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道德范文

社会道德篇1

媒体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和通道。在当前的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教育中，媒体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在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对人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其中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的道德精髓就是很好的教育内容和参考系数，对当前的思想道德修养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教育和实用价值。媒体在发挥道德教育作用时可以借鉴和吸取儒学道德精髓中适合时代需求的内容，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的道德传统，形成思想道德教育的坚强阵地。

一、儒学的思想道德精髓

儒学是中国春秋末期的孔子创立，至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儒学在曲折中发展，经过历史的沉积和人民的选择，形成了其特有的思想精髓，并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核心，尤其是儒学中的有关思想道德修养的观念，已经深深的植入到了中国人的思想深处，并通过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道德修养

儒学很注重对道德的修养，提出了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三纲八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弃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这也就是要求显明和发扬人们的德性，教导人们革除自己身上的旧习而作新民，鼓励人们不断养性以达到善的最高境界；就是教人们接触事物，获得真知，诚实意志，端正心智，修养身性，以达到整齐家族，治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的理想目标。这是因为儒学的真正的意义在于教导人们如何用有限的生命去争取、去创造无限的超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样便可以超凡脱俗，达到心灵的高度净化，使个人超越自我，大彻大悟，使个体的道德理性得到高度升华。而这些要落实到现实中就要个体进行内省，重新思考人生，正确认识自我，正确对待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来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得到沟通。

（二）忠恕之道

忠恕之道是儒学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的两个基本原则。“忠”，是忠诚待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是指宽厚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就是儒学倡导的“忠恕之道”，也就是推己及人的仁爱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学要求人们在进行社会人际交往时候，注重对自我的节制、自责、自律；对他人要宽容，提倡诚恳坦率，反对虚伪的言行；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他人和平相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并且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在家庭关系和伦理道德上，要求以道德观念调节和维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与亲情，强调家庭内部情感的交流和沟通；要求在忠、孝、悌、节、义上努力，使家庭人员内部之间和人际交往之间和睦相处。

（三）人文精神

儒学的人文精神表现在注重探讨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理想，理想人格的实现以及人的生死与自由等等。儒家对人的重视，在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态度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一向为儒家所普遍坚持。而陆九渊的“天、地、人三才等耳，人岂可轻！人字又岂可轻！”则更是表达了儒家对人的自我价值的尊重和对人的地位的充分肯定。这些都体现了儒学的人文的关怀和以人为本的观念。

二、当代中国人的道德的迷惘和游离

生活在儒学文化环境中的中国人，其思想、文化、意识、行为自然受到儒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道德也是继承了儒学的道德修养观念的衣钵。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观念、竞争观念、商品观念、消费观念影响着社会生活也冲击着道德标准，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人便处于道德迷惘的境地。传统的伦理道德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新的伦理道德尚未建立，加上西方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入侵和影响，这些古与今、中与外的影响因素使中国人出现了精神迷失、道德失范、常德缺位的情况。

（一）精神迷失

由于我国当前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经济浪潮的冲击、西方思潮的袭击下，人们对中国的传统道德思想开始有了动摇，而新的思想体系尚未建造好，于是人们生活在中外思想文化的夹层、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的夹缝中，寻找不到思想的依赖，失去了精神的支柱，感觉无所适从，于是出现了精神迷失。比如现在高校附近的网吧、咖啡屋的增多和兴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信息的发达，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可究其更深的原因，则是因为众多的青少年学生精神空虚，借助网络上的虚拟的世界来填充自己的精神和寻找寄托、慰藉、发泄，或者用西方的生活方式来满足自己对西方的崇拜，标榜自己的生活品位。有调查表明，百分之七十的学生在上网时候主要是聊天，玩游戏或看内容。这种种现象说明许多人的精神的空虚，他们在两种文化思潮中迷失了自己，寻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和人生定位，从而利用虚拟的或幻化的生活来填充自我。（二）道德失范

生活在当今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在各种利诱的驱使下，许多人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失去了自己的道德操守，成为了利益、金钱和欲望的俘虏。例如，生活中的各大贪污案件的罪犯原来都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人，可是在金钱、利益、欲望的引诱下，忘却了自己的原有的道德标准，逐步走进罪恶的深渊。再如，前段时间河南某学校出现的教育怪现象，一个教师在每次上课前都要那些天真无邪的小学生对他大喊三声“吾皇万岁”，并且在上课时，外面的人还看不到教室里面的情况，而他在教室里对学生进行虐待，甚至还有的行为。湖北某教师竟然利用给学生课外辅导的名义对一个初中学生进行骚扰并。诸如此类的道德失范的现象在法律、教育、行政、商业等行业都可普遍见到，这些人的道德丧失殆尽，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和从业人员的最低的道德标准。

（三）常德缺位

在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具有作为社会的人的最基本的道德修养，这也就是常德。而在当今的社会中，人们的道德滑坡现象普遍存在，甚至有些人连最最基本的道德修养也缺乏。例如，在“非典”期间，环境问题和个人生活、行为习惯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在此时间曾报道了几期有关人们的日常行为的节目，我们可以看到几组镜头：几个成年人在光天化日下，竟然在大街上随地小便，几个“贵妇人”牵着宠物在草地上任意的践踏，还有一群人躺在草地打牌，还有乱倒垃圾、随地吐痰、乱闯红灯、攀摘树木等等现象。这些现象至少说明这些人缺少了做人的最低的道德修养，是缺少作为社会的人的常德。“君子慎独”，他们在没有别人监督的情况下，缺少了道德自律，他们或许可以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可他们自己的平时的细小行为出卖了他们的道德，而是“以恶小而为之”。三、媒体的道德教育的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在行政、法律、教育、文化、经济上，这种精神迷失、道德失范、常德缺位现象随处可见。这样，在制度、操作上，就为我国的道德建设提出了艰巨的任务，迫切需要我们从制度完善、舆论监督、道德教育、媒体宣传上去采取行动。而落实在制度制定和实际行动中，我们可以从儒学中借鉴对当代思想建设有益的内容，来发扬我国优良的道德传统。

任何民族的进步都离不开其传统文化、道德的维系，一个民族国家如果没有成熟、富有有机的文化、道德传统，它的生命是会枯竭的，即使显赫一时，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我们是在儒学的文化思想背景下成长的民族，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思想精华，如诚、仁、忠、信、恕、孝等观念，对当代人们的生活、观念、思想、修养仍然具有指导、教育和应用价值。但是，儒学是在小农经济的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发展出来的学派和思想，我们要辨证的看待分析儒学，可以从儒学中汲取精华，借鉴其对当前人们有益的成分应用到实际生活和道德教育中。我们不是要把儒学复古，而是古为今用，以及“如何用”“用什么”的问题。对此，在宏观上，我国在制度、规范上已经重视这个问题，制定了“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针策略以及《道德实施纲要》等条规。这里的“德”也就是汲取了儒学积淀下来的精华、中国传统美德和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修养的结合体。比如，在社会掀起的诸如“诚信”的社会大讨论，就是探讨如何汲取儒学的精华和适应新时期的需要的产物。

面对这个艰巨庞大的任务，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界都应该积极推进道德建设。媒体，作为社会“助推器”“黏结器”，就应该发挥道德教育的作用，担负起自己应有的道德教育的责任。

（一）道德展现的平台

媒体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信息沟通,使信息能够及时准确的传达给受众。人们通过信息的沟通，了解外界的变化，从而达到监测环境的作用。媒体在具体业务操作中，可以选择社会生活中与社会伦理道德有关的信息进行报道，借助媒体这个道德展现的平台，更多的报道生活中道德修养好的人的事迹和行为，也可揭露道德败坏者的劣迹。人们可以从报道中了解人们的道德行为和表现，也可从中观照自我，反思自己，进行“内省”和自律。媒体要善于引导，让人们从正面的消息得到教育，从反面的消息中得到“鉴镜”，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得到道德修养的教育。

（二）道德讨论的场所

人们在了解有关伦理道德的事件的同时也会对事件进行评价，表达个人的观点，这样，媒体就为人们提供一个道德讨论的场所，让人们进行观点的碰撞与交流。在观点的交锋过程中，使事理更加明确，也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媒体传播当中。人们在发表观点、评论别人的时候也在评论、反观自己，这样的道德修养教育比硬性的灌输、宣传、说教效果要好的多。

（三）道德舆论的阵地

舆论的力量是巨大的。当社会中某一个有关伦理道德的事件公之于众，人们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表达出来。人们对这一道德事件会有基本一致的意见和态度，这样就引起了舆论，就自然对事件起到评价和监督作用。在舆论监督下，人们对事件、当事人或进行表扬，或进行谴责，这样，事件会按照民意的方向发展，当事人会得到舆论的支持或唾弃。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人们也就得到了思想修养的教育和提高。从媒体对虐待老人等诸如此类的报道以及人们对此类事件的谴责可见一斑。

