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承文化范文

时间:2023-06-14 11:12:55

历史传承文化

历史传承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西域;艺术文化;丝绸之路;龟兹乐舞;历史传承

一、敦煌艺术的起源与龟兹艺术

历史上,敦煌在河西走廊诸城中,以其规模之大、人口之多、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而闻名。据东晋高僧法显《佛国记》记载:“(敦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对敦煌城墙长度进行记录,由此可见其规模之大。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作为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枢纽更加凸显作用,而且成为中原管辖西域地区的政治中心之一。曹魏时期,持有敦煌太守所发的“过所”才能通行西域,足可证明敦煌在当时作为中原对外交流的陆上“港口”的地位。

北魏时期,敦煌进一步成为政治、军事上连结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枢纽,成为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汇点,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应运而生,包括诗歌、宗教、音乐、舞蹈等。随着这些宝贵的敦煌文化遗产的发掘,孕育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

随着敦煌地域重要性的不断增强,敦煌艺术形式发展多种多样,历经演化成为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龟兹乐舞被公认为古代西域乐舞乃至丝绸之路艺术汇集的杰出代表,其对外传播并影响了中国、朝鲜、印度、越南、西亚、东南亚、北非等众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对我国隋唐时期宫廷燕乐、大曲、变文等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以至唐宋以后中国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许多学者认为龟兹大曲是已经被列为“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乃至“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主体,即维吾尔族大型古典民间套曲艺术“十二木卡姆”的发展母体。因此,在丝绸之路与敦煌艺术的研究中,对于古代龟兹乐舞的探索就有了更加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许多学者无法见到记录龟兹本地除汉文资料以外的其他史料。据《汉书》记载:“龟兹国,王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两万一千七十六人。”由此可见,龟兹国在汉朝初期已然成为天山南麓最主要的城廓国家之一,隶属汉朝设置的西域都护府管辖。其不仅幅员辽阔,而且生产水平较为发达。

拥有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龟兹艺术便得到了丰富多元的发展。音乐是龟兹乐舞的主要组成部分。除了歌曲、器乐等较为单一的音乐表演形式之外,舞蹈、戏剧、说唱、百戏等艺术形式也都离不开音乐的伴奏,故而产生舞乐、戏曲、百戏音乐、说唱音乐等。此外,龟兹音乐在当时已经发展到融合歌、舞、乐为一体的“大曲”高度,这在中原地区发展到唐代才开始兴盛。

龟兹舞蹈艺术包括软舞、健舞、持具舞、模拟舞及双人歌舞等多种形式,在敦煌壁画可以见到类似的舞蹈动作。唐代广泛流传的“绿腰”、“苏合香”等软舞均源于龟兹,或是以龟兹为中介传入中原地区;而唐代著名的健舞,如“胡璇”、“拓枝”、“胡腾”等也是先在龟兹本地流传,后来东渐中原。龟兹乐的表现内容,有反映自然崇拜的,有表达爱情的,有正队列鼓舞士气的,以及与佛教信仰相关等,可见当时龟兹艺术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丰富人们的生活和促进艺术的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龟兹器乐传入构成华夏艺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龟兹乐器在后来的发展和演变中成为传统音乐艺术的代表。中国古代将乐器按“八音”划分――即金、石、土、革、丝、木、、竹八种,这是按照乐器的制作原料划分的。龟兹乐器的传入无疑丰富了我国传统的音乐文化,根据史料记载、洞窟壁画及出土文物等,龟兹地区使用的乐器至少有27种。气鸣类吹管乐器有横笛、筚篥、排箫、笙、贝、铜角、苏乃依8种;弦鸣类乐器有曲项琵琶、竖箜篌、卧箜篌、弓弦箜篌、五弦共6种;体鸣类乐器包括羯鼓、毛员鼓、沙铃、碰铃堂鼓等共13种打击乐。可以看出,许多乐器经过外观、音色、律制等,方面的改良和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代表。

自西汉起历经魏晋南北朝,龟兹乐舞传播到中原地区,至隋唐时期发展到兴盛期,风靡宫廷和民间,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在隋唐宫廷设立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中,龟兹乐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经龟兹乐改良后的“西凉乐”也进入当时的宫廷乐部,这两部伎乐深受君主喜爱。

不得不承认,敦煌艺术乃至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起源与龟兹乐舞艺术的传入息息相关。维吾尔族民间广为流传的“麦西热甫”、“白孜麦”等各种民间娱乐集会上表演的民间歌曲、舞蹈、说唱音乐、器乐以及大型套曲“十二木卡姆”片段和已经渗透到维吾尔族人民生活的民歌,都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将龟兹乐最精华核心的艺术代代相传。因此,笔者认为库车地区维吾尔族传统音乐与古代龟兹乐一脉相承,这些艺术文化将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久流传,成为人类不朽的经典!

二、宋元时期西域艺术文化的发展

宋元时期,西域与中原王朝保持更加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同时隋唐时代流传下来的艺术文化得到了更加繁荣的发展。宋朝宫廷乐舞夹杂着宴乐、歌舞、奏乐、百戏以及杂剧多种艺术形式。由唐代西域舞蹈《柘枝舞》发展演变而成的宋代《柘枝队舞》在当时已经成为载歌载舞,穿插有故事情节的大型乐舞。据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柘枝》旧曲,遍数极多,如《羯鼓录》所谓《浑脱解》之类。”

诸宫调是盛行于宋、金时期一种叙事性的长篇说唱音乐,将唐宋以来的大曲、词调、缠令、缠达、唱赚等以及北方流传的民间乐曲按照声律高低归并到不同的词调,敷衍成文而入曲说唱。这种集合若干套统一或不同调性的曲子杂缀而成,轮换递唱的诸宫调,有《西厢记诸宫调》、《张协状元诸宫调》等代表作。据《武林旧事・官本杂剧段数》记载,诸宫调是向杂剧过渡的艺术形式。宋元杂剧《西厢记》与《白兔记》的问世,标志着这种叙述体音乐形式基本完成向代言体戏剧的转变。敦煌遗书中,李正宇先生《试敦煌遗书――兼谈“诸宫调”的起源》认为:“集合若干套不同诸宫调的不同曲子轮递歌唱的诸宫调”,“早在孔三传之前三百多年的盛唐时代已经有了像《禅师卫士遇逢因缘》这样堪称诸宫调雏形的作品流传于世。”“北宋后期诞生的诸宫调,其孕育期至少有三百多年。”由此推算,当时正是西域文化刚刚传入中原地区,这为后世文化艺术的繁盛发展奠定基础。

宋代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北方以汴梁为中心形成的商业枢纽和文化行会等组织应运而生。大中城市出现许多如“勾栏”、“瓦舍”等供各族民间艺人讲唱作戏的平台;宫廷也设置“教坊”、“钧容直”等音乐机构,仍沿袭隋唐五代分为大曲、法曲、龟兹、鼓笛四部,后来又按乐工擅长的技艺分为筚篥部、琵琶色、方响色、舞旋色、歌板色、杂剧色等13部。其中,许多乐部与西域胡曲有着密切的联系。

宋词、元曲的起源与音乐曲调紧密结合,依声而作。唐宋大曲后来直接影响到宋元明清的讲唱文学发展,为元代杂剧和现代地方戏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宋词分为北曲和南曲,急曲子和慢曲子。北曲与南曲在节奏、唱词、旋律和风格上有所差异。明代王世贞在谈到两者差别时说:“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辞情少而声请多,南声请少而辞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

元曲,即散曲与杂剧的合称。散曲作者多为文人、官吏;杂剧作者多为民间艺人。相比而言,后者较多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呼声愿望,影响更加深远。因而人们亦将元杂剧称为剧曲或元曲。它是金末元初在金院本和诸宫调基础上产生的,一般每本分为四折,每折用同一调性的若干曲牌组成套曲,又另加楔子,其曲牌多来自于宋词曲牌,更富于音乐性。至此,《龟兹乐》与《西凉乐》在内地盛行,同时元曲及后来明代传奇中的大量散曲皆为西域乐人所创。

追溯元曲小令的渊源,毋庸置疑都与汉唐时期东渐的西域胡曲有着密切联系。基于唐宋曲令的元曲有着丰富的格式变化,如独木桥体、顶真体与叠字体等,在音韵、遣词、格律等结构方法与艺术手法方面皆与西域少数民族曲家历史性的贡献有一定关联。定居中原的西域“色目人”中有很多是在音乐、文学、戏曲等方面颇有造诣的学者,据《元史》、《元曲家考略》等记载,有王元鼎、赛景初、米里哈、虎伯恭等,他们都是精通琴、棋、书、画等艺术的专门人才,在古代西域与中原音乐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明清时期西域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

维吾尔族是以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少数民族,其民族音乐大致可分为民间音乐、古典音乐和宗教音乐三类。民间音乐是维吾尔族社会生活及民族精神的反映,可谓其民族文化艺术的“奠基石”。

