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典籍范文
时间：2023-09-30 23:44:20
中国古代典籍篇1
关键词：典籍英译 传统文化 思维脉络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1-0387-01
一、引言
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传统根深蒂固，深深影响着国人的活动与言行。古人的心理结构与思维脉络在其写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典籍为这种文化所笼罩，受传统思维脉络所串引。而当前的典籍英译中却鲜有将这两者译出。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出自古代汉族史学名著《左传》。本文将以该句句为例解析典籍中语言包含的中国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揭示其思想内涵的复杂性，以及典籍翻译中译出其丰富意涵的重要性。
二、从“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窥典籍英译文化缺失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大意为：生活安宁时要考虑危险的到来，考虑到了这一点就要为危险而做准备，事先有了准备，等到事发时就不会造成悲剧了。而多数译者在对该句进行英译时往往只译出其字面的含义：
You should think of danger in time of peace. To think so can lead to preparation and preparation averts calamities.
古圣人的慧言常被译为祈使句，“You should do …”“To do…and you will...”该现象在其他典籍英译中也是常见之事，仿佛中国古之圣人著书传世只为居高临下对后人发号施令。这点在《论语十则》的英译中也不难发现：
a.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Don’t impose on others what you don’t desire.
2） Do not do onto others what you don’t want to be done to yourself.
b.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To study and not think is a waste. To think and not study is dangerous.
荀子的《劝学》篇在典籍中堪称经典，文中引经据典，非读书少之人所能领悟，其名句“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曾被译为以下文字：
If the gentleman studies widely and each day examines himself， his wisdom will become clear and his conduct be without fault.
Don’t do sth...To do sth...以及If...you will...等如此浅显的词汇与句式在此竟与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古代典籍划了等号，吾辈发现了圣人的告诫，却难闻吾大中国古籍沉重的文明负载，难见吾中华沉稳内敛的民族性格，难寻古东方圣人的处世哲学。试问译者如何对得起古之圣人穷极一生心血著述明志之告诫？
典籍英译仅译出其字面意思，读者难以理解其深义，以至于难以联想到其对应的凝练篇章。仅译出典籍字面意思，难见典籍真正彰显的精髓，则明显造成了典籍英译中译文的文化缺失现象。
三、文化内涵在典籍英译中的重要性
中国典籍，浩瀚如海 ，灿似明珠。典籍英译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的途径。中国典籍英译要展示给世界的绝不是中华文化“深入浅出”中的“浅出”部分，而是古代世界东方的中国所创造的厚重的文明以及促成这种文明形成的古老中国人民的品格与精神。
《左传》一书主要记载了古代中国在春秋时期列国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活动及言论，“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有其特有的历史文化语境。译为“生活安宁时要考虑危险的到来，考虑到了这一点就要为危险而做准备，事先有了准备，等到事发时就不会造成悲剧了”，难免感到中国古人的多疑与多虑，体会不出华夏君子“身有敬义”的丰富内涵，古东方中国人民谦逊、沉稳内敛、严谨缜密与大智若愚。
典籍使用的都是原著文化的书写语言，即文化的源语。此特点的基本意义是指，人们对典籍文化的描述和阐发仍然在同一个文化语境之下，没有脱离原著的语言系统。典籍英译中若能渗透出古东方中国人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精神根基，典籍英译才能显现其真正的意义，才影响更多的接受者。
四、结语
古代东方的中国“君子进德修业”铸就中华典籍，典籍英译译不出中华文化渗透在典籍中的深厚意涵、中华民族精神与品格便不能称之为合格的译文。解决现代典籍英译中的文化缺失问题刻不容缓，补充典籍英译中文化残缺才能发扬中华文化，才能让世界了解中华文明、了解中国人民的品格，实现真正的中外交流。
参考文献
[1]刘迎春，黄中习.典籍英译任重道远――来自“全国典籍英译新作展”的报道[J].中国外语. 2007（05）
[2]李.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文化意蕴及其翻译问题[J]. 外语研究. 2000（01）
[3]Basnett-McGuire， Susan.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Routledge， 1980/ 1991.
中国古代典籍篇2
关键词：保护典籍; 传承文明
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雕刻版印刷术都与书有关。纸的发明，缓解了因丝织品昂贵而给文字记录带来高额成本的问题，也提供了更多、更廉价的记录介质用于保存中国古老文化的精髓。文字的产生和文献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创造了悠久而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积累了大量文献典籍. 这些珍贵典籍,不仅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也是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曾未断裂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古籍，并有编篡、珍藏、整理典籍的优良传统。这些古籍传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的成果，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价值观念和丰沛的文化创造力。历代统治者对于传承、保护典籍文献都予以高度重视，搜集、整理古籍文献成为保护传承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古往今来，许多有识之士呕心沥血，甚至献出生命。
1.无价之宝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各财政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精神,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有力推动古籍保护工作进行,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国家图书馆回购了大批流入海外的珍贵古籍. 馆藏《赵城金藏》《永乐大典》敦煌遗书等绝世珍品得到修复.1986年我的舅舅，著名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章伯钧生前藏书全部捐献给安徽省图书馆。所捐图书330部，2562册。其中明刻本277种，2239册，清刻本53种，323册。全系珍贵善本图书，具有很高的价值。如明正德刻本《唐文鉴》二十一卷，《汉魏诗集》十四卷、《纂图互助老子道德经》二卷，明正德九年司礼监刻本《少微通鉴节要》五十卷外纪四卷和《资治通鉴节要续编》三十卷，明成化刻本《贞观政要》十卷和《大明成化庚寅刊改并五音集韵（十五卷）附篇韵贯珠集（八卷）》以及明刻本歙县汪道昆撰《副墨》四卷等。
重庆图书馆收藏：宋、元、明、清各代刻本。明朝活字本、稿本、钞本及日本和朝鲜稀有刻本等7000多种，50000多册。其中有宋版19种，191册；元版45种，951册；明清两代的各种版本俱全，且多数系原刻初印、装璜精美，其中不乏名人学者批校。这些书的来源除了接管原罗斯福图书馆的善本书10588册外，大多为解放后机关团体和私人捐赠。本馆李文衡老师，捐献图书700多种，40000多册。有宋版1部，元版10余部，明版200多部，清刻本数量尤多。以宋版《名公增修标注隋书详节》，蒙古中统刻本《史记索隐》，元刻本《六书统》、《乐书》、《乐府诗集》，明蜀藩刻本《诗集传》，明翻刻宋本《楚辞》、《韩诗外传》、《史记三家注》，明插图本《程氏墨苑》、《方氏墨谱》，明活字本《曹子建集》、清缪荃孙评《红楼梦》和删改《国史文苑传》，廖季平手校《艺文类聚》等珍稀古籍。除此之外，还有曾入藏郑振铎纫秋山馆行箧书200多种，中有元、明刻本，明钞、稿本，都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重要典籍，李老师一并捐献国家供读者阅读。
傅增湘， 现代著名藏书家，版本校勘家，曾捐赠2096种，24403册藏书。其中有元刻明修补印本《资治通鉴》残本10册，明刻本《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东坡外集》、《陆放翁全集》等77种1286册，又清初刻本、武英殿刻本数种及清、民国刻本及民国排印、石印、釉印影印本。
杨沧白家属捐献古籍400多种，7000多册。有明、清刻本及民国刻印古籍，如《史记》、等数十种。
戴亮吉，重庆人，捐献古籍13760册。其中有宋版一种，元版二种，明版及清刻清抄本300多种。另有清末词人、书画家郑叔问《补梅书屋诗集》、《补梅书屋手稿》、《瘦碧庵诗草》手稿，以及郑氏诗、词集初刻初印本多种，多属珍稀古籍。
梁漱溟，卓越的思想家、教育家。1951年将随身多年的勉仁斋图书馆古籍线装13800多册，平装10000册全部捐赠我馆。其中多是明、清及明国刻本，经、史、子、集全部俱全。
有人说，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观赏月色，古往今来的月色。可如今，收藏不再是个单纯的爱好，它还是一个可以一夜致富的行当，于是人的价值便更多的体现在捐赠献宝上。他们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人的光泽是永恒的，他们的精神是流芳千古的。
2.加强古籍保护刻不容缓
古籍保护是和时间赛跑的事业，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我国古籍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成绩，但古籍保护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还存在不少问题：至今没有进行过全国古籍普查，现存古籍家底不清，许多流散在民间的古籍没有得到妥善保护；现存古籍老化、破损严重，数量很大，而保护和修复人才严重匮乏，基础实验和研究水平较低，古籍修复手段落后，珍贵古籍流失海外，国家监管力度不足等。
那么，怎样才能科学的保护古籍呢？科学保护古籍，(1) 通过设立专家委员会，发挥专家对古籍保护的指导和咨询作用。(2) 开展古籍保护技术的研究和实验，建立科学保护的体系。(3) 对古籍保护修复人员进行科学保护原则的培训和任职资格的认定。(4) 将传统修复技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充分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提高古籍修复水平。
3. 为保留中华文化遗产之功绩可谓大矣
中华民族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百年以来的近现代史基本上是在动荡中度过的,其中遭遇两次鸦片战争， 中法. 中日 战争， 八国联军 入侵,军阀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等,又有的浩劫,使文化遗产遭受破坏. 从1949年起经过六十年的和平发展,特别是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迎来了一个历史新机遇,表现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政府对文教事业加大投入力度,文化遗产保护深入人心。图书馆起源于古代皇室的典籍收藏，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的进步，逐渐发展为官家、私家和书院书斋、藏书楼。在当今社会中，图书馆是一个城市文明、文化的标志。文献收藏量的多少决定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功能的大小。我国公共图书馆现存上千万册件古籍，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内涵，被称为中华文明的宝库。无论是安徽省图书馆还是重庆图书馆，因各界仁人志士的大义之举，使得馆藏古籍迅速增加，成为本馆馆藏的一大特色，我国公共图书馆现存七千万册件古籍,需要我们倾注更多的心血去保护,使之流传永久。
中国古代典籍篇3
关键词：汉籍；比较文献学；东亚古典文明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3-0128-08
中国与日、朝（韩）、越等东亚各国，存在着长达十五六个世纪的以汉籍为媒介的文化联系，这种文化联系引发了学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汉籍研究在文献学和文化交流史领域已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不仅出版了数百部汉籍整理和汉籍研究方面的著作，发表了大量的汉籍研究的论文，多项研究课题获得国家部委的资助，而且对汉籍研究的原则和方法等理论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讨；此外还成立了不少汉籍研究机构，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在中国的两岸四地和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各国，汉籍研究已经成为学术交流最频繁的领域之一。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
（一）现实基础
大量的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以及东亚各国历史的悠久、文明的发达和文献的丰富，为构建“汉籍比较文献学”学科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汉籍研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等为构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科范式提供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笔者拟以中日两国的汉籍交流与研究为例，对此略加申述，以为窥豹。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汉籍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学和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
