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论文范文

文化视野论文篇1

1.要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论和全面发展理论的崇高目标，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价值取向。以往通常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思想政治宣传手段，认为其重要职能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非科学观念的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偏离了以人为本的方向。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逐步认识到，弘扬人文精神，加强人文教育，必须明确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有限，人的自由发展主要是指通过对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对责任义务的自觉履行，促进人的解放，保障人的自由；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指人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而且也包括人的社会实践、人际交往、身心和谐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2.要以贯彻以人为本教育理念为根本。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5]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弘扬人文精神，其本质就是对人主体性的回归，是对人性的尊重。事实上，以人为本这一理念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在逻辑上是内在一致的。人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所在。国际化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要进一步弘扬人文精神，就必须更加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了解人的本质，提高人的地位，保障人的权益，只有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发展需要，才能真正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发展。

3.要以彰显人文关怀为关键。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6]国际化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彰显人文关怀，努力避免对人的异化，要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新人文精神为指导，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个人身心之间的和谐统一；倡导人的个性解放与精神自由，尊重受教育者的差异，培养人的独立个性。需要注意的是，国际化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个性差异，保障人的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西方国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倡导的以人为本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主张把人放到历史发展的伟大实践中进行考察，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具有客观实在性、历史发展性等特征。而西方国家推行的所谓普世价值却建立在唯心主义历史观上，把人看做抽象的、独立的人，否定人的社会历史性。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仍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倡导的所谓普世价值则是为了强制推行资本主义价值观而找寻的理由，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是别有用心的政治阴谋。

二、和谐世界：国际化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弘扬人文精神的新追求

随着地球村纽带越来越紧密，尤其是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化革命，人们的共同利益诉求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来观察世界，倡导和谐世界理念，因此越来越重视秉承关切和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的人文精神教育。“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正是向人类社会发展展现了光明与和平的前景，体现了人类追求进步、发展的自觉主动精神，是一种充满民族精神，具有全球眼光的全新的世界发展观，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和世界关系进入全新阶段。而国际化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在弘扬人文精神的具体过程中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1.充分理解和谐世界理念在弘扬人文精神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理念是从中国当代政治中演绎出来的，是最富于人文内涵和人文精神的政治文化理念。一方面，它正视所有当今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命运的重大国际问题，不是权宜的应对之策，而是从人类长远利益的战略高度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奉献智慧和力量。另一方面，它努力打破了西方“强权即公理”“国强必霸”的历史宿命论，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不同民族和国家对于全球问题的主体性，由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可以说，和谐世界理念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审视当前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是处理国家关系的新主张。思想政治教育走出国门，建立宏观的国际观念，弘扬具有国际范围的人文精神，正需要和谐世界的观念，应该将其作为教育的核心概念开展教育。

2.深度挖掘和谐世界理念在弘扬人文精神教育中的文化根基。和谐世界理念，是社会主义中国关于国际政治伦理与国际关系生态的总体主张，源于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升级定格了的和谐世界理念。将“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和实生物”等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理想付诸国际政治实践，反映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文化为土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精神与人类文明和谐共存、互动发展的包容性特征，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承认和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政治文化主张。同时也是对西方“中国”“文明冲突论”“西方普世价值论”等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辩护的错误论调的有力回应。思想政治教育适应当前复杂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就必须善于用民族文化的角度来阐述人文精神，彰显中华民族政治理念的深厚人文底蕴。

3.正面使用和谐世界理念在弘扬人文精神教育中的主张与话语。在当前的国家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一系列解决全球问题的看法和主张上，都从不同侧面体现和丰富了这一根本理念。比如，面对经济全球化，主张朝着均衡、普惠、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努力缓解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消除贫困；主张积极的区域和全球经济合作，共同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维护经济安全。再如，倡导开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观，使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的差异。关于和平发展，则着重强调顺应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的时代主旋律；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在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中谋求共同安全，大家都安全，才是真的安全。面对全球化浪潮，思想政治教育要有一种自觉意识，对于国际重大问题的解读，必须摆脱西方单一思维模式和话语霸权的束缚，尽可能从多维角度来客观揭示事实的真相，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合力论”分析范式。同时，还要强调人类性价值的导向教育。没有人类性价值的判断和导向，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了人文精神教育的意义。

4.有效重视和谐世界理念在弘扬人文精神教育中的纠偏教育。和谐世界理念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在信息传播不对称、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强的情况下，漠视和歪曲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内涵和人文精神的言行充斥于网络空间。事实上，在信息网络化传播条件下，党的理论、观点、方针和政策会遭到各种“噪音、杂音”的干扰，这些“噪音、杂音”绝大多数并非理性分析，有的还是直接歪曲和攻击的言论。如果任由这样的“噪音、杂音”泛滥，而没有理性纠偏教育引导，中国人自己的政治文化、政治文明建设就无从谈起。而广大人民群众如果盲从西方国家贩卖的“全球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所谓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则很容易陷入西方“制造问题——解释问题——解决问题——问题加剧”的逻辑陷阱。因此，针对各种错误言论，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纠偏教育是必要的。提倡和谐世界的概念，以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为核心理念，加强人文精神的宣扬，则更加显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批判精神和人文精神。

文化视野论文篇2

关键词　文化多元化　金融教学　金融发展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金融学课程中更多的考虑文化的多样化，能引导学生尝试从不同民族的文化视点分析共同的社会文化问题，在尊重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学会接纳、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样有利于学生了解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及价值取向，培养不同文化背景学生之间相处的能力和相互理解的态度，有利于对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理解与尊重，有利于全球化的背景下培养出可以跨国界、跨文化交流的高素质人才。

文化一词，西文源于拉丁文字cultura，本意为土地耕耘和作物培育，后来用于人类自身的心灵、智慧、情操和德行的培养教育等一切精神活动乃至全部社会生活内容。一般文化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一般而言，凡涉及精神创造领域的文化现象，均属狭义文化。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①一书中提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是狭义“文化”早期的经典界说。从泰勒提出的概念来看，文化的内容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

人们往往从金融结构差异、发展阶段不同、创新程度等方面去分析金融问题，却很少从历史文化角度去看待。自韦伯（Weber，1930）②提出：“文化变革在资本主义及其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这一观点以后，文化、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关注。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新制度学派将文化作为制度的载体，关注传统金融发展背后的文化因素，从社会资本、信任、宗教以及语言等角度研究制度因素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制度的作用就在于确立一种秩序，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强外部投资者法律保护，建立严格的产权制度，扩大开放、增强竞争以削弱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等，由此成为决定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对欠发达地区而言，非正式制度，特别是文化对经金融发展的影响更加突出。

1 要正确认识利息的本质

在利息本质的认识方面，我们认为，利息是在信用关系中债务人支付给债权人的报酬，是借贷资金的“价格”。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学者提出不同的利息观点。马克思认为，从形式上看，利息是资本的价格，但从本质上看，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体现出一种剥削关系。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利息是贷者因暂时放弃货币使用权而获得的报酬，是资本的租金，是借贷资本家节欲的报酬。伊斯兰教反对利息，认为收取利息是一种不劳而获的行为，它既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危害社会道德，而且扩大社会的收入差距。

在利息的作用方面，马克思在分析经济周期变动对利息变动的影响时，指出利息率变动是经济周期变动的结果，通过改变利率并不能平抑经济波动，利息率高低不能直接调节宏观经济，但并没有否认利息率的经济作用。我们一般认为利率是市场机制的基本要素，也是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变量。在金融市场中，利率即资金的价格决定于资金供求状况。利率调节储蓄、消费和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利率高低还体现一定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可以通过直接制定各种利率水平，调节社会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们要通过不同的利息观点比较，帮助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大学生了解宗教的本质，正确处理宗教、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的关系，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 要从文化的角度认识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趋势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政治制度、经济环境之下，金融机构有不同类型。西方金融体系在由银行主导型向金融市场主导型转变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在经营上实现资本市场业务与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的全面融合。随着国际金融业的迅速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日益成为金融机构投资组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创新在分散风险、增加流动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对金融体系可能也会带来新的风险。我国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文化形成了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惯性。虽然我国的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成就，但在绩效考评、风险治理、信贷文化等方面改革并不彻底，仍然沿袭着传统的经营文化。在绩效考评上，短期行为很明显，侧重于短期绩效，追求数量型和外延型扩张。另外我国的商业银行没有建立科学严密的风险预警体系，商业银行普遍存在偏好短期收益的企业文化。

