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研究范文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第1篇

《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使历史所同仁在集中力量研究重大学术课题的同时，又能有一个发表自己学术观点的窗口。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第2篇

上海地区拥有千年文明，百年沧桑。18世纪中叶上海逐步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工商业城市和重要港口。同时，城市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随之引来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占，英，法，美，日和公共租界的划定，这种分割的统治造成了上海整个城市没有统一的城市规划。而各个租界内留下的有历史价值的造型各异，风格不一的建筑从空间布置规划上和风格上都很难达到统一。1990年上海加速发展以来至2005年，建设总面积相当于上海开埠到1990年建设的总和。而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上海地域文化的符号和语言，其已经处于城市化发展的肌理之中，互补相连，孤立而立，成孤岛状态。这些历史文化景观孤岛之中最近的达10米到200米，已经被现代化的城市肌理分隔开来，历史文化保护单位被所谓的新区，和新的地块所分割，所以造成现在有历史价值的地块被分割开来，形成所谓的历史景观孤岛。上海历史景观孤岛形成基本可以归纳为四种。第一种为历史文化保护单位本身没有得到较好的保护，遗址本体处于淡化及半消失状态，交通可达性弱，基本被周边现代化的环境完全侵蚀，显得孤立无援，形成历史景观孤岛。第二种为历史文化保护单位保护较为良好，文物保护单位本体处于封闭状态，不对外开放，也没有突出的指引性标志，并且与周边环境显得不相协调，形成孤岛状态。第三种为历史文化保护单位本身保护很好，文保单位在保护的同时，内部景观元素也显得很为协调，与周边环境的使用功能有所不同，如文保单位紧邻商业，住宅，其他等建筑，文保单位与周边建筑没有足够的景观过渡空间，显得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形成历史景观孤岛。第四种为历史文化保护单位保护良好，但被交通因素干扰，或出现交通可达性较低的状况，或紧邻主干道及被高楼现代风格的建筑物所包围，被分割开来，形成孤岛。

二、上海历史景观孤岛的分布

上海历史文化景观孤岛，从密度来讲，大部分孤岛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特别黄浦区，静安区尤为集中，浦西较为集中。老城区集中布置的地块，其集中在靠外滩这一侧。沿外滩风景区北起浦江饭店，南至董家渡天主教堂。老城区沿着黄浦江有分布。即分布呈现中心城区较为密集，而郊区城区分布较为稀疏。且表现出各个新城区内部历史景观孤岛集中，距其他郊区城区的景观孤岛距离较为远。上海历史景观孤岛分布的区域性较为密集，特别是集中于黄浦区，静安区等上海老城区。而新，老城区间孤岛分布又较为疏离。从密度来讲，集中于老城区，静安区，黄浦区，虹口区。老城区集中布置的地块，主要集中在靠外滩这一侧。老城区沿着黄浦江有分布。在老城区的分布呈T形结构。上海历史景观孤岛在中心城区主要形成“带和点”组合的分布结构。由黄浦区为中心，向虹口区、闸北区、静安区、浦东新区承放射性带状分布，形成三支树杈形，周边以点状分散布局。从黄浦区东起外滩，历史景观孤岛承带状向静安区扩散。同时，以黄浦区由吴淞路开始承线状向虹口区分布（如图1）。中心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很为集中，而郊区城区历史景观孤岛相对分散。老城区是中心，四周新城区成众星拱月之势。在郊区城镇主要以青浦区，嘉定区，宝山区比较集中。新城区主要呈现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结构特征。各个新城区内呈簇团态，而该区域内的各个组团之间也较为分散。

三、上海历史景观孤岛的保护现状

在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历史，人文，政治等各种原因，这些历史景观孤岛的保护状态各不统一。在这些研究对象中，其现有的保护状态，有的保护良好，有的保护欠佳，有的几乎被忽略。有的为场地内部保护良好，整体保护较为完整，但周边环境和交通可达性比较差，而有的是场地内文物本体保护力度不足且周边环境保护的也比较差。根据实地调研，本文对景观孤岛研究对象进行历史资料查阅，平面图绘制，空间结构整体，建筑形态分析等大量工作，可以粗略地将上海历史景观孤岛按照历史文化属性分为九种，红色革命类历史景观孤岛，古塔经幢类历史景观孤岛，寺庙教堂类历史景观孤岛，海派文化建筑类，名人故居类，公寓里弄类，历史文化遗址类，纪念性建筑类，进行保护现状的研究。（一）红色革命类历史景观孤岛保护现状。上海是中国近代史上红色的光荣之城。上海城市的繁华中也包含中国革命史上的进程演变，红色革命是上海的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上海历史景观孤岛中属于上海近代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具有红色革命历史意义的文保单位，本文中统称为红色革命类历史景观孤岛。这些红色革命类历史景观孤岛记录了上海的红色革命足迹，见证了上海从这座城市在革命中的成长。目前，这类红色革命历史景观孤岛的保护状况大概可以分为4类：1．目前仍为居民居住所用，不公开对外开放。与周边里弄建筑从外观浑然一体，大部分无明确的标识性历史主题。其历史价值较为弱化，被周边建筑所淹没，侵蚀，形成景观孤岛状态。这类红色革命历史景观孤岛周边多无景观建设，缺少历史主题的加强，只是保留其原有的建筑风貌。如：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上海执行部旧址等。2．整体建筑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且其历史文化意义也得到了宣扬。或独立建设其展览馆，或将其历史文化意义强调，又改为他用。这类孤岛多有一定规模的占地面积，绿化，广场，标识系统也较为健全。也为大多数人参观，熟知，但或周边的环境从使用性质上有所不同，形成视觉上的孤立状态；或孤岛存在交通可达性不够便利的状况，形成孤岛。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三山会馆，《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周公馆等。3．原遗址本体已经毁坏，或拆除，在旧遗址上另建其他建筑，只竖标牌作为纪念。如：上海工商学联合会遗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等。4．在原有场所性历史文化遗址，现在该场所建遗址公园，或在某个文化性公共场所内设置纪念碑。这类孤岛为本身保护较为完整，有独立景观衬托，绿化丰富。但与周边环境无明显景观过渡，及延伸，显得格外孤立。如：吴淞炮台抗日遗址，金山卫城侵华日军登陆地点，罗红店十字纪念碑等。（二）远古遗址类历史景观孤岛保护现状。远古遗址承载着上海先民时期的文化遗物，是上海文明最早开始发展的起源。上海远古遗址类景观孤岛中保护现状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根据原有遗址发掘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旧址，建设遗址公园。如：福泉山遗址，亭林古文化遗址及正在建设的广富林文化遗址等。第二类是原有遗址仅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保护，不对外开放，如老宝山城遗址等。最后一类为在远古遗址处未经过任何保护，尚保持原有最为简单的状况。仅立碑标记。如汤庙村古文化遗址，戚家墩古文化遗址，平原村古文化遗址等。（三）古塔经幢类历史景观孤岛保护现状。上海作为一座拥有丰富历史文化城市，自唐代至明代有多座古塔经幢，共有12处古塔经幢类历史景观孤岛。古塔中年代悠久的主要有：南翔双塔、天马斜塔、永安塔、兴圣教寺塔、青龙塔、松江清真寺塔、嘉定法华塔等。松江唐经幢则是上海现存最早的地面文物，也是全国保存最为完整高大的。在上海历史景观孤岛中，古塔经幢类文物本体现状都保护较为良好，基本已经都进行了复原，修复。有些文保单位已经建成公园，旅游，参观区域等，而有些还没有其独立的历史信息场所。（四）寺庙教堂类历史景观孤岛保护现状。寺庙教堂，上海5000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发展，中国各个朝代对宗教的信仰和膜拜，为上海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祠庙建筑。共拥有10处寺庙教堂类历史景观孤岛。如真如寺，龙华寺，东林寺，上海城隍庙等都是上海历史文化发展中留下的宝贵遗产。而上海特有的海派文化，以教堂的形式也在这座城市留下符号。无论是佘山天主教堂，还是圣三一基督教堂等，其精湛的建筑外观及独特的建筑风格都形成了城市中最美的风景线。而中国传统寺庙建筑与西方教堂建筑的并存与对话也再次证明了上海海纳百川的文化遗产。（五）名人故居类历史景观孤岛保护现状。名人故居，上海是文化艺术繁荣发展，革命运动轰轰烈烈的重要城市之一，它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决定了其几百年来产生了无数名人政客。而名人故居也成了上海历史文化的重要一部分，这些故居在建筑上为城市的发展留下了记号，也为后人留下了记忆。如陈云故居，刘晓故居，路易。艾斯故居，等等。（六）公寓里弄类历史景观孤岛保护现状。上海作为中国最具有“都市气派”的城市，建筑是超前，时尚的，但伴随着上海历史发展的轨迹，公寓里弄类建筑已经成为上海城市建筑的一大风采。在上海一百多年的城市建设所形成的特色风貌中，石库门里弄建筑是兼容并蓄的代表。随着近几十年上海房地产的迅猛开发，大片里弄旧公寓被夷为平地，留下的文保单位则大多数因建筑和设施陈旧而成为繁华都市中心的边缘地带，形成孤岛状。（七）历史文化遗迹类历史景观孤岛保护现状。历史文化遗迹景观孤岛共有8处，上海历史文化的发展留下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遗迹，如豫园是清代原址的后期重建，是中国私家园林造园艺术的典范之一。其精美的建筑造型，园内移步换景的绝美景色，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再如方塔园是清代回复重建的，内有兴圣教寺塔及砖刻照壁。朱家角镇的普济桥，放生桥，再现了江南水乡的特有风情。

上海历史景观孤岛是上海的文化瑰宝和城市印象标杆，对其保护现状进行研究十分重要。并且，建议尽快出台上海历史文化景观孤岛管理及保护条例，抓紧时间抢救和保护这些历史文化景观孤岛，使它们焕发出昔日的光彩，并造福于后代。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保护单位；保护区；历史城；历史文化遗产