西州回鹘音乐文化是在西域音乐文化与漠北回鹘时期音乐文化交融的基础上,较多受到中原佛教文化的影响而逐步形成。喀喇汗王朝的音乐文化既继承了漠北回鹘时期的艺术因素,同时大量吸收波斯、阿拉伯以及中亚、西亚等地区伊斯兰音乐文化的精髓。这一时期,维吾尔族著名作家的传世作品大量问世,如《突厥语大词典》,从文化层次促进了维吾尔古典音乐的发展,为传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二木卡姆”的整合形成奠定了重要的调式理论基础。

清朝,维吾尔族的音乐文化因素已然形成,这时盛行于宫廷或民间的琵琶、箜篌、筚篥、笙、筝、笛等已经过改良,成为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经典的艺术作品应运而生,更有相应的诗作记录下这历史传承下来的民族艺术,如《乐器》云:

龟兹乐部起纷纷,调急弦粗响遏云。

忽听名呼胡拨四,不禁低首忆昭君。

历史传承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法律文化;全球化;西方法律文化;本土法律文化

[作者简介]刘家昆,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政法系助教,辽宁阜新123000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10-0128-03

一、法律文化的概念和属性

1.法律文化的概念

世界各国对法律文化概念的阐释存在较大的争议。美国学者弗里德曼认为,法律文化“指针对于法律体系的公共知识、态度和行为方式”。法律文化也可以是“与作为整体的文化有机相关的习俗本身”。埃尔曼则以“政治文化”概念推及“法律文化”概念,试图运用比较法律文化的功能和历史的方法对法律文化加以阐释。日本学者大多将法律文化视为观念形态的东西,经常用“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法律感觉”等词语对法律文化加以论述。

中外法学家把法律文化总体上划分为广义和狭义的概念。广义的法律文化是指物质法律文化和精神法律文化;狭义的法律文化仅指精神部分。本文在这里采用广义的概念,即“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或者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以及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

2.法律文化的属性

(1)法律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性与普适性。法律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是该民族所特有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法律文化。一个民族在生产和生活等实践性活动中,将自己民族固有的观念和目的注入到实践性活动中,从而形成了特有的习俗、信仰、艺术、价值观念、道德、文化。法律文化就是在这一系列创造性活动中产生的,自然就带有本民族深深的烙印。法律文化的普适性,是指各民族的法律文化虽然不尽相同,但是由于产生法律文化的实践性活动有相似之处,所以各民族的法律文化中就含有一部分各民族都认可的文化内容。

(2)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历史性。法律文化的时代性,是指存在于某一个时代的法律文化具有该时代的鲜明特色,是当时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精神世界真实的反映。法律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发展总是和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当旧的法律文化不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时,就会被新兴的法律文化所取代。法律文化的历史性,是指一国的法律文化是绵延千百年的民族传统文化在法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上的反映和折射。这种历史性奠定了法律文化世代传承的客观基础。时代性是历史性的基础,历史性是时代性的结果。

(3)法律文化具有相互的兼容性与排斥性。法律文化的兼容性,是指一种法律文化对其他法律文化的兼收并蓄。不同的国家在社会历史演变中产生了各具特色的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体现了民族的价值追求,蕴涵着民族法律调整的丰富经验和民族智慧。一种法律文化对于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可以借鉴,为自己所用。法律文化的排斥性,是指一种法律文化对其他法律文化的不认同,彼此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各民族彼此之间习俗、信仰、实践活动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不同,甚至矛盾和对立。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法律文化就相应地存在矛盾和冲突,这就表现为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不认同或相排斥。

二、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

从古代到现代,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活动就一直存在,下面以罗马法律文化的全球化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1.在古代。就存在法律文化全球化的历史现象

古代罗马法产生以后,它适应罗马奴隶制社会较为发达的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要求,形成了发达和完备的法律形式和完整的法律体系,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统治;罗马法的内容和立法技术也远比其他奴隶制法更为详尽、完备和发达。它提出了很多重要原则,像“一事不再理”、“条约必须遵守”、“诚实信用”等原则。罗马法以其独特的价值取向和法权要求对世界范围内的法律变革与法律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罗马法是人类法律文明演进历程中法治传统和法律理性主义的始作俑者。

2.在近代社会。法律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罗马法律文化的广为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代世界的法律发展模式。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文化发展到处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的。无论是1804年《法国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还是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98年的《日本民法典》,即便是普通法系领域,为了私法(特别是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步与发展,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诸多原则。

3.在现代社会。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是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罗马法对现代法律(尤其是民法的发展)依旧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当今欧洲的法律统一化运动中,罗马法传统对于欧洲联盟成员统一它们的民商法律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代中国的民法制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罗马法传统的影响。

罗马法律文化的复兴及其全球化的进程表明:“以不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都能够接受的常识为基础,建立一套法律体系是完全可能的。”

三、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之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人类交往、生产、生活国际化的趋势明显加速。在经济活动等各种交往中,大家需要遵守共同的活动准则。由于不同国家间的法律文化各异,造成了在交往过程中的困难和不便。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必然导致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法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减少彼此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法律文化发展的全球化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法律发展的国际化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法律自身价值的普遍性认同与信仰。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生长于不同土壤之中的各国法律文化从其理念、制度和内核来说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随着现代社会法制化进程的发展,原本有较大差异的各国法律的价值取向趋于一致。即从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革命性的转变。其次,法律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的社会根源则来自于社会交往规则特别是现代化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的共同的法权要求。现代世界主要国家先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人类之间的交往空前加强了。经济的全球化逐渐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的传统模式,进人到超越国家、民族范围的发展时代。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世界在信息方面连成了一体,加速世界共同意识的形成。生态、资源、反恐等

全球性问题更需要世界各国协调一致来共同解决。在这种世界性大趋势下,需要共同的规则来规制和调整。因此,法律文化全球化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

四、法律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法律文化的历史传承

法律文化发展的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经历了相近地区间法律文化趋同化到法律文化全球化的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发展趋势有其内在的原因,符合法律文化发展的规律。在法律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中国法律文化该作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单方面抗拒法律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明显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这种做法不可取。如果参与到法律文化的全球化过程中,那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是这个进程的参与者,还是仅仅是这一进程的被动接受者?如果是参与者,我们就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处理好法律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法律文化的历史传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正如本文前述,法律文化的全球化已是自古有之了。前人在面对法律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作出了各种探索和尝试,以求中国本土法律文化在这一进程中能得以完善和发展,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吸收和借鉴。

1.全盘西化的错误

有些学者主张,西方的法律文化是先进的法律文化,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产物,对之应以全盘的吸收和借鉴。《晏子春秋・杂下之十》说过:“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各国法律文化产生和生存的地理、气候、文化、土壤等要素都有较大的不同,这就使得法律文化出现多样性的特点。“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好的物种只能生存在适合自己的环境下。把西方的法律文化全盘移植到中国,并不一定能起到预期的效果。盂德斯鸠曾说:“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的凑巧。”显然,主张把西方的法律文化全盘照搬到中国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

中西方法律文化产生的土壤极其不同,法律文化差距非常大。首先,中西方法律文化追求的价值观不同。中国法律文化一直将“秩序”作为最高的法律价值。法的目的,就在于保障等级秩序不受侵犯。西方的法律价值体系则是由正义、权利两个部分组成。正义作为最高的法律价值,在古希腊便已存在。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相应于城邦政体的好坏,法律也有好坏,或者是合乎正义或者是不合乎正义。”其次,中西方对诉讼的态度不同。在儒家经典的影响下和官府政策的引导下,中国百姓对于诉讼的态度是“耻讼”、“厌讼”、“惧讼”,“无讼观”深入百姓的骨髓。西方的诉讼观念是鼓励人们利用诉讼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因此,人们是“好讼”的。清末修律时,主持者沈家本在移植西方法律时,对中西社会状况和法律文化的差异尽可能地进行了考究。他认为“考欧美之规制,款目繁多,于中国之情形未能尽合”(《大清光绪新法令》卷19),骤行西法必会引起社会震荡。所以我们在法律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西方法律文化可以是我们借鉴的对象,但绝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2.立足传统。面向未来

在法律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进行现代法制建设时有一个误区,但凡遇到疑难之处就往西方法律文化处去寻解救之法,理由就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我们不应闭关锁国,应该顺应潮流而动,吸收和借鉴西方法律文化。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西方法律文化并不是法制文明的标杆,它仍然存在种种缺陷和不足,西方国家正通过各种办法对法律文化进行完善和发展。那种把西方法律文化等同于法制文明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我们一味向西方学习,到头来仅仅学了人家的皮毛和过时的东西,不如立足本土法律文化,汲取先人的智慧和经验,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律文化。

辛亥革命前后,为了革命需要,把秦以后的政治用“专制黑暗”四字-二笔抹杀。因此,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传统法律文化是惊人的忽视。即使是在近代社会,传统法律文化也往往被冠以维护皇权的帽子,相对于西方法律文化是不值一提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历史和传统是不能抹掉的印记,更是不能被中断或被抛弃的标志。如果不带有偏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凝聚着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凝聚着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巨大智慧,因此在现实中我们不难寻找到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明的契合点,也不难发现传统法律文化对我们的积极影响”(《法律文化研究》卷首语)。沈家本先生早就说过:“当此法治时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讨中法,则法学不全,又安能会而通之,以推行于世。”(《寄箱文存六・薛大司寇辞稿序》)