伊斯兰金融机构遵从伊斯兰教义，经营活动严格遵循禁止利息、禁止投机行为、禁止投资于伊斯兰教义不允许的产业（如：、烟草、猪肉、色情）等原则，抗风险能力较强。伊斯兰教义还禁止利息和风险行为，伊斯兰金融机构不能互相持股，也不能互相持有头寸，这样在最大程度上消除或减轻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避免了前几次的金融危机。但是，由于伊斯兰金融体系有效法律框架和规章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创新步伐缓慢，会计准则尚待完善，在缺乏普遍接受的宗教核心权威的情况下，对经济的支持作用很有限。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构由于金融体系不完善，缺乏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也不强。

3 要从文化的角度正确认识金融体系的选择问题

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因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货币信用发达程度及政治和文化历史不同而有所差别。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信息和交易成本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出现的原因。文化因素在规范人们的行为，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起重要作用。通过奖励遵守规范者、惩罚越轨者来实现，限制成员的某些行动，使违约者后续诸多方面付出巨大的代价，不同的方式解决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促进不同类型金融契约、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产生。信任增强信息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性程度和银行的贷款审查成本，进而降低银行的保本贷款规模和对抵押品的要求，能够使企业更低利息率获得贷款。因此社会成员之间信任较高的国家容易产生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社会成员之间信任较低的国家，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十分完善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容易产生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总之，由于各国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会计制度、对银行的管制，还有经济规模、复杂性、技术以及政治、文化习俗、历史背景上的差异问题，不同国家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存在形式千差万别。

4 要正确认识文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金融压抑和金融发展理论是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肖（Shaw）③和麦金农（Mckinnon）④提出的。他们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是极不完全的，金融抑制必然扭曲价格机制，商品价格和资本收益的严重扭曲，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以压制实际利率促进经济增长的金融政策，阻碍了经济发展。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正确的金融改革途径应是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各类和多种多样的金融管制，减少政府干预，通过完善金融市场机制实现金融深化，扩大规模、发挥市场机制在决定汇率、调配资源以及均衡利率等方面作用，从而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进而促进经济发展。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新制度学派关注传统发展因素背后的文化因素，Knack和Keefer（1997）⑤对29个市场经济国家的抽样调结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由于经济主体交易时面临道德风险，往往只信任与他曾经交易过的人，因此信任水平越高，交易成本越低，从而有利于鼓励投资，提高投资的收益率，促进金融发展。Stulz 和Willianmson（2003）⑥通过研究，得出文化将通过价值标准的形成和发展、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及影响经济中资源的配置方向等途径来影响金融发展的结论。Kanatas和Stephanotis（2005）⑦通过构建模型实证检验发现文化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又是金融市场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他还指出在道德感越强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腐败越少，产权越得到保护，从而经济增长率越快，金融体系也更发达。

5 正确认识文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效率的影响

文化因素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参与性，协作精神和强烈的市场开拓意识等都影响货币政策的执行效率。我们发现在不同文化、经济、政治的国家中，货币政策的执行效率有很大的差异。如果一个国家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都比较接近，文化冲突较小，融合性强，这种文化优势促进经济的一体化，提高统一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一国各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分歧，利益冲突所导致的相互缺乏信任，就会降低统一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各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机制差异也是造成单一货币政策效力差异的主要原因。

经济学家金认为实际利率水平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抑制程度的主要指标。单一货币政策不仅造成实际利率过低，导致资金外流，而且还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不同，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因此统一货币政策在各地区的执行过程中，不同地区在反应程度和时滞上可能产生的差异，货币政策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除了经济发展因素之外，文化因素也影响人们的金融行为以及货币政策的执行效率。因此我们要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金融意识与行为等进行深入研究，提高货币政策的执行效率，减少利率冲击对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影响，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6 结论

文化视野论文篇3

【关键词】钢琴教育；文化

早期钢琴音乐的由来是从西方那边的传教士以及私人教学的模式传入我国的，继而开始跟我国的当地音乐文化相融合，逐渐的有了现在各种各样的音乐文化。现在的钢琴教育之所以被人们重视，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跟钢琴创作、表演有着很大的联系。要有好的作品和好的表演，就不仅需要熟练的技巧，还更需要有音乐的表现力，而这些都要求表演者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要不但苦练，还要注重感悟和领悟钢琴表演的作品内容，这样才能进行再创作，让作品焕发出更多得光彩。所以，钢琴教育不但要教会学习者表演的技巧、音乐的感知能力，而且还要对钢琴文化进行创新以及传承。

一、钢琴教育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想要知道钢琴教育与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就要对我国当代的钢琴教育进行文化视野的探讨，因为不断的研究这样才能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而可以分析出我国当代钢琴教育的优缺点，继而不断提高和完善我国钢琴教育的水平。

从产生文化以来，人类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系列的活动当然也包括了钢琴教育，换而言之，也会受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相对应的影响。

1.文化在钢琴教育价值观方面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对钢琴教育有着不同的影响，人们可以感知得到文化对他们的价值观、审美观等方面有着直接的影响。不同国家的文化底蕴和所坚持的教育方式也是不同的，这会导致对钢琴教育的教育过程侧重点有所不同。例如，在美国，人们认为自由实用是最重要的，所以在教育方面就比较注重怎样更好的实现个人价值；而我国一直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任重道远在教育里面被视为一种责任。因此，在我国钢琴教育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身上背负着责任感，从小就抓起，把钢琴学习当成一个任务。然而在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我国的教育理念的不断创新与改进，教育也越来越开始注重个性的培养，钢琴教育也得以进一步的发展。

2.文化在钢琴教育内容方面的影响

文化对钢琴教育方面的影响包括学习者和传授者本身。对学习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创作思维。因为钢琴教育是根据各种钢琴作品的总结，然后教育学习者，激活他们的创新思维。等他们领悟后，再根据自己对钢琴教育的理解融入到我们所传承的文化中，就这样对钢琴音乐进行创新与继承。而在对于传授者本身的影响，在教育学习者钢琴音乐知识时，可以复而知新，进而不断完善和提高钢琴教育的水平与理念，不断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

二、我国当代钢琴教育的 “文化”解析

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受到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的影响，导致人们的思想也还是比较严重僵化的，在钢琴教育方面没有更多得创新，也只能照本宣料。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文化受西方各种先进文化的影响开始有所改变，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了，开始与时俱进了。教育方面与开始有所改革，钢琴教育也跟着有所改变。人们思想的转变有着明显的体现，在钢琴教育方面，传授者对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中引入了许多新的教学方法、曲目、理念等。同时，也开始注重以学习者为主，在开展的钢琴教育的教材以及课程都作了很大改变，在题材里纳入许多西方先进的文化，营造一个多姿多彩的教育钢琴学习氛围。从而促进我国钢琴文化的发展跟创新，不断推进钢琴理论的研究崛起。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在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态度上，也开始以一颗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去接纳。这样使得我国的文化开始与世界文化交融，这样的文化兼容也使得我国的钢琴文化开始与西方钢琴文化融合，带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开放、灵活的学习氛围，使得我国的钢琴教育事业更进一层楼。

三、我国当代钢琴教育盛态下的隐忧

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我国钢琴事业的脚步也逐渐普遍化了，学钢琴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出现了一股学习钢琴的热潮。然而在这种盛行的教育状态下却还是像刚兴起的行业一样还不完善，还暗藏着危机。

近年来，高校钢琴教育的不断扩招，虽然更多的学生提供了学习钢琴的机会，但是却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学生的增多导致原有的资源短缺，开始无法满足学生的需要。各高校开始转变教育方式，由原来的教学方式转变现在的数码钢琴集体上课，这样的转变方式降低了钢琴教育的水平。还有些高校因为琴房不足，学生不能利用更多得时间来练习，也导致了学习水平的下降。

四、如何提高我国的钢琴教育

面对我国钢琴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对待。首先要弄清楚钢琴教育是怎样一个传授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提高传授者的音乐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注重传授的技巧。不能用机械的照搬模式，在教育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要思考以及分析，不断融入自己的理念，使它更具有创作力和魅力。

参考文献：

[1]张向勇.论文化视野下我国当代钢琴教育[J].大舞台，2013（10）

文化视野论文篇4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参考文献：

[1]童庆炳．走向新境：中国当代文学理论60年[J]．文艺争鸣，2009(9)．

文化视野论文篇5

[关键词]交往理论 校园文化 构建

[作者简介]陶然（1983- ），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工程学院，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江苏 南京 211167）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06-0054-02

