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范文

历史文化篇1

[论文摘要] 中学历史课程是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主渠道。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凸显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国际理解教育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国际理解”的本质是对人类文化的尊重、共识和共享，历史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历史教师应从共存、共生的角度审视历史课程中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的范畴与内涵、课程目标与实践，并由此归纳出历史学科国际理解教育的共同价值，旨在借助课程改革的动力进一步完善历史课程，使之为健全我国的公民教育体系做出贡献。

国际理解教育旨在谋求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它有两个基本着眼点：共存与共生。即：在全球化背景下，增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通过积极的合作，对关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全球性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强调的是养成人们共存和共生的意识。换言之，它探讨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并借此“促使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来了解自己和了解他人，将事实的相互依赖变为有意识的团结互助。”[1]

国际理解的前提是承认全球文化的多样性以及由此衍生的多元价值观念。因此，谈“国际理解”无异于在说“文化理解”。“文化理解”是“国际理解”最为核心的内容。

学校的历史课程是文化理解的信使。历史所揭示的文化独特性，能够融通共存、共生的观念，使学生意识到人类共同遗产的存在，并深刻地感知自身的历史、文化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价值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而尊重文化多元，崇尚和平，实现相互理解与共同发展。

一、历史课程中国际理解教育的范畴与内涵

历史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内容是特定社会定价值取向的集中反映。国际理解，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多元化背景下产生的生存与发展观念，不仅要求教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而且要求它透过广泛、具体的历史事实达成实现人权、国际和平与人类共存的目的。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质，主要是养成国民的宽容和尊重态度，以及与别国沟通协商和共同行动的能力。因此，无论我们是基于了解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传统、文化、宗教的视野，还是从处理当前国际事务和应对国际挑战的角度审视“国际理解”的意义与价值，只要将“宽容”“尊重”“协商”和“共同行动”落实在熟稔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技能、共同缔造世界和平、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信念方面，我们就不能不借助历史知识以及历史视野，并由此获得一个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意识与观念。

新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以下统称为《历史课程标准》）指出：“人类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政治多极化趋势持续发展。在这种国际形势背景下，如何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就成为历史教育不能回避的问题。”[2] 1“国际间的交流不断加强，竞争日趋激烈。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从根本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低，而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有赖于基础教育的持续发展。”[3] 1 毋庸置疑，《历史课程标准》已在渗透国际理解教育。较为具体的内容是：“初步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学习和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2] 1“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学习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初步形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国际意识”等。[2] 5“学习从历史角度去了解和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关注中华民族以及全人类的历史命运。”[3] 1“加深对历史上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3] 5 较之过去的历史《教学大纲》，观点更为鲜明，内容更为丰富。

笔者充分肯定课程改革取得的成绩，但也认为有必要实事求是地梳理历史学科在国际理解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以便进一步凸显《历史课程标准》欲确立的国际意识。

首先，应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个历史教学指导思想的同时，更加务实地对其真实内涵予以挖掘，反对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虚无的爱国主义。[4] 否则，历史课程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很难落实。比如：从《历史课程标准》看，初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内容具体且较为丰富，高中的则十分笼统；初中的国际理解教育落脚点是比较狭义的，高中的则有些大而化之。显然，其结果不仅有倒挂之嫌，使国际理解教育缺乏连贯性，而且正因为国际理解教育零碎而使爱国主义教育也一木难支。更深层的内容还有：将本国历史过于浓缩，且对历史知识缺乏整体把握；过于精简本国的古代史内容，致使古代、近代、现代各部分内容失衡，专题与模块都缺乏内在线索。还有，使本国历史缺少主轴，导致历史意识游离于历史学科特性、国情和应有的课程目标；世界史内容偏移于西方中心，缺少多维的、整体的世界史观；过于随意割断世界史脉络，教学中出现诸多时序错乱的现象等。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引起重视，不仅课程改革追求的文明史教育目标不能实现，还有可能造成不良影响：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进步自古注定。这是对“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一向站在世界文化的最前列”的观点的彻底反动；错乱的历史时序关系，则是对“通过具体事实，帮助学生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指导思想的根本动摇。不扎实的爱国主义教育，也会使国际理解教育虚置。

其次，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诸如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全球的胸怀与视野，理解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和平、人权、公正等重大问题的观点与态度等，不能缺少系统的事实性知识的支持，不能缺少宽阔且连贯的世界史视野。因此，要关注课程结构和知识体系的相对完整性，并从中获得理解的基本要素。例如：初中阶段的6个学习板块“主题”应有一定的连贯性。这个连贯性不是要关注学科知识专业方面的“完整性”，而是更加讲究与国际理解教育相关联的现代历史意识的一致性。跳跃性过大且难度忽高忽低的课程内容显然不能使国际理解教育顺利开展。

二、历史课程中国际理解教育的几个重要研究课题

（一）定位、目标、价值

要能够体现“培养世界公民，以便改善人与人、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的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并凸显国际理解教育作为“人类生存的投资”价值，对历史课程的定位问题就不能马虎。笔者认为：现代历史课程的本质是健全的公民教育，因而它理应具有独特的文化品质。换言之，历史课程不能缺少先进文化的支撑和对先进文化的理解。

当前历史教学界对公民教育的概念较为陌生，对于像国际理解教育这样的内容，还没有深入的研究。比如：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基本理念”部分，对课程理念的阐述共分6个层次：体现义务教育的普及性、基础性和发展性；使学生获得基本的历史知识和能力；避免专业化、成人化倾向；转变学生学习方式；转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机制等，其中就缺少对国际理解教育的明确指示。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基本理念”部分提出：“尊重历史，追求真实，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陶冶关爱人类的情操。”“增强历史意识，汲取历史智慧，开阔视野，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增强历史洞察力和历史使命感。”这些内容虽是国际理解教育的组成部分，但教师们依然找不到对这些原则的具体解读。

然而，历史课程的定位关乎历史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教学内容的先进性。为此，笔者针对我国历史教学的现状，围绕公民教育目标，提出历史课程应完成如下转变：将课程的民主化作为新理念使历史教育意义化；将课程的人性化作为新目标使历史教育生命化；将课程的个性化作为新形象使历史教育获得发展空间；将课程的社会化作为新思维使历史教育转变功能；将课程的国际化作为新追求使历史教育更具有时代性；将课程的综合化作为新视野使历史教育更有内在的思考魅力。[5] 有了这些基本标准，国际理解教育才有可能在历史课程中扎根。

