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范文

文化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楚文化地域文化文化内涵

地域文化是在一定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下历史形成的具有个性特色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特色各异的地域文化圈，如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中原文化等等。中华文化就是由众多地域文化圈相互融合、相互依存所形成的一个大文化系统。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采用近代科学方法对地域文化开展研究也很早就已出现。如楚文化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引起学者的关注，但地域文化真正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还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与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五十年代，在长沙一地，就发现有楚墓200多座。

自1960年代到1970年代，在湖北江陵县有计划地开展了对楚国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在望山楚墓中出土了越王勾践剑、竹简、人骑骆驼铜灯等。尤其是对楚郢都纪南城和雨台山500余座楚墓的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在雨台山出土的器物有4200余件，著名的如虎座飞鸟、鸳鸯形漆豆、竹制天平衡杆、砝码等。江陵天星观一号是楚封君的大型墓葬，发掘的遗物有2400余种，对研究楚国的封君制度有重要的价值。对纪南城的发掘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城址的面积、建筑布局有了基本的了解，有宫殿区、制陶、冶铸作坊区等，并大致确定了其存废的年代。接着在湖北当阳、襄阳、宜城等地也发现了不少楚国墓葬和遗址，当阳赵家湖楚墓群发掘了自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晚期的中小型楚墓近300座，使人们对春秋楚墓的分期有了系统的认识。

特别是湖北随县擂鼓墩的战国曾侯乙墓及随枣地区近百座曾国墓葬的发掘、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发现的周代铜矿遗址，把对楚文化的考古推向高潮。仅曾侯乙墓就出土了15000余件青铜器、漆木器、金器、玉器等随葬品，仅青铜器的重量就有10余吨。其中有被誉为“世界奇迹之一”的青铜编钟等礼乐器，轰动了世界，改变了人们对先秦时期我国南方地域文化的传统观念。大冶铜绿山遗址从1973年起经过多次发掘，清理出采矿井巷近500条，出土了用于采掘、装载、照明、排水、提升的生产工具和多种器物，证明铜绿山遗址至晚在西周时已开始开采，而年代上限，很有可能一直上溯至商代晚期。使人们摸清了先秦时期铜矿开采和冶炼的情况，并推动了我国“矿冶考古”新型学科的成立。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使人们对楚文化的内涵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各个相关学科纷纷加入到楚文化的研究之中，各地先后成立了楚文化研究会，对楚文化的渊源、楚都的地望、楚墓的考古学特征、’楚国的物质文化成就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大量精美的丝织品，有绢、绨、纱、罗、绮、锦、绦、组等各种各样类型，反映了楚国丝织工艺在当时所达到的高度。在湖北潜江龙湾发掘了l号放鹰台宫殿遗址，被认为是楚章华台遗址，从而对楚国的大型宫殿建筑提供了实物资料。在湖北荆门挖掘的战国楚墓包山大冢，出土了大批竹简，为深入研究楚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通过几十年来所挖掘的数千座楚国墓葬和遗址，对楚文化的认识已由模糊趋于清晰，对楚文化的要素、特征已有系统的认识，考古学的成果为楚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楚文化研究的全面繁荣。

楚文化研究只是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缩影，可以说，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兴盛，都离不开考古学的成果。如蜀文化就是在新津宝墩、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后重新认识到它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

地域文化是区域的精神内核，这种深层次的思考催生了地域文化研究的热潮，并将地域文化的研究与现实问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由某一历史时段延伸到对一个地域从古至今的文化进行全方位系统的探索，力求形成区域的独特文化氛围，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增强热爱家乡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对其所在地的经济社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各地的地域文化研究在弘扬地域传统文化中积极一面的同时，也注意剖析本地区传统文化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相适应的一面，为建立健康创新的地域文化开辟道路。

地域文化也是一种凝聚力，它在塑造本地人文精神的同时，也是在塑造着本地区人的素质，从而对本地的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浙江温州地区资源贫瘠，但它能在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与当地的重商传统和注重功利的人文精神分不开，与温州人四海为家，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创立家业的地域文化精神分不开。挖掘本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提升区域的文化内涵，培养具有时代气息的新人，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各地地域文化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文化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01、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120-06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1][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 西方的没落[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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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劳承万. 审美的文化选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6]孙逊. 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N]. 光明日报，2005-9-13.

[7]刘士林. 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J]. 学术月刊，2005，（8）.

文化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听觉文化研究　音乐学　文化史　传媒学

[中图分类号]I01；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2－0154－05

从留声机、电话到有声电影、收录机、电视、随身听、家庭影院、多媒体电脑、手机、mp3多媒体播放器，20世纪的众多文化技术产物都与听觉密切相关；它们也不断重塑着我们的听觉习惯和文化经验。听觉文化研究，顾名思义，是在文化研究的意义上，针对听觉感知及听觉艺术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它考察人们生活在怎样的历史和现实的声音环境里，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去听，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关系。现代听觉与以往听觉的断裂，私人听觉空间与公共听觉空间的分割，和听觉文化的现代、后现代转型等文化现象，一方面同构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又具体而微地体现着历来被文化研究所忽略的一些关系和因素。文化研究者大多还没有像对视觉文化那样，对此予以足够的表述。近年来，国外人文社科界对“聋子”式的文化研究发出质疑，开始了继“视觉转向”之后的又一次“听觉转向”。2009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曾举办主题为“对倾听的思考：人文科学的听觉转向”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转向，并不是要让“耳朵”来发难“眼睛”的话语地位，而是要借听觉话语来反思“读图时代”所衍生的视觉话语泡沫，从而达成对感官文化的整体均衡思考。

大约十年前，视觉文化研究响起了“雷声”，随后见到了见仁见智的“雨点”。听觉文化研究目前在国内既谈不上“雷声”，也谈不上“雨点”。当务之急，是通过借鉴国外前沿研究，并展开本土研究实践，从而形成一套有效的本土表述话语。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和科际整合的性质。目前，听觉文化研究需要整合各个话语领域，围绕两个关键问题来展开话语建设。其一是对声音本体和意义的追问，生发出关于声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社会、人文意义，和如何被生产、再生产、流通、想象、传输、消费等一系列问题。其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如何解读声音?什么样的理论可以用作参考?研究模式如何?这两个问题内在地结合在一起，产生出大致三个话语整合的方向，分别与音乐学、文化史和传媒学相关。

一、听觉文化研究：对音乐学的整合

音乐作为人类最重要的听觉艺术形式，自然应该是听觉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听觉文化研究应该探讨包括音乐但比音乐更加广阔的听觉现象。它与那些以“音乐”冠名的学科如音乐史、音乐理论、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等最大的不同，是十分重视动态的社会历史关系和听觉科技进展对听觉艺术形态变迁所起的关键作用。为了说明听觉文化研究对音乐研究特别是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价值，有必要先对音乐诸学科和听觉文化这两种话语建构进行梳理。

首先需要梳理二者的知识谱系。音乐学是针对音乐的全面系统研究。它原本以研究西方音乐为主轴，现今已扩展到考察世界各地的音乐和相关问题，并走向多学科交叉，开始运用音乐理论、历史、音响学、哲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教育学、美学等多种知识话语。20世纪中期衍生的民族音乐学，进一步将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带人了对具体民族音乐现象的研究，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如何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可以说，音乐学科研究话语的日益多元化，显示出与更大范围的听觉文化研究实现整合的可能。但也必须看到，音乐学界对听觉的思考仍然离不开艺术层面，离不开以西方古典、先锋音乐为参照来求解音乐艺术的普遍性及民族音乐的特殊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听觉文化研究对音乐学的整合，主要是在话语上涵盖之，将音乐艺术作为听觉文化现象的一部分来对待，并从音乐以外的文化角度来配合解答音乐学话语所回答不了的音乐文化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美某些学者如身兼音乐家和学者双重背景的雷蒙德・默里・谢弗超越了音乐学、音乐史和音乐哲学的学科框架，在研究范式上将声音的“风景”(soundscape)纳入听觉文化的思考范围。在欧洲，法国学者阿塔里也较早从音乐专业以外的角度来解读音乐，其《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即在既有的音乐曲式、风格、流派话语框框之外讲述音乐随政治经济变迁的故事。

其次，从我国本土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不管是先前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还是后来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及晚近的中国“音乐人类学”，有关狭义听觉艺术的研究仍然局限在音乐学、音乐史学科体系里。而另一方面，国内的都市和流行文化研究虽然已经注意到音乐问题，却因为是音乐的“外行”而找不到有效的听觉表述话语，也没有意识到听觉文化研究的新方法，所以往往借用文化研究的一般话语来进行印象式、思潮式的评论。相比之下，目前海外学者已经开始从听觉文化的角度，对中国近百年来的音乐、都市文化的发展进行研究。例如美国汉学家安德鲁・琼斯运用听觉文化研究方法对民国时期上海留声机文化，“”时期样板戏，大陆、台湾摇滚文化进行分析。这样的研究，囊括了对百年前和当下的日常生活研究，并对物质技术和知识话语的历史变革予以关注。比如现代出版业和唱片、有声电影业传人中国后，对中国音乐形态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体现在音乐教材和中国的戏曲、说唱、民间音乐得到了大量的出版和录制发行。这就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现代中国的民族音乐理论及实践本来就是西学东渐社会历史文化之下的产物，中国近现代音乐的演进绝不仅仅是音乐的内部事务。唯有将音乐学研究和听觉文化研究整合起来，才能全面地说清音乐和听觉文化发展的规律。

已故的民族音乐学家黄翔鹏曾说：“我们对于人类听觉能力的认识，至今仍然知之甚少；如在艺术与科学的接壤之处，前来研究音乐听觉问题，恐怕就更将暴露出其间有关知识的贫弱了。”从听觉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个“接壤”，不仅意味着音乐艺术研究与听觉、媒体、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的整合，也是音乐艺术研究与人文历史、社会科学的整合。这样，才能够从听觉文化研究的话语纵深里来求解关于人类听觉能力的认识。

二、听觉文化研究：对文化史的整合

听觉文化史，简单地讲，就是从听觉角度来考察社会历史变迁。古代的人们通过演奏、吟咏、歌唱等手段来营造听觉共同体。尽管听觉手段和观念到现在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人类文化栖居的方式总要包括听觉形态。那美轮美奂的“大观园”不仅是个“观”的所在，里面也弥漫着听觉，“风月宝鉴”也是一面有声的魔镜。法国当代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的《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一书从听觉分析人手来还原文化史，给通常是“无声”的文化史研究添加了难得的“音轨”。

