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论文范文

文化消费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我国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概念所指游移，研究取向不明。本文从我国消费文化研究的实际出发，梳理了消费文化的三种界定及其理解分歧，阐明了消费文化的三种研究取向，有助于消费文化研究的健康发展。

目前，消费文化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切入消费文化研究。“消费文化”以及相关的“消费社会”、“消费主义”，不仅成为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题目的关键词，而且成为高校与科研院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关键词。不过，从总体上看，消费文化研究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尚待澄清。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不少研究者往往在不同的涵义上使用消费文化概念，加上研究取向不明，对消费文化的价值评判时有南辕北辙的现象，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不利于消费文化研究的传承创新与深入发展。因此，本文拟就消费文化的学理内涵与研究取向加以扼要分析，以期对消费文化研究有所裨益。

一、消费文化的不同界定

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最初，“消费文化”被理解为“居民消费中所体现的文化”[1]，也就是“消费者在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等方面的价值观念”。[2]1994年，《消费经济》杂志组织了专门的消费文化讨论，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在讨论和此后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消费文化作了不同的界定。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可概括为三种类型：

其一，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出发，认为消费文化是“文化在人类消费活动中的以特定方式存在和体现的‘全部社会传统，即全部知识和习俗的总和’”[3]。对此，尹世杰作了具体论述：消费文化“是消费领域中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们消费方面创造性的表现，是人们各种合理消费实践活动的升华和结晶。消费文化包括优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们精心创造的实物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消费行为。”[4]

其二，强调消费文化是人们消费活动中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规范。魏杰认为，“如果给消费文化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那么就应该是指：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判断、指导思想与行为准则，以及反映在物质产品上的文化层次和文化趋向。”[5]后来有论者说得更明确，“所谓的消费文化，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所形成的对消费的一种稳定性的共同信念，即约束居民消费行为或消费偏好的一种文化规范。”[6]

其三，认为消费文化即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黄平指出，“所谓消费文化，或者如一些人所称的消费主义文化，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动力，无形中使现代社会普通大众都被相继裹挟进去的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7]。作者后来又作了进一步阐释：“消费文化，准确地说是‘消费主义文化’（cultureofconsumerism），它不同于经济意义上对物品的消耗。而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也成为人自我表达和暴露的主要形式和意义来源，对符号之意义的消费过程在不知不觉之中建构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方式。[8]

上述三种定义表明，人们对于什么是消费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认识。第一种定义认为消费文化是人们在消费领域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外延十分广泛。于光远将其分为饮食文化、医药文化、衣着服饰文化、住宅建筑文化、体育文化、娱乐文化、表演文化、旅游文化、嗜好文化等[9]。尹世杰将其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三大类[10]。这是一种广义界定。第二种定义则把消费文化限定为消费的观念形态层面。有学者指出：“消费文化既非这样那样的消费环境、消费资料，也非这样那样的消费活动”，“消费文化不过是作为消费反映的思想、观念、知识和理论”。[11]换言之，“所谓消费文化，是渗透到消费行为中的整体化文化观念与传统。”[12]这是一种狭义界定。

与广狭二义界定不同，第三种定义把消费文化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联系起来，认为“消费主义是伴随西方现代性的产生而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早期仅仅局限于宫廷与贵族阶层。到了19世纪后半期，消费文化得以在中产阶级继而在市民阶层中迅速发展。”[13]“等到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不是设法以工作或财产而是以物质占有的地位标志和鼓励享乐来证明自身的正确”[14]，“消费文化被简化为是使资本主义生产利润持续维系在所需要的足够灵活水平必不可少的经济手段”[15]，从而形成了以消费主义为内核的消费文化。在此意义上的“消费文化”，应当说是一个特指概念。

二、消费文化的理解分歧

对于一、二两种定义，尽管有学者强调其区别，但大多采取一种调和折衷的态度，或各行其是，兼容并包，或既承认两者具有区别，又要求对两种定义所涉及的对象加以综合研究。譬如有学者说，“‘消费文化’具有广义和狄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消费文化’是消费物质文化和消费精神文化的总和。从狄义上讲，‘消费文化’就是消费在人们的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包括消费哲学、消费价值取向、消费道德、消费行为、消费品味、消费审美、消费心理等，这是人们在消费实践中形成的反映消费特点和理解的观念形态的总和。消费文化学是研究消费文化规律的科学，因而它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消费文化产生、发展；消费物质文化生产；消费精神文化生产；人们的消费价值取向、消费心理、消费道德、消费行为、消费品味、消费审美等，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作为行动向导。”[16]

问题在于：“消费文化”是“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吗？有学者明确反对这样看待消费文化。尹世杰认为，“消费主义是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消费至上的思潮，是一种非文化、反文化的东西”。[17]因为它“普遍追求炫耀性、奢侈性和新奇性的消费，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以此求得个人的自我满足，并以此作为生活目的和人生价值。这种消费观念、风气和行为，人们称之为‘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决不是我们这里讲的消费文化，决不能混为一谈。”[18]

论者反对把“消费文化”等同于“消费主义”，如此斩钉截铁，仿佛两者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把“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当作同一概念，不仅是国内多数学者的观点，而且是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的传统。对此，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作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具体论述，他写道：

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消费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和重新组织。许多研究都将消费文化追溯到十八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及十九世纪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人阶级中，认为当时的广告、百货商店、度假胜地、大众娱乐及闲暇等的发展，可能就是消费文化的起源。另一些研究则着重指出，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初次显露了消费文化的发展迹象：广告、电影业、时尚和化妆品生产、交相传阅的大众小报、杂志和拥有无数观众的体育运动，使得众多的新品味、新秉性、新体验和新理想广泛传播开来。由于与一般宗教、尤其是清教徒所恪守的传统古训（禁欲、勤奋、远见和节俭）背道而驰，人们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所以，就经常有人假设说，消费主义导致了精神贫乏空虚、享乐型的利己主义。在三十年代，马尔科姆•库利就开始集中研究他称之为新“消费伦理”的问题。新“消费伦理”最初产生于那些豪放派艺术家们和格林威治村的一批知识分子之中，并以此作为对基督教职业伦理的公开抨击。库利指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这种新消费伦理被广告业所控制，它大肆鼓吹的是得过且过、享乐主义、自我表现、美的身体、异教主义、逃避社会义务、向往遥远国度的异域风情、培养生活情趣、使生活具有独特的格调。[19]

由此可见，论者强调消费文化不同于消费主义，如果不是对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缺乏足够的了解，就是对消费文化研究别有学术旨趣。那么，不同学者的消费文化研究在取向上有何不同呢？

三、消费文化的研究取向

历史地看，我国消费文化研究兴起的背景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所谓“高消费”、“超前消费”、“消费早熟”现象。对于这种现象，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指出问题，提出批评，倡导“合理消费”。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消费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是对消费文明的倡导与建构，一种是对消费文化的批判性审视。

较早研究消费文化的消费经济学者，一开始就亮出了自己的宗旨——倡导消费文明。当时一篇论文的标题“加强消费文化研究，提高消费文明”[20]，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在《消费经济》杂志1994年主持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不少学者认为，“应该提倡文化中的‘好’的部分，反对‘不好’的部分，建立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消费文化模式，然后在此基础上，提高消费文化水平，增加消费中的文化含量。”要“将消费引向健康化、合理化、科学化”，“要提倡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反对不健康的消费文化”[21]，从而使消费“真正成为人的消费——科学的、尊严的、高雅的消费”[22]。尹世杰后来在其专著《消费文化学》明确指出，消费文化是社会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人类在消费领域所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结晶，是消费文明的内在本质，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23]因此，以尹世杰为代表的消费经济学者研究“消费文化”，其实是在倡导“消费文明”，倡导一种优美的健康的生态的当然也是理性的消费文明。

社会学者对消费文化的研究则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立场。早在1984年，黄平在阐明“大众性消费文化，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背后动力、无形中使现代社会的普通大众都卷了进去的消费至上的文化-意识形态”之后，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对消费文化保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是必要的。如果说，商品、广告、媒体是消费文化得以滋生并蔓延的三大支柱的话，那么，经济发展、环境条件、历史传统就是对消费文化保留必要的批判的三大角度。”[24]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者所说的消费文化就是消费主义，或者说消费主义文化，他们强调要对这种文化进行批判，与尹世杰强调“要弘扬消费文化，反对消费主义”[25]的立场，可谓异曲同工，同样表达了对消费文明建设的学术关怀。

理论上，从倡导消费文明的学术立场来研究消费文化，很有中国特色，注重主观理想，注重观念表达，其研究主要表现为“要如何”或“应如何”的观念演绎，这是一种本土化的消费文化研究，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相一致，本质上是对消费伦理的理想化阐述。这样的研究取向不失为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向度，然而并非唯一向度。其理论缺陷在于，缺乏具体的问题意识与深入的学理分析。特别是对消费主义文化采取简单化的否定与排斥，更是十分幼稚，完全没有认识到以消费主义为内核的消费文化已成为西方现代社会“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再生产模式”[26]，更没有认识到西方消费文化研究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社会批判，到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商品消费的符号学分析，已形成了一个批判性的研究传统。换句话说，西方消费文化研究，尽管是在消费主义的意义上使用消费文化概念，却并非是在倡导这种文化，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在批判这种文化意识形态。只不过他们的批判是建立在深刻的学理分析基础上，而不是简单的否定。应当说，只有对消费主义文化的社会结构机制进行深刻的分析，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才能是深刻的。与倡导消费文明的学术立场相比，这种社会批判的研究取向更富有社会历史内涵，也更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在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中需要大力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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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文化消费主义研究取向

[摘要]：

我国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概念所指游移，研究取向不明。本文从我国消费文化研究的实际出发，梳理了消费文化的三种界定及其理解分歧，阐明了消费文化的三种研究取向，有助于消费文化研究的健康发展。

目前，消费文化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切入消费文化研究。“消费文化”以及相关的“消费社会”、“消费主义”，不仅成为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题目的关键词，而且成为高校与科研院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关键词。不过，从总体上看，消费文化研究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尚待澄清。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不少研究者往往在不同的涵义上使用消费文化概念，加上研究取向不明，对消费文化的价值评判时有南辕北辙的现象，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不利于消费文化研究的传承创新与深入发展。因此，本文拟就消费文化的学理内涵与研究取向加以扼要分析，以期对消费文化研究有所裨益。

一、消费文化的不同界定

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最初，“消费文化”被理解为“居民消费中所体现的文化”[1]，也就是“消费者在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等方面的价值观念”。[2]1994年，《消费经济》杂志组织了专门的消费文化讨论，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在讨论和此后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消费文化作了不同的界定。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可概括为三种类型：

其一，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出发，认为消费文化是“文化在人类消费活动中的以特定方式存在和体现的‘全部社会传统，即全部知识和习俗的总和’”[3]。对此，尹世杰作了具体论述：消费文化“是消费领域中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们消费方面创造性的表现，是人们各种合理消费实践活动的升华和结晶。消费文化包括优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们精心创造的实物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消费行为。”[4]

其二，强调消费文化是人们消费活动中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规范。魏杰认为，“如果给消费文化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那么就应该是指：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判断、指导思想与行为准则，以及反映在物质产品上的文化层次和文化趋向。”[5]后来有论者说得更明确，“所谓的消费文化，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所形成的对消费的一种稳定性的共同信念，即约束居民消费行为或消费偏好的一种文化规范。”[6]

其三，认为消费文化即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黄平指出，“所谓消费文化，或者如一些人所称的消费主义文化，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动力，无形中使现代社会普通大众都被相继裹挟进去的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7]。作者后来又作了进一步阐释：“消费文化，准确地说是‘消费主义文化’（cultureofconsumerism），它不同于经济意义上对物品的消耗。而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也成为人自我表达和暴露的主要形式和意义来源，对符号之意义的消费过程在不知不觉之中建构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方式。[8]

上述三种定义表明，人们对于什么是消费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认识。第一种定义认为消费文化是人们在消费领域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外延十分广泛。于光远将其分为饮食文化、医药文化、衣着服饰文化、住宅建筑文化、体育文化、娱乐文化、表演文化、旅游文化、嗜好文化等[9]。尹世杰将其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三大类[10]。这是一种广义界定。第二种定义则把消费文化限定为消费的观念形态层面。有学者指出：“消费文化既非这样那样的消费环境、消费资料，也非这样那样的消费活动”，“消费文化不过是作为消费反映的思想、观念、知识和理论”。[11]换言之，“所谓消费文化，是渗透到消费行为中的整体化文化观念与传统。”[12]这是一种狭义界定。

与广狭二义界定不同，第三种定义把消费文化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联系起来，认为“消费主义是伴随西方现代性的产生而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早期仅仅局限于宫廷与贵族阶层。到了19世纪后半期，消费文化得以在中产阶级继而在市民阶层中迅速发展。”[13]“等到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不是设法以工作或财产而是以物质占有的地位标志和鼓励享乐来证明自身的正确”[14]，“消费文化被简化为是使资本主义生产利润持续维系在所需要的足够灵活水平必不可少的经济手段”[15]，从而形成了以消费主义为内核的消费文化。在此意义上的“消费文化”，应当说是一个特指概念。

二、消费文化的理解分歧

对于一、二两种定义，尽管有学者强调其区别，但大多采取一种调和折衷的态度，或各行其是，兼容并包，或既承认两者具有区别，又要求对两种定义所涉及的对象加以综合研究。譬如有学者说，“‘消费文化’具有广义和狄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消费文化’是消费物质文化和消费精神文化的总和。从狄义上讲，‘消费文化’就是消费在人们的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包括消费哲学、消费价值取向、消费道德、消费行为、消费品味、消费审美、消费心理等，这是人们在消费实践中形成的反映消费特点和理解的观念形态的总和。消费文化学是研究消费文化规律的科学，因而它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消费文化产生、发展；消费物质文化生产；消费精神文化生产；人们的消费价值取向、消费心理、消费道德、消费行为、消费品味、消费审美等，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作为行动向导。”[16]

问题在于：“消费文化”是“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吗？有学者明确反对这样看待消费文化。尹世杰认为，“消费主义是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消费至上的思潮，是一种非文化、反文化的东西”。[17]因为它“普遍追求炫耀性、奢侈性和新奇性的消费，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以此求得个人的自我满足，并以此作为生活目的和人生价值。这种消费观念、风气和行为，人们称之为‘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决不是我们这里讲的消费文化，决不能混为一谈。”[18]

论者反对把“消费文化”等同于“消费主义”，如此斩钉截铁，仿佛两者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把“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当作同一概念，不仅是国内多数学者的观点，而且是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的传统。对此，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作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具体论述，他写道：

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消费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和重新组织。许多研究都将消费文化追溯到十八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及十九世纪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人阶级中，认为当时的广告、百货商店、度假胜地、大众娱乐及闲暇等的发展，可能就是消费文化的起源。另一些研究则着重指出，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初次显露了消费文化的发展迹象：广告、电影业、时尚和化妆品生产、交相传阅的大众小报、杂志和拥有无数观众的体育运动，使得众多的新品味、新秉性、新体验和新理想广泛传播开来。由于与一般宗教、尤其是清教徒所恪守的传统古训（禁欲、勤奋、远见和节俭）背道而驰，人们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所以，就经常有人假设说，消费主义导致了精神贫乏空虚、享乐型的利己主义。在三十年代，马尔科姆•库利就开始集中研究他称之为新“消费伦理”的问题。新“消费伦理”最初产生于那些豪放派艺术家们和格林威治村的一批知识分子之中，并以此作为对基督教职业伦理的公开抨击。库利指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这种新消费伦理被广告业所控制，它大肆鼓吹的是得过且过、享乐主义、自我表现、美的身体、异教主义、逃避社会义务、向往遥远国度的异域风情、培养生活情趣、使生活具有独特的格调。[19]

由此可见，论者强调消费文化不同于消费主义，如果不是对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缺乏足够的了解，就是对消费文化研究别有学术旨趣。那么，不同学者的消费文化研究在取向上有何不同呢？

三、消费文化的研究取向

历史地看，我国消费文化研究兴起的背景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所谓“高消费”、“超前消费”、“消费早熟”现象。对于这种现象，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指出问题，提出批评，倡导“合理消费”。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消费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是对消费文明的倡导与建构，一种是对消费文化的批判性审视。

较早研究消费文化的消费经济学者，一开始就亮出了自己的宗旨——倡导消费文明。当时一篇论文的标题“加强消费文化研究，提高消费文明”[20]，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在《消费经济》杂志1994年主持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不少学者认为，“应该提倡文化中的‘好’的部分，反对‘不好’的部分，建立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消费文化模式，然后在此基础上，提高消费文化水平，增加消费中的文化含量。”要“将消费引向健康化、合理化、科学化”，“要提倡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反对不健康的消费文化”[21]，从而使消费“真正成为人的消费——科学的、尊严的、高雅的消费”[22]。尹世杰后来在其专著《消费文化学》明确指出，消费文化是社会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人类在消费领域所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结晶，是消费文明的内在本质，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23]因此，以尹世杰为代表的消费经济学者研究“消费文化”，其实是在倡导“消费文明”，倡导一种优美的健康的生态的当然也是理性的消费文明。

社会学者对消费文化的研究则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立场。早在1984年，黄平在阐明“大众性消费文化，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背后动力、无形中使现代社会的普通大众都卷了进去的消费至上的文化-意识形态”之后，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对消费文化保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是必要的。如果说，商品、广告、媒体是消费文化得以滋生并蔓延的三大支柱的话，那么，经济发展、环境条件、历史传统就是对消费文化保留必要的批判的三大角度。”[24]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者所说的消费文化就是消费主义，或者说消费主义文化，他们强调要对这种文化进行批判，与尹世杰强调“要弘扬消费文化，反对消费主义”[25]的立场，可谓异曲同工，同样表达了对消费文明建设的学术关怀。

理论上，从倡导消费文明的学术立场来研究消费文化，很有中国特色，注重主观理想，注重观念表达，其研究主要表现为“要如何”或“应如何”的观念演绎，这是一种本土化的消费文化研究，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相一致，本质上是对消费伦理的理想化阐述。这样的研究取向不失为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向度，然而并非唯一向度。其理论缺陷在于，缺乏具体的问题意识与深入的学理分析。特别是对消费主义文化采取简单化的否定与排斥，更是十分幼稚，完全没有认识到以消费主义为内核的消费文化已成为西方现代社会“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再生产模式”[26]，更没有认识到西方消费文化研究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社会批判，到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商品消费的符号学分析，已形成了一个批判性的研究传统。换句话说，西方消费文化研究，尽管是在消费主义的意义上使用消费文化概念，却并非是在倡导这种文化，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在批判这种文化意识形态。只不过他们的批判是建立在深刻的学理分析基础上，而不是简单的否定。应当说，只有对消费主义文化的社会结构机制进行深刻的分析，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才能是深刻的。与倡导消费文明的学术立场相比，这种社会批判的研究取向更富有社会历史内涵，也更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在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中需要大力弘扬.

