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研究方法;前景展望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54-03

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和时空差异的学科,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在它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与更新。从两千多年前延续至今,我们围绕着历史地理学展开的探讨也在不断地加深和拓展。21世纪,历史地理学已经成为当代一门显学。综观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探讨热点和今天我们学习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所遇到的疑惑,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三个大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地理学学科归宿问题;第二,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问题;第三,历史地理学发展前景问题。弄清楚历史地理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对于我们了解21世纪的历史地理学、学习历史地理学以及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都有莫大的帮助和意义。

1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综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史,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争论非常之大,各抒己见,众说纷纭。

西南师大的蓝勇教授将其归纳为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第二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地理学的一门辅助学科。这种说法成为目前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观点;第三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第四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的科学。

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则将其归纳为三种意见:属于地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属于历史学。2000年夏季,他本人就学界同人的看法发表过自己的见解:“据我所知,历史地理多数同仁都赞成第一种意见,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也应该看见后两种意见的合理成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是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主要依据历史文献,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为历史学所利用。至于是否构成一门独立学科,这不仅取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还取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地位。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这些一级学科还无法相比。”另外,暨南大学的吴宏岐教授对此也有比较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对于历史地理学科归属的争议,我们不仅要看到主流的观点,也要去思考其他看法。分析其中的合理成分,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并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比较以上学者的观点不难发现,历史地理学属性呈动态分布,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与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形成一个辩证统一体。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甚至是不同的研究群体都在影响这个学科的属性。因为历史时期它主要是研究沿革地理,所以它的学科属性被灌注沿革历史地理;因为它曾经为历史学研究提供辅助研究,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辅学科;因为它近年来发展方兴未艾,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将来随着历史地理学进一步深入发展,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也会得到不断的更新和补充。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理解众多学者就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的问题纠缠不清的缘由了。

2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历史文献资料和野外考察。传统文献资料给历史地理研究提供大量的强有力的论证,此外野外考察也从另一个方面来支撑我们的文献论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工作的一步步深入,我们发现很多地理现象是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进行研究的,只能依靠文献记载。但是现存的史料往往都不是完整的描述,这样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历史地理方法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值得我们去借鉴。复旦大学的葛建雄教授有过这样的论述:“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是提高研究成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需要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待加强,但一般来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必须取得重大突破。”并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提高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的努力”。另外,西南大学的蓝勇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较之葛建雄先生的观点更为具体些。他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概括起来分为三大类:即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以及数理模型法。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矛盾体,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是有优缺点的。如何有机整合新旧研究方法以及以后出现的更新的研究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这对我们更进一步展开历史地理学习研究是很重要的。在今后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中,我们既要传承传统的研究方法的精华,又必须利用新的研究方法来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使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为历史地理研究作出贡献。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比较好掌握,很好上手,但是假如要更进一步,我们必须具备良好的古文字功底和丰富的野外考察经验,这样才能应用自如;新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不好掌握,不好上手,但是只要我们先补充一些统计、逻辑推理方面的知识,也会很容易接受这些新的研究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地理学在不断地发展,新的研究方法会越来越多。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要根据千差万别的情况,来选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完全没有必要拘泥于某种或者数种一成不变的固定法。其实万法归一,只要你找到最科学、最简便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就是最好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

3 历史地理学前景展望

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绝大多数历史地理人都是乐观的。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专业在高校招生规模正一步步扩大,全国各地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人员也在逐年增加。而且国内历史地理学与国外的学术合作也在进一步加强。所有的一切都为21世纪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土壤,使大家看到了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美好前景。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自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提出后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热潮延续至今。21世纪伊始,我们的政府更加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也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历史地理学研究覆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而且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过程中又诞生了许多新兴的边缘性分支学科,如历史教育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学等,也验证了“并不存在唯一的历史地理学的信条”。历史地理学将发挥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未来的社会生活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填补历史气候、灾害等方面的空白,成为预测未来的主要依据;历史人文地理可以填补历史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可以对防灾救灾、疫病防治等问题进行研究。这样,就可以多方面、多渠道为政府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咨询,进而为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服务,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当然我们在憧憬历史地理学美好前景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就像一个个陷阱在随时等待着它,阻止着历史地理学长足的前进和更好的发展。

3.1 学术态度有待端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历史地理学术界同样存在着功利主义。做学术的态度不端正,不是真正热爱学术,而是把学术当做通往名与利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便把它扔掉。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利益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在一起,搞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

暨南大学的李学武教授认为,现在学术界有三种学术态度,一是把学术当做妻子,做学术是出于一种责任;二是把学术当做情人,做学术是出于内心深处真正的热爱;三是把学术当做,用完了就扔掉。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有太多功利主义者。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做学问要坐得板凳十年冷。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充满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令人堪忧。我们从事历史地理学,必须要端正自己的态度,这一点至关重要,态度不好,一切皆枉然也。

3.2 学术水平有待提高

翻开厚厚的著作和各种论文,却发现太多掺水的东西混于其间,使得近年来历史地理学术水准出现下滑的迹象。为学术界所不齿的抄袭现象也屡屡出现,这不仅是学术水平的问题,更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素质问题。近日,学术打假名人方舟子遇害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学术界一片污烟瘴气。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高低以及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取得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历史地理这门学科以后的命运。

3.3 对学术的投入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以至于政府对人文学科的投入明显不如理工类学科。历史地理学作为崛起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明显投入不足,这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正常发展。有些学校因为教育资金不足,甚至选择关闭某些历史地理学专业。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历史地理学的交流受到了很大限制,这也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我们一方面要建议政府加大投入,另一方面也要让历史地理学科为现实服务,让社会看到它的价值,为投入增加砝码。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与曲折的统一体,历史地理学也如此。我们既要看到历史地理学的美好前程,又要注意面对它所遇到的挑战。虽然现在历史地理学还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无法解决或者不能圆满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历史地理学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探讨了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地理学未来发展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历史地理学自它诞生之日起,这些问题也就围着它慢慢展开了。今天我们要学习历史地理,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就不能不了解这些问题,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试问一个连历史地理学属于什么学科都不清楚的人怎么能学好历史地理学呢?更无从谈展开历史地理研究了。反之,如果我们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未来的发展动向,这又可以极大促进我们平时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科自身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华林甫,等.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2]吴宏歧,郭声波.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

[3]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J].东南学术,2002(4).

[4]寇•哈瑞斯.对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几点看法[M].唐晓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2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 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 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龟酰?衔?敝两袢眨?岳?返乩硌Э菩灾实娜鲜恫挥υ汆笥诖?彻勰畹氖?浚?煌?Э瞥錾淼娜舜邮抡庀罟ぷ髡?盟得骼?返乩硌У牟缶?睿?蚨????返乩硌е匦露ㄒ逦?核??美?费У姆椒ǘ?抢?贰⒗?玫乩硌У姆椒ǘ?堑乩恚?肜?贰⒌乩硐喙囟?墙橛谄浼浠虮咴担??且幻殴赜谟惺芬岳醋匀挥肴宋牡乩硐窒蠹姘?⑿畹亩懒⒌淖酆闲匝Э?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 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 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 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 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 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 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 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 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 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 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笔者相信，学者们上述发表的关于历史地貌学、历史政治地理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历史农业地理学、历史文化地理学、历史宗教地理学、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历史地图编制理论、历史社会地理、历史科技地理、历史区域地理等领域的探索，既为各相关的分支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又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为历史地理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建设和发展搭建了一个理论平台。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3

[关键词]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　唯物吏观　历史理论　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2－0115－0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长足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和史学实际。着眼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逐步形成了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综观史学界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理论成就值得关注。

一、对唯物史观内涵和外延的新阐发

史学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并不相同，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学术创新历程。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90年代的学术创新以及21世纪以来的学术反思和展望等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把唯物史观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克服了教条主义、公式化的理解，恢复了唯物史观的生机和活力。由从过去主要关注阶级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从关注阶级斗争史发展到更加关注社会生产力、关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充分肯定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者以及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从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开始。史学界出现了编写历史学概论的热潮，其实质乃是主张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历史研究工作自身理论进行探索，主要表现形式则是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认识和解读。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比较典型地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对历史理论的探索情况，可视为这一阶段代表性的著作。前者着重历史科学理论的探讨，强调社会矛盾运动、阶级分析法、历史主义、民族关系等历史科学的理论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普遍指导作用；后者则从中国史学史的角度。立足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梳理总结出中国史学的基本范畴。在同样强调唯物史观指导作用的同时，更强调了史观、史料、文献学、目录学、史书编纂、历史文学等颇有中国色彩的基本史学理论范畴，其实质同样是探索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从过去过分关注阶级和阶级斗争，转向重视考察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改变。但是，对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方法并未见根本改变，在克服教条主义的同时。仍不免存留着“左”倾思潮的痕迹。冰河已经解冻，史流继续向前涌动，史学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等文献作出了新的诠释和解读，主要提法有：1、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论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关系的历史一元论。2、人类历史始终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推动下前进的；这种矛盾运动在原始公社解体以后，则表现为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3、尽管人类历史的内容和现象纷繁复杂，但它却是按照其固有的规律曲折地向前发展的；4、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理论，不仅指明了研究历史的唯一正确途径，而且提供了研究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1984年9月，全国唯物史观形成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安徽黄山市举行，该会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理论探讨的热烈情景。吕振羽、谢本书、蒋大椿、叶汝贤、郑观卫、苏凤捷等人的观点值得关注。

