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颇有几个著名的小人,虽人物猥琐,职轻权微,却长袖善舞,工于心计,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几乎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楚国费无忌,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一个。楚平王为儿子娶亲,派大夫费无忌前往迎娶。费无忌看到新娘如此美貌,便心生邪念,不顾一切快马回宫对楚平王细述姑娘之美,并进言趁太子尚未见面大王先娶之。好色的楚平王被巧舌如簧的费无忌说动了心,转眼间,这位本该成为太子夫人的秦国姑娘,便成了公爹楚平王的妃子。移花接木的费无忌,也成了楚平王的心腹。但他却做贼心虚,因为他知道太子迟早要接班的。于是他对楚平王诬陷说太子要谋反。楚平王遂下令捕杀太子及老师伍奢父子。后来,太子与伍子胥只好逃离楚国。数年后,伍子胥率大军复仇,楚国就这样被灭掉了,寻根溯源,费无忌实在是“功不可没”。
西汉江充,是小人中最有“魄力”的一个。他先是搅得赵王父子不得安宁,为报复私怨,诬告赵太子秽乱后宫,导致赵太子险些被汉武帝判了死刑,虽赦其死罪,太子地位却被废。后又蛊惑汉武帝,挑唆其父子关系,制造大量冤假错案,最后逼得太子造反被杀。这场大乱,史称“巫蛊之祸”,不仅白白死了好几万人,就连汉武帝自己也弄得骨肉相残,国家险些覆亡。
南北朝人鲍邈之,是小人中最阴险的一个。他原来是太子萧统身边的一个太监,颇受信任。太子母亲病故不久要做“生忌”,要一太监值宿一夜,太子便让这个小太监去。不料他竟擅离职守,跑去和宫女鬼混,正巧被太子巡视时撞见。要是别人不杀也得严惩,太子宽厚,没有治他罪,只是不如从前亲近了。哪知这小太监不识好歹,不思图报,反而怀恨在心,探听得皇上身体不适,便跑去密告太子请道士作法,埋蜡鹅咒皇上早死,密谋夺权篡位。太子受此不白之冤,又无法辩解,气急交加,一病不起,不久竟驾鹤西去,时年31岁。须知,此太子是编纂著名的《昭明文选》的昭明太子,“《文选》烂,秀才半”,就是对他的高度评价。想不到竟然死于卑鄙小人之手。
龚半伦,也是我们不想提起又无法绕过去的一个“著名”小人。他的父亲龚自珍是清代大名鼎鼎的思想家、爱国诗人,万万没想到,儿子龚半伦却卖国求荣,成了英法侵略军火烧圆明园的帮凶。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所以焚掠圆明园者,因有龚半伦为引导。英以师船入京,焚圆明园,半伦实与同往……取金玉重器而归。”为一己私利,不惜引狼入室,害宗灭族,烧毁“万园之园”,龚半伦死后禁止埋入祖茔。(王艳)
宋朝邸报对付不了江湖小报
邸报是古代政府用来向下命令、书诏、章表、辞见等方面内容的公开印刷品。它在朝廷的直接管理下统一。到了宋代,邸报已经具有中央政府公报的性质,因此又有“朝报”之称。
邸报的内容由于多受限禁,许多为读者关心的新闻得不到报道,“定本”审查制度又造成出版时间上的稽延,使得邸报不能满足人们对新闻的需求。有人抱怨说:“动辄年旬日,俟许报行,方敢传录,而官吏迎合意旨,多是删去紧要事目,止传常程文书,偏州下邑往往有经历时月不闻朝廷诏令。”特别是在时局紧张、社会动荡的时候,邸报受到的限制更多,更是不能满足读者了解形势的迫切需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打破官方新闻限禁的私营报纸。
【关键词】清末民初;上海小报;两重性
“小报”这种说法早在宋朝就已经出现。南宋兵部侍郎周麟之所著《海陵集》中,即录有《论禁小报》的奏章一篇。他说:“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之有疑似者,中外未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①南宋后期赵升有《朝野类要》一书,其中提到:“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率有泄漏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②小报早已有之,但彼“小报”非本文所说的近代上海小报,它只是一种信息灵通、时效性很强的民间流行的非法传播物。本文中的上海小报是近代新闻发展史上出现在上海,一种专门刊登以趣味性、消遣性内容为主包括新闻、轶事、随笔小品、文艺小说之类的小型报纸,流行于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
近代以来报刊史中,最早提出“小报”一词的是1917年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文章虽没有对小报做专门的界定,但在篇尾的“公鹤附志”中提到:“本篇为记述上海华文各日报历史,故各西报、各华文小报(戏报、花丛报,普通名之曰‘小报’)、星期报、季报、年报、不定期之专门艺术报不与焉。”从作者的叙述来看,“小报”是社会上一般人对戏报、花丛报的约定俗成的说法,作者也已明确将小报看作是报纸的一种。
上海是旧中国小报最早出现、最集中的城市,总数最少在一千种以上,但寿命长的并不多,有些只存活一两年甚至几个月。此外,上海小报的种类也是千姿百态:有清末文艺小报,有戏报和游戏娱乐报,有综合性的三日刊,有揭载内幕秘闻的日报,还有黄色横报等等。③最早的小报是由小说家李伯元于1897年6月24日创刊的《游戏报》,而最后一张则是由唐大郎主编的《亦报》,1952年11月停刊。这种分法就将解放后存在至今的政治性和文化娱乐兼有的城市晚报隔离在“小报”定义之外了。
在中国新闻史上,任何一种报纸类型,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上海小报也不例外。近代上海小报是伴随着上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而产生发展的,在它的身上,我们既能看到先进的维新思想的影子,也能看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落后的意识形态;既能看到它具有进步的一面,也能看到它落后的一面。可以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近代上海小报,具有非常复杂的两面性。
清末民初小报是在当时形势刺激下的进步文人表达思想的工具,具有积极的一面。
甲午战争以后,国家衰败的现象日益显露,丧权赔款惊醒了许多国人。最受刺激、感觉最痛苦的是爱国知识分子。于是,就有许多维新志士奔走于上层,大声呐喊。但由于封建朝廷的昏聩,官僚专制的压制,许多中下层知识分子感到呐喊无门,报国无望。在这个时候,维新人士从传教士办报上看到了媒体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他们转而拿起手中的笔,希冀用辛辣的文字,起到劝诫醒世的作用。与维新运动相联系的启蒙报刊纷纷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国人办报的高潮。小报也是在这种热潮中崛起的一个新报种,小报文人也与维新人士一样,以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参与了这场民族运动,以游戏的笔法嘲弄清政府的昏聩无能,只是不如维新派那样的激进。
秦绍德在他的《中国近代报刊史论》中说:“如果说,维新派的报刊是救国的呐喊的话,那么,小报就是忧国的呻吟。”④正如《游戏报》之所以定名为“游戏”,并不是专意游戏文字,而是为了讽刺朝政,引发人们的觉悟。《游戏报》主笔李伯元在谈到办《游戏报》的本意时这样解释道:“《游戏报》之命名,仿自泰西。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吴研人也称李伯元是“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⑤在这个背景下,《游戏报》上的许多寓言小品都是对腐朽无能的清朝统治的辛辣讽刺。
