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的意义范文

历史地理学的意义篇1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充满了强烈的反本质主义色彩，他认为“文学性”的语言建构了多种对象，铸就了各式的想象或概念。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以文学性，文学性与历史性在历史修撰中走向融合：用来叙述事件的历史话语充满了隐蔽的诗意内涵；由叙述所形成的历史文本具有深层的诗性结构；在以上基础上建构的历史诗学呈现出明显的诗化形态。

【关键词】 文学性；历史性；海登·怀特；历史诗学

20世纪的知识谱系使“文学性”和“历史性”分别成为文学和历史的专有属性，因而“文学性”与“历史性”在学科分类的知识格局和科学视野中曾走向对立。诸多论者都曾将“文学性”问题归结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如乔纳森·卡勒就提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可从两个角度加以理解：一是“关于文学的一般性质”；二是“文学与其他活动的区别”。这一理解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论者在众多话语中寻求文学独立地盘的努力。以“历史性”而论，即使是反对史学中的自然科学或实证主义思潮的柯林武德也指出，“一门科学与另一门科学不同，在于它要把另一类不同的事物弄明白。历史学要弄明白的是哪一类事物呢?我的答案是res gestae[活动事迹]：即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这一论析同样可以看到历史研究者对历史事实的“圈地运动”。

然而，随着“语言学的转向”，“意义本体论”受到严峻挑战，语言活动与实际世界的指称关系被割断而走向反本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说”以形象的描述为“文学性”与“历史性”的通约提供了合法的理论支撑，使“文学性”与“历史性”从冲突走向融合。海登·怀特自信地宣言，史学家对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文学性”决非限制了“历史学家的身份”，“恰恰是他们话语中的这种艺术或文学成分”“巩固了他们作为‘经典’历史作家的地位。”其历史诗学撼动了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坚韧藩篱。

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

经典作家往往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将历史的客观性界定为归根到底意义上的物质性，因此，建立在此基点上的历史被认为是用历史话语撰写的具有真实性或客观性的事实。将历史学的“真理”与“科学”相联系，使历史与文学相分离，都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物，无论是作为“符合性的真理”还是“融贯性的真理”都赋予了历史的绝对客观性。

然而，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是通过文字或符号而再现或表现的事件，而且是历史学家通过解释文字或符号的涵义而再现或表现的事件，这就使具有诗意内涵的解释性语言在其中大有可为。海登·怀特认为，“历史领域中的要素通过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被组织成了编年史；随后编年史被组织成了故事，其方式是把诸事件进一步编排到事情的‘场景’或过程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随着科学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衰退，“历史研究已经受到质疑，其探求真相的能力完全被否定了”，后现代主义认为，“撰写历史不是一件寻找真相的工作，而是在表现历史学家的政治理念”。因为历史话语是一种叙事话语，而“叙事只是构筑了关于事件的一种说法，而不是描述了它们的真实状况；叙事是施为的而不是陈述的，是创造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这意味着历史事实是已经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在本质上是已经不在场的，而为了将其建构为人们思辨的对象，它们必须被叙述，这种叙述是语言凝聚、替换、象征化和某种贯穿着文本产生过程的产物，再现甚至表现过去发生的事件。海登·怀特指出：“历史叙事是指叙事作为语言人工品，用来构成已逝去因此不再受试验和观察所控制的结构模式和工序”，“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它们与科学领域的叙述不同。”

海登·怀特所揭示的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是以弱化、淡化以至消解语言的逻辑功能获得的。众所周知，20世纪西方主要学术流派的讨论都是以语言问题为中心而展开，大都诉诸语言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将语词从逻辑法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返回其日常用法，回归其具体性、生动性和诗意性，极力彰显语词无所不能的魔力。海登·怀特将“文学性”延伸到了传统观念认为的最不可能的历史领域，在他看来，如果说年代纪和编年史较少人工过滤的痕迹，比较接近事件的真相，那么，历史书籍中的历史事实经过了筛选、编排、解释并因此具有了叙事功能之后，显然就成了虚构的产物，成了主观构造的历史。那就使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没有区别，历史话语也就相似于文学话语。为了揭示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海登·怀特根据传统诗学和近代语言理论关于诗性语言或比喻性语言的分析识别了话语的四种主要转义：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而转喻、提喻和反讽都是隐喻的一种，并认为“我们话语总是有从我们的数据溜向意识结构的倾向，我们正是用这些意识结构来捕捉数据的。”虽然转义是所有现实性话语都试图逃离的，但这种逃离是徒劳的，由所有话语建构的客体都是转义的结晶。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是通过隐喻来实现的。“隐喻根本上是表现式的”，“在隐喻(字面上是‘转移’)中，诸现象能够根据其相互间的相似性与差异，以类比或者明喻的方式进行描述”，面对两个对象的显然不同，隐喻强调的是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因此，隐喻的主要作用不在于对语言形式的修饰，而是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它扩展了语言，创造了“自有的表述”所无法表述的东西，以认同的方式和用非现实的、情意性的逻辑建构了一种观念世界，超越了线形关系和思维的线形过程，克服了逻辑常识的障碍，发现了事物“本质”间的关系，使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人类藉此建构世界并体验万物的可亲，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了充分自由的想象空间。那么，隐喻作为一种启发性规则，控制着历史解释，从而也控制着历史的意义，它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的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这种比喻实在论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合观念。虽然海登·怀特承认比喻性语言表述的实在其实就是一种想象，但实在与想象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因为实在不能被直接理解，惟有通过诉诸于语言的想象才能接近，因为“甚至在最简单的散文话语中，甚至在再现客体只不过是事实的情况下，语言运用本身也能在所‘描写’的现象之下或背后投射辅助意思。这层辅助意思完全不顾‘事实’本身而存在，而且不顾文本在超描写的、纯粹分析和阐释的层面所提供的清晰论证。比喻的层面产生于建构的过程，其性质是诗意的”。

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

如果说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只是形成了历史局部的“文学性”，那么，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则创造了具有“文学性”的整体历史。海登·怀特称，无论是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还是历史哲学家的历史哲学著作，都借用了文学创作的方式，在形式上都存在与文学作品一样的语言深层结构，即诗性结构。他坦言，为了确定经典作家的著作中确实出现过的不同历史过程概念的家族特征，“将把历史作品看成是它最为明显地要表现的东西，即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为此，他将19世纪的欧洲历史阐释成以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为根基而建构的历史，他努力确认史学家如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等记述历史事件的结构构成。在他看来，这些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地位赖于他们思考历史及其过程时预构的而且是特别的诗意本性。“黑格尔把普鲁士国家看成是历史发展的顶峰，麦考来把英国的宪法体制看成是历史发展的顶峰。其实，成其为所谓历史发展的顶峰的，既不是普鲁士国家也不是英吉利宪法，而是黑格尔、麦考来本人以及他们的构思。”海登·怀特对他们的构思进行了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的解释。 转贴于

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仍然是由语言构成的。因为结构的要素是由历史学家语言的风格来确定，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有意识地运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有效地引导读者按照历史学家设想的方式进行历史理解。而历史学家设想的方式就是他们所预设的不同的历史叙述所共同具有的诗性结构。

海登·怀特努力在不同的历史叙事中寻找共同的诗性结构，在不同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不同历史思维中挖掘相同的结构因素。历史与文学一样，也参与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想象的”解决，历史作为叙事，使用了“想象性”话语中常见的结构，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的形式。他对历史修撰和历史研究的研究都以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特定模式和概念为基础，将历史认同为与文学具有相同叙事性的话语模式，着力将历史叙事与修辞技巧相结合、历史意识与重建历史相结合、解释历史与建构历史相结合，而极大地彰显了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

为了呈现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海登·怀特采取了形式主义的方法。他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以新名词“元史学”来代替性地表述“思辨的历史哲学”之义，不仅内含着对“思辨的历史哲学”这一原型历史哲学的回归，而且为他从更具体的形式主义的层面阐述关于历史思想模式的一般结构理论奠定了重要的逻辑基础。他着意阐明历史学家特意选择某个中心进行叙述的目的，揭示历史文本所包含的历史学家的某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叙事在编织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要素如故事的开头、中间、结局等的组织和言说都与历史意义的构成联系在一起，故事被认可为一种历史认识的形式，历史叙述也就成为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诗性感悟的形式化，历史学家在历史表现中充满了强烈的诗性感悟。可以说，我国古代的历史经典《史记》就是对这一情形的完整注释：由司马迁诗性感悟的形式化所构筑的历史叙述得以确认，《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与文学的双重文本地位获得巩固。众所周知，由于李陵事件，即使具有强烈的历史正义感的史官司马迁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个人情感支配其历史叙述的情形，在形式上将项羽列入“本纪”，将刺客们归入“列传”进行激情叙述，他置国家意识形态约定俗成的天子、忠臣、百姓、叛臣的等级文化地位系统于不顾，而是将叛臣和逆民编排进历史叙述的正式文本并置于较高地位，而且在“本纪”、“世家”、“列传”的每篇都通过或为序或为赞的“太史公日”充分表达自己的历史洞见和个人情感，《史记》也因此既成为震古烁今的史诗，也是愤激勃勃的抒情诗。而且《史记》作为《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司马迁写韩信的时候不是从某年某月韩信出生在什么地方这样开头，而是直接写了韩信胯下受辱的一幕。这种结构显然融入了司马迁的诗性感悟，而正是作者诗性感悟的形式化，才打动了一代一代读者，才使这一史学经典产生了恒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而且，历史都是由人叙述的，叙述人不一样，呈现出来的历史面貌也不一样，比如同样一段历史，在司马迁和班固的笔下就有区别。这种情形从表层看与诗性的语言有关，但海登·怀特认为更根本的是诗性结构，为了说明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历史学家必须先将文献中记载的整组事件预构成一个可能的、概略的知识客体，这种预构行为是诗性的，预构者具有“诸异教民族最初创始人的那种心灵状态，浑身是强烈的感觉力和广阔的想象力”。也就意味着在史学家自己的意识系统中，预构是前认知的和未经批判的，其结构的构成也是诗性的。海登·怀特遵循维柯的诗性智慧，证明每一位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的诗性预构行为最终都构成了他们独特的历史哲学，即历史诗学：历史永远无法绝对客观，尽管在历史的研究中仍然要尽量摒弃主观的东西。

历史诗学的诗化形态

海登·怀特所揭示的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浇铸了其历史诗学的诗化形态。这一诗化形态不仅因为其文本的形式主义美学意义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而且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因历史表现问题成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使形式置于内容之上其意识形态意蕴格外深沉。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的诗化形态不仅示范性地体现了后现代语境下历史表现将形式置于内容之上的现实，而且其诗化形态本身也昭示了包括海登·怀特自身历史诗学在内的任何诗性预构的理论都需要在理解和解释中存在的学术取向。

