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学研究范文

文化经济学研究篇1

关键词：创业文化 创业精神 创业制度 构成体系

创业文化的总体框架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动机具有高度复杂性，并深深地融于更广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中，特定经济现象都是具体文化的外在表现。经济学研究中的创业文化是指人们在创业经济活动中的文化实践，包括在思想观念、认知方法、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制度模式等方面的转变或提升。它是一种行为文化，是社会整体文化的一个侧面。创业文化的构成体系应该包括精神层面的创业价值体系和由知识积累形成的创业制度体系，前者是创业文化在非正式制度层面的体现，后者则是在正式制度层面（见图1）。

创业文化的价值体系

速水佑次郎（1998）指出，“广义上讲，制度以及技术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而狭义地讲，文化是指社会中人们的价值体系”。可以说，创业文化价值体系是创业文化的核心和根本。

（一）个体创业精神

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创业精神是在各类社会中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必要因素。创业者不是一个人闭门造车，而是领导一个团队组建一个组织；不愿小富即安、寄人篱下，而是具有渴望成就的英雄主义情结；不甘从事“安全”的机械性重复劳动，而是甘冒风险、开拓创新。其行为特征反映出创业精神的核心：创新精神、冒险精神与领袖意志。

1.创新精神。创业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动态创新能力，要求创业者具有开创精神以及对已有的创新创业机会的警觉与洞察。市场不是完美的，市场出清状态只存在于理论上，因此市场机会总是存在的。常规性思维无法发现的潜在市场机会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家去识别，而后运用其商业眼光对其进行评价，最终决定是否开发这种创业机会。

2.冒险精神。市场经济中信息总是不完备的，经济人的行为总是不尽理性的，因而风险和无法预知的不确定性总是无法避免的，但创业家总是向未知的领域进发，兴办新事业，推出新品种，开辟新市场。创业的不确定性如此之高，无冒险精神不可称为创业家。同时，创业家的冒险又绝不是无谓的冒险，而是以掌握有关事业的知识和谨慎周密的判断为基础的“风险－收益”分析。

3.领袖意志。创业者必须有领导他人、驾驭局势的能力，善于选择自己的助手并信赖他们。一是要渴望成就的英雄主义。正如创业研究先驱熊彼特所说，企业家“存在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创业的动力根源于此。二是百折不挠的实干精神。温州人认为创业成功靠的是“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三是具有团队精神的领导者。管理者更多的是去维持正常管理秩序的运转，关注的是效率的问题；而领导者一定程度上是创造性地破坏，更关注创新。管理者是正确地做事，领导者是做正确的事情。

（二）组织内创业文化

公司创业文化（文中仅限于赢利性企业组织）是创业文化在组织内部的体现，与公司的内创业密不可分，是创业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组织文化的公司创业文化更契合于创业创新管理模式，将决定公司创业的绩效水平。

公司创业文化的内涵也是当前创业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从创新的角度看，国外经济学者Enrique Claver等（1998）认为组织内促进创新的文化要素主要包含价值观、人力资源、决策制定的程序、组织结构以及以市场为中心的理念等。Thornberry（2003）认为创新文化是组织内一种奖励创新和鼓励冒险的文化。从公司创业的角度，Miller等（1982）将公司创业战略的维度描述为：积极引入新产品和新技术，寻求市场创新和生产制造环节的创新，在竞争中主动出击，倾向于作领先者而不是跟随者，敢于承担风险。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认为公司创业层面的文化内涵包括：一是鼓励创新。内部创业文化最大的功能在于激发凝结在每位员工身上的个人创业激情，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追求个人目标的实现。二是团队合作。公司内部的创新与创业不是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实现的，它需要团队的共同努力。三是信用观念。企业成员间的取信于人与相互信任能降低企业内交易成本、减小交易摩擦；形成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的创业凝聚力，降低创业道德风险。四是容许失败。这是衡量经营管理者能否构建公司创业文化的标准之一。

公司创业文化与个体创业精神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紧密。创业之初，创业企业家个人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巨大，为企业文化的形成奠定基调。伴随着企业成长，这种影响只有通过淡化个人作用而强化组织意志才会对企业创业型文化产生积极意义。或者说，创业者个人的意志需要融合于企业意志之中而不是凌驾于企业意志之上。但公司创业文化也不是对个体创业精神的否定，相反还应继续发扬创业激情，把个人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领袖意志与组织内部已有的理性、制度、规范的价值观相融合，形成优秀的公司创业文化。

（三）区域创业文化

区域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可以追述到1930年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勤劳、节俭和为积累财富而奋斗的新教主义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成长。创业型区域文化是组织外部的宏观创业文化，是一个地区在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有利于区域内经济主体从事或支持创新创业活动的群体认识，是创业创新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区域创业文化的内核主要包括尊崇创业创新、宽容失败、流动偏好、开放思维、合作意识、信用观念六个方面。

一是尊崇创业创新。创业本身与创新是分不开的。硅谷模式的成功就在于，硅谷创业人发扬的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追求的是“冒险求变，勇于竞争”的进取精神，开创从前没有的事业。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往往将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的经营战略，而且其成功经历往往是区域内其他经济主体模仿的路径。

二是宽容失败。创业创新行为本身就意味着非常规，意味着对正统和主流的“背离”，将遭受习惯行为、定式化规则的反对，特别是一旦失败，更容易受到批评和侧目。在创业创新过程中有失败的人，未必不是成功者，关键是如何看待失败。如果视为耻辱或污点，歧视失败者，必然会扼杀创业创新热情，助长人们害怕失败、不敢创业与创新的保守心理。

三是流动偏好。差异性和多样化是创业型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来源于人口的流动及由人口流迁所带来的技术流、信息流、经验流、知识流和资金流，为各种文化观念的撞击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劳动力集聚是资本、技术、信息集聚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负载在劳动力之上的知识、信息、技术及其文化差异是形成创新思想的源泉之一。

四是开放思维。开放思维是人们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基础，也是创新成果容易被接受并通过创业实现商品化的前提。开放思维能够帮助人们破除落后文化的桎梏，吸收先进的文化观念，开阔经济主体的视野，拓展其行为领域。

五是合作意识。创业家在组织企业的过程中需要实现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联合，是人类合作的一种制度创新。开放合作社会中的企业，其契约关系相对稳定和牢固，合作扩展秩序较容易形成，有利于做大做强。尤其是技术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不仅是企业降低风险和缩减成本的重要战略，还是企业获取外部知识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六是信用观念。在经济生活中，信用观念能为创业主体的创业决策提供稳定的预期，是创业创新的重要基础。其特点有：共赢性，经济人都具有利己性，但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必须尊重他人的利益，即是共赢性特征的基本内涵；广泛性，信用观念绝不只囿于经济领域，而必须从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规范和整个社会运作机理上来考虑，必须要有道德与法制的保障才能形成坚实的基础；奖惩性，信用理念并非与生俱来，需要长期社会教化和自身修养内化的过程，所以配套的惩罚和激励机制是信用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业文化的制度体系

（一）创业融资制度

从创业融资需求来看，初创期企业由于风险大，成本与收益存在严重的不对等性，负债融资难以实现，其融资策略以股权融资为主；随着风险等级逐步降低，创业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息趋于对称，负债融资的比重将逐步增加。成功的创业融资体系主要应由中小银行（或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创业投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组成。

第一，银行融资。中小银行具有成本优势、人缘地缘优势、灵活便捷优势、专业化经营优势和体制对称性优势等比较优势，比较契合创业中小企业的需要。一些较发达和后进的市场经济国家，以扶植和培育中小企业及对其进行金融支持为目的，由政府主导设立了一些专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政策性银行，如韩国中小企业银行、法国中小企业发展银行、日本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德国合作银行等。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集中小企业的征信、信用评级、贷款担保等多种服务于一身，可以极大的帮助创业中小企业融资。