高等学校和谐校园是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校园文化的和谐是校园和谐的核心内容。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存在许多令人担忧的不良状况，找出校园文化构建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新的解决途径，成为教育管理者要思考的问题。

一、校园文化构建的现状及其原因

文化一词源于拉丁语，意为耕耘、耕作之意。德国学者普芬多夫曾经这样定义文化：“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①由此可见，文化是与自然现象不同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子集，是存在于校园中且具有自身特色的一种亚文化。当前校园文化出现的不和谐状况，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校园文化的内容脱离实际，远离师生生活，使得师生对校园文化不感兴趣，无法起到校园文化应有的作用；二是师生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沟通渠道不畅；三是功利主义泛滥，人文思想教育欠缺。当前大学校园文化氛围淡薄，一方面，校园文化脱离实际的生活世界，无法与师生的直接体验相契合。这些校园文化没有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办学特色、区位特点等进行因地制宜的构建。另一方面，受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学生除专心于专业课学习及获取相关证书外，对其他活动都不感兴趣，更谈不上师生之间的沟通。此外，大学生也缺乏有效宣泄自身情绪、获取主流价值观的渠道，部分学生组织和社团沾染了社会的不良风气。

校园文化构建存在的这些问题，总体可以归纳为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校园文化建构过程的“非人性化”。在传统的校园文化建构过程中，行政管理者、教师是主体，负责把道德规范和经验道理灌输给学生，学生则被看作客体，成为失语的受众。这种地位的悬殊使师生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沟通和交往不畅，导致校园文化脱离了真实的学校生活。学生对主流的校园文化不感兴趣和排斥，师生之间也缺乏真实、通畅的沟通渠道，从而使校园文化失去存在的价值。二是校园文化建构过程的静态化。一所学校的校园文化需要不断汲取新的内容和形式，才能保持其生命力。三是校园文化的现实构建远离了真实的生活世界。每一种文化都源自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境，这些特征、特性不是凭空产生的，源自构建文化的个体和个体的独特体验以及日常生活。人们的行为理所当然地被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所引导，因此，日常生活构建了人们的意识和行动，也成为构建文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二、交往理论与校园文化结构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人们对自然界的改造也不断向前推进，但同时也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即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这种异化现象在不断加剧。面对这种情况，交往理论开始出现，它试图提供一种新的解决办法。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交往行为”这一概念，但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大量关于交往问题的观点。他认为，交往与生产、生活、文化传播等不可分割，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历史发展以及社会形态的更迭联系在一起。他在论述了交往关系与社会生产时间的联系后，进一步说明了交往的内涵。但是，马克思仅在阐述社会存在以及发展变化过程时，对交往问题有所涉及，并没有系统、详细地提出该方面的理论。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哈贝马斯，主要从社会交往的行动入手，研究合理化生活世界的构建。他对交往行动进行了分类，分别是工具行动、规范行动、戏剧行动以及交往行动。这里的交往行动主张行为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相互交流，通过达成共识来协调个体之间的行动和政策。理解是交往的核心，要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进行交往的行为体必须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使自己成为可理解，并与他人达成相互理解或共识。为此，行为体必须具有一定言语行为的能力，能够遵守相互之间拟定的规范，积极开展对话和互动，使听者相信自己是真诚的，这样双方才能在这种共同的价值取向中达成共识。

校园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与文化一样也是一种结构，是一种意义的生成和维系机制，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体系（结构）。体系理论认为，“某一个单一之物不能被称为存在之物，在此之前，总有众单个要素的一个整体关联在最严格的必然性关系中被预先给予。认识不再定位于一个隐藏于单一之物中的本质，而是定位于那个高于一切的统摄性的体系，这个体系通过功能关系的网结将一切都拉进一个严格的关联。”②这里的体系观点严格区分了整体和部分，部分必须机械地服从于整体。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结构，体现了文化结构与其成员之间的一种人性化的和谐关系。文化结构高于组成成员即师生个体而存在，而恰恰是组成成员即师生个体寄予结构之中，并真正理解、把握了这种结构，才得以建构这种关系。这就类似于基督教的“赋灵行为”（Begeistung），只有校园文化被理解为“灵”的时候，它才能弥漫在所有个体之中。校园文化这一整体并没有征服这些个体，而正是由这些个体共同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共同体，这些个体在这种共同体中依照自身的结构来运动和发展。同时，校园文化的这种结构是生成、自我建构的，“人们一般称这个过程为‘生活’，但是它不是‘生物’的事件形式，总体来说，也是‘存在者’的事件形式。没有‘死的存在’，一切都生活着，并且一切都遵循自我构形、自我上升和自我穷尽的自发生成过程。”③由此可见，校园文化本身就是人性的、富有生命力的。但是，以往的校园文化是“非人性化”的、静态化的，脱离了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实在”之物，高悬在行为体之上，对行为体产生制约、进行“统治”，使主体被异化。文章通过引入交往理论，为我们开辟了新的途径来构建校园文化，让校园文化构建更加人性化，更富生命力。

三、“交往”理论视野下校园文化构建的实践过程

把构建校园文化归结于交往活动，从交往行动的角度研究如何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对人性的回归。它不仅在理论上超越了“谁是构建的主体”的问题，而且也表明了构建校园文化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生成和维系的过程。它不是给予与接收、制约与被制约、主动和被动的过程，也不是相互的简单相加，而应被看成是所有成员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共同生活的世界，是他们维持关系的纽带。

1.从交往的主体结构看校园文化的构建过程。从交往的主体结构来看，校园文化的构建是“主体（管理者、教师）―客体（环境）―主体（学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体现的不是主客观关系，而是主体间关系。主客观关系是主体与对象的一种关系，主体间关系则强调主体间的平等交往、主动对话、相互理解。因此，在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学生不同的主体差异性，即个性特征。我们不能把学生看成一个抽象、单一、同质的容器，对其进行有目的的灌输，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改造。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学生们获得各种信息的渠道和途径越来越多，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越来越希望被学校和老师所重视。因此，重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与学生进行双向的交流和互动，就成为构建校园文化的新途径。通过管理者、老师、学生之间的互动，使得校园文化的内容更贴近生活世界，更深入各个主体的内心，从而调动主体间主动沟通的积极性。当然，在互动交往的过程中，统一明确的规范标准需要首先在行为体之间建立起来。一般来说，这些规范是在互动中产生的，统一明确的规范对个体来说，是约束、限制的标准；对社会来说，则是保证制度良性运行的前提。校园文化同样需要明确校园规范，诸如学校的章程、规定、实施细则、惯例等就是这方面的具体体现。这些校园规范对师生起着引导和约束的作用，引导师生采取正确的行为，约束不合适的行为，最终实现从强制向内化的方向发展。只有师生真正认同了这些规范，才能自觉地遵守、维护，并使整个学校工作进一步规范化、民主化。

2.从交往的中介看校园文化的构建过程。对话是主客体之间交往的前提。通过对话，双方的需求、利益才能被理解、考虑。脱离相互的对话与交往，将强加的规范和发展凌驾于行为体之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人道的。在校园文化的构建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以及对话渠道很重要。主体在采取行动时，必须与他人的行动保持协调一致，这是一个平常的社会事实。“行动来自于背景性信念，我们必须如此采取并协调行动，以便在日常生活中做得一切顺利。传达文化上的理所当然之事，靠的是语言。”④语言是促成交往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如果我们将社会行动转化为有效规范的行动，则行动理论必定同带来交互行为的那些规范相关。由于规范最初是以象征的形式设定的，它就近似于是从语言交往的条件下导出行动体系。只要行动的界限是由语言的界限界定，语言的结构就规定交互行动的渠道。”⑤

3.从交往的过程看校园文化的构建过程。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动的最终目的是使其合理化。这种合理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交往行动所遵从的规范要恰当；二是交往过程中各行为体之间是真诚、信任的。正确的规范在上文已经有所涉及。在交往过程中，主体之间的真诚、信任是交往理论最为核心的问题。在行动之中，大家相互交流，建立共有知识，加深彼此的了解。如果仅仅考虑自身收益而不顾别人感受的互动，必定无法长久，也影响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合作，这样的互动不能称之为交往。相反，如果主体彼此在诚信、理解之中展开互动，必定能够构建和谐的环境氛围，校园文化的构建也是如此。人是校园文化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以人为本，需要尊重、理解他人，同时也要最大限度地激发、唤醒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这样，才能在管理者、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产生信任，形成交往的合理化，进而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

4.从交往的内容看校园文化的构建过程。高校大学生由于社会经验不足、社会化程度不高，在思考问题、处理事务时往往带有一定的局限，有时仅仅考虑一些眼前或局部利益，而忽视了长远、整体的发展。同时，部分大学生存在自律和自控性较差、急功近利、对他人淡漠、社会参与度低、重权谋而轻人文关怀等问题。因此，在交往过程中，管理者和教师要通过宣传主流价值观和人文思想教育，引导、激励学生发挥自身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将学校的发展目标、办学导向与学生的成长目标、成才导向紧密结合起来，使校园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

大学校园文化构建中存在的不和谐现象，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习生活以及成长成才，更影响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强国之路的实现，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我们要以主流价值观和人文思想教育为主题，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动员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加强行为体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从交往的角度理解和实践校园文化的构建。

[注释]

①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66.