首先，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充分体现了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内涵和操作规程。他对历史研究的研究达到了高度的形式化和技术化，他通过形式化的方法竭力证明和挖掘历史表现形式中隐含的诗化因素。他将历史著述分成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五个层次，其中编年史和故事是历史讲述中的原始要素，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三种模式不仅是史学家编排故事的方式，而且也是史学家解释历史的模式。他以19世纪欧洲的四位历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四位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历史写作为例，几乎是公式化地分别套用了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所归纳的四种文学原型所提供的线索区分了浪漫式的、悲剧的、喜剧的、讽刺式的四种情节化模式；根据斯蒂芬·佩珀在《世界的构想》中的分析区分了形式论的、机械论的、有机论的、情境论的四种形式论证范式；借鉴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的论证细分了无政府主义的、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然后就是三种解释模式中每一种解释模式下四种类型相互之间的排列组合。虽然哈贝马斯认为“从理论上讲，一切命题都应该能够用公式化的语言加以表达或者都能够用这种语言的陈述加以转换，而不管它所涉及的是同义反复的陈述还是包含着经验内容的命题”，“理论命题乃是‘纯粹的’语言要素演算”，“公式化的陈述是从一切不是处在符号关系层面上的成分中提炼而成的”，但由于海登·怀特的这些套用都包含着假 设、理解和解释，就会否认或消解经验事实和经验命题之间的区分。于是，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及其各自的子系统之间的特定组合关系就形成了米什莱的浪漫式情节、形式主义论证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蕴涵；兰克的喜剧式情节、有机论的形式论证、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蕴涵；托克维尔的悲剧性情节、形式论和机械论的形式论证、自由主义观点和保守主义语气集于一身的意识形态蕴涵；布克哈特的反讽式情节、情境论的论证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蕴涵。而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及其各自的子系统之间的特定组合关系模式同样也适用于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四位历史哲学家的著作。

学界有人认为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义是把文学的意义归结为一种话语经验，忽视形式所指称的对象，在通过文学性建立纯粹自我的文学类属性的时候使文学走向了虚无主义。但是，海登·怀特将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进行了成功的嫁接，换言之，他的形式主义形式化的操作规程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内蕴，他的历史诗学的诗化形态代表了作为反本质主义普遍倾向的形式主义文艺批评向历史研究领域的强力渗透。在他看来，形式本身是为内容而存在的，叙事是历史再现的话语形式，叙事不仅传达意义，而且创造意义。这种诗化形态的呈现是对历史文本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祛魅，是对历史文本如何受到语言深层模式、历史环境、认识条件甚至学术体制等各种力量制约的解剖。因为就如海登·怀特在赞同弗罗伊德、福柯等的观点时所分析的，“通过对其文本的阐述，通过不将这些文本的‘意义’归于其它‘事实’或‘事件’，而是归于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这一系统被看做是‘自然的’，而不是被看做一个给定的社会群体、阶层或阶级的实践的特定代码，那么，他们是如何确立其话语的合理性的呢?这将会把诠释的兴趣从所研究文本的内容转向其形式特性，这些形式特性不是被当做一种相对空洞的风格观念，而是被看做一种既公开又隐蔽的代码转换的动态过程，通过这种代码转换就在读者中唤起并确立了一种特殊的主观性。读者对世界的这种再现应该是实在的，因为它同主体所具有的与其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状况的虚构关系是相契合的”。

海登·怀特不仅在上述意义上对19世纪欧洲的四位历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四位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历史写作的形式主义所蕴藏的历史主义内涵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而且他的诸多论著都是在践行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在采用一般性结构主义的历史叙述理论。他在对自己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解剖中声称，自己这部著作的论证模式是形式主义的，情节化方面是讽刺式的模式，在意识形态方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挖掘了19世纪欧洲的四位历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四位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历史写作中的诸多假设，而且也假设他自己的诸多论著中的诸多理论前提，“我假设了……”的用语在他的论著中随处可见；他不仅提出预构理论，而且运用预构理论进行自己的历史写作。虽然海登·怀特如是做遭到很多非议，但其意义是深远的：他不仅宣示了对任何历史、史学思想进行多样化解释的可能性，而且亲自实践了传统观念认为的最不可能的历史与“文学性”相联系的维度。

的确，相对于海登·怀特反本质主义的历史诗学，“形形色色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被确认为理性的反映和体现，它们既能够主宰行动，又能够决定诸多假设性的普遍范式。于是，对这些观点的拒斥就被说成是一种针对‘科学’的‘冒险’行动”。尽管文学与哲学、历史等的对抗从柏拉图时代延续至今，然而，当下文学批评研究转向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成为已然的事实并不说明文学批评的消失，而“把一种文学批评研究称为一种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就是对它的最高褒扬，这种褒扬通常意味着该工作已成功地把文学语言不断转化为更普遍化因而也是更稳定的知识领域内的术语。”依照海登·怀特反本质主义的视野，使历史清晰可知的模式就是文学叙述的模式，就是一种修辞模式，正因如此，不仅在作为历史分支之一的文学史研究领域有学者对早在20世纪40年代林庚的《中国文学史》的论述模式——一种以“诗性智慧”或者“诗性逻辑”进行的书写模式是“诗”的而不是“史”的精神和观点颇遭非议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而且即使是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乔纳森·卡勒也自然而然地应和海登·怀特的观点揭示了文学以外其他学科的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为了说明修辞手法在其他类型的话语中同样可以塑造思想，理论家们论证了在非文学性文本中文学性的重要作用”。当今的一些文学个案的研究如有学者提出汉代贾谊的《过秦论》从史学经典演变为文学经典不仅全面解析了学科分类巨变的成因，而且深刻揭示了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通的可能性条件和既成现实。

因此，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不仅激发人们重新思考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与历史真实可能性的关系，认识“文学性”在历史建构中的作用；而且启发文论界充分发掘“文学性”对各学科和各领域的渗透现象，由此寻求文学理论建构的新维度，其价值与意义值得中国当代文论予以重视。当然，由此我们也看到，“二十世纪科学产生了一个奇异的悖论，科学的非凡进步，既导致了我们能够认识应该认识的一切这一信念，也孕育了我们不可能确切认识任何事情的疑虑”。海登·怀特所揭示·的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通不仅昭示了因反本质主义立场而显现的学科普遍开放的趋势，而且深刻透视出科学时代的暮色中知识限度带来的苍凉。历史作为一种知识，不可能重现“发生的事件”，因为“人类所能真正领悟到的不是事物的本性……乃是他自己的作品的结构和特性”。

历史地理学的意义篇2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历史地理学的意义篇3

系个体,而历史则由客观的事实变成了同样需要阐释理解的“镜像物”,成为“镜中的历史”,文学文本和其他的社会“事实”,如报纸、杂志、教科书、日记乃至法院、教会、政府、家庭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话语-权力”的表现形式,是意义深远的社会调节行为。在新历史主义者眼中,艺术作品不是历史经验在上面留下印记的被动的外表,而是历史经验形成和再形成的创造性动因之一。这样,文学不仅仅成为与历史并列的“学问”,而且对历史研究有着自己的能动作用,文学与历史呈现出一种“互为文本”的状态。

一、文学研究的历史回归:新历史主义与20世纪文论思潮

纵观西方文论发展史,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可以粗略地分为非历史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两种。非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割断文学与作者、读者以及它所反映的世界的确切关系,抓住文学的语言特性展开理论和批评实践。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则强调文学是外在于它的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对文学的理解依赖于对产生它的整个“大语境”的理解。

20世纪初期,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西方文论发生了重要转向。以俄国形式主义及布拉格学派为代表,文学的研究对象从作家或作家的心理、社会、历史等方面转移集中到文学作品本身的形式、语言、语义等方面的“内部研究”,在研究中突出科学性和客观性。结构主义、符号学直接借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把本文视为能指和所指的完整统一体,却忽略了其中的个性、差异、非中心化以及社会历史具体性;阐释学的“本文”虽具有基于个体自我阐释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重视读者的地位和作用,但对文学与具体历史如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关系仍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和巴尔特从否定文本结构中心和终极意义入手把本文视为能指游戏和能指碎片、认定文本中别无一物,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强调阐释的权利和自由。但在否定作品意义和作者权威的同时,实际上也斩断了作品与作者、时代、以及历史之间的联系,将文本仅仅看成一种符号的游戏。

“新历史主义”是作为一系列非历史主义文论和后结构主义的挑战者应运而生的。新历史主义将解构主义颠倒的传统再颠倒过来,重新注重艺术与人生、本文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它致力于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强调文学与其语境之间的相互塑造。在文艺复兴领域的一系列批评实践过程中,新历史主义的倡导者格林布拉特始终将文学作为文化和历史语境的一部分,一反各种非历史主义批评把文学艺术作品看作是与社会生活无关的实体、看作是语言游戏等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以特有的方式回归了“历史”。在莎士比亚的戏剧解读中,新历史主义不是封闭地深究戏剧语言本身的含义,而是不断地联系与之相关的各种历史情境、历史文本、以及现代语境,作出开放性的理解和阐释。由此看来,新历史主义重新关注“历史”,在西方批评史上是向传统历史主义的一种“根”的回归。但是它已经走过了“反历史主义的历程”,打上了反历史主义的深刻烙印,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彻底地回到过去,而是一种“螺旋上升运动”,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即超越。在对文学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上新历史主义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语义学、符号学及结构主义等批评话语的封闭性,体现了“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但它所回归的“历史”又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着力考察的以政治、经济制度为主的社会状况,而是一种“文化性”的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和马歇雷“发现”了本文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联系,但对于新历史主义研究中极为关注的权力、性等因素的支配作用却极少涉猎。在强调文学和社会生活的互相渗透、以及重建什么样的历史问题上,新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相通中又存在着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将文学艺术作为离经济基础较远的意识形态,除受经济基础的最终制约外,更直接地受到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相当的自主性。由之而发展出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将文学作为整个社会历史的产物,他们要重建的作为文学背景的‘历史’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和作家的阶级立场、思想状况、审美趣味等。而新历史主义回归的‘历史’则更关注一些文化碎片构筑起来的偏重精神文化性的‘历史’,这种历史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新历史主义在强调‘文本的历史性’的同时深入地挖掘了‘历史的文本性’,显示出与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差异,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它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历史纬度输入到后结构主义批评当中。”“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而不是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二、新历史主义研究对象的形成原因:

新历史主义在研究对象上的与众不同是高扬其理论大旗的重要保证。在文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种文论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传统历史主义对研究对象的主张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观念和哲学思潮;20世纪文论研究对象的转向是基于一系列语言学和文学观念的革新;新历史主义则受到了新史学精神、喻说理论、以及文化思潮转型的诸多影响,才得以对文学的研究对象作出自己的回答。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2]徐润拓.《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

[3]杨正润.《文学的“颠覆”和“抑制”――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论和意识形态论述评》.《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4]吴戈.《新历史主义的崛起与承诺》.《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

历史地理学的意义篇4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历史文本

新历史主义于1982年登上舞台，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它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历史文学转向中最主要的后现代文学批评思潮之一。它把历史的纬度重新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作为一种文本分析形式，新历史主义日益受到关注，它不仅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学批评方法，也已渗透到了其它学科中去。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背景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主要受到了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1．旧历史主义存在严重缺陷，旧历史观被唾弃

传统的历史观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研究者、认识者的，也独立于研究手段和工具。如果历史研究者能够在把握历史的过程中排除主观因素，公正地、中性地使用语言工具，就能够发现历史“真相”，获得关于历史的不容置疑的“真理”。基于这种认识，旧历史主义强调社会发展规律存在的可能和必然作用性，并允许作长期的社会预测；把思辨的历史哲学看成是一种模式，利用这种模式可以解释具体真实历史的发展方向问题。

然而这种历史观存在很大缺陷。其一，任何研究活动都存在主体意识的参与，没有纯客观的研究；其二，任何主体的参与，都会或多或少地烙上某时某地的时空意识的印迹，对历史的纯过去性研究亦不存在；其三，历史是一种动态的背景，只有当“历史”成为过去时，通过现今的讲述，才称其为“历史”。

