革命没有一个象巴黎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或者象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震撼世界的十日中夺取政权那样的戏剧性的革命事件。对中国革命家来说，并没有要攻打的巴士底狱，也没有要占领的冬宫。”“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的时候，中国革命家们已经展开并且赢得了那些摧毁旧秩序的战斗。10月1日在北京并不是一个革命暴力的时刻，而是变成统治者的革命家可以回顾过去并且展望未来的一天，那一天他们可以追溯和反思使他们掌权的那些斗争和牺牲的漫长岁月，展望他们国家的、充满希望的和平任务。在摧毁旧政权的几十年革命暴力期间，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已经逐渐成长起来。”[1]这说明，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已孕育了“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而这一“胚胎”的形成和最后分娩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掌握的过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文化领导权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通过两个“转译”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由此塑造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共识

将抽象的理论“转译”为形象的文艺，将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语言和情调“转译”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然要求。 首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在此基础上，“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创造出既适应大众需要又能提高大众素质的文化作品，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2]

中共农民运动的先驱者澎湃很好地做到了两个“转译”。澎湃在农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坚信农民的革命性，相信农民是可以团结起来的。他同农民交朋友，和农民打成一片，关心农民的疾苦，并帮助农民解决困难。他从农民的觉悟程度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他走到田间地头，向农民宣讲。为了提高农民听演讲宣传的兴趣，他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译成通俗语言，并结合自己家庭的事实来教育农民；另一方面，他根据农民文化程度低、喜爱文娱活动的特点，改进了演讲办法，把思想政治教育寓于生动的文艺活动之中。当时，农民对留声机能唱歌感到很新奇，他就买了一台留声机，他对农民说，你们想听留声机唱歌唱戏，我一分钱不收，只希望你们听我几分钟的演讲。这样一来，只要听说澎湃带着留声机来演讲，周围的农民特别是青少年就一窝蜂地拥上来。有的人开始是来听留声机唱歌的，可时间长了，兴趣就逐渐转到听澎湃的演讲上来了。澎湃结合当地大土豪劣绅压迫农民的悲惨历史讲解农民翻身闹革命的意义，许多贫苦农民渐渐觉醒了。

中国共产党把先进的思想文化内涵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革命时期，革命文化反映社会大众的斗争实践，“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3]，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4]。

2.通过论战和建立文化统一战线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对公共文化领域的掌握

在统治区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否定，反证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正确，这一过程体现为激烈的文化论争过程。民国年间的三大“论战”，即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即所谓的“科玄论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文化本位论”之间的论战，本质上是不同精英集团在中国现代化道路设计过程中出现的理论争鸣，同时又是政治精英集团的意识形态斗争过程。

与国共两党直接的国体和政体竞争方式不同，文化领域的冲突并不直接涉及权力的制度性，而主要关注于政治背后的核心价值和伦理精神，即政治正当性的获取。“三大论战”的过程即是“高层意识形态”渗透和改造“基层意识形态”的过程，也是精英集团对近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重新塑造。通过这三大“论战”，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完成了对公共文化领域的掌握。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建立文化统一战线来实现对市民社会的引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建立的第一个文化舆论阵地。1930年3月，“左联”在上海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成立。此后中国共产党借助于“左联”这一阵地，在国统区的文化宣传和文化动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苏雪林当年的一番话证明了左翼文学在1930年代文坛的影响：“近日新文化已为左派垄断，宣传共产主义之书报，最得青年之欢迎，报之出，不胫而走，一书之出，纸贵洛阳。”[5]可见当时“左联”在宣传共产主义、掌握市民社会文化主导权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3.通过调动大众参与的积极性、满足大众需要来获得大众的同意、认同

文化领导权的确立不是统治阶级单方面自上而下的“文化操纵”过程，而是一个在从属阶级积极参与过程中不断获取他们同意、认同的过程，包括对社会政治制度或秩序等某些重要领域的认可，是被群众自觉信奉与服从的。具体来说，文化领导权的获取是以广大民众“自愿的”同意为前提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其前仆后继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正是这样一个口号，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人民大众的拥护，获得了政治正当性。据老红军赖毅回忆：“只要我们把红旗一举，后面就汇成一条人的洪流，男女老幼挑着箩筐，扛着扁担，背着口袋，一边走一边招呼路旁的人：‘走啊！跟工农革命军打土豪去！’”[6]