如1899年7月12日《游戏报》第七三四号《碰和解》一文就鲜明地体现出这种民间化的批判风格。作者借用普通民众最为熟悉的打麻将“碰和”这一民间游戏方式来讽刺当局对外屈膝投降政策:“客有约游戏主人至妓院碰和者,主人曰:子知碰和有说乎?客曰:碰和者,叉麻雀耳,何说之有?主人曰:否,否,吾语汝。和者讲和也,礼之用,和为贵,故中华偶被外国一碰,便而讲和。……故碰(下转第177页)(上接第174页)和虽小事,而实有绝大关系存乎其中,特不足为四马路各堂子碰和客人道耳。”⑥麻将“碰和”与国家政策,本是分属不同层次,但在民众的眼中,这两者却被巧妙地加以联结。这种带有游戏心理的民间化的批判方式消解了貌似庄重、权威的权力中心。只有通过这样嘻笑怒骂的方式,才能表达自己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心声。在这点上,小报的讽喻和那些维新志士的呐喊、革命派的起义,实质上是同一个方向的,这是清末上海小报值得肯定的地方。
清末民初小报又是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享乐主义的产物,具有消极的一面。
1843年11月,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将上海正式开放为通商口岸,从此,上海这个元代的渔村,在开埠仅二三十年后,就一跃而变为一个国际都会。上海洋场的繁盛,滋生了众多的商机,也带来了丰富多样的谋生机会,吸引着四面八方各色人等群趋而来。上海开埠以前,只是一个有七万五千人口的江南中小城镇,到了19世纪60 年代以后,已有二十多万常住人口,并常年有几十万暂住或来往其间的四方商旅,包括数千外侨,形成了一个五方杂处、华洋混居的移民型市民社会。⑦到了19世纪90年代,上海外国租界已经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十里洋场,这里不仅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而且也是落职官僚、地主富豪、失意文人肆意享乐的地方。
对稍通文字的市民来说,在物质消费的同时,必然会提出精神消费的要求。以赏花捧伶、消闲排遣为内容的小报的出现,既满足了他们的精神消费需要,又是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报上的享乐主义倾向也在蔓延、发展。既然十里洋场上有糜烂的生活,自然会有人鼓吹它,反映它,提倡它,而小报的文艺性决定了它是最适宜于这类文字生存的土壤。即便是上文提及的那些以讽喻为主旨的小报,大量刊登的还是消闲性的内容,更有相当一批报纸,完全是以趣味为中心。比如1901年的《及时行乐报》就是“取杜牧看花之遗意,写及时行乐之闲情”,而1902年的《飞报》更是每日刊登妓院的消息。⑧这些小报不仅反映了知识阶层中的一些人,对国家前途由失望转向颓丧,而且对上海地区的改革维新以及后来的革命形势也是一种腐蚀,它的这种享乐主义倾向体现了清末民初上海小报消极的一面。
总而言之,上海小报的这种两重性,是与当时上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消极一面,至今仍为世人所不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积极一面,肯定它对当时社会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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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魏绍昌:《李伯元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18
⑦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26
⑧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81
(作者单位:安徽日报政治新闻中心)
在改变初中历史作业设计的现状中,国内外已经有了相关的研究,并且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继续探索的。例如发表在《历史教学》2008年第10期上的《初中历史作业的借鉴与思考》一文,以一道美国中学的历史作业为例,阐述如何设计有效的历史作业,并提出了设计有效作业的几个原则:有助于双基落实;有助于探究性学习的培养;有助于情感体验的渗透;有助于历史思维的发展。并提出了有效作业设计的目标在巩固历史基础知识、引导学生掌握基本史学方法、达成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上,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和反思。发表在《基础教育研究》2007年第4期中的《浅谈历史新课标下的作业创新设计》提出了作业优化设计的基本依据是:设计意图明确清晰,陈述准确恰当,形式灵活,选材贴近学生生活,为学生喜欢;设计尊重学生的起点能力,作业前后有一定的相关性与衔接性、系统性与渐进性,并有一定的思想性和开放性,让学生有自我发挥的余地。而西方的个性化作业设计早已进行,如英国中小学课程作业主要有四种类型:实践作业、书面作业、口头听力作业、表演作业。2009年第6期的《历史教学》上的《学生喜欢什么样的历史作业》介绍了国外的个性化作业设计的一些案例,这篇文章从2008年5月中国历史课程网部分转载的《遭遇美国教育》一文开始谈起,通过翔实的案例叙述进行剖析和反思,最后文章提出借鉴美国的作业模式,可以设计一些鼓励学生运用文献得出对历史想象的认识和见解,引导学生思考现实的重大问题的历史作业,让学生自己构建对历史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促进学生的社会性发展。
结合近几年国内外对初中历史作业的研究,初中历史个性化作业设计就是以作业改革为突破口,尊重学生的个性,注重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让作业变得新鲜有趣,学生乐于接受。这也就要求教师要改变的教育观念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在设计初中历史作业中突出开放性、探究性和实践性,充分发挥个性化作业设计和评价的优势,促使作业在素质教育中的功能得以真正的发挥。
新课程标准所表述的课程目标始终强调“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念”三维目标的有机结合、整体实现。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罗伯特・加涅在其著作《学习的条件和教学论》与《教学设计原理》中,提出了著名的学习结果分类理论。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包括认知、动作技能、态度三方面,这三方面始终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学生的习得素质。传统的初中历史作业没有认识到学生完成作业过程是学生的知识获得、能力提升、情感生成、价值观升华最理想的教育主阵地。也就是说,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创新知识以及展示自我的过程应是初中历史个性化作业设计的本质所在。