（四）道德的文化园地

文化是一种社会资源，也是一种社会财富。文化的传播具有时间的继承性和空间的延展性。媒体在文化的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人们提供了文化娱乐，也提供了知识教育，满足了人们文化心理需求。媒体在传播文化的时候更要注重道德修养教育，提倡自律、诚信、宽容、人文、忠、孝、悌、节、义等道德要求，让人们在接受文化的同时也接受道德修养教育，这种方法的效果虽然是潜移默化的、缓慢的，可也是持久的、根深蒂固的。

道德教育任重而道远，媒体在承担着道德教育的责任，发挥道德教育的功能时，要针对当代人的思想和道德特征，将中国的传统道德教育贯穿始终，借鉴和吸取儒学道德精髓中适合时代需求的内容加以传播和宣传，用儒学的道德精髓来对人们进行思想熏陶和教育，使其在人们的思想、道德、生活、学习、工作、交际等方面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防止当代人的道德滑坡与迷失，使当代人既具有传统美德又具有现代意识的综合性的人格品质。

【参考文献】

社会道德篇2

论文摘要: 毛泽东当年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思想光辉，同样适合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道德调查对于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意义，可以从多方面来分析和认识。在具体操作上，应当从开展关于道德调查的理论研究、把道德调查贯穿于道德建设的全过程、建立健全道德调查的机制等方面来进行。

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1]，从此在我们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旨在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依据实情制订工作方针和政策，选择适宜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做到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从而完成工作任务，实现工作目标。毫无疑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用于指导共产党人认识和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至今仍是我们在各项工作中避免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的指路明灯。那么，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不要遵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方法论原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什么是道德建设?“所谓道德建设，指的是一定社会的人们依据经济、政治和法制建设的客观需要，研究和提出并运用一定的道德价值标准和规范体系，培育人的德性和指导人的行为，营造一定的社会道德风尚，以维护道德文明现状和促进道德发展进步的社会实践活动。”[2]这是目前学界比较公认的看法。根据这个界说，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分析道德调查对于道德建设的必要性与意义。

(一)从道德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来看，需要通过道德调查了解和掌握社会道德的实际状况

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究竟怎么样?这个关涉我国现阶段道德国情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我们的道德建设只有由此出发才有可能做到有的放矢、富有成效。在我看来，我国新世纪新阶段道德国情的基本状况可以一言以蔽之:“道德失范”及由此引发的“道德困惑”。“失范”包含“道德滑坡”和“道德爬坡”两种不同的情况，“困惑”包含积极和消极两种不同的思想情绪。这表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面临的形势是复杂的，道德建设必须要有这样的现实感和针对性，做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要如此就需要开展道德调查。要通过调查，厘清“道德失范”的真实情况，如哪些属于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而产生的“新道德观念”，哪些是受到挑战和毁损的传统美德等;要调查“道德困惑”的具体情况，如哪些“困惑”是追问道德进步的思想表现，哪些“困惑”是妨碍道德进步的表现等。还要通过调查，了解和掌握西方后现代思潮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影响，了解和掌握国人对道德建设的看法、意见和建议，促使道德建设与“民心所向”相一致。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我们的道德建设就可能脱离实际，带有盲目性，为主观主义或教条主义所困扰。

(二)从道德建设的理论要求来看，需要通过道德调查检测社会道德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体系的科学性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里，道德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恩格斯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3]这里所说的“伦理观念”是伴随“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而产生的，带有某种自发的倾向，一个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是怎样的，其“伦理观念”就是怎样的。就是说，“伦理观念”尚不是道德的社会意识形态，更不是基于道德的社会意识形态概括和提出的道德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体系，由“伦理观念”到道德社会意识形态，再到道德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体系，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理论加工”的过程，其间的关键环节就是促使道德意识形态具有真理性。社会提倡的道德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体系是否科学，取决于道德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即是否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反映特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的本质要求，实现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目的取向的有机统一。在当代中国，体现这种有机统一就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4]显然，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不能仅凭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活动，还需要深入社会变革中的生活实际，调查和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国情，使社会提出的道德价值标准和规范体系反映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做到从实际出发。

或许有人会质疑:在任何社会，道德价值标准和规范体系都是理想的意识形式，其干预和命令人们的行为方式是“应当”，从实际出发岂不是降低了道德的标准和要求了么?这种质疑混淆了一个界限:把“从实际出发”等同于以“实际为标准”。诚然，道德作为社会提倡和推行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是对社会经济关系及“竖立其上”的政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的超验反映，这是道德反映社会生活的规律。但是，这种超验必须要以经验为基础，不可脱离社会实际生活，所谓“应当”只能被理解为以现实为基础的“应当”，从实际出发的“应当”，反映社会和人在处置现实的利益关系问题上应持道德态度的“应当”，而不是其反面。理想的要求和目标历来都有科学与否的区分，科学的理想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的“应当”指令必须从实际出发，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检测和评价一个社会提倡和推行的道德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是否科学，也应当作如是观。就当代中国而言，看我们提倡和推行的社会道德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是否科学，就要看其是否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法律基本制度及其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否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这是基于唯物史观的根本性的方法论原则，贯彻这一原则除了认真开展广泛的道德调查，没有别的选择。

(三)从道德建设的实际效果来看，需要通过道德调查作出中肯的评价

众所周知，道德评价在道德建设系统工程中地位特殊，既是道德建设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领域，又是道德建设系统社会效益的评判者，即评判道德建设的实际效果。毋庸讳言，我们的道德评价长期以来并不重视道德建设的实际效果，而其所以如此又与不重视道德调查是直接相关的。一些部门和机构的做法通常是开展什么样的道德活动就确认什么样的道德效果，有的甚至把道德建设活动的预想目标和方案稍作调整就变成了大谈道德建设效果的评价结论，以此忽悠舆论，沽名钓誉。如此评价的危害在于只在表层的道德文化层面给人一种“道德繁荣”的假象，而在深层道德文化里却在淡化和消解人们对道德价值的信念和道德建设的信心。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形态，整体上是由道德意识、道德活动和道德关系构成的。意识和活动层面是道德的可能价值形式，关系的层面是道德的价值事实，它是“思想的社会关系”，以“风尚”、“风气”、“人气”之类的世俗形式表现出来，展现其价值魅力，表达其对社会和人的终极关怀。道德建设，就是要通过道德教育、道德宣传包括道德评价等一系列的实践活动，把道德的可能价值形式转化为道德的事实价值形式，真实地展现道德对社会和人的关怀。一个社会，从理论建设的角度提出完整的道德价值标准和规范体系固然重要，为此开展诸多的道德活动包括道德公益活动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道德建设的实际功效。因此，道德评价的重点应是“风尚”、“风气”、“人气”等道德价值实现的事实情况，而要了解和掌握这样的实际情况，不开展深入的道德调查是根本不可能的。

道德调查，作为道德评价的一种社会机制和实施途径，应以所有与道德建设相关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活动现象为对象。在调查内容和价值取向上，既要调查有效果的积极的一面，也要调查没有效果的消极的一面，既要调查认真开展道德建设的地区和部门的先进经验，给予表彰;也要调查对道德建设采取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的态度的地区和部门，追求他们的责任。为此，国家和社会有关部门要相应建立关于道德建设和道德调查的信息库。

(四)从道德建设的运作机制来看，需要通过道德调查了解和掌握相关的实际情况，实行必要的监督和控制

在这个问题上，重点是要调查领导和管理道德建设工程的部门和机构的工作情况。在我国，没有人怀疑设置道德建设主管部门和机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相关的领导与管理机构，各行各业也相应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并配备了专门的人员，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目前这样的设置是否适合呢?领导和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怎样呢?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原因就在于没有开展相应道德调查。据笔者平时观察，各级各类学校在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领导和管理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好，机构比较健全，运作机制比较有效，而面向其他公民的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就相当突出。一是机构不健全，存在有名无实、形同虚设的问题。二是人员配备不当，机构的领导者多为“安置”性的，其他工作人员多不懂得伦理道德专业理论，也缺乏领导和管理道德建设工作的经验。三是经费缺乏，一些主管道德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机构常年除了订阅相关报刊的经费以外，几乎就再也没有什么开展活动的经费。是的，相对于其他社会建设来说道德建设的成本最低，但这不等于说可以“做无米之炊”。时下国人议论的“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的状况，与道德建设的领导和管理机构存在某些突出的问题是很有关系的。必须看到，要准确地了解目前我国道德建设领导和管理机构的工作的真实情况，掌握这方面的“发言权”，以至逐步解决存在的问题，除了开展道德调查没有别的选择。

