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论文范文

文化语境论文篇1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 高低语境文化 对比

高语境与低语境概念系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Hall首次提出。这一理论对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许多学者运用此理论研究文化冲突和如何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依存互动进一步增强，带来了包括思维特征、生活方式、人际交往、语言规范、价值规范等方面的变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中会反映出自己的背景文化，文化差异的存在导致跨文化交际中的冲突和障碍，影响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了解和学习对方的文化，对双方的文化交际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采取有效的交际模式，灵活动态地应对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冲突和障碍，从而提高交际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高语境交际与低语境交际理论

美国学者霍尔（Hall，1959）指出了文化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环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文化的影响，并随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文化决定了人的存在，包括自我表达的方式、感情流露的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等。正是这些在一般情况下十分明显，习以为常，然而很少加以研究的文化方面，以最深刻和最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1］霍尔进而从交际与感知的角度提出了一种研究文化异同的有效方式，他在1976年出版的《超越文化》一书中，颇有见地地指出文化具有语境性，根据信息由语境或编码表达的程度，将文化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所谓语境就是使用语言的环境，它包括使用语言的一切主客观因素。他认为：“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高语境事物具有预先编排信息的特色，编排的信息处于接受者手里及背景中，仅有微小部分存于传递的信息中。低语境事物恰好相反，大部分信息必须处在传递的信息中，以便补充语境中丢失的部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高语境编码对语境的依赖性较强，而低语境编码则主要体现在言语中，交际信息对语境的依赖性小。通过对比研究霍尔得出结论：“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而“美国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即中国文化具有高语境特性，而美国文化具有低语境特性。

二、不同的文化渊源导致高低语境文化交际模式的差异

高语境文化可以溯源到儒佛道三教文化的源流之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德为核心，倡导仁爱和平，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2］孔子的论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使得中国人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性格：内敛而含蓄、敏感而善感、谨慎而不张扬、自省而睿智。总之，“和”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在交际时以建立和维护和谐关系为宗旨，强调集体主义，这就使得中国文化成为高语境文化。佛教在社群伦理上主张：中和礼让、社群为本，在经济伦理上主张义利统一、以义生利。具体地讲，中国人是把利益建立在人情关系的基础上，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人际交往的最终目标在于追求人际和谐，尽量避免公开冲突，回避言辞角逐，遵循“和为贵，忍为高”的处世原则。道家的核心是仁、义、礼，人与人交际时讲究仁道，注重礼节，当利益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以义为先。所有这些使得高语境文化的人在交际中注重和谐、内隐而含蓄。

低语境文化发源于古希腊的“逻各斯”，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性与辩论术。很多西方国家属于低语境文化。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在思想上集中体现在人道主义的传统上，在行动上集中体现在自由竞争上，突出表现为对个人的人格、价值、尊严等多方面的肯定，对人的个体独立性的尊重与倡导。［3］西方人有较强的竞争精神，在处世上追求独立、自由、平等。这使得低语境文化的人在交际中说话明了，反应外露，而不受太多的规范的限制；他们注重的是交际中平等，如果双方存在利益分割，则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获得利益，而不是追求人情关系。

三、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差异导致人际交流上的冲突

语言作为文化表层的一部分，其发展和使用都受到深层文化的极大影响。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内涵，每种文化在其准则、规范、行为模式的表面下，都有着整套的价值系统、社会习俗、道德观念、是非标准、心理取向、思维特征等，正是这些决定了语言的使用。这两者的关系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交际活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1.对沉默的态度。在低语境文化中，人际交往主要通过语言来实现。沉默是需要填补的空间，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人们对于交谈中出现的沉默会感到尴尬。西方有的学者甚至将东方人的沉默视为在人际交往中“缺乏信心”、患有“交际恐惧症”甚至是“精神病”的表现。美国人乐于侃侃而谈，崇尚能言善辩，尽量回避沉默，一旦出现，人们就会竭力用语言来填补。而高语境文化的人们却认为沉默具有交际功能，并不是交谈中的空缺。中国人十分重视交谈中沉默的作用，认为停顿和沉默有丰富的含义，既可表示无言的赞许，又可以是欣然默认、保留己见;既可以是附和众议的表示，又可以是决心已定的标志。恰到好处的停顿能产生惊人的效果，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因此有人称它为“默语”，认为它是超越语言力量的一种高超的转换方式。［4］沉默代表有涵养、谨慎、稳重。总之，在高语境文化中，保持沉默是得到赞扬的。

2.螺旋式思维和直线式思维交流。高低语境的文化特点也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汉文化”的螺旋式思维特点决定了其语言是归纳型语言，［5］人们通常要等到高语境的发话者把话说完才能了解会话意图。英美文化的思维特点是直线型的，因而英美语言是演绎型语言，几乎没什么客套语，即使有也非常简洁。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对外交流中，中国人给西方人留下的印象往往是好摆弄虚话、空话。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曾对这一现象有生动的例述：“很多商务代表团招商引资时仿照国家领导人出访说话，如首讲如何在春光明媚的季节来到美丽的塞纳河畔，再讲勤劳智慧的法国人民如何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三讲中法友好，四讲华夏有5000年文明，等等。招商内容却置于末尾，匆匆带过。还有的代表团在交流中照稿宣读：‘我们正在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我市是一块投资热土，商机无限。我们会采取平等互利原则，实现双赢。我们工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雄厚，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我们欢迎大家到我市投资……’”［5］以上发言，使法国人如堕五里雾中，他们不知道何谓热土，商机如何无限，何谓平等互利，双赢目标是什么。中国人以大观小，先铺垫后切入正题的思维方式，是为了营造一种氛围、一种交际环境，以免单刀直入显得突兀。西方人预热阶段短，开门见山，是典型的低语境言谈方式。因此，中国人营造的这种高语境的氛围，对西方人来说，多属冗余信息，真正需要的信息量却远远不够，不仅套话连篇，而且环境氛围提供太多，所以西方人觉得不着边际，不知所云。

四、高低语境文化交际的应对策略

通过以上部分对交际差异的分析，本文结合实际提出一些高低语境文化交际的应对策略。

1.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在与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进行交流时，要注意彼此在交流理念、言语风格、会话方式、礼貌客套和写作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面对交际模式的差异要求同存异包容理解。当高低两种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一定要用对方的交际思维来阐释对方的交际行为，在翻译时要注意两者的转换。比如：中国的诗句要翻译成英语，就需要用很多英语来阐释其中的意境。相反，把英语翻译成中文，则要注意用词精炼、恰当。［6］谈判时，如果对方是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那么双方交易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合同内容。

2.因为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的人在交际上存在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所以交际者应了解不同地区交际者的言语交际方式，以及语气语调语音习惯，从而减少由于地区差异导致的高低语境文化差异。比如，中国的北方人说话相对硬气直爽，而南方人则说话柔气委婉。

3.对于交际中的差异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具体到每个交际者，他们的交际模式不尽相同。来自低语境文化的某个交际者也许说话直接，开门见山，这时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不要因此而认为对方不注重礼节或不注重情面。来自高语境文化的人也许说话含蓄，这时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要理解对方的说话模式，进一步领悟对方的意图。

4.高低语境文化中分别存在两种不同的交际方式，这种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两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在高语境文化下的中国，人们有可能采取高介入的谈话方式，而在低语境文化下的德国，人们有可能使用高体贴时的会话方式。相似的，在低语境文化中也发现高语境文化的渗透。［7］

五、结语

虽然高、低语境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可以在高语境文化中发现低语境的行为，而在低语境中也可以发现高语境的行为，但文化的高、低语境属性是整体上客观存在的，它们的不同特征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问题。高、低语境的研究让我们对交际过程中人们注重什么、忽视什么有清楚的认识，并对不同语境文化中交际的模式和差异有总体的认识。而对它们各自的成因和特征的探究则可以提高我们在跨文化交际中的相互理解和预测能力，并增强我们的跨文化意识，有助于从宏观的角度了解中美文化的差异，并对跨文化交际实践的研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Hall，Edward.T..The Silent Language［M］.Garden City N.Y..Context and Mean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J］.A Reader，1976.