第二，创业投资。英国前首相撤切尔夫人曾指出：“欧洲经济落后于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洲的创业投资落后于美国造成的”。创业投资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一般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后者单笔投资额度小，主要针对种子期和初创期的企业融资。创业投资的介入不仅帮助初创企业融资，还能凭借自身经验，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创业投资通过组合投资规避项目风险和市场风险，着眼企业的发展前景和长期经营利润，能够降低创业失败的几率。

第三，资本市场融资。创业型经济时代企业的小型化、专业化与高成长特征使资本市场中的创业板市场显得尤为重要。创业板市场主要有以下的作用：一是创业融资功能，为中小创业企业提供了适宜的、公平的融资环境；二是为创业投资提供蜕资出口，促进其有效循环，具有风险分散功能；三是高额融资回报能够凸显创新创业激励功能；四是为市场提供了创业企业的评价与选择机制；五是吸引更多资本加入创业相关领域，展现资金集成功能。

（二）企业孵化器制度

1956年美国商人约瑟夫·曼库索利用一栋破产企业大楼，按不同单元租给不同的企业，并向承租企业提供融资、咨询等服务来促进承租企业的成长。这种在新经济时代被称为“孵化器”（incubator）的制度安排从此诞生。在美国取得成功后，企业孵化器迅速向欧洲、亚洲各地发展。中国第一家创业孵化器是于1987年6月在武汉成立的东湖创业服务中心。企业孵化器的作用在于：一是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包括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降低创业风险，提高创业成功率；二是通过集群创业效应，形成规模经济与交流网络，降低创业的物质成本与信息成本，同时透过网络学习与模范效应，培育创业型企业家阶层；三是提供各种创业资源，促进创业者把创新发明和技术成果尽快形成商品进入市场，帮助企业成长。

（三）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已成为当今高技术经济时代最重要的产权形式。据计算，全世界人力资本、土地资本和货币资本的构成比为64∶20∶16。西方国家的许多企业的无形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60%。适应这种变化而形成的知识产权制度具有激励创新、鼓励创业、推进竞争与合作的产权调节机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斯菲尔德研究指出，如果没有专利保护，60%的药品发明不能研究出来，65%不能被利用；化学发明有38%不会研究出来，30%不会被利用。专利知识产权制度在技术创新与创业方面具有九个方面的功能：一是通过创新成果排他独占权来驱动技术创新；二是激励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三是通过专利信息化，避免重复研究，优化技术资源配置；四是降低研究开发成本；五是保障市场公平环境；六是帮助新产品的推出，开拓技术产品市场；七是有助于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八是明晰产权，促进相互合作；九是适度的专利期限有助于推动技术扩散。

（四）破产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

鼓励创新与实验，就必须宽容失败，并获取失败的教训，需要完善的破产制度做保障。个人破产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创业精神、促进创业行动，是新经济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成为小企业家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保护屏障。据美国联邦法院的统计，仅2003年前9个月美国国内实行个人破产的总人数就达到了163万人，较上年同期增长了7.8％；日本自然人破产的案件从1990年的每年不到2万件激增到2002年的22.5万件。经济发达国家个人破产案件的快速增长从反面证明了创业活动的增加。社会保障制度也对创业具有重要影响，它首先能推动机会型创业。社会保障程度越高，由创业机会拉动型企业家精神指数就越高；社会保障程度越低，创业者需求层次就越低，贫穷推动型企业家精神指数就越高。其次，社会保障制度能保障创业失败者的基本生活，它与破产制度共同构成了抵御创业失败风险的最后屏障。

创业文化价值观与其制度体系的内在联系

（一）创业文化价值观变迁导致制度创新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提供了经济文化与制度创新相互影响的典型案例。计划经济时期所倡导的一些文化价值观是导致当时国民经济走向崩溃边缘的根本原因。废除这种落后的经济文化，代之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因此经济制度的转变首先从解放思想、转换观念开始，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统一了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当市场经济体制的力量逐渐强大，战胜改革的阻碍因素，进而一步步取代了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制度是博弈均衡的结果，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交易领域博弈的内生性解决方案，制度的产生不是由历史而是由文化决定的。

创业相关制度的形成同样受到创业价值观的重要影响。例如，现代创业投资制度的形成是得益于美国国会为促进中小企业创业发展而制定的《小企业投资公司法》（SBICs Act：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Companies Act，1958）。但直到1973年美国创业投资协会成立，才为美国创业投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后1978年美国允许养老基金有条件的介入创业投资业，1981年美国长期资本收益税从原来的49.5%下调到20%，这才迎来创业投资的大发展；现代孵化器制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而真正的发展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大背景正值创业型经济的蓬勃兴起。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新企业的诞生率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每年新成立的企业数量达到自有记录以来（过去150年来）从未有过的水平。每年有4％的美国劳动力参与到创造新企业的活动中（多于每年结婚的人数），使得美国企业主数量达到非农劳动力的13％左右。

（二）制度创新保证创业文化价值观重构

每一种经济发展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文化；当原有的经济文化不能适应新的经济体系的要求时，经济文化的转型或重构就是必然的。在这一过程中，新的经济文化与旧的经济文化有相当长的共存期，两者的矛盾冲突亦不可避免。为此，将新的经济文化转化为新的制度安排，是促使新的经济文化尽快占据主导地位的必要举措，是使新的经济文化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积极影响的关键。制度作为游戏规则，具有一种核心的价值指向。制度通过奖惩机制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机会集合。通过制度化可以将经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转化为新的制度安排，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新的框架和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没有制度保障，经济文化重构的成果就得不到巩固，它对经济发展应有的积极作用就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由此可见，创业文化价值观的形成推动创业的经济实践，进而引发制度创新；创业相关制度的创新又强化了创业文化价值观，进一步推进创业经济实践，从而诱发创业价值观的进化和提升；创业文化价值观不断形成和整合，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系统—这是创业文化与创业制度之间互动关系的基本模式。所以说，创业融资制度、知识产权制度与破产制度既是形成创业文化价值观的关键制度保障，同时也应看作是创业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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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贾旭东.中国经济文化的重构[J].哲学研究，2007（3）

6.吴向鹏，高波.文化、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文献回顾与经验观察[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6）

7.吴少新，王国红.创业企业的资本结构理论与融资策略研究[J].经济评论，2007（6）

8.卫，李晶.内部创业型企业文化的构建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6（1）

作者简介：

汤伶俐（1979年-），女，湖北鄂州人，重庆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文化经济学研究篇2

关键词：遗产经济 遗产旅游 文化遗产管理 研究评述

当代的文化遗产早已被纳入旅游与经济体系之中，因此衍生出“文化经济”（Cultural Economics）以及“文化旅游”（Cultural Tourism）两种新兴的概念。旅游与经济两个相互映衬也相互牵制的因子，使得文化遗产的风貌可以持续不断地与周边场域相互影响与融合，“遗产经济”（Heritage Economics）与“遗产旅游”（Heritage Tourism）应运而生。

文化遗产经济研究

在早期的研究中，遗产管理者所关注的都是环境与文化价值方面的大众议题，却很少关注经济价值对遗产保护本身是有益的。“文化遗产经济”目前还未被经济学领域所重视，一方面是文化遗产市场上的经济规模并不足以大到成为独立的经济体来研究；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化遗产组织管理存在困境，文化遗产在支出与收入之间无法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相反，在西方许多国家的旅游市场上，文化遗产的角色甚至能够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GDP 的成长或衰退。王艳平（2008）在《遗产旅游管理》一书中将这种情况称为“小国产业”，该书提到“一旦把遗产产业概念放置到具体且不大的空间里，遗产是可以立村、立镇、立县的。对于像新加坡、日本这样的小国，观光立国也是成立的”。