当前阶段我国的历史文化古城正处于关键的时刻，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目前对于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因此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在进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时，需要对历史文物进行一定分层，进而更为针对性和准确性的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因此探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层次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在此背景下，文章主要介绍三个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层次，旨在增加人们对于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视程度，以下是具体内容。

一、第一层次：各级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

（一）保护单位的保护方法

在对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单位进行保护时，首先就需要确定保护的方式，根据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规定可知，在进行保护时维修时主要需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二）保护文物古迹历史环境

在保护重点文物单位维修保障为原状的前提上，同时在我国的相关法律上还规定，需要建立保护历史文物的古迹的历史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历史文化环境和保护文物单位是同样重要。对于任何一个文物而言期都是具备一个自身的存在环境的，这个环境自身也蕴含着历史的遗迹，其和文物相辅相成，共同呈现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沧桑。对于古迹历史环境而言，保护其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体现了历史文化文物的功能和地位，并且会对历史事件的细节进行揭露；同时也对于文物的设计意图以及艺术效果进行了表达，其对于历史的坐标进行了揭示，同时也可以对于那些已经不在的建筑进行合理的猜想。

二、第二层次：历史文化保护区

（一）正确理解保护区的价值

历史文化遗迹保护的第二个层次便是建立历史文化保护区，首先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价值和意义。在一些古城之中我们通常可以看见一些地区，其存在大量的历史古迹，新的建筑较少，同时在该地区的居住人民也较少。对于这些地区有一些人认为已经是没有存在价值了，但是同时这些地区也是历史的最佳体现。从历史信息保护的角度进行观察，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最原始面貌，这属于城市历史的一个篇章，属于城市记忆的一部分，所以其和文物单位的层级是具有一定差别的，其更为完整的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城市历史，它的价值和环境一体化的遗留了下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保护区保护方法

通常而言对于历史文化保护区而言，其居住的环境较差，并且其成片的面积很大，因此其和文物单位的保护是具有一定差别的。其在保护时应该给以一些特殊的保护，即在保护外观的同时，允许给以合理的内部改造，但是必须保障整体化的风貌。就现阶段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措施而言，其已经很为成熟，起保护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1、具体的文物保护需要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恢复原状的保护；2、对于一些保存十分完整的历史建筑，其可以对外观进行细微的装饰，在其内部进行合理的改造；3、对于一些外貌应经有一些较大改造的建筑文物，应当进行的改建将其恢复至原始的面貌；4、当建筑物的内部结构已经受到了很大破坏，进而致使古建筑成为了危房的情况，则需要将建筑结构进行重建，但是在其外观上仍然要保障其为历史的原貌；5、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内部的新建筑，可以将其和历史建筑进行协调化的调整，对于一些难以实现协调化的建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迁移。

（三）和第一层次的差别所在

与第一层次的文物保护单位不同，其和历史文化保护区是存在一定差别的，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并不是对于历史文物的保护均给以原汁原味的保护，只是在外貌上要求完美的保存，但是在其室内上是可以进行一定改造的，这样的保护措施相较之文物单位的保护是更为容易实现的，对于古迹建筑物而言，其在保存了历史遗迹的同时，还可以充分使用建筑的价值；第二为对于在历史文化区的原始居民而言，可以继续在历史文化区生活，不需要强制的迁出。

三、第三层次：历史文化名城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三个层次便是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原则为需对城市中的历史文化古迹进行完美的保存，但是同时还需要保障城市的发展，居民的正常生活。故此历史文名城层次的保护，其保护的内容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归纳：其一为保护历史地段以及文物古迹、其二为延续和保护古城的风貌以及格局的特殊；其三为发扬和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就现阶段，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措施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为进行仿古建筑的建设，这属于是一种历史遗迹的抢救方式，但是防建的历史建筑其自身是不具备历史价值的，更多的只会为了商业上的利益，其最大程度上只能说是一种历史遗貌的延续；第二种为深度挖掘传统建筑的特点，在原有历史遗迹建筑的基础在进行新建筑的建设，同时在其形式、布局、格调等方面均和传统的建筑保证一定的联系，这是一种较为成功的古城保护措施；第三种为抓住古城的历史传统精神，进行精神上的再创作，让古城其特殊性、历史性得以完美的延续，这一种极佳的保护措施。结束语综上所述，就现阶段的中国历史文化遗迹而言，加强对其的保护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在进行保护时给以历史文化遗产分层次化保护，也是一种加强保护措施效益的手段之一。就目前而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以及历史文化名城是现阶段较为合理、科学的层次分化方式，值得各个城市历史保护单位进行合理的使用。

作者:王逸梦 单位:郑州树人中学

参考文献：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绿道 ，历史文化 ，京西古道

中图分类号：TU2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Greenway is with comprehensive green network system of multi object oriented and multi-function, green roa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unction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greenways as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rontier concept study, pay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value of background environment and other related areas, to culture as the basis of Greenway Planning selection line, enhance the green channel identifiability and sense of history. The elements of the West Beijing Road Cultural Routes (background, content, significance, dynamic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Association), regional(spatial association,Visual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 combi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proposed guidance, planning principles, methods and service facilities of line sel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greenways.

Key words：

Greenway; Cultural Routes; Grassland of Silk Road

1． 历史文化型绿道的研究背景

绿道是指沿着河滨、溪谷、山脊线等自然走廊，或是沿着用作游憩活动的废弃铁路线、沟渠、风景道路等人工走廊所建立的线型绿色空间。它是连接公园、自然保护地、名胜区、历史古迹，及其它与高密度聚居区之间进行连接的开敞空间纽带。简单来说，线型的公园或者绿地都可以称作绿道［1-3］。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绿道结合了风景园林、城市规划、生态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对象［4］。随着研究的开展和深入，人们意识到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大部分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这种关联是可以被识别的，因此历史文化型绿道逐步成为绿道的一个的重要研究内容。

历史文化型绿道是指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新型概念，试图更加准确、全面地描述保护文化遗产与自然、文化和历史环境间直接而重要的关系。历史文化型绿道是指绿道有明确界限，有自己独特的动态和历史功能，服务的目标特殊、确定的线路。其主要功能是利用城市现存的历史文化遗迹、绿色环境等资源进行保护、完善、景观提升，为市民提供以绿色为主、同时具有历史文化主题特征的线性休闲场所［5-7］。

本文以京西古道为例，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为出发点，兼顾考虑生态保护和休闲游憩功能，以关联区研究为依据，研究京西古道绿道规划选线，为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为主的绿道规划提供思路和方法上的借鉴。

2．京西古道―历史文化型绿道要素分析

从背景、内容、意义、动态性与环境五大点来解析要素。

2.1 京西古道背景。

北京西边的山，人们统称西山。在西山之中，有丰富的金属乌金。元代和明代以来，京城百万人家，都以燃烧石炭生活。加上西山出产石材，琉璃的烧制更是闻名京城。于是，拉煤运货的驼马成群结队，时间累积地在山路石道上往来，便形成了京城到西部山区，再远至内蒙古、山西地商旅道路。这便成为了今天的京西古道［8］。

2.2京西古道内容。

线路开辟有着运输和商贸往来的目的，因此留下丰富的物质及非物质遗存，与历史线路相关的物质遗产包括一是三条主要东西向古道―庞潭古道，玉河古道，王平古道；二是在北京西山，群峰之中，寺庙众多。潭柘寺、戒台寺，九龙山和百花山的娘娘庙，以及颇负盛名的妙峰山，自古是京西一带祭祀社神的圣地，也因此形成和遗存了记载着宗教与民俗活动信息的进香古道。三是京西古道周边有大大小小的古村落共计66个。如麻峪村、三家店、永定河、琉璃渠、卢沟桥、韭园等［8-9］。

2.3 文化意义。

京西古道作为京城与当地的重要通道，承载着千百年来的煤炭运输功能，在坚硬的石面上留下了一个个深深的蹄窝，现今这些蹄窝在许多地方都有遗存，从中可以反映出当时煤炭运输的繁忙景象。京西古道还对在这里生活过的居民和途径者起着一定传教和文化交流的作用，这使得线路为不同民族、和地区交流提供可能，同时这也是线路多样化发展的佐证［12］。

2.4 动态性。

京西古道作为商贸和煤炭运输的主要道路，多次受到经济衰落和战乱纷争的影响，和随着科技技术的进步，能源改革大潮中，人们对煤炭的依赖逐渐减少，京西古道的作用也逐步的退化，渐渐的衰落一度化为废墟后；但随着人们对历史文化的重视，政府在2008年以旅游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开始保护并改造了京西古道，还原原来的生机与活力。在空间维度方面，由于家畜常年累月的运输煤炭的特点，形成了三条固定的古道路线--庞潭古道，玉河古道，王平古道。使得线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中，形成今天的京西古道［8-11］。

2.5 环境。

京西古道东过永定河、石景山、海淀等区，抵达京城，构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道路交通体系，起着运输煤炭的主要功能，也连接山西、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通道，促进了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其历史影响延续至今［8-12］。

3 历史文化型绿道的关联区域分析

必须将相关联的历史与文化遗产有机融入一个绿道系统中。所以，对京西古道涉及的关联区域进行分析是必要的，同时，这也为划定绿道规划研究范围提供依据。依据京西古道的地域特性，关联性研究分为空间关联(自然山水关联、人文空间关联)、城乡体系及交通关联、视觉心理关联［8-11］。

3.1空间关联是确定线路边界的重要参考，同时也是绿道规划的区位环境，山水骨架和文化区域形成了线路和绿道的地理学和历史学基础，图一所示。

图一 空间关联 图二 视觉心理关联

3.2视觉心理关联主要指视线所及最远距离(1200m)和心理关联感知最远距离(5000m)内，所覆盖关联区域是重要的景观保护范围，重叠的保护范围形成遗址密集区，影响着景观视觉质量和心理认知空间感受［7］。视觉心理关联划定了线路的可识别区域，图二所示。