［2］叶碧．从“仁”“礼”“和”的关系看孔子的和谐思想［J］．浙江社会科学，2007，（2）：133.

［3］胡超．高语境与低语境交际的文化渊源［J］．宁波大学学报，2009，22，（4）：51-53.

［4］李杰群.非言语交际概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报刊文摘［N］.2003-05-27（B1）.

［6］张春星，张春月.高语境信息词汇的语用翻译研究［J］．外语学刊，2008，（3）：123.

［7］马识途，唐德根．试论如何在高语境与低语境间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J］．云梦学刊，2003，（5）：118-119.

文化语境论文篇2

语词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是语言中最能反映文化特征的部分。语词都含有音义的理由和来源，语词的产生、变异和发展都包含着丰富、复杂的文化信息，如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政治经济、风俗民情、、审美取向、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等等。语词最能体现浓厚的民族色彩，体现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文化的特点，使不同民族的语言呈现出不同的特性。语词的翻译教学要求在广泛地、准确地了解他国文化中的观念、信仰、习俗、价值标准等方面的同时，忠实传达本国文化的价值与灵魂，从而真正做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二、文化语境――影响语词翻译的重要因素

语言界研究语境最早始于伦敦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对语境的定义，他认为语境可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情景语境是指语言行为发出时周围情况，事情的性质，参与者的关系、地点、方式等。文化语境是指任何一个语言使用所属的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以及每个言语社团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风俗、事情、习俗、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等。由于不同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和文化环境不同，各民族的人们对外部世界反映产生的印象和概念也会产生差异，所以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使人们对事物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概念，因而产生了包含不同文化意义的语词。

三、文化语境与语词翻译

翻译学的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人类行为研究的范畴，人类的交际受语言环境的制约，而语言环境又根植于文化习惯，因此翻译必然受到译出文化和译入文化的影响。可见，不同的文化语境决定着语词翻译中词义的提取，也体现着译者对不同文化的判断和理解，而在教学中往往会忽视语境的不同而引起的差异。

1.地理环境差异与语词翻译。地理文化是指所处的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文化。由于各民族生活空间不同，因而自然环境各方面的差异影响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或现象的看法。特定的地理文化赋予了语词特定的意义。例如美国的Massachusetts（马萨诸塞）就是该州境内有蜿蜒起伏的阿巴拉契山而得名，因Massachusetts在印第安语中为在大山岗上之意。

2.社会历史差异与语词翻译。历史文化是特定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各自都有含有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的语词来体现本民族鲜明的历史文化色彩。例如，英语中“to meet one’s Waterloo”（遭遇滑铁卢）是源于19世纪拿破仑在比利时小城滑铁卢惨败一事，汉语中“败走麦城”是指古时三国的蜀国名将关羽被打败退兵麦城一事，两个语词分别来源于不同的历史事件，但喻义相同，都是指惨遭失败。因此这类语词的翻译需要了解各民族历史文化才能使译文更具文化个性。

3.习俗人情差异与语词翻译。语言来源于生活，生活习俗与人情世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的表达系统。例如：数词“六”在汉语中是现今受人们喜爱的数字――因为其发音与“顺”谐音，迎合人们的心理，而英语中“six”则没有这种意义。

4.差异。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定的产生了语词的特定含义。中西方的不同，也影响着英汉语词的翻译。在西方，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文化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表达。如：“No coming to heaven with dry eyes”（眼无泪水，难进天堂），“Crosses are ladders to heaven”（十字架是登上天堂的梯子）。在以佛教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老天爷”成了佛教徒心目中的天神。许多语词来源于佛教、道教。如“三生有幸”中的“三生”源于佛教，指前生、今生、来生，该词语用来形容机遇非常难得，可见宗教文化是构成英汉语言各自特色的重要方面。了解了宗教文化的差异，就能更准确地表达语词的文化意义。

5.神话传说与经典著作的差异。不同民族的神话传说与经典作品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习语与典故，反映了民族风味、社会世态，使各民族的语言充满了情趣与活力，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如英语中“Think with the wise，but talk with the vulgar”（与智者同思，与俗子同语）。出自古希腊的格言：“swan song”是根据西方传说swan（天鹅）临死时发出美妙的歌声，用来比喻“诗人、音乐家等的最后的作品”。又如“Sour grapes”（酸葡萄）出自《伊索寓言》，比喻“可要可不及的东西”。以上例子说明在民族各自丰富的文化遗产中产生的语词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意味，构成了各民族语言表达方式的鲜明独特性，是其他语言文化所不能替代的。在翻译过程中应尊重各民族文化词语的特点与个性，保留语言存在和表现的形式。

6.价值观与审美意识的差异。由于文化的差异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及审美意识的不同，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和看法，在价值观念方面体现在个体与集体的观念不同。个人价值至上是西方文化的特点，英语中有不少表现语词的个人进取、个人力量、个人意志，如：“Where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有志者，事竟成）、“Everyman is the architects of his own fortune” （自己的幸福靠自己）、“You have to blow your own horn”（应吹自己的号角）。与西方“海洋民族”相对的中国“农耕民族”崇尚社团价值至上，无我精神。如：“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大公无私”。群体取向使中国人性格内向、含蓄，不愿引人注目，因而产生了“树大招风，人大惹议”、“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在审美取向方面，中国传统喜庆偏向红色装饰，而西方则多为白色，汉语中的红茶，英译为“black tea”。以上例子表明，英汉文化在价值观和审美观方面的差异影响语词的翻译。

综上所述，文化语境的诸多因素影响着语词的翻译，当然将一种语言译为不同文化的另一种语言并非容易的事，而将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语词翻译成同样体现文化特色的语词就更是难上加难，有时难免出现引起读者误解和曲解的翻译。

文化语境论文篇3

情境教学通过教师调动学生，创造各种情境，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让课堂在情景中扩大，幻化成课文中的各种意境。那么怎样才能发挥好语文教学中的情境效应，激活课堂呢？

一、在导课中巧创情境

导语是课堂教学的突破口。任何一位合格的语文教师都会十分重视导语的设计。“导课”是一堂课中提供给学生的第一感知。如果创设情境法运用恰当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刚开始上课时，有些学生还沉浸在下课十分钟的喧闹中，心情激荡，具有这样心态的学生突然集中到课堂上来，就好像奔腾的激流一下子遇到了挡路的巨石，会激起反激的浪花。如我在讲写的《回忆我的母亲》这篇文章时，先讲一个故事给学生听，一上课就把学生带入亲情的情感体验中。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2000年秋，广西一组游客到贵州兴义马岭河峡谷风景区游玩，在乘坐缆车时出现意外，造成5死11伤。其中一家三口，在缆车下坠的时候，父亲用手高高托起年仅二岁的儿子，使儿子幸免于难，但小孩的父母永远离开了人世。事后歌手韩红以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作为素材，并以小孩的口吻，创作了《天亮了》这首歌。韩红还毅然把孩子给领养了。故事讲完后，许多学生还沉浸于故事的氛围中，于是我缓缓地说到“的确，父母的爱是世上最纯洁无私的，在关键时刻他们甚至可以不顾个人安危来保护他们子女的安全，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文章《回忆我的母亲》，看看在眼里，母爱又是怎么样的。”我顺势将他们的思绪引入的《回忆我的母亲》，在情感的潮流已经流畅之际，他们很快进入课文的学习中。