历史传承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书铁券村;历史传承;资源整合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3-0065-01

“金书铁券村”即为临海市大田街道岭外村,为唐武肃王后裔聚居地,曾藏有国宝――金书铁券。挖掘“金书铁券村”的钱氏宗族优秀历史文化和人文景观,对提升人的思想品德和当前和谐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临海钱氏与“金书铁券”

“武肃后裔”岭外村曾藏有国宝――金书铁券。今借钱王及其后裔钱暄等影响,可提高此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临海钱氏历史悠久,早在五代天年间,就有钱王弟弟钱镒出任过台州刺史,钱之子钱惟治、钱之孙钱暄都曾经担任过台州郡守,至年时,钱氏后裔第十三世孙国烈公移居岭外村至今已912年矣。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2)冬,王士昌(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为《台临钱氏宗谱》作序时曰:“今钱氏唐五代时为吴越王,至七世祖伯诚公(驸马道邃公长子,讳忱,字伯诚,封荣国公;驸马道邃公讳景臻,字道邃,钱暄四子,)系母大长公主(宋仁宗皇帝第十女)因靖康之乱而至台州居焉。”驸马初来台州时,高宗赐以驸马第,题“忠孝之家”四字,“东至城墙,南至贺小桥,西至周桥头,北至白云山”都是他的家产,民间传“台城四角,钱氏为一角”。

武状元秦鸣雷(临海人)在《台临钱氏宗谱》序曰:“至唐间,始祖讳,为吴越王,相传五王三代,至五世祖讳暄为台州刺史,遂以白云山之下居焉”。钱氏住在台城,到第十三代国烈公时迁东塍洋渡,后又迁大田白石海旺村,最后迁到大田岭外村,为钱武肃王之第三十八代孙,岭外村、岭里村是钱武肃王后裔最集中的居住地,(岭外村系一房、二房居住地)(岭里村系三房居住地),两村各有人口500多人,其中岭外村全村姓钱,祠堂上写有“武肃后裔”、“三代五王”的匾额。该村系近代钱氏大房,村中老小皆知“金书铁券”之由来,钱氏村民有着特别的荣幸感。因此,我们不妨称岭外村为“金书铁券村”。

“金书铁券”的长、阔、厚、重、及文字在《临海县志》有记载。说的是唐乾宁四年(897)八月四日赐铁券,唐昭宗李晔因钱之功颁示天下:“惟我念功之卓,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

这铁券是岭外村钱氏所有,如何落入嵊县长乐村,钱武肃王第三十四世后裔志祥在《铁券得失记》中有这样的补述记载:“因嵊县长乐乡同族为兴建五凤楼,讵有触王律,圣旨下行剿灭全村,时有岭外经商人过该处,为救长乐同族人,回家把金书铁券、祖王象十六幅一并送到长乐村。钦差抚台、绍兴本府、嵊县正堂等携三百余人来拆毁时,见钱府中堂悬有先祖王像、铁券供奉,文武来官即刻叩首跪拜。该村房屋非但得以保全,且准于兴建五凤楼。”事后,岭外村商人拟将原物携回,谁料长乐族人居心不良,蓄意侵袭王宝,商人因路遥势孤无法携回。后经度大主考查明根据,由抚台行文遣送回台,通知岭外族人前来具领物归原主。

迨光绪三十一年,嵊县长乐族八房族长处以极刑,如获铁券可恕无罪。长乐族又来岭外村借铁券,岭外族众以前车之鉴不同意外借,谁料长乐族勾结梁上君子翻墙盗取而去以作护符,该族长得此幸免其刑,窃盗报县缉拿监禁处以无期,该铁券终于落入其手,迄今未收回。

《台州金石录》记载的《齐召南先生铁券考》颇详:“神宗(1068-1085)时,驸马都尉景尚主宋器属焉(钱太师印一枚、盛放“金书铁券”的木箱一只、锦瓶一对、鼎一个,现《民国台临钱氏宗谱卷之一・宝塔式》页面盖有朱红“太师钱左相府印记”。(1957年2月,村民钱绍木等人经手交由临海文管组保存。)盛放“金书铁券”的木箱外刻篆书“天章云汉”四个大字,另一面刻有篆书小字一百多个,说的是同治八年,礼部左侍郎徐树铭督学浙江时,到临海观赏铁券等。这是与“钱缪铁券”相关的在临海保存至今的唯一的一件实物。

二、祖训影响与文化传承

钱氏村民们每年清明节都要到大田双山村上西山上坟,民国前还要到天台护国寺香灯院祭祖,并打开宗谱,讲述祖先光荣故事。正如明人文鼻祖、地理学家王士性(临海城关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授确山知县、南京鸿胪寺正卿等职)在《台临钱氏宗谱》序中所说的那样,“读方正学先生府人家谱云:读谱之法,凡正月吉日,当聚族而读之,幼小指而示之,令其知为某祖某伯叔兄弟属某高曾祖之派;寒食节、仲冬之大节祭祖而聚饫当出而读之,如前行之不替,则爱敬自生,自就相亲相睦,吉庆相欢,死丧相吊,有无相恤,患难相扶,久之亦可以化为成俗,何必居位也,此仁人君子之格言也。”钱家子孙们确是这样做的,同时也深受祖风祖德所薰,村上人绍续家风,读书明礼。

钱武肃王除了“保境安民、繁荣经济”功高劳苦外,还有他“对内发展生产、兴修水利、灌溉农桑;对外睦邻休战、开拓海运、发展贸易;对下体察民情、知人善任、泽被天下”,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从而使吴越富甲天下深得人民的爱戴。至于武肃王的美德,从他对自己子孙提出的“十大遗嘱”中可以看出,其内容涉及忠孝、爱兵、恤民、廉政、家风等。他要求子孙度德量力,视万姓为三军,免动干戈,“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这在他后世的“四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强调圣人所云的“民为贵,社稷次之”等名言。在婚姻上要求子孙“顺择阀阅之家,不可图美色”。要“开辟荒田,莫爱财无厌征收,勿图安乐逸豫,勿持势力而作畏,勿得罪于群臣百姓”。提出要“多设养济院、收养无靠四民,添设育婴堂,稽察乳媪,勿致阳奉阴违,凌虐幼孩”。钱武肃王要求子孙们必须做到,“倘有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

谱谍载台临钱氏始祖钱暄(讳暄、字戴文,封冀国公)有四大功绩:嘉佑戊戌(1058),“凿台东湖、筑台城垤、葺古楼、浚泉井。”此外,谱谍记载钱氏的还有《诏书》、《记》、《传》、《略》、《行述》、《赞》、《节妇》等。

历史上钱家的事迹和教育子孙遗嘱的内容,正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爱祖国、爱人民,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开展廉政教育和建设文明村,尊老爱幼,建设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等诸多方面所要学习发扬的。

三、“金书铁券村”与文化整合

“金书铁券村”地处临海城区之东,是个自然的小山村,占田地230多亩,岭里村有田地200多亩,三面依山,双溪环流,“人家岙坑”与“倒坟坑”合抱岭外村,半个村舍沉浸于桔林竹海中。村周边有安山、白岩山、麒麟山、笔架山,松柏葱笼,真有“东迎旭日升,西送晚霞归”之景观。一年四季,梯田交替种有水稻、麦子、蕃莳、玉米、大豆等,在羊公坦山上还种有100多亩“东魁”杨梅、桃树、李树、梨树、油菜花等。岭外村后山中还有观音堂、麒麟寺(钱武王纪念馆)、白鹤庙、伽蓝菩萨庙、铜矿遗址。两村风光优美,利用这些山田、地块、溪岸进行自然的、艺术的整合与美化,种上成本省、收效快的农业观赏性植物,可吸引众多游客。

从宗祠往北2公里翻过“高家岭”就是同宗同祖的岭里村,倘若跨过白岩山岗,可与10公里外羊岩山联成旅游线。若对两村文化资源加以整合,以钱氏“三代五王”、“金书铁券”为引路,发挥宗祠、钱武王纪念馆的作用,请进画家、书法家把宗谱里记载的“谢江潮”、“赐玉册”、钱暄的“凿东湖”、“筑台城”、“葺古楼”、“浚泉井”、家训、遗嘱及钱氏后人的优秀历史故事为背景,以展览的形式展示给客人,能起到教化人的作用。

岭外村的风味小吃有麦糕、麻糍、年糕、米浆糕、糕糯、锅底鼓、拔拔面、青团、方糕、馒头、乌饭麻糍、灰青糕、垂面、手打面等等,随着四季不同变化而变化,还有祖传家酿“蕃莳烧”等可供客人美食。

岭外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且风光优美,民风纯朴,交通便捷,条件优越,要是政府能积极引导,整合资源,可充分发挥钱氏和社会有识之士投资开发,筹备资金对村后地块做规划,让钱氏祖训发光扬光大,帮助建立书院、养济院,发展为学习、养老和钱氏历史文化专门展览场所,以休闲文化为特色,发展为旅游休闲村。

通过对“金书铁券村”调查和探讨,村级层次的资源识别与选择,如何进行有效激活和融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的过程,体现的不仅仅是资源和禀赋的优势,更需要能运用产业化的手段,挖掘文化积淀,使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相融合。多层次、多类别、多主题的历史内涵,可用来教育后人,以“临海人游临海”的战略思路推动大田农村基层文化发展,也为临海的乡村旅游事业增添新的一页。

参考文献:

[1]民国临海县志稿.

