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范文
时间：2023-10-25 17:13:36
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篇1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保护模式；旅游学
一、中国传统文化保护模式
我们所熟悉的文字资料的保护、历史遗迹的保存、历史建筑的维护等，可称为物质性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各级政府所乐于而积极在做的保护工作。而对这种物质性的传统文化的保护，可建立如专题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等各种形式的静态展示和“参与、体验、娱乐”的动态体验的模式进行保护。
通过考古调查和适当展出考古发掘物，使得历史城镇和城区的历史知识得到展示。而对历史上已经消失的事物，借助有关的历史记载，通过高科技手段，将其复原，重新展示历史的面貌，超越时空，直接聆听先人的教诲和感受历史的真实。
旅游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但是，旅游业的发展与传统文化的保护之间也存在矛盾。一方面，只有坚持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才能形成对旅游者最富魅力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旅游业越发展，旅游者越频频光临，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力越大。这就需要当地民众参与到传统文化保护的计划中来，为他们制定一项普通信息计划，从学龄儿童开始。使得各年龄组的人理解历史性城市和区域价值，使居民都来保护它们。使得传统文化的保护理念深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当中，这对有效保护传统文化至关重要。而保护计划也需要认真、谨慎以及系统的方法和学科，必须避免僵化，因为，个别情况会产生特定问题。当地政府也需采取有利于保护和修复的财政措施，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下保护传统文化的特性和可识别性。
动态体验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旅游模式。它是体验经济理论与旅游相结合的产物，借助文化旅游资源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为品牌载体，推崇“参与、体验、娱乐、主题”的旅游理念，形成古代元素和现代元素的结合。静态（文化旅游资源）和动态（参与体验娱乐）的结合、看与玩的互动，将文化旅游资源的“高深文化、悠久历史、神秘宗教”转化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更乐于认知和接受的“快乐、神奇、体验”型文化旅游形式。
“跟着课本游绍兴”，这种寓教于乐、边学边游的形式很有创意，是旅游产品开发的一个创新，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护的一个创新，这是一种文明旅游。“走霞客走过的路”，以《徐霞客游记》为向导，“苟力所可至，境所适逢，固可展卷披对，按所已经者以为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概，如涉其境焉。”即使“止祥其形体区域，而天地山川之性情，俟人之神会而意喻者，悉已寓之矣。”而那些通过口耳相传的不易以物质性手段保存和那些即将消失的文化现象――精神性传承文化，则可通过自然保护区三大区域的模式进行保护。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区。这个区域是对极难以物质形式来保存和濒临灭绝的文化现象进行保护。该区域要同外界进行最大限度的隔离，非特殊情况决不允许进入。而这就涉及到对传统文化的分级，可参照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及中国相关的保护条例进行。如昆曲、古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等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应该划定专门的区域，依靠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基金和国家相应配套资金，为其传承者提供适应现代生活的物质生活条件，对其进行全方位的保护。杜绝所有可能的开发，毕竟传承种子的保留，大过一切。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验区。这一区域处于核心区的外缘，它主要是为那些现在还广泛存在，并且在可预计的时间内可能会消失的文化现象而设置的，可进行研究性开发。该区域的进入群体是传统文化保护对象的主体及相关研究人员。对待此区域的文化现象要深入全面的研究，精细化和等级化文化现象，图像化它们的历史发展态势，并根据影响这些文化现象的存在条件及时进行动态化调整。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游览区。这一区域主要是为全方位的进行旅游开发的文化现象而设置的。这些文化现象的确定，是建立在广大学者的共识基础上的，它们的发展态势在较长时期内不会恶化，并且旅游开发还有利于这些文化现象的保护。如通过丰富多样的民俗活动，让旅游者切身体验到当地特色文化，加深对该地的认识。而该区域的服务人员都应进行与保护有关的专业培训，使得该地区的历史传统得以妥善的保存。
这三个区域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发展、消失，都难以准确的预测，并且随着保护措施的加强以及保护观念的更新，各种文化现象的发展趋势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模式是时代研究成果的相对稳定性和历史发展的机动性相结合的。
二、总结
从旅游学视角对物质性传统文化借助于静态展示和动态体验相结合的模式进行保护，而对精神性传承文化可通过建立三大区域的自然保护区模式进行保护。这种将中国传统文化分为物质性传统文化和精神性传承文化并分别进行保护的模式，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特别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条件下，提供稍许的参考。
参考文献：
1、梁明珠.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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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立勇,傅建祥.人文旅游(第四辑)[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4、徐霞客游记(下)[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篇2
关键词：山区矿业；企业文化；文化标识；视觉识别
Abstract: the mountain mi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culture needs the support of the visual identity system, visual identity system is a mountain area mining enterprises to the outside of the brand image and convey reveal final performance link. With decoct tea ridge field study, based on deep mining enterprise culture capital, and from the corporate geographical feature, the road traffic,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production and living facilities to use visual identity system will enterprise image and the enterprise culture construction as a whole. Finally draw enterprise culture identification and visual identity system construction to respect and only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smriti enterprise based on bold innovation, can thoroughly improve enterprise comprehensive brand image.
Keywords: mountain mining; Enterprise culture; Cultural marks; Visual identification
中图分类号： C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企业文化与视觉识别
1.企业文化与视觉识别内涵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具有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经营理念、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等的综合体。
企业视觉识别(Visual Identify)，简称VI,是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Corporate Identify System)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全部视觉形象的总和。企业VI包括标志、标准字、标准色等基础元素以及这些元素在企业产品包装、制服、交通工具、办公用品等介质上的应用。它着力于组织整体形象的塑造，因其最具公众传播力和感染力，对树立企业形象和获得公众的认同感具有重要作用。
2.企业文化建设需要企业视觉识别系统的支持
一个企业能否立足于市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企业的识别和认同。企业文化是企业形象和品牌的根基和立足点，企业视觉识别系统是企业形象的具体视觉化表现。视觉识别能加速企业文化的渗透，通过有形的、具体化的视觉传播符号将无形的企业观念有目的、有计划的传播给公众，从而得到公众对企业的理解、支持与认同，进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凝聚力和感召力，最终促进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企业VI系统的导入不但让企业文化传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还能不断提升和强化企业综合实力，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和企业文化传播及扩散的有效手段。
二、企业视觉识别系统的构建
1．提炼企业文化标识
企业文化标识是企业的形象，是企业精神的外在表现。企业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必需通过一定的物质实体和手段，在生产经营实践中表现出来，而这个手段就是视觉识别设计。企业形象识别系统中的视觉识别是塑造企业形象，形成企业独特风格，将企业文化视觉化、符号化的传播过程，并通过企业形象的一系列传播和推广活动，最终在公众的心目中树立起特征性的企业形象。所以企业文化标识强调公众的参与性，公众参与的过程就是企业、文化艺术界和社会公众之间以交流为基础的良性沟通、选择、影响的互动过程。这也就更好的诠释了企业文化标识是共同服务于企业、艺术和广大受众的。
煎茶岭镍业有限公司视觉系统应首先研究视觉识别，从最基础的外在形象为出发点。深入研究矿山的自然、人文、历史、发展等，并将这些独有的要素具化为可识别的视觉符号，形成企业视觉识别系统的基本要素，包括企业标志、企业标准字（中英文）、企业标准色、企业造型、辅助图形等。然后将这些基本要素系统的设计运用到应用系统中，企业形象才能更好的传达和推广。应用系统一般包括：办公文具类，企业证件类，交通工具类，环境、招牌、标识类，大众传播广告、宣传品类，制服与服饰类，包装用品类，推销用具类，对外帐单类及其它。
2.视觉识别系统建设建议
（1）色彩建议
煎茶岭镍矿由于地理因素和行业性质的原因，不得不在VI设计中的色彩方面上演重头戏。首先，煎茶岭地处岭南，气候潮湿，山区多雨雾天气，所以必须要选穿透力强的颜色，如红色，才能确保VI的标识导向作用。其次，矿区大部分属于重作业区，施工安全非常重要，应照国家标准“安全色(GB2893—2001)”设置统一的标准，并统一安全标志牌的悬挂位置，以方便进出现场的人员进行辨别。
（2）环境识别