二、利用教材渲染情境

语文教材中含有无穷无尽的美：绚丽多彩的自然美，千姿百态的社会美，准确生动的语言美，高尚感人的行为美，这些美为我们创设教学情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可以抓住教材中生动形象的景物描写，精彩传神的细节刻画或真切感人的形象塑造，加上自己的理解和感受予以描绘和渲染，使学生置身于美妙的情境之中，与作品里的人物情相融，心相通，学生便会情趣盎然，更深刻地理解课文内容，更清晰地记下文中高超的表现手法。如在教《荷塘月色》前加上这样一段话：“朱自清的散文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幅绚丽的图画，那绿草如茵、繁花似锦，暖风悠悠、细雨绵绵的万物复苏的春景，怎能不激起我们对美好春光的热爱与珍惜？那飞珠溅玉的梅雨潭，那平铺着、厚积着的、不浓不淡、不明不暗的一潭绿水，又是多么令人神往！还有那淡淡的月光，薄薄的雾，田田的荷叶和散发出缕缕清香的、点缀在一片碧叶中的荷花，又多么迷人。所有这些，都是诗情与画意最完美的结合。”随着教师的描绘，学生个个都神情专注，也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在教《荷花淀》时，我说：“白洋淀夜晚的风光是那样的宁静恬淡，水生嫂象坐在洁白的云彩上，手里飞快地编着席，不时地向湖里张望，同学们想想，那娴熟地、默默地编织岂不织进了水生嫂对丈夫的缕缕情丝？那怀里跳跃着的眉子不正象她胸中起伏的情感？”听着老师这样满含深情的述说，学生怎么能会不动情呢？

三、在朗读中感受情境

语言的形象色彩只有通过朗读才能表达出来。朗读是理解语言、积累语言、培养情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要手段，是说和写的基础。书读百遍，其义自现。魏书生说过：“语文老师不应像食品厂的推销员，以把食品卖出去就算完成任务，而应当象保育员，以考虑孩子的胃口，心灵的需要为己任。”如在教《沁园春•雪》时要求学生激昂地朗诵，词中的壮阔画面和雄伟气势就能给学生以深切的感染。当以高亢的语调读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学生们个个喜形于色，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学生通过朗读，在能鲜活的语言环境中自主地去感知理解、体验领悟、积累运用。

四、利用音乐营造情境

自古以来文学与音乐就有着不解之缘。卢梭说：“音乐包括了比词语大一百倍的力量。”的确，音乐不仅能传递思想感情，而且还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它们所表达的甚至比语言文字更深刻、丰富。例如，在讲授《鸿门宴》时，为了让学生更全面的了解项羽这一人物形象，我又补印了《垓下之围》这一场景，在教学中加入音乐《十面埋伏》，让学生们在音乐中体会司马迁饱蘸个人感情所刻画的这一失败了的富有个性的英雄形象。教师不必过多讲解，在乐曲与散文的融会中，特别是在主人公项羽发出“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的慨叹中，让学生进入情境，讨论对人物、对历史的看法。而学生也情绪激昂，争论激烈，争先恐后的发表自己的意见，仿佛一个个项羽站在你面前一样。这样的教学不仅加大了课堂容量，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知识，还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真正体现了“双自主”的原则，也提高了学生鉴赏辨别、分析综合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愉快热烈的教学中圆满完成了任务。

总之，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创设教学情境，不仅可以优化语文教学过程，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且可以获得比传统教学更明显的教学效果。教学情境的创设要求教师准确地把握学生思想的脉搏，从学生的心理特点出发，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刺激学生，调动学生，使学生于不知不觉之中已从旧知和浅易的内容里不断地悟出未知的深邃内容，而进入新知识的境界。教师要有节奏地按响学生思路中的琴键，使学生的理解与大脑中已贮存的知识信息渗合起来，再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吸收新的知识信息。

文化语境论文篇4

[关键词]语境理论 高语境 低语境 文化差异

1 引言

语境作为语言科学的一个概念，最先由德国语言学家Wegener于1985年提出。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多大反响，在之后的30年中，语境理论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直到1923年马林诺夫斯基重新讨论语境这个问题，提出了“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这个概念，并把它应用于不同语言的翻译和理解之中，并于1935年提出“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概念，语境研究才被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语境理论认为，交际过程中有种种不同的语境，而不同地区因为所处的语境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差异。如果从语境理论角度出发对中美文化差异进行分析，这些文化差异也就变得很容易理解，同时通过这样的分析，人们也可以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2 语境理论

霍尔(Hall)在1976年出版的Beyond Culture书中提出并区分了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

根据霍尔的表述，我们可以作以下的界定:在一种文化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如果话语意义的创造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比较高而对所使用的言语的依赖程度比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就是高语境文化;相反，如果意义的产生对所使用的言语依赖程度相对较高而对语境的依赖相对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

文化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霍尔进一步提出高语境交际和低语境交际，“refers to the fact that when people communicate， they take for granted how much the listener knows about the subject under discussion. In low-context communication， the listener knows very little and must be told practically everything. In high-context communication the listener is already "contexted" and does not need to be given much background information."

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及交际的特点差异较大:高语境交际中，符号所引发的意义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交际双方的共有的文化知识;依赖于人们思想预先设定的、先入为主的程序来传达信息。高语境交际过程中所使用的言语较少，对言语的依赖程度较低，更多地借助于非语言语境;低语境交际则相反。

通过对比，霍尔得出结论: “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而“美国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即中国文化具有高语境特性而美国文化具有低语境特性。(Samovar， 2000:98)

3 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下的中美文化差异

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与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从语境理论来分析，可以看出的中美文化差异有很多:

(1)直接与间接交际方式的差异

高语境和低语境的不同决定了直接与间接的不同和交流方式。美国人愿意坦率直白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中国人则喜欢以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在交际的过程中，中国人更多考虑的是对方的感觉和面子问题习惯于把自己的真实思想隐蔽起来婉转地表达出来。为了避免双方尴尬， 我们常试图利用表情， 身势来暗示对方， 其真正意图有时很难从字面上判断。美国人则截然相反，他们不愿意受别人施加的影响，所以在表达时多是坦率直言。事实上，西方人有时不了解中国人的习惯，不善于察言观色，往往会引起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

(2)成功交际责任所属的差异

在低语境中，大量信息都要靠编码清晰的信息来传递，所以美国认为对交际成功负责的是说话者或作者，他们应该通过言语将意思表述清楚。如果言语没有完整清晰地表述意思，听者和读者可以要求得到更多的信息。说话者将这理解成积极的行为，因为它表明了听话者理解了并希望更全面的理解。而在高语境中，绝大部分信息很少出现在编码清晰的信息里，所以中国人认为说话者不必在言语中完整精确地表达意思，听话者有责任通过注意言语表达的语境来阐释言语的意思，他们期望听话者在阐释信息意思中负更多的责任，发挥语用推理能力，进而推导出说话者的意图，听话者也习惯于并善于从身体语言、沉默等话外之音中去寻找意义。