②③（德）罗姆巴赫：作为生活结构的世界[M].张祥龙，朱锦良，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4，11.

文化视野论文篇6

关键词: 大众文化 批判 人格建构

“大众文化产生于现代文化期,它是工业社会所产生的大众群体的文化伴生物”。[1]大众文化以其娱乐性、流行性和大众参与性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在塑造人格的独立性、丰富精神生活、拓宽知识面、促进人的社会化过程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但在人格的道德追求、价值主体性、身心的和谐统一、行为思维的异化等方面存在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因此,当人格建构遭遇大众文化的深刻影响时,我们应该认清大众文化的本质和特点,扬善避恶,着力构建健康和谐的人格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凸显道德精神和人格的价值主体性

大众文化是一种在市场运作的机制下产生的消费娱乐文化,其目的是为文化生产者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因此,其文化品位尽量地满足大众的胃口。文化的多样性也是空前的,电影、电视、流行音乐、流行舞蹈、消闲报刊、时装、广告、青春偶像、网络文学等形式猎取了人们的消费心理,淹没了人们的感性世界,呈现出的是一种五彩缤纷的文化繁荣景象。有社会良知的人士一旦撬开这一层外壳,会发现在这层美丽的外壳下面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这一黑洞正是大众文化的一种意义缺失。“大众文化的一切弊端,其根本点在于人文精神的缺失,特别是人文精神中的道德层面、价值层面、终极关怀层面的缺失”。[2]大众文化的存在理由就是十分关心人们的感觉生活,渐渐的,“跟着感觉走”成为人们的生活时尚。因此,大众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人的精神层面处于一种疏远的关系。从人的生命过程来看,人的精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没有精神的存在,人生便失去活着的意义。

道德是精神领域中最核心的内容。道德是衡量一个人很重要的指标。在浸泡于大众文化之后,人们总是又感觉到一种失落,这种失落正是没有人的内在精神的支撑和涵养。“大众文化瓦解了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整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将价值取向建立在消费基础上,以消费来定义人生的内容,以金钱来衡量生活的意义”。[3]然而,金钱是人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必需物,但并不能取代人的精神内容,因为拥有金钱和拥有精神是两回事。金钱和消费用马斯洛的话说就是人的低级需要,而人的高级需要就是对真善美的拥有。高级需要是对低级需要的超越和提升,而低级需要只是基础。人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是人的高级需要。在不同的时代,这都是人的永恒的精神主题。这也是人们永远难以忘记的,因为在人们精神的上空会永远地存在着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包括人的道德。

在对大众文化的消费过程中,人们也很少对人的道德问题进行思考。可以说,大众文化在满足人们的感觉渴望的同时,既销毁了人们的道德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无什么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可言),又在无形中使人的价值主体性迷失了。大众文化在满足了大众种种的精神欲望后,导致了大众媒介化,使大众放弃了作为主体的思维、语言乃至主体的思想。大众文化褫夺了作为主体的这些主体能动性因素,取而代之的是感性化同质化和简易化倾向。“作为一种私人生活空间的轻松随意的文化,大众文化不仅不是使个人转化为社会主体,而且是使个人向没有任何主体性的随波逐流的大众转化”。[4]因此,人的价值主体在强大的旋涡面前就失去了自救的能力。

“人格是文化的产物”。[5]大众文化培育出的是一种异化的人格。整个人都是欲望的行走。人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不断地受到大众文化的蚕食或排挤。如果“缺德”成为一种习惯,那将是人类彻底的自我毁灭。因此,对人格的道德要进行拯救,首先要对人生活的这一个大的文化环境进行治理,让人的精神意义复归。在经过这样治理的文化环境下,人格建构就充满了希望。

二、适度体验感性生命,保持身心的平衡

人在追求理想和境界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首先是一个社会感性存在物。对人的感性生命的重视是对人自身的尊重,人也需要自己的感性生命得到展现。大众文化就根植于这深厚的土壤之中并获得很强劲的生命力,没有经过进行彩排就直接形成了“众神狂欢”的热闹场面。大众文化的一面堂而皇之的旗帜就是一切为了人们的欲望,为了一切人们的欲望,为了人们的一切欲望。大众文化“剥去艺术象征符号的文化作品,所剩下的就只有代表欲望的象征符号,那些代表、物欲的象征意象,激发的只能是更加自我中心、唯利是图的非崇高的人格”。[6]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感性化、平面化、媚俗化和游戏化。[7]因此,人的感性生命也随之“四化”了。不过,这种感性化是没有深度的感性化。人们追求的是消费、享乐与认同、仿效。[8]因此,这样的感性生命就不会焕发出昂然的生机。这时,人会因释放利比多能量而失去内在的生命之光。这样的人会茫然不知所措地被排进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的行列中去。

当用激情在燃烧代表浅薄、放纵、媚俗的大众文化包装纸而放射出五彩斑斓的火光时,人们又会在欣赏之余为自己感性生命的充分展现而痴狂。但是,人们总会在狂情之后,又思考这是为了什么。的确,如果人们不去这样思考,也许人存在的价值会很快被消解。那么,“人”字的一撇一捺也许永远就不会这样来进行组合了。我们承认人的感性生命存在有着充分的理由,但是,如果真是随心所欲,人就会从自然界里永远走不出来。“人类文明的存在与发展,虽然植根于人类本性之中,不能脱离人的自然的感望和本能,但是,人的伟大与可贵之处,在于能不断的克服和限制人的本能欲望,使之转化和升华为人的精神能力,这种转化正是从自然的感性生命动力向文化的感性生命动力的发展和实现”。[9]因此,当人在释放感性生命能量时,要有一种文化力起着监督和控制的作用。这种文化力就是一种人的精神,一种人的理性。在大众文化风云漫卷时,人的感性生命必须有这种精神、理性来协调、平衡,这样才能达到人身心的共融。

“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紧紧依持于个体的感性生活本身”。[10]因此,人的精神和观念与人的感性生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众文化在没有携带人精神的情况下就直接地闯进了人的感性生命世界中横行。这时,人被扁平化了,同时也变得“俗”起来,开始进行游戏人生。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责任感的放弃和疏离,在过去文化中那些引以自豪的神圣的东西,如深度、焦虑、恐惧、永恒的情感等都消失殆尽,而被那些世俗梦想和文化游戏所代替”[11],使人在世俗梦想中憧憬着人生的辉煌,在文化游戏中享受着人生的快乐。

享受是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安顿,但并不代表一种沉沦,是对自己精神意义和肉体的体味。而在大众文化下,享受只是单项的意义,就是给感性生命的最大满足,赢得了享乐主义的美誉。“这是一个没有史诗的世纪末,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者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12]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享受的时代。但是,“个性、创造力、批判热情、现实精神都会消失殆尽”,[13]并且,“这种梦幻的享受,助长了人们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意识。于是大众越来越习惯于将自己封闭在这个安全的梦境之中,逃避对于现实的介入,逃避对于必然性的束缚的实践的改造。大众文化有效地打消了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现实处境的实际感受,同时也使人们将对于改造世界的实践热情遗弃在那些灾变的影像奇观和天道有常的幻想之中”。[14]可见,当人们的感性生命在得到安慰的同时,也走进了无意义的世界。因此,让感性生命放神之光,也是感性生命得到“所安”的反映。

在大众文化下,我们不要过度地张扬感性生命。当然也不要压抑感性生命。大众文化过于亲密感性生命,因而受到许多人的批判。我们提倡用意义之光来照射人的感性生命,让感性生命的各因素能够各呈异彩,使人格在理想和境界与感性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形成一幅气韵生动的生命之图,让人格走向一种完美的境地。

三、培养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和关怀意识,促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

