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的原因范文

文化交流的原因篇1

关键词: 法律文化/中日交流/原理/意义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依文献记载，迄今至少有二千年的历史。从《三国志•倭人传》到《清史稿•日本传》，中国的十六部正史中对此均有记录。[1] 在这二千多年的历史洪流中，中日之间一直流淌着法律文化的泉流。[2] 其间形成两个高峰，一是古代日本大规模地输入唐代中国的法律文化，开创出它著名的律令时代；[3] 一是晚清中国急速地输入近代日本的法律文化，开启了我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4] 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到日本，晚清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到中国，这种双向交流不仅形塑和提升了两国的法制文明，而且亦已成为人类法律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把这个案例作为一个典型来分析，用以探讨法律文化交流的一般原理及其作用，既是一项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科学工作，亦是一项饶有兴味的学术活动，但这个问题长期为人忽略，专门的探讨近乎空白，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此做出回答。

一、法律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人的作用，决定了法律文化交流

在理论上的必然性和现实上的可能性

确切的说，古代日本输入唐代法律文化，是因为唐代法律文化对当时日本法律文化所拥有的绝对先进性，亦就是日本留学生所的，“大唐者，法式备定珍国也”。[5]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日本的法律文化与唐朝中国不存在种差距，亦即它们大致处于相当的发展水平，那么，即使日本对唐代法律文化采取学习的姿态，那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其广度和深度恐怕都不能与历史上的相提并论。事实上，正是中日之间这种法律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形成了唐朝中国对古代日本的压力。这种文化压力可能不如战争胜负那样明显，但它却是无形而又沉重的，尤其是对像日本这样一个追求自尊的民族来说，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6] 同样，晚清中国不管曾经多么无知和轻视东邻日本，但事实还是让先进开明的中国人看到，近代化的日本不止在军事上，即使在法制发展水平上亦已超过中国。正如黄遵宪、沈家本和董康等所感受和认识到的那样，日本在法律文化上对中国已构成压力。[7] 但在这种新的不平衡中，日本已处于先进而拥有优势的一方，中国则替代古代日本沦为后进而处于劣势的一方。所以，晚清中国决定模仿日本变法修律。

中日法律文化之间的这种不平衡为何能引起交流的必然呢？从大的方面说，“文化交流是调节各国文化平衡发展的无形的杠杆。由于自然地理及各种人为的原因，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包括文化的风格、气质各异，发展程度高低不一。这种不平衡是文化交流的内在动因。文化在交流中渐趋于平衡，接着再产生新的不平衡，然而再进行新的交流。就这样，文化交流不断调节各民族文化向前发展。”[8] 如果要将其中的道理说透，正如前面所说，不平衡有压力，压力必然促使不平衡中处于后进、劣势的一方，通过模仿、发展来追赶先进、优势的一方。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法律文化是社会整体系统中的一部分，法律文化之间的不平衡，实际上是整体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体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自然导致人类竞赛中的压力，这种压力又往往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因此，法律文化作为社会革新系统中的一部分，交流是势所必然。从前述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动因中，我们已经看到双方都是在社会压力下进行改革的产物，在方向、规模与速率上亦都与社会整体的改革相一致。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人类文化，包括法律文化，有一种自我交流的能量，这种能量表现在相对先进的一方，总是透过人的行为积极地向外渗透和扩张。这有点像流体力学原理，即不平衡中高低之间的惯性流动。中日之间法律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之所以能引起交流，亦不妨看成是历史力学原理的一种表现。唐朝中国在处理与日本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国际关系时，确立和推行的是朝贡体制，并依此作为评价双边关系的标准。在朝贡体制中实际包含着法律文化的要素，即律令制的标准。尊重和模仿这一标准的，亦就是取法律令制的，唐则予以鼓励、支持和帮助。因此，遣唐使的成功不仅在于日本的努力，还有唐对这种文化输出的热心和所提供的帮助。[9] 缺乏文化输出方的热心和帮助，交流是很难取得成效的。首先要遇到的困难是专家的缺乏，没有专家参与的交流，其效果可想而知。晚清中国为变法修律而进行的政治考察、法律翻译、草案制定、人才培养等，无不依赖和得力于日本的支持与帮助。[10] 而且，这种情况贯穿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全过程，亦即论者所谓的西法东渐的过程中。[11] 对此人们可有不同的认识和解释，但我以为，把这一现象理解为法律文化交流中优势一方的一种自我能量的释放与扩张亦未尝不可。

正像经济状况一样，法律文化在各地的发展水平总是不平衡的，这使它们之间的交流既是必然的，同时又是积极和普遍的。古代罗马对希腊的学习，西方近代法的传播，美国对英国普通法的继受，以及西方法对非西方地区传统法的冲击、瓦解以至被移植、模仿等，都是人类法律文化基于不平衡而产生的交流。[12]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先例，特别是分析中日法律文化的输出与输入，我们的这个认识还可以向前延伸，即基于不平衡而产生的法律文化交流，不止是必然和积极的，而且亦是可能的。从原理上说，人类生活本质上有相通性，人性自有一致性。建立在人类生活之上的不同法律文化，实质上都是追求生活秩序化和社会正义性的人类本性的共同表达，这奠定了不同法律文化交流的可能。就以中日为例，日本通过变通继受了唐代中国的法律文化，说明唐代法律文化所确立的生活方式符合当时日本人的口味和追求；同样，晚清中国通过变通继受了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说明当时的中国人亦能适应这种法律文化所确立的生活方式。而这两者之所以可能，本质上还是人类一致性在其中的体现。

文化交流的原因篇2

 

关键词：跨文化；相遇；交谈；理解问题

跨文化语言交流是指在“跨文化相遇”(intercultural encounter)中有着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所进行的交谈，谈话的双方所使用的语言对于一方来说是母语，而对于另一方来说却是外语，也可能对于双方来说，这种语言均不是自己的母语。本文只讨论一方是母语讲话人，另一方是外语讲话人的情况。双方对于交谈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文化背景，因而在交谈中经常会出现理解问题。谈话是双方面的，理解达成与否取决于双方。本文试图阐述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从谈话双方出发对于理解问题的产生进行分析，说明双方为解决交谈中的理解问题所采取的策略，提出语言理解是涉及多层面的动态选择。

一、交谈中的理解问题

跨文化相遇指语言、文化背景各异的人不期而遇，在这种不期而遇的碰面中交谈的内容具有不可预见性，尤其对于讲外语的谈话者来说，他们无法预见会谈中可能碰到的词汇、语法等内容。因此，理解问题或多或少会出现在这种不可预见的跨文化的交谈中。在跨文化相遇中说话双方完全理解，交流与沟通顺利进行的情况不能被称之为问题，在此讨论的理解问题是指听话人在理解说话人的话语时表现出来的听不懂(non－understanding)和误解(misunderstanding)的情况。

听不懂是听话人能听懂的话语有限或者完全听不懂，也有可能由于遇到突然的话题转换(topicswitch)导致听话人不知所措。

当说话者之间出现部分或完全的、暂时或长久的理解错觉时，误解就这样产生了。误解是母语讲话人和外语使用者对同一语言单位赋予了不同的意思。听话人对于所听内容得出了他觉得言之成理的一种意思，但事实上却不是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意义。

在跨文化相遇中出现听不懂或误解的理解问题时，双方的交流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当谈话一方或双方均发现交流中存在理解问题时，一方或双方可能针对问题进行解决，交流可能被继续进行了。有时，也可能由于无法解决理解问题，比如讲外语的说话人完全无法理解母语讲话人的话，交流被迫中断了。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对话双方均没有意识到交流中出现的误解，交流的思路没有被中断而是继续了下去。例如，在洗衣店讲法语的智利人berta询问窗帘的清洗问题，而母语是法语的店主回答她的是床罩的价格。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误解的存在，交流继续进行了。

区分听不懂和误解这两种情况并非易事。听不懂与误解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尤其是误解，它通常是讲外语的说话人对于自己听不懂的内容作了假想、主观臆测。

