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承文化范文

历史传承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西域;艺术文化;丝绸之路;龟兹乐舞;历史传承

一、敦煌艺术的起源与龟兹艺术

历史上，敦煌在河西走廊诸城中，以其规模之大、人口之多、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而闻名。据东晋高僧法显《佛国记》记载：“（敦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对敦煌城墙长度进行记录，由此可见其规模之大。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作为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枢纽更加凸显作用，而且成为中原管辖西域地区的政治中心之一。曹魏时期，持有敦煌太守所发的“过所”才能通行西域，足可证明敦煌在当时作为中原对外交流的陆上“港口”的地位。

北魏时期，敦煌进一步成为政治、军事上连结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枢纽，成为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汇点，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应运而生，包括诗歌、宗教、音乐、舞蹈等。随着这些宝贵的敦煌文化遗产的发掘，孕育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

随着敦煌地域重要性的不断增强，敦煌艺术形式发展多种多样，历经演化成为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龟兹乐舞被公认为古代西域乐舞乃至丝绸之路艺术汇集的杰出代表，其对外传播并影响了中国、朝鲜、印度、越南、西亚、东南亚、北非等众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对我国隋唐时期宫廷燕乐、大曲、变文等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以至唐宋以后中国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许多学者认为龟兹大曲是已经被列为“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乃至“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主体，即维吾尔族大型古典民间套曲艺术“十二木卡姆”的发展母体。因此，在丝绸之路与敦煌艺术的研究中，对于古代龟兹乐舞的探索就有了更加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许多学者无法见到记录龟兹本地除汉文资料以外的其他史料。据《汉书》记载：“龟兹国，王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两万一千七十六人。”由此可见，龟兹国在汉朝初期已然成为天山南麓最主要的城廓国家之一，隶属汉朝设置的西域都护府管辖。其不仅幅员辽阔，而且生产水平较为发达。

拥有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龟兹艺术便得到了丰富多元的发展。音乐是龟兹乐舞的主要组成部分。除了歌曲、器乐等较为单一的音乐表演形式之外，舞蹈、戏剧、说唱、百戏等艺术形式也都离不开音乐的伴奏，故而产生舞乐、戏曲、百戏音乐、说唱音乐等。此外，龟兹音乐在当时已经发展到融合歌、舞、乐为一体的“大曲”高度，这在中原地区发展到唐代才开始兴盛。

龟兹舞蹈艺术包括软舞、健舞、持具舞、模拟舞及双人歌舞等多种形式，在敦煌壁画可以见到类似的舞蹈动作。唐代广泛流传的“绿腰”、“苏合香”等软舞均源于龟兹，或是以龟兹为中介传入中原地区;而唐代著名的健舞，如“胡璇”、“拓枝”、“胡腾”等也是先在龟兹本地流传，后来东渐中原。龟兹乐的表现内容，有反映自然崇拜的，有表达爱情的，有正队列鼓舞士气的，以及与佛教信仰相关等，可见当时龟兹艺术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丰富人们的生活和促进艺术的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龟兹器乐传入构成华夏艺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龟兹乐器在后来的发展和演变中成为传统音乐艺术的代表。中国古代将乐器按“八音”划分――即金、石、土、革、丝、木、、竹八种，这是按照乐器的制作原料划分的。龟兹乐器的传入无疑丰富了我国传统的音乐文化，根据史料记载、洞窟壁画及出土文物等，龟兹地区使用的乐器至少有27种。气鸣类吹管乐器有横笛、筚篥、排箫、笙、贝、铜角、苏乃依8种;弦鸣类乐器有曲项琵琶、竖箜篌、卧箜篌、弓弦箜篌、五弦共6种;体鸣类乐器包括羯鼓、毛员鼓、沙铃、碰铃堂鼓等共13种打击乐。可以看出，许多乐器经过外观、音色、律制等，方面的改良和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代表。

自西汉起历经魏晋南北朝，龟兹乐舞传播到中原地区，至隋唐时期发展到兴盛期，风靡宫廷和民间，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在隋唐宫廷设立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中，龟兹乐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经龟兹乐改良后的“西凉乐”也进入当时的宫廷乐部，这两部伎乐深受君主喜爱。

不得不承认，敦煌艺术乃至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起源与龟兹乐舞艺术的传入息息相关。维吾尔族民间广为流传的“麦西热甫”、“白孜麦”等各种民间娱乐集会上表演的民间歌曲、舞蹈、说唱音乐、器乐以及大型套曲“十二木卡姆”片段和已经渗透到维吾尔族人民生活的民歌，都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将龟兹乐最精华核心的艺术代代相传。因此，笔者认为库车地区维吾尔族传统音乐与古代龟兹乐一脉相承，这些艺术文化将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久流传，成为人类不朽的经典！

二、宋元时期西域艺术文化的发展

宋元时期，西域与中原王朝保持更加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同时隋唐时代流传下来的艺术文化得到了更加繁荣的发展。宋朝宫廷乐舞夹杂着宴乐、歌舞、奏乐、百戏以及杂剧多种艺术形式。由唐代西域舞蹈《柘枝舞》发展演变而成的宋代《柘枝队舞》在当时已经成为载歌载舞，穿插有故事情节的大型乐舞。据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柘枝》旧曲，遍数极多，如《羯鼓录》所谓《浑脱解》之类。”

诸宫调是盛行于宋、金时期一种叙事性的长篇说唱音乐，将唐宋以来的大曲、词调、缠令、缠达、唱赚等以及北方流传的民间乐曲按照声律高低归并到不同的词调，敷衍成文而入曲说唱。这种集合若干套统一或不同调性的曲子杂缀而成，轮换递唱的诸宫调，有《西厢记诸宫调》、《张协状元诸宫调》等代表作。据《武林旧事・官本杂剧段数》记载，诸宫调是向杂剧过渡的艺术形式。宋元杂剧《西厢记》与《白兔记》的问世，标志着这种叙述体音乐形式基本完成向代言体戏剧的转变。敦煌遗书中，李正宇先生《试敦煌遗书――兼谈“诸宫调”的起源》认为：“集合若干套不同诸宫调的不同曲子轮递歌唱的诸宫调”，“早在孔三传之前三百多年的盛唐时代已经有了像《禅师卫士遇逢因缘》这样堪称诸宫调雏形的作品流传于世。”“北宋后期诞生的诸宫调，其孕育期至少有三百多年。”由此推算，当时正是西域文化刚刚传入中原地区，这为后世文化艺术的繁盛发展奠定基础。

宋代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北方以汴梁为中心形成的商业枢纽和文化行会等组织应运而生。大中城市出现许多如“勾栏”、“瓦舍”等供各族民间艺人讲唱作戏的平台;宫廷也设置“教坊”、“钧容直”等音乐机构，仍沿袭隋唐五代分为大曲、法曲、龟兹、鼓笛四部，后来又按乐工擅长的技艺分为筚篥部、琵琶色、方响色、舞旋色、歌板色、杂剧色等13部。其中，许多乐部与西域胡曲有着密切的联系。

宋词、元曲的起源与音乐曲调紧密结合，依声而作。唐宋大曲后来直接影响到宋元明清的讲唱文学发展，为元代杂剧和现代地方戏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宋词分为北曲和南曲，急曲子和慢曲子。北曲与南曲在节奏、唱词、旋律和风格上有所差异。明代王世贞在谈到两者差别时说：“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辞情少而声请多，南声请少而辞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

元曲，即散曲与杂剧的合称。散曲作者多为文人、官吏;杂剧作者多为民间艺人。相比而言，后者较多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呼声愿望，影响更加深远。因而人们亦将元杂剧称为剧曲或元曲。它是金末元初在金院本和诸宫调基础上产生的，一般每本分为四折，每折用同一调性的若干曲牌组成套曲，又另加楔子，其曲牌多来自于宋词曲牌，更富于音乐性。至此，《龟兹乐》与《西凉乐》在内地盛行，同时元曲及后来明代传奇中的大量散曲皆为西域乐人所创。