文化消费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受消费主义思潮以及某些陋俗文化观念的影响，消费异化现象正在充斥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异化造就了特殊的消费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心态。消费异化为畸形、非理性消费行为提供了支持，不合理的消费文化又助长了消费异化的泛滥。解读消费异化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倡导推进健康向上的消费理念有积极意义。同时，开展对属于陋俗的消费文化、理念、行为的批判，有助于人们对消费意义的认知。全方位认知消费异化的危害，建立符合国情、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是抵制消费异化的必要手段。

一

一般认为，消费异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进人消费时代的伴生物。所谓“消费异化”是指消费超越了自身的内涵，使人的消费价值目标发生偏离，导致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扭曲，消费的原始、本真意义发生了改变。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本来意义上的消费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其目的是对需要的满足，这是正常消费。异化消费则是使消费与‘需要’、‘使用价值’相背离，过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消费，造成巨大的浪费，这是不合理的消费。“人们的消费就不再是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而成了一种对商品象征意义的符号消费，即成了一种异化消费。论及消费异化及其种种表现，可谓涉及诸多领域，俯拾即是。择其要者，仅从以下两个侧面略作说明。

其一，符号化的扭曲与曲解。消费或消费行为“符号化”是指人们消费的目的并非为了满足于各种消费品一般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追求具体需求以外的某些符号表征。“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的服务和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闭现代社会，商品(包括各种服务)越来越多地带有符号意义与特征，符号已成为商品的另外一种价值。然而，符号毕竟不是商品的全部属性，也不应淹没商品最基本的属性。一段时间以来，相当一部分国人过分看重消费品的符号意义，过分追求符号的外延意义，使符号意义发生扭曲，消费行为、观念发生了异化。一些人的消费目的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符号欲望”。其中有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富豪大款，也有追逐“时尚”，还谈不上富足的工薪族。前者消费过程中追求各种名目的名牌、高档消费品，目的是为了昭示自己的富有—消费品是其身份、富有的象征、标识，并不考虑消费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否相符。对于豪华、奢侈的追求彻底消解了消费品最基本的属性。于是，抽什么品牌的香烟，开哪国生产的高档名车，穿哪个名牌的时装成为这些人的消费追求;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应运而生地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天价”消费品:“天价年夜饭”、“天价香烟”、“天价豪宅”……。虽然他们只是人群中的少数或极少数，但所造成的“负激励”效应却是巨大的，催生了另一部分不属于富豪、大款阶层的、对消费和商品符号化情有独钟消费者。这些人的收人显然无法和富翁大款相提并论，但对符号化的追求并不示弱:消费的目的也是为了显示身份、地位，照顾“门面”，满足虚荣心。于是，收人并不丰厚的“白领”吃住高档，穿用名牌—追求高消费，成为生活水平的虚假符号。超前消费导致了少数人“花明天的钱，今天尽情享乐”的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有学者指出，高消费“为消费异化提供了温床”闭。无论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这种过度符号化的异化消费都是非理性消费，应当予以批判。

消费符号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异化了消费品的基本功能，是消费行为的异化，但实际上是价值观念的扭曲，产生的各种负面效应—所谓，卜经济”效应，远远超出消费领域或经济领域。其中，消费文化的导向作用在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势头。整个消费过程中，人往往受商品—符号的左右，人与商品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针对符号及其消费意义的逐步增多，许多时候物品消费即是符号消费的现实，有学者指出:“符号消费的实质在于社会身份的建构”。人们购买消费品、商品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追赶潮流、领略时尚、炫耀财富与富有等等与真正的商品属性毫不相关的欲望—“符号欲”。此间，人是否“在场”取决于商品的符号“价值”。因此，“借助商品的符号价值，人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商品变成了欲望和着迷的对象，炫耀性消费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有些商品会得到人们的偏爱，而这些问题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无法解释的。的确，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决定消费的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对符号消费的“执著”。也许我们只能从文化的视角进行剖析。因为“人的符号活动的实现就是‘文化’、‘文化世界’。据此，有理由认为，消费文化的“异化”是根源所在。

其二，浪费消费。某种意义上讲，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符号化性质，与消费符号化有所不同的是，浪费消费不仅是消费符号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且凸显浪费特征，形式多种多样，甚至渗透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谓浪费消费顾名思义，消费本身即是浪费，丝毫不顾及节约理念的存在。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国人送葬时的花圈开销。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国人每年为死者送葬烧掉的花圈价值竟然高达13.3亿人民币!无论出于何种需求目的，满足什么类型的消费需求，每年白白烧掉十几亿元人民币的纸张，对于一个人均资源非常不富裕的国度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中国本是一个有着勤俭持家，厉行节约节约浓厚传统的国度，但由于消费主义以及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优良传统正在被人淡漠，各种消费中的浪费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时下的国人，无论身居穷乡僻壤，还是大都市市民;无论是大款巨富，还是贫困人群，均对青年人的婚姻开销表现出非常高的积极性和热情。从嫁妆购置，到大摆婚宴，场面与铺张一直呈上涨势头。各种花费，数量巨大，其中不乏有无谓的、属于浪费性质的支出。当下青年人结婚上的花销和“大方”的心态，穷人和富人并无本质差异，可谓“富人有一富人的奢侈，穷人有穷人的浪费”。人们在分析国人在婚丧上花销的浪费原因时，大多强调陋俗文化在作祟。陋俗文化、不切实际的攀比之风的确助长了消费浪费风气的蔓延。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更深层次剖析，不难发现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的异化，背离了消费行为、消费模式最基本的准则:合理、正当、健康。

涉及国人消费行为中的浪费问题，除了前面列举的两个典型事例外，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尽人皆知的事例可信手拈来:餐桌上的浪费、一次性用品的泛滥成灾、名目繁杂的“豪华包装”等等。国人每年在餐桌上的浪费不舍为天文数字，“豪华包装”的资源浪费同样惊人，媒体屡屡予以尖锐批评，依然有禁难止。无疑，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异化，堪称日常生活消费中另一种特殊“符号消费”。消费异化的大行其道与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有直接关系。但剖析各种非理性消费，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原有的某些消费陋俗文化的存在，有意无意之中助长了消费主义思潮背景下的消费异化。显然，由于消费异化种种负面效应，致使消费异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许多情况下，浪费消费、消费异化在现实生活中助长了陋俗文化的蔓延，反之，借助消费异化，陋俗文化也得到了大行其道的“有力支持”。两者可谓“相得益彰”。过分追逐符号化、浪费铺张是消费异化的主要内容，从不同角度凸显着非理性消费的特征。针对五花八门的浪费，有人建议出台《反浪费法》。诚然，依法治理浪费有可取之处，但对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的治理完全“依法办事”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消费毕竟是个人权利，在权利本位社会里，抵制消费异化主要还应来自道德、文化层面的支持。文化不可能彻底改变、扭转消费异化，但健康的消费文化对于倡导理性消费、合理消费、适度消费、节约消费，自觉抵制消费异化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二

关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等，学术界多有论述，但主要侧重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笔者认为，应侧重文化批判的视角认识消费异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异化现象是必要的。如何营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文化和文化氛围，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课题，笔者认为应侧重如下几方面:

第一，文化的批判与批判的文化。所谓文化批判，主要指既对各种直接影响人们消费心理、价值观的陋俗文化进行批判(并非对整个消费文化进行批判)，还应对伴随消费主义进人本土时挟带的种种消极的价值观和消费理念予以批判，如与异化消费密切相关的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价值观的批判等。这里所说的批判的文化主要指，建构新型消费文化过程中，刻意培养消费者对本土陋俗文化、外来消极文化认知的自觉，使广大消费者能够理性地消费，能够对消费异化有本质的认识，进而强化对消费异化的抵抗力。当然，批判的目的不仅仅限于颠覆，更重要者在于建构。我们确实需要建构新型的消费文化，一方面通过新型的消费文化抵制陋俗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则通过新型消费文化的建构，实现文化批判的目标。批判消费异化，营造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首先应在理论上对消费意义予以认知。必须告知国人，什么样的消费理念、行为模式才是合理的、理性的、健康的，才是我们倡导推行的。一般来说，消费的第一推动力是需求，即消费是由需求决定的。消费者消费各种消费品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某些精神需求。消费异化消解了消费品的自然属性、物理属性，突出、追求的是符号价值，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异化。因此，展开对消费异化的文化批判是必要的。

第二，关注消费伦理。根据让·波德里亚的消费理论可知，消费具有伦理性，是一种伦理现象。因此，消费必须遵守相关伦理的约束。今天的消费伦理应侧重两方面内涵:一是弘扬传统文化中勤俭节约的理念，并使之成为消费理念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勿忘可持续发展、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积极提倡可持续消费。消费理应恪守相应的伦理准则种种带有“透支”性质的各种消费，既是消费的异化，也有违于合理的、适度的消费原则。“适度消费的精髓是节约。崇尚节俭的消费是自古以来的美德，即使在物质生活富足的今天也还是一种美德，仍需大力提倡。我们主张节约，决不是让人们去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反对人们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是为了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使人、社会与自然能够和谐发展，而这正是为了使人们更幸福的生活。

针对消费异化、符号化，除了应当大力倡导合理消费之外，还应经常告诫国人，能够挥洒自如消费的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应选择适度消费，“适度消费就是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在不降低消费水平的前提下，人们的消费不超出自然的承载能力与个人生理的承载能力，消费水平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收人水平，排除多余消费和避免超前消费。时下某些人的消费行为与国家倡导的节约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与收人、国情形成了悖论:一方面，我们承认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对各种高档奢侈品的消费比之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一方面存在着生产过剩与消费拉动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对商品符号和意义的狂热追求;一方面，我们认同资源并不富足的现实，另一方面，消费资源消费的大手大脚让发达国家“望尘莫及”;所谓消费的“个性化”，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平均收人并不相称……。这些悖论说明了消费伦理的缺失(有人称之为失范)，有必要针对消费异化、浪费消费重塑新型的消费伦理观念。

第三，倡导理性的消费价值观与合理适度的消费理念。什么是理性消费价值观?我们认为，核心内容应是适度消费，对各种消费有一种“量力而行”的自觉，能够认知消费品的物的属性和符号之间的关系，不为符号所左右，符号不会是消费价值的全部。消费只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须对消费有正确认知。物质消费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也具备激发人们向往幸福生活的功能。然而，不健康的消费理念往往把正常的消费异化为对物质、消费品占有的无限冲动，并形成了赚更多的钱，购买更多的消费品，纵情享乐的循环圈。这些现象与商品、消费的泛化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价值观念绝无二致。任何形式的消费异化，一览无遗地表现为消费者对物质财富的极度追求，必然导致物欲泛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必然随之泛滥，各种腐朽、没落思想均可在此找到滋生的土壤，对人们精神生活的负面消加作用是巨大的。

消费异化对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人们的思想、精神也随之发生异化。“人们在享受消费所带来的满足和快乐的同时，却沦为了消费的奴隶，人们在消费中迷失了自我，进而导致精神家园的失落”。“费异化使人越来越与自身的本质相异，丧失着美好、素朴的‘精神家园’。事实证明，异化消费、过度消费、把消费视为生活终极目的的行为模式并不能够给人增加幸福感，无法体验精神生活的神圣与崇高，大多仅仅局限于物欲消费的满足，人沦落为物、享乐的附属物。主体性在物质消费、符号消费、追逐富足中悄然沦落，满足各种欲望的多重选择与精神家园逐步缺失并存，消费异化支配下的人势必缺少精神超越，批判意识无从谈起。故此，建构新型消费理念、消费价值观不仅是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更有助于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消费社会的现实不可回避，批判消费异化，建构新的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则是国人不能绕过的思想历程。

第四，正确的舆论和媒体导向必不可少。消费主义以及消费异化的流行，一方面是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另一方面，媒体的导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现代消费文化”与大众传媒结缘，不断推出各种感性“情调”、时尚，使消费异化具备了社会化特征。商家通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大众传媒，无孔不人地进行“狂轰滥炸”式广告宣传，喋喋不休地(潜移默化地或公开地)引导人们、鼓励人们进行消费，“各种传媒铺天盖地地冲击和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把大量虚假的物质需求强加于人。”图某些媒体不负责任的鼓噪与消费主义一起成为消费异化的得力“帮凶”，迎合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助长了消费异化之风，消解了健康的消费文化。充斥各种媒体的享乐主义、物质主义、购物的享乐等内容倾向，直接加剧了消费异化的势头。因此，建构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媒体、宣传舆论的正面导向作用不可或缺。消费主义滥筋于美国，是社会经济发达的产物。这种观念、理念进人中国后，应当审慎考量之处为应看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如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等不可以全盘移植西方国家的模式一样，对待起源西方的消费主义我们也应谨慎对待，冷静分析。对此，媒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

文化消费论文范文第3篇

本雅明很早就发现，繁华市场中的“闲逛者”眼睛聚焦于视觉景象上，心理却是场外的“他者”。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倾向于视觉化，以视觉形象的生产、传播、消费等为基础培育了一个以形象为基础的经济世界，消费行为越来越受制于视觉形象。因此，所谓视觉消费是消费社会中消费者通过视觉展开的各种消费活动，各类商品或服务形象是这一活动的媒介，这些形象借助于各种大众媒体来运作，由此构成了消费者与商品或服务的形象之间复杂交互关系[1]。这表明视觉文化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视觉的满足，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满足感，是一种社会意义实现的愉悦感。、满足感、愉悦感的获取不是单纯地对视觉产品的占有，而是追逐消费过程中的视觉愉悦和心理满足。文化产业理论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价值的批判。20世纪末国内学者开始对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进行探索。我国对文化产业概念的界定主要采用2004年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分类》的定义，即“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集合。这些活动主要包括:文化产品制作和销售活动；文化传播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文化用品生产和销售活动；文化设备生产和销售活动；相关文化产品制作和销售活动。”［2］可见，文化产业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文化产品和服务，还成为了一种以创意为核心的生产方式，以文化消费为主的引导方式。

二、视觉文化消费对盐城文化产业发展的决定作用

（一）盐城视觉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

盐城地理、文化、人才、制度等资源是盐城文化产业建设发展的基础。首先，盐城地处黄海之滨，有海洋、湿地、滩涂、麋鹿、珍禽等地理文化资源。海洋的蔚蓝与盐晶的洁白、湿地的葱绿和滩涂的深赫、珍禽的洁白与麋鹿的棕黄共同编织着多彩的视觉图景。其次，盐城为中国海盐文化的代表城市，红色文化的摇篮之一，淮剧、杂技的故乡，里下河文明的核心区，出土文物众多，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文化积淀深厚。这里有海盐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海盐博物馆、新四军纪念馆、淮剧博物馆以及建湖的“百戏”、东台的“七仙女”传说等文化资源。第三，盐城历史悠久，名人辈出。古有“建安七子”陈琳、南宋陆秀夫、吴王张士诚、泰州学派王艮、平民诗人吴嘉纪，今有外交家乔冠华、学者胡乔木、戈公振、戈宝权，艺术家吴为山、陆庆龙、管俊等一批杰出人物。第四，政府职能部门构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体系。

（二）居民视觉文化消费是盐城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

消费需求是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需要和满足的心理趋向。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消费需求有层次高低之分，首先是满足生理、安全之需，进而渴望归属与爱以及被尊重的需求，最后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期盼。视觉文化消费是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要，是属于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我国2006年以后就已经进入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并重的消费阶段。随着盐城经济快速腾飞，居民文化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都在不断增长。2013年盐城市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015元，比上年净增长11.2%，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2503元，增长24.0%，其中人均文化娱乐消费净增长30.1%。数据显示，盐城城市居民追求文化消费高品位、多样化的精神文化生活特征日渐明显。当然，有消费需求，还需消费能力来支撑。居民经济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能力是制约视觉文化消费行为产生的核心因素，也受到消费者的认知经验、文化修养、价值观念、休闲时间以及文化价格、文化设施等因素的影响。2013年盐城市区居民人均总收入30948元，同比增长9.8%，人均可支配收入28402元，比上年增加2535元，同比增长9.8%，居民消费倾向为69.9%，文化消费倾向为78.4%，文化消费同比净增长30.1%。居民消费能力的明显提高，为盐城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动力。