(3)用语方面的差异

相比中国人，美国人不注意非言语传达的信息。当他们做出回应时，他们是回应人们所说的而不是回应人们是怎样表现的，而对情景，参与者的角色等语境因素不予注意。通常中国人在理解这些语境信息的意思是没有困难的，当中国人看见美国人不能或没有对语境信息做出回应时，他们会认为美国人对他人的感受不敏感。美国人确实也使用一些表达问候、谢意的礼节用语，但是这些固定短语和惯用语在低语境中的作用比在高语境中的小得多。由于作为低语境的交际者的美国人希望其他人说的话信息量大，所以他们常常误解礼貌用语的意思。低语境的交际者常常不满高语境的交际者在言谈中使用套话，他们希望所有的言词都有意义。

4 结语

由于语境不同，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与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已经、正在而且还会给中美跨文化交际带来困难。从语境理论出发对中美文化差异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克服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研究高低语境文化及由其决定的高低语境交际，对于跨文化交际和外语教学实践必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指导意义在此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Samovar， L.A， Poter， R.E&Stefani， L.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2]Guo-Ming Chen， William J.Starosta. 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3]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文化语境论文篇5

要]在文化全球化问题上可谓是歧见纷呈，但当下的文化全球化实质土是资本主义文化新的扩张，从而导致某种程度上的西方话语霸权。文章阐述文化全球化的涵及其后果，井通过当今妁一些话语理论来分析民族话语权的哲学基础，进而提出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各民族应如何应对文化全球化所引起的文化认同危机和文化冲突，维护民族话语权。

[关键词]文化全球化；话语权；民族话语权

[作者简介]赵业丽，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9-0128-05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全球化”一词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全球化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它还渗透到思想、文化、科技、政治等各个领域，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地球的面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文化全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同时，文化全球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西方文化扩张和西方文化霸权凸显。很多西方的文化思潮借着这个趋势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输出。那么，在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各民族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应对这种思潮，反对文化霸权，维护民族话语权，就成为世界每一个民族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问题的缘起

(一)文化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是指在全球交流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文化的影响、合作和互动日益加强，使得具有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推广并使其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文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文化全球化本身则是一种历史进程。

随着文化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它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也辐射到了世界各地。

首先，文化全球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引起文化认同危机。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推进，西方价值观尤其是美国文化对世界其他地区渗透进一步加剧。文化的侵略扩张不但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得极度脆弱，也使欧洲社会在保持它们本身的文化认同、社会价值观、语言和对信息传播现有控制方面面临巨大困难。

其次，与前一个后果紧密相关，文化全球化招致了更多的文化冲突。强行推进的文化全球化必然引起其他文化体系的反抗，亨廷顿就预言非西方社会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将回归本土文化。

当然，只看到文化全球化造成的种种消极后果是有失偏颇的，应该承认文化全球化进程客观上起到的积极作用。文化全球化在挑战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给予了它们发展的新机遇。当下，全球各文化体系相互开放、相互交流与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但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推进，民族文化认同危机不断加深，西方文化霸权逐渐扩张，这对民族话语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二)民族话语权

话语权，简言之就是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谁就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在当代社会思潮中，话语权指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话语权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话语与权力之间存在复杂多样的关系，因此，必须关注隐藏于话语背后的无声权力限制或排斥方式。话语不但意味着一种言说方式，而且意味着对说话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如何?福柯说：话语即权力，意思是说，成型的话语在自身的范围内具有权力功能。王小波说：权力即话语，说的是权力总是为自身找一套表述系统(话语)。于是，在“权力”与“话语”之间存在一种静态关系。

在话语理论中，话语权被用来指称言说者的权力，话语权的获得与失去，直接关系到言说是否可以继续，所说是否为真，交往的对象是否处在平等的势位上。推而广之，一个民族的话语权，也就是该民族在全球语境中具备怎样的知识地位，是否具有言说的能力，言说的内容能否为交往对象所接受。

维护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话语权，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是分享话语霸权，“而是保存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和持续发展，使理论的多元倡导物化成存在的多样形态。这样才会避免民族文化史的再次断裂，避免后殖民时代中的文化同化，并且可以提供激活传统文化的活性因子，确保传统文化继续留存在当代视野中，参与建构社会价值系统和民族心理结构，由此保有文化特性，不仅是形式上的装饰因素，更是精神底层的支撑与基础”。

二、维护民族话语权的必要性

(一)话语权：社会意识形态工具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

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

“语言是理解意识形态的出发点，是实现意识形态的手段，是意识形态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意识形态隐含于语言中，并在语言的使用中增强自身。意识形态不等于语言，但意识形态却要实现在语言中。意识形态实现在语言中，是凭依语言能表达意义这一功能来完成的。”以研究意识形态著称的西方学者汤普森曾用一句话总结意识形态的实质：“广义而言，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

对于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马克思思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他们还把语言和利益、权力结合起来讨论意识形态，比如他们说：“事情是这样的，每二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的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通过语言，特殊利益被“说成”是普遍利益，特定思想被“描绘成”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权力也就具有了合法性根据。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说法已经触及到了语言和意识形态关系的本质，如意识形态要体现为语言、语言的普遍化、语言和利益权力的关系等。

现代批评家伯顿(1990)认为：意识形态附加着对世界和人、集团之间权力关系的独特看法的一系列信仰。每个人都有某类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对他们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什么是对与错、世界是怎样一回事以及他如何才能被改造成更好的

地方的观念，这些世界观受到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大多被认为是平常的东西，其中也蕴含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因此，要使本阶级或本民族的意识形态为交往对象所理解和接受的话，势必要从掌握话语权人手，牢牢把握话语权的主动性，使本民族的话语权成为一种现实影响力和知识能力。

(二)话语权：社会实践自觉能动的反映

巴赫金话语理论认为：语言形式仅仅存在于具体言语的语境之中，因此，也就是存在于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之中。话语是由人们的社会实践所决定并反映某一历史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揭示历史真相的理论武器，即通过对话语的研究去把握历史运行的本质和规律。

福柯的权力话语认为：语言构成话语，掌握话语就拥有权威，但权威必须与权力结合才具有力量。知识带来权力，更大的权力要求更多的知识。而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世界观或观念结构，它决定该时期知识的本质。这种知识又是通过话语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决定人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简而言之，话语有助于创造知识系统和信仰系统，有助于确立社会关系，有助于建构社会身份。

无论是巴赫金的“意识形态符号论”，还是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都重视社会实践对话语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重视话语对社会实践的反制约和反影响。因此，话语是社会实践自觉能动的反映，话语理论是我们认识历史、认识自身的锐利武器。

马克思认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这样，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人道的话语就内在地包含着：对于现实生活和社会矛盾的勇敢面对，对于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定位，对于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不懈追求。其中，对于困难群体历史命运和弱势个体社会平等的特别关注，是马克思主义人性话语的魅力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深厚基础。只要我们真正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风格，就一定能在西方话语霸权的阴霾下，开辟出一派民族黼权的朗朗晴空。

(三)话语权：价值观的体现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价值观通过人们的行为取向及对事物的评价、态度反映出来，是世界观的核心，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它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价值观毫无疑问是一种观念，而‘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人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因此，价值观实质上也是评价的结果、结论。”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人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价值观的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是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根本分歧，就在于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在同一历史阶段和同一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人们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因而对同一事物往往有不同的价值标准。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同的、多样性的价值观必然地相互接近、相互宽容、趋向同一。随着文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全球范围内的价值观念也正处于不断地融合和冲突的状态中。一方面，对价值观念的认同趋势随之强化；另一方面，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冲突也必然随之激化。

笔者认为，话语权不仅是发言权、说话权和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同时也是价值观的体现，推而广之，一个民族的话语权也反映和体现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维护民族话语权就是要使本民族的价值观在多样化的价值观中得到体现和认同。正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民族的价值观存在着冲突和融合，所以各民族要通过维护自己的话语权使得本民族的价值观得到交往对象的理解、认同和接纳。