矿区山路崎岖，方向难以辨别，此时的环境识别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煎茶岭矿业的视觉识别系统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考虑：1.场所识别，包括建筑形象标识、主要道路口标识、隧道口标志、重要节点标识等；2.导向指示，包括交通信息指示、公共安全标识等；3.文化映像标识，包括主题雕塑、文化墙等；4.公共设施服务，包括卫生、信息、交通服务以及空间小品等；5.宣传展示标识，包括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的宣传展示。这样，仅通过各个环境中的标志物就能判定所在的场所，继而判定大概方位。让工作人员在描述方位时摒弃了晦涩的东南西北，继而成为“××广场”“ ××雕塑”方向。
（3）图形提炼
VI图形的提炼要找准环境定位，在考虑历史文化积淀的同时，不能忽视现代元素的应用。基本形与其延伸出的辅助图形要相得益彰，把它们运用到建筑及公共设施上，视觉表现更具深度更易识别，更能体现区域特色。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视觉识别系统的整体性和规范性，才能强化整个系统的视觉冲击力。
四、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激烈化，企业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企业特色的重要载体。企业视觉识别系统的导入，作为企业经济和文化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显得尤为重要。“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经营理念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需要。优秀的企业视觉识别系统对推动企业经营起着积极有效的作用，是凸现品牌价值的主要手段。VI设计只有与企业文化水融才能走向顶端，才能获得企业发展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进步的双赢。只有深入挖掘煎茶岭镍矿最原始的文化底蕴，精心梳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在VI设计中自然而然地体现其灵魂，才能使我们的设计充满活力、具有独特识别风格，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让企业文化得以传承，企业更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国光.企业与品牌形象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姚斌，刘颖悟.CI设计.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3]王平.文化及价值在现代设计中的体现.《装饰》
[4]倪勇.企业形象设计[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3
作者简介：范群(1989.1--)，籍贯: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大田集镇，现就读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艺术学院，设计艺术学专业。
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篇3
关键词：传统文化；知识产权；黔西南；保护模式；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4-00195-02
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传承与发展的载体，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传统文化的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传统文化又是一种与现代知识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传统文化产生的年代久远、传承方式特殊、处于相对公开的状态，加之权利主体不明确，现行的知识产权体系无法对传统文化提供有效的保护，而传统文化又处于传承与发展的危机之中，因此，本文拟对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
传统文化的保护理念与现代知识产权存在着冲突，代表西方物质文化的知识产权制度并不能实现传统全面的保护，因此需要更为有力保护方略进行强势保护，这种制度设计并不是仅仅停在制度设计层面，而是上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层面，实施对传统文化的全方位的保护，明确传统文化的保护战略目标和价值。传统文化的国际国内保护实践证明，传统文化的保护不能仅仅依靠私法，而需要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强调公权力在传统文化法律保护中的责任与作用，建立相应的行政法律制度宣示国家对传统文化保护的立场、态度、政策目标和基本原则，对传统文化持有者进行激励，对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进行保护，对传统文化的侵害行为进行制裁，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因此，制定渗透着公法与私法精神的特别法来提供更有效的保护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同时，基于传统文化的保护的紧迫性以及制度设计的成本与效益的分析，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公法与私法相结合的法律保护制度，在现有法律的框架内对现有的法律制度进行微调，以尽可能地适应传统文化的性质特征。
一、国际、国内研究背景
1976年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建立《突尼斯版权示范法》，首开非洲国家在本国版权法内建立起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机制的先河。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WIPO召集政府专家委员会，进一步承认了进入其民间文学艺术范围的对象都应作为原住民知识产权受到保护。2000年，WIPO组织成立了知识产权和遗传资源、传统文化及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简称WIPO政府间委员会），通过会议，WIPO的成员国已经宣布要强化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律手段建设、尊重传统文化，对利用传统文化的收益进行公平、公正的分配，同时，WIPO政府间委员会也宣称要建立保护传统文化的特别法律制度，并提出了保护目标、客体、权利主体等要素。
菲律宾已经逐渐形成了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律体系，由宪法、行政法和特别法组成，在这些法律中根据需要为权利主体设立了两个权利：一是国家和国家所有权，赋予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宏观都督管理权以及传统文化的对外；二是传统社区权，包括进入传统社区攻取相关传统文化的控制权、商业化开发传统文化的事先知情同意权和利益分享权、涉及以相关传统文化的参与决策权等。
哥斯达黎加对传统文化法律保护的研究主要贡献在于其在原住民及其社区的广泛参与下制定通过了《生物多样性法》，该法宣示了与生物有关的传统文化受到知识产权或专门登记制度的保护，并成立了一个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农民及原住民参与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会，负责实施与监督该法的实施。
印度则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文献化和数据化，以印度的民间草药为例，印度建立传统文化数字图书馆。为了防止传统文化被窃事件的发生，为已进入公共领域的草药建立数字信息库以确保有关在先权利。这项工作为有关药用和其他用途植物（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的传统文化进行收集归档，以为建立一个便利的计算机数据库作出准备。这类数据库将使得全世界的专利管理部门都能够查找和审查专利是否已经普遍应用过或是否存在在先权利，从而避免为“误授”专利。同时，印度的努力也引起了南亚诸国的关注，为保护地区传统文化，南亚诸国计划共同建立一个传统文化数字图书馆，还将对相关法律加以修改，防止传统文化遭到商业专利的盗用。
在国内，有学者主张特别保护机制应分为四个层面：首先，对国家和社会公众有重大意义，非少数民族持有并且还未广为人知的传统文化，应该认定为国家所有，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代表国家行使权力。例如，我国的景泰蓝、宣纸等制造技术，他人若要使用必须经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其次，对明显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由民族自治机关或者其他组织行使权利。再次，对尚未公开的传统文化，如祖传药方，由其持有者行使权力，对这类知识的使用要经过持有者同意。最后，就是那些已经处于公有领域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在这些传统文化上设定任何财产性权利都不切实际。因此应当允许公众对这些权利进行自由无偿地使用，对这类传统文化的保护主要是为了防止其他人尤其是外国人在这上面获得知识产权。还有学者则主张结合其他国家已有经验，如印度、秘鲁等国，创建传统文化的特别保护机制。
二、黔西南州的民族文化现状
贵州省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西南部，毗邻云南和广西，境内以布依族、苗族为原住民，和全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一样，黔西南保有着十分丰富和原生态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布依族的传统民间文艺表达和苗族的服饰及舞蹈是为代表。
（一）布依族传统文化。黔西南州布依族有极具民族传统的歌舞、节庆、习俗，布依族音乐"八音坐唱"有"声音活化石"、"天籁之音"之称，享誉海内外。彝族舞蹈"阿妹戚托"被誉为"东方踢踏舞"。布依族"八音坐唱"、布依铜鼓十二则、查白歌节、土法造纸、布依戏、布依族勒尤、布依族高台狮灯舞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在苗族服饰方面。苗族服饰也是当地的一个特别文化现象，包含多种多样的文化价值。作为传统资源中的传统手工艺，在苗族的服饰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作为传统资源中的传统手工艺，在苗族的服饰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在黔西南州，生活着不同类的苗族同胞，其服饰也不尽相同。这是一片独特的文化风景，苗族服饰里有很多愿材料都是使用当地所产的材料，其银装饰品的确制造工艺和图案的绘画、刺绣技巧都是苗族人经过世世代代的不断改进而来，而现在非该地区的一些个人或者商家在表演或者其他方面的用途上在使用苗族服饰，则是对苗族服饰文化的扭曲。但现在对苗族服饰有关权利的保护也没有健全的法律基础，致使很多苗族服饰外传和亵渎，甚至致使很多苗族服饰的手工艺技术被泄露。
如今，传统知识因缺乏时尚性而遭遇年轻人冷落甚至抵制。对年轻人而言，传统的和旧的方法、知识及祖辈沿袭下来的生活习俗已经过时；利用传统手工技能制作产品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传统知识及做法正在走向衰落。从现实社会的情况来看，年轻人（据笔者自己及考察的情况看，主要是1980年后出生的人群）不愿意承袭传统所导致的不仅仅是传统知识自身的消亡，而且还致使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及不同文化背景下优良传统的传承受到了严重威胁。在黔西南州的兴义市、望谟县、贞丰县等，现在的年轻人除了上学的，几乎都外出打工挣钱，这样，留守村寨的只能是老、弱、病、残者。
三、我国法律对传统资源保护的困境
传统资源要得到有效保护，法律制度应该是核心环节，要使得法律能够很好地保护传统资源，首先要对传统资源的权利范围进行确认，包括对其所属群体赋予什么样的法律权利，以及这样的权利怎么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分配，进而实现传统资源权利的应用、转化、授权使用等方面。如前所述，传统知识资源和知识产权是有一定的共同性质，但是又具有其特殊性，这就影响到了法律对其进行权利设置。
由于传统资源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时间性，因而对其所确定的法律权利也是无期限限制的，法律应致力于保护该权利的永续性和价值性，而不能规定一定的保护期。但是对这些权利的实施及监督状况、资源的适当保护和利用的法律措施，应当按期限、事项等经常性的进行。