在设计初中历史个性化作业时,要坚持新课程所倡导的因材施教,面向全体学生,设计开放性、探究性和实践性作业,关注每个学生个性发展的要求。通过创新初中历史作业设计的主要形式,设计个性化作业,使学生通过自主思考,基于自己的经验去建构。
例如通过创办历史小报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办历史小报是根据教学内容并结合学生个性特点引导学生做的一种动手动脑个性化作业。在近期的初中历史教学实践探索中引导学生创办了“历史小报:史林漫步”个性化作业,《史林漫步》历史小报已经做了四期,每一期都有相应的主题要求,例如第一期:探访丝绸之路、第二期:唐诗宋词、第三期:近代化探索和第四期:共和国印象。通过创办历史小报,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所学历史知识,拓展视野、完善历史知识体系,提高历史感知,为他们将来的进一步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且办历史小报可以充分表现学生的创造力,每一位学生或者每一小组的历史小报各具特色。历史小报呈现了学生收集的各种历史资料和学习心得,再配学生的排版和图片,每一张都很精彩。并且在历史小报的创制过程中,强调的了学生的动手能力。通过这种个性化作业,学生掌握搜集历史资料的途径和方法,培养动手、动脑能力,培养同学之间的合作精神,锻炼语言和文字的表达能力。
【关键词】历史的报刊;报刊的历史;范式;文化转向
对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而言,报刊无疑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材料。“一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几乎同时也是一部近代主要‘报人’的思想言论史。”[1]然而,对于报刊的研究和利用却并不尽如人意,现有研究呈现出“谈报纸则只言《申报》、《大公报》,论刊物则只看《新青年》、《东方杂志》”的景况,同时表现出强烈的“符号化”、“脸谱化”倾向,对报刊解读往往被时局左右,戴上“革命”、“进步”、“反动”、“落后”等帽子,大而化之地讨论。
自戈公振出版《中国报学史》[2]以来,对于中国近代报刊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除戈氏与方汉奇的著述之外,对于报刊的研究较之于近代报刊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说,是无法匹配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出现了一股热潮,新闻史的著作与论文常见诸学术期刊,也有一批关于中国近代报刊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问世,[3]但这仍难以让学界满意。
尽管某些报刊个案,如《大公报》、《申报》、《万国公报》,其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关注。或许这正应了潘光哲所言,“开展之道,实应奉朱熹‘小作课程,大施工力’为典则,进行精细的个案研究工作”。[4]然而,这些讨论仍是将中国近代报刊作为史料,即使标题中将某个报刊作为了“对象”,实质仍摆脱不了以报纸来窥探当时政局、思想、文化、生活、社会及性别状况等的目的,多的是“历史上的报刊”,缺少的是“报刊的历史”。
一
中国近代报刊除了一些具有代表性或影响力大的报纸如《万国公报》、《申报》等之外,其他的报纸基本被“脸谱化”了,成为“西方传教士宣扬教义的工具”、“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工具”而“为殖民服务”。被“脸谱化”的不仅仅是外报,即便是一些曾经在历史进程中扮演过主流角色的报刊,同样也难逃被忽略的命运。如1916年孙中山创办的《民国日报》,长期为中国国民党的机关刊物,主持人为邵力子、叶楚伧,主要作者有戴季陶、沈定一等,反倒其副刊《觉悟》常被提起。
大报尚且如此,近代小报境遇不佳似乎已是意料之中了。小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与方式,且因为数量庞大、旨趣不一,①对于小报的任何一概统称都不免陷入片面的泥淖。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小报尤其是数量最多且具有典型性的上海小报予以了颇多关注,除了对“四大金刚”②的讨论外,还先后出版了几部以小报为中心的专著,如《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中国近代小报史》、《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等。[5]这些研究都希望对小报的作用、地位进行重新的评估,但总体上来说仍旧未能摆脱传统的观念束缚,将小报视为品位过低的低俗文化的呈现方式。
二
有学者“通过对《大公报》研究轨迹及其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体现于其中的三种主导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现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范式”。[6]这种表述是否合理,暂不去讨论,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所谓的“范式”研究的是“历史上的报刊”而非“报刊的历史”,但就目前研究来看,除去第一种革命范式外,其余两种范式还鲜有精彩的呈现。
在研究尚未足够深入的情况下,多探讨一些“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适用”[7]问题似乎是有必要的。受西方学界理论热潮的影响,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及“市民社会”理论等“国家-社会”研究模式,也在中国近代报刊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尽管中国学者对于理论的滥用心有余悸,但在各种理论热潮的侵袭之下,历史学家已不得不借用理论去捍卫历史学科。[8]在一些学者看来,“理论之所以对我有用,并不是因为它昭示了一个被囿于逝去情境的隐蔽的真理。理论之所以昭示客体是因为它迫使历史学家成为主体”。[9]就“公共空间”或“市民社会”理论来说,其是否适用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本身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10]
正如魏斐德所指出,“作为证明存在着公共领域,特别是在19世纪意义上那种明智且具批判性的公共舆论中存在着公共领域的证据,也是非常可疑的”。[11]虽然如此,中国学界对于近代报刊的研究仍旧热衷于采用这一模式。在李楠、洪煜等对于上海小报的研究中,仍旧把讨论小报对于上海“公共空间”、“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等的形成作为其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5]在季家珍1996年出版的《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清末改革文化》[12]一书中,对《时报》与以之为中心所形成的“中间地带”进行了讨论。季家珍认为,这一地带不仅是知识分子自由论政的空间,更是一个磋商场所。“在这个场所里,民众是一方,政府是另一方,磋商主题是宪政,协调人是报人知识分子。”[12]可见,这种“中间地带”的构成至少包括三方面,即报纸、围绕在报纸周围的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沟通清政府与民众的话语。