3.3交通关联及城乡体系研究可判断绿道的可达性［7］。同时，关联区域决定了遗址保护的范围和保护的责任权属，尤其是以遗址命名的村落，更要注重整体性保护。城乡体系及交通关联通过叠加各项关联区域的的范围，得到绿道选线的的研究范围，提供了行政划分和开发机会的参考依据，图三所示。

图片来源：

图三 城乡体系及交通关联研究

4 规划选线及绿道服务设施规划指引

在历史文化绿道关联性的结果上，结合场地特征，提出绿道选线的原则，即以关联区域为基础依据，综合场地特征和具体情况，规划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为主，兼顾生态保护和观光游憩的区域级绿道。

具体选线方法:

1. 以关联性区域作为绿道选线的基础;

2. 以实际现状分析为标准，选择核心区域、周边区域和周边核心区域组成绿道的基本形态;

3. 出现未能覆盖区域，边界选取以行政边界为准;

4. 尽可能地避开可能阻断绿道联通的障碍物（高速公路、省道) 和生态恶劣区域(难以修复的生态破坏区等)，不能避免的区域架设空中廊道等设施。依据宏观选线原则，最终划定了绿道的红线，面积约为1680km2 ，绿道长度为240km 。

绿道服务设施，主要是为绿道使用者提供游客接待、野外游憩、科普教育、餐饮零售、安全保障、管理维护等服务。驿站一般分级设置，依据驿站级别组织各项服务设施，满足不同服务功能要求，依据现有绿道建设经［17-18］及《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设置规范( DB11/T500―2007)》，综合场地条件特征，确立各级驿站选址及建设要求 。

5 结语

绿道在上世纪50 年代提出后，期间经历了以连接开放空间的公园道和河流廊道、以休闲为主要功能的绿带、绿线、游憩和同时满足生物保护、历史保护、环境保护、游憩及教育等多种社会功能的多目标绿道三个时期［19］，不断丰富和拓展研究的内容以及多学科合作的可能性。本文将历史文化的概念与绿道结合，以文化遗产保护为纽带，运用文化绿道研究标准和技术手段，分析出京西古道历史文化型绿道，为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为主的绿道规划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 Ahern Jack． Greenways as a planning strategy［J］． Landscape andUrban Planning，1995: 131 － 155．

［2］ Dawson K J .A comprehensive conservation strategy for Georgiasgreenwa［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1995，33: 27 － 43．

［3］Whyte W H． Securing open space for urban American: conservationeasements［M］．Washington: Urban Land Institute，1959: 69．

［4］ ICOMOS． Report on the Expert Meeting on Routes as our CulturalHeritage，Madrid，Spai［EB/OL］． 1994，http: / /www． icomosciic．org /CIIC /LJNESCO_CONVENCION． htm．

［5］ 朱强，于海龙． 绿色通道规划研究进展评述［J］.城市问题.2006( 5) : 11 － 16．

［6］ Global Strategy for a Representative，Balanced and Credible WorldHeritage List［EB /OL］.http: / /whc.unesco. org / en / globalstrategy( 2012 /06 /18).

［7］吴佳雨基于文化线路的绿道选线规划研究--草原丝绸之路元上都至元中都段为例 ［M］城市发展研究 201304

[8] 门头沟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京西揽胜[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314-330.

[9] 政协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京西古道[M].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2002：5-8；173-243.

[10] 陈巧女.孙克勤.京西古道上的世外桃源―韭园村[J].北京档案.Beijing Archives.

[11] 郑垣.倾诉岁月的沧桑―京西古道寻幽[J]. 中国城市金融 , China Urban Finance

[12] 阙维民 京西古道的遗产价值与保护规划建议[J]. 中国园林 201203

[13] 苏开君.浅析城市绿道的生态学意义[J].广东园林，2010(5)：31-34.

[14] 李伟，俞孔坚.遗产廊道与大运河整体保护的理论框架[J].城市问题，2004(1)：28-54.

[15] 王肖宇，陈伯超，毛兵，等.文化遗产廊道研究初探[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7，29(2) ：26-31.

[16] 王丽萍.文化线路与滇藏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7)：3-8.

[17］Searns R M.The evolution of greenways as an adaptive urban

landscape form［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1995，33:65－80．

［18］Kongjian Yu，Dihua Li，Nuyu Li.The evolution of Greenways in

China.［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6( 4):223－239．

［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6( 4):79－97．

［19］Lu'is Ribeiroa，Teresa Baraob.Greenways for re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landscape quality: five case studies in Portugal.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第5篇

同志指出，“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地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1]；又说，“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2]。那么，如何在历史文化研究中体现党的群众路线、草根意识呢？《说齐》的出版也许有某种启发意义。张先生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书名为什么选用一个“说”字？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朋友们的理解”，作者选择了“以人（事）代史”的方法，即通过某些典型的人和事去反映、解读那段历史，这样可能更具体一点、更生动一点、也更容易接受一点”。本人以为，这就是一种群众路线的体现。作者在注重学术研究、强调科学性的同时，又在努力追求一种平易性、可读性，尽可能地将那段久远的、纷繁的历史剪裁得更精当一些、人物与事件关系更明确一些、读者接受起来更容易一些，所以，《说齐》不像有些历史书籍那样古板僵硬、生涩难懂、不易接受。然而，这无疑增加了创作难度，无形中考验着作者驾驭时空、驾驭史料和驾驭语言的能力。本人认为，长期以来历史文化研究最容易陷入两大误区：一是过分强调所谓“学术性”（有学者提出“学术为本”“、本本至上”），研究者一头扎进故纸堆，写出来的东西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大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因而读者面受到极大限制，其研究成果也就很难“落地生根”；二是将庄重、严肃的历史文化研究搞成了儿戏，“戏说”“、假说”的成分太多，更有甚者，无中生有、瞎编乱造、张冠李戴，让读者很不舒服（甚至有一种被愚弄、欺骗了的感觉），同样无法体现其“群众性”。张光兴先生也许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说齐》既不玩弄文字游戏、装腔作势、故作高明；也不油腔滑调、贫嘴贫舌、哗众取宠。看得出，作者在“尊重历史”、坚持“学术性”的同时，还在追求一种自然、轻松、平实的文风，努力将古老的齐文化尽可能地通俗化，从而赢得更多的读者，让他们在认识、了解齐文化的过程中受到教益和启发。比如，书中有多处引用了古人的诗词，作者没有一引了之，而是尽可能地将它们译成白话文，对生僻字还加了拼音，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历史文化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

历史文化研究必须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生，否则意义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失去生命力。而这类问题说起来似乎简单，实践中却是个不容易解决的大难题，因而，能把这一问题解决好具有普遍意义。近年来有一种现象，即一谈文化就必然要与经济“挂钩”，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似乎成了某些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的一种噱头。张光兴先生曾在多个研究会上指出“，这种提法并不科学”。他在《说齐》中就对“争名人”“、争死人”的不良风气提出批评“：随着各级政府、团体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争名人’似乎成为一种风气。……像诸葛亮被争过，老子被争过，李白被争过，后来发展到争董永，争大乔、小乔，争神话故事中的孙悟空，甚至争恶贯满盈的西门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争这些‘死人’呢？仅仅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吗？我看未必。……（他们）实际是在利用这些‘名人’‘、死人’为自己谋利益———有的通过‘名人’效应去拉动GDP，还有的借宣传‘名人’之机暗地里抬高自己。这些变味的‘文化现象’，不光败坏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是在作贱历史名人。”[3]63言外之意，真正的服务现实，不应该是这种“交易式”的，也不是那种“贴标签式”的，而是要深度地理解文化、把握现实，并提出独到的见解和主张。这可以说是《说齐》的一大亮点。《说齐》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副标题“齐人齐事一家言”。本人认为，这个“一家之言”是作者受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的启发或影响而衍生出的“点睛之笔”“、神来之笔”。在这些“一家之言”中，作者紧紧联系当下社会现实，大胆“针砭时弊”，而作者的理论主张和学术见解也便寓于其中了。所以，每每读来大有蒲翁当年之遗风。比如，作者在第二十二章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谁亡了齐国”，并在“一家之言”中用很大篇幅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可能会得出五花八门的结论，……我（还）有一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齐人自己灭掉了齐国。”接下来，作者做了三点具体分析：“第一，没有解决好‘主流文化’与‘核心价值观’问题。”当时在齐国，由于“黄老之学的盛行和邹衍等人阴阳五行学说的蔓延，严重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很多人为了得道成仙、长生不老，放下手里的农活不干，一天到晚空谈那些没用的东西，即所谓‘燕齐之士，释锄耒（音lěi），争言神仙方士’。……在这个问题上，黄老之学与主张‘入世’、强调‘事功’的儒家学派形成鲜明对比。其结果，直接影响了齐国的主流文化与价值取向。最终，导致了齐国人精神的沦落”；“第二，统治者尤其是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略）“；第三，社会风气的腐败”（略）。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明确提出“：目前，我们也处在一个文化多元化、价值取向多样化的时代，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各种文化之间交融、渗透、碰撞、摩擦也会日益频繁和复杂，从而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潮与学派，这是一种潮流和趋势，谁也不可能改变。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选择自己的主流文化，选择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这些分析，不仅体现了作者独到的见解，也与当前的社会现实有着极密切的联系。严格来讲，有些“一家之言”已经超出了齐文化的研究范畴。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该书有了更为广泛的、现实的社会意义。