由于传统资源具有地域性，这就是决定了基于传统资源的权利的专有性，这个是知识产权具有的共同性。因而在权利的保护和防止侵犯时，在归责原则上应采取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即一旦发生了损害，法律就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在权利主体主张其对传统资源所具有的权利在不知情或保护不利的情况下被侵害时，应当由被控告的一方负责举证，证明其对所使用的知识资源具有合法、有效的权利，其权利来源和权利本身是没有法律瑕疵的。否则就构成了对传统知识资源权利的侵犯，应当承担法律上的侵权责任。
权利主体和客体不具有确定性，因而对权利内容的确定是法律保护资源的必备内容。除了财产权利所应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绝对权利外，对某项具体的传统资源所具有的权利范围、权利主体、权利的利用和保护制度、法律措施的监督制度和侵犯权利的责任追究制度等，应当由法律或相应的规章做出规定，使该项具体的而又不具有确定性的传统知识得到法律上相对确定的保护。
四、传统资源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构建思考
用何种模式保护传统资源，是国际社会至今未达成一致意见的话题。笔者认为，在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里面进行适当的修正及增加，我国的知识产权法规要尽快修改完善。
从已经形成的制度及纲领性文件中可以看出，“知识产权+特别利+反不正当竞争”的综合保护模式将是未来的必然选择，其中“特别权利”机制有可能成为大多数国家共同接受的核心保护模式。所谓“特别权利（suigeneris）”，指的是类似于知识产权，但又不包括所有权的一种保护模式，这种保护模式将赋予权利人某些禁止权与受益权，从而使其可依法禁止其他人针对受保护的资源实施某些行为，或者在实施相关行为前以某种方式征得许可或同意。当其他人因利用受保护的资源取得收益时，权利人有权按照一定比例或方式获得利益。至少在涉及传统知识及传统文化表达问题时，发达国家已经明确表示了对授予相关资源以纯粹私权的反对意见。这表明，即使保护传统资源的法律制度能够最终建立起来，相关资源保有者也不可能通过私权机制完全阻止其他人对其拥有的传统资源的获取和利用，而只能阻止某些损害性的使用。但无论如何，这些资源保有者将有机会从资源利用者手中分享到合理的利益。这种利益分享机制将提高资源保有者进一步保护与传承相关传统资源的能力，从而真正实现传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由于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存在对传统资源保护的断层，所以，可以综合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分别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与专利相关的制度。主要针对依赖传统资源而申请的相关专利权利，要尊重传统社区的应有权利，并且将与申请的专利有关的传统资源持有人列为“共同权利人”。
（二）与商标有关的保护。这里主要是对于那些基于传统社区里特别的物质、地理标志如：兴义市的万峰林布依族风情村、贞丰县的布依族节日等，建筑标志如：苗族服饰的牛角头，苗族的吊脚楼等，而对申请商标权利的主体进行限制。
（三）与著作权有关的保护。将那些在民族地区已经公开的传统知识、文化表达形式通过文献出版以期得到著作权的保护。
（四）与商业秘密有关的保护。在黔东南地区，有许多民间传统资源的保持人是基于家里上辈的秘传而得，秘密性就是他们的最大价值，一旦公开便可能丧失其价值，所以只能以终于秘密的方式来保护，并且结合《合同法》有关规定，对民间传统资源的秘密转让拟出相应的有利于传统资源持有人的原则和条款，
（五）地理标志。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慢慢形成的，由于特定地区的气候、水土等自然因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下，所以该地区的生物产品具有特定的、与其他地区类似生物所不同的品质特征。从目前来看，TRIPs协议对葡萄酒和烈酒提供了高标准的地理保护，印度等国要求对传统资源有关产品如印度香米等提供保护。
（六）应该明确村民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以便于对民族村寨传统资源开发和保护事宜进行管理。要禁止在旅游区景点大面积复制民族村寨，民族村、民俗村、民族主题公园等在有关部门审批时要应该严格审查，并且到知识产权部门登记备案。
五、结语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资源既面临了空前的展示和发展机遇，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化、商业化挑战。如何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下，认真对待传统资源的丰富性及其利益群体多重性的复杂特征，采取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以及中国社会发展潮流的资源保护模式，是我们每一个关心传统资源的有识之士面临的重要课题。不管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心中的目标却殊途同归，那就是：承认传统资源的特点和价值，满足传统资源持有者的实际需要，制止不公平和不公正使用，促进尊重，鼓励创新，实现利益分享，最终实现传统资源的优化传承，实现传统资源的和谐发展，为民族传统资源的传承和人类文化多样性做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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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振宁（1980---），男，贵州黎平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
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篇4
关键词：民居建筑；地域性；江西；民居形态；营造方法
民居建筑在历经多年的发展中逐渐与其地域文化、气候、生态环境相融合，并折射出特定地域的建筑特色。江西省自古以来以其内聚化地理环境，在近年来，发展相对缓慢，而使得境内传统民居建筑、历史民俗建筑得以保存，也为建筑设计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建筑文化资源。民居建筑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不同地域环境下民居的形态、营造、设计方法存在差异性。通过对江西传统民居的地域性研究，来探讨其民居风俗的人文性、装饰性、社会性特征。
一、民居建筑的社会文化属性研究
民居建筑的发展与其地域风俗文化、社会风情关系紧密，特别是对于传统民居建筑来说，在儒学礼制、易学风水、社会宗法制度影响下，其建筑选址、结构、布局、定向及装饰风格上都具有地域性特色。以江西明清古民居研究来看，其民居营造风水与其独特的地域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影响较大，如居住制度、地域家庭关系、风水文化、巫文化等思想的体现。同时，在传统风水理论下，江西古民居建筑选址、村镇结构布局、住宅的营建等也受到地域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学者通过对庐陵渼陂村进行古民居建筑文化调查中发现，渼陂村镇结构上体现了儒商合一的布局理念，并在民居建筑样式上，融入了书院、宗族礼法、儒商文化，以及近代红色文化等思想。有学者通过对江西乐安流坑村进行多维化古民居群落的研究发现，其民居营造理念多体现出当地的民俗文化、自然环境等。可见，对于民居建筑地域性特征，与其历史文化、地域关系、环境、行为等都有关联性。
二、民居建筑的装饰性研究
江西民居建筑的研究，以其自身的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特别是从明清古民居建筑特征来看，赣东北地区具有显著的徽派风格，赣南地区与客家建筑模式相近，赣西具有显著的赣湘文化特色。也就是说，江西的民居地域性特征，与其周边省份的建筑历史文化具有显著的交融性。因此在民居建筑装饰性上，也表现出多元化特征。以江西天井民居结构为例，无论是平面布局、建筑材料选择、建筑雕刻、内部构造、外墙装饰等，都具有南方合院型特征。学者在对流坑村雕塑、壁画艺术进行研究中发现，其艺术构思与设计特征与当地民俗文化审美具有较大关系，还有江西明清木雕装饰艺术，从其起源、象征意义、结构样式、题材选择等方面都带有显著的地域性。九江地区的民居建筑装饰艺术，无论是从表现形式、图案纹饰、构成要素、选材及文化寓意等方面，都与九江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及风俗习惯存在直接关系。学者对赣东北地区民居装饰艺术进行研究发现，其徽派建筑特色中的雕饰艺术，既有江西徽式民居特色，又有徽派民居雕饰特征，两者在构件、雕饰、纹线上也具有异同点。通过对赣南客家民居吉祥纹饰的研究发现，客家思想与族群记忆，对赣南传统民居的建筑吉祥纹饰影响较大，特别是从艺术表现、文化意义、审美特征等方面，多体现了客家文化的写实性、教化性特征。
三、民居建筑形态与地域环境的融合
从民居建筑形态来看，既有居住形态，又有社会形态。所谓居住形态多指传统民居的结构、选址、布局、内外空间、建筑形式等内容，社会形态多与地域性的文化、历史、风俗、自然环境等有关。由于传统民居聚落具有较强的空间结构与意象特征，其地域性表现形态较为多样。如江西婺源、庐陵、赣南客家等地域民居建筑形态保存较为完好，其村落形态与自然环境的融合较为突出。在江西宗族聚落研究中，其传统民居聚落结构受到“形势派”风水理论的影响，在建筑形态表现上多采用“横巷式”布局，体现其显著的宗族结构关系。庐陵地区的流坑村，其古村落建筑风格独特，也是江西典型民居代表。从流坑村民居建筑形态研究中发现，流坑村村落布局具有明显的防御性体现，特别是对风水理论的运用，一方面增强了民居形态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巧妙渗透易学思想，在结构型制上具有理性的秩序性。同样，对于庐陵地区的钓源村，其村落选址、布局、排水系统、环境改造等方面，也具有显著的风水理论特色，特别是在自然资源、建筑材料选择上，以其当地的资源特色来构建村落整体建筑布局，对于现代村镇规划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江西婺源作为地域性民居形态的典型特色之一，在体现村落人文特征与环境融合上，其村落空间的整体性、意象性、环境场域性等特征，在其公共建筑、公共活动空间构成中更显特色。如书院、桥亭、祠堂等民居建筑，既有美学特征、又有哲学特色，还兼具风水学、环境心理学意义。婺源的民居形态结构与江浙地区的滨水聚落空间结构具有相关性，一方面体现了婺源地区临水而居的风俗，另一方面与江浙地区枕水而居的风俗也有关系。可见，江西古村落民居空间布局与形态研究，对于探究古村落建造机制，特别是从古村落景观生态融合上来洞悉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赣南客家民居形态具有原始的自然生态观。通过对赣南客家民居建筑特征、设计理念、构造制式，以及民居建筑空间功能划分来看，其主体特色是对“自然的顺从”。有学者提出赣南客家民居建筑型制与室内装饰风格，一方面体现了赣南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从增强防御性建筑特色上，体现出对闽西建筑的借鉴。由于赣南客家民居、聚落形态与其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紧密，在体现客家建筑特色过程中，将赣南客家的传统民居文化与地域性土著文化进行了融合。如安义县罗田村古村落选址、建筑风格、聚落布局、排水系统等更具艺术文化价值。
四、民居建筑与营造设计方法的融合
民居建筑在建造与设计上具有自身规律性，特别是传统工匠在技艺传承上以师徒方式为主，其经验及营造技艺多为失传。因此，通过对一些地方传统民居建筑的抢救性保护与改造，在挖掘传统营造技艺，继承传统建筑文化特色上，为梳理和归纳传统民居建筑的营造设计方法创造条件。如通过对渼陂村、湴塘、钓源等村落民居建筑特色及地域文化的挖掘，从选址、定位、地基开挖、打石脚、行墙、献架、出水、内外装饰等方面来研究民居营造技术，为促进传统民居聚落空间的科学管理，制定全面的保护措施奠定基础。随着传统民居聚落保护与开发的不断深入，对传统民居建筑的价值挖掘，需要从村落保护与民居遗产抢救中，明确科学的开发与保护思路，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来对传统民居形态、形制、结构等方面的保护，并从传统民居建筑实践技艺、设计理念挖掘中，总结建造规律，为创造民族民居特色、地域民居特色，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住宅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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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篇5
