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正剧应忠于历史

【摘要】帝王的影视作品充斥着近年的影视文学市场，但更大的商业追求，忽视了历史题材的社会价值。《汉武大帝》也同雍正、乾隆等帝王作品一样，过高的帝王形象的塑造和人为的失实虚构，对人们正确认识历史、认识帝王和唯物史观的形成带来了负面影响。

【关键词】帝王作品忠于历史

在新的时代里，影视文学以其形象性、通俗性、娱乐性等特点，正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这也是影视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但是。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在关注商业性、娱乐性的时候，却更多的忽视了它的社会功能，特别是一些帝王系列的历史剧，把帝王们的文治武功吹得神乎其神，仿佛他们都是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明君。天降的救世主，功德无量，流芳百世，苍生就是靠着他们得以图存，历史就是靠着他们得以发展，这种过于艺术化的形象塑造，给人们认识历史、认识帝王造成了错觉，特别是对青年一代人正确历史观的形成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以历史正剧《汉武大帝》为例。这部耗资巨大，篇幅冗长，号称“弘扬民族精神”的帝王剧，在对历史的关照中，许多硬伤的出现，给观众造成了许多的困惑。这种把戏剧和正史捆绑销售的臆说历史给不具备专业知识的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首先是对汉武大帝刘彻这一人物形象的把握上，同康熙、雍正等历史剧中的形象把握一样，同样存在着拔高汉武帝的非历史成分。历史上的汉武帝确实是一个政绩卓著的帝王。他的功绩从政治上讲，加强了中央集权。推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在经济上，搞盐铁官营。在黄河流域大兴水利屯垦。遗使交通西域，引进外来文化，首次开辟了丝绸之路等等。多方面发展社会经济，出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繁荣：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帝王的要求上来。巩固了封建君主的统治地位：在军事上，加强骑兵建设，选拔优秀将领，从而为他的反击匈奴、强化君主集权创造了条件，成就了他的一番辉煌的大事业，使汉朝成为了东方的巨人帝国。当然，他的最大功绩还是取得了抗击匈奴的伟大胜利使中国在数十年内解除了匈奴之患。同时，他又发兵平定西南、东北和闽越。“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范文澜语)。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功业。

但是，他毕竟是封建帝王，其历史功业并不能掩盖他的残暴。汉武帝的弱点和罪过为后世诟病的头一条就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实施思想专制”。在他的晚年竟因巫蛊兴起大狱，并由此牵连致死的有数万人之多。这也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历史剧在表现他的功业和暴戾恣睢上，明显地出现了偏差，过多地表现、歌颂了他的功业，用“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这一极尽赞美之词为其歌功颂德，而掩盖了他的残暴。使其成为了“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这种片面表现历史的艺术表现方式，无疑影响了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对历史的认识。

其次是违背汉朝皇帝制度，混淆君臣身份。把政府文书作成舞台道具。封建社会里表示皇帝名字那个字不能写也不能念，必须换个相同意思的字表示，叫“避讳”，如高祖名邦，碰到邦字就要换成国，碰到彻字就改成通。剧中宫女宦官大臣对皇子刘荣、梁王刘武等直呼其名，称同姓诸侯为刘姓诸侯，大臣在皇帝面前称自己姓氏，皇帝车过闹市民众就在车边走等情节都违反汉朝制度。

皇帝制度必须配合一系列具体的执政程序和机构，以保证皇帝政令能切实执行，最基本的有玺印、虎符、诏书制度。先说玺印，剧中景帝在周亚夫细柳营门前被守卫士兵拦住。景帝派晁错拿着传国玺去说明皇帝身份的情节不是史实。史书记载汉代皇帝有七枚玺印，一是剧中出现的传国玺，平时由少府属官符节令掌管，在皇宫中有两名叫尚符玺郎的官吏专门负责保管，绝不是剧作者臆想的那样，皇帝像土财主一样把传国玺随时揣在怀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其他六颗玉玺则是史书记载中汉朝皇帝在行政事务中使用的，分别刻着“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汉朝皇帝的用玺制度规定：一般的行政事务诏书盖皇帝行玺：给诸侯王的诏书和发兵诏书盖皇帝之玺：任命三公大臣盖皇帝信玺。外交文书盖天子行玺；给匈奴等周边部族首领的诏书盖天子之玺：征发外国军队和祭祀天地鬼神盖天子信玺。六玺都用白玉雕成。螭龙纽。用今甘肃武都产的紫色印泥盖印，而不是剧中使用的红色印泥。汉朝这套完整的用玺制度是为了防止有人伪造诏书，保证皇帝诏书的真实性。而剧中不仅不表现秦朝以后中国古代政府文书行政的高度制度化内涵，皇帝诏书都是一个模样，又想当然把秦玺当作汉玺，紫泥变成朱泥。

虎符是皇帝把地方军队交给将领调动的凭证，在西安曾出土过两件秦的错金铜虎符。都是中分为两半，左右各有内容相同、用金丝嵌成的铭文。汉代“兵农合一”，士兵绝大部分是农民，平时生产，战时由地方官按户籍征兵，皇帝从中央派将领到某地调兵时，就把嵌着该地地名的右边一半交给将领，将领把右虎符拿给地方官，地方官把两半合在一起，就是“会符”、也称“合符”。只有当两半虎符形状一样，铭文也一样时，地方官才能在该地征集士兵交给中央来的将领统领。剧中梁王从周亚夫手里接过虎符时没有合符的动作，也没有梁王把军队交给周亚夫的剧情，根本看不出虎符的作用。此外，有多少郡国，就有多少个虎符。周亚夫从关中(今陕西)一路到洛阳、又到前线，景帝交给他的虎符应该不止一个。剧中窦太后说虎符的另一半在北营中尉手里，按照史书记载，长安城北驻扎的是北军，由大将军直接统领兵卒，领兵时用皇帝给的节。不另用虎符为凭。