在第二阶段的认识过程中，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五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问题、人民群众、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问题等，这些学术问题的热烈争鸣，反映出学术界对唯物史观丰富内涵的深入挖掘，新见频出。蒋大椿在《唯物史观与史学》一书中对唯物史观及其与史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将唯物史观的核心归纳为：1、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2、人类社会及其构成部分均以总体的体系的方式存在；3、在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中，一切社会历史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4、人类社会是运动的、发展的，显现为历史过程。构成历史过程的各种社会现象，也是运动的、发展的；5、社会历史事物的发展变化，有进化的和革命的两种形式；6、社会历史事物发展的根源，在于它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7、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环境创造了人，人又创造了环境；8、社会历史研究不是一个消极的反映过程，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此外，宁可、林甘泉、漆侠等学者均对唯物史观及其具体内容进行了再认识。强调社会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已成学术界的共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被放在一个较为恰当的位置，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也不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而是作为一个体系，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系统地、全面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运动变化过程，成为此期理论创新的亮点。

第三阶段唯物史观研究的主要特色是反思和展望。步入新世纪以来，史学家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理性化。已不再局限于经典文献的个别章句及其诠释，也不再引经据典地打经典仗，而是把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问题。更体现出了一种发展和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自觉意识。如李文海考察了唯物史观给史学带来的巨大转变：1、把历史从过去主要描述政治兴衰、王朝更替的所谓“相斫书”，转变成把社会作为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历史过程；2、把历史发展从过去看作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过程，转变成看作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3、把历史从过去的“帝王将相的家谱”，转变成以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主体，同时也充分重视杰出人物的作用和各种社会合力共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4、对于思想、文化等精神活动和精神成果，改变了过去从观念到观念、就精神论精神的研究方法，把社会意识看作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把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同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紧紧地联系起来。瞿林东认为人们坚持唯物史观是因为它的真理性优势，并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怎样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整体历史；(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历史是个有序的自然发展过程，而对历史规律的探讨才成为可能；(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

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于沛在《21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中指出：“加强唯物史观的研究，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对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同的历史观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认识路线，直接关系到历史学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实现的程度。重视历史资源的开发，认真研究和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是时代的呼唤。这是和加强民族的凝聚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保持民族的自信心和文化的独立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其前提是这种学习和研究都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否则，一切就都会走向反面。”朱佳木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是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中则指出了唯物史观研究的趋势和方向。蒋大椿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上发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提出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问题，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存在严重理论缺陷，必须被超越，这一观点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2001年11月，“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2002年4月，“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2007年10月，“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学术对话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开掘。既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和多重含义。把握唯物史观的精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研究实际相结合，并进行创造性地发挥，使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这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态度。

二、历史理论的探讨深化了对中国历史特点的认识

随着史学界对唯物史观认识的深入，人们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理论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把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区别开来是历史研究的一大进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建国后到‘’结束这段时间内，史学界(含史学理论界)存在着一个认识的严重误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等于史学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史学理论，核心就是阶级的观点斗争的观点，把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等同于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其在地位上低格化、理解上简单化、运用上教条化。”这种认识上的自觉直接促进了理论研究的发展。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及其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理论方面探讨的主要问题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问题大部分承续了1949－1966年间史学界的老问题，但都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进行了新的阐发，推动了对中国历史进程中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深化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特点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依据。

自1983年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先后出版以来，至1999年陈启能等所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出版，其间出版的同类著作或教材近20种。这些著作几乎涉及到史学领域的所有理论问题，史学理论大有形成一门学科的趋势。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一股“史学概论”热潮。质言之，此期有关史学理论的探讨大都集中在对客观历史发展中所涉及到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理论问题，而对历史认识、历史研究过程中涌现的以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理论，则是下一阶段的主要课题。教材建设和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又进一步促进了历史理论的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新问题不断涌现，“史学概论”概论什么，成为学界争论最多的问题。这说明历史学理论体系需要不断完善和系统构建，而史学理论与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是长期交错的问题，实际上成为历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区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系统构建历史学科自身理论体系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新时期以来，历史理论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提出许多新论点、新命题，拓宽了研究领域，对中国历史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认识、把握更加深化。在古代史方面，白钢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龚书铎任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8卷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写的多卷本《中国社会生活史》、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晁福林的《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等，涉及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等诸多新领域，视野开阔、结构新颖、方法创新构成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在近代史方面，如罗尔纲、黎澍、陈旭麓、金冲及、胡绳武等人对太平天国史、维新派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进步意义、辛亥革命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和革命党人中不同政治倾向人物的分析，胡绳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中间力量”及其思想文化上代表人物作用的分析，刘大年关于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分析等，都是大手笔之作，给人厚重的历史感，启入以深沉的历史智慧。革命与改良、洋务运动与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都因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困惑而备受关注。在中国通史研究领域，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誉为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压轴之作，其《导论卷》所探讨的历史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对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水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㈣则被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探索。

三、以历史认识论研究为重点构建史学理论体系

新时期以来，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推动史学理论的整体建设，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特色。1986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天津召开，对史学理论的体系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意见：1、把史学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历史哲学、史学专业基础理论和历史学的技术学科或辅助学科所涉及到的各种理论。2、把历史认识分为三个层次：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3、认为广义的史学可包括历史哲学、具体历史过程的理论概括、历史辩证发展问题、史学流派研究、史学认识论、史学评论理论和史学编纂的理论等七个问题。4、认为史学理论应包括客体论、主体论、主客体关系论、方法论四部分。这些观点和分歧促使史学界对“史学理论”问题作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的热点问题主要有：历史、历史科学和历史学的概念的认识、历史学科的属性、结构、研究对象、历史认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史学的功用、史家修养等等。这些都为史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是取得较大突破的领域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历史认识论问题成为研讨热点。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历史认识主体、客体、中介及其相互关系，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与过程，历史认识的认知结构，历史思维的特点，历史认识的方法与检验等问题。张帆、刘泽华、张国刚、姚志安等人较早对历史认识论进行研究。史学界对这场关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和讨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有的学者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论研究看作是“最能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此期，陈启能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阐发具有典型性，该书作为中国社科院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包括历史规律问题、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社会形态理论、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观、从直觉到科学、辩证的历史思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与展望、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该书都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思考。关于历史认识问题。张耕华将历史认识论分成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两部分。张剑平指出：“新时期在历史认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少史学家对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历史认识的特点和过程以及历史真理的检验等认识论问题的理论探讨；二是对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流派作了较为深入的评述，如对兰克学派年鉴学派，西方人文和科学主义思潮，以及柯林武德、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等的研究；三是对如何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认识论的思考。有的学者在对西方历史认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的任务；也有学者根据西方历史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较为深入地论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思维的特征，提出较为深人地阐发了科学的辩证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的基本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的研究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理论色彩，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澄清了一些错误的史学观念，活跃了史学家的历史思维，规范了历史研究的过程，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但是，众多史学家亦坦然吐露心声，写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著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四、史学方法的更新和多样使历史研究更具魅力

史学方法的研究历来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新时期以来，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运用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日渐兴起。值得一提的是，运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三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特别是金观涛、刘青峰的代表作《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曾经掀起了史学方法热的滚滚浪潮，也使历史研究更具魅力，吸引了众多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学家的加盟。史学方法的多样化和系统化一方面得益于史学内部的积累，这包括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阐扬；另一方面也受惠于中外史学交流的深入发展。

关于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方法的总结和发掘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有上百篇之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瞿林东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由于是连载文章的结集，故其文短小精悍、文笔隽永，不少中青年学者由此产生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浓厚兴趣。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极而言之，是否可以认为，没有评论或批评，也就没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换言之，不能脱离史学批评问题而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为“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理论提供借鉴”，史学批评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史学范畴提了出来。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总结和继承，充分体现出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特色，主要有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主义方法等问题的研究。对于历史主义的总结，王学典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一书值得关注。乔治忠指出：“在历史研究与史学批评中，历史主义应当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令思维方式具备深刻、准确的逻辑性，唯物辩证法还具有从客观实际出发，主张事物发展的前进性、阶段性，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法则等等思想原则，从而使历史主义具备完整的历史观、方法论和鲜明的立场。”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比较”作为一种古老的方法被史学家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史学界关于比较史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著作约有20部。庞卓恒的《比较史学》、范达人的《当代比较史学》、范达人、易孟醇的《比较史学》、刘家和的《史学、经学与思想》等著作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杜维运在对人类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中这样看待比较的研究方法：“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只有在历史全球化以后，整个世界人类进入历史之中，才有出现的可能。所以比较历史与比较史学在走向全球化的路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更有学者相信比较方法将引导中西史学走向更高的层次。这种比较研究的发展，无疑将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推动世界各国史学走向新的境界。有的学者还把比较方法看作是学科发展的研究方法之一。史学对系统方法、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俗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等的运用也是值得注意的。程洪、霍俊江、赵吉惠、赵轶峰提出了重视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观点。