在现阶段，我们可以参考亚太地区国际理解教育研究院给出的目标框架，来确定历史课程中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首先是知识领域。主要包括对和平、人权、发展、环境、国际社会、不同文化的理解等。其次是态度领域。主要包括：自我尊重和对他人的尊重；对生态环境的责任意识；对正义、和平的责任意识；开放的心态、同情的态度和共同体意识等。第三是技能领域。主要包括：批判性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合作能力；想象能力；自我主张能力；解决矛盾能力；参与意识和沟通交往能力等。在实施这些目标的初期，可以适当地予以集中，找出其中更为切要的部分。比如：尊重、沟通和宽容这3个核心概念，对于历史课程推进国际理解教育、提升国民素质具有重大意义，而且符合我国政府在历史教育方面的一贯主张，符合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大计方针。

界定尊重、沟通、宽容的基本内涵，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应该有两个基本视角，遵循两条基本原则。两个基本视角是：以往的经验和教训；现今的国家政策和发展要旨。两条基本原则是：既立足于本国的历史、文化特色，又要在世界背景中审视它的独特性、先进性；多角度、多方面地考察世界，既从中使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以成熟，又将文化理解提高到欣赏的层次，进而全面、深刻地理解现代社会共存、共生的基础。据此，尊重他历史、他传统、他信仰，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就成了实现沟通的主要对象，于此所奠定的宽容态度和基础自然蕴含着聪明和智慧。一句话，尊重、沟通和宽容是历史课程国际理解教育中的一体三面，相互融通为对世界文化的理解。

历史课程为国际理解教育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和理解的架构。不仅如此，它为此提供的学习内容和活动机会还在与时俱增。诸如：建设和平的各种条件；不同形式的冲突及冲突的原因和后果；人权的伦理、宗教和哲学基础，人权的渊源、发展的方式以及人权如何被转变为国家准则和国际准则；民主的基础及各种体制模式；种族歧视问题以及反对性别歧视和所有其他形式的歧视和排斥的斗争历史。[6] 总之，历史课程应特别注意其中的文化、发展问题和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信仰以及由此汇聚的丰富多彩的人文世界。如果我们有能力据此制定出整体而又有的放矢的历史课程目标的话，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价值也就容易找到——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其具体内容有三：真正开放视野，开阔胸怀，以矫正过于狭窄且单一的历史教育观念；真正立足于全球，放眼未来，使本国历史有根可植，使弘扬民族精神成为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可靠动力；真正了解世界，革除偏见，深入理解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化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依存的关系。

（二）主体、践行、策略

思考历史课程中国际理解教育的主体有两个维度：历史自身通过一定的结构反映出来的人的主体性——逼近自我；学习者通过解读历史获得的对自己的主体性认识——释放自我。前者，作用于我们将如何回归自身与认识世界的关系，使我们从中获得改变自己的知识——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体。这种改变一旦实现，我们就同时具有把握事实的实际和价值的能力。而体现于对人这个自由主体的实际价值产生之后，对于主体来说，就要能够反省自己，把握自己的实际情况。米歇尔·福柯称：“这是一种反身—透视。主体必须根据自己生存的真实情况来反省自己。”[7]我们承认这种价值，因为由此获得的知识，不仅使主体在其中发现了他的自由，而且在他的自由中还能够发现一种让他获得幸福和完善的生活方式。后者，则着意于通过训练得到能够释放自我的主体认识的实践知识和技能。

从主体性角度审视《历史课程标准》，的确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比如：和《教学大纲》相比，《历史课程标准》有意回避了学科知识体系和一些专用名词，这自有道理。在“内容标准”前添加行为动词是个进步，是为了转变传统的教学主体。问题是，从其内容主体和学习主体看，做得不够周到。简述某某文明的特征，知道某某事实等表述，与要求认识或理解的内容之间，常常除了限定其内容的深浅度外，内容主体与学习主体之间是个什么关系？这样的限定是否可以让师生抛弃传统的历史教学观念？换言之，服从于内容主体的学习主体是否存在思维上的互动，这类互动的空间又有多大？诸如此类的问题，仍比较模糊。如果涉及国际理解教育的质量问题的话，《教学大纲》无疑有生硬的一面，但《历史课程标准》的随意性也加大了。这样，它们都有可能在教学环节中抽去理解的要素。“懂道理而不作为”是影响教学质量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是今后深化国际理解教育研究理应关注的课题。

再有，《历史课程标准》理应突出文化特色，我国的《历史课程标准》直指具体的学习内容要点，而日本同一科目的《学校指导要领》则指向学习的结构和内涵。[8]哪种方式更适宜国际理解教育的展开，可谓一目了然。

高质量国际理解教育的另一个指标便是学生实践其行为的途径、能力和效果。笔者就此提出3个方向性的内容。

第一，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除了考虑必要的目标、范畴、策略等问题外，首先需要明确它的行为对象。比如：我们一谈到国际理解，就自然想到自己如何去理解他人。但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如何使自己也能够被他人理解。但如何使他人接纳、理解自己，对于我们了解这个共存、共生的世界至关重要。

第二，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当以学会行动为指针。理解的目的是生存、是发展，理解的目标是有能力生存、有能力发展。所以，历史课程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尽管把理解他国的文化放在了重要位置，但如果不为学生的行动创造更为多样的条件和机会，只停留在说教上，其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第三，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识。以下内容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我们的主导意识： 平等、公平、公正的意识；和平多赢的意识；宽容、理性的意识； 环境保护的意识；尊重人类文化和人类生存基础的多样性的意识；民主和科学的意识，并据此培养学生反省、忏悔的精神；法治意识；有信用和讲信誉的意识。

然后，我们将在公正、文明、健全的社会体制方面，全面深化国际理解教育，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策略。

三、结语

我们正处在一个共存、共生的时代，共同的地域、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需要使地球上人类的命运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共存、共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充实的世界认识，也意味着不能脱离国情。否则，共存、共生就有可能以失去自身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为代价。一个失去了个性的世界，不会充满创新的魅力；一个缺少多样性的世界，也不会再生鲜活的生命。即使是仅站在本国的立场上，也应认识到：只有充实对世界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国情！

共存、共生的保障是什么？是和谐发展的理念。和谐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准则。科学、和谐的发展观，能够促进全球人类更理性地协调自己的行动，均衡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更有效地解决全球人类共同面临的和平、发展问题。

[ 参 考 文 献 ]

[1] 姜英敏.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及其问题[N].中国教育报，2007-05-05(3).

[2]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 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4] 赵亚夫.高中历史课程改革与历史教育的现代化[J].教育学报，2006(5)：36-44.

[5] 赵亚夫.中国大陆历史课程改革走向分析[G]//方骏.新世纪的历史教育.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6：139.