二、理解问题的产生

在跨文化相遇中出现的理解问题可以归因于语言、会话原则以及文化的差异。

首先，理解问题可能出现在语言层面，例如词汇层面。如果没有词汇基础，语言交流必然受阻，当然会出现理解问题。彼此语言不通、完全无法进行交流的情况没有讨论的意义。在此讨论的情况是交谈整体来说可以进行，只是因个别词汇造成的语言理解问题。比如，土耳其人mahmut。在荷兰应聘一家面包店工作时，对话一直十分顺利，但是当店主告诉他“必须先接受体检”(moet noggekeurd worden)时，mahmut不知道“gekeurd”(检查)这个单词的意思，交流被暂时中断。当作为母语讲话人的店主给出“检查就是你要看医生，看内科医生”的释义之后，交流又继续进行了。

除了完全听不懂词汇带来的理解问题之外，还有因为误听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导致的误解。误听是误解的一种情况。这类问题的共同点是听话人对于一个或数个语音要素认知有偏差。如意大利人angelina在面试时把德语zuerst(第一件事)听成zu essen(吃饭)了。这是她自己假想的、猜测的。当听话人认为理解的内容是谈话内容的延续，比说话人实际表达的话语还要连贯时就有可能出现误听，听话人可能会按照自己认为母语讲话人会沿着的谈话思路作答。误听的产生常常是有其诱因的，比如，当母语讲话人的话语中有与前面话语有关联的要素(指称的、时间的或空间的等等)时，听话人可能会对所听到的话语产生误听。这些要素会给讲外语的听话人带来理解方面的错觉，由于不是完全能听懂，所以就凭借自己听到的只言片语联想、发挥地去理解了。另外，母语讲话人语速太快、讲话含混或发音不清也容易造成讲外语的听话人误听的情况。

语言的其他层面也会带来外语听话人在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内嵌句子等比较复杂的语法结构，省略的话语诸如使用代词、口语中的缩略式、弱读的元音等都会造成外语听话人一定的理解困难。

其次，语言交流背后隐藏着的比较模糊的会话原则也能带来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语用学家发现人们在交谈时遵循一定的会话原则，如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和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在跨文化相遇中尤其以礼貌原则、人的面子问题所带来的理解问题具有普遍性。会话时的礼貌原则实质上就是谈话双方对于面子(face)问题的关注。面子是我们在公众面前的自我形象(self-image)。这种自我形象包括正面子(positive face)和负面子(negative face)。正面子指我们需要被他人接受、喜欢。人具有社会性，需要他人的认同，面子就体现了人对他人的需要。负面子指我们独立行使行为的权利，我们的行为不受到他人的胁迫等等。礼貌是人们有保全面子或自我公众形象的需要的意识。正礼貌(positive politeness)是要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有被接受、重视和喜爱的自我形象。负礼貌(negative politeness)是要维护不受他人强加的意志影响，拥有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自我形象。礼貌原则是我们在与他人进行谈话时表现出来的对他人面子的关注，从礼貌的角度出发不威胁他人的面子，不让他人丢面子。同时，对于谈话的另一方来说，他也要关注我们的面子，即也要给我们面子，不让我们丢面子。

面子问题充分体现在跨文化相遇的理解问题中，说话双方有时为了保全对方的面子，为了表现有礼貌而选择终止谈话。例如，智利人berta到了法国一家木材店，她想把家里的搁板加工成自己想要的尺寸，但是她听不懂木材店老板问她的有关尺寸的专业问题。由于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没有听懂，她试图保住面子，没听懂却仍答非所问地说着自己想把这些搁板安装到墙壁上的想法。她的回答与店主的问话内容不一致，berta的停顿和迟疑将自己的理解问题暴露无遗。店主看到她尴尬地犹豫和沉默，为顾及她的面子，没有再问什么。berta很尴尬，担心再次出现听不懂的丢面子的情形，所以既不想重复自己的问题，也不想再问任何问题了。他们的交谈不了了之。

第三，从讲外语的谈话人角度来看，还要考虑作为非母语使用者，他的母语文化背景对于跨文化相遇的影响，即文化因素在跨文化相遇中的作用。如摩洛哥人fatima在与负责住房问题的官员用荷兰语进行交谈时，很长一段时间保持沉默，表现得很不合作。她沉默的原因是她觉得必须对自己不认识的政府官员讲自己的私生活，如一个房间里有几个孩子睡觉，对自己来说是侮辱。由于fatima的沉默，那位官员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交流受到了阻碍。由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问题是最难解决的。这位官员如果认为fatima的外语语言能力是她无法回答的原因，相互的误会不会很深。但是，如果他从fatima前面的交流认定她有足够的外语语言能力回答他的问题，而她却保持沉默，那么他多半会认为这种行为比语言问题严重得多，误会将会比较深。

从跨文化语言交流中产生理解问题的上述三个方面看，语言层面的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会话原则和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问题则比较难解决。下面讨论谈话双方在解决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时通常采用的策略。

三、理解问题的解决

在跨文化语言交流中出现理解问题，谈话双方均负有一定的责任。事实上，出现理解问题时，谈话双方都不会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他们都会采取一定的策略来解决问题。

外语谈话人通常采用以下四种策略。①如果他的外语语言能力足以识别自己的理解问题，而且还不怕丢面子，他会采取积极有效的、能够表明自己理解问题的策略，如问“……的意思是什么”，采取向母语谈话对象寻求帮助的策略。②如果他的外语语言能力有限而且很顾及自己的面子，可能会出现上文例子中berta在木材店里的情况，听不懂店主的问题，虽然知道理解问题已经出现却选择答非所问、掩饰问题的应答策略。③避开。谈话双方都会尽可能避开会使交流中断的语言问题，外语使用者在遇到此类理解问题时尤其经常运用这个策略。④不管外语语言能力如何，他都采取了观望、等着瞧的策略。先忽略理解问题，且听下文，期盼自己的问题在下文中自然而然被解决。另外，讲外语的说话人有时选择不表明问题或作出模糊、含混的反应，是因为他想让母语讲话人决定是否要进行协商以及采取何种策略。他也可能会因为想保住面子，害怕表明自己用外语进行交流时存在的劣势，因而选择观望。①、②是两种极端的情况，最好的和最差的情形。视情况而定，第③和④种策略有时会有一定积极的效果。

母语谈话人在跨文化语言交流中的策略有以下三种。①积极且有针对性地解决外语讲话人的理解问题。在理解问题出现时，首先要肩负起解决问题的重任，放弃最初使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选择更能与讲外语的谈话人语言能力相配的语言，通过给出同义词或反义词的释义使交流继续。②观望。这个策略对语言能力或高或低的讲外语的谈话人都是有效的。③放弃。母语谈话人使用①、②种策略之后，仍然无法解决理解问题时，只得选择放弃。母语讲话人解决交谈中的理解问题时采用的策略是被动的，是视外语讲话人的情况而确定的策略。

四、理解：多层面的动态选择

在跨文化相遇中，虽然谈话双方进行的是语言的交流，但是在交流中传递的却不仅仅是语言的信息，还包括文化的信息。bremer认为：从理论上讲，形成语言理解的每一个层面都可能造成理解问题。话语(utterance)本身以及说话人意欲表达的语境与听话人期待的语境是否一致等层面综合在一起形成的“力”(force)决定理解。语言理解的实现是多种要素的一个合力。由于语言文化背景不同，跨文化语言交流中会出现理解问题，然而，由非常简单的原因造成的理解问题仍然是特例。在大多数情况下，听不懂和误解等理解问题的背后常常有来自多个层面的多个原因。由于谈话双方在语言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外语讲话人与母语讲话人之间的理解问题十分复杂。

跨文化相遇的理解是母语使用者与外语使用者对于谈话中所涉及的语言和文化等各个层面信息的表达和理解的动态选择。在要不要选择的问题上，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他们拥有的唯一的自由是可以决定是继续使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还是保持沉默、中断或终止交谈。语言交流的双方要对“话语的产出和理解作出选择”，这里的选择涉及话语的各个层面，例如，选择语言形式、词汇、短语和语法等等。在出现理解问题时，谈话双方要对语言理解策略进行动态的选择，或直接提出问题，或观望或回避。