中国学者踵继民国初年诸多学者赴日本寻访佚书之后尘，从上世纪80年代起，再次掀起海外汉籍调查的热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严绍鋈教授对日本佚存汉籍调查研究；王宝平教授对清代中日图书交流的个案追踪和编目整理。近期郭真义等研究者，分别编著出版了《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日本藏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汉籍目录》等。对中国典籍在域外的传播和留存情况进行调查与整理，便于摸清汉籍域外传播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可以为该问题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在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域外汉籍研究，一方面着力揭示了以汉籍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及其学术思想的影响、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另一方面着重考察了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域外汉籍研究成果颇丰，日本学界的研究主要有小岛意之的《上代日本文学こ中国文学――出典ぁ中心こすゐ比较文学的考察》等；中国学界的研究主要有黄俊杰的《十八世纪中日儒学异同试论》、陆坚等主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王勇等主编的《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迹》、严绍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等。
在30多年的时间内，东亚地域的汉籍研究，研究者不仅发表了大量针对具体文献的研究专著，而且还出版了诸多专题性的著作、综合性的论文集和研究丛书，如王勇教授主编的“日本文化研究丛书”（杭州大学出版社）、“中日文化研究文库”（上海古籍出版社）、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中华书局）等，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在域外汉籍研究中，许多学者还申报主持了有关域外汉籍的研究课题，如张伯伟教授主持的“域外汉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孙文博士主持的“‘舶载书目录’研究”，这些课题均为国家部委资助的研究项目；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主持的“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是一整合型研究课题，在他的主持下仅在大陆以此课题名义出版的“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就达40余部。
除了上述研究外，学界还开展了有关汉籍研究的学术交流活动，2007年8月17-20日，在南京召开了“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8月22-25日在浙江工商大学举办了“域外汉籍与中日交流”座谈会。同时，创办了专门性的连续出版物，不少高校还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创办的连续出版物有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成为动态反映域外汉籍研究最新成果的一个园地；设立的专门研究机构有南京大学2000年成立的“域外汉籍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成立的“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于2011年成立的“书籍之路研究所”等。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开设了域外汉籍研究课程，以培养专门研究人才，如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开设了“东亚汉文献研究”，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开设了“中日比较文献学研究”（含日本汉学与汉文献研究）等课程。
（二）理论背景
中古以降，中国文化之域外流布日趋隆盛。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中华文化以其发祥地为策源地，跨越漫长的十多个世纪，如同水波向四周扩散，超越诸多政治区划与地域局限，在东北亚、东亚、东南亚逐渐形成了具有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及以汉字（包括其变体）为主要载体的区域文明，即“东亚古典文明”。在这一古典文明所涵盖的区域内，以汉文典籍及其衍生文献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东亚各国文化和其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反映出东亚各国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的能动性和“他者”的眼光。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对域外汉籍，以及东亚各国在汉籍影响下产生的土著语文文献进行深度解析，是理解东亚古典文明的内涵、形成机制及其文明史的意义的关键。
不同文化的交流，如果从某一个时间节点来看，可能是以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为主；若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整体观照，就会发现，文化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或者多向交互作用的，去、取之间完全视各自的文化需要而定。从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来看，一方面，以汉籍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严绍教授指出：“中国文献典籍的东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变异，它的传播具有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这不仅影响着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而且直接造就了日本传统汉学中的许多特点。”杉本孜教授也说：“汉籍对日本学术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是超过想象的。”这种影响是通过日本学人对中国典籍的解读来理解和吸收的，并在日本文化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学人是以“他者”的视角通过对传入汉籍的解读来理解中国文化，用这种方法理解的中国文化，不免会因受解读者所处的地域、历史、民族、时代背景、思维方式，甚至是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学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与中国人理解的中国文化产生一定偏差。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接受了在华传教士的著作和其学术思想的中国学者的著作，继续对日本文化和学术思想产生影响，加快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日本学者在吸收了欧洲的科学文化之后的汉语著述，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经过长期不断的交互式的文化融合与滋长，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化有了共同的基本成分，形成了所谓“东亚古典文明”的核心内涵。
因此，汉籍研究不仅要关注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及其对输入汉籍的东亚各国的文化影响，而且要关注域外学者对中国原典的诠释、引用，还要关注受汉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域外汉文文献和其本土文献。对这部分文献的追踪研究，需要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通力合作，“以汉籍文献整体为基础，以汉文化为视野，以综合与比较为手段，寻求其内在联系和内在结构”。这一新的学术取向引发了学术界对域外汉籍研究方法论的思考，学者们相继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研究范畴，如王勇教授提出的“书籍之路”、王晓平教授提出的“亚洲汉文学”，严绍教授提出的“国际汉籍文献学”等。上述观点高屋建瓴，为宏观把握“域外汉籍”的总体状态和考察汉籍的跨域传播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域外汉籍研究的最终目的不只是为了“求同”――考察超越国界的东亚古典文明所呈现的基本面貌和基本结构，更重要的是为了“寻异”――阐发不同政治地域如何以自身的需求与阐释回应来自汉文化策源地发出的信息。换言之，汉籍在不同地域获得了怎样独特的发展，这更应该成为汉籍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笔者提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术范式，以参与上述理论问题的讨论，推进汉籍研究的深入开展。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内涵
清季以来，学者对域外汉籍的调查多持有一种“礼失求诸野”的观点，其目的或是使流落异邦的中华经典魂归故里，或是用以验证中华文明如何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影响了“夷狄”之邦。近年来，汉籍研究日趋客观，出现了中外汉籍“互相补正”的学术取向，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理念。但从总体来看，汉籍研究的理论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关于汉籍研究的方法论和学科化的研究，还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为了进一步彰显汉籍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学科化色彩，笔者尝试引入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术理论范畴，强调“他者”的能动性，即汉籍接受者的意识与反映，希冀有助于汉籍研究的学科建设。
笔者定义的“汉籍比较文献学”，是以历史上东亚各国输入的汉籍及其衍生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和核心内容，立足于古代汉文典籍的跨国、跨地区传播的历史事实，在东亚广大区域内，对汉文典籍向域外传播的规模、流向、渠道，域外学人对汉文原典的解读、引用，以及在汉籍影响下进行的域外汉文创作和其本土创作等方面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其目的是寻求并阐明东亚各国的汉文文献及本土文献与中国文献之间的关系、异同，进而关注汉籍流布地区的土著语文著述与汉籍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以文献学为出发点，揭示东亚广大区域内存在的深层次的文化联系，为构拟符合历史事实的东亚古典文明提供一个可能的参照系。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意义
“域外汉籍的价值就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其对汉文化整体的理解和认识，当然也就不是无关宏旨或无足轻重的了。汉文化在历史上曾发挥伟大的作用，它已经成为东亚各国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抉发这种因素，阐释其价值和意义，使汉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正是今日学者从事域外汉籍研究的使命之一”。
以汉籍历史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和核心内容，通过对东亚各国在各个历史时期输入及衍生的各种形式的汉籍文献的种类、数量、内容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不仅可以阐明各国本土文献包括汉文文献与中国典籍之间存在的、或隐或显的影响与借鉴关系，而且可以从东亚各国输入中国典籍的种类和数量上把握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各国公、私各界对汉籍的需求，并据以发掘其背后隐藏的国家文化建设意识和知识界的读书趣味；还可以从学术史的角度，了解不同政治区域内的学术界、知识界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情况，为阐述中国文化对东亚古典文明区域各国的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国家建设所产生的作用提供有力的支持。
以中日汉籍交流与研究为例，通过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可以盘点输入日本的中国典籍的种类和数量，揭示以典籍为载体的中日文化交流之盛况；通过考察日本汉籍的生产与流通状况，可以把握日本知识界的文化趣味和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追求；把握日本学术界解读中国文化的进程及其学术状况，并据以考察中国文化东传日本的情况，考察以典籍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及考察中国文化对东亚古典文明形成的意义。
三、“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内容
基于学界已经取得的汉籍研究成果和学术发展趋势，笔者体会“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基本研究内容（以中日为例），似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汉籍传播史研究
中日之间汉籍传播史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典籍向东传入日本的历史研究；二是日本学人对输入汉籍的阐释及其撰著的汉文（汉学）著述传入中国的历史研究。
考察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中国典籍数量巨大，不同历史时期向日本传播的渠道、方式、典籍的数量、种类等非常复杂，而且我们现在对上述问题还知之甚少。所以，要撰写一部全面、完整的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至少在目前还无从谈起。现在我们只能从局部做起，局部的研究做好了，就会使我们对中国典籍向日本传播的历史的整体认识加深，并且通过局部研究成果的积累，可以逐步向整体研究推进。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不断东赴日本寻访佚书，其搜佚辑散工作成果颇丰，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和日本公、私现存古籍目录，有选择地对一些具体文献和目录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爬梳董理，以追寻中国典籍流落异邦的故实，摸清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具体情况，获得有关中国典籍域外传播的数量、种类、途径等更加翔实的数据，比较准确地把握东传汉籍的具体内容与数量，从而作出关于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的可靠结论。