这种总体发展的旧历史观在20世纪初就政治哲学家和形式主义的批判。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说：“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

2．形式主义长期独霸，文学批判借“语言学转向”之势解霸

发源于俄国的形式主义批评，是对传统历史主义的颠覆性破坏，是以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打破旧体系完成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认为，文学文本是一种语言结构形式，这种结构形式本身具备文本的自足性，文学批评只是对这种自足的文本形式的分析，与文学文本之外的世界无关。形式主义批评就是试图建立一个纯粹的文学文本的世界。与旧历史主义批评相比，形式主义开拓批评了与以内容研究为主的批评对立而互补的思维领域，是文学批评的进步。但是文本的自足性是不可能的，因为文本来源于社会生活、作家思想感情，并非从天而降。形式主义使文艺理论走出“历史”的轨迹，而落人“形式”的迷宫。

所谓“语言学转向”，在理查德-罗蒂看来，就是“使人们对于作为外部世界的‘再现’和‘表征’的语言永远失去了信任”，表现为一种“表征危机”。也就是说，语言已经失去了原来人们共同认可的工具性作用。“语言学转向”可分为三个阶段，两个转向，其顺序为：工具论——中心论——理论模式论。如果使用这一语言发展图式来说明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产生的过程的话，则可将旧历史主义看作是语言工具论阶段，将形式主义看作语言中心论阶段，将新历史主义看作语言的理论模式阶段。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是对“语言学转向”思潮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回应。

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几大“新”特点

新历史主义的第一个特点，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是将文本的写作、阅读以及传播的过程看作是受历史决定并影响历史的文化活动形式，致力于开掘文学文本与其他社会活动、行为和机构之间无比复杂而易变的关系。新历史主义展示了深入文学作品世界的社会存在和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社会存在。新历史主义已经超越了传统历史批评研究“是什么”、“怎么样”的实证主义的历史兴趣，而通过分析具体事件与话语关系追问“为什么”了。

新历史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因为将文学文本放回到历史语境的解读不可避免的会使批评者主体重新受到“权力话语”的支配和抑制。但是如果批评者自觉意识到自己作为现代阐释者的身份，就能更好地抵制主导意识对自我意识的蚕食，更清醒地洞察权力关系的本相，更彻底地解放被权力压制的文本意义。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第三个特点是它是一种具有政治批判性的少数派批评。新历史主义一方面试图尽可能找回文学文本最初创作与消费时的历史境遇，但同时吸收新阐释学的影响，承认自己作为批评者也同作者一样受制于特定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自己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及所选用的文化语境与其说是“发现”的，不如说是自己从具体历史处境出发所作的文本建构，这是由于植人了后现代的批判怀疑精神，新历史主义批评具有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拒绝与主流意识形态合作，以政治化解读的方式从事文学批评，强调经济和历史语境的重要性，并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福柯哲学、女权主义等理论，是一种集多种理论于一身的“文化诗学”。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新历史主义理论来源的多样性也是其有别于其它理论的独特之处。新历史主义是具有“多元主义倾向的文学批评的思想潮流”。关于其理论来源本文下面将有专门论述。

三、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新历史主义理论上深受米歇尔·福柯(MicheMFoucauh)的历史观、权力和话语观念的启发，而路易·阿尔都塞(LuisAlthussser)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曾给予它一定的灵感。

福柯对新历史主义影响巨大。福柯认为，历史事件的产生纷繁复杂，是政治、经济和社会诸种因素交错作用的结果。历史学家在评述历史事件的时候，由于环境的局限，必然带有主观的色彩，很难坚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立场。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历史，只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与文学文本已无本质区别。詹姆逊说，“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在福柯看来，权力不是可以占有或夺取的东西，它牵涉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处于某一权力关系中的双方在不断的斗争当中，但这种斗争很少导致权力关系的毁灭，相反，权力关系的存在依赖于多方的抗拒，分散的抗拒被权力关系运用各种策略所化解，并将其转化为对自己的支持。福柯着重研讨的是不平等和压迫性的权力怎样以人道精神和自动选择的面貌得以大行其道的，并在整个社会产生共识。福柯的权力观念给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启示是：文学文本以及其它文学形式，是建构权力的工具。由于权力的无所不在和坚不可摧，任何抵制行为最终都要失败，文学不但不会权力，反而会在抵制权力的过程中强化权力。

福柯的话语理论为新历史主义重新探讨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话语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决定人们应该说什么以及怎样说的监督机制。文学是话语行为的一部分，它在社会结构中发挥了实际作用。例如，献给詹姆士一世的《麦克白》，本是揣摩上意、曲意逢迎之作。它为詹姆士一世的绝对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鸣锣开道，积极参与了主导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不仅是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反映。而且也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

历史地理学的意义篇5

【关 键 词】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理论

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这一直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难题。在传统的研究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但更多是从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水平上来理解马克思的，这使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具有机械论意味的实证性描述理论，无疑降低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水准，以致将马克思哲学变成了实证性的社会学。正是对此的反思，在实践唯物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如何提升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意蕴，成为一些学者的中心话题。在这样的思路中，随着海德格尔存在论的介入，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层面在哲学思考中渐渐消失了应有的身影，可以说，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仍然是一个悬而未思的问题。在这样的理论研究思路中，实际上预设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将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等同于机械论唯物主义，而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不仅是对社会历史过程的科学描述，更重要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具有一种批判的意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真实地统一起来。因此，对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需要进行新的理解。

一、两种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及其超越

从思想史上来看，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之前，存在着两种与马克思哲学直接相关的唯物主义：一是法国的唯物主义，一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变革，从唯物主义的规定性来看，就是如何超越这两种唯物主义的问题。

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过去关注较多的是其物质本体论层面，即世界的物质规定性以及这种规定性对意识的刺激所引起的反映。对于这种唯物主义，黑格尔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从感性确定性的层面来看，这种起源论式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认识，而这种直观认识的本质规定恰恰不是其直观性，而是共相。因此，当我们认为对一棵树的认识来自于这棵树对我们的刺激时，我们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对外部存在物的知识，因为如果没有树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无法将树与其他的东西区别开来。其次从知觉思维来看，这种唯物主义恰恰也是需要扬弃的，因为知觉的本质规定性并不在于人对外部存在物的反映，而在于知性的理性规定，或者说理性构成了反映的本质规定。黑格尔通过从感性到知觉、知性再到自我意识，在我看来，倒是揭示出这样的问题：即传统的唯心主义(前黑格尔式唯心主义)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且这种唯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真理”。“如果无思想的意识表示观察和经验是真理的源泉，那么它这种说法很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是说只有视听味嗅触是真理的源泉；其实在它匆忙地推崇视听味嗅的时候，忘记了说明同样本质的一件事实，即当它感觉的时候，它已经在为它自己而规定这个感觉对象了。”在传统研究中认为是对立的地方，黑格尔看到的恰恰是统一，这个统一的最高形式就是绝对观念。这才是黑格尔哲学从自我意识之后才进行长篇论述的意图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恢复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起源本体论来反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我认为是行不通的。马克思要想超越黑格尔哲学，就必须超越机械唯物主义问题域。

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关注也并不在于其本体论层面。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接受，源自于《莱茵报》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同时期对历史学的研究。《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理性与利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他脑海中的青年黑格尔思想受到冲击，而这时对历史学的研究使马克思坚信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由此他才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原则，肯定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这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起点。但紧接着的问题是，如果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那么怎样批判市民社会，就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必须在这一点能够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地得到马克思的认可。可见，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世界起源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问题，而是如何面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唯物主义批判的问题。

从这个线索中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为什么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链接到了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通过一种颠倒原则将理论的原点定位在“人”上，这种“人”是超越了“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的人。回到生活中，费尔巴哈则是从人本学的类本质及其异化逻辑来建构自己理论的批判意味，即现实的市民社会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对这种异化的扬弃才能真实地回到人本身。这种唯物主义，从逻辑思路上来看，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人的类本质异化及其复归与绝对精神的异化与复归是同一个过程，不同的是，费尔巴哈的“人”只是黑格尔哲学中一个重要环节的中断，并将这个环节独立出来加以放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是无法驳倒黑格尔的。正是在这里，法国机械唯物主义从反映而来的理论，反而具有了“直接的”现实批判性。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援引了爱尔维修的理论，其实这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在面对社会历史时较为普遍的想法。按照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观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善恶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社会环境造成的。因此，人性的提升首先就要改造这个社会。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中就是，国家理性之所以成为私利的工具，并不是由于抽象的理性出了问题，而是当下现实的结果。这与他批判市民社会是一致的。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与法国的唯物主义都可以批判市民社会，但两者的指向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更强调于人性的回归与获得，而法国的唯物主义更强调对现实世界的革命。但从法国唯物主义来看，批判现实的前提何以获得?这与费尔巴哈批判市民社会的抽象的“人”何以获得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对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了相同的意蕴，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第一条批判了费尔巴哈之后，第二条批判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直观原则，在第三条中接着揭示了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二律背反”。如果人的罪恶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改变人的恶性首先在于改变环境，“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2](P59)因此改造社会环境的理性何以获得就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逻辑的循环。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之所以具有同质性，就在于两者在面对社会历史时，具有相同的理论视域。而这样一种理论视域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马克思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黑格尔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因此，不加批判地用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来嫁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论上的误解。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并不在于一种物质本体论层面的重新强调，而首要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的理解。在物质本体论的层面，传统唯物主义已经具有了辩证法的内容，如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读到。因此新的超越必须是社会历史观领域的超越。在历史观层面，旧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具有同质性，他们都从抽象的原则来理解历史，将鲜活的历史过程变成了历史编纂学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同时也就是对旧唯心主义的超越，指向了对社会历史的理解。

二、回到历史本身

从任何一种理论出发来面对社会历史生活时，社会历史生活总是处于特定理论视域中，因此“前见”总是难以避免的。当旧的唯物主义强调认识总是对外部对象的直观反映时，这种唯物主义就处于矛盾着的二重性之中。首先从直观反映的层面来看，外部对象总是作为现成性的事实而存在，对这种现成性事实的认识，正如培根“四假相”所说的，要消除的正是任何个人的“前见”，力图达到对事实的纯客观反映，这种现成性的思维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性思维遥相呼应。在这种思维中，自然与历史都是现成存在的事实。虽然与以前的唯物主义相比，费尔巴哈不仅把对象看作是现成的存在，而且看作是感性的存在，但这种感性是直观的感性。在直观中，现成的存在是永远不变的，当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以“爱”为价值取向的人时，这种感性的存在就是现成存在的彼岸世界，形成了“自然”与“历史”的对立，“自然”是现成存在的东西，而“历史”则是奠基于人性的东西，它与现成性的实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关系，这构成了矛盾二重性的第二个方面。正是这第二个方面，形成了面对历史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在黑格尔之后成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历史编纂学”。

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历史直观性，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因此，任何“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马克思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批评涉及以下问题：第一，旧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纯本体论或认识论层面，而主要存在于社会历史观，他们的直观性错误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无视或误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第二，要真实地透视旧唯物主义的问题，首先就在揭示理论与社会历史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要回到历史本身来对理论进行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有没有“前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社会历史生活中透视这种“前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回到历史本身，又回到理论本身。这构成了马克思破除历史编纂学，回到历史本身的方法论前提。