综上所述，道德调查就是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对社会提倡道德的科学性、社会实存的道德状况、道德建设的实际效果及其运行及时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活动。它既是道德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关于道德建设的评价活动。不难想见，不开展正常的道德调查，道德建设就难免会出现无的放失、盲目行动的情况，影响道德建设的实际效果，甚至会导致道德建设走向形式主义，最终动摇人们对道德建设的信心。因此，应当看到，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开展道德调查是十分必要的，意义重大。

为此，首先要开展道德调查的理论研究和建设。道德调查有其特殊的规律、要求和运作方式，这些都需要通过理论研究逐步加以说明。伦理学应将关于道德调查的研究摄入自己的视野，其知识和理论体系应有关于道德调查的内容和范畴。作为社会调查的一种特殊领域，道德调查也要遵循一般社会调查的原理和方法，因此伦理学研究还应引进社会学的方法，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方法体系。

其次，要将道德调查纳入道德建设的系统工程，贯穿于道德建设的整个过程。各级有关领导和主管部门在制订道德建设整体方案的时候，都应将道德调查纳入整体规划之中，就道德调查的意义、内容、要求、措施等作出相关的政策性规定和要求，如上文论及的道德价值标准和规范体系、道德建设实际效果和运作机制等。各部门各单位开展的各种各样的道德活动、道德建设的经验总结、道德榜样的宣传等，包括道德调查工作本身，也应接受道德调查。

再次，要建立道德调查的机制。机制，是由制度、支撑制度的软环境(主要包括重视道德调查的社会认知和价值认同)、制订和执行制度的机构整合而成的工作机理。其间的制度和机构，可由相关领导和主管部门在制订道德建设总体方案时一并设置，而营造支撑制度的软环境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华民族有重视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但却不大重视道德调查，尤其是不大重视社会道德提倡及其实际效果的调查，致使在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领域长期存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因此，在实行道德调查、大兴道德调查之风的过程中，强调重视道德调查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共识，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

[2] 钱广荣.中国道德建设通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42.

[3]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4.

社会道德篇3

论文摘要：道德作为调节人们行为的非 法律 规范，它的发展应适应人的需要；在价值主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构建合乎人发展需要的“适然”道德应当是以“底线道德”为标准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道德。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道德向个体道德发展。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生活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能够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一种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内心信念维系的非法律规范。从根本上讲，它的建构和实施是依靠生活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自觉、自愿的活动来实现的。在价值主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构建合乎人的发展需要的、真正的“适然”道德是我国所有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通过对我国现有道德的缺陷分析，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现实需要为出发点，旨在表明社会道德向个体道德发展的归宿是建立以“底线道德”为标准的、合乎人发展需要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适然”道德。

一、现有道德的缺陷

我国现有的道德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批判、继承、吸收

第一，人的同一性是建设以“底线道德”为水平的社会道德的 哲学 基础。在现实生活中，人不仅是差异的存在着，同时，人在差异存在的基础上又具有“人之为人”的同一性。在现实生活中，人是差异同一的感性存在物。WWW.133229.cOm人的这种同一是差异的同一，差异是绝对的，同一是差异基础上的同一，这种同一是“人之为人”的基础。正是在“人之为人”的同一性基础上，人们才可能在社会交往活动中进行着、人类 发展 需要的生活资料、信息、能力等方面属人需要的交换。并通过这些交换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并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的同一性不仅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外在的尺度，并且为人的发展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根基。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自身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增强、人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也会使人们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取得更多的、相一致的观念。这种观念不仅标志着人类素质的提高，而且也进一步证实了“人之为人”的特性。人的同一性表明，在 现代 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可能会在以遵守“底线道德”为基础的现实生活中进行交往。也就是说，人的同一性是建设以“底线道德”为水平的社会道德的哲学基础。

第二，在人的同一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底线道德”是每一个“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正当利益得以实现的伦理保证。人的同一性为人们在现实活动中实现自己的利益提供了可能，在人的同一性基础上开展着自己正当的行为活动，并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这样的基础上活动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不管其差异性有多大，这样的活动准则对每一个个体来讲都是公平的、正义的。由于“底线道德”是每一个在现实活动中的人、在人的同一性基础上达成的、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行为规范;那么，每一个具有同一性精神的人是能够遵守有他们自己制定的行为准则。只有这样，每一个具体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才能够以此为基础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并为进一步实现自己新的目标搭建一个与其它同样遵守这一“底线道德”的个体实现自己新目标的共同对话平台。正如何怀宏教授所说的那样:“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不管在自己的一生中怀抱什么样的个人或社会理性想，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有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无论如何必须共同遵守的”。因此，这种准则和规范就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利益得以实现的伦理保证。

第三，“底线道德”是差异的个体自觉、自愿的活动得以在现实社会中展开的最佳结合点。如前所述，建立在人的同一性基础上的“底线道德”是从现实活动中、主体正当的、合理的需要出发的、是主体自由意志的正当反映。这样的社会道德既符合个体道德的发展又有利益于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使不同的、差异的个体在这样的社会道德规范引导下，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动性、创造性;使他们的利益和人生价值在这种社会道德的支持下能够得以实现，并为他们进一步的发展搭建一个公平、正义的人生舞台。这样的道德既考虑了差异的个体又考虑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是适合差异的、“从事着实际活动的人”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要的道德。使整个社会和谐有序，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即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安身立命之道。因此，这样的“底线道德”与传统集体主义话语下的社会道德有着本质的差别，传统集体主义话语下的社会道德不是从主体的实际需要出发的、它过分强调社会的利益，忽视了现实的、从事着实际活动的、差异的个体的利益，将导致社会道德难以被生活于其间的差异个体所接受，而“底线道德”话语下的社会道德是建立在人的同一性基础上、它满足了不同个体的利益、使个体目标和社会目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通过差异的、每一个个体的自我努力是可以实现其发展愿望的道德。所以，“底线道德”是差异个体自觉、自愿的活动得以在现实社会中展开的最佳结合点。

四、结语

通过对现有道德缺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的道德应当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它的制定和认可必须从社会的发展阶段、人的现实需要、人的同一性出发，如果脱离了这些因素，不管它的内容、形式是如何的完美，都不可能保证现实社会中“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利益实现，都不可能使社会保持和谐、健康发展。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只能是差异协同的发展，而不是整齐划一的。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人不可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些哲人的话语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用来调节人们行为活动的道德规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人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而进步。社会道德要内化为个体道德的关键就是社会道德要正确反映人们的现实需要、反映人们的理想和愿望。并且能够给“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提供一个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从人的现实需要和可以实现的愿望出发来制定社会道德，而不是把外在的、所谓的社会道德强加给他，从而使人们现实的需要不能满足、人生的价值难以实现。

道德的作用在于扬善抑恶，但如果我们的社会道德脱离了人的需要和愿望，那么再美好的道德也无疑是最大的恶。正如王海明教授在其新著的《新伦 理学 》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人的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虽然是人制定的、约定的：但是，只有那些恶劣的、不 科学 的道德规范才可以随意制定、约定。反之，优良的道德规范决非可以制定，而只能通过社会制定道德的目的，从人的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本性中推导、制定出来”。这就是说，社会道德的制定要符合人们的现实需要、要有利于人的发展和社会整体的发展，既要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但更要考虑人现实的正当需要。

社会道德篇4

由河北日报河北新闻网创办了“善行河北”官网，将发生在河北省各地的先进人物的善行义举、典型事迹予以弘扬与宣传，引领人们见贤思齐，将抽象的道德理论春风化雨润入人心，把枯燥的宣传标语形象化、实践化，焕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呼吁社会的文明风尚。这一举措能无形地提高了民众道德素质，优化了河北的社会发展环境。能达成如此良好社会效应，分析其成功原因有：第一，利用各级各类宣传阵地：主题宣传、典型宣传、文艺宣传、网络宣传。借助新媒体平台，微博、短信、彩信、图书、视频、歌曲、动漫等新颖的宣传形式，全方位、多角度、不间断的宣传，具有很好的社会影响力。第二，构建专用网络平台：河北好人网、善行河北官方微博等，使“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备受关注。一件件感人至深的道德故事将抽象的理性认识外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继而将情感认同转化为自觉践行。