跨文化相遇中理解的达成更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如果不了解谈话对象的语言文化的禁忌，谈及对方禁忌的内容必然引起尴尬或不快。彼此若了解对方的文化，交流便能避开谈话的禁区，或者即便出现了尴尬，觉得不快的一方也能体谅另一方并非是有意冒犯，只是两种文化对这一事物的诠释不同而已。

跨文化语言交流理解的达成还取决于谈话双方心智的正确选择。任何谈话都是在谈话双方依据自己的心理状态、意向和社会地位对话语的表达和理解进行选择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跨文化语言交流的双方在顾及文化差异的同时，更要顾及政治、经济等方面带来的社会地位差异，选择恰当的语言、语气，以便达成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理解。

综上所述，跨文化语言交流中的动态选择不仅存在于语言理解形成的每个层面上，还存在于交流所涉及的语言以外的其他层面上。所有层面的选择，始终都是动态的。跨文化语言交流的理解是不断进行着的多层面的动态选择，只有谈话双方在各层面上所作的选择都是适当的才能规避理解问题，达成理解，使交流成功。

五、结语

文化交流的原因篇3

众所周知，民族是以文化来区别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倘若各民族间不能找到文化的共同点，不能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学习和借鉴彼此的文化成果，那么民族的畛域就很难打破。反之，若各民族之间能够有文化的交流与认同，那么民族之间的差异就会被认同感、和谐感所淡化而相近相亲。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正是依靠文化的交流；推进文化的整合和融合，从而形成“一体多元，多元一体”的格局，即各个民族既具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各自的文化个性，各民族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关系。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和谐与交流是形成中华民族的主要因素，兹仅就中国民族史上的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数例，以探讨和谐与交流在其中的主导作用。

一、和谐与交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民族融合的大浪潮。而每一次浪潮都发端于民族的大迁徙、大汇合、大交流。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以及元代、清代等时期发生的南方、北方民族大迁徙、大交流，都使许多一度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古代民族（部族）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例如汉代的匈奴。三国的乌桓、南北的鲜卑、隋唐的吐谷浑、党项等等。还有些古代民族虽然现在还存在，但除了血统的差异外，在文化上已不再具有什么民族特点，例如满族、土家族等等。当满族最初入关。定鼎中原之时，强烈的民族畛域观念，曾因雉发这样的文化习俗差异而大规模流血，但经过300年之后，满汉在文化上已再难找到什么差异。

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其实也是一个混合众多民族成分的民族共同体。现今一般将汉族的祖族认定为“华夏族”，祖先认定为炎帝、黄帝。考“华夏”一称始见于周代文献，到了春秋之时才以“华夏”作为民族称呼。“华夏”一词源于炎帝与夏禹。传说炎帝族兴起于“华山”（古代对秦岭的称呼）之野，炎帝与黄帝是“兄弟”。黄帝之后的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故中原这一地区的民族被称为“华夏”，《尚书正义》说：“华夏，谓‘中国’也。”《尔雅·释诂》说：“夏，大也。”可知“华夏”一词是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史称“四裔”。即东边被称为“夷”的民族，西边被称为“戎”（羌）的民族，南边被称为“蛮”的民族，北边被称为“狄”的民族）。但“华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炎帝族、黄帝族都与居于西北高原的“羌”族颇有渊源。“炎帝以姜水成”，而凡从“姜”字均与“羌”有一定关系。黄帝据史载原居于“昆仑之丘”，其先本活动于青藏高原东部，那里亦是“羌、戎”之地。夏代的开国之君禹更是“长于西羌，本西羌夷也”，可见“华夏”之先就已融入了一部分从青藏高原东迁的“羌”系民族成分。此后“华夏”族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许多民族成分，而发展成后来的汉族。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个历史时期汉族所包含的民族成分都不同，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有一些古代民族或部族融合进来。虽然，在汉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依靠强迫力量而使其他民族、部族“同化”于汉族的情况，但从主流和总体上看，则主要是因为文化的交融与吸引而促使民族融合。拓跋鲜卑的汉化就是一个例子：拓跋鲜卑原属于“东夷”民族，最早活动于大兴安岭以北的呼伦贝尔草原一带，以游牧狩猎为生。公元四世纪前期曾一度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北建立“代国”，不久为前秦所灭。拓跋硅时于公元386年重新建立代国，旋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迁都平城（山西大同）。到孝文帝时又将都城南迁至洛阳，由于北魏国家的统一和扩展，鲜卑民族从边疆逐渐深入中原腹区，与汉族和谐相处，相濡以沫，原有的民族畛域被冲破，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于是，给民族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民族的融合不同于民族同化。前者是自愿的、水到渠成的；后者是强迫性的、灌注式的。拓跋鲜卑的融如汉族是一种良性的民族融合模式。它不仅通过血统的混合，更主要是社会文化的融合来达到。

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工具，北魏初期仍以鲜卑语为官方语言，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鲜卑语日益显出不适应社会之需的劣势，汉语文的优点和汉文文化典籍之丰盛，使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对学习汉语文有强烈的要求。孝文帝时遂改以汉语为国家的“正音”。汉语成为北魏法定的共同语言后，原有的鲜卑语的使用范围愈来愈小，逐步走向淘汰。语文问题的解决又为思想文化的沟通铺平了道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主流和核心的儒家学说成为了北魏政权的思想基础。早在拓跋硅时就推崇儒学“以学求为先，立大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此后，北魏政权逐步走上了与儒学相结合的道路，各州郡大建学校，儒生数量愈来愈多。作为统治者的拓跋氏也身体力行，钻研儒术，著书立说，按儒学理论治理国家。到孝文帝拓跋宏时，更把儒家推崇到空前的地位，举行了一系列尊孔活动。孝文帝不仅本人充满儒家文化色彩，而且。通过尊崇礼教，提倡孝、礼的思想，使北魏社会全面向儒家理念转化，从而使民间与上层生活都与儒学不可分离。

除崇扬儒学外，北魏还兼奉道、佛两教。北魏诸帝既尊孔又信奉道教。从宗教的方而进一步使鲜卑由原始信仰向华夏正教转化。因为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其文化内涵代表着华夏民族的传统理念，道教信奉的普及，使鲜卑民族的信仰汉化。北魏也推崇佛教，史称孝文帝“善谈老庄，尤精释义”。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和造像之多，可证明佛教在鲜卑社会的巨大影响。北魏的社会文化转变，逐渐使鲜卑民族观念文化转变，加速了民族的认同，最终融入于汉族之中，成为汉族的新鲜血液。

1．民族的流动、迁徙是加速融合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历史上愈是流动性大的、迁徙多的民族其融合率也最大。这是因为地域的界限往往限制了民族的深层次交往，难以达到真正的文化沟通。而没有文化的沟通就不可能有民族的融合。

2．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是文化互渗、消除隔膜的必要环境。北魏统一北方的政治活动和由游牧进入农耕的经济变化，加强了汉、鲜卑及其他民族的联系，居处相杂、文化相染，从而催化了民族的自然融合。

3．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北魏在积极吸取汉文化的儒、道、佛等成分的过程中，使其意识形态向儒学、道学、佛学的理念转化，从而在心理上产生极大的汉化认同，因而这一转化比较平顺，没有遇到大的阻拦。

4．和谐精神是中国民族融合的动力。尽管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但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冲破了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孔子的“戎狄怀之”思想对华夏族以外的民族主张采用“怀”，从而导致“怀柔”政策与“羁糜”理论产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亲密与和谐。汉代的《淮南子》更阐发了“夷夏一家”的思想，认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唐太宗也公开提出对夷狄要“爱之如一”。正是这种和谐的观念，推动了汉、唐时期中国民族的大融合。