在Ilde Rizzo 与Ruth Towse 于2002 年合著的《遗产经济学：西西里岛文化的政治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Heritage：A Study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 in Sicily）一书中，先从遗产的组织结构谈起，再扩及到遗产的供给（supply of heritage）与遗产的需求（demand of heritage）层面。因此，很容易建构出遗产经济场域的构成条件，其中Ruth Towse 特别提到，“遗产的需求是由供应者所唤起的，意即市场上对于文化遗产的需求与否，关键在于管理者或是所有权者要端出什么样的菜来吸引或创造市场上的需求，这种需求当然指的是大众旅游者或是一般访客”。当然，这个议题的成立必须先建构在文化遗产本身已经拥有良好的治理条件与管理机制的基础上，以免在市场的供需之间对文化遗产产生破坏。同时，他也提到遗产服务（heritage services）的供需问题，这也是我国过去在面对遗产管理实务上较缺乏的一块领域，因为这部分必须将文化遗产与旅游活动结合，并且借助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达成。

此外，David Throsby（1997）在“文化遗产经济的七个疑问”一文中试着用经济学常用的“条件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s；CVM）模式来分析遗产价值。他提到除了政府的介入以外，非政府组织（NGOs）的角色也非常重要，因为政府的角色主要应该扮演政策的制定与愿景的规划，这方面与非政府组织的交流活动是有必要的。相反，目前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中除了政府的角色外，各非营利组织（NPOs）的角色则似乎无法发挥太多的政策构想。

在国内，顾江（2009）在《文化遗产经济学》一书中，将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价的基础上，探索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作为研究重点。该书深入探讨了文化遗产的经济学特征，是一种有益的学理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文化遗产经济学研究的学术空白。

文化遗产旅游研究

（一）文化遗产与文化旅游的关系

许多具有文化遗产特质的历史城市很容易打造成以旅游导向为主的城市，如西安、北京等，其关键的原因在于遗产本身的文化本质会让旅游者在不同的时间轴上都能感受到不同的旅游吸引力，当然这是需要对遗产本身进行优质的管理。因此，“遗产旅游”其实就是文化旅游概念下的一种旅游类型。美国旅游人类学家史密斯（Valene Smith）认为，文化旅游主要是以参与和感受地方文化为主的旅游。任冠文（2009）认为文化旅游是指旅游者主要以消费文化旅游产品，体验与享受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内涵，从而获得身心愉悦的一种旅游活动。无论是哪一种定义或诠释，简言之，“文化旅游”所代表的正是一种欲通过了解异文化来提升自我视野或生活经验而产生的一连串旅游行为，这样的定义有助于了解文化旅游的本质意义。

（二）文化遗产与旅游的有机整合

在许多国家都会善用“文化资源”的丰沛能量来与“文化旅游”做一个适切的整合，在众多的文化资源中，历史性建筑的叙事性（narrative）与叙述性（descriptive）是一个很好的操作手法。英国著名的文学家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0-1400）所著的知名圣经故事《坎特伯里的故事》便是很好的例子，坎特伯里大教堂位于英国伦敦东南方向的肯特郡，是知名的中世纪之城。每年有超过300万名游客来到坎特伯里大教堂朝圣，而这就是该建筑本身基于历史事件的叙事性所达到的文化旅游效果，“教堂建筑”本身也许并不是他们来坎特伯里的主要原因，而小说内容的叙述性才是吸引他们到访的原因。因此，在探讨文化旅游所关注的焦点议题中，参访对象的主体性是会随着文化多样性的内容而有所调整的，同样是以教堂为旅游地点，文化旅游者所凝视的对象将有所不同，因此文化遗产本身若能蕴涵更多元化的文化资源，将有助于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

（三）文化遗产旅游营销定位

文化经济学研究篇3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015-03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丹·席勒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数字化技术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分析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并指出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领域蔓延、历史研究扩散与新媒体转向等五个趋势[2]。

麦克切斯尼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分析媒介、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环节对传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3]。具体问题，如赵月枝所言，“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等等”[4]。

简而言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是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这种学术视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导的，避免了把传播研究孤立于社会情境，而把传播现象置放于具体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有利于探讨结构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5]。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审视传播产业如何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分配传播资源与话语权的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为传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成为当前传播学中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尽管被认为存在诸多的盲点和问题，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尤其自21世纪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大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还是零散地分布几个主要的几所大学、几位学者或几所研究机构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像功能-经验研究一样占据主流位置。笔者关注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如何在中国落脚并发展的？

那么，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媒介情境中展开的？如何展开的？为什么这样展开？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问题？为了有针对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将采用质化的文献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为时间范围，主要选择国内核心杂志《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当代传播》等为样本，以他们的论文为考察对象，期望能以此管窥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核心内容与演进，并解读其在批判视角、问题意识以及解决路径等方面的启示。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试行建立报业集团，传媒经济的增长问题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然而，传媒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传媒内容的庸俗化、娱乐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由传媒大国向传媒强国转变的历史使命，然而，对外传播的弱势和软实力的缺憾成为中国传媒业不得不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面对世界传播业的新形势和中国大陆媒介商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力量的影响，大陆传播研究者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例如，结合媒介文化市场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国际信息流动问题，关注传播新技术的社会意义、传播资源的分布、传播的公正与平等。这些情况加速了大陆学者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促进了大陆学者引进和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如郭镇之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积极介绍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为了更好的探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轨迹与脉络，笔者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引入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世纪之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发展迅速，西方传播理论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国，大陆出现了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和论文等。但传播研究发展的初期，主要还是以功能——经验主义研究为主，西方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批判学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重视。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学派逐渐被大陆学者所重视，一批有关批判学派的译著和介绍性论文相继出现，如《文化民粹主义》、《文化研究读本》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被引介到中国。可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大陆学者所关注的时间，几乎是整个批判学派被关注的时间，也就是20世纪90代中后期。在这一时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相继引入中国，其中主要的译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阿芒·马特拉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麦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体》等。

纵观传播政治经济学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性文章和译著为主。总体而言，对西方传播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脉络还缺乏系统的认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立场、观点和主要论题缺乏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还是以总体性、概括性与描述性为主，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对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题和线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地形图。但是，这一时期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探讨哪些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这一时期，一些引入和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学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赵月枝、王怡红、陈卫星、胡正荣等人，他们（她们）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如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可以说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入中国的启蒙性学者（尽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她关注意识形态力量和市场力量对中国媒介行业的双重影响，以及媒介在中国民主化历程中的角色，专注于中国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她在国际传播领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其成果被国际传播学界和汉学界权威广泛认可。还有如郭镇之等人，在传播政治经济引入期，利用在国外进修的机会，考察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撰写了一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介绍性文章，对国内了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长与反思期：21世纪初至今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所限制，而且遇到来自功能——经验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麦兹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情况时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视角，我相当的孤立。”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通过迅速发展的传播产业，极大地加速了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融合。随着国内传媒机制改革和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有的学者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考察了这场变革的根本特点，并讨论了跨国资本和国内力量从结构上重塑中国传播体系的具体方式，以及由此带来有关传播权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变化。甚至探讨了这种融合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指出潜在的矛盾与冲突的来源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传播秩序面临的挑战[6]。

有的研究者较系统地研究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北美传统，指出北美流派有着鲜明的特色，认为该学术流派相对集中和紧凑，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大多是父子、师生、同事、夫妻，体现了一个较为单纯的谱系[7]。

有的研究者则用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了版权文化，指出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是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且对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8]。有研究者则对广告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广告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并指出这种理论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9]。有研究者则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为参照，探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10]。后来有研究者则进一步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以往的两者关系研究，还停留在表层上，需从根源上把握两者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的整合[11]。陈世华的后续研究则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概括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着重分析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何运用政治经济的路径分析传播工业的“不自由”[12]。