五、对历史学功能的新探索

人们对史学价值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个古老的课题。新时期以来。史学价值问题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以关注现实著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对史学价值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期，由于“影射史学”等极“左”思潮的影响，使人们对史学价值的认识日趋狭隘。“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观点，这也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在“拨乱反正”思潮和“史学危机”思潮中重点反思的问题之一。80年代初期史学界重新兴起的“古”、“今”关系、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的讨论把史学价值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刘大年、黎澍、苏双碧、孙思白、田昌五等学者对这个问题用力颇多。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后期，随着自由化思潮和思潮的泛滥。学术界对历史学价值的认识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史学无用论”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也促使学者对历史学这一古老学科的价值作更深入的思考。白寿彝就历史教育功能阐发尤多。进入21世纪以来，史学价值论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有的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些史学价值观点加以总结，王斯德指出：“历史是一部社会教科书，它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教化和思想滋养功能，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改造世界、超越自我的强大武器，其核心是启迪心智、智慧人生，使人变得清醒、理智和成熟。以史为鉴，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知社会兴替之道……学习历史可以使我们掌握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增强历史洞察力，以历史的纵深感和深远的历史眼光去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领悟历史的真谛，

认清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和发展大趋势，确立科学的理想和信念。”吴怀祺则指出了在全球化浪潮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以正确的历史知识、历史思维方式总结历史，认识借鉴国内外的经验，以安邦兴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史学更广泛更深刻的价值体现于民众之中。因为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精神与民众素质的主要组成部分，历史与文化能否高扬，直接关系民众自身素质的提高、民族自身凝聚力的增强。”史学价值是历史学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将随着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而继续发展下去。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的重要理论成就之一，史学价值论的探讨仍将继续得到史学界的关注。

六、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对于在史学研究中如何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戴逸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把革命导师说的话都当作可以信手滥用的套语和标签，不是任意去裁减历史事实使之适合于某种理论图式，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占有大量材料，进行新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的革命导师的某些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常青的。它永远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从事建设、观察问题、研究学问的强大武器。”

其二，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考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具有全球视野。在这方面，有学者集数十年的心血，致力于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和多重背景下观察与思考，还把它们置于同外部世界的比较与联系中进行探索。”《古代中国与世界》是刘家和这方面的代表作。2005年，“《经济一社会史评论》首发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侯建新、马克、刘新成、齐世荣、于沛、李文海、龚书铎等学者畅谈了中外历史研究的结合问题。在他们看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的考察，如果在世界历史的大的坐标系内进行的话，就有可能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同时，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历史的角度，去寻找对某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的答案，将会更加有助于接近真理。”

其三，突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对于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白寿彝进行过长期思考，他说：“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瞿林东谈到如何建设2l世纪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历史学时指出：“我们不仅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历史观指导下的史学，还要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可以用来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也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封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有一种信念，吸收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使自己变得更加丰富、厚重。”

其四，强调了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和发展规律，完善了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从学科建设的进程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的史学史研究，实为“”破坏以后的恢复和充实阶段，90年代以后，现代史学史研究形成全面铺开之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涉及到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对重大问题的探讨和开创性的研究等三个方面。具体在如下领域有所进展：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全面深入研究史学的社会作用、从时代特点把握史学面貌、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关于传统史学在当代史学建设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关于易学与中国史学之关系的研究、史学史对历史教育的意义、关于史学批评的研究、关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研究、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从文化视角研究中国史学等。蒋大椿则把1984年以来连续召开的十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及其取得的成果作为史学理论学科取得整体建设进展的重要标志。

其五，强调了史家的主体意识和史学的独立品格。论及史家的主体意识，瞿林东指出：“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来看，史学家们的世界眼光，虽有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但总的说来都是在‘以我为主’的历史视野下发生和发展的。而20世纪的中国史学，尽管面向世界的规模扩大了。但‘以我为主’的视野却发生了变化，太多以他人为主，即以我们自己的史学去适应他人史学的模式。”正是认识到了问题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学者提出研究中注重史家的主体意识和史学独立品格。陈启能指出：“史学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而不受到损害。所谓独立品格，就是求真，就是对于历史真实的执著的追求。一旦失去这种品格，史学就不成其为科学，没有真理和尊严可言。”历史学的根本成就是“对自己学科特性的回归，并努力探索和按照自身的规律和特性进行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章开沅则主张史学应该走自己的路。侯云灏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新时期史学思潮》一文中提出史学要走向自我。田昌五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于沛则提出了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设想。

与此同时，史学界有相当多的学者在史学的学科理论建设方面作出了贡献，还有的学者倡导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结合历史研究的实际构建新的学科体系。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现代化新论续篇》、《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等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了现代化的研究范式。李根蟠的《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何兹全的《我所认识到的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联系》、罗凤礼的《心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等论著值得注意，它们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合历史研究的实际，对历史学的宏观理论体系进行了新的探索。此外，还有众多学者就马克思主义的史家修养、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上述情况表明，史学界对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建设既有宏观的架构，又有具体的实践，预示着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美好前景，预示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日益丰富和完善。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4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中外经济史的研究都经过了一个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过程，傅衣凌先生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全力以赴的方向。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同样需要与社会史的结合。

【摘 要 题】理论研究

【英文摘要】theoretically speaking，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need conformity and innovation. Research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ies all have undergone a course， which formed economic history to the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which Fu Yilin sponsored is the direction that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attend. The social history without economy will not become an entire social history. Researches in economic history also need combine with social history.

【关 键 词】经济史/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整合/创新

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

【 正 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吴承明先生十年前发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在我国经济史、经济学乃至历史学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读吴老新作《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1]，深悟其经济史观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在这篇有关经济史学理论的文章中，作者不仅回溯经济史学史、介绍西方历史哲学、比较中西历史观、探究理性发展之路、反思批判理性主义，而且对经济史方法论问题，包括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经济计量学、新制度学派经济史观等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尤其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吴老在文章的最后，特别论述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明确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就经济史而言，笔者本属门外汉，然多年从事中国社会史的学习和研究实践，又使我体悟到吴老此观点的学术理念。这就是：经济史的研究要跳出就经济而经济的框子，"注意非经济因素"，尤其要注意吸收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社会整体出发研究经济史。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撇开对经济因素的研究，社会与经济紧密粘连，相互作用，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研究。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进一步走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但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应当全力以赴。

一

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将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置于历史学理论和实践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19世纪西方史坛占主导地位的是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实证史学特别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主体和客体不存在任何依存关系，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叙述过去发生的人与事。对原始史料，尤其是文字史料的严格考订和批判，是兰克实证史学的基本要求。如此，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便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文字资料，尤其是官方文件是最主要的原始资料。伊格尔斯尖锐地指出：

兰克那种狭隘地集中注意与广泛的社会背景脱节的政治史，过窄地着眼于欧洲列强的外交事务，过分倚国家文件而对其他史料不屑一顾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模式，不仅对于德国启蒙史学家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政治社会史的雄心壮志来说是一个倒退，而且也反映了这种研究模式产生时，19世纪早期普鲁士大学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局限性。[2]

兰克的实证史学虽然位居19世纪西方史坛的霸主地位，但与其观点和方法不同的学术派别与兰克史学始终并存而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史坛的不同声音开始了对传统史学的深刻反思，并对新旧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其中总体史的追求及经济史从历史学中的分立，对日后经济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实，18世纪后半叶以来，对总体史的追求就成为西方史坛的一股重要的史学潮流。被法国年鉴学派奉为新史学"祖先"的伏尔泰，在其《关于历史的新知识》中就发出了历史研究应当使"人们了解所有的人，而不是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的呼声。在伏尔泰看来，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外交史，还应当包括经济、人口、技术与习俗等内容。随后，夏多希里昂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进一步阐发伏尔泰的观点："近代的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必须无所不包；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到实业，从绘画、雕塑、建筑到经济，从宗教法、民法、刑法到政治法"。另一位法国史学家基佐进一步把这种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称为"文明史"，认为"文明就是汇集和概括所有其他事实的、普通的和最终的事实"。米勒更明显提出史学家要重视研究包括地理、自然、气候、食物、生理和精神文化的历史。[3]（P18～22）对总体史的追求，不仅触及到了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而且为经济史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大体来看，19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史开始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虽然初期的经济史仍保持着历史主义的特点，但像阿什莱（Williams J·Ashley）、坎宁翰（Williams Cuningha）、施穆勒（Gustav von schnoller）这样的经济史学家已试图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时至20世纪初，经济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经济要素分析和数据资料更加受到重视，以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论著如克拉潘（John H· clapham）的《现代英国经济史》、《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汤普逊（James.W· Thompson）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现代资本主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均以其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而名盛一时。[1]值得重视的是，19世纪中叶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对经济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皮埃尔·肖努在《经济史：成就与展望》中明确指出，全国范围的竞争、经济学思潮以及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评论家对经济、社会危机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样大大促进了经济史的发展"。[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从更高层次上总结唯物史观"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其中前两个方面与经济史直接相关。