二．文化交流促进民族文化的整合

民族融合是文化融合的极至。在更多的情况下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主要是推动了文化的整合，即各个民族吸收其他民族的某些文化成果，充实改造自身的文化，从而给原有文化以新的成分、新的面貌。通过文化整合，中国的民族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中原人原为“粒食”，由于麦子种植的推广，才发展为北方地区普通的“粉食”。而麦类的传播来自西部的羌氏部落。《诗·周颂·思文》说后稷时“贻我来牟，帝命率有，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来、牟”俱麦之称谓。据考证，它们的原产地在青藏高原，是藏族先民羌人传至中原的。至今藏语仍称为大麦为“来”（NAS）。《周颂》说天帝赐麦种与后稷，让他引种于中原大地，从此这一作物不再有此疆彼界，大家享有，亦表明原先此物不产于中原，但由于文化的交流、整合，这一作物成为中华大地各民族普遍种植之粮食。

与麦同情况的是稻米，它最先种植于华南和西南的民族地区。至今在西双版纳的哈尼族中还种植一种非常古老的水陆未分稻，研究证明它是现代稻米的远祖。中国南方称稻叫“谷子”或“禾”，即源于壮、侗语。魏晋以后，中国北方与南方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汇，稻米开始传入北方。隋代以后南北大运河开通，南方稻米大量输入北方，使北方人的饮食习惯有很大转变，至明代时，以稻米为主食的人已占全国人口的70％。稻作文化之区已从一隅之地而扩展到全国大部地方。

再如茶，原产于巴蜀和云南一带。秦灭巴蜀，统一中国后，茶传入中原地区，以后长江流域普遍种茶，北方人与南方人都有了饮茶之习，并发展出南方、北方各具特色的茶文化。故顾炎武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饮茗之事。”唐开元中因禅僧坐禅饮茶而兴起全国饮茶之风，茶成为中国的“国饮”。远在青藏高原的藏族自唐朝传入煮茶之法，进而推广为全民族之风气，以致茶成为藏民族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的必需品。作为藏族文化主体的藏传佛教也将茶引人其文化内涵之中，赋予它宗教的意义。

物质的文化还不足以说明交流对民族文化整合的程度。精神文化的整合，更能表现文化交流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在中国的众多民族中，地处青藏高原的藏族文化充满了神秘的地域色彩，国外甚至有人误认为藏文化是与中华文化毫不相干的一种特异文化。故此以藏文化构建中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为例，更能说明这一问题。

公元七世纪吐蕃征服青藏高原各部落，形成藏族。因此，一般将吐蕃文化视为藏族文化之根。但据史载，吐蕃初期社会文化十分落后，“刻木记事”，“不知节候”，“其俗重壮残老”，“人信巫觋”。松赞干布即位后，大力开展“新文化运动”，从吐蕃周边的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当时盛唐文化与印度文化是亚洲文化的顶峰，尤其是唐文化因唐若境地交接相错，民族相杂，更易于交流吸取。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下嫁”吐蕃，给唐、蕃文化交流打开了大门。于是吐蕃派出大量的使节、侍子、商贩、僧人去汉地，唐朝也派出使者、僧人、商贾不断去至藏区。双方的政治、经济交流，带动了文化的交流。汉地丰富的文化成果大量地通过交流渠道被吐蕃所吸取。唐朝的儒学典籍如《毛诗》、《礼记》等一再被吐蕃“求取”。《孝经》《左传》、《国语》等被大量翻译成藏文，供上层学习。许多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进入国子监，系统地学习儒家学说，使吐蕃从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方面都竭力将儒家思想精华融入于藏族社会中。在敦煌发现的8～9世纪吐蕃写卷中，有一幅名为《礼仪回答》的藏文写卷，讲述了当时吐蕃社会中对人们道德标准的一些看法，其中写到：做人要“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不怒、报恩、知耻、谨慎而勤奋”。这与儒家强调的“温、良、恭、俭、让、孝、悌、礼、智、信”几乎如出一辙。可见儒学思想已成为当时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吐蕃时期，宗教已成为藏族社会的文化核心，佛教从印度和汉地两个方向几乎同时传入吐蕃，著名的汉僧大乘和尚对吐蕃佛教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所阐扬的禅宗宗门，对后来藏传佛教举派（白教）、宁玛派（红教）教义的形成颇有影响。儒家的孔子也被藏地宗教吸收为一位尊神，在藏传佛教中，孔子是工巧和占卜术之王，具有很大的威信。《易经》的卜卦被藏传佛教吸收，受到普遍信奉。喇嘛们为人占卜时所运用的《五行算经》和《五行图表》即源于对《易经》的借鉴。中华的道教传入吐蕃后，老子被藏地宗教徒尊为笨教的教主化身。“太极”、“无极”的名词和“九宫”八卦的图形都被融人藏地宗教之中，一位著名的藏族宗教史家认为：老子和道教的基本观点与藏传佛教密法十分相近。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密宗的修法中看到与道教相一致的情况。

除此之外，在伦理方面、在医药方面、天文历算方面、习俗方面藏文化都吸收了不少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加以改造，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在此不及—一赘述。但即就上述情况，我们也显然可见中华各民族通过交流，进行文化整合的成功。正是因为这些文化整合，才使中国的各民族具有相当的共性。交流对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与某些民族因封闭而长期停滞不前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世界变得愈来愈小之时，人们对交流的需求也愈来愈强烈。中国的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大步地走向外面世界。据统计：中国各大城市中少数民族人口近年呈直线上升的趋势，1982年至1990年少数民族迁入各省、直辖市的市、县斯的有2206190人，从边疆到内地沿海发达地区去的少数民族达数百万人，近年北京1080万人中已有少数民族46万，其中流动人口20万。仅深圳常住的少数民族人口就有1万多人，江苏南通市是个经济发达之地，1985年居民中只有7个少数民族成分，1990年增至17个，1995年更增至21个。他们大都来自边疆地区。同时来自江、浙、川、陕的内地客商、工人，近年已遍布天山南北和的城镇。

文化交流的原因篇4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词汇借用；态度

词汇借用，顾名思义，是指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直接借用其它文化词汇的语音和/或词形及词义。从人类文明之初至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社会，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始终没有间断过，并且变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自然条件、思维方式、知识信仰、道德法律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差异造就了风格迥异的文化，同时也构成了词汇借用的客观依据。本文从跨文化交流角度出发对词汇借用的特点、原因及作用进行分析和总结，并以其作为支点探讨应对其它文化采取何种态度。

一词汇借用的主要特点

文化间直接借用的词汇大多是名词，这主要是因为名词是命名各种事物、概念的词类且容易融入到借入语的语法结构中。当然借用也发生在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其它词类上，只不过频率要小得多。词汇借用开始时一般都发生在某一特定的领域、阶层或行业中，随着交流的加深逐渐得到普及。如汉语借用的英文词汇“windows”开始时只在电子行业中使用，随着电脑的普及现在已家喻户晓。尽管“windows”很难被收入辞典，但是它却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电脑有了解的人都能使用这个词。

词汇借用主要涉及词汇的三个方面，即语音、词形和词义。从语音上看，受使用场合和使用者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一方面尽量模仿源语言词汇的发音，另一方面会对发音进行调整以适应借入语的音位系统。拿英语从法语中借入的“résumé”一词举例。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大词典》共提供了四种“résumé”的读音，分别是/’rezju:mei/,/’rezmei/,/reiz’mei/和/rezju:’mei/。其中/rezju:’mei/最接近法语本来发音，而/’rezju:mei/相对比较符合英语的发音规律，中间的两种读音介乎两者之间。从词形上看，一方面直接使用源语言的文字，另一方面又用本民族的文字进行记录，如英语借自法语的“未婚夫”一词有两种拼写方法，“fiancé”是法语的原词，而“fiance”则符合英语的拼写习惯。因此，这种借用可以看作一个异化和归化的动态过程，异化的结果是保留源语言词汇音、形的特点，而归化的结果是产生音译词。在借用词汇语音和词形的同时一般将词义也借过来，但有时也会对词义进行一些调整。例如，英语从澳大利亚东北部土著语言“古古易米德语”借入gaurru（kangaroo）一词来指所有种类的袋鼠，而gaurru在当地语言中单指一种大型的袋鼠。