1945年日本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则破坏人民一切争取和平的努力，而以空前的内战灾难压在人民的头上。这样，就逼得全国各阶层人民，除了团结起来打倒以外，再无出路。1947年，下了反人民的总动员令。对于全国各地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的人民运动，对于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和公教人员的争生存的斗争，的方针就是镇压、逮捕和屠杀。中国共产党又一次站在时代前列，代表广大民众利益，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基层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舞台。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长期的基层斗争而获得政权的，“我们建立的新中国，是中国最基层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用小米喂大的，新中国的主人，毫无疑问就是中国最基层的老百姓，就是那些在井冈山、延安和太行山用稀薄的乳汁喂养了我们党的最贫困的劳苦大众[7]。在“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斗争年代，在筚路蓝缕、一穷二白的共和国大厦破土动工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物质资源、黄金美钞去激励和动员劳苦大众，之所以能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就在于共产党人能够使得中国人民心悦诚服地觉悟和相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8]

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深入基层，了解大众的疾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概括出大众的需要，身先士卒带领大众开创美好的未来，从而获得大众的深切认同，并最终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

4.通过言说历史的间接方式来唤醒大众的民族意识，奠定共同的社会心理基础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作为维系、协调、凝聚民族成员间的精神纽带，它被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世界各地炎黄子孙所认同和接受，是大众共同的社会心理基础。在民族主义激荡的年代，民族主义的内容很容易地与政治目标融合在一起。

人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会将记忆回转到遥远的过去，对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重新加以认识，并以移情方式获得某种心灵的共鸣”[9]。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策划下，郭沫若创造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演出大获成功。这一作品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针对抗战时期的中国的政治现实，“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时的时代”[10]，利用屈原对楚怀王绝齐亲秦，甘心投降的谴责，深刻揭露顽固派集团黑暗昏庸、投降卖国和迫害抗日志士的反动行为，迎合了当时市民社会中救亡御侮的民族情绪，承载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动员功能。

由此可见，《屈原》所反映的生活，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郭沫若借屈原的悲剧，展示了一切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自由与专制、爱国与卖国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起到了借古喻今、古为今用的作用。《屈原》的创作与演出，得到过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这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爱国主题的历史剧，犹如振聋发聩的雷霆，在反动统治中心，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对大众而言，为什么需要通过言说历史的间接方式而非直接告知的方式来传达民族主义的话语呢？原因在于，当时中国大众所具有的教育与文化水平还不足以以单纯用语言或文字的形式达成对民族危亡的广泛而深刻的理解，而话剧《屈原》的故事却通过民间社会的口述传统以历史记忆的形式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获得普遍的社会认同。因而，借大众文化传媒以言说历史，就可以达到跨越不同社会阶层唤起民族共鸣的目的。1942年4月，《屈原》在重庆连续演出22场，“上座之佳，空前未有”。“许多群众半夜里就带着铺盖来等待买票，许多群众走了很远的路程，冒着大雨来看演出。剧场里，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溶成一片。”重庆的报纸誉为“剧坛上的一个奇迹”。一曲戏能达到“万人空巷”，“引起强烈的回响，在当时起了显著的政治作用”。[11]在抗日战争时期，话剧《屈原》的公演就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叙事谋略”，通过言说历史的间接方式以达到唤醒大众民族意识的目的，奠定了共同的社会心理基础。

三

文化领导权并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精神实体，而是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每时每刻都在争夺的对象。对于正在进行历史性变革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能否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并且牢固地确立文化领导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实践经验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在于：

1.抓住核心问题

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巩固文化领导权的核心问题。要保证党应该并且能够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真正认同，这是关系到党的政治合法性和党的领导地位的问题。当前，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巩固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一方面要构筑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它不仅要代表最广大民众的价值诉求和精神寄托，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而且要代表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始终对变化着的现实有着适应性和前瞻性的阐释，富有灵活性。另一方面，必须创新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整合的方式方法，通过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最大限度地获取民众的认同与支持。

