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现状范文
时间：2023-10-01 10:26:14
中国农村现状篇1
【关键词】 农村 人力资源开发
1.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及问题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不仅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上而且在新农村建设上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但依据我国现阶段人力资源开发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人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实际有效的开发和使用，本文认为具体的问题如下：
1.1 农村人力资源总体素质偏低
农村人力资源是“三农”问题解决的出发点和关键点，农民素质大致在文化、教育、思想和科学技能等方面可体现出来。首先，在文化上，农村人口学历都普遍较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了多数，而高中文化及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极其缺乏，其次，在科学技能方面，大部分农民都还是停留在出卖劳动力的体力活和传统耕作的方式，而在农村人口思想方面，落后的思想观念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新事物新观点更为困难。故从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情况来看，农民的总体素质普遍较低，不利于我国农村的快速发展。
1.2 农村优秀人才流失严重
由于我国农村落后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一方面很多农村出来的人才大都不愿回到农村支持农村的建设，另一方面农村中拥有现代农业技能的人才很少，再加上农村的青壮年涌入城市务工，造成农村优秀人才缺失状况愈发严重，导致农村可利用资源稀缺，生产效率低下，这种状况加剧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难度。
1.3 农村人力资源结构严重失衡
在农村教育落后加上农村人口总体素质偏低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大多是以出卖劳动力务农为主，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农村人口占极大部分，而在第二、第三产业上就业的农村人口所占比很小。凸显出农村人力资源结构严重失衡，又因地方政府对农村人口的培训力度不大，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更像是无头苍蝇，收效甚微，也不能让农民拥有具备转移到其他产业上的技能，农民的综合素质得不到提高，且会增加对他们的开发难度。
2.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国当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着重重的矛盾，本研究认为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关键还是在于科学教育、思想观念、制度体系不完善以及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不够等方面。
2.1 科学教育水平偏低
从我国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来看，农民普遍接受教育水平程度低，首先在农村师资力量跟不上，很多教师不愿留在农村任教，师资队伍整体素质也不高；再者，农村人口被日常的农务所束缚，并无太多空闲时间去关注教育。从而导致我国农民的文化水平得不到提升，对农村人才的培养停滞不前，更是对人力资源_发和新农村建设增加了一道关卡。
2.2 政府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不够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并没有把人力资源放在第一位，他们强调的是资金不足，无法开展人力资源开发的活动，也没意识到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相对于跟着政府方针走的农民来说，政府的不重视导致他们更是安于现状，不去追求自我开发，能够自给自足就已经够了，更不会去深究自己的潜能来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人是不断创造财富的源泉，政府对人力资源开发的不重视影响到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3 培训机制不完善
农村教育、培训机制不够完善，影响了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首先，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在农村很少有与职业技术相关的学校和培训机构，这些基本分布在县市一级；培训内容与当地农业生产存在出入，培训效果不明显。这一原因已经成为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困难的主要原因。
3.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
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挖掘人的潜能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过程。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可使人具备有效参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体能、技能、智力及正确的价值观与劳动作风。下文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对策，为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3.1 加强农村的教育和培训
在现代社会，传统的农耕方式不能给农民进一步带来收入，只有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和教育，增强农村人力资源的科学技能，提高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再结合现代科技，才能提高农民的收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1.1 完善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是教育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发展其他层次教育中最为基础的一个阶段。基础教育有着巨大的作用，它能够减少文盲的产生，在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后，农村文盲出现率越来越少，能使农村人口较快的接受其他新事物甚至是更高层次的教育，改进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接受科学所带来的益处。
3.1.2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从目前来看，我国农村人力资源质量还是偏低，因此，我国必须要依靠教育和培训来提升农民的综合技能和综合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建立和完善农村教育的网络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合理使用资源，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开设专业课程，为农民提供最实用、最有效的培训。
3.2 加强制度体系建设
加强制度的建设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一项长期有效的措施也是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向城市转移以及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保障，更对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应该加强各项制度体系的建设，为人力资源开发打造一个良好的基础。
3.3 加大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力度
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是一项长远而又意义重大的民生工程，在财政上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这一责任承担者首当是政府，但是单靠政府一味投入资金又是不够的，因此需要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再辅之以政府政策上的引导，发挥各个方面上的主观能动性，号召各方资源投入其中，创造更多的资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首先，中央要想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就必须要在财政上加大投资力度，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所投入的比重提上去。
其次是招商引资，吸引各方企业加大对农村可利用资源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同时在财政投入方面，政府也应该设立监督机制，加强对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开设监督电话，让财政透明阳光化，这样群众才能积极投身其中，行驶自己的监督权，以此来优化支出结构，提升财政费用的使用水平。
结 论
在当今经济发展速度快的时代下，人力资源已成为创造财富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重要资源，以及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根据前人研究和当今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中国必须将人力资源开发重视起来。要想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跨越式发展，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必须要牢牢把握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这一个主要突破口。全面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增强国际影响力。
我国目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村人口总数多，但农村人口素质普遍较低。这种状况无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提供可靠的人才，满足不了现代化建设的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而且某些地方政府的不重视导致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停滞不前。再者是制度体系上的不完善阻碍着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这些都是当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的难题。
对于这些原因，本研究认为必须加快推进农村城市化建设的步伐，农村人力资源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教育和制度体系的建设，多方位的培养新农村建设中所需要的人才，建立起一套适应农村人力资源所需要的多层次开发体系。
综合而言，必须要针对农民的思想进行一个系统性的解放，突破各种思想上的限制，让农村人力资源主动投身到新农村建设中来才能够更好更快的完成人力资源开发。与此同时还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力度，对农民进行有目标性的培训，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完善与农村人力资源相关的制度法规，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只有将这些措施实际的落实到位了，才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优秀的人才，实现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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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现状篇2
从我国农民收入现状，比较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财政支出以及我国和发达国家的支农支出，最后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农村农民；财政支出；现状；分析
一、中国农村以及农民收入现状
中国农民的数量大、底子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农民的收入与城镇居民的收入也越来越大。
九亿农民和其余五亿城市居民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这无疑不仅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按照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来看，就现在而言，相同数目的财政支出，政府投入到农村所获得的福利，满意度及社会效益很可能比投入到城市多很多。
二、中国的公共财政的支出状况
中国目前处在中低收入的国家的阶段，需求的无限性和财政收入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矛盾，中国政府对财政这种经济资源的使用的取舍十分艰难。目前的中国，财政支出总是偏好城市，并且一直以来未得到很大的改善。
我国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却主要用于公务人员的新增工资分配和投资城市建设，包括用于消除城市贫困现象，使城市得到较大的发展。这时财政分配仍然严重的向城市倾斜。显然，上述财政支出状况不仅造成了城乡居民严重的不公平，而且在一方面上促进了城乡二元化结构，加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
三、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与美国农业自然资源相当，现在我国也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怎样能像美国一样实现成功的转变呢？以下不妨从从财政支农方面探讨一下美国的发展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1.美国实行对农业农民的各种优惠政策和农业补贴制度。美国对农业实行关税保护以及各种增值税和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在生产、限产和各种农业设施上给予农民的补贴有的甚至超过了自身种植的收入。这些都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给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
2.美国极其重视对农业科研的进行。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建立起来了以农干部为主干的、融教科产三位一体的“农业科学、教育和推广体系”。我国在农业的科技发展和推广上有极大的欠缺。
3.美国的社会福利普遍比较高，在农村也不例外。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显然还没有覆盖到农村来，在这一方面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
四、一些建议和解决的方案
经过以上的分析和讨论，对于中国财政对农村和农民的支出，笔者提出以下的建议：