二词汇借用的主要原因

1文化间词汇所涵盖的意义的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缺失——词汇借用的客观原因

众所周知，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Sapir和Whorf指出“脱离了文化背景，任何语言都无法存在；没有自然语言作为结构中心，文化将无所依托”(SusanBassnett,2004:22)。语言是文化的核心，是思维的载体和物质外壳，文化交流在本质上是以语言作为工具的思想交流。Sapir还指出“不同语言并不反映同一客观现实；不同社会所存在的世界是不同的，而不是被标上不同标签的同一世界”(SusanBassnett,2004:21)。在这里“世界”实际上指的是被文化浸染的世界。正是文化和语言的密切关系以及不同语言反映不同客观现实这两个原因，造成不同文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它们的词汇所代表的意义不完全对等，有时甚至没有对应物，即一个文化里存在着独特的思想和事物——文化间对应物缺失。譬如汉语词汇“阴”反映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所涵盖的意义极为广泛，就是中国人自己如果不经过专门学习也很难完全了解。像“阴”这样词汇和中华文化紧密相连，反映中华民族对客观世界的独特认识，在其它文化里是没有对应物的。这种词汇意义的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的缺失是词汇借用的客观原因。

2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兴趣——词汇借用的主观原因

人们对其它文化的兴趣也是造成词汇借用的主要原因。这种借用有一定的任意性，往往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完全忽视任何规则，甚至即使一个文化里已经有了表达某一概念的词汇，但出于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喜爱、崇拜、好奇等主观因素，还是从其它文化中借用这些词汇的对应物。英文本来已有“penname（笔名）”一词，但却从法语中借用“nomdeplume”，这是因为法语在很多世纪里被认为是有声望的语言。gulawa?出自德哈鲁克语（澳大利亚东南部土著语言），指澳大利亚所独有的一种有袋动物，汉语在借入这个词时出现了有趣的现象。尽管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树袋熊”，然而出于对澳大利亚这种独特、可爱的野生动物的兴趣，人们还是喜欢称它为“考拉”。

三词汇借用的主要作用

词汇借用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客观上讲，使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可以起到补充作用。由于在不同文化间存在着对应物缺失现象，因此词汇借用是一个既省力又方便的补充方法，大量的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和其它一些在其它文化里没有对应物的词汇都经常这样被借用。从主观上讲，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目标/背景理论（Figure/GroundTheory），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适当的借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尤其是借用那些“富含文化意义的词汇”，可以起到突显作用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拿“福娃”举例。“福娃”是一个饱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蕴涵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词汇，传递着中华民族对和平、友谊、繁荣的向往，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物。起初将之翻译成“Friendly”过于平淡和勉强，既不能体现“福娃”的文化含义，又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后来直接音译为“Fuwa”则非常贴切，在其它语言作为背景的映衬下“Fuwa”显得非常醒目，人们对它的发音和词形都很陌生，对它的意义更一无所知，这反而将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吸引了过来，并且急切地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它的含义。

此外，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直接借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可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上文提到不同文化所反映的世界不一样，不同语言间词汇存在着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缺失现象。因此，在交流时人们经常会在本文化语言中寻找“伪对应物”——即在意义上和源语言独有词汇词义相近的词。“饺子”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食物，在英语里没有相对应的词汇，于是人们为它找了一个伪对应物“dumpling”。然而“饺子”和“dumpling”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食物，不但使用的材料和制作方法不一样，而且代表的文化含义更是大相径庭。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饺子”被赋予了许多文化意义，如代表着财富和家庭团圆，甚至有些地方还用它来象征捏小人嘴等等，这些文化含义都是“dumpling”所不能传递的。因此“饺子”和“dumpling”是一对典型的伪对应物。通常情况下使用伪对应物不会影响交际，然而如果这些伪对应物在两种文化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相冲突时，就会影响交流甚至造成误解。汉语的“龙”在英语中被译为“dragon”是一个经典的反例。从表面上看汉语的“龙”和英语的“dragon”都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动物，貌似相似，于是就把英语的“dragon”勉强地当作“龙”的对应物。然而，两者所代表的文化含义却大相径庭，“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里象征着吉祥、威严和幸运，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而“dragon”在英国的文化里确是一个邪恶、冷酷、嗜血成性的怪物。两者所代表的意义在文化层面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勉强地将“龙”作为“dragon”的对应物会给两个文化的人们在进行交流时造成误解。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借用“Long”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涉及对一些“富含文化意义的词汇”的翻译时一定要慎重，对于那些容易造成误解的词汇最好直接借用，不要勉强寻找伪对应物。四对词汇借用的态度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词汇借用受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双重影响，既有规律性又有任意性，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基于网络技术的信息时代的到来，不同文化的交往变得更加频繁，交流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大，涉及宗教、习俗、政治、商贸、心理、神话、军事、文学、医药和科技等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词汇借用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种特殊手段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在此用汉语和日语举例。尽管作为使用表意文字的语言在借用时不如英语等使用表音文字的语言借用方便，但是汉语的词汇借用从古至今也从未间断过。古时借用的范围局限在宗教、商贸、农业、军事等有限的领域，但随着交流的加深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以来借用范围不断扩大：有的被归化为音译词，像粉丝（fans）、贴士（tips）、起司（cheese）等；有的直接借用原词，如windows、word、excel、CEO、Photoshop等；有的英汉混用，如阿Q、三K党、卡拉OK等，这些词甚至被收入字典。同样，日语古时曾从汉语借入过大量词汇，如きょうだい（兄弟）、ば(马)、なん(男)等，至今还保留着汉朝和唐朝的发音，甚至干脆将汉字也借了过去。明治时期以来，日语又引进了大量以科技词汇为主的西方词汇，并借入了罗马字母，从而形成了现代日语采用汉字、假名和罗马字混用的书写方法。汉语、日语及其它许多语言的词汇借用现象深刻地记录了跨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的过程，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其它文化的积极态度。

然而，对待词汇借用的态度并不都是积极的。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词汇借用其实是一种语言“洋泾浜”现象，因此有人将词汇借用视为“语言污染（languagecontamination）”，并提出要纯净语言。在不同时期历史，许多国家都出现过纯净语言的运动，如法国、德国、土耳其、比利时等。虽然纯净语言运动在某一时期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从各种现代语言中的大量借词上看，它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借用词汇是为了满足文化间交流的需要，既有客观规律性又有主观任意性，不是强加限制就能阻止的。它丰富了各民族的文化，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促进语言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文化间的交流会变得更加频繁，人们对其它文化的态度也会变得更积极，词汇借用的频率也变得越来越高。词汇借用本身只是形式，在其背后是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过程，即吸收其它文化的先进思想从而丰富、充实本民族文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只有互相包容，相互学习，和平相处，才能共同繁荣，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

注：

①虽然“windows”在汉语中被译为“视窗操作系统”，但人们通常直接使用英文原词“windows”。

②对应物：在本文中指一种语言的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在意义上相对应的词汇。

③原文：Nolanguagecanexistunlessitissteepedinthecontextofculture;andnoculturecanexistwhichdoesnothaveatitscenter,thestructureofnaturallanguage.

④原文：Notwolanguagesareeverdeficientlysimilartobeconsideredasrepresentingthesamesocialreality.Thewordsinwhichdifferentsocietieslivedistinctworlds,notmerelythesameworldwithdifferentlabelsattached.