三、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维护民族话语权的对策

如前所述，文化全球化有其客观必然性，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非此不可”的过程，是沟通与交流、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如何应对文化全球化，维护民族话语权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一)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是维护民族话语权的必要前提

文明不仅是冲突的，亦是可融合的，黑格尔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但这里的“恶”并非道德上的意味，而是哲学上的辩证法。只有活的因素注入事物体内，才会让死气沉沉的事物焕发生机，发生质变。正是因为有了“恶”，历史上的每一次民族之间的冲突最终都走向了融合；但这只是民族文明内部之间的文化调整，在异质文明之间却并非如此。

文明必须通过交融才能发展，没有交融和融合就没有文明，一个远古文明产生就像是点燃一支蜡烛，其光亮有限，也很容易熄灭。但如果许多文明同时产生，许多蜡烛同时点燃，就会连成一片文明之火，其烛光交融，此生彼灭，越传越远。

交融在文明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冲突也是交融的一种形式，而且是很重要的形式。许多交融正是在冲突的形式中进行的。远古时期，原始人群的冲突推动了文明的产生，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理论对此有精彩的论述，中国古代神话中黄炎大战等传说记载了远古华夏文明产生时的冲突场面，中国古代的一些文明创造曾通过战争传播到阿拉伯，再传到欧洲；西方近代文明也首先以冲突的形式传到东方，传到中国。不过，这里所说的冲突是人类群体的冲突，人类群体的冲突起到了交融文明的作用。如果不把文明看作是利益的实体，那么，在冲突中，冲突的不是文明，而是有着不同利益的人类群体。

(二)意识形态斗争是维护民族话语权的重要阵地

前面我们述及话语权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如果话语被垄断，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声音都被掩盖，将贻害无穷。所以，现代国家大多以制定宪法的方式保障人们的言论自由，以限制霸权话语，使话语处于有序竞争的状态。

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例，阐述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如何维护民族话语权。从理论上说，话语权的建立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言说者的权威性；二是言说内容的可信性。然而，由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在科技、经济、军事方面的强势，使得西方话语体系得以成为世界“流行话语”，而流行话语则往往潜藏着话语霸权，使得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处于弱势话语地位。所以，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当代弱势话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要顺势应变，但其变革既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才能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

从弗兰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到约瑟夫・奈提出了“国家的软实力”，除了印证了西方的文化霸权外，也折射出当代意识形态冲突的新

特点，即大体上在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范围内展开。也就是说，当代西方的意识形态扩张、渗透，更多的是以“全球话语”和“普世价值”的方式实施的，其所以如此，不仅在于这样做的效果更好，也在于只有它们才有“资格”这样做。这一事实充分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论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当代弱势话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要顺势应变，但其变革既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否则，其结果都是自我解体。因此，话语转换的实质是，适应意识形态冲突新形势，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

(三)各民族文化共性与个性相结合是维护民族话语权的主要方式

人类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的文化的差别与比较是一个大题目。各民族文化之间有共性，也有个性。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为例，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的最根本的共性应该是自觉改造世界的思想。这是应该首先明确的，然后才谈得上它们之间的差别，即特殊性或个性。如果只谈它们之间的差别而忽视它们的共性，这种差别就会成为割裂，成为难以理解的虚构。

我们应该承认人类文化的共性一一自觉地改造世界的思想和“浅显”的最低标准道德，如果没有这个根本的共性，各种文化的互相学习和互相吸取将成为不可能。我们经常听到世界各种文化要融合，特别是中西文化要融合的主张，如果人类文化没有共性，这种融合也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21世纪的文化将在人类历史新阶段，亦即人类社会实践新阶段的基础上来建立，它更加离不开人类文化的根本共性。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同理，民族话语权的确立实践离不开本土文化的输出，如果单纯注意保持个性，忽略共性的交流与对话，最终的结果只是权力假象和自说白话。为了避免极端化的行为，在民族话语权确立之前就要预先确立起一个前提认识，即文化全球化的悖论性：不把文化全球化视为一体化和同质化，而是清楚看出其中既包含一体化趋势，也包含分裂化趋势的内在矛盾，借助跨国公司在生产营销中提出的方案一一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动，变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尖锐对立为平等对话。当然，应该看到，尽管全球化的过程充满着同一化力量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全球文化的重组和新变使不同文化在频繁的相互支持运动中此消彼长，但这也是全球价值形成的过程，如果全球价值的形成仅仅是某种单一文化的推广与覆盖，那恰恰是对全球化精神的背离。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达到民族文化认同和知识体系重建，正是民族话语权的题中之义。

对文化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中，既要高度警惕西方文化渗透中的不良因素，又要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潮头，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只有民族文化得到发展，才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特色，才能为人类文化作出贡献。

综上所述，文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文化全球化本身则是一种漫长的历史进程。因此，文化全球化不等同于“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权主义”是当今文化全球化中的一个突出的全球文化发展不平衡现象。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必然会提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等问题，任何民族只有积极融人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中创造自己民族文化的新特色，向世界奉献民族文化新特色，才能更好地维护民族话语权，才能共同构建全球文化新体系。

[参考文献]

[1]杨俊蕾，民族话语权的反思与重建[N]，杜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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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笫4卷[M]，北京：人民出版

文化语境论文篇6

关键词：全球化；语境；大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195-01

大众文化指的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旨在使大量普通民众获得感性愉悦，为一个社会或一定地区内大多数人所接受和欣赏的文化。大众文化以大量的信息、流行的样式、模式化的制作流程和娱乐的性质，满足大众的消费需要。

一、大众文化思潮的缘起

当下各行各业大都贴上“文化”的标签，例如“酒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厕所文化”、“园林文化”“课桌文化”“博客文化”……如此种种具体的物质与文化交合的背后是企业的商业目的。

邹广文、常晋芳对“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作了较为全面的界定：“当代大众文化是一种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民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简单地说，当代大众文化具有市场化、世俗化、平面化、形象化、游戏化、批量复制等特征。”

“大众文化”理论滋养的土壤是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伴随高科技生产而呈现纷繁的物质文化消费。工业化生产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即提供丰富的生活物质；而文化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高级需求，即精神提升和美的建构，亦即人类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发掘自身潜力、实现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二、大众文化思潮的全球化语境

“全球化”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领域概念，后来延伸到其他领域，在文化艺术界也成为热门话题。“全球化”在中国的热炒是建立在中国市场经济取得一定成效，物质文化取得较大发展的基础上。中国文化要在世界获得身份，而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面前又要奋起抵制和反抗。这是交融与抗争的文化较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大众文化思潮是一场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运动。它是建立在西方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进程，大众的自由意识、思想解放达到某种高度之后产生的。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刚刚起步，市场经济极不完善，物质生产并不如“大众文化”倡导者想象的那样丰富，人们的文化素养、思想意识尚待提高，在这个基础上来消费“标准文化”和“平面文化”只能造成文化更加落后的局面。当然，“全球化”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抗，而要认识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有助于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

在文化的范畴中，可以说艺术是其主要的表现形态。仲呈祥先生曾指出：“中国文艺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时期，往往孕育出某种领其时代文艺创作潮流之衔的文艺样式，如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十年浩劫后，又曾出现过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以《于无声处》为发端的话剧、以《班主任》打头阵的短篇小说、以《哥德巴赫猜想》为标志的报告文学，再往后，则依次兴起过中篇小说热、电影故事片热、长篇小说热；待到世纪之交，恐怕要算电视剧才是最为热门的艺术了。”电视剧也同样被“大众文化”倡导者作为最具大众文化特征的文化样式。他们消解电视剧作为艺术的品格，而认为其为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产物，对电视剧的观看仅仅是一种文化消费。