这种研究日常感官生活变迁的方法属于“新文化史”，也在听觉文化研究里得到青睐。

除了科尔班以外，近年来在西方也出现了一批针对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听觉文化史研究成果。理查德，库仑，托斯通过对北美殖民地早期声音记录的剖析，发现了清教意识形态对北美殖民地听觉的支配作用。卡林・比吉斯特威德研究了关于都市噪音的历史，展示了现代都市的阶级差距与声响环境差异的关系。另外有些学者则着重关注听觉感官的现代化问题，他们指出现代化不仅是科技、社会、理念的现代化，也是人类感官及其表征方式的现代化。艾米莉・汤普森描述了20世纪早期出现的“现代声音”技术产品是如何由现代社会意识所决定的。此前的现代性及其表征研究，总是在视觉观看、凝视、透视、图像技术里打转儿，无形中将现代性等同于“视觉现代性”。汤普森的听觉研究为关于现代性及其表征的文化研究打开了“听觉现代性”的维度。汤普森发现美国的声音景观在1900年到1933年问发生了剧烈的现代化转型。此过程开始于建筑声学，实现于声音与电磁波讯号转换技术的成熟。相应地，其《现代性的声音风景：美国1900－1933年的建筑声学及听觉文化》一书的叙事脉络就从世界上首个应用现代声学原理而建造的音乐厅――1900年波士顿交响音乐厅的落成讲起，结束于1932年底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的落成。从音乐厅到办公楼，从声学实验室到电影公司的音效问，清晰、直接和无混响的理想的人造声音被制造、流通和消费。乔纳森・斯特恩把技术史看作人类感官变迁的投射，因为声音技术变革的前提是人的社会主体性的变革。他在《可听见的过去：声音复制的文化源头》一书里谈到，电话的发明与听觉生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听觉生理学亦深陷于医学解剖学的错综文化史里。再如，早期留声机应用的重要动机是为了保存死者生前的声音或是保存消失的群体如印地安部落的声音。这与当时医学、标本学上的防腐技术革新是出于同样的文化动机，即资本主义在高速地走向未来的同时，想保存和展览“历史”。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产阶级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私有化”意识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乡间。窗帘、玻璃窗、家庭书橱、照片簿、室内的煤气灯乃至电灯、留声机，营造了私人的感官空间，将公共感官生活抵挡在私宅之外。回荡在乡镇上空的钟声，曾经是西方一代代人的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但他们的现代后人需要的却是私人的听觉空间不受钟声侵扰。私人听觉空间对公共听觉空间的胜利，不仅牵涉到现代听觉与以往听觉的断裂，还牵涉到视觉和听觉的断裂。雷蒙德-默里・谢弗抓住了玻璃“眼见为实”但“视而不见”的用途，指出光滑透明的玻璃平面将整体的感官环境空间切为窗子里的听觉环境和窗子外的视觉环境。在现代的都市化阶段，当玻璃早已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而成为工业社会的必需品后，听觉经验进入了“室内装潢”阶段。鲍德里亚就称玻璃为“模范材质”，因为玻璃以“最高度的方式”体现了“气氛”的“根本暧昧”：“既亲近又遥远”。透过窗户看到的外部图像与室内的声音完全脱节，就如同同样的电影图像可以配上不同的音轨。这样的私有化模式的现代感知状态是经由几个世纪的社会文化变迁才成形的。

19世纪末到如今的声音复制技术的发明，使得现代听觉经验与以往“断裂”。1876年，人类见证了第一次的电话交谈。两年后，爱迪生的电磁录音技术发明使得个体的声音可以超越有限的寿命而不朽。1899年，马科尼的无线电技术使人的声音得以跨越英吉利海峡进行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电磁波声讯技术提供了从天空到海底的广阔用武之地。到1930年，以美国声学学会的成立为标志，声学已经从建筑声学步入了电磁声学时代；麦克风、扩音器、广播、有线广播、有声电影等提供的电磁声音讯号也成为了重要的声音产品。后来又出现的电影音轨技术，是电磁声学的得力实验场和集大成者。影片里面的声音空间如同其视觉空间一样，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虚拟”的。就连的“实况’’音乐演出也不再是“实际状况”了。各种乐器之间的音量平衡，可以通过运用多个麦克风和在操控台上进行的混合调节来实现“优化”。1932年底纽约洛克菲勒中心无线电城音乐厅的开张，是对现代声音风景的礼赞，也标志着机器时代对声音进行控制的新高峰。

试想把19世纪欧洲乡村的钟声还原到当代，人们不会体察出其微妙且重要的文化意义。我们当代人的听觉感知，与科尔班书中所描述的情景已经大不相同了。马克思曾经用“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来总结现代资本主义的状况，尽管原话有其十分具体的语境和意图，但他对物质性历史的强调是毋庸置疑的。现代历史不是孕育于“时代精神”的空中楼阁中，而是人通过对物质世界的改造而写就，经由感知经验进入社会意识。科尔班和汤普森等人的研究，即从听觉的侧面，从现代化转型到后现代转型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察中强调了这一点。

三、听觉文化研究：对传媒学的整合

在现当代媒介中，声音媒介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且极其复杂。20世纪初期的文化研究先驱本雅明就已从听觉技术和听觉感知角度，对现代文化的轨迹做了表述和预言。在本雅明的论述中，技术复制问题不是视觉文化所独有的。人们往往忽略了其著名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里对于唱片、留声机的留意。加拿大当代媒体理论家巴里・楚拉克斯说，当磁带录音机在20世纪40年代末进入北美使用时，经常被叫做“声音镜子”。他说：“这面镜子，会在其表征中给现实加上主观‘色彩’且会框住现实。”当更现代的数字声音工具出现后，能让人更方便地对声音进行框取、切割、混合和分层。数字化的音乐传播方式已经把听者转化为听觉艺术家，具备了声音再表意的听觉“PS”能力。电脑的媒体编辑软件如iMovie和Windows MovieMaker、FinalCut Pro能满足声音文件的编辑需要，并且实现了文字、图像、声音的三位一体。

阿多诺在分析现代文化工业时，对听觉复制带来的认同感问题十分关注。他认为，在人互相隔绝的情况下，凭借机械复制的音乐的收听，制造出了虚拟的“我们感”和“相互陪伴下的孤独”，是对直接进入人群的媒体干预式的模拟，无论身边是否有真实的人群和声音“原件”。在电磁声音复制转换、扩放技术之下，我们已经被电磁波转换后的复制声音所包围。在加拿大学者雷蒙德・默里・谢弗的笔下，声音的机械复制造成了“声音分裂”(schizophonia)，即“在声音的源头和其电磁波声学复制之间的分裂”。模仿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关于艺术作品在机械复制时代会与其原有的“灵韵”分离的笔调，谢弗写道：“原初的声音是与发声的机制连在一起的。声音电磁波复制的声音变成了副本；它们可以在其他的时间和空间里被重新播放。”㈣这就造成了消费者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来消费其声音副本。“声音分裂”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界定了传播学意义上的社区空间。社区，传统上被联想为紧密联系的人群，现在延伸到辽远的互相不认识也没有接触的人之间，他们只是由于特定的听觉技术媒介才被联系到一起。阿多诺所描绘的凭借机械复制的音乐所营造的虚拟的“我们感”式和“相互陪伴下的孤

独”，进一步发展成为移动声讯时代个人空间的流动性和碎片化。孤独状态下的当代个体习惯于通过现代媒介来满足自足全知和相互依存两种心态的并存。那种“陪伴下的孤独”状态成为当下越来越多人的惬意的栖居的常态。这样的状态不仅局限于静止的室内，也经常是流动性的。汽车音响、手机、iPod等陪伴人们在流动的空间里穿行。麦克尔・布尔在对声音媒体文化中的个体行为的研究中指出，人们假装置身于喧嚣之外，让“音轨”与画面重新拼装，从而将环境审美化为“电影”式体验。于是，他们获得对环境的自主感和孤独中的“陪伴感”。他们自己订制的声音风景被“放置在两个耳朵之间”，重新组合了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多样性。

现代听觉媒介使得听觉空间和听觉“风景”流动了起来，也证明了麦克卢汉所预言的“重新部落时代”正成为现实。从媒体模式的角度，麦克卢汉把文明的演变划分为“部落时代”、“脱部落时代”和“重新部落(地球村)时代”；三个时代的传播方式依次偏向口语(倚重于听觉)传播、文字(倚重于视觉)传播和电子传播。他关于听觉空间与视觉空间的论述又糅合在了这三个时代中的两次转型：听觉空间向视觉空间的转换，以及听觉空间的回归。相对于文字时代单调的视觉主导空间来说，电子时代唤醒了耳朵的回归。没有听觉的加入，单靠视觉很难实现由电磁波造就的虚拟“现场”交流。这时候，交流似乎又回到了“面对面”的起点，人们似乎又重新返回了听觉空间的时代。以往的听觉社区受空间限制，需要共同的声音文化特征和地域传统(比如教堂的钟声、民歌民谣)、特定音乐、生产和生活环境的特定听觉标志。重新的部落化，就是延伸人的感官到远方，让以前不可能看到和听到对方的人们之间发生关联，是“人以群分”的新手段。通过现代媒介技术，不论视觉、听觉，时间、空间，都可以随着现代主体个人的心情和兴趣来进行装潢和调配。在这种条件下人们觉得自己的私有听觉空间受到侵犯时，并不通过如科尔班所说的前现代的集体争斗方式来解决，因为视觉、听觉、时间、空间的多重分裂，已经为人所习惯。由声音电磁波传输和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声音的原本和副本的分裂及玻璃等各种隔音技术的应用带来的视觉和听觉之间的断裂，从听觉文化的角度，为麦克卢汉“重新部落化”的“重新”做了注解。

文化研究范文第4篇

档案文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载体，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财富，对当代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文化体系的构建具有极大影响。我国当下的档案文化，是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记录，利于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忆和学习，增加自身的传统文化知识，增加自身的文化修养。本文主要就档案文化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历史地位展开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档案文化；传统文化；历史地位；研究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物质财富越来越丰盈，进而人们对于自身的发展提出严格要求。当代群众不断的参加各类的艺术培训活动，看不同的技能书籍、掌握不同的语言交流技能等等，来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依据于档案的形式，进行传统文化的学习，感受传统文化的知识魅力，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一、档案文化的意义

档案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其主要特点包括档案的主要理念、行为活动、物化的整合效果等等。档案把不同的环节进行整合的构建，进而产生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在这一文化体系中，我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档案文化可以充分体现我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的文化的传播和精神文明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档案文化可以展现我国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对于不同时期的文化和、民族风俗的有效展现，充分体现了我国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背景，和当时时期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具体来说，档案文化体系是社会文化的主要体现，对于促进不同时期的发展和文明进程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档案文化的传播，利于不同时期群众自身的良好发展，极大的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程，满足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目标[1]。

二、档案文化在传统历史文化的地位研究

1、奴隶和封建体系的地位展现

在传统的封建和奴隶社会环境下，其对于社会文化的主要体现，是在价值理念方面。当时社会发展形势下，档案文化的建立主要是基于当时的管理人员对于文化的关注程度，依据于当时管理者的社会位置，强制的进行档案文化的构建进行文化的传承活动。因此，在当下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对于不同形式的社会文化体系，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极大的阻碍，降低了档案文化在社会中的位置。传统形势中的档案文化，是在唐宋阶段渐渐离开管理者，脱离了档案文化单一性特性，规避档案文化专制现象的发生，被合理化的记载和传播。清朝时期，我国的档案文化对于社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包括促进了编辑史体系的形成，极大的促进了档案文化的发展[2]。

2、从近代到现代，单一价值向多样价值理念的过渡

档案文化，对于社会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近现代时期，其作为社会文明的重要载体，极大的促进了以往的文化发展，向现代化的过渡，从单一的文化价值理念，过渡到多元化的文化价值体现，促进了当时社会环境下新型的档案文化载体的形成，对当时的文化进行良好的记载。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国外的文化体系不断流入我国，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相应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当时并没有受到过大冲击，仅仅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了西方文化体系的优势，弥补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和发展弊端。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传播，我国的思想解放活动不断展开，当时的档案不断在社会广为流传，当时的管理人员也开始极为重视。这一时期，我国的档案文化处于高速的发展阶段，其在社会活动中不断的被管理者和百姓认可，形成了具有当时特色传统文化体系，对于档案的发展具重要推动作用[3]。