最近重庆卫视的改革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浓烈兴趣，如吕新雨针对重庆卫视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间、学界和政界之类二元对立的僵化立场，希望借此推动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电视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13]。赵月枝则以重庆卫视的去商业化改革和“红色文化”建设尝试为契机，讨论了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和文化建设的问题[14]。2012年，政治化与社会转型等话题引发部分学者的讨论，如李彬和黄卫星等人探讨了社会转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话题，并结合赵月枝的传播思想展开了分析论述[15]。

三、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络反思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步较晚，发展受多重束缚，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层次还较低。

从研究种群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推进，主要得益于几位女性学者，如赵月枝、郭镇之、吕新雨和曹晋等人，特别是赵月枝的启蒙和推介，较大程度上成了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风向标。从这些研究者的横向联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大都保持比较好的私人联系和友谊。目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大都基于这样的基础来进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承呈现较单一的路径，跨界和跨领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动与合作较大局限于“圈内”的同事或朋友。当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视，如陈世华、刘晓红等人的相关研究，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较长时间的关注。

从研究者所属机构来看，主要有两支代表性力量，一支为北广系（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如郭镇之（后调入清华大学）、陈卫星等人；另一支为复旦系，如曹晋、吕新雨等人。深入分析这些力量的构成，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赵月枝早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出国深造，已成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传承人，她常在大陆往来，推介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保持了密切的互动联系。

从已有研究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来看，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一定的反思与问题意识，从早期的单纯引介和翻译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步入反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主要学术脉络的阶段，甚至开始借助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分析与探讨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如重庆卫视的改革风潮等。但是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约，有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敞开和深入。

回顾已有的相关文献，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关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的概念、历史与主要学术脉络，并在这方面有较多的引进与介绍。对本土问题的探究则主要集中在电视和广告研究方面。然而，检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的相关研究，如探讨传媒公共性、传媒集团化与新闻改革等方面内容，其实已蕴含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径与框架上并没有突出传播政治经济的观点罢了。追踪至今，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时期传播领域的变迁，不管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嵌入传播活动的行进中，我们都不可忽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渗入传播过程的影响。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无可避免地充当一种分析视角，在这种过程中扮演阐释传播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角色。

总之，回顾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虽已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实际的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本土的问题则更需具体的关怀。正如传播学者潘忠党（虽然他有一定的经验主义取向）所言，“无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16]。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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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殿元.政治经济学批判：广告传播研究的另类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

[10] 刘晓红.共处·对抗·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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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陈世华.“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J].国际新闻界，2012（1）.

[13] 吕新雨.政府补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电视的“公共性”——重庆卫视改革刍议[J].开放时代，2011（9）.

[14] 赵月枝.构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J].新闻大学（秋季号），2011.

[15] 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J].新闻大学（春季号），2012.

文化经济学研究篇4

目前，全国高校一千七百多所，其中部属高校仅有一百多所，一千六百多所高校都是地方高校，占到94%，在数量上占到绝对优势。随着全国高等教育的急剧发展，地方高校的规模不断的扩大，层次不断提高，在新形势下，地方高校的发展遇到众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处理好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关系到地方高校的生存与发展。地方政府是地方高校的管理者，地方高校发展所需资金约三分之一来自地方政府的投入，地方高校的发展受制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时高校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作用，提供社会发展所需人才与科研基地。地方政府和地方高校的关系是互动双赢，互为依存的。

而我国地方高校的发展面临种种困境，学科专业的设置求大求全，传统专业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所占比重却较大，而适应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的新兴学科，比重却较小，不能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推动力，更不能对地方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足够的影响，所输出的人才质量较低，不能满足服务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在科研方面，只追求论文的数量，而对服务社会不做要求，地方高校的科研陷入求高不能，又不屑于联系实际的尴尬境地，严重脱离实际。而同时，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服务社会经济的导向调节不力，机制不健全。地方高校的科研较少能作为高新技术的孵化基地，技术转化率较低。来自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资金投入还远远不能满足高校需要，资金紧缺成为制约地方高校发展的主要问题，投入不足，资金不到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问题更为严重。以上种种，造成地方高校毕业生难以就业，地方发展难以求得高素质人才的两难窘境。

在高等教育的体系中，与部属高校不同，地方高校处于中低端，部属高校定位于国家发展战略，重大基础及前沿科技的开发，而地方高校则应是面向区域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推动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味地眼高，追求重点大学，上规模，上层次，找不到自身的定位，是不切实际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发挥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今天，办学模式的趋同化在所难免，区域化是地方高校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也是打破这一僵局的关键所在，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的区域化、地方化是市场经济环境下高等教育的特点，整合地方资源优势，服务地方社会发展，明确自身定位，地方高校才能走出一条特色之路，生存之路。

二

大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服务社会是大学的基本职能，区域经济支持了地方高校的发展，而地方高校的发展应当以服务地方经济为目标，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地方高校逐步走出象牙塔，开始面向基层，面对区域经济文化的现状，担负起解决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为地方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地方高校也得到当地政府和社会更好、更多的支持。以邢台学院为例，近两年，确立了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战略，建立了邢台县研究所，巨鹿县研究所，工业化研究所，城镇化研究所，邢台文化研究所，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2011年度，共签订34项横向课题，合同金额达12.55万元。高校的科研方向以服务地方经济为中心，成为服务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以巨鹿县研究所为例，邢台学院巨鹿研究所，2010年组织秦汉文化与巨鹿研究课题组，巨鹿县是部级贫困县，巨鹿位于河北南部，是秦代“三十六郡”之一，被称为千年古郡。地处东西交汇、沟通南北的中部经济带上，属于环渤海经济圈。如何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更快地发展经济，推进城乡文化建设，是巨鹿县面临的迫切问题，课题组研究巨鹿县域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打造“千年古郡”的文化品牌，千年文化的底蕴就是巨鹿县招商引资最亮的名片。2011年6月10日至12日，由秦汉文化与巨鹿研究课题组策划，联合河北历史学会，巨鹿县委、县政府，召开巨鹿文化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60位专家、学者，提交论文53篇，就巨鹿行政区划的变迁，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考证等问题进行热烈的学术研讨。此次会议提升了巨鹿的文化的品格，有力配合了巨鹿县的文化建设。

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国家将重点推进的文化产业之一就是文化创意。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05]14号）文件精神，河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文化强省。为了加快巨鹿县域文化产业发展，巨鹿县委县政府也在《中共巨鹿县委文件》（巨发[2008]11号）中适时提出建设“全省文化先进县”的目标，“打造‘古郡文化’品牌”，全面推进城乡文化发展。巨鹿研究所发挥学术研究的优势，结合巨鹿县实际，为巨鹿县制定了文化产业的实施方案。

地方高校对区域经济文化的研究，在服务当地社会的同时也促进了自身专业的发展。以邯郸学院为例，2010年12月28日，邯郸学院成立“赵文化与区域经济研究基地”,以邯郸当地的特色文化为研究对象，有赵文化研究，建安文化研究，磁州窑文化研究，建安文化研究等，取得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依托这些当地特色文化的研究，邯郸学院历史系专门史专业得到快速的发展，2010年被评为河北省重点发展学科。

近几年，我们看到，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发展

形势，地方高校在区域化、地方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为地方高校的发展拓展新的空间，河北师范大学依托河北区域文化资源和自身研究队伍成立“燕赵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基地”，围绕燕赵地区的经济、环境与文化传承的研究，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河北农业大学建立“河北农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基地”，河北大学成立“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燕山大学成立“地方政府改革与发展研究基地”，河北联合大学成立“城乡统筹及一体化发展研究基地”。