追溯元曲小令的渊源，毋庸置疑都与汉唐时期东渐的西域胡曲有着密切联系。基于唐宋曲令的元曲有着丰富的格式变化，如独木桥体、顶真体与叠字体等，在音韵、遣词、格律等结构方法与艺术手法方面皆与西域少数民族曲家历史性的贡献有一定关联。定居中原的西域“色目人”中有很多是在音乐、文学、戏曲等方面颇有造诣的学者，据《元史》、《元曲家考略》等记载，有王元鼎、赛景初、米里哈、虎伯恭等，他们都是精通琴、棋、书、画等艺术的专门人才，在古代西域与中原音乐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明清时期西域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

维吾尔族是以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少数民族，其民族音乐大致可分为民间音乐、古典音乐和宗教音乐三类。民间音乐是维吾尔族社会生活及民族精神的反映，可谓其民族文化艺术的“奠基石”。

西州回鹘音乐文化是在西域音乐文化与漠北回鹘时期音乐文化交融的基础上，较多受到中原佛教文化的影响而逐步形成。喀喇汗王朝的音乐文化既继承了漠北回鹘时期的艺术因素，同时大量吸收波斯、阿拉伯以及中亚、西亚等地区伊斯兰音乐文化的精髓。这一时期，维吾尔族著名作家的传世作品大量问世，如《突厥语大词典》，从文化层次促进了维吾尔古典音乐的发展，为传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二木卡姆”的整合形成奠定了重要的调式理论基础。

清朝，维吾尔族的音乐文化因素已然形成，这时盛行于宫廷或民间的琵琶、箜篌、筚篥、笙、筝、笛等已经过改良，成为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经典的艺术作品应运而生，更有相应的诗作记录下这历史传承下来的民族艺术，如《乐器》云：

龟兹乐部起纷纷，调急弦粗响遏云。

忽听名呼胡拨四，不禁低首忆昭君。

历史传承文化范文第2篇

词语命名历史传承文化时尚所有的词语都有一个名称获得的问题。词源学即是应运而生的在传统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学科。探讨词语的命名过程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化溯源过程，人们的文化观念会渗透到词语命名过程中。

一、汉语专有名词的历史传承与文化时尚

地名是精神文化的结果，反映了人类认识活动的共同规律，地名反映民族文化特征，反映地域文化特征，反映不同时代文化特征。

例如，中国县市地名中含有“安”字的占38条：如安化、安庆、泰安、延安等，这些地名中大都表现出求平安，保太平的意愿。有的还表现出了一些特定历史朝代的政治现状。有一些地名清楚地体现出当时统治者的征服、顺化、臣化的意志。如招远县、开远市、宁远县、清远市、抚远县，“招”“开”“宁”“清”“抚”与“远”都构成动宾关系。前面的五个动词可看作是朝廷的统治意愿与行政权力，后面的“远”则指偏远地区，上面五个县市都位于古时边远地区，远离政治中心。

人名也是富于文化意蕴的一种词汇专名现象。对从古至今的人名，可以分析出其人、其实、其学的意蕴。例如，旧时当为孩子取名“狗剩”时，体现出家长心中的道教文化意识，即以贱为贵。同样，侯王自谓孤，寡，不谷，也是为了达到平衡，以合于“道”。

店铺命名体现出行业特色，发财心理，时尚文化。如眼镜店用“明丽”“大光明”等、药店用“维康”“平安”等、求发财用“兴隆”“昌运”等、用“沃尔玛”“麦德龙”等最新潮的店名，体现更高层次的时尚追求。

二、汉语赋予词语命称时体现形象优先心理

汉民族思维有着重形象，重具体的特点，这种思维特点也体现在词语命名上。在创造一个新词时表现出浓郁的形象优先的造词心理。如“活菩萨”指心肠慈善，待人宽和。“轻于鸿毛”指死得不值得。“笑面虎”比喻外貌装得善良，而心地凶狠的人。“拳头”产品指产品质量过硬。“摸石子过河”指边干边摸索。“踢皮球”指互相推诿。“红眼病”指嫉妒等。

三、“月令”语义溯源：《礼记·月令》解读

“月令“是指：我国农耕文化语境中的关键词。《现代汉语辞典》：“月令”条云：农历每个月的气候的物侯。但“令”作为词根，并无“气候”和“物侯”之义。

《辞源》（修订本）“月令”下曰《礼记》篇名。作为周公所作，实为秦汉间人抄合《吕化春秋》十二纪的首章，收入《礼记》，题曰《月令》。记述每年农历十二月的时令，行政及相关事物。

古代还存在丰富的“月令”体裁的文献。“月令”体裁当萌芽于前文字时期，它伴随着远古人类在采集，狩猎与农耕生活中对自然现象观察，辨识和思考而产生作为珍贵的口传知识指导先民的生活。当华夏民族进入文明时代，“月令”被少数掌握着书写权力，为统治者服务的人书写下来，其内容随着人类的发展而渐渐丰富与完备，是“王者”治理天下所依据的政治文献。《礼记·月令》是“月令”体裁的代表，记载天子在一年各月不同的自然条件所的政令。在早期文本里，“月令”的语义为天子“每月当的政令”。

四、汉语成语典故中的历史传承与文化

汉语成语蕴涵着历史和文化的轨迹，千百年来不胫而走。许多成语出自一代又一代的大文豪的笔下，从“哀鸿遍野”到“指鹿为马”，从“笔走龙蛇”到“水落石出”，这些成语有诗的韵律、词的韵律，又有散文的传神、小说或戏剧的精深。许多成语正在向人们叙述着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从“按兵不动”到“投鞭断流”，从“四面楚歌”到“神机妙算”。这些历史故事孕育而成的成语，越过时光长河，富载历史文化信息，使我们可以以史为镜，能知兴替。许多成语饱含生活的哲理，是无数先哲前贤对于人生感受的精辟概括和高度总结。从“塞翁失马”到“朝三暮四”，从“庖丁解牛”到“邯郸学步”，这些成语永远让我们汲取智慧和力量。许多成语妙趣横生，极富幽默，又寓教于乐，令人醒悟。从“二桃杀三士”到“此地无银三百两”，从“风马牛不相及”到“驴唇不对马嘴”。这些成语似谆谆教诲，激发人们去思考，启迪智慧。

五、英语词语命名中的历史传承与文化时尚

语言是一个抽象的表征系统。语言不仅可以用来交际，还可以用来储存信息和进行思维活动。这两个功能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同的语言具有本质的相同特征。英语词语命名中同样存在历史传承与文化时尚。例如，英语“frontier”一词含义为“前沿”“边缘”，到了18世纪其新的含义为“美国西部边远地区”。众所周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欧洲列强先后到达美洲大陆，并瓜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后来英国建立了新英格兰北美十三州殖民地。殖民地人于1775年奋起反抗，进行美国独立战争，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国土主要位于东部。那么西部则被视为边远地区。因此“frontier”一词被赋予“美国西部边远地区”。现在美国西部已经步入现代化时代，那么“frontier”一词现在则解释为：“尤指20世纪前美国西部边远地区”。“minister”这个词指部长、大臣的含义。按照词源的解释，“minster”为“小官员”，而部长、大臣被人们理解为“大官”。原来“minister”的原始含义是指与皇帝相对而言。和皇帝相比“minister”自然是“小官员”。还有“netizen”一词意为“网民”。是由“net”“网”的含义加上“citizen”“公民”的含义合成的一个词，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每天我们都会看到新的词汇应运而生。

任何语言无论汉语还是英语，都是历史文化的载体。通过汉英词语命名中人历史传承与文化时尚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这才是研究语言与语言规律的正确途径。

参考文献：

[1]苏新春.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2006，4

[2]杨雅丽.《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

[3]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新英汉词黄[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5]当代美国英语学习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9

[6]成晓光.西方语言哲学教程[M].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

[7]鑫盛先.成语教事新编[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8.