2.把握关键因素

在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获取过程中，葛兰西强调大众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同意与支持，这不仅仅依靠外在的宣传，更多的是借助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自身优越性的展现这一内生性的因素来实现的。在我国现阶段，要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也必须使人们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内生性的因素做起。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只有在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前提下，才能使大众切身体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自觉自愿地认同、支持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3.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新闻宣传工作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每一次历史性的跨越，都是以先进的思想文化为先导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之光点燃了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熊熊烈火，开创了近代欧洲的文明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走向新生的划时代开端。历史告诉我们，时代越是向前发展，就越是需要先进的思想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推动。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需要经济的长久繁荣，还需要政治和文化的巨大进步；不仅要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还要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素质上的共同提高。事实不断告诉我们，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其他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必然去占领。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必须强化阵地意识，增强自觉性。新闻、出版、教学与文化单位，都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务必做到“守土有责”，绝不允许宣扬反马克思主义和与党的方针政策相左的观点，绝不能给错误言论提供传播阵地。只有坚持抵制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可乘之机，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始终牢固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使精神文明建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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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论文篇8

【内容提要】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经过十几年的恢复发展之后，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为此，我们需要对中国行政管理教育过去的发展历程、现今的实际状况和未来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有清晰而深刻的认知。文章正是适应这一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尤其是互联网调查方式，收集到这方面诸多最新资料，对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初步但较为系统的分析，以期有助于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向多模式、高层次、专业化和现代化等方向顺利发展。【关 键 词】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教育/教育发展/中国【 正 文】 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教育，经过50-70年代的历史曲折之后，终于在80年代获得恢复和重建。在过去的20年间，它的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程紧密相关。如今中国又要进入改革开放的一个新阶段，行政管理教育也正迫切地需要一个更大的发展。要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就需要对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教育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全面的分析评估，以弄清其来龙去脉，理清其未来发展的思路。 为此，我们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了42所普通高等学校（注：具体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甘肃政法学院、苏州大学、东北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郑州大学、湖北大学、青岛大学、贵州大学、汕头大学、南昌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华东理工大学、青海民族学院、北京体育大学、上海大学、湘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机械工业学院、中国纺织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武汉冶金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西大学等。资料截止时间为2000年5月。）和一些专门行政学院的相关资料，尤其是通过互联网方便快捷地获取了有关普通高等学校的大量最新资料。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专门的行政学院主要从事的是公务员在职培训教育，而普通高校的行政管理教育往往更为规范和系统，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虽然有时会涉及有关行政学院的教育问题，但主要探讨的则是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和硕士层级的行政管理教育问题。 一、历史的回顾 中国自战国时代起就有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的古训，它强调要肩负国家管理大任需从个性修养开始，并从治理好一个家庭入手。后来（隋唐至清末期间）由于科举考试在中国很是盛行，中国便更重视“治国平天下”（国家管理）方面的教育，甚至各种教育都以此为核心。应当说，中国古代传统的国家管理教育确实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但它们毕竟都是为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封建皇权服务的，崇尚集权专制、追求特权地位，因而必然与崇尚民主、公正、自由等精神的现代行政管理教育相去甚远。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教育基本上是从本世纪30年代才开始的。3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高等院校就开始设立行政学课程（黄达强、刘怡昌，1988年，第17页）。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曾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建立过行政学院，应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需要开设过行政学课程。但是总体上看，当时的行政学教育仅仅处于初始阶段（郭济，2000年，第3页）。 建国以后，我国的许多院校，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都曾有行政学方面的研究和教育。然而从1952年院校及学科调整以后的20多年间，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致使行政学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被保留下来（注：60年代个别院校也曾经给予政治学等学科院系以短暂的恢复。如北京大学曾于1960-1963年间，恢复了政治学系，旋即被并入1964年新组建的国际政治系，成为下属的一个教研室。参见“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系况概览·历史沿革”，http://www.pku.edu.cn/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