另外。剧中历史发生的时代纸还没有发明，当时人们在竹片、木片上写字，根据书写内容的不同，竹片、木片的长短也不同，一般是1厘米宽、23厘米长，即汉尺一尺长。皇帝诏书用一尺一寸长的简，叫“尺一之诏”，长方形的木版叫牍，上计文书就写在木牍上。剧中所有的简长短都一样。不用木牍，窦婴在编成册的数片简上写一个字，都不合汉制。剧中皇帝诏书写在黄地红边的两色丝绸上，更是近乎舞台戏中的道具，不是史实。

三是是李广与卫青关系的处理。从历史上来看，卫青和李广关系很不好，李广后来的自杀和卫青有很大的关系，而电视剧在处理李广被俘后中途逃回汉朝这一情节时，让卫青帮李广交纳赎金。这显然是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四是对司马迁外形的塑造。司马迁因得罪汉武帝而被处以宫刑，而受过宫刑的人将会失去男性的部分特征，比如，声音变得柔细，胡须消失等，这对稍有点生活常识的人来说都是十分清楚的，而电视剧却让司马迁长着一缕长胡子。这不能不说是电视剧在处理历史事件上的一大败笔。

五是艺术虚构上不够妥当。戏剧不是历史。历史也不是戏剧。没有虚构怎能成戏呢? 问题只是虚构得是否合理，是否巧妙，是否好看。在本剧的前40集中，至少有两处的虚构很不妥当。一处是武帝需要调发会稽的军队平定闽越的叛乱，可是调兵虎符被窦后扣着，只好用天子的信节去调兵。这一虚构不符合常理，而事实却如武帝自己说的：“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再一处是游侠郭解忽然充当了刺客，在朝廷晚宴上向汉武帝射了一箭。这个虚构的情节更加离谱。真要那样，底下接着来的就应该是全国性的大抓刺客，大搞肃反运动。还打什么匈奴?

另外像马蹬是后世才有的东西，电视剧里却多次用特写镜头表现。再如剧中汉武帝让侍从和自己交换角色戏弄匈奴使者的典故。其实最早是发生在战国赵武灵王时期，后来影响更广泛的是来自《世说新语》中关于曹操的“捉刀记”。周亚夫在细柳营严厉治军、不向汉景帝行君臣礼而是行军礼的描述，在历史上这一典故是发生在汉文帝身上的。有些大家非常熟悉的典故和成语，比如说，淮南王讲“撼山易，撼李广将军难”就是套用南宋时金人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像这样的话给人一种比较别扭的感觉。类似移花接木的情景在《汉武大帝》中出现不少。

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帝王将相的作用再巨大，对人民群众而言，总是渺小的。在处理帝王对历史发展的作用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能无限地夸大帝王将相的作用，也不能过分地美化帝王将相的形象，毕竟作为封建君主，他们的局限性还是十分突出的。只有准确地把握和正确地处理这一关系，还历史于真实，才能发挥帝王剧的作用，毕竟许多不谙世事、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就是靠着这些“艺术品”的教化认识封建皇帝的，失实地艺术化帝王将相，会让他们觉得帝王将相是多么可亲、可爱、可敬、可乐，皇帝风流倜傥，豁达大度，文韬武略，安邦治国。要权势有权势、要金钱有金钱、要美女有美女。想什么来什么，要什么有什么。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使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难免想入非非。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封建历史悠久。传统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尽管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铲除封建王朝、把专制独裁的皇帝拉下马已近一个世纪，尽管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进行着民主和科学的艰难教育，但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深入人们的血脉，一些人在内心深处依然潜藏着或明或暗的封建帝王意识。君不见。在近年来一些帝王影视作品的“浸淫”下，在某些人的头脑里，已出现了潜藏的封建帝王意识逐渐在发酵、在膨胀的现象。比如。一个县级市新上任的市委书记，领袖欲扩张起来也搞起“我挥手你前进”的阅兵式：一个乡镇的办公楼竟完全仿天安门城楼式样建造：一个小学教师，让学生作臣子，他坐在“龙椅”上接受跪拜。想当皇帝简直想疯了。这不能说不是“帝王戏”潜移默化的结果。

皇帝是什么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是封建专制统治集团的最高统治者，集贪婪、残暴、凶险、阴毒于一身。生杀予夺，一言九鼎，骄奢淫逸，天下之最。可是。某些影视作品中的皇帝是那样的和蔼可亲，那样的体察民情，有的微服私访，有的可以跟仆人哥儿们似地逗乐嬉戏，简直成了人民大众的阶级弟兄。要知道，皇帝是高高在上的“真龙天子”，匍匐在地的草民别说调侃、顶撞，就是抬头看上一眼。也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啊。

因此，我们的剧作家在对帝王形象的塑造上，既要反映出帝王的雄才大略，又要表现他们的暴戾恣睢：既要表现出帝王可敬的一面，有效表现出他们可憎的一面。让人们真实地、全面地认识历史。

总之，对历史剧的编写，应该抱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一定要尊重历史的真实，写皇帝也要实事求是，客观真实，严肃认真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尽管作为文艺作品可以有艺术的加工。但绝不能脱离史实。只有这样，才能给人们以娱乐的同时，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