（三）消费多样性决定建设的多样性

人类获取外部信息78%以上来自眼睛，这决定了视觉性消费成为文化消费的主流原因。消费者可以在家庭以外的特定文化空间，如影院、博物馆、文化宫、剧院、购物中心等空间进行消费活动，也可在家中观赏影像、动漫、图片等视觉文化样式。家中进行的个人视觉文化消费需要文化产业提供相应的文化产品或服务，在公共场所进行的公共视觉文化消费不仅需要有相应的文化产品支撑，而且还需有相应的配套文化设施。随着盐城居民视觉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特征。电影、戏剧、美术、广告、设计、服装、动漫、印刷、游戏、旅游、表演、摄影等大众文化类型已成为居民视觉文化消费的主流，以淮剧、民居、杂技、珍禽、文物、民俗、海盐等盐城特色视觉文化类型则为居民提供了差异化的文化需求。当下信息通信技术、交互体验技术的发展正催生出新的视觉文化样式，视觉产品类型、服务模式、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也必将随之发生改变，成为产业建设升级的源泉。

三、盐城文化产业发展对居民视觉文化消费的反作用

（一）促进盐城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

盐城市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建设。目前已建有盐城创意文化产业园、九华互联文化创意园、80+创意产业园、东方一号创意产业园、凤凰传媒产业园、广告创意产业园、科技产业园等视觉文化产业聚集区，已完成市委市政府确立的各区一个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布局目标，初步形成了新闻出版、传媒印刷、广告会展、文化旅游、演艺娱乐、工艺品制造、游戏动漫、网络互联等多种文化产业类型谐调发展的格局。文化企业超过2000家，从业人员超6000人，2013年文化产业产值达75.63亿元，力争到“十二五”末，规模超5亿元的骨干文化企业5个以上，规模超亿元的骨干文化企业20个，文化产业集聚区（文化产业园）15个以上，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220亿元，占GDP比重达5%，使其成为盐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步使其成为支柱型产业。随着文化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从业人员增长，文化产业经济收入会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及文化惠民工程等形式反哺到居民文化消费市场，使消费者具备更强的消费能力。

（二）促进了盐城居民视觉文化消费意识形态建设

文化产业是文化和经济结合的产物，具有社会和经济双重属性。它的发展不仅壮大区域经济，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凭借其生产的文化产品或服务影响到消费者的生活态度、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和世界观。文化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一些企业为追逐市场利润，生产出一些低级趣味的、暴力恐怖的视觉文化产品。这类文化产品所蕴涵的不良观念、思想会迅速地传播，从而影响到消费者的观念，产生相应的负面效应。因此，文化生产企业不仅要重视其经济利益，而且要重视视觉文化产品的审美教育功能和社会效益，文化管理机构也要肩负起对社会主流的、积极的价值观的引导责职，引导企业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盐城市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文化惠民工程、海盐文化品牌工程、新四军文化品牌工程、杂技艺术精品工程等已培育出丰硕的艺术成果。全国美展、江苏省艺术精品工程、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等各类获奖名列江苏省苏北地区第一。定期举办的中国海盐文化节、淮剧艺术节、丹顶鹤湿地文化旅游节、董永孝文化节等为市民带来了丰富的视觉文化盛宴。

四、结语

视觉文化消费是文化消费的主要力量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文化产业发展又对文化消费具有反作用，两者相互促进，互为制约。盐城丰富的视觉文化资源为视觉文化产品的开发提供了基础。居民视觉文化消费需求的变化与消费取向的产生必将影响盐城文化产业建设升级。盐城文化产业必须以盐城居民视觉文化消费市场现状和审美价值取向为基础进行文化产业体制改革，进而实现文化消费和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文化消费论文范文第4篇

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数据表明，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自1979年的387元增长到了2009年的17175元，整体上提高了44.4倍，年均增长比为14.32%。[5]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演变先后经历了由“粗放型消费”阶段向“集约型消费”阶段迈进，最后进入更加注重消费质量的“舒展型消费”阶段。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越来越大，我国文化消费整体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居民经济收入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文化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特别是近年来城镇变化居民用于文化娱乐支出、文化耐用消费品支出、教育费用支出、书报杂志支出及游园、看电影等在公共娱乐场所的消费支出尤为明显。根据《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2011）》的分析测算表明，在“十五”至“十一五”的近十年时间内，我国文化消费总量和城乡人均文化消费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全国城镇人均文化消费已从2000年的264.07元增长至2009年的826.88元，文化消费年均增长指数达到113.52；全国乡村人均文化消费也从2000年的186.72元增长至2009年的340.56元，文化消费年均增长指数达到106.91。[6]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未来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将会实现质的飞跃与突破。尽管我国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全都呈现出增长态势，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的区域文化消费极不均衡现象十分严重，城乡之间的文化消费需求差距也越来越大，同期全国城镇人均文化消费增长远远高于乡村人均文化消费增长。有数据表明，自2000—2009年近十年的时间内，全国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从1.41扩大至2.43，文化消费需求的城乡差距扩大了71.68%。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我国中部和西部文化消费需求的城乡差距扩大态势十分严重。有关数据表明，我国西部整体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扩大到了82.14%，而中部整体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也扩大到了76.90%。[6]其次，与发达国家文化消费情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仍然存在文化消费规模偏低、文化消费总量不足、文化消费结构有欠优化等问题。据200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06年我国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总量约为9370亿元，其中用于娱乐性、享受性和消遣性的精神文化消费总量仅为4685亿元左右，而用于发展性和智能性的教育支出占到文化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7]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居民用于文化娱乐消费方面的支出比重明显偏低，文化消费结构有待优化，居民文化消费市场需求仍然不足，文化市场发达程度不高。

制约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发展的原因分析

制约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发展水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来说，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不完善，尤其是居民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到居民文化消费的积极性。其次，我国原有的文化管理体制导致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文化产业结构性矛盾和供求矛盾制约着文化消费的发展水平。许多文化古迹、革命遗址、旅游胜地和民间传说等文化含量十分丰富的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并不高。地方性的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少年宫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步伐太慢，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特别是经济基础薄弱的山区，文化设施更加简陋；不同文化系统、产业的程度和规模有明显的差距。此外，由于创新性不足，当前我国文化产品本身与文化市场需求之间没有真正接轨，文化消费品的数量与质量与消费者之间的消费需求以及消费期待之间存在脱节，能供城镇居民消费的中高档文化产品相对较少，文化产品价格的虚高和文化市场的不规范使文化消费市场无法真正满足消费需求。同时，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各地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也各不相同，各地所能提供的文化产品也各不相同，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文化消费也极不均衡。除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以外，我国广大地区的音乐会、文艺演出、各种博物、科技展览、文化讲座等等，不仅数量上较少，而且在档次上也偏低。最后，相对于经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我国城镇居民欠缺文化消费传统，居民文化消费观念相对滞后，文化消费欲望不强。我国城镇居民宁愿将较多的财富用于交通通讯和居住方面的消费，而在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比重相对较少。

研究结论与建议

文化消费论文范文第5篇

1.家庭财产保险产品设计同需求

脱节从家庭财产保险的产品设计上来讲，家财险的产品种类可谓繁多，产品种类从传统型到综合型，种类较为齐全。然而，在家财险产品较为丰富的情况下，家财险却发展较为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产品种类的设计不能有效的同需求相匹配。一直以来我国保险主要依靠集体销售的模式，后来依靠银行按揭式半推半销模式，而在这些产品的开发中，并没有考虑消费者的需求。

2.家庭财产保险营销力度较弱

家庭财产保险较弱的营销力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保险公司对销售渠道的依赖。早期的保险公司主要从事单位集体投保的保险业务，后来，随着银行保险业务的开展，保险公司开始同银行开展合作，除此之外，保险公司在其他渠道建设方面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加之银行对保险业务的非专业性，不仅使得保险企业因手续费产生了额外的负担，而且业务拓展进展也较为缓慢。另一方面，由于过低的业务提成率，家财险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激励性，许多业务员不愿意将有限的精力投资于家财险的推销中去。

3.公众对于家庭财产保险的参保意识较为淡薄

由于我国民众长期受计划经济时代思维的影响，加之我国特殊的消费文化观念，使得人民群众的风险侥幸心理较为根深蒂固。在灾害发生之后，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国家和单位的支持与帮助。另一方面，由于家庭财产保险较低的业务提成率，使得许多保险公司不愿意花大力气去做该产品的营销推广工作，致使人民群众对家庭财产保险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无法刺激他们的需求。

二、有效推动我国家庭财产保险发展的有效策略

1.推动家庭财产保险产品多元化

关注与需求的匹配家庭财产保险在我国实现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解决需求的匹配问题，也就是明确消费者的核心需要和基本需求以及如何有效的满足这些需求。现阶段，多数家财险主要针对对象多为各种自然灾害。然而，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住房条件极大改善，传统形式下，针对自然灾害的家庭财产保险产品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人们的需求，因此，保险公司应当与时俱进，跟上时展的需求，尽快改变家财险保险的范围。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家财险是将地震排除在外的，而地震恰恰是我国民众参保关注的重点，因此保险公司不应固守在过去的条条框框里，应当根据时间、地点、地区的特殊性，制定灵活多变的家财险政策，以期同需求相匹配。

2.将家庭财产保险同国家政策

相结合上文讲，为了满足与需求相匹配的要求，保险公司需要根据地区，时间等因素的不同，开发不同的家财险产品品种，如此以来就会不断放大保险的标的范围，而使得风险责任不断放大。特别是将地震加入保险的范围，更会无限地扩大风险的责任，这会造成企业的巨大负担，因此，保险公司在风险无法有效承受的情况下，应当同国家的需求和政策相结合起来。一方面，国家为了更好的应对地震风险，应当将地震风险归类为政策保险，给投保地震的消费者一定的保费支持，同时给保险公司地震险一定的补贴，另外可以通过构建地震险保险基金，为地震灾害增加牢固的保险支持。另一方面，有效将家庭财产保险同地震风险家庭财产保险相结合。当国家对地震险销售给予补助时，保险公司会获得足量的激励，会在该领域投入大量的销售精力，同时，保险公司可以借地震险的激励，将家庭财产保险结合销售出去。

3.构建重灾保险基金及再保险的债券化组合正因为重灾的巨大破坏性

使得重灾赔偿工作成为了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随着重灾事件的不断发生，尽快出台有效的灾害管理办法刻不容缓。正如前文所讲，作者认为可以将地震险作为政策险，将国家，企业，个人家庭的力量集中起来，共同抵御灾害带来的创伤。但仅仅依靠上述方法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构建巨灾基金制度，把适当业务进行再保险，并在资本市场发行巨灾债券，使风险更好的在国际上分散。因为虽然直接保险与国家拨款每年预计可以集聚的资金很可观，但我们应该使风险在更大范围、更彻底的分散。建立巨灾保险基金与巨灾再保险、产品债券化相结合，这样不仅可以使风险更好分散，而且不至于把太多的分保费分给再保险公司。充分发挥我国家财险的作用。

三、结语

家庭财产保险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保险产品，推动家财险在我国的发展，有利于推动我国保险制度完善，增强国家抵御重大风险的能力，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

文化消费论文范文第6篇

一、符号建构:广告对消费者意义追求的满足与创造

符号消费中，广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广告通过符号建构和符号传播，满足特定消费群的意义追求，创造消费时尚，引导和刺激消费。英国学者费瑟斯通（MikeFeatherstone）指出：广告“把罗曼蒂克、奇珍异宝、欲望、美、成功、共同体、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等各种意向附着于肥皂、洗衣机、摩托车及酒精饮品等平庸的消费品之上。”[2]（P21）在费瑟斯通看来，为了满足人们的意义追求，实现销售目的，就连最普通的生活用品，也被广告赋予了意义。看看现实中无孔不入的广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种说法。符号消费中包含着广告的创意活动，即所谓符号建构。广告是如何进行符号建构的？美国传播学者苏特•杰哈里早就指出：广告从各种文化素材中提取符号编码的素材，并借取了观念、视觉和语言的表现手法来呈现新的符号意义，围绕消费主题巧妙地将商品编织进了社会生活和文化意义的领域。广告通过对意义的重组，使得商品原有的“自然”使用价值消失了，消费者得到的是被赋予新的符号意义的商品信息。商品经过广告的意义建构，体现的已经不再是实用性，而是某种生活方式、生活格调甚至社会身份的象征。[3]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波斯特也肯定了广告的的符号建构作用，他说：“广告构建了一个新的语言及传播现实。在广告中，这些流动能指的语境被重建，而他们的作用正是源自这种重建。”[4]（P154）广告所创造的商品符号通过不断的广告传播，把消费者的注意力引导到特定的商品上，使消费者在潜意识中对商品符号产生条件反射，并通过对商品符号的解码，诠释符号意义，确定自我形象与产品形象的一致性①，对号入座，于是广告的符号建构成为消费者的“消费指南”。当然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建立在对社会洞悉和对消费者洞察的基础上，美国著名大众文化理论家费斯克揭示了符号价值的生产逻辑，他说“：厂商们试图识别出社会差异，然后在其产品中构造出相同的差异，于是社会差别和产品差别便相互测绘。广告便被用来赋予这些产品差异以意义，使得那些生活在广告所瞄准的社会结构中的人，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告知’，甚至在该产品中辨别出自己的社会身份认同与价值观念。”[5]（P11）可以说，符号体系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消费趣味和消费时尚的重要因素。

二、传统文化：广告符号建构中的资源挖掘与创新应用

商品符号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浸润在文化中的广告创意者从文化世界转移过来的，“文化已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去，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6]（P148）从这种意义上讲，符号消费就是文化消费。文化转移，不是简单照搬，而是适应时代要求的新阐释或再创造。文化的特性之一是传承性，所以传统文化是文化世界的主角，也是广告创意者挖掘应用商品符号的沃土。中国传统文化是数千年历史积淀而成的，从过去延续到现在，从现在还将延续到未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丰富多彩：诸子百家及其思想观念；诗、词、曲、赋、小说等传统文学；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琴、棋、书、画四大才艺；京剧、黄梅戏等传统戏剧；中药、针灸等传统中医；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少林、武当等中华武术；剪纸、刺绣、编织等传统民间工艺；汉服、唐装、旗袍等传统服装；故宫、长城等传统建筑；茶道、美食等饮食厨艺；编钟、二胡等传统乐器；女娲、后羿等传说神话、五花八门的民俗……其中蕴藏着不可计量的象征性的符号资源、审美性的符号资源、价值性的符号资源，是我国创意性广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将传统文化资源以现代艺术手段进行符号化转换，是广告创意的法宝。在广告界对传统文化的资源挖掘与创新应用中，我们关注到以下新景象：其一，广告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应用从自发转为自觉。早在上世纪9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就推出系列贺岁广告片，在广告中不断注入中国文化元素，如风车、风筝、灯笼、阿娇阿福、吉祥如意、拜年、团圆等，目的当然是开拓中国市场，争取中国消费者的心理认同和情感认同，拉近与中国消费者的距离。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景下，洋品牌的示范效应引发国产品牌广告竞相运用中国元素。通过实践，中国广告界逐渐认识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可提供丰富的广告创意资源，全球化时代激烈的市场竞争说明，只有符合或者融合本国元素的东西，才有市场竞争力，才能走向世界。2006年，中国广告协会开始主办“中国元素国际创意大赛”，此后每年举办一届，大赛的宗旨是“：承载复兴中华文化、推动民族品牌到世界品牌发展的时代使命，在继承和发扬中国元素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同时，给国内、国际创意人与企业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和融合的平台，表彰杰出的创意英雄，打开中国创意走向世界的通道，展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被继承、颠覆、融合、释放。”[7]大赛鼓励广告作品创新运用从中国文化体系中提取的中国元素，既传达中国文化的内涵，又体现国际化的语言和手法；既有独特的中国韵味，又有商业价值。以2006年首届“中国元素国际创意大赛”为标志，广告界从认识上已把握了创意产业、品牌推广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规律，从此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应用由自发走向了自觉。其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应用已从传统商品发展到现代商品。传统商品有悠久的历史，酒文化、茶文化、食品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酒广告、茶广告、食品广告借丰富的历史文化进行符号建构可以说顺理成章。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杜康酒就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广告词而深入人心“；南方黑芝麻糊——怀旧篇”以亲切的吆喝、古朴的吹奏，带给人们温暖的历史记忆。诗词、吆喝成为杜康酒、黑芝麻糊一类传统商品的特有符号，与消费者的文学趣味、历史感觉、怀旧意识等相契合。然而对一些现代商品来说，就没有那么直接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供借用，比如近十几年来汽车广告铺天盖地，但中低端汽车广告讲述的故事，多是丈夫、妻子、可爱的儿女，全家人在车里其乐融融；中高端汽车广告讲述的则是车主事业有成，仪表堂堂，且美酒加合同，喜欢独自开车旅行。广告诉求的单一性往往带给人们审美疲劳，难以满足全球化背景下消费者多层次的、个性化的追求。从传统文化中挖掘符号资源成为我国汽车广告突破困境的手段之一。