面对这种历史编纂学，马克思指出真实的历史并不只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由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建构起来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从马克思的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作为能动的生活过程的历史：首先是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建构的结果，对历史的考察就是要分析这种建构性的过程，而不是对现成物进行事实的汇集或想像的抽象。真实的唯物主义必须是对真实生活过程的描述与说明，“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其次，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创造着历史的。费尔巴哈也将“现实的个人”作为面对历史的起点，但“现实的个人”在他那里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规定，缺失的正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实践也不是康德、费希特意义上的道德实践，而是现实社会关系下的物质实践，并总是遇到特定的前提条件，而这种特定的条件又是前人实践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在时间传承关系中建构出来的。人们创造历史又处于结构性的关系中，这种结构性的关系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实践是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实践，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动态性过程，是现实的人进行具体而现实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实践不再是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从本体论意义上对实践的重新理解，就是再次将历史凝固化了。因此，社会存在这个概念并不是要素的集合体，也不是精神的外在结果，社会存在是一种历史关系的建构，这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有着根本的区别。只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我们才遇到意识问题。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先有意识，然后才有对世界的认识，在这里似乎是先验的理性规划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马克思要追问的是，这种先验的理性何以产生?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是从感性确定性直接推论到共相的优先性时，黑格尔实际上就承认了人的存在首先就是理性的，当他把这一点当作自然的事实来接受时，黑格尔就直接站到了现代社会的立场上。而在马克思那里，他要揭示的是这种理性何以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由此，马克思对哲学理论有了新的理解：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哲学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理性批判，在这种界定中，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哲学是超历史的、能够评判一切的尺度，这正是黑格尔对哲学的解释。而在马克思的新视域中，哲学的超历史性被解构了，我们需要做的正是对哲学的透视，在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实现互文性解释，这是超越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前提。因此对历史过程的理解，首先就在于对过去的理性意识的悬置。只有通过这种悬置，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意识在现实历史中的定位。因此历史的真实过程与意识内的历史过程存在着差别，但意识又总是历史活动中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实践活动又可以转换为意识活动的对象，使意识成为对人与历史活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使客观的历史过程变成自觉的历史活动过程，使客观的关系变成“为我关系”。从这里，才能生发出批判历史的张力。

因此，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这里具有了新的含义：唯物主义不是对历史加以现成性的收集，也不是对历史进行实证性的分解，更不是对历史进行主观的抽象，而是真实地回到历史本身。在这个回归过程中，唯物主义抓住的不再是现成性的事实，而是历史的流动性过程，唯物主义也就从抽象的、对面式的“看”变成了具体而历史的“思”，是卷入到历史过程中但又从这种卷入中的抽身变成了分析问题的方法。在这里，不再有任何教义性的唯物主义，有的是对自身进行反思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唯物主义，这种理论的发展才不会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本身成为辩证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辩证法，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是同一个东西。可以说，只有当马克思同时超越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时，马克思才能真实地获得自己的唯物主义。

三、批判的唯物主义

从社会批判的理论来看，存在着两种批判模式：一种是伦理道德式的批判，一种是来自于社会历史本身的批判。在前一种批判模式中，有着其自身的演变逻辑。它先设定一个绝对的前提，将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这个前提之下加以考察。在理论谱系上，这种批判是启蒙理论的产物，启蒙理论将理性作为一切审判的原则。但绝对的原则总是要通过具体的个人才能体现出来，如是在面对社会生活时，或者是绝对原则对现实生活进行一种完全否定性的批判，陷入到自身的空洞性中，或者是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之中，而当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时，原来那个绝对原则也就失去了先前具有的效准，个体自身的伦理判断变成了一切的效准，最后的结果是走向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相对主义。因此，绝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哲学中真实的批判意蕴完全不同。形而上学的批判总是要寻求一个最终的本质，不管这种本质是采取最高存在者的方式，还是以存在的方式，这种本质总是无处不在而又发挥着终极作用的。当用这种本质来批判历史生活时，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就变成了一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当这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时，任何批判就变成了一种固定模式的重演，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现存意识形态的共谋。巴特关于语言的一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处于权势状态的语言(在权力的庇护之下被生产和传播的语言)，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重复的语言；语言的一切社会公共机构均是重复的机器：学校，体育运动，广告，大众作品，歌曲，新闻，都不止地重复着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意义，且通常是同样的辞语：陈规旧套是一政治事实，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象”。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每一次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契机。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张力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对于自己的批判思想，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批判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批判理论要从社会历史生活出发。针对旧的伦理道德批判，马克思指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一旦回到社会历史本身，任何形而上学的本质、任何不变的本体都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此，首先需要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科学的描述，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第一层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是对任何理论抽象的解毒剂。

其次，批判的张力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讨论费尔巴哈时指出，虽然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意识到要将对宗教的批判归结到对它的世俗基础的批判，但怎样批判这个世俗基础，费尔巴哈恰恰又回到了抽象的“人”之中。正是从这里，马克思转向了社会生活的经济过程，揭示了经济生活中的内在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揭示了这种变化的可能趋势，使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了现实的基础。

第三，当新的唯物主义澄清了现实历史进程以及自己在历史生活中的定位时，这种唯物主义不仅获得了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意识，而且获得了自身的自觉意识，具有了反思历史与反思现实的力量，这样的反思才是一种现实性的批判，并在实践中促进现实革命化。正是理解了这一点，霍克海默才说：“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而这种独立性正是它的必然性的组成部分：观察者本身不能在客体中造成变化。可是，有意识地进行批判的态度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对历史进程的解释是经济结构的必然产物，它同时既包括由这种秩序产生出来的对这种秩序的抗议，也包括人类自决的观念，即关于人的行动不再由外在机制决定而由他自己来决定那样一种状态的观念”。唯物主义总是在面对着历史本身，并在这种面对中获得批判历史的张力，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本性规定。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仰海峰.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五次批判[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8，(4).

[4]巴特.文之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历史地理学的意义篇6

【关键词】高考历史;历史教学;策略思考

2015年的高考早就落下帷幕，莘莘学子们都已经比较愉快地跨进属于自己的高等学府，也许不少学生早已将历史试卷的内容置之不顾了，但留给我们教师的思考是不尽的。从2015的高考历史试卷看，感到学生平时的学习需要在学生对历史发展之全局和局部之间的关系认识上得以比较充分的加强。怎样加强？窃以为必须做到这样的三个方面。

一、加强学生迁移变通的思维训练

美国心理学家ML比格指出：“学习的效率，大半依学生们所学得知识，可能迁移的数量和质量而定。因而，学习迁移是教育最后寄托的柱石。”往日或者就是平时的历史教学，我们对学生的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问题是比较关注的，学生对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也具有着比较足够的认识，学生对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应当说也是比较清楚的。但为什么学生到了高考就是平时课堂上一些基本历史问题的解决就显得是那样的困难呢？尤其不能够去比较理想地认识和理顺历史发展全局与局部关系的问题呢？恐怕就是具体的教学活动少让学生去做着迁移变通的思维训练。事实也正是如此，平时不去做着或者就是做实和做好迁移变通的思维训练，学生也就不可能去养成迁移变通的思维训练的习惯，当然也就不可能去形成迁移变通的思维训练，遇到具体问题时又怎可去迁移变通的思维策略予以解决呢？所以，平时的历史教学，笔者比较重视着学生超越知识，走向智慧的教学;比较重视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激发着学生的创造，激活着学生的创新。譬如让学生从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复，文艺复兴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旗号，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打着加尔文教的旗帜等内容，进行相关的迁移变通的思维训练，学生便比较理想地发现，它们之所以失败都是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还很不充分，由此比较理想地类推出中国借用儒家的思想，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中国还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特殊的原因。

二、加强学生联系联想的思维训练

学习历史应当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仅就比较简单的学习历史知识而言，就需要我们的学习者去从感知历史到不断积累历史知识，不断加深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这样的理解过程，所极其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学习者去进行比较广泛意义上的联系联想方面的思维训练。可在平时的历史教学之课堂中，由于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多半将此学习的必需过程予以忽略。即使具有着一些这方面的因子，也是一种极其应付式意义上的走过场。事实上这对我们的学生是极为不利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影响着学生终身学习之精神的奠基。对此，高中历史的课程教学，乃至于每堂课，我们都需要去考虑学生学习的联想和联系方面的问题，必须多为学生去搭建联想联系意义上的思维平台，给足学生联想联系的思维训练之时空。历史教学多么需要学生去初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那也就十分需要学生学会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认识历史和现实问题，那当然学生去学会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认识历史发展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所以，对一些历史事件中的全部和局部之间的关系，多让学生进行比较有意义的联想和联系。如让学生结合相关的历史事件去思考中国为什么当时就借用儒家的思想？中国当时的辛亥革命又为什么就失败？学生经过自己联想联系性的思维，则获取着比较理想的答案。学生还对中国古代近代的赋税改革、农民及土地问题，联想着当前的“三农”问题，也相当理想地达成比较理想意义上的认识。教育教学的实践比较有意义地告诉我们：高中学生学习历史，加强学生联想联系方面的思维训练，可以实现的理想效果是学生能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努力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三、加强学生多维求异的思维训练

新教育积极倡导者朱永新教授所力挺的理想智育，对我们高中历史课程的教学是极具其启迪意义的，他说：“理想的智育，应该让课堂充满活力、情趣与智慧，让课程具有丰富性、回归性、关联性和严密性，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人。”历史教学的课堂怎样去充满活力？学生又怎样去对历史发展之全局和局部之间的关系有着比较充满活力地感悟，形成比较正确的认知，形成比较正确感悟的能力？窃以为当让我们的学生去进行多维性的思维，去进行求异性的思维。可在平时的高中历史教学中，我们多让学生进行了这方面的思维了吗？可以说是完全意义上的没有，我们都是那样生怕学生的多维和求异性的思维导致我们的课堂教学不能去比较理想意义地收场，学生如果去节外生枝了，那课堂教学会让我们自己处于极为面红耳赤的尴尬地步。事实上，有如此的担心是现实的，但应当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教学也可以说是一门科学，科学永远是无止境的，课堂教学中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应当是完全意义上的允许存在，有什么值得后怕的呢！关键我们需要去比较正确意义上去对待。因此，在平时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笔者都去放手让学生进行一些多维和求异性的思维，从学生所进行的思维训练所获取的结果看，令人比较欣慰。如历史教材中有相关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内容介绍，而且对此进行着消极意义上的的评价。是否就完全应当对此进行消极意义上的评价？学习这内容时，笔者就让学生通过多维和求异思维，对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去作出正面评价，学生便比较充满积极意义地张开着自己的思维翅膀。大家都比较普遍地认为没有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没有后来卫国战争的胜利，它为卫国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

从高考历史思考历史教学，所需要思考的问题竟是那样的多，即使是一个问题，所站的角度不一样，获取的结果也不竟相同。但思考比不思考要好的多，笔者将秉承认真思考的理念，不仅仅就去思考高考试卷上的问题，还去思考历史课程教学中的其他问题，也期求获取理想的思考效果。

【参考文献】

[1]袁金华等主编.课堂教学论[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2]王铎全主编.历史教育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历史地理学的意义篇7