[2]台州金石录.

[3](宋)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

[4]台临钱氏宗谱.

[5]钱铁券收藏考略.

[6]陶福贤编著.千古一族.

[7]枝繁叶茂.

历史传承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翻译史;合译模式;中医药外译

原语文化译者和目的语文化译者的合作在我国对外文化吸收和输出过程中一直存在。有人称“口译和笔述”相结合的翻译西书的方法是“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沿用下来,……直到19世纪末严复直接从原著翻译,特别是20世纪初期中国人开始独立翻译西文书籍之后, 该方法才被淘汰。”(上海图书馆:25-26)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懂双语甚至懂多语的译者虽已经可以理解原文,但原语目的语文化双方译者的合作却不曾消失。

1.译进来

我国古代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和西方科技文本的译入活动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中西方译者合作的模式,即传统的“口译和笔述”模式得到了广泛运用。

1.1 佛经翻译

从东汉末年到西晋,中国的佛经翻译多为外籍僧人译成汉语,另一人或数人(多为华籍胡裔僧人)笔录成汉文并进行修饰。代表有支娄迦谶口授、孟福笔录的“开后世般若学之源”的《般若到行经》;(马祖毅:23)竺法护与安文慧、聂道真等当时佛教界知名人士合译的159部译籍。(马祖毅:31-32)

从东晋到隋末,译经从之前的口授、传言和笔录三个角色中又多了记录梵文、正义和校对三个角色,合作的译者分工更细,参与的人也更多。(马祖毅:55)释道安在符秦佛经译场中请外国僧人昙摩难提、僧迦跋澄等译出的许多佛经均由惠嵩笔录。(马祖毅:39)鸠摩罗什精通佛学,也通晓汉语,但他的译经过程也是他将梵文口译为汉语,然后由多名中国僧人明了他的意思,检查他语言的正确性,最后书写成文。(马祖毅:40-41)

在唐朝,以玄奘、不空为首的佛经译家翻译了大量高质量的文本。然而即使是通晓经理和梵文的玄奘,也在其主持的译场之中对翻译和笔录、校对等角色进行了分工。(马祖毅:63)翻译和笔录是由不同的人完成,说明合作翻译盛行。

1.2 西医中译

明末清初西方来华耶稣会士对西医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但真正大规模翻译西方医学书籍文献是在洋务运动时期。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为代表的官方翻译中心依然沿袭着西述中译的方法,翻译了相当一部分书籍。如傅兰雅口译、赵元任笔录的《儒门医学》、《西药大成》;舒高第口译,分别由赵元益、郑昌Ρ事嫉摹赌诳评矸ā泛汀陡究啤贰《产科》;秀耀春口译、赵元益笔录的《保全生命论》和《济急法》等等。(上海图书馆:191-192)根据傅兰雅的描述,翻译西书的过程就是西方人理解原文,讲给中国合作者听,两人一起逐句翻译成中文,由中国译者记录,最后润色译文使其符合中国文法。(上海图书馆:26)

2.译出去

异域文化输入到我国的翻译活动中,由于双语译者的缺乏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原语文化译者和目的语文化译者的合作不得不成为主流模式。但在双语译者大量出现、中西方文化的了解进一步深入的时代,我国的文化输出中还是有很多合作翻译的模式。

2.1 中医药外译

中医外译始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的见闻记述,但真正意义上的中医药文化外传的标志,是中医药典籍的翻译和有关中医药知识的外文书籍。在中国文化积极“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中医药外译的范围不仅限于对中文文本的翻译,还应包括外文撰写的中医药书籍。

可供早期西方学者参考的中医药书籍很有限。1959年,法国医学史研究者Pierre Huard和他的中国同伴Ming Wong用法文合著了La Medicine Chinoise au Cours des Siècles(《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医学》)成为了“西方早期可供参阅的最重要的二手材料”之一(文树德);作为出色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李约瑟的《针灸史略和麻醉理论》一书也是与其长期合作的中国药剂师的女儿鲁桂珍合著的。(兰凤利:29)

随着中医名词术语国际化统一的推动,英国中医翻译专家魏杰也和以中文为母语的中医从业者合作译书、出书。1993年他与台湾中医师李政育合著了英文版的《中医基础理论》,1999年又与台湾中医专家冯晔合译了《伤寒论》。魏杰是国际知名的中医翻译家,即便如此,非医学背景的他在译书、写书时也需要与丰富临床经验、懂中医且母语为中文的人合作。

作为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英译本,Ilza Veith独立翻译的《素问》前34章长期为西方研究中医的学者所援引,该译本旨在简单地介绍中医,因此语言很流畅,但由于对中医知识的了解不够深刻,所以今天看来有很多误译。Ilza在译本的前言中也表明希望“能找到精通古汉语的华人合作”(施蕴中等:47),但由于条件不成熟且耗时太久作罢。

由此可见,来自原语和目的语文化中懂双语的译者合作译书、著书的模式有成功的先例,而合作模式的成功在当下中国文化成功“走出去”的书籍中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2.2 成功“走出去”的中国文化

近年来介绍中国各个方面文化的图书“走出去”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成功走出去的图书有中外两方合著的,也有中外合译的。《中国文化与文明》和“皮书”系列两种图书既有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也有对当下中国发展的各个方面的专业考量,从文化角度和专业角度和中医药文化外传相近。

《中国文化与文明》是中国外文局和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较为全面、权威地介绍中国的书系,由中美两方各学术领域出类拔萃的学者合著、合译。大致流程是:两方专家核定提纲;分别写初稿并自行翻译;交换译本阅读后提供反馈;再次修改。(陈燕:21)由于这套书在中美两国同时发行,所以可以认为是合作翻译的模式,即内容的沟通和理解是双方共同进行的,最后由双方各自完成其母语的版本。“皮书”系列是中国与世界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发展的年度报告及预测,有相当的专业性。该系列由中国一流研究机构的一流专家撰写,经过合译模式完成外文译本。大致流程为中国本土有专业背景且懂英文的译者翻译;交给母语为英文、懂汉语的外国专家审校后定稿。(陈燕:193)由于该系列的目标读者群体为研究机构和学者,所以对中医药外译的参考意义更大。

3.中医药外译合作模式的思考

从以上文化输入、输出的译著活动看,原语文化译者和目的语文化译者的合作模式是中医药外译值得借鉴的模式。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合译模式对双方的译者都有一定的要求:至少懂双语、母语流利、专业知识的积累。其他方面的要求还可以包括:对翻译理论的认识、有一定的翻译实践技能、合作意识、对异域文化的包容和尊重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佛经翻译、西医中译还是已经成功走出去的书籍,原语文化中译者都牢牢握着翻译的主动权,目的语文化的译者更多的工作是润色文字,或者根据目的语文化读者的兴趣和特点对原文提出相应的编译意见。在众多汉学家和外国学者相对占主导地位的中医药外译领域,这一点就尤为重要。需要指明的是,文化输出时,受不同情况、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的制约,翻译的模式可以多样化。本文只是在分析了历史上文化输入和输出的翻译活动后指出合作模式或许是更适合当下的中医药外译活动。

(作者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

参考文献:

[1]上海图书馆.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图志[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1.

[2]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3]文树德. 西方的中国医学史研究:成就、方法与展望. 麦劲生译.[EB/OL].(2011-09-28)[2015-02-27].

[4]兰凤利. 中医英译的历史回顾[J]. 中华医史杂志, 2008, 38(1):28-32.

[5]施蕴中, 马冀明, 徐征. 《黄帝内经》首部英译本述评[J]. 上海科技翻译, 2002,(2):46-49.