2013年，别克君越推出广告五部曲，其中《棋中棋》讲述这样一个故事：“老头”要退休，想选一个接班人领导企业，他选接班人的办法是与人下围棋，从下围棋看一个人的品性，他要选择的接班人不是只知一味进攻而看不到自己问题的人，也不是举棋不定而优柔寡断无自信的人，而是愿舍敢争、低调沉稳、掌控大局的人。众所周知，围棋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低调、沉稳、果敢是传统文化崇尚的做人做事理念，《棋中棋》以人格喻车格，通过“不喧哗、自有声”的广告语，以极强的符号识别向消费者宣传了品牌价值理念，同时也传达了别克君越安全、安静、大气的性能和特质。别克君越以商务人士为目标消费者，《棋中棋》广告人格与车格相呼应，符合消费群的审美需求、价值需求，因此受到好评，荣获第八届“中国元素国际创意大赛”影视动画类金奖。[8]其三，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应用从单一的创意表现扩展到整体的品牌传达。一般的中国元素广告，多用一种或几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作为表现广告创意的手段，龙、凤、长城、灯笼、京剧脸谱、中国功夫、文房四宝、琴棋书画、篆刻印章、中国结等作为热门符号已被广泛应用。对中国消费者来说，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使其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意识等无不表现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他们不只是单纯的商品消费者，更是带有中国文化基因的消费者，熟悉的图案与情景容易激起消费者情感上的共鸣。但是，仅此还不够，要提升商品价值，参与国际品牌竞争，还需将统文化资源运用到整体品牌传达上，李宁公司在这方面的探索与尝试令人注目。作为我国体育产品的龙头，从2006年起，李宁公司致力于打造国际品牌，李宁品牌国际化的主要方法就是在国际化标准中运用“东方元素”，无论是产品设计还是广告推广，都强调挖掘应用传统文化的符号资源。中国元素或者说东方元素，被视作李宁品牌的DNA。如2006年推出的飞甲篮球鞋，从设计上运用了钟鼎和秦兵马俑铠甲结构，鞋底参考了青铜器的纹饰；在广告推广上，将篮球运动置于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场景中，广告词“做别人，不如做自己”表达了李宁品牌国际化过程中的中国特色。再如2007年推出的“半坡”篮球鞋，从设计上运用六千年前仰韶文化中的半坡陶器元素：鞋的色彩，是半坡陶器所特有的河沙黄和淤泥黑两种颜色，鞋上绣有一条鱼图腾。一双篮球鞋将中国神秘的原始文化与现代国际时尚设计融合在一起。[9]（第9章）总体来说，经悠久历史积淀而成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鲜明的人文属性和价值关怀，其深厚的人性关切、高雅的审美趣味，都与现代社会相契合。如今，符号消费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崛起的国际形象日益清晰，国产品牌借助民族文化的力量是走向世界的正确途径。广告界在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的精华、洞察消费者文化心理和消费心理的基础上，以创新精神大胆、深入地挖掘运用传统文化的符号资源将任重而道远。

文化消费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镜像；广告；消费文化；广告机器神效应

早在1926年，我国著名报学史专家戈公振先生在研究中国报学史的过程中，提出了“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⑵，一语道出了广告的商业本质和文化负载功能。诺曼·道格拉斯则说：“从广告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理想。”⑶广告在现代社会中就像一面大镜子，其中呈现出现实的镜像，我们不妨称之为“广告镜像功能”。

近两年来，笔者对中国近十多年来的报纸广告作了一番研究⑷。在研究刚开始的时候，广告这面特别的“大镜子”中的“镜像”是凌乱和琐碎的，随着研究的进展，那些凌乱和琐碎的“镜像”慢慢交织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图景，将中国社会文

化近15年来的变化奇迹般地重现于我的眼前。

一、“镜像”中社会消费文化的变迁

广告是通过文字符号和视觉符号⑸来传播信息的，其“镜像功能”也必然通过文字符号和视觉符号来实现。“广告镜像功能”集中表现在广告中的人物形象以及其他一些典型事物／现象（包括文字符号和视觉符号）。

大约在1988——1991年间，广告作品显示中国社会消费文化受到日本文化的有力冲击。稍后，广告显示欧美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从着装习惯、休闲方式、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多方面对中国人产生影响，时间大约是在1989——1992年之间。之后，中国文化和外来的欧美文化、日本文化等异文化在广告中出现共生局面，似乎可以说明中国文化正逐渐吸收各方面的影响，时间大约是1993——1997年之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从1994年开始，广告显示港台的影视文化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形成一定的规模，明星现象一度普遍，时间大约是1994—1996年。在1997年，广告中显示中国人似乎开始对多文化、多价值观念的格局开始了重新判断和审视。而到了21世纪末，广告更加像一个万花筒，映射出中国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参见表一）

表一：中国报纸广告（1987-2001）中的人物形象和典型事务/形象⑹

时间广告中的女性着装与形象广告中的男性着装与形象广告中的家庭结构广告中的其他典型事物/现象简单分析

1987年轻女士穿着高跟鞋、留披肩长发，穿着还较为保守，下身是长裤；年轻女郎穿着礼服，同样显示了西方的着装风格。年轻男士西装革履、系着领带。个人计算机、博士伦隐形眼镜、阿凡提、排队买音响西方文化的影响流露出明显的痕迹。

1988穿和服、打着伞的日本女郎。系着领带的男士；穿着牛仔裤的男青年。幸福摩托、铁臂阿童木等。西方的着装习惯和生活态度。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渗透的复杂性在广告中表现出来。

1989西方年轻女性：女郎穿宽松的束腰装，下身是宽松的长裤；女郎长发曲卷，身上的衣着低胸、露臂，较开放随意。可乐、香水、洗发水、电视机、电冰箱、女郎手持麦克风，唱卡拉OK，广告语“一旦拥有，别无所求”。西方消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已经非常明显。

1990女士穿晚礼服，裙子的下摆刚刚高于膝盖。男士西装革履一个母亲和一个孩子的组合。高脚玻璃杯、毛发再生精、第十一届亚运会。独生子女现象已经在广告中有模糊表现。

1991西方女郎东方人穿西服。父母加两个子女；大团圆的东方家庭。大耳环、卡拉OK

1992大量办公室中白领女性现象；女青年的上衣宽松随意、下身穿高过膝盖的休闲短裤，显示了较为开放的特征。一对西方青年男女身着网球服，女青年腋下还夹着一只网球拍。大团圆的中国家庭。卡拉OK、卡通形象、SONY的WALKMAN、Intel486。

1993办公室白领；轻松生活的单身贵族；穿着超短裙的清纯可爱的酒井法子。服装休闲的男士父母加一个孩子；大团圆的中国家庭；一对青年男女加一只宠物狗。卡拉OK、宠物、日本卡通、黄金首饰、汽车。西方消费文化进一步渗透，观念进一步开放，审美观念出现微妙的多元化态势。

1994表现女性的美方面比以前更大胆；健康、丰满、乐观的女性形象；穿着自然随便的女青年形象；身穿长至脚踝的长裙的周慧敏。周润发等父母加一个孩子学习机、周润发、周慧敏等影视明星。在这一年的广告中，从广告中历年裙子长度以及女性上装的变化来看，女性着装风格多样化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父母加一个孩子的中国城市家庭结构成为主流。

1995女性着轻松的T恤、长裙等。从女性着装上看，流行的风格已经显示出多样化，着装更追求自身的感觉。影视明星张智霖和成龙等。父母加一个孩子的中国城市家庭结构。卡通人物、影视明星父母加一个孩子的城市家庭结构已经成为当时中国人心中的现代家庭观念。影视流行文化的影响日益加剧。

1996女性形象和1994、1995年的女性形象有所不同，开始突破温柔女性美的模式，也打破了微笑模式，表现女性纤瘦、忧郁、冷漠等多种美感。穿着低胸短袖的紧身衣，胸部丰满的性感女性形象同时并存。影视明星刘德华等父母加一个孩子的城市家庭结构。VCD、足球、影视明星刘德华、影视明星巩俐。社会对女性美的判断标准出现异化，人们日益强调对自我性格、自我存在。影视流行文化的影响愈演愈烈。

1997女明星、白领女性、丰满的性感女郎和非常生活化、穿着轻松自然的女性形象同时并存。影星形象仍然走俏。手机、Intelsymbol59/f“Webdings”\s10.5Ⅱ出现明显的多元化态势，显示了一种从明星到自我的回归迹象。

1998多样化的服饰。休闲装与正装并存。父母加一个孩子的城市家庭结构。笔记本电脑、电影《泰坦尼克》等。

1999文胸、吊带裙、中式小袄、旗袍、白领正装等多种风格并存。发型也是多种多样。网络、电子商务网络加剧了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多元化趋势。

2000年轻女性的着装更加多样化。年轻男性服装更加新潮。网络、电子商务

2001多种形象、多种风格并存。以正装和休闲服为两大主流。具有“韩流”特征的服饰、发型等多种价值观、多种消费文化出现明星的细分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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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告“镜像功能”日益呈现出明显的形象化特征以及原因

通过广告，我们可以看到现实在广告作品中得到多层面的反映，突出表现在人物衣着打扮、娱乐方式、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家庭的结构等许多方面变化。研究发现，广告的“镜像功能”日益呈现出明显的形象化特征。

广告“镜像功能”的形象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7年之前。

让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历史。众所周知，中国在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80年代初，日本、欧美一些著名企业的产品开始进入中国。然而，笔者通过对1979年到1987年的报纸广告的考察发现，这一时期的报纸广告在视觉表现方面有几个主要特点：1.量少；2.主要表现产品；3.广告人物少；4.制作简单，大多用手工绘制。其中广告人物少是一个主要特点。这一时期的报纸广告也没有反映出外国文化对中国社会消费文化有明显规模性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7年—1995年。

通过对广告作品中人物的分析，笔者发现，自1987年后，报纸广告使用广告人物日益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形象化内容也增加到一定的程度。随着经济的发展，从广告作品来看，中国社会消费文化受到外文化的影响也在广告中较明显的通过形象化因素反映出来。

在相关的研究中⑺，笔者发现，在1988—1994年之间，中国报纸广告创作思想从广告构成要素方面看，用文字内容独立地直接陈述产品或服务信息一直占主流地位。从1990年开始，文字内容和视觉内容并重、互补传递广告信息的创作思想一直保持上升趋势。1994年是一个转折点。到了1995年，这种报纸广告创作思想替代了以文字单独传达广告信息的创作思想占据了明显的主流地位，并仍呈上升趋势。

第三阶段：1995年—1997年

在相关的研究中⑻，笔者发现，从1995年开始，文字内容和视觉内容并重、互补传递广告信息的创作思想占据主流地位。文字内容和视觉内容并重、互补传递广告信息的广告，从1995年占总量的55%左右上升至1997年占总量的66%。1995年—1997年，视觉内容在广告文本中占较大比重的广告，占报纸广告总量的比例维持在6%—7%之间（此前，这个比例在大多数年份不超过2%）。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消费文化现象越来越多地通过广告中的视觉化内容，形象化地呈现出来。

第四阶段：1997年至今

在这个阶段，中国报纸广告使用视觉符号已经相当普遍。文字内容和视觉内容并重、互补传递广告信息的广告占报纸广告总量的比例大致稳定。视觉内容在广告文本中占较大比重的广告，占报纸广告总量的比例则从7%继续大幅度上升。广告的“镜像功能”的形象化特征已经相当明显。

那么，广告“镜像功能”为何会日益呈现形象化特征，而不是一蹴而就呢？这种变化的内在动力又是什么呢？

1.广告的“镜像功能”的形象化加剧最初的原因可能是：营销和广告逐渐从“产品”转向作为“消费者”的“人”。而这个变化的出现，很重要的原因是外来产品的进入和外国产品开辟中国市场的策略的变化。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外国企业开辟。中国市场的过程中采取了阶段性策略。在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产品和资本的输入；在第二阶段，借助意识形态、文化的影响来推动市场的开辟由于产品和资本的不断输入，产品不断丰富，中国消费的物质基础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之上，意识形态和文化等上层建筑的改变有了物质条件，改变成为可能。而外国产品为了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以及中国市场本身欲求发展，不论外国产品和中国产品都逐渐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这个发展过程其实也暗合了营销观念从以生产者为中心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转变。这种转变使“人”成为广告诉求的重点。而为了对“人”进行更有效的诉求，文字符号和视觉符号的功能和地位以及广告基本形式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2.1987年后，广告的“镜像功能”的形象化日益加剧的深层原因，是社会经济大发展背景下中国社会消费文化走向多元化的需要。

结合经济文化的深层分析显示⑼，大约是1993—1997年之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文化逐渐吸收各方面的影响，广告人物衣着打扮、娱乐方式、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标准等方面出现多元化态势⑽，中国的一部分消费者也日益成为古田隆彦所说的“高度成熟消费社会的生活者”⑾，“已从功能、效率等功能性的层次超越至游戏及符号等感性的层次，且再进一步寻求多样化生活世界了”⑿。恰恰是这几年，中国报纸广告创作思想不论是广告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还是广告基本形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据此推论，我们可以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在衣着打扮、娱乐方式、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标准等方面出现多元化态势，这就要求广告和这种社会文化、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消费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因为，广告有引导消费的功能，它必须发现消费者心中的欲望和把握消费者兴趣爱好的发展趋势（广告反过来又推动了这种趋势，不断制造某种流行）。另一方面，广告创作人作为社会的一员，他们也必然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他们的广告创作思想也必然体现这些变化。

在衣着打扮、娱乐方式、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标准等方面出现多元化态势之后，文字在传达信息方面就有了局限性。用文字在有限的广告空间和时间中表现五彩缤纷的世界，形形的生活方式、高矮胖瘦的不同审美情趣、生活中人们的喜怒哀乐等就显得越来越困难。照片和图画等视觉内容则可以较为自由和形象地传达多元化信息。视觉内容具有很大的形象要素包容性，这就使它比文字能更形象地传达信息，引起受众的共鸣。同时，制作手段和技术的进步也为视觉内容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此外，衣着打扮、娱乐方式、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标准等出现多元化态势，增加了受众接受信息的压力。人们希望简单快捷地获取和自己相关的信息。视觉内容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90年代初中国电视业的迅猛发展⑴⒀同文化生活多元化态势改变了人们信息接受心理也不无关系。

我们可以认为，从1993年开始中国人文化生活日益明显的多元化态势使视觉内容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对改变消费者的信息接受方式起了很大的作用，加之整体传媒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最终导致文字内容和视觉内容并重、互补传递广告信息的报纸广告创作思想到了1995年替代了以文字单独传达广告信息的创作思想占据了明显的主流地位，并仍呈上升趋势⒁。

社会消费文化（包括衣着打扮、娱乐方式、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标准等多方面）出现多元化态势，也必然会使混合使用产品信息、产品印象、个性化以及生活形态等多种形式的广告得到发展。在相关研究中，笔者发现，中国报纸广告创作思想从广告基本形式方面看，混合使用产品信息形式、产品印象形式、个性化形式以及生活形态形式的广告，从1993年开始显示出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发展到1997年，此类混合形式的广告大约占广告总量的一成上下（此前，这个比例几乎为零），并且日渐呈上升趋势⒂。而混合产品信息形式、产品印象形式、个性化形式以及生活形态形式的广告，传达信息的重要手段就是大量运用视觉符号。

由此可见，我们也可以说，以下两个因素：（1）广告构成要素中视觉内容的分量变重；（2）混合使用产品信息、产品印象、个性化以及生活形态等多种形式的广告得到发展，是导致广告“镜像功能”日益呈现出明显形象化特征的表象，而广告“镜像”与现实的互动则是广告“镜像功能”日益呈现出明显形象化特征的内在动力。

三、“镜像”与现实互动中的“广告机器神效应”

许多学者将广告的社会作用引入文化视野加以考察。广告对社会文化作用的消极一面是许多学者论述的重要内容。有学者认为广告对社会的消极作用是源自于“广告的销售本质”⒃。在以前许多学者论述的基础上，结合笔者的研究，笔者认为，广告对社会的消极作用更直接的来源之一是广告“镜像”与现实的互动。在互动中，广告“镜像功能”日益呈现出明显形象化特征，而这种形象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广告机器神效应”。互动中的“广告机器神效应”则使广告在销售功能完成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消极作用。

综合分析近15年中国的报纸广告，笔者发现，大多数广告人物在广告视觉表现上和产品结合在一起。笔者在一篇论文中借助一个拉丁语deusexmachina（机器神）来指称这种广告现象，称之为“广告机器神效应”⒄。产品在广告中最初起的作用，就类似古希腊戏剧中机器神的作用。产品在和人物以及情境或故事结合的最初之时，往往会显得突兀、过于牵强或过于巧合，甚至不合理。这种机器神效应最初引起信息接收者的突兀反应，也许是广告产生效果的重要原因。

然而，广告作品中的产品机器神的存在，却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剧情中舞台机器制造的神的出场，也并不像任何牵强的剧情转折那么简单。他们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剧情发展是力求避免重复，而广告则常常依赖重复。出色的编剧手法不必依靠机器神，而广告中的产品本身就有一种机器神的性质。