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历史。[5]（P27）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史已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20世纪3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异军突起及其日后的快速发展，则使经济史走上了社会经济史的轨道。1929年，法国著名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格赫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正式诞生。刊物的名称本身即明确表达了年鉴学派的史学创新方向--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显然，利用"经济"一词，与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及经济领域在各民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着直接的关联。以经济史和社会史为契机，一反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模式，正是年鉴学派异军突起的动力。从此，年鉴学派倡导的总体史成为新史学追求的目标，经济史和社会史这对孪生姐妹也"由灰姑娘变成了公主"。1946年，年鉴易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标志着年鉴学派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大，但"事实上首先注重的还是经济"。菲利普·阿里埃斯强调指出："确实，我们不应该忘记经济是历史的关键，是今天的历史也是昨天的历史的关键"。[3]（P179）

被西方学者誉为"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是经济史走向社会经济史的理论家和实践家。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宏文《史学和社会科学》，明确将历史时间区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与此三种时段相适应的"结构"、"局势"、"事件"三个概念。在布罗代尔看来，结构是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但对历史起经常、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局势是指较短时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现象，如人口增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业变化等，事件则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灾害等。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而事件是爆炸，"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6]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在他的两部不朽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得以具体实践，他不仅从内容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摒弃了狭隘的人物（尤其是精英人物）、事件，代之以包括生态、地理、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在内的"全面历史"，而且从方法论上沟通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各种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综合发挥。正是在布罗代尔的影响下，史学家纷纷撇开政治事件的精英人物，而去研究经济、社会结构和"局势"，而经济始终占据着"优先地位"。阿里埃斯总结道：

经济史（当然不是随便那一种经济史）在第二代年鉴学派时期还是占有优先地位。当时的法国史学家，不管是名满天下的，还是无人赏识的，都不曾忘记经济史的基本特点：经济史是一种符合人文主义雄心的群体的历史。它能够使人了解小人物，默默无闻的群众是怎样生活的。[3]（P174）

随着战后年鉴史学主流地位的确立，新史学在各个领域全面深入，并在整体上革新了这些领域。虽然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了利用现代统计和各种数学模型并借助电脑对历史经济现象作计量分析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挑战，但"经济史在法国始终是社会史和总体史的一部分，年鉴派试图通过社会经济两层次来达到把握总体史的愿望，因而经济史便始终保持着和其他领域的对象和交流"[7]。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吸收新经济史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体现总体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注重对经济的各种层面做出调查和分析，更加注重对特定的时代宏观经济的分析和把握，更加注重将经济史置于宏观社会研究的范围内来理解，同时也加强了运用计量方法并注重解释模式的清晰度，这一切都必然使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深入。

总而言之，西方经济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单纯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史学领域内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使经济史本身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其实，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而深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才将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并旗帜鲜明地宣称："经济史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言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3]（P6）。

二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可谓历史久远，自司马迁《史记·食货志》直至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都是对经济活动的历史记载，但此类文献多偏重典章制度，很难称得上系统的经济史。

中国"系统的经济史是20世纪早期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吴承明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也是中国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开端。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许涤新《官僚资本论》、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史代表作。1949年后，中国经济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不仅开拓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使一些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就经济史的理论建设而言，国内经济史研究大多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尤其注重对生产力的研究，真正以经济学理论从事研究的成果相对有限。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史成为史学界备受关注的学科。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仍在继续热烈地争论中，或经过争论逐渐取得共识；专题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更加扩大，区域经济史、城市史、生产力发展史、人口史等长期存在的空白或薄弱的专史得以加强并呈方兴未艾之势；系统中国经济史及断代经济史的论著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及外文资料的整理出版，为中国经济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些经济史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的问世，西方经济学理论及经济史经典著作的译介、国外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论著的翻译出版等等，都说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并预示着她在新世纪的良好开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在中国史学界也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已故著名学者傅衣凌先生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者。林甘泉先生在纪念傅衣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径称"傅衣凌学派"，认为"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在谈及傅衣凌学术思想时，林氏概括道：

傅先生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出了很多成果，做了很大贡献。傅衣凌研究中国社会是把明清作为一个长时段来研究，充分注意社会下层变化，善于从下向上看，偏向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在资料运用上，傅衣凌也比较重视那些直接反映社会状况的契约、文书、家谱、族谱、档案等资料，形成资料特色。[8]

傅衣凌先生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更为可喜的是，傅先生的传人继承其学术传统，仍在辛勤耕耘、苦心经营着这块史学园地。但是，审视西方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展望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前景，我们认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要实现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目标，需要开展的工作虽然很多，但我们要强调的首先是从区域史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之统一，"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有通过个别而存在"[9]。历史的统一性客观存在于历史的多样性之中，任何一项具体的研究对象，都必然体现着特定时代环境的偶然性和复杂性，任何范围和层次的历史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历史的内容既是多样的又是具体的，从多样的历史中探讨其内在的统一性，正是历史学得以成为科学的前提。"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复杂多样的国家，正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国情，决定了长期以来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这种不平衡的特征仍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也是我们从区域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从学术意义上而言，区域角度的研究不应当仅仅视作为个别的、微观的研究，史学研究并无绝对的宏观与微观之分，更无高下之别，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检索林林总总的年鉴派学人的重要著作，我们会发现费弗尔、布罗代尔、古贝尔、拉杜里等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大多是属于区域性的研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其研究对象只是法国南部的一个普通村庄，我们能不承认它是一部优秀的史著吗？具体到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尤其是施氏提出的宏观地域学说，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区域研究的典范[10]。巴勒克拉夫曾明确指出："微观分析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检验辛勤劳作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人所共知的论点，而且证明这些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5]（P128）

从区域角度开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现阶段最应引起重视的是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从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看，短时段的因素，尤其是革命、战争，中时段的因素，如人口、物价、贸易、运输、工农业等，中国经济史学界都曾开展过不同程序的研究，而长时段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却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重要的是，长时段因素对一定的地域社会而言，甚或对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起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布罗代尔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他在书中有这样的叙述：

对于我们史学家而言，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集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并且是非常缓慢地推动它。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许多世代的稳定的因素：它们阻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流动速度。其他一些结构则很快失掉了。但所有的结构既是支撑物又是障碍物。障碍物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试想一下打破特定的地理环境、突破特定的生理现实，打破特定的生产力限制，甚至突破这些或那些精神心理的局限的困难吧。心态环境同样也是长时段的桎梏。[7]（P111～112）

强调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应特别注意对"长时段"的考察，并不是要一味夸大地理、环境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强调我们必须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要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把握经济发展的脉搏，把经济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变迁的整体过程中进行考察，如此才能体现整体历史变迁的面貌。事实上，工业、农业、商业、贸易、交通、生产、流通等等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离开对"长时段"的深入系统考察，就不可能对经济活动的变迁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社会区域、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社会问题的研究，经济因素、经济结构也应放在社会史研究者的视野中。加强对"长时段"因素的研究，同样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笔者曾撰文呼吁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11]其意亦在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

就方法论而言，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可以各显其能，但田野调查却是一种非常需要重视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的好处之一就是研究者可以对研究对象有切身的体验和领悟，最大限度地做到研究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客体的发展变迁，丰富研究的内容。其次，田野调查可以得到更多在图书馆找不到的原始资料和口碑资料。年鉴派学人不仅从理论上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而且大大拓宽了历史文献的范围，甚至是经历了一场"资料革命"，勒高夫强调说：

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一个统计数字，一条价格曲线，一张照片或一部电影，古代的一块化石，一件工具或一个教堂的还原物，对于新史学而言都是第一层次的史料。[3]（P6～7）

傅衣凌先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就特别注意田野调查，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组织助手在福建农村进行过大量调查，地方文献、口述资料、地契碑刻、历史遗存等大量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在他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我想，吴承明先生讲，经济史学者应"依靠社会学家的成果"，似亦蕴含此意。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任重而道远，笔者不揣浅陋，写出以上拙见，欢迎识者给予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3）.

[2]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9-10.

[3]勒高夫.新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4]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M].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72.

[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7.

[6]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51.

[7]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别到史学[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8.

[8]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纪念傅庆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42.