参考文献:

［1］Samovar,L.A.,Porter,R.E.&Stefani,municationbetweenCultures.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Brooks/Cole/ThomsonLearningAsia,2000

［2］Trask,R.L.1996.HistoricalLinguistics.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EdwardArnold(publisher)Limited,2000

［3］Ungerer,F.&Schmid,H.J.AnIntroductiontoCognitiveLinguistics.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1

［4］Bassnett,S.2004.TranslationStudies.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4

［5］Roach,P.1983,1991.EnglishPhoneticsandPhonology:APracticalCourse.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EdwardArnold(Publisher)Limited,2000

［6］Gussenhoven,C.&Jacobs,H.UnderstandingPhonology.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EdwardArnold(Publisher)Limited,2001

［7］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顾海根日本语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0］英汉大词典［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文化交流的原因篇5

关键词：大学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 语用失误 原因分析

语用失误在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中是经常出现的情况，分析语用失误产生的原因可以帮助学生更有效的降低或避免语用失误。

一、 客观原因

在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的英语学习中，造成语用失误的客观原因主要指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念的差异而导致语用失误。

有时由于中西方较大的文化背景差异和价值观的不同，中西方人的言语方式和言语习惯也有所不同，因此如果说话的双方缺乏对彼此社会文化和价值的理解，那么在交流中就可能产生语用失误，也就是说对话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符合对方语言习惯的不恰当的言语行为。例如当一个美国人赞扬一个中国妇女的衣着时说“You wear a beautiful dress today.”，中国妇女的回答往往是“It is only a common dress.”。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教育中，人们把谦虚当做一种美德，如果有人赞扬我们，我们一定要谦虚的予以否认，但事实上，在英语中一句简单“Thank you.”便是最好最恰当的回答，而中国妇女的谦虚回答则会使美国人认为他的审美判断出了问题。可见，文化差异导致语言差异，如果予以忽视的话就会造成语用失误。

二、 主观原因

（一）教师的原因

多数大学英语教师在自己英语教学中对语用教学不够重视，一些教师甚至自己对英语语用知识的了解也不够多，这必然影响到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语用教学。也就是说，在课堂教学中忽视语用教学会导致学生在实际运用英语此外进行交流的时候产生语用失误。

此外，一些英语教师在教学中对文化背景知识的教学也不够重视，虽然许多教师已经意识到文化教学对语言教学的重要性，他们在分析教材课文的时候也确实引入了部分文化背景知识介绍，但在教学的数量和质量上还远远不够。居所周知，文化差异是导致语用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教师有必要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引入文化教学，尤其应注重讲解造成语言使用差异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更重要的是教师还要鼓励学生指导学生主动学习英美文化背景知识，以降低或避免在实际运用语言的过程中出现语用失误。

教师的行为往往是学生们学习的范例，教师准确恰当的语言表达、丰富的知识修养、高尚的道德品质等都将对学生的交际能力的培养产生微妙的影响。如果教师不注意自己的语言表达，在日常教学中放任自己语用失误，那么学生也会效仿，这样的错误也可能会一代代传承下去，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可见，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的同时，也必须严格要求自身，不断提高自己的语用能力。

（二）学生的原因

教师自身缺乏语用意识，在课堂教学中极少涉及语用知识，这必将导致学生语用知识的匮乏，多数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不了解语用学和语用方面的知识。而且，他们也极少关注文化学习，以及中西方文化差异。他们多数情况下把大部分的精力用于学习语言本身，而忽视了如何去运用所学的语言。可以说多数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在自己的英语学习过程中缺乏语用意识，忽略文化差异，这使学生在实际运用英语交流中会产生语用失误。

导致语用失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学生在运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过程中，错误的迁移了母语的用法，即由于汉语的干扰而导致了语用失误。在英语学习中，学生不可避免的把自己的母语知识带入到英语的习得中，但一些母语的语言习惯并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这必将对其英语的学习产生负面影响，甚至起了阻碍作用。戴伟栋和张红玲（2000年）称这种由于母语的负迁移而导致的语用失误为文化迁移。根据他们的研究，文化迁移是由文化差异导致的，也就是说人们在跨文化交际或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会下意识的按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来行事，并指导自己的交际过程。母语的负迁移通常会造成语用失误，进而在交流中导致误解甚至引起交际中断。在英语学习中，我们会发现一些汉语词和英语词在意义和句法上有相同之处，但在语用功能上却有所不同。如果学生不注意这些差异，而还是把汉语的表达方式和习惯直接拿来应用到英语词汇的使用和表述中，那就必然会出现语用失误。

三、结语

当然，导致语用失误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学生在交流中的恐惧和焦急情绪，教师不恰当的教学等，这里只列出了一部分原因。我们还应努力不断地查找其它造成语用失误的原因，以帮助学生尽量避免语用失误，提高其运用语言的能力。

参考文献：

文化交流的原因篇6

[关键词] 语用因素商务英语翻译文化语用原则

一、 前言

忠实性是所有英语翻译中最基本的指导原则，特别是对于商务英语来说。准确地理解和翻译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商务英语词句的语用意义，对不同文化的商务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解决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一些障碍，特别是文化方面的障碍时，必须考虑语用因素，用适当的语用原则服务于商务英语翻译。

二、 商务英语翻译与文化和语用的相互关系

语用学研究的是语言的运用。关于语用学的定义有多种，索振羽编著的《语用学教程》中指出的定义表达得较为明确。“语用学研究在不同语境中话语意义的恰当的表达和准确的理解，寻找并确定使话语意义得以恰当地表达和准确的理解的基本原则和准则。”简言之，语用指的是超越于语言本身的语言运用能力。商务英语翻译是一种语际转换。它不仅包括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涉及不同商业文化之间的沟通。著名语用学家Sperber & Wilson (1995:2)认为“交际方式甚至比交际内容更重要”，为了不同文化的商业交际的成功，译者务必首先做到让译文读者能够与原文读者一样在推理原作者的信息意图时具有同等的推理距离，而后考虑“再现原作者对其意向读者所做出的假设集”。其中可能要涉及到每个具体假设的可及度的调整。这条原则被称之为翻译的语用推理距离等距原则之补充原则。在识别作者信息意图时的推理线索可分为句法线索、语义线索、字形线索和语音线索，它们之间具有不可分割性。整个翻译过程始于原语交际，原语交际又始于交际者角度上的明示过程而后是听话人角度上的推理过程，因而为了保证译文读者能正确识别说话人的信息意图，译者有义务根据双方的认知环境再现必要的推理线索，提供这些线索也是译文再现原文连贯的必要保证。商务英语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因此，在从事商务英语翻译工作时，不仅应精通语言本身，更应熟知原语和译语的文化。在跨文化商务交流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文化冲突，而恰当地运用语言，化解文化矛盾，正是语用学的任务之一。语用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准则的制约，具有鲜明的文化特点。要想成功地运用语言必须通晓其背景文化。跨文化的语用实际上就是在不同文化之间掌握灵活变通的手段，完成语意的恰当表达。商务英语翻译是一门综合的学问。译者在通晓语言、了解相关文化背景的同时，也应掌握一些语用知识。从事商务英语翻译的工作者都知道，语言中有许多词汇和表达蕴含语用涵义，这其中就包括不同民族的文化涵义。文化的渊源不同使词语所承载的文化也必然有很大差异。当词语的指称意义与深层的言内意义表达不一致时，译者就应善于进行文化的移植和融合，以达到语用意义的等值转换。由此可见，语用、商务英语翻译与文化之间关系紧密，文化是基石，商务英语翻译是转换生成器，而语用是商务英语翻译这部机器的一个必备的应用程序。