【正文】

［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597（2001）02—0034—06

“新历史主义”（NewHistorism）作为一个批评流派获得正式命名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为《文类》（Genre）杂志的文艺复兴研究专刊号编选一组论文，并撰写导言，称这些论文体现了一种“新历史主义”的倾向。从此“新历史主义”很快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新历史主义”可以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批评流派，即在具体的批评操作之前，文学批评家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而完备的理论框架作为他们共同的批评支点，在批评操作上也显出方法的多样性，而不象“新批评”那样逐渐定型化和程式化。到目前为止，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和理论界定已使其相对清晰，但“新历史主义”仍然是一个弹性较大的文学批评流派，甚至一些被看作是新历史主义者的人也不承认自己的文学批评是新历史主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个批评流派肯定有其不可取代的共性，这种共性可简洁地概括为：以特有的方式回归历史。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可以粗略地分为历史主义的和非历史主义的两种。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强调文学是外在于它的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对文学的理解依赖于对产生它的整个“大语境”的理解，这种批评倾向一直不绝如缕；非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则隔断文学与作者、读者和它所反映的世界的确切关系，抓住文学的语言特性展开其理论和批评实践。“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不是要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它吸收了非历史主义批评的若干成分，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一些理论成分。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正如格林布拉特自己所承认的，他们的批评实践很难划入哪一个居主导地位的理论营垒，只能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来加以说明。另一个重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HaydenWhite）也说过：“新历史主义既过于历史化，又不够历史化，既过于形式主义，又不够形式主义，而这完全取决于以何种历史和文学理论为基础来对其加以评判。”［1］（P98）

“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绩主要表现于对文艺复兴时代文学的批评研究上，这和它的近亲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eMaterialism）显出了相同的批评偏向。作为“新历史主义”命名者和主要代表人物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其主要成就就是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他长于个案和具体的文体分析，这种个案分析不同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那样的“内在”批评，而始终依托于他所重建起来的历史、文化的“大语境”上，因此是一种“外在”批评。他是如何在批评实践中重建历史文化语境的呢？他这种重建的努力与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又有哪些不同呢？

一、重建历史、文化语境的尝试

（一）重建历史文化语境：“文化诗学”的原则和策略。虽然对“新历史主义”这一称呼格林布拉特自己都不太满意，但用它来概括这一流派的总体理论倾向还是恰切的，它点明了其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兼容性。其批评策略可称为是一种“文化诗学”（culturepoetics），这种“文化诗学”强调历史文化语境的重建，强调文学与其语境之间的相互塑造。格林布拉特将文学始终作为文化和历史语境的一部分，一反各种非历史主义批评把文学艺术作品看作是与社会生活无关的实体、看作是语言游戏等观念，强调文艺与社会机制和实践的联系，这体现在他的文艺复兴研究中。概括来说，他的“文化诗学”有以下三个主要的原则：第一，将文学始终作为文化符号系统的一部分，“它的中心考虑是阻止自己永久地封闭话语之间的往来，或者是防止自己断然隔绝艺术作品、作家与读者之间的联系”［2］；第二，在对文学艺术和社会关系的认识上，认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是相互渗透的，文学阐释要对“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实行双向调查”［2］。第三，批评者必须意识到自己的阐释者地位：“如果文化诗学意识到它作为阐释者的地位，这种意识应该进一步扩展，直到承认它不可能完全重新建立并且重新进入16世纪的文化；同时也承认，一个人是不可能遗忘自己所处的环境的。”［2］这显然是对读者反应批评和阐释学理论的吸收，也是“新历史主义”与旧历史主义不同的重要表现，“新历史主义的文化研究与建立在笃信符号和阐释过程的透明性基础之上的历史主义，其区别标志之一是前者在方法上的自觉意识。”［2］总体来看，这三条原则是互相联系的：第一条原则划清了它和非历史主义批评的界限；第二原则强调文学和社会生活“互相渗透”的关系，这是新历史主义不同于非历史主义，也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念的地方；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批评理论和方法，而任何批评都是批评者依据自己所处的文化语境的批评，任何阐释者都不可能完全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因而没有绝对客观的批评，新历史主义也是阐释者主体站在现代语境中努力去重建历史语境的一种批评。这种重建的策略都有哪些呢？“文化诗学”的策略主要如下：

首先，“办法是不断地返回个别人的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与社会压力上去，以及沉降到一部分共鸣性的文本上”［2］。这里所说的“共鸣性的文本”就是与要阐释的文学文本诞生于同一时代文化氛围中的其他文化表现形式如绘画、风俗、佚文、轶事之类。“文化诗学”希图通过这些“共鸣性的文本”重新抵近过去时代文化精神中不为人知的一面。这也可称为是一种“互文性”研究，正如路易·孟酬士（LouisMontrose）所揭示的：“事实上，这种研究力图重新确定所谓互文性的重心，以一种文化系统中的共时性文本去替代那种自主的文学历史中的历时性文本……”［1］（P95）在《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中关于莫尔的一章分析了霍尔拜因（Holbein）的一幅题为“大使”的画。这幅画的特别之处是它在所画的大使和他的朋友的正面像的前下方，又画了一片模糊的光影。行家认定这片光影是以另一个透视角度和比例尺寸画上去的一个变形骷髅，它象征着死亡。这样，在一幅图画中存在着两个相互矛盾又相互抵消的画面，因为你想看清楚其中的任何一个，你都必须放弃另一个。格林布拉特认为这种画面效果能抵制对于事实的明白无误的确认，能够对我们通常把握事实时的真实概念提出质疑。那么这幅画又与莫尔有什么关系呢？格林布拉特认为我们从霍尔拜因的画中得到启发，有助于我们认识莫尔文字艺术的丰富内涵。与这幅画一样，莫尔的《乌托邦》在同一语言文字层面上，也包含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乌托邦既是英格兰的写照，又与英格兰迥然有别。全书分上下两部分就是要形成相互对立并相互取消的两个世界。格林布拉特指出：“在几乎所有的作品中，莫尔一次又一次地扰乱人们对现实的感受，质疑衡量和再现（现实）的工具，展示其视域中的盲点。”［3］（P24）

这样的分析可疑之处甚多，霍尔拜因的“大使”作于1533年，即莫尔被处死的前两年，莫尔看到这幅画的可能性不大，即使他看到，就真如格林布拉特所说的那样产生“共鸣”吗？显然格林布拉特也清楚这些，他只是强调共同的“文化兴奋”可以在不同的文化细胞上体现出来，他丝毫不注重历时的事实上的因果性，“大使”与《乌托邦》的空间感应是通过无形的文化网络来实现的。我们看到，“文化诗学”的这种对历史语境的“还原”只是对个别文本的重新组合与解释，带有明显的“主题先行”的唯心论色彩。这样，“历史”被简化成“文化”，“文化”又被简化为几个“文本”，海登·怀特评述道：“新历史主义往往被指责为进行了双重意义上的简化：它首先把‘社会’置于一种‘文化’功能的地位，然后又进一步将‘文化’置于‘文本’的地位。”［1］（P95）这也充分体现了“文化诗学”的第三条原则，任何阐释都只是可能阐释的一种。

其次，受福柯的历史考古学影响，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实践十分强调对边缘性和被压抑的一些历史文化因素的挖掘，拾掇一些文化残片来重构一种阐释所需的语境。这与第一种文化策略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更显出他的“文化整体观”，每一个最细微的文化神经末梢都可能被拿来作为对莎士比亚的解读参照。他在《莎士比亚的协商》的《虚构与摩擦》一章中对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中薇奥拉女扮男妆的情节作了分析，他取来了两则轶事作为理解这一情节的历史文化语境，一则来自蒙田（Montalgne）记载下来的见闻，一个姑娘女扮男妆与另一个姑娘结了婚，但被判绞刑，罪名是“用非法手段来弥补自己的性别缺陷”。另一则轶事出自法国医生雅克·杜弗尔的专著《两性人》，一个名叫玛丽的女子与一个寡妇同床共枕，彼此相爱，玛丽告诉她自己本是男人，于是改名为马伦，两人为获得公众的承认而准备结婚。政府将二人逮捕，认为马伦并非男子，将处火刑。马伦上诉，医生做检查后裁定他是男子。格林布拉特认为这两则轶事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文化观点：每个人身上都同时具有女性和男性的因素，哪种因素占主导地位将最终决定一个人的性别，如果二者难以区分高下就成了双性人。这种观念的后果之一就是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对性改变这可能性的兴趣。这种性改变经常是从女性变为男性，这意味着从缺陷变到完满。［4］（P66～93）《第十二夜》正是利用了薇奥拉的女扮男妆所引起的爱情错乱（她被伯爵小姐当作了男子爱上，而她爱的公爵对她的爱一无所知，一直痴心地追求着伯爵小姐）来激起人们的兴趣。这种性快乐充溢在这部戏剧中。

（二）重建什么样的历史：“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通过以上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的考察，我们发现“新历史主义”虽然坚持了一种信念，即：只有回到历史语境中，才能阐释诞生此语境中的文学。但在对历史和历史语境的理解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让我们对旧历史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稍作回顾：旧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以19世纪的丹纳为代表，他受达尔文进化论、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客观唯心论以及孔德的实证主义的影响，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决定文学艺术的三要素说，即种族、环境和时代将决定文学艺术的创作风格和面貌。相应于此，他要重建的历史就是三者的综合体，将其作为对文学做出合理阐释的背景，而且他相信这种历史和背景是客观和稳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则将文学艺术作为离经济基础较远的意识形态，除受经济基础的最终制约外，更直接地受到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相当的自主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由之而发展出的社会历史学的批评，将文学作为整个社会历史的产物，他们要重建的作为文学背景的“历史”不外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作家的阶级立场、思想状况、审美趣味等。而新历史主义回归的“历史”，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并不是纯然背景性的从经济到政治，从自然到人文这样十分宏阔的“历史”，而是靠一些文化碎片构筑起来的偏重精神文化性的“历史”，这种历史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这样，“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由一种客观史观转到了主观史观。客观史观认为存在客观的历史，相信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而主观史观则认为所有过去发生的“客观事件”只是一堆历史原材料，而我们所接触的历史全是被叙述过的，而任何一种叙述都不会是中性的，必然带上叙述者的主体色彩，甚至受到他所使用语言的控制，纯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表述即扭曲。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已经有了主观史观的影子，他说：“人类真正需要的是在想象中重建过去，并从现在去重想过去，而不是使自己脱离现在，回到已死的过去。”［5］（P220）就是说一种当代立场必然体现在历史叙述当中。

新历史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主观史观，著名的新历史主义者海登·怀特极力强调“历史的文本化”，从语言层面分析了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的同质性，强调了“历史叙述”的“叙述”是如何左右历史的呈现的。在海登·怀特看来，历史事件作为原材料，是杂乱的、中性的、没有意义色彩的，过去的事实也并不都是历史事件，像某个小人物死了，我们今天早上没有吃饭之类根本没有历史意义。所有的“事实”在未经过筛选的形式中毫无意义。历史学家用特殊的“情节结构”对历史事件进行编码后，历史才有了生命。怀特说：“历史学家在努力使支离破碎和不完整的历史材料产生意思时，必须借助科林伍德所说的‘建构的想象力’……”［6］怀特和科林伍德的区别在于科林伍德认为历史事件本身隐含着故事结构，而怀特则认为“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历史学家可以对其进行随意的情节编织，像小说和戏剧中的情节编织技巧所做的那样，“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7］（P163）以使其变成故事。这样，“多数历史片段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编织故事，以便提供关于事件的不同理解和赋予事件不同的意义”。［7］（P163）