3、双元理念和当代的发展

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其是在整个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活动中，逐渐的积累而形成，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精神财富，极大的促进了当今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从传统文化的发展形势来看，我国的传统文化在改革初期，面临了极大的弊端[4]。其主要是对于当下文化体系和传统文化体系的发展矛盾，在当今社会不断变革和发展的形势下，面对传统文化和当下的矛盾，我国对于传统的文化进行了传承和创新，在吸取了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又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元素和内涵，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文化体系。例如我国的十七届会议的展开，确立了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作用，明确了双元理念的重要性，把当下文化体系和传统文化进行极大的融合，把档案文化载入我国文化战略的重要位置，增加了档案的多样性和管理灵活性。我国的档案运作人员，也继承了传统良好的管理理念，基于传统良好的管理体系下，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和发展，增加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元素。从运作形式上来看，我国当代的档案文化和以往的档案体系，更具人性化和智能化。丰富了档案的获取形式，增加了档案查阅的灵活性，极大的促进了不同时期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也逐渐走进教育教学活动中。传统文化走进教学活动中，是档案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也进一步展现了传统文化体系，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5]。

三、结论

档案文化和传统文化在其产生以来，对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价值的传承具有重要作用。尽管我国的档案文化和传统文化，在以往时期有过发展局限，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管理人员的重视，我国的传统文化传播至今，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满足当下人们群众对不同文化的需求，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程。

作者：包蕊 单位：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人才流动人事考试中心

参考文献

[1]陈莉萍,张琴.档案文化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历史地位[J].兰台世界,2015,20:15-16.

[2]张艳华,张伟夫.地名档案传承传统文化的方式和应用研究[J].中国地名,2015,05:9-12.

[3]李艳.谈谈档案文化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作用[J].黑龙江档案,2011,06:18.

[4]邓达宏.论档案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J].档案学通讯,2002,01:12-15.

文化研究范文第5篇

黄会林等

随着传媒产业的不断发展，影视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广泛。特别是对于6岁到18岁以下的在校未成年人而言，相对于家庭、学校教育和同伴影响，影视媒介以其特定的传播影响力对其价值观、人生观、暴力倾向等诸多方面起着特殊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于2006年5月在北京城区、近郊区、远郊区6个区县 （西城区、东城区、海淀区、朝阳区、通州区、延庆县）14所中小学，面向未成年人进行了立意抽样调查。有效回收问卷1335份，其中小学453份、初中453份、高中429份。所有数据录入计算机，并经SPSS10.0进行统计处理。以下为“影视文化对北京地区未成年人影响”调查报告的章节节选。

一、北京地区未成年人收视现状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电视是北京中小学生继书籍之后每天接触时间最长的媒介。中小学生每天接触不同媒介的时间由多到少依次为书籍、电视、上网、杂志、报纸和广播。北京地区未成年人平均每天接触电视的时间为62.99分钟。

区别于北京常住居民将娱乐视为最主要收视目的，获得信息是北京地区中小学生收视最主要的动机，获得娱乐是第二动机。

在认为哪些因素最能导致中小学生不看或不多看电视的选择中，“学校学习压力大，作业多”是制约未成年人看电视最主要（44.0%）的原因；其次为“家长制约不让看”（17.2%）。电视节目本身制作水平的优劣，是影响未成年人不看或少看电视的第三大因素。

“动画片”和“影视剧”高居北京地区未成年人最喜爱的电视节目类型前两位，其次依次为“游戏娱乐类节目”、“音乐类节目”和“体育竞赛”等。

二、北京地区未成年人眼中的电视节目

在课题组给出的九个不同维度的国内电视节目评价调查中，北京地区未成年人对电视节目平均印象分为3.20，各项指标无一达到良好水平（4分），总体在及格线上下徘徊。这表明，当前国内电视节目与未成年观众的需求已形成了极大错位。其中，北京地区未成年人对国内电视节目风格是否具有个性的评价得分最低（2.97分），处于不及格水平。

经过对选项的5分赋值，北京地区未成年人对当前国内儿童节目的总体评价为2.93分，低于及格水平。不同教育程度对国内儿童节目的评价差异显著，小学生对儿童节目的平均评价为3.57分，初中生为2.68分，高中生为2.52分。

关于儿童电视节目的类型偏好，喜欢“动画类”的最多（57.1%）。其次，喜好“益智类”（23.1%）与“竞技类”（23.0%）的未成年人在数量上难分伯仲。再次为 “从来不看”（14.5%）和喜好“谈话类”（1.4%）。

“日本”动画片是未成年人最喜爱的动画片，选答率高达66.5%。其后，依次为“中国大陆”12.7%、“欧美”8.7%、“都不喜欢”6.8%、“韩国”3.6%和中国“台湾”1.7%。

对电视新闻节目而言，北京地区未成年人最喜欢了解新闻的渠道是电视（53.4%）。其次依次为互联网（14.9%）、报纸（14.1%）、书籍（5.5%）、杂志（5.0%）、家长或老师（3.5%）和广播（3.1%）。

在电视新闻报道的内容是否真实的评判上，仅有14.5%的北京未成年人认为电视新闻“完全真实”，大部分未成年人认为电视新闻中含有虚假成分。

不同媒介比较中，电视（55%）亦是未成年人获得娱乐最主要的渠道，其后依次为互联网（23%）、杂志（9%）、书籍（8%）、报纸（3%）和广播（2%）。

在未成年人对影视明星最新动向态度的调查中，“比较关心”（43.2%）明星的最多。除“现在还没有”（16.4%）崇拜对象外、“影视明星”（14.0%）是继“科学家”（16.3%）之后，北京地区未成年人第二大选择最集中的崇拜对象。长大后，从事“演员、歌手或影视工作”（11.9%），也是继“白领职员”（13.6%）、“科技工作”（13.3%）之后，未成年人第三大最希望从事的理想职业。

在娱乐节目与现实关系的判定中，大多数（86.10%）未成年人认为娱乐节目与现实生活“无关”或存在一定差异，但也有少部分（13.80%）人认为娱乐节目与现实生活“基本等价，非常相关”。

作者简介： 黄会林，女，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北京文化创意研究中心主任。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整体规划

肖永亮郭 晶

一、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概念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一种产业集群现象，表现出独有的产业特征、经济特征、文化特征、艺术特征、技术特征、资源特征、市场特征和管理特征，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产业园、产业区和产业基地。

所谓产业集群，是指经营同一种产业的企业群体通过地域关联、功能关联或目标关联，形成在地理上的集中，它既包括同一类企业集聚，也包括其上下游产业链和相关支持行业的集聚。产业集群可以通过中小企业间彼此竞争、相互学习、模仿和产业相关联等效应，包括示范、推广和带动效应来提高产业效率和企业的经济效益。由于产业链的存在可以提高区域的专业化分工程度，降低从新产品开发、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销售流通等各个环节必须付出的交易成本。

产业园、产业区和产业基地在概念上有所区别。一般来说，产业园相对产业区更为完整封闭，有明确的管理主体，有清楚的地域边界，经过系统的规划，有一定的入园门槛，园内各种组织功能齐全，自成一体。产业区是依靠地域或经营特色自然形成的一片开放空间，地界模糊，管理松散，行政干预少，包容度大。产业基地是指针对某一单一产品和服务集中开发的空间，它不强调产业链的完整性，一般着重孵化功能。

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运作模式

埃森哲研究的业务模式认为，标准的业务模式实际包括三个部分：价值的来源（即客户）、提供的价值（即产品）、提供价值的方式（如何提供）。

在此基础上，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可以界定为五类定位模式：创作型文化创意园区、消费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复合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都市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原生态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创作型园区的特点是设计制作生产性的，具备研发、投资、孵化、制作、培训、交易等功能。通过传播输出文化创意产品，承接和提供服务项目来提升园区的价值。创作型一般是指产品的无形特征对产品的价值影响特别大、客户购买决策复杂。

消费型园区是指提供特色场所，通过展示、服务吸引消费群体参与消费。文化创意消费品一般是指消费者日常所大量重复购买、使用的产品和服务，具有较高的审美取向和娱乐功能。消费型园区是由客户的价值来源来决定提供价值的内容和方式。

复合型园区是创作型园区和消费型园区的混合，兼具二者的特性。

符合城市风格和迎合城市风情的都市主题的园区。价值的来源、提供的价值和提供价值的方式带有强烈的都市情调。

利用原生态的资源和环境，对某一地域实现计划性保护，根据当地特色进行文化继承和灵活创意而生产独特的产品，提供独一无二的服务。

三、园区规划方法

在园区规划过程中，要形成切实可行的规划方案，需要掌握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法，有效提高规划效率。

首先，要形成园区战略定位，必须进行战略分析和竞争性分析。战略分析和竞争性分析常用的方法为“SWOT分析法”，通过对园区进行SWOT分析，从而提炼出与园区建设相关的生态环境中，对我们战略制定和实施起实际作用的机会和威胁；同时，总结出园区建设在某一细分市场中的强势和弱势。无论强势、弱势、机会，还是威胁，都是确定园区战略定位的基础。

另外，在对园区建设所处的生态环境进行宏观环境分析时，还可以采用“PEST分析法”，这是一种宏观环境的指向性分析法，依据于国家对未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科技的相关宏观规划与发展远景目标为基础参照，寻求发展机会与市场空间的前瞻性分析方法。

通过上述科学方法的运用，可以找到园区的战略定位，形成可持续的发展规划。从而在基础上，找到园区适宜的运营策略以及文化内容等相关发展策略，形成园区独有的运作模式，从而顺利地在大环境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为文化产品的后续运营提供便利条件。

作者简介：肖永亮，男，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北京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副主任。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

张慧光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北京作为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有其特殊的地位，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充分发挥首都精神文明建设作用，对于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建设，成功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充分认清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建设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明确实现社会和谐，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可靠的政治保障，也需要有力的精神支撑、良好的文化条件。没有文化上的和谐，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社会的和谐就没有思想根基和文化源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要充分发挥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在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多处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明确要求，把和谐文化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明确强调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深入贯彻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建设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就要紧紧围绕这一“重要任务”，始终抓住这一“根本”要求，就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目标要求，以发展先进文化为引领，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着力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凝聚全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力量，发掘和弘扬民族的、世界的、先进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精神，形成文明和谐的思想道德生态环境，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作出精神文明建设的更大贡献。就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而言，还要按照中央关于成功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奥运会的要求，按照总书记关于北京的各项工作要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指示，紧紧围绕着“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重点要抓好“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切实打牢市民文明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引导市民养成文明和谐的行为方式,营造首都庄重和谐、开放包容、文明友善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从解决群众最关心、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入手，扎扎实实推进首都精神文明建设，为推进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营造一流的人文奥运环境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一是要坚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于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努力为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提供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二是要大力开展“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实施“五大文明行动”，努力为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营造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三是要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与和谐创建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到基层、落实到群众生活。