以往对报刊影响的探讨中,大多有一种夸大事实的倾向。较为普遍的分析方式是,将报刊所刊载的报道、广告等视为当时社会图景的真实写照,并认为这些报道或广告对于读者群体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或者至少是有影响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众多从报刊广告等出发来分析报刊对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形成及推动作用。
三
随着“文化转向”的兴起,阅读史等开始受到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书籍史、报刊史以及相关研究在欧美汉学界非常流行。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有着自己的关怀,他们的着力点在于寻求中国内生的近代化起点,因此多将目光投向宋明及清代早期,希望通过对书籍等印刷品的出版、传播、消费等的考察,来讨论前近代化中国的近代因素,“侧重从社会史、经济史等角度来进行”。尽管如此,新文化史所提供的广阔视野和讨论问题的方法,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报刊史,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报刊作为一种消费方式,近年来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知识传播的载体,报刊在其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的背后,隐藏着的是长久以来没有被充分讨论的、以报刊为中心运转的社会组织与知识传播。以往的研究对于报刊的经济来源、组织状况、传播效果,以及中国报纸受西方尤其是与日本报刊的影响等缺少充分的讨论。[4]事实上,要搞清楚报刊对于社会历史进程起到了怎样的影响,首先就要把报刊的生产、发行、流通与消费状况弄清楚,否则,单凭是否有人阅读、销量多少等来断言报刊的言论对于多少受众产生了怎样影响,无论如何都是有悖于历史逻辑的。
“开辟市场、保证报刊销量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具备能够实行规模生产的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13]芮哲菲在其《古登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一书中从印刷技术的视角切入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以西方印刷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为例,对印刷技术引起的新式出版业发展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同时,图像作为史料及研究对象,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在研究报刊史的学者那里,图像是直接的史料和对象,不再是文本的附庸,它们通过自己的形式、内容等来表达过去的世界。通过图像解读历史,与艺术史的研究方式不同,更多地侧重于图像的生产、表达及传播过程中所透露的社会风貌,以及图像的生产者及阅读者蕴涵于其中的思想观念和感受。对于图像史的研究目前尚未有系统而深刻的著作问世,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报刊图像,这无疑是有益的探索。
消费习惯的养成与消费品的市场开拓与引导关系密切,中国近代报刊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营造出了怎样的市场空间,也值得讨论。据记载,1876年,上海的“报纸发行量现已上升到每天6000份,价格是10个铜板”,而且“经营者正努力使报纸印得更小些,力图把价格再降低一些,以使下层的人民也能够读到”。
考察近代报刊的传播与影响,还应考虑当时的交通与邮政状况,“交通和邮政的便利与否会影响到书刊的价格,而书刊价格也会对士人的阅读产生影响”。[14]自晚清初步建立起邮政系统并为民众所用之后,邮政的价格和速度都大为提高,这对于报刊和各种消息的流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学者对辛亥时期上海的报刊市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从报刊生产及市场的形成、经营特点、销售网络等各个层面加以考察,并指出“上海出版的书籍、报刊,一开始就面向全国,源源不断地发散到全国各地,这与它便利的水陆交通分不开”,而主要的流通途径有三种,“一是《申报》、《新闻报》等大报自己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销点,通常这些分销点就是一个小书店,除了销售《申报》等外,也销售其他报刊。二是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他们卖教会出版品,也兼卖其他出版物。三是人员流动带来的报刊流通。”[13]这一讨论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报刊市场有一定的帮助。
结 语
此前诸多研究著述虽然卷帙浩繁,但终不识“庐山真面目”,报刊呈现出的形象,与报刊自身实在相去甚远。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国家-社会范式等研究思路,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报刊史研究不断向前。但真正完成由报刊的历史向历史的报刊研究范式转变的,还是随着报刊研究成为研究对象,成为真正的研究主题,让报刊有了声言自身的机会,文本、图像、生产与生产者、消费与受众等都成为新闻史家的研究对象,报刊的形象也正借助这些研究而显现轮廓,“报刊的历史”也因此逐渐清晰,而不仅仅停留和局限在“历史上的报刊”。另外,强调作为对象的报刊研究,并非是要否定报刊的史料价值,而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对报刊价值的重新估量。报刊之于人、之于社会、之于国家的价值,不单纯在于记录或反映正在发生或发生过的事情,同样在于制造并传播知识,对人群及社会产生某种观念冲击,进而影响历史的进程。
注 释:
①以晚清民国时期(1897-1952)为例,单上海地区的小报种类就至少有365种。
②晶报、金刚钻报、福尔摩斯报和罗宾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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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文报纸在上海的发行量稳步上升,new york times,j,1876-06-12.