1.提高对农村农业的重视，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支出。
我国面对如此庞大的农业体系很农村人口，农业和农村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三农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从总体俩说，财政对农村农业的投入有巨大的不足，尤其是财政在农村和城市的分配上存在巨大的不公平。
2.加大对农业教育科研投入，加强科研推广
中国现行的科研教育经费存在明显欠缺的问题。在美国超过一半的科研投资是企业进行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仅占了不到47%。而我国中国对农业科研大多是政府独自承担。但是中国政府的财力不足，显然造成了农业科研的巨大资金缺口。所以中国可以结合企业进行有限度的一对一的科研，使得资金收集渠道畅通。
3.建立和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
就目前而言，我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建成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但是我们要一步一步建立起来。这无疑对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有巨大的好处。所以，部级应该在这个方面提高重视程度，并且加大投入。
参考文献：
中国农村现状篇3
关键词：小额信贷 信贷效率 宏观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2.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7-0069-03
中国农村小额信贷效率是指农村小额信贷运作能力的大小，主要包括小额信贷的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中国农村小额信贷（金融）是严格按照国家的计划安排进行的，由于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单一、信贷方式单一、排斥市场作用和缺乏竞争，所以总体效率不高；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小额信贷效率在逐步提高，但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相比，中国农村小额信贷效率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农村小额信贷效率低下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中国农村小额信贷宏观效率的影响因素
农村小额信贷的宏观效率包括小额信贷运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效率和政府监管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的效率；农村小额信贷的宏观效率越高，小额信贷作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政府监管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的效率越高，农村小额信贷结构便越合理，小额信贷资金越安全。
小额信贷运作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效率体现在农村地区货币量（包括通货量、货币总量和货币结构）与农村经济总量的关系上。所谓小额信贷运作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效率是指在一定的农村经济货币化或金融化程度条件下既定农村经济总量对货币需求的大小。小额信贷作用于农村经济发展效率越高，农村经济总量对货币量的需求也就越小，农村地区货币量与农村经济总量的比率也就越低。
小额信贷运作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效率分析可通过农村地区货币量与农村经济总量比率、农村地区货币结构比率等若干方面来考察。一是农村地区货币量与农村经济总量比率。农村地区货币量与农村经济总量比率既是反映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指标，也是从宏观上衡量小额信贷作用于农村经济发展效率的指标。农村地区货币量与农村经济总量比率分为三个层次比率，即农村地区通货量（M0）与农村经济总量比率、农村地区货币量（M1）与农村经济总量比率和农村地区广义货币量（M2）与农村经济总量比率。二是农村地区货币结构比率是农村地区广义货币中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的比率，包括三个比率，即农村地区通货量占货币量的比重、货币量占广义货币的比重和广义货币量占金融资产的比重。随着农村金融创新的扩展和小额信贷效率的提高，在农村地区货币总量中通货所占的比率、在农村地区广义货币总量中货币量所占的比率和在农村地区金融资产总量中广义货币所占的比率会下降。
政府监管农村小额信贷的效率高低可通过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政府调控农村小额信贷措施的影响力，二是政府调控农村小额信贷效果与预期目标的偏离程度。一般来说，政府监管农村小额信贷效率越高，金融监管当局对小额信贷的调控能力就越强大。政府监管农村小额信贷效率高，人民银行提高或降低小额信贷的基准利率，会带来农村小额信贷资金供给和需求主体灵敏反映；政府监管农村小额信贷效率低，人民银行提高或降低小额信贷的基准利率，农村小额信贷资金供给和需求主体对调控措施反应会非常冷淡。在政府调控农村小额信贷效果与预期目标方面，政府监管小额信贷效率越高，政府调控小额信贷预期目标实现的程度越高，偏离程度越低。
二、衡量中国农村小额信贷宏观效率的指标体系
从小额信贷效率概念界定和影响小额信贷宏观效率的因素分析，可以设计出衡量中国农村小额信贷宏观效率的指标体系：小额信贷运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效率指标和政府监管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的效率指标（见下页表1）。
依据影响中国农村小额信贷宏观效率的因素重要性，本文选取农村地区货币量与经济总量比率这一指标来评估中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宏观效率水平。农村地区货币量相对于农村经济总量的相对规模往往体现了一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匹配状况，因此，农村地区货币量与经济总量比率既反映了中国农村地区货币化程度，又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宏观效率。
三、中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宏观效率现状
（一）农村小额信贷运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效率不高
农村小额信贷的宏观效率包括小额信贷运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效率和政府监管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的效率。小额信贷运作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效率是指在一定的农村经济货币化或金融化程度条件下既定农村经济总量对货币需求的大小。小额信贷作用于农村经济发展效率越高，农村经济总量对货币量的需求也就越小，农村地区货币量与农村经济总量的比率也就越低。
农村地区货币量与农村经济总量比率主要是农村地区通货量（M0）与农村经济总量比率、农村地区货币量（M1）与农村经济总量比率和农村地区广义货币量（M2）与农村经济总量比率。众所周知，农村地区通货（M0）只是最小统计口径下的货币，而在中国现行的农村居民收支形态的统计资料中，现金收入同实物性收支是相对应的，故该现金的统计口径应该大于M0；因此，农村地区通货量（M0）与农村经济总量比率、农村地区货币量（M1）与农村经济总量比率不能完全反映出中国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
在金融发展理论及其实证研究中，广义货币量（M2）与农村经济总量比率是一个用来衡量经济货币化程度的经典指标，简称货币化比率。Mckinnon（1973）认为，“货币总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向政府和私人部门提供银行资金的镜子――看来是经济中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和货币实际规模的最简单标尺。”计算中国农村广义货币量（M2）与农村经济总量（GDP）的比率，这一指标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如果按照Goldsmith（1969）以货币化比率为标准，把经济货币化程度划分为三类，即货币化比率在0.21~0.50之间的经济货币化程度为初级阶段、在0.51~0.90之间的经济货币化程度为中级阶段、在0.91之上的经济货币化程度为高级阶段，中国目前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仍较低。
货币化比率只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良好指标，但不能准确地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市场的宏观效率。在经济货币化程度既定的情况下，较高的M2 /GDP意味着金融市场效率较低。由于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不发达导致小额信贷集中于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机构单一和小额信贷金融商品单一，从而所创造的小额信贷资金供应量较多；农村小额信贷机构不良资产率较高且不能得到及时的冲销；加上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村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农户对未来收入增长形成悲观预期导致农户谨慎性货币需求的增强，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这些造成了中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宏观效率较低。中国农村小额信贷效率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农村金融，也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农村金融。中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宏观效率较低主要表现在中国农村货币化比率指标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越来越不相联系。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农村小额信贷在农村工业发展上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一些研究也证明，在这一段时期乡镇企业的融资对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如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等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在这之后，农村小额信贷在农村工业发展上的作用态势发生了逆转，农村小额信贷在农村工业发展上的作用逐渐弱化，并且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与此同时，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也逐渐放慢，导致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止。由于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低下，使农户不愿投资农业生产，农村小额信贷在农业发展上发挥的作用一直较小。总的来说，中国农村小额信贷运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效率是比较低的。
（二）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的政府监管效率不高
中国农村小额信贷的政府监管效率也比较低。中国人民银行对农村金融机构面向农业生产发放的小额信贷利率实行严格管制，虽然农村金融机构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有权自行决定农业生产贷款利率上下浮动的幅度，但是农村金融机构发放农业生产小额信贷的利率变动范围不大。在农村金融机构发放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小额信贷的经营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即使按照人民银行允许的最高利率发放农业生产贷款，每一笔农业生产小额信贷的收益也不能弥补其成本。根据调查研究得知，目前，中国农村金融机构发放给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小额信贷成本率比发放给从事非农业生产农户的小额信贷成本率高出0.5%，比发放给城镇企业贷款成本率高出0.76%，而收入率却比发放给从事非农业生产农户的小额信贷收益率、发放给城镇企业贷款收益率分别低1.03%、1.39%。由于农业生产小额信贷风险与收益不对称，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出台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增加支持三农发展的小额信贷，但农村金融机构却逐渐减少向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小额信贷发放。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农村货币化比率指标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越来越不相联系，受中国农村小额信贷运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效率较低和政府监管农村小额信贷市场效率较低的影响，中国目前农村小额信贷的宏观效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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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Situation Analysis on Macro-Efficiency of Rural Microfinance
LI Juan
（The Humanities College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China）
Abstract：The macro-efficiency of rural microfinance comprehends action efficiency of microfinance on rur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supervisory efficiency. The influence factors include ratio of rural money supply to rural economy total value，ratio of rural currency structure，government influence of regulation measure to rural microfinance and the deviation level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rural microfinance effect to anticipated targe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latively low action efficiency of microfinance on rur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supervisory efficiency，the macro-efficiency of rural microfinance is relatively low.