亚里士多德认为用舞台机器制造特效，让神出场来收拾残局的做法暴露了剧作家剧情编排上的不合理性，不是上乘的编剧手法。然而在广告中，产品和人物、故事或情境相结合的最初的机器神效应却往往可以通过不断重复来消减，当广告中产品的机器神效应被消减直至最终消失的时候，即意味着产品或品牌已经深入人心。因为，这意味着消费者不再对产品或品牌介入自己的世界感到牵强或突兀，他们已经接受了产品或品牌。广告中的机器神效应消减的时间长短显示了一个广告的效果和产品或品牌成功的速度。时间越短，意味着广告越有效、产品或品牌成功的速度越快。

我们也可以看到，广告中的机器神效应消减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人的异化过程。人和产品或品牌结合在一起，产品或品牌在广告中成为区别人的地位、身份、品位等的惟一标准，并最终会影响到现实生活。“广告机器神效应”构建人和产品的关系，造成人的异化。而中国的社会消费文化也无疑受到了这种“广告机器神效应”的影响，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拜物主义倾向。“在中国当前与未来相当时间的消费环境中，属于功能性、实用性的消费形态仍然占重要比例；…属于象征世界的符号性、意义性的价值需求正成为一些消费者消费物质产品的重要的甚至是惟一原因……”⒅

社会消费文化中的拜物主义倾向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广告“镜像”的形象化，又进一步为“广告机器神效应”提供动力。

广告存在于社会这个大系统中，无时无刻不受着这个大系统的影响，但是，广告也对后者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只要留心看一看广告这面“大镜子”中呈现出的“镜像”，你一定会对“镜像”与现实之间的奇妙联系感到吃惊不小。

广告“镜像”与现象的互动不仅造成了广告“镜像功能”日益呈现出明显形象化特征（这一现象本身就带来了许多问题），也引起了许多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这有待以后作更多更深入的探讨。

注释：

⑴本文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内容分析基础（包括笔者以前的若干研究）之上，研究对象包括1979年以来《人民日报》、《文汇报》、《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青年报》、等报纸中近五千条广告（通过大规模抽样获得）。

⑵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5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⑶转引自赵金庆《广告与泛文化社会》，文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⑷参见何辉《从分析作品开始学做广告》一书中“中国报纸广告作品编年史（1979-2000）”、“1988-1997中国报纸广告主流创作思想发展变化之研究”等部分，中国广播读书出版社，2000

⑸符号可以是物体、词、或者图画等等，在报纸广告中，种种符号可以分为两类：文字符号和视觉符号。

⑹⑼⒁⒂本表格的内容建立在对1979年以来《人民日报》、《文汇报》、《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报纸中广告的大规模抽样（近五千条）研究基础之上。

⑺⑻参见何辉《从分析作品开始学做广告》一书中“1988-1997中国报纸广告主流创作思想发展变化之研究”部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⑽参见本文上表

⑾⑿古田隆彦《观察成熟消费社会的九个角度》，转引自胡晓芸《21世纪中国广告：以“新生活世界模式”观照消费者》一文，文见《迈向新世纪的中国广告业――99全国广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萃》，中国广告协会编，工商出版社，2000

⒀到了1991年，电视广告经营额占全国广告经营额的28.5%，超过了报纸。详见何辉《从分析作品开始学做广告》一书中“粗笔勾勒中国广告二十年（1979-1998）”部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⒃参见崔斌《广告文化批判》一文，文见《迈向新世纪的中国广告业――99全国广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萃》，中国广告协会编，工商出版社，2000

⒄deusexmachina是拉丁文片语，英文可译为godfromamachine。这原是和希腊悲剧有关的一个术语，意为用舞台机器制造神出场来处理剧情的转折，后来引申为任何一种牵强的剧情转折。

文化消费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消费文化新媒体传播责任

消费文化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现象，是西方消费文化思潮直接影响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今社会的消费文化与新媒体正在走向共谋。新媒体通过源源不断生产出的各种符号，持续刺激着人们的物质欲望，引诱人们接受各种消费文化的传播形态，使人们体验各种消费主义的。然而，新媒体在传播消费文化时应肩负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使其更好地传播。

一、消费文化的提出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不断丰富，社会财富不断积累，人们逐渐消除了原有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消费观念，开始向注重享乐、张扬人性的方向发展。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心已逐步从生产转向消费，消费时代已经到来。随之而来的便是消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所谓消费文化就是指人类在消费领域所创造的各类与消费相关的现象与关系的总和，是指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判断、指导思想与行为准则，以及反映在物质产品上的文化层次和文化趋向。

消费文化在当代已不仅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已内化为相当多人的价值理念，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南。消费文化作为一种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与行为价值准则，受到以下因素的决定和影响。经济发展是消费文化产生的主要因素。工业革命使消费真正发生转变的契机，使消费品多样和多产的生产从可能逐渐转变成现实。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组织管理效率的提高，交换和消费的步伐也大大加快。控制和引导消费的形式成为消费文化发展的新动力，政策导向是消费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舆论引导对消费文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消费文化的形成既有经济学的原因，更是人为诱导和推销的结果。媒体的宣传与引导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保证人们消费热情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又不断诱导出商品的新的意义，用来引导人们的消费。

由此可见，消费文化既是现代工业发展的产物，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通过有意识的政策调整及各种商业活动，逐步渗透到人们的日常意识和生活中。政府在其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通过各种有关的经济政策助长公众的消费欲望。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们利用各种传播媒介，铺天盖地地进行商品广告宣传，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于按照这种宣传进行消费。因此，消费文化的传播对媒体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消费文化对新媒体的影晌及问题

媒体是传播消费文化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载体，在现代社会尤其以新媒体为重。目前学界对新媒体的界定还没有统一的说法。熊澄宇教授用三句话来阐述:“首先，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新相对于旧而言;其次，新媒体是一个时间概念，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代表这个时间段的新媒体形态;第三，新媒体是一个发展概念，它永远不会终结在某个固定的媒体形态上有人认为“新媒体就是对新出现的媒体形态的一个统称，”包括了网络媒体、传统媒体的自办网站、楼宇电视、手机等，……但从目前的媒体发展来看，我们可以把新媒体界定为传播者与接受者相互融合进行对等个性化交流的即时信息传播媒体，它包括了目前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媒体和“第五媒体”的手机媒体或网络移动媒体。在使用过程中无疑可以发现它的很多优势，主要表现为开放式的交互平台、交互式的生产关系、摆脱了制作成本上的束缚等。

新媒体作为消费文化传播的载体，消费文化的传播同时也要求新媒体的发展壮大。为了使消费者更好的接受到消费文化，新媒体必须不断的完善自身使其更好的适应受众的需要。消费文化对新媒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娱乐、休闲的内容在新媒体中比重日益增大。近年来，各种新型媒体的不断出现，竞争日益激烈了，而受众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新媒体为了在市场中占据优势位置，倾向于增加报道娱乐休闲的内容，事实上，受众对这类新鲜、时尚和富有趣味性的内容表现出了更浓厚的兴趣。第二，在新媒体中广告扮演了消费文化意见领袖的角色。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广告成为了消费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可以预示流行、时尚或者成为象征某种社会阶层的标志，它可以引导你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它传达价值，这些信息不仅可以指导你的消费行为，更重要的是影响你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而这些都属于消费文化的范畴。第三，反映消费文化诉求的新的方式的开辟，比如出现新的网站、新的版块、新的论坛等。

然而，消费文化的传播在带给新媒体一系列的改观之后，仍然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消费文化作为一种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与行为价值准则，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要求新媒体也应更快的加以适应，因为新媒体在发展中也可能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如在把关上的缺失，舆论导向上的失误，公信力不足等。所以新媒体在消费文化的传播中不能只一味地迎合受众需求，而要根据自身的特性以及责任与义务来进行传播。

三、新媒体对消费文化传播的责任与义务

现代社会无疑是媒体的社会，特别是在新媒体出现之后，媒介传播系统及广告声像作为消费文化的载体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空间，它们不仅是人们消费发生的策源地，而且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活动，并最终引导着消费文化的发展方向。因此，新媒体在对消费文化进行传播时应坚持自身的责任与义务。

新媒体在兴起之后，利用自身的各种优势功能，在带来新的大众生活交流方式改变的同时，更是由于传媒文化的日益膨胀和过剩生产，从而更好的促进了消费文化的兴盛和传播。新媒体对消费文化传播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通过不断制造欲望来强化消费文化观念的传播与建构。新媒体由于自身的独特特点，在宣传消费品时通过“个性化”、“符号化”等形式来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刺激他们的消费行为，以此达到利益的最大化。第二，新媒体除了向消费者传输消费观念外，也渗透主流意识形态，从而达到对受众的控制。第三，新媒体不断“生产”各种“消费活动”以丰富和构建消费文化的内容。新媒体除了传播消费品和消费观念外，自身生产的节目、光碟、录影带等本身就是“复制品”，即消费商品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它们也遵循消费生产的一系列游戏规则，也要追寻利益的最大化，同时新的媒介产品也会带来流行文化，提供新的卖点，形成新的消费热潮。总之，新媒体由于其独特性，使之在消费文化的传播与建构中更具有了特殊的功能与影响。

新媒体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打破原有的消费文化传播模式，深刻影响和促进了消费文化的发展。然而在这一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使消费文化矛盾重重，因此，为了减少这些矛盾，新媒体在对消费文化进行传播时应遵循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首先，新媒体在传播消费文化时应该遵循国家相关的规定，在政府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积极有效的传播。同时，新媒体中的工作者要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更好地为受众服务。

其次，从观念上来说，传统的文化观念对消费文化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我国的传统文化自古就提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种思想体现在消费文化上表现为求同特征和从众心理，不突出自己，更多的注重商品的实用性，以避免和他人产生隔阂感。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新兴潮流的冲击下发生了很大变化，“追求享乐”的思想开始盛行，甚至有着愈演愈烈的态势。因此，新媒体在传播消费文化时，应坚持对公众负责的原则，真实客观地传播，避免虚夸浮夸，树立自身的公信力，塑造传媒形象。

最后，从模式上来说，广告是消费者了解消费文化的重要窗口。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广告已成为消费体系中充满生机而又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的贡献在于它使人们沉浸在一个无止境的新产品潮流之中。而在这一过程中，又促成了大众行为与欲望—形成了消费经济的生力军。广告的传播功能本质上是让一个符号参照另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一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一个消费者，它履行了指导消费行为的职能。因此，新媒体中的广告首先在内容上要坚持真实，客观地传达信息，避免欺骗行为的出现，其次在形式上要坚持创新，要新颖独特，吸引广大受众的注意，更好地指导消费行为，影响受众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促进消费文化的传播。

文化消费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目前中国社会还很难说是消费社会．但既然买方市场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就应该从各方面来把握消费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从技术发展视角来把握消费社会特征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消费社会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来自技术的不断进步，也正是技术发展推动企业生产出了超过基本需求的大量产品并滋长了消费主义观念的流行。在这种意义上讲，基于公共风险意识回到消费者的文化建构上来．有利于纠正目前消费主义倡导的过度消费观念和促进技术文明与消费社会的健康发展。

20世纪标志着欧美国家和日本的消费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其主要表现是它们的生产和分配能力远远地超过了其人口的基本需求。尽管中国还很难说是否已经成为消费社会，但这里的问题在于中国目前应该怎样在技术发展意义上把握消费社会发展趋势?目前正在出现的消费社会趋势是否适当?它可能会怎样构成其文化，而文化实践又应怎样去建构未来的技术发展?本文试图对这些基本问题做出初步探讨，以便我们构建不同于西方过度消费的可持续性和谐社会。

一、消费社会兴起的技术变迁过程

在英语世界，“消费”(consumption)一词从14世纪开始一直包含有某种贬义，指“毁坏”、“用完”、“耗尽”和“浪费”等。直到19世纪，西方经济学家才把它看作是一个与“生产”相对的概念，并在商品供给和需求意义上对消费给予了精确描述。马克思曾经以商品生产为基准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前商品化阶段、商品阶段和商品化阶段，并用“商品拜物教”这一术语来描述工业革命时代的生产一消费情形。在20世纪，鲍德利亚德则使用“消费社会”(consumersociety)这一概念来叙述当代社会的普遍消费情况。这一概念虽然揭示了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产品消费文化现象，但却掩盖了技术与消费的关系。当代消费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资本推动下技术发展的产物而已，也就是说技术文明建构了消费社会。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人类历史上直接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技术变革就够了。

毫无疑问，当技术进步还不足以推动人类生产出超过其基本需求范围的大量产品时，即使存在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也不能形成所谓消费社会。从18世纪开始，社会消费形态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不仅社会上层拥有消费能力，而且社会中层和社会下层也都参与到了消费大军之中。这一消费浪潮从英国开端，然后席卷到整个欧洲，形成了全新的消费市场，曾经引发了从小规模生产向大规模生产的经济转变，进而导致了大机器、大工业的新式工厂和新的资产阶级的兴起，有人将此称为与工业革命相对应的第一次消费革命，但这仍然不足以导致今天所称的消费社会。在整个19世纪。尽管大工厂如同交响乐团一样奏着响亮的工业生产旋律，但寻常人仍旧使用流水和冰块来保鲜食品。并盼望着乘坐气球来环游世界。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末期才得以改变.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技术发明时代催生的电灯、电话和运动图像对生活世界的改变.才逐步迎来了鲍德利亚德式的消费社会。

190。年，在蒸汽动力、电力和马拉等一片交通传输声中，汽车这一注定要改变人们消费结构的技术产品终于诞生了。亨利?福特1913年设计出了一种流水线作业方式。快捷而便宜地大量生产汽车，这种流水线作业生产方式的大量推广意味资本主义可以大量地生产出大众化的标准产品，使社会商品种类和数量成倍增长.从而表明技术性消费社会步人了一个新阶段。技术变革对社会消费的引导还不仅仅如此，此后的大量技术创新更是大大加速了消费社会的兴起。赖特兄弟1903年乘坐装有动力机的飞机首次成功地离开地面，后来洛克海德DC3客机研制成功。实现了环球旅游的消费梦想。自马柯尼1901年通过无线电波接受到了来自大不列颠的电报信号以来，无线电通讯(KDKA电台广播取得成功)、电视图像无线传送和彩色电视广播(1953年:VBC和CBS推人商用)等众多技术的进展，把人类带人一个媒体消费时代。20年代以后。随着电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医药技术的不断发展，掀起了一场扩及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家庭的新型消费革命。诸如电剃须刀、彩色胶卷摄影术、器皿搅拌机、荧光灯、固体电子吉他、长时录放唱片、磁带录音机、录像机、冰冻TV餐饮、微波炉、袖珍电子打字机、铝质易拉罐、苏打水瓶等日常消费品都在短时间内进人了家庭消费，磺胺(百浪多息，专治链状球菌疾病)、抗生性链霉素、骨髓疫苗、口服避孕药等药品芳名则推动了卫生医疗消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新型技术得以产生和发展，其中半导体和计算机是标志着20世纪的重大技术进步，特别是1971年随着第一个硅微型处理器的商业引人之后，计算机微型化开始进人消费规模，出现了以消费价格为特征的个人计算机。90年代中期，软件和网络协议技术发展把网络化多媒体计算机带进了数百万人的家庭和办公地点，互联网直接为全球性消费奠定了技术基础。正是在这种技术不断变革之中，今天的人们与其说是生活在一个产品消费世界，毋宁说是生活在一个技术世界。世界变成了消费产品的平面，消费产品因为技术不断创新日益变得微小、有效和精致。

一般来说，并不是所有技术创新都属于消费性技术，但它们却全部同消费社会的兴起和发展相关。上世纪50年代，在技术的急剧发展背景下，美国把追求消费作为一种“梦想”，人们不仅想购买郊区住宅。而且也想把最新的家电和设备带回家中。1945年美国电视刚刚流行起来，汽车销售也仅在/万辆左右，但到1950年电视就售出750万台，汽车售出“7万辆。技术创新速度如此之快，以致消费也不断处于快速更迭之中。为了保持与技术发展同步而不落后，人们必须要经常地淘汰尚未用坏或没有破旧的设备或产品。计算机可以说是更新最快的消费产品。往往几年就要更新一次，电视机、DUD机和其他技术同样也不能幸免.甚至超越了技术的家庭使用，商业世界的技术进展也同样快速如飞。正是借助技术这一杠杆.商业交易变得日益高效。商业资本支配的广告一直在鼓噪着自身促销的消费产品者利于加强家庭联系.电视和互联网络作为技术的产物更是成为广泛促销产品的最重要媒体。但就在技术消费大量流行时.科学家们却向人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过度的消费会带来资源的滥用或生态的破坏。1962年拉切尔?卜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注意到技术发展及其产品消费(如农用DDT)产生了某些难以预料的有害影响，美国就此于1971年禁止使用DDT.1978年出于保护大气臭氧层而禁止使用氟利昂.1979年摧毁三英里岛核电站中心.这些事件大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技术文明带来的消费社会的基本态度。