[10]乔志强，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绪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5

[关键词 历史地理学;中共党史学;研究

一、 历史地理学产生的渊源、背景

1、 与沿革地理学的关系

谈到历史地理学的渊源,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定义。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演变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因此我们很难将其与沿革地理学分开。这也是为什么确立于近代的历史地理学又是一门古老的学科的原因。在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名称产生之前,我们习惯上称之为沿革地理。所谓沿革地理主要讲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疆域的消长、行政区域的变迁、古今地名等更易和城市都邑的变迁,这些都属于“沿革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很显然,沿革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可以上及于东汉时班固所撰的《汉书•地理志》,并可以追溯更长的历史。但是沿革地理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

沿革地理一般只是对地理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而历史地理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还要寻求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变化的规律。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没有形成一门学科。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往往被视为仅仅是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而已。

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2、 产生背景及发展

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37年2月在北京由顾颉刚先生发起创办的禹贡学会。当时正值国难当头,国土沦丧之际。顾先生创办此学会的初衷即是唤起国人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爱国热情。这在他的《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说“‘禹域’孰不思及华夏之不可侮与国土之不可裂者!”并于3月创办《禹贡》半月刊。其实,“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1901―1904年逐渐随着日本近代学制传入中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已有介绍。随着禹贡学会的创立,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也就逐渐创立并发展起来,不过不幸的是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中国近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也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由史念海先生等一些老一辈的历史地理学家重新推动才又蓬勃发展起来。

解放后,党十分重视历史地理学的建设,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已取得很大的成绩。在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分别建立有历史地理研究所(室);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分别成立有历史地理研究室,并出版了大量的历史地理著作。如50年代,谭其骧先生承担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工作,这一工作,原来只是打算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后来扩大内容改成大型历史地图集,它以历代疆域行政为主体,以山脉河流为骨干,用按区幅、古今对照的方法,反映历代疆域行政区和主要河流的变迁,从原始社会到清朝,分装8巨册,390幅,它不仅超过《历代舆地图》,而且在世界地图的行列里也占着重要地位。

同时,解放后为了配合生产建设事业的需要,对历史时期的气候、植被、河流的变迁以及区域经济与农田水利、历史上的水陆交通运输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已故的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利用考古资料所写的《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它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是历史时期气候研究丰硕的成果。

其次,岑仲勉、史念海先生对黄河问题的研究,谭其骧先生对海河的研究,侯仁之先生对沙漠的研究,都取得卓越的成果,有着对自己的新见解,对治理黄、淮和沙漠都有所贡献。

二、 利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深化党史研究

首先,历史地理学不像传统的历史学那样,缺乏对整个历史事件空间变化对应关系的研究。而是具有很强的时空感。必须将时间和空间结合得十分紧密,它不仅研究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和历史资料中的地理基础、地理背景,常常从空间区域范围内地理环境的综合特征来看待历史过程中的经济、文化、军事、政治事件的地理特征。可以说,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全面包含了时间和空间两个范畴。从时间上来说,它不仅仅局限于历史时期,在某些方面已经涉及到地质时期、当代和未来。就空间而言,历史地理学要考虑地表下垫面的问题,还要考虑太阳辐射、太阳黑子、大气环流等问题,空间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地球科学、天文学等方面。(如夏商周断代工程)所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要将时间与空间紧密相结合,不能偏重于任何一方,偏重于某一方都会导致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的偏颇,使其依赖于历史或地理。离开了空间,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历史学没有两样。而离开了时间,历史地理学与现代地理学也没有区别了。更不能称得上是一个独立的学科。

中共党史学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在研究党的历史过程中,当然也应当注意时间和空间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地理环境首先和主要是通过对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影响而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的。由于人类的一切生活所需最终都取于自然,因此,一部人类史主要是人类利用自然造福改造自然的历史,这里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条件及其变化必定会施加影响于人类。马克思曾说,人在生产上只能和自然界一道工作,因为离开了自然界,“没有那种在它之外独立存在的生产资料”那么如何在党史学研究中注意时间和空间的结合呢?例如,我们研究“花园口决堤事件”我们要想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政治、军事影响,以及所造成的灾难。不可避免的要拿来民国当时的黄河流经区域图,要仔细对比决堤前后的流域变化,只要这样才能够更加感性更加深入地了解决堤以后如何在军事上有效地延缓了日军进攻的步伐;决堤以后又有哪些村庄遭到灭顶的灾难。也只有在这样空间印象的指导下,我们才能够知道应该查阅那些相关历史文献及地方史志去深入研究它。

其次,历史地理学既然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的内在规律,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而且只能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全面地占有各种研究资料,用正确科学的理论方法为指导,运用现代已有的多学科研究成果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就去探索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规律。

同样,在研究中共历史的过程中,不能单单依靠重要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党的理论来研究,在研究党的历史上的事件的时候,除了要有相关党的理论作支撑和指导,更重要是要在占有大量相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在还原历史事件的前提下,去研究某一党史事件的作用及影响。党史研究要切忌空对空的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模式。

再次,地理环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是始终处在永不停息的发展变化之中的,地理环境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指历史时期人们所遇到的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自然条件。引者注。)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由此可以看出,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与基础,对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同时它也在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中不断改变着自身的面貌。就拿河南的地理环境来说吧,远古时期,河南的地理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据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距今300―500年间,黄河流域平均气温比今约高2℃、冬季高3～5℃相当于今长江流域。降水量远比现在丰沛。安阳殷墟考古发现的大量动物遗骸中,有不少喜暖和喜居河湖沼泽的动物漳、水牛、野猪和象的遗骨(而今这些动物只活动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了)。这些物候特征反映三、四千年前河南远比今世温暖湿润的气候特点。这就要求在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坚持以历史文献为基础,还要重视与实地考察相结合。这一研究方法也同样应该吸收入党史研究中。曾经指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文献材料,有些文献材料可信度也并不是很高的。例如我们要研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人口变化情况,仅仅从已有的文献记载去考察研究是很不容易弄清楚客观事实的,我们还应选取某一个比较有典型性的地区如河南信阳,去实地的了解,考察当时是一个怎样的具体情况,是否与文献记载有出入,出入是否较大。

那么,如何进行实地考察呢?

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不仅要掌握各种有关资料,还必须提出欲解决的问题,带到现场再仔细琢磨,相互对勘,使能明了究竟。不然走马观花,何济于事?通过实地考察亲临其境,对于有关文献记载可以加深理解,证明其所记载确实无误,对于有关设置也可以为之解释,探索出其原来设置的因素。

最后,现代历史地理学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研究核心。 “所谓‘人地关系’,就是指人类社会不停地向前发展,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不断地扩大和加深改造与利用地理环境,增强适应地理环境的能力,改变地理环境的面貌,同时地理环境也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地域特征地域差异。”因此,在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过程中,还应注意“人”与“地”相结合,在变化的地理环境中去探求人类活动、历史事件;在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去研究地理环境的变化。这两者是平等的关系,不能偏重于任何一方,偏重于任何一方都不是真正的历史地理学研究。

在党史研究过程中,往往比较多的注意人的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而结合地理环境去考察人的活动还是比较欠缺的。如我们研究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往往会比较关注大生产运动对当时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地理环境造成的影响,而很少去关注为什么在大生产运动中会选择南泥湾作为开发对象而不是其他地方,这其中难道没有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吗?

三、 利用历史地理学作为党史研究的工具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状况吧。在研究内容上,历史地理学已完全不局限于中国传统历史地理学只注重沿革政区地理和自然地理的研究,而是有了大大的拓宽,它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大领域,有地貌、水文、气候、生物、环境、疆域、政区、军事、货币、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交通、人口、民族、文化等分支学科,可以说,历史地理学与现代社会各部门的联系是全方位多视角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它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为现实服务。研究它有助于揭示人地关系的规律和区域开发的成败得失,为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发展,制订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战略,合理开发利用区域自然资源,保持区域环境,维护人类长远与根本利益提供参考做出贡献。

对于党史学来说,我们除了要借鉴历史地理学重要的研究方法,还可以将历史地理学作为党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工具来使用。著名的《四库全书•序》中写道:“夫舆地之学,为读史第一要义”可见历史地理学对于历史研究的作用。同样,历史地理学能帮助党史工作者了解历史地名和历史上的地理概念,这是党史学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常识。举个最简单最直接的例子。民国东北当时是划分为九省:分别是北满、南满、吉林、辽东、辽西、热河、察哈尔、内蒙、外蒙、迪化,这与现在东北、内蒙的省区划分是有很大区别的。在阅读和研究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文献时,如果不弄清楚从民国到建国后的地理沿革,又弄清楚民国东北九省的地理位置,又何谈对这些地区史的考察?

另外,在研究党史的过程中,掌握些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知识,能够使我们在地理名称方面少出错误。例如,《韶山毛氏族谱•卷首》(二修)记载:“我族始祖太华公,元至正时人也,避乱由江西吉州龙城迁云南之澜沧卫。”“澜沧卫”是古代地名,现今是什么地方呢?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传》写道:“明朝开国时,始祖毛太华随军远征云南澜沧(今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内)••••••那么澜沧卫是在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内吗?查看《读史方舆纪要》,我们就能明了其中真相。《读史方舆纪要•北胜州》一书,有“洪武二十九年置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以州隶之”,“于州治南筑澜沧卫城(今永胜县城)”的记载。而通过查看《历史地图集》我们也可以得知,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在1915年,因当地与贵州省镇边同名,又因为其紧靠澜沧江,而始获澜沧县的名字。通过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得知澜沧卫在今云南永胜县,而不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参考文献:

[1]陈昌远编著,陈隆文修订.中国历史地理简编[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

[2]史念海.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因素[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 (2).