历史传承文化范文第5篇

换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和“民族记忆的背影”。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涉及诸多门类,包括考古学、民俗学等多个方面,严格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物质文化遗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很多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

一个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需要得到整体保护。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此,我们摘录三位权威人士在《城市更新和文化传承》论坛上的发言,与读者共飨,并就其中的观点和看法与读者商榷。

“非遗”:不该忘却的城市精神载体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多姿多彩,其中包括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以及作为载体的语言文字、各种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和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民间艺术。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体现,是现代民族团结奋进的基础和重要表现。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延续城市的历史脉络,就是延续我们的民族文化独特特征和。

在城市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塑造城市个性、提升生活品质、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具有历史、科学、文化价值的,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文化遭到严重破坏。一些依靠口头、行为传承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消失,破坏严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乏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刻不容缓。为了进一步做好包括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国务院先后颁发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等文件,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初步估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87万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确定了2200个,从业人员达到了2万多人。中央财政从零到投入18亿元的经费,有力地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目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1028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逐步形成。文化部确定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总数达1000多人。一大批传承人出色的技艺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单一的项目保护逐渐转向整体保护,文化部先后公布了六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实施了整体有效的保护。近年来,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民俗馆展示中心稳步推进,全国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424座,展示中心96个,为全面展示宣传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目前是入选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最多的国家之一。2006年我国成功当选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有望早日出台。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包括城市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然面临严峻形势。一位德国历史学家针对中国的旧城改造提出: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也会有,而你们曾经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一位知名学者也说,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事关一个城市的人文态度、人文素养。我认为这是事关一个城市的整体文明和我们后代回家的路的问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它关系城市历史脉络的延续,我希望大家都给予高度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重要责任,不仅是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不让我们的后人忘记回家的路。

京剧,现代城市重要的文化经脉

我毕生钟爱和从事的事业——京剧艺术,其诞生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1790年,江南安徽戏班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从此在北京、天津安顿下来。经过十几年的演变,成为一个由徽剧、汉剧、昆曲、秦腔、京腔和民间曲艺综合而成的崭新剧种。它以西皮、二黄为主,字正腔圆,当时人们根据这一新兴剧种的唱腔,直呼其名为:西皮二黄。

西皮二黄第一次进入上海是在1867年,当时引得全城轰动,市民争抢观看,一睹为快。据记载,沪人初见,趋之若狂,在我的想象中,这并不亚于《阿凡达》上映引起影视热潮。京剧来到上海以后,便风靡全城,其他表演艺术几乎是望尘莫及,本地原有的昆曲,当时有点门庭冷落,京剧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是雅俗共赏。京剧这一称谓正是来自上海,1876年,上海《申报》正式刊出京剧之名,意思是来自北京的戏剧剧种,从此这一称谓取代了“西皮二黄”,而一直沿用到今天。随着京津名家谭鑫培、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相继到上海演出,上海本地同样涌现出大量的名角,其中周信芳先生成为当仁不让的领军人物。正是他使上海成为海派京剧的发祥地,与北方京剧形成双峰并立的良性竞争局面。北京、上海,南北呼应,开启了长达近百年的京剧鼎盛时期。与许多戏剧剧种相比,京剧的历史并不长,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它成为国剧、国粹,成为民族文化的代表性艺术,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呢?

首先,京剧吸收、汇聚、熔铸了众多地方戏曲乃至其他各类艺术的精华,可谓融众家之长于一身,集中华艺术之大成,拥有博大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这种兼收并蓄,融汇创造的精神正是京剧始终保持活力、不断发展重大的重要基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剧既由多个地方剧种升华而来,又以深厚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回馈地方剧种,使许多地方剧种得到滋养和提高。从而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戏曲艺术的多样化进步和繁荣。

其次,京剧云集了众多大师级人物,以及他们用心血浇铸的大量经典作品,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其他剧种。由于京剧的艺术语汇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凭借精湛的演艺和优秀的剧目,因此能够通行全国。拥有最广泛的观众群体和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三,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京剧得到了城市的有力支撑和推动,它酝酿、发源于农村,诞生、成熟于北京,繁荣、兴盛于上海。正是城市强大的集中性与辐射性,使京剧得以极大地拓展生存的空间,赢得上升的高度,获得长足的发展。仅以上海而言,这座城市不但为京剧定了名,更为京剧的舞台艺术、演出市场、评论理论等诸多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从未进过大型都市的剧种,其艺术能够得到长足的提升,其市场能够得到充分的拓展,其影响能如此广泛和深远。另一方面,京剧的繁荣也使城市文化得到极大的丰富,使城市精神得到了足够的升华,城市的力量推动了京剧的成长,京剧的魅力塑造了城市的文化。因此,京剧与城市的关系是血脉相连、无法拆解的。

当然,一种艺术自有其盛衰转变的自然规律。近几十年来,戏曲艺术逐渐从市民文化娱乐的主流地位趋向边缘化,各地地方戏如此,京剧也不能例外。这里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有多元选择的影响,也有京剧自身所遇到的问题,总之,原因众多而复杂。但是有一点我坚信,既然在近两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空间内,我们整个民族都深深浸润于京剧的美妙艺术享受中,那么它值得也理应被我们永久珍惜、永远呵护。这是因为我们从传统中走来,身上、心中无不带有传统的印记,而传统正是我们面向今天、走向未来的基点和底气,更何况京剧是那么一种令人赏心悦目、铭心刻骨的美好剧种。对京剧我们没有舍弃的理由,只有保护和提升的使命。相信只有通过对优秀传统弘扬和提升,并与现代市场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和谐中谋共处,城市的文化才能在拥有亮丽的同时拥有一份深沉,在拥有时尚之轻灵的同时拥有一份厚重。

所以,我们要培养有志于京剧艺术的优秀传承者,将传统的技艺和经典剧目原汁原味传承下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妥善留存,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民间的广泛发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延伸,主要靠京剧艺术工作者的自身努力。只有同时做到以上两点,京剧艺术与城市文化才能同时焕发古老的与现代的双重魅力,达到城市生活的美好愿景。

一个健康的人,从儿童成为少年,从少年成为青年,再从青年成长到壮年,他的骨骼和肌肉在不断扩大,他的心智和才能在逐渐成熟,他的经脉随着骨骼、肌肉的增加而延伸,以便将心脏供给的血液和养分,源源不断地传送出来,令人始终拥有充沛的活力。我们发现,在这一个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样被完全代替,没有任何一样被彻底消灭,他们只是在进步,在演变,在和谐共同成长。如果将城市比作一个健康的、不断成长的人,那么建筑便是它的骨骼和身躯,版图便是它的肌肉,科学技术、生产水平和市民社会生活水平便是它的血液,而支持、成就它的则是一条条文化经脉。京剧艺术正是一条永恒跳动的经脉,它的搏动牵动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学、中国的各类艺术,它与其他千万经脉一起构成了整个城市。没有文化的经脉,一个城市再怎么高耸,再怎么庞大,也只能是一个缺乏智慧、没有活力的躯壳。

共荣:古今城市文化的繁盛之路

我们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延续着城市的历史文脉,但是城市的发展,却往往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陷入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的境地显示了我们对于发展方式的不同的理解。

现代化的发展,农田的消失,我们曾经称雄世界的棉纺技艺在何方?大片水稻田上耸立起现代化的工厂,悠扬婉约的吴歌如何能飘荡在我们的天空?中华戏剧的剧种曾经达到过二、三百个,但是今天,大都市的新建剧场不断涌现时,传统戏剧演出却廖若晨星。现代化的发展,一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同时给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如何来消除这些灾难?我感到有三个方向:

第一要适度修复和恢复我们的文化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态场景、语境中发生和发展的。如果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场景和语境,单独把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保存下来,当然这很重要,但是却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棉纺技艺是以上海郊区为代表的。黄道婆在元末改造了我们的棉纺技艺,使我们的棉纺生产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并不是黄道婆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得益于当时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上海处于国内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地位,而且上海当时的土地近海,不能种水稻,盐碱地只能种棉花。另外,当时传统的男耕女织在这个阶段发生重大的变化,妇女织布不仅是为了服饰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服饰可以成为商品。

到了19世纪中叶,长三角以及上海周边的棉纺业,产品远销欧洲和全世界。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这样的技艺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使它流传下去?我们不可能恢复过去的时代,我们只能在现在的基础上思考这个问题,适度恢复一定的文化生态。上海的徐汇区在这方面就做了一些工作,准备在黄道婆故乡的周边种一片棉花、水田,重新恢复这样的场景,在中小学开辟这样技艺的传授。我们不是要真正推行这样的技艺,但是至少在某种场合,作为一种文化的记忆和文化的精神传递下去。因为上海女性的文化人格的形成和黄道婆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当今世界看,城市化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现代化也没有一个特定的规范,每个城市的城市化和现代化都是在本民族的文化基础上的发展。所以我们的城市化的进程和更新,就要考虑到我们独特的生态环境的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为有利。

第二要重新引导我们民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取向和情趣。我们观摩昆曲,聆听评弹,这些优美的戏剧,它的出现表示我们曾经有过美好的城市生活。昆曲和评弹的发展,和当时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化的生活,和当时民众的审美需求和意愿是一致的。现代生活走向简约化、通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何进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活美好的产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是我们在追求生活更美好的形势下出现的,是当时的一种优秀的文化。比如说顾绣(包括苏绣),它的意义在于它融合了人的文化精神、人的审美感受。顾绣不是一般的女工都能干的,它要求你懂得琴棋书画,要懂得如何把琴棋书画融入技艺中去。上海松江恢复了顾绣,但工厂主只是把几个女工关在屋里成年累月刺绣,技艺方面是得到了发展,但达不到真正顾绣的意境。历史上的竹刻,不是拿刀刻几下就行了,还有深层的文化含义融入在竹刻中,这刀就是笔,是用笔在书写。城市化进程给我们提供了条件。但是不够,还要融入一种优良的审美情感。

我曾跟上海的一些女孩子和媒体记者说,你们能不能把生活服装和工作服装分开?你们难道不能从旗袍的发展中得到另类的感受吗?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得不面临一个更新和发展的问题。我们要科学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传承中的创新和变化。我们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往往会强调原汁原味,这个不错,总体上是对的,但是这个原汁原味的理解并不是我们原模原样的不动,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回顾我们的历史,哪一样东西流传到今天是一成不变的?