中国农村现状篇4
关键词：农村政治 乡镇体制 村治结构 公共参与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1]。事实上，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农村政治视野，任何有关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方案都无法真正有效地实施而导致失败。
本文将对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权力组织的构成和运作及与农民公共参与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认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发展规律。
一
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代表国家权力为基本特征的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权力资源，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但存在乡镇干部行为失范、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等问题。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表明，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民族国家，现代化是与农村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将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的体制之中实现全社会的有机整合，才能获得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事实上，这个历史的逻辑也指导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设计。无论是晚清的农村改革，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农村建设；无论是新中国的集体化运动，还是新时期的村民自治，就其总的历史状况和目标而言，都是民族国家力图将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统一进程之中的努力。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没有进行也不可能完成西方社会那样一个由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而是在走一条“规划的社会变迁”之路。这就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政府要在农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组织是政府推动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的力量”[3]。其表现形式就是国家权力体制在农村社会得以建立。自民国期间国家行政体制下沉到乡镇一级之后，在农村社会直接代表国家的就是乡镇政府。人民公社时期，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社合一体制，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国家及农村干部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统辖而实现了对农村社会政治及其它领域的控制，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也从根本上破坏了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基础。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最直接的目标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否定，“这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4]。而政社分设后产生的“乡政村治”体制，成为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
“乡政村治”体制的“乡政”，是指乡级机构的功能运转主要体现在乡政权上，特别是体现在乡政府的职能上，从乡级政治事务、行政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管理方面，都突出一个“政”字。而“村治”则是指村级组织对村域事务在自治基础上的具体管理。在这一体制中，“乡政”代表着国家权力，具有系统而完整的组织机构，而且掌握了农村社会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控制着和主导着农村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1）人民公社体制废除时，国家政权的基本属性通过新的“乡政”体制顺延了下来，特别是经过近二十年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全国各地的乡镇普遍建立了完备的党委、人大、政府及政协等政权组织。这些组织机构分别从党务、立法、行政和统战等系统强化着国家政权，以保证国家权力自中央到地方的统一性。（2）各乡镇政权配备了大量的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随着公务员制度在乡镇的推行，大批有文化、懂法律的优秀知识分子充实到了乡镇干部队伍，乡镇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他们在乡镇政权的各个岗位上，确保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实施。（3）普遍建立了乡镇财政制度，乡镇政府具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提升了乡镇政权在经济、文化事业和社区发展等领域上的政治能力。（4）乡镇企业有所发展，增加了乡镇政权对经济的影响力。特别是那些由乡镇政府直接管理的具有资源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乡镇政权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工具。
但是，目前的“乡政”也存在诸多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乡镇政权的施政能力，乡镇政权的社会动员能力呈下降趋势。（1）体制上冲突。乡镇政权体制存在诸如党委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现状与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及乡镇长负责制之间的冲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定权力受到一定程度虚置；政府职能部门条块分割，乡镇政府的管理职能受到肢解，政府功能和权力残缺不全等问题。（2）人员臃塞，乡镇财政负债严重。目前我国乡镇政权吃“财政饭”和“事业饭”的人数普遍在100—200人之间，有的甚至超过500人。乡镇政权人员的臃塞，势必增加乡镇财政的负担。据对全国81个农民负担监测县调查，平均债务额1098.6万元，平均净负债708.2万元。乡镇财政濒临破产。[5]（3）乡镇干部整体综合素质较低及激励机制欠缺，工作效能差和制度化程度低，其行为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寻租性，贪污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有些地方为了缓解乡财政的负担或乡镇干部自己获利，采取各种名目增加农民负担，并在与民争利时采取许多非法的失范行为，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乡镇政权处于从农村获利和维护农村安定的两难之中。
为了解决乡镇体制存在的问题，各级政府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目前有两种不同的改革方案：（1）强化乡镇体制。主张者认为，应该继续强化国家对农村社会的主导作用，大力加强乡镇体制建设，其中在规范乡镇各政权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时，采取各种办法提高乡镇干部的素质并努力使其行为制度化，特别是要县级政权要简政放权，下放各部门在乡镇的下设机构，以改变目前乡镇体制上条块分割的状况而提高乡镇政府的工作效率[6]。有研究者认为，要强化乡镇体制，还必须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7]，即将政府组织延伸至行政村，实行“乡治、村政、社有”[8]，也就是将村级组织的行政功能扩大或制度化，在村一级实行行政化体制，在村民小组一级实行村民自治体制。（2）弱化乡镇体制。持这种观点者认为，乡镇政权建设应该遵循转型期以来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即“随着国家对农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的权力文化向现代权利文化的转变，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农村的政治领域，农村社会将最终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实现从传统的专制家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的个体社会的转型”[9]。其政策性主张是撤乡并镇，在确保国家基本行政职能下沉的同时，逐渐实现国家行政权力体制上移，达到乡镇社区自治。事实上，近几年来，在一些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实行乡镇规模调整，有的地方有1/3的乡镇被撤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0]。
毫无疑问，现代国家是不可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对农村社会的管制。因为，如果没有国家强制性的影响，传统农业是不可能走向现代农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农村的发展，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都缺乏基础。问题只是，在市场化进程中，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才能实现农村社会现代化这一目标。在现实的农村政治中，乡镇权力体系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扩张惯性。这是由行政支配主导型和缺少约束制衡的体制特点所决定，其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利益的驱动。从目前农村社会的基本情况来看，国家对农村社会的管制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行政性的“命令—服从”模式如何有效，而应该主要建立一种“法制—遵守”模式。也就是说，国家应该通过一种法制方式，将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利益和国家对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通过强制性的法律预期确定下来。在这种“法制—遵守”模式中，应该将农村社区事务、国家目标进行适当的区分。对于诸如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则依靠法律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制；对于农村经济的管理，根据市场化的进程，应该从直接管理过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观调节。而对于农村社区性事务，应在国家授权性的法律权威下，实现广泛的自治，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在乡镇一级实行社区自治。 二
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存在各种权力边界不清等深层次的冲突，农村政治制度化建设落后于现实需求，极大地影响了村民自治体制的绩效和发展空间。
目前，中国村级治理体制正在实现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结构性转型。这种转变是与农村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相联系的。如果说，1980年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在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通过对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改变了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那么，从1984年开始进行的农村第二步改革，通过改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合同制，取消生猪、蛋品派购，实行市场价格，则在改变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自此之后，市场成为了配置农村社会资源的主要形式之一。农村社会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促使社会流动增加，并使中国农村社会的分层结构发生变化，即农民职业分化和经济差距的扩大，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刚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但是，这种因市场化取向而产生的社会分化，又受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和影响。正是在这种多样化的制度性冲击和约束下，决定和形成了目前农村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及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各主体获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具体来说，一方面，由于市场化取向的冲击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形成了农村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特别是“农民阶级的大分化，瓦解了中国社会非民主、非法制的社会根基”[11]，中国农村社会正在进行以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过程。然而，“分化本身并不足以导致现代化。发展是分化（既有社会的分工）和整合（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将分化的结构联系起来）互相作用的过程”[12]，为了达到这一整合，国家需要向农村社会输入新的政治制度规则，这就是村民自治体制的逐渐建立。村民自治是农村基础人民群众自治，即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其目的是使广大农村居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有效地处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最基层，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13]。这一体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至1988年，全国各地普遍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乡镇以下建立了村委会。尽管还没有实行村干部的民主选举，但村级组织建设开始规范，村级干部也在精简。第二阶段是1988年以后，随着《村组法》的实施，从建立乡政府和村委员进入到了村民自治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开展了民主选举、村务公开、建章立制等自治活动，并在全国建立了一批示范县。到目前为此，全国（除台湾和港奥外）基本上都实行了村民自治体制，并普遍进行四至五届村委会选举，共有9万多个村民委员、38万名村委会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各地还在不同程度开展了“村务公开”和“建章立制”等活动。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普遍存在深层次的体制性冲突：（1）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在权力关系上的冲突。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国家实现对农村社会一体化整合的工具，在村级正式组织中处于领导核心位置。可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是以国家法律的授权为依据、以全体村民的民主选举为基础的，在法律上并不具有服从村党组织的义务。两者权力来源和职权不同的客观存在，必然影响到农村政治的统一性。而为了解决这些冲突，有些地方在乡镇党政的支持下，采用控制选举、用党支部会议代替村民会议、以党组织替代村委会行使职权等所谓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方式来控制农民自治组织。其结果是改变了村民自治的民主性。（2）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的自治权力之间的冲突。从国家立法上来看，村民自治否定了公社体制时国家政权与农村组织特别是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将过去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转变成为国家政权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指导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变化，最主要表现在，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农村权力的基础已由上级授权而改变成了村民授权。这种改变必然影响到国家行政权力对村委会的管辖权限及行为习惯等问题，也必然影响到乡镇政权的权威。乡镇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施政能力，一方面通过强化对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并通过建立村级党组织来控制村民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则是实行“村财乡管”等措施来肢解村民自治组织的职权。（3）村委会的自治权与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之间的冲突。根据《村组法》的规定，村委会不仅管理着村集体的土地和财产，还具有支持和组织全村发展经济的责任和义务，并需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因此，人们按照人民公社时期的习惯思维，将村委会视为集体经济组织。有些地方就借发展集体经济为名，将村委会职能扩大，不断强化村委会的经济功能，使之向经济组织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剥夺农民的经营自主权。转贴于