[3]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2).

[4]李映辉.历史地理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J].益阳师专学报,1991(4)■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6

[关键词]历史分析方法 外文档案 研究 应用

中图分类号：O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1-0235-01

在档案的研究中，通过收集获得史料，这只是工作的第一步，要对史料翻译、整理、分析和研究。通过漫长的研究过程，才能得出准确的对史料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研究的方法有：历史比较分析方法、历史心理分析方法、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历史系统分析方法等。

1 历史比较分析方法在外文档案研究中的应用

历史分析方法通常是指把档案材料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横向与纵向比较、宏观与微观比较、历史与现实比较等不同方法的综合研究，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还原历史面貌。

1.1 相关佐证史料的比较

比较方法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法，获得史料之后，我们不能盲目地拿来使用。史料是否真实可信，需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考据。例如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许多大型企业实行“军管理”，这时期留下的企业档案不乏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本国的利益，故意歪曲事实。要考证档案的真实性，需要比较同时期的相关档案、史料、书籍等。

比较的方法在运用中，对于相同的史料，不同的研究者由于认识的程度不同、研究的角度不同，理解会有差异。但是目的都是为了判断史料的内涵及价值，揭示史料的特殊性。

1.2 宏观和微观的历史比较方法

国内民国时期的外文档案多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侵略中国时留下的，是对中国瓜分地亩、掠夺资源等侵略行径的证据，是对中国殖民的罪证。在档案研究中，将档案与国内外史实关联，考据档案记载的时间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国际关系关联，宏观比较档案材料，不能将材料绝对化和孤立化。微观比较是从时间角度或者空间角度出发，用特定的历史节点，来研究史料。例如在分析外文档案的书信时，比较事件、人物、语言特点、语言的记录方法、语言的使用习惯、话语权等，分析史料，得出认识，还原历史面貌。

2 历史心理分析方法在外文档案研究中的应用

历史心理分析方法是通过对档案材料的分析，挖掘历史人物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活动及特征，从而得出可用的档案材料，对档案材料作出正确的解释和判断的研究方法。外文档案中有较大一部分是往来书信，确定写信人的身份，写信人在写公函时，把写信人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下，分析写信人的写作目的，代表是哪个阶级、国家或集团的利益，通过研究得出准确的结论。

历史心理分析方法不适用于所有的外文档案，由于有局限，首先要判断档案材料，是否适用这种方法，这需要掌握大量的资料。收集可用的考据材料要有专业知识，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常人物传记、日记、回忆录、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论文是最好的佐证材料，收集这些佐证的材料、整理与研究，才能得出准确的判断。

3 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在外文档案研究中的应用

历史计量分析法也称历史定量分析法，是指运用数学、统计等其它学科的技术对档案进行分析。外文档案中有大量的数据，单纯用文字说明，不能直观显示史料的文献价值。运用数字计算、统计分析、数据生成、制作图表等方法，更能展现史料的内涵。例如民国时期的外文档案中记载，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掠夺大量的煤炭资源，开采、运输等数据因年份不同而数据不同，分析这些数据需要用到数字计算，数据生成以后，用图表的方法，会让阅读者更深刻地认识并痛恨外国侵略者对旧中国资源的掠夺，增强档案研究目的之一的教育功能，以史为鉴。

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手段，使得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在研究中得到更好的利用，这是传统的方法和手段无法达到的，同时让研究进入更高的阶段，开拓研究者的视野，发现新的研究角度。计量分析方法属于微观分析方法，细致地比较得出更为准确的研究资料。

4 历史系统分析方法在外文档案研究中的应用

历史系统分析方法是指在研究档案时，把材料放到时代的背景下，挖掘历史事件、人物、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等整体的史实，将档案放的一个整体、系统的框架里来加以分析，从而得出准确的判断。这通常是指两个判断：

4.1 事实判断

比较和研究目的是做出准确的事实判断。档案通常是以零散的、多样的形式存在，通过系统分析作出事实判断，从而认识真实的历史，还原历史面貌。例如外文档案中，近代外文档案居多，由于时代的关系，书信或电报通常是手写的形式存在，年代久远的档案距今已经有一百多年，书写形式难免有差异，笔迹也因人而异，笔迹的辨认是一大难题，要准确做出判断，通常需要多种研究手段的运用，查找相关材料，才能完成研究工作。

4.2 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的目的是评判史料的价值。档案材料只有放在整个时代背景下，才能判断出它的真实价值。通常评判时，深刻认识社会历史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宗教、艺术等多方面的相互作用，发展过程中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等，既要注意个体的特征，又要注意群体和整体的关系，才能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历史分析的方法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不能单一存在，要和其他的研究方法结合，研究中结合其它学科的先进方法，不断思索和探究，这是目前学界推崇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单一的研究方式难以适应复杂的研究过程，相互借鉴才能使研究走上更科学的发展之路。历史的分析方法可以钩陈掘隐，挖掘不为大众所熟知的史实，让档案焕发新的光彩，真正做到古为今用，这是档案研究者的初衷。

综上所述，历史分析的方法在外文档案的研究工作中是一个恰当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虽然研究过程艰难而漫长，但是经过复杂而严密的研究，能够得出满意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贝奈戴托・克罗奇（英），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

[2] 维也纳学派语篇---历史分析方法及其在中国的方法，项蕴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7

《旨趣》一文作为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科学化历程中里程碑式的标志性文章，对近代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旨趣》一文也是傅斯年回国初期对史学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思考后所形成的主要成果，属于研究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基本史料。21世纪初，随着国内近代学术史、学科史研究的高涨和傅斯年热的兴起，该文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无独有偶，史学研究中的热点也渗透于高考试题之中，上海2012年高考历史试题中就有一道与此文相关的题目，具体如下：

以下每小题3分，共15分，每一选项的分值可能为0、1、1、3分。选出最佳一项，多选不得分。

34.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指出：“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对于上述观点理解最恰当的是

A.傅斯年突出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B.傅斯年主张在史学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

C.傅斯年认为历史学应该涵盖各种学科

D.傅斯年重史学的客观性而不重史家的主观取向

（评分规则：A.1分，B.1分，C.0分，D.3分）

该题为最佳选择题，即在四个选项中，除错误和最佳两个选项外，还设两个虽有一定正确性，但是又不够准确、深刻、全面或有其他缺陷的选项，此类试题试图更加精确地表现和显示考生的实际水平，提高试题的鉴别力[1]。题目中的材料节选自傅斯年撰写的《旨趣》一文，旨在考查学生的材料阅读和分析能力，以及对史学研究中客观性和主观性相互关系的认识。平心而论，此题题型新颖、贴近学术热点、选材眼光独到，关注史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不失为一道好题。另外，对于教师在讲评试卷时如何引导学生对材料进行整体性理解，此题尤有启发性。

依据题目设问要求，“对于上述观点理解最恰当的是？”首先，C选项比较容易排除，在试题所给的材料中，傅斯年虽然提到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多种学科，但这些学科只是作为研究历史学语言学的工具，并不能由此得出历史学涵盖各种学科的结论。实际上，C选项的结论是由于过度推理而得出的。在剩下的三个选项中，哪一个又是最佳选项，却不易判断，需要深入思考和仔细鉴别。

作为一道考查学生材料阅读和分析能力的题目，试题中提供的材料是解题过程中首要的信息载体，同时也是关键的信息来源。观察试题所示材料中两次出现的省略号可知，材料虽来源于傅斯年的《旨趣》一文，但却经过了命题人的剪裁取舍，最终以单一片段的形式呈现出来。试题中涉及的这些材料，在《旨趣》原文中分别出现在其论述历史学语言学进步与否的三个标准以及文末所提的三个口号中。完整阅读原材料，有助于教师在试卷分析时更好地理解傅斯年的思想，从而指导学生做出最佳选择。原文具体如下（作者对试题中引用的部分以黑体强调）：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2] （p.73）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2] （pp.74～75）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又如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学科的方法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2] （pp.75～76）

……我们高呼：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地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2] （p.82）

在上述材料中，傅斯年所表达的思想依次为：历史学语言学研究要依据直接材料，材料的扩充能推动学问的进步；地理学等自然科学能为历史学研究提供工具；要在历史学语言学研究中去除主观，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成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客观性的学科。

现在再来分析A、B、D三个选项。先看A选项的结论，试题中的材料：“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明确地反映出傅斯年认为史料的扩充对历史学科的未来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的观点。所以，能够得出A选项中的结论。其实，傅斯年在《旨趣》一文的开篇中，即表达了“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做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2] （p.70）的思想，简而言之，即“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傅斯年本人也因此赢得了史料学派“旗手”和“舵手”的大名[3] （p.227）。