传统的戏剧是在乡村的庙堂里和古戏台上演出的,它往往是和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城市以后又和茶园联系在一起,然后再到剧院的舞台上。在北京是听戏,到上海是看戏,当然也是听。传统的东西文化基因传递是合理的,它的发展中有些变化也应当是合理的。我们有宽阔的胸怀面对这样的变化,我们就会对今天的工作有新的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适当地变形,但是不能乱变,简单地把西方有些形式穿插在里面,并不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有些个别的剧目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历史传承文化范文第6篇

元素在地域设计中的意义

1.建筑的地域性是历史的传承

现如今,世界建筑业发展相当迅速,我国在建筑业的发展水平层出不穷,大陆受传统建筑业的影响发展较为落后。著名美国建筑学家Louis Mumford反思现代建筑学理论的发展,首先提出了地域性的概念。地域性概念文明因素和自然因素两类。像气候、地理环境、地质、地貌属于自然因素,人文因素主要有经济技术、风俗习惯等。

2.传统元素在建筑中的体现

建筑师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设计灵感,发掘中华闻名5000年历史的古老“基因”,与现代的科技水平相结合,使现代建筑呈现多元化,地区建筑现代化,这里所讲的“基因”是传统意义上的精华元素。地域化是精神文化的体现,而传统特色元素则是来源于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积淀,元素是对历史建筑的基本体现。目前我国的建筑行业面临着一些问题:拥有上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增氧才能传承它特有的历史传统元素。众所周知,世界上著名水城威尼斯,它仍旧保持着成百上千年的原貌,威尼斯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传承,作为东方水城的“江南水乡”现在早已是面目全非,找不到原来的样子。

3.新技术带动传统元素

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不可避免的不符了现代的建筑风格。在现代化建筑的背景下,我们通过将传统玄素和现代建筑技术的相融合建造出更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建筑作为一个时代的写照,通过新的技术体系、思维方式、科学技术水平,务必会带动新的设计思路和思想观念,现代建筑自然而然地就慢慢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建筑要用自己所特有的语言表达时代的特征,变现这个时代的思想观念、科技水平及文化水平和审美观念。归根结底,是时代精神文化巨鼎了建筑的风格,把握时代脉搏,现代建筑业的发展才能腾飞。

现代建筑设计中传统元素的提炼

对于传统元素的传承,目前,形成了两种探讨方向:其一是将现代的自由空间元素与传统的将猪样式相融合。相比较而言,这种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方法较为保守。它将作为一种传统元素中的经典提炼出来,加上与现代元素完美的磨合,同时以地域元素的模式传承下来。另一种则是评判性的继承,历史在不断的进步与发展,我们之所能发展到今天,说明科技是在不断进步的,我们的建筑行业的建造水平也是在不断进步的,这就意味着对于古代建筑历史文化的传承,不能一味的接收。保留利于们发展的,抛弃那些封建守旧的思想观念。日本建筑大师安腾忠雄就采用了第二种方式,以他为代表设计建造出很多优秀的建筑,包括水之教堂、光之教堂、风之教堂等许多以第二种文化传承方式来建造的。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完全的按照传统元素去设计,而是采用了传统元素同现代元素相结合的手段。

新技术下传统元素的四种构建方法

1.置换

置换;顾名思义就是将传统元素中的精华部分提炼出来,在通过现代手法科学的运用到现代建筑中来。例如:中国古代的木质门窗,现在就常常会出现在现代建筑里,但已失去了原有功能,作为现代人们所喜爱的装饰品出现,但是它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

2.重构

这里的重构是在提炼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归类,并突出它所表达的重点部分,这是对历史元素重构的一个过程。目前我国有许多历史遗迹已经破旧不堪,甚至随着多年的风吹雨打,地壳运动已经出现了部分坍塌或塌陷。这是便要对历史遗迹进行合理的“重构”。它是运用现代化的技术与以往古老记忆相联系方法对古代建筑元素进行重构的过程。

3.叠错

叠错是两个空间错位叠加形成了一定的公共空间,这种设计手法经常运用在建筑空间结构上,为了使整体看上去更多变,也会将功能界限虚化。古代传统元素中同样包含叠错方式,利用新的技术和材料,通过错位的变形叠加,形成新的组合形式,这就使得传统元素在历史传承元素中在现代建筑的有力应用。

4.新旧相结合

“新”和“旧”本是一对矛盾体,正是因为现代与传统出现着不想融合的矛盾,因此如何才能将传统的“旧”与现代的“新”真正融合,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很多建筑师在这方面做尝试,如;巴黎的卢浮宫在建造初期就备受关注,完成了一次新旧矛盾结合的巨大挑战。

历史传承文化范文第7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现代传承

DOI:10.15938/ki.iper.2016.03.015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6)03-0066-04

一国优秀传统文化是这个国家的“根”和“魂”,它催生着这个国家的民主文化、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等等,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只有根植于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上,才能沐浴明媚的阳光,充分发育与生长,从而再现这个国家的生机与活力。同样道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也依托着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吸取营养,取其精华,承袭符合国家风格的教化传统,不仅如此,优秀传统文化也在此过程中实现了现代转化,完成华丽蜕变,被年轻的大学生所接受、认同,从而生生不息。

一、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优秀传统文化之于思想教育相当一源活水,不断为其注入新的内涵,提供丰富的资源,它所积淀的最深厚的精神追求,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永不枯竭的动力。

1.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

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有着许多观点也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殊途同归的相互呼应。例如《大同书》中对大同社会的美好憧憬,想要建立一个公正有序、互助互爱的社会,这与马克思主义要解放全人类、解放人民有着相通之处;再如《易经》中讲到阴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有共同的基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地人合,五行之说也蕴藏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等。[1]这种不谋而合的文化元素,穿越时空,影响至今。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优秀文明成果的集成,它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和普遍规律,探寻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正确路径,反映了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本质与趋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普遍的真理性。然而就是这样的理论,其基本观点与中华传统文化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生长的土壤,能够获得民族心理上的接近和容纳,有着文化上的亲切感。

2.优秀传统文化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向

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亘古相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一种内在的最根本的精神力量,虽然出现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但核心的精髓都有着共同的表现,哪怕是战乱、社会动荡,这种绵延不绝的精华依然能超越时空。并且它也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一个明确的指向,还将是未来的一种根柢,历经岁月更迭,始终存在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所以今天我们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指导,未来它也必将是中华民族的理念价值,这种指向不会随历史时间的推移而蜕变。就像德国哲学家布洛赫认为的“在人类历史中始终伴随着无所不在的乌托邦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游离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跨越时空被积淀下来”,[2]一旦某一时代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衰落,唯有它“经久不息地存于各个时代,作为其他时代培育果实和提供遗产的始基而继续存在”,[3]这种美好期待也指向久远后的未来。

3.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厚的传统滋养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厚的思想教育资源,为大学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它有治国安邦的睿智灼见,有彰显时代价值的真知理念,亦有教人修身涵养的鞭策警言,这些都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需求资源。比如“仁者爱人,厚德载物”就是对大学生进行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原则的教诲,“言而有信、一诺千金”就是教育大学生要做诚实守信的谦谦君子的告诫,而“明礼为仁,仁爱孝悌”就是对大学生的伦理规范,“内省慎独”又为大学生提供了人格修养的方法,等等。所以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丰富的思想宝库,无论是孔子、荀子、老子、庄子的辩证法,管仲的人本思想,孟子的以民为贵的民本观点,还是老子的上善若水、廉政恤民的善政理念,墨子兼爱非攻的和谐认知,这些都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厚的滋养,成为对大学生教育的重要思想元素。

二、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历史传承、现代表达和时代创新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我们要承袭历史,使其得以在大学生中传承,还要用适合今天的语言表达方式进行现代诠释,同时还要面向未来,不断地创新发展,完成创造性转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1.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历史传承

历史传承文化范文第8篇

然而进入21世纪,海内外对中国大陆进行政史教育质疑声音不断,有些激进人等甚至公开反对设置政治和历史课程,其诟病的理由就是政史教育束缚了青少年的大脑,钳制了独立自由精神,成为年轻一代领受世界先进文化的羁绊。其实质情况是这样吗?