历史传承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法律文化；全球化；西方法律文化；本土法律文化

[作者简介]刘家昆，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政法系助教，辽宁阜新123000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10－0128－03

一、法律文化的概念和属性

1．法律文化的概念

世界各国对法律文化概念的阐释存在较大的争议。美国学者弗里德曼认为，法律文化“指针对于法律体系的公共知识、态度和行为方式”。法律文化也可以是“与作为整体的文化有机相关的习俗本身”。埃尔曼则以“政治文化”概念推及“法律文化”概念，试图运用比较法律文化的功能和历史的方法对法律文化加以阐释。日本学者大多将法律文化视为观念形态的东西，经常用“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法律感觉”等词语对法律文化加以论述。

中外法学家把法律文化总体上划分为广义和狭义的概念。广义的法律文化是指物质法律文化和精神法律文化；狭义的法律文化仅指精神部分。本文在这里采用广义的概念，即“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或者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以及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

2．法律文化的属性

(1)法律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性与普适性。法律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是该民族所特有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法律文化。一个民族在生产和生活等实践性活动中，将自己民族固有的观念和目的注入到实践性活动中，从而形成了特有的习俗、信仰、艺术、价值观念、道德、文化。法律文化就是在这一系列创造性活动中产生的，自然就带有本民族深深的烙印。法律文化的普适性，是指各民族的法律文化虽然不尽相同，但是由于产生法律文化的实践性活动有相似之处，所以各民族的法律文化中就含有一部分各民族都认可的文化内容。

(2)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历史性。法律文化的时代性，是指存在于某一个时代的法律文化具有该时代的鲜明特色，是当时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精神世界真实的反映。法律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发展总是和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当旧的法律文化不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时，就会被新兴的法律文化所取代。法律文化的历史性，是指一国的法律文化是绵延千百年的民族传统文化在法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上的反映和折射。这种历史性奠定了法律文化世代传承的客观基础。时代性是历史性的基础，历史性是时代性的结果。

(3)法律文化具有相互的兼容性与排斥性。法律文化的兼容性，是指一种法律文化对其他法律文化的兼收并蓄。不同的国家在社会历史演变中产生了各具特色的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体现了民族的价值追求，蕴涵着民族法律调整的丰富经验和民族智慧。一种法律文化对于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可以借鉴，为自己所用。法律文化的排斥性，是指一种法律文化对其他法律文化的不认同，彼此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各民族彼此之间习俗、信仰、实践活动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不同，甚至矛盾和对立。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法律文化就相应地存在矛盾和冲突，这就表现为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不认同或相排斥。

二、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

从古代到现代，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活动就一直存在，下面以罗马法律文化的全球化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1．在古代。就存在法律文化全球化的历史现象

古代罗马法产生以后，它适应罗马奴隶制社会较为发达的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要求，形成了发达和完备的法律形式和完整的法律体系，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统治；罗马法的内容和立法技术也远比其他奴隶制法更为详尽、完备和发达。它提出了很多重要原则，像“一事不再理”、“条约必须遵守”、“诚实信用”等原则。罗马法以其独特的价值取向和法权要求对世界范围内的法律变革与法律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罗马法是人类法律文明演进历程中法治传统和法律理性主义的始作俑者。

2．在近代社会。法律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罗马法律文化的广为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代世界的法律发展模式。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文化发展到处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的。无论是1804年《法国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还是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98年的《日本民法典》，即便是普通法系领域，为了私法(特别是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步与发展，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诸多原则。

3．在现代社会。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是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罗马法对现代法律(尤其是民法的发展)依旧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当今欧洲的法律统一化运动中，罗马法传统对于欧洲联盟成员统一它们的民商法律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代中国的民法制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罗马法传统的影响。

罗马法律文化的复兴及其全球化的进程表明：“以不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都能够接受的常识为基础，建立一套法律体系是完全可能的。”

三、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之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人类交往、生产、生活国际化的趋势明显加速。在经济活动等各种交往中，大家需要遵守共同的活动准则。由于不同国家间的法律文化各异，造成了在交往过程中的困难和不便。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必然导致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法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减少彼此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法律文化发展的全球化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法律发展的国际化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法律自身价值的普遍性认同与信仰。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生长于不同土壤之中的各国法律文化从其理念、制度和内核来说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随着现代社会法制化进程的发展，原本有较大差异的各国法律的价值取向趋于一致。即从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革命性的转变。其次，法律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的社会根源则来自于社会交往规则特别是现代化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的共同的法权要求。现代世界主要国家先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人类之间的交往空前加强了。经济的全球化逐渐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的传统模式，进人到超越国家、民族范围的发展时代。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世界在信息方面连成了一体，加速世界共同意识的形成。生态、资源、反恐等

全球性问题更需要世界各国协调一致来共同解决。在这种世界性大趋势下，需要共同的规则来规制和调整。因此，法律文化全球化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

四、法律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法律文化的历史传承

法律文化发展的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经历了相近地区间法律文化趋同化到法律文化全球化的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发展趋势有其内在的原因，符合法律文化发展的规律。在法律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中国法律文化该作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单方面抗拒法律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明显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这种做法不可取。如果参与到法律文化的全球化过程中，那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是这个进程的参与者，还是仅仅是这一进程的被动接受者?如果是参与者，我们就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处理好法律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法律文化的历史传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正如本文前述，法律文化的全球化已是自古有之了。前人在面对法律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作出了各种探索和尝试，以求中国本土法律文化在这一进程中能得以完善和发展，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吸收和借鉴。

1．全盘西化的错误

有些学者主张，西方的法律文化是先进的法律文化，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产物，对之应以全盘的吸收和借鉴。《晏子春秋・杂下之十》说过：“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各国法律文化产生和生存的地理、气候、文化、土壤等要素都有较大的不同，这就使得法律文化出现多样性的特点。“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好的物种只能生存在适合自己的环境下。把西方的法律文化全盘移植到中国，并不一定能起到预期的效果。盂德斯鸠曾说：“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的凑巧。”显然，主张把西方的法律文化全盘照搬到中国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

中西方法律文化产生的土壤极其不同，法律文化差距非常大。首先，中西方法律文化追求的价值观不同。中国法律文化一直将“秩序”作为最高的法律价值。法的目的，就在于保障等级秩序不受侵犯。西方的法律价值体系则是由正义、权利两个部分组成。正义作为最高的法律价值，在古希腊便已存在。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相应于城邦政体的好坏，法律也有好坏，或者是合乎正义或者是不合乎正义。”其次，中西方对诉讼的态度不同。在儒家经典的影响下和官府政策的引导下，中国百姓对于诉讼的态度是“耻讼”、“厌讼”、“惧讼”，“无讼观”深入百姓的骨髓。西方的诉讼观念是鼓励人们利用诉讼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因此，人们是“好讼”的。清末修律时，主持者沈家本在移植西方法律时，对中西社会状况和法律文化的差异尽可能地进行了考究。他认为“考欧美之规制，款目繁多，于中国之情形未能尽合”(《大清光绪新法令》卷19)，骤行西法必会引起社会震荡。所以我们在法律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西方法律文化可以是我们借鉴的对象，但绝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2．立足传统。面向未来

在法律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进行现代法制建设时有一个误区，但凡遇到疑难之处就往西方法律文化处去寻解救之法，理由就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我们不应闭关锁国，应该顺应潮流而动，吸收和借鉴西方法律文化。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西方法律文化并不是法制文明的标杆，它仍然存在种种缺陷和不足，西方国家正通过各种办法对法律文化进行完善和发展。那种把西方法律文化等同于法制文明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我们一味向西方学习，到头来仅仅学了人家的皮毛和过时的东西，不如立足本土法律文化，汲取先人的智慧和经验，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律文化。

辛亥革命前后，为了革命需要，把秦以后的政治用“专制黑暗”四字-二笔抹杀。因此，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传统法律文化是惊人的忽视。即使是在近代社会，传统法律文化也往往被冠以维护皇权的帽子，相对于西方法律文化是不值一提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历史和传统是不能抹掉的印记，更是不能被中断或被抛弃的标志。如果不带有偏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凝聚着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凝聚着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巨大智慧，因此在现实中我们不难寻找到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明的契合点，也不难发现传统法律文化对我们的积极影响”(《法律文化研究》卷首语)。沈家本先生早就说过：“当此法治时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讨中法，则法学不全，又安能会而通之，以推行于世。”(《寄箱文存六・薛大司寇辞稿序》)