[6] 赵中建.“学会共存”：促进理解、尊重和宽容的教育新理念[J].教育科学论坛，2002（1）：21-24.

[7] 福柯.主体解释学[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22-323.

历史文化篇2

一、库克船长之死及其引发的学术争论

从博士论文开始，萨林斯就对非西方世界产生兴趣，并专门研究太平洋岛屿的土著民族文化，围绕库克船长之死的研究是其突出的代表作。航海家库克于1778年首次访问夏威夷群岛时并未被确认为罗诺，但夏威夷人在这次见面中见识到库克作为神灵所独有的特征：他们的口袋里充满了财富。直到次年库克从西北海岸返回夏威夷群岛，而这个季节正是玛卡希基节，夏威夷人才将他视为罗诺重返故里。强化夏威夷人这一想法的还有一系列的仪式性巧合：库克在夏威夷群岛附近航行的时间大体上与罗诺巡游的时间相同且方向一致；当库克在凯阿拉凯夸港登陆时，罗诺的祭司与其在海滩会晤并护送他到主庙，人们匍匐在他面前称他为“欧罗诺”并给他涂抹上嚼烂的椰肉，祭司还给他喂食，这显然是为罗诺准备的仪式；1779年2月2日库克离开时答应明年再回来。所有这些巧合在历史层面上正好按照仪式预定的序列进行。但在航行中航船的桅杆折断了，库克只得返回夏威夷群岛进行修理。夏威夷人则不明就里，罗诺的归来反而激发了夏威夷人奉为神明的理论，即头人废黜土著统治世系，因为在夏威夷人的观念中有两类头人：一类是土著头人，另一类是外来头人。按照这个理论，罗诺已经来过，从世俗统治者手里收复了领土，然后如约离开，并答应明年再来。但罗诺不守信用地回来，无非是为了与现任统治者争夺权利，罗诺必须要死，于是夏威夷人杀死了库克。对于库克的死因有多种说法，萨林斯认为库克之死是神话的现实与历史的隐喻，库克之死等于罗诺之死，库克由祭礼仪式的神圣受益者变为其牺牲品。

萨林斯有关库克船长的研究是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但同时也引发了很多争论与批评。奥贝赛克拉(Gananath Obeyesekere)与萨林斯之争就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即库克船长为何一返回夏威夷群岛就被杀，为此两人各自出版专著进行论战。奥贝赛克拉是一位斯里兰卡裔土著，他回顾自己的土著经验写作了《库克船长的神化：太平洋上欧洲式的神话编造》一书，他认为，将库克船长视为神灵完全是西方意识形态所创造出来的神话而不是土著的观念。他指出，萨林斯将土著视为拥有西方结构主义的心智，而事实上他们具有注重实效的实践理性。对此萨林斯也撰文《“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进行反驳。他批评奥贝赛克拉颠覆了民族志关注的本质，抹掉了夏威夷人的话语而代之以西方人的神话思考，并进一步指出，奥贝赛克拉的土著主义是外来的，是建立在隐约类似西方统治的共同经验之基础上的。奥贝赛克拉与萨林斯之争正好凸显人类学在本体论上文化差异的假定，及其知识上强调透过文化的独特性去挑战既有普遍性概念的文化偏见，从而更加强了“文化界定历史”成为历史人类学的主要课题。

二、“文化界定历史”

《历史的隐喻和神话的现实》一书隐含着“文化界定历史”观念的形成，这个观念认为每一人群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一人群的历史表达均由自己文化的“历史性”来决定，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历史性”。萨林斯认为建构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的时机已经到来，实践显然已经超越了意图区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理论分野。这是因为人类学家从抽象的理论转而解释具体的事件，而历史学家则降低了对独特事件的热情而钟情于潜在的反复出现的结构，人类学家强调历时性的前景与历史学家强调共时性的现实一样多。“现在的问题是用人类学的文化经验来突破历史的概念”；而历史的经验将确定无疑地突破人类学的文化概念――结构。当埃文思一普里查德的书中出现“人类学家……可以带着随意的良心，对历史熟视无睹”这样的字句时，萨林斯认为造成这一后果的并不是一种随意的良心而是一种错误的意识，而且这种错误是永远不能轻易宽恕的。正如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的界定，语言始终是以言语的方式出现，历史也是如此，它始终存在于文化中，但反过来也是对的，文化始终存在于历史中。历史是依据事物的意义图式并以文化的方式安排的，在不同的社会中，其情形千差万别。因此，萨林斯认为对历史人类学的巨大挑战不仅在于了解文化是如何安排事件的，而且也要了解在这些过程中文化又是如何被重组的，结构的再生产是如何变成它的转型的。萨林斯考虑将历史引进到结构中，因为结构人类学建立于二元对抗之中，对历史有强烈的排斥。从索绪尔将语言学视为科学模式出发，结构主义给人的印象同样是重系统轻事件，重共时性轻历时性。但萨林斯认为可以从历史中发现结构，反之亦然。对于结构与事件之间的争论，萨林斯是这样理解的：事件的偶发性，结构的复发性。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坚持一个事件并非简简单单的一个现象性的发生物，一定有其自身的理由和动力，该事件是存在于某一事件与某种结构之间的一种关系；另一种就是在结构与事件之间插入第三个术语，以一种并接结构来对两者进行情境综合。这种并接结构是一套历史性的关系，它们再生产着传统的文化范畴，并赋予它们超出实用情境的新价值。萨林斯关心的是实用主义的并接结构和公认的文化秩序之间的相互作用，书中的案例就是夏威夷人与欧洲人接触的早期事件，即库克船长之死。

库克船长到来的故事正好与当地政治继承的宗教神话结构相吻合。库克被当成象征和平与丰产的神灵罗诺，他被期待拥有特权、荣誉和财富，夏威夷的妇女尤其寻求与船员发生性关系，以期通过生育子女来利用外来者的威力。但库克的船员把性诱惑理解成商业交易，不仅赠给她们贵重物品，而且还与她们分享食物。依据传统，只有头人才可以接近罗诺神，并拥有垄断外来物品的特权。因此，妇女的上述行为改变了整个夏威夷的仪式、政治和社会结构，也打破了头人所享有的特权。夏威夷人与欧洲人之间发展起来的交易综合体，其实质就是库克与土著交往和土著与罗诺神交往的结合即并接结构，从而让前者陷入了内部冲突与矛盾的混沌境地。在实践的层面，夏威夷人与欧洲人的初始关系也发生了一些类似的变化：外来者被世俗化，由于与妇女共餐自身受到了污染，曾经的神灵成为了夏威夷社会的男人。范畴之间的关系发生变迁，结构也发生了转型。