因此，研究区域社会发展对于高校和地方经济可谓是双赢的互动，地方高校唯有找到自身的合理定位，形成自己的办学风格和理念，才可能办出特色，寻求一条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综上所述，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高度教育快速发展，高校不断扩大规模，提高层次，地方政府虽然日益重视高度教育，但支持力度还远远不够，教育投入很不足，基础建设，教学资源、后勤服务等所需资金不能到位，极大制约了地方高校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和社会应该加大对地方高校的扶持力度。而作为地方高校，在教学与科研中，以服务当地社会经济文化为首要目标，不失为一条正确的发展之路，地方高校的科研方向、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要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出发，建立针对地方特色产业、支柱产业、新技术产业的应用型学科专业，为地方建设培养各类人才，以服务地方社会为目标来调整教学内容，科研方向。为地方社会服务是高校的基本职能，是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是自身发展的动力和需要，为此才能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科研项目

文化经济学研究篇5

（一）文献数量和趋势通过检索数据分析，从1988年陈维民等在《军事经济研究》期刊发表文章《战争准备的国民经济动员计划》开始，截至2013年9月份，国民经济动员领域共有556篇学术论文在相关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明显低于其他领域研究成果。556篇学术刊物中包括期刊文章512篇，博士和硕士论文44篇。内部发行的《中国国防经济》2002—2012年11年间共发表国民经济动员相关文章242篇，占所有公开发表文献数量的近一半，反映了国民经济动员研究领域的特殊性。根据发文数量可以大致将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的研究分为3个阶段：萌芽期（1988—1993年）、起步期（1994—2000年）和迅速发展期（2001年以后）。国民经济动员起源于战争动员，我国学者对国民经济动员的认识和研究是在和平时期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将战争动员转变为国防动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故而，国民经济动员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此外，由于国民经济动员涵盖较多国防、军事、政治领域信息和内容，许多实践指导性的应用性研究不能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也是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公开成果较少的原因之一。但总体上，从理论研究的视角，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基本代表的和反映了国民经济动员的理论研究进展。由图1可以看出，国民经济动员领域文章数量从2001年以后开始迅速增加，到2005年最高值82篇，整体上呈波动增长的趋势。硕士、博士论文能够体现一个领域全面系统的研究状况，国民经济动员领域44篇硕士、博士论文都在2003年以后，其中硕士学位论文37篇，博士学位论文为7篇，说明国民经济动员研究逐步系统性和深度化。

（二）载文期刊统计分析除硕士、博士论文外，1988—2013年间所统计到的754篇文献分布在115种学术期刊中，这些期刊涵盖经济、军事、法学、科技、流通等多个领域。通过分析发现，文献分布期刊虽然面较广，但却高度集中于《中国国防经济》《军事经济研究》《国防》和《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期刊，文章数量分别为242篇，186篇、96篇和58篇，占期刊文献总数的77.2%，占据了国民经济动员研究发文数量的一多半。由此可见，《中国国防经济》《军事经济研究》《国防》和《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研究的主要学术阵地。另外，《国防技术基础》《商业时代》《中国政府采购》《中国民》等期刊上发文数量也较多。除了国防、军事等领域的期刊外，一些国民经济动员研究文章主要发表于国民经济动员具体结合和交叉领域的期刊中，如期刊《中国政府采购》中刊载了8篇关于军用物资采购方面的文章，《中国物流与采购》刊载有2篇后勤物资动员的文章，国民经济动员仿真模拟研究的文章则多发表于《计算机与数字工程》等计算机类专业期刊。

（三）对论文作者研究单位统计分析对国民经济动员文献作者单位分布的研究，可以掌握有关专业人才的聚集及所在机构的状况，从而把握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队伍的建设情况。1988—2013年公开发表的556篇文献作者来自于218家单位②。这些研究单位可以分为军队系统、政府经济动员系统、地方科研院所和高校、其他（企业等）4种类型，军队系统发表的文章数量最多，为253篇，占总数的45%，其次为地方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共发表233篇。以各级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为主的政府部门发表67篇。具体到单位，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国民经济动员文章数量最多的是军事经济学院和北京理工大学，均为85篇，占文献总数的15.3%。其次是华中科技大学和国家发改委国防动员研究发展中心，数量分别为40篇和28篇，分别占文献总数的7.2%和5%。另外，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国防大学等单位文章发表数量也较多，如表1所示。其中，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主要集中在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17家院校，博士学位论文最为集中，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主。同时，通过不同单位发表文章的时间和数量可以看出，从1989年5月原国家计委国防司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讨会这一动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系统研究的标志性事件开始，国民经济动员的研究逐渐由传统的军事院校和军工部门扩散到地方高校和研究机构，研究主体逐渐多元化，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在非公开出版物《中国国防经济》发表的242篇国民经济动员文章中，来自军队系统的作者仍是主体，占作者总数的56%。与公开发表文章作者组成不同的是，《中国国防经济》中来自各级经济动员管理机构的作者比例较大，仅次于军队系统，占作者总数的35%，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仅占6%。

（四）研究内容分析通过对文献关键词和研究内容的提炼，将798篇国民经济动员相关研究文献分为8大内容，分别是：国民经济动员问题与对策、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体系、国民经济动员预案与仿真模拟、国民经济动员能力与潜力、国民经济动员模式与体制机制、军民融合视角的国民经济动员功能拓展与特征、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特征和趋势、其他分散内容。针对国民经济动员实践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是国民经济动员业务部门工作者的理论总结和提升，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研究的起点，文献数量最多，为157篇，占19.7%。国民经济动员模式与体制机制研究是保障我国国民经济动员持续发展的核心，文献数量次之，为136篇，占文献总数的17%。针对市场经济、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革命、军事变革等新形势下国民经济动员的特征和趋势进行分析，能够有效地指导国民经济动员的健康持续发展，该类文献数量为118篇，占文献总数的14.8%。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体系是国民经济动员研究首要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我国国民经济动员领域研究者所重视，文献数量116篇，占文献总数的14.5%。另外，军民融合视角的国民经济动员功能拓展与特征研究、国民经济动员能力与潜力研究也是国民经济动员研究的重要内容。各类研究内容各时期文章数量如表2所示。

（五）研究方法分析通过文献分析，总体上，目前国民经济动员研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还较为单一，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定性研究中绝大多数国民经济动员研究文章以描述性研究为主，占文献总数的68%，这些论文多从不同层面分析我国国民经济动员发展现状、问题，并针对解决对策、未来发展方向等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国民经济动员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类描述性研究文章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另外，经验总结法、模拟法、个案研究和文献研究法也为一些国民经济动员研究者所运用，其中模拟法类研究论文主要源自国家国民经济动员仿真演练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

二、重要领域研究概述

以上研究内容划分的研究内容涵盖了798篇文献所涉及的国民经济动员研究领域，本部分选取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体系、动员能力与潜力、动员模式以及新形势下对国民经济动员发展的研究4个重要领域进行概述，以便更清晰地把握国民经济动员研究的主要脉络。

（一）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体系对国民经济动员的认识和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个动态变化发展的过程，它随着国民经济动员实践的逐渐深入而不断发展和成熟。国家发改委国防动员研究发展中心（1998）回顾了我国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前瞻性地提出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需着重研究国民经济动员与市场经济接轨、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体制、国民经济动员融入国民经济整体布局规划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朱庆林（2000）指出，中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创新热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内容涵盖了动员的范畴、地位、功能、模式和快速动员与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其特征表现为全面性、本土性、阶段性和探索性。陈德第（2003）从16个方面对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澄清了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并提出了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的研究框架。孔昭君（2005）借鉴决策理论学派和管理理论学派的观点研究了国民经济动员学的研究纲领构建，建议从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评价和国民经济动员决策支持系统两方面入手，形成国民经济动员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完善国民经济动员学科体系。焦智立等（2008）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中国特色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苗野[7]（2008）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队伍的建设和发展，认为进一步推进国民经济动员理论队伍建设，必须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拓宽人才培养渠道，构建新型的国民经济动员理论队伍培养体系和模式。王欢欢（2009）通过对国防动员与国民经济动员法律概念比较分析，指出“国防动员”与“国民经济动员”之间有交集也有区别，并不是包含或相离的关系，并表明在现实立法中，应将国防动员与国民经济动员分别立法，以满足现实所需。