历史传承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化;传播;传承;影响

一

谈论文化，就必须了解何谓文化，只有对文化进行一个界定，才能更好的去研究文化。但是，文化一词的范围很广，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人类学家在19世纪末首次提出现代的文化（culture）概念。第一次十分明确和全面的文化定义是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的定义。泰勒在1871年撰文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做出了一个界定，“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所掌握和习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东西的一个复合体，是一个复杂的，多样的整体。

明白文化的概念之后，再来探讨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文化传播是一种文化扩散的形式，是一个横向发展的文化方式，属于在空间上向其他地区扩散的范围或向其他人扩散的形式。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地区到另外一个地区的传播，或者是一个人和群体向另外一个人和群体传播。而文化传承是一种文化延续，是一个纵向发展的方式，属于时间上的范围。文化传承是从古到今，从前人到后世的传承，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演变。文化传播与文化传承彼此影响，在某些地方处于交叉的地位。

在当今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新的特点和挑战。大量的带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等方面的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甚至有些已经频临消失灭绝的状态。

文化的传承是文化传播的基础，只有传统文化被传承延续下去，才会使某种传统文化的传播有据可依，否则，没有一个基础载体，传播就无法继续。同样，文化只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才会被人民接受，才会使更多的社会群体关注，从而被传承下去，否则，一种文化只是在内部传播，随着时间的演变，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其最终走向的前途就是消亡。

龙文化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文化，被传承了千年，至今不衰，究其原因，是因为龙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现在中国广大地区都存着“舞龙”这一传统的文化活动。并且在各个地区都呈现出了不同的形式，带有本地区的区域性特征，与当地的一些传统的文化和习俗相结合，成为一种带有区域特色的文化传统，虽然各个地区的“舞龙”文化在龙的制作，材料，组成，舞动方式等方面出现了与本地习俗相结合的新的特征，但是，其根本还是龙文化，这是其内在的精神主脉。是基于一种文化的传承形式的基础之上传播到其他地区，从而形成了丰富的、各具特色的以龙文化为主题的多种龙文化表现形式。

从龙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来看，龙文化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逐渐的被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传承，成为中华传统文明中的重要传统文化。今日的中国人民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就是龙文化传播与传承的体现。

二

中国有很多的传统文化以及优秀的传统手工艺技术，在历史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各具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式，但是由于行业内部的限制，以及传播方式的局限，使得很多的传统技艺后继无人，从而依靠这种技艺为载体的文化也不复存在。所以，从此来看，文化传播是文化传承的一个动力和保障。一种文化只有得到传承才能够被传播下去，同时，只有得到传播，才能随着时间的演变被传承下去。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一个关系。

古代行业规则的限制

古人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是对古代众多行业的一个真实反映。各行各业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都逐步的形成了行业内部的一整套的行业规则，并为全体行业内部从事人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某一行业在其日常行为以及技艺的传承方面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如“传男不传女、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等俗语就是这些行业规则的体现。行业规则的形成，对于行业从业人员的日常行为形成了规范，促进了行业的发展。但是，行业规则中关于技艺传播与传承的规则，则限制了某种行业技艺的传播与传承。维吾尔族桑皮纸技艺是南疆维吾尔族的传统手工艺，从出现开始，一直就被广泛使用，直至民国。现在南疆桑皮纸工艺仍在使用制造的人是吐迪・托乎提巴，其祖辈都以制造桑皮纸为生，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农民，跟他学会了造纸，反映了这门技艺的传承特点为家庭内传。

桑皮纸工艺的传承方式说明传统行业规则的影响直至今天，这种方式导致该工艺的传播范围只局限于家庭内部人员，由其子女传承下去。这种工艺的传播范围没有得到扩大，只局限于内部人员之间，只有少数人了解。一旦传承的内部人员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把工艺传承下去，这种工艺就面临消亡的境地。

三

文明是人创造的，也是人来传承延续的，其中有主观能动参与，因此，在传播与传承过程中，人是主要的因素。郑培凯在《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一书中说：“文化传承的载体可分为三大类，第一、以文字为载体的文献。第二、以文物古迹为载体的实物遗存。第三、以口传心授为载体的非实物文化艺术传承。[6]因此，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运用传播的方式，以文字、文物古迹、口传心授进行传播，达到传统文化或传统技艺的扩散，为社会群体关注、重视，进而促进文化的传承。

传播具有使社会各部分为适应环境而建立相互联系，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功能，所以利用传播的功能做好传统文化这一社会遗产传承下去。在现代社会，传播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传播的手段工具不断创新变化，因此，利用传播去达到传统文化的扩散，使文化传播在传承的基础之上得到更好的发展，并最终影响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历史传承文化范文第5篇

和谐的人际关系不仅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更是一种生存哲学。墨家创始人墨子主张在向天下人施爱时“兼以易别”，即平等地、一视同仁地“兼爱”天下人。他通过对社会动荡的深刻分析，认为“察乱自起，起自不相爱。”也就是说，天下大乱发端于极端自利主义，损人利己。

学生希望得到高分，争取进入更好大学是要竞争，但竞争过程中也应该“兼相爱”。墨子指出：“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双方是互动的。只有先爱人、利人，然后自己才能被爱和获利。别人的进步可以推动自身的努力，自己的进步必须在与他人的交互中实现。“无言而不仇，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这都明确表明，墨子提倡的兼爱不是无偿的，以爱利于天下，最终收获天下人之回报，亦即是“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的兼爱以谋求利益为出发，“爱”或许并非发自真心，但人非草木，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无私奉献呢？与其为眼前利益而损害双方或多方的长远发展，不如以“兼爱”追求利益共享，调和紧张的竞争，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由此可见，“兼相爱，交相利”是符合人之本性，对我们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具有实际可行的指导作用。

学生为了成绩的提高，更为了未来的发展，必须调和和重建人与人的和谐友爱关系，必须协调与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范，使得人人相爱，互相尊重，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从儒家思想中认识处理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学生如何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一些班干部学生应该怎样管理班级呢？

道家的管理主张是无为而治，那只适合战乱后的百废俱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管理主张——德治，重点是要求管理者以身作则，教化下属。他曾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一个班级的风气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班上的班干部影响的，只有全心全意为班集体服务，以身作则的班干，才能让学生脚踏实地地学习，拥护班委，一个班才能和谐发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班干部若能端正思想和规范行为，以为同学造福为宗旨，协助老师制定有利于同学和谐发展的纪律和规定，做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不王者，未之有也”。学生便自觉执行支持班委的决策，从而实现班级内部团结稳定。

三、从道家思想中认识处理人与环境和谐关系

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认为世间万物都包含阴阳两面，阴阳相互配合谓之和。人与自然作为地球两对相互依赖的物质，恰如老子提出的阴阳两面，是相互相成的。由此之故，人应辅助万物，或至少是协调万物自然发展，而不能做违背自然发展的事。

老子还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强调了自然是天地万物的衣食父母和发源地，人只是丰富的自然界中一份子，我们能够世代繁衍，生生不息是大自然的馈赠给予，所以我们不但不能破坏大自然母亲，反而要像尊敬、孝顺自己的母亲一样对待大自然。

庄子则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顺其自然的主张，庄子指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觉得大自然不仅是真的，善的，而且也是美的。每个人如果能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就能够真正体会到自然的奥妙和善美，产生热爱自然进而热爱生活的感情。因此，庄子的著作里常有自己变成了成大自然中的其他生物，如大鹏如蝴蝶，使自己与自然高度的融合，突现出他天人合一的观念。