二、“善行河北”道德实践活动对社会管理的推进

社会管理是多层面、多因素、多路径的，从道德建设切入就是其中之一。道德建设作为社会管理的“软方法”之一，需要我们长期地探索研究，类似“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的开展，实现了道德建设的“虚”功实“做”、“文”活“武”练、“软”实力“硬”打造，为社会道德建设的推进提供多方面的启示：第一，必须树立科学实用的道德标准，只有科学实用、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标准才能获得广泛认同，并转化为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必须强化实践理念，化抽象的理论为生动的案例示范，发挥道德应有的社会作用，才能满足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第二，必须搭建道德互动平台，为群众参与提供便利有效的载体，让更多的人加入到道德互动平台，可以做到践行道德规范、参与道德评价、自我价值体现。第三，道德建设必须形式新颖、体系完善，逐步形成从组织协调、过程推动到督导检查、激励约束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体系，尤其要建设一套奉献与回报一致的机制，马克思说:“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所以说，道德建设体系必须通过体现“善有善报”合理状态，才能更好地推进整体社会道德的进步。“善行河北”活动对社会管理的推进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善行河北”优化了河北的社会发展环境，有效培育和发展了各种社会组织，提升了其社会管理的能力。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还较为缓慢，对政府的依赖性也较强，需要政府有效培育和发展各种社会组织，提升其社会管理的能力，从而不断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功能，有效地充当政府与公民的中介，推进政府的各项社会管理工作。第二，“善行河北”活动培养了公民道德素质，提升了其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善行河北”活动满足群众的道德诉求，激发了群众的参与热情。“善行河北”活动体现了民众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使民众找到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使“善行河北”真正成为了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第三、“善行河北”活动维持健康的社会道德秩序，倡导高尚的道德价值，创造优良的道德风尚。规范了社会行为。使人们普遍获得道德认同，接受道德规范，有利于共建良好的社会秩序。

三、关于完善社会管理体系的思考

善行河北活动表明：在社会管理方法和模式选择方面，采用基于道德的软性模式更符合当前社会管理的价值追求，以社会“软”管理带动“硬”管理，形成自律与他律互补和促进的良好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第一，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机制：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政府从直接控制转变为法律、政策的引导和协调。“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服务方式及服务内容；培育社会组织，构建社会管理的新主体——网络共同体建设（虚拟社区），搭建公民参与平台；建立省、市、县各级“服务指导委员会”、“志愿服务基金会”、群众性的“好人后援会”。第二，构建社会管理新机制：建立民主监督机制、规范社会治理的操作过程。建立基层人民参与社会管理的道德评价、诉求表达及反馈机制，建立通畅的信息采集和传输系统，拓宽诉求表达渠道，满足群众诉求的需要，不断分析诉求表达趋向，同时获取反馈。构建社会化公共服务机制：包括政府供给，社会组织供给，社会服务中尤其注重弱势群体，体现人本关怀与和谐。健全矛盾调处机制，用道德的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在稳定中化解矛盾。创立道德文明社会引导机制：制定道德规范，并且实施一系列道德文明工程；树立典型，发挥榜样的力量；加强制度建设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促进人们遵守社会制度。

社会道德篇5

一、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中的道德修养

从社会的性质和形态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主要可分为两类：同质性社会与异质性社会。同质性社会通常表现为社会民众归属于共同的政治共同体，并拥有大致相同的政治认同、理想信仰和价值追求；异质性社会中的民众虽然在信仰、价值和认同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依然能够谋求其基本的价值共识和文化理解。“家国”一体的制度安排和封建的自然经济构筑了中国传统的同质性社会形态，即：维系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宗法血缘关系，不仅加固着君权与族权的联盟，而且也构筑着君主意志转变为社会意志的基本通道，从而使多地域、多民族的中国华夏大地形成了基本雷同的社会结构、伦理纲常及其可沟通的行为方式。这种同质性社会形态成就了以“成德、成性”为境界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观念：既有西周的“敬德配天”、“修德配命”之说；先秦儒家的“存心养性”、“反身自省”的“内在功夫”；宋明理学家的“居敬穷理”和“省察克治”的“向内求索”；还有老子的“涤除玄览”、“致虚极、守静笃”、释家的“觉悟”、“渐悟”、“顿悟”；等等。无论是儒家主张的内省自身、格物致知以成圣贤，道家坚守的致虚极、守静笃以返璞归真，抑或是释家力行的净心觉悟以求“修炼成佛”，都在向世人澄明这样一种镜像：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修养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推己及人”的社会价值旨向，但终因其片面推崇“诵读经书”、“颂经参禅”、“坐而论道”、“三省其身”，以实现道德个体心性觉解的道德修养方法及其修养过程，就已然将作为人类道德实践活动方式的道德修养仅仅视为一种可以远离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以内省、自责、内修、悟道为主要方式的私人生活领域的心性求索。这种与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同质化结构相适应的传统道德修养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内向性和精英性的文化特质。

依附性是浸透着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方法、途径、境界及其全过程的基本文化特质。在“家国一体”和封建自然经济的中国文化传统氛围中，道德修养一般总是以位高权重者为引领、以长者匡正晚辈为秩序，从而为维持既有社会秩序锻造出一代又一代谦卑温顺的依附性“臣民人格”。其次，以“成德、成性”为境界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诸多之道，均以内向度的人性回溯为精神归宿。无论是主张抵达内心善的儒学，还是觉解或顿悟某种虚极境界的老庄学派，都始于人自身向善的欲望、执于“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内自省”的修身功夫，止于尽心知性，回复人之本性的境界。以儒家、老庄为代表的这种“为己”的心性修养之学，是一种向内用力，而非向外求利的道德追求。最后，以“成德、成性”为境界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作为对人及其生命存在意义的终极目的性价值理解的推崇，有助于构筑并促进人生精神世界的完善和至善，尽管因其人生哲学基础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和权威主义依赖，对多数平民百姓来说它还只是一种具有某种虚幻镜像的奢侈品。

二、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转型社会的挑战

时至今日，社会转型的发展语境已经成为我们讨论一切中国现象，包括道德修养现象无法摆脱的时代背景。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理论，我们可以将社会转型理解为是一种需要接受“灵魂的分裂”的挑战及对挑战的回应过程。[1]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社会转型的挑战已成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经验事实。以社会存在方式及其变迁的历史眼光鸟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灵魂的分裂”情景中所直接承负的诸多挑战，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首先，依附性的“臣民人格”遭遇个性张扬的挑战。在与传统伦理文化和人格范型相适应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中，民众个性在整个社会格局或者说漫长的封建社会演变中是个隐形而不彰显的存在体。产生并服务于封建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同质性社会结构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文化，无论是其原生形态，还是秦汉以后的流变形态，本质上只是一种奉行人身依附关系的、塑造模具式系列道德人格的宗法等级道德修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传统社会虽有本质差异，但在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策略上已然还是以一种国家伦理的“独特权威”继续强化着经过改良过的种种新型依附关系。由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所推动的中国现代化所带来的，以个性张扬和人的解放为特征的异质性转型社会，打破了同质性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之间的可通约性格局，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不可通约性的文化特征。换句话说，传统的依附性道德修养范型或系统对现代人的约束力日渐式微或近乎塌陷。异质性社会由于削弱甚至消解了外在于具体道德主体的唯一性、权威性规定，使道德主体得以赢得独立性人格以及自由价值的认知与判断空间，从而打开了传统道德修养被禁锢的封闭之门。

其次，内向性的“尽心知性”遭遇公共领域的挑战。作为传统道德修养根基的儒家伦理之目的在于追求个体之德的圆满，所谓“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的“慎独”境界。与传统社会私人领域独大的状况不同，现代社会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与文化多元不仅造成了德沃金所说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显界分，而且促成了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张。广阔的“公共空间”使现代人在自由与个性得以充分彰显的同时，发生着与私人领域之外的人、物、事之间更为密切的公共关系。然而如何与陌生环境共生、与不同人群共存、与时间流动共进？传统的以纯粹追求自我人格的心性觉解，或者片面局囿于对熟人领域的道义承诺为宗旨的“尽心知性”内向性道德修养体系已力所不及。人们生活世界所显示出的公共取向和公共意义，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道德修养的认识论视域：在公共生活日益扩张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独具的个性、卓越的私人美德，而且更加迫切地需要基于现代公共生活要求，符合个体社会身份与公共角色的职业化、专业化的公共美德。诸如：基于政治参与所需要的正义感，基于人际交往所需要的平等、诚信、宽容、明礼守法，基于公民身份所应当具备的爱国主义、法制意识等等。显然，这种认识论的转向再一次撼动了囿于狭小私人领域的“尽心知性”的内向性道德修养的根基，从传统相对封闭的私人领域走向开放广阔的公共领域已成当代中国社会道德修养的选择路径。

最后，“成圣成贤”的精英道德遭遇公民道德的挑战。既推崇“天人合一”道德人格形上境界，又诉诸日常生活礼仪纲常，具有相对成熟和完备规范架设的，发端于传统同质性社会的中国道德修养体系，对于完善和拓展少数社会精英分子个体精神家园无疑有其一定的道德修养价值。但是，这种以“成圣成贤”为个体境界

的精英道德修养，既放逐或远离了仅以谋求有尊严地活着的广大民众道德主体的普适性资格，更遭遇经济成分多元、社会职业多样、地位差距拉大、价值取向多元的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所成长起来的公民道德的挑战。公民道德对“成圣成贤”精英道德的挑战既表现为对传统道德修养体系的怀疑、动摇，更积聚着一种建构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生活方式道德修养体系的深刻的社会力量。