三、历史文化研究如何做到既尊重历史与体现研究者的意志

《说齐》中所涉及的“齐人齐事”，资料繁多而零碎，散见于多种古代典籍之中，如《左传》、《史记》、《国语》、《战国策》以及《管子》、《晏子春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作为一部普及性的历史学著作，不可“照葫芦画瓢”，也不可生搬硬套，更不可顾此失彼、以偏概全，作者只有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础上，重新构思、二度“创作”，采用“创新”的形式和语言将那段历史“再现”给世人。这不仅需要作者有深厚的学术修养，更需要有高超的资料裁剪和文字驾驭能力。应该说，《说齐》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以第十一章为例做一点简单分析：这一章重点介绍“一代大司马田穰苴”，但作者一上来，却先“从田完说起”，由远及近，娓娓道来，既交待了田穰苴的家世，又顺势牵出了“田完（即陈完）奔齐”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接下来讲田穰苴“受命于危难之际”，同时，十分巧妙地穿插了“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最后，作者以浓墨重彩详细描述了田穰苴如何斩庄贾、整军纪的情景，即所谓“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从而突显了田穰苴的治军才能.再比如第八章，讲由于“崔、庆乱国”而导致齐国弑君成风“：前633年，齐孝公空怀一腔霸主梦，而告别了人世。本应由他的儿子继位，其弟弟公子潘依靠开方的支持，杀死了侄子以自立，是为齐昭公。又过了20年，前613年，齐昭公卒，他的儿子舍继位。潘的弟弟又学了哥哥的样子，杀死侄子而自立，是为齐懿公。仅仅过了四年，因懿公无道，被其御者（驾驭马车的人）丙歜（一作丙戎）、骖乘（陪乘之人）阎职（一作庸职）所杀。国人随之废懿公的儿子而立公子元，是为齐惠公。”这段文字只有廖廖二百余字，却讲述了齐国四次改朝换代的复杂过程，即齐孝公齐昭公齐懿公齐惠公，可谓简洁明了、脉络清晰，既尊重了历史，又体现了研究者个人意志。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第6篇

[关键词]：总体规划，文化传承，遗产保护，大遗址

1背景与现状

1.1研究背景

西咸新区内历史遗址多，分布广。其中部级古遗址11处，古墓葬9处，部级石窟寺及石刻1处，近现代重要历史史迹2处。

1.2现状分析

1.2.1遗址分布情况

主帝陵遗址大多位于渭河北岸的二道原（渭河谷的二级阶地）边缘，其中阳陵位于头道原边缘，地势高亢平坦，向南俯视渭河谷和长安城。泾河蜿蜒于北，渭水奔腾于南，两河交汇在原东，形成挟双龙而东向的气势和泾渭分明的独特景观。周边现状用地以农田，村庄为主。都城、皇城遗址除秦咸阳城外，多数位于渭河南岸，延渭河由西向东排列着周丰京遗址、周镐京遗址、秦阿房宫遗址、汉建章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形成独特的空间、时间景观序列。

1.2.2现状保护情况

目前，保护区内遗址整体性遭到人为和自然破坏。破坏类型主要有：开裂坍塌、沉陷、冲沟发育、表层流失、片状剥落。

2保护与传承

2.1保护与利用目标

将西咸新区发展成为世界秦汉文化中心，周秦汉文化综合展示区。

2.2保护手法

2.2.1遗址原状恢复工程

首先，对开裂坍塌沉陷、冲沟发育、表层流失、片状剥落的陵墓，通过科学的手段做好修复工作。

其次，对陵墓造成破坏或影响的大型基础设施，强制改线或搬迁。

第三，对影响陵墓的村落，结合城乡一体化，视其影响程度建议部分村庄搬迁。

2.2.2大地景观法

陵园、田、园、渠、路、村落合理结合，通过植树造景形成大地自然风貌。

一方面，起到优化遗址生态环境；

另一方面，“直”、“曲”结合，陵园、主干道及田园分界线形成规整的九宫格网络，渠、村落曲中取直，与九宫格网络相连，形成完美的秦汉风韵画卷；

第三，植树造景起到引导游客作用，有利于旅游路线打造。

2.3保护原则

“整体保护、系统展现、合理开发、永续利用”

（五）遗址保护规划

2.4保护措施

2.4.1总体措施

根据各文物单位的现状、环境和文物价值，在总体层面就主要问题制定保护措施。

逐步提高现有管理水平。根据遗址分布特征，合理规划和逐步完善机构设置，根据各个遗址特征制定相应的日常管理制度，提高和完善管理水平，促进遗址保护。重点整治文物周边环境。

对严重影响风貌、破坏景观完整性、影响文物安全的现有道路、管线等，采取迁移改线的处理方式；对破坏不大的道路、管线等，采取植物造景，遮挡视线的方法减少对风貌的破坏。

结合城乡一体化建设，保护区范围内居民点逐步迁出；加强建设控制地带及环境协调区居民点基础设施建设，并与保护区协调发展，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景观的影响。

2.4.2工程措施：

倡导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土遗址，可以通过人工加固的方法改变土遗址表面物理化学性能，提高土遗址抵抗风蚀、风化、雨蚀的能力，由于文物具有特殊性，要求增加土体强度、透气度和耐久性同时，还必须保持土遗址的原状，并具有可逆性。

2.4.3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主要内容是保持和恢复西汉帝陵文化区的视线通廊，进行空间整治、道路修建改建，居民搬迁调控等，在景观保护规划中具体体现。

环境治理主要是对文物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人为破坏因素采取整治的综合措施，根据陵园环境现状提出如下措施：

（1）清除可能引起灾害和有损景观的现代建筑物、构筑物及杂物；

（2）制止可能影响文物安全的生产及社会活动；

（3）清除对文物及其环境造成影响的污染源；

（4）为改善文物环境加强绿化措施。

整体环境的改善措施，主要是“退耕还林、还草”和农业综合治理。

3景观规划

3.1汉陵文化景观轴、秦汉大道文化、周秦汉唐都城景观轴的塑造

汉陵文化景观轴：通过对五陵原旅游专用线的调整，重新整合汉陵文化景观轴的旅游资源，通过视线引导，环境整治等手法塑造汉陵文化景观轴。

秦汉大道文化景观轴：秦汉大道可采取设置秦汉文化主体的休憩广场、雕塑小品以及严格控制沿街建筑风貌等手法。

周秦汉唐都城景观轴：通过交通的联系及各遗址周边环境景观的设计，在景观轴上对周秦汉唐不同时期历史风貌形成独特的空间序列。

3.2西汉帝陵保护区景观视线规划

对西汉帝陵保护区的视线引导，利用咸阳原独特的地形因素，通过对头道原，二道原、帝王陵墓的高度以及区内重要交通线的分析，规划景观视线通廊，在开发建设中控制建筑、植被高度，避免由于遮挡造成对帝陵景观带视觉效果的破坏。

4保护区道路规划

4.1保护区综合交通规划

西汉帝陵保护区毗邻空港，所处区位决定其过境交通，现状保护区内已有三条高速通过，秦汉大道作为城市的南北轴线，穿越保护区。西安西三环路从汉长安城与秦阿房宫遗址保护区间穿过。

考虑众多交通要道，保护区内过境交通采取绿化种植，视线遮挡等方式减少对保护区的影响。

保护区采用人车分流的思想规划道路，人行道禁止任何车辆进入。做好相应的道路标志，加强道路管理，营造宜人、宜车的交通环境。

4.2保护区内部交通规划

4.2.1保护区内部交通路线规划

保护区内部交通应适应游客多方面的需要，其具体表现为“方便、快捷、安全、舒适”。节省游客的旅途时间，缩短游客的认知距离，使游客产生一种“近了”的感觉，促使旅游动机的产生。“方便、快捷”无疑是对旅游交通提出的要求，而满足这一要求的关键是实现区域外部、内部交通的有机结合，提高外部交通的通达性．使内部交通网络形成环网，换乘方便。

4.2.2保护区内部交通方式规划

西汉帝陵保护区内部出行交通体现多样化与人性化，包括外来机动车车行道、观光车车行道、自行车车行道、步行道四种交通。

5保护区利用规划

运用大地景观设计手法，以“绿化”的形式引导展示陵园关系，使各遗址之间形成“有机的整体”。整理各帝陵与陪葬墓之间的关系，制定相对应的绿化单元，形成相对较小范围内陵墓间“局部的完整”。

规划设计相关陵园项目，与旅游结合，打造展示区，包括遗址本体展示、遗址公园展示、遗址博物馆展示、遗址文化交流等。

5.1交通旅游路线组织

规划陵园保护的同时，适当开发利用，与旅游结合，打造历史文化旅游区，实现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5.2 规划分期

规划考虑到与西咸新区总体规划及国民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和分步实施等因素，进行如下分期：

近期：2010――2015

远期：2016――2020

近期：重点对遗址本体环境进行保护与整治，景观基础设施的美化，旅游交通路线规划。重点陵园博物馆、遗址公园的建设。秦汉历史文化公园发展的具体规划设计，包括景观视廊的落实、各陵园之间关系处理、村庄搬迁与利用规划、旅游设施的规划与实施。

远期：深化近期与中期的工作，恢复整个遗址保护区风貌，快速旅游业的发展。

贯穿于整个过程中的主要内容有持续的考古工作，管理机构的完善，居民生产方式的逐步高速，生态农业的发展，陵园历史环境保护与逐步优化。

参考文献：

[1]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发展轨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2]张友谊,王杰.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5).