人在社会结构框架中的身份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为自己而存在,另一方面同时又为社会而存在,也就是说人既是个人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一个人对社会应有一种批判责任,一种关怀意识。其最终目的是使个人与社会达到一种和谐,既使个人在社会中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又使社会得到良性的发展,实现“双赢”的局面。因此,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和关怀意识应是完美人格的素质。在大众文化下,人失去了对社会的批判,同时也没有了对社会的关怀。“知识分子所坚持的社会责任、终极关怀、乌托邦理想、社会远景理想、形而上价值则在势不可挡的娱乐大潮中风雨飘摇”。[15]

大众文化是消费娱乐性的文化。“它们仅仅只是一些无深度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一种令人兴奋而又晕眩的视听时空。这些文本是供人消费而不是供人阐释的,是供人娱乐而不是供人判断的。它华丽丰富,但又一无所有”。[16]因没有社会道义感、责任感,大众文化被有的人看成人类精神上的鸦片、可卡因。[17]的确,人们在大众文化所营造的丰富多彩的世界里流恋忘返。“大众文化是要强调这样一种时间观:一切过去都是现在,一切未来也都是现在。过去和来世统一于现在。现在是唯一的和重要的”。[18]人们关注的是现在时态、现在的感觉。而对社会采取的是一种顺世或逃避的态度,人们不再以个性、创造性、超越性、批判性来评价和要求自己和社会。正如马尔库塞在他的《单面人》中所指出,大众文化就是一种使人丧失批判和否定能力的单面文化。

人在大众文化中渐渐地变得简化[19]和感性,只是遵循着“快乐原则”来对待自己的生存方式。在生活中,人们运用得最多的是感官,而不是思维,变得似乎是一个满载大众灵魂的帆船在大海上随风飘荡,驶过的海面不会留下痕迹。“有线电视目前已有十几套节目,众多的人首先找生活娱乐或有感官刺激的(属大众文化的)节目,这种文化氛围在一定程度上磨损消费者的心智,这不能不说是文化理性的丧失。这种重商品性而轻理性的现象有可能培育出一代‘空心人’,而使文化消费从感性与理性协调同活动的深度模式走向感性化的平面模式,其结果可能使人的理解力、判断力、概括力迟钝、萎缩和退化,而这些理性因素恰恰是标志着人性深度的一根标尺”。[20]面对大众文化,除了娱乐和刺激,人们别无选择地无痛并快乐着。于是,批判意识和创新意识淡出了人们的思维空间,也就谈不上什么关怀了,因为有时关怀的前提是批判和创新意识的觉醒和活跃。人们往往关心的是自己的感觉和情绪,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不问明日去何方”。

在大众文化下,人是充满着梦幻的。然而,梦幻却是易破裂的肥皂泡。这时,人们才发现自己原来要追逐的却是梦想。梦想表明了要实现自己理想的迫切心情,而梦幻却是一种虚无的存在,是生命中的一种不可承受之“轻”。“这种梦幻的享受,助长了人们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意识。于是大众越来越习惯于将自己封闭在这个安全的梦境之中,逃避对于现实的介入,逃避对于必然性的束缚的实践的改造。大众文化有效地取消了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现实处境的实际感受,同时也使人们将对于改造世界的实践热情遗弃在那些灾变的影像奇观和天道有常的幻想之中。文本中那些欢声雷动的场面是公众廉价的避难所,它是一种逃避,而且不只是逃避现实行动,也是逃避对于现实的思想。……所以,大众文化提供的虽然是一种欢乐,但那是一种逃避的欢乐,是一种‘商女犹唱花’的对于历史使命的弃权。而这种弃权的代价也许是文本的欢乐所无法弥补的”。[21]也许是由于理想的迷人光芒,人们才去批判自己的现实,创新自己的生活,关怀社会与人生,从而达到个人生命与社会生命的相契。社会的希望也存在于人们的这种批判、创新和关怀之中。但是,人生毕竟短暂,社会的发展也应以人的发展程度为参照,尽量地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体现社会发展的人性化。

四、重视社会实践对人格的养成作用

“行行的流行文化活动可以给人以感觉的刺激,给人以种种梦想,给人以交流的机会,给人以逃遁之处,但很少能给人以真正的人本价值――使人的智慧、理性与人格获得提升”。[22]可见,大众文化给当代人格建构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和挑战。机遇是不缺乏所需要的感性素材,挑战是如何才能提升人的精神意义,包括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思想观念,心态品质,才智观以及内在的精神境界。当代人格建构首先仍然要确立人格理想、人格境界。这是立志问题,也是建设人格的蓝图。人格境界是达到一种“天地境界”(冯友兰语)。大众文化下的人格缺乏的就是这些精神意义,因而,是“一种异化的人格”。让人的精神意义复归是人格建构中最重要的内容。

“由于传统力量的根深蒂固,由于面对新的文化背景,自我的主体化进程也出现了种种令人困惑的现象。如欲望的宣泄、感性的沉沦、物欲的膨胀、趣味的低下而世俗,甚至发展成一种‘畸趣’,它使人丧失了辨别真伪的能力,丧失了自我,人除了在其中找到一些矫饰的形式、浮夸的感情外,找不出什么是属于自己的,人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被整合在今天的消费文化之中,一个直接的后果是,畸形人格和病态人格的再度流行。人们变得精神空虚,逃避理想,日常生活又为人的本能欲望所左右,自我又四处漂泊、到处流浪,精神上无家可归,为人的现代化和主体启蒙又带来新的矛盾和难题”。[23]

这一段话说得很好。它不仅指出了大众文化一种精神意义的缺失,而且指出了人的主体性问题,表现出作者对时代的一种忧思。这的确是我们在大众文化下进行人格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对大众文化要重新建构,为人格建构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有人指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有两个功能:娱乐功能和教化功能,两种属性:文化属性和商业属性。[24]从发展现状来看,大众文化的两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娱乐性和商业性。其中存在的问题在于精神性的缺陷和人文性的缺失。这些就是我们必须加以改造和重建的部分。“对大众文化进行精神性的充电已成为大众文化发展的要求,成为大众的呼唤”。[25]“以人文精神为大众文化批评的基本内核,同时意味着不屈从于快乐原则,而要从审美角度关注大众文化产品,要求它突破单一的模式化、表面化、感官化,在形式的新颖性、效果的愉快性和精神的高尚性、内涵的丰富性之见寻找最佳契合点,寻找最佳张力,在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真与善的统一、当下与未来的统一、现世与永恒的统一上做文章。使人文主义理想贯注于生动、感性的声画元素中,使大众文化的逻辑得到美学理想的引导,从而产生一种与商业本质的‘间离性’,以这种‘间离’来提升接受者的文明水准和审美能力”。[26]总之,要建立有利于当代人格建构的大众文化。

人格建构离不开社会实践的途径。人格的形成不是梦想成真的,必须经过长期的、反复的实践活动。无论是人格理想和人格境界的达成还是人格主体性的确立都应该遵从这一规律。在大众文化下,人格建构必须紧紧地与大众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因为大众日常生活层面是人的最直接、最普遍的存在方式。要敢于面对大众文化的精神缺陷和人文缺失,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念。“健康合理的文化消费,是娱乐享受与精神提升的和谐统一,不仅有审美的感性和趣味满足,而且有人的生存理想的实现”。[27]在文化消费过程中,人格就慢慢地孕育而成。“铸就健康积极的心态,建构出良好的心理结构,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得到高级的生存智慧和科学智慧,拥有丰富的知识和合理的知识结构,就是圣人,就是完美的人”,[28]“就是人性中潜在的美好德性如仁、义、礼、智、信、常、乐、我、净等的现实化”。[29]在大众文化下,通过社会实践途径进行当代人格构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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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论文篇7