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有关国家权力与村庄自治权、社区组织与村民个人权利的边界问题。政治组织理论认为，任何权力边界模糊，也就意味着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不确定性。这样，就会产生组织的不经济性和个人权利的不可预期性。组织的不经济性，不仅包括其运转成本，而且还包括其机会成本的增加，特别是因不必要的职能产生的代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代价就是由于其职能的无限度扩大而自身成本投入又明显不足或过剩所导致的与目标的实现没有内在必要联系的某种损失。为了克服这种不经济性，就必须有效而合理地确定村级组织的权力边界，明确其职能范围。目前最为现实的选择应该是：（1）真正落实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性，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契约关系。村民自治作为国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实行的一种农村政治安排，是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内生成的这种“自治制度”，对广大村民来说，其选择空间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有关村级织织的性质、结构和职权这些方面都不是村民自主选择的结果，而只能是在国家法律权威下形成的制度性安排。也就是说，在国家主义的权威导向下，要求广大村民这些“自治主体”完全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建立符合基层政府意志的“自治组织”，因此，在村委会的设置和权力及村党支部的领导地位等方面，并不存在实际意义的约定和更改。要克服这些问题，就必须大力提倡法制权威下的契约精神，将乡镇党政、村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真正作为法律上平等的政治主体，并促使其相关规则的制度化，以此来强化村民自治组织职权的刚性。（2）限制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功能，通过建立独立的经济合作组织，为农民走向市场提供组织性服务[14]。村民自治解决的是村庄内部的秩序及村庄与国家体制之间的秩序，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村民与社会，特别是村民与市场的关系。村庄内部的秩序，表明的是社区组织所必需的结构环境，是社区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基础，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与控制与正义相关的问题；市场秩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交易赖以实现的市场伦理与信用关系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国家之外社会的存在。但是，处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并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村民进入社会需要许多中间的渠道。村治体制不能够也不必要为村民提供市场化的组织，根本性出路是通过制度创新来满足农业市场化的组织性需要。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状况和各种组织资源来看，最为现实和有效的市场化组织，就是以平等主体为基础的、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的具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及合理退出机制的会员合作制组织[15]。
三
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但是，农民非制度性参与、非法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政治权力运作过程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公共参与是公众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影响和改变政治过程的活动[16]。在传统农村社会，家庭才是法定的基本政治单元，广大农民作为皇权下的“子民”，在村庄事务中，只有通过他们家族或宗族组织进入公共领域，其活动只不过是家庭或宗族组织行为的外化或代表，个人在社区事务中不具有独立的政治身份。民国时期，虽然农民的“国民”身份得到了确认，但在严格的保甲体制中，农民作为“保丁”承担更多的是对国家和社区的义务，而且是一种与社区“连坐”的强制性义务。新中国建立之后，在集体化时代的“集权式农村动员体制”下，农民成为了“社员”，社员对集体经济组织在经济和人身上的依附也就决定了其公共参与权利的有限性，法律规定的“社员”参与集体经济组织决策和管理的一切“权利”是一种虚置的权利。只有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政村治”体制之后，农民成为了“村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并拥有了参与社区管理的民主权利。事实上，在国家大力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特别是在近几年进行的第四届和第五届村民选举时，每届选举全国有六亿、占总数90%的农民参加了村委会的民主选举，表现出空前的政治参与热情。在一些村民自治搞得好的地方，村民已在事实上享有了村务的管理权。而当这些选举权和管理权及其它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有部分农民已能够拿起法律武器，与各级党政组织或干部对簿公堂。特别是部分农民通过组织或参加新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在农村形成了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这些都表明，我国农民的民主观念和权利保护意识不断加强，农民的公共参与已经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我国农民的公共参与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1）公共参与主体的分化，形成了新的政治上“有权群体”。据调查，目前许多地方虽然进行了形式上的民主选举，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管理体制，村务的管理权在事实上被大约11%的管理者和特权者掌握，大多数村民处于农村政治权力的边缘。（2）农民非制度性参与大量存在，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基层党政的事件增多。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和农村干部的行为失范。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民的增收较为缓慢，而有关农民负担却日益增加，乡镇政权的财政收入以及乡镇干部的工资及福利补贴都直接依赖于农民的税费，而村级组织在国家和乡镇收取上交提留任务时常“搭便车”的行为并有些过激手段和方式，这样在不断积累村民的不满对抗情绪，一旦有动员性力量加入，就可能以非理性的、难以控制的方式发泄出来，农村社会就会处于动乱之中[17]。（3）农民非法参与有扩大的危险。近几年来，农民通过贿赂、暴力威胁和恫吓等手段影响乡村干部决策或村委会选举的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有些地方，黑恶势力侵入到村级政权，出现了恶人治村，地痞村霸气焰嚣张，扰乱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农民的财产和生命权益受到极大的侵害和威胁，民主和法制遭到了无情的践踏。（4）村民通过家族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现象有所增加。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家族势力作为农村社会的一种自在秩序，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扶持，家族现象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外观形态。但自中国进行转型期之后，稳定的家族势力遭到了冲击，特别是随着农村社会的集体化和公社化的开展，宗族组织逐渐瓦解，家族势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国家对农村政治的高压式的控制有所减弱，家族势力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具有完整文化内核的历史悠久的秩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宗族组织的复兴并成为农村政治参与的主体，一方面为目前缺乏社区归属感的农民提供了精神上的依托和经济上的保障，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一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有些宗族组织通过操纵或暴力破坏村民选举来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如何解决现阶段农民公共参与存在的问题，目前的政策性取向较为复杂。总的来说，对于非法参与这类直接危害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行为，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必须进行坚决有力的打击。事实上，对于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已引起了各级党政的高度重视。许多地方党政在结合国家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运用专政机器对那些由村痞地霸控制的村进行了集中打击和整治，取得了显著效果。而对如何看待农民制度性参与的发展趋势、解决农民非制度参与及宗族性参与等问题的分歧意见较大。其中主要有两种观点：（1）扩大村民的制度性参与，规范村民的非制度性参与，限制宗族性参与，将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往乡镇甚至县市推广。其理由是，村民自治实际上就是村民对村级社区事务的全面参与，其成功经验证明了中国农民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事务。村民自治所形成的民主可以通过制度传递的方式不断向上层递进，“村民自治的发展必然会推进乡镇民主制度的建设”，其“经验必然会向上引伸，发展到乡镇”[18]，即应该按照村民自治所提供公共参与的经验，进行县、市长的直接竞争性选举[19]，这种传递最终影响到国家民主。而对于农民的非制度参与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特别要从农民的利益表达和保护方面来进行规范。为了让农民能够表达和保护自身的利益，需要在国家正式组织之外建立农民的政治组织，应该建立农民利益集团，[20]其中恢复政治性农民协会组织是一种合理的选择[21]。而对于宗族性参与要给予一定的空间，引导其往利益集团方向发展。（2）在严格限制村民的非制度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的同时，尽量减少村民的制度性公共参与。其理由是，村民的非制度参与具有目的和手段不可控性，经常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宗族性参与则具有强势群体利用我国农村目前还不成熟的“形式上的民主”来剥夺少数的弱势群体的民主权利，因此这两者都必须予以严格限制。而对于村民的制度性参与，不仅不能扩大，而应该尽量减少。这不仅因为，现在许多农民并不具有民主参与政治生活的素质，也没有形成民主参与政治生活的习惯，多数农民并没有明确的、自觉的民主意识，没有把民主参与当做是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他们的参与仅仅是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手段性参与，而不是目标性参与，因此他们对农村干部还不能形成有力的民主监督，不能有意识地影响农村、农业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政策的执行[22]。而且还在于，任何公共参与都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在农村社会增加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以求增加村民的公共参与，其成本基本上都需要由村民负担，而为了从农民手中争夺维护公共权力的费用，又需要扩充公共权力机构，这样形成的是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在目前农村经济不能提供更多经济剩余的情况下，还是尽量减少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减少村民的公共参与，以节约公共权力的运作成本。 公共参与从来都是评价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参与都能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因而，现代国家，一方面开放政治领域，通过公共参与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满足民主政治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又在公共参与的形式和程度上加以适当的限制，以确保社会秩序处于稳态。特别在有关农民的公共参与问题，因考虑农村社会的利益资源和权威结构等特性和农民的整体素质，一般将农民的社区性公共参与和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区分开来。对于农民社区性公共参与的范围和程度，以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为根据；对于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则赋予农民以公民权，按照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农民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因而，随着我国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和乡镇体制改革的深入，乡镇将在组织形式和职能方面由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向社区自治组织转变，农村社区性事务的范围将有所扩大，而国家政治层面将往县级政权提升。而为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强化法律权威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就成为必然。这样也就决定了我国农村社会公共参与的发展基本趋势：（1）农民的社区性参与将会有增加，而国家层面的政治性参与将有所减少；（2）非制度性参与将受到限制和规范，但使其制度化成为政治性的农民利益组织的努力不会实现，有可能的选择是建立新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来主张和保护农民的权益；（3）各种非法参与、宗族性组织参与因其复杂的社会根源将继续存在，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抑制。