[3]西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 论西安城市特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4]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M].洛杉矶:盖蒂保护研究所,2004.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第7篇

时至当代，周瑜籍属之争方兴未艾。庐江、舒城两县，除了在续修地方志书中，继续将周瑜列入本县历史人物载入各自县志中的“人物篇”，并相继成立了“庐江周瑜研究会”、“舒城周瑜文化研究会”（以下简称“舒研会”），对周瑜生平开展全方位的研究活动，以佐证周瑜籍贯所属。

应该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权衡，对历史名人籍贯存在区域争议是一种正常的文化现象。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进行深入研究，辨明出处，积极开发此类宝贵的文化资源，对于弘扬历史文化，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但是，在历史文化资源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愈来愈凸显的今天，历史名人籍属之争已不再是历史的专属问题，而是跨出了学术的边界，成为一种文化产业的竞争。2012年，“舒研会”在周瑜籍属之争未落尘埃之际，即抢先向国家工商总局申报“周瑜故里”商标注册。其商标注册成功与否？笔者无意关注。因为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关于名人故里商标抢注案累见不鲜，并且把本是学术领域的观点碰撞与交流，主角演变成了地方政府。在这里，作为一名业余文史工好者，仅就“舒研会”所研究的关于论证“周瑜故里在舒城”的几个“重要证据”，浅谈一己之见，以就教于“舒研会”同仁并切磋。

一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人也。”（即东汉末庐江郡舒县人）。在有关申报“周瑜故里”商标注册中，“舒研会”强调的重要证据之一：

“西晋・陈寿《三国志・周瑜传》……陈寿是西晋时期人，他所记载的周瑜庐江郡舒县人，是指西晋时期的庐江郡舒县人，而不是汉时的庐江郡舒县，属于当代人记载当代的地理。”

从这段记述中，“舒研会”告诉我们三个层次的小问题：

其一，认同《三国志》所载的“周瑜……庐江舒人”即为“周瑜……庐江郡舒县人”；其二，在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建置中，有汉朝（西汉、东汉）“庐江郡舒县”和西晋时期的“庐江郡舒县”；其三，《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西晋时期人，他所记载的庐江郡舒县，是指西晋时期的庐江郡舒县，而不是汉时的庐江郡舒县，属于当代人记载当代的地理。

在这三个层次的小问题中，应该说“舒研会”对其一、其二两项的阐述是准确的、符合史实的。但关键是第三个小问题：“作者陈寿是西晋时期人，他所记载的周瑜庐江郡舒县人，是指西晋时期的庐江郡舒县，而不是汉时的庐江郡舒县，属于当代人记载当代的地理。”

这一点就值得商榷了。关于“庐江郡舒县”的建置沿革，《安徽省志・建置沿革志》记载的十分清楚――

庐江郡，乃秦分九江郡江南西南地区置，以境内有庐江水为名。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撤销江南庐江郡，在江北区以原衡山（今天柱山）郡东部与九江郡南部地区并，组建新庐江郡。这时的庐江郡只是沿用原庐江郡旧名，境内已无庐江水了。《汉书？地理志》载：“庐江郡领县十二：曰舒、曰居巢、曰龙舒……，郡治舒（今庐江县城池乡城池村池埂）。”

东汉（25～220），沿西汉旧制，庐江郡属扬州，在今安徽省境内设有10个县（侯国）。他们分别是：

舒县（治今庐江县城池乡城池村池埂）、居巢侯国（治今巢湖市区东北）、临湖侯国（治今无为县湖垅百胜乡临壁村）、襄安县（治今无为县襄安镇）、皖县（治今潜山县梅城镇）、潜县（治今霍山县南岳乡上元街村）、龙舒侯国（治今舒城县龙河口）、六安侯国（治今六安市区北西汉故址）、安风侯国（治今霍邱县邵岗乡许集村）、阳泉侯国（治今霍邱县临水镇），郡治仍设在舒县。

三国时期，庐江郡一分为二，撤并部分汉时旧县。时魏国庐江郡设3个县，全在安徽境内：阳泉县（治今霍邱临水镇）、六安县（治六安市北区）、博安县（治六安市淠联乡）；吴国庐江郡设2个县，也全在安徽境内：皖县（治潜山县梅城镇）、松滋县（宿松县柳溪乡）。时魏、吴两个庐江郡都没有设舒县。

咸熙二年（265）十二月，袭封晋王的司马炎逼魏主曹奂禅位，在洛阳建立晋朝，史称西晋（265～316）。西晋疆域和地方行政区划管理体制均继承两汉之旧，实行州、郡（国）、县（侯国）三级管理。合吴魏两庐江郡为一，恢复三国时期废除的旧县。合一后的庐江郡在安徽境内辖10个县，他们分别是：

皖县（治今潜山县梅城镇）、居巢县（治今巢湖市区东北）、临湖县（治今无为县百胜乡临壁村）、襄安县（治今无为县襄安镇）、龙舒县（治今舒城县龙河口）、舒县（治今舒城县城关镇，兼郡治）、潜县（治今霍山县南岳乡上元街村）、六县（治今六安市北城北乡张巷村）、阳泉县（治今霍邱县临水镇）、枞阳县（治今枞阳县下枞阳镇）、松滋县（治今宿松县北凉亭乡）。

由上可知：西、东两汉时期（前121～220），庐江郡舒县，治今庐江县城池乡城池村池埂；西晋时期（265～316）庐江郡舒县，治今舒城县城关镇。这都是无可争议的史实。

周瑜（175～210），英年早逝，年仅36岁。他短暂的一生在东汉时期，乃真正的东汉“庐江（郡）舒（县）人”。“舒研会”却断言“陈寿是西晋时期人，他所记载的周瑜庐江郡舒县人，是指西晋时期的庐江郡舒县人，而不是汉时的庐江郡舒县，属于当代人记载当代的地理。”这与历史不符！

首先，《三国志》的作者陈寿（233～297），是晋臣，属实。但他出生和成长在三国时期，他是三国时人，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等职。蜀国灭亡时31岁。280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48岁，开始撰写《三国志》。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

《吴书》是三国时期东吴官修的一部国史。关于此书的作者及编纂情况，《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中有收录：《吴书》，三国吴韦曜撰。五十五卷。记三国时吴国历史，纪传体。

韦曜（204年～273年），本名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人。三国时期著名史学家、东吴四朝重臣。他著作丰厚，有《吴书》（合著）、《汉书音义》、《国语注》、《官职训》、《三吴郡国志》等。在《吴书》里，记载周瑜就是“周瑜……庐江舒（庐江郡舒县）人也”。三国时期，魏、吴两个庐江郡都没有置舒县。由此足以证明：韦昭的《吴书》所记载的地理是（人物生活时期）汉时的地理。所记载的“庐江郡舒县”即汉时“庐江郡舒县”。

陈寿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十分真切。《三国志》里所记载的所有人和事，多取材于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和韦昭的《吴书》。蜀国无史，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而最终成书，却又有史官职务作品的因素在内，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可以肯定，西晋陈寿所记载的“周瑜……庐江舒人也”，是采用韦昭的《吴书》史料，其“庐江（郡）舒（县）”指的是汉时的庐江郡舒县，而绝不会是西晋时期的庐江郡舒县。

其次，如果说陈寿是西晋人，他笔下的行政建置及其人物籍贯是“属于当代人记载当代的地理”，那么，在同一部《三国志》里，其《武帝纪》记述曹操：“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又如何来解读呢？！

“沛国”，东汉初为沛郡，永平四年（61）为王国，治相（今淮北市相山）。沛国，领21个县、侯国，在今安徽境内设14个县、侯国：

谯县（治今亳州市区，兼豫州刺史治）、郸县（治今涡阳县丹城集乡包河南岸）、相县（治今淮北市相山区）、虹县（治今五河县双庙乡董嘴村西南）、侯国（治今古镇县濠城镇）、谷阳侯国（治今古镇县谷阳乡）、向侯国（治今怀远县古城乡杨河村）、薪县（治今宿州市薪县镇）、符离县（治今宿州市灰古镇附近）、竹邑县（治今宿州市老符离集）、县（治今濉溪县临涣镇）、萧县（治今萧县郭庄乡欧村北）、抒秋侯国（治今萧县黄口镇西孙庙乡老黄口）、龙坑侯国（治今怀远龙坑集）。

其曹操“沛国谯人”，即当时的“沛国谯县人”（今亳州市人）。

但是，到了西晋时期，东汉的沛国一分为二，析原沛国之一谯县为谯国。两国建置分别为――

沛国：领9个县，在今安徽境内7个县：相县（治今淮北市相山市区，兼国都）、县（治今古镇县濠城镇）、虹县（治今五河县双庙乡董嘴村西南）、符离县（治今宿州市灰古镇附近）、竹邑县（治今宿州市老符离集）、萧县（治萧县城北2.5公里沙滩，今为郭庄乡欧村北）、抒秋县（治今萧县黄口镇西孙庙乡老黄口）。

谯国：领7个县，在今安徽境内有6个县：谯县（治今亳州市区，兼国都）、龙坑县（治今怀远龙坑集）、薪县（治今宿州市薪县镇）、县（治今濉溪县临涣镇）、山桑县（治今蒙城县坛城镇）、城父县（治今亳州市城父镇）。

时沛国、谯国地位平等，同属豫州。如果说陈寿著《三国志》所记载的行政区划建置及其人物籍贯“属于当代人记载当代的地理”，所载周瑜“庐江（郡）舒（县）”是西晋时期的“庐江（郡）舒（县）”，那么，所载曹操就不是“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而应该是“太祖武皇帝，谯国谯人也。”因为西晋时期，谯县是谯国的国都，沛国已无谯县了！

我们总不能说在一部《三国志》里，陈寿记载周瑜用的是西晋时期的地理，而记载曹操却仍沿用东汉的地理吧！

至于“舒研会”称：周瑜是哪里人，早在唐朝就已经非常明确了。这里最为代表的是唐朝史学家许嵩的《建康实录》。该书记载：“瑜字公瑾，庐江舒城人”，即“周瑜是庐江郡舒城县人”。

研究历史文化，必须了解所处历史朝代的体制。唐代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是道都督府府（州）县。许嵩撰写《建康实录》的时候（唐肃宗时代），已经没有庐江郡，只有庐州，庐江县和舒城县同属庐州。

如果按照“舒研会”的理念，“当代人记载当代的地理”，《建康实录》所载就应该是“瑜字公瑾，庐州舒城人”，即“庐州府舒城县人”。而“瑜字公瑾，庐江舒城人”，就无法解读了。因当时只有庐州（府）、庐江县，而无庐江郡，我们怎不能把“庐江舒城人”解读为“庐江县舒城县人”吧！