要发挥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优势，广泛动员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共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更有其特殊的地位和职责。要充分发挥这些特有的工作优势，努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营造一流奥运环境，凝聚力量，作出成绩。一是要始终坚持党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管精神文明建设的政治优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坚持党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领导，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成就的根本保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首都精神文明建设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思想观念，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总体要求，积极调整工作安排，细化工作措施，抓好工作落实，自觉为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作出更大贡献。二是进一步密切与驻京党政军机关的关系，充分发挥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独特的首都优势。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是领导和协调首都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专门机构，其人员组成既有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的领导，也有驻京部队的领导。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需要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参与，也需要驻京部队的支持和参与。首都精神文明建设要充分发挥这一独特的首都优势，积极争取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驻京部队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努力为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献计献策献力量。三是积极挖掘首都各界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潜力和作用，充分发挥首都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优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是一项群众性很强的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也需要群众的广泛参与、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首都精神文明建设要充分利用在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联系和组织的一些资源优势，把和谐创建活动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发挥和保护来自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首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智力优势，发挥社会学术团体的理论研究优势，最大限度地为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凝聚力量，凝聚智慧，形成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广大群众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作者简介：张慧光，女，首都精神文明办主任，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网络媒介与大众文化生活

杨春霞

回顾媒介发展的历史，每一种新的媒介的出现，改变的不仅仅是传播的空间和时间，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文化观念以及文化传递的方式。

中国网民的数量已经从1997年的62万人发展到2007年6月底的1.62亿人，位居世界第二。北京是中国互联网资源最为丰富的城市之一。无论是各种互联网产业，还是互联网行业的从业人员，以及网民在居民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北京都位居全国城乡之首。

对大部分的中国网民而言，互联网功能已经至少拓展到四个方面：信息渠道、沟通、娱乐和生活助手功能。反映互联网信息渠道的应用主要有网络新闻和搜索引擎，新兴工具有博客；起到沟通工具作用的网络应用主要有电子邮件和即时通信；发挥典型娱乐工具的网络应用有网络音乐、网络影视和网络游戏。能反映互联网生活帮手的应用主要有：网上求职、网上教育、网上购物、网上旅行预定、网上银行和网上炒股等。

过去，没有一家全国性的公司能够统一处理全国各地的机票，没有一家被行政区划限制的旅行社可以把从北京、上海、广州到三亚去的旅行者统一起来向酒店和航空公司下单，但在网络时代做到了。

过去，歌手和唱片公司靠唱片的销量挣钱，电影靠卖电影票挣钱，但网络却改变甚至颠覆了娱乐业传统的赢利模式。今天，对世界三大唱片商来说，人们从网上下载付费歌曲所带来的收入已经大于销售唱片的所得。而根据电影内容改编的游戏，根据电影音乐、内容制作的铃声、彩铃已成为这一老产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过去，无数的中小公司选择在繁华的街道上竖立巨幅广告牌来吸引市场的注意。而在网络时代，他们发现各大搜索引擎上的搜索排名与他们的业绩关联度更大，于是造就了一个巨大的网络搜索竞价排名市场。

网上理财 上网理财具有节省时间、操作简单、没有区域限制、理财产品种类多等优点。使得网上理财蔚然成风。从网络理财信息的渠道来源看，互联网以86.6％的比例高居榜首，而排在第二位的报纸、杂志仅为49.6％。

网上求职 是指网民通过网络寻找招聘信息和在专业招聘网站简历。根据调查，网民的求职信息来源85.1％来自互联网，而来自传统的报纸、杂志上的招聘信息则有52.6％。网民在网上搜索工作机会时，首先考虑的分类原则是行业，其次是职能、专业类别、招聘信息的日期等。这也是大部分招聘网站在分类工作机会时的分类原则。令人关注的是，有高达55.8％的人通过互联网找到过工作。

预定旅游 这里是指通过网络，定制自己旅行的交通工具、票务、起居饮食以及旅游路线的一种方式。包括：预定旅游路线，预定票务，预定酒店等。调查结果显示，出行全部依赖网上预定的网民占总数的7.4％，网上网下都有选择的占42.1％，有近半数（48.1％）的人只在网上查询，不在网上预定。网民在网上预定最多的是飞机票，高达65.2％，其次是酒店占57.5％，预定旅行团推出的旅游度假线路占30％。预定门票和餐饮的比例都在20％左右。

虚拟社区 如果将博客比喻成个人在网上的家，社区则是个人网上生活交流的小区。社区一体化趋势――网上社区与线下活动相结合成为未来网络社区演化的方向。社区一体化将网上难以变现的经济与社会价值通过网下兑现，完成了价值实现的过程。社区不断强化用户的交流体验，挖掘出淹没在信息背后的活生生的人并建立社会关系，建立趋于真实社会生活的网上生活社区空间。

居民小区网络社区化――真实社区基础上的虚拟社区具有更强的活力。居民同住在一个小区，产生高度的信任感。例如北京最有影响力的居民小区社区网“回龙观社区网”注册用户5万左右。这样的社区还很多，这种以大规模的真实社区为基础的网络社区往往具有更强的活性和粘性。

因为互联网的产生而增加了许多新的职业。还带动了新的企业文化。在传统产业中造就了一支准IT业从业人员，他们大多拥有高学历，其追求新知识、接受新思潮的主动性往往也会在职工中起到推进作用；拉近了政府、产业与社会的距离，近几年政府网、行业管理部门网、社会团体网等专业网越来越普及，信息能够及时准确地向社会传达，对参与决策、提高民主意识，大有好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产业的工作方式和经营理念。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社会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诸多负面效果的产生。首先是基本文化技能的危机。读和写是一种最基本的文化技能，然而在新媒体技术的冲击下，文字只是作为看的对象而存在着，失去了它应有的读和写的内涵与意义。不知不觉中出现了想起一个很熟悉的字却写不出来的现象。其次是语言词汇的乱用、滥用。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表现方式，脱离了语法规则的语言不仅会产生歧义、难以理解，而且还会像病毒病菌一样感染整个文化系统，破坏文化的正常发展。第三是网络传播还导致文化帝国主义问题。互联网上的语言之争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典型战场。经常上网的人总是会被网上海量英文信息弄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往往正是在人们的这种茫然中，英语文化的影响得以大行其道。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英语主导着因特网。网上的英文信息占整个信息的90％以上，而汉语信息尚不足1％。这显然不能反映丰富多彩和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

作者简介：杨春霞，女，北京语言大学外语学院助理研究员。

北京在汉语国际推广中的优势

李春雨

近年来“汉语热”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并与“汉语国际推广”一起成为备受关注的国际文化现象。在汉语国际推广中，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都市魅力的北京文化，占据着不可取代的独特地位。

一、北京是汉语国际推广的重要平台

2006至2007年，在北京开展了一系列与汉语国际推广直接相关的重要活动，使北京真正成为一扇窗口，主动地向世界敞开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2006年7月，汉语国际推广北京基地正式成立，并开通了全国最大的汉语学习和展现中国文化的网站（www.省略）；同年10月，北京又建成并正式启用了国家汉语国际推广教师培训基地；2007年3月 “世界汉学大会2007”在北京召开，会议的总主题为“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该次会议是在中国本土举行的最大规模、参与者最多、规格最高、收获最丰的汉学大会；同年4月孔子学院总部在北京揭牌成立，它是全球孔子学院的最高管理机构，北京成为孔子学院总部所在地，再次证明并巩固了北京在汉语国际推广中的核心地位。

二、北京高校云集，在海外孔子学院建设中作用巨大

至2007年5月底，在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55所孔子学院，现有的海外孔子学院80%以上都是由国内的教育机构合作承建的，而其中由北京的高校或教育机构承办的孔子学院占近40％。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一批师资力量雄厚的京城著名高校都参与了孔子学院的合作承建。优质的教育资源、良好的教育环境、过硬的教学水平，为北京的教育市场与高校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参与合作承建海外孔子学院，北京高校的教育文化功能在汉语国际推广中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

三、北京在推广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得天独厚

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不仅拥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还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历史文化古迹不胜枚举，长城、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圆明园、明十三陵、各式各样的胡同和四合院……这些名扬中外的文化遗产是中国浩瀚历史最佳的见证者与讲述者。此外，云集北京的那些中国饮食文化、戏曲文化和节日文化等多种突出反映中国人审美观念、精神气质与文化心理特征的传统文化，对外国人来说也充满了吸引力。如何发挥北京文化的辐射力，向世界展示古老而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汉语国际推广必须面对的课题。

四、北京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

北京文化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与时俱进的。北京的什刹海、三里屯、朝阳大山子798艺术区等地现在已经成为外国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在那里有着当代中国的前卫艺术和时尚，有着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当代中国不仅有茶馆，还有酒吧；不仅有二胡，还有吉他；不仅谦逊含蓄，而且自信开放……处于国际化大都市进程中的北京，以包容的姿态担当起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文化的重任，成为中国的“文化大使”。近年来，在北京成功举办了英国戏剧舞蹈节（2003）、首届国际新媒体艺术展（2004）、纪念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2005）、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展（2006）、美国艺术300年展览（2007）等活动，大大促进了中国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也体现出了北京文化为迈向国际化所做出的努力。

五、北京奥运是推广中国文化的难得契机

2008年夏第29届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自筹办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在几年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来进行文化的推广。例如举办了多届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全民健身周、中华56个民族迎奥运倒计时主题公园活动、奥运景观雕塑巡展、“奥运节拍”露天音乐会、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中国残疾人优秀书画作品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乃至海内外无数关心北京奥运的人们的踊跃参与。奥运既是北京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也是以北京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的大好时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北京已成为中国各族人民融合之地，因此今日的北京文化已不仅仅是汉文化，还应当将各民族的文化菁华兼收并蓄，向世界展示各民族文化和谐发展的中国文化。

文化研究范文第6篇

《语言与文化研究》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季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语言与文化研究》是一本汉语言文化研究的学术期刊，旨在促进汉语言文化的研究，提高汉语言文化的国际化水平和世界声望。其特点是对汉语及其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探讨，既注重学术理论研究，又关注实践问题，涵盖了多个学科门类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其内容涵盖多个领域：语言学：包括语音学、词汇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对比语言学、历史语言学、方言学等方面的研究；文学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国古代、现代文学作品的语言、思想、艺术风格等进行分析和探讨；历史研究：主要聚焦中国传统文化、民俗、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历史演变过程、文化内涵等问题； 哲学研究：主要是探讨汉语哲学的特点和内在逻辑，分析汉语中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 社会文化研究：主要涉及社会文化现象的语言表现、交际方式、文化习俗等问题，包括日常交际、商务谈判、外交谈判等多个领域； 语言教学：主要聚焦汉语教学的方法、策略、教材研究等方面的问题，探讨汉语教学中的问题和挑战。

总之，《语言与文化研究》是一本涵盖面广、学科交叉、探讨深入的学术期刊，旨在促进汉语言文化的研究和发展。

文化研究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文化心理学：文化产品；文化变迁；内容分析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文化心理学是过去近半个世纪、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心理学领域最为活跃和繁荣的学科之一。文化心理学的基本任务是探讨人类心理与行为在不同文化下的普遍性和特异性，其基本方法是对不同地域（跨文化）或时域（跨年代）下人们的心理与行为进行对比，以揭示不同时空下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异同，进而揭示文化与心理是如何相互构建的（Shweder，1995）。文化产品作为一种文化与心理的特殊产物，既可以表达文化又可以反映人们心理与行为特征，作为心理与行为研究的一种特殊研究对象，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本文旨在对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产品研究进行整理，以展示文化产品研究的概貌，揭示文化产品在研究人类文化和心理、行为方面的独特功能，为当下及未来中国心理学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2 文化与文化产品