通过对库克船长神化、死亡到夏威夷岛禁忌的解除的叙说，萨林斯成功地借用了历史学的长时段结构，说明历史由文化型塑。同一事件在夏威夷土著中是由土著原有神话的逻辑所框定的，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会产生结构的并接，并发生结构转型。夏威夷土著神话即为长时段历史结构。

三、文化与实践理性

相对于文化，实践理性一直被认为是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到底谁对历史及历史上活动的人有更深刻的影响?这是《文化与实践理性》一书所要揭示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实践理性》一书就是针对某种观念进行的一种人类学批评。这种观念认定，文化是从实践活动以及实践活动背后的实用利益中逐渐形成的。萨林斯把这种观念分为实践论和功利论，总括为实践理性。此外的另一种理性，即象征理性或意义理性。他认为，人的独特本性在于人必须生活在物质世界中，生活在与所有有机体共享的环境中，但却根据自己所设定的意义图式生活。因此，文化构造了功利，是文化而非实践理性决定了历史的发展。

在萨林斯看来，人类学的任务是揭示文化的独特意义结构，而现代人类学方法的创立者从未真正地克服深藏于他们概念框架中的实践理性。萨林斯把资产阶级社会归入象征秩序的领域，他关注的不再是非西方社会的符号体系，而恰恰是西方社会本身物质生产和消费的相同效应。萨林斯选取食物、服饰和色彩作为分析对象。以美国家畜的食物选择和禁忌为例，他试图表明存在于美国人中的饮食习惯和文化理性。他认为，美国肉食系统所假定的主要理由是动物物种同人类社会的关系，而穷人食用较便宜的肉并不是与其供应量的问题有关，而是因为这些肉在文化上被视为不好的肉。同样，在服饰方面，羊毛被认为是比较男性化的东西，而丝绸则较女性化。在此，萨林斯向我们揭示了社会是在一个不仅是实用的而且是有意义的系统中被再生产出来的，其实用性是意义构成的。就对象征理性的依赖而言，现代社会文化与“野蛮思维”发展出来的文化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他的弦外之音透露，资本主义及其在全球的扩展并不能为所欲为，而是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纷繁多彩的历史图景。

历史文化篇3

以历史文化资源为导向的规划方法：规划对古镇山水格局进行整体保护，理山顺水———村落的空间关系，保证古镇所依托的外部环境与古镇相协调，同时对古镇的原始空间形态加以控制，避免破坏古镇生态环境和整体风貌，体现“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挖掘传统空间元素，构建文化古镇入口空间.规划范围内，复原传统文化古镇元素，如山水格局、特色建筑、园林、文化景点、米市码头、河道空间、牌坊等，通过挖掘古镇的传统文化元素，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以体现历史文化古镇的地域特色.

2古镇历史建筑保护与传承

实践证明，正确的保护理念与科学的保护方法是历史建筑保护和传承的前提与保证.历史建筑重在永续利用，只有充分发挥和利用历史建筑的空间价值，才能体现出历史建筑的核心价值.另外，历史建筑面广量大，应该根据其不同的现实情况，制定不同级别的保护与利用措施.从以往古镇保护案例中吸取经验，从规划层面的空间要素、天际线等角度，以及建筑角度对建筑细部、建筑立面类型、环境要素等多方面深入思考.历史文化建筑改造应保证其形式、高度、体量、饰面材料以及建筑色彩、尺度、比例上与古镇建筑风貌协调.旧建筑的适应性改造再利用，不论其空间价值如何，历史记忆价值的保留和营造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出发点.许多时候，这种历史记忆价值远远大于空间使用价值.

3案例分析

为深入探索和了解建筑理论的实践性，以运漕历史文化名镇综合开发项目实践为例，探讨古镇历史文化建筑规划与保护设计的特点.

3.1古镇概况

项目选址于马鞍山市含山县运漕镇，项目规划用地位于裕溪河畔北，地块范围内包含运漕酒厂原址以及酒厂东侧至幸福街西侧的部分民居.方案主旨：一方面以保护历史文化为根本，改善古镇人居环境为基础，以提升功能为导向，力求将项目打造为安徽省旅游名片，成为体验“最安徽”传统文化的代表，成为安徽的“城市会客厅”.另一方面提升古镇环境品位和城市美誉度、关注度，打造特色的古镇名片，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

3.2总体规划

3.2.1古镇“梳式”规划格局运漕古镇民居，从单个民居来看，显得有些拥挤和凌乱，但从总体看，却又显得错落有致，协调统一.古镇鼎盛时期，全镇有36条大街、72条小巷，与台、楼、庙、阁、坊等建筑交相辉映，构成“过街木楼石板街，青砖小瓦马头墙”的优美画面.粉墙、青瓦、马头墙、砖木、石雕，以及层楼叠院、高脊飞檐等和谐组合，构成了运漕古镇建筑的基调。

3.2.2总体规划布局本地块原始街道由幸福街、湾巷、五福和巷、徐家巷、以及横向的西大街和沿河路组成了独具风格的“梳子形”街巷文化.经过前期调研、分析，本区域西大街、幸福街、保留的老酒厂建筑之间基本保留了原有村落纵向街道的“古镇梳式肌理”.以保护古镇的肌理为核心，新建街巷尺度服从古镇的肌理，形成协调的城市空间结构.规划参照运漕古街巷的布置原则，结合运漕老街原有的尺度与空间格局，保持原有街巷的尺度感与空间感.重要节点位置，通过“情景再生法”恢复本地块原有的五福和荤馆、洪义泰等代表性商号，将其打造成运漕古镇的标志性启动区域。作为古镇的主要展示面———街巷空间景观，是由建筑、街、绿化、水等元素，结合古镇生活、社会交通等功能而形成.规划设计的着重点是反映建筑风格、地域特色的历史街巷以及古镇原本的空间肌理.空间肌理：不仅是古镇历史文化风貌的视觉关键性因素，也是古镇空间组织及构造形态的体现.空间肌理的理解有两个方面：