由此可见：《建康实录》所载“瑜字公瑾，庐江舒城人”，沿用的仍然是《三国志》所载的汉时地理，即“庐江（郡）舒（县）城人”。只是许嵩的文风笔调之异而已。

二

我们十分赞成“舒研会”的观点，即“弄清楚今天的舒城县、庐江县与汉时龙舒县的关系，对于明确周瑜是什么地方人很有帮助，可以消除一些误区。”

舒县、龙舒县，均始置于西汉。《汉书・地理志》载：“庐江郡领县十二：曰舒、曰居巢、曰龙舒……，郡治舒。”即当时的庐江郡下辖12个县，有舒县、居巢县、龙舒县等等。舒县治今庐江县城池乡城池村池埂，兼郡治；龙舒县治今舒城县龙河口。

东汉（25―220），沿西汉旧制。永平元年（58年）四月癸卯，明帝封楚王刘英舅子许昌为龙舒侯，改龙舒县为龙舒侯国（县级建置，治今舒城县龙河口）。咸熙二年（265年）十二月，西晋代魏，复置龙舒县（治今舒城县龙河口）。

“朝代变更，陵谷推迁。”几经沿革，《旧唐书・地理志》注舒城：“取古龙舒县为名”；《江南通志》载“舒城为汉龙舒县，汉舒县为今庐江县。”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其史料价值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可是，“舒研会”却择其所需，推出宋《太平寰宇记》：“舒城为古舒县”，“舒城县，取古舒县城名。”以对《旧唐书・地理志》、《江南通志》所载予以否定。

首先，我们来看看史志界是如何看待《太平寰宇记》的这种记述――

早在清光绪年版《安徽通志・辨讹》一书中，所载《古舒县古龙舒考》专记：

“旧说及府县志皆以舒城为古舒县，而以庐江为古龙舒。按，萧《齐志》庐江郡舒县注：建元二年为郡治。《隋书》庐江县注：齐置庐江郡，梁置湘州，据隋志所云置郡之地与齐志合，是舒与庐江皆为郡治，而今之庐江即古之舒县明矣。又按，汉志庐江郡所领有舒、龙舒二县，杜预注庐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龙舒，明是舒县在东，龙舒在西。今舒城在庐江之西，则舒城之为龙舒尤为明证，且其县唐时所置，上取古舒城为名，后人泥其名，以为即古舒县，遂反以庐江为龙舒，误矣。”（重修《安徽通志》卷三百五十）。

专记引用西晋著名学者杜预（222～284）对《左传》的注释，以庐江（郡）“南有舒（县）城，舒（县）城西南有龙舒”的地理常识，有力地证明“遂反以庐江为龙舒，误矣”。

时至今日，庐江县西南为舒城县，舒城县境西南有龙舒山，山下有龙舒河（上世纪50年代末在龙舒河源头修建龙河口水库，今名万佛湖）；历代《舒城县志》所载、被舒城县人民引以为骄傲的“龙舒八景”，全都分布在今舒城县境内东、西、南、北方，这些都是大自然的物证，亘古不变，并非笔墨所能杜撰。面对这样明显的地理位置和史实，“舒研会”却不分东南西北地说“龙舒县范围包括今天的庐江全境、舒城西南、桐城南、怀宁北等地区”，真的让人啼笑皆非。

其次，我们再参阅部分近现代、当代的志书和相关专著是如何记述汉舒县、龙舒县与今庐江县、舒城县的历史沿革（以出版时间为序）：

一、《续修庐州府志》卷三十.（清）黄云修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庐江郡龙舒，今舒城……

舒，今庐江……周荣，舒人，举明经，有传。周兴，荣子，举孝行，尚书郎。周景，兴子，辟将军府。周尚，舒人，丹阳守……周瑜，舒人，有传。”

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年版――

P.933：“【舒县】春秋时舒国。汉置舒县。故城在今安徽省庐江县西。隋更名庐江县。”

P.934：“【舒城县】春秋群舒地，汉龙舒县，唐置舒城县，清属安徽庐州府，今属安徽安庆道。”

三、《安徽人物大辞典》.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P.596：“庐江县，春秋时舒国地。秦属九江郡。汉置舒县，为庐江郡治。南梁天监末置庐江县。”

P.697：“舒城县取古龙舒县为名，战国属楚，秦属九江郡。汉置龙舒县，属庐江郡。后汉改龙舒侯国，后复置龙舒县。南朝宋废。南梁时为潜县地，隋属庐江县地。唐开元二十三年（735）析合肥、庐江县地始置舒城县。”

四、《舒城县志》.黄山书社.1995年版――

P.1：“舒城，古为舒国，别号龙舒。西汉高祖四年（前203）置龙舒县，唐开元二十三年（735）置舒城县后，一千多年来，名称延用至今，疆域基本未变。”

五、《安徽省志・建置沿革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

P.1055―P.1061：舒县，源于古舒国。春秋以前，对大别山以东的江淮地区氏族方国统称为舒。后为楚邑。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因邑建县，名舒，隶属庐江郡，兼郡治（治今庐江县城池乡城池村池埂）。西汉末，王莽篡位，改舒县为昆乡。东汉建武元年（25）废昆乡，复置舒县，仍兼庐江郡治。……南梁天监末（约519年）置庐江县。

六、《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P.145：“舒县，莽曰昆乡。【补注】先谦曰：后汉因。《一统志》，今庐江县地，故城在县西。【编者按】治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

“龙舒，所谓舒鸠、舒庸者也。《续志》，后汉因。有龙舒山、龙舒水。《一统志》，今舒城县地。故城今县治。【编者按】治今舒城县西南。”

七《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P.179：今地名：舒城县

沿革变迁：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析合肥、庐江二县地置舒城县，治今址。”

废置地名：龙舒县―西汉置，治今舒城县西南。

P.181：“今地名：庐江县

沿革变迁：南朝梁置县，治今县西。唐景龙二年（708年）迁治今址。

废置地名：舒县―西汉置，治今庐江县西南。

……

应该说，通过上述志书和相关专著的记载，已经清晰明了汉舒县、龙舒县与今庐江县和舒城县的历史沿革。即：汉舒县，今庐江县；汉龙舒县，今舒城县。

特别是《续修庐州府志》所载文字，更是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两点：一是龙舒即今舒城，舒即今庐江；二是当时庐州府管辖合肥县、庐江县、舒城县、巢县和无为州，《续修庐州府志》把周兴、周景、周尚、周瑜等周氏名人列入“舒人”（庐江县人），而非“龙舒人”（舒城县人）。

但是，“舒研会”却无视上述史志典籍所载之史实，竟然声称：“认为东汉时有龙舒县是错误的，把龙舒县当作今某个县也是错误的。”甚至连《舒城县志》所载史实内容也被全盘否定，实在令人不解。

开展历史文化研究，是为了进一步挖掘和丰富历史文化内涵，使优秀历史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关于历史名将周瑜，其籍贯哪里、究竟何方人氏？作为历史文化研究机构，应本着尊重历史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切切不可为某种利益所驱动而无视历史，恣意曲解史实，穿凿附会，误导后人。惟如此，才能不负一名历史文化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和忠于历史的良知。

参考文献：

[1]《三国志・吴书》（西晋）陈寿撰。清武英殿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旧唐书》清同治年间浙江书局刻本

[3]《江南通志》（清）黄之隽等编篡赵宏恩鉴修。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1992年影印本。

[4]《安徽通志》（清）吴坤修。光四年（1878）刻本。

[5]《续修庐州府志》（清：黄云修、杜之望等编纂），光绪十一年（1886）刊刻本。

[6]（清）光绪《庐江县志》光绪十一年（1886）刊刻本。

[7]《安徽省志・建置沿革志》（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

[8]《舒城县志》黄山书社1995年版。

[9]《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年版）。

[10]《中国历史名人辞典》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1]《安徽人物大辞典》戎毓明主编，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12]《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第8篇

关键词：旅游；历史文化；关系

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旅游业，主要是因为旅游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能在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我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的文明古国，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是世界上最早开展旅游活动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的旅游业如何切实利用好各地的自然风光、文化历史以及民俗等资源，提升在世界上的国际影响力，成为当前重大社会课题。

一.历史文化景观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旅游资源主要包含两类：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主要包含当地、社会环境、民族风情、文化、物质生产方式等，而自然风光主要包含自然要素、自然环境与自然物质等。由于人文景观因其独有的特点，逐渐成为了人们观赏、游览的对象，可归入人文旅游资源内。人文旅游资源出现在人类各个时期内，是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社会活动的产物，展现人类每一个时期的生产、生活与文化特点。人文旅游资源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自然形成的，也有人为开发的。也就是说，人文景观旅游资源能集中反映人类的历史与文化，并且展现了民族的风貌与基本特点，包含民族风情、社会风尚、历史遗迹等，形资源景观的组合。

历史遗迹为人类文明活动的遗产，能展现历史文化、历史时代与重大历史事件，来供后人进行凭吊。如果历史遗迹保存完好，并且历史意义深远的话，历史价值是比较高的。在国家颁布的《中国旅游资源普查分类表》中对历史类人文景观分类来看，主要包含26种，即古文化遗址、古城遗址、古墓葬、古园林、古代水利工程等。在当代旅游活动中，人们进行旅游是为了欣赏大自然之美，置身于历史长河内，汲取经验，不断增长见识，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我国是有悠久历史文化古国，尤其是北京、洛阳、南京等地的历史文化遗迹很多，成为当前旅游业的热点地区。历史遗迹旅游价值在充分满足人们访古的好奇心的同时，也能通过对历史遗迹的欣赏来了解民族的悠久文化，获得美的享受。