关于什么是文化，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看法，单在文化心理学领域就有多种不同观点。例如，Adam和Markus（2004）认为文化不仅包括Triandis（1972）强调的主观文化（态度、信念和价值观），也包括物质表现，如文化环境本身的差异；Heine（2008）认为文化是指任何通过学习得到的思想、信念、技术、习惯、习俗，以及共享环境中的个体；等等。通过这些理解可以看出，虽然对不同的学者对文化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有两点基本得到一致的认可：（1）共享的态度、信念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成分之一；（2）文化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两种（Kroeber & Kluckhohn，1952）。无形的部分也称为“头脑内”的部分，它作为一种表征存在于个体头脑内，包括共享的价值观、信仰和社会关系等；而有形的部分又称为“头脑外”的部分，主要指文化的外部载体，包括文化产品、民俗、语言、规范和制度等。

在文化心理学中，文化产品主要是一种“有形的、共享的、公共的文化表征”（Morling &Lamoreaux，2008）。可见，文化产品是文化的一种外化，凡是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产品都可理解为文化产品，比如：政策、制度、广告、建筑、电视节目、报纸杂志、商品、人名地名、网络、艺术等。文化产品的这个特性意味着可以通过研究文化产品来揭示特定文化的特征。此外，作为个体或群体的心理与行为结果，文化产品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个体或群体在当时文化下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因此，通过文化产品也可以揭示特定文化下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特征。

文化产品研究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最早的实证研究见于消费研究领域。比如，White（1951）曾经通过分析广告的内容来探讨当时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和需求。在早期的近30年间文化产品研究发展缓慢，为数不多的文章主要是在围绕文化产品的功能及其相关理论进行描述或思辨性探讨（Anastasi，1950；Curti，1967；Fowles & Fowles，1976；White，1959）。80年代后，涉及文化产品的实证研究日益多见，发表的文章数量呈加速递增趋势（见图1（a）），涉及包括文化心理学在内的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比如：社会学（Aizenstadt &Cavaglion，2005；Bockelman，2011）、市场学（Jin，2010；Nijssen & Douglas，2011）、传媒学（Hettich，2008；Percival，2011）、文学艺术（Masuda，Gonzalez，Kwan，& Nisbett，2008）、教育（Levy，2008；Xu，2006）、法律（Kawashima，2010；Ministry of，2010）、历史（Kapteijns，2009）、政治（Cathcart，2010；Robb，2010）、宗教（Foley，2005）等等。研究涉及的文化产品形式也日益丰富，包括各种文本（如书籍、杂志、报纸、笔记、演说词等）、广告（如电视广告和印刷广告）、影视节目、艺术作品（如油画、摄影、图片等）、歌曲、网络等（见图1（b））。

3 文化心理学中文化产品研究的历史与方法

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产品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研究主要以广告为研究对象。比如，有研究通过分析美国和日本的杂志、电视广告，发现日本的广告中包含更多情感诉求的内容，更强调物质主义和地位等级观念，而美国的广告中更清楚直接地体现了产品本身的特点与功能，信息量更大，包含更多理性诉求的内容，更强调独特性和个体控制（Belk & Bryce，1986；Hong，Muderrisoglu，& Zinkhan，1987；Mueller，1987）。90年代之后，文化心理学中文化产品研究开始大量出现，涉及的产品形式也日益多样化，除了早期的广告外，还有：报纸杂志（Morris & Peng，1994）、图片（Kim & Markus，1999）、电视评论（Markus，Uchida，Omoregie，Townsend & Kitayama，2006）、自然环境（Miyamoto，Nisbett，& Masuda，2006）、宗教经文（Tsai，Miao，& Seppala，2007）、人名（Twenge，Abebe，& Campbell，2010）、博客（Dodds &Danforth，2010）和歌词（DeWall，Pond，Campbell，&Twenge，2011）等。

可见，在文化心理学中，文化产品研究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发展于上世纪90年代。近年来，相关研究数量快速增加，正成为文化心理学中一道独特风景。

在文化心理学中，对文化产品进行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的对象既可以是言语资料，又可以是非言语资料；既可以是资料的内容，又可以是资料的形式、风格或功能等。在实证研究中，对文化产品进行分析，一项基本的工作是要对文化产品进行有效的量化。量化后，研究者才能对文化产品作进一步的分析。对文化产品进行量化，关键是建立编码系统，或建立符合研究目的的编码类别或维度。目前，文化产品研究中确立编码系统的方式主要有3种：（1）完全使用已有的编码系统。比如，在一项以美国和台湾畅销儿童书中的图片为对象的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就运用前人使用过的面孔动作编码系统（Ekman & Friesen，1977）对图片中的面孔进行编码（Tsai，Louie，Chen，& Uchida，2007）。（2）对原有的编码系统加以整合补充后再使用。如Imada（2012）在分析美国和日本小学教科书中的故事时整合了Schwartz（1992）的价值观分类方法和Kilby（1993）的综合价值观分类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最终确定了一个包含26种个体主义和24种集体主义文化特质的编码系统。（3）根据研究目的设计新的编码系统。比如，一项研究中，研究为了比较日本和美国的运动员评论，先提出了18个可能的类别，再根据研究的目的反复筛选后得到7种主要的类别，并由此设计了一套关于个体解释模式的编码系统（Markus et a1.，2006）。

早期对文化产品的编码和分析主要依靠手工完成。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许多内容分析的编码系统日渐程序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采用现成的计算机软件进行自动化编码。目前，在诸多多编码软件，影响最大的是General Inquirer软件。该软件使用事先设定好的词典对文本进行识别和分类，目前已有包括英语在内的多个语言版本，在行为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Dunphy，Stone，& Smith，1965）。在新近的一项研究中，DeWall等人（2011）在对1980～2007年美国流行歌曲的歌词进行分析时运用了LIWC（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软件。该研究中，作者运用该软件对美国几十年来流行歌曲歌词中的单词进行识别和分类，进而分析了多个维度的词汇（如：个体-集体主义词；积极-消极情绪词）在歌词中出现频率的变化趋势。

用内容分析法对文化产品进行研究，研究质量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文化产品的选择是否恰当。也就是说，所选取的文化产品要能有效地反映研究对象的信息。比如，通过大众传媒或民间故事来研究文化所传承的价值，通过统觉测验的故事来揭示无意识动机（Combs，1947），通过不同时代的人名、歌曲、广告或文学作品来研究个人主义倾向的变化趋势等。具体选取哪种文化产品进行研究需要经过仔细权衡，在分析资料前需要明确不同类型文化产品的优缺点。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根据具体研究目选取多种文化产品，以增强结果的说服力。第二，编码系统的确立是否合理。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则：首先，确立编码系统要以研究目的为基础。如果要通过歌词来研究幸福感的文化变迁，幸福程度就应该设计成编码的一大维度；如果要同时研究多种文化和心理现象，就应该确立多维度的编码系统。其次，编码的类别要清晰。文化产品的一项内容不能同时归入两个类别中，任何内容归人某一类别时不能影响其他类别的归纳。第三，评定的结果是否可靠。结果的可靠意味着较高的信度，文化产品研究中最关心的信度是编码者之间的一致性，一般可接受的水平是0.80以上（郑全全，2010）。为确保编码可靠性，一般编码前需要对编码者进行严格的培训，使编码者对所涉领域要有必要的了解，对编码的维度有准确的理解，尽可能从源头上确保内容分析的可靠性。此外，在制定评定问卷或量表时，要尽可能使差异最大化，尽量使用多级评分而非二级（有，无）评分，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从文化产品中提取信息，也可以使研究结果适用于更多的统计分析方法。

4 文化心理学中文化产品研究的内容

文化产品既可以研究文化问（between-culture）或跨文化（cross-culture）的差异，又可以研究文化内（within-culture）的差异；既可以用来研究文化本身的特征，又可以用来研究人们的心理特点。据此，下面我们对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产品研究分门别类加以介绍。

4.1 文化间研究

4.1.1 文化产品所反映的文化差异

在文化心理学中，标志文化或文化差异的维度主要有：Hofstede（1988）提出的权力距离（power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一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男子-女子气（masculine-feminality）和长期。短期取向（long Vs.short term orientation）；Triandis（1989）提出的文化复杂性（cultural complexity）和紧-松文化（tightness—looseness）维度等。

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文化产品几乎可以揭示东、西方文化在所有这些维度上的差异，其中涉及个人主义一集体主义维度研究最多。比如：Han和Shavitt（1994）通过对美国和韩国畅销杂志的广告进行分析比较，发现美国广告中有更多关于独立、享乐、自立和自我增强等个人主义文化特征的诉求，而韩国广告中则有更多关于家庭和组织完整性、群体目标和人际关系等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的诉求；Kim和Markus（1999）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和韩国杂志广告中的主题内容进行了分析，发现美国广告的主题强调独特性，而韩国的广告主题强调一致性，不仅体现了两种文化在个人主义一集体主义维度上的差异，还体现了在紧-松度上的差异；Ha（1998）比较了美国和香港的杂志广告内容，发现美国的广告更多地强调个人需求等个人主义文化的特征，而香港的广告中则更多情调家庭需求、社会支持和人际和睦等集体主义文化特征。这些研究表明，东方文化下的文化产品带有集体主义的特征，西方文化下的文化产品带有个人主义的特征。

在权力距离维度上，Pfeil，Zaphiris和Ang（2006）分析了不同国家版本的“维基百科”网页改动情况。维基百科本是一个互动的网络知识系统。所有浏览者都可以对其进行增减和修改，但是研究者发现东亚国家对已经编辑好的维基词条内容删除和改动较少，说明东方文化下个体比较尊崇权威，有较高的权力距离。在不确定性规避这一维度上，Ramaprasad和Hasegawa（1992）比较了日本和美国电视广告中的创新性策略，发现美国广告中使用了更夸张的策略，而日本使用了更保守的策略，说明日本人更偏好确定性。

在男子一女子气维度上，Singh和Baack（2004）比较了墨西哥与美国的网页内容，发现墨西哥网页中显示出更高水平的男子气，体现了墨西哥与美国相比更具刚性的文化特点。

在长期一短期的时间导向维度上，有研究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电视广告，结果发现中国的广告内容与传统性有显著的正相关，而美国的广告内容与传统性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中国人更珍惜过去、尊重传统手工艺，体现了短期时间取向的特点，而美国人更关注将来，购买意向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小，体现了长期时间取向的文化特点（Cheng & Schweitzer，1996）。Ji和McNeal（2001）则同时对Hofstede（1983）的四个维度进行了跨文化的比较。他们分析了美国和中国几个重要电视频道中的儿童广告片，结果发现：中国儿童广告中成年人作代言人或配音的比例更高，表明中国人从小就接受权威，有更高的权力距离感；中国广告片中包含的信息量比美国更大，这种对大量信息的需求表明中国人对不确定性的规避和模棱两可的信息的抗拒；中国的儿童广告中更强调产品的流行性，美国的广告中更关注产品的独特性，对愉悦度和冒险性的诉求更高，分别体现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特征；中国的儿童广告中使用男性作为模特、代言人或配音的比例显著高于美国，中国儿童广告中体现出更高的男性化特点。