对“新历史主义”这种带有后结构主义色彩的历史观，塞尔登和威迪逊有一个比较简洁的概括：

1.“历史”一词有两个含义：a．过去发生的事件；b．讲述关于过去的事件。后结构主义清楚地表明历史总是“叙述”的，因此，第一种意义是不可靠的，历史从来不会以纯粹的形式给予我们，而总是以“表述”的形式出现。后结构主义之后，历史文本化了。

2.各历史时期并不是统一体，并没有单一的“大历史”（History），而只有不连续的“小历史”（histories）。没有单一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观，统一而和谐的文化观念是一个加在历史上的神话，统治阶级出于自己的利益对其进行了宣传。

3.历史学家不能再声称他们对历史的研究是超然和客观的了。我们不能超越自己的历史情境。“过去”并不是与我们照面的物理客体一样的东西，而是我们从已写成的各种文本中建构起来的，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特殊的历史关怀去理解这些文本。

4.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必须被重新思考。没有一个稳固的“历史”能被看作是文学出现的“背景”（background），所有的历史都是“前景”（foreground）。“历史”经常是一个讲述过的问题，用其他的文本作为互文本。律师、畅销书作家、神学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写的非文学文本不应被看作是另一个序列。文学作品不应被看作是“人类精神”庄严和超验的表达，而是看作处身于其他文本中的一种。我们现在不能接受“伟大作者们”的特异的“内在”世界是置于“外部”世界的一般历史背景上的。［8］（P162～163）

这样，“新历史主义”虽然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坚持回到历史，但这种历史不再是以政治、经济制度为主的社会状况，而是一种涵括甚广的“文化性”历史。在强调“文本的历史性”的同时却深入地挖掘了“历史的文本性”，显出与马克思主义的若干相似与差异。“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更为相通之处体现在它们对文学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上。

二、文学与历史的相互塑造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学说是与文学批评有直接关系的理论。我们知道，经典马克思主义去掉了黑格尔的作为超验存在的“绝对理念”，保留了他的辩证法，并第一次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形成的经济基础将决定政治、宗教、艺术等上层建筑样式，但他们并不否认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独立自主性，及其对历史的干预作用。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相比，以丹纳为代表的旧历史主义批评则是一种决定论式批评，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丹纳说文学并非“仅仅是想象力的游戏”或“一个发热的头脑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捉摸不定的冲动”，在《艺术哲学》中他认为艺术品也决不是“偶然的产物”或“是由于兴之所至，既无规则，亦无理由，全是碰巧的，不可预料的，随意的”［6］（序言），就是说文学和艺术决不是孤立的，而是由它们之外的环境、种族和时代等各种因素决定的。这种分析表现出强烈的因果意识和对于规律的信奉。但他忽略了文学艺术与个人天才创造的密切关系，对文学艺术本身对历史的介入和塑造也缺乏阐述。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新历史主义”显出与旧历史主义的不同，它很好地强调了文学与历史的相互塑造作用，这也正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版权所有

（一）文学的文化功能：流通（circulation）和塑造（fashioningshape）。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的演讲中，格林布拉特将话语（材料、小说、戏剧、现实）之间的转换称为话语的流通（circulation），话语在流通中通过“协商”（negotiation）机制而确立审美性话语。在他看来文学艺术及其产生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都不是固定的，这一思想更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代表性著作《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1980）中。在书中他提供给我们的是对六位作家（莫尔、廷德尔、韦阿特、斯宾塞、马洛、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不同于传统的新的阐释，他将阐释的重点放在了对作者本人和作品人物（如莎士比亚的奥赛罗，马洛的《帖木尔大帝》中的帖木尔）的“自我”形成的分析上。他的中心观点是：每个自我都是历史合力的产物。而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性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具体的人都是历史的、社会的人。

“新历史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之后，一反精神分析等流派把人性抽象化的做法，重新强调人是历史的、具体的存在。格林布拉特曾引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话说“不存在什么独立于文化之外的所谓人性”，在他看来，人通常是对个人怀有敌意的历史合力的产物。但“新历史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它所强调的历史合力主要是指具体的“文化”力量，并且吸收了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中权威话语通过对异己进行排斥、压抑以确立自己的论点。格林布拉特由此提出了统辖“自我塑造”的不同模式的一些一致性条件，如：“这些作家的自我塑造涉及他们向一种专制权力或权威的顺从承认，而且这种权威至少是部分地存在于自我之外——上帝、圣经，类似于教会、法庭、殖民当局或军事当局的各类机构。……自我塑造是经由某些被视为异端、陌生或可怕的东西才得以获得的。而这种带有威胁性的他者——异教徒、野蛮人、巫婆、通奸、叛徒、基督之敌——必须予以发现或假造，以便对他们进行攻击并摧毁之。”［3］（P9）

“自我塑造”是一个自我与外力复杂互动的过程，互有征服，又互有屈从。“自我”是文化的产物、历史的产物，同时“自我”也参与了“文化”和“历史”的建构。根据福柯的“微观权力物理学”，权力关系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文化作为权力网络的一部分，通过风俗、习惯法、传统等对个人进行摄控，个人一方面受到这种摄控，另一方面则有做出反应的主体能动性。而文学作为语言形式恰好反映了个人与控制自己的权力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学首先是一定时期的“话语权力”播散的形式和结果，格林布拉特同时还强调文学的“流通”作用，这就是它不仅是整个文化精神和“权力话语”网络的具体而微观的体现，同时它也将来自作家的创造性反叛输送到了“文化”之中，从而也塑造了文化本身。这样，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与文化、文学与历史都是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历史”不再是一种精确存在的背景。通过文学，作者个人与他的时代之间完成了一种相互塑造，一方面，作家超不出他的时代，就像黑格尔所说的“任何人都超不出他的时代，就像他超不出自己的皮肤”；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形成塑造他人和时代精神的能量。这样，文学决不是个人孤独的呓语，也不会只是一堆“语言的构造物”，而是携带社会“权力话语”、个人反叛意志等多种文化信息的“通货”，它不断地流通，进行着“塑造”作用。“新历史主义”可以说是真正坚持了一种流动的文学观和历史观。这种流动的文学观和历史观比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来源于生活又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理论更进一步，它更具体地阐述了文学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动态辩证关系，它指出了文学和历史都不是静止、固定和抽象的，它们始终在相互塑造中生成着。而过去的文学批评由于总是割裂了文学的文化功能而出现偏颇：传记式文学批评将文学当作作家的自述传（如旧历史主义批评），忽略了一个更大的意义网络的存在；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则将文学完全政治化和工具化，严重歪曲了文学的审美本质；有人将文学当作一种既无时间，又无文化氛围的普遍人类本质的反映，像“俄狄浦斯情结”之类，这是对人性和文学的一种粗暴简化；形式主义则将文学当作一种自我关注、独立自足的封闭系统，这扼杀了文学的“流通”和“塑造”功能。“新历史主义”纠正了这些偏颇，揭示了文学与文化历史的互动关系，这不能不说是对文学理论的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丰富。

（二）文学的政治功能：巩固与颠覆。如上面已指出的，“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对历史的塑造和干预作用，它反对像蒂里亚德（Tillyard）在《伊丽莎白世界图画》（1943）中所表现出的对“形而上”秩序的信奉：认为莎士比亚时代的文学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其中心是一种神圣秩序。这样一种观点将文学看作是社会秩序的体现，从意识形态上巩固了这种社会秩序，使其合法化。“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的政治性体现在对现存秩序的巩固与颠覆两个方面。莎士比亚戏剧表达了反叛的意向，这就是其“颠覆性”所在，但其所使用的话语仍被“含纳”（contained）在维持现存秩序的话语当中，因此，反而从另一方面巩固了现存秩序。例如，福斯塔夫对君主秩序的抗拒从反面使亨利王更有效地应付这种挑战，从而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王权。“新历史主义”充分注意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在历史上所起作用的复杂性，对其巩固与颠覆作用的揭示是很深刻的，权力需要异己、他者，即有颠覆性力量的存在才能确立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这就像警察要依赖于犯罪的存在而存在一样。文学一旦产生，作为一种话语进入历史“流通”，它的作用将不再受作者的控制，而是在社会、文化网络中尽情地发挥它的复杂力量。

这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主体性问题。作为个人的作家是主体，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也是主体，作家和文学同时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作家的主体性通过作为话语流通进入历史的文学而发挥出来。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赋予文学艺术两种功能，其一是认识论的，但又不同于知识形态，恩格斯曾称赞巴尔扎克提供的经济细节和知识比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提供的总和还要多；其二是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它或者有助于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或者有助于打破这种社会秩序，这种维护和打破的功能也就是文学艺术的巩固和颠覆功能了。这和马克思主义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强调是相辅相成的。马克思曾说，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他肯定了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他将意识能动性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他肯定了男男女女都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但这种创造并不是任意和自由的，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强调历史的整体性，强调整体的历史进程但又不忽视个体的特殊性作用，卢卡契认为这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也就是“具体的总体”，总体性离不开具体性，具体性摆脱不了整体性。

人们的思想意识作用（能动作用）与历史进程的这种辩证关系在“新历史主义”文学观中的表现是明显的，但是，“新历史主义”在看到个人、文学、文化对历史的塑造和干预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了这种力量的有限性，它们在历史的相互塑造中处于一种次要的、从属的、非主导性的地位。

有意思的是，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虽然也强调文学艺术的政治，但他们却认为这种政治须通过文学艺术的审美功能来实现，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技术理性统治一切的时代，当今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整齐划一，从制度上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必须从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入手，恢复和重建人们的多纬度生存，最终反抗这样的社会。这也是一场审美革命。马尔库塞的“感性革命”论显然也只是一个乌托邦。他颠倒了社会文化制度与思想意识的关系，夸大了思想意识的革命。

“新历史主义”显然并没有赋予文学这样一种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从而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伟大使命。它对个人主体和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都保持了一种清醒，对其加以限制。

三、小结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新历史主义”已经突破了形式主义纯粹的文本分析，而向文化这个“大文本”靠拢，将文学批评泛化成文化研究和历史语境研究。它和马克思主义尤为相通的地方在于它重新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作用，这集中体现于“流通”、“塑造”和与历史的互动主题上。在若干认识上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批评的“反映论”和决定论的倾向，文学作为流通性话语与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所有社会话语在一种共时存在中保持“互文”和“协商”的关系，这样，就打破了文本的孤立性。

历史地理学的意义篇8

后现代主义攻击史学的主要对象是历史编撰学（Historiography）的理论和实践及其他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概念，尽管及至目前国内对于后现代主义采取坐观的态度，但是其众多观点却已经实实在在地呈现于我们的面前，令我们不得不对此采取必要的措施。因此在西方的历史哲学界里，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倾向于认为历史是不客观的，像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著作《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出版即成为最重要的后现代史学理论作品之一。他们指出：只有在海登·怀特的著作《元史学》出版之后，语言的、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才显露出它的真实面貌。[1]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正统历史学家为了反驳后现代主义，或者采取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那种认为历史学与历史真相之间是老调重弹的冷处理策略；或者采取如克里斯多佛·诺理斯（Christopher Norris）和嘉伯瑞尔·施比格尔(Gabrielle Spiegel)那种既接受其一些理论与观点，又在关键问题上指出历史学的特别之处，尤其是强调历史叙述与文学想象之间的不同。[2]事实上，对后现代主义作出回应的中方历史学家或者追随前者或者追随后者对其进行批判，但皆没有以中国的眼光和视域去作出自己的评判，而是做一些考据式的工作。[3]其实一方面反对“西方中心论”，另一方面又反对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倡导的“东方主义”，站在中国中心观（China Centered）的立场上（这无疑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有益的成果）来揭橥传统历史的缺陷就成为一种正确的态度。由于怀特式的“文史合一论”颇能让人想起中国传统所谓“文史不分家”来，这或许是中国史学几千年来发展传统能够超越西方史学的“一线天”。本文试着以此思路来讨论历史自我遗失这个哲学个案，希能得到有益的成果。