三、大众文化的积极作用

（一）它有利于消除落后意识，推动社会发展

大量的、广泛的、现代化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效能，可以引导和帮助人们消除封闭意识，增强市场意识；弱化传统意识，提升现代意识；克服保守意识，激扬开拓意识；摈弃农耕意识，树立现代工业文明意识和现代商品经济意识。只有在真正改变和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素质的情况下，加快实现现代化和走向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才能成为可能。

（二）它改变了旧有的文化格局，丰富了社会大众的文化生活

大众传媒制作传播的文化产品，注重知识传播，具有现实的娱乐与消遣特性，追求即时情感的轻松表达。大众文化的出现使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变成了多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从而扩大了文化的受众群落与传播空间，活跃了文化生活，实现了文化共享。

四、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

（一）大众文化传播中存在功利主义价值取向

受消费文化商业浪潮的冲击，一些传媒为了得到更多的经济收益，不顾一切去追求发行量或收视率，竭尽所能地迎合受众需求，吸引受众眼球。追求感官刺激的风气正是媒体对消费文化的一种迎合，消费文化拒绝崇高与理想，回避思考沉重而深刻的问题，着力于给受众带来愉悦、宣泄和刺激。但也给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带来了不良影响。

（二）大众文化的娱乐消遣特性，导致了大众在对大众文化的审美追求方面的迷茫与媚俗

营造一个虚拟氛围，使大众释放情感，获得，是大众文化的主要促销手段。消费文本的快乐或悲伤，深情或搞笑，迎合着脆弱而多愁善感的受众，淡化甚至消解了文化的认知功能和教育功能。充斥报端的逸闻趣事、火爆的贺岁影片、戏说的历史剧……大众文化产品迎合、满足、制造消费者角色虚幻的人生理想，使其在一种想象性、替代性满足中找到慰藉。

大众文化的这种娱乐消遣特性盲目扩张开来，就会导致某种程度的低俗化倾向。民众丧失了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力，成为媚俗的牺牲品。

五、结语

大众文化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一种不可抑止也不应抑止的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而大众文化自身又确实臧否互见、优劣并存，具有明显的矛盾性。尤其是大众文化以其强势媒体和广泛、快捷、大量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方式，对大众生活空间的强制性占有，对高雅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排斥，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文化霸权和精神控制力量，如不加以及时、合理、有力的调节与引导，很容易造成社会文化素养的低俗化，并在客观上破坏文化生态的平衡和诱使人们审美情趣的畸化。这是必须予以高度警惕和极大关注的。

对于大众文化，我们应当自觉地积极地扬长去短，转劣为优。其中，最核心和最关键的，就是必须坚持不懈地对大众文化施以人文关怀与人文提升，积极有效地赋予大众文化以尽可能多的精神价值、道德品位、文明素质与思想蕴涵，使大众文化在不断地汲取、扬弃与升华中走向完美与成熟。

参考文献：

[1]邹文广、常晋芳.当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J].新华文摘，2007年第2期.

文化语境论文篇7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关系的世界，他的思路历程是这样的：他首先关注的是文学作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及其相关论文中，他提出了复调理论，而这复调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庄谐体，进而他又思考文学环境，什么样的文学环境才可能产生出充满对话，即复调的文学作品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想到了一般意识形态环境，他认为只有在“狂欢”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复调，最后一步，他走到了社会经济环境这个源泉中来，他认为当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发生转型的时候，才能产生复调，才可能出现平等的对话。

也就是说狂欢化理论是巴赫金整个哲学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狂欢化理论实现了审美与世界观的统一，对于巴赫金来说具有深刻的世界观意义和乌托邦性质。他认为，狂欢节创造了人类的第二生活，其核心是狂欢世界感受，它可以召唤沉迷于日常生活和等级制度中的人们在关系中绽露开放、完整的人性。“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狂欢化感受”在巴赫金的体系中是层层递进的关系。这几个概念重点核心是狂欢式世界感受，他们的实质是文学对世界的参与性。文学在摆脱“我”的封闭性的过程中得到了狂欢化世界感受的启发和支撑，狂欢化文学是一种他人的、世界性的文学，狂欢化文学体裁的革命性意义就在于此。这是文学方面。谈到文化方面，民间文化是狂欢化理论的基础。巴赫金主要是通过研究拉伯雷的《巨人传》来展开他的狂欢化理论的。我们看到，民间文化中的狂欢节世界感受有四个特点：第一是人们之间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第二是插科打诨，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怪诞的手法，它揭示出人的潜在本能。第三是俯视，狂欢式重新建立了新的世界图景，这就使原本被分裂的东西重新恢复它们的整体性形象。第四是粗鄙，狂欢节创造的新形象的结果是突出了物质――肉体形象。可以说，狂欢节所隶属的民间文化是因为与官方文化相对立才具有了巴赫金所谓的颠覆意义。狂欢化的世界感受充满了巴赫金在他那个时代的乐观希望：旧世界正在消失，新世界首先以各种各样的物品形式充满希望地出现在人们眼前。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的核心是什么？是单纯的狂欢吗？显然不是。狂欢只是蕴藏精神的容器而已。是什么呢？是自由！最大的狂欢原则就是自由。狂欢节的笑的特点在于“与自由不可分离的、本质的联系”。在狂欢节广场上，“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这）给人以格外强烈的感受，它成为整个狂欢节感受的本质部分。人仿佛为了新型的、纯粹的人类关系而再生。暂时不再相互疏远。人回归到了自身，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人类关系的这种真正的人性，不只是想象或抽象思考的对象，而是为现实所实现，并在活生生的感性物质的接触中体验到的。乌托邦理想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在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中暂时融为一体”。怎么样来理解巴赫金追求的自由呢？从道德哲学起步的巴赫金一直关注着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人身上的分裂。人类从史前时期的生活走出来以后，就陷入了世界和心灵、艺术和生活、道德和理性的分裂，这些分裂的根源是人身上的肉体和精神的分裂。当肉体在遗忘中被打入纯粹生理满足的层面，人只有凭借外在于实有世界的自我感受即心灵来面对世界，并时时刻刻感到自己的异己性，世界在心灵之外――人是不自由的！因为渴望自由，所以巴赫金强调他人范畴，强调我与他人的对话，我与他人的同一，因为他人是外在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巴赫金说：“从我的忏悔内部得出的是对整个自己的否定，而在外部（作为他人的上帝）所得到的则是重生和友爱。”与他人真切的信任与友善才能带来肉体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和谐统一，自由的翅膀因此而生。然而这自由又是短暂的，乌托邦式的，是永远无法真正颠覆官方文化的。尽管如此，巴赫金仍然对它抱有信心，持着乌托邦式的希望。

让我们回到中国的大众文化。当中国的学者们使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的时候，他们是否忽略了这几个问题：巴赫金所推崇的以狂欢节为代表的民间文化是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吗？中国的大众文化是与官方文化相对立的吗？中国的大众文化有着巴赫金所追求的自由精神吗？