三、当代中国公民社会语境中的道德修养

中国社会是否已经进入了公民社会，这是一个需要采用制度性和组织性若干指标评价的实证的社会学话语，然而处于转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公民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愿望或猜想，而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社会发展的经验事实。30年改革开放在社会领域引发的根本变革，就在于其成就了中国社会由单位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深刻转型。尽管公民社会在全球范围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错落不齐，但它作为国家、市场、社会公众等不同力量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的异质化、公共化结构的社会形态，总是一个需要以民主、商谈、参与为其文化特质的社会。“一个公民社会就意味着这里存在着一部渗透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理念的宪法，众多充满着活力的民间团体，提供制约与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以及拥有公正、责任、宽容、善于对话、善于妥协、积极参与之精神与素质的普通公民。”[2]公民社会的上述文化特质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而且也渗透于道德领域，进而催生社会道德的文化转型。这种文化转型在道德修养领域将发生什么样的历史性变迁？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公正地说，对这个相当独特的道德文化，不仅从文明的层次上反思还很少，就是对其内部的相当精密微妙之处的解析也极为鲜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代中国道德修养及其转型，对伦理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道德修养及其转型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在这里，我们无意诟病传统的“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养体系，相反，我们依然认为，“心性求索”是道德修养的重要形态，因为，道德修养作为个体化的道德实践活动，产生于个人自我确证、自我肯定和自我发展的需要。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途径及其过程进行个体精神世界的道德修养则是社会的、历史的；当“心性求索”作为一种主体道德修养形态的合理性、合法性所依存的微观生存环境和宏观社会形态不再依旧，就需要对其进行适时的修正、完善，从而使道德修养体系得以形成与发展了的社会形态和人们的具体生存环境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修养形态。笔者以为，“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体系是与以“民主、商谈、参与”为文化特质的公民社会相适应的当代道德修养体系的可能选择。目的伦理学认为，道德修养不只是遵循规范，而是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规范是为了生存，修养则为了生活，道德修养当以人为目的，指向人的幸福的生活方式。

所谓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指的是一种奠基于生活的、以生活意义为价值诉求并主要通过日常生活交往中的经验教化、习俗规范、制度创新来影响人的道德认同、陶冶人的道德情感、磨砺人的道德意志，进而达致某种道德境界的道德修养形态。主张以生活濡化作为当代中国公民社会语境中的道德修养形态的学理依据有二：一是生活的道德性；一是道德修养的“生活”性。生活的道德性，是指生活不仅为了活着，而且更需要有意义、有尊严地活着。人的生活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意义、生成意义、实现意义的过程。意义问题就是生活的道德性问题。人不仅拥有感性生活，而且拥有意义生活。这种意义生活既产生于感性生活又为感性生活提供价值目的和意义参照，从而真正实现人有德性的幸福生活。生活的内在法则是生成的、开放的、超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不仅是实然的，更是应然的；不仅是惯常的、不证自明的，更是可供选择的，创新的与超越的。生活濡化式道德修养的生命力就在于其秉承了生活的这种超越性与创新性，为每个个体的道德修养不断注入新的价值与不竭动力。道德既构成生活意义的解释系统，使人对生活意义有更合理、更深刻的理解；又构成生活意义的目的系统，使人的生活得到更为合理、更为完善的展开与提升。道德修养的“生活”性，是指道德修养作为一种道德实践的活动方式总是表现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表现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修养赋予人的生活方式以意义，道德修养的价值植根于“美好生活”或“人生幸福”。换句话说，一种道德修养，如果忘掉了人的生活、遗弃了人的生活，它就不再是人的道德修养；而人总是以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估价和选择适合于人自身生活的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道德修养作为人的生活方式，具有为我性、求善性和内在超越性。据上所析，较之于“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养形态，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在本质上是一种更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语境中公民道德成长特性及其发展规律的生成性道德修养模式，其最终目的是将公民历经生活检验的合理的价值与信念纳入道德修养体系，以加快完成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能力，即：知与行的同构过程，从而实现某种理想的道德修养境界。换句话说，在生活濡化的道德修养视域中，道德修养主体不再只是一个静观的凝视者而必须是一个行动的实践者。诚如胡塞尔所言：“当我们面对面谈话，互相握手致意，有爱和恨，在思考和活动中，在辩论中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处在那种人格主义的态度中。”[3]以生活濡化为路径的开放式的道德修养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道德修养场域。

以生活濡化为向度建构的道德修养体系的哲学基础是道德自由。所谓道德自由是指人们独立自主地进行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的能力。没有一种初始的道德自由，人类的任何道德修养都将成为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宁愿赞同“自由建构一切”的哲学理念。以道德自由为哲学基础的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的实践价值集中表现为：道德修养主体不再迫于外在的某种权威规定，而是根据人之为人的生活的道德需要自主选择道德原则、践履道德行为以实现人的道德权利，维护人的道德尊严，模塑体现丰富人性内涵的独立的道德人格。

社会道德篇6

[关键词]网络社会 网络道德 道德

一、网络社会:新型道德的基础

“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不是对立的,“网络社会”生活是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分化出来的,它是社会人通过因特网(作为网络人)相互交往的过程,它必然以现实社会生活为背景。

在网络形成之初,它不过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技术手段和工具。开始时这个 电子 空间的规模很小,在这个小小的电子空间中,适应物理空间的传统道德规范是基本适用且够用的。既然是一种新的相互联系、沟通、交往的方式,就如同驾车必须遵守 交通 规则一样,也必须遵守信息高速公路进行联系、交往的具体规则。这些规则首先是一些技术性规则,其次是人们在联网的 计算 机之间进行交往的一些基本的“乡规民约”。后来随着交往中冲突的增多,于是相关的人们开始组织起来,制定了一些更严格的协会性、行业性计算机网络道德戒律,

“网络社会”需要新型的道德规范体系,但这并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道德,而是在扬弃传统道德的基础上,进行艰苦地改造与创新。

二、传统道德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科学 技术革命是 历史 进步的火车头。WWW.133229.CoM任何一种革命性的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将比其他力量更大地推动社会道德的进步。同样,“网络社会”也为人类道德进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然而,历史证明,“技术是一柄锐利的双刃剑”。这一信息化浪潮也可能造成某些负面的、消极的影响,甚至导致严重的伦理危机:

1.尽管网络建设的“全民原则”是首要的基本的原则,但在组织实施中要达到人人利用信息资源的平等化,远不是一件容易的的事。很多时候,即使一个公正的政府的决策与政策也可能出现有意无意的偏差。

2.道德冷漠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为人对网络的依赖关系所取代。随着在高度信息化、自动化的“网络社会”中,“在家办公”、网上学校、电子商场、电子银行等的出现,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机会将大为减少,人们终日与个人终端打交道,这有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导致个人产生紧张、孤僻、冷漠及其它健康问题。

3.网上信息的行为的影响是社会性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国际性的,因此,如果一个人在网上喋喋不休,那就是在浪费网络资源,浪费他人的时间。特别是由于诸如虚假信息、不负责任信息和无聊信息的传播,网上漫骂与人身攻击等现象的出现,通讯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矛盾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此外,“全球信息共享”是网络建设的目标,可有人把“信息共享”极端化,如盗用他人域名、侵犯知识产权等;反之,也有些公司被过分膨胀的商业利益所驱动,它们对信息产权的“保护”、垄断达到了妨碍正常学术交流的地步。

4.由于利用 网络 收集信息的便利性和强大能力,网络上的个人生活在技术上极可能成为“通盘为文件所记录的生活”,它可能细致到令人恐怖的程度。如果这些信息泄露出去或不能被正确地使用,个人隐私权将受到极大的侵害。当然,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权,可以立法规定网络上的个人信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泄露,也可以普及加密技术等,可是这样一来,个人隐私与社会安全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为了保护个人隐私,碰盘所记录的个人生活应该完全保密;另一方面,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他的网上行为应该记录下来,以供人们进行道德评价和道德监督,甚至用作执法的证据,以保障社会安全。

5.因特网是由科研学术网 发展 而来的,具有深厚的非商业传统,但是随着因特网的扩张,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性组织成为因特网的主要建设者,并因此出现了大量对网络资源的商业性应用,如广告、 电子 商业、网络信息有偿服务等,网上 企业 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产业之一。

总之,以因特网技术为基础的这种更少人干预、过问、管理、控制的“网络社会”环境,必将对人们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等进行一场或许是有趣的、意味深长的新考验。在这场考验中,许多传统道德津津乐道的东西,将难免失去效力。也许,我们只有站在更高的高度上,即元伦 理学 、价值论伦理学的高度上,重新审视“网络社会”的道德现状,以及可能导致的良性发展趋势,才可能确立起新的、真正合乎人性的、符合人的根本利益与需要的规范,才可能确立起得到人们认同、接受和遵循的规范。