1．1边缘化的经济区位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在经济区位上的边缘化特征，首先表现为在现代区域经济格局中的边缘化地位。在农耕经济时代，区域分工协作程度低，对现代交通的依赖性小。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生产自给自足，与外界经济发展差异不大，并充分利用当地自然地理条件，聚族而居，创建了其独特的聚落空间，而且其中一些传统村落，甚至因为处于茶、盐、粮、棉等关键生活物资输运线上而盛极一时。但在现代区域经济格局中，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由于位处偏远，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又受制于地理位置与现代交通不足的阻隔作用，难以有效地参与区域分工协作、接受发达经济体的辐射作用弱，长期被置于一体化区域经济格局之外，而逐渐被边缘化。再者表现为，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在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中的弱势、边缘化地位。由于历史、资源配置与控制的原因，政府对农村的要素投入和政策支持长期不足，农村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和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这种二元化结构在民族地区的表现尤甚，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城市对农村的带动能力弱，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出严重不足，投入来源主要依赖于国家财政政策性扶持，而这种政策性扶持散落到广大的农村地区时，早已杯水车薪。
1．2农业生产模式更新的动力不足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现行农业生产模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传统的自给自足式农耕经济特性，表现为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农业机械使用度低，市场参入度严重不足，产品单一，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村落经济体远离当代市场经济体系，所获得的现代农业科技支撑少。由于农业生产的更新动力主要源于自发式改进，农业生产进步迟缓，失去了与先进农业生产模式的竞争机会，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水平低。无论是从发达国家的先进农业生产模式，还是从国内一些农业示范区（点）和特色农区的成功经验来看，农业生产的不断更新离不开3个方面的推动力：政府扶持、稳定有效的投入和农业科技，而且往往是这3种动力的联合驱动使之在农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在上述3种推动力上都极度缺乏，农业生产发展更新的动力严重不足。
1．3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对现代生产模式的囿限性
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非常大，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大多位于自然环境条件相对恶劣的地区，如我国西南地形复杂的山地，西北干旱气候区。这些地区往往土地贫瘠，农业用地面积少，地块小而分散，水资源匮乏或农业灌溉困难，自然生产潜力小，农业气象与地质灾害多。这些因素大大地限制了现代农业机械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大面积推广使用，农业科技的推广和转化效率低，而且转化效用迟滞。需要因地制宜地找到其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特色农区，克服自然环境条件的囿限性。
1．4人口发展的退化趋势
首先表现为在数量上的人口空心化。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尽管在现行户籍制度下，账面上的人口数量大，但在打工潮驱动下，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务工，常住人口少，传统家庭成了驿站式空巢，而且一部分农村精英在城市取得成功后，举家迁往城市。在当代社会经济背景下，交通上的便利性成为居民新住址选址的主要考虑因子，居民向主要交通沿线迁移，交通不便区的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消退，交通沿线村落扩张。再者是人口结构老年化、妇幼化。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富余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和农村精英长期在城镇务工，由于收入有限、子女就学和医疗赡抚的问题，大量老年人、妇女儿童不得不留守农村，家庭结构残缺。最后是人口素质成长机制的严重缺失。当前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缺乏现代农业知识，无力参与到当代农业竞争。传统村落的农民素质成长机制一片空白，农业生产技能仍然源于传统农耕模式下的朴素认识，几乎没有农民职业培训与教育。即使在基础教育上，传统村落学龄儿童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困难重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医疗卫生条件的欠缺甚至威胁到人口健康，社会生活公共设施更是极少。
1．5现代科技文明冲击下民族传统社会文化的传承间
断文化的传承是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的重要生命力所在。在历史上，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其自身演进动力，如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宗族、民族内部紧密的生产协作、社会交往，表现出显著的内聚性。在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下，民族传统文化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面临严重的传承间断风险，所受到的冲击力主要来自于3个方面。首先，现代交通、信息技术和经济一体化极大地压缩了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文明的时空距离，在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中，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俗被不断吸纳，传统文化符号和形式由于在村民的生产、生活中的象征意义和内涵被不断弱化，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基础被削弱，内外动力的失衡使得传统文化日益消退。再者，在我国多元文化格局中，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受到汉文化的同化作用，特别是在一些大聚居、小杂聚的地区，日常生活中的民族语言、文字和服饰等往往被汉语言、大众化服饰所取代。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一统国家，在长期社会经济交往中，多民族文化之间不断相互交流融合，汉文化区在经济上的相对发达、在社会发展上的相对先进，使得其他民族传统文化在文化交融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最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人断代和经济基础消失。文化传承的主体是人，在以往，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依赖于“文化继承人”制度，包括家庭式、宗族式或师徒式等模式，以人缘或血缘为纽带代代相传，并不断发展演进。在现代科技文明的冲击下，传统文化形式对年轻人失去了吸引力，文化继承后继乏人。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经济基础，往往与农耕、狩猎或游牧等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有关，传统村落在融入现代工商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传统生产模式的地位越来越弱，村民商品化农业生产意识日益增强，传统文化原有的经济基础地位逐渐消退。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传统文化传承问题，既有其自身演化的特性，亦有外部利用的干扰和驱动作用，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须兼容并蓄，既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又要合理吸纳现代先进文化，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更新。
2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路径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由于在发展能力上的机能缺失和在自然环境与经济环境上的局限性，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新农村建设中，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找到实现其发展更新的可持续路径，避免“运动式”突击建设，重塑其发展能力。
2．1构建有效驱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的动力系统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自我发展更新的内部动力严重缺乏，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观点看，传统村落的发展急需持续稳定的、有效的外部驱动力支持，在新农村建设中，有必要通过凝聚政府、市场、投资和农业科技等多方面力量，构建起推动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动力系统。正确认识各动力因子在推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配合关系，对提升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的驱动效应有重要意义。适应现代农业的新型农民，应当成为传承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内部动力源。无论是从推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更新，还是从推进新农村建设来看，其主体是当地居民，即农民。新农村建设在于提升当地农民参与现代农业市场竞争的能力，使其承担起传统村落更新的任务。农业科技是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智慧动力源，包括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当前传统村落的居民对现代农业科技的掌握和应用程度都很低，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应当采取恰当的帮扶协助形式，协调科技部门、现代农区和先进农业企业等多方力量，引进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方式，与农产品市场接轨，促使现代农业科技成为趋使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和持续动力。稳定有效的资金投入是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资本动力。传统村落自身的农业投入能力极为有限，难以满足现代农业要求，要转变农业生产模式和经营方式，增加对资金投入的需求。甚至有学者认为新农村的建设核心就是钱的问题，对于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而言更是如此。农村资金问题是学界和决策部门甚为关心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已明确指出了方向。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中，需要拓宽传统村落的融资渠道，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增加财政资金和财政补贴的扶持，增加农村信贷力度，为传统村落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政府的扶持、协调和引导应成为推进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核心外部动力。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新农村建设，在市场不完善、当地农民参与市场竞争能力不足的条件下，政府于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承担的任务已为人们所关注。民族地区由于自身力量和组织生产要素能力所限，在公共资源分配、引进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建立现代农业经营管理模式、引导外部资金投入农村和培养新型农民等各个方面，更是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2．2确立基于农业产业化与特色生态农庄的生产模式