（二）国民经济动员能力与潜力如何提高国民经济动员能力和潜力是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目标，也是国民经济动员研究的核心内容。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国家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国家形象等软实力表现方式在不同方面都影响着国民经济动员的质量与效率，应当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国家形象的战略设计等方面提升和积累软实力，以提高国民经济动员能力。邵丹（2005）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国民经济动员能力的内涵、构成、影响因素及其重要地位，并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动员能力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给出了国民经济动员能力优化理论的数学模型，对如何提高国民经济动员能力提出了对策和建议。赵新海等（2007）研究了国民经济财力动员能力评价体系构建，从财力动员的体制、财力动员信息建设、财力动员的规模、财力动员的结构、财力动员的时效评价5方面构建了国民经济财力动员评价指标体系。禹红霞、甘瑶（2008）在分析军工企业在战备状态、紧急状态和其他各类国民经济动员中作用的基础上，着重从信息技术、军民融合等方面提出了增强军工企业应急动员能力建设的主要途径和保障措施。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是指蕴藏在国民经济中为国家安全服务的人、财、物资源，是各部门、各单位“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物质基础。国民经济实力和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有着密切关系，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蕴含在国民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实力水平决定经济动员潜力水平。崔博（2005）对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指标体系进行了归类建设，弥补了原国家潜力指标体系的不足，完善了整个潜力指标体系。另外，一些研究者从供给视角、产业链视角、战争财力动员对国民经济动员能力和潜力进行了研究。

（三）国民经济动员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创新国民经济动员模式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和探索。其中，宁波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发挥政府宏观调控部门组织协调作用，利用独特的区域经济优势系统整合动员资源，创立了有效提高国民经济动员保障能力的“宁波模式”，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随着国民经济动员的发展，传统的经典动员模式逐渐表现出局限性，促使了敏捷动员模式的产生。与传统动员模式相比，敏捷动员模式具有动员需求的敏感性、需求变化的适应性、物资保障的快速性、动员结果的可靠性、动员成本的经济性等优势。国民经济动员“寓于式”发展模式则是多种安全威胁下国民经济动员准备的最佳模式，是指着眼保存国民经济动员“战时应战”能力，增强国民经济动员“急时应急”能力和“平时服务”能力，将“急时应急”和“平时服务”能力寓于国民经济动员“战时应战”能力之中。另外一些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国民经济动员模式进行了研究，如国民经济动员联盟组织模式、财政金融动员模式、行业协会和经济动员机构的“授权-合作”模式。

（四）新形势下国民经济动员发展研究围绕市场经济、军民融合、信息化战争、网络经济等背景条件，我国学者对新形势下国民经济动员的功能定位、发展趋势、对策等进行了大量研究，有效地指导了我国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顺利开展。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国防理念要求国民经济动员不断拓展自身功能。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如何与政府应急管理体系相衔接是拓展“急时应急”功能的关键，从规划计划、预案编制与演练、物资储备、法规制度、管理体制等方面实现应战应急资源共享，有利于促进国家应战应急体系一体化建设。构建以需求为牵引的军地“融通式”物资应急采购模式能够有效地将国家经济力量转化为军队后勤保障力，同时也是军队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库桂生（1994）研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国民经济动员的关系，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动员面临的新问题，并从动员准备、法律法规、预案和国防教育等方面提出了应对策略。网络经济时代的信息化战争对国民经济动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国民经济动员的动员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同时也给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必须从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组织体系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把网络经济时代的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做得更好。李连宏[31]（2004）根据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现状，提出新军事变革条件下国防科技工业动员的发展策略，强调应以科技进步为基础，加强武器装备信息化，形成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国防科技工业。张国权等（2007）提出了信息化条件下国民经济动员的七大新理念：一体化、精确化、快速化、法制化、数字化、社会化和国际化理念，对信息化条件下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具有积极地指导意义。同时，许多研究者针对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的具体领域进行了研究和探讨[33-36]，推动了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结束语

长期以来，我国军地各领域学者围绕国民经济动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对推动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进展、有效指导国民经济动员实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通过对1988年以来30余年间中国学者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期刊上公开发表的556篇国民经济动员研究论文为统计数据，同时考虑到研究领域的特殊性，收集非公开发行刊物《中国国防经济》2002—2012年11年间242篇国民经济动员研究文献进行补充，采用文献计量学的原理和方法，对我国国民经济动员文献的数量、期刊类型、作者的分布、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对四个重要研究领域研究进展进行了概述，以期对相关研究者具有借鉴意义。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以服务战争为唯一目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未来国民经济动员的理论研究，应当紧跟实践的发展，抓住时代变化特征，跳出单一视角，以更高层次和更宽视野，从保障国家安全和国家核心利益出发，以保障国家综合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重新审视国民经济动员的内涵、功能和定位，构建独立的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体系。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增强定量研究比重。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动员领域的研究大多以定性描述为主，低水平重复研究工作较多，缺乏细致的调研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量化国民经济动员指标体系，加强国民经济动员能力评价体系等领域的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文化经济学研究篇6

关键词：地方高校；区域经济文化；发展；服务

中图分类号：G64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2-0085-03

一、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是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进行的，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是有着地区差异的，不同地区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不同，导致历史文化背景千差万别，这种明显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就是区域文化。

区域经济文化对地方高校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地方高校作为区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植根于地方，受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必然带有浓厚的地方文化印迹，地方资源是地方高校特色建设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对地方高校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地方高校对区域经济文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地方高校作为区域文化中心，拥有其特色研究机构、科研队伍以及图书信息资源等等，只有满足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为区域经济文化发展提供可靠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才能获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引领区域文化发展方向，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是地方高校的社会责任。

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文化发展，既是地方发展的需要，也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一所优秀的地方高校不仅要融入所在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更要以自己的先进文化引领区域文化发展方向。

二、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途径

地方高校以服务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为目标，为地方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特征。白城师范学院位于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区交汇地带，是吉林省西部地区唯一一所以培养基础教育教师和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主、师范教育与非师范教育协调发展的省属本科院校，只有立足于地方，探索与区域经济文化共生发展的契合点，才能实现与区域经济文化的共生发展。

（一）培养区域文化人才

建校50多年来，学校始终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宗旨，共计培养基础教育合格师资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专门人才6万余名，他们当中包括行业骨干、各级领导、知名＜摇⒂判憬淌和企业家等。学校被誉为吉林西部基础教育教师的摇篮、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育基地、党政干部的黄埔军校和科学研究的重要高地。目前，全日制在校生12000余人，学校与白城四中等中小学签订了教育实习与教学研究合作协议；与地方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建立了实习合作关系；探索构建了校企、校校、校地、校所立体合作架构，协同育人、互惠多赢的良好局面正逐渐形成。2015年学生在校期间创办并获得营业执照的小微企业达50多家。

（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地方高校作为区域文化中心，要加强针对区域文化开发和利用的应用研究，通过开展科学研究提供科学技术，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推动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科技成果是大学创新文化的结晶，科技成果转化实质上是引领区域文化的重要方式。我校各学科的科研工作紧紧围绕着吉林西部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吉林省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为目标，在生物资源的开发、区域生态、防风固沙和盐碱地的治理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地处吉林省西北部的白城市，盐碱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24.2%，生态环境脆弱，严重制约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白城盐碱地治理工程技术中心”依托我校地理、化学和生物学科整合而成，以电厂脱硫废渣为改良材料，研究种稻条件下脱硫废渣对盐碱土的改良效果，在白城洮北区高平村、德顺乡英格尔屯建立了2000亩盐碱良示范田，为电厂脱硫废渣的综合利用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研究成果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与“吉林省西部土地整理”“白城2×60万千瓦火力发电”“引嫩入白”和“吉林省增加百亿斤粮食生产能力”项目有机结合，形成白城地区工业一农业一环保一生态建设四位一体的循环经济模式。