参考文献
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辛秋水：《中国村民自治》，黄山书社1999年版。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注释
[1] 王仲田：《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 余力：《中国农村政治：一个紧迫的课题——张厚安教授访谈》，载《社会主义研究》1991年第2期。
[3] 童庐、吴从环：《组织重构：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4] 中共中央：《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载《人民日报》1983年1月2日。
[5] 刘喜堂：《关于乡级民主发展的调查与思考》，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期。
[6] 王振耀：《全国乡镇政权的现实结构及立法的基本依据》，载《中国乡镇政权的现状与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7]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8] 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
[9] 参见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结论部分。
[10] 王克群：《市县乡机构改革的意义、重点、难点及对策》，载《资料通讯》（杭州），2001年第5期。
[11] 朱光磊等：《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12] 斯梅尔塞：《变迁的机制和适应变迁的机制》，载《国外社会学》，1993年第2期。
[13] 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4] 张晓山：《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5页。 [15] 参见于建嵘：《会员制经济——组合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5—20页。
[16] 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17] 于建嵘：《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集体对抗基层党政事件的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4期。
[18] 荣敬本等：《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19] 崔之元：《“混合宪法”与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
[20] 参见高友谦：《建立农民利益集团——突破徘徊的一种政治选择》，载《农村经济与社会》1989年第4期。
[21] 郑法：《农村改革与公共权力的划分》，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4期。
中国农村现状篇5
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问题责任;发展方向
一、我国农村新农保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数以千万计的青壮年农民流入城市打工,导致农村的老年人数量和老龄化程度超过了城镇。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统计分析,我国60岁及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口有8500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0%多,而我国传统的农村养老模式如土地养老,家庭养老也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慢慢地削弱。伴随着城镇化过程出现的是种种难题,如人口老龄化现象,空巢老人现象,种种问题给我国的农村老人养老提出了新的挑战。几千年传统的家庭养老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面对不断扩大的老年群体,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养老服务模式应运产生,随之养老服务合同纠纷与日俱增。这一客观现实及未来的紧迫形势,促使我国必须关注农民社会养老的制度建设问题。
(一)传统家庭养老保险制度的弱化增强了农村对养老保险制度需求的愿望。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的成功推行,我国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家庭结构发生了改变,老龄化速度加快,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巨大的冲击,再也不能满足农村养老的需求。
(二)土地养老保障功能弱化增强了农村对养老保险制度需求的愿望。我国农村土地被占用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造成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再加上农村土地分散化经营,土地生产效率越来越低下,土地养老保障已无法适应目前的需求。
(三)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增强了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需求的愿望。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直接造成农村土地的减少,使农村土地保障功能弱化。另一方面,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使得大量农民工涌向城镇,而由于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限制,农民工要么无法参加养老保险制度,要么不能放心地参加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开始实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较晚,资金筹集基本上是“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支持”的原则。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农民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缺乏共济性。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使得这项制度的实施及融资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1.保障水平低。“新农保”计划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而根据2008年中国人口信息数据,而乡村总人口为7.2亿人;2008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总人数为5595万人,但是面对如此低覆盖面,当前经济条件和政策条件下,农村养老保险全面铺开还有很大的难度,无法满足农村养老的基本生活需要,缺乏社会保险应有的社会性。由于农民的参保意识不够强,相当部分的农民对保险认识不足,了解不够,会致使参保意识不强。
2.覆盖面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的设计偏重于农村留守人员,对于被征地农民和返乡的进城务工人员没有做出合理的设计,这使得制度的有效覆盖面降低,推行后难以形成全面的保障网。
3.政府资金风险系数骤增。由于公共卫生、医疗技术的改进和个人健康意识的提高,人类总体生存状况有所改善,死亡率降低,会带来预期寿命的增加,可以说,政府是这个计划的主要出资人和最终担保人,完全暴露在聚合性的长寿风险之下。农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落实新农保制度,最大的难点是集体补助是否落到实处,否则,筹资的压力难免转嫁于农民。在目前地方财政普遍吃紧,而承担的社会事务不断增加的条件下,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个刚性的制度安排,在一些财政情况不太好的地区,融资而言就是一个压力。因此,无论此项投入是由中央财政全额承担,还是由“中央财政根据地区不同给予补贴”,支付压力是显而易见的,是否会“断炊”、“崩溃”,成为很现实的问题,特别是对财力脆弱的地方财政而言。
4.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法律体制不健全。一直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撤销,费用的筹集、运用以及保险金的发放,不是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而是按照地方政府部门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执行。这些地方性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在民政部的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而形成的,普遍缺乏法律效力,不是农民与政府的一种规范性、持久性契约,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5.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供给严重不足,我国农村对养老保险制度强烈的需求源自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计划生育的成功实行,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和土地保障的不断弱化。而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明显地偏向于城市,导致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供给严重不足,因此,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严重的供需不平衡。
6.新养老保险立法效应滞后。法律是通过强制性手段来规范公民行为,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遵纪守法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尽管今年我国出台了第一部但由于新法刚刚推出,因为各地以前法规不统一,作法也各不一样,彼此之间常存在许多不协调甚至是矛盾之处,从而使现法能否有效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险方面实用性到底如何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二、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议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新农保工作,改善制度实施效果,提出如下建议:
1.加快实施新立法的进程。新立法中国建立覆盖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保障,也是整个国家朝着社会公平正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助于解决农村养老困境,消除农民的养老的后顾之忧.保证基金筹集的稳定性和保值增值的安全性,确保我国农保事业健康发展。
2.提高保障水平,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尽管有地方性补助和个人账户支持,但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贫困人 口,中央财政补贴无疑是保障的主要来源。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加大保障力度,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予以更大政策倾斜。
3.针对不同人群需求,建立多层次的农保制度。在制度的构建过程中,参保对象的经济能力和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固然是主要考虑因素,但社会保险作为一项公共产品,不同人群对它的需求状况也不可忽略。有关学者提出,我国农保的参保对象大致可分三类:一般农民、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农保制度应当充分考虑其特点来建立。对被征地农民,政府补贴应主要由安置补助费和土地补偿费的一定比例组成,若仍不足,则由当地政府“兜底”。对有工资收入且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群体,因其工种的多样性,应进一步划分: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者应被纳入现行制度,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返乡务农者可在原籍所在地参保,在城务工期间的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并入原籍农保制度;从事流动性强工种的农民工参照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办法参保。
4.改革筹资方式,建立政府、集体和农户共同负担的多元筹资机制。为解决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引入集体与农户共同参与的多元筹资机制就显得势在必行。农民作为社会保障的受益主体理应负担其中的一部分费用,但是考虑到农民大多为低收入群体,建立在多元筹资机制基础上的社会保障需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进行。
5.应该在健全机制的基础上,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分层分类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在富裕地区,可以仿效城市社会保障的和经验,全面展开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和失业保险;而在贫困的地区,又要针对不同的保障群体,实施不同的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社会保障。在老年人多的地方,重点推行养老保险;在疾病多发的地方,重点推行医疗保险或农民医疗合作制度;在贫困地区,重点推行优抚、优教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中国农村现状篇6
关键词 农村留守儿童 心理 监护人 教育缺失
作者简介：贺连成，大连海洋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现状；王乙竹，大连海洋大学法学院。
一、现实背景及研究意义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长期外出打工被迫留在家乡或寄宿在亲戚家中长期与父母分离的儿童。留守儿童的现象大多出现在中国，也是中国最近几年愈发严重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出现的主因是由于现代化的发展而导致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中国留守家庭中，父母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生活条件艰苦，因为无法担负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所以不能接孩子进城或留在自己身边。留守儿童的问题日益凸显。