三、商务英语翻译中的语言文化语用与社交语用因素的相互关系

语用学是研究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的一门语言学科，它研究说话人如何利用语言和外部语境表达意义，同时也研究听话人对说话人说出的话语的解码和推理。人们的日常交际中，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折射出其特有的文化内涵。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一种三元关系，即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三者之间进行的思想、文化的传递活动。译者在其中起着关键的连接作用:他首先是听话人，他需要利用自己的原语语言知识、文化背景，并在翻译过程中揣摩原语作者的翻译意图，通过自己的智力参与，运用语用学原则进行推理，对原语文本进行解码；继而，译者又转换其角色，变成说话人，他通过自己的目的语语言知识，结合目的语的文化背景，把握目的语读者的理解程度，按照原作者的意图、风格，将对原文解码的结果呈现给目的语读者，让他们达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由于不同的译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各自对原作的理解把握也不尽相同。这其中涉及到理解问题、重构问题，语用和文化因素在译文中的处理方法，以及原作的语用用意的传达等问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理解语用学内涵，立足于原文语境，充分挖掘原作作者的语用用意，利用文章中的各种语意关联，深刻理解文中蕴涵的文化内涵，同时还要结合读者的理解程度，呈现给读者通顺流畅、接受程度高的译文。这样同时也就达到了文化翻译的标准与意义。例如不同的语言有自己的表达习惯和各自的词汇体系，相互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如汉语中的“三角债”，若商务英语翻译成“Triangle debt”，外方会不知所云，因为英语中经常用“chain debt”来表达此意。再如商务英语翻译“文物保护单位”这个词组，如把它译成“a cultural unit”，英语国家的人会把其理解成“一个文化单位”，这就是由于把汉、英词语一一对应造成的语用失误，正确译法应当是“a historic relic”。再如，“宣传”一词，如果不看语言环境直接把它译为“propaganda”往往会造成语用失误。因为汉语中，“宣传”并无贬义，而英语中的“propaganda”却带有“欺骗性”的含义。这种把汉、英一一对应的语用失误还有:当你帮某人做了一件事情，对方向你表示了谢意，你用汉语的回答自然就是“没关系”、“不用谢”之类，而用英语却不能说“Never mind”、“Don’t thank me”之类，因为英语中Never mind常用来表示道歉，而Don’t thank me根本不符合英语的社交场景与表达习惯。另外一种在商务英语翻译中发生的语言使用方面的失误是由于套用母语的表达结构或误用英语的其他表达结构，结果表意不清，令人不知所云。如下面这句话“世纪之交，中国外交空前活跃。”试看译文“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China’s diplomacy is most active”本句在汉语中很常见，但如把它照译成英文，则显得有些Chinglish的味道，因为英语中active的主语应是有生命的，把diplomacy和active搭配在一起并不恰当，如果译为“The turn of the century finds China most active on the diplomatic arena”则既传达了原意，又符合语用规则。

四、结语

文化交流的原因篇7

论文摘要:自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翻译界对其的评价各异。本文对“等效论”的历史发展进行简单的疏理，从跨文化交际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了“等效论”在实践操作中的语用可能性，指出等效翻译会导致大量的文化和语言信息的流失。

一、等效翻译理论的提出18世纪末，美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f·肠tier)在他的《论翻译的原则》(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里曾对翻译作过这样的描述:“在好的翻译中，原著的优点已经完全移注人另一种语言，从而使这另一种语言所属国家的人能够获得清楚的理解和强烈的感受，其程度和使用原著语言的人相等。由于他的理论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被译介到我国，所以，人们虽然对他的“三原则”比较熟悉，但对于未被他列人“三原则”之中的等效观并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1862年，麦休·阿诺德(mathew arnold )在其文艺批评作品中也有过类似的阐述:“翻译作品对我们的影响应该与原作对其最初读者的影响一致” 1957年，诺克斯(r. a. knox)在其on english trans-lation(《论英语翻译》)一书中也主张译作应该“读起来与原作一样能给读者产生相同的兴趣和快乐”。毫无疑问，这些对理想翻译的设想都是建立在一种对穿行于不同语言文化中的、作为桥梁与媒介的翻译活动本身最好的期待上，它们都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那就是语言的可译性与共同性。事实上，在泰特勒、阿诺德等人看来，不同语言之间具有某些相同的或相似的因素或特点，因此，不同语言之间的交际是可行的。在语言的形上层面，这些因素或特点具有某种程度的“等效性”，而翻译的任务即是以不同的语言将这种“等效性”表达出来。

将“等效论”作为一个完整理论提出的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 ) 0 1964年他在《翻译学初探》(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更是第一次明确指出:“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从而确立了“等效论”的基本内涵。1969年，奈达在《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出了“动态理论(dynamic equivalence )” (mss)，使“等效论”进一步地明确化。到了90年代，奈达对于“动态理论”又有了新的阐述:“在这种翻译(动态翻译)中，不必担心接受者语言信息是否与原语语言一致，它们之间是动态关系，即接受者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应与原语接受者与信息之间的关系保持一致”。在奈达的“等效论”看来，译作对译语读者产生的效果必须与原作对原语读者产生的效果一致。而这个相同或相似的效果最终是以译语读者对译作的反应作为检验的主要标准。这样，翻译活动就从传统单纯的线性语言转换活动转变成具有交际功能和负载了等效信息的语言编 码、传递、解码和接受的复杂过程。因此，翻译须随时顾及读者可能有的反应，翻译活动的服务中心应该从过去的作者转移到译作的读者。这里，奈达已经将翻译形态的“动态对等”(d一etheory :1964)发展成为“功能对等”(f一e theo-ry:1993)，从而将“等效论”进一步完整化和系统化。而翻译界至今对他的“等效翻译理论”评价各异、褒贬不一。

二、等效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传递中的信息流失 在翻译等效论看来，翻译其实是一种信息传递的方式，把一个原来用甲语言表达的信息改用乙语言表达出来，使不懂甲语言的人也获得同样的信息。因此，翻译既然是以不同的语言或形式再现原文所承载的文化或语言信息，这个信息应该可以是意义上的，也可以是关于某种文体的。译文要做到与原文功能等效，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原文的语境和文化指涉，甚至它最终的语用效果。在跨文化交际中，“等效论”视域下的翻译就必须充当语用交际的工具，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交际和语用的过程。按照nida的“翻译即是交际”、“翻译即译意”的理论原则，翻译活动中的译者既扮演着接受者的角色，又身临其境地充当着交际者。这样，译语的文化内涵和译语的产生语境就成为他首先要考察的重要因素。这时候他的翻译其实就成为了一种语用翻译，不仅要注重对原文意义的等效传达，还要注意挖掘原文某些话语在特定语境下的隐含意义。

但是，当一个译者将上文所提及的原语文化内涵、会话情景和隐含意义等因素一起考虑进翻译活动中时，在更多的时候，他无法全部做到。根据会话原则，在交际中对会话含义的推导是会话顺利进行的基础。但这个推导过程是很复杂的，尤其在文学作品中，话语往往承载了太多的语言信息或文化信息。那么，当他力图进人这种跨文化交际的会话情景中时，他既要表达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图，又要不露痕迹地揭示作者的隐含意义，而且这一切是建立在他将原语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基础之上，大量的语用翻译实践证明，这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真正的翻译活动中，无论是功能等效，还是语言等效，都很难成功。

正如金堤先生在《等效翻译探索》中所指出的:“对等从来就是一个相对概念。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恒在的，文化因素本身是无法等效转换的。例如，客观地说，属于某种同一文明的语系内部，即存在着诸多的异质因素，如英国人与美国人在行为方式和语言表达上就有着很大的不 同。东西方人在思维习惯、美感和文化纬度上更是存在着很多迥异的地方。中国人表达的情感或处理问题的方式与欧洲人也就大相径庭。相对来说，中国人“喜具体，长归纳”，而西方人“喜抽象，长推理”。

文化与语言是互为一体的。正如juri lotman和uspenskij所说，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中西文化的差异体现在两种语言上，从形式上来说，英语重逻辑、重组织，句子结构长，句子间的关联词丰富显明，且层次之间过渡清晰、有条理，句子呈“树型结构”;而汉语则注重整体结构，首尾呼应，并一般以动词为中心，构成层递式叠加，句式则呈“线型结构”。那么在翻译活动中，由于等效论鼓励的是译者译“意”，在内容和形式之间，在二者无法兼顾的时候，形式总是成为首先被抛弃的对象。而事实上，有时候话语的文化特色往往就附着在它的形式上。一种文化的语言一般都是具有别种文化的语言所无法替代的某种独特的形式，词汇本身意义的繁复、话语结构的灵活性与多样性等都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当我们用等效论翻译爱·伦波的结构繁复、曲折幽晦的恐怖小说时，如果我们只将小说的内容或句段的意义传达出来，而将那些用以衬托恐怖气氛、制造神秘气息的漫长的句式和复杂的句法等形式因素舍弃的话(因为我们是无法在汉语中找到和它们具有完全一致的句式或表达)，那么译文的读者就不可能像原文读者那样体会或享受到小说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乐趣，而那些伴随着特殊形式的原语文化因素就会损失了不少。