日本学人对中国原典进行的汉文诠释及其独立撰著的汉文（汉学）著述传入中国也有千余年的历史，据王勇教授考证，肇始于日僧携经入唐，中经宋、元、明，至清代达到全盛。对这部分史实及其文献的研究，近年来逐渐走入汉籍研究学者的视野，此方面的研究有王勇教授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之《日本汉籍及其流播中国之研究》等多篇专题论文，等等。但是，较之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研究，对日本的汉文著述及其传播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这是今后要重点关注和加强研究的课题之一。
2 汉籍接受史研究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之后，往往迅速地以传抄、翻刻、注疏、释解等形式进行交流、传播，并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流传于日本的汉籍，包括由中国输入的典籍，也包括中国典籍的日本传抄本、注释本和翻刻本（即“和刻汉籍”），甚至包括部分日籍学者、僧人用汉文进行的创作。这对于我们所倡导的“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而言，后者的研究意义更为重大。因为，通过对日本学人的汉文著述及日本语文著述的微观考察，可以实证中国文化对日本古代文献的影响。同时，关注日本学人的汉文著述及日本语文著述独有的发展轨迹，把握古代日本汉籍及日本语文献的基本特征，对于揭示它与输入汉籍之间的深层联系，为阐明中国典籍东传对日本古代文献所产生的影响提供考镜源流的基本依据。
汉籍传入日本虽然有商业利益的驱动，但其目的更主要的是日本为了国家建设与发展及其知识界完善自身的需要。在历史上，尤其是在“锁国”时期，日本把输入的中国典籍作为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而日本通过汉籍接受中国文化的必要条件是汉籍文本的传入与解读。因此，了解某种中国典籍在何种情况下被传入日本，并且在何种情况下得到怎样的解读与阐释，就是我们今天了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史的一个有效手段。前者经由清代以来诸多学者的索隐钩沉，致使今日形成了所谓“书籍之路”的研究，许多隐藏在残编断帙之中的史实逐渐清晰起来。而后者，即近代以前的日本学者是如何解读输入的中国典籍的？通过对此问题的解读，看到了怎样的中国？日本人理解的中国文化是怎样的？这种依靠典籍传播而进入日本的中国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日本的国家与文化建设？凡此种种的发覆，有赖于对古代日本汉籍及日本语文献的抉微钩沉。
3 汉籍文献学理论研究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典籍对日本文献的发展，尤其是对日本汉文文献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较文献学”视域下的汉籍文献理论研究，是在运用文献形态学的方法描述日本汉籍文献学特征的基础上，考察中日两国图书（不限汉籍）的分类、著述体例、阐释学特征、文章理论、学术理念的异同。
古典文献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强调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因此，考察中国传统文献学理论对日本古代学术视野中的图书分类、著述体例、文章理论、学术理念等方面的影响，不仅是认识中日两国传统文化异同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汉籍比较文献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方法
进行任何科学研究，都必然要求掌握和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汉籍研究也不例外。掌握和运用正确、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取得以简驭繁、事半功倍的成效。在汉籍研究领域，诸多先行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实践中，结合各自的研究课题，践行并总结出了一些针对域外汉籍整理和研究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如大庭教授在《关于东传汉籍的研究方法与资料》中提出的对特定的某一汉籍和汉籍现存实物进行研究，对目录、记录、引用等进行研究，以及对刻版进行研究等方法；张伯伟教授在《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提出的“据……以考”的十条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研究汉籍传播和影响是行之有效的。
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与域外汉籍研究方法、文献学研究方法相比较，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它自身的独特之处。在学习和借鉴先贤时俊提出的域外汉籍研究和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基于对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科内容、特点的认识和把握，笔者认为，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将文献学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以文献学研究方法为基础，对中日两国的汉籍进行文本识读和文献学研究，把握文献学的基本特征，实现“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基本目标。综合运用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对两国汉文典籍进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既要比较两国汉籍在文献形态学、目录学等方面的异同，又要揭示其背后蕴藏的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异同，还要阐述其历史根源与意义。
具体的研究方法（仍以中日为例）主要有：
1 运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汉籍文本进行识读
文本和史料的准确可靠是保证研究结论具有科学性的必要前提。由于中国典籍东传日本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历时久远，而且数量庞大，内容庞杂，传播渠道不一，种类繁多；不同种类的汉籍受到的关注程度不同，衍生的文献数量不同，其流布及保存的形式具有多样性，许多早期传入日本的珍贵汉籍多以抄本传世，字体多有潦草、漫漶不清之处，加之抄写者的汉文水平参差不齐，难免会有疏误，或有后世整理者有意的改写，或无意的疏失。凡此种种，使得对汉籍的文本识读成为汉籍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难点和消除的障碍。因此，文本识读是进行汉籍研究的第一步，也是进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进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需要首先运用文献学的审形辨音、字词校注、版本比斟等基本方法，对汉籍文本中的讹、脱、异文等进行勘误，为继之进行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份可靠的、便于利用的基础资料。
2 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汉籍分类研究
由于东传日本的汉籍数量庞大，内容庞杂，传入的时间有早有晚，有些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有些到近现代才传入日本，目前难以对不同历史时期传入日本的所有汉籍同时进行研究。比较可行的研究方法是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按照研究对象（汉籍）的某一或某些特征进行分类研究。分类研究，其研究对象的同质性相对较强，便于获得真实可靠的数据，便于发现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和规律。
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历史跨度和性质同一度，分为断代研究、专书研究和专题研究。
其一，断代研究是指选取某个特定的历史平面，确定时间的上限和下限，对这一时期的汉籍进行清查，对其间发生的汉籍交流和研究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这种研究，是从中日汉籍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选定一个横断面，所考察的汉籍数量和范围可以大为缩小，便于勾勒出一个时期内汉籍传播和交流的大致面貌。如果把各个时期的中日汉籍交流与研究的情况梳理清楚了，那么把它们连起来就应该是一部中日汉籍交流史的大致轮廓。
汉籍比较文献学的断代研究要求，所选择的历史时段，既要有足够的长度但也不能选择太长的时间跨度；在这一历史时段内所选择的汉籍数量既要足够得多，但也不能选择太多的可供研究的汉籍。在研究分析时，也要注意对这一时段内的汉籍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彰显时代特点，揭示本时段汉籍与其前、后时段汉籍的联系与区别。如果选择的时段太短，那么就没有足够的汉籍文献容量；如果考察的时段过长，那么汉籍文献的数量就会太多、文体不一致，不易把握。所以，进行断代研究时，要注意选择一个“适度”的历史时段和汉籍数量。
其二，专书研究是指选取较有代表性的专书（包括目录学著作）或专人的著作，对该书或专人著作的传播进行追踪式研究。考察它是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的，在日本有无得到释读、传抄或翻刻，有无衍生文献，流布范围和流传时间如何，是否回传至中国等。通过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详细考察，分析该书或专人作品的传播特点，然后与相关汉籍（同类性质或相同文体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进而考察不同时代同类性质或同类文体汉籍的传播特点，探求汉籍输入国在不同时期的读书趣味与文化需求。
学界已经开展的专书研究多集中于《诗经》、《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文选》、唐宋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以及朱子学、阳明学、佛教、道教文献的研究，对于最能具体而感性地反映汉籍流通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舶载书目录”类文献的研究，目前多停留在影印与介绍阶段，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舶载书目录”所载汉籍数量繁多，而且具有连续性，能够全面反映一个时期汉籍东传的全貌，是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极生动而又具多方面价值的历史文献，是研究汉籍交流情况的绝佳资料，应该成为汉籍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
其三，专题研究是指围绕某一主题进行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可根据自身的学术兴趣和能力，选定一个可持续关注的主题，进行一系列专门性的研究或讨论。专题研究的对象（即主题）相对来说比较单纯，有利于研究的深化。专题的选择相对比较灵活，可以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也可以是比较宏观的理论探讨，如关于汉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汉籍东传与西渐的史学意义、汉籍东传与西渐的动因与影响因素等问题的讨论；可以是某一问题的通史性的研究，也可以是某一主题的断代性的研究，如张伯伟教授对清代诗话东传的研究；可以是对某一类汉籍的专门研究，如蔡毅教授、张伯伟教授对日本汉诗的研究，也可以是对汉籍的综合性研究等。
3 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汉籍定量研究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之后，是如何被研读、理解并对日本文化产生影响的？要探明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搞清楚在不同历史时期东传汉籍的种类和数量。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运用定量统计的方法，结合目录类著作，对各个历史时期传入日本的汉籍的种类与数量进行详细统计，尽可能确定汉籍的版本系统和存佚情况，根据统计数据来确定各个时期汉籍东传日本的规模，为进一步探究这些汉籍文献及其所蕴涵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以及考察它如何影响日本文化的建构与发展提供数据支持。
定量统计的方法除了适用于考察不同历史时期汉籍东传的种类和数量之外，也适用于考察某一种汉籍或某一类汉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通过对某些汉籍在中国的出版时间、传入日本的时间和数量、进入日本书库的时间和数量、在日本翻刻的时间和版次、得到注释的时间和数量等方面的统计，分析汉籍从初版到和刻刊印、注解的时间间隔的长短，考察汉籍在日本流通的版本和数量的多少，可以看出某一类汉籍在不同历史时期在日本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还可以看出日本知识界对某类中国典籍的需求度和迫切度。
中国古代典籍篇4
关键词 台湾汉学研究中心 古籍 展览
分类号 G255.1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6.11.010
Abstract In an effort to imbue ancient books with new value and to let the words written therein be appreciated again， as well as to allow ancient wisdom to be used in modern life， libraries reproduce the works， hold lectures and exhibitions， plan various multimedia events， and design engaging classes and videos. These encourage all age groups to contact with ancient books， to read them， to get close to the life and society of their ancestors， and to make use of their acquired wisdom. In addition， the words and images in these ancient works have been retooled to create economic value and to beautify people’s lives. This represents a recent attempt at cultural creative works by organizations that archive ancient works.