全国妇联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呈现上升趋势。在我们亲自调研的小学中有120余名学生，其中留守儿童有80余人，约占总数的66.6%。这只是中国农村普遍现象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中需要大量劳动力，加之农村传统耕作收入低，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但由于城市生活成本高，工作忙且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父母迫不得已把孩子留在家中。所以农村留守儿童的实际保守量越来越多。
这些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是由农村家庭、学校、社会、经济体制与人口制度等多方面原因所导致的。所以关注留守儿童家庭环境的变化和更广泛的情景性因素，对于深入、真实地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提供针对性强、有效的建议和对策将会十分有用。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成因，为现在及将来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将会起到关键性作用。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
（一）课题研究方法
（二）课题选定对象
三、留守儿童教育存在问题
（一）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背景情况类型
据调查，该校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大致有这样几种结构类型：
1.单亲型。父母一方在家照顾孩子的家庭称之为单亲教育型。由表1可知，父母一方外出打工，另一方留在家与孩子一起生活的家庭占50%，而且爸爸外出打工的比例远远高于妈妈外出的比例。爸爸长期外出打工，妈妈在家料理琐事，照顾孩子。所以大多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是与妈妈为伴的，很少与爸爸在一起生活学习，对爸爸很是生疏。留守儿童集体缺乏父亲的关爱，对于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成长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祖辈型。父母双方全部外出打工，把孩子留在家中让孩子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照顾，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家庭我们称作隔代教育型。同时，这样的孩子我们也称之为全留守儿童。由表可知，父母双方外出打工，孩子与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占总数的44%。父母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家中让父母照顾，虽然父母也知道让他们带孩子的弊端，但也只能这样做。这种情况在留守儿童中大面积存在，属于最普遍的一种类型。
3.寄托型。父母双方全部外出打工，把孩子寄拖在亲戚或朋友家的我们称之为寄养教育型。由表格可知，把孩子寄宿在亲戚朋友家中的家庭占调查总人数的6%。走访时我们得知，当孩子的爷爷奶奶或爸爸妈妈不在身边或已经去世时，父母不得不把孩子寄托在亲戚家抚养。而且，在与父母电话沟通时我们也了解到把孩子寄托在亲戚朋友家抚养实属无奈之举，孩子一般都会被“另眼相待”。
（二）留守儿童情感存在的问题
1.父母常年外出打工，缺少亲情沟通。在实地走访中我们发现，很多留守儿童每年只有一次机会见到远方的父母，大多是春节阖家团圆之时。在外打工的父母一般骑摩托车长途跋涉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在春节时回家，而且他们往往在家呆不上几天就急忙返回工作地。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真正能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也就这几天。但是，由于节日假期的特殊客观原因，家长往往忙于互相走访，喝酒吃饭，并没有把宝贵的时间用在与孩子沟通交流上。对于一直渴望与父母交流的孩子来说很是失望。而且我们也发现当提到父母时，很多孩子眼睛里表现出木讷的眼神，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在他们心中，父母早已是那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形象。很多孩子甚至认为父母不在身边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他们有限的记忆中，父母就一直不在身边。所以，在潜意识中，他们就认为父母就是不在身边的。
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对于父母的感情呈现两极化分布。很是想念父母的孩子与根本不想念父母的孩子占绝大多数。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很是吃惊。在深入调查后，我们发现了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儿童在父母刚离家后不久都是极其想念父母的，这种情况在很是想念父母的孩子中占据绝大多数。但当父母离家时间过长，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他们已经对这种感情失望，习以为常。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怎么想念也是没有结果的。有这种想法的人在根本不想念父母的孩子中占据大多数。 2.祖辈给予的不恰当关爱。由调查可知，大多数留守儿童在父母长期外出打工后是跟着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对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说，孩子是他们的掌上明珠，几乎所有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深深的溺爱着孩子。而且由于他们大多数未受过教育，在关爱孩子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走访时我们发现，很多孩子在放学回家以后并不做家庭作业，而他们的爷爷奶奶也会顺从孩子，不会向父母一样严格管教孩子。有些孩子在学校表现的很是乖巧，但放学回家以后就成为家里的“小霸王”。而且，由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年龄偏高，行动不便，孩子们就悄然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一些重体力活就等到他们放学去完成。这也是留守儿童无法完成家庭作业的另一个原因。
3.父母的亲戚朋友不尽责的关爱。由于家中老人已经过世或居住偏远，疾病缠身，无法负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父母迫不得已只能把孩子寄养在亲戚朋友家。与留守儿童父母电话沟通时我们也了解到，把孩子寄托在亲戚朋友家中实属无奈之举。因为他们知道亲戚朋友不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在走访中，孩子们说他们在亲戚朋友家中的待遇不太好。特别是亲戚朋友家中有同龄孩子时，很多资源最优先给他们自己的孩子，而寄养在他们家中的留守儿童得到的少之又少。被寄养的家庭也表示，他们基本不怎么管这些孩子，只要他们不惹祸就行。至于学习方面，他们几乎没有问过。
4.情感无处发泄，对心理行为产生负面影响。父母长期不在身边，而与之在一起生活的抚养人又不会恰当的沟通交流，没有给予足够的关爱。使孩子的很多想法只能埋藏在心底，无法表达出来。在我们调查的留守儿童中，有三分之二的孩子都不爱说话，不喜欢与人交流，害怕陌生人。他们的内心极其渴望有一个发泄的渠道，但如果方法不得当的话，就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很多孩子的思想已经扭曲，世界观已经不正常，更严重的孩子对身边所有人都抱有敌意，久而久之使他远离人群，恶性循环，今后难以适应社会。
（三）留守儿童学习上存在的问题
1.抚养人没有督促孩子学习的意识。留守儿童的抚养人包括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亲戚朋友等都很少受过教育，他们大多是文盲。而且受农村传统思想影响，家长们认为孩子读书无用，他们更愿意让孩子早早学会耕田农作，娶妻生子。特别是对女孩子的歧视更为严重，认为她们读书没有未来，家长们会在女孩子刚刚成年或还没有成年时就托媒人把自家孩子嫁出去，很少有女孩子会一直读书下去。
2.抚养人缺少抚养孩子学习的能力。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启蒙老师。在孩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父母对孩子起到的影响独一无二。很多农村留守儿童的抚养人文化素质低，甚至不识字。当孩子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他们没有能力给孩子进行解答，回答孩子在学习上的疑惑，不能给孩子适当的帮助。
3.学校教学资源短缺。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条件很是艰苦。他们的教室大多是老式的砖瓦房，很多都年久失修。南方阴雨天频繁，孩子们大多在漏雨的教室上课。窗户几乎都没玻璃，孩子冻得瑟瑟发抖。而且学校的位置一般都建在平处，而南方很多家庭住房选址在山脚下，所以孩子们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在我们调查的山村小学中，很多孩子天还没有亮就起来爬山路上学。山区的山路泥泞非常难走，而且大都临崖而建，路面湿滑，十分的危险。很多孩子要走一到两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学校。同时，学校的教学科目设置稀少，只有语文数学自然体育。缺少图书也是留守儿童面临的一个难题。很多书本孩子们都用了好几年，书本都翻烂了。而且，一个教室才配一本新华字典，同学们都排队轮流查阅。文具用品的短缺使孩子们学习更加的艰难，孩子们舍不得用铅笔，就用小石头在石板上练字，只有在做作业或考试时才小心翼翼的使用铅笔，然后像宝贝一样把它保存起来。学校几乎没有课外读物，孩子们只能听老师讲解。
4.老师资源奇缺。山区留守儿童学校条件艰苦，一般人难以接受，再加上生活单调，资源短缺，使得人们都不愿来这工作。在我们调查的小学一共有两位老师，一个是年近半百的老师，另一位是从当地考出上大学，响应国家号召义务支教的毕业大学生。两位老师负责120名同学6个班。据老师们讲，他们在学校很是繁忙，每位老师负责三个班，再给一个班上课时另外两个班就自习。老师几乎每天都安排的满满的。同时，每位老师教授所有科目。所以，对于山区留守儿童来说，老师就是他们知识的源泉，老师们也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老师加入他们，共同服务于留守的山区孩子们。
5.孩子伙食质量差。孩子们大清早就从家里出发，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吃早饭。而到了中午时，他们拿着从家里带的饭进食。学校没有食堂，学生只能自己从家中带。但这些饭菜质量很差，馒头、咸菜、馍是他们最习以为常的饭菜。有的学生甚至早上中午不吃饭，等到晚上回家才吃。孩子们正处于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饭菜质量差直接影响身体的健康成长。
6.高级教育难。孩子们教育教学资源短缺，学习条件不好。由于客观条件所致，同学们学习成绩并不是很好，很多同学在小升初时成绩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对于已经考入的同学，由于小学时知识基础薄弱，并不能很好的跟上初中甚至高中的学习进度，他们要比城镇的孩子付出更多的努力。同时，一些城镇学校也不愿意接受山区的孩子，因为他们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不能给学校争取更多荣誉，而且学校还要照顾他们，减免学费生活费等。所以，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迈向更高一级的求学路是艰难坎坷的。
四、解决对策
（一）政府的责任
1.政府要全面调查弄清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现状，做到对每个县每个乡每个村的留守儿童情况都了如指掌，为日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做好准备。
2.政府应出台相关法律政策，比如“西部支教”类型的活动。吸引更多的老师学生去偏远地区给留守儿童传授知识；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到偏远山区支教，给平凡的岗位带来新鲜的活力。
3.政府应适当给予留守儿童特殊关怀。在财政上多给这些学校一些经费；在政策上帮助这些山村学校健康发展；帮助他们完善学校教育教学条件，努力改善学生老师的生活条件。优化硬件设施，创建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以此来吸引更多的老师加入支教队伍。 4.政府应联系社会上有爱心的企业集团来帮扶农村学校的建设发展。给予这些企业政策上的优惠，刺激企业主动愿意做好事，积极帮助留守儿童改善他们的学习条件。建立长远帮扶机制，让大学毕业未找到工作的学生到公司去实习，解决他们的就业难题。
5.政府教育部门要给予从农村山区小学及中学的学生政策上的扶持；给城镇中学设定名额规定，给孩子创造公平的学习条件和机会。
（二）社会的责任
1.关爱留守儿童不只是政府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个人，每位公民所要做的。如果我们身边有留守儿童，请关爱爱护他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在行动上一点一滴的帮助留守儿童摆脱学习生活上的烦恼；友好和平的与他们相处，在生活上和学习上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他们。
2.企业也应为留守儿童的教育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企业应在政府的引导下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帮助山村学校校舍的建设，帮助改善留守儿童的学习环境。长期不间断回访帮扶对象，了解他们所需，并给予适当帮助。
3.主流媒体、报社期刊也应贡献自己一份力量。利用行业上的优势，定期持续的关注留守儿童生活学习现状，并通过新闻媒介向大众传达事实，引导社会舆论焦点，呼吁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现状，让更多的人、企业、社会团体了解真实的留守儿童，了解他们的生存学习情况，了解他们生活学习上的困难，引导更多的人去了解他们，帮助他们，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关注关爱留守儿童的社会风气。
五、结论
留守儿童问题目前很是严峻，教育缺失又让这个弱势群体雪上加霜，中国的快速城镇化进程又加速了这种现象的发展。解决好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人口素质的提升，关系到绝大数农村经济健康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重视协调留守儿童教育现状的问题，包括法律、制度、人文等方面。政府与教育部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给予留守儿童适当的资助；国家和地方应出台有利于留守儿童随父母生活学习的法律政策，在制度上保障留守儿童教育上的公平；社会共同关注留守儿童，建立沿海发达地区学校一对一帮扶制度，把用过或剩余的课本图书等教育资源资助给农村留守儿童学校。
中国农村现状篇7
关键词：中国农村非农就业影响因素binary logisti回归分析
abstract: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 have developed rapidly,and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entire countrys economy.starting with the basic situation,main feature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nonfarm 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this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factors,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workers own factors which impact rural nonfarm employment.with binary logisti regression analysis,it concludes that the major factors impacting rural nonfarm employment is the proportion of surplus labor in home,the proportion of nonunion positions in village and township enterprises,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social network,farmland area per family capita，the income level in home village,workers’ age.