一、

历史自我遗失的后现代诠释

著名史学家王杰在其《中国的历史哲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文中指出：我国的学者对中国历史哲学理论的研究较之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不但起步晚，而且几乎还是一块未加开垦的处女地。这种现状与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是很不相称的，为此笔者认为，在对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深化研究中，应给予中国历史哲学理论以应有的地位，加强对中国历史哲学理论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构筑中国历史哲学理论大厦。[4]其实，研究古代历史思想史固然重要，而能够在融合西方汲取传统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建立自己原创性的历史哲学思想，在世界人文科学的理论园地中争得一席之地则更见重要，这也符合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要求。

就笔者现有的眼光看来，在兼容传统与外来文化的思想中开拓创新的典范的有像李泽厚[5]等，就文章主旨而言，本文主要就葛兆光的《思想史：既做加法又做减法》[6]略作介绍。严格地说，葛先生的这篇文章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但因《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的选编，再则思想与哲学本是相通的，因此其观点能得到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借鉴和认同。有鉴于此，我们主要讨论他所提出的“减法思想史”何以可能的内在理路。以此为文本，来揭示后现代主义的所谓批判也可以通过传统的方法得到。葛先生是如此来总结该文的：

“其实，文献中间也有很多被遗弃的边角资料，之所以被遗弃是因为它无法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被安置在历史历史叙述的某个部位，就像《世说》里所说暂时无用的‘锯木屑’和‘竹厚头’。过去我们的历史观念已经先在地设定了什么是应当叙述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所以，那些被判定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在以某种价值来设计框架的历史章节中，是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处的，就是有人想把它写进去，也不知道写在哪里为好。”

这种遗失带来的问题不仅使很多东西无法重新恢复，而且还带走了很多文化背后的观念性内容，纵使这种思想或知识曾经是那么合情合理甚至是很神圣的思想语境。在这里，葛先生已经在思想的层面上指明了历史叙述与历史真相之间的距离。实质上，对待后现代主义正确的态度不是采取回避，而应采取必要的回应。

其实减去的思想正是历史学与历史真相之间隔离的连接物，这在怀特的“文史合一论”中固然被抽象地认为是想象不到的材料，然而在其它著述者的理解中恰是叙述霸权的边角料，其代表人物是福柯（Michel Foucault）。叙述霸权在福柯那里被认作“知识就是权力”。追溯历史从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宣布“上帝死了”，清算了信仰、真理的可靠性，批判了历史进步观念和科学理性；其后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直接消弭主客体之间的绝对区别，摧毁了西方哲学的基础，为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创造了理论前提。海德格尔发现了哲学的东方转向，据说海氏在晚年还对老子的《道德经》充满向往。同时，福柯的思想明显受到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语言解构主义的启发。既然人们能通过语言相互沟通，因此必然有一种人所共认的、超验的理性存在，如“理念”、“物质”、“世界精神”、“上帝”等。通过德里达的“解构”，这些所谓普遍概念丧失了普遍性，因为语言本身是复杂多变的。[7]福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这些所谓的普遍概念体现了权力的延伸。因为他认为思想本是人们头脑的产物，应当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但是由于这些概念被视为真理，因此它们从原来作为被研究的对象一跃而成为衡量知识的标准，即使得知识转化成了权力。在福柯看来，史学的任务就是绕过这种权力，以揭示真理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指应将历史置于某种背景中去考察）。马克思主义承认真理是具体的历史的，但是其相信某些普遍性的东西却是福柯所反对的。这种差距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教条主义的结果，其实马克思本人也曾指出：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8]福柯正是在主体层面上（其实一定程度上已被海德格尔模糊了）从语言的角度出发，用历史的方法阐述了理性主义的危害。他不认为历史的所谓统一性与一致性、历史发展的模式和规律是理所当然的，相反注重人类过去的不连贯性、个别性与地方性。换言之：他不相信历史中的“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和“大写历史”(History)，甚至想根本摒弃大写历史的名谓，将之称为“系谱学”(Genealogy)或“知识考古学”(Knowledge archaeology)。如众所知，考古发现是断断续续地不连续的过程，因此在福柯看来其目的无非是希望人们取消对历史原来所抱有的忠诚态度——以为用历史能够揭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

可见，他所指称的“系谱学”一词则是在其知识考古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系谱学”内涵的进一步了解，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待：其一，为脱离历史写作的“目的论”企图，认为现在与过去的任何时候一样，没有特殊的地位。这恰如汤因比与斯宾格勒等文化形态史家所指出的一样，历史作为文化或文明都具有同等价值，属于同一时代的。[9]因而，他的系谱学也是开放性的，不存在明显的开始也不希图明确的未来或结尾；其二，为使其观点能够避免包容一切，不断延续及合理性，认为“系谱学”代替“历史”的优点在于地方性、断裂性、不合理性及不系统性；其三，为防止使得历史成为一种权力欺压另一种权力的工具，认为“系谱学”应不含任何价值判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就像编年史一样将过去平白无故的呈现出来。编年史，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字句一度是具体的各有表现力的……甚至历史也会变成我们现在倾向于把它当作编年史去读的东西。[10]福柯的三部名作恰是这种理论的结果，[11]但是认为其其作品真的就不含价值判断则显失正确。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历史自我遗失的原因在于那些被减去的思想处于知识权力之外，即史学集权化（totalizing）和宰制性（dominating）的结果。这样我们已经在理论层面上熟悉了历史自我遗失的后现代解释，继而我们试着从资讯层面上（即实际的层面，平常所说的信息的层面）来看看后现代的观点。一般说来，一种文化的背后总有一种历史观相扶携，而文化又常常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让·布希亚（Jean Bandrillard）是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家，他对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新的现象有着系统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他深刻地认识到当前社会、文化象征的交换已经取代了产品的交换，现在人们所谓的交换，其目的不是为了生产，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当代社会资讯业蓬勃发展，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性质和结构，特别是资讯（message）传递的重要性已经有一种替代生产重要性的趋势。遍地的电脑化、资讯的处理与分送、媒体的发达及电信网络的普及等现象，使他确信只有采用“内爆”（ implosion ）和“拟象”（simulation）等来形容。这样，“符号”（signs）成了人们生活关键的一部分，甚至于像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rrirer ）这样的理论家认为“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12]布希亚也取得了类似的结论：现象与“拟象”之间的区别由于资讯的大量涌现已经被“内爆”了，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样产生的结果是人们无法认识自己周围的环境并洞悉它的意蕴。的确，资讯社会所带来的历史感的消失，已经使人们无法厘清历史演变的脉络。人们越来越感到一切都是在重复，没有新意，从而丧失了对未来的期待。[13]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感的消失导致历史中的许多东西被湮没在正统历史记录之外。

当代社会的快速变化表现在资讯和知识在电脑网络上的快速流动，就像当代音乐发展一样，摇滚乐、周杰伦为代表的流行音乐等音乐流派，不再遵循音乐本身的节奏，而是变得很快，让人沉醉在巨大的音流中，被它吸引和融化，这里每个事件都获得一种相对的独立性，不再按照原来的时间顺序。人们对于“暂时性”（temporality）充满期待，而对于时间及关于现代历史哲学“后设叙述”的历史的终点则弃之不顾。

这种现象在阅读中表现为“读图时代”的到来，拟想得到“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结局固然不能得到，反而宰制了人们的思维，使得所有的读图者形成整齐划一的印象。其实这种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的确丢失了很多的东西，就思想而言，失落的世界也许比存在的世界更为丰富，更为精彩。在此之前的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人只能以自身或其亲属朋友为主要传播媒介，这种交流及其有效性最大限度地被局限于交流双方所能接触的范围之内，因此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一方面是营造特定的社群和社区共享的情感空间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使其结果能够更有效地被对方认同并转化为行动的过程。然而，当今世界以跨国传媒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借助报纸、影视、广播和网络，使脱离自身的超距传播已经渐渐成为人类知识、信息、经验、感受传播与交流的主渠道。这一改变的结果是“知识因其具备地方性而拥有价值的传统格局遭到致命破坏，基于人际直接交往的可能性与频率，以地域区隔为屏障保证某个空间的公众拥有同样的知识和经验，因而能够分享同一种价值的历史已经彻底终结。”技术的发展与此超距传播能力的迅速提高，反过来刺激传媒企业无休止扩张欲望的急剧膨胀。而这些媒体抱着获得更多传播空间，增大传播与接受的有效性的目的，必然而且只能传递那些具有普世性的资讯。这就使得很多地区性的资讯被脱离于人们的视域之外。[14]

后现论家所发现的资讯时代因为历史感丢失问题导致的历史自我遗失与媒体统一强权下的丢失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虚无主义的丢失；而后者是在统一视域外的思想，更符合历史自我遗失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后者的遗失已经从一个侧面昭示了后现论家所说的历史的不可存在性，因为媒体强权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缺陷。转贴于 二、

后现代史学的反思与批判

不能说某种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任何理论都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因此对于理论采取陈陈相因的态度固然不对，然而采取一概否定的虚无态度也是不可取的。对后现代史学思潮，亦应抱着科学的态度去认识其价值，批判其糟粕。

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具体论断几乎能在近年来出版的任何一本介绍西方史学史或者西方史学理论中找到相关论述，这里就只需要它的特点就够了，因为后现代主义最反对给事物以统一的结论。波普尔（Karl Poper）虽然不是后现代史家，但其论断恰是说明了这种情况：“总之，不可能有‘像它所曾的确发生过的’那种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并没有一种对解释的最后定论；每一代人都有权构造他们自己的解释。”[15]

伯考佛（Robert Berkhofer）将后现代主义向历史学发出的挑战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脱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脱神秘化（de-mysterifietion）、脱等级化（dehierarchization）、脱文献主义（dereferentialism）、脱结构即解构（deconstruction ）。[16]正如前面所说的，主客体之间的对立由语言及其推论而出的实践所打通，因而作为历史学家不能仅仅满足于认识呈现在面前的史料，而应该努力深入到语言背后的意义。更进一步的学者则强调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消失了，所以怀疑史料的真实性，这样一来，历史认识的信仰和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也应受到质疑。作为惩戒奸恶的史家职业也备受责难，终于有“作者已死”的慨叹。[17]这里先对解构作一点说明，因为它是引导海登·怀特走向“史学即文学”精神的理论之源。