【关键词】街头小报 精神麻醉 解压阀 新闻专业化
小报是以丑闻、体育、娱乐和私人生活为内容取向的,现代意义上的小报缘起于十九世纪的便士报和黄色新闻。“街头小报”正是黄色新闻潮的极端表现,倾向于“完全小报”。
本文通过对郑州市报摊和报刊亭的调查发现,小报几乎遍布郑州的报摊报刊亭,内容广泛,种类众多,质量良莠不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政治军事历史类报纸。这类报纸热衷于对中国周边国情的炒作,对许多历史事件的揭秘,对领导人隐私的挖掘,其内容多没有经过核实,可信度和准确性很低。
2、法制情色类报纸。这类报纸图片和标题多印成比较暧昧意味的粉色,以刺激裸露的图片和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吸引眼球,内容低俗,充满了各种性病药品,少女迷情粉、手机监听器、万能钥匙等广告,此外假的征婚广告、借孕广告也充斥着版面。
3、综合文摘类报纸。综合文摘类报纸多选用其他报纸、杂志或者书籍的内容,版面丰富,能迎合各个阅读群体,内容也较为正规,格调较为高雅,适合休闲阅读又能从中获取一定的知识和信息,多是正规的出版集团主办的,如《大河文摘报》、《大家文摘报》等等。
4、消费生活类报纸。这类报纸主要内容是非新闻性的时尚生活资讯,可以满足居民时尚消费、了解购物信息和文化娱乐休闲等多种需求。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政治军事历史类和法制情色类等街头小报。郑州的街头小报,同质性非常高,几乎没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同样是政治军事历史类的小报,《探索发现》和《旧闻精品》除了内容上都是对历史事件的再议论,对领导人隐私的揭秘,幽默故事,性药品广告等等之外,版面的设计和报纸的色调都非常相似,其他各种类型的报纸同质化程度也大致如此。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对郑州街头小报的分析,采用对个案话语分析的方法,以期能够见微知著,对郑州街头小报乃至中国的小报现象背后的潜在隐喻做出分析。
街头小报在都市的报摊报亭大行其道,长盛不衰的背后所隐喻的是小报能够在某些方面迎合部分人的社会心理需求。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转型的矛盾越来越集中。在急剧转型的社会中,竞争的残酷性和不确定性,给社会成员带来心理焦虑和生活压力。传媒作为一个社会重要的沟通手段和意义构建系统,有化解社会心理问题的作用。小报正是作为一种具有麻醉效果的精神鸦片的角色出现的。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认为大众传播在潜移默化中,在受传者不自觉的情况下客观地起到了精神麻醉的作用。笔者认为,在社会价值观多元,在心理和精神压力普遍比较大的社会现状下,小报构成的意义世界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世界,甚至是人们主动选择的一个精神世界。下面以《旧闻精品》和《法制文苑》两份不同类别的街头小报做个案分析。
在一份《旧闻精品》中,分为悬案奇情、谈古论今、史海春秋、尘封档案、旧闻天地、奥秘新知、战史解密、档案密读、奇闻精粹、旧闻万象、情感生活、都市知音、开心一刻、法制关注、社会奇闻等版面,从其版面的设置上可以看出,其版面的取向都是猎奇解密类的文章,版面虽多,但类型单一,大部分都是关于旧闻历史的再议论,如“民国疑案:汪精卫与蒋介石谁更有资格称卖国贼”,或者对战争局势的解密曝光类文章,如 “老兵回忆:曝光淮海战役中解放军的秘密武器”、“越南北光计划:越军的‘敢死队’成了送死队”,或者是对领导人家庭私人生活的曝光,如“毛岸英在板仓晨起诵诗长跪母亲坟前泪水连连”。除了对历史的猎奇外,占报纸版面很大一部分是当前社会的猎奇故事,如 “台湾警察酒后进错房与醉酒女同床共眠被控性侵”、“干部网上跟帖骂人系色狼被免职”、 “男子约会女网友卖掉亲生儿子”等等。此外,还有部分版面是有色情意味的幽默笑话。从《旧闻精品》的版面内容可以看出,这一类型的小报,运用稗闻野史和当下社会的离奇故事,用追求感官刺激和愉悦的写作手法,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没有现实社会压力的意义世界。对于其受众来说,达成了选择这样一份报纸潜意识中所期待的目的――获得精神麻醉,暂时忘却不太如意的社会现实。
《法制文苑》是一份法制类的小报,主要有法制在线、法制时评、法制播报、法制提示、环球法评、法研动态、法学前沿、社会观察、案件直击、法界动态、社会与法等等版面,版面名称乍看之下会觉得这是一份对于法制动态概括得非常全面的内容充实的报纸。实际上,其版面内容与版面名称并不相符,五花八门的版面内容大体相似,主要是对当下社会案件的叙述和猎奇,如“老师猥亵学生,警方介入调查”,“三岁女童被医院误切甲状腺,赔偿70年付清”,“收到一封血泪求救信,就出6名受害少女”, “女记者采访火灾案被架走续:当事保安人员被开除”,“福建砍杀8名学童疑犯今日将受审,被控故意杀人”,“郴州官员贪污挪用住房公积金1.2亿被执行死刑”等。这些报道虽然写法不一,但是在事件的选择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虽然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是最后的结果却都是恶人有恶报,弱者或者好人有了一个较好的结局,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受众在其营造的意义世界中获得精神麻醉,把对现状的不满最后对归结到对自己未来的美好结局的期冀上。此外,这类型的报纸,通过对耸人听闻的犯罪、色情案件的描写和对这种恶有恶报、好有好报的传统观念的一再强调,转移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注意力,使得人们对社会公共事务更加疏离,从另一个角度使人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精神解压。