当历史语境已经发生明显变更的情况下，我们显然应该重新梳理巴赫金对我们的启示。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当代大众文化的普遍定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大众文化是伴随着大众传媒而产生的传播广泛的文化。在中国，大众文化起始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伴随着中国科技的进步，广播、电视、网络等等的繁荣而发展起来。它与巴赫金所指的民间文化，拉伯雷作品中的民间文化是截然不同的。“‘狂欢节’这个词将一系列地方性狂欢节结合为一个概念，它们起源不同，时期不同，但都具有民间节日游艺的某些普遍特点……各种不同的民间节日形式，在衰亡和蜕化的同时将自身的一系列因素如仪式、道具、形象、面具，转赋予了狂欢节。狂欢节实际上已经成为容纳那些不复独立存在的民间节日形式的贮藏器”。中国有狂欢节吗？有狂欢节精神吗？没有。拿中国人最注重的春节来说，人们比平时更加不可能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长幼尊卑，父父子子，官员与百姓，在这个节日里显得越发重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客套的礼节性寒暄是这个节日的主打歌。我们决不可能感受到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没有什么广场语言超越了实际功用的涵义，也没有非官方的世界统一性的意义。同时，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中国的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有交叉重叠的地方，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民间文化是被大众文化所同化的，民间文化一旦经由大众媒介传播开去，就丧失了原本具有的否定性因素，因为任何形式的节目都必须经过官方的审查机关的审查。强调娱乐的大众文化摒弃了原本与笑息息相关的严肃性。笑和严肃性是对立的。严肃性有着紧皱的眉毛、吓人的目光、拧起的皱纹等等。它们代表了恐惧或恐吓，表现出无可逃避、必须如此、绝对性、不容争议等等。严肃和危险、实际、不自信甚至自私在一起，它意味着稳定和停滞。而笑是逃过了危险，是消除了期待的重负的自由。但在巴赫金看来，真正的诙谐的笑又是不排除严肃的，它是双重性的，是对严肃性的净化和补充：“诙谐不让严肃性僵化，不让它与存在的未完成的完整性失去联系。它使这种双重性的完整性得以恢复。”我们不妨对比春晚上的笑，它是这样与巴赫金的所言的严肃性互为补充、和谐相处的吗？不是。春晚上的笑是僵硬的、模式化的，老旧的，说了上一句，我们就知道下一句抖的是什么包袱。倒是周星驰电影中的笑兴许还能让人感到有一些巴赫金所言的意味。他的笑中还有苦涩的反抗，然而就是那反抗也是虚弱的，更多形而上意义的。马尔库塞论述道：无论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它们实际上是一丘之貉，即都是一种集权主义。1960年，保守主义者丹尼尔・贝尔出版了他的社会学专著――《意识形态的终结》。这部著作在对50年代的美国进行了方方面面的考察之后认为：技术治国是历史的必然，大众社会的出现是进步的标志，工人阶级普遍满足于社会现状，而“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但是随着“富裕生活”的来临，极权主义的统治只不过是鸟枪换炮，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开始了对人们身心世界的全面管理与操纵。这种隐而不见的东西就是技术理性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么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如此，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中的民间反叛精神，自由精神，对官方世界的颠覆精神根本就无处可寻。中国的大众文化从来就不是站在和官方文化相对立的立场而出现的，相反，它常常向官方文化抛去谄媚的笑脸，渴望得到宠幸。如果一定要给中国的大众文化寻找一个对立面的话，那就只能是精英文化，而中国的精英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远离了大众文化，批判大众文化都还是个问题。

电视和广播中的新闻早就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和审查，删除了那些“不适合”的消息。大众毫无反抗地喝下了层层过滤过的“大众文化”纯净水。娱乐节目层出不穷，麻醉了现实界中辛劳工作了一天的人们，巴赫金原有的“笑”的意义在大众文化中被消解了。笑对于巴赫金来说是一种对个体的双重性的平衡：通过笑来修复我们内在的自我，以免在公共广场上遗失自我。而在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中，大众媒介只是隔离了人们，他们各自在自己的电视机，电脑前哈哈大笑，自我丧失了，获得的是暂时的灵魂的麻醉，意识流的停滞。笑消解了他们的斗志，杀死了他们的时间，使得他们好继续生活下去。

但是，仍然有使人陶醉的美感存在于大众文化中：悠扬的钢琴声，美轮美奂的歌词，黑白光影交错的画面……我们不妨用巴赫金深受其影响的尼采的“末世狂欢”来界说。同样是狂欢，尼采觉得在这无意义的苟延残喘的世界中，我们应该行动起来。他说：“一切诸最高价值正在丧失价值。”他将批判性、一种创新精神引入到非理性哲学中。这倒符合当代网络文化的特点。尽管“科学将使人和人的一切行为丧失精神性和崇高的意义感”，但是“人们宁愿把虚无缥缈当作目的，而不愿意毫无目的。”只是这种行动仍然只是发生在想象界而已。即使是阿多诺也隐约在晚年在大众文化的一些事例中看到了大众觉醒之后文化工业的骗局被识破的曙光。我们可以在BBS的灌水区看见讽刺当局的文章，从流行歌曲中听出其否定自身虚无性的声音，从电影中看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交锋，技术理性所代表的那个意识形态常常被无情地批判……如果我们只使用“狂欢”这个词来表达现在众声喧哗的局面或许可行，但是巴赫金寄予厚望的充满交流的自我和他人都达到自由的那个“狂欢”不能套用在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当中。

即便我们在巨大的文化工业中发现偶尔有自由民主身影闪现的“狂欢”，那也只是虚无的狂欢，早就潜藏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的乌托邦特性在此刻反应的更加明显。狂欢本身携带的热闹盲目起哄使得狂欢后，一切仍然尘归尘土归土，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曾经愤怒的青年终于是要被体制化，融入进文化工业的巨大机器声中，曾经撕声竭力唱出的歌终于被现实消解，人们在电影院里落的泪就遗失在座位的扶手上，站起身来，那些虚构的故事，虚无的反抗就如同白花一样呼啦啦落了一地，外面仍然是那个被太阳照耀的真实的世界。该顺从的仍然要顺从，该接受的不得不接受，阿多诺望穿秋水的“革命主体”早就烟消云散，分散天涯，在大众文化的虚假安慰中过了一天又一天。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唯一能借来使用的就仅仅是“狂欢”二字在中国字典里的意义，早已经失去背后所蕴藏的巨大能量。

参考文献：

1.白春仁，顾亚玲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I].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

2.曾军.接受的复调[I].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B].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梅兰.巴赫金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研究[I].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5.张杰编选.巴赫金集.[I].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文化语境论文篇8

关键词：文化工业　历史语境　启蒙理性

自1978年《哲学译丛》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翻译和介绍开始，法兰克福学派至今已经有30年了，而其中的大众文化批判则在进入90年代之后渐渐多起来。在对文化工业理论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之后发现，论文主要是以下几个研究方向：一、介绍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引入与发展：二、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综述和分析，这一部分的文章从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美学等不同角度对理论的内涵、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解读，并且一般在篇末会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一些评价；三、分析文化工业理论的生成语境；四、运用文化工业理论结合当前中国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涉及的领域包括文学、电视、电影、美学、音乐和新媒体等；五、对文化工业理论在国内出现的被误读的状况进行纠正和分析。

这些文章中与历史语境相关的较有代表性的是赵勇的《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生成语境》一文，指出构成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逻辑的前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模式，法西斯主义带给‘社会研究所’成员的痛苦记忆以及20世纪30-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局面”，并且强调是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之下，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呈现出强烈的批判色彩。这篇文章对笔者的思考很有指导意义，也有很多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也正是对这篇文章的阅读，发现作者写到美国大众文化时说：“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文化景象对于这群有着贵族文化背景且长期与高雅文化耳鬓厮磨的法兰克福人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而笔者在查找史料的时候发现德国魏玛时期也存在着大众文化形态，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太准确的。那么为什么阿多诺不批判这个时候德国出现的大众文化，而要在十多年后批判美国的大众文化呢?