Keywords Taiw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y. Ancient books. Exhibitions.
0 前言
古籍是历史文化遗产，保存在各博物馆、图书馆及资料典藏单位。各典藏单位莫不致力于古籍文献的维护、修复及数位化工作，并希望以最佳的环境条件及设施设备，使古籍维持在最好的状态。
过去，古籍文献的工作着重于维护及修复；而随着数位时代来临，透过数位化工作，可以使过去典藏的文献广为流传及阅览，又不至于因使用而危及古籍的状态，在图书馆服务及资源推广上有了新的视野、新的方向及不一样的做法。于是如何重新认识古籍，了解古籍内容，重现古籍价值，成为图书馆的重要课题。
将古籍文献介绍给现代读者及一般民众，便成为图书馆和文献庋藏人最具挑战的目标。如何重现古籍的价值，让书写在古籍的文字可以被欣赏，并将古人的智慧运用在现代生活。因此，图书馆透过复刻出版，举办讲座和展览，规划多媒体的多元化展演活动，更透过多元活泼课程和影片的设计，让不同年龄层民众乐意接近古籍文献，容易阅读古籍文献，并贴近古人的生活和社会，运用古人的智慧。
古籍中的文字及图像，透过加值运用，而产生经济价值，并美化人们的生活，成为近年古籍典藏单位的文创开发新尝试。文创涉及图像授权、开发设计、产品通路等，都成为热门议题，也是图书馆馆务发展的新课题，本文将分享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在创造典藏文物新价值，提升社会文化层次方面的经验。
1 特藏资料数位化及公开取用
本馆特藏资料以宋、元、明、清善本以及普通本线装书为主，其中宋元本多属珍籍，而明人文集尤为丰富，余如金石拓片等亦颇有可观者。近年，对1946年以前台湾旧籍文献之收藏更是不遗余力，重要者如清代台湾社会买卖、借贷、典当等古书契约2400余件；台湾早期风景及台湾少数民族生活明信片等约4000余张。
本馆以多年参与数位典藏计划之基础，建置“古籍与特藏文献系统”，并持续馆藏古籍之数位化作业，已完成珍贵古籍逾8757部，包括“国宝”40部、重要古物古籍249部、珍贵动产449部，敦煌卷子153部，其余宋、金、元版古籍170部，重要稿本、钞本、批校本、彩绘本等约2300余部及明代重要文集、戏曲小说版画刊本等约450余部。
此外，本馆典藏名人手稿已具相当规模，其价值为研究近现代学术与当代文学、艺术史之第一手史料，并已成为馆藏发展核心项目之一。为使手稿资料得以妥善保存并提供读者使用，于2013年建置“当代名人手稿典藏系统”后，逐年将完成数位化之影像上传系统，并订定手稿、书信、书画及照片四类型之诠释资料栏位架构，配合影像于系统上呈现。
2 开发文创商品，创造典藏文物新价值
近年台湾社会大众的品味提升，喜爱购买文化商品，用以美化生活或赠送亲友，加上制作精美或寓意良好的文化商品往往能创造不少营收。因此，典藏丰富多元的机构较有意愿投入文创商品的开发。本中心将古籍复刻出版或以新的装帧形式印刷出版，以及利用古籍文图制作纪念品已有多年，然多小规模尝试。
2.1 出版书籍方面
在经济不景气，出版业萧条的情况下，出版机构在商言商，在古籍出版规划上，纯然考虑市场的需求性及销售量。以文图值得欣赏、同一主题或新近主题之古籍较丰富者、现代民众持续阅读的经典，以及古籍内容可以运用于现代生活等类别为挑选对像。
（1）鉴藏之美。为使各界认识古籍之美，同时了解购藏古籍，以缅怀战时护持民族知识之先贤、爱国志士与各地民间藏书家之贡献。本中心特邀请学者介绍历代藏书家前贤手稿与古籍（课程+网页+展览）。祈使爱书人汇聚缘份，玄览时空，寄情于知识宝藏，而终感受鉴藏之美。
（2）欧风远扬。从2008年开始，本中心即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进行数位化合作，将基督教文献与文物（挑选约200笔）加以数位化。本案挑选其中具有代表性之文献与文物数位影像约80至100种，以文物带出故事与人物，辅以实境影片拍摄、专家导读及文物解说近代台湾西洋传教士的足迹与文化传播。
（3）阅读梁启超。本中心馆藏收有梁启超所创办之报章刊物、与知交之手札信函等文献，透过这些文件内容，可以了解到梁启超的文学与思想、人际关系及其所参与的历史事件等，不但能补足现有史料的缺失，也能让大众对梁启超有进一步的崭新认识。
4 办理讲、展、演多元古籍活化活动，推广经典阅读
4.1 中文古籍经典阅读讲座
为推广中文古籍经典阅读，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近五年来于秋季举办“阅读古人生活美学”“千古风流人物坡”“唐宋家”“抒情与写意：古典戏曲里的爱恋与盟约”“格物穷理――古代经典中的科学与医学”等讲座活动，颇受好评。台湾民众对于经典导读，文化讲座，不论诗词歌赋戏曲游记科学，或是历代君王的雄才大略，皆有盎然的兴趣。
2012年“千古风流人物-坡”秋季阅读讲座，先后邀请王保珍教授主讲“坡生命中的三个女人”、刘少雄教授主讲“东坡词中的人生感悟”、刘昭明教授主讲“最好的朋友、最可怕的政敌――苏轼与章之交游”、何寄澎教授主讲“东坡古文之美”、萧丽华教授主讲“溪声便是广长舌：东坡诗的佛教智慧”、赵中伟教授主讲“东坡眼中的‘《易》中天’――解析《东坡易传》的思想体系”、张健教授主讲“苏轼的豪情与柔情――谈东坡的几首诗词”，畅谈东坡研究迷人之处，带领观者重新叹赏坡文学艺术成就的璀璨光芒，以及其深情豁达的精彩人生。
2013年“百代存风雅――唐宋家”秋季阅读讲座，先后邀请何寄澎教授主讲“文字的魔术师――谈韩愈古文之美”、王基伦教授主讲“曾巩笔下的女性”、张高评教授主讲“言近旨远――欧阳修的杂记文”、方元珍教授主讲“从构思写作谈王安石文章艺术”、颜瑞芳教授主讲“人生启示录――柳宗元的寓言世界”及谢佩芬教授主讲“三苏与宋代古文发展”，带领社会大众与青年学子进入文学博雅殿堂。
2014年“抒情与写意：古典戏曲里的爱恋与盟约”秋季阅读讲座，先后邀请曾永义教授主讲“闲话杨贵妃戏曲”；王安祈教授主讲“惊春谁似我――《牡丹亭》青春意象”、王瑷玲教授主讲“桃花扇底送南朝――《桃花扇》中的儿女之情与家国记忆、李惠绵教授主讲“天意注定与人意追寻的爱情辩证――谈《玉簪记》的改编与表演”、林鹤宜教授主讲“心灵书写，无尽的爱：《娇红记》”、汪诗佩教授主讲“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西厢记》的曲折造境”，并有当代戏曲赏析，带领民众看见中国传统戏曲之美。
2015年“故事里的人生风景――明清经典小说导读”夏季阅读讲座，先后邀请吕世浩教授主讲“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欧丽娟教授主讲“《红楼梦》――贵族世家的美丽与哀愁”、高桂惠教授主讲“狂欢诗学――重读《西游记》的宝物、身体及魔境”、胡衍南教授主讲“‘误读’《儒林外史》的几种方式”、徐富昌教授主讲“英雄乎？侠客乎？盗寇乎？――武侠小说视角下的《水浒传》”及廖玉蕙教授主讲“蒲松龄到底在气什么？――《聊斋志异》里的人间观照”，透过导读开启阅读古典小说的新风潮，引领民众进入缤纷多彩的明清经典小说世界，领略小说故事里的人生风景。
2015年“格物穷理――古代经典中的科学与医学”秋季阅读讲座，先后邀请洪万生教授主讲“东西数学风格比较：《九章数学》VS《几何原本》”、张嘉凤教授主讲“明末文人的酒色、与生死――黄承昊与《折肱曼录》（1635）”、祝平一教授主讲“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明、清的医疗市场、医学知识与医病关系”、李贞德教授主讲“性别、身体与医疗史”、徐光台教授主讲“朱熹《格物穷理》与中国科学发展”、及周维强教授主讲“有脚之城，不秣之马：明代的战车与火器（1635）”，以古籍、趣味、经典为核心，透过专家演说展现古典科普阅读的宏观与微观，满足大众对于知识、阅读、学习的乐趣。
2016年“旅行方程式：经典游记的想象与建构”秋季阅读讲座，先后邀请陈登武教授主讲“山林与仕宦之间――唐代士人的旅游书写”、曹淑娟教授主讲“晚明园林志的想象与建构”、巫仁恕教授主讲“明清士大夫的旅游风与游记书写”、陈室如教授主讲“晚清海外游记的物质文化”、郑仰恩教授主讲“欧风远扬：近代基督长老教会传教士的台湾之旅”、林淑慧教授主讲“脉络的意义：台湾游记的时空之旅”，为读者导读介绍隋唐、明清时期游记、外国人眼中的台湾之旅，以及台湾人环游世界观，饱览经典中的文化形象视角。
4.2 古籍文献展览
4.2.1 2011年“‘民国一百’ 读享‘经’彩――发现古人生活美学”展览
该项展览分五大主题，细数十部经典，包括《世说新语》《茶经》《闲情偶记》《幽梦影》《东京梦华录》《老残游记》《镜花缘》《裨海记游》《唐人小说》《三言》，涵盖古人的文学、茶艺、旅游、爱情与处世之生活美学，藉此引领大众走入经典的堂奥，感悟美学品味，重新发现历代古籍所蕴含的智慧宝藏。
4.2.2 2012年举办3场展览
（1）“悠游天下――明代文人的乐活方式”。本中心与台北书展基金会合作策展，以“悠游天下―明代文人的乐活方式”为主题，于2012台北书展推出古籍文献展览与数位阅读，挑选40余部明代珍贵古籍，加上民间藏书家袁芳荣先生藏品，并区分为：人文雅趣、戏曲文学、养生意境，以及拥抱万物等四大项，藉此呈现明人阅读品味与崇尚自然，重视生命之作品，并贴近当代绿色生活概念。为了赋予古籍新生命，本次活动也提供民众透过数位阅读的方式，即时饱览明代人物的悠游生活[1]。
（2）花草包。花草包图案取自《十竹斋书画谱》，以饶富古典之美的朱樱及花卉，展现中华文化书画之特色。
（3）花鸟杯（2个1组）。以《十竹斋书画谱》中朱樱与白莲之图像与诗，制作一组两个之花鸟杯，并配合客家花布柿子袋，方便携带使用，并体会中国饮茶之美。
（4）水果杯（2个1组）。由于“十竹斋书画谱花鸟杯”深获好评，并供不应求，为飨读者，因此再次以《十竹斋书画谱》中荔枝与石榴图像与诗，制作一组两个之水果杯，同时搭配牡丹图案的柿子袋。
（5）十竹斋画谱莲花名片盒。以《十竹斋书画谱》中白莲之图像与诗，设计制作金属名片盒，兼具典雅与精致之质感。
5.2 《金石昆虫草木状》
《金石昆虫草木状》为明代文m（1594-1634年）所绘，文女士系著名吴派画家文征明之玄孙女。此书以摹绘内府珍藏本草图而成。内容包含金石、昆虫、草、外草、外木蔓、木、菜、果、米谷，共计本草1，070种，彩图1，316幅。全书以工笔描绘，粉彩敷色，金石花草宛然可喜，走兽鱼鸟栩栩如生，更有许多中药、工艺、冶炼化学等古代科技有图佐证，成为医药学、生物学及科技发展史之重要资料。本中心运用《金石昆虫草木状》的文创项目包括，与世界书局合作出版、制作数位教育课程，以及选取元素制作茶杯等。
5.2.1 出版
《金石昆虫草木状》为本馆收存之孤本，此书皇皇千余彩页，处处可见数百年前天然原料色彩之温雅丰满、精笔手绘之逸趣脱俗，世界书局长年寻访珍版古籍，遂向本馆申印此稀有绘本。该局一方面选用各种纸张多次试印，以期彰显古朴柔润之感，再以数图合页、精彩特殊画页单页呈现方式，将1361页彩图编排成两册，以便赏读，另一方面则查考相关药典古籍，重加编录部分金石昆虫草木之文字资料，以增加阅读兴味并丰富知识吸收，且于稀难字处加注注音，冀能与读者拉近距离[3]。
5.2.2 文创商品
（1）名片型随身碟。图案选自《金石昆虫草木状》之“桃核仁”“柿”“荔枝”三种图案。名片体积小，携带方便，图案设计古朴雅致，呈现出科技与古典交融的趣味。
（2）花草包。图案选自《金石昆虫草木状》之“白鹤”“梨”“棠球子（山楂）”“蜀州木瓜”四种图案，其以写意笔法，设色清雅柔和，显现闺派细致婉约的秀逸画风，制成花草包以供赠送贵宾之用，颇受欢迎。
（3）磁铁书签。图案选自《金石昆虫草木状》。此书签精选丹雄鸡、鲤鱼、甜瓜、柿子四幅制成，意寓闻鸡起舞、鱼跃龙门、种瓜得瓜、事事如意，更有鼓舞士子勤奋读书之意。除了凸显馆藏精品，更呈现手绘本的艺术美感及文物价值超越普通抄本或刻本，此为一种深具深层文化特色与价值的图书。
5.3 《太古遗音》
《太古遗音》为抗战时期由蒋复璁先生与郑振铎先生组成之文献保存同志会购得。书中评论古琴派别，包括古琴制造工艺、演奏技法、记谱体系及音乐美学理论等，并绘有多种琴形图示、手势。全书全彩精绘，是我国最早记载古琴样式的琴论专著[4]。
此次出版除文字精致优美之外，全书还有多幅全彩绘制的精致图画，珍贵之处不言可喻。原件内容共分仁、义、礼、智、信五卷。卷一“仁”所述为造琴法度及抱琴、上弦之势。卷二“义”为古来各种琴式，如伏羲、焦尾、灵机、绿绮、连珠等。卷三“礼”为抚琴手势，如神凤衔书势、鸣蝉过枝势、风送轻云势等。卷四“智”为琴论，如弹琴赋、琴材论、琴体说、弹琴七要、九德、四虚等。卷五“信”为琴谱总说，包括指法、手诀、字谱等。世界书局将仁义二卷合为一册，礼卷自成一册，智信二卷合为一册，共分三册，依原件以经折装方式装帧。此书自明代以来，历时数百余年流转，封面均已斑驳，但为呈现古籍原貌，仍将原样扫描印出，置于每卷之前。内页书况亦有污渍，该局逐页仔细修整，不断尝试各种用纸、油墨、色彩明暗等，并与原件多次比对，期使数百年前彩艳典雅的精钞彩绘本，重现读者面前。封面以布印刷装帧，极具收藏价值[4]。
为了让读者一探中国古琴音乐之美，认识古琴制作方法、弹琴手势以及琴学理论，并徜徉于古琴的美妙乐声之中，本中心以《太古遗音》制作数位课程。
5.4 《注东坡先生诗》
本中心珍藏的《注东坡先生诗》，刊刻于宋嘉定六年，当时的泰州长平盐茶司是以公费付梓，因资金充裕，聘请了善书欧体字的书法家傅樨手写上版，书法蕴意秀美，刻工精雅明净，堪称宋椠之殊绝者。八百年来，嘉定本《注东坡先生诗》被视为拱璧，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得以在每年一次的祝祭中一睹风貌。民国年间，经良工重新装裱后另有精雅古朴风貌；收藏家张泽珩于抗战时期赠予当时的中央图书馆，之后历经诸多劫难，辗转迁徙珍藏至今[5]。
原书前后黑色护页的提记和画作颜料，系用“金液银液”调制，历经岁月侵蚀、诸多劫难，依旧暧暧含光，被誉为宋版书之神物[6]。大块文化公司景印嘉定本《注东坡先生诗》，让所有喜爱苏诗、欲穷究其深意的读者能够追索精研，也让久闻其名没有机会一睹真面目的人能够饱览典藏。
为了让海内外朋友能更进一步认识本中心丰富而多元的典藏，特以“千古风流人物：坡”为主题，规划系列活动，遥想东坡当年、探索情感世界、东坡文学境界、东坡艺术生活，以及东坡思想浪潮等五项议题。
此外，还运用《注东坡先生诗》中的相关图片资料开发文创商品。
（1）桧木笔。此笔筒图案出自《注东坡先生诗》目录下后副叶，由清代文人潘仕成（字德）所绘，配上坡著名诗句：“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加上本馆抗战时期藏书章“希古右文”。笔筒以珍贵的台湾桧木为材质，精细的手工木作上色，盛装于灰橘相搭的精致纸盒，盒内附有馆藏拓片“东坡笠屐图”及墨绘兰两式书签，为极具古雅特色的礼品。
（2）开瓶器。图片取自《注东坡先生诗》卷三书影。
（3）皮革书签。图片取自《注东坡先生诗》卷三书影。图中花草为正文前之手绘。“希古右文”印章为本馆在抗战时期抢救国宝时之藏书印记。
（4）金属书签。东坡笠屐图书签图像创作者与创作年代不详，东坡先生晚年谪居儋州，曾于雨中着蓑笠，因流传笠屐图，极富趣味，目前存世流传版本众多，但人物形象大抵类似。
（5）丝巾领带礼盒。图案出自《注东坡先生诗》目录下后副叶，由清代文人潘仕成（字德）所绘，配上坡著名诗句：“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设计格调典雅，送礼或自用皆属佳品。
5.5 明信片
本中心在二十余年前就注意到明信片对于历史、近代社会庶民生活研究的价值，因此积极购得万余张明信片，包括台湾明信片4800张，大陆明信片8800张。这些图像制作者多为日本官方与民间书商、会社，内容非常多样，如风景名胜、人物写真、城乡建筑、重大灾害、历史事件纪念、动植物、艺术作品、风俗民情，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台湾风貌，亦可帮助读者了解过去，透过图像体验时光之旅，具有高度价值。
在出版方面我们特别挑选馆藏日据时期五都与地方风土相关主题明信片，同时向社会大众、摄影家征集明信片与老照片，陆续策划“台湾记忆”“映象台湾”“台湾老照片图集”等三系列。
2014年台北书展首度推出“寄给时间的漂流记”明信片展。本中心与民间优秀视觉设计公司合作策划，展出三百余件台湾、大陆珍贵明信片，主题涵盖台湾与大陆风俗、港湾与都市建设、风景名胜，以及人物容颜写真等大类。图像有的制作发行迄今已有将近90年历史，最年轻也有将近60年以上[7]。
在文创商品方面我们不仅注重创意设计还重视商品通路。
（1）创意设计出版品“寄给时间的漂流记：华人世界明信片图像写真精选辑1920-1910’s”+LETTER OPENER（拆信刀）。为传布文献、活化馆藏，同时推动文化创意加值与授权优质艺术产业发展，本馆将馆藏明信片授权擅长摄影图像与书籍设计制作、曾获得德国iF设计奖、红点设计奖（Red Dot Design Award）之视觉设计公司，共同策划《寄给时间的漂流记：华人世界明信片图像写真精选辑1920’s-1940’s》，内容选介365张中国各地的明信片，并邀请台湾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张瑞德、台湾师范大学名誉教授吴文星共同主编[8]。
本出版品收录馆藏1920―1940年之明信片，内容分为“阅读的足迹，从北台湾到南台湾”与“旅行的记忆，从祖国大陆沿海到内陆城镇”两部分，以中英文对照，完整搜录1920年代至1940年代初期的港湾、风俗、都市建设、风景名胜，以及人物容颜写真等明信片。总计366张明信片，图文并茂。