三、网络道德的特点与趋势

“网络社会”生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正是它的特殊性决定了“网络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具有不同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道德的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1.自主性,即与现实社会的道德相比,“网络社会”的道德呈现出一种更少依赖性、更多自主性的特点与趋势。因特网本来是人们基于一定的利益与需要(资源共享、互惠合作等)自觉自愿地互联而形成的,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既是参与者,又是组织者;或者说既是演员,又是导演。也正因为网络是人们自主自愿建立起来的,人们必须自己确定自己干什么、怎么干,自发地“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为自己作主”、“自己管理自己”,自觉地做网络的主人。

2.开放性,即与现实社会的道德相比,“网络社会”的道德呈现出一种不同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之间经常性的冲突、碰撞和融合的特点与趋势。时空,一直是限制人们之间交往的主要障碍。美国网络专家威廉•奥尔曼说:信息革命带来的最基本的变化是,它有能力以甚至十年前还不可想象的方式,使人们紧密联系,消除“这里”和“那里”的界限。

3.多元性,即与传统社会的道德相比,“网络社会”的道德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多层次化的特点与趋势。

社会道德篇7

从军人刘波的父债子还案中，看出不合法的债务不应该由其子女负无限连带责任，虽然舆论支持刘波的行为，但是法律角度上他不应去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义务；从夫妻看黄碟被警方拘捕案中，对执法依据是道德还是法律产生了疑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和道德存在了冲突，但是道德观念不应该代替法律规定，成为执法的理由；从全部财产遗赠情人，而被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的精神判为无效的案件中，对把道德和法律的新问题混为一谈，把道德的喜好作为判定法律是非的一个标准，由此对审判的公正性产生了置疑。

因此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和法治建设（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今天，首先遵循法律而不是听命于道德，把握法律的要求而不是道德的内涵，。“以德入法”也许会换得一时的赞叹，却会动摇法治的根基，最终使法治消于无形，尤其是在我们预备依法治国的时候，就更不要随随便便在适法的时候谈道德，用道德的东西来左右法律的判定。在对法律有足够的尊重之前，千万别把道德扯进来。因为法律就是最基本的道德，好只有首先维护好法律才能最终维护好道德。假如连已经有条文的法律都不遵守，却去奢谈什么道德，这样的道德又有什么意义呢？又要置法律于何方呢？

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和法治建设的重点！

参考文献摘要：中共中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法理学》孙国华主编《民法学》王利民主编《民法学说判例和立法探究（二）》梁慧星著《道德不应成为法律的藩篱》寿新宝张贤海著《法律的道德化摘要：中国法治的一种自然的冲动》耕农著

德治和法治是中华法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如周朝的“明德慎刑”（即提倡德教，慎用刑罚）到大唐律的“依礼制律，礼刑合一”尤其是《唐律疏议》中摘要：“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德礼之用”就很鲜明地证实了一点摘要：道德是法律的实质渊源之一。（现在我们所说的法的渊源如宪法、法律法规等，笔者认为是法的形式渊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只不过是中国整个伦理化传统的一个部分而已，只是这种历史传统的一个寄托而已。

当然，对于社会的道德体系的构建和宣扬，这种传统也许很好，但对于法律就不尽然。笔者认为，一种严格的技术化操作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法治最初作为一种统治方式被提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客观性，而伦理性的法律以及一种法律的伦理性操作（这个事件中更重要的体现是后者）则会在根本上触动这种客观性。假如不是德作为法治的补充而是法成为德治的工具的时候，当人们以一种道德标准来理解、解释、适用法律的时候，法律的技术化操作就不再被需要了，法治事实上也就不存在了。在这样一种传统中，人们运用法律需要的不是职业的法官、律师以及其他种种操作人员和操作程序，而是一个道德上的权威，而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法律实践，这种实践使得中国的法治始终走不出困境。

一、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分析

何谓“道德”，按照《辞海》的解释摘要：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以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老实和虚伪等道德概念来评价人民的各种行为和调整人们之间关系；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而发生功能。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

法律和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它们应当实行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携手合作。但它们还必须寻找到给自身的定位，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因为法律同道德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如摘要：

两者表现形式不同。法以国家意志表现出来，是明确、肯定、普遍的行为规范，一般以宪法、法律、法规等具体形式加以表现。道德不以国家意志形式表现出来，一般较笼统、概括和抽象，没有确定的成文形式，大多存在于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信念中。

两者调整范围和内容不同。法是调整人们某些行为的规范，以规定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道德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都加以调整，所调整的范围也广泛得多，其内容主要是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应履行的义务。

两者实施方式不同。法主要以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道德则依靠人们内心的信念、社会舆论的褒贬功能、教育的力量及传统、习俗的影响，以精神的影响保证实施；

两者发展前途不同。阶级意义上的法随着阶级的消灭终不复存在。道德在阶级消灭仍存在并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说过摘要：“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道德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高尚要求，而法律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起码要求，因为法律是刚性的，是理性的，是通过法律条文形式表现出来（我国不同于适用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我国是以成文法为主的大陆法系国家）。道德通过法律表现是正常的，“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但是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法律探究者、实践者（如警察、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都把道德和法律结合起来，无论是追究、辩护或者分析判定都会把道德通过法律的正常表现而混淆一同。目前有很多人提出“以德入法”作为“以德治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换个通俗点说法就是道德法律化

由此道德法律化成为现代社会转型期的特征表现。笔者从以下3个公开案例中发现了从民事行为和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法律化新问题。

二、现代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法律化的表现

1.从父债子还案中看民事行为中的道德法律化

几千年来，“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儒家文化中最关键的是“父为子纲”，父子之亲为最高。因此子（女）有对父（母）的债务负有无限连带偿还责任，以为“孝道”。

最近中心一家权威的电视台在它的收视率很高的节目中，说了这样一个“父债子还”的故事摘要：现役军人刘波，得知自己的父亲因为赌钱输掉了五万余元，为偿赌债，贪污十几万元。刘波向有关部门举报，并动员自己的父亲坦白，使父亲熟悉罪行，接受制裁，减轻自己的罪责。然而，父亲有五万多元赃款无法退赔，这个沉重的债务就背在了刘波和他的母亲身上。刘波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千方百计地筹钱，但是仅仅靠他的努力，就是节省再节省，也达不到还清“父债”的目标。刘波的亲人不忍这一家人吃糠咽菜，刘波的战友和部队领导不忍刘波忍饥受饿，都慷慨解囊，无私捐助，但还是凑不够这笔“债”款。刘波毅然走向血站，决定卖血还债，只是由于不符合要求，才没有用自己的鲜血来为父亲还债。刘波终于偿还了父债，父亲也随之减刑。

笔者认为按照民法规则，债务未经合法转移，只能由债务人自己承担，他人没有为其承担债务的义务。债务人以外的任何人，包括债务人的亲属，没有经过合法的债务转移手续，没有义务为债务人承担债务。任何人将他人承担的债务强制或者半强制地让不是债务人的人来承担，都是违法的，其中也包括债务人的亲属。

即使是那些所谓的“退赃”，也只能是犯罪人自己承担退赃的义务，其他人无论是其亲属还是亲属的朋友、同事和战友，都没有义务为他人的犯罪行为退赃。强制或者以其他任何理由“引诱”他人为犯罪人退赃，承担清偿债务的义务，都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刘波正是这样。他父亲的贪污所得，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在其父犯罪的时候，刘波还没有工资收入，只是在部队服役的一个战士。这些都排除了刘波为其父退赃的可能性——他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理由为其父退还赃款，负担“父债子还”的义务。

还要说明的是，追赃是为了挽回国家的损失，但应当依法进行，不能为了使国家挽回损失而使人民遭受不应有的痛苦。假如不惜以人民以“血”的代价，以各种不正当的理由来挽回国家的损失，那肯定是违反国家法律宗旨的。

2.从夫妻看黄碟案看行政执法中的道德法律化

据《华商报》载，2002年8月18日晚，陕西省延安万花山派出所民警接到一居民张某家中正播放“”的举报，几名民警前去调查，发现张某家中仅夫妇二人，电视已经关闭，民警要求夫妇交出“黄碟”，双方发生冲突，一名民警手部受伤，当事者也因妨碍警方执行公务被带回派出所接受处理。

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对于张某的行为是否违法都展开了讨论。从法律技术上讲，对于一个行为是否违法的争论应当是一种法律解释的争论，包括对于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效力以及内容的分析解释，比如对于可能涉及此种行为的《刑法》及其司法解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国务院《有关严禁物品的规定》以及公安部的“除六害”通知等法律法规规章。的效力以及相关条文进行分析和解释，从而维护民警的行为或以之对抗。