二、消费主义观念的技术文化批判

尽管科学家不会精确地预言未来的消费社会前景，但却实用地向人们表明目前技术文明及其消费带来的可能后果。现实问题也许不在于消费本身，而在于其不平等的生活方式或消费模式及其效应:高收人国家20%的世界人口占据了86%的私人消费支出，它们消费厂45%的肉品、58%的能源和84%的纸张。拥有74%的电话线路和87%的交通工具，而世界上20%的最贫困人口只有1.3%的消费水平，它们仅仅消费了5%的肉品、4%的能源和1.1%的纸张.仅仅拥有1.5%的电话线路和1%的交通工具。这种消费格局正在削弱着人类的生态和资源基础.加速着高收人对低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和消费趋势.推动着过度消费—贫困—不平等—环境恶化这一中轴线的动力生成。如果再次分配不能从高收人转移到低收入消费。生产不能从污染型转向清洁}U生产.产品促销不能转向支持资本实力较弱的环保型生产商，消费优势不能从奢侈消费转向满足基本需求，当今人类消费和发展一问题就会变得更为糟糕。科学家的这种实证性描述揭示了过度消费的严重的社会和生态后果。很难说它带有什么价值判断，但在哲学家和人文学者那里却又重新回到18世纪以前具有贬义的“消费”概念上来，更加注重对过度消费的文化批判，尤其是用“消费主义”(consumerism)取代“‘生产主义”(productivism)来描述20世纪发达国家社会的重要特征及其问题。

经济学从19世纪开始就倡导一种“生产主义”(productivism)，关注的是工业企业的产品开发和制造能力，把新技术看作是工程师创造并可以赋予公众消费的东西.把“作为制造者的人”(生产者)看作技术进步的历史英雄或者“‘熊彼特式”企业家。直到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社会学家针对消费问题才给予了某种社会和政治关怀。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兴起于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或自我牺牲精神和资本投资商业的道德命令。但与此相反，索姆巴特却把与消费主义密切相关的奢侈问题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只不过这种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重视，只是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才在鲍德利亚德的消费社会概念那里重新浮现。鲍德利亚德表明韦伯的理论并不足以说明现代消费社会，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兴起在于它倡导快乐主义并释放出人们花费或消耗的欲望，而不在于新教自我牺牲精神。齐美尔和凡李伦曾经把消费主义看作一种确立和表达不同社会认同的尝试，而这种认同尝试毫无疑问是对不断增长的工业或机械技术的同质力量以及城市化和交通拥挤的心理压抑的文化回应。在这种意义上讲，人们并没有采取如韦伯说的新教自我克制态度，而是把消费看作一种主要的自我表达方式，因此消费主义成了一种享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共同语言。正是这样一种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以繁荣起来，以致消费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流行和扩张，社会成员迅速接受了所谓过度消费习性。正如麦克拉伦和雷奥纳多在评论鲍德利亚德的消费社会概念时指出，“人成了消费社会的功能所指，因为他们总是被鼓动去购买越来越多的新型客体，以便能够感受部分的社会环境”。消费主义试图在技术快速进步和产品不断更新的背景之下，如同经济学一样把消费者是技术创新及其产品的被动接受者作为前提，采取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方式来支配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交往，但由于资本推动的强劲生产力量和快速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异化劳动的重要表现，而相应于生产和技术发展形成的消费主义也变成了一种深度异化的社会经验。

据李俊和邓国彬对西方社会理论考察认为，凡学伦强调的上层阶级通过消费来显示自身经济优势，贝克、吉登斯和鲍曼等社会理论家认为人们购买特定商品意在建构“‘自我”的群体性认同，费瑟斯通则指出后现代社会的消费者倾向于寻求适合不同情景和心态的消费匹配和多重形象认同，所有这些意指都表明社会公众是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全球消费大军中的一员，而不去考虑肆意消费所带来的资源危机和社会负面效应”。这里表明的是导致消费水平和消费规模不断扩展的一般社会机制与公开鼓励公众大胆消费和不断消费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是不同的，但应该注意到公开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是这种没有感知或无意识状态的社会消费风气的一种鼓噪，它的盛行与技术和生产的“强制消费”存在着密切联系。工业化及其技术文明发展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千百万人都希望享受到工业文明产品带来的便利和安逸。正是这种消费氛围促成了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兴盛。正如倡导消费主义的美国学者勒博于1950年在《这是一个生存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具有巨大生产率的经济要求我们把消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把商品的购买与使用变成一种仪式.从消费者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我们需要以不断增长的速度把东西消费掉、烧掉、穿掉和扔掉”。川在这种意义上讲，西方消费主义是建立在大机器、大工业基础之上的，它作为一种工业文化或技术文化现象是以大规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特征，它制造出来的全球大规模消费需求(如“一次性消费”、“过度包装”和“消费品排他性占有”等)扩展显示了“持续消费”的生态“不可持续性”。“口消费主义虽然并不直接表现为目前技术和资本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合理性辩护，而是以一种遮蔽的非政治化方式将追逐变化和创新以及过度物质消费意识内化为公众日常生活的自由选择。消费主义的盛行自然给资本拥有者带来了巨大利润，也引领着各国或区域经济的急速增长，但它倡导的普遍消费伦理或消费习性显然已使人们的消费大大超过了自身的实际需要、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大量耗费和生存环境的破坏，其不可持续性的畸形发展必然给人类带来无可挽回的生存危机。这种困境连同对消费主义的技术文化批判，目前正在将人们引向绿色技术创新支配的可持续性消费方式。

三、技术创新文化的消费形象重塑

经济学家相信，只要被动的消费图像存在，消费者就会倾向于使其购买的产品达到最优边际效用，消费主义的拥护者们也坚信只要技术发展创造出了新的产品就一定能够通过某种普遍消费文化理念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但这并不能解释技术创新在源头l;怎样体现它的有用性这一问题。社会建构者(ocialconstructiviata)曾经注意到技术产品消费者或用户在技术产品的建构过程中的社会学意义，提供了大量用户导向型技术人工制品的案例研究。但却没能在相应历史背景中分析这些人工制品的最初消费文化意向，也没有比较不同人工制品从发明到开发和采用的技术创新文化轨迹。为了解开这一智力死结，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女权主义者试图把消费作为一种20世纪主流的社会和文化活动(如工业、科学和商业等)加以考察，并认为消费者并不是如经济学家和消费主义者所说的受技术决定或被动接受技术影响的“牺牲品”或“受害者”，而是工业生产的积极参与者。只不过消费者、用户群体及其代言人参与设计、营销和分配的积极创造性方式被消费主义的热衷者或拥护者大大忽视了。正是因为生产和消费、设计者和用户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的社会现实，因此需要对消费及其文化意向在今天的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作用做出重新评价。

在当代消费社会中，技术创新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对消费起着某种引导作用，但在产品供过于求的技术时代，消费者及其文化意向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任何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源头或出发点，要纠正目前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需要在文化意义上重新塑造技术创新概念。美国学者罗杰斯作为早期技术创新采用者理论的提出者。曾把技术创新采用者分为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多数型、晚期多数型和落后者五种类型。认为早期采用者作为消费社会中的意见领袖虽然容易采用新的创新构思，但较之创新者态度更为谨慎。这应该说为通过消费这一公共路径重塑技术创新文化奠定了基础，但正如张黎夫和杨尧忠指出的，“罗杰斯的早期采用者理论虽然只是看到了创新用户(采用者)对创新的市场化作用，而忽视了用户也是最大的创新源这一事实”。在他们看来。在社会系统中总是有些“消费先驱”相对较早地采用新的技术构思，这些消费先驱虽然只占购买者总数的1600，但却是技术创新活动的直接主体。考虑到在当代消费社会中买方市场或消费者相对于技术决定已经越来越占据需求主导的拉动地位，消费先驱不仅是技术创新扩散、技术转移、技术创新完善的直接主体。也是最重要的创新源头。按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冯?普希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制造商作为主要创新者仅仅存在于诸如铲车、工程塑料、塑料助剂等少数产业或产品领域，由消费先驱或用户和供应商一起作为主要创新角色也主要体现在工业气使用、热塑料使用、有线终端设备等领域，而在绝大部分高科技领域消费先驱或用户承担了最为重要的创新源头角色。这意味着消费先驱或用户的文化价值观对技术创新的每个环节都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重塑技术创新文化应从加强消费者乃至一般公众的消费文化观念改造做起。

文化消费论文范文第10篇

艺术来源于生活，文艺创作需要了解消费群体希望满足的消费内容以顺应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而从文艺创作来看，它又可以通过自己的创作为消费者和市场培育新的文化消费热点，营造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消费环境，通过形成新的文化品牌力来满足当地乃至更大范围内文化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为他们新的文化消费习惯的形成提供动力。文化消费群体消费什么样的文化以及他们的文化使用与消费偏好很大程度上受社会文化产业提供的文化产品的影响，也就是文艺创作的影响。即“文化消费者做出消费行为决定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三种主要的变量，即与消费者自身直接相关联的因素、购买环境或背景、消费者正在关注的产品状况”。更深层次上来讲，也就是文艺创作对文化消费群体的消费内容和消费习惯起着形成或促进的作用。

二、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

千百年来我们大多是在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文化的经济功能也被提上了发展日程，积极发展文化事业，能够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文化产业则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另外一个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最重要的是它有着被消费的必要和价值。谋求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了解消费者的文化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消费者是决定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方向;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是消费群体能够进行消费的保障，引导消费需求并促成良好的消费习惯的形成。

(一)以辽宁为例探讨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辽宁省有着独具传统特色丰厚的文化资源，无论是舞台表演类的秧歌、二人转还是以“一宫两陵”为代表的沈阳文化资源都是它所独有的;同时沈阳也是全国首个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全部实现转企改制的地区。可以说该省是文化资源大省，但还算不上是文化资源强省。该地的文化产业主要集中在出版印刷、影视影像、动漫游戏、演出娱乐和文化旅游等五大领域。并且近年来不断发展壮大，文化消费人群与文化产业发展规模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文化事业的这些发展现阶段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文化的需求，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为繁荣辽宁文艺创作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作出贡献。通过对辽宁省文化资源的分析以及对居民文化消费情况的调查，我们了解到该地的文化消费支出不断增长并且文化消费的需求潜力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城乡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消费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农村文化消费主要为传统的文化娱乐活动如秧歌、二人转等，而城市的主要文化消费内容除了剧场舞台等传统剧目的表演外更有丰富的电影、音乐等流行文化。不同的文化消费内容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消费习惯，城乡之间乃至从更大范围的差异性文化消费习惯都影响着本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尽管辽宁的文化事业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与国内文化发展强省相比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在思想方面，落后的思想观念无法很好地与高速发展的经济相适应，东北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经济方面有着良好的基础。但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当地居民远离经济和文化较为开放的北上广，思想观念较为传统和保守。这体现在文化消费上则带有浓重的地域特色，例如二人转以及刘老根大舞台。二是在经济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很好地与其他产业相融合，全社会也并没有形成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合力，文化产业很大程度上依赖的只是群众自发的文化行为，但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的是群众、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辽宁文化研究在整个文化产业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代表性意义，它发展的好与坏，积极与消极都能够很好地体现区域性消费习惯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

(二)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关系概述。消费促进生产，生产促进产业的形成。可以说，文化产业的产生就是文化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形成和发展的结果，它的发展更是离不开消费。同时文化消费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各个部分在整个产业中所占比例的大小，调节着产业的资源配置和供给，推动着自身和整个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反过来生产的发展，产业的兴衰对消费又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某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存在一定问题，比如文化资源贫乏、文艺创作缺乏创新性等都会影响该地消费群体的文化消费水平，长远来看就会造成当地居民素质的降低，社会秩序的无序，从而造成区域性竞争力的降低。相反，如果我们对文化产业进行科学健康积极的引导，文化消费群体则有条件去消费一些高端大气上档次并符合他们消费需求的文艺作品，区域竞争力也会随之提高。这样来看，文化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对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都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文艺创作与文化产业

文艺创作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源泉，在文化产业发展的大环境约束下，文艺创作必须考虑市场的因素，以消费者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这样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才能谋得自己的生存之道，即“只有当我们创造出的文化作品包含能引起消费者的兴趣的文化内容时，文化活动才能真正走向市场化，实现产业化”。反过来，文化产业也会制约或促进文艺创作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当文化发展到形成一个产业的阶段时，它才能够体现自己的时代性。文化产业不断催生着大批符合市场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的诞生，使当代的文艺作品在具有传统色彩的同时更具有创新性与时代性。其中发展文化事业，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区域品牌特色。以辽宁为例，该省的文艺创作与文化产业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处于中上等水平，为了谋求区域文化事业的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应努力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强势文化产业，着力构建地域特色鲜明，产业优势明显，发展重点有突出，总体实力不断增强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使文化产业形成集聚效应以便在国内市场甚至是国际文化市场中都能够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近年来，随着经济与政治的进步，文化消费已经被提上了党和国家的发展日程，在2010年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过，要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而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将文艺创作和文化发展纳入到国家法制和规范的道路上。这些都足以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关注，文化的发展将会迎来越来越广阔的空间。总的来看，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和技术力量的支持，但更离不开文艺创作的支持。只有具有特色和创新精神的文艺创作产品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并在市场中发挥自身的应有价值。

四、结语

总体而言，立足于区域性文化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来探讨文艺创作与文化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发展可持续性的、积极健康的文化消费习惯是我国文艺创作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保障。而文艺创作又是整个文化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系统中最宏大的表现形式，因而需要把握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尤为对文艺创作与文化产业发展关联性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将成为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

文化消费论文范文第11篇

无论在汉语还是其他语言中,“经典”都有规范、法则的意思,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所或明或隐地体现的制约、规范人类思维、情感和行为的文化2道德与政治力量,由此决定了单纯的审美本质主义视角恰恰不能解释经典的本质。我们固然不能认为文学艺术经典不完全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外部”力量肆意打造的权力产品,特别是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经典作品常常体现出某种程度的“超历史”的稳定性,但是,我们却也无法逻辑地列举和分析这种稳定性的固定要素(比如,对象应该为何,技巧应该怎样等等)。何况在历史尚未终结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说经典的“超”历史性呢。我更倾向于综合的视角,即把经典看做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介入其中的复杂建构,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经典一直在被建构、解构与重构。

正因为这样,经典的命运、对经典的态度,常常能够折射出特定时代、特定民族与群体的特定文化态度与政治立场。比如,历史上所谓文化守成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就常常集中表现为对于经典的不同态度。守成主义者总是维护统治阶级所确立的文化经典,他们深知要保守传统就不能不维护经典,经典是储存传统、维护规范的仓库。在以维护传统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阶层对于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主导态度就是尊奉。从接受的角度看,这种尊奉常常体现为一种绝对忠实于原文的接受方式——背诵;而这种接受方式反过来又成为作家创作的基础(由此中国古代的创作论历来强调背诵先贤经典的重要性)。背诵实际上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乃至整个人文教育的基本途径,当然也是文化规训的重要方式(它与下文要说的“戏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到了充满激进革命色彩的中国近现代,对于经典的这种敬畏态度与原样接受方式受到极大冲击。革命常常从思想领域开始,从“洗脑”开始,而“洗脑”首先是把脑子里原先的经典刻印抹去,然后植入新的刻印(建构并灌输新的经典)。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反传统常常就从“离经叛道”开始。康有为重新考证经典,把许多重要的儒家经典指斥为“伪书”;顾颉刚辨古史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颠覆经典来反传统。陈独秀要打倒“贵族的”、“山林的”、“古典的”文学,实际上是要把古代的绝大多数经典的文体与文本统统置于死地。像鲁迅、钱玄同这样的文化革命闯将,还曾有过“不读中国古书”的极端主张,鲁迅《狂人日记》中那个“狂人”(他身上有启蒙主义者的影子)的觉醒,居然始于对《二十四史》等中国经典的重新解读:他在这些经典中读出了两个字:“吃人”!