从对这两份报纸及其所代表的街头小报所营造的意义世界的分析可以看出,街头小报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其能够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是其迎合了当下社会的心理需求,扮演着特定群体的心理冲突的“解压阀”或者说是“安全阀”的角色。社会学家科塞认为,“安全阀”是一种社会运行的安全机制,如果敌对的情绪通过适当的途径得以发泄,就不会导致冲突,像锅炉里过量的蒸汽通过安全阀适时排出而不会发生爆炸一样,不仅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维持,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消除心理紧张、排出不满甚至敌对情绪,化解社会冲突。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存在都市街头的小报,在无意中对它的受众群体起到了“精神麻醉”和“解压阀”的作用,缓解了这部分群体的紧张情绪和心理焦虑。小报的受众主要是文化程度较低,经济地位较低的城市游民和外来务工者,这部分群体占了中国人口很大一部分,这样来看小报的盛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据《中国报业发展报告2007:创新成就未来》一书中统计,截止2006年12月底,中国共出版各类报纸1935种,其中,中央级单位出版报纸220种,占全国报纸总量的11.4%,省级单位出版报纸811中,占全国报纸总量的41.9%,地市级单位出版报纸850种,占43.9%;县市级单位出版报纸54种,占2.8%。②我国已经成为报纸的出版发行大国,新闻事业在我国得到空前发展。我国有如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报纸,为何低品位的街头小报还能够有着生存空间呢?这要归于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我国的新闻业还远没有达到高度专业的程度。威伦斯基指出,一个职业转变为一个专业,需经过五个阶段:第一,开始努力成为专职或全日制的职业;第二,建立起训练学校;第三,形成专业协会;第四,赢得法律支持以能自主掌管自己的工作;第五,专业协会公布正式的道德准则。③我国的新闻业没有真正形成行业自我约束管理的体制和对于新闻业的专门立法,这就很难对街头小报形成强有力的限制和职业道德上的规范,最严重的处罚也不过就是停报停刊,撤换一两个编辑。
其次,我国的少数报纸呈现出低俗化倾向。南方某大型晚报某日的头条和三条新闻标题是“起纠纷酒后杀死客户”,“驾铲车疯撞致死8人”,“三车相撞11死2伤”,“神仙李一叫卖‘特训’”,“伪娘刘著渐失“透明”;文艺副刊某天的头条通栏文章标题是“与算命先生同居的日子(‘同居’二字做了放大处理)”,这并不只是个别报纸的特点,而是十几年来大众化报纸标题的比较普遍的表现样式④。一些较大的都市类报纸受到较为严格的控制,而街头小报基本上没有明确的出版单位和编辑人,所以其内容更加追求感官刺激和耸人听闻,编辑水平较低,但其趋向与大众类报纸的趋向是相同的。
综上所述,街头小报构建了一个逃避现实压力的声色犬马的意义世界,在我国转型期的复杂社会现实下,成为文化层次和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的精神麻醉剂和 “解压阀”。由于我国的新闻业还远远没有达到专业化的程度,缺乏新闻法规和规约,报业市场不能满足各个群体的心理需求,这就给了小报以生存空间,对小报的风行有所遏制,促进新闻业的专业化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①林克勤,《西方报界的小报化思潮辨析》,《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3)
②《中国报业发展报告2007:创新成就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③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6
④陈力丹,《美国“黄色新闻”潮的中国启示》,《新闻前哨》,2010(10)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编:叶水茂
也许这个故事有着戏说的成分,但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这些打“小报告”反腐的故事却带给我们不少启示。其实,中国古代政府一直鼓励官员和民间人士在反腐问题上打官员的“小报告”。下面我们就结合人力资源管理中360度评价的知识进行分析,换一个视角看这个问题。
所谓360度评价,又称“360度考核法”或“全方位考核法”,是指由被评价者自己、上司、直接部属、同仁甚至顾客等从全方位、各个角度来评估人才的方法。
为了考察官吏,秦朝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其“一把手”叫御史大夫,可算是与副丞相级别相当的高级官员。御史大夫手下还分管着御史中丞、侍御史和监郡御史等不同级别的官吏。而在地方,郡县也设有专门的监察官员。到了汉代,御史大夫已被提升为丞相级别的官员。从汉文帝开始,皇帝亲自指派可靠的官员和亲信到各地巡查。汉武帝时将这种巡查制度固定下来,为“刺史”制度。同时汉武帝非常鼓励和提倡刺史打官员的“小报告”。刺史的地位在郡国之上,直接隶属于中央的御史中丞和御史大夫,可以看作是对官员360度评价中的上级评价。
另外,朝廷除了设置监察机构进行反腐外,还支持下级反腐和民间反腐,鼓励他们“打小报告”监督贪官污吏。汉武帝就专门颁布了旨在维护官民言论自由的“言事变”制度,鼓励下级人员越级上报各种事项。官员徇私枉法、买官卖官均在此列。后来南北朝时期,明元帝也下诏“守宰不如法,听百姓诣阙告之”。历史上有不少刚正不阿的官员都是以“打小报告”的形式揭发检举贪官污吏的。我们熟知的包公包拯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他上书言事常常直指腐败,因而当时的贪官都很怕被他参上一本。其实北宋还有许多热衷于打贪官“小报告”的贤士,比如范仲淹、王安石等等。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朝廷非常重视他们的奏折。到了明朝,“打小报告”的反腐行动更是被强化到了顶峰。朱元璋还第一次提出了上访制度,即如果民众发现官吏当中有人中饱私囊、侵占民财,就可以写举报信,甚至可以直接进京上访,京城设有专门的人员接待。从现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看,这些措施可以看做是对官吏360度评价的下级评价和外部评价。
目前我国政府对党政领导人才绩效考核主要是从“德、能、勤、绩、廉”几个方面展开。但是现实中实际使用的绩效考核还是以考核党政领导人才的政绩为主,较少对“德”、“廉”方面的考察。其实面对这一缺陷,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古代朝廷的一些做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建立一套防治腐败的预警和监控机制。以国家相关部门为主导,在体制内对党政领导人才进行严格的上级、下级廉政评价,同时重视和引导民间反腐力量的补充作用,形成合力。
【关键词】历史活动课 创造性教学 历史小报
一、教学案例
(一)活动项目