（2）台湾少数民族风格L型资料夹（3个1组）。台湾是一个位于亚洲太平洋的美丽岛屿，各种族群汇聚融合，其中包含十多个少数民族，风俗各异，多采多姿。本馆精选日据时期台湾明信片“台湾邹族头目”“邹族青年”“台湾排湾族雕刻作品”“台湾阿美族人的舞蹈”“演奏杵乐的台湾邵族妇女”制成台湾少数民族风格L型资料夹。
（3）台湾日据时期明信片L型资料夹（4个1组）。本资料夹之图案选自馆藏日据时期台湾明信片，系吉田初三郎 （1884-1955）手绘明信片，日据时期是台湾美术设计的启蒙阶段，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影响下，美术设计形成中西多元（NT）丰富的样貌， 此四款资料夹以“台湾全岛鸟瞰图”“文山郡鸟瞰图”“指南宫”“中国式帆船（戎克船）”为主题，藉由差异性的比较，让现在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找到本土风土与文化的特征，一览台湾百年变迁。
6 结语与建议
由于保存环境理想、修复技术进步、工作人员专业，千百年珍贵文化资产得以保存完好，留传世人；又因数位典藏及文创加值，赋予古籍文献新生命及诠释意涵。现今，仍有许多课题必须面对。图书博物单位典藏的古籍，其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向来有争议。过去，典藏未经授权，遭人有计画影印、下载数位影像，进一步印刷出版的情形时而听闻；亦有受委托数位化的厂商未经许可，留存所有数位档，并擅自出版，违反契约，而有侵权官司。
文创加值，不论出版、策划展览、规划讲座、制作课程、开发文创商品，都需具备深厚之古典文献修养，丰富古籍知识，方能信手拈来。时下，年轻的图书馆人才，或许是台湾图资系统的人才养成教育，渐不重视图书文献、版本学、印刷史、图书史，更无古籍修复、版本鉴定等相关课程，以致于欠缺相关知能。再者，对于典藏文献之文创及加值之开发及经营，也尚未列入图资专业课程，以致多仰赖厂商。
笔者以为创造典藏文物新价值，展现古籍新风貌，活化古籍利用，推广经典阅读等工作上，仍有几方面待努力。
（1）培养策展及文创人才。图资系所对典藏文物的加值利用，并没有相关课程，培养可在图书馆场域推动相关业务的人才，因此，图书文献典藏单位在引进人才上，需要重视跨领域人才的任用。
（2）加强现职人员训练。图书文献典藏单位除可多鼓励现职人员参观展览，参与策展，可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到馆指导及授课，以增进同仁知能。
（3）结合民间资源。图书文献典藏单位与民间优质文创公司合作，除可提供文创品的制作品质，亦可扶植艺术产业之发展。
（4）强化学校合作关系。图书文献典藏单位可与大学校院文创、出版、美术、设计相关系所合作，除能为文创品之研发设计带来创意，更可提供学生创作及尝试的机会。
（5）拓展行销管道。图书文献典藏单位可积极寻求销售合作管道，包括实体管道和网路通路，除了自身的卖店外，可透过网路商店，以及接洽实体的文创商店、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商店，拓展销售管道；亦可采取结盟方式共同经营。
（6）加强合作。图书文献典藏单位可透过授权联盟，由智财、文创和行销之专业公司（人才）代为经营数位物件。
（7）重视典藏品授权利用。图书文献典藏单位可订定相关办法，广为推广。除了商业用途，采收费机制；对于政府机关学校团体之运用于出版、海报、展览等，皆可免费授权使用。
参考文献：
[ 1 ] 黄文德.2012台北国际书展绿色阅读主题馆“悠游天下：明代文人的乐活方式”古籍文献展[J]新书资讯月刊，2012（1）：21.
[ 2 ] 趋势教育基金会.趋势经典文学剧场・叁 寻访陶渊明[EB/OL].（2014-10-07）[2016-07-03].https：///news_detail.php？newsid=94.
[ 3 ] 世界书局.出版缘起[EB/OL].[2016-07-10].http：//.tw/products/0010584808.
[ 4 ] 太古遗音[EB/OL].（2013-01-10）[2016-07-10].http：//.tw/ch/CH2/2786/MD/MD951781.
html.
[ 5 ] 世界书局.太古遗音（全3册）附锦盒「出版缘起[EB/OL].（2013-01-10）[2016-07-10].http：//.tw/products/0010575654.
[ 6 ] 大块文化编辑室.少蕴而始，经典再现[M]//台北：大块文化，2012.
[ 7 ] 寄给时间的漂流记：华人世界明信片图像写真精选辑1920'S―1940'S[EB/OL].（2015-04-09）[2016-07-10].http：//showwe.tw/blog/article.aspx？a=774.
中国古代典籍篇5
关键词： 中国文化典籍 对外传播与推广 典籍翻译 传播方式
一、引言
“典籍”一词在词典中的解释是“记载古代法制的图书，也泛指古代图书”。现今我们通常所讲的“典籍”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名录的总称，涵盖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医学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典籍也是浩如烟海。文化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静态体现和精髓所在，是古代先贤思想与智慧的结晶，是体现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国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已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纵观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仅占4%［1］。文化软实力的严重不足既与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相去甚远，更与中国的文明古国形象背道而驰。另外，随着“中国热”的升温，很多外国人更关注古代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推广可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贵和尚中”的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以及谦和礼让、重义轻利的处世态度，从文化渊源上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但是，由于语言的障碍，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与推广一直处于瓶颈阶段，现状尚不尽如人意，亟待传播方式的创新与突破。
二、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的现状及问题
（一）对外传播力度小，影响力不足。
中国文化典籍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而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关汉卿的著作量比莎士比亚大，然世界上知莎翁者多，知关翁者寡［2］。数据表明，从1900年到2000年的100年间，中国全盘翻译的西方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等书近10万册，但是西方完整翻译中国的书不到500册。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3］。文化典籍的翻译数量更少，只有《论语》、《孙子兵法》、《红楼梦》等为数不多的名著译文较多。于是，迫于语言障碍，中国文化典籍只能在故纸堆中孤芳自赏，我们徒有灿若晨星的文化典籍却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巨大的“文化赤字”。
（二）典籍翻译数量少，效果不理想。
现在，全世界的互联网服务器的内存中，中文的信息只有4％，而英文的信息超过90％。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所以，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与推广必然要走典籍翻译之路。但是，中国文化典籍不仅译作数量少，而且很多译文的翻译效果也并不理想。20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经典的对外传播主要是通过外国来华的游学者和传教士完成的。由于文化背景、翻译动机（宗教传播）、思维认知、语言功底等原因，这些外国译者无法深入透彻地理解原著，不能体味其中深邃的文化底蕴，故无法将其内在的文化意蕴传达给译文读者。他们不断地将中国文化典籍向本国文化靠拢，致使翻译效果不佳，甚至造成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红楼梦》是世界上翻译版本较多的中国文学经典，然而《红楼梦》的翻译却存在诸多问题。单是“红楼梦”这个题目的翻译就不尽能反映作者的写作意图。“红楼”一词在唐诗中专指富贵人家妇女的金闺绣户，在曹雪芹之作中喻指众多女儿。且不管其他译本，即使目前比较通行的“Dream of the Red Chamber”“A Dream of Red Mansions”将“红楼”二字译为“红色小楼”和“朱邸”便与《红楼梦》的女儿主题相去甚远了。［4］
（三）典籍翻译人才少，自觉意识差。
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2004年参观中国翻译成就展时指出，在对外版权贸易方面，中国和外国的逆差是16：1，表面上讲是我们的对外供应意识不足，其实深度的原因是中翻外人才匮乏，可以说是凤毛麟角。［5］事实上，中国培养的翻译人员并不少，但大多流向商务领域，真正选择文化典籍翻译的人很少，而博古通今的翻译人才更加稀缺。高素质、专业化的中译外人才的严重匮乏和队伍“断层”是中译外翻译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6］这一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典籍遭到冷落甚至被残酷打压，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传统文化教育在人文教育中一直处于弱势，国人普遍对文化经典知之甚少。国人人文素养如此又何谈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推广？
除了人才匮乏这一因素外，中国译者也缺乏自觉意识。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济条件，因为典籍翻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仅凭一人之力就能完成，而且一般战线较长，需要译者坐得住“冷板凳”，更需要必要的资金支持和团队合作。另外，由于世界上大多数翻译是将外语译成母语，所以一部分人主张典籍翻译工作由外国人承担，语言会更流畅。但由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和中国文化的无处不在，很难有外国译者能将中文著作“完整”地译成外语。因此，典籍外译是中国典籍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中国学者必须自觉承担起这项工作，主动将民族文化精髓传播开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汉学逐渐成为“显学”，中国古典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我们更应该把握时机，创新文化典籍对外传播与推广的方式方法，推动中国文化典籍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三、中国文化典籍传播与推广新思路
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传播离不开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传播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7］中国文化要想扩大文化辐射范围和文化影响力，让中国文化典籍走出“深闺”，“香”飘世界，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文化魅力，更重要的是要完善传播机制，创新传播途径。鉴于上文对典籍传播现状和问题的探究，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文化典籍传播与推广。
（一）建立合理有序的典籍翻译机制，奠定传播推广的基础。
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和推广，典籍外译是根本。关于典籍翻译，古今中外已经有许多经验，在此结合前人成果，我提出一些想法。
1.建立一批以中国译者为主体的翻译团队。
所谓“以中国译者为主体”，即确定中国译者的翻译主体地位。毕竟中国人对母语和母语文化的理解要比外国学者更深刻，对典籍当中的深层文化元素（如风俗习惯和伦理纲常）更易察觉，因此译著会更忠实于原著，不至于造成对文化的误读。“建立团队”则是因为中国文化典籍一般块头较大，且多以古文写作，意义比较晦涩。单是古意今解就需很大精力，许多翻译家穷其一生也只能完成几部译作。因此，我们应当组建翻译团队，群策群力，既形成规模，将典籍翻译工作做大做强，又充分发挥团队的协同效应，优势互补。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由翻译界牵头，对全国典籍翻译工作进行统筹规划，既可资源共享又可避免重复翻译。近几年推出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陆续出版的《大中华文库》等中国图书对外出版项目就是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此外，还要着重在外语院校培养一批过硬的翻译队伍，为我国典籍外译事业储备力量。
2.加强跨学科、跨国界合作。
中国文化典籍一般都是古文写作，这就造成“双重翻译”现象——先是古意今解，然后才是汉译外，因此中文专家参与审校显得尤为重要。而且，中国文化典籍往往是综合性巨著，涉及政治、经济、民俗、历史、哲学等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译者不可能对所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因此必须进行跨学科合作，根据典籍的性质及涉猎方面邀请相关专家共同参与，既可减轻工作量，又可有效避免专业性错误，确保翻译的准确性。
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典籍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中国文化，还要了解目的语文化，而对目的语文化的了解，显然又不如目的语国家的学者。因此，为了使典籍翻译既不失中国文化之真，又能自然地融入到目的语文化当中，就需要我们进行跨国界合作。当然，翻译中仍要坚持以中国译者为主体的原则，保证翻译的“信”和“达”，然后请海外汉学家进行修改润色，以达到“雅”的境界。
3.典籍选择要科学合理，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
中国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翻译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针对性地筛选，既要系统化、难易结合，又要找准切入点。“系统化”是指在典籍选择时要统筹安排，如按门类进行成套选译，组成丛书。“难易结合”是指典籍选择要考虑国外读者的接受水平——对于仅是满足兴趣需要的读者，可以翻译一些入门性的、具有代表性的基础典籍进行节译；对于接受能力较高的读者，比如研究型的读者，可有针对性地引介经典著作，必要的话可将每一门类最具代表性、成就最大的文化典籍进行完整翻译。“找准切入点”则是要摸清国外读者的口味，了解他们最关注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如孔子热、儒学热，适当地增加相关典籍的翻译。
典籍选择还要兼顾民族性和世界性。民族性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标志，也是我们文化交流的主旨所在，但是世界文化又具有共通性，只有这样才有交流的可能。因此，典籍翻译必须注意二者结合，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典籍被世界接受。