【论文摘要】区别于法理学从微观抽象视角研究法律冲突，鉴于行政法视野中法律冲突现象的普遍性和复杂性，行政法律规范冲突已经占据了我国法律冲突的绝大多数，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故本文旨在通过时行政法律规范冲突的实证分析得以令我国国内法律冲突之类型“一览无余”。【论文关键词】行政法律冲突 实证分析 类型化 作为无法回避的法律现象，法律冲突表现形式错综复杂、“多彩多姿”。为了得以全面、系统、规范、深入地描述和分析我国法律冲突的现状和全貌，辨明各种形式法律冲突之异同，仅靠澄清法律冲突的内涵与外延显然难以达致，概念本身的模糊与多变性也需要通过类型化的方法来弥补概念性思维的不足。类型化的研究进路可以通过开放式的思维模式，阐释法律冲突的具体表现，管窥法律冲突的全貌，得以为法律冲突的解决提供一种全新的尝试性思路。虽然本文并非直接关注法律冲突解决机制本身，但是通过对法律冲突类型化的研究进路，无疑将会对法律冲突的预防、排除及其消解具有“对症下药”式的基础性意义。 一、关于法律冲突之界定 学术领域中的许多论争不是始于论题，更不是始于观点和论证，而是始于对概念的理解和定义。故澄清法律冲突的涵义显然会对准确深入把握法律冲突之全貌大有裨益。所谓法律冲突，是指调整同一法律关系的不同法律规范因内容上的差异而导致效力上相排斥进而互不兼容的现象。可见，法律冲突由三个要件构成：一是关于法律冲突产生的前提条件，不同法律规范间出现“管辖”交叉点是构成法律冲突的连接因素，是产生法律冲突的根本原因，只要是生效的法律规范，是否违法在所不问；二是关于法律冲突产生的直接原因，共同调整同一个法律关系的不同法律规范必须在内容上有所差异而引发效力上竞相排斥；要件三关系到法律冲突的结果，不同内容的法律规范因调整同一法律关系而导致互不相容、竞相适用。 由于行政法律规范与法律规范是种属关系，法律冲突的一般理论当然也适用于行政法律冲突，行政法律冲突只是法律冲突在行政法视野中的特别化。可见，行政法律规范的范围和种类直接决定了本文研究视野下的法律冲突的界限。鉴于实践中存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俗称“红头文件”）效力层级太低、数量过于庞杂，若将其纳入研究范围无疑会令文中所采用的法律规范实证分析方法变得异常复杂而又难以操作，因此本文对于行政法律冲突类型化分析的尝试仅限定在效力等级在地方政府规章以上的行政性规定范围内，具体包括宪法、法律、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中调整行政法律关系的行政规范以及行政立法（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当然，行政法律规范也可以具有涉外属性，但由于公法冲突往往具有很强的属地性，故本文对行政法律规范冲突类型化研究主要限定在我国国内同一法域下行政法律体系内部所发生的法律冲突问题，排除国际公法冲突以及区际公法冲突。 二、我国法律冲突的具体类型 类型化研究旨在综合多种分类标准以实现具有立体分类结构的法律冲突的体系化，以便能够为构建法律冲突解决机制提供“全景式”的分析视角。可见，最关键之处就在于确定一个标准，作为分类归纳整理法律现象的基础，使法律研究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形态各异的法律冲突产生原因不同，外在表现形式可能就会有所不同，其对法治的破坏力也会有所差异，相应地可能就需要适用不同的冲突解决机制。故本文将以构建冲突解决机制为中心同时兼顾考虑法律冲突产生原因以及外在表现形式的差异性，共同作为类型化的基本依据。 （一）类型一：层级冲突之纵向法律冲突与横向法律冲突 根据行政法律规范制定主体间的隶属关系，行政法律规范表现出明显的层级性，相应地，行政法律冲突主要表现为上下级法律规范间的纵向法律冲突以及同级（包括准同级）法律规范间的横向法律冲突，事实上，层级冲突是最早进入学界研究视野、学界研究最为广泛和深入的冲突类型，同时，这也是2000年生效的《立法法》所力图规制的主要冲突类型。 1．纵向法律冲突 纵向法律冲突主要表现为上下级行政法律规范在管辖交叉点上的竞相抵触，具体包括以下三种形式： (1)违宪冲突 在现代法治国家，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违宪冲突对一国法律权威乃至法律体系和谐统一的破坏是最具毁灭性的，必须彻底得以避免。原则上如果下位法与宪法相抵触，那么该规范性文件自然应 当自始无效，“违宪冲突”似乎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伪命题”。正如凯尔森所言，违宪法律自始无效可能只有在“存在一个超越于制宪机关之上的专门监督机关才有可能完全取消‘违宪法律”，，事实上，“普通的立法者也可以被授权在某些情况下，作为宪法的立法者来行为，宪法使立法者有权、或者适用在宪法中直接立下的规范，或者适用立法者自己可以决定的其他规范”，因此，违宪冲突也是一种无法完全根除的客观存在。在我国，违宪冲突主要体现为下位法与宪法在具体条文内容上的相抵触以及下位法违反了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方面。比如某一法律对宪法明确规定的事项在范围上作了扩大、缩小或者变更，或者下位法的具体规定与宪法所体现的原则和精神不一致等等。 (2)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冲突 上下位法间的冲突是行政法律冲突中最为普遍的冲突类型，具体指在行政法律体系中，除了宪法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级别高的规范性文件与级别相对较低的规范性文件间因管辖交叉而引发的冲突。根据《立法法》规定，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冲突主要包括以下八种形式：其一，行政法规与法律的冲突；其二，地方性法规与法律的冲突；其三，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冲突；其四，地方性法规与行政法规的冲突；其五，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与行政法规的冲突；其六，省级地方政府规章与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冲突；其七，较大的市地方政府规章与同级人大地方性法规与上级（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冲突；其八，较大的市地方政府规章与上级（省级）地方政府规章的冲突。相比于违宪冲突，上下位法间层级冲突更为常见，我国行政立法主体多元化、多层级性以及立法主体权限不明是导致上下级法律冲突广泛存在的直接诱因，在具体内容方面，既可能表现为下位法与上位法在基本概念层面以及范围层面（包括主体范围、适用事项范围、行为幅度范围、权利义务范围、期限范围五个维度）相抵触，又可能表现为下位法直接越权立法，也可能表现为下位法与上位法所确定的原则和精神相抵触，当然，上位法如被修改或废止，而下位法没有及时做出回应的，也会引发法律冲突问题。 (3）变通后的不一致 通常情况下，上级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等级层面原则上要高于下级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但在特殊情况下，有关立法主体还可以在宪法以及地方组织法授权以外的其他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立法权。根据《立法法》第81条规定，自治地方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经过全国人大特别授权的经济特区人大（或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有权做出与其上位法（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不一致的规定，虽然这种变通规定属于上下位法间的法律冲突，但因为经过特别法律授权而具有了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并非属于越权立法的范畴，但是该“合法冲突”规定仅在其所辖区域内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而对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变通立法的权限，《立法法》第66条同时又进行了特别限制，因此，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与其上位法（包括宪法、法律以及行政法规）的冲突还要作进一步区分，如果是属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与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以及其中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乃至与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相冲突的情形的，则属于违法的越权冲突，而除上述情形以外的其他冲突则因得到法律的特别授权而可以合法存在。 2.横向冲突 不同于纵向冲突，横向冲突是指效力等级相同的行政法律规范因出现管辖交叉但内容不一致而引发的法律冲突类型，具体表现为同位法冲突与准同位法冲突两种类型。 (1)同位法冲突 同位法冲突包含两种形式：既可能发生在不存在隶属关系的不同立法主体制定的不同法律规范间，具体包括部委规章之间的部门立法冲突以及不存在上下级领导关系的不同地区立法主体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间的地域立法冲突；也可能发生在同一立法主体制定的不同规范性文件间以及同一规范性文件内部不同法律规范间，其中对于同一立法主体在不同时期制定的法律规范间的冲突表现为新法与旧法的冲突即时际冲突，而对于同一立法主体先后制定的调整特别法律关系的特别规范与调整一般法律关系的一般规范间的冲突则表现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冲突即特别冲突，当然，还可能出现时际冲突与特别冲突杂糅的情形，即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和旧的特别规定发生冲突的情形。总之，时际冲突与特别冲突共同构成同一立法主体制定的法律规范间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 (2）准同位 法冲突 立法实践中，不同立法主体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既可能因为立法主体间存在直接隶属关系而引发纵向法律冲突，又可能因为立法主体间是平级关系而产生同位法冲突，而如果出现不同立法主体间既不属于上下级领导关系、又不能被视为同级别立法主体情形时，对于其制定的不同规范性文件间的法律冲突，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可将其视为准同位法冲突，具体表现为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间的冲突、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的冲突以及较大的市地方性法规和省级地方政府规章间的冲突。而根据授权原理，被授权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与授权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具有相同的效力，故对于经过特别授权制定的法规如与法律冲突的，也同样应被划归为准同位法冲突类型。可见，准同位法冲突类型实际上是来源于《立法法》的特别规定，因需要适用独特法律冲突解决机制而区别于同位法冲突类型。 （二）类型二：有冲突解决机制的法律冲突与无冲突解决机制的法律冲突 冲突解决机制可以发挥法律条文的作用，为存在冲突的法律规范拾遗补缺，帮助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对法律冲突的危害起到了很好的稀释和消解作用。但实践中法律冲突的具体样态并非已被《立法法》所完全涵盖，故以是否具有冲突解决规则为标准对法律冲突进行类型化研究，无疑会有很强的目标导向性价值。 1．有冲突解决机制的法律冲突 毋庸置疑，法律冲突解决机制的存在得以令法律冲突对法治破坏力消失殆尽。根据《立法法》相关规定，我国法律冲突适用规则有两种形式：一种为直接解决机制，包括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以及新法优于旧法规则；另外一种为间接解决机制即需要有权机关裁决规则，包括制定机关裁决规则和特定机关裁决规则。可见，无论是针对具有隶属关系的立法主体制定的具有层级关系的法律规范所引发的纵向冲突，还是效力等级相同的法律规范间所产生的部门立法冲突以及准同位法冲突，也包括同一立法主体制定的不同法律规范间的同位冲突，《立法法》均已建立相应的冲突适用规则，只是解决冲突的途径不同而已。 2．无冲突解决机制的法律冲突 尽管我国不同地域的地方立法（包括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地方政府规章）均属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机组成部分，但因为需要结合各自所辖区域特点进行自主性立法，所以不同地方立法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原则上地方立法仅在各自地域范围内有效，不同地域的地方立法并不存在管辖权交叉的可能，但法律关系主体跨区域的频繁流动，导致适法者常常需要在相冲突的不同地域立法规范中确定适用的法律规范。然而，对于这种地域立法冲突，法律尚未规定明确的冲突解决适用规则，而实践中不同法律关系主体的跨地区流动早已成为现代社会人类生活的常态，适法机关常常要在竞相冲突的不同地域法律规范间做出抉择，因此，当务之急，应当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冲突适用规则以摆脱当前适法窘境。事实上，确立地域立法冲突适用规则不仅必要而且可行，笔者建议借鉴国际私法冲突规范适用规则，确定若干系属公式，如被告所在地法、人民法院所在地法、当事人住所地法、行为地法、与争议有最密切联系地法等，以便针对不同情况适用不同地区的法律规范。 （三）类型三：合法冲突与违法冲突 尽管我国已经在《立法法》以及相关法律制度中专门建立了针对下位法合法性和合理性审查的事前批准程序以及事后监督备案程序，但由孙志刚案件引发的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则鲜明地印证了违法规范性文件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不容否认，当前中央乃至地方对立法文件的定时清理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令违法的立法文件难以继续安然无恙地“隐匿”，但正如违宪冲突也是一种无法杜绝的客观存在一样，下位法违法已然成为无法彻底根绝的现实，故以引发法律冲突的法律规范是否合法有效为标准，作为对法律冲突类型化研究的另一路径，无疑会对完善法律冲突控制机制大有裨益。 1．违法冲突 所谓违法冲突，是指由本因违法而应无效的法律规范引发的与其他法律规范间的法律冲突，属于法律规范间的对抗性冲突类型。无效法律规范既可能由其实体性越权也可能由其程序性越权导致。《立法法》第87条对有权机关改变或撤销适用对象的规定，实为法律规范的违法无效划定了界限。违法无效的法律规范本应自始无效，不得发挥法律的功能和作用，但实践中常常因立法监督机制的失灵而导致其不仅能够实现 其效力内容，而且还会引发法律冲突问题，可见，违法冲突在本质上即具有特殊性，作为一种本应“扼杀在摇篮中”的冲突类型，不仅应当在事前审查机制中将起铲除，而且应当在事后监督程序中得到彻底根除，违法冲突消除过程实为有权主体对法律规范“去伪存真”过程，违法规范将被撤销而排除适用，合法规范继续存在，故违法冲突存在多寡理应成为检验立法监督机制完备与否的重要标尺。 2．合法冲突 所谓合法冲突，是指发生在合法有效的法律规范间的法律冲突类型。从实际情形而言，合法冲突主要由四方面因素引发：一是立法权限不明确，导致法律规范之间的合理冲突；二是立法授权不明确，由此引发“政出多门”；三是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存在，使得相关立法依据条款界限不清；四是立法的连续过程，法律的废、改、立引起相关规定难以及时配套。可见，与引发违法冲突的法律规范间彼此对立不同，合法冲突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得到法律“认可”，竞相冲突的法律规范有权在法律体系中共存，显然属于非对抗性冲突的范畴。虽然合法冲突属于法律允许的冲突类型，但对于一国和谐、有序的法律体系而言，只要是法律冲突就应当尽可能避免，否则适法者会在纷繁复杂而又前后不一的行为规范面前“手足无措”，陷入适法困境。当然，冲突解决机制可以起到对法律冲突消极作用的弥补功能，二者一正一反正好抵消，但同时自然就对合法冲突适用规则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重视法律合法冲突的预防与补救是防止因合法冲突而引起社会失序的必要保障。 （四）类型四：显性冲突与隐性冲突 社会现实永远都比法律规范预设情境复杂得多。有些法律冲突可以因贴有预设的客观标签而容易被识别，比如法律规范间的纵向冲突与横向冲突类型，当我们对该种冲突类型的表现形式和基本特征了如指掌时，稀释并消解该种冲突对法治的破坏力就成为一种可能。但在实践中发现，总有一些法律冲突是立法者无法事前预见的，或者即使有所预见，也无法确立一种单凭涵摄就可解决冲突的适用规则，适法者需要在个案中裁决法律规范的适用问题，因此，以法律冲突的可识别程度为标准进行类型化研究，将有助于探求限缩和控制适法者主观裁量余地的解决机制，尽量实现法律冲突适用规则从定性到定量模式的完全转化。 1．显性冲突 显性冲突是指法律规范在时间、空间和逻辑三个维度上所发生的冲突，因其烙有明显的客观印迹而谓之为“显性”。显性冲突往往脱离于个案事实，在立法阶段就已存在，因不同法律规范内容抵触或不一致但管辖权却又交叉而引发。可见，显性冲突最独特之处，就在于其极易识别的特性，往往可以通过构建“对症下药”式的冲突解决机制而得以令该种冲突的危害力得到抵消，也就是说，立法者可以事先通过固化价值取向和法益权衡标准而实现预设法律冲突适用规则的绝对化。适法者面对显性冲突，无需考量发生冲突的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而只需诉诸立法者所型构的法律冲突适用规则，当然，这无疑又对法律冲突解决机制的完备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隐性冲突 与显性冲突不同，隐性冲突仅仅存在于法律规范适用阶段，我们无法从具体的法律规范中发现该种冲突的丝丝“痕迹”，当某个“疑难案件”出现时，隐身于法律规范背后的潜在冲突被“激活”了，从而引发隐性冲突。可见，谓之“隐性”，乃是指立法者事前无法预见这种冲突的各种情形，而只能委诸适法者在个案中的具体衡量。追根溯源，隐性法律冲突的无法预见性正是来源于法律规范基于内在逻辑结构不同而被类型化的两种不同规范形态—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因为法律规则是以要么有效要么无效的方式适用，所以法律规则间的冲突较易识别，谓之“显性”；而法律原则有着法律规则所不具备的重要性维度，即原则具有“分量”，对于不同原则间的冲突只能通过“称重”或“衡量”的方式并结合“个案情势”确定该原则适用的程度，故包含法律原则的冲突（包括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以及不同法律原则间的冲突两种），不仅难以预见，而且很难通过具体适用规则实现冲突解决机制的量化和精细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面对隐性冲突，我们只能依赖于适法者依据“情境思维”在个案中进行法益衡量，适法者可以堂而皇之地依据自己的主观见解进行裁判。事实上，我们可以凭借实践的日积月累，逐渐具体化须填补的评价标准，形成统一的法益位阶体系，当然，面对隐性冲突，适法者每次仍然必须认真考量个案的具体情势，事实上也不会出现一个个案与另一案件完全相同的情形，但事件比较可以促成类推适用，通过对 事件作某种程度的类型化研究，也可以令法益衡量变得更容易些。同时，加强对适法者法律适用论证过程的监督和评价，也将有助于令适法者的判断余地日渐缩小。 三、结语 统一、完备、和谐的法律体系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石。正如黑格尔所言，法的“完善性只是永久不断地对完整性的接近而已”，法的完善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立法的不完备才是一种恒常的客观存在。虽然追求良法完美之治仅是法律世界的乌托邦而已，但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冲突并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则应当成为法学界乃至立法学界孜孜追求的目标。 注释： 参见刘红："法律冲突的概念辨析"，载《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See Liu Hong. On the Concept of Legal Conflict[J]. 1 Hubei Social Sciences，2009.参见刘莘主编：《国内法律冲突与立法对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See Liu Xin. Domestic Legal Conflict and Legislative Measures[ M].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 Science and LawPress.6-7 (2003).注意上位法效力优先不代表上位法适用优先，在上下位法间发生法律冲突时，适法者优先适用上位法，如果上下位法间并不存在法律冲突，既然下位法是对上位法的细化，具有更强的明晰性与可操作性，反倒是下位法优先适用于上位法。沈秀莉："论法律冲突及其消解-兼评《立法法》之相关规定"，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Shen Xiuli. On Legal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J]．6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edition). 2001.参见胡玉鸿、吴萍："试论法律合法冲突的制度成因'，，载《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6期。See Hu Yuhong， Wu Ping. On the Institutional Causes of Due Legal Conflict[J]．6 Study＆Exploration. 2002.法律冲突的控制机制能够抑制法律冲突消极作用的发挥，但违法冲突与合法冲突对控制机制要求不同，违法冲突控制机制应当侧重于对违法冲突的事前排除，尽量令违法冲突得以彻底根绝，而合法冲突控制机制侧重于对冲突后的补救机制的完善，重在建立对症下药式的冲突解决机制，以抵消合法冲突的消极作用。参见雷磊："法律规范冲突的含义、类型与思考方式"，载《法学方法》第7卷。See Lei Lei. Meaning，Type and Thinking Ways of Legal Conflict[C]．Juristical Means( vol. 7).