一、反政史文化教育思潮的滥觞背景

我们多年来陷于这样迷蒙的文化氛围之中:恣意地质疑所有崇高和庄严的历史影像,解构一切理想主义的支撑和英雄主义的典范,使历史成为一堆堆斑斓的感观碎片,浮光掠影地去涂抹一些非理性的情感体验。于是乎、伪造各种野史的冲动刺激着各种影视娱乐作品的爆棚。没有最离奇的闹剧,只有更荒诞的篡改。

在这种背景下,庸俗文化、奢靡文化、厌世文化以至黑恶文化都甚嚣尘上,实质上,当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对多年来腐朽文化卷土重来的反弹;只有构建有向心力的先进中国文化,才能助推强国中国梦的实现。从这种意义来讲,中小学政史文化教育不但不可以削弱,还需改进其不适应未来呼唤的地方。

二、政史文化教育中存在的几种问题

1. 对政史文化教育的价值取向认识不清。将政史教学等同于概念的兜售,让学生机械记忆年号、人物以及专有名词,将生动的历史掌故、鲜活的人物事件抽象成干瘪的概念,教师教条主义的简单照搬,学生食而不化地记,政史教育成为磨蚀学生政治智慧的枯燥流程。

2. 政史课程编排的老旧与墨守成规。与毫无生趣的课堂教学相对应的必然是味同嚼蜡的教材体例,按时间顺序排列大事记或由大到小衍生词汇内涵的疏解。这些知识传播与学生的生活环境和思维习惯大都脱节。当然政史文化的熏陶作用也就大打折扣。

3. 政史文化与现实产生隔阂,师生莫衷一是。受现实庸俗文化的裹挟,师生不敢阐释政史文化节中的正能量,或者说找不到传承的脉搏。比如,针对重义轻利、刚直不阿、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老师劝告学生千万不要效仿,以防与现实冲突而酿成事端。

4. 庸俗的厚黑学渗透到政史教学中。比如讨论老年人摔倒扶不扶,评判中国现今房价高不高等等。一方面以逃避态度放弃对政史要义的释发,另一面又以抹杀、解构、蒙混为方式将政史价值取向搅成一锅粥。于是政治历史教学很多时间在做无用功,积极政史文化传承也就无从谈起。

三、政史文化传承阻滞的后果

简单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世或者说血统都心存怀疑,那还哪里去寻找自信?一个群体或种族她不清楚自己怎么来的,当然也就不会觉悟自己该向何处去。

我们的政史文化传承还要不要?如果丢弃它,那我们“悠久”、“伟大”等词条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说现实中解读《水浒》偏重于关注武大郎与潘金莲、西门庆的关系,那政史文化中我们该固守些什么?政史教育中的实用主义或者说欺世盗名最终换来的必然是民族魂的遁失,当然也就会迎来分裂、背叛和内斗。所以说政史教育中缺少灵魂那实质上都在做无用功。

我们今天探讨政史文化的传承,实际上就是为了摒弃政史教育中的不谐和杂音,使政治、历史教学回归“德育”的本义。政治、历史阶段不是为了“教学”而教育,而是为了“育人”而教育,为了传承人类文明而坚持。

我们当世正面临着发展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团结与分裂等多重问题的考验,如果我们不能提前用教育撒下正义的种子,那么富强文明的中国梦,又何时才能实现。

四、如何重视和改进政史文化的传承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归结出本篇论文的主旨:

1. 我们应该重视政史文化的传承。重视中就要坚守政治、历史课堂的主阵地,这是我们的一道重要防线,是德育的主课堂。我们应该更细化政治、历史的肌理,通过鲜活的事件、确凿的例证来回答我们今天仍很朦胧的问题;我们“摸石头过河”靠的是勇气和胆识,而我们更可以从前人“过河”的经验中找到规避溺水风险的智慧。我们可以从跟先贤的旷远对话中受到启迪,找到创新的钥匙。

我们可以让政治、历史教育更丰富一些,更具象一些,更打动人心一些。我们可以改进课程结构,让故事说话,让演义说话,让事实说话;根据学生不同年龄阶段的思维特征,由具体到抽象、由过程到逻辑,让学生领会理解史实的全过程,在理解中思辨,在抽象归纳中抵达文史的要义。

2. 我们应该改进政史文化的教育传承。我们可以用生动鲜活的东西取代枯燥干瘪的东西;我们可以用先进的价值观去统领政史文化传承。我们说,没有目的地的集体旅程是困扰的旅途,没有正义和真理统领的政史文化传承必将也是一场消磨,而没有真理探求的政史教育还可能成为一门科学吗?政史传承中缺少了正义内涵和真理追求就失去了核心灵魂。

历史传承文化范文第9篇

摘要:承袭性是民俗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概念是陈华文先生在《民俗文化学》这本书中提出的,承袭性的意思和传承性大致相同,但更侧重于民俗的延续发展。本文以贵池傩戏为例,分析其历史传承中的稳定与变异,以及当展的问题,并就其延续发展提出建议,从而来看民俗的承袭性。

关键词:承袭性;贵池傩戏;延续

中国傩文化源于古代的巫傩,后经历代承袭演变成了如今的傩戏,从最初的逐疫祈福仪式到如今以嗜宋主的傩戏表演,正是由于代代承袭,傩文化才会在当下继续呈现,并引无数学者研究这一古老的文化现象。

一、民俗的承袭性

在《民俗文化学》这本书中,陈华文先生认为,民俗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承袭性是这种特殊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之一。“民俗文化是一种历史传承的文化,除了部分属于现实生活中形成的新的民俗文化内容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从前人那儿承袭而来,因此,我们把这种从前人或历史上传承而来的特征,叫承袭性。许多人也把这种文化当中所共有的继承性特征叫作传承性,其意大致相同。我们之所以用‘承袭性’这个词语,就在于它更侧重于对传统的继承和延续,每一次承袭都不过是整个民俗文化存在链之中的一个。”

从陈先生对于承袭性的表述当中,可以看出,承袭性不仅是民俗的传承,更侧重民俗的延续发展。历史上形成的民俗之所以仍在生活中大放异彩,不仅在于其被一代代人传下来,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适时变化延续发展。

二、贵池傩戏简介

我国学者将巫傩分为宫廷傩、军傩、寺院傩和乡傩。军傩是古人出征前必须举行的一种祭祀仪式,后来屯军的后人将军傩保存下来,与地方民俗相结合,流变为乡傩。乡傩又分为师道傩、宗族傩、社火、走乡串户的行傩等,贵池傩戏则属于乡傩中的宗族傩。它依存于宗族而发展,由宗族的人代代承袭。

贵池傩戏主要在贵池一些封闭的山区里,当地刘街、姚街、梅街等十几个大姓宗族里都有各自的傩戏表演。它以请神敬祖、逐疫祈福为目的,以佩戴面具为表演特征,以祭祀仪式和表演傩戏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戏曲表演活动。贵池傩戏在正月初七到正月十五之间择日演出,整个过程分为三段体。第一部分傩仪是开始时的复杂仪式,第二部分傩戏为主要部分,第三部分是吉祥词,请求傩神纳福。

长期以来,贵池傩戏没有专业的班社,主要依靠宗族力量发展,且宗族之间交流不多,也很少受外来文化影响,因此贵池傩戏呈现出原始古朴之感,被学术界称赞为“中国戏曲活化石”。

三、贵池傩戏的历史承袭

贵池傩戏的历史演变大致经历了由祭祀仪式到傩舞,进而发展为傩戏的过程。一方面,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民间艺术的滋养,民众在承袭中剥去难以融入社会现实的内容,吸收各种民间戏曲艺术的养分,傩俗适时变化承袭发展。另一方面,当贵池傩戏整个仪式过程发展较为完备时,它在封闭的宗族社会内稳定传承,保持着原始古朴的特征。

(一)变异的承袭

《杏花村志》中记载了唐代对梁朝昭明太子神像的祭祀活动,“池故事,八月十五日为梁昭明千秋……是日,诸家扮会迎神者,所扮为关壮缪、为城隍、为七圣二郎、为玄坛。其扮也,则各骑乘,奉面具”,迎神、扮角、戴面具,这是关于贵池傩俗祭祀仪式的最早记录。贵池傩戏在发展中,吸收各朝代的民间文艺,从傩祭、傩舞发展为含有戏曲内容的傩戏。明嘉靖时修纂的《池州府志・时序・逐疫》中记载“凡乡落自十三至十六夜,同社者轮迎社神于家,或踹竹马,或肖狮像,或滚球灯、妆神像,扮杂戏,震以锣鼓,和以喧者。群饮毕,返社神于庙”,这是关于贵池傩戏表演的最早记载。从中可知傩戏演出的时间,仪式的大致程序以及表演的场面盛况。贵池傩戏在历史传承中吸收民间文艺,变异的承袭,以适应社会发展。

(二)稳定的传承

根据明嘉靖时《池州府志》的记载,当时傩戏的表演时间、仪式程序、表演内容和当前的傩戏已无多大差异。由此可知,贵池傩戏最晚于明嘉靖时期已发展较为完备,并一直稳定的承袭至今。贵池傩戏属于宗族傩,傩戏依赖宗族的力量发展。傩戏由本宗祖的人继承,老一辈言传身教给后代,傩戏的主持是宗族年首,演出人员皆是族内人员,演出经费也来自宗族内的财产或者是同村人每家每户的筹资。正是由于在宗族这个较封闭的环境内传承,且宗族之间各自演出,较少沟通,促使了贵池傩戏稳定的传承,保存着原始朴素的特征。