4.典籍“由厚变薄”，注重翻译效果。
中国古典文籍很多是大部头，晦涩难懂，许多中国人都望而却步，更何况是刚接触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所以文化典籍在传播过程中，务必注意策略，考虑翻译的效果和外国读者的反应。“由厚变薄”不一定是将典籍进行压缩，而是将典籍按内容进行分解，做成分册。如果是薄薄的一本，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能比较享受地读完。但如果是大部头，则很容易产生畏难情绪，翻不了几页就束之高阁。
翻译尤其应当考虑读者的反应。根据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和原语读者对原文的反应要基本一致。翻译过程最好有目的语国家的读者或学者参与，通过他们对译文的理解程度预测读者的反应，并进行修改。典籍翻译还可以按章节进行，采用目前美剧的操作模式，隔期播出，中间留给读者一定的时间回味消化，并产生一定的期待心理，同时根据读者反馈，修订之前的译本，并为下一步的翻译工作提供借鉴，大可不必等整部典籍翻译完成之后才出版。
（二）拓宽思路，创新推广方式和途径。
中国文化典籍的价值对于国人自不必说，但是外国人可能意识不到其价值所在，所以“酒香仍怕巷子深”，优秀的典籍译本还需要恰当的媒介推广，才能为世界人民了解，真正达到对外传播的目的。在推广过程中，除了图书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拓展传播渠道，创新传播方式。
1.以孔子学院为依托。
孔子学院已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与推广的重要载体。截至2012年1月，全球已有358所孔子学院和500个孔子课堂分布在105个国家和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它得到了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另外，孔子学院教学方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受众涉及学生、家庭妇女、政府工作人员、大学教授，等等，并走入社区，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推介结合起来。所以，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和推广可以以孔子学院为依托，充分利用其广泛的影响力，首先选取部分简单易读的经典典籍作为孔子学院的辅助教材，让海外的汉语学习者对中国文化典籍产生兴趣，然后将典籍译作介绍给学生及当地社区；还可以利用孔子学院建立中国文化典籍图书馆，以点带面，推动典籍的传播与推广。
2.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
网络已经成为世界上传播速度最快、影响范围最广的传播媒介，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必须充分利用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我们可以尝试依附于孔子学院网站或在其他文化传播网站建立相关子栏目，进行文化典籍推介；也可以设立专门网站或论坛，分享中国文化精要，为广大外国读者提供一个随时随地利用、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此外，还要加大音频、视频的应用，使典籍形象化，增强吸引力。09年央视推出的大型人文纪录片《汉字五千年》为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推广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千百年来的风俗礼仪、社会结构、伦理道德、哲学思考通过穿透历史的声音娓娓道来，文献资料和考古研究也跃入观众的视野，不再枯燥乏味。一部讲述汉字发展历史的纪录片不仅向世界传播了汉语汉字，更让世界直观地了解了中国。
3.借助市场运作扩大宣传，提高影响力。
加强中国出版社与国外知名出版社联合翻译出版，充分利用对方国内良好的图书分销网络来推广典籍译著。［8］另外，做好国际市场定位，以海外华人为首要目标受众，兼及亚洲和亚裔受众，再推广至全球。除市场定位外，译作的包装、发行等也要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消费模式采取不同的推广策略。
（三）密切关注跨文化交际问题。
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推广要具备跨文化交际意识，除了充分显示本体文化的内涵外，还要照顾到对方的文化传统，利用两者的交集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
1.充分利用中外文化的共同点。
尽管不同文化在语言体系、地理环境、文化传承上相差甚远，但由于人类衣、食、住、行等生活经历存在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都会经历生老病死，都追求善良和正义，因而文化之间必然存在共通之处。因此，利用这些共同点进行典籍的对外传播，更容易引起外国读者的共鸣，从而更容易被认同与接受。
2.加强与海外华人的合作与交流。
海外华人既深受中华文化传统的熏陶，又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与同化，是中西方文化沟通的重要纽带。他们渴望深入了解祖国文化，将其发扬光大，这是民族自豪感使然。因此，从典籍翻译到译作推广，我们都应当重视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络与合作，充分了解目的国的文化习俗，切莫触犯文化禁忌，按照目的国可接受的传播方式进行典籍推广。
3.注重利用外国人的兴趣点。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应该充分利用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点和好奇心，通过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符号，如汉语、孔子、丝绸、瓷器、京剧、武术等传播推广中国文化典籍。
四、结语
当今世界，文化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推广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是中国参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实践。在全球一体化形势下，中国文化典籍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财富，还是世界人民的财富，应当与世界人民共同分享。但是，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与推广的道路还很漫长，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与尝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谨结合目前我国典籍文化翻译的现状与问题，提出自己对文化典籍传播与推广的一些思考，有些想法还不是很成熟，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和改进。我相信，在国家、社会、高校的共同推动下，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与推广一定能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推广模式，中国文化典籍必将走出国门，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5］廖华英，鲁强.基于文化共性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策略研究.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VOL29，（2）：142-145.
［2］霍跃红.典籍英译：意义、主体和策略.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9）：23-26.
［3］黄中习.文化典籍英译与苏州大学翻译方向研究生教学.上海翻译，2007，（1）：56-58.
［4］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转文池.在北大听讲座.新世界出版社，2006.
［6］蔡武.在“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http：//省略/zhuanti/zyw/2007-04/06/content_8063264.htm，2007-04-06/2010-11-15.
［7］王雄.全球化语境与我国文化传播策略.江苏社会科学，2000，（5），175-181.
中国古代典籍篇6
蒙医药典籍“活”起来
从浩如烟海、艰涩难懂的蒙医药古籍文献中寻找一个古方，查阅一本市面上很难看到的经典蒙医药古典医书，获知某一味蒙药有何有效成分……这些以往公众特别是蒙医药研究者、从业者较难实现的愿望，如今变得越来越容易实现了。内蒙古医科大学蒙医药研究院副院长、内蒙古蒙医药博物馆馆长包哈申的研究团队，经过多年研究将蒙医药典籍与电脑、互联网等先进技术相结合，不仅使古老蒙医药典籍在现代社会实现数字化生存，而且通过互联网漂洋过海，走向世界。
“现在我们博物馆2800多部蒙医药古籍文献中，已经有280部实现了数字化，并建成了4个蒙医药数据库，分别是文献、医案、方剂和蒙药，可供研究者和使用者进行系统查找和使用。”包哈申说。
在这4个数据库中，蒙医药古文献数据库最早建立，是2011年底的。这一数据库选择了蒙医药博物馆馆藏的55部经典建成。通过它，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不仅能阅读到原版经典蒙医药著作，而且还能通过索引功能找到某个病种、某位医学大家在古籍中的相关记载。蒙医药古文献数据库的出现，填补了我国乃至世界没有蒙医药文献数据库的空白。
其他3个数据库分别是：蒙医医案知识库，包括名老蒙医的医案和临床经验，主要面对临床，比如一些疑难杂症，可以进入这个数据库去查文献，看名老蒙医是怎么治的；蒙医方剂数据库，记载了蒙医药240种方剂，主要面对教学；蒙药查询系统，包括了200多种蒙药及其有效成分，主要面对科研。
现代社会，蒙医药研究古籍文献学习、利用难成为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信息技术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将浩如烟海的古文献“浓缩”成可供查询的数据，实现集约化管理，极大地提高了人们查询、使用文献的效率，同时也使其实现更广泛的传播成为可能。
“在一些人看来，建立数据库的技术含量并不高，无非是将古籍进行扫描、多媒体处理、入库，几个步骤而已。但事实上，要使它变成现代人能使用的资源，必须把数据库变成更高层次的知识库，而这一过程需要我们突破诸多技术上的难关。”包哈申说。
知识库要具备检索功能。例如，国际上首个蒙医药古籍数字库――蒙医药古文献数据库就实现了语义、关键字、蒙汉两种文字检索等功能。由于是开创性的事物，包哈申团队和合作方一起突破了几大技术瓶颈。
一是研发适合的OCR文字识别软件。包哈申介绍，当时的OCR文字识别软件对法、俄、英、中文都能识别，惟独蒙古语文无法识别。通过与技术合作方联合攻关，最终软件识别率达到了97%，文档编辑工作顺利进行。二是为了让没有蒙古语文软件的电脑也能实现查询索引，技术团队对古籍中的所有名词术语进行了关键词翻译，工作量巨大且专业性很强。
去年，蒙医药古文献数据库系统和蒙医方剂数据库系统双双获得了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这既是对数据库进行了版权保护，也是对团队多年工作在科研技术上的一个肯定。
从蒙医药古籍文献的数字化过程可以得出结论：通过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检索功能，使寻找散落在蒙医药古籍文献定信息和比对相关信息成为可能，此举能够极大提高专业人员的研究效率。
现在，包哈申团队依然在对几个数据库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并致力于更多蒙医药数据库的系统研发。她说，如果没有人收集、整理、传承古籍文献，蒙医药就失去了根。而古籍文献要想永久保存，实现传承，就需要将其数字化，并借助互联网传播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共享蒙医药资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蒙医药的传承和发扬光大。
镇馆之宝“用”起来
一部古籍每翻阅一次都会使它“折寿”60年，古籍实现数字化并能得到网上传播，无论是对文献资源的永久保存还是有效利用，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近年来，内蒙古图书馆积极推动古籍的数字化工作，充分发挥了数字化在存储、使用上的优势。
“古籍频繁使用会造成磨损。我们馆藏的珍品古籍都有专人负责，本馆的人想见也很难见得到，普通读者要接触到这些文献几乎是不可能的。”内蒙古图书馆计算机网络中心副主任何砺砻说，“实现古籍数字化，是解决这种矛盾的有效方法。”古籍数字化最终会实现文献数据在网络或电子阅览室终端上保存、浏览，许多珍贵古文献将在更加科学的保护中实现广泛传播、永世流传。
图书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藏书。据介绍，内蒙古自治区藏有汉文古籍50余万册，内蒙古图书馆为全区最大的古籍收藏单位。“我们馆藏汉文古籍1万余种、20余万册，蒙古语文古籍2000余种、1万余册，满文古籍200余种、3000余册，藏文古籍500余种、1万余册。其中不乏雷峰塔藏经――《宝箧印陀罗尼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几何原本》等珍品善本，古籍藏量和珍贵程度位居内蒙古自治区之首。
“内蒙古图书馆很早就启动数字化工程，但都是在按自己的标准在做。我们馆先后购置了古籍扫描仪、相机、古籍拍摄架等设备，基本可以满足古籍数字化工作的需要。”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冯丽丽介绍。2007年，国家“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实施，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和古籍数字资源库。2013年11月，该中心加入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华珍贵典籍资源库建设项目，负责《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几何原本》《和硕郡主封册》3种古籍的数字化加工工作，现已完成对3种古籍的拍摄及相应368帧图片的后期加工。
“现在我们的数字化和标引规范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古籍数字化工作手册》为蓝本，根据档案典藏级别、采集方式，采用了不同的技术规格。”冯丽丽说。
上世纪50年代达理札雅将阿拉善王府藏书捐赠给内蒙古图书馆，其中的鼓词曲本、一批清内府精装古籍、怡府藏书、京报等颇具研究价值。《内蒙古图书馆线装古籍目录》将书库内阿拉善王府藏书进行了统计，总计900余种、2万余册，占全馆古籍藏量的十分之一。2012年，内蒙古图书馆启动了阿拉善蒙古王府藏书数字化建设项目，目前已经扫描加工阿拉善蒙古王府藏书中的鼓词曲本类古籍30余种、200余册，京报3000余册。
“古籍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物质承载者，迄今已经十不存一了。如何让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在经济、科技都大为发展的今天能继续传承下去，并协调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是我们迫在眉睫的任务。”何砺砻说，“信息时代，我们要借助数字化的载体，让古籍数字化成为我们特色服务的亮点。古籍数字化数据库完成后，读者在家里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通过电脑看到古籍影像，完成查询、借阅、下载，使我们的镇馆之宝走向百姓的书桌案头，能最大限度发挥古籍资源的价值。”