德里达在颠覆西方一直以来的口语凌驾于书面语的传统，认为虽然口语在场（presence）而且现时（present），但是不能准确地传达资讯。解构是一种证明方式，“即对立的双方相互需要创造一个完成或完整的幻觉，以掩盖对立的真实性。在那里，对立的每一方都已经隐含在另一方中并由另一方的展开而暗示出来——在一方的展开中，而在两方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可理解性或互补性。”“解构”意味着对符号的统一性、自我在场的主语、语言与存在的同一性等等的一种批判。[18]他在《论文字学》中有一名言：文本之外一无所有（I1 n’ya pas de horstexte）。历史应作为文本来解释，因而反对把范畴自然化、本质化和统一化的做法，消解了自启蒙以来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性的历史观。“解构”不单单是对“结构”的否定，而是通过对“结构”的接受和侵犯的“两义性”操作，揭示一个“总体”是怎样被“结构”的，因此“解构”既不是否定也不是肯定。[19]所以，“解构”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即推倒以重建是也。

后现论对史学造成最大伤害的莫甚于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在该书中，他认为历史和小说之间没有界限，也就是“文史合一”，这与中国传统的文史不分家是有联系又是有区别的，他们都强调两者的联系，但是后者强调文史互参，而前者根本取消两者之间的差距。怀特从历史哲学出发，寻找一种能够解释包括历史叙述在内的任何叙述作品的一般叙述理论，标志着他实现了西方历史哲学由认识论向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变革。认识论哲学对于历史编撰学中话语与虚构的关系是这样认为的：历史的内容是追求客观，历史的叙述语言是客观内容的反映；相反虚构的内容则是主观臆造的，它并没有明确的所指。作为上承德里达、巴特尔等思想的怀特自然就抹掉了历史的话语与虚构的话语，因而他认为历史与文学是同一的，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是一样的。历史性被当作比喻来把握，因为任何想象它，概念地表现它，以及根据同一性和非矛盾逻辑来整合它的尝试都可能导致不规则状态。比喻性真实的话语，在其部分中却是字面上真实的话语。比喻被当作一种适合表现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工具加以拯救，这种关系是历史与自然性相统一的。[20]

对于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批判是不得不完成的一项工作：因为任何一个诚实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允许将历史打入到文学的园地中去。不管怎么说，冯梦龙的小说永远只是小说，尽管像黄仁宇曾用来分析明朝的商业情况。总起来说，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有三大冲击：一是否定启蒙运动以来基于观察及归纳的科学方法；二是主张真理及知识的相对性，不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三是怀疑外在于人的历史的存在。试从几个方面作一些批判：

1、关于归纳科学方法的问题。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逻辑学传统一直萦绕在西方的哲学思维中，至少在黑格尔思辨哲学形成之前如此。作为推崇科学的归纳方法的培根从经验主义出发，以观察和实验来嬴得科学性的方法使其后的科学家深信不已。其实值得后现代主义者诟病的无非就是充足理由律的陷阱，这早在康德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了。的确，设有一千条理由支持某个结论，但是往往第一千零一条理由推翻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如果认为这种逻辑证明方法是错误的，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要取消它，则意味着人类的停滞不前，因为截止目前尚无一定试错的办法来对待历史的趋真性。人类的进步就像“摸着石头过河”，在一次次地试错之后走向成功，正如波普所言：我可能错，你可能对，结果是我们都更加接近了真理。[21]当然，他们对于传统的冲击无疑认为是一次伟大的创新，恰恰相反，作为思维的归纳仍然是合理的，真理可能失效，但趋真性是客观必然的。尽管他们否定了普遍性意义上的历史的真理，但他们肯定的却是偶然性的历史。可以直接地说，这种观点无非是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等历史哲学家认为历史的真理不是通过不断重复，而是由个别事件来形成的思想的极端化而已。

2、关于史料的真实性问题。应该说，后现论家从语言的角度来解构历史编撰学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以此为突破口进入到历史的内部并进而否认历史的真理性则是有点隔靴抓痒、刻舟求剑了。在能指与所指的范畴中，我们应该弄明白“无法指”与“无所指”是有截然区别的。他们认为语言的模糊性使得沟通和宣传成为一种奢侈，因为双方不可能完全明白，这只是“无法指”。以此为基础，认为史料作为文本是不可识的，当然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过去的历史作为一种存在，在康德看来固然可以认为作为彼岸世界是不可认识的，但知性所建构的历史，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史料。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我们比起几十年前的人甚至于百年前的人的历史知识来说，无疑是丰富得多了。毕竟知识是累积而且逐渐扩大的，对于以往知识错误的认知也有了更多的反省。像在历史史料的真实性的追求方面，中国的历史哲学理论专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比如何兆武关于历史学Ⅰ（对史实和史料的认识，这在人们认识一致时可以是客观的和不变的）与历史学Ⅱ（对上一层次的理解和诠释，这是随着人们的思想变化而改变的）两个层次的区分，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包括了三个层次的问题：“对历史事实的认定是不是一种科学；对历史规律的概括能不能成为一种科学；对历史的理解和评价能不能成为一种科学。”[22]

3、知识就是权力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史家从语言的解构出发，论述能够沟通的语词必然会导致语言的宰制，从而产生“知识即是权力”的后果。并进而要求史家在撰述历史作品的时候，能够多考虑其中非理性的因素对于历史发展的发生作用，比如疯狂、监狱和性欲等。在现代历史的编撰中，日常史、微观史、性史、心理史和乡村史、边缘社群史就颇为流行，但是正如有些人所说的，这只是叙述的又一次复兴和螺旋式上升而已。完全以后现代眼光来指摘传统史学，恰恰走进这样的悖论“要求人家价值中立本身就不是价值中立”，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要求人家抛弃理性走向非理性，从普遍走向特殊一般，从中心走向边缘，岂非又是一种变相的“知识权力”。历史认识的发展固然可以对历史编撰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代替不了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因此，后现代主义给我们的历史编撰提出新的方法论启示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除了清楚史料的性质及限度外，对于史家本身可能有的偏见，以及史家所透过语言本身的限度的了解，使我们不只在处理史料时更为慎重，也在研究过程中以及呈现研究成果时，更能注意到许多以前未曾察觉到的盲点。”[23]如葛兆光所指的追寻历史中失落的东西就是这样一种态度，尽管其或许未曾有意识的运用后现代的史学方法。

4、历史追求的问题。自新康德主义者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宣布历史作为人文科学一分子起：历史作为对意义追求的本质就开始受到重视，至今已成为历史存在的基本取向。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盖尔勒（Clifford Geertz）写道：“我和马克斯·韦伯一道相信，人是被悬挂在他亲自所织就的意义之网上的一种动物，我把文化当作是这一类的网，并且因此之故，我就把对文化的分析不当作是一种寻求无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追求意义的解释科学。”[24]或是出于同样的召唤，诠释学代表人物迦达默尔等为历史科学的诠释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史料从事语言考据的工作确实可以发见事实，但是此外要进一步构造出一份历史叙述，在怀特看来则要取决于审美和伦理的而非科学的考虑了。[25]人文科学中所谓“意义”比一般“含义”的意义来说多具备了以下五个特征：“意义”指的是非实在的精神境界；是人超越动物界实现人性升华的需要，体现无限性的价值取向；“意义”对终极价值目的的追问，超越了自我意识；“意义”是涵义的人格化，是对动物性的生存状态的超越；“意义”的整体境界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超出了逻辑概念，呈现为审美的或伦理的直观。“意义”是存在（Sein）的意义，尽管它由人（Dasein）揭示并使人（Dasein）成其为“人”（Dasein），但意义不囿于人（Dasein）。[26]所以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历史是属于人文科学（Humanties）而不属于社会科学，这特别受到新康德主义者的青睐。

总之，对于传统史学（尤其是历史编撰学）萧规曹随，必然难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窠臼，面对后现代史学理论冲击，我们更应该在扬弃中创新，这样才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恰如利奥塔尔在《后现代》中说：“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是现代的。这样理解之后，后现代主义就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而这一状态是一再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者所坚持的彻底的批判态度，使他们的思想最终不得不走近或走向马克思主义。[27] 三、走向未来的中国历史哲学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史学典籍浩如烟海，非任何其它国家可堪比拟，在漫长的古代拥有极为丰富的历史学，但“对于历史本质的认识，确立历史活动的普遍性、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确认历史发展阶段性及历史规律的认识，多数情况下仍然局限于假象本质这一范畴之内。对于历史本质从新角度、用新方法作新的探索，开始于欧洲近代。”[28]主要是以维柯与伏尔泰的工作为兆始。

一直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其中一个性格是重经验重感性而缺乏思辩与理性，当然这只是说对了部分，尤其在历史学更是如此。像班固、司马光等史家虽然在哲学方面没有专门的论述，但其所追求的目标是明确的，秉承孔子以来的直笔思想，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态度，确有新颖见解，在史学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历代的史学理论，其最著名者当推“三通”，即刘知几的《史通》、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如章氏之作在20世纪以来一直备受学界的关注，被称为是集中国史学理论之大成，同时又跻身于世界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之行列。梁启超曾言：“最近德国才有几个人讲历史哲学；若问世界上谁最先讲历史哲学，恐怕要算章学诚了。”[29]

章氏提出“六经皆史”，开拓一时新风，第一次系统地指明六经乃史之一部。古谓文以载道，实史以载道（文史不分家此其一，六经皆史此其二）。这正如上一部分已经指明的那样，历史以追求意义或价值为鹄的。其虽以一“道”字概括之，实蕴含了真善美三境界。李泽厚认为历史在以美启真，强调历史发展中的情感本体，继而认为中国文化为乐感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作为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也是可知的，是合乎一定的逻辑和发展规律的，即螺旋式上升的；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历史是一门追求意义的关于某种善为先的三境界的学科，是道德伦理说教的学科。众所周知，中国之史的精神全集于儒学的发展，无不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圭臬。儒家真谛如忧患意识、入世传统等皆贯穿于中国史的撰写中，故作史以惩奸恶。古代的君王啥都不怕，独怕笔削之功，可见史学的教化作用何等强大，而此一切皆本于史学的宣传作用，主要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起到的宣传作用，或以史为鉴，或惩奸助善。

尽管古代中国史学发展未见波澜，在其思想领域却常有争论，有些甚至并不比西方历史哲学的差，如关于训诂与义理之争，颇有后现代之气象。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其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能其道，必以渐。”认为要通“道”，非借径于训诂考证不可（有似于研究历史要从语言背景着手一样）；事实上，训诂本身有种种层次，若等训诂解决完了，才决定义理是非，则义理永难求得。对于“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在方法论层次上的谬误，已有章学诚《又与正甫论文》予以有力的反驳。[30]

因此，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有必要与中国古代历史学相结合。我们既不应对丰富的史学遗产夜郎自大，亦不应妄自菲薄。季羡林主编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论丛》就曾主张向东方的回归，而史学发展的迹象特别是关于主客二元对立得以取消的观点，的确是向中国思想主要是天人合一思想发展的良好契机（至少在方法论上如此）。看来，中国的史学理论家要走的路虽然很远，但是越来越宽了。

注释：

[1] 转引自严建强，王渊明.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批判的[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253.

[2][7][23] 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149-150.35.253.

[3] 何兆武.序言[A].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 网络同名查询可得.

[5]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2.

另看参看韩震、刘沛、张耕华、何兆武、陈启能、姜义华、张广智等人的作品。

[6] 杨念群等.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A].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8]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A].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15] 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3.104.248.

[10] 贝克戴托·克罗齐(意).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0.

[11] 三部著作指的是:

福柯(法).刘北成译.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3.

福柯(法).刘北成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北京:三联书店，2003.

福柯(法).李银河译.性史[M].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89.

[12] 恩斯特·卡西尔(德).甘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