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一项关键任务就是促使其建立起适应现代农业的生产模式，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实现农村经济专业化、规模化、一体化和市场化。在农业生产方向的选择上，应强调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利用民族地区在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上的优势，在现代农业科技的支持下，建设具有地方特色和生态友好的现代化农庄。由于民族地区传统村落自我发展能力的羸弱，在此过程中，当地政府在资源调控、科技力量组织和引导市场要素上的优势和能力，使得其理应承担推进传统村落生产模式更新的重任。促进传统村落与农业教育科研单位的密切结合，开展专业生产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培养新型农民，推进农村合作经营与农工协作经营，开拓农产品销售渠道，促使传统村落融入现代农业市场。
2．3培养适应现代农业的新型农民实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更新的根本动力
在于当地居民的发展能力，而这种能力严重地依赖于适应现代农业的新型农民的培养。自新农村建设政策提出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了“新型农民”培养问题的重要性，国家也推动了多项旨在提升农民素质的实践措施和培训工程，如农业部的《2003～2010年全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规划》。由于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教育基础薄弱，科教力量不足，农民现代科技文化素养极为欠缺，农民素质提升的有效培养模式尚待探索，迫切需要形成培养传统村落新型农民的长效机制，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考虑。其一，建立专门的农民培训管理机构，形成农民素质成长的组织依靠。在民族地区普遍缺乏专业培训机构的条件下，培训管理机构应长期定向服务于农民培训工作，结合传统村落在农业生产和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实际需要，组织相关科技力量和专业人才，开展职业与文化素养培训及生产指导。其二，完善农民培训投入机制。通过国家和地方财政、社会资金及农民自身出资等多渠道、多形式的投入源，解决农民培训资金问题，特别是前者应有长期、稳定的投入支持。科技、农业、林业和教育等主管部门，可以利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科教力量，以农业科教项目的形式实施新型农民培训的投入。其三，统筹城乡基础教育。民族地区城乡基础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在教育资源配置、投入和政策制定上应向传统村落倾斜，切实提升传统村落村民基本文化素质。应支持民族教育，包括民族语言、民族文化与习俗。其四，建设民族文化设施，实现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与更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有着宝贵的物质与非物质传统文化，亦是传统村落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不仅要采取恰当措施保护这些传统文化内容，更要建设文化设施、场所，通过开展传统文化活动、项目等形式，并借助现代信息设施传承、推广传统文化。
2．4建立基于传统村落保护与更新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
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是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更新的重要制度保障。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和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城乡一体化规划问题的重要性。由于民族地区更严重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更紧迫，在规划措施上，应重视以下4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城乡一体化并不是均质化和片面的城镇化，相反地，还要努力维护城乡的异质空间特性，特别是对传统村落在空间布局、建筑形制、传统文化符号等方面呈现的历史、民族和传统特质，应予以重点保护、适应。其二，应注重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在城乡的统筹布置，并适当向传统村落倾斜，以协助、培育其发展。其三，应强调城乡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上的协同化发展，生产要素市场的融合与一体化发展。其四，应重视传统村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更新规划。
3小结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建设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为实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性，有必要从空间发展体的角度，认清传统村落的发展困境所在，进而探求传统村落发展更新的可持续策略。制约传统村落发展的核心因子主要有5个：一是在现代经济格局中日益严重的边缘化经济区位，二是农业生产模式的更新动力严重不足，三是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囿限性，四是日趋严重的人口退化趋势，五是民族传统文化传承间断的风险越来越大。为此，对于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新农村建设，在可持续路径的选择上应重视4方面：一是建立起政府扶持，农业科技支持、资金投入和农民自主能力提高协调并进，有效驱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更新的动力系统；二是因地制宜地确立起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生产模式；三是建立培养传统村落新型农民的长效机制；四是以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构建起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与更新的制度保障。
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篇6
【关键词】民族地区；城市化；民族文化
一、城市化与民族地区文化发展
城市化带来的结果是城市中少数民族人口的急剧增加，由此发生的民族问题自然呈现出新的特点。近十年来，研究城市化进程中民族问题的成果很多，研究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城市化背景下的民族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概括以对其作一个界定，如笔者认为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将民族问题分为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城市民族关系、民族社区、城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问题、民族文化保护问题等。此外南开大学多位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对少数民族社区建设问题和从政治法律的角度研究民族问题都具有特色。其中有学者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问题还包括民族宗教问题，并单独对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进行归类，对其社会文化适应问题、社会问题、生存状况、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社区等进行分析研究。综合来看，对民族问题的众多研究，多倾向于以城市中增加的少数民族人口为研究对象，于是有学者提出要把握“城市化”和“民族问题”的概念，拓宽研究领域，认为“对于少数民族‘城市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市的过程，它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一种过程，是一个民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全面变迁的过程”。笔者尤其认为需要加大对民族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关注，在现代化的浪潮席卷民族地区的同时，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关注和呼吁越来越强烈，本文将对相关的研究进行梳理分析。
民族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发生巨大改变，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口急剧增加，传统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极大的冲击。民族文化是一个综合体，包含语言、文字、心理、意识、风俗、习惯、歌曲、舞蹈、服饰、饮食、建筑、工艺、宗教、历史等等，它们都与本民族原有的生活息息相关。民族文化保护不是一个单纯的管理问题，综合来看，文化即人化，与人的生活相关，但逐渐脱离本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对本民族语言、文字、历史的生疏，代际传承的递减可能导致民族文化的衰败。在民族地区城市化背景下，经济发展被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往往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均衡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就突现出来，保护传统民族文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二、近十年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研究
（一）民族地区文化受到冲击的原因及表现