但事实上笔者看到的持“违法”观点的执法者和讨论者更多进行的不是一种法律解释而是一种道德评判，比如说有律师认为“光碟本身就是国家明确规定的非法物品，不应流入社会非凡是家庭中，所以，以任何形式贩卖、传播和观看物品都是违法行为，即使是夫妻两人在自己家中观看也不例外，公安部门有权查处和没收该光碟并视情节轻重对当事人作出批评教育或相应的治安处罚”，违法结论已下却没有任何具体条文和条文和事实之间的逻辑推理，很明显带着“应然”成份，撇开张某的行为是否违法这一新问题不谈，而是将法律进行道德化的解释和适用。

笔者认为现代社会是对肯定人性化的，即尊重个人的权利，法律是对其权利的保护和对侵犯权利行为的制裁，这当中包括了保护个人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的最重要的原则。当然，法律禁止个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本案中张某夫妇，看黄碟既没有聚集他人一同观看，也没有传播散发黄碟（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就此而言，张某行为并不触犯法律，作为一名有完全民事、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并且已经结婚，有足够的判定能力。观看所谓的黄碟，没有造成法律或者其他道德观念禁止的行为后果的话（如活动），认定违法犯罪是很牵强的。这是道德被法律化而侵犯公民权利的明显例子

3.从遗赠情人案看司法审判中的道德法律化

四川省的蒋伦芳和泸州市纳溪区某厂职工黄永彬于1963年5月经恋爱登记结婚，婚后夫妻关系一直较好。1996年，黄永彬和比他小近30岁的张学英相识，此后，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同居生活，其居住地四周群众也都认为二人是老夫少妻关系。2001年初，黄永彬因患肝癌病晚期住院治疗。黄永彬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其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的房产所获款的一半4万元及自己所用的手机一部，总额6万元的财产赠和张学英所有。2001年4月20日，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对该遗嘱出具了（2000）泸纳证字第148号公证书。2001年4月22日，黄永彬因病去逝。黄永彬的遗体火化前，张学英偕同律师上前阻拦，并公开当着原配蒋伦芳的面公布了黄永彬的遗嘱。当日下午，张学英以蒋伦芳侵害其财产权为由诉至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泸州市纳溪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并于2001年10月11日做出驳回原告张学英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后，张学英不服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于2001年11日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实后，以和一审法院同样的理由，当庭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由于本案涉及新问题的独特性，一度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南方周末》和央视的《今日说法》等媒体也对其进行了报道。结果在社会中引起很大反响，而且在法学界也激起了较大的争鸣。虽然参和争论的各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二奶”张美英是否有权取得她男友黄永彬遗赠给她的财产。综而观之，对本案形成了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法律意见摘要：

一种意见认为，“对婚外同居人所作之赠和或遗赠”应被视为一种典型的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摘要：遗赠人黄永彬和被告蒋伦芳系结婚多年的夫妻，应相互扶助、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其和原告张学英，即本案中的受遗赠人，从1996年以来长期进行非法同居，违反了《婚姻法》第1条规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第3第禁止有配偶者和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是，属违法行为，所以，遗赠人黄永彬把其遗产赠和原告张学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行为，因此黄永彬的遗赠行为无效。

另一种意见认为，死者黄永彬立遗嘱处分其合法财产以及第三者张学英积极主张自己受遗赠的权利，正是现代法治社会的社会公德的体现，因此，都应该等到我们全社会的尊重，当然也应该得到作为社会正义体现的法院的尊重，所以法律应当确认遗赠人的遗嘱、支持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还有一种折衷意见认为，遗赠人将全部遗产赠和同居之第三者，完全无视和其有合法婚姻关系长达三十年之原配妻子之存在，不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和普通人民的道德理念背道而驰，如法院判原告胜诉势必产生负面导向功能，但若完全否认遗赠人遗嘱的效力，将其财产全部由被告法定继续，亦有不妥，最好的办法是法官应平衡双方利益，追求具有“社会妥当性”的判决结果。

以上观点从道德和法律相联系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新问题，自有其道理。不管三种意见各自基于什么理由得出什么结论，它们都不同程度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不当，即把道德和法律的新问题混为一谈，把道德的喜好作为判定法律是非的一个标准。这是其不足之处，也是使得本案的法律新问题不能得到顺利解决，引起较大争议的一个原因。笔者认为解决本案法律新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分析清楚遗赠人本身的行为性质，厘清道德和法律二者之间的关系，廓明法律和道德在本案中的各自功能和地位，不能简单地用道德的喜好来取代对法律是非的判定。

黄永彬的遗赠行为是于法有据的法律行为。我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摘要：“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续权。”即是说国家对私人的合法财产无论在其生前或死后都是一并依法进行保护的，保护其充分地享有和行使对其个人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作出规定摘要：“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接着，我国《继续法》第十六条又作出进一步的规定摘要：“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因此，本案中的黄永彬的遗赠是依照我国《宪法》、《民法通则》、《继续法》等法律而定的，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而且他所立遗赠的形式也是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

所以笔者认为摘要：黄永彬的用遗赠方式将其合法财产遗赠给原告并不违法，这是一个设立财产权利转让的单方意思表示，属于法律行为。他暗地里包“二奶”，把遗产赠给其“二奶”却是另一回事，即为事实行为。法律应当对人所具有的法律意义的行为进行判定，而不是对一个事实行为进行判定，否则，会本末倒置。以“社会公德”作为断案依据，是在以道德的名义进行审判，法官在这里不是成为护法使者，而是成了道德卫士，法院也成了道德裁判所。所以，遗赠人黄永彬死后的意志应得到法律的认可和支持，受遗赠人张美英的财产权利也应该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而不是以社会公德作藉口，对死者的意志和生者的正当权利要求漠然视之，置之不理。因此，法律应当确认遗赠人的遗嘱、支持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三、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和法治建设的重点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以上3个案件中，我们看出摘要：道德标准已经过多的干涉了法律领域，道德标准甚至已经替代了法律逻辑，这和其说是法治的人性化，不如说是法治的一种潜在危害。在这个新问题上，美国民众对于辛普森案件的态度真是值得国人咀嚼和反思摘要：辛普森被法官宣判无罪之后，美国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辛普森是有罪的，但审判是公正的。”因为从道德的角度，辛普森杀妻行为是真实的、辛普森是有罪的；但是法律的公正并不是单纯的实体意义上的公正，因为法律的公正还包括形式（程序）上的公正。有句法律谚语摘要：“没有程序的公正，就没有实体的公正！”证据是真实的，但是取得证据的形式是违反法律规定，“树是毒的，结的果也就是毒”。

法律和道德最根本的区别也就在此，法律和社会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它们应当实行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携手合作。但它们还必须寻找到给自身的定位的标尺，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因为法律同道德还有许多异质的地方，如两者产生的条件不同和所属的范畴不同。法属于上层建筑中的制度范畴，从制度上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属于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范畴，从观念上规范人们的精神和行为。

因此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和法治建设（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今天，首先遵循法律而不是听命于道德，把握法律的要求而不是道德的内涵，。“以德入法”也许会换得一时的赞叹，却会动摇法治的根基，最终使法治消于无形，尤其是在我们预备依法治国的时候，就更不要随随便便在适法的时候谈道德，用道德的东西来左右法律的判定。在对法律有足够的尊重之前，千万别把道德扯进来。因为法律就是最基本的道德，好只有首先维护好法律才能最终维护好道德。假如连已经有条文的法律都不遵守，却去奢谈什么道德，这样的道德又有什么意义呢？又要置法律于何方呢？

摘要摘要：法律和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它们应当实行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携手合作。但它们还必须寻找到给自身的定位，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道德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高尚要求，而法律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起码要求。目前有很多人提出“以德入法”作为“以德治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换个通俗点说法就是道德法律。笔者从三个公开案例中发现了从民事行为和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法律化新问题。

从军人刘波的父债子还案中，看出不合法的债务不应该由其子女负无限连带责任，虽然舆论支持刘波的行为，但是法律角度上他不应去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义务；从夫妻看黄碟被警方拘捕案中，对执法依据是道德还是法律产生了疑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和道德存在了冲突，但是道德观念不应该代替法律规定，成为执法的理由；从全部财产遗赠情人，而被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的精神判为无效的案件中，对把道德和法律的新问题混为一谈，把道德的喜好作为判定法律是非的一个标准，由此对审判的公正性产生了置疑。