那么B选项认为傅斯年主张在史学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有无依据？分析试题中所呈现的材料：“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其虽略去了原文中的前一部分，即“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学科的方法汇集”，但依然可以得出傅斯年主张史学研究中应运用诸如地质学等自然科学方法这一结论。如何理解傅斯年的这一主张？对傅斯年素有研究的学者李泉的观点值得参考：“利用自然科学之工具”研究历史，包含有两层意思：其一，将自然科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史学研究，解决历史问题。其二，将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引入史学领域，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史学方法[4] （pp.162～163）。

最后再看D选项能否成立？试题所引用的材料中有：“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仔细分析材料中所提到的“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学科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不难发现，其研究过程中具有鲜明客观性（在意识之外、不依赖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属性），而研究者个人的情趣、好恶等主观取向对研究工作的影响相对较少。众所周知，在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中，不论研究者属于哪个阶层、带有何种价值取向，但他在研究过程中所依据的材料、采用的方法却带有广泛的普遍性、必须遵循内在的学科规则。傅斯年主张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自然科学一样，实际上即主张历史学语言学的研究工作要遵循自然科学所遵循的法则，即重客观性而不重研究者的主观取向。所以，D选项也能成立。此外，跳出试题所给材料，根据前引《旨趣》一文傅斯年高呼的三条口号，可以明确发现傅斯年的主张，即历史学语言学应远离主观，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同样具备客观性，从而使科学的东方学在中国建立。这进一步印证了“傅斯年重史学的客观性而不重史家的主观取向”这一结论，同时也是《旨趣》一文的主旨所在。

既然三个选项都能成立，哪一个选项才是符合题目要求的最佳选项？这就需要我们对材料进行整体性理解。所谓整体性理解是指在多角度多层次分析理解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全面、准确、深刻的理解。其基本做法为：首先，通读全部材料，依据作者所采用的论证方法对材料进行分层、并逐一概括出各层论述中作者所表达的局部结论；其次，分析每个局部结论的内在联系、从中找出一致性；最后，理清结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中发掘最终指向，实现对材料的全面把握、准确理解，并得出符合材料本意的结论。若只阅读了材料的部分内容，或只抓住某一个方面去分析和解读，即使所得的结论新意迭出，并且能够成立，却也只是局部结论、片面结论，并不能全面完整的反映材料的主旨。

对试题材料作整体性理解，便能看出傅斯年分别从研究过程中依据的材料、采用的方法，以及学科发展方向三个方面来论说自己理想的历史学语言学。首先，在研究依据方面，傅斯年提出了史学研究者要以史料为出发点，尽力剔除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因素，不做超出史料之外的发挥和解释，也就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2] （p.79）其次，在方法采用上，傅斯年表达了研究者在史学研究中要严格遵循科学方法的思想，一方面要将自然科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史学研究，促进历史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要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史学领域，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从而增加史学的客观性，减少史学的主观性。最终，傅斯年提出，在史学发展方向上，要让历史学具备自然科学的特征——重客观性轻主观性，成为具有科学性的学科。总体来看，傅斯年的整个论述过程，都是紧扣史学研究中“应该重客观性而轻史家的主观取向”的这一核心观点来展开，三个论证层次在这一观点具有一致性。在逻辑上，论证的三个层次呈现出层层递进、逐步深入的关系，最终落脚于史学研究中“应该重客观性而轻史家的主观取向”这一归宿点。在A、B、D三个能够成立的选项中，只有D选项比较全面、准确、深刻地反映试题材料蕴含的思想，同时也充分地体现了对材料的整体性理解。与D选项相较，A、B两个选项仅是由依据材料或采用方法等单一层次形成的结论，没有全面利用题目所呈现的材料，也没有深入挖掘不同层次的内在关系，最终没有实现对材料的整体性理解，故而形成的结论缺乏深刻性和全面性。

古人虽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却须知，身处其中的所见所得并非庐山全貌。如何识得庐山真面目？须要跳出庐山，置身山外更高山，进行整体把握，全面审视。这种方法，用在材料分析理解中，就是整体性理解。而2012年上海高考第34题正是一道注重对材料的整体性理解能力的考查的题目。

【作者简介】焦鹏，男，1979年生，中学二级教师，西安市西光中学历史教师，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聂幼犁.最佳选择题要按常规出牌（上）[J].历史教学，2012（5）.

[2]傅斯年.出入史门[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3]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3.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8

一、研究进展概要

近十五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研究的新进展，大致可以从研究著作、党史学科建设研讨会、学术论文三个方面进行归纳。为了表述方便，这里只对研究著作、党史学科建设研讨会归纳、列举，对学术论文的归纳则放在后文观点梳理‛部分作专门回顾与分析。

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卢耸岗主编的《党史研究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谢荫明等主编的《党史理论纵横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年版);王炳林著《邓小平理论和中共党史学》(北京出版社2000 年版)及其主编的《党的领袖和党史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组编的《中共党史学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年版)，宋学勤著的《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欧阳淞著的《党史学基本问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年版)，等等。

党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主要有：2001 年2 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等在北京共同举行了面向新世纪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座谈会。2002 年4 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和福建省委党校联合在福州举办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学术研讨会。2008 年3 月至5 月，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先后在扬州(与扬州大学联办)、苏州(与苏州大学联办)和南京举行了主题分别为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史料学三次座谈会。2009 年11 月，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在南京召开了中共党史学理论研讨会。2013 年12 月，江苏省党的建设研究基地与江苏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联合举办了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研讨会‛。2014 年6 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和《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联合在北京举办了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

二、若干观点梳理

(一) 关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第一层次研究这个层次的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后者主要指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对于中国大陆的中共党史研究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解决好指导思想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史学(包括研究中共党史)，尽管肇始于20 世纪20 年代，但在中国大陆史学范围内形成的这种主导研究范式‛，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学勤指出，在以往与当前，党史教条化研究成果并不少见，虽然研究者都坚持用唯物史观作指导，但是并未将重心放在如何回应历史与现实社会所提出的命题之上，对于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采用直接下判断的方式武断地运用唯物史观;在当前中国社会变迁急剧延展和各种思潮不断涌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把唯物史观所具有的世界观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作为促进中共党史研究的双重引擎，尤其是更加注重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当是研究者注意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中共党史高度契合的历史逻辑，直接决定了党史学科的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方法论。只有这样认识，才能科学认识、把握和研究中共党史的重大问题，才能深刻揭示中共党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方法论要不断发展以获得自我变革的能力，必须对现实问题和学术潮流开放，并在具体的党史研究中回应冲击，以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生命力。

总体来看，史学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这一原则，实践中在有些方面并没有运用好，还存在缺陷和不足。这主要表现为：其一，没有完整准确领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甚至存在各取所需的情形，片面地加以运用。其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代替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缺乏对历史事实的深入分析，导致实际研究的简单化、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其三，没有根据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生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加以贯彻和运用，致使解释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出现理论指导的滞后。郭德宏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些理论原则并没有得到贯彻，比如，作为历史主体的民众的活动与贡献很少被提及，民众的生活状态和疾苦、业绩和贡献、利益、愿望、要求和呼声以及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很少得到反映;历史研究者应该站在民众的立场来研究历史，让民众成为历史的主角。有研究者对此观点进行了补充。张静如认为，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都要讲全，才比较全面，也更符合历史实际。李庆刚认为，郭德宏的这个观点，为深入阐释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诸多重大事件和运动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分析范式。

2.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诸如新世纪以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首先，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研究问题。张静如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中共党史的理论之根：一方面，它为中共党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使中共党史学明确了研究的主线和新的重点，扩大了研究课题的范围;另一方面，中共党史学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充分的历史的论证。石国亮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解读中共历史提供了新视角，它是从中共历史本质中抽引出来的科学理论，也是正确判断和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应该坚持的根本标准。董辉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统领一切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文东升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共党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立场和功能取向，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拓展了研究视野和内容，为建构科学的评价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关于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党史研究问题。

吴国斌认为，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研究中共党史具有重大意义;不过，在具体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党史研究过程中应注意三大问题：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正确运用科学发展观，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开展研究。张静如等认为，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共历史研究，就是将科学发展观的这些理论精髓和内核‛运用于中共历史的具体研究之中，以更好地促进党史学科的良性发展。此外，齐文娟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实质，就是对党的发展规律及其历史进程进行归纳和总结;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解析出发，进一步论证党史研究在理论上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二) 关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第二层次研究史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概念及其内容的提炼和概括，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的评价原则、评价标准和依据等的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的内容，郭德宏认为包括以下内容：(1) 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2) 社会结构理论，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群体结构等;(3) 社会运行理论，包括社会生活方式、社会运行机制、社会运行状态等;(4) 社会发展理论，包括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变迁及发展阶段、社会发展规律等;(5) 历史研究方法，包括从事实出发、历史主义、阶级分析、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等。