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冲击甚至消失的危险，究其原因，是传统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变迁带来文化的变迁。民族民间文化的土壤遭到破坏。具体来说，各方面的原因包括传统文化的受众越来越少、打工潮动摇了传统文化生存的社会根基、现代工艺品逐渐替代手工制品使得民间工艺退出历史舞台、城市化导致民族凝聚力减弱、民族传统文化后继乏人等。因此，民族传统文化就面临极大的挑战，有学者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表现：少数民族成员落入传统文化被现代城市文化替代的境地、城市民族文化出现一元化和多元化共存的事实、盲目城市化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人为破坏。更有学者指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逐渐陷入困境、在现代文化的优势攻势下面临变异的危险：“愈来愈多的少数民族的年轻一代外出上学、打工，他们更多地充满对城市中心地带生活方式的向往逐渐远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的民族文化正在大量地消失。”并认为民族聚居地区情况好一点，散聚的民族地区比较严重。事实上，对民族聚居地区的情况判断也过于乐观了。几年前有学者通过对壮族聚居的广西百色壮语使用现状和民族意识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民族语言的衰退和民族意识的弱化很快：“如果考虑到百色还是位于壮族聚居区的一个中心城市，壮话在这样的城市中竟也有这样的衰退速度，我们更应该感到惊讶，也更应该值得去深思。”民族地区城市是精英人口聚集的地方，升学、经商、升迁等方式的流动使各种人口集中一起，职业身份成为人们相互区分的重要标识，交往、交流的扩大使通用语言得到广泛使用，民族语言往往只成为表明民族身份的一个工具。由此我们可以感知其他民族地区城市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民族意识的发展现状。缺乏强有力的民族意识支撑和延续的民族历史沉淀积累，就会使得民族文化面临灭失的危险，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前者包括民族建筑、工艺品等，后者包括民族语言、歌曲、舞蹈、传说、故事、手工技艺等。在城市化进程中对民族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性开发、旧城改造中对民族传统建筑的人为破坏，还有城镇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特色危机”，“建筑一律、结构雷同”等问题日益突出。盲目跟风现象严重，甚至走进了城镇化等同于房地产化的怪圈。在楼房越建越多、越建越高，城区范围越来越扩大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蕴逐渐地消失，一味的追求外在的现代化指标，没有“重视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文化要素”，没有充分发掘把握民族地区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城市化带来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的同时，社会文化也将发生深刻变化，不仅受困于环境污染、能源短缺、交通拥堵、治安混乱等城市问题，使人体验“当以现代西方社会生活方式为蓝本的高度物质化的所谓现代都市文明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单调、乏味和无意义感的时候”，“更使当地人陷入一种‘无家可归’的后现代主义式的精神状态之中”。因此，需要确立对民族地区城市的文化定位，挖掘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合理因素，融入现代城市文明中，才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也能使当地人在物质富裕的同时，精神世界也得到充实。
（二）民族地区文化保护
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受到越来越严峻考验的事实，引起学者的关注和思考，他们在探索民族文化保护的途径和措施。首先，很多学者都认识到要提高保护的意识。不仅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城市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并且要发挥教育舆论的导向作用，增强民众的保护意识，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成提供社会条件。同时，有学者提出要进行现代文明意识宣传，帮助民族地区群众提高甄别能力抵制不良、腐朽的文化侵入，培育现代人文追求，保留核心、优秀、合理的民族传统文化。从而在思想认识的高度上认识到民族文化对民族地区城市建设的重要作用：“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或城市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据和历史文脉，对于民族地区来说，民族文化是它个性特色形成和缩小与东部地区城市差异的雄厚资本。”转变观念、提高保护意识是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基础。其次，各级管理部门要有所作为。在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调查的基础上按“分类分层”原则进行保护，即分为部级、省级、记录式保护三个层次，加快立法保护的步伐、加大保护经费投入、健全民族文化管理队伍等。也有学者提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工作，加大投入力度发展民族教育产业，把民族教育产业作为公办民族教育必要的补充。在立法保护方面，学者们的着力点较多。因为立法有利于理顺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防止和减少唯利是图和短视的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破坏性开发，也可以使保护工作有法可依。针对我国在民族物质形态文化上取得巨大进步而非物质文化形态保护处于缺失状态的现状，提出要推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基本法确立，而在目前条件下，需要“按照国家针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制定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指导各级政府的非物质形态文化保护工作。”如2003年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共同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在全国逐步推开，中央政府也已经成立“保护工程”领导小组，设立国家中心。再次，民族传统文化要传承，保护是一方面，创新是另一个重要方面。关于这点，许多学者都呼吁要加快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应当给予政策上的引导，还要运用现代化技术增加民族文化的科学因素、时尚因素。发展民族文化产业要制定发展策略和规划、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样可以培育民族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促进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同时反过来促进自身的传承和发展。要大力培养民族文化产业人才队伍，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人力及智力支持。最后，民族传统文化转型方面，有学者提出经适应性转型可以依附性的边远文化形态存在，对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产生参考性影响。就个体而言，少数民族自身需要增加对现代文化的适应性，需要几个方面的准备：知识的准备、技能的准备、现代城市文明素养的准备、民族文化和普通文化对接中的心理准备等。
（三）民族地区城市化区域研究
民族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地理状况等各有不同，形成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同区域的民族文化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对此作区域性的研究也十分必要。对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学者详细地分析了从森林草原民族到城市民族的变迁过程及表现，考察了朝鲜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回族、蒙古族、满族、达斡尔族、锡伯族等十个少数民族向现代城市民族转型，建制市的设立、大都市区的带动推进了东北少数民族区域城乡一体化，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2010年，上述少数民族中前六个少数民族的城镇人口比例都达到66%以上、后四个少数民族的城市化率也达到了51%，东北城市中少数民族已有55个，东北少数民族自治区域人口城市化率为50.4%。通过对城市发展的文化考察，提出城市化的发展对民族传统文化具有“二律背反”效应的观点，即是“一方面使各民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共同性因素得到加强和趋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各民族文化的流失”。就此提出城市化发展与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协调的问题。西北民族地区城市作为资源要素的集聚中心、辐射中心和扩散源，因此将自然资源、经济基础、区位条件作为发展城市的要素，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作者以甘肃、宁夏、新疆、青海四省区20多年来的发展数据来说明，但在城市扩大的同时，作者的调查发现西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几乎都面临“文化缺失”的难题，这也是一个“传承两难”的困境问题：“城市社区中的各民族的居民都担心自己民族的文化被别的民族文化同化，因而为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就努力再现或张扬民族传统文化要素，这样做的目的又会阻碍民族地区城市的扩张和向乡村的侵入，结果就使城市尽可能快地提高地价、迫使聚居城市中心的少数民族居民向周边地区迁移，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民族传统文化的边缘化和郊区化，年轻的一代往往更向往城市中心地带的生活方式，于是就会出现所谓的‘传承困境’。”作者提出民族文化要走向市场、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传播、营造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的观点。笔者认为，民族文化“传承困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城市化进程中非主流文化发展遇到的共同问题。西南边疆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重要的聚居区之一，城市化的发展程度，2010年广西为40.11%、云南为35.2%，均大大低于同一时期49.68%的全国平均水平。城市化与地方经济发展存在某种契合性，但近年来主要依靠基础建设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是那么的明显，急迫的城市化消耗了这些地区强壮劳动力和经济自然资源，使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化，因此，有学者提出：城市化并非民族经济发展的“指路明灯”。
三、民族地区城市文化发展趋势分析
以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壮族聚居的广西自治区为例，“2000年广西城市化水平为28.15%，同期的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分别为2080.04亿元和220.0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3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865元。至2010年，广西的城市化水平提高到40.11%，而同期上述各项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也分别达到9569.85亿元、1228.61亿元、17064元和4543元，分别增长360.08%、458.43%、192.49%、143.59%。”民族地区城市化水平提高对该地区经济各方面发展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基础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大和各项政策的扶持，城市区域一体化进程也逐渐实现，从而带动民族聚居地区城市化发展，吸引各地的人才和资金流入。无论是少数民族人口向发达地区城市流动，还是工商业投资的注入民族地区都促进城市化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和资本通过流动实现最优配置，民族融合是一个大趋势，我们需要加以引导，营造民族团结和谐的氛围。民族地区的城市，是各级民族区域的中心，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起辐射作用。创新是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繁荣的途径，用现代的意识、技术手段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扬光大。用与时俱进的经济意识、效率意识、效益意识、公平意识、法治意识、环保意识、审美意识等现代意识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审视，从而对民族地区城市化战略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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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篇7