“吉林西部绿色特色农产品研发中心”结合吉林西部地区的盐碱地域特点进行草木犀、罗布麻、龙葵、甘草、籽粒苋、黑豆、绿豆、向日葵、燕麦等吉林西部特色植物种植与加工研究，特别是耐盐碱药用植物罗布麻栽培技术研究达到了国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其他研究也都填补了吉林省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籽粒苋发酵产品深受广大师生员工的欢迎，目前，与三家企业签署了籽粒苋种植与利用的技术成果转让和技术服务合作协议，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加强区域文化研究

作为地方高校，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人才优势、学科专业以及图书文献信息资源优势，建立突出地域文化特色的学科研究基地，并依托这些研究平台，推进对吉林西部区域文化资源的发掘、整理、保护和开发研究，为区域文化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我校“通榆年画艺术研究中心”获批为吉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通榆年画是吉林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通榆年画的产生与发展既受闯关东齐鲁文化的浸染，又受科尔沁草原文化的影响，其地位可与山东潍坊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和天津杨柳青年画媲美。如今，通榆年画早已不复当年兴盛，我校对通榆年画的挖掘、整理、保护和传承工作，有利于深化通榆年画在文化传承方面的作用和意义，有利于提升对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意识。

吉林西部草原文化研究基地，由我校历史学、文学、经济学、音乐、美术、地理学、生物学等相关专业人员组成研究团队，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区域以及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等具有区域代表性的文化进行研究。吉林西部草原文化研究基地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密切合作，例如，与白城市政协联合提出的议案《利用辽代春捺钵文物遗址，发展白城文化产业》被白城市政府采纳；同白城市电视合创办大型纪录片栏目《发现白城》，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纸、期刊等途径宣传地方文化；同白城市民委、史志办共同发起了东北草原民族乡乡土志丛书编纂工作，志书编撰工作对于加快新农村文化建设，弘扬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推动白城市民族乡镇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四）推进区域文化交流

地方高校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展区域文化的对外交流合作。近三年来，我校先后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白城市政府及通榆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国地域性辽金史学术研讨会”、“纪念唐鸿胪井刻石建立1300周年学术研讨会”、“通榆年画学术研讨会”等。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广泛吸引专家学者，加强与学术机构及国内高校的合作，通过项目互动、课题合作研究、人员交流等方式，达到了交流成果和拓展学术视野的目的，进一步扩大了我校的影响，推进了区域文化的广泛传播。

（五）加大社会服务力度

地方高校是当地最大的文化教育机构，应发挥师生优势，从学校的区域环境、历史传统和服务对象出发，积极开展各类活动。例如，通过公选课、学术报告、讲座等形式传播普及区域文化知识；通过专业实习、野外考察及社会实践等活动研究当地民族文化资源，以提升高校服务于地方的能力，为区域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好服务。

三、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建议

高校是人才第一资源、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创新第一驱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我校目前还不能很好地适应这样的形势，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接不够，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科研实力总体不强，高层次科研项目不多，高层次人才队伍有待建设，学科优势有待加强，学科特色有待提升。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创新能力还需进一步加强，运行机制还不够完善。总之，阻碍地方高校济社会服务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高校自身的问题。因此，地方高校应不断加强自身文化建设，承担起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社会责任，对区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作出贡献。

（一）创新体制机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地方高校担负着培养当地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的创新型、复合型、实用型人才的重任，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也并非易事。地方高校要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采取多元化、多层次、多途径的办学模式和培养方式，进一步加强产学研的协调与合作，形成科研、实践和科技成果推广基地，培养大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造就更多适应区域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应用型高级人才。

（二）与地方政府合作，解决办学资源问题

建立政府、企业和地方高校自身投入相结合的多渠道资金投入机制，构建文化研究机构、产业园区，吸引地方高校教师积极参加区域经济文化建设，充分发挥高校人才智力优势、学科优势和信息资源丰富等优势，推动与促进地域特色文化研究与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好地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地方高校通过实施专项建设，不断加强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和针对性。

（三）开发城市文化资源，助推城市文化产业发展

科学分析、准确定位，切实提高对区域地方文化的认识，挖掘地域文化精髓，研究地方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发展问题，达到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目的。地方高校应该协助政府在助推城市文化产业发展上有新进展，引导传统文化资源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努力打造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白城拥有丰厚的辽金文化遗迹，但辽金文化并未深入挖掘；民间剪纸、无笔画、石雕、年画等民俗文化方面均未形成产业化发展趋势。

（四）提供实践机会，鼓励师生进行创新研究

地方高校应制定相关的奖励机制，支持教师进行地方文化相关的课题研究和作品设计等，鼓励学生参加影视、文学和设计大赛，调动师生进行创新研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地方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促进地方文化建设。

文化经济学研究篇7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分析研究

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来源于社会网络分析，学术的传承涵盖了不同的知识领域，新经济社会学通过经济的方法来对社会进行研究，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社会人是在经济问题逐渐复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在社会生活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有利依据，避免了人们一味追求利益而在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新经济社会学主要通过网络理论研究及组织理论研究来研究社会发展趋向，在连接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但是社会经济学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出现是在20世纪初，通过学者们的研究与讨论而形成。西方的新经济社会学不能够把离散的经验研究成果有效地结合起来，只是一味地注重经验研究。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逐渐表现出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主要从研究社会方面对经济学进行扩展。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来探索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流派，许多特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伴随格林兰诺维特发表的标志性论文“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同时诞生，主要是指用组织理论、网络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新经济社会学得以迅速地发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融合趋势是分不开的，新经济社会学的逐渐兴盛是结合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多门研究成果。当今社会，教育、婚姻、犯罪等领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许多领域的研究导致研究者忽视了基本概念，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分歧，新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核心的主题上，关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还没有受到人们高度重视。这种现象表明，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要去做，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要不断吸收与借鉴政治、文化等学科的思想，为了主题研究获取全新的发展动力。尽管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术兴趣与研究视角，所持观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势必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新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领域

1.网络领域研究。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网络理论分析认为，个人的行为与决策是与社会情境融合在一起的，必须用嵌入来说明社会现实与个人行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且针对行动者的真实行为背景进行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怀特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最早运用网络方法，通过网络方法的运用对市场进行研究，了解信任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紧急运用效用理论来对制度的形成进行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结构才是理解现存制度的关键。格拉诺维特研究了信息网络在人们寻找工作时的有效应用，并在最新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即使大多经济互动都发生在网络中，但经济制度的推动力是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形成由网络促进，经济制度只要成型，就会存在于单一的制度模式中。2.市场研究。新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商品及劳动的交换，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都是未来获得高效的产出而形成的，市场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方式。网络学派认为，市场的结构是为了效率而构建的，市场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改进市场效益。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著作，包含了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多个领域。新经济社会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也渗透在市场中，并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表现在对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所以，对经济市场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洞察力比较欠缺，对劳动市场的研究分析过程中，参与研究者估价了分层理论，挖掘出位于表面之后的机制，并且对百姓收入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3.文化领域研究。在20世纪中期，就有一批文化人对经济生活进行了研究，最终文化研究能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还要归功于扎利泽等人把研究方法代入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扎利泽等人反对经济社会学把所有都归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反对只用文化术语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随着对价值观的关注，在其中融入了定性的历史资料，所以给新经济社会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许多学者认为，文化因素存在于经济行为当中，在市场研究中如果不考虑到文化，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在新经济社会学中运用文化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还不够清楚。但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引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且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借鉴，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新经济社会学在国外的学术界中掀起浪潮，但是在我国，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界对新经济社会学还很模糊。我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对分析变革时期的经济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新经济社会学对社会研究领域有了重新的界定，在构建理论时持有独特的方法，对我国社会学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4.组织理论研究。组织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社会学对组织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盈利方面，新组织社会学越来越著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组织理论一直关注经济组织，在工业社会学领域衰落期间，美国的组织理论吸收了工业社会学的许多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组织的理论都是对可用资源依赖理论、交易理论。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于经济组织的社会学问题：经济组织与个体之间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的限制，企业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能够通过规范的经济交易来达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关系网来完成的，企业内部的制度也会被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所取代。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是企业间合作所运用的非正式关系，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同样会促进各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易行为的产生。在企业内部，员工的晋升、部门间的协作甚至企业中冲突的协调都会运用到非正式的社会关系。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1.市场过渡理论研究。关于市场过渡理论，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假定，首先是以中央集权化科层指令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协作体系，其次是以供需关系来主宰价格定位、货币与所有权为特征的市场协调体系。维克多尼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把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制度看成是一个过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过渡的重要后果是领导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在集权化科层的协助下，领导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交易的降低成本造成捷径，由于权力向买卖双方转变，所以，人力资本随着过渡的实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我国，这种过渡进程不会是单向的，尽管这样，仍然会出现局部改革的现象。在过渡时期的中间阶段，指令协作与市场协调相互共存，领导的权力依然存在一定的作用。市场过渡理论的研究表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关于交易模式、所有权等与市场经济不符合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为过渡性表现。2.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意识与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根源等几个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状况，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市场及地方调节的因素对其进行了揭示，地方协调的角色至关重要，地方内部社会资源的管理不遵循理性的相关规则。为了达到目的，社会上的子系统会做出一定的让步，地方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市场竞争的原则。在我国，不会走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发展模式的变化会随着地方性力量的强弱而不断改变。地方性协调的构建基础是当地的关系网，主要表现在家族亲属之间，指令的侧重点会以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取向，对于关系网的存在，将伴随着机会结构而不平等地分布。