因此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和法治建设（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今天，首先遵循法律而不是听命于道德，把握法律的要求而不是道德的内涵，。“以德入法”也许会换得一时的赞叹，却会动摇法治的根基，最终使法治消于无形，尤其是在我们预备依法治国的时候，就更不要随随便便在适法的时候谈道德，用道德的东西来左右法律的判定。在对法律有足够的尊重之前，千万别把道德扯进来。因为法律就是最基本的道德，好只有首先维护好法律才能最终维护好道德。假如连已经有条文的法律都不遵守，却去奢谈什么道德，这样的道德又有什么意义呢？又要置法律于何方呢？

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和法治建设的重点！

参考文献摘要：中共中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法理学》孙国华主编《民法学》王利民主编《民法学说判例和立法探究（二）》梁慧星著《道德不应成为法律的藩篱》寿新宝张贤海著《法律的道德化摘要：中国法治的一种自然的冲动》耕农著

德治和法治是中华法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如周朝的“明德慎刑”（即提倡德教，慎用刑罚）到大唐律的“依礼制律，礼刑合一”尤其是《唐律疏议》中摘要：“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德礼之用”就很鲜明地证实了一点摘要：道德是法律的实质渊源之一。（现在我们所说的法的渊源如宪法、法律法规等，笔者认为是法的形式渊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只不过是中国整个伦理化传统的一个部分而已，只是这种历史传统的一个寄托而已。

当然，对于社会的道德体系的构建和宣扬，这种传统也许很好，但对于法律就不尽然。笔者认为，一种严格的技术化操作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法治最初作为一种统治方式被提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客观性，而伦理性的法律以及一种法律的伦理性操作（这个事件中更重要的体现是后者）则会在根本上触动这种客观性。假如不是德作为法治的补充而是法成为德治的工具的时候，当人们以一种道德标准来理解、解释、适用法律的时候，法律的技术化操作就不再被需要了，法治事实上也就不存在了。在这样一种传统中，人们运用法律需要的不是职业的法官、律师以及其他种种操作人员和操作程序，而是一个道德上的权威，而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法律实践，这种实践使得中国的法治始终走不出困境。

一、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分析

何谓“道德”，按照《辞海》的解释摘要：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以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老实和虚伪等道德概念来评价人民的各种行为和调整人们之间关系；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而发生功能。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

法律和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它们应当实行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携手合作。但它们还必须寻找到给自身的定位，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因为法律同道德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如摘要：

两者表现形式不同。法以国家意志表现出来，是明确、肯定、普遍的行为规范，一般以宪法、法律、法规等具体形式加以表现。道德不以国家意志形式表现出来，一般较笼统、概括和抽象，没有确定的成文形式，大多存在于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信念中。

两者调整范围和内容不同。法是调整人们某些行为的规范，以规定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道德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都加以调整，所调整的范围也广泛得多，其内容主要是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应履行的义务。

两者实施方式不同。法主要以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道德则依靠人们内心的信念、社会舆论的褒贬功能、教育的力量及传统、习俗的影响，以精神的影响保证实施；

两者发展前途不同。阶级意义上的法随着阶级的消灭终不复存在。道德在阶级消灭仍存在并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说过摘要：“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道德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高尚要求，而法律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起码要求，因为法律是刚性的，是理性的，是通过法律条文形式表现出来（我国不同于适用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我国是以成文法为主的大陆法系国家）。道德通过法律表现是正常的，“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但是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法律探究者、实践者（如警察、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都把道德和法律结合起来，无论是追究、辩护或者分析判定都会把道德通过法律的正常表现而混淆一同。目前有很多人提出“以德入法”作为“以德治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换个通俗点说法就是道德法律化

由此道德法律化成为现代社会转型期的特征表现。笔者从以下3个公开案例中发现了从民事行为和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法律化新问题。

二、现代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法律化的表现

1.从父债子还案中看民事行为中的道德法律化

几千年来，“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儒家文化中最关键的是“父为子纲”，父子之亲为最高。因此子（女）有对父（母）的债务负有无限连带偿还责任，以为“孝道”。

最近中心一家权威的电视台在它的收视率很高的节目中，说了这样一个“父债子还”的故事摘要：现役军人刘波，得知自己的父亲因为赌钱输掉了五万余元，为偿赌债，贪污十几万元。刘波向有关部门举报，并动员自己的父亲坦白，使父亲熟悉罪行，接受制裁，减轻自己的罪责。然而，父亲有五万多元赃款无法退赔，这个沉重的债务就背在了刘波和他的母亲身上。刘波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千方百计地筹钱，但是仅仅靠他的努力，就是节省再节省，也达不到还清“父债”的目标。刘波的亲人不忍这一家人吃糠咽菜，刘波的战友和部队领导不忍刘波忍饥受饿，都慷慨解囊，无私捐助，但还是凑不够这笔“债”款。刘波毅然走向血站，决定卖血还债，只是由于不符合要求，才没有用自己的鲜血来为父亲还债。刘波终于偿还了父债，父亲也随之减刑。

笔者认为按照民法规则，债务未经合法转移，只能由债务人自己承担，他人没有为其承担债务的义务。债务人以外的任何人，包括债务人的亲属，没有经过合法的债务转移手续，没有义务为债务人承担债务。任何人将他人承担的债务强制或者半强制地让不是债务人的人来承担，都是违法的，其中也包括债务人的亲属。

社会道德篇8

用“震惊”二字，已经无法形容这些突破了人性底线的行为和言论对人们的心理冲击。它们好像构成了一个象征：自毒奶粉、瘦肉精等一系列现象后，在一些人的狼性发作中，我们的社会似乎正向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笔下的原始丛林迈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然而，随着这个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贫富悬殊、道德沦丧、人性溃败作为共生现象，也威武地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中国，已然需要对人性进行打捞――无论就我们有安全感的生活，还是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我们民族的未来而言，都迫在眉睫。

毋庸置疑，一个大学生、中学生对生命尊严毫无意识，教育出了大问题。早在1989年，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改革开放10年，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

但教育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此后，它越发严重。特别是它被扭曲为一种“产业”后，功利观念迅速嵌入了它的灵魂，学生的人格培养、人文道德素养被一再忽视。在一片读书就是为了在以后能够抢夺到稀缺资源的吆喝声中，在心智上只具有利益算计维度的“单面人”，像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被制造出来。

这不是问题的全部。事实上，教育出现的问题，只是我们整个社会出现问题的一个侧面。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社会出现的问题传导到教育上、学生身上的结果。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一种加快脚步的现代化，也就是常说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而任何一个国家，其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维护都需要消耗道德资源――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迁的时候，要维护它的良性运转，就需要用更多的道德资源来埋单。

近代西方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曾经产生过道德沦丧、人性溃败的现象。但西方之所以没有发生崩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道德资源可以支付消耗，且其制度具有生产道德资源的能力。人们牟利的冲动，没有演变为整个社会对道德和人性的大规模、毁灭性践踏。

中国有所不同。激进的反传统，让我们的道德资源已变得有些稀少，难以发挥它作为社会控制的功能。而30多年来，在社会的剧烈变迁中它更是一步一步地沦丧。当没有道德资源可以消耗，而且制度也难以及时地生产出新的道德资源时，整个社会就只能支付人性溃败的成本。

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对强势群体的道德操守有更高要求的社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强势群体本已从制度中受益，一旦他们没有道德约束，必然加剧对民众的剥夺。双方之间好像有一个契约：强势群体用自己的道德操守，来换取民众对制度和道德秩序的认同。所以，一旦强势群体在攫取利益时表现得并没有道德，那就等于撕毁了这一契约，向整个社会发出了集体践踏道德的号召。

这种观念影响到了今天的中国。制度的某种功能性紊乱，以及不受制约的权力对民众利益的损害，成为道德沦丧的源头。在某些强势群体的“带头”下，很多人基于心理反应和生存策略，一再突破道德底线，相互伤害，也就无所顾忌。

就社会结构而言，30多年的改革进程早已建构了一个贫富悬殊的新利益格局，并正在进行“二代传递”。和这一点相配套，一套主宰性的、带有歧视性的金钱观念也建立起来。权力和金钱的法则，不断地向社会的各个领域扩散、传染，最终使社会在道德沦丧上出现系统性的危机。

人性的大面积溃败由此得到支持。社会上那一套具有狼性的游戏规则、价值观念轻而易举就可以控制一个人的心灵，成为他思考和行动的背景。假如合适的情境出现，他的狼性就会表现出来，使社会弥漫着暴戾之气。

我们现在已经置身于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风险社会。风险不仅来自于人的活动和科学技术无法控制的负面后果，还来自于社会人心的被败坏。任其恶化下去，风险何时转化为危险，根本难以预测。

有理由相信，我们社会的自我拯救能力并没有衰竭。而从什么地方出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得从什么地方开始。

总理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制度公平正义了，才能生产出足够的道德资源，维持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在这方面，需要做的事情太多，而且恐怕得有紧迫感和冲破各种阻遏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