如果说,我们必须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文化价值建构,以及相应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语境中,理解人们的离经叛道、解构与重构经典的行为,那么,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早熟的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五四”时期启蒙知识界对于经典的态度虽然偏激,其动力却来自启蒙知识分子真诚的变革愿望与启蒙救亡的社会文化使命感。他们真诚地相信,要想拯救中国的文化进而拯救中国,首先必须彻底背叛儒家经典。这种对于经典的态度丝毫不带有商业动机与物欲色彩,其对经典的解构也是以现代启蒙主义价值理想的建构为正面的肯定性内容,从而使之免于滑向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而所谓20世纪90年代肇始的经典消费化思潮,指的是在一个中国式的后现代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与控制下,迎合大众消费与叛逆欲望,利用现代的声像技术,对历史上的文化经典进行戏拟、拼贴、改写、漫画化,以富有感官刺激与商业气息的空洞能指(如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君不见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各种宗教偶像的人像被制成商品在各个旅游景点廉价出售(甚至印制在文化衫上);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砖广告挂在北京街头。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在肆意地戏说历史、改写经典。

这些对于经典的戏说、改写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它们在文化类型上则属于所谓“大话文化”。大话文艺的重要特点就是对经典的改写和戏说,从其创始人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到最近出版的林长治的《沙僧日记》《Q版语文》,大话文化的风潮几乎遍及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与文学经典。其中既包括中国与西方古代的文学经典(如《大话西游》《悟空传》《沙僧日记》等,还有新近出版的漫画版四大名著),也包括解放后创作的革命文艺经典(如《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等所谓“红色经典”)。还有人从实用主义角度把经典改写为经济类、管理类和励志类的畅销书(如《水煮三国》、《麻辣水浒》、《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前段时间热闹一时的《Q版语文》更是用模拟语文课本的方式,把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那些所谓“范文”(如《孔乙己》、《荷塘月色》、《卖火柴的小女孩》、《愚公移山》等)大大地戏弄了一番。当我们带着思想史研究的兴趣来讨论大话文艺.文化的时候,我们关注的首先是它与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的关系,大话文艺很典型地表征了文化经典和文化权威在我们这个消费主义时代的命运。

大话文艺的基本文体特征,是用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大话一代根本不认为对于经典必须毕恭毕敬,在他们看来,“文本不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生产者——艺术家所创造的高高在上的东西(比如中产阶级的文本),而是一种可以被偷袭或被盗取的文化资源。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被使用,在于它可以提供的相关性,而非它的本质或美学价值。大众文本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意义的多元性,更在于阅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多元性”①,这正是大话文学对于传统经典的态度。

当大话文艺的作者通过改写经典而进行创作的时候,他们就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作者同时又是消费者——消费经典。林长治创作《Q版语文》的过程同时就是一个(通过特殊的方式)消费与颠覆经典的过程,经典在这里成为他创作的“原型”和素材。如果说在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中,官方化的阐释符码逐渐固定了文本的意义,那么,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则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这可以说是一种生产性的,也是一种冒犯和颠覆的②。这是一场文化的斗争:一方是对大话文艺持激进批判态度的文化守成主义者(教师、家长与教育部门官员),他们试图维护经典的规训权力(不管是它的美学权力、意识形态权力还是其他权力),限制经典的文化用途;而另外一方则是林长治等“大话一代”通过大胆地篡改、戏说经典而冒犯权威、亵渎神圣。这种篡改和冒犯几乎指向文本的所有方面:人物、情节、时空关系、话语方式。司马光砸缸后可以流出来七个小矮人、圣诞老人、兔巴哥、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流氓兔以及李亚鹏。《背影》中的老爸会唱“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荷塘月

色》里的“我”居然希望在荷塘看见MM在洗澡。在话语方式上,大话文学继承了狂欢文化的精神,打破了时间、地点、文化等级的限制,把古语和今语、雅语和俗语、宏大话语和琐碎话语随心所欲地并置在一起,组成话语大拼盘。“七个小矮人”、“圣诞老人”、“兔巴哥”、“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流氓兔”、“李亚鹏”,这些人物符号分别来自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但它们统统被抽离出原来的语境,跨时空、跨等级地拼贴在一起。如白雪公主“爱穿着高叉泳衣去打猎”;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了时髦的促销女郎;少年闰土变为“古惑仔”;贾宝玉竟然对贾政的丫环说“你别跟着我,我要去上网”。媒体中播放的广告词也在漫画中频频出现,“我给您备了金嗓子喉宝、三九胃泰、速效救心丸”。“爽”、“酷”、“MM”、“东东”、“886”、“GG”、“bingo”、“faint”、“酱紫”“视频”“晕菜”“切”之类的“新新人类”专用词语比比皆是。这典型地体现了大话文化的语体与的又一个特征:在传统的文本中夹杂大量的流行词汇,以便建立传统文学经典与当下日常生活、日常语言的相关性③。尤其是当我们注意到被改写、戏拟的作品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典,而且是直接控制他们的思想,在课堂上根本不能进行自由阐释的课文时,冒犯的可能就更加强烈了。

二、大话文学的流行与政治文化功能

关于大话文学的流行原因,它的文化、道德、政治功能,无论是评论家、学生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是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它完全是糟粕,是对传统文化与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的亵渎,应该加以禁止(这种观点无法也不想深入解释大话文学流行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除了表达论者的道德义愤似乎没有更大的意义);有人充分肯定大话文学给大众带来的,并认为它具有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的作用(这种观点似乎过分夸大了大话文化的进步政治意义,而且对于不同的颠覆方式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当然也有人试图对大话文学的流行原因与政治文化功能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解释:

1.中学语文教学过失说。周士君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那些有资格入选的课文,不是让孩子瞻仰和膜拜岳飞、孙中山等历史伟人的丰功伟绩,就是让学生感受和吟颂祖国大好河山的美好壮丽,使孩子们不得不接受语言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双重压力。尤其是在“完人情结”主导下选进教材的那些正面人物(如雷锋、李时珍、詹天佑、宋庆龄等),与《Q版语文》中那些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相比,距离如今孩子的生活现实和视野过于遥远,难免让他们心生高不可攀之感。结果,“传统语文教材,不知让多少孩子因其过于古板而感受不到学习语言文字的乐趣”。文章认为,《Q版语文》击中的是传统教材的软肋,它让孩子体会到了学习语言文字过程中轻松而快乐的一面,而其新鲜活泼的传授方式,更令孩子摆脱了一种近似“思想改造”的痛苦和熬煎。儿童有着与成年人完全不同的心理特点,尤其当他们置身于当今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时,一成不变的传统教材根本适应不了其需要。最后,作者认为,既然是编给儿童看的教材,首先就应该突出幽默性和趣味性,兼顾“思想性”,毕竟语文课的主要功能是向孩子传授语言文化知识,而不是上政治课或搞“思想改造”④。

这种观点当然不乏深刻性,特别适合于解释那些政治性强的作品。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尽管今日中国的语文教科书仍然存在政治化倾向,近年来总的趋势却是政治性逐渐淡化,而且,《Q版语文》所戏拟的恰恰是那些政治性不强而突出人类普遍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它们是比较标准的文学经典而不是“革命经典”。点明这一点很重要,这表明我们不能用“反感政治”来充分解释《Q版语文》的流行。《三只小猪》、《狼来了》、《小蝌蚪找妈妈》、《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些世界童话经典真的那么没有趣味、那么政治化么?回答恐怕是否定的。再说,即使我们承认中学生喜欢大话文学具有反感和挑战教科书的意味,也不能把目光单纯地集中在中学语文教育,须知中学语文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有来自社会体制、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支持。

2.满足青少年心理说。有人把《Q版语文》的流行归因于青少年心理,比如娱乐需要、叛逆冲动等。殷建光认为,中小学生热读《Q版语文》,首先是因为这种读物读起来轻松、活泼。追求快乐是人的天性,中小学生当然也不例外。陷于沉重的学习、作业与考试重荷中的学生当然很想有一种轻松的读物,以排遣心中的疲劳、获得片刻的轻松与欢乐。《Q版语文》把经典改成了爆笑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学生轻松一下的心理需求。其次,这种读物满足了学生内心深处的潜在叛逆心理。“叛逆心理是中小学生的一种正常的心态,也是青少年成长中的正常现象,《Q版语文》对经典的篡改,实际上是对所谓经典的一种嘲弄,这恰好满足了学生的潜在心理的叛逆需求,传统的经典和现代生活杂交,产生一种别样的境界,学生当然会对这种文章喜爱有加”⑤。这种诉诸青少年普遍心理的解释不可否认有一定的道理,但依然不能抓住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的特殊性而流于抽象。如果说“叛逆”是青少年的普遍心理,为什么这种心理在今天才冒出来?特别是,它为什么采取后现代式的消费经典、调侃经典的形式,而不是“五四”时期或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的形式?

3.缓解成人心理压力说。有专家指出,从某种角度来说,“戏说”、“大话”、“胡写”是一种成人的故意“童稚化”。“大话”就是吹牛说瞎话,而说瞎话常常是儿童天真烂漫、想像力丰富的表现。当今社会紧张的节奏和激烈的竞争环境,给一些成年人和正在走向成年的人造成了过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可以通过创作、阅读这种“戏说”、“大话”、“胡写”来缓解生活中的压力,重温自己幼时无忧无虑的时光,获得愉快轻松的心态。作者林长治自己也持这种观点:“无厘头文化是一种让人轻松并爆笑的文化,它在压力如此大的社会很有发展前景”,“《Q版语文》本来就是写给那些压力大的人看的,想让他们在紧张工作、学习之余身心能得到放松”⑥。这种解释同样是一种抽象的心理学解释,它所突出的社会环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的紧张——没有能够切中当代中国的特殊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反问: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同样非常紧张,为什么没有生产出中国特色的大话文学呢?或者即使有类似大话文学的东西,也不能像在中国这样风行呢?

我认为,大话文艺与大话文化表现了一种极度的颠覆权威和偶像的态度,它的流行可以看做是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心态: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切都可以戏说、颠覆、亵玩,不但文学的权威、政治的权威、意识形态的权威是这样,就是宗教的权威也是如此。这种对神圣、权威的态度本身虽然不指向某种特定的官方主流话语,却使得任何对于主流话语的盲目迷信成为不可能。所以,大话文学及其所代表的大话式精神姿态一旦流行起来,无论是对目前的主流文化,还是对今后的权威话语建构,无疑都是釜底抽薪之举。当一个人说“我们不应该相信一切”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具体说我们应该怀疑什么,但是任何具体的真理、价值却都已经逻辑地包含在怀疑与颠覆之列。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精神对于防止盲从和迷信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对“”权威话语与偶像崇拜仍然心有余悸的知识分子来说,大话精神当然具有积极或进步意义,它未尝不能说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之一。三、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

但是应该看到,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是思想解放的一枚畸形的果实。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现代愚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式的人生态度。

根据旅美学者徐贲的研究: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⑦。徐贲认为,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信任危机,其程度到了一个人自己的左、右手之间也没有信任的地步。

依据徐贲的分析,历史上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而就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言,还可以划分出“在下者”和“在上者”的犬儒主义。下层人面对世道的不平和权势的强制,没有公开对抗的力量和手段,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便成为他们以谑泄怒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对于“在上者”即“权势精英”来说,犬儒主义则是一种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现代社会各场域的分化和各自建立的场域规范,使得权势政治和大众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经常处于冲突状态。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和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现之间的差距,使得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视之为不道德的事业。现代大众犬儒主义的重要特点表现为政治冷漠,它表现了大众对政治的不满、抗议和无可奈何。在徐贲看来,“不管多么无奈,大众犬儒主义毕竟表现了大众某种独立的自我意识”⑧。

徐贲的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的大话文化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大众的政治态度、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借此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它的双重特性。由王朔小说为开端、以周星驰和林长治等的“无厘头”文艺为代表的大话文化,具有明显的犬儒主义特征。一方面,大话一代聪明绝顶,具有超常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具有强烈的叛逆心理,认定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怀疑和亵渎的权威和偶像;但另一方面,大话一代又玩世不恭,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值得献身的崇高价值、值得相信的真理⑨。一切皆不能信任,同时意味着一切都不值得执著、献身,他们的否定、调侃、戏说因此而显得很潇洒也很轻飘,激进无比却不具备建设性。这使得犬儒主义者的怀疑、批判与否定,由于价值底线的支撑可能滑向享乐主义,滑向与现实的妥协——敢于在心里否定,与嘲弄一切精神界的权威,却未必会触及现实中的敏感问题,小心地避免与权力的冲突。历史与现实都证明:由于没有“非如此不可”的信念,犬儒主义者很容易成为以另外一种方式接受与肯定现实的“顺民”。犬儒主义的这种双重特征,在王蒙分析王朔的痞子文学的时候就已经敏感地把握到了。一方面,王蒙认为,王朔笔下的那些“玩主”的玩文学、玩崇高、玩人生撕毁了“”时期政治化、非人性化的伪崇高、假崇高,“多几个王朔也许少几个高喊着‘捍卫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⑩。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他(指王朔和他笔下的‘玩主’)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们惟一的和平而又锐利的武器便是起哄,说一些尖酸刻薄或者边应付边耍笑的话,略有刺激,嘴头满足,维持大面,皆大欢喜”,“他们的一些话相当尖刻又浅尝辄止,刚挨边即闪过滑过,不搞聚焦,更不搞钻牛角。有刺刀之锋利却决不见红”11。这种非常讲究策略的捣蛋式的批判,既体现了对于现实的批判与不满,一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的斗争智慧,但又潜藏着向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式的生活方式发展的可能性12。

这种犬儒主义式的大话文化或无厘头文化的流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依据徐贲转述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在控制严厉有效的现代全权社会,或者在多元开放的民主自由社会,犬儒主义都很难广为流行。在现代全权社会中,因为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强制相信”状态下,有效的一体化意识形态封杀了异端思想的可能生存空间。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有人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空话、假话心存怀疑或不满,也不敢公然表示冷漠和抵制,更不要说对它冷嘲热讽。当然,在全权社会制度下,也可能存在对全权意识形态的怀疑,但它属于“双重思想”,而不是犬儒思想。“双重思想”者对自己思想的罪孽深信不疑,对自己所犯的思想罪行一面恐惧万分,一面却欲罢不能。经历过“”的人都不难理解双重思想的恐惧和罪孽感。与“双重思想”相比,犬儒思想并不带有自我罪疚感,这是因为人们根本就不信,罪疚感无从说起(所以在戏说和亵渎的时候显得轻松而痛快)。在犬儒主义的文化氛围中,无论从认知还是从道义来说,不相信是常态,相信才是病态;相信是因为头脑简单,特容易上当。“犬儒思想者也不再受恐惧感的折磨,因为他知道人人都和他一样不相信,只是大家在公开场合不表明自己的不相信罢了。”如果说“双重思想”是全权社会的文化表征,那么,流行犬儒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往往具有“后全权”的特征。

我以为,后全权社会正是大话文化与犬儒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社会根源。后全权社会和全权社会之间既存在延续性也存在差异性。一方面,后全权社会的生存与言论空间比全权社会虽然多一些,但其限制也是明显的。即使在事实上没有干涉或不太可能干涉的情况下,受制者对此仍然心知肚明,受制者不受干涉的限度是由别人设置的。所以,即使在不相信的情况下,也必须按别人制定的“规则”继续玩假装相信的游戏,或者至少不正面与之冲突。这样,后全权社会的重要病症就是表演性,人人都在正而八经地表演,都在假装相信并重复自己根本不相信的大话、假话、空话。随着全权社会的各种条件(比如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封闭的生存方式,等等)逐渐消失,后全权统治的思想一体化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效力,但它仍具有表面的效力。在后全权社会,意识形态话语的特点是:一方面是人们出于生计与实用的考虑不能不经常重复它们;但另一方面,说者与听者都根本不相信,它与说.听话者的真实生活严重脱节。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出现意识形态话语的表演化现象。它既是一种不认同的接受,也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计。

但是,后全权社会又的确有较全权社会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和较大的思想言论空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娱乐产业的发展、日常生活的非政治化,除了官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之外,大多数人不必经常重复那套意识形态话语,他们只是埋头过自己的日常生活;而那些具有较强叛逆精神和游戏冲动的青年一代,则选择一种大话式的表达方式,对一些无风险、至少无大风险的对象进行冷嘲热讽式的调侃与戏说,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名著正是他们选择的对象之一。这导致了与正经八百的表演同时并行的、在被允许的范围流行的大话文化——各种各样以戏说、“胡说”(没有贬义)为特征的无厘头文艺。还有相当多的对于权力的调侃则采取了地下流行的方式,政治笑话和所谓“黄段子”是这方面的代表13。在这里,对什么是“被允许的范围”的心照不宣的把握,体现了后全权时代大话一代极高的政治和文化智慧,或者说打“球”的艺术(用王蒙的话说是“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

这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大话文化抵抗与妥协、冒犯与合作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受制性以及对于受制性的敏锐把握,使得大众犬儒主义和大话文化与现实存在妥协的一面,它不把矛头直接指向,它的冷嘲热讽的方式也不同于批评理性,而是一种非理性的否定和怀疑,与民主政治文化环境中的理性批评有很大的差距。大话一代不相信可以改变世界,因此与理性主义的批评是不同的,其对于建立理性、诚实的民主公众话语的正面贡献也是极为有限的。另一方面,结合今天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自由度以及大话文化的现实制度环境,我们又必须对之有同情的理解。由于非大话式的质疑和批评不可能自由进入公共话语领域,以非建设性的彻底怀疑和颠覆权威为特征的犬儒主义与大话文化的流行具有相当大的必然性与无奈性,正是这一点凸现了它相对于官方话语的受制性。而且,即使是最老到熟练的冒犯者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地把握自己的受制性程度,更何况大话文艺所调侃的对象常常是介乎和非之间。比如,对于《西游记》的大话式戏说安然无事,而对于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经典名著的戏仿和改写则惊险不断,因为,许多课文尽管不是政治文本,却与政治话语的关系相当紧密。正是这种受制性决定了大话式文本与语体的隐晦和曲折,正如斯各特在《统治与反抗的艺术》中指出的:“民间文化的暧昧和多义,只要它不直接与统治者的公开语本对抗,就能营造出相对独立的自由话语领域来”14。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大话文化还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式文化亚文化形式15。从年龄上说,“大话一代”多为8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他们生长于“”后的政治冷漠、犬儒主义生活态度流行、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对“民族国家”、“人文关怀”之类的“大词”有先天的隔阂,他们热衷于生活方式的消费,历史记忆与社会责任感缺失。就其非建设性的怀疑精神而言,他们比那些经过了“”的一代更为激进(无选择、非理性),但是同时也更为现实。他们是反叛的,但是为了现实利益,批判、怀疑与反叛都可以搁置一边。在无奈中趋于现实和妥协,是“大话”一代典型的生活策略和文化姿态。

①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②③参见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周士君:《〈Q版语文〉何以革了传统教材的命》,《中国青年报》2004年12月8日。

⑤殷建光:《〈Q版语文〉搞笑“经典”中小学生为何热读?》,人民网2004年12月7日。

⑥《访搞笑高手〈Q版语文〉、〈沙僧日记〉作者林长治》,《郑州晚报》2004年12月22日。

⑦⑧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载“世纪中国”网站,2004年10月15日。

⑨依据勒纳(M.Lerner)的观点,犬儒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不相信改变现实的可能性,它不像那些理性的怀疑主义那样相信人可以改变世界。“犬儒主义像是抱定般地不相信有任何根本变化的可能”(转引自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

⑩、11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12在王蒙与王彬彬的争论中,王蒙所强调的是前者,而王彬彬所担心的则是后者(参见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文艺争鸣》1994年第6期)。

13政治笑话和所谓“黄段子”这种后全权社会流行于地下的话语类型,更直接地冒犯权力集团,甚至直接落实到特定的人和政策话语,因而具有更加具体的颠覆性,它们的特点是把嘲讽权力和性宣泄这两种紧密结合起来。但是正是这种直接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被公开、不能在正式媒体出现。

14JamesC.Scott,DominationandArtsofResistance,NewHaven,CT:YaleUniversityPress,1990,p.157.