（1）空间肌理在建筑布局上，可理解为图底关系；

（2）空间肌理在空间尺度上，可理解为各个元素组成的空间结构.传统小尺度街巷与组合院落式样建筑群，因内部单元的属性变化的组合变化形成了街坊构成特点：内部巷道曲折，而陆续加建的房屋，较为自由，平面肌理带有自由化倾向.与建立丰富的动线相伴而生的策略就是开放空间.在旧建筑中，其原本的空间特征、结构逻辑、材料肌理等均需要在开放的空间内明确呈现，故在设计中，设置多景观广场，以保证空间具有足够的开放度，植入休息、展览等功能.空间视线：传统古镇街巷中，人们在运动中观察景物的要求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隔景”、“对景”“、障景”“、夹景”、“框景”等建筑和景观手法多有运用，不仅增加了街巷的趣味性，而且加深了空间的内涵感，体现了“空间增值”的特点，古镇村落曲折的街巷空间，造就了街巷空间的光影变化，给人以美轮美奂的空间想象.轮廓线：坡屋面、马头墙、斗拱翘角、装饰木构件等，在构成街巷空间景观中，这些元素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坡屋面与马头墙的轮廓线，在视觉中具有非常强烈的层次感、节奏感、韵律感.古镇整体凭借坡屋面与马头墙的交相辉映，一个完整的古镇印象基调由此确立。

3.3建筑设计

历史文化建筑街区的建设采用原始街巷尺度复原，整体上以民居建筑尺度为基调，聚合的小体量的采用，历史街巷空间肌理的缝合，以错动的建筑手法强化建筑空间肌理，使之向整个古镇空间肌理平缓过渡，相映相融。立面控制街巷空间重点从三维立面出发，以再现古镇历史风貌及生活氛围.主要体现在：各个节点的空间肌理设计和古镇街巷基础设施以及一些装饰木构件上.修复街巷空间，维护组成古镇传统历史文化风貌的各种要素，如坡屋面、马头墙、沿街立面、水体、驳岸以及装饰构件等，以保证各种元素相互之间的协调关系。注重建筑第五立面———屋顶设计屋顶改造采用古徽州传统的四水归堂形成，采用四边坡屋面向中心倾斜，采用轻巧的屋面瓦以及轻钢支撑以减轻屋面荷载.历史文化街区力求与原有建筑群相似，自然融入到整体环境中，坡屋顶以古镇民居重叠往复的屋顶为原型，进行错动变化，采用折线连续的坡屋顶，形成与古镇空间肌理一致的屋顶景观。

4结语

传统历史文化街区在古镇居民的社会生活中，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仍旧保留历史印记并兼顾未来发展的、且生生不息具有活力的空间，不仅记忆着过去的历史发展轨迹，而且不断向时代传播着历史文化气息.通过对对古镇历史文化建筑规划与保护设计的探讨，充分重视文化空间的人文信息和历史街区的特色内涵，实现情（文化空间）和境（物质空间）高度统一.通过科学的规划，积极的保护，合理的发展，最终实现古镇历史文化建筑的再现及古镇的复兴。

历史文化篇4

生态文明国际论坛连续在贵州省举办，使得全世界的眼光齐聚贵州，他们以探索和挑剔的目光，开始发现和了解了中国西部贵州这片17万平方公里的山地高原，是一方多彩而又神奇，仍然保持着生态和谐的土地。当七月炙热的酷暑席卷全球，地球村的村民们在热浪中煎熬时，爽爽的贵州却凉风习习，大自然的恩赐，让来自世界各地、齐聚贵州贵阳的代表们，在会期间沐浴着生态文明赋予人类的清爽，体味着大自然和人类和谐相处的惬意，让全体贵州人自豪，让全省17个世居民族兄弟姐妹们从中受到生态文明的启迪，从而开始了贵州人在冲击经济洼地的搏击中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新探索！形成了一种新思路和全新概念，描绘出一幅贵州人心中颇为独特的绿色“中国梦”。而归兰山和水族人则正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光彩夺目，绽放异彩，正向推进生态文明和经济建设进程携手迈进！为圆中国梦奉献一片山地高原的青春世界和本民族文化。

二、在贵州省2013年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年会开幕时发来的贺信中，为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指明了方向

在贺信中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⑴的贺信，成为都匀及水族同胞创建旅游安康，生态经济，有机农业等功能格局的基本要求和奋斗目标，也是都匀及水族同胞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儿女孜孜以求的“中国梦”，如果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切入口，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则是现阶段贵州乃至都匀及水族同胞的中国梦。

三、2014年10月贵州省省长陈敏尔在会见全国工商联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事叶志光一行时说：“当前贵州正在认真贯彻落实提出的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指示要求，因地制宜发展环境友好型、生态友好型产业

推进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崔之东（贵州都匀市委党校，贵州都匀558000）摘要：归兰山是贵州十大非著名山峰之一，景区内分布着许多奇珍异石及少数瀑布景观，是一处尚待开发的旅游处女地，同时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大家庭水族同胞居住地之一。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多方面原因，边远贫困的水族同胞经济文化发展仍然相对滞后。随着贵广高铁的开通，推进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发展旅游业，是水族同胞摆脱贫困从而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的根本路径。关键词：归兰山景区；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中图分类号：F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035（2015）06-0106-01贵州旅游资源丰富，很多景区景点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加快改善，贵州旅游发展前景广阔，贵州交通‘天亮’了，贵州旅游发展的春天己经到来。”⑵2014年12月26日，贵阳至广州高铁开通，为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提供了新机遇。贵广高铁途经都匀东站，都匀东站正好距归兰山景区及水族村寨较近，如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后，地球村的客人们出站便可乘车50分钟到达，可以更好地去领略那水族历史文化，独享着原生态大山中这无尽的妙趣和大自然那沁入心灵地洗礼。

四、都匀市原三个水族乡（奉合、阳和、基长）于2014年5月合并并取名为归兰水族乡，可以更好地发挥优势，形成归兰山风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合力

归兰山风景及水族文化旅游开发的优势在于它的原生态和悠久的水族历史文化，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自然美，当与水族的风情和文化融合在一起，便揉合出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在，现在与发展的独特的美丽和憧憬来。而且它潜在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发展后劲，一但开发成功，不仅给世人奉献了一处旅游胜地，而且将为该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产生有力地推动，改善水族群体的居住环境，承传水族人的独特文化，而且因此将召回长年在外打工的青壮年，归兰水族乡有12000多人可回乡投入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劳动中来，走上勤劳致富、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

五、水族同胞对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寄予极大的期望，如果能够得到有效地开发，水族同胞将会全力支持

归兰山景区独特的自然资源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到来，为当地群众致富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每逢节假日来归兰山景区游玩的旅客络绎不绝，游客的到来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不少商机，并涌现出了专门为游客提供服务的旅社和饭店，还有为旅客提供扛东西上山和提供其他便利服务的农民。因此，水族同胞期待着对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的开发。在归兰水族乡这样深度“欠发达、欠开发”的边远贫困少数民族，推进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发展旅游业，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又是建设生态文明、加强环境保护、节约资源能源的有效措施，只要合理利用，有机协调，创新思路，整体推进，就能实现“双赢”的目标。