历史传承文化范文第6篇

关键词：翻译史；合译模式；中医药外译

原语文化译者和目的语文化译者的合作在我国对外文化吸收和输出过程中一直存在。有人称“口译和笔述”相结合的翻译西书的方法是“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沿用下来，……直到19世纪末严复直接从原著翻译，特别是20世纪初期中国人开始独立翻译西文书籍之后， 该方法才被淘汰。”（上海图书馆：25-26）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懂双语甚至懂多语的译者虽已经可以理解原文，但原语目的语文化双方译者的合作却不曾消失。

1.译进来

我国古代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和西方科技文本的译入活动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中西方译者合作的模式，即传统的“口译和笔述”模式得到了广泛运用。

1.1 佛经翻译

从东汉末年到西晋，中国的佛经翻译多为外籍僧人译成汉语，另一人或数人（多为华籍胡裔僧人）笔录成汉文并进行修饰。代表有支娄迦谶口授、孟福笔录的“开后世般若学之源”的《般若到行经》；（马祖毅：23）竺法护与安文慧、聂道真等当时佛教界知名人士合译的159部译籍。（马祖毅：31-32）

从东晋到隋末，译经从之前的口授、传言和笔录三个角色中又多了记录梵文、正义和校对三个角色，合作的译者分工更细，参与的人也更多。（马祖毅：55）释道安在符秦佛经译场中请外国僧人昙摩难提、僧迦跋澄等译出的许多佛经均由惠嵩笔录。（马祖毅：39）鸠摩罗什精通佛学，也通晓汉语，但他的译经过程也是他将梵文口译为汉语，然后由多名中国僧人明了他的意思，检查他语言的正确性，最后书写成文。（马祖毅：40-41）

在唐朝，以玄奘、不空为首的佛经译家翻译了大量高质量的文本。然而即使是通晓经理和梵文的玄奘，也在其主持的译场之中对翻译和笔录、校对等角色进行了分工。（马祖毅：63）翻译和笔录是由不同的人完成，说明合作翻译盛行。

1.2 西医中译

明末清初西方来华耶稣会士对西医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但真正大规模翻译西方医学书籍文献是在洋务运动时期。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为代表的官方翻译中心依然沿袭着西述中译的方法，翻译了相当一部分书籍。如傅兰雅口译、赵元任笔录的《儒门医学》、《西药大成》；舒高第口译，分别由赵元益、郑昌Ρ事嫉摹赌诳评矸ā泛汀陡究啤贰《产科》；秀耀春口译、赵元益笔录的《保全生命论》和《济急法》等等。（上海图书馆：191-192）根据傅兰雅的描述，翻译西书的过程就是西方人理解原文，讲给中国合作者听，两人一起逐句翻译成中文，由中国译者记录，最后润色译文使其符合中国文法。（上海图书馆：26）

2.译出去

异域文化输入到我国的翻译活动中，由于双语译者的缺乏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原语文化译者和目的语文化译者的合作不得不成为主流模式。但在双语译者大量出现、中西方文化的了解进一步深入的时代，我国的文化输出中还是有很多合作翻译的模式。

2.1 中医药外译

中医外译始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的见闻记述，但真正意义上的中医药文化外传的标志，是中医药典籍的翻译和有关中医药知识的外文书籍。在中国文化积极“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中医药外译的范围不仅限于对中文文本的翻译，还应包括外文撰写的中医药书籍。

可供早期西方学者参考的中医药书籍很有限。1959年，法国医学史研究者Pierre Huard和他的中国同伴Ming Wong用法文合著了La Medicine Chinoise au Cours des Siècles（《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医学》）成为了“西方早期可供参阅的最重要的二手材料”之一（文树德）；作为出色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李约瑟的《针灸史略和麻醉理论》一书也是与其长期合作的中国药剂师的女儿鲁桂珍合著的。（兰凤利：29）

随着中医名词术语国际化统一的推动，英国中医翻译专家魏杰也和以中文为母语的中医从业者合作译书、出书。1993年他与台湾中医师李政育合著了英文版的《中医基础理论》，1999年又与台湾中医专家冯晔合译了《伤寒论》。魏杰是国际知名的中医翻译家，即便如此，非医学背景的他在译书、写书时也需要与丰富临床经验、懂中医且母语为中文的人合作。

作为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英译本，Ilza Veith独立翻译的《素问》前34章长期为西方研究中医的学者所援引，该译本旨在简单地介绍中医，因此语言很流畅，但由于对中医知识的了解不够深刻，所以今天看来有很多误译。Ilza在译本的前言中也表明希望“能找到精通古汉语的华人合作”（施蕴中等：47），但由于条件不成熟且耗时太久作罢。

由此可见，来自原语和目的语文化中懂双语的译者合作译书、著书的模式有成功的先例，而合作模式的成功在当下中国文化成功“走出去”的书籍中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2.2 成功“走出去”的中国文化

近年来介绍中国各个方面文化的图书“走出去”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成功走出去的图书有中外两方合著的，也有中外合译的。《中国文化与文明》和“皮书”系列两种图书既有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也有对当下中国发展的各个方面的专业考量，从文化角度和专业角度和中医药文化外传相近。

《中国文化与文明》是中国外文局和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较为全面、权威地介绍中国的书系，由中美两方各学术领域出类拔萃的学者合著、合译。大致流程是：两方专家核定提纲；分别写初稿并自行翻译；交换译本阅读后提供反馈；再次修改。（陈燕：21）由于这套书在中美两国同时发行，所以可以认为是合作翻译的模式，即内容的沟通和理解是双方共同进行的，最后由双方各自完成其母语的版本。“皮书”系列是中国与世界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发展的年度报告及预测，有相当的专业性。该系列由中国一流研究机构的一流专家撰写，经过合译模式完成外文译本。大致流程为中国本土有专业背景且懂英文的译者翻译；交给母语为英文、懂汉语的外国专家审校后定稿。（陈燕：193）由于该系列的目标读者群体为研究机构和学者，所以对中医药外译的参考意义更大。

3.中医药外译合作模式的思考

从以上文化输入、输出的译著活动看，原语文化译者和目的语文化译者的合作模式是中医药外译值得借鉴的模式。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合译模式对双方的译者都有一定的要求：至少懂双语、母语流利、专业知识的积累。其他方面的要求还可以包括：对翻译理论的认识、有一定的翻译实践技能、合作意识、对异域文化的包容和尊重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佛经翻译、西医中译还是已经成功走出去的书籍，原语文化中译者都牢牢握着翻译的主动权，目的语文化的译者更多的工作是润色文字，或者根据目的语文化读者的兴趣和特点对原文提出相应的编译意见。在众多汉学家和外国学者相对占主导地位的中医药外译领域，这一点就尤为重要。需要指明的是，文化输出时，受不同情况、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的制约，翻译的模式可以多样化。本文只是在分析了历史上文化输入和输出的翻译活动后指出合作模式或许是更适合当下的中医药外译活动。

（作者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

参考文献：

[1]上海图书馆.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图志[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1.

[2]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3]文树德. 西方的中国医学史研究：成就、方法与展望. 麦劲生译.[EB/OL].（2011-09-28）[2015-02-27].

[4]兰凤利. 中医英译的历史回顾[J]. 中华医史杂志， 2008， 38（1）：28-32.

[5]施蕴中， 马冀明， 徐征. 《黄帝内经》首部英译本述评[J]. 上海科技翻译， 2002，（2）：46-49.