1.湖南传统手工技艺食品概述
享有“鱼米之乡”美誉之称的湖南，因独特的自然资源和多元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丰富的非遗资源。据统计，我省现有部级保护项目118个，省级保护项目236个，市级保护项目690个，县级保护项目3012个。这些项目有一个共同的最大的特点：依托于人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口耳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非物质遗产除了民俗外，其余九大类分别是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其中传统手工技艺就有20多项，如长沙火宫殿传统小吃、衡阳的杨裕兴面、益阳沅江的麻香糕、湘西土家族的酒鬼酒酿、怀化靖州的雕花蜜饯。
这些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不仅是湖南各民族民间工艺的重要载体，而且是农耕文明时期湖南各民族生产生活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特质，在艺人们代代师徒口传身教中不断发展丰富其内涵，从而在保留本民族传统技艺特点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手工艺的优点，使得湖南非物质传统手工技艺在型制、工艺、装饰手法、材料运用等方面呈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具有鲜明而独特的审美与实用价值。
2.湖南传统手工技艺食品品牌建设发展现状
伴随着全球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深入，机器批量生产逐渐取代了手工生产，使得非遗传统手工技艺的“手工”特性受到市场的冷落和轻视，部分传统手工技艺食品的生产趋向功利性追求，忽视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市面上有些传统手工食品的视觉形象上偏向传统元素和传统文化的打造，品牌形象同质化，品牌品种单一化，制作工艺简单粗糙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其产业化发展进程。
（1）品牌视觉形象雷同，地域文化不明显；
品牌视觉元素主要体现在品牌的文字标志、图形标志、包装设计、招贴广告以及店面整体形象设计。例如2009年被列入省级非物的怀化靖州的雕花蜜饯，是一个拥有2000多年美食文化与民族文化完美结合的民间艺术珍品。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和丰富的苗侗历史文化，富有极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然而在它的品牌视觉表现上毫无鲜明的地域性特征，面临缺乏地域特色视觉文化符号的困境。
（2）品牌在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的表现上滞后，形式美感不足；
它的包装设计却极为简陋，主要以透明的塑料简装为主，产品完露出来，在随意搭配没有考究的字体作为品牌识别的标志，再将包装上附加简单的文字说明，并不能真正体现设计的基本精神；礼盒装的也大都用没有特色的纸盒予以包装，盒型都是以传统的方形为主缺乏创意；包装盒的颜色大都是红色、绿色、黄色缺乏新颖性。视觉形式感不强，无法激起消费者的食欲与购买动机。
（3）品牌品种单一化，市场定位不清晰。
品牌产品缺乏创新性，品种单一化，个性不突出就必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再看雕花蜜饯品牌包装过于简陋，没有迎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与情感需求，缺乏市场定位。在众多的产品和品牌中，消费者的购买力更多的是接受和选择哪个品牌。加上产品的衍生物甚少，销售形式主要以现场销售为主。
3.湖南传统手工技艺食品品牌建设和产业化发展策略
（1）挖掘湖湘文化内涵的传统手工技艺食品品牌形象
湖南非物质传统手工艺是湖南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部分。湖湘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 湖南非物质传统手工艺品牌内涵就是挖掘富有湖湘特色的文化内涵，这种内涵较为隐形，品牌所要传递的信息正是品牌文化的内涵。湖湘文化是泛指南下的中原儒学正统，是一种特有区域文化。它有着刚烈倔强的个性，热情而奔放；反映出湖湘大地特有的民俗与民风。因此在构思传统手工艺食品品牌形象素材时，应了解产品的文化背景，充分而准确表达出正确的意境。创意源泉应选择该区域具有典型性和历史性元素，进行合理有效的加工为设计服务，而不是简单的几个传统元素随便表示，并且要避免元素的误用。
将湖湘文化的精髓进行归纳、提炼出地域文化中的传统元素，将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手段结合，设计出贴切的富含地域特色和符合现代审美情趣特征的视觉形象，以此提升传统手工艺品品牌的附加值，促进传统手工艺品的良性发展。提升手工艺品品牌的档次，使其具有超出一般产品的质量，做工精细更富有特色和吸引力。这样一来，既能提高传统手工艺产品的经济价值，又能彰显它的文化价值。作为消费者而言，其所购买的也不仅仅是商品，购买的更是商品背后的历史、文化等符号性的精神价值。传统手工艺产品导入品牌形象一旦定型，就会被消费者接受。
以品牌形象发展为依托，提高传统手工艺食品的市场竞争力。传统手工艺是食品品牌的特色和品牌文化，是与同类产品竞争最大的焦点，是区别其它产品的重要手段。中国是文化资源大国，民间艺术资源丰富，每一种民间文化资源都具有其与众不同的文化和工艺特色，这种特色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具备品牌开发潜力。因此，传统手工艺食品品牌的建设必须以地域文化和工艺特色为依托，塑造并强化品牌的特色，有效避开同质化的竞争。
（2）开创湖南传统手工技艺食品品牌营销新模式
菲利普・科特勒认为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他们之间的组合运用，其目的是借以辨认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同竞争对手区别开来”由此可见，品牌就是产品身份的象征，在消费者的潜意识中就有该产品的信任感和认同感，排他性很强。而品牌定位则是品牌价值的根本保障。要想建立起一个强势品牌，首先是要对自己的品牌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定位，而品牌如果缺少清晰明确的定位，就会像没有蛇的船一样。清晰而准确的品牌定位为品牌塑造了鲜明的个性与丰满的形象，使之与竞争品牌有了质的区别，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形成独特的差异性优势。
然后是研究消费者拟定营销策略，充分考虑到了消费者需求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传统手工技艺总是与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彰显出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特色物产、乡土风气、人情习性、行为劳作等各个方面的特征，特别是传统手工艺食品带有明显的区域性饮食偏好。目标消费群体不仅要考虑到本区域本民族的消费者，还应该针对其他区域异民族的消费者；消费者的生活习惯、消费方式、文化层次和心理需求。以情感建设品牌，拉进消费者的情感距离；以品质建立品牌，赢得消费者的信赖；以多样化的生产建立品牌，满足多层次消费者的需求。
充分调动消费者身边的媒介手段，进行平面、立体、动态、互动的宣传，普及消费者对传统手工艺的认知。使消费者在物质消费的同时，体验到更多的精神愉悦。将品牌与体验想结合的营销模式。
融合创意产业研发特色化产品，借势发展旅游服务产业
传统手工艺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与活化石，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价值，比如
怀化靖州的雕花蜜饯就是利用各种瓜、果、蔬菜的根、茎、叶、花、果的自然形态雕刻出富有苗侗文化内涵的图案，造型生动极、工艺独特，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是集历史、艺术、文学、哲学、美学、传播、生态一体的文化形态。“文化产业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资本，是对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颠覆，它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实现了产业的创新。而其中所蕴涵的文化产业资源，通过产业的形式得以传播和发扬，是发展和繁荣文化的有效途径。”这种文化形态和文化模式的关键点就是创意的挖掘。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台湾文创产业的发展经验。日本在打造地域性品牌特色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将特色民族文化元素体现在各种土特产品上，然后在整体上宣传。比如水果，可以制作成子、茶、蛋糕、饮料，重要的是，所有的企业都基于同样特色，并作宣传推广。一般来说，由政府设定治愈系吉祥物和代表图案，然后由各个企业独自研发，已经设定好的治愈性吉祥物和标志图案要作为一个品牌持续使用直到被大家所认知。
举例来说，北海道的乳制品是当地的有名的土特产品，利用乳制品制成各种各样的子被销售。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色恋人等甜品，厂家很多年都持续使用同样的包装图案，因此成就了这个品牌，现在已经成为家喻户晓明星产品了，游客也都争相购买。还有台湾的伴手礼最突出的便是本地化特色，当地的历史、人文、民俗、手工艺品都与伴手礼产业息息相关。政府积极推动“一乡镇一特产”，全台各乡镇大力发展专属自己独特的伴手礼。在开发伴手礼之前，政府会统一出台政策，找团队、专业、企业去考察当地的农业、人文、历史，经过磨合碰撞后再考虑朝哪个方向去塑造。比如全乡都产凤梨，并不是所有人都去作凤梨酥，可以有凤梨冰等衍生品，即使是凤梨酥各家也都有自己的招牌口味，这样才能吸引游客。
传统手工艺食品的工艺较特殊，大多数产品采用的是纯手工的工艺。在现代这个追求个性和返璞归真的快消费、快节奏社会，这种传统手工艺食品生产企业发展存在很大的潜力，市场商机无限。同时，手工艺食品得买卖大多数发生在旅游胜地。借助于旅游业这一行业发展得辐射效应，未来市场上对手工艺食品的需求并定呈增长态势。比如怀化靖州的雕花蜜饯就可以借助当地苗侗旅游文化打造湖南西南部少数民族特色传统手工艺食品做推广销售的平台。靖州是中国苗族歌之乡、中国茯苓之乡，有结合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歌和花苗民族文化打造的三锹地笋苗寨风情游、苗侗祖地佛教文化名山飞山生态民俗游、湘西南最大的林场――排牙山林场绿色生态游等旅游资源，每年到靖州旅游的游客突破五十万人次，每年因旅游带动的雕花蜜饯销售额上亿元。
结语
在文化和品牌开发融合的视角下，构建湖南区域传统手工技艺食品的品牌形象，以创新发展为契机，延承传统手工技艺特色，创造出富有湖湘文化内涵的手工技艺食品品牌，以品牌的力量推进该地区文化产业的整体进步。只有立足于湖南民族地区的整体文化生态，通过动态化的创意产品开发，从而建立起符合具有地域特征的产品形式与产业结构，才是湖南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遗产生存发展之路。
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篇8
关键词：景区；传统文化；英文导游；传播
中图分类号：F5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4028703
1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日益增强，海外对中国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了解中国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而作为中华旅游资源和语言文化的传播使者，在景点讲解之上，涉外导游们更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职责与使命。一方面他们满足了大众对认识中国的渴望，另一方面也让更多人对中国文化具有感性认识。高素质的涉外导游应该具有很高的文化层次，把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翻译出去，让外国游客知道中国文化的伟大、古老和精深。