keywords: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influencing factorsbinary logisti regression analysi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制度变迁在8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其对农村经济的推动力在80年代后期达到了顶点，伴随改革重心转移到城市工业领域，农村经济发展此后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另一方面，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导致其产业分布的非对称性不断扩大，形成了以广东、山东、浙江、江苏、上海为代表的东部外向型工业带。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差异性，导致大批中西部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涌向东部沿海城市，形成规模巨大的“民工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农村非农就业达1994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1%。如此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必然影响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因此，本文较为详尽地探讨了我国农村非农就业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便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1.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现状分析
1.1农村非农就业的基本状况。改革之前，政府通过户籍制度等政策法规严格控制城乡间人口流动，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缓慢。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产品价格的逐步放开激发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非农就业比例相对较小。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日益严峻的人地矛盾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农村劳动力供需矛盾加剧，产生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业劳动边际收入进一步递减，大量农村劳动力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纷纷离开农村，迁移城市而化身为农民工，农村非农就业得到迅速发展。表1是列示了1990年以来中国农村从业人员的统计数据。
数据显示，中国农村非农就业从1990年的10869万人增长到2007年的19946万人，净增长9077万人；非农就业人口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22.8%上升到2007年的41.0%以来，增长了18.2%。据专家计算，现阶段需要的农村有效劳动力是1.9亿人，而中国现有农村劳动力总量是4.9亿人，剩余劳动力是3亿人左右；参照发达国家技术与管理水平，中国种植业只需要1.1人,由此剩余劳动力将增加到3.8亿人。这说明中国农村的非农就业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将是一种长期趋势。
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就地转移的时期，主要是农村居民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吸收了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人数为2827万人，1990年为9625万人，12年内净增加6798万人，增长了2.4倍。在这些乡镇企业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工，通常亦工亦农。统计数据显示，这种形式的非农就业占当时非农就业的81.5%，占乡镇企业总就业量的62.4%。
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初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向外转移，主要形式是外出务工。从1990年代初开始，“外出务工”取代乡镇企业的就地转移，成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7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14290万人，已经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29.4%，占整个农村非农就业的71.6%。
1.2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特征。
1.2.1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并存。从农村非农就业的空间分布看,有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两种形式。本地就业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较为迅速，此后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部分乡镇企业关停并转而使其发展速度逐步缓慢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形成中西部落后农村地区和东部沿海城市两个经济发展极，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落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必须流向到发达的沿海城市，形成规模巨大的“民工潮”，此时异地就业成为农村非农就业的主要方式。因此，改革以来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经历了90年代前以本地就业为主，90年代后以异地就业为主，两种方式并存的就业方式。
1.2.2“西出东进”跨地区流动。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转移通常是跨地区的。据统计，2007年在乡镇内部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非农就业总数的9.4%；在乡镇以外，省以内就业的占28.4%，在省外就业的占62.2%。在这种跨地区非农就业中，流出人口比例较多的为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贵州、甘肃等省份。据统计，中西部地区2007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非农就业的86.5%。农村非农就业转移的劳动力大多进入了东部沿海城市，环渤海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是农村非农就业流入的热点地区，吸纳的外地农村劳动力超过了全国总量的80%。
1.2.3非正规部门就业比重高。城市非正规部门主要是一些松散组织、小型企业或劳务组织、个体工商户以及零工供给点（比如车站码头等地的搬运点），其特点是对劳动力质量要求相对较低，但工资待遇低，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差。由于农民工素质较低以及正规部门准入门槛高等原因的影响，进城务工农民通常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在正规部门就业比例只占16.4%；而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则高达83.6%。
1.2.4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农村剩余劳动力受自身能力素质的制约，主要进入城市非正规部门，从事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工作：苏南、闽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加工贸易发展较快，其大部分外来农村劳动力进入加工贸易型工业企业；建筑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一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进入建筑行业，从事粗重体力劳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各类服务需求发展迅速，部分农民工进入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表2列示了本课题组对农民工就业行业的抽样调查数据。
1.2.5乡镇企业是吸纳非农就业的主力。从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一直是吸纳农村非农就业的主力军。表1数据显示：除1996-1999年外，1990年到2007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总人数从9265万人增加到15090万人，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一直稳定在80%左右。此外，民营企业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力也不断增加，1990年到2007年民营企业吸纳的农民工从113万人逐年增加到2672万人，其占农村非农就业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1.4%增加到2007年13.4%。与此相反，个体经济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力近年来有下降的趋势：1998年到2007年个体经济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从2855万人逐年下降到2184万人，所占比例也由22.5%下降到10.9%。
1.3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新趋势。
1.3.1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近年来，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大多依托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血缘、乡缘、地缘网络，呈现出一人带多人的链式迁移；二是流出地外出就业中介组织发育较快，流入地区劳务中介组织正在形成，同时以组织劳务输出为内容的对口扶贫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三是许多社会团体、企业、政府部门也开始自觉地开展农民工的文化技能培训和法制教育，这为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提升创造了条件。
1.3.2非农就业“新生代”逐步形成。与改革之初的农民工相比，当前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主体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是从校门直接外出务工，他们追求城市生活，有着很强的市场竞争意识，把外出务工经商作为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形成了更具进取性的非农就业“新生代”。这一代进城务工者对乡土认同感在减弱，对城市认同感在增强，但又未被城市社会所接纳，从而进一步强化这部分农村人口的流动性。
1.3.3非农就业难度不断增加。近年来，农村非农就业难度不断增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城市失业降低了城市劳动力吸纳能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弹性系数，劳动力需求明显下降，而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化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行以及城市新生劳动力的增加则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因此城市的失业问题正在加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渠道受阻。其二，世界金融危机对非农就业产生巨大影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负向地冲击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陷入困境，降低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有关分析报告显示，与2007年同期相比，2008年珠三角的需求务工人数减少了16.3万人。其三，受多种因素影响，国内房地产业的发展进入调整期，劳动用工需求大大减少，农民工就业难度不断加大。
2.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2.1经济发展因素。
2.1.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的根本诱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全国基尼系数由1980年的0.266上升到2007年的0.41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85年的1.67:1扩大到2007年的3.15:1。在此情形下，作为理性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农民清楚地意识到收入差距是务农与从事非农职业造成的，而这种比较利益的驱动正是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最大诱因。
2.1.2产业结构变化是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的催化剂。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了较大变化：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3%，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47.9%上升到2007年的48.6%，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4.0%上升到2007年的40.1%。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相对下降，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过于求；另一方面，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又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
2.1.3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非农就业提供了吸纳场所。作为集体经济的产物，乡镇企业起初在本地农民中吸收职员，成为80年代中期非农就业的主要吸纳场所。此后，经过90年代改革和调整，乡镇企业得到良性发展，此时不仅吸收本地农民工，而且大量吸收外来务工农民，成为非农就业的主场。表1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7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一直稳定在80%左右，其总人数从9265万人增加到15090万人。
2.2制度因素。
2.2.1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非农就业的桎梏。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以户籍（口）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结构，这一制度将中国社会截然分化成城市和乡村两个相互分割的实体，使农村人口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可能性，导致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然迁徙过程停止。近年来，户籍制度逐步放松，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非农就业的枷锁，促进了其良性发展。但是这种限制还没有完全解除，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待遇还依然存在，大多数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并没有积极落实，农民基本上没有可能在大中城市落户。
2.2.2产权不明晰的土地制度制约了非农就业发展。中国农村实行的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土地的使用权归农户，所有权归集体。这种产权极不清晰的土地制度从两个方面制约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其一，这种土地制度无法实行高效的土地规模经营，从而无法推动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不能为农村非农就业提供坚实的农业基础；其二，这种土地制度形成了“离乡不离土”的非农就业模式，即非农就业者在其失业时可以重返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流动性不足。
2.2.3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解除非农就业者后顾之忧。中国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范围之外，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无法如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五大保险待遇。因此，进城务工农民通常以其原籍土地使用权作为自身保障基础，在发生失业、生病和伤残后，一般都回流原籍，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稳定性。
2.3劳动自身因素。劳动者自身素质是影响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社会提升劳动者素质的有效途径主要是两条：学校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从学校教育来看，与城市教育投入相比，国家对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农民自身经费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农村教育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农村居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截止到2007年农村初中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87.4%。由于农村居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因此进城务工者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我们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初中及其以下文化水平的占75.4%。较低的文化水平限制了农民工的从业领域，他们大都只能从事粗重体力劳动或低待遇工作，同时也降低了其非农就业率。
从职业技能教育来说，由于农村缺少专门的职业教育机构，使得外出的农村务工人员缺少专门的职业技能。因此，外来务工人员在和城镇居民竞争同样就业岗位的时候就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地，无法进入高层次职业，而只能从事一些体力消耗大、环境差及待遇低的行业。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年轻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家庭负担最重的中年务工人员，由于技能水平偏低而面临着更大的失业风险。
除了劳动者素质影响非农就业以外，劳动者的年龄、性别、家庭组成人员以及家庭所处位置都会影响农村劳动力是否进行非农就业。比如，青壮年比中老年农民外出务工的要多，男人比女人外出务工的多，家有老弱病人的外出打工的少，家处发达地区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少，而家处偏远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多。