历史文化篇5

你了解温州吗？作为一位温州人，了解温州是必须的。所以，温州晚报的叔叔、阿姨决定带我们这一群小记者，去了解温州历史文化。于是我们来到了温州文化非遗馆，在他们的带领下探索温州历史文化的旅程开始了……

大家排着队伍，来到非遗馆门前，看到（温州文化非遗馆）几个大字“映入眼帘”深吸一口气，眼前艺术品的古色古香，闻到了历史文化的气息。抚摸着前面一根根木头柱子，好像穿越到以前。随着人群，踏进温州文化非遗馆，从未听说过的东西出现在眼前。看着一个个精美的作品好像做梦一样，大家兴奋到至极。跟随着讲解员。他兴致高昂，细致耐心地讲解着：大家聚精会神的听他讲解着。走到手工艺展区，看见一排排民间手工作品，有竹丝灯、门神、彩石雕；有玻璃银光刻、民间壁画、温州发绣、乐清竹编、等等……真是民间“经典技艺“繁多难以一一介绍。幸运的是带我们还参观了，文化遗产馆的镇店之宝——“大成王殿和孔子周游列国”，这两个作品。大成王殿用了20吨的秀玉雕成，花了两代人心血才制作而成。孔子周游列国而是用了整整5公斤的黄金，当年花了三年时间才制作成功，这时大家都愣住了，前辈耗费了多少智慧和心血。让我们后人惊叹不已，如今两者共价值2亿元。真是宝中之王啊！

温州是个沿海城市，有丰富的水产资源。贝类品种十分丰富。当我们走进贝雕展区，眼前一亮，品种繁多让人眼花缭乱。各式各样的贝雕画作，大小不一，形状各式各样，这些贝壳在艺术家的手中变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形态逼真的场景。其中：（水浒一百零八将）、（红楼十三钗）和（西游记人物）这三幅作品“如此逼真”很难让人从脑海中忘记。

接下来，我们又参观了螺类珍惜品种。其中有：红鲍螺、驴耳螺、冠螺、笔螺、鸡心螺……我最感兴趣的是鹦鹉螺，刚好有一位老先生是研究螺类的学者，他给我们讲述了鹦鹉螺的故事。鹦鹉螺是一种十分有趣的螺类，它的 结 构 非 常 独 特，有一定的科学性。其它螺类中心是往左旋还通心，而鹦鹉螺却是往右旋并不通心，是一层层融开的，每一层上都有一个小孔用来排水，能起到沉浮的作用，人类根据这个原理造出了潜水艇。这位先生可以说是位螺类专家，他滔滔不绝的讲述了，各种螺类神奇而精彩故事。大自然真是充满了神奇各异的生物，让我们人类惊叹不已。这些都要感谢我们的前辈，用他们的超凡智慧创作出如此完美的作品，多谢政府部门完美保留到现在。其实这些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还有很多作品在不同的地方存放。

今天参观完了历史文化中心，真是让我们现代人倍感鼓舞，激励我们现代人多动动脑和手，学学他们智慧创作出更精美的作品。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历史文化篇6

论文关键词：文化诗学,流派,历史观

文化诗学又称为新历史主义，它产生于新批评之后。文化诗学批评家主要研究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文化诗学不同于新批评。新批评把文学看做完全孤立的客观存在，而文化诗学主张文学与当时的宗教，政治等是相互作用的，从而抹掉了文学和历史之间的界限。格林布莱特认为，文本在很多方面反映当时的历史，历史对于文本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历史帮助构造文本，文本是对历史的反映，因此要学习文本，首先要学习当时的历史文化。其次，历史和文本是相互作用的，它们同等重要。历史不仅仅是文本产生的时代背景，在文本中可以找到历史。例如，在格林布莱特的《莎士比亚和驱魔师》中，当时政府对驱魔术态度的变化清晰地反映在莎剧中。驱魔术盛行了几个世纪，可是到了16世纪末却被称为骗术。因此，成书于1603 --- 1606年间的《李尔王》便对驱魔术持抵制态度。由此可见，历史不可以与文本相分离。同时文本还可以与其他文本互相作用。这就是说，在文学作品中可以找到很多痕迹来佐证一个历史事件，并且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也有互文性。再次以《莎士比亚和驱魔师》为例，文中反映出的对驱魔术的态度在格林布莱特评述此书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在这个层面上，历史是可以被看成文本的，文化诗学流派通过这一事实重新定义了历史，从而得出结论：在文本中可以找到历史，历史也是文本。

迈克尔·福柯是文化诗学流派的又一代表人物，他的理论为这一流派奠定了理论基础。首先，福柯重新定义了历史。在他看来历史不是线性发展的，即历史没有可遵循的明确的发展方向。历史是艺术、社会环境、政治等多种话语之间复杂作用的产物，是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因而福柯认为历史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历史也就不可能只有一个。同时，历史是由人记录的，这些记录者要受到个人见解的影响。其次，福柯认为历史是一种权利，写作历史的人必然受到他所生活的时代尤其是当局所倡导的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历史只是一个小群体而不是整个人类的世界观。再次，福柯认为历史是由很多零散的碎片拼接而成的，而连接这些碎片的线索便是各个时期人们所推崇的思想。

笔者认为， 格林布莱特和福柯的主张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认为历史是由权利集团控制的；历史和文本同等重要；历史是主观的。福柯的理论奠定了文化诗学流派的理论基础，格林布莱特的主要贡献便是继承并发展了福柯的历史理论。

总之，文化诗学是对新批评的反拨，新批评所主张的“阅读是针对文本自身的细读”的观点被推翻。首先，文化诗学主张文学作品应与历史文化相结合研究。文化诗学把历史作为理论的核心并且宣称对于文本的任何诠释都不能脱离文本与历史的关系。文本是作者，社会，习俗等众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新批评所主张的只要反复细读作品并借助于悖论，反讽等修辞方法便可完全理解文本的主张便被驳倒了。第二，文化诗学批评家反对新批评派所倡导的客观阅读。文化诗学流派从两个方面反拨这一观点：首先，读者并非完全客观的。读者生活在一定的时期，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所处的时代的影响而做到完全的客观。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发现他们受到自身所处的时代以及作品中的时代的影响。读者的阅读过程便是这两种时代影响的协商。第三，作者并不是客观的。作者也是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抹去所处时代的痕迹。作者的思想，写作风格必然会受到当时文化氛围的熏染。从以上三个方面，文化诗学反拨了新批评派。