除了上述基本维度，文化产品也可以反映文化所包含的核心价值信念等。迄今为止，文化产品研究已涉及了多种价值观和信念。比如，Cheng和Schweitzer（1996）对1105个中国和美国的电视广告内容进行了分析，同时考察了多种价值观：美国的广告中有更多享乐的内容，强调兴奋与享受，而中国的广告中享乐的内容较少，体现了中美文化在享乐主义价值观上的差异；美国广告中有很多关于经济节约的诉求，而中国广告中有很多关于高档华贵的诉求，揭示了中美文化在经济观上的差异；美国广告更多地强调产品的竞争力和有效性，而中国广告中较少与其他产品进行比较，更注重传统性和价值，表明两种文化下质量观上的差异；另外，中国广告中明显地体现了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与忠诚，而美国广告中很少见，表现了两者在爱国主义价值观上的差异。Rothbaum和Tsang（1998）对中、美爱情歌曲的歌词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在爱情中更注重外部条件，对爱情的结果预测更悲观，揭示了中、美爱情观的差异。Moon和Chan（2003）比较了803个香港和韩国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发现与韩国相比，香港广告中有更多对经济实惠的诉求，体现了不同地区人们经济观的差异。An（2007）对地位观和面子观进行研究，分析了六个国家品牌网站中的253个网络广告，发现名人模特的使用与文化倾向有很大的联系，东方文化的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更多地在广告视觉中出现名人模特，且主要目的是将其作为宣传亮点来吸引顾客，而西方文化的国家（美国、英国和德国）很少在网络广告中使用名人模特，只是将其作为一个代言人来阐述产品的功能，表明东方文化更尊崇地位和面子。

4.1.2 文化产品所反映的心理与行为差异

文化产品不仅可以反映文化本身的差异，还可以揭示不同文化下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差异。综合已有文献，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社会认知和情绪情感方面。其中，社会认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研究：归因风格和说服方式的文化差异。在归因风格上，Morris和Peng（1994）比较了英语和中文的美国报纸中关于谋杀的文章，发现英文报道中更多地将大屠杀等谋杀行为归咎于谋杀者个人的特质，而中文报道中更多地将其归因于环境的压力；Lee，Hallahan和Herzog（1996）比较了美国和香港英文报纸中的运动报道和社论，也发现在解释现实生活事件时，西方人更倾向于个人归因，而中国人更倾向于情境归因，体现了东西方文化下人们归因模式的差异。在说服方式上，有研究比较了美国、法国和台湾的电视广告，发现美国广告中更多使用方便实用等强有力的证据线索，而法国和台湾呼吁时经常提供阈下激活的信息，如重复、符号形象或情绪线索，表明文化会影响说服方式（Zandpour，Chang，& Catalano，1992）；也有研究比较了美国和韩国的服务广告，发现与韩国相比，美国广告中的理性呼吁更多，也表明美国人更多地采用中心途径（关注论据）来说服消费者，体现了文化对说服方式的影响（Bang，Raymond，Taylor，& Moon，2005）。

在情绪情感方面，Tsai等人（2007）通过分析基督教和佛教的经典经文，对欧美人与中国香港人不同的理想情绪进行了对比，发现欧美人更多地拥有且认为高唤醒的情绪状态（如兴奋）是理想的，而更少地认为低唤醒的情绪状态（如平静）是好的；Tsai等人（2007）在另一项研究中比较了美国和台湾畅销儿童书，发现与台湾相比，美国的畅销书中有多的高唤醒表情图片。这些都表明美国人喜欢且拥有更多高唤醒的情绪状态。

也有研究者运用文化产品来揭示不同亚文化下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差异。比如，Kelly（1999）通过研究美国的地名与商业用名，发现美国南部地区比北部更多地使用暴力名称：Brumbaugh（2002）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主文化成员（美国白人）和亚文化成员（美国黑人）在面对主文化和亚文化冲击时的不同反应倾向和态度；Snibbe和Markus（2005）比较了美国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或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亚群体对歌曲类型的偏好差异，发现地位低的人一般只喜欢听乡村音乐，而地位高的人更喜欢听除了乡村音乐以外的其它所有音乐；并且，他们根据音乐类型与自主性的对应关系还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自主性更高。

由此看来，文化产品在跨文化研究中已有许多应用，几乎所有的文化特征和价值都可以通过文化产品来研究。曾有研究者对文化产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差异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文化产品揭示的文化差异要大于行为研究所揭示的，表明文化产品对文化差异更为敏感，在揭示文化差异上更有优势（Morling & Lamoreaux，2008）。

4.2 文化内研究

文化产品在揭示文化内的差异方面也显示了独特作用。对不同时代的文化产品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发现文化本身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还可以揭示不同时代人们心理的许多特点和差异。比如，Belk和Bryce（1986）分析了二战后日本的印刷广告，发现战后初期广告中体现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较少，60年代后迅速增长，80年代由于日本国内批判物质主义取向的出现又明显减少；新近，Twenge等人（2010）分析了出生于美国1880-2007年间的3亿2千5百个婴儿的名字，发现随着年代的变迁，父母越来越倾向于给孩子取独特的名字，表明美国文化中个体主义和追求独特性的倾向日益明显。这些研究都显示了文化产品在揭示文化变迁中的作用。

文化产品研究不仅可以揭示文化本身的变迁过程，还可以揭示不同时代下人们心理与行为的特点。Dukes等人（2003）对1958—1998年最流行的100首歌曲进行内容分析，通过统计歌词中涉及爱、性、伤害、自私等主题的词汇频率来研究人们心理上的变化，发现在这30年中，爱的词汇越来越少，而性和自私的词汇越来越多。Cohen（2003）统计了19-20世纪韦伯字典和圣经的历次版本中“丢脸”（shame）的比例，发现该词汇在美国文化中逐渐减少的趋势，意味着人们的自我评价越来越背离传统，个人主义日益盛行，人们有了更大的自由来设定自己的道德标准，同时也更不愿意通过环境或他人的观点来评断自己的行为。新近，Dodds和Danforth（2010）对4种类型的文本（歌词、歌名、博客、总统咨文）进行了内容分析，探讨了过去30多年来美国人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并发现幸福感最高的几个时期分别是肯尼迪、艾森豪威尔和里根担任总统的时期。

此外，还有研究通过文化产品探讨某一小群体的心理变化过程。如Petrie，Pennebaker和Sivertsen（2008）从感彩、认知过程、社会过程和时间导向4个维度分析了“甲壳虫”乐队在不同时期的音乐风格和心理状态，发现乐队早期的音乐风格以体现积极情绪为主，且主要关注未来，从1965年开始逐渐减少了积极的音乐风格，替之以忧郁和心理疏远的曲调，歌词中更多地回忆往昔、关注他人。

相对而言，文化内的文化产品研究还较少，但这些研究所揭示的文化和心理变迁与以往采用其他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文化产品也是研究文化变迁及其效应的有效方法。

5 评价与启示

5.1 优势与不足

文化心理学研究需要同时关注“头脑内”和“头脑外”的部分。和文化心理学中常用的自我报告、行为研究等主流方法相比，文化产品研究具有许多独特的优势：（1）可以克服主流方法的许多不足。文化心理学的主流研究方法是通过比较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对某问卷或某创设情景下的反应来推测心理与行为的文化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如自我报告、实验室室实验、行为观察等。虽然这些方法被普遍使用，但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自我报告的问卷测量会受到群体参照效应（Heine，Lehman，Peng，& Greenholtz，2002）、作答风格（Schimmack，Oishi，& Diener，2005）、测量对等性（Chen，2007；Chen & West，2008）等诸多无关因素的干扰；而实验情境下的方法也常常为生态效度问题所困扰（Lee et a1.，1996）。相比较而言，文化产品研究不用自我报告，研究对象都是自然情境下的产物，有时更为准确、客观、更具生态效度。（2）有时比主流方法更敏感。已有元分析结果显示，在揭示文化差异方面，文化产品研究比自我报告法具有更大的效应量（effect size），更能显示文化差异（Morling & Lamoreaux，2008）。（3）运用文化产品能研究某些主流方法无法触及的盲区。比如。若要考察一个世纪来个人主义倾向的变化趋势，对于100年前的个人主义，显然无法运用主流的方法对100年前的个体进行测量；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化产品来研究，比如可以研究当时的歌曲、人名等。

文化产品研究本身也具有一些局限性：（1）文化产品是自然情景下的产物，研究者无法按照研究目的对文化产品进行任何形式的处理，无法进行实验研究，因而得出的结论都是相关性的而不是因果关系；（2）文化产品所能揭示的是已存在于产品之中的文化和心理特征，而研究需要考察的特征未必能从文化产品中体现出来，比如：认知调控；（3）由于文化产品是在自然情境下产生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所要研究的文化和心理特征，如果代表性程度本身就不高，则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就会降低；（4）文化产品反应的是时代效应，往往代表群体特征，不能反应个体心理，因而难以揭示细致深入的关系，比如个体差异对文化效应的调节作用。

鉴于文化产品研究存在的不足，许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同时对行为和文化产品进行研究，比如，Markus等人把自我报告与编码的杂志广告（Kim& Markus，1999）、电视运动评论（Markus et a1.，2006）或流行音乐歌词（Snibbe & Markus，2005）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也有研究把行为实验与儿童书（Tsai，Louie，et a1.，2007）、经文（Tsai，Miao，et a1.，2007）、自然环境（Miyamoto et a1.，2006）或艺术（Masuda et a1.，2008）等文化产品结合起来研究。我们还可以运用多种文化产品来研究同一问题，看获得的结果是否在其他文化产品上得到复制，以提高结果的可靠性。比如，东西方在个人主义一集体主义维度上的差异就得到了很多不同文化产品研究的重复验证，因此结果应该是非常可信的。如果有不一致的结果，还需要考虑的一点是，研究的结果是否受到了文化产品本身的特征的影响或调节。比如：运用音乐进行研究时，研究结果就可能随音乐类型的不同而不同（DeWall et a1.，2011；Dukes et a1.，2003；Herd，2005）。

5.2 总结与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产品研究可以揭示丰富的文化差异，内容包括几乎所有的文化维度和文化价值和信念：既可以反映跨文化、亚文化间的差异，又可以反映文化内不同时代的差异或时代变迁效应，甚至可以揭示个体或群体在不同时期的差异；同时，也可以研究许多心理特征在文化间、文化内甚至个体或群体内的差异。文化产品研究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它具有主流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不具备的一些优势，而且更为客观、敏感。有理由相信，文化产品研究在心理学中的运用将会越来越多。

本文所揭示的文化产品研究的独特功能对中国的心理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心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文化产品研究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有助于中国的心理学研究。

首先，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对人们心理的影响的研究。近半个世纪来，尤其改革开放30年多年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研究不同时期文化产品，既可以较为客观地显示近几十年来中国文化变迁的历程（比如：对传统文化与价值的传承、对西方文化与价值的接纳），又可以揭示这些巨变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比如理解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和人们心理的影响；同时还可以帮助把握当代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及其变化规律。从而制定合理的政策以促进人民幸福与社会和谐。