沟通交流“畅”起来
现代社会，数字化可以使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信息传播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即使是在边远、广袤的牧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实现了数字化。
近年来，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相关部门加大了对蒙古语文信息化、标准化建设力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的普及，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化步伐也进一步加快。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的意见》和《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中长期规划（2014―2020）》。2013年，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又投入3000万元专项扶持项目，以促进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推广。
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的工作重点，主要包括：科学制定实施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中长期规划；加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基础研究工作；优化整合蒙古文网络资源；建成面向广大蒙古族群众，特别是为基层农牧民生产生活提供服务的综合性网络平台；建设政府主导，具有自主性、学术性、公益性的蒙古语言文字网站，建成蒙古语言文字资源开发、利用共享平台；大力普及、推广、应用蒙古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加快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专业人才培养步伐等。到2015年，建立健全推进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的政策规划体系、技术标准体系、研究开发体系、建设项目体系、监管评价体系和咨询服务体系，形成较为完备的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人才培养、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机制，大力推进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发展。到2020年，各级人民政府的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高，蒙古语言文字信息资源得到广泛的开发应用，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在项目具体实施中，内蒙古自治区民委、财政厅大力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加强基础研究，着手建设蒙古语言文字多媒体信息推送平台和信息化服务，为学习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各族干部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服务。在热销智能手机上预装蒙古文应用软件，实现了蒙古文的手机短信发送，并开通24小时蒙古语客户服务专席。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使用蒙古文智能手机的农牧民已超过6000多户。
现在，发送蒙古文手机短信、浏览蒙古语言文字多媒体信息、下载安装蒙古文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等服务已经在蒙古族聚居地区得到应用和推广，蒙古语综合信息云服务平台正在抓紧建设，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古代典籍篇7
很巧的是,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一份国学典籍的丰厚遗产,其中包含相当数量的礼仪典籍。中国是礼仪之邦,上下五千年,西周视礼为“国之大柄”,春秋时期荀子的“国无礼而不宁”,孔子的“克己复礼”,直到后来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礼仪一直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是规范社会人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重要部分。这份遗产我们本来应该继承。很遗憾,因为中国近代以来,一直遭遇战乱兵祸,革命潮流冲刷,社会不停震荡,加之1949年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把古代礼仪典籍当作扫除对象,致使这份遗产渐渐零落,渐渐被民众遗忘。而日本与韩国则把来自中国古代的这份遗产很好保存于民众行为举止里,所以他们的国民举止显得彬彬有礼,素养良好。
今日,开展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使得我们的教育包括学前教育也担负重大责任。伟大的民族复兴首先是现代文明人的培养,包括使人的行为习惯与举止礼仪进入高度文明的层次,逐渐形成一个和谐社会。而借鉴古代培养幼儿行为与礼仪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显然是可行的。今日之学前教育,学习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把国学礼仪典籍纳入课程内容结构里,也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它能够使幼儿们在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
礼仪典籍教育的课程定位和目标
国学礼仪典籍教育是学前课程礼仪教育的重要课程内容。它和现代礼仪教育内容共同组成学前课程礼仪教育的完整内容结构。这是我们对国学礼仪典籍教育的基本定位。
国学礼仪典籍包含了很多人的基本礼仪,如站、立、行、走、卧、对待长辈、进餐、外出、归家等。这些礼仪直到现在还是具有生命力的,这些礼仪的实践还能体现人的文明素养。但是,国学礼仪典籍的内容,不可能体现现代礼仪知识,如关于国旗国歌的礼仪、吃西餐的礼仪、乘公交车的礼仪、唱“卡拉ok”的礼仪等。
因此,国学礼仪典籍教育被放弃是错误的,它成为学前课程礼仪教育内容唯一内容也是不对的。把它和现代礼仪教育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才是正确的选择。
国学礼仪典籍教育比之现代礼仪教育更丰富的内涵还在于它以吟诵或诵读的方法,使幼儿在记忆力最佳的生理敏感期记住古代语言精华,促进古代典籍语感的形成。这对幼儿今后继承古代文化精华、提升自己的文化内涵,也是很重要的。
我国最重要的幼儿园教育行政性文件《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并无关于经典礼仪教育的相关要求。因此,我园自主定位国学经典礼仪教育的课程目标为:（一）幼儿能逐步熟悉适合幼儿学习的国学经典礼仪的内容,并喜欢诵读。（二）幼儿能理解适合幼儿学习的国学经典礼仪的内容,并乐于进行实践。（三）幼儿能在学习经典礼仪内容和现代礼仪内容后,形成较好的文明礼仪素养。
建设礼仪典籍教育的潜课程
幼儿在幼儿园的学习内容为课程内容。
当幼儿每日不断接触幼儿园环境时,他们也在不断和环境互动,所以,环境具备教育的功能。较好地具备教育功能的教育环境被称为是潜课程。基于此点,我们在开展国学礼仪典籍教育时,特别注重潜课程的建设,力求发挥其内隐的教育功能。
走进幼儿园大门最醒目的位置,就是体现我园办园思想的标语:“育苗以爱树人以德培才以道”,“用放大镜看幼儿的优点,用显微镜看幼儿的潜力,用望远镜看幼儿的未来”。这用于经常性地提醒教师。在新建的教工会议室里,最醒目的是八块由厦门书法家书写的礼仪典籍内容牌匾,有《孝经》、《弟子规》等。每一次会议前,都有一位教师来主持讲解其中内容．让教师了解这些作品所隐含的礼仪精髓,内化古典礼仪知识,言传身教,更好地对幼儿进行礼仪教育。教师对幼儿来说,是人际环境最重要的因素,幼儿天天接触教师,教师应该成为幼儿学习的对象。
我园设置了书架,添置大量图书,其中包括古代礼仪典籍或对礼仪典籍进行解说的书籍,为家长和幼儿提供了亲子阅读、学习的机会,让幼儿们在充满书香与温暖亲情的环境中充分感受阅读的乐趣。
我园建有培才育德的“润德廊”。在这条文化长廊上,充分体现了“学国学、知礼仪、智商好、情商高”的理念。在长廊的右边,展示的有将礼仪典籍“弟子规”与我园集邮园本课程相结合,设计制作的《弟子规》邮票系列:“弟子规,圣人训。守孝悌,次谨信。”以此开篇,《弟子规》三字一句,合辙押韵,博大精深而又深入浅出,将历史悠久而内容广博的中华传统美德悄无声息地融入短短的句子中。每次每句,都告知人们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每天放学,总能看见家长拉着幼儿的手,耐心解释图文中的内容。如能学习、理解、内化,将让每一个人都受用一生,让每个幼儿那纯洁的心灵都有一颗感恩之心。在另外一版《常理举要》宣传栏中,同样图文并茂,将在校、居家、餐桌、做客……各种各样的礼仪内容形象展示,让幼儿们能潜移默化地接受礼仪典籍中行为规范对人成长的深远影响。
在班级的工作坊里,都能看到巧妙渗透其中的礼仪典籍内容,“公共汽车”中的“长者立,幼勿坐”,“宝宝餐厅”里的“对饮食、勿挑拣”,宝宝客厅中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等等。让幼儿们在学习、游戏中与环境互动,理解上述礼仪典籍内容,逐渐养成良好的文明礼仪行为。
和环境一体的潜课程,你说不清它的作用有多大。但是,毫无疑问,它还真是必不可少的,它对幼儿园礼仪典籍教育起支撑的作用。它是熏陶的同义词,对幼儿的礼仪学习心理起着一定的导向作用。这种作用的积累,意义重大、不可忽视的。
礼仪典籍教育融入学前教育课程的途径
当我们把礼仪典籍作为学前教育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时,必须重视课程实施问题。不落实课程的实施,它就是虚的,只是纸上、嘴上的课程,是一堆口号罢了。那么,它的实施途径又是什么？根据礼仪典籍适合于诵读的特点和幼儿在幼儿园里的学习特点主要是游戏与生活实践,我园实施礼仪典籍教育的课程途径主要是:
(一)以礼仪典籍诵读为主的专项活动平台
礼仪典籍教育融合于学前教育课程,它主要是实践性课程内容,无须过多强调识字,因为对于幼儿园的幼儿来说,看懂文字是不现实的过高要求。诵读活动的安排是可取的。我园安排了诵读礼仪典籍活动,内容有《弟子规》《常礼举要》等,主要内容涉及与人相处的礼仪、公共场所的礼仪、用餐的礼仪、学习的礼仪等基本礼仪规范。对礼仪典籍的诵读,伴随对其内容意义的解释,其作用是对其内容进行感知与理解,同时促进古代典籍语感的形成,加强对其内容的记忆。
在缺少对礼仪典籍语言感知的情况下,礼仪典籍教育是无法进行的,只是感知与记忆,而不理解礼仪典籍内容意义,这种教育也是无效的死读书。在不影响幼儿园课程整体结构的情况下,每周安排1—2次专项活动。
礼仪典籍诵读平台承载多样的方法与形式:
诵读,可以是教师范读,领读,小朋友跟读,也可以是录音带带读,也可以是小朋友带读、齐读……
读只是感知,还必须辅以言语解释,辅以礼仪故事讲述,从教师讲礼仪故事,发展到幼儿讲礼仪故事。
读之前、之中、之后,都可以以相关幻灯或图片来帮助幼儿进行理解。诵读时,要以背景音乐来优化氛围,激发学习情感,加强记忆,提升学习效果。
除此之外,以礼仪典籍诵读为主的专项活动平台还包括具体操作的礼仪训练、静定训练等形式,以帮助幼儿内化其意义,外显其行为,提高处事能力;此中特色训练形式是利用户外活动练习“弟子规少儿经武”,在口诵经文的同时、身演拳法,将古圣先贤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行为规范的道理和方法,融入到肢体运动中,直接明了《弟子规》的含义,并身体力行,增强记忆,锻炼意志力,协调身心平衡能力。读经练武的同时培养幼儿能动能静、能文能武的综合素质。
总之,以礼仪典籍诵读为主的专项活动除了学习礼仪知识,还培养幼儿语言表达能力、语感能力、阅读能力、演示能力、心理调控能力等,提高幼儿们的整体综合素质。
(二）在一日生活环节中实施经典礼仪教育
礼仪典籍教育内容本身就是一些行为要求和道德要求,需要教师在专门的诵读之外,首先在动态的生活环节里通过随机的解说或带读,帮助幼儿理解其意义,并且立即应用于幼儿园一日生活各环节中。与实际生活相结合来学习感受经典礼仪,以达到内容和情感,语言和行为,感受和实践的统一,并通过行为的反复,积淀为幼儿的素养和内涵。
幼儿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幼儿园度过,一日生活各环节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一日生活中渗透礼仪典籍教育就是很必要的。通过实际生活中的正反事例,教育幼儿从小养成礼仪行为的良好品质,从小朋友交往、尊敬师长乃至幼儿的用餐、举止等礼仪,我们都与经典礼仪教育密切结合。
幼儿每天来园见到教师同伴问早问好已经成为习惯,园长教师等都能站好鞠躬问好。每星期一的升旗仪式,主持教师为全园幼儿解读《弟子规》内容,并带领幼儿诵读礼仪典籍片段;每天餐前进行诵读《弟子规》,由班级教师给幼儿解释其中含义,并强调小朋友切实的身体力行。
幼儿在列队、练操、游戏、等户外活动实践礼仪知识,寓教于乐;利用餐前手指运动,放学前的生活整理等环节,播放和诵读《弟子规》。
总之,这一途径实施礼仪典籍教育的主要特点是:随机、全面渗透、与实践紧密结合。
(三）在游戏学习中渗透经典礼仪教育
利用经典礼仪教育促进幼儿美好礼仪素养和优良品质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一事一物,一节课或几个活动就能见效的。它既要有计划、有目的、有系列的“显性教育”,又要多渠道、多方位、有机渗透的“隐性教育”。幼儿以游戏为主要学习形式,游戏学习必然是我园开展经典礼仪教育时要利用的途径。
但是,这种经典礼仪教育的渗透不能削弱幼儿的游戏乐趣,不能影响其游戏过程,而是要把相关礼仪的要求和实践融进游戏内容及社会生活情节,使幼儿在游戏中,快乐学习或实践经典礼仪知识。
我园充分利用了特有的“工作坊”这一实验场,根据幼儿年龄特点,以班级开展为主创设了一个一个的小社会,提供多维度的实践与发展的空间,巧妙的将经典礼仪渗透其中,多渠道、多方位的促进幼儿深切感受、习得运用。
中二班开展了“小天使乐团”的主题活动,教师有意识地创设了“叮当音乐教室”的工作坊,目的就是要让有特长的幼儿有发挥的舞台。从平时的交流中教师发现这部分幼儿确实有这样的需要,想把自己学到的与同伴们分享。这正好与我园的经典礼仪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弟子规》中有一句:“己有能,勿自私,人有能,勿轻訾。”就是告诉我们“自己有能力做的事情,不要自私保守;看到别人有才华,应该多加赞美肯定,不要因为嫉妒而贬低别人。”教师在指导中综合了幼儿的需求、经典礼仪教育的需求及主题工作坊特点与幼儿共同讨论、设置音乐教室的游戏规则,分配了小老师和学生的角色,给音乐教室增加了学校角色游戏的趣味性,幼儿们真是开心极了！每天的工作坊活动,总能看到几个小朋友挂着“老师”的吊牌,认真、仔细地指导小朋友学习五线谱、钢琴等等。不需要教师手把手的教学,充分利用了部分幼儿的资源,幼儿的音乐知识很快得到了提高。让幼儿从同伴中学到知识,也正切合了经典礼仪教育的精神意义:“己有能,勿自私,人有能,勿轻訾。”幼儿们也从这样的活动中认识到“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重。”他们都特崇拜有特长的小朋友,这活动不仅让个别幼儿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还再次增强了他们学习兴趣,真是一举两得。