作为批评理论，文化诗学具有很多的优点和不足。与以往的理论相比，文化诗学再次关注历史问题，这一流派使读者和批评家相信，文学和历史一定要一起分析研究，把文本放到合适的历史文化中去研究，在研究文本的同时也是在了解我们自己。笔者看来，这一理论打碎了文学和历史之间的泾渭界限，建立了二者之间的桥梁。批评家再次关注历史，这是文学批评的进步。然而，文化批评流派过多的强调历史的作用，特别是历史的多样性即“小历史”的作用。小历史类似稗官野史，其客观性大打折扣，与历史的“真实”相去甚远。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大历史）难免有瑕疵，但是却不能否认大历史的价值。小历史只能是大历史的补充，却不能代替大历史。把文本放到小历史中去研究未必是合适的做法，因为小历史中对待“历史”的态度有时过于极端。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使一个文本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每种可能都丧失了客观性，从而降低了解释的可信度。总之，文化诗学理论具有自己的优势，也有很多的不足，它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实践，其理论还需要在应用中不断改进。

参考文献

Bressler, Charles E.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4

历史文化篇7

城市形象，就是城市给人的印象和感受，是城市给人的最感性认识，包括视觉、听觉、心理等方面，自从人类建立了城市便产生了形形的城市形象。城市形象随着城市的产生而产生，现代城市形象系统不仅包括有了城市景观、城市生态等物质要素，还包含有城市文化、居民素质、政府效率和廉政形象、管理制度、服务质量、社会安全感以及城市的开拓创新氛围等众多无形要素。除了城市的外在形象，例如建筑、景观、环境外,还应包括体现城市内在形象的行为形象和精神形象。城市形象是城市外观和内在气质的结合，是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准的有机统一体。对一个城市来说，美好的城市形象不仅要有令人赏心悦目的城市外表，还应有方便舒适的生产生活环境，有健全的城市功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城市是社会文明的集中体现，历史城市以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脉络，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保持和发展城市的文化底蕴，不仅是属于历史的、地域的、民间的、文化的自我救赎，也是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和重大挑战。对于那些遗留下来和正在消亡的历史文化城市而言，承载着的不仅仅是人类居住区域这一功能，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历史文化城市形象，浓缩并凝聚了城市深厚的文化积淀，突出体现所在国家、地域和民族的个性与特色，是地域特色文化的代表。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世界各国、各地区越来越关注历史文化性城市形象的保护、延续和发扬，从各个不同方面加强历史文化城市形象，将建立良好的历史文化城市形象，上升到了树立和打造城市品牌的首要位置。

二、历史文化城市形象的重要性

（一）历史文化是城市形象的灵魂

在现代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城市形象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城市的外在形象是由建筑、街道等公共设施构成的，是城市的直观视觉识别系统;内在形象则包括历史文化、精神面貌、经济活力、文明程度、风土人情、治安状况等因素，这是城市的感识别系统。城市形象，应该是外在形象与内在形象的完美结合。历史文化是城市内在形象的决定性因素，而城市的外在形象则是物化了的历史文化。历史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母体和来源。因此，城市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在规划建设城市时，必须要注重历史文化，把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历史文化用建筑语言符号表现出来，既充实了城市的内在形象，又丰富了城市的外在形象，从而也提高了城市的文化品位。没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即使马路建得再宽，楼房建得再高，也只是一个钢筋水泥空壳，不可能有吸引人的地方。哈尔滨作为北方城市，历史文化城市形象表达的是一种粗犷、大气、豁达、朴实的城市风格。这种城市个性与特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历史文化的特质。因此，在打造和宣传城市形象时，应该深入研究和全民把握本地传统历史文化的精髓，充分挖掘、整合历史人文资源，并经过反复提炼，把它有机地、系统地融入到城市规划建设之中，这样才会形成一种惟我独有的个性化历史文化城市形象。

(二)历史文化城市形象是城市发展的原动力

历史文化城市形象是这座城市居民亲手创造的，它一旦形成就凝聚成一个城市的精神力量，就会反过来对城市的发展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激励作用。城市作为人口和生产力高度聚集的区域，既积淀了厚重的文化成果，同时又需要大量的文化养分。健康向上的城市文化形象就像一面旗帜，能够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激发广大市民爱祖国、爱家乡的情节，激励人们自觉自愿地为城市的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热血汗水，促进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2、教化作用。“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城市之间的竞争最终表现为市民素质和意识的竞争。当前有些城镇居民的整体素质还不是很高，特别是在城市快速发展的时期，有时往往只注重经济和城市硬件的发展建设，而忽视了对市民文化素质和涵养的提高。一座城市要发展，资金、技术都可以引进，市民素质是不可能引进的，只能靠长期的、多种形式的教育、熏陶来养成。城市作为全体市民共同生活的大家庭，理应为市民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学习氛围。城市文化形象，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还是物化了的文化工程、学习场所，都为广大市民所喜爱，乐于观赏和参与，这对于提高市民的综合素质有着极大的、不可替代的教化作用。因为这种教化是以一种精神享受的形式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的，比一般的说教更行之有效。

三、哈尔滨历史文化城市形象塑造的建议

1、创建展示鲜明哈尔滨历史文化特色的文化场馆。第一，完善已有的历史博物馆。如针对现有的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东北烈士纪念馆、哈尔滨关道衙门、黑龙江省博物馆等，进行文物充实、更新、或者共享、轮展等措施;第二,整合哈尔滨历史文化资源或者说是文物资源,统一规划和开发,尽快建立哈尔滨自己的历史博物馆,突出哈尔滨历史文化特色。第三，挖掘、整理哈尔滨古代历史文化遗迹和遗产,建立一批专题性博物馆。例如古代民俗博物馆、古城遗址博物馆等。也可因地制宜建成一些开放性的博物馆或景区，如将一些老街老屋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形成天然的博物馆和景区。政府还应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兴办各类历史博物馆。

2、复原或再造具有鲜明个性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利用建筑手段，以艺术形式,在历史遗迹比较集中的街区或博物馆内,塑造一批历史景观和相关历史人物的事迹,补充现有遗迹、遗物的不足和展示方式的单一。通过具体而完整的历史形象,使人们可以感受或想象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从而建立起历史认识。例如，复原小型的金代城址，打造女真（满族）历史民俗展示平台和游览景区；修复“金兀术运粮河”的部分河段，展示先民的劳动智慧和开拓精神，并且能和“湿地游”有效的结合。