因此，从文化转移的层面上来看，在跨文化交际中，等效论翻译具有极大的语用难度。在很多时候，它必然会损失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文化因素，因为它进行的前提是一种“功能”等效、交际等效，它重视的是交际的顺利进行和语义的准确传达。

三、等效翻译在译语文化的接受过程中的信息流失 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在等效翻译活动的第一个阶段，当译者既作为原文的接受者又作为译文的传达者时，由于原语与译语的文化差异、译者本人对原语文化和语言的掌握程度、译者为了功能等效而有意识地对原语文化信息的选择、比附与传达等因素的影响，译文文本的面貌与原文文本的面貌就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改变。这是任何翻译中都不可避免的现象，但由于等效翻译重在译意，这种损失就显得更加明显。但是，这还只是等效翻译活动中第一次信息的流失。等效翻译中造成信息流失的还有诸多的因素，如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译语接受者，即译文读者的接受因素的考虑、译者对原语文化的“归化”等。

正如接受美学所倡导的，接受者是任何进人交流或交际活动中的文本所必须顾及到的重要因素。当一个文本缺乏接受者的欣赏或解读，它就根本无法传播或流通。接受者是重要的媒介。而等效翻译理论同样对译语读者倾注了太多的注意力。如果依据等效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必然会为了译语接受者接受的需要而调整自己的翻译策略，有时甚至是舍弃了很重要的原文特色。在更多的时候，译语读者并非是等效论所描述的那种理想状态，而是层次不一、千差万别的。

等效论对译文“归化”的强调也同样会造成原语信息大量的流失。翻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即是将不同于本国文明或文化的那些优秀的外族或外国文化介绍进来，从而扩大本土文化的内涵，补充本土文化的不足。但如果我们按照等效论，在翻译过程中，较多地将具有特殊情趣或风格的异域文化比附、归化成本土的惯常所有或习以为常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丧失一个拓展视域、改造文明、深化情感的大好机会;而翻译也就因此而变成“再创作”，即以原语文本为素材或蓝本的本土化创作，使原作所提供的原语文化信息大大缩减，结果会得不偿失。

文化交流的原因篇8

在现代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中,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学生口语的听说能力培养与训练上。因此,学生的口语听说能力较好。但是,由于忽略了地域文化差异的讲解、多义词应用的讲解,使得学生的英语口语交流中常会出现语用失误问题。在商务英语口语交流中,语义的明确表达、歧义的减少是保障商务活动顺利开展、促进商务活动交流双方情感愉快、实现严谨商务活动的关键。因此,在现代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与训练中必须加强语用失误预防能力的培养。通过科学的商务英语必要准备、良好的英语素养与基础等预防商务活动中英语口语语用失误的发生。

2 商务英语口语交流中语用失误原因及相关教学措施的实施

深入了解和分析商务英语口语交流中语用失误的原因是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中学生语用失误预防能力培养的基础与关键。科学分析商务英语口语交流中语用失误的原因,有针对性的进行培养及预防意识培养是现代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与训练的重点。

2.1 语种差异及用语习惯造成的语用失误分析

在对商务英语语用失误的原因调研中,所有文献及调研结论都将英汉语种的差异列为语用失误的首要原因。首先,汉语语言习惯与英语语言习惯的不同以及汉语语言习惯的迁移使得商务英语交流中,出现英语语法错误。将汉语语言思维、语言习惯等迁移至英语的语言组织与使用中,进而造成对方的误解,影响商务活动的双方交流。另外,语种差异中的多义词释义与使用也是造成商务英语口语语用失误的重要原因。由于翻译人员英语基础及英语多义词误解而引发语用失误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英语词汇中存在较多的多义词,而且,根据不同的语用环境其含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对这些词汇掌握不足,将导致商务英语交流活动中语用失误现象的发生,进而影响商务交流。再如,在翻译过程中,中文对事物的语言标注有着很大的东方特色。如,“笨鸡、育肥羊”等。而英语词汇中缺乏对这类事物描述的词汇,如果词语选择或翻译不当也将影响商务活动中的双方交流。

2.2 文化差异造成的语用失误分析

文化的差异将导致商务英语交流中语用失误的发生。这与东西方文化差异、东西方人对事物的看法与理解有着莫大的关系。在中国对于老年人尊称“张老、吴老”,受者会感到对方的尊重。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却是一个忌讳。另外,对于对方的赞美也需要根据文化差异选择不同的赞美内容并组织相应的词汇语言,以此避免语用失误的发生、避免对方的误解。这些都需要在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中,针对文化差异及语用习惯进行教学与讲解,进而避免交流双方不愉快情况的发生。针对商务英语口语交流需求,注重西方文化以及语用习惯、词汇释义的讲解,进而避免商务英语口语应用中语用失误的发生。

2.3 地域用语习惯造成的语用失误分析

在西方的英语应用中,不同地域存在着用语习惯的不同。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用语习惯等使得用词方法与习惯存在差异。如果不了解对方地域用语习惯将导致商务活动中交流双方的误解,进而影响商务活动的进行。在对这类语用失误的调研中发现,不仅仅词汇的使用含义存在差异,西方国家不同地域的用语语法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都是造成商务英语活动中语用失误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现代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中还应加强对西方国家不同地域用语习惯的介绍,以用语习惯的了解以及针对性的训练提高学生语用失误预防能力。

2.4 商务活动中问候方式语用失误原因分析

在商务活动中,问候是英语口语应用中的重要内容。英语用语中也存在着不同问候方式表现亲疏关系的用法与习惯。在我国,您好用于对对方的尊敬问候。而普通朋友电话交流中第一句多为你好。不同地域的问候方式也存在不同。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也存在这样的习惯。在商务活动交流中,根据对方国家用语习惯使用问候用语有助于增进交流活动愉快的氛围,为商务活动的进行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且,西方人在商务活动中更加习惯于正式的问候。而在商务活动完成后,即使刚刚谈判完,离开谈判桌即习惯以朋友间的问候方式进行交流。因此,在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中应注重这一用语习惯以及工作生活习惯。在正式商务活动中严格使用商务用语,而在其他碰面的交流中可以根据对方的用语选择不同的问候方式进行交流。避免正式商务活动英语交流中非正式用语使用造成双方的尴尬。

3 以良好的英语习惯以及综合素质培养为基础,提高学生语用失误的预防能力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对西方国家英语使用习惯、文化习惯的掌握是预防商务英语语用失误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商务英语的口语训练中,应多借助网络信息内容展现西方国家的日常及商务活动。进而使学生了解西方国家的用语习惯,提高学生的口语运用能力。同时针对不同场合环境下用词不同的使用习惯,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中还应根据不同场景下用词特点进行归类总结以及场景演示。根据商务英语应用环境建立用语环境,以此为基础由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进而提高学生的商务英语口语运用能力,提高学生语用失误预防能力。

在对多年商务英语翻译人员的采访询问中发现,商务英语翻译人员应必备一项基本的素质与习惯。这一习惯能够有效预防商务活动中英语口语交流语用失误的发生。这一习惯是多年从事商务英语翻译活动的专业人员从教训中所积累的经验,该习惯是翻译人员在翻译工作开始前对对方背景环境的了解,以对对方背景环境的了解掌握对方的用语习惯。通过商务活动英语口语翻译前对交流对方人员基础情况的掌握,实现有效的地域用语习惯以及用词习惯的了解。进而在商务英语口语活动中针对对方的用语习惯进行交流,促进双方交流的愉快、促进商务活动的开展。在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中应针对这一习惯对语用失误预防的重要性进行强化训练。将其纳入场景及角色扮演的训练活动中,以此实现学生商务英语口语语用失误预防能力的提高。

4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