法西斯的刺激

德国法西斯的出现可以说是魏玛时期大众文化与美国大众文化两个时间点之间对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人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德国出现法西斯之前，有3个重要的时间点：

1、战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并且初具帝国主义特征的国家。19世纪末，德国的工业化进入第三个高潮，国家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进人帝国主义阶段。

2、战后。一战后的德国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美国。战争的失败使德国内外交困，背负了沉重的赔偿负担。软弱的魏玛政府又无力改善这种混乱的局面。这些因素使国家的经济逐渐衰退。而1924年美国的“道威斯计划”使德国社会在美国模式的引导下逐渐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随着美元的大量流人，美国资本在德国工业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美国的生产方式，如标准化、合理化、规模化生产等也为德国企业所接受。随之发生改变的还有德国的社会结构、文化。

3、1929年经济危机。1929年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激化了德国国内的社会矛盾，魏玛政府，希特勒开始宣传他的法西斯主义政权。

回顾法西斯之前的德国我们可以发现，德国经历了经济技术高度发达的阶段，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美国生产方式的影响促成了魏玛时期的大众文化的繁荣，而面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候，德国却选择了法西斯的道路。

德国法西斯具有其特点，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民参与。在20世纪30-40年代，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卷入了纳粹的战争，导致了德国和人类文明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

“法西斯主义在任何国家内都没有在数量和质量上获得像在德国这样的群众基础：这种基础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这里那么广泛、那么活跃、那么狂热”，而且“没有任何一个法西斯制度在实行恐怖和灭绝方面达到德国这样的程度”。被失业、贫困以及强国梦想蒙住了双眼的德国人民对法西斯政权的拥护、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让德国这个过去以理性著称于世的国家变成一个疯狂、野蛮的人间地狱。

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理论家都有犹太血统。在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马丁・杰所写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道尔诺》一书中，将犹太血统作为阿多诺思想形成的五个力场中的一支进行了分析，认为他的犹太情感是“虽然微弱却很明显的”。法西斯政权之前的阿多诺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并没有很强烈的感情，甚至还在“短时间中并不认真地接受过他母亲的天主教”。但在他从纳粹德国流亡出来，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直到惨绝人寰的奥斯威辛大屠杀的发生，这些深深地刺激了阿多诺，唤醒了他的犹太情感。

一方面，现实的黑暗残酷让阿多诺非常痛苦，另一方面，犹太人的救世信仰召唤着阿多诺，面对德国民众集体追随法西斯主义，他又希望能够唤醒民众。他在1951年发表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对毁掉了的人生的思索》中这样写道：

在绝望面前，唯一可以尽责履行的哲学就是，站在教赎的立场上，按照它们自己将会呈现的那种样子去沉思一切事物。知识唯有通过救赎来照亮世界：除此之外的都是纯粹的技术与重建。必须形成这样的洞察力，置换或疏远这个世界，揭示出它的裂缝、它的扭曲和贫乏，就像它有朝一日将在救世主的祥光中所呈现出的那样。

这段回顾式的话语或许正是当时他的心情写照吧。

以上这些因素的合力，促成了研究所多年不懈追问的一个核心问题：启蒙突破了神学的束缚，带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等社会条件，为什么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却走向了理性的反面，而不是启蒙时预想的达成了人的全面发展。

罗斯福炉边谈话

1937年6月，阿多诺应霍克海默的邀请，在纽约作了短暂访问之后，于次年2月，正式来到二战爆发前夕的美国。

这个国家经过罗斯福两届连任的治理，从表面上来看已经恢复了经济危机之前的繁荣。但是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们仍然是神经过敏的，他们从电影、广播中逃避现实，寻求安慰。而其中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可以说是人们心目中大萧条时期阴霾天空下的一道阳光。在他任期的12年中，共发表了30次炉边谈话。涉及从国家事务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美国的经济复苏和政治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炉边谈话与希特勒运用广播的本质相同。而同样善于运用广播媒介的还有一个人――正在德国实行法西斯的希特勒。希特勒上台第三天，就在电台《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随后一直到二战时期，希特勒发表了大量富有煽动性的演讲，每逢纳粹集会，这些咆哮般的演讲就会通过电台播放出来。且不论罗斯福与希特勒讲话内容

的正义与否。仅从本质上来看，都包含了这样几个要素――主体：权力机构；客体：民众：介质：广播，并都希望传递的信息能够影响民众的相关认知。“在官方广播中，人们从公共生活那里形成的所有自发性都受到了控制，都受到了训练有素的监听者、视听领域的竞争者以及各种经过专家筛选的官方广播节目的影响。”阿多诺的这段论述表明揭开炉边谈话温暖的面纱之后，看到的是权力机构用技术的手段来实现对人的控制。

炉边谈话显示了媒介技术与人们日常生活的亲密度。以炉边谈话这样一个事件，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美国社会媒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美国学者指出：

在整个3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比新闻影片、画报、广播节目以及好莱坞电影更能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了，对于知识界及一般公众而言，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是无孔不入，无法回避的，不管电台播放些什么，不管电影公司放映些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晚上听无线电。每星期看两场电影，已养成习惯。甚至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日益取决于《生活》杂志和《时代的进展》节目中卢斯的观点；人们认为恰当的举止也要以电台或银幕明星为典范。除了这些明显现象外，传播工具还有更微妙的作用：利用无线电广播室的政府好像亲切地来到了每个家庭的炉火边。从而取得了人们对新政各项政策的支持。新闻纪录片的技巧和电影对白一下子闯进了文学领域，连小说家似乎都在不知不觉中承认，如果他的技艺不能适应大众文化新时尚，便无法生存下去。

这一时期，电影成了美国的重要工业之一。1939年。它的收入达7亿美元，相当于每户人家要付出25美元。收音机也得到了普及。在1930年至1932年之间，有400万家庭买了收音机；到1939年，80％的家庭都有一台收音机，平均每天要收听4小时。同时，电视也已经出现。1938年，电视机已经可以在百货公司买到。第二年，电视机的制造商已有十几家，以至于联邦通讯委员会开始插手，以便使设备标准化。

这些描述和数据告诉我们20世纪30年代末的美国大众文化随着媒介技术的高度发展进入了千家万户，进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阿多诺同样也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大众文化的普遍性和对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作用。

由于阿多诺是在对启蒙理性的追问基础上来思考文化工业的，所以他看待美国大众文化时总带着一种忧虑与批判的眼光。或者说这一时期的美国大众文化现象只是阿多诺的一个研究标本，他是带着对法西斯德国丧失理性的追问来研究美国大众文化的。而这种被视作一种意识形态控制方式的大众文化进入了全美人民的日常生活。便不能不让阿多诺担忧和焦虑。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法西斯政权唤醒了阿多诺的犹太意识，使研究所确定了他们要追问的核心问题，并在此问题的指导下展开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从中我得到下面两点结论：

1、文化工业批判是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延伸。

阿多诺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是在法西斯政权上台，流亡到美国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像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德国法西斯的政权促使研究所成员思考为什么启蒙的发展使启蒙倒退回了神话；为什么科学技术的发展却没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反而走向了人性的反面。这些思考引导研究所对启蒙理性进行批判。而将文化工业批判的对象大众文化进行抽象，也就是技术在权力的利用下对人的一些影响的讨论，因此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对启蒙理性的批判。

但是文化工业批判又并不等同于启蒙理性批判，因为它是对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标本进行分析。那么就必然有这个标本本身具有的特性。所以我认为文化工业批判是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延伸。因此我们也要认识到，阿多诺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其实都是根源于对德国法西斯的思考，而不仅仅是对美国社会的思考。

2、文化工业理论最终的目的是指向人的发展和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