二.历史文化与旅游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文化尤其是体现在文化的人文精神，是维持一个民族的灵魂。不断强化人文精神与文化素质方面的教育，不仅是解决当前世界多元文化交叉与冲突，保持与传承我国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也是保证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达到目标的基础性工作。旅游是一项文化娱乐活动，其能够让旅游者在客观环境内，达到陶冶情操，获得美的享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旅游活动是让旅游者怀有对美的追求与向往所开展的审美活动。我国历史久远，有着灿烂的文化，特别是丰富的和历史相关的旅游资源，也就是说历史文化和旅游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旅游业的发展与历史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两者是相互促进，共同进步，这对加强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文化素养，强化民族精神方面的教育，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有许多景观被纳入到《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中，在这本名录中，最多的是文化遗产项目，比如故宫、万里长城、敦煌莫高窟、承德避暑山庄、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布达拉宫等。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国的旅游业与我国的历史相联系的资源是十分丰富的，所以，对我国旅游资源方面的探索，需要具有历史文化学方面的知识。大量的事实表明，具有较好的历史文化学修养，才能对历史资源得到较好的保护，并能提升利用历史文化景观的能力，提升旅游业的整体效益。

历史文化学的发展必然大大推动旅游业发展，实现新突破。我国有大量的旅游资源，这些资源与历史文化学紧密相关，众多景点的开发也是伴随历史资料的发现逐渐成为有名的风景旅游胜地。比如西安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就是在1987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使其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再如陕西的五丈原，就是因为三国的诸葛亮在六伐岐山时病逝于此，所以，才吸引了很多游人前来凭吊。也就是说，随着历史文化学知识的逐渐丰富，人们的旅游热情就会进一步的提升。此外，旅游业的发展也会推动历史文化学的繁荣。比如泰山，泰山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就是因为其雄伟壮观，并且具有众多的历史遗迹与传说。泰山不仅是帝王封禅之地，也成为历代名士游览的必去之处，留下了《望岳》、《封禅书》等历史名篇。泰山上还有众多的石刻与碑铭，这些也让泰山成为了我国摩崖石刻博物馆。旅游者在欣赏泰山美景之时，能学习到历史文化学方面的知识，可以说一举两得。

参考文献：

[1] 长茵. 历史文化旅游的性质、特点及其开发――兼论甘肃历史文化旅游的开发战略[J]. 科学・经济・社会. 2006（04）

[2] 张卫星，艾佩. 论历史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战略[J]. 生态经济. 2007（04）

[3] 尹华光，彭小舟. 文化与旅游关系探微[J]. 中国集体经济（下半月）. 2007（10）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第9篇

1999年，凤凰率先提出了“文化旅游”这一全新课题。“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这是凤凰文化旅游的核心，也是凤凰能拥有别具一格魅力的关键。凤凰旅游资源以人文历史和民俗风情为主，从民国内阁总理熊希龄到文学巨匠沈从文，从巍然屹立的南方长城到千年传承的民俗风情，从别具一格的建筑文化到风味独特的地方饮食文化等等，这些地方文化资源是凤凰最大的特色和财富[1]。本文参阅大量文献发现关于凤凰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资源开发[2-7]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8-10]方面，而系统、全面地对凤凰文化旅游产品策划的研究还是空白。基于此，笔者从深化扩展新旅游产品、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线路、举办有特色和效果的节庆活动、晚间娱乐活动产品开发等方面对凤凰文化旅游产品策划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以期为凤凰文化与旅游的完美结合，加快文化旅游转型升级，为凤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开创新的空间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指导。

一、深化扩展新旅游产品

凤凰目前已开发的文化旅游产品主要以观光产品为主，包括凤凰文化旅游资源观赏和自然旅游资源观赏两部分。前者有凤凰古城内的古街、古遗址、古建筑、文物古迹等，古城外的历史遗迹，如参观东正街、万寿宫、朝阳宫、沈从文故居、熊希龄故居、南方长城等。后者有沱江风光带观览，如沱江边林立的吊脚楼，在清澈的沱江水中的倒影，沱江边的洗衣女、沱江夜景等；南华山国家森林公园、奇梁洞、尖多朵瀑布、两头羊自然保护区等。但总的来说，历史文化名城凤凰的旅游产品系列还是以传统的观光旅游产品为主的，而高层次的休闲度假产品并没有真正成型。所以，凤凰需深化和扩展观光旅游产品，把观光旅游做大做强，同时也要努力培育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一）抓住“三种文化”，打造“三类集群”，拓展凤凰文化旅游内涵

1、培育楚巫文化旅游产业集群。以万寿宫为主整合天后宫、天王庙等资源，开发移民文化、宗教文化旅游产品。以南方长城苗疆边墙为核心，开发兵战文化旅游产品等。2、培育凤凰名人文化产业集群。以熊希龄、沈从文等凤凰名人故居和全县12个历史文化名村为主要载体，开发历史建筑和民族建筑文化旅游产品。以沈从文、黄永玉等文化名人的作品，开发名人文化旅游产品。3、培育民俗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围绕民族民间文化，开发以傩文化为重点的系列文化旅游产品。围绕赶边边场、椎牛、喝拦门酒等民间习俗，开发独具凤凰民间习俗的文化旅游产品。以苗族服饰为主，开发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服装、银饰等系列文化旅游产品。以凤凰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心，开发苗族鼓舞、苗族银饰煅造技巧、刘大炮蓝印花布、湘西阳戏、聂氏纸扎、凤凰茶灯等已经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形成“城”（凤凰古城，黄丝桥古城），“边”（南方长城），“河”（沱江河），“文”（民族文化，名人文化，兵战文化）等系列精品旅游，提升凤凰文化旅游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二）重点进行山水风光游旅游产品系列、历史文化旅游产品系列、民俗风情旅游产品系列和名人文化旅游产品系列等专项旅游产品开发，其具体开发设想。（见表1）

二、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线路

（一）凤凰古城域外精品旅游线路

一是着重体现名人文化，古城镇建筑文化，古城堡军事文化，楚巫宗教文化，民族文化，自然风光山、水、洞系列的旅游线路：开发吉信―县城―阿拉精品文化旅游线路，主要是依托凤凰古城、南方长城、南华山国家森林公园、黄丝桥古城的名人效应优势，大力发展历史文化旅游和休闲观光旅游，重点保护开发三大文化景区，打造特色品牌。沿G209道和S308道交通主线，形成以县城为中心，吉信、阿拉为两翼的文化旅游长廊。

二是民族风情旅游线路：凤凰古城―山江镇―腊尔山镇―禾库镇―三拱桥乡，主要是展示苗寨风情、天下第一大石桥、天星山古战场、屯良山风光和历史古村落等。

（二）凤凰古城域内精品旅游线路

一是自然山水风情旅游线路：沱江泛舟――奇梁洞――南华山国家森林公园。二是古城文物保护单位特色旅游线路：虹桥――东门城楼――北门城楼――万寿宫――朝阳宫。三是名人故里旅游线路：沈从文故居――熊希龄故居――文昌阁小学。

（三）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到推动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其中提出了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计划，有条件的地方应开展各具特色的农业观光和体验性旅游活动。凤凰当地政府应响应国务院的政策，依据《凤凰旅游总体规划》，科学规划乡村游布局，打造以下的乡村旅游线路：一是吉信―禾库―三拱桥自然风景观光带。二是山江―腊尔山―禾库―两头羊―火炉坪民族风情观光带。三是吉首―凤凰―阿拉公路沿线生态农业观光带等乡村游精品线路。

三、举办有特色和效果的节庆活动

节庆活动是文化旅游产品的重要内容，它具有把凤凰旅游产品推向市场、扩大其知名度并在市场上产生轰动效应的作用，对凤凰旅游的发展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助推器。节庆活动的举办因其暂时性和短暂性，而可以将高质量的产品、服务、娱乐、背景、人力等众多因素围绕某一主题进行组织和整合，集中大众媒体的传播报道，迅速提升目的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产生轰动效应。

在凤凰可考虑举办以下的节庆活动：一是组织开展民俗节庆活动，凸现凤凰独特的民俗魅力。有原汁原味的楚巫文化，别具一格的苗族服饰和风味小吃，原始戏剧活化石的傩堂戏，地方风味十足的阳戏，散发泥土清香的文茶灯，以及玻璃吹画、蜡染、纸扎等格调清新古朴的民间工艺。现在凤凰致力于把春节定位为到中国凤凰过一个传统的民俗文化年；把端午节定位为“中国凤凰民间龙舟节”；把苗族“四月八”活动定位为“中国凤凰苗族银饰节”；把苗族“六月六”活动定位为“中国凤凰苗歌节”。二是继续办好“中国凤凰苗族银饰节”、“南方长城中韩围棋赛”等一批赛事活动，争取世界旅游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会议在凤凰举行。近年来，凤凰从宣传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民族风情、让凤凰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高度，在凤凰精心策划和组织了“中国凤凰苗族银饰节”、“南方长城中韩围棋赛”等大型活动，深入挖掘凤凰文化的内涵，推陈出新，使“天下凤凰”主题不断深化，层次不断提升，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通过精心策划一系列有重大影响力的盛事活动，邀请国际、国内政要视察凤凰，邀请体育明星、影视明星、知名专家学者和大企业、大集团CEO游览凤凰，增强凤凰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为凤凰争取更多的客源。

四、晚间娱乐活动产品开发

完善和充实凤凰晚间娱乐活动的主要构想有。

（一）利用沱江夜景，组织晚间边就餐、边看文娱演出的活动。沱江夜景亮化工程第三期已经启动，笔者认为应该把这种静态的美动化，把具有凤凰当地民族特色的演出融合到这种美丽的夜景中。如可以在沱江里设几艘龙船，游客可以晚间坐在龙船上边品尝当地的特色饮食边欣赏具有地方民族风味的演出，但特别要注意环境的保护，不能让任何一点垃圾进入沱江，保持沱江水的清洁是关键。