本教案是九年级下册的活动课《举办“时事溯源”小报――中东问题的由来》,选择这一内容的原因是:一方面中东巴以争端问题跌宕起伏,仍是当今国际社会担忧和关注的热点问题,可供查询的史料极其丰富,网络、报刊上都有介绍,易于学生收集;另一方面是学生对国际时事热点,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容易形成自己的观点。
(二)活动目标
1.学会将历史课的学习与时事政治学习有机结合,开阔思路,提高学习兴趣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2.通过以历史小报的形式开展学习,培养自己收集材料、获取有效信息、分析和把握时事热门话题的能力以及小组合作的团队意识。
(三)活动准备
收集有关中东巴以问题的历史读物,通过网络查找资料。在收集资料的初期,学生因为是第一次自己动手做,觉得杂乱无章,理不清思路。在教师启发下,学生回顾中东问题的历程,通过讨论,知道了要有目的、有专题地去收集资料,可以把中东问题分成几块,如中东问题的由来、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矛盾、巴以冲突、中东和平进程等。因此,各小组在确定了自己的主题后,分工合作,能者多劳,从而使收集资料工作进入了正规。
学生所收集的资料来源十分广泛,既有报刊,又有因特网,在收集资料过程中,由于是带着目的去收集的,因此很自然地就学会并掌握了各种查找技能,而当学生一旦进入角色,对信息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不但信息丰富,更具有特色。从最后展示来看,学生所收集资料涉及的内容,大大超出教师的预料。
(四)活动过程
1.划分小组,每组围绕中东热点问题自选本组的历史小报主题。
2.各组按各自的兴趣或特长收集和整理相关的课文内容和其他的辅助材料,编写不限文体的小报,自由发挥,关键是有具体的史实,要丰富多彩。
3.编写完后,每组选举一名同学介绍本组的编辑思路、报纸特色以及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等。
4.展示成果。教室中张贴展示小报,交流心得体会。
6.活动总结。通过比较不同,寻找自己的不足之处,及时加以改进。
(五)活动效果
本案例的实施,取得了比传统的教学形式更好的效果。由于活动课形式生动活泼,学生以很大的热情投入其中,通过自主探索、研究,增强了对历史学科学习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开始感受和体验到如何进行自主学习,并且感悟到应如何发掘自己的学习能力,从被动的接受知识转变到主动的探究。同时,由于学习的整个过程是始终以小组合作形式完成的,因此,学生体会到了合作学习的优越性,也初步认识了合作学习过程中个人所起的作用和集体融合的关系。
二、案例反思
初中历史课程改革如何开展创造性教学,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呢?可以说,关键在于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在这方面,活动课作为开展历史探究式学习的重要载体,具有其独有的优势,是教学必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我的认识还不够成熟,但通过这次活动,有以下几点认识:
1.历史活动课减少了对教师和学生的束缚,为学生学习历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学生真正体会到历史的丰富多彩,为学生的历史学习提供了―个宽阔的平台,从而形成对历史学习浓厚的兴趣,使学生由“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兴趣是学习知识的向导,是学习的动力。历史活动课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开展活动课要以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调动学生的求知欲望为出发点,在题材和内容的选择上要符合学生心理需要,能够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活动形式的选择上要适合学生的心理特点,丰富多彩,寓教于乐,促进学生思维的活跃;在活动过程中要营造宽松、自由的活动氛围,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此外,还要注意方案实施的难易程度以及学生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对学生兴趣产生的影响。
2.历史活动课的过程就是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过程,通过活动课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从而弥补了常规历史课的不足。
3.教师需要在开展活动课的过程中给自己准确定位。其一,教师在活动课中应以平等的身份,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的探究活动,成为其中的一员,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促进彼此间的真正交流,形成融洽和谐的学习氛围。其二,活动课虽然强调学生的自主性,但离不开教师的指导协助,教师的指导主要体现在宏观上对活动思路、目的、方法的指导以及活动结果评价和表达的指导,还可以在活动中了解学生遇到的问题,及时因材施教。其三,教师在活动课中还应担当起组织者的角色,提出活动任务,提供活动信息,同时做好学生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促进学生之间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一)宋代“小报”创始探究
1.“小报”的起源。宋代是我国古代报纸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有大量发行的官报,还出现私人发行的民间报纸――“小报”。“小报”始于北宋,盛行于南宋。据清人徐松编辑的《宋会要辑稿》所收北宋奏章“闻诸路进奏官报状之外别录单状”的记载,所说进奏官在官报之外,另外抄录的“单状”就是所谓“小报”。
2.创始时期的社会环境。宋代“小报”是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的产物。首先,宋朝在政治、军事方面都表现得孱弱无力。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社会各阶层人士为维护既得利益都需了解形势发展、政治动向与边防实况,以便采取相应措施。此时“小报”的编写者们抓住时机,突破官报的传播范围,开始私下经营“小报”,满足市场需求。其次,宋代经济教育方面发展强劲,国民素质大为提高,这为“小报”的发展提供了成熟的社会环境。再次,宋代是我国历史上刻书印刷的黄金时代,技术的保障使得“小报”大批复制成为可能。同时宋朝“士”阶层空前壮大,成为“小报”最中坚的读者群。