历史传承文化范文第7篇

换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和“民族记忆的背影”。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涉及诸多门类，包括考古学、民俗学等多个方面，严格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物质文化遗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很多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

一个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需要得到整体保护。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此，我们摘录三位权威人士在《城市更新和文化传承》论坛上的发言，与读者共飨，并就其中的观点和看法与读者商榷。

“非遗”：不该忘却的城市精神载体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多姿多彩，其中包括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以及作为载体的语言文字、各种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和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民间艺术。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体现，是现代民族团结奋进的基础和重要表现。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延续城市的历史脉络，就是延续我们的民族文化独特特征和。

一

在城市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塑造城市个性、提升生活品质、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具有历史、科学、文化价值的，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文化遭到严重破坏。一些依靠口头、行为传承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消失，破坏严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乏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刻不容缓。为了进一步做好包括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国务院先后颁发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等文件，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初步估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87万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确定了2200个，从业人员达到了2万多人。中央财政从零到投入18亿元的经费，有力地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目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1028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逐步形成。文化部确定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总数达1000多人。一大批传承人出色的技艺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单一的项目保护逐渐转向整体保护，文化部先后公布了六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实施了整体有效的保护。近年来，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民俗馆展示中心稳步推进，全国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424座，展示中心96个，为全面展示宣传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目前是入选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最多的国家之一。2006年我国成功当选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有望早日出台。

二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包括城市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然面临严峻形势。一位德国历史学家针对中国的旧城改造提出：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也会有，而你们曾经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一位知名学者也说，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事关一个城市的人文态度、人文素养。我认为这是事关一个城市的整体文明和我们后代回家的路的问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它关系城市历史脉络的延续，我希望大家都给予高度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重要责任，不仅是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不让我们的后人忘记回家的路。

京剧，现代城市重要的文化经脉

我毕生钟爱和从事的事业——京剧艺术，其诞生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1790年，江南安徽戏班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从此在北京、天津安顿下来。经过十几年的演变，成为一个由徽剧、汉剧、昆曲、秦腔、京腔和民间曲艺综合而成的崭新剧种。它以西皮、二黄为主，字正腔圆，当时人们根据这一新兴剧种的唱腔，直呼其名为：西皮二黄。

西皮二黄第一次进入上海是在1867年，当时引得全城轰动，市民争抢观看，一睹为快。据记载，沪人初见，趋之若狂，在我的想象中，这并不亚于《阿凡达》上映引起影视热潮。京剧来到上海以后，便风靡全城，其他表演艺术几乎是望尘莫及，本地原有的昆曲，当时有点门庭冷落，京剧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是雅俗共赏。京剧这一称谓正是来自上海，1876年，上海《申报》正式刊出京剧之名，意思是来自北京的戏剧剧种，从此这一称谓取代了“西皮二黄”，而一直沿用到今天。随着京津名家谭鑫培、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相继到上海演出，上海本地同样涌现出大量的名角，其中周信芳先生成为当仁不让的领军人物。正是他使上海成为海派京剧的发祥地，与北方京剧形成双峰并立的良性竞争局面。北京、上海，南北呼应，开启了长达近百年的京剧鼎盛时期。与许多戏剧剧种相比，京剧的历史并不长，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它成为国剧、国粹，成为民族文化的代表性艺术，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呢？

首先，京剧吸收、汇聚、熔铸了众多地方戏曲乃至其他各类艺术的精华，可谓融众家之长于一身，集中华艺术之大成，拥有博大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这种兼收并蓄，融汇创造的精神正是京剧始终保持活力、不断发展重大的重要基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剧既由多个地方剧种升华而来，又以深厚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回馈地方剧种，使许多地方剧种得到滋养和提高。从而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戏曲艺术的多样化进步和繁荣。

其次，京剧云集了众多大师级人物，以及他们用心血浇铸的大量经典作品，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其他剧种。由于京剧的艺术语汇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凭借精湛的演艺和优秀的剧目，因此能够通行全国。拥有最广泛的观众群体和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三，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京剧得到了城市的有力支撑和推动，它酝酿、发源于农村，诞生、成熟于北京，繁荣、兴盛于上海。正是城市强大的集中性与辐射性，使京剧得以极大地拓展生存的空间，赢得上升的高度，获得长足的发展。仅以上海而言，这座城市不但为京剧定了名，更为京剧的舞台艺术、演出市场、评论理论等诸多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从未进过大型都市的剧种，其艺术能够得到长足的提升，其市场能够得到充分的拓展，其影响能如此广泛和深远。另一方面，京剧的繁荣也使城市文化得到极大的丰富，使城市精神得到了足够的升华，城市的力量推动了京剧的成长，京剧的魅力塑造了城市的文化。因此，京剧与城市的关系是血脉相连、无法拆解的。

当然，一种艺术自有其盛衰转变的自然规律。近几十年来，戏曲艺术逐渐从市民文化娱乐的主流地位趋向边缘化，各地地方戏如此，京剧也不能例外。这里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有多元选择的影响，也有京剧自身所遇到的问题，总之，原因众多而复杂。但是有一点我坚信，既然在近两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空间内，我们整个民族都深深浸润于京剧的美妙艺术享受中，那么它值得也理应被我们永久珍惜、永远呵护。这是因为我们从传统中走来，身上、心中无不带有传统的印记，而传统正是我们面向今天、走向未来的基点和底气，更何况京剧是那么一种令人赏心悦目、铭心刻骨的美好剧种。对京剧我们没有舍弃的理由，只有保护和提升的使命。相信只有通过对优秀传统弘扬和提升，并与现代市场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和谐中谋共处，城市的文化才能在拥有亮丽的同时拥有一份深沉，在拥有时尚之轻灵的同时拥有一份厚重。

所以，我们要培养有志于京剧艺术的优秀传承者，将传统的技艺和经典剧目原汁原味传承下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妥善留存，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民间的广泛发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延伸，主要靠京剧艺术工作者的自身努力。只有同时做到以上两点，京剧艺术与城市文化才能同时焕发古老的与现代的双重魅力，达到城市生活的美好愿景。

一个健康的人，从儿童成为少年，从少年成为青年，再从青年成长到壮年，他的骨骼和肌肉在不断扩大，他的心智和才能在逐渐成熟，他的经脉随着骨骼、肌肉的增加而延伸，以便将心脏供给的血液和养分，源源不断地传送出来，令人始终拥有充沛的活力。我们发现，在这一个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样被完全代替，没有任何一样被彻底消灭，他们只是在进步，在演变，在和谐共同成长。如果将城市比作一个健康的、不断成长的人，那么建筑便是它的骨骼和身躯，版图便是它的肌肉，科学技术、生产水平和市民社会生活水平便是它的血液，而支持、成就它的则是一条条文化经脉。京剧艺术正是一条永恒跳动的经脉，它的搏动牵动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学、中国的各类艺术，它与其他千万经脉一起构成了整个城市。没有文化的经脉，一个城市再怎么高耸，再怎么庞大，也只能是一个缺乏智慧、没有活力的躯壳。

共荣：古今城市文化的繁盛之路

我们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延续着城市的历史文脉，但是城市的发展，却往往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陷入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的境地显示了我们对于发展方式的不同的理解。

现代化的发展，农田的消失，我们曾经称雄世界的棉纺技艺在何方？大片水稻田上耸立起现代化的工厂，悠扬婉约的吴歌如何能飘荡在我们的天空？中华戏剧的剧种曾经达到过二、三百个，但是今天，大都市的新建剧场不断涌现时，传统戏剧演出却廖若晨星。现代化的发展，一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同时给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如何来消除这些灾难？我感到有三个方向：

第一要适度修复和恢复我们的文化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态场景、语境中发生和发展的。如果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场景和语境，单独把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保存下来，当然这很重要，但是却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棉纺技艺是以上海郊区为代表的。黄道婆在元末改造了我们的棉纺技艺，使我们的棉纺生产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并不是黄道婆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得益于当时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上海处于国内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地位，而且上海当时的土地近海，不能种水稻，盐碱地只能种棉花。另外，当时传统的男耕女织在这个阶段发生重大的变化，妇女织布不仅是为了服饰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服饰可以成为商品。

到了19世纪中叶，长三角以及上海周边的棉纺业，产品远销欧洲和全世界。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这样的技艺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使它流传下去？我们不可能恢复过去的时代，我们只能在现在的基础上思考这个问题，适度恢复一定的文化生态。上海的徐汇区在这方面就做了一些工作，准备在黄道婆故乡的周边种一片棉花、水田，重新恢复这样的场景，在中小学开辟这样技艺的传授。我们不是要真正推行这样的技艺，但是至少在某种场合，作为一种文化的记忆和文化的精神传递下去。因为上海女性的文化人格的形成和黄道婆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当今世界看，城市化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现代化也没有一个特定的规范，每个城市的城市化和现代化都是在本民族的文化基础上的发展。所以我们的城市化的进程和更新，就要考虑到我们独特的生态环境的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为有利。