3、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媒体,广泛宣传哈尔滨的历史文化城市形象。（1）利用城市各大广场电子大屏幕和展示板信息量大、形象生动、受众面广等特点,充分发挥其在大众文化宣传中的作用。（2）充分发挥高校和图书馆内设置的各类讲坛、讲座的作用,利用各种教育资源,让教授、专家、学者走进社会的大讲坛,宣传哈尔滨的历史文化。（3）在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地和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地段或者街区,树碑撰文进行详细介绍,使这些充满历史文化的街、碑标示成为城市的宣传名片。（4）利用基础教育的课堂渠道,在中小学校开设哈尔滨地方历史课程,对学生进行城市传统文化、城市精神的教育。在教育中充分利用本市各处的历史遗址、遗迹、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及蕴涵丰富历史内容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5）结合传统节庆，开展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活动,如征文、知识竞赛、电视问答等大众参与活动。（6）大力开发具有哈尔滨城市历史文化内容旅游产品,出版一些反映哈尔滨历史文化的音像制品和通俗读物。通过以上措施,在哈尔滨营造出城市历史文化的氛围，从而加强市民的文化修养,提高市民的文化品位。借助市民人文素质的整体提高,增强哈尔滨的历史文化城市形象。同时通过历史文化的宣传,使国内外游人更加了解哈尔滨,对哈尔滨这座城市有一个更完善、更全面的认识。哈尔滨要建设国际名城,就要培育和塑造出与国际名城地位相适应的城市文化。

历史文化篇8

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 保护名城

Abstract: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city directly "soul"--the city culture, which affect the city the carrier of culture, urban physical environment. This needs us to the strength of the big of their cultural,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embodiment and carrying-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to protect.

Keywords: globalization culture protection city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吴良镛院士曾呼吁：“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劣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方向和自强意识，不自觉地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 事实上被这位当代建筑大师言中了：城市文化正在被外来的强势文化所同化，很多城市处于多元文化并存、本土文化削弱的境地。南京秦淮河边的传统城市空间与全球化文化物种――五星级酒店并置、全球化文化的代表――国家大剧院直接与中国传统城市空间的冲突，足以说明这一点，类似的例子在我国城市不胜枚举。这样说来，美国总统布什走在上海大街上时，分不出是中国的上海还是美国的华盛顿，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的城市被全球化了。

全球化将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推向了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外国的规划师、建筑师带着“先进”的思想、理念纷纷来到中国，淡化了中国建筑和东方文化的主体意识。结果呢，并不是所有的洋大师们都了解中国国情、地域特色和本土文化。由于对城市的文脉缺乏理解，洋大师们做出的设计方案，往往是在一张空白纸上来规划历史城市，不免打上“他方”文化的烙印，同时也否定了对历史城市本土文化的认可。这些设计方案的新奇、夸张和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恰恰迎合了业主和权势们的口味，一个个“洋垃圾”就这样诞生了，而历史城市的城市肌理、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全被搁置到了一边。

由于时间的冲刷、战争的损毁，或者由于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历史文化遗产必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损坏甚至灭失，因此，对于当今留存的历史文化遗产采用恰当的保护，是当代人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但是，在实施保护的过程中现在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在施行保护，但其实质却是在更为深层的、更为彻底地破坏着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有些做法不仅在全国大行其道，还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比如所谓的“重建”和“复原”，使许多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着新一轮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

“重建”就是在原有建筑或环境已经灭失的情况下，根据原有的映像、图纸或其他资料，重新建起与古建一模一样的建筑（群）。曾经听到过有的主事者振振有词地说，500年后这也就成了一个古董。确实，过了500之后留存下来的这类物件真的也是个“古董”了，但这又是个什么样的“古董”呢？既然是对历史古物的仿建，那么这种材料、这种格局、这种工艺、这种风格等都与这种建筑物出现的那个时代以及其实际建造时的时代都格格不入，它们并不具有历史的共时性，在历史的真实性上有很大的差距。

而更有一种“重建”，就是在确证了的原址上对原有建设的复原性建设，不管建起来的是宅院如南京的江宁织造府，还是宫殿或者是园苑如西安的大唐芙蓉园。这样的建设，甚至比异地的仿古建设，哪怕是无中生有的仿建更为可怕，破坏性更大。因为其不仅具有上述所有仿古建设所存在的荒唐，而且它还破坏了原有场址的历史真实性，抹消了原有场址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而且完全改变了甚至彻底破坏了原有场址所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和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其建起来的不仅是 “假古董”，而且是对历史文化遗址的破坏。

“复原”就是以维修或修复为名，把保存下来的建筑物等历史遗产恢复到其当初刚建起时的状况，也就是回复到其最原初的状态。这样的做法，也许可以激活对历史的记忆，甚至可以坐实了历史曾经有过的一个片断和这样的一个场景。但同时也就意味着，这建筑物是完完全全地再生了，其上一世的历史，即由其初生到再生之间的沧桑几百年的这段历史就已经全部被抹除了，抹除到似乎又回到了其初生时的状态。这个从前是我们能够回得去的吗？

1、价值观的改变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建筑，就会决定人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文化名城。因此，首先要改变拜金、拜权、非农的建筑价值观。这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彻底改变遗留在每一个人骨子里的封建长官意识。建筑师应成为具有独立权力资格的职业设计师，而不是作为权势和资本的附庸。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能真正代表一个建筑师的价值观。

2、技术与人文的整合技术改变了人类生活，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要使这把“双刃剑”为人服务而不是对立，必须整合技术与人文。“只有把技术功能主义的内涵加以扩展，使其甚至覆盖心理领域，它才有可能是正确的。这是实现建筑人性化的唯一途径。” 也就是说，技术的发展必须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土壤中，从人性化的人文关怀入手，真正考虑历史文化名城中带给人们心理上满足和精神上愉悦的因素，这样技术才不至于成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破坏力量。

3、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及其郊区的城市化，应走具有特色的道路。历史街区与历史地段的保护应重点从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高环境质量入手，维持原有的街巷格局与建筑风貌，维持原有的城市社会生活形态，维持原居民稳定的生活习惯、民风民俗、、民间工艺等历史文化的。历史文化名城应适度限制向四周的无序蔓延，可采取另建新城的办法来解决城市化。

4、多元文化的整合面对全球化浪潮下强势文化的侵袭，我们应冷静的思考，积极的应对，而不是消极的回避。正如《北京宣言》中所谈到的：全球化和多元化是一体之两面，随着全球各文化――包括物质的层面与精神的层面――之间同质性的增加，对差异的坚持可能也会相对增加，建筑学问题和发展植根于本国、本区域的土壤，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发现问题的本质，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此为基础，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并加以整合，最终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人类社会。”

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还刚刚起步，有关的还很不成熟，配套的法规还很不完善，又面临着来自价值观、现代技术、城市化和全球化等不同层面的冲击。因此，积极的面对这些冲击，采取相应的对策，是我们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