(二)明清《京报》创始探究
1.《京报》的起源。明朝中叶,政府允许自设报房,传抄部分“邸报”,即产生《京报》。关于《京报》的起源,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中提到:“据北京报房中人言,清初有南纸铺名荣禄堂者,因与内府有关系,得印《缙绅录》及《京报》发售。”中国古代报纸没有统一、固定的报头,所谓“进奏院状”、“邸报”、“朝报”、“小报”等都是概称,从《京报》起,开始有了比较固定的报头,成为一种类型报纸的专称。“《京报》因在北京出版,故名‘京报’。”②《京报》兴起于明代中叶,停刊于1912年民国成立时。
2.《京报》创始时期的社会环境。“小报”屡禁不止盛行于民间,使得政府难以控制,而朝廷也希望有人拿官报售卖,助于宣传。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政府允许民间自设报房,翻印部分邸报稿件,公开出售,这就产生了合法民报――《京报》。可以看出,首先,《京报》的出现是两个积极性结合的结果,一是朝廷要扩大宣传的积极性,二是报房要赚钱的积极性,两者相结合就出现《京报》;其次,明清时期出现商品经济的萌芽,印书房的老板们受到商品经济的启示,开始印报纸卖。“从16世纪初的明代中叶开始,当时在京师北京出现了最早的一批爆发,随后南方一些省会及都市如南京、苏州、杭州等也相继出现了报房。”③报房的大量出现,为报业发展提供技术上的革新,也使《京报》印刷发行量较之前大大增加;最后,社会对信息的需求促使报业蓬勃发展。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人们越发需要新闻来指导生活,特别到清朝,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增多,西方各种观念、文化开始在中国传播,光靠政府的官报解决不了问题了,人们需要看报纸。
(三)二者的创始时期比较
比较宋代“小报”和明清《京报》的创始背景、社会环境,宋代“小报”带有鲜明的非官方色彩,它是在官方的禁令下发行的。“小报”始终是以非法非官方的姿态在民间传播的,随时都会遭到朝廷的查禁,发展路途坎坷,生存环境恶劣。而明清时期的《京报》则是合法的民间报纸,得到了官方的授权,可以名正言顺地印发报纸,有着良好的发展环境。
宋代“小报”与明清《京报》发展情况的异同
(一)相同之处
首先,宋代“小报”和明清《京报》都是中国古代报纸的一种形式,产生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作为非官方、民办的“小报”和《京报》依然要和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保持一定的联系,受他们的制约。
其次,“小报”与《京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民众的意见和需求。相比邸报,二者突破了官方的信息控制,报纸的形式和内容都更为先进。且在报道内容方面,“小报”和《京报》重合度较大,均以朝廷的政治军事动态为主。二者的内容大致包括两大类型:一是与朝廷官报相类似的新闻信息;二是官报未报但读者可能会感兴趣的其他信息。
再次,二者均是盈利性质的商业报纸。宋代“小报”是民间私自印发的,有时隐称“新闻”公开沿街叫卖。《京报》订阅和零售成为其主要的发行方式,且以京城为主发行地,《京报》报房每日派人送报上门。
最后,从报纸发展历程来看,“小报”与《京报》从诞生到结束,持续的时间都不算短,“小报”有近千年,《京报》也有四百年历史。但二者都发展不快,形式内容变化不大。
(二)不同之处
1.媒介环境不同。明清《京报》与宋代“小报”相比,新闻自由度减少、采编主体性更小。《京报》内容多为邸报的翻印,形式上以朝廷政令、奏折为主,这也使得《京报》类似于官报,带有政治色彩。封建社会晚期,《京报》常选择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内容发行;反之,就不予发行,这是由专制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
2.内容特征不同。从内容的真实性来说,宋代“小报”属于民间私自刊发,没有把关人,所以内容有真有假。杜撰、造假成为“小报”日常报道的小菜,编造皇上诏书、密令更是时常发生。而明清《京报》是官方授权下的民间报纸,它刊发的内容仍需官方审核,真实性更高、更可靠。
从报纸内容来说,“小报”相对《京报》更具时新性、更丰富。官报不能、不敢、不准报道的,“小报”勇而为之,报纸内容更受老百姓欢迎。相比之下,明清《京报》则需要多方审核,内容较为官方,可读性差。
3.发行特点不同。明清《京报》报房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专业新闻机构。报房出现于明代,兴盛于清代,其由民间私人经营。《京报》报房的主要职能是采编新闻、印刷、售卖报纸,类似现代报社机构的职能,而报房人也似今天报社机构的工作人员。相比较,宋代“小报”的发行并没有成熟的行业性,从“别录单状”开始,一直以一种非正式、非行业的方式进行,没有专门的从业人员,其发行人多为邸吏、使臣、书店主人等。
4.报纸性质不同。《京报》虽可公开发行,但性质仍属于古代报纸的范畴。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明清《京报》内容上完全是官文书;其二,基本上没有报馆自己采写的稿子,没有自己的言论。宋代“小报”虽被禁止,但是其在采写编评上已经小有进展,与其它类型的报纸相比,它更接近近代报纸。
结 语
宋代“小报”与明清《京报》作为两类民间印发的报纸,二者都在不同时期改变了封建官报垄断天下的局面,使得新闻传播活动不再专属于官家,也让诸多士大夫更多地获取时事政治信息,并且让民间报业走向市场。但二者是不同时期中国报业发展的产物,因此身上带有不同时期的特征。不论是官方严厉禁止的“小报”,还是同样作为官方舆论工具的民间报纸《京报》,二者都是中国古代报纸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①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②③刘家林:《中国新闻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④朱传誉:《中国新闻事业研究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⑤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简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⑥倪延年:《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