在小三班的《汽车叭叭叭》“公共汽车”工作坊,幼儿们能活学活用教师讲解的《弟子规》“长者立,幼勿坐。”平常乘车过程时,让座已经成为幼儿们的自觉行为。在小一班《宝宝餐厅》,幼儿们能根据营养配餐进行点菜。对个别爱挑食的“顾客”,“小服务员”还会告诉他们“对饮食,勿挑拣”的道理。其他工作坊也是如此,在《植物园》工作坊中渗透公共场所的文明礼仪,在《宝宝客厅》工作坊中渗透居家的礼仪等等。幼儿在工作坊中边玩边学,得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三条国学经典礼仪教育的途径共同配合,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经典礼仪教育就这样全面融入幼儿园课程。
此外,我园还把经典礼仪教育课程拓展到幼儿家庭中。我园通过调查问卷、专家报告、推荐优秀经典书目、开展“我与父母每月共读一本好书”活动,有效地提高了家长们参与经典礼仪活动的的积极性,并提高素养。
中国古代典籍篇8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对比研究
一、文献与文献学
（一） “文献”释义
“文献”二字联成一词，现存的典籍中，最早见于《论语·八佾》。该篇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郑玄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2]这里郑玄以“文章”、“贤才”解释“文献”，其意义是比较明确的。南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八佾》这段话说：“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图书馆，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3]朱熹的解释表面看似与郑玄的解释相一致，但如果细细推敲，却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他这里所说的“献”即“贤”,既可理解为“贤人”，也可理解为贤人的言行。清代刘宝楠在其《论语正义》中的解释可是与郑玄的解释相一致，他说：“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1]我们从这里可看到，贤才是指那些博学多识而又知礼仪规则的人。所以，对“献”的解释，更侧重于强调它的知识层面上。我们的理解是，“献”即“贤”，但“贤”真正所表达的是贤人的言行，他们通过传授知识和自已的行为示范表达规定出礼仪规则。
最早以“文献”名书的是宋元之际的马端临，他写了一部关于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命名为《文献通考》期刊网。他在《文献通考·自叙》中解释道：“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4]在这里，马端临仍然把“文”与“献”相对而言,其实区别仅在内容上，这里的“文”和“献”皆是文字材料，“文”主要指历代可信典籍，供客观述事用，然而“献”主要是指不太久远的人物言论，可以作为主观评价事物准则的记录性材料。马端临对“文献”的解释与孔子所讲的“文”和“献”，只不过在范围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罢了。孔子所讲的“文”包括叙事性的文字资料，所讲的“献”也涵盖贤人对历史和时事的评论。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也常使用“文献”一词图书馆，同样是指文字材料。如在《方志立三书议》中，就有“方志不得拟于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于书耳。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征取者，岂有异乎？”[5]的句子；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有“州县既立志科，不患文献之散逸矣”[5]的语句。
现今学术界对“文献”的理解和使用显得并不协调。如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以“文献学”名书的著者郑鹤声、郑鹤春两兄弟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6]王欣夫说：“文献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7]杜泽逊也称：“文献包含着所有历史资料。”[8]王余光先生则认为：“‘文献’指的是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9] 张舜徽先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缯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10] 白寿彝先生认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是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重要的书面材料。”[11]本人非常赞同张先生与白先生这种看法，这将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文献”的含义和范围。
《现代汉语词典》对文献的解释是：“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当代《辞海》（1979年版）对文献的解释是：“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中国大百科全书》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1983年颁布的中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把文献界定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样对 “文献”的解释，很明显是当代人站在当代科学技术与信息化背景下对“文献”含义的一种理解，概括性与普遍性更加明显。
（二） “文献学”界说
张舜徽先生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10]。“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文“全相望亦私淑宗义，言文献学者宗焉”。而作为一门学问的名称最早用“文献学”命名的专著是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28年)，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例言》中说：“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图书馆，谓之文；审定、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6]二郑重在探讨文献的形成及传播、流传的全过程，对文献学学科有开创之功。1982年，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出版，成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该书论述了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作了这样的表述：“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甑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10]从张先生这席话里，我们概括文献学的内容为：一曰整序化；二曰通俗化。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献学问的概括。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的产生与兴起，现代文献学的提法开始流行，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界学者纷纷加入文献学研究行列，特别是1992年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将“文献学”列入从属于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二级学科之后，一些学者试图将文献学（传统文献学的简称）与现代文献学糅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统一的概念期刊网。其实这是对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界限的混淆。现代文献学主旨是收集、典藏、分类、检索、传播、利用图书资料中的学术内容，最大限度地提供给读者利用为终极目标。文献学以文献文本形态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文本的整理研究为目标，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12]。
二、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的学科。[13] 简言之，就是关于中国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学问。
（一） 研究对象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以古典文献和古典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古典文献是指“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兴起以后产生的文献。”[14]
（二） 研究内容
无论从学问上来说，还是从学科上来讲，中国古典文献学应至少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古典文献理论研究；二是古典文献整理与利用的实践。二者互相交融，密不可分。理论研究包括传统古文献范围内的研究，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标点等，另包括一些新的理论研究，如古典文献的保存与复制、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利用、古典文献学的编制理论研究等、古典文献的收藏、出土文献研究、考据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发展史的研究、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研究。古籍整理与实践包括传统的古文献整理、古籍保存与复制、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应用、古典文献学工具书的编制与出版、出土文献整理、古籍电子化等。
（三）研究目的
中国古典文献学就是要综合运用古典文献理论知识与古籍整理与实践知识，对中国古文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考镜源流的工作图书馆，力图通过对古文献的整理、解释，准确、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有关古文献的内容，帮助人们正确阅读和利用古文献，有效而科学地推进学术研究。
三、 历史文献学
历史文献学是对文献的产生发展、表现方式、流传情况，以及文献的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乃至文献数据化进行探讨和研究，并阐述其发展规律，总结其实践经验，进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
（一）研究对象
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曾贻芬、崔文印更加直白的讲：“中国历史文献学，简言之，就是研究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类文献进行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的一门专科之学。”[15]
（二） 研究内容
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历史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确定、学科体系之建设及文献学方法等。其二、历史文献学史：包括文献学产生、发展、繁荣、变化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的成就、特色等。其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包括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特别是清代的成就、特色等。其四、文献整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以及文献数据化等。
（三）研究目的
历史文献学是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理论知识与古籍整理与实践知识，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考镜源流的工作，力图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解释，准确、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有关古文献的内容，特别是在搜集、鉴别史料方面，能为历史科学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资料，帮助人们正确阅读和利用古文献，有效而科学地推进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
四、结 语
综合以上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研究摘要区别：那就是现行国家教育系统学科分类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分类中，中国古典文献学属于文学大类，历史文献学属于历史学大类。
参考文献：
[1]刘宝楠.论语正义（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0.91；92
[2]（魏）何晏、（梁）皇侃.论语（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8.175
[3]（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63-64
[4]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571-572；590
[6]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1
[7]王欣夫.文献学讲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
[8]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5
[9]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1
[10]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3
[11]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J].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480
[12]董恩林.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
[13]郭英德、于雪棠.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
[14]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 .
[15]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