其次，促进民族心理的研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亚文化，每个名族的人民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心理特征。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不同民族人民心理和行为进行研究，揭示其共同点和不同点，将有助于促进不同民族间人民的相互了解、理解和支持，帮助国家制定合理的名族政策，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最终达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文化研究范文第8篇

不过，这回旷新年似乎有点过分了。他阅读一位大学生所写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吊带衫》，而戏仿此文，敷衍了一篇把文化研究“恶毒攻击”为吊带衫的文章。这不免让人误会他是向这个学生发难。杂文笔法擅长借题发挥，擅长击鼓骂曹，有时也难免伤及无辜。即便伟大如鲁迅的杂文，也颇有“不讲道理”之处，以至于到现在还被很多人抓住不放，更何况旷新年辈。旷新年这篇文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阅读，第一个角度是结合《视界》第七辑的几篇大学生的论文一起考虑，第二个角度是从文化研究的一种趋向和陷阱来看。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从前者来看，旷文问题颇多，从后者来看，旷文的棒喝并非无益。

结合大学生论文来考虑问题，并不是要说明旷新年故意和大学生纠缠不清，而是要考虑当下的文化研究的具体状况。那些大学生的论文，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倪文尖博士开设“文化研究”选修课程的成果。我为倪文尖课程的成功而高兴，这不是因为他的学生的论文达到了怎么样的程度，而是由于倪文尖先生有效地为青年人提供了一个参照系，由此让青年们努力重新思考制约了他们的文化是一些什么东西，让他们能客观化地思考原先不假思索就认同和拥抱的大众文化。在我看来，文化研究的一大积极因素就是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编码―解码”、“文化霸权”、“镜像”，诸如此类的词语在这个场合组合而成的思维方式，用来重新解读当代文化，其实也意味着重新解读“自我”，把自我从文化控制中解放出来。这是扎实而艰苦的工作。它所挑战的对象是当代被产业化了的所谓大众文化。据说文化产业在当代世界的利润仅次于航天工业。而依照德里克的说法，中国正进行着第二次“文化革命”，这第二次“文化革命”比第一次文化革命，规模更大，也更有效，它借助于电视、广告、报刊，借助于消费品，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它强有力地铸造了年青人的心灵和生活方式。当代学界如今还在为第一次文化革命争论不休，而对第二次文化革命所言甚少。文化研究理应对此发言。

但是，旷新年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文化研究的陷阱就在于，它所挑战的文化产业很可能把它收编进来，成为文化产业中的一个特殊部门。旷新年戏言道：“文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还是‘妾身未分明’。‘待晓堂前拜舅姑，画眉深浅入时无？’”与传统的人文学科相比，文化研究需要与当下社会有更紧密的联系，而不是据守在大学围墙内。这个位置应该是对大学体制化的反抗，借此重新建立与当代生活的关系，但很可能换来的是臣服于大学体制与市场社会的双重规范。在大学中它傲视其他学科，因为它是与当代社会不隔膜的，能获得年青人的欢迎；在社会上它对流行文化品头论足，又以来自大学“出身高贵”而自居。在这两方面施展身手，拓展一个新的空间，演出一场由挑战而招安的知识分子喜剧。文化研究的“小资化”倾向其实已经比较明显了。前些年，詹明信的一本《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被小资们解读成后现代入门书。如今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几乎是小资化了的波希米亚人的必读书了。文化产业用出版、报纸的提供来收编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又对文化理论作无害化处理。所以，我们会听到很多人一面大讲福柯，一面高声斥责鲁迅；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一面以本雅明为祖宗，一面非难马克思主义；我们会见到很多人一面批判大众文化，一面运用大众传媒炒作自己。就像女性主义在当代会堕落成为女性展露自己的隐私而获得男性的青睐一样，文化研究的堕落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旷新年的判断：“文化研究是如此感性和性感，是一种如此感性和性感的研究方式，它抚摸当代花天酒地灯红酒绿莺莺燕燕莺歌燕舞的感性生活最柔软最敏感的部位。文化研究深入夜总会、招贴画、同性恋、俱乐部、酒吧、广告、时装、旅游以及眼花缭乱颠倒众生的消费文化和多姿多彩不断翻新的流行时尚。文化研究好像是一位风姿绰约、顾盼生情、千娇百媚、人见人爱的小家碧玉，风情万种，光鲜闪亮。在某种意义上说，不经意间，文化研究已经被收编为父权秩序中的一位姨太。”

为什么是文化研究，而不是其他东西会提供小资们撒娇和向上爬的场所？为什么文化研究会如此自如地把福柯之类的理论作无害化处理，能把“颠覆”演变成“游戏”，能把政治斗争转化为文化臣服？我以为，这和文化研究本身的缺陷不无关系。文化研究过分把自身限定在大众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研究上面了。它不自觉地把这两者与社会政治相隔离，仿佛它们是自足的一样。它也过分强调所谓“日常生活的微观反抗”，而丢弃社会政治的整体化视野。所以，在文化研究中会出现费斯克之流，似乎逛商场而不买商品，就是文化反抗。这种不是市侩的市侩主义倾向，与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世界看成世界的全部，把自己的苦恼匿名为人性的苦恼，把自己的局限看成是人类的宿命，把外在于自己的政治斗争看成是危险的领域，是相契合的。所以，在我看来，文化研究需要重新考察它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就像女性主义和女权运动，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一样。而从雷蒙德・威廉斯、汤普森等这些文化研究的先驱者，法兰克福学派诸如霍克海默尔、阿多诺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研究和批判与社会整体的巨大关联。这是一笔很好的遗产，如今的文化研究太倚重罗兰・巴特等的文本主义理论，这是令人不安的。在泛文本主义的潮流中，罗兰・巴特的理论由“再政治化”的努力，已经被修改成“去政治化”的言谈了。

文化研究范文第9篇

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陇右傅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他们在政治方面簪缨不替，爵位蝉联，显赫于当时政坛，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诗文相继，荣耀于当时文坛，对社会的影响巨大。本文对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主要问题与研究重难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进行了梳理与回顾，并展望了未来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陇右；傅氏家族；家族文化；研究综述

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家族———国家”的“家国同构”模式是宗法社会的基本社会政治模式。家族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现象，在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社会诸方面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世家大族、高门甲族有学术文化的底蕴，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以及杰出的文化个体，所以他们往往是时代文化、地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陇右傅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他们显赫于政坛，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诗文相继，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不可低估。通过对陇右傅氏家族的迁徙、政治动向、诗文创作和思想学术倾向的研究，可以揭示汉魏六朝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折射出时代的侧影，同时可以探究陇右地域的传统文化。

一、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现状与趋势

随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入，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致力于家族研究，代表成果有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陶希圣《婚姻与家族》，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旺族》，费孝通《乡土中国》。这些著作对我国古代的家族文化进行了奠基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单一家族，而且涉及分朝代或通代的家族制度研究。尤其是陈寅恪先生率先运用“地域———文化———家族”之法治中古史、中古文化及文学，其著作《隋唐制度渊源论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明馆丛稿初编》及《金明馆丛稿二编》对研究中古家族文化有开山之功，启发学界良多。另外，钱穆先生亦着力于家族角度研究中古文化，其文《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具体概述了世家大族在中古历史文化中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门第在当时历史进程中，可谓已尽其一分之功绩”［1］。钱穆在中古家族文化研究方面影响深远。后继者又有唐长孺、岑仲勉、王仲荦、毛汉光、余英时等先生，以及外国学者池田温、谷川道雄、崔瑞德等在家族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成为史学界与文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此方面的研究渐趋繁盛。史学界有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及常建华《宗族志》，这些通论性的著作均对中古家族文化进行了专题研究［2，3］。另外钱杭《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为研究入门手册，将家族史的基本概念梳理得极为精准［4］。而断代家族史以及家族史个案研究的学术成果则更多，如李卿《秦汉魏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王永平《六朝江东士族之家风家学研究》与《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岳庆平《汉代家庭与家族》、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杨际平郭锋与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等［5～9］。并且，周一良先生在《〈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价》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近年来日本和西方的学者喜欢采用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往往对魏晋南北朝的某些世家大族作所谓的个案研究，如矢野主税氏有《张氏研究》《郑氏研究》，丹羽兑子氏有《关于魏晋时代之大族旬氏》等。这些成果都彰显了家族研究在史学领域内的繁荣景象。文学界也同样硕果迭出，如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刘跃进《门阀世族与永明文学》、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与《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杜志强《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以及姚晓菲《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等，这几部专著都是从家族角度来研究中古文学、文化，功莫大焉［10～13］。渐次，研究家族形成、传承、变异和消亡的历史过程与规律，以及从家族角度研究士族、世族及中古历史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成为学术界的热议。关于傅氏家族文学文化的研究，20世纪初中期已有对傅氏家族人物的个案研究，出现了如周春元《傅玄之经济思想》、张岱年《〈物理论〉和〈傅子〉是否一家之学》及王云五《傅玄的政治思想》等文章。到七十年代，赵光勇《傅玄论》开始对傅玄进行了综合研究［14］。80年代以后出现了高新民、朱允校编的《傅玄〈傅子〉校读》、王会绍等《傅玄阴铿诗注》、王绘洁撰《傅玄及其诗文研究》、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魏明安赵以武著《傅玄评传》、刘志立《〈傅子〉评注》等令人瞩目的研究专著［15～20］。相关研究论文也频结硕果，且内容涉及广泛，有籍贯、家世、生平与其生活时代的考论，又有关于傅玄文献的整理编注，也有对《傅子》及傅玄诗文的研究，还有的学者探讨了傅玄个人的学术思想等。另外，傅氏家族的傅咸、傅亮也受到研究者的一些关注，有孙宝《傅咸家风与魏晋文风流变》、张亚军《北地傅氏与傅亮》等，赵茂林、张明华及马黎丽等对傅咸诗歌辞赋的研究成果显著。也有论及傅嘏、傅燮与傅斡等傅氏家族人物的研究。近年来，开始出现了对傅氏家族进行宏观整体研究的成果，日本学者石田德行对北地傅氏家族进行了整体考证。另如罗世琴的硕士学位论文《傅氏家风及傅玄傅咸个案研究》也考证了傅氏家族的谱系、籍贯并阐发了傅氏家风等问题。霍昇平的《灵州傅氏试探》一文讨论了灵州傅氏在汉魏晋南北朝各时期的政治态度与地位变迁，以及在历史上所起之作用。魏明安的《汉末清议与傅氏一家之儒》考察了傅氏四代的议政言论，并展现了他们的精神风貌［21］。柳春新的《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与安朝辉的博士学位论文《汉晋北地傅氏家族与文学》，都考证了汉晋傅氏的发源、兴起与迁徙变化，以及傅氏家族的政治盛衰演变，并阐述了傅氏家族的家学与家风。要之，在家族研究渐热的大背景下，陇右傅氏家族文学文化研究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关注，研究范围不断得到拓展，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化，但仍嫌薄弱，尤其对从魏晋到南北朝傅氏家族做整体研究的成果还几无可见，许多问题也需要继续细化、深入研究，所以这些问题必将成为傅氏家族研究的趋势。