四、结语

新经济社会学者把市场当作社会结构，对于市场构建的基本机制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人认为是网络机制，有人认为是制度机制，新社会经济学的诞生使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微观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把社会网路正确地引进到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有效地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行补充，为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性。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融合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萌.新经济社会学的价格理论论析[J].才智，2015，(24).

[2]孙涛，胡慧河.“经济社会学”抑或“社会经济学”?———刍议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对视与沟通[J].理论学刊，2015，(9).

[3]刘米娜，丘海雄.市场是什么?———新经济社会学视野下的市场研究：派别理论比较研究及启示[J].河南社会科学，2013，(2).

[4]蒋海曦，蒋瑛.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述评[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6).

文化经济学研究篇8

随着我国沿海经济带的开发建设规模力度的不断加大，沿海地区规划建设的方式方法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的一个热门方向。辽宁沿海经济带http://的开发开放带动了辽宁省乃至东北三省的经济发展，因此其成功与否直接影响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成就。因此，各方学者对其的研究更加全面、细致。

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开发是从2009年确定的，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研究从近年才开始的。主要的研究如下：①在开发战略研究方面：王晓玲，阐述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在环渤海经济区中是连接东北与华北乃至东北亚的纽带、推进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李靖宇等人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的战略投放体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投放体系应形成由点到线、扩县成面的对外开放新优势，并以辽中城市群为腹地起到联动作用；王雅莉在《对辽宁沿海经济带战略的几点思考》中提到应当在中央政府指导、城市政府协商、市场中介组织和企业等多个层面上逐步形成制度性区域合作协调机制，以实现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相互协调的共同发展。②产业集群方面研究：何艳等人在《辽宁沿海经济带的产业集群研究》中提到制定城市的差异性定位与合理分工体系、建立跨区域协调组织、按产业的空间集聚度进行产业布局、建立网络化的产业集群；王志等人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集群发展的问题提出科学规划，依托工业园区发展产业集群，加强集群间的分工与合作、构建区域产业创新体系的对策；徐晓兰在《对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园区建设问题的若干思考》中提到从产业集群构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低碳发展等三个方面探究了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园区建设的方法手段,从优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加强财政支持以及加强人才引进与培养等五个方面讨论了促进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园区快速发展的保障措施；而曹松威等人在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布局的问题上则认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与合理布局，港口与腹地联动式发展，加强城市间合作和错位发展，坚持产业集群化的发展战略，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创新能力是最优的解决方式。③总体空间布局研究方面，王亚丰等人通过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空间格局演变的城市化影响方式研究，经济带的城市化影响方式主要体现在城市化进程推进、城市体系重构、区域空间结构优化和区域生态空间构建四个方面。④县域经济角度研究，潘志等人阐述了辽宁沿海各县市(区)中，研究区两端的经济发展明显好于中间部分；连显淼等人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浅探》中认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不平衡性和空间差异显著，大体呈现东中西三大地带分布格局。⑤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肖瑜对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发展的战略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认为全面优化旅游服务环境；加强带内各市之间及与周边区域的旅游合作；同时李红波等人在对旅游空间结构进行研究的结果是使其形成一个中心、一条发展主轴、四大旅游区，构建了辽宁沿海地区“点—线—面”的空间结构；庄河—丹东线列为第一个二级发展轴。⑥沿线各城市相应研究，谷春立《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的互动发展区》；王延滨《营口沿海经济带区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吴艳娟《关于锦州沿海经济带建设问题的研究与思考》等。

在学术论文方面，科研人员也有更为详细的论述著作来论证，辽宁沿海经济带在各个方面应该如何定位发展。2007年—2009年关于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学术研究论文如下：

发表时间 论文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专业 论文来源

2007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产业布局整合研究 华玉介 钟磊钢 工商管理 东北大学

2007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城市化发展研究 邬冰 杨青山 人文地理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 张立鹏 戴慎志

邢铭 城市规划与设计 同济大学

2008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产业集群研究 高焱森 李秀敏 公共管理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与五点一线开发研究 徐志坚 李靖宇 区域经济学 辽宁师范大学

2008 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布局及沿海经济带构建 王丹 张耀光 人文地理 辽宁师范大学

2008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发展优势问题研究 陈刚 匡海波 工商管理 大连理工大学

2009 辽宁沿海城市群经济整合战略研究 赵宇飞 韩增林 人文地理 辽宁师范大学

2009 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长海县域开发开放研究 宋洋 李靖宇 区域经济学 辽宁师范大学

在我国学者在期刊上发表的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各个方面的研究中，战略方面从早期在区域定位到近期的具体部分的细致分工，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和对现实的具体操作的指导性更清晰。在沿海经济带的发展中，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产业的布局以及区域生产力的分工上，这点直接导致了沿海各个地区的发展的规模是否能达到规划预期。产业与经济的密切联系，使大家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县域经济也有了深入的探索，由于“五点一线”的主要沿线是依靠县级市或乡镇这些行政单元组成，更好的带动经济发展必然会更好的发展县域经济并使其具有特色。在沿海经济带的资源方面，研究广泛，比如旅游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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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港口资源的研究、海洋资源、农业资源等等。针对重要的几个城市，对每个城市相应的问题分析得到解决的措施，但核心的思想都是抓住这次机会，快速发展沿线城市与乡镇，以此带动周边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学术论文研究方面，从研究学者背景看出，大多数研究人员是从事经济地理和管理方面的，而城市规划专业对其空间分布的研究比较少，一方面是因为该战略规划在空间上已经明确了“五点一线”的格局；另一方面是在发展目标的指引下，研究重点放在产业的研究方面。这样解决了目前的产业开发和投资的问题，但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没有http://前瞻性，容易引起之后城市规模发展不一、经济不平衡等城市问题，对整个经济带的发展起到制约作用。针对经济带中某个城镇的研究比较缺乏，只是从产业上指导个片区发展产业类型，该产业一是从其附近大的城市主导产业定位，另一种新增的产业。在学术论文的研究当中，《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长海县域开发开放研究》和《庄河市海洋产业空间布局》两篇文章，是以“点”为研究对象，根据其历史、现状及政策指导对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产业布局以及城市空间布局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