第二要重新引导我们民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取向和情趣。我们观摩昆曲，聆听评弹，这些优美的戏剧，它的出现表示我们曾经有过美好的城市生活。昆曲和评弹的发展，和当时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化的生活，和当时民众的审美需求和意愿是一致的。现代生活走向简约化、通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何进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活美好的产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是我们在追求生活更美好的形势下出现的，是当时的一种优秀的文化。比如说顾绣（包括苏绣），它的意义在于它融合了人的文化精神、人的审美感受。顾绣不是一般的女工都能干的，它要求你懂得琴棋书画，要懂得如何把琴棋书画融入技艺中去。上海松江恢复了顾绣，但工厂主只是把几个女工关在屋里成年累月刺绣，技艺方面是得到了发展，但达不到真正顾绣的意境。历史上的竹刻，不是拿刀刻几下就行了，还有深层的文化含义融入在竹刻中，这刀就是笔，是用笔在书写。城市化进程给我们提供了条件。但是不够，还要融入一种优良的审美情感。

我曾跟上海的一些女孩子和媒体记者说，你们能不能把生活服装和工作服装分开？你们难道不能从旗袍的发展中得到另类的感受吗？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得不面临一个更新和发展的问题。我们要科学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传承中的创新和变化。我们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往往会强调原汁原味，这个不错，总体上是对的，但是这个原汁原味的理解并不是我们原模原样的不动，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回顾我们的历史，哪一样东西流传到今天是一成不变的？

传统的戏剧是在乡村的庙堂里和古戏台上演出的，它往往是和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城市以后又和茶园联系在一起，然后再到剧院的舞台上。在北京是听戏，到上海是看戏，当然也是听。传统的东西文化基因传递是合理的，它的发展中有些变化也应当是合理的。我们有宽阔的胸怀面对这样的变化，我们就会对今天的工作有新的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适当地变形，但是不能乱变，简单地把西方有些形式穿插在里面，并不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有些个别的剧目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历史传承文化范文第8篇

【关键词】陕北秧歌 非物质文化遗产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5JK1874），市产学研项目（2014cxy-11-10），学校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14GK06）。

陕北秧歌场面热烈，当地重大节日的主角，一直以来被认为黄土高原文化的具体表现。但面对现在多样化的娱乐文化，陕北秧歌却停滞不前，甚至有倒退的迹象。如何站在时展的角度，重新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秧歌，顺应时代的发展，值得每一位关心陕北秧歌人士深思。

浓郁地方特色的陕北秧歌

陕北秧歌是流行陕西北部地区的民间舞蹈形式，是当地常见的传统团体舞蹈，由于具有强身健体功能，同样深受民众欢迎，是黄土高原地区民间体育活动常见形式。陕北秧歌是当地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日常活动，逢年过节都能见到自发组织的秧歌队在街头巷尾兴高采烈地跳动。

陕北秧歌起源于祭祀活动，《靖边县志》和《米脂县志》都有记载，村民在人带领下，闹社火，神庙前祭祀等祭神活动[1]。陕北秧歌参与的主体是普通的百姓，他们平时忙于劳作，生活的压力让他们的心中积蓄了太多的压力，秧歌正好发泄他们的情感，尽情释放对于生活的热爱。并不高雅，但恰恰反映了普通百姓真实的内心感受，充满现实感，而大开大合的舞蹈动作与陕北人民外向、开朗的性格息息相关。

陕北秧歌的发展与保护

1.伴随时代的演变

街演是陕北秧歌最初的表演形式，既符合民间表演的需要，降低了对场地的要求，又能够满足农村广大群众观看的客观实际[2]。随着观众的需要，秧歌由街演走向了舞台。舞台的秧歌变化是增加了动作的难度，减少了表演人数，艺术表现更为直接。舞台上的秧歌不再具有单纯的娱乐性，而具有艺术表演共有的欣赏性。为了适应现代的要求，陕北秧歌的表现更加突出地域特色，配乐、道具和人物也发生了现代的改变，与传统的陕北秧歌差异性渐渐拉开。

2.逐渐完善的保护

为了更好地保护陕北秧歌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陕西建立了省市县三级保护机制，从2006年起出台了《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等，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从2005年，陕西省每年拔出100万元专项资金，著名秧歌表演家李增恒、贺俊义均为受益者。其中，绥德县从上世纪末开始，对当地的陕北秧歌整理发掘，成立秧歌基金，扶持秧歌表演队和个人[3]。榆林市出版了《陕北秧歌实录》。新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公演，并得到了文化部的嘉奖。

陕北秧歌今后的发展轨迹

1.规划先行，逐步推广

若要陕北秧歌在今后取得长足的发展，首先就必须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为陕西秧歌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根据陕北秧歌的特点，制定配套的法规制度，在原有资金投入的基础上加大力度，为从事陕北秧歌的个人、团体和院校提供必要的资金保证，整理、完善陕北秧歌的历史资料，形成具有陕北地区特点的秧歌体系。文化管理部门应有专人负责秧歌的管理和发展，安排相应的发展资金，对秧歌的个人和团体给予足够的帮扶。

受益于历史原因，秧歌在农村地区一直拥有扎实的基础，应强化积极影响，保持秧歌在农民文化生活中的优势地位，同时逐步向城市扩展延伸。作为早期广场舞的一种，秧歌因其简单易学，锻炼价值明显等特点，受到广大中老年人士的欢迎。为秧歌提供固定的活动场所，协调好秧歌活动与周边居民的关系，充分发挥简单易学的特点，提高在普通群众中的知名度。注意保护陕北秧歌的知识产权，组织民间的团体，提供配套的法规法律保护。

2.注重文化内涵

秧歌是陕北文化的突出代表，集中体现了当地的人文精神。在发展秧歌的过程中，着重保护秧歌原有的表现形式，精神内涵，免受过度商业开发的影响。具体执行过程可由陕西省文化主管部门牵头，市县两级具体执行，整理现有的秧歌曲目，将经典的曲目，角色、动作、唱词、服装服饰等以地方志的形式记录，形成规范化管理。出版专门介绍陕北秧歌历史起源、舞蹈类型、表演动作等内容的书籍、音像制品，稀有元素秧歌教学的教材，提高陕北秧歌的艺术表演水准。

除了为迎合现代观众口味而必要的改编外，舞台表演的陕北秧歌应最大限度地凸显传统秧歌的特色。把带有历史感的传统秧歌搬上舞台，事实证明，越是传统的文化越容易受到关注。观众也由单纯地喜欢秧歌的动作与场面，转而深深迷恋陕北秧歌所独有的黄土高原文化。

创新陕北秧歌的曲目，从陕北秧歌的时代演变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添加新的元素。积极借鉴其他秧歌的特点，结合原有的优势，创作出新的秧歌表演内容。陕北秧歌产生的土壤是当地的农民生活状态、精神世界，在创新中牢固把握这一中心点和基本点，充分反映当代陕北农民和农村地区的新风貌。

3.致力于传承人的培养

保证陕北秧歌长盛不衰解决传承人的问题，从当前实际情况看，秧歌的传承人日渐凋零，急需新生力量的补充。现在社会教育是秧歌传承的主要途径，传承形式主要依靠师徒间口口相传，虽然有利于原汁原味的学习，但是人数不能得到可靠保证，个人的因素影响明显，容易出现失传的情况。

作为民俗体育运动，教育、体育和文化部门应通力合作，制订统一的秧歌培训教材，保证教学质量。学校教育，尤其是资金、师资、硬件质量突出的高校是秧歌当代陕北传承最主要的途径。在条件充分的前提下，将秧歌列为高校体育选修课，让大学生在强身健体的同时了解这门传统艺术。以高校为发展平台，把陕北秧歌作为新的艺术专业，外聘成名已久的秧歌表演家，选取有发展前途的新人，从而不断培养出具有现代艺术意识的秧歌专业人才。