3.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
为了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课题组成员深入湖南、贵州、四川、陕西四省的二十个乡镇和广东、上海、浙江三省的21个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农村家庭和农民工进行实地考察，并发放了有关农村非农就业的调查问卷1580份，收回问卷1432份，共涉及家庭人口5882人，农村劳动力2426人，外出民工1584人，占劳动力人数的65.3%，其中在外打工人口中，男性占69.5%，女性占30.5%，年龄30岁以下占43.2%，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含初中）占86.4%。
3.1变量选择。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因素有很多，根据前文分析和调研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y为因变量（y=0表示从事农业劳动，y=1表示从事非农就业），是0/1二值型变量,xi为自变量。自变量中，经济发展变量主要有三个：家庭所在地农村收入水平，该数据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相比较，可以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用x1来表示（x1=0表示下，x1=1表示中，x1=2表示上）；家庭所在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用x2表示；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以百分比表示，可以用来说明乡镇企业吸纳非农就业劳动力的能力，用x3表示。制度因素变量也有三个：户籍制度的严厉性用来表示（x4=0表示户籍制度不容许劳动者自由流动，x4=1表示户籍制度容许劳动者自由流动）；土地制度因素可用家庭人均耕地面积x5表示，单位为亩/人；家庭所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完善用x6（x6=0表示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x6=1表示社会保障制度较完善）。劳动者自身因素变量主要有四个：x7为性别（x7=0表示女性，x7=1表示男性）；x8为年龄，单位为岁；变量x9为受教育程度（x9=0表示小学，x9=1表示初中，x9=2表示高中，x9=3表示大专以上）；x10表示是否参加过培训（x10=0表示未参加培训，x10=1表示参加过培训）。此外，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社会网络关系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是否从事非农就业的两个重要因素，前者用x11表示（x11=0表示国内外经济形势较差，x11=1表示国内外经济形势较好），后者用x12描述（x12=0表示无社会关系网络，x12=1表示有社会关系网络）。据此，可以建立回归方程：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β9x9+β10x10+β11x11(1)
其中βi为各变量系数，x2、x3、x5、x8为定距变量，x1、x4、x6、x7、x9、x10、x11、x12为品质型变量。因为因变量是0/1二值型变量，而且自变量（协变量）也多为品质型变量，因此，本文选择binarygistic回归分析来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否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
3.2回归结果分析。对以上自变量与因变量利用spss进行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forward：lr(逐步筛选策略)进行变量选择，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0.05、剔除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0.10，最终运行结果。
其统计学原因是其显著性水平为0.10。其现实解释是：各地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限制已经很低，因此变量x4被剔除；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还不敏感，因此变量x6被剔除；非农就业“新生代”形成后，年轻的农村劳动力无论男女，无论文化程度高低，也无论是否受培训，大都直接从学校入城务工，因此变量x7、x9、x10被剔除。由此建立的binary lotic回归模型为：
logitp=2.982-0.236 x1+0.052 x2+0.065 x3-0412x5-0.625x8+2.354x11+1.648x12(2)
通过模型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比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国内外经济形势、社会网络关系呈同方向变动，而与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务工者年龄状况呈反方向变动，这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①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越多，其向外转移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变量x2的回归系数为0.052，表明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使logitp上升0.052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1，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376。②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越高，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变量x2的回归系数为0.065，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比每上升一个百分比，会使logitp上升0.065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7，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1.564。③国内外经济形势越好，非农就业率越高，反之则越低；变量x11的回归系数为2.354，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国内外经济形势好比经济形势差会使logitp上升2.354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6.512。④劳动力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越多，获得就业信息的渠道越多，可减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因而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变量x11的回归系数为1.648，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有社会关系网络较没有社会关系网络使logitp平均上升2.354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3，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5.674。⑤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多，需要的劳动力越多，则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越小；变量x1的回归系数为0.236，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多较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少使logitp平均降低0.236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8，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644。⑥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低，劳动力外出打工提高收入的愿望越强。相反，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高，则会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意愿；变量x5的回归系数为0.412，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为中等较下等使logitp降低2.212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6，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672。⑦在劳动年龄内，劳动者年龄越大，其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则越大；变量x8的回归系数为0.625，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者每大一岁会使logitp降低0.625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2，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60641。
对回归方程的整体检验（h：β1=β2=β3=β5=β8=β11=β12=0），采用-2logl和score两种方法，其p值均为0.002，具有统计学意义。在该模型中，hosmer-lemeshow统计量的概率p值为0.03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应拒绝零假设，认为各组的划分与因变量的实际取值相关，而且模型总的预测正确率为89%，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高。
4.结论
上述研究可以归结为以下结论：
4.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非农就业迅速增长，具有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相结合、西出东进跨地区流动、非正规部门就业比重大、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等特征，近年来呈现了组织化程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就业难度不断增加等新趋势。
4.2从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因素来看，城乡差距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滞后的户籍制度、产权不明的土地制度和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阻碍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劳动者较低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则是阻碍农村非农就业的主要个人因素。
4.3对上述影响因素进行筛选的binary logisti分析表明，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比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国内外经济形势、社会网络关系、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务工者年龄状况是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具有显著作用的因素，而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性别、文化程度和是否接受过培训对是否进城务工没有实质性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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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现状篇8
关键词：农村金融 发展现状 问题对策 未来趋势
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需求呈现了新的特征。首先,从融资总量上看,融资需求规模扩大。由于务工收入和国家有关惠农政策的实施,当前单户传统农业、家庭承包型农业生产资金已趋于饱和。但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技术的换代升级,当前农村资金需求总量仍然不断扩大。除去农民自筹和信用社贷款外,财政投入和农村积累远不能满足其需求。从现实情况看,农民缺乏可抵押、质押的物品来进行有效的融资。其次,从金融服务对象上看,不同服务对象的金融需求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随着传统耕作方式的逐渐改变,用在纯农业的投入一般农民都能自己解决,而家庭规模经营和个体工商户资金需求量大,超出了小额信用贷款的范畴,但经营者又不能提供足额有效的抵押担保。对于乡镇企业和一些民营中小企业而言,由于经营风险大,加上信息不对称,其资金短缺问题非常突出。再次,从财政融资角度看,财政支农趋于弱化;从财政融资的历史角度和财政支农来看,一方面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能力十分有限,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另一方面由于乡镇财政供养人口过多,而地方财政收入有限。
经过20多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我国已形成了以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机构为主体、多种农村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同时,各地涌现的民间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以及中外资的贷款公司等各种农村金融机构逐步产生和发展,灵活多样地发挥着作用。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等改革议程纷纷列上了各金融机构的改革进程表。但农村金融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不是短期内就能消除的。
1.农村金融服务功能整体弱化。农村资金向城市逆向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农村金融服务整体上不能满足“三农”的要求。过去农村的融资渠道有四大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合作基金会等多个渠道,现在多数地区对农户、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贷款基本上只剩农村信用社这一渠道。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撤并、重组,形成了农村金融服务的盲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影响农村资金的整体供应。
2.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支农职能发挥不充分。支持“三农”除需要财政资金的投入以外,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发挥其特有的扶持功能。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政策性金融功能缺位,制约了金融支农作用的有效发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基本上只负责粮棉油收购资金的发放和管理,其他政策性业务,如支持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功能并没有有效运作起来,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乏力。
3.农村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不足。当前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不足,大多数由政府全部或部分出资,而且在运营中多靠政府扶持。支农力度不够,在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经济活动等方面作用较少,对农户、个体工商户、涉农民营企业支持也有限。
4.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发放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小额农户贷款对于急需脱贫致富的农民群众无疑是雪中送炭,但农村金融机构却很难发放。主要原因,一是一些农民信用观念淡薄,逃废债务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二是小额农贷业务量超常,放贷成本高;三是清收手段脆弱,致使很难使用依法起诉、强制扣款、变卖资产等手段清收贷款;四是农民风险防范能力弱,受社会、自然、市场条件的影响很大,小额农贷风险很大。
改革后的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改革仍不彻底。
二、中国农村金融未来改革发展趋势
1.发挥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作用。作为我国商业银行在农村领域的主要力量,应当将农业银行定位于服务农业的专业银行。一是分拆机构,形成集团控股模式,巩固和稳定县域农业银行分支机构,以资本为纽带发挥系统优势,给予县级金融机构更大的自主权,扩大基层机构的信贷权限,增强其融资功能。二是明确要求其在农村吸收资金的60%用于发放农业贷款。三是充分考虑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性,制定更加符合基层实际的信贷管理方案和信贷政策。四是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重点支持农业经济组织、龙头企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新型发展模式,逐步提高涉农贷款的总量和占比。
2.建立农业保险体系,增强农业抵抗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能力。一是经营农业保险基础较好的地区,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二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设立由地方财政出资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三是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险;四是继续引进经营农业险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在积极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广农业政策性、专业性保险业务,建立覆盖农村的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相辅相成的农村保险体系。
3.建立农村融资信用担保机构,完善担保体系。各级政府要积极推进和组织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推动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为企业融资创造条件。建立担保基金补偿机制,增强担保公司资金实力,要在财政支出中按比例提取启动资金,建立市、县、乡多层次的信用担保机构,由财政、银行、企业、社会共同出资建立中小企业担保基金。大力发展企业间互助性和民营商业性担保机构,扩大担保覆盖面,分散和化解风险的贷款信用担保体系。探索贷款抵押新方式,可以试行农村房屋、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方式,以缓解贷款抵押难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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