文化视野论文篇8

近年来,无锡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旅游业的发展和推广,将无锡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吴文化底蕴加以融合,打造出了一批精品旅游路线,设计出了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旅游文化产品,但是,无锡在旅游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旅游景点的文化特征体现不明显。

当前,无锡的旅游景点产品的开发偏重的还是自然景观,比如,浩瀚的太湖美景、秀丽的江南园林、环境优美的湿地公园,打造这些景点固然无可厚非,但是却忽略了这些景点的文化内涵,而文化才是吸引游客的核心力量,没有文化特色的景点不能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震撼,无锡作为吴文化和工商业的发源地,应该充分反映出无锡的文化特征。

(二)文化旅游突破创新不足。

无锡的文化旅游还停留在文化景观的陈列、观光这个层面上,形式比较陈旧,激不起游客的兴趣,游客往往走马观花,快速浏览一下就一经而过。要想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必须开发游客可以参与和体验的产品,比如泥人博物馆,可以让游客亲手来参与泥人的制作,这样比单纯地欣赏泥人作品效果要好很多。

(三)“吴文化”品牌体现不明显。

无锡的旅游没有充分体现吴文化的特色,游客对无锡最大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太湖上,没有用吴文化来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这是因为无锡的旅游景点没有从“吴文化”的视角进行统一的规划建设,只是对原有景点的修修补补,无法给游客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文化震撼。

二、无锡特色旅游文化创意产品开发途径

(一)历史文化街区开发

1、修就如旧,修旧创新。

修旧如旧是指按照原有的旧有的样子修缮,修完后面貌与原有设计面貌相同;修旧创新是指在对“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居”等进行改造时,不仅仅对建筑外观进行改造,更引入创意文化、经济模式等新的内涵元素,使三旧在修旧的同时,更达到创新效果。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的名片和文化象征,能反映一个城市的变迁,因此我们在修建的时候,要按照“修就如旧,修旧创新”的原则,在尽量还原原貌的基础上,加入现代元素,根据不同区域的特色进行创新改造。

2、打造主题商业街。

主题商业街,即整条商业集中在一起反映一个主题,并根据这个主题所设置的衍生类商铺,每个业态均为主题的一个部分。城市街区,无论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造,还是全新的建设,都要体现个性化,凸显主题化特征。以南禅寺为例,南禅寺作为市中心商业核心片区之一,2009年以来政府已投入上亿元经费,进行环境升级改造及业态调整提升。如今,新兴特色商业街区硬件上去了,环境变美了,美食一条街上的店铺也在创新合作模式的运作下渐渐成市,但如何摆脱过去小而散的格局、重新聚人气,成为摆在管理方和经营方面前的新课题。早前的南禅寺小吃店数量少且一直处于分散格局,难成气候。但经过近年来的整合、改造,南门头上美食街如今人气已渐渐回升,由众多口味组合成的“新派小吃”也开始在年轻人中形成一定影响力。

3、开发主题旅游纪念品。

目前在无锡历史街区看到的旅游纪念品大多缺乏新意,很多旅游纪念品在其他景区随处可见,因此要开发出具有无锡特色的主题旅游产品,比如吴文化系列产品,以产品来加深游客对无锡的印象,以旅游拉动经济发展,促进无锡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古运河景区特色旅游产品打造

京杭大运河贯穿无锡城,充满历史文化内涵,人文景观也颇具江南特色,因而应该重点进行打造。经过调研,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打造:

1、打造无锡运河的文化内涵。

每个运河沿线城市都在打造独具特色的运河地域文化,无锡应该召集相关文化专家、学者一起出谋划策,提炼无锡运河的特色文化内涵,并体现在运河沿线旅游景点的打造上,在保护、保留运河景点原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开发设计出新的具有无锡特色的物品,增加游客的文化认同感。

2、美化运河环境。

近年来,运河的水质由于污染、建筑等因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部分河段的水质很差,甚至臭味扑鼻;运河两岸的现代建造物也使运河的古朴面貌受到了破坏,新开发的建筑杂乱无章,缺乏文化氛围。被誉为“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的我市古运河,应确立不破坏沿河街坊肌理和空间轮廓的原则,重点打造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修复特色古民居和名人故居,打造中国丝业博物馆、古窑群博物馆和古运河博物馆,鼓励沿运河人家创办旅游服务业。同时在古运河段搭建“生态长廊”,开展水面“种植”实验,把美人蕉、睡莲等花草固定在水面的生态浮床上,通过植物对水中污物的吸附作用,平衡水域生态环境,净化水质,美化河道。

3、开发运河旅游系列产品。

从吃、住、行、游、购、娱六个方面来开发系列运河旅游产品。充分借助沿河景点开展一些主题鲜明的旅游专线,比如沿岸美食游、沿岸特色主题酒店入住、民俗风情游等活动,在游船上增加具有吴文化特色的表演项目和讲解,全面提升旅游观光的文化层次,带动无锡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文化博览园开发

无锡有八个博览园,分别为,中国现代农业博览园、中国工业博览园、中国阳羡茶文化博览园、中国阳山桃文化博览园、中国吴文化博览园、中国太湖生态博览园、中国佛教文化博览园,成为展示无锡产业特色、文化内涵、生态文明、休闲旅游的亮丽窗口。在博览园打造方面,要注意以下几点:

1、突出文化特色。

特色是文化产品的生命,文化产品如没有特色,就失去了竞争力。无锡的八个博览园要根据各自的特点,从不同的角度宣传无锡的特色文化,在每个博览园旅游项目的设计上,要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无锡独有的文化资源。如吴文化博览园,就要彰显吴地文化内涵、体现生态景观效应、集聚休闲度假功能,要打造在海内外深具影响的吴文化品牌,向世人展现一幅清新雅致的吴地风情图。

2、把握创新理念。

博览园在很多城市都有,那么如何打造出无锡独具特色的博览园呢？这就需要把握创新理念,用创新理念来整合无锡的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每个博览园的特色旅游产品。比如位于灵山的佛文化博览园,通过创新旅游景区的建设发展理念,于1997年以当时世界第一的灵山大佛立像迅速成为华东地区的旅游热点;2003年,以国内首创的大型音乐动态群雕“九空灌浴”,开创了全新的旅游互动模式,给游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2009年,建成了堪称当代旅游奇观的传世精品——灵山梵宫,同时依托灵山梵宫开发的系列互动体验式旅游新产品也相继推出,吸引了众多游客,有力地推动了无锡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3、重视休闲功能。

现代人的压力越来越大,旅游的同时注重休闲减压,因此,在无锡的每个博览园,要开发一些游客可以参与的娱乐休闲项目,如在农业博览园设置农产品采摘活动、在茶文化博览园建造颇具江南特色的茶室、在桃文化博览园设计亲子摘桃活动等,让游客在参与活动的同时,放松身心、增进与家人朋友的感情,提高对博览园的评价,为博览园带来更多的人气,促进无锡旅游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