文化消费论文范文第12篇

消费文化起源于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以及19世纪英、法、美工人阶级中存在的广告、商店、娱乐以及休闲活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消费文化在美国得到显性发展，尤其在电影、时尚和化妆品以及报纸、杂志等传媒行业中，新的消费品位、特性、体验及理念开始萌生并传播。据此，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指出，消费文化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他认为大众消费运动是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消费”一词原初的“摧毁、滥用、用尽”之意，使得它与经济社会生产语境下对消费的驱动、刺激相矛盾，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消费文化也存在着自身的悖论。一方面，消费文化语境下私人领域得到拓展，人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选择和决定消费方式，这也被看作对功能性民主的促进;另一方面，“要适应丰盛生活并不容易”，人们在消费社会中欲望与能量的错误表达引发了现代性价值危机。正如有学者指出:消费社会患了溃疡，“必须给它补充一个灵魂”。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大众化映衬下的消费文化有着更复杂的内涵、更广阔的影响范围以及更深刻的社会影响。我们需要从消费文化所处的现时代复杂视域出发，考察其对幼儿教育带来的可能性冲击。

1.欲望取代需要:幼儿教育目的的隐忧。

对消费文化的认识主要有三种:其一，消费文化是资本主义商品扩张的结果，它带来了物的丰盈以及消费活动的增加;其二，消费文化是人们为了建立社会联系或社会区别，从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消费产品;其三，关注消费时的情感快乐、梦想以及欲望。如果说在第一种认识中，人们指向消费品的使用价值，目的是满足需要(Need);那么第二、三种认识则更多地强调消费品的象征价值，消费目的由需要转向欲望(Want)。如今，看一看商店里琳琳满目的商品，大街上优雅迷人的玻璃橱窗，无孔不入的商品广告，以及围绕身体的吃穿住用行，毫无疑问消费已经成为社会言说以及我们自身表达的方式。虽然“激发生命体朝着适合自己的方向发展，最自然的方式就是快乐”，但“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安宁平静地沉溺于当前的娱乐诱惑之中，……我们应该寻求一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模式，这种模式本身令人愉快，让人在自身的快乐中去追求并安排个性的发展”。但当消费文化成为大众的生存与表达方式，当消费产品的象征价值掩盖使用价值，当人们的消费欲望取代消费需要，当人们越消费越感觉到自身意义与价值的存在，人们这种已经习惯化了的消费文化会对幼儿教育目的进行怎样的渗透?在“为欲望而欲望”的精神刺激下，幼儿教育目的是否会为了满足人们贪恋不舍的欲望而改变?

2.视觉化取代实用性:健康教育遮蔽的可能性。

“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在宗教视角里，身体是“肉身”;在工业社会，身体是“劳动力”;在消费文化中，身体是“最美的消费品”。消费文化中的身体有着双重功用:资本的和偶像的(作为消费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身体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有学者指出:视觉文化与身体文化是现代消费文化的两翼。在视觉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身体，而身体文化则是视觉化、图像化的。其实“身体”很早就在幼儿教育领域得到了关注，古希腊《理想国》强调从童年开始用体操训练身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应当首先关注孩童们的身体，尔后关心灵魂和;文艺复兴时期康帕内拉注重优生对幼儿身体的影响，夸美纽斯把幼儿身体健康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近现代的洛克把“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作为人世幸福状态，罗素强调在早期教育阶段凡健康所需之一切事情都必须去做。经典教育著作强调“实用的身体”作为幼儿教育及其他一切活动的场所，而现代充斥的消费文化凸显了身体的消费性和享受性，淡化了身体的实用性，甚至有些人错误地将身体功用价值理解为身体的实用性。体育技能化与职业化弱化人的主体性就是表现之一。消费文化所言的“呵护身体”，其“身体外形使人满意”、“职业化的身体竞技能够带来物质回报”的意蕴已经超越了实用的“健康”。在身体的视觉化取代实用性的消费文化影响下，幼儿教育是如何看待健康教育的，消费文化会给传统的健康教育带来何种冲击?

3.模糊性取代主体性: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困惑。

现代消费文化具有的“欲望取代需要”、“视觉战胜功用”等特征，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的认同危机。认同就是对“我是谁”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份感问题的追问，在自我认同方面，消费文化使人产生虚假与真实需求间的困惑，从而弱化自我认同感;另外，快速、非连续和非逻辑的时尚变化，以及人们在消费世界体验的转瞬即逝感，也撕裂了自我认同的连续性，自我认同从而变得碎片化。在对他者的认同方面，消费文化削弱了对他者及生活的意义感。消费文化对商品象征价值的强调，使人不自觉地被他者的财富、性别、民族、国家等符号左右，从而弱化对他者的理性认识。消费文化不仅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生境，也构成了学校幼儿教育的宏观文化语境。在幼儿的最初浪漫教育阶段，离不开教师的特殊指引。因此，消费文化裹挟的人的认同危机，是否会迁移到幼儿教师身上?在消费文化造成的文化失序、价值混乱影响下，作为幼儿教师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意义何在等关涉幼儿教师身份感的问题又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在模糊性取代主体性的消费文化诱惑与浸透下，幼儿教师身份感潜在的危机，由此可能导致在幼儿教育的浪漫阶段，教师把重点放在对幼儿的“训练”而非“自由”方面。

二、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的背离

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曾这样表达年幼影响对整个人成长的意义:“应当考察他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按照托克维尔的理解，消费文化作为幼儿教育不可回避的文化生境，将对幼儿的心智投射初影，消费社会中的事物也会对幼儿产生一定刺激。因此，揭示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的背离，有利于更好地甄别幼儿教育发展方向。

1.幼儿教育目的的偏离。

现代幼儿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在现代教育价值秩序中什么东西最重要。从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来看，幼儿教育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发端于以成人为主体的大学教育。为给大学提供优秀的储备人才，中学教育应运而生，而后出现小学教育。真正的幼儿教育是伴随工业革命出现的产物，其初衷是为父母务工而无人照顾的子女提供保护。因此，从幼儿教育的发生机制来看，它是现代教育体系最后出现的产物，其本意是保护幼儿自然生命而有别于大学教育直接服务社会的职能。随着科学的发展，一方面人对“自然理念”下的自我认识更清楚，另一方面心理学对幼儿思维发展规律有了更深的认识，幼儿教育开始走上科学化进程。可见，幼儿教育的科学化也是围绕幼儿自然生命和自身心理科学发展而进行的。总之，无论从幼儿教育的发生还是幼儿教育的科学发展来看，幼儿教育的价值主体始终是幼儿本身，幼儿教育目的也是促进幼儿自然生命的成长。在消费文化“欲望取代需要”的价值理念诱惑下，我们不难发现幼儿教育目的偏离的表征:(1)成人世界里的恶欲通过市场过早侵扰儿童世界。这主要指教育市场上的“伪”教育家一味追逐“得利的”欲望，打着科学的幌子为家长炮制各种“伪科学”早期教育方案。(2)家长对幼儿揠苗助长的心态。表现之一是迫切希望幼儿成才而光耀门楣，表现之二是按照自己的偏见培养幼儿“特长”和“兴趣”。(3)幼儿园以幼儿功能性成长为目的。“儿童的心智也可以定做，他的能力要靠教师给予，他是一个可以把知识装进去的器皿，可以照教师的理想形成”，一百多年前就被斯宾塞诟病的错误理念，至今仍被许多幼儿园荒唐地践行着。当然，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目的背离不止这些，但背离究其实质是对幼儿身体之外的各种欲望表达掩盖了幼儿生命成长的需求。正如苏格拉底指出:“就像一个不健康的身体，只要遇到一点儿外邪就会生病，有的时候甚至没有外邪，也会病倒，一个整体的人就是一场内战。”

2.幼儿身体的社会脱位。

“生活成功的首要条件是成为一个强健的动物。有了最好的脑子，如果没有足够的生命力去使用它，还是无用;为了得到一个而牺牲了另一个的来源，现在认为是件傻事，许多神童最后并无成就，已经不断证明这点。”这一观点旨在强调，身体是人智力活动的“场”，没有强健的身体奠基，智力活动也得不到健全发挥。但消费文化语境下人们对身体视觉化的关注超过身体本身的实用性，从而造成身体社会脱位现象，即原先被赋予身体的各种职责、使命与功能现在大多消失了，身体与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分离。幼儿身体社会脱位在幼儿教育领域突出表现为游戏被规范为教学。其外在表现是教师对幼儿游戏进行设计、指导、控制和评价，实质是教师对幼儿游戏及幼儿本身的规训。规训是为了教师个人欲望的满足，如幼儿“安全”地游戏而不致被家长投诉，幼儿在游戏中获得更多的智力发展等。由此游戏在幼儿教育中成为了一种精致化的消费媒介，在这场消费活动中，教师作为消费者，消费了幼儿肉身与精神的自由，享受着幼儿“安全”及智识发展带来的满足感。此外，消费文化对身体视觉性的过分关注，以及对身体健康的忽略分别体现在幼儿着装打扮与饮食上。对身体视觉性的关注催生了大量有关幼儿时尚的产业，如儿童化妆品、潮流的成人化童装、儿童美发与造型，这些产业的出现不仅淡化了“幼儿”的概念，更消弭了对幼儿生命生长的理解与关注。幼儿饮食文化更直接地表现了人们对幼儿身体实用性的忽略，现代人早已忘记洛克关于幼儿饮食“应该极清淡、极简单，有节制”的告诫，年轻人带着孩子，成为光顾麦当劳的最大人群。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是幼儿健康教育的基本内容，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消费机会逐渐增多，如何在幼儿教育领域培养幼儿正确的消费理念显得尤为重要。总之，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幼儿教育，既应充分发挥游戏促进幼儿生命成长的本体;又要通过幼儿着装、饮食等生活习惯的培养，增强幼儿健康意识，引导幼儿养成健康的生活理念。

3.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式微。

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式微，是指幼儿教师对自己的角色属性、使命与追求等自我体认日渐模糊。这种模糊状态与国家及社会对幼儿教师地位的认同、教师本身的福利待遇及职业幸福感等来自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多种影响因素相关。教育学原本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在消费文化对符号价值追逐的浸染下，教育也走上了越来越迷恋“精致”幼儿的发展道路。这种精致的幼儿外表新潮、时尚，头脑聪明，但未必快乐或健康。诚然，教育对精致化幼儿的追逐少不了教师的助推，因此在消费文化影响下，以生命相互促进为基本的师幼关系也掺杂了一些其他动机。消费文化影响下幼儿教师身份感式微表现在:(1)消费文化逻辑构筑下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窠臼对幼儿教师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事实上幼儿教师工资较低的状况往往削弱教师的自我认同感。由薪资低而导致的教师自我认同危机，是造成幼儿园虐童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西安枫韵幼儿园、鸿基新城幼儿园给幼儿违规服用处方药事件更是幼儿教师追求幼儿园经济利益的极端案例。(2)消费文化“顾客即上帝”的消费主义逻辑，对师幼关系产生了一定冲击。“你消费，我服务”的消费理念使得师幼之间多了一些“私人定制”意味，为满足幼儿或家长的暂时性甚至是虚假需求，教师主体性缺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在孩子离园时段，经常听到家长对教师说:“孩子还是要多学点，知识面宽”，或者催问教师:“今天英语活动怎么没有写出来，其他班都写出来了，以后要及时”。总之，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式微对内是自我价值秩序混乱的表现，对外则是对幼儿和整个社会生活意义的颠覆。

三、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的应对

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应对的三条路径:

1.幼儿教育目的的转向。

应对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目的背离，其基本路径是教育目的的转向。柏拉图曾言“教育即灵魂的转向”，“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同样，教育目的作为幼儿教育的灵魂，必须转离消费文化下物欲横流的世界，去观看幼儿教育应有的“善者”。正如灵魂转向的技巧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幼儿教育目的的实现路径不是将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给幼儿，而是肯定幼儿生命的内在自然。然而，灵魂转向是一种眩晕式的强迫，教育目的转向也并非易事。一是由于消费文化影响下人们对欲望、符号的追求过于强烈，二是教育目的转向本身的艰难。因此，教育目的转向的实现首先应赋予幼儿教育在整个社会中“最明亮者”的位置，使消费文化影响下的幼儿教育活动始终有最高的理念指引。其次，正如灵魂的转向始于个人，幼儿教育目的转向也需要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促进。这些个体既包括直接参与幼儿教育实践的教师、管理者，也包括家长及社会上每一个你、我、他，只有个体认识到生命存在的意义，才不会为消费文化浸润下的“欲望”所迷惑，只有改变自己，理想的幼儿教育乃至理想的社会才得以实现。

2.幼儿健康教育的审视。

面对消费文化带来的幼儿身体社会脱位现象，幼儿园应对幼儿健康教育进行理性审视。首先，幼儿园要对幼儿健康教育进行理性认识。对幼儿健康教育的认识水平，直接影响幼儿健康教育实践。例如，认识到幼儿的健康身体是心智发展的基础，发展心智也不能使身体受损，幼儿园应将健康教育课程放在首位，而非一味地追逐幼儿心智发展。认识到本能促进的游戏活动是身体幸福所不可或缺的，幼儿园教育就会减少用体操代替游戏的课程，也会减少对自然所推动的活动的规训。其次，幼儿园应加强对“健康是一种责任”的宣传。斯宾塞认为，人们有着对身体的道德责任。由于违反自然指示而发生的毛病，即所有违反健康规律的事都是身体罪恶。幼儿园可以利用家园共育的契机，向家长传递健康教育理念及经验。再次，幼儿健康教育理念要落实到幼儿园一日活动，并注重对幼儿健康理念的培养与指导。例如，幼儿园教师应注重对幼儿“衣服穿着舒不舒服”而非“今天的衣服漂不漂亮”的询问，应减少以“快回来，你的衣服会弄脏”等为理由对幼儿自发活动的限制。

3.幼儿教师的自我觉醒。

有了对幼儿教育目的及内容的理解，而缺乏幼儿教师的良好指导，也会导致幼儿教育放任自流。对幼儿教师身份感困惑的回应是幼儿教师的自我觉醒。自我觉醒是对被欲望、忙碌和消遣所遮蔽的最高价值的追求，自我觉醒的标志是幼儿教师越来越强烈地融入到经验当中，尤其是融入有关幼儿与幼儿教育现象的独特性经验。罗伯托•M•昂格尔认为自我觉醒有两次:第一，自我觉醒是肯定意识，并通过意识来肯定独特的个性。第二，觉醒是在道德生活中运用习惯倾向———各种美德，以便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中成为自我。对幼儿教师而言，在第一次觉醒过程中教师在一个方向上要充分感知、仔细跟踪幼儿园工作过程中自身的情绪和变化，在另一方向上要专注于两种事务，即专注于幼儿园工作的某一项活动;专注于消费文化中的某种景象，体验足以吸引自己注意力的感觉。第一次觉醒使幼儿教师在身体的感知过程中体验自我意识的存在，同时也体验到外部世界对自身独立生存的威胁;而第二次觉醒则是幼儿教师发现对无限和绝对的需求。第二次自我觉醒的前提是不仅认识到自我是一个自然生物，更要认识到自我是一个社会生物。自然生物具有的简单、热情和专注有利于幼儿教师自我提升，社会生物应具有的尊重、宽容、公正促进幼儿教师与幼儿及家长良好的交往。正是由于社会生物所具有的向他人开放的本体特征是人之为人的意义所在，第二次自我觉醒的最高目标就是保持对他人的开放。因此，幼儿教师的第二次自我觉醒就是在对自我特殊的自然性扬弃基础上，不断地发现、肯定和表达自身的无限性，追寻对普遍性精神的占有，以此状态激活幼儿的生命状态。

四、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上强调权威和专制的教养方式发生了变化。面对消费文化对幼儿教育的种种冲击，“我们既不能做一个全面反叛文化的人，也不应当做一个盲目维护文化丰碑的守护者和卫道士”。应该看到，消费文化为幼儿教育带来了物的丰盈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便利，但我们还应发现隐藏在日常消费文化现象之下的负面因素。因此，儿童和消费文化的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消费文化对幼儿教育的冲击，从表面上看是消费文化语境下商业广告侵入的结果，究其实质却是消费文化本身的价值悖论在幼儿教育中的反映。消费文化是当今幼儿教育不可回避的语境，我们必须对陷入其中的幼儿教育进行净化。其应对的基本路径是:揭示消费文化对幼儿教育的现实影响，批判消费文化对幼儿教育的冲击，介入幼儿教育实践以及提升幼儿生命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