二、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与研究重难点

目前学术界对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陇右傅氏家族之郡望、谱系与传承概述。联系北地泥阳及傅氏家族迁徙的具体状况，考辨厘清陇右傅氏。根据史书记载以及相关资料，列出本课题所涉及的傅氏家族的谱系，概述傅氏家族的传承脉络，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陇右傅氏家族政治地位的变迁。其二，陇右傅氏家族“刚劲亮直”的家风传统。傅氏家族“刚劲亮直”的家族性格与文化特征，傅氏家风形成的主要根源———地域影响、气候因素、时代风气、政治环境、士人心态、诗教儒学传统以及遗传基因等，傅氏家族成员与帝王、同僚、平民的交游状况。其三，陇右傅氏家族的儒学传统，以及法道杂家对傅氏家族文化的影响。从傅玄、傅咸等傅氏家族成员的文学作品中，探讨傅氏家族的儒学传统，以及所兼有的法道杂家等多元文化对傅氏家族文化产生的影响。其四，魏晋南北朝陇右傅氏的文学创作。魏晋南北朝时期，陇右傅氏在文坛上声名显赫，根据文献资料辑出陇右傅氏家族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作家有傅玄、傅咸与傅亮三位。以他们的作品为研究中心，兼论其他傅氏家族成员的作品，考察其各种文体的文学创作情况，并发掘他们各自的特征以及文风的传承影响发展。其五，专论对傅氏家族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傅子》，分析梳理《傅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社会思想、教育思想、农业思想、经济思想以及美学思想。关于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重点，一为陇右傅氏家族“刚劲亮直”的家风传承。傅氏家风，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其刚正耿直的性格特征，从傅幹、傅玄到傅咸皆是如此。结合时代背景和地域特点分析形成这一家风传统的内在外在成因。二为陇右傅氏家族的儒学传统，以及法道杂家对其家族文化的影响。傅氏家族是以儒传家的，但它又不简单的表现为纯儒，法道杂家等对其家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表现出多元文化兼容并包的形态。三为文化包含文学，文学同时又折射文化。通过深入研究傅氏家族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探索傅氏家族文化。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难点在于，追溯傅氏籍贯可以发现其籍贯“北地泥阳”之址由于历史原因变迁多次，而傅氏家族也几经迁徙，所以使考订其籍贯显得复杂难行，学术界历来存在陕西耀县、宁夏灵武和甘肃宁县三说。这些都需要仔细梳理，小心求证，考订其籍贯，并区分出陇右一族。另外，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辑出的陇右傅氏家族作品就有近三百篇，归纳、梳理这些卷帙浩繁的作品是本课题的又一难点。还有，深入分析傅氏家族文化形成的复杂成因也是这一课题的一个难点。

三、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法

对于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法目前有：第一，运用“家族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进行科学研究，力图展现出傅氏家族文化的整体风貌。第二，采用文献整理考证法。从传统目录学出发，对相关文献进行勾稽整理。第三，将群体研究与个案研究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家族是一个群体，将其分不同的历史时段，加以分析，观察其发展规模、地位升降、文化演变的特点，将家族中一些成就显著的成员作为个案，以展示家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演进的轨迹及其文化面貌。第四，数理统计、归纳分析法。本论文以文献作为研究的依据，排比文献史料，归纳出傅氏家族的人物、作品、本家族的发展轨迹等。第五，文化阐释法。文化与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历史环境、地理特征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可采用文化阐释的方法，力图还原魏晋南北朝陇右傅氏家族文化与文学所根植的地域文化与时代文化的背景。

四、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

研究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的学术意义与理论意义在于：其一，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宗法社会的基本社会政治模式是“家庭———家族———国家”的“家国同构”模式。世家大族、高门甲族有学术文化的底蕴，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以及杰出的文化个体，所以他们往往是时代文化、地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因此，从微观上描摹一个家族的文化盛景，不但可以发掘出这一家族的文化精髓与精神内核，而且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文化状况、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等社会全景。而门阀士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主导地位，陈寅恪讲“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故以家族文化为切入点进行中古文化研究大有可为。再者，魏晋南北朝时期陇右傅氏是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他们在政治方面簪缨不替，爵位蝉联，显赫于当时政坛，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诗文相继，荣耀于当时文坛，对社会的影响巨大。通过对傅氏家族的迁徙、政治动向、诗文创作和思想学术倾向的研究，可以管窥到汉魏六朝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折射出魏晋南北朝的时代侧影，同时可以探究陇右地域的文化传统。三是，通过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述评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家族文学文化”研究已成为学术界一个比较受关注的问题，家族文学研究大家迭出、成绩斐然，并且关于傅氏家族重要成员的个案研究也是成果颇丰，但是对傅氏家族文化做整体的研究并不多见。尤其是对从魏晋至南北朝时期的整个陇右傅氏家族文学文化的整体研究几无可见。且以往对傅氏家族的研究大多仅就某一文体、文学艺术或某一思想进行分析，较少关注傅氏家族文化的发展流变，以及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体文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四是，虽然学界对傅氏家族重要成员的个案研究成果良多，但多是对傅氏家族成就较高的成员如傅玄、傅咸及傅亮的关注，而对其中成就较小的成员如傅祗、傅畅、傅隆、傅昭、傅休、傅郁以及傅岐等关注较少，我们以后的研究需要关涉傅氏家族中这类成员，以期更全面地展现傅氏家族的文学与文化风貌。五是，在广泛研究傅氏家族各成员的基础上，将傅氏家族各成员做比较研究可以从他们相继承的、相一致的一面总结出傅氏家族整体的家风、家学、文学特征与文化传统；从他们相异的一面，考察他们各自的特征，借此试探讨从魏晋到南北朝文学文化演进的趋势。最后，北地傅氏向有陕西耀县说、宁夏灵武说、还有甘肃庆阳说，我们依然需要考辨厘清陇右傅氏。进一步考订证明魏晋南北朝傅氏家族有两脉，其中傅燮一脉为“北地泥阳”一脉，这一家族曾在甘肃陇右地区生息繁衍过。同时，在对傅氏家族的研究中还存在许多有争议的地方。因此陇右傅氏家族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并需要进一步深化。

作者：边思羽 单位：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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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批判立场

自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成立以来，文化研究便伴随着英国的左翼运动、美国的大众文化及传媒文化、拉美的后殖民主义、世界女性主义逐渐由边缘步入了当今学术的最前沿。文化研究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姿态冲击着日益僵化、固守的学科疆界，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者、文化学者步入这一研究领域，越界的同时被这一新的学术增长点所着迷和收编。可是，问题在于当越来越多的文化理论者用文化研究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时，文化研究到底是什么，他（或他们）又是怎样了实现证明自己身份的方式的？有多少可疑的建议和犬儒的观点是打着“文化研究”的招牌赚钱的，有多少跨学科的行为不是凭借“文化研究”的名义而被容忍的，又有多少自称“有机知识分子”打着“批判”的旗号妨碍着我们对这个社会的真正了解的？“文化研究”，这个看起来时髦的词汇并非是经过严格区分而构造成的专业术语。确切的说，它是笼统的、概括的、未经厘清内涵的，它包含的内容是如此广泛而驳杂，以至于它更容易遭到滥用而导致本身不再能指明任何对象。

事实上，对“文化研究”这个术语进行定义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枉费时间的。问题是“文化研究”已经非此即彼了吗？其研究的范畴已经确立了吗？了解了这一领域的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新词，如大众文化、视觉文化、亚文化、后殖民主义并不算真正认识了这一理论命题。如果想要真正的了解它，掌握它，那么就需要在应用的过程中去发现它的真理性。“文化研究”只有在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时，才能被明确地定义，这时它才是有用的。“文化”本身或者“文化研究”理论本身不能替代思考与批判，正如“言之无物”意味着回避严肃的讨论，弄清你所要研究的对象的含义才能实现对科学研究的实质性价值。

从实践的眼光来看，文化研究领域内的多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框定出特定语境下的一套价值和一种审视生活的方式，用威廉斯的话来说，可以阐释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当我们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解释它，那么这种东西往往被视为意识形态，它似乎在告诉我们社会的本质以及我们在其中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观照它，史学家们会将同一类观念称为“思潮”或“思想气候”，让我们不得不以历时性的眼光把他当做一种“历史文本”，在多年之后试图去还原维系其蓬勃生机的思想谱系；也许关注的视角再转移一下，当我们不再只关注作为形式的概念，而是这些概念对整个文化的看法，我们可以用一个通俗的哲学术语――文化观来表达。不得不说，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在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问世之前就已经在逐渐地发生改变了。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了“文化研究”以及这一领域内部的各种观点，通过它们，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更为条理化、精致化，同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思想潮流、文化观都在规定着“文化研究”这一术语，使它越来越显在化、理智化和经验化。我们并不是在任意地创造一种思想，而是在明晰业已信任且为我们不断构建的科学工作的基础。塑造一种智识活动，巩固它的地基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这一思想活动处于不断变动或经常受到外部冲击的情况下。理论资源的重新整合和自觉地引入运用铸就文化研究别样的精神面貌，但当你以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态度、去检验它们时，现实面前的它们可能显得十分软弱或畸形。例如，人们对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由挪用而至反思的过程，体现出构造“文化研究”地基的材料并不是坚不可摧的。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当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未经质疑或辩护便被我国学者暴力地借用，紧接着，关于对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严重地挫败了这种错位的观点，于是才有接下来观点的倒戈及对批判理论的反思。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似乎重新确立起了对于大众文化的信任。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的学者已经能够辩证地对待这种类似于里维斯的精英主义文化观，结合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消费理论、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国内学者以更为坚定的信心和勇气重塑大众文化，使之成为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大众文化这一概念也成为建构文化研究的坚实基础。实际上，大众文化能够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并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重镇，是有其理论与现实依据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全球经济走向繁荣与跨国联合的大道上，而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种所有制并存，经济发展方式走向集约化所带来的文明程度的加深，极大的引起了知识传播领域的革新。整个文化的生产进行着结构性的调整，文化生产过程中的现实关系渐趋复杂，物或商品在体系链条中的环节作用越来越凸显。同时随着人们对规律的掌握和认识程度的加深，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缩短了产品循环的周期。知识生产借助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开启了新的文化消费时代。大众文化既是知识生产与商业运作的合谋，其将自身知识资本依托强大的营销渠道转化为资金的运作机制，不仅能够获得高额的经济效益，还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现实世界的发展轨迹在不断地检验着文化理论的真理性，参与建构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也需要在不断地反思与磨砺中给予文化研究坚实的话语基础。

文化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声势和地位不仅在于它提出了一个雄辩且论述空间无限的对象，更在于其对现实世界机智、有戏剧性的甚至是诱惑性的阐释，文化研究的独到看法给它的读者留下的鲜活的印象。当你面对上百页晦涩艰深的文化理论著作而对这一概念的内涵毫无头绪或思绪万千时，广告背后象征资本的流动已经成功地吸引你参与到文化研究活动中了，带着特有的生活经验与审美趣味，你会发现陶东风对于广告的解读所持的批判立场。“文化研究”实现了苏格拉底审视过后的有价值的生活，也许现实世界的喧哗视像、轻浮音乐让你焦躁不安，那么在充满失衡与不合理的消费社会中析出一种值得过的生活，才是文化研究该有的价值。（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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