目前，全国旅游职业院校中的导游专业、旅行社经营管理专业、旅游管理等专业均开设《导游英语》课程。这些专业在导游英语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教学内容组织、教学方法使用、考试考核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但大部分专业的导游英语课程从导游业务、景点讲解入手设计课程，组织教学，而基于文化传播的英语导游视角研究并不多见。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外文导游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问题值得学者们加以研究。
2相关概念界定
2.1景区传统文化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871年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性的复合体”[1]。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同时又具有民族特征。对于一个景区而言，景区的传统文化包含着这个景区内部的物质生活、各种社会行为规范、当地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以及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即这个景区内部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游客在一个游览景区的过程中见到的当地的民居、饮食、交通、民俗节庆活动、生活设施、人情往来等方面都是属于景区传统文化的内容。对于民俗旅游景区来说，传统文化是游客前来游览体验的重点。
2.2英文导游
我国的导游按照语言，可以分为中文导游和外文导游。其中，外文导游中占大部分的是英文导游员。本文研究景区传统文化在涉外导游中的传播促进措施，选择占主要地位的英文导游为主要讨论对象。另外，按照职能来分，具有导游职能的人员包括全程陪同导游、地方陪同导游及景区讲解员三者。全程陪同的导游（简称“全陪”）指受组团旅行社委派、作为组团社的代表，在地陪的配合下实施接待计划，为旅游者提供全程陪同服务的工作人员。地方陪同导游是指受接待旅行社委派，代表接待社实施接待计划，为旅游者提供当地旅游活动安排、讲解、翻译等服务的工作人员。景点景区导游亦称为讲解员，是指旅游景区景点为游客进行导游讲解的工作人员[2]。
全陪虽是组团社的代表，但由于其主要工作是带团外出，在传递景区传统文化的工作中作用并不明显。而地陪和景区内部的导游讲解员在游客景区游览的过程中，是作为景区传统文化的直接传播人员，所以在本研究中，笔者重点围绕担任景区游览过程中讲解的地陪和景区导游讲解员进行讨论。
3目前景区传统文化的传播现状
3.1景区传统文化传播的内容
3.1.1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民居、饮食、日常用品等，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导游在引导游客游览景区时，物质文化是游客感受最为直接、接触范围最广的内容。
3.1.2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 家庭制度、 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内容，如少数民族的山歌、史诗、传说故事、民间工艺等内容。
3.1.3行为文化
行为文化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这类文化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如婚丧习俗、迎宾习俗、生活禁忌、民俗节庆活动，等等。
3.2景区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
围绕着景区传统文化的内容，导游人员在传播各项景区文化时主要有以下几种传播途径：对于物质文化和部分行为文化，主要采取讲解相应的文化物品、设施和习俗；对于一些互动性、参与性较高的行为文化，如迎宾习俗、民俗节庆等活动，主要采取引导游客观看、参与表演等活动；对于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则主要采用与游客交流与互动，以及解答问题等方式。
3.2.1导游人员讲解景区文化设施
景区内部的各项传统交通工具、生活设施、传统民居、饮食和服饰等物质文化是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最直接接触到的内容，也是游客可以用视觉、触觉等感观加以体验的内容。这些文化内容的特色、涵义一般是通过导游人员循循引导的讲解，帮助游客了解和加深体验效果的。而诸如生活禁忌的行为文化，更是在景区导游人员边游边提醒的讲解中向游客传递的。游客在观赏中了解到景区当地人的习惯，文化传播的过程和效果也就实现了。
3.2.2导游人员引导游客观看、参与民俗表演等活动
具备传统文化特色的景区都会将当地独具一番特色的民俗活动作为景区内部的游览娱乐项目供游客观看和参与。诸如苗族景区的对歌、抛绣球等活动，都是具有民族特色，参与性和娱乐性极强的活动。导游人员引导游客在景区内体验当地传统文化时，此类文化活动项目是游客乐于参与且体验性极高的活动。导游人员需要正确、有序地引导游客参与这些活动，使得游客不仅能理解这些活动的文化涵义，而且在这些有特色的民俗活动中达到最大程度的参与。
3.2.3导游人员与游客的交流与互动
游客至某一传统文化景区游览，游览时间是相当有限的，对于当地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不能够直接地体验到。这些方面的文化内容，只有导游人员通过设计提问与回答等互动环节将这些文化信息传播给游客，从而实现游客对景区文化更为全面的理解和体验。
3.3导游景区传统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3.3.1导游专业知识不足
目前的英文导游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历层次不一，语言水平和知识面也相对有限。对于传统文化内容不能以专业的翻译将信息准确地传递给游客；外国游客想要了解文化相关的问题时，导游员也经常不能给予全面准确的回答，从而导致传统文化传播过程受阻，外国游客得不到满意的体验。
在传播技巧上，英文导游员主要习惯于惯常的讲解套路，按照一定的景点讲解顺序将设计好的景点导游词一一陈述。对于其中的传说故事等，并不注重信息的可靠性；在讲解过程中也不注重设计互动环节，从而使得与外国游客的交流难免存在不顺畅的问题。
3.3.2导游道德素质有所欠缺
导游员的敬业意识是游客特别看重的素质。对于外国游客而言，除了体验当地文化的具体内容外，导游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平亦是他们旅途别看重的体验内容。有些导游为了赶行程，随意地增加游览项目、改变行程，游览起来不能将具体文化内容传播到位，游客体验也就不能达到满意了。另外，在引导游客消费方面，导游也存在着为了多拿“回扣”而不正当地诱导外国游客多消费的行为[2]。
4影响英语导游过程中景区传统文化传
播的因素4.1游客本身的游览性质
外国游客对景区当地文化的了解程度和理解能力、对景区文化内容的偏好以及游客的性格等方面的因素都影响导游人员对景区文化进行传播的过程，并最终影响到传播效果。
4.2景区传统文化氛围的营造
景区内诸如交通工具、生产农具、服饰、饮食等各样物质文化内容的陈设与展示，诸如民歌、史诗、宗族观念等各样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展现，以及诸如生活禁忌、婚丧礼仪等各样行为文化的呈现，这些方面综合起来，通过多方面的互相作用，营造出了整个景区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外国游客随处可见、可闻、可品当地实实在在的文化内容。在导游人员的正确引导下，这类景区比之文化氛围一般的景区而言，传统文化在外国游客当中传播的效果要好得多。
4.3景区内当地居民的态度
不少具备传统文化的景区仍有当地的居民居住。这些居民除了在景区内生活之外，还会多多少少地参与到游客的旅游活动中，如销售当地的特色旅游商品，参与景区内民俗表演，甚至他们的生活情态也会成为游客游览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景区内的居民对外国游客持欢迎态度时，他们会对前来景区旅游的外国游客示以好意，并尽心尽意地为他们提供旅游服务。从而，在当地居民的配合下，导游人员能将更多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内容更为顺利地传递给外国游客。进而，景区的传统文化亦能较好地传递给外国游客。反之，若当地居民对外国游客持排斥的态度时，景区传统文化的传播则不能顺利地通过导游活动传播开来。
4.4导游人员的职业素质
导游人员是外国游客游览景区时的“窗口”，他们的服务质量决定着游客旅游过程体验的质量。导游人员对景区的了解程度、讲解能力、沟通技巧以及他们的服务态度等方面构成的专业素质是影响景区传统文化传播的最直接因素。
5英语导游过程中景区传统文化传播促
进途径针对上述列出的影响英语导游过程中景区传统文化传播的各项因素，笔者认为可以相应地采取如下促进景区传统文化传播过程的途径。
5.1景区对外加强宣传工作
旅游开始前，游客对该景区文化信息的多方面接触不仅有助于游客对景区了解的加深，而且可以促进游客前往当地进行旅游的活动付诸实践，并在游览过程中得到更真切的体验。对于外国游客而言，他们也通常会在出游前尽可能多地了解景区的宣传资料。这样，景区需要通过网络、旅游书、旅游杂志等多种媒介向外界尽可能多地传递景区当地的传统文化信息，使得文化传播在旅游活动开始前就有良好的开端。
5.2景区对内加强传统文化氛围的营造
既然景区内部的文化氛围直接地影响到英语导游人员进行文化传播的环境以及游客的体验环境，那么，景区对内部的文化氛围进行着力营造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景区需通过各种合适的方式将景区内富含传统文化内涵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文化内容展示出来，供游客游览，也方便导游更直接地将景区的传统文化传播给外国游客。
5.3景区加强社区参与工作的推进
针对景区内居民对游客的接受态度问题，景区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加强社区参与工作的推进，使得居民们在景区发展旅游这一活动中随着景区的发展而受益。居民们除了需要分享到景区发展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外，还需要在生活方面得到保障，如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旅游者不可随意侵入；又如周边的生活环境有所保证，不会因为发展旅游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等等。景区内各项旅游发展决策都需要纳入居民的意见，景区亦需要设立相应的渠道供居民反映意见。这样，在景区管理处和居民的共同参与下，积极友好的旅游环境便有助于游客在其中更好地体验景区的文化内容，从而促进景区传统文化在导游引导下的传播。
5.4导游人员专业素质的提升
导游人员的服务贯穿在外国游客游览景区的整个过程，结合上述的分析，英文导游人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升专业素质：英语水平、景区文化知识、沟通技能和服务态度等。这些方面能力的提升，将有助于英语导游更好地为外国游客进行文化设施的讲解，引导他们参与各项旅游活动，更好地与游客进行交流互动。保证了这几项景区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能达到有效的文化传播效果，则实现整体上导游人员文化传播效用的提升也就没有难度了。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导游人员自身加以努力之外，政府和旅游部门加强导游人员的培训和管理与规范旅游市场使之合理化，也是非常必要的促进途径。
6结语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文化的传播成了民族交流中所需重点研究的话题。对于旅游景区来说，如何使得景区的传统文化在外文导游的导引下更好地传递给外国游客，从而实现传统文化更有效的传播便成为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如图1所示，本文着重选取了英文导游作为讨论对象，分析了目前景区传统文化的传播现状与英语导游过程中景区传统文化传播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了促进英语导游过程中景区传统文化传播的几种途径：景区对外加强宣传工作、景区对内加强传统文化氛围的营造、景区加强社区参与工作的推进以及推动导游人员专业素质的提升。唯有通过政府、景区和导游服务人员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才能更有效地推进景区传统文化在外国游客中的有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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