关于历史评价与中共党史研究：陈坚良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党的根本性质和根本任务，为党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衡量标准，坚持了历史主义的观点，为党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视野;提出了理论创新要求，为党史研究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强调了党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重要性，为党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郭德宏认为，应该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原到党史研究之中，用它作标准重新评价中共历史发展过程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集团、个人和事件的性质与作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化中共党史的研究;按照这样的方法和标准重新审视中共党史上的重大问题，就会做出新的解释和得出新的结论。文东升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立场和功能取向，为建构科学的评价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王炳林等认为，整体性思维对转换中共党史研究思路，解决当前党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研究中坚持从整体出发分析问题，不断开阔研究视野，运用恰当的研究方法，正确处理研究中的整体性与个案研究的关系以及党史学科整体发展与深化专题史研究的关系。

关于历史主义与中共党史研究，徐妍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发挥，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去研究中共党史，对于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学术价值;历史主义作为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之一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周良书认为，除了秉承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历史主义态度外，还应当恪守必然与偶然、普遍与特殊、动态与静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历史主义原则，采用历史比较‛逆向考察‛阶级分析‛矛盾分析‛的历史主义方法。王嵩阳也认为，研究中共党史，首先要坚持历史主义原则，用历史观点、历史眼光看待党史问题与现象，要从党史史实出发，坚持党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既要重视横向联系，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研究党史问题，也要重视纵向联系，从历史发展进步的角度研究党史。欧阳淞认为，加强理论借鉴对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提高党史工作的科学化水平至关重要;党史研究的理论借鉴，应在牢固树立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着眼中共党史研究的史学定位，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方法，着眼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拓展，合理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着眼中共党史研究的丰富内涵，广泛借鉴相关国内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的来说，上述这些观点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论的内容体系。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理论，二者不仅有指导的关系，而且有包含的关系。

(三) 关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第三层次研究

这个层次表现为：其一是具体的研究方法;其二是在研究中需要引入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于第一个方面，张世飞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常用方法主要有分析的方法、综合的方法、比较的方法、逆向考察的方法、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考察方法‛，中国传统治史的方法、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运用、历史计量研究法、口述史学‛，并要注意学习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吸取其有益的做法和方法‛，还要发掘和继承中国传统的优秀治史方法，把这种方法运用到资料的搜集、考证、编纂、研究和传播等环节‛。万金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方法形成了现代化的趋势，即现代化研究方法，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及其他研究方法等三个主要门类。面对这一趋势，党史研究队伍年龄与知识老化，应用方法盲目性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缺乏，是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随着研究手段的逐步提高，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必将实现。

对于第二个方面，党史学界也积极展开研究和探讨，新世纪以来不断涌现出一些新的观点。周一平提出，要把心理史学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之中，并认为可以建立一个党史心理学分支学科。王静认为，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可以引入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另外，周一平还提出把计量史学引入中共党史研究之中，建立一门党史计量学分支学科。赵淑梅也认为，把计量史学引入中共党史研究之中，有利于提高党史研究的精确性、拓宽党史研究的视野和增进国际学术交流，但是，从党史研究自身的特点和党史资料的局限来看，计量史学方法还不能成为党史研究的核心方法，并且研究要注意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更要考虑到历史事件的偶然性等因素。汤立双提出，把系统理论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中，这不仅是历史学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需要，也是由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手段、思维方式等系统论自身属性所预制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系统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可以全部直接移植到党史研究中。李怀义认为，长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一直缺乏可供操作的理论，可以从系统论的角度把有关政治、社会、历史的系统理论和方法引入研究中，以推动党史学科发展。沈传亮提出，后现代主义自20 世纪80 年代传入中国大陆以来，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其影响渐渐扩大，可运用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建设性后现代观念所主张的整体性方法论，来丰富中共党史学研究的内容。韦磊认为，美国现代中国学对中共党史研究就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主要是：培养反思精神，形成反思自觉，为研究注入内在动力;建构多样的、中间的、开放的研究范式，推动研究发展;运用双跨‛的研究方法。韩璐认为，年鉴学派把史学研究的新观念引入历史研究领域，构成了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的本质特征总体史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中所倡导的问题史学和由古至今、由今知古的治史方法，促进中共党史研究在角度和深度上的进一步拓展与提高。周宝龙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可以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有力的工具。

总的来看，正如侯松涛所指出的，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是中共党史研究理念更新的重要体现;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实践在中共党史研究的诸多方面体现出其重要价值;当然，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也要坚持有效性和有限性相结合的双重原则。

当然，对于如何从整体上整合和构建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问题，有学者也曾做过理论上的思索。张静如就认为，这需要建立一个中介理论体系以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并且，这个中介理论体系按目前的认识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为主线;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以群体社会作用为基础，以个人社会作用为契机;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之精华为辅佐。‛运用综合与分析、纵向和横向比较、逆向考察、历史假设、必然与偶然、历史跟踪、回忆与研究、定性与定量‛等研究方法。笔者以为，对张静如的这个观点要着重从学理上进行深入探讨和完善。

(四) 关于中共党史学的研究范式‛研究

近十几年以来，党史学界日益重视对中共党史学研究范式的研究和探讨。这方面问题研究的新进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建设。苑晓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当把这个结论还原到党史中去的时候，就会给中共党史研究提出新的视角和新的课题;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入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既突破了传统以革命史‛为主导的党史学范式，又更新和完善了原有的以社会现代化为中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线的党史学范式。沈传亮认为，研究者先后采用过革命史‛范式、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范式、现代化‛范式和后现代范式，然而，日益存在着多重范式共生‛现象，即在研究某一中共历史问题时同时采用若干范式的一种新的叙事方式‛。何云峰认为，革命史范式有两种类型，现代化范式在党史研究中仍要加强;而自然史范式和社会史范式是目前常用的范式，后现代范式还只是萌芽;各种研究范式之间并不相互排斥，但也没有必要要求不同范式的糅合‛。吴汉全等认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需要有多种维度，必须在既有成果基础上开拓前进;深化张静如提出的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思想，还需要拓宽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内容，扩大研究材料，细化研究步骤，建立诠释体系，并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实践中逐步形成独特的研究理论。张翔认为，中共党史研究一直主要遵循革命史研究与国家史研究两种范式;革命史研究范式受限于特定的伦理判断，割裂了中国共产党与之前时代的历史延续性，国家史研究范式则偏离了以中共作为中心议题的学科规定性;有必要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一次转型，而政治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则有助于突破革命史研究范式与国家史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孙钦梅认为，范式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和整体分析框架，蕴含着研究者的立场、视角和方法，对于中共党史学科的规范性成长和体系性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共党史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大基本研究范式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革命史‛等其他研究范式。正确认识党史学范式转换，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范式问题上持开放性心态，允许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范式在研究中并存;同时要强化问题意识，积极回应时代变化与社会发展的需求，重视创新研究方法。当然，对于革命史范式‛社会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范式‛等党史学的诸多研究范式‛，张静如早已指出，不要把中共党史学的各个研究范式对立起来，而应该统一起来‛，成为一种范式‛。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从成立时起，其政治目的就是改造中国社会，使中国成为独立、富强、人人生活美好幸福的国家。这一切，也就是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笔者以为，党史学的各个研究范式‛只是研究的分析工具或视角，只有应用于实际研究中，才能够体现出其价值;而且也不应只局限于提出某种范式，关键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提炼和总结范式‛的理论与方法，以进一步拓宽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和思维。

三、研究趋向分析

笔者在梳理上述研究资料时，深感学界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不足，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也还没有形成自觉的认识，在研究内容上还存在着不平衡和不全面的情况。为进一步深入推动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笔者拟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望今后研究的趋向。

(一) 深化对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概念的探讨

在学术研究中，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相对准确和清晰的界定，无疑是顺利开展问题探讨和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否则只能是自说自话‛。实际上，这既符合学术规范的要求，也利于开展学术争鸣。目前，党史学界对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概念内涵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郭德宏在新世纪初曾撰文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新进展，指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还没有真正形成一套系统的、有自己特点的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要使中共党史学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构筑起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框架。从该篇论文各部分的内容来看，它应该是研究党史学科建设基本理论的文章;如果从论文整体内容的角度看，它又是研究党史学概论的文章。另外，还要注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学理论‛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侯且岸就曾指出，加强概念的规范化，应深刻认识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史学理论意义。很多研究者还不能正确地区分中共党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与中共党史学理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历史、史学理论)之间的区别，将两者混为一谈，或者以前一种理论来取代后一种理论，这直接影响了中共党史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可见，规范学术概念已成为中共党史学理论建设的关键所在。

(二) 积极参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学界要不断审视已取得的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研究的成果，又要积极申报和参与这方面相关课题的研究，同时还要加强对中共党史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这就要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中共党史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点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能够开设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中共党史学史等课程。目前，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少数高校开设上述课程，并且积极鼓励党史研究生把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

﹙三﹚ 举办党史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