（二）在勾良苗族村寨等苗寨可以兴办篝火晚会，吃烧烤、自助餐、跳民族舞，同时伴有苗族特色的文娱表演和一些富有参与性的游乐活动。作为旅游者，他们渴望在一次旅游经历中有更多的新鲜有趣的体验，这种体验的实现，必须有相应的可参与的活动和项目。因此，凤凰苗寨应该着眼于体验旅游产品的开发，提高游客的可参与性，让游客在自娱自乐中感受到凤凰的美丽与魅力。

（三）将娱乐和晚间购物结合起来，形成以购物为主，文娱活动和文化书市穿插其中的购物夜市环境，因为晚间游客的时间比较充裕。凤凰文化深厚，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工艺品也是琳琅满目，利用晚上的时间，应为游客特别是购物兴趣浓厚的女性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购物场所。要保证这一比较理想的购物场所的提供，当地政府就应该加快市场管理、整顿市场秩序的混乱、狠抓安全，严防以次充好、欺诈游客的不良现象的发生。

（四）结合凤凰广场和从文广场的设计，建设古城旅游夜生活区。采用丰富的灯光设计，努力创造一个欢畅、愉悦和热烈的气氛。组织游乐、购物、餐饮、演艺等多项活动。凤凰广场和从文广场在古城内相对而言是人流量和容量比较大的地方，可以打造成一个晚间娱乐大世界。

（五）组织外埠文艺单位来凤凰演出，也可组织一些高雅文化艺术团体来凤凰演出。目前我国一些城市严肃高雅音乐市场正在回升，少数大城市已出现火爆现象。高雅艺术进校园等一批活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一轮新的消费时尚将逐渐延伸、辐射到凤凰。

（六）严格禁止黄、赌、毒，对游客的娱乐行为加以引导，提倡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娱乐方式，对现有的歌厅、舞厅、洗浴中心加强管理。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评估

[中图分类号]F29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4-0028-04

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政治日渐共融，文化在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增强城市发展后劲中的作用愈显突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记忆的沉淀，具有时代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合理评估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善待、延续和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应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

一、相关文献回顾

国外（以欧洲为代表）有着悠久的文化遗产保护历史，19世纪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文物保护法，并逐步完善成为一整套保护体系，普通国民文物保护意识也得到很大提高。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并购行为日益增多，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研究逐渐产生。卡拉马（Arjo Klamer）研究了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1]，并研究了文化遗产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计算方法[2] 。施罗斯比（David Throsby）和卡拉马（Arjo Klamer）提出了文化遗产经济学的构建[3]。施罗斯比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4]。梅森和玛塔提出了以价值观念为基础的遗产保护模式[5]。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纯经济学的角度对遗产价值进行评估。由于文化遗产的很多价值无法直接在市场得到实现，西方国家出现了“反评估”的思潮，一些学者反对把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一切要素纳入货币化管理，呼吁重视“无价格管理手段”（如法律、行政工具）的应用[6]。

国内已有许多学者对文化遗产价值评估进行过研究。侯晓飞[7]认为要解决城镇化过程中遗弃、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甚至文化遗产消失的问题，首先需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明确其历史文化价值、开发利用价值和旅游价值，明确其在国内外人类遗产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李宪宏[8]认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主要有定量和定性两类方法，其中，定量评估方法是通过统计、分析、计算，用具体的数量来表示历史地段旅游价值的方法，现有的定量数理统计方法主要有技术性的单因子评估法、旅游性的多因子评估法和共有因子旅游评估法，定性分析方法包括对比法和实证分析法。杨志刚[9]认为在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评估方法研究方面，不仅需要借鉴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方法，还应对其所采用方法的筛选问题和可能性问题进行研究。

可以看出，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问题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的广度和和深度也不断得到拓展。

二、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指标体系

（一）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文在借鉴以上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搭建囊括文化价值评估、开发利用价值评估和旅游价值评估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综合价值评估指标体系（见表1）。

（二）评估方法

本文采用专家征询法，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征询相关专家对于上述指标体系中各指标重要程度的意见，在获得不同专家对于各指标权重的打分资料后，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到各评估指标的权重：

公式中，为第i项指标权重，为第i项指标平均值，n为评估指标的项数。

各评估因子的权重表示该项内容对历史文化遗存价值的影响。影响大的权重高，影响小的权重低。所有评估因子的权重之和为1，其中每一项评估因子的权重介于0～1之间。通过计算各评估因子的权重，结合表1得到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评估指标权重表（见表2、表3、表4）。

同时，根据上述计算得出的各指标的权重数，结合各评估因子的赋值标准，对各评估因子进行合理的赋分（见表5）。

通过上述模型可以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综合价值进行评估，为了更加清楚地展示评估结果，依据综合评估分值，可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分为五级，从高级到低级得分值域分别为：五级90～100分，四级75～89分，三级60～74分，二级45～59分，一级30～44分。此外还有未获等级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分值域0～29分。其中，五级称为“特品历史文化遗产”，四级和三级通称为“优良级历史文化遗产”，二级和一级通称为“普通级历史文化遗产”。

三、即墨市鳌山卫古城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评估

（一）鳌山卫古城概况

鳌山卫古城位于青岛即墨市东部，先后存续了565年，是明朝初期设立的与镇海卫、威海卫齐名的沿海十八卫之一。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记载，鳌山卫古城初建于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初建时城墙为砖石结构，周长约2500米，高约11.6米，厚约6米。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分别名为“镇海”、“安远”、“迎恩”、“维山”。城墙外修有护城河，宽约8.3米，深约5米，引海水入河。海潮可抵东门，船只由海可直达护城河。城中建筑方正对称，街道形如棋盘，四门洞达。城内有卫署、学宫、经历司、仓廒、文庙、武庙、天齐庙等建筑。城西筑有演武厅，设厅堂、点将台等。

通过实地走访古城遗址（古城遗址坐落于现在的鳌山卫镇北里村、东里村、西里村和南选村，占地面积约为1平方公里），我们发现，目前鳌山卫古城仍有部分古迹留存，现存比较完整的古建筑为陈希瑞故居，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其他留存的古建筑主要分布于横贯古城的南北大街两侧，有几十座建造近百年的渔民住房，古城南门、北门上的石牌，旗杆石等分散在各处。当地的老人仍能根据亲眼所见或其长辈的口传描述出许多当年的情景。

通过和鳌山卫镇相关部门的交流，发现目前鳌山卫古城遗址保留完好的地上文化遗产（主要是地上建筑）很少，但鳌山卫古城遗迹和有关资料保存完好，包括古建筑物的图纸、整个鳌山卫古城遗址的位置图等。

（二）评估过程与结果

以文中构建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评估指标体系为标准，以鳌山卫古城历史文化遗产的实际情况为依据，通过专家征询法获取专家对于鳌山卫古城不同评估指标的分值，计算得出鳌山卫古城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结果（见表6）。

（三）评估结果简析

根据评估结果，鳌山卫古城历史文化遗产的综合价值得分为65.5分（总分100分），其中，文化价值、开发利用价值和旅游价值，得分分别为45.9分、11.3分和8.3分（总分分别为75分、15分和10分）。根据价值评估指标体系中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等级的划分标准可知，鳌山卫古城历史文化遗产应属于三级历史文化遗产，是“优良级历史文化遗产”。

四、鳌山卫古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建议

（一）加大对鳌山卫古城文化遗产数据资料的收集与整合

鳌山卫古城遗迹众多，但现保存完好的文化遗产较少，致使专家们对鳌山卫古城历史文化遗产的评估价值偏低，也使得青岛市在其蓝色硅谷核心区规划建设中未将鳌山卫古城遗址的保护与利用纳入到城市规划建设中。在此背景下，加大对鳌山卫古城文化遗产数据资料的收集与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前期实地调研期间，通过和鳌山卫镇相关部门的交流了解到，目前鳌山卫镇已成立相关部门编写《鳌山卫志》，书中就有鳌山卫古城遗迹的详细内容，为人们全面了解和认识鳌山卫古城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二）使鳌山卫古城遗址成为即墨市标志性历史文化旅游建筑

作为明初设立的十八个以“卫”为后缀名的具有军事防卫职能的地区之一，鳌山卫古城的保护工作应引起高度重视。可将鳌山卫古城遗址的保护与恢复、开发与建设纳入青岛市蓝色硅谷核心区规划建设中，统筹考虑，使之成为该核心区的标志性历史文化旅游建筑，同时成为核心区经济发展的新的支撑和拉动点。

（三）借鉴国内的成功经验，实施系统性、区域性、连贯性操作

在规划重建鳌山卫古城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与挖掘、修复与恢复、开发与经营的经验，实施一体化规划、市场化操作、投资开发者经营、本地村民进驻的方式，突出鳌山卫古城军事防卫职能的特点，彰显青岛本土明清时期的军事文化，使鳌山卫古城成为青岛市古今文化建设旅游区的主要代表之一，成为能够代表青岛市的又一特色城市名片。

（四）区域整体保护与开发

鳌山卫古城的保护与恢复、开发与经营，必将对鳌山卫古城周围区域起到梯度辐射带动作用。因此，必须注重古城周边环境的协同保护与规划，从整体上对鳌山卫古城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划与开发。

[参考文献]

[1]Arjo Kramer. the Value of Cul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s and Arts[D].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1997：83

[2]Arjo Kramer. Accounting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s[J].De Eonomist， 2002（4）： 150.

[3]David Throsby， Arjo Klamer. 为过去付费：文化遗产经济学[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25-138.

[4]David Throsby. Cultural goods consumption and cultural capital[EB/OL].[2013-09-22].http：//www.uni-siegen.de/～vwliv/papers/current/86-00.pdf.

[5]Randall Mason，Marta de la Torre.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values in globalizing societies[EB/OL].[2013-09-20].http：//.

[6]蔡建辉. 城市森林的环境价值评估及其政策[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01.

[7]侯晓飞.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旅游资源价值评价研究[D].天津：天津商业大学，2011.

[8]李宪宏. 历史地段的再开发—兼论上海外滩地区城市功能的置换与历史风貌的延续[D].上海：同济大学，1996：3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