四、贵池傩戏的当代延续

贵池傩戏在当代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学者们积极整理研究贵池傩戏资料,在其发展历史、演出习俗、表演剧目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也有对傩戏面具和剧本的专门研究。但傩戏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文化,只有存活于当地民众的生活中,与民俗主体不断重复互动,才能在当代社会继续承袭。

(一)当代延续中的问题

贵池傩戏是宗族傩,依靠宗族的人力、物力、财力维持演出,无专业班社和专业艺人。而宗族这一社会组织是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土壤上生存发展,随着经济结构发生巨变,支撑傩戏发展的基础也在动摇。另外迫于生活压力,年轻力壮的村民们外出务工。每年正月傩戏演出的日子,但也是村民们背井离乡的时刻,一些演员等不到傩戏演出就要离开,造成人员缺失。并且大多年轻人对傩戏不感兴趣,傩戏传承后继乏人。民俗脱离主体则难以为继,缺乏传承人员这是贵池傩戏在当展的最大问题。2005年5月贵池傩戏成为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确立傩戏传承人,这对贵池傩戏的承袭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问题依然严峻。

(二)促进发展的建议

民俗的承袭性侧重延续发展,每一时段上的延续都是对民俗传承的负责,只有做好当下的承袭工作,民俗文化才能一直存续在民众生活中。首先,要为傩戏创造生存土壤。当下出现宗族复兴热,池州市政府应引导宗族建设恢复,为傩戏发展创造条件。其次,贵池傩戏属于宗族戏,但也应具有开放性。在承袭中,不仅仅局限于宗族圈,要用傩戏表演吸引有兴趣的年轻人加入学习,解决后继无人的局面。再次,贵池傩戏作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地方文化资源。政府应利用好当地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加强地方文化建设,促进旅游发展,解决村民就业问题,留住傩戏表演人员。

五、结语

承袭性是民俗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历史的传承与当下的延续。贵池傩戏从古时的傩祭、傩舞发展为傩戏,变异发展,也因在宗族内代代相继,稳定传承,正体现了民俗的承袭性。承袭性强调民俗的延续,目前贵池傩戏遇到最大的问题即民俗传承主体缺失。贵池傩戏作为当地人们一种特殊的生活文化,离不开传承主体,在承袭中,贵池傩戏必须解决好这一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

[1]李阳,王小元. 基于文化故事背景下的旅游产品开发研究―以安徽池州傩戏为例[J]. 长沙大学学报,2017,(02).

[2]刘兴禄. 20世纪以来中国傩文化研究述评[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5).

[3]谈家胜.近20年来安徽贵池傩戏研究综述[J].池州学院学报,2007,(06).

历史传承文化范文第10篇

一、家谱搜集的重要性

家谱又称宗谱、族谱、世谱,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从官方流行于民间,至明代开始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承。纵观留存于世的家谱,记载的都是同一血缘的世系人物和事迹,它不仅反映着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记录了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对研究当时的社会习俗和历史文化有极高的价值。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家事是社会的神经末稍,普通人的点点滴滴,能够折射出更真实的世事变迁和人文历史。由于国人的祖宗观念很重,对前代记载、流传下来的文字、图谱不会作轻易更改。如唐代官方正史《严州府志》记载许敬宗夺子之爱这段历史,在《许氏族谱》中同样也有记载而且更为详细,说明家谱所载内容大多是真实可靠的。

这次为寻家谱多次致电和去信河北枣强,在交流过程中,发现当地的许多方言与我们山东方言十分相近,翻阅各姓家谱资料,方知山东人大部分来自河北枣强县,而非民间传说的山西洪洞县。如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其《焦氏族谱》中记载,先祖是由明洪武二年伴随着枣强移民大潮来到山东; 文学巨匠蒲松龄先生,传世名著《聊斋志异》是在枣强移民周村西铺村的毕氏家中创作完成的;明代著名慈善家许进,自明洪武四年由枣强县迁于山东长山,他在有生之年九次捐粮赈灾,拯救了无数平民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山东有60%以上的村庄是由枣强移民所建。

自2010年开始,国家图书馆及许多省市开始逐步面向社会征集百姓家谱,各地档案部门也开始正视家谱档案的历史地位,采取各种措施挖掘抢救保存民间的家谱档案。如福建台州档案馆开展“搜集家谱族谱,抢救民间历史记忆”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山东青岛崂山区档案馆开展了题为“家史传扬 文化传承”家谱征集活动,将全区307个姓氏中的98部家谱征集进馆;2011年,山西省首次公开面向社会征集家谱,民众的参与热情超出预期;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推出全省家谱征集活动,两年多征集数百部家谱;江苏扬州从民间收集到一套王羲之家谱,这套家谱是从几家零星谱本中组合完成的,其中包括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等情况。

可以说记载国家大事的“史”、“记”是历史传承的主干,那么家谱就是历史传承的枝枝叶叶。中国家谱用其独特的方式反映着一个群体、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族谱档案具有其他档案文献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二、家谱搜集的迫切性

翻开一本本家谱,感觉就像是在掀动一页页的历史。家谱作为一种家族文化的载体,成了不少人对家庭情感的深厚寄托。民间寻祖、修谱持续升温,现代学术也越来越重视家谱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山东省多个地市已先后下发文件,广泛征集家族谱碟,为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像上海图书馆家谱室、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中心、宁波天一阁等国内三大“家谱中心”,收藏的多是名家族谱,目前也已经开始重视并有计划地征集百姓族谱。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渊源流长,民族众多,种姓繁浩。家谱流传于世的数量应该是极其可观的。但是,家谱在流传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存世数量在不同程度地减少。另外,家谱多为纸质材料,由于年代久远和保管不善,家谱纸张破损严重甚至风化成灰。这次寻找到的《许氏族谱》是他们在中偷偷保护下来的,全部是活字印刷,边角已被虫蛀,封面没有了,不知是何年所印,纸张已变得非常脆,我在翻看时尽管小心翼翼,还是弄掉了一角,无奈只好用相机把主要的资料拍了下来。看到的另一支系《许氏族谱》,保管者是一位年事已高的孤寡老人,视族谱为生命,村里想方设法从他手里骗出来复印了一套。另外,也有不少家庭由于年长者离世,年青人对家谱并不珍惜,随意丢放,若再不抢救就有完全损毁的危险。

三、家谱收集的几点建议

“直隶枣强”对于许多山东人来说既是一个地名,又是一个精神符号,可以说,大多数山东人的“根”在枣强,与枣强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据枣强有关人士介绍,近几年,寻根现象正在悄然兴起,当地每年都会收到许多来自山东的信件,并多次接待专程前来寻根问祖,查找历史迁居资料的移民后代。枣强县还为此专门建立了移民文化网,广泛搜集姓氏族谱,为移民后裔寻根问祖搭建沟通交流平台。

但是,由于家谱是私家文献,除了少数名人及官宦之家外,大多数留存于世的家谱都可能藏在民间百姓家中,枣强移民文化网设立2年来,也仅征集到9个姓氏的家谱族谱。这也是大批寻祖的山东人,首先想到的是找当地同一姓氏的村委查找祖源的原因之一。因此,挖掘、保护好家谱档案,笔者认为首先要做好以下工作:

1、做好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各地的自然村大多是一个家族的聚集地,基本上都存有或曾经有过家谱。各地相关部门应当根据姓氏和自然村的分布情况,逐一进行筛查,特别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后代手里往往拥有家谱以及家族其他重要资料。只有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2、大力宣传家谱资料的重要地位。大多数老百姓视家谱为传家之宝,认为家谱唯有“深藏不露”,才算是对“列祖列宗”负责,轻易不肯示人。只有让老百姓真正知晓家谱在历史传承中的重要地位,他们才能心甘情愿地交由国家专业收藏、妥善保管。

3、普及古籍知识,开展便民服务。现存民间的家谱,因为经历漫长岁月的自然老化和风蚀水浸虫咬等,有相当一部分是残缺破损的,一动就烂,我们重点对这些家谱进行抢救性挖掘的同时,对于那些坚持不肯将家谱交于国家的人员,可以传授给他们一定的古籍保管知识和修补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家谱的损毁,待时机成熟再逐渐收回保管。

4、深入乡村民舍,普及家谱知识。传承下来的家谱由于古体书写,多数人看不懂,所以一些家谱的拥有者,根本不了解家谱的内容,他们视为珍宝,只是祖上传下来的一种理念。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实际讲解家谱的相关知识和相关内容,让他们从内容上真正了解家谱的重要性,从思想认识上接受上交国家的重要意义。

总之,族谱是我国贡献给人类的一份特殊的文化遗产,它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发挥着其他文献资料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国的家谱是“一块块历史碎片,它用独有的方式再现着一个群体、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更是一笔还在沉睡的、待开发的宝贵财富。”家谱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抢救、挖掘、保护和利用这些宝贵财富,对于增强国民素质,促进社会文明,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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