民间团体一直是秧歌发展中杰出艺人聚集最多的集体，一大批知名的秧歌表演艺术家都来自民间团体。充分重视民间团体的作用，在规范秧歌团体发展，提供物质和制度帮助的同时，选送艺术水准高的年轻秧歌表演者到艺术学校进修，完善艺术知识结构，开阔他们的眼界，为其迈向更高层次提供良好的平台。除此之外，鼓励个人、团体和街道等成立专门或者业余的秧歌培训班、兴趣班，为喜欢陕北秧歌的爱好者提供专业学习的机会。在此过程中，整个社会、学校和个人均应形成合力，发挥各自的优势，为陕北秧歌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秧歌传承人。积极产业化秧歌，形成良性循环，提供秧歌团体和个人展现才能机会的同时，又能获得稳定的收入，形成积极的公众形象，吸取秧歌爱好者加入其中。

培养高素质的秧歌教授人员是传承人培养的前提。专业的秧歌教师队伍从两方面建设，一方面用已经成型的培养体制，培养出科班出身的指导教师;另一方面，作为民间艺术，组织教师去陕北秧歌起源的地区采风，与当地的民间艺人切磋交流，还可邀请优秀艺人来校指导，或者短期任教，传授世代相传的经验。

4.现代的传播路径

陕北秧歌的传播应顺应时代的发展，用现代的广告手段包装。选取精品秧歌，建设优秀秧歌曲目，突出陕北秧歌独特的高原特点、奔放洋溢的个性，使之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陕北地区品牌。积极与其他现代传媒结合，如电影、电视剧等，提升秧歌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尤其是青少年中的熟悉度。条件允许时，在电视台设立介绍陕北秧歌的固定节目，还可以制作与之相关的纪录片，以深受大众喜欢的民俗文化形式介绍陕北秧歌。还可将陕北秧歌搬到发达的网络平台，制作专业的教学视频等网络传播方式，让人们可以更加快捷地接触到陕北秧歌。

陕北秧歌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瑰宝，在传承与发展陕北秧歌中应保留民族性、传统性和地域性特点，酌情添加当代的审美观念，迎接现代审美观念的挑战，主动融合现代的艺术表现形式，向世界展现来自黄土高原原生态的魅力，形成既保留民俗传统又具有符合当代艺术要求的“新”陕北秧歌。

参考文献：

[1]于丽：《论视觉文化时代陕北秧歌的发展路径》，《农业考古》2011年第6期，第383-385页。

[2]陈晓鹏：《以一个扭秧歌的人为例浅谈陕北秧歌的继承与发展》，《大众文艺》2014年第12期，第57-59页。

[3]高志奇、 闫莉莉：《 对陕北秧歌文化变迁的思考》，《教育文化论坛》2013年第5期，第78-80页。

历史传承文化范文第9篇

一、江苏历史传统街区保护存在的问题

历史连续性存在断裂。城市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当下城市中的历史传统街区是记载着城市演化过程的片断，始终与一定时间维度相连。历史传统街区是既往城市在不同时期建设、不断累积的结果。不同年代所建造的包含有不同风格式样的建筑物的集合体，而非简单的一种风格式样。江苏城市传统历史街区中的建筑遗存，多有至少两种以上的历史遗留建筑样式，或是大量传统，部分中西合璧式样；或部分传统，大量中西合璧式样；也有些建筑存在传统，中西合璧与早期现代主义三者兼而有之的特征。但在我省既有修复案例，不少是以单一风格统合历史传统街区修复后的建筑面貌，而非真实反映历史传统街区作为历史过程演化与积淀的建筑形象集合体的本来面貌。

街区空间结构遭破坏。不同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科技状况以及人们的生活风俗会使不同的城市历史街区形成不同的空间结构形态。不同类型的城市历史地段也具有不同的空间结构形态。研究发现，一种文化或一个时期的社会，其建筑表征主要是由空间结构形式来决定的，而非建筑本身的细部。如江南地区的城市，其早期城镇及街坊的形成及生长因河道作为交通、贸易的干道，则多依附于河道，故有因河成市，因水成街之说。历史上的街区建设，多是自组织建造行为。这种建造的最主要特点，是街区的形式与形态上的无定式，是街区整体肌理细密而迤逦，且具有人性的尺度。然而据现场走访可发现，江苏部分历史街区的修缮与保护在空间结构上并未较好注意对街区传统肌理的继承与发展，一些项目甚至简单采用的“横平竖直”的道路结构形式，忽视原有空间结构与破坏街区肌理关系，削弱了历史传统街区的文化认同。

建筑多样性逐渐丢失。历史地段传统建筑具有多样、复s和多元的形态。这种多样性、复杂性和多元性，一是与建筑物的不同的使用功能相对应。比如住宅、商铺、公共建筑其建筑造型不尽一致。二是人们多样性的生活内容的物质反映和历史积淀。三是自组织建造行为所致。尤其是一个街区并非一次形成，所有建筑亦并非由同一批民间匠人来完成。尽管现今历史传统街区从整体形象上给人们一个建筑面貌几近一致的错觉，其实所谓的几近一致是其时审美文化的浸染与建造技术与材料的趋同表现与时间痕迹的体现。但在江苏既有城市历史传统街区，修复及扩建的部分建筑物忽略了历史传统建筑形态所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多元性，有些建筑从外观到细部甚至也体现出多数一致的情形。

二、提高历史传统街区的保护水平的建议

加强街区形态研究。建筑艺术遗产资源的发掘与传统建筑形态认知，是一切保护和传承设计活动的基础。一是建议在省内加强对建筑艺术遗产本体形态特征的专门化研究，从理论层面探讨传统建筑艺术遗产的本体价值，形成对建筑艺术遗产形态特征的判断标准，进而可能确立建筑艺术遗产保护和传承设计的方法。二是关于江苏地区城市历史传统建筑艺术遗产形态认知，因从建筑物质形态要素，如建筑空间形态、建筑实体要素及建筑风格，与非物质形态要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及人为因素等两方面展开深入、系统的专门化研究，总结建筑物质形态本体特征的构成规律和设计方法。

强化街区整体规划。对街区的整体规划建议既要突出单体的文物古迹，又要突出这些文物古迹的整体感及与整体历史文化街区的内在联系，不仅要重视单体建筑的保护与复原，还应注重整体氛围的营造，注重分析文物资源的系统性。同时，可在历史文化街区周边设定保护区域，确保保护区域内的新建筑与历史文化街区的人文风貌相一致，在规模、形态、色彩等方面有机融入历史建筑群，保护好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格局。新建筑应在外在形式上与周边环境保持统一，符合原有的街巷格局与风格，要充分考虑如何将新建筑有效嵌入原有建筑群，同时，在数量上要严格控制，避免与原有环境相抵触。

建立街区基因宝库。寻找建筑艺术遗产的基因，即寻找建筑艺术遗产可资延续的本质与内核，是传统建筑形态认知的核心内容。建议一是要研究地域建筑文化传承设计的基因，发掘传统特色建筑所携带的遗传信息，总结其控制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二是需通过对江苏城市历史传统街区建筑艺术遗产资源的发掘与梳理，对建筑艺术遗产的构成、生存状况以及使用情况进行信息的采集、分析，理性判断其演变规律与价值，构建全面的价值认知体系，并建立江苏城市历史传统街区建筑艺术遗产的基因库，为建筑艺术遗产保护提供判断标准。

总结既有修复经验。建议对成江苏既有城市历史传统街区成功修复案例进行总结。因进一步系统性地探索传承设计的方法，以及其运行的模式与规律，为后续的江苏城市传统建筑的保护、修复、更新等工作能够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同时可应借鉴系统思维方法，从宏观到微观，从观念性的整体思考到典型的个案研究，从物质环境设计到法规体制建设等多个维度，构建遗产价值判断、保护策略以及管理制度为一体的江苏地区城市历史街区建筑艺术遗产保护与特色传承的整体框架。

〔本文系江南大学史明主持的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无锡历史街区建筑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