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发展史范文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1

关键词：共产主义；历史终结；大学生；端正立场

中图分类号：K2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0-0256-02

一、历史最终会走向共产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看作是一部自然史的过程。在《资本沦》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面透视和解析，科学地论证了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是其实完全可以等同于一部自然史。即是指，只要人类和自然界都一直存在的话，人类历史就不会有终结的一天。若要把历史划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话，历史的最终结局将会是共产主义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度发展和资本积累日益严重，大量的资本会集中到少数资本家的手里，无产阶级日益贫困。这将更是激起了无产阶级反抗的决心，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永远稳固地屹立下去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样，只是历史发展的一段普通阶段。他们的普通主要在于，他们都没有摆脱一个阶级压迫另一阶级的命运。而只有共产主义才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状态，“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除了他们的锁链外没有可失的。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赢得一个世界。”[1]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共产主义是终将胜利的，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历史最后的选择。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终结理论

（一）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理论的破灭

当今西方世界，不免会有些学者不断吹鼓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甚至觉得资本主义社会将会是一种恒久的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弗朗西斯・福山曾经就鼓吹西方国家正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将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即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福山指出：“常识告诉我们，自由民主与其20世纪主要竞争对手：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比具有很多优势。”[2] 福山虽然言之凿凿，但也没有明确地指出他是根据什么“常识”来推导出这个结论的。另外，福山认为，“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战争和血腥的革命的方法的终结。”[2]的确，在经济高速发展，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谁也不愿意支付大规模战争所要付出的代价。就像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可以通过地理分离、退出、对话和暴力来解决个人间、文化间的冲突。”[3] 经济全球化今天，地理分离、退出早已经不可能，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已紧密联系在一起且息息相关，全都无条件地被卷入现代经济社会中，人类社会逐渐放弃了战争的方式改变，却没有说我们的人类历史就此就不再进步了。马克思曾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里，“这个曾经魔法似的造成了那样强大的生产手段与交换手段的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魔术师一样，已经不再能控制他用咒语呼唤出来的地下怪力了。”[1] 资本主义生产日益扩大，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繁华的表面下，资本主义矛盾日益显露出来，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不同规模的经济危机就像是瘟疫一样在全球各地屡禁不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用来打到了封建主义的武器，现在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是自己死亡的武器；它还造成了将要使用这些武器的人――近代的工人，无产者。”[1]。而此时的无产者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强大，他们也开始不断发展起来，已经完全意识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反抗资产阶级。

2009年8月，福山在接受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专访时，重新审视了中国的发展，并将中国称之为“负责人的权威体制”，是西方难以企及的高度，并表达西方民主可能并未进入“历史的终结”。至此可以说，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理论完全破灭了。

（二）黑格尔的历史终结理论

福山以黑格尔为同道中人，认为自己的思想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关系最为密切。而安德鲁・甘布尔把历史终结分成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最为概括，是多年前亨利福特所阐发的，即‘历史是废话’，它奠定了我们时代主流的后现代叙述方式。第二种意义与弗朗西斯福山密切相关。1989年，福山在毫不怀疑的公众面前，重新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这一说法，使历史的终结与意识形态的终结成为同义词，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代替物――成为同义语。第三种含义是黑格尔所认为的那种历史终结：历史的终结是已被揭示出来的意义，是我们现代世界的性质。”[4]显然，黑格尔的所指与福山的大不相同。安德鲁・甘布尔又解释道：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不过是意识形态终结的代码，而意识形态终结又是社会主义终结的代码。”[4]对黑格尔而言，与其说历史终点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至顶的时代，不如说是一种思想境界的至高峰。例如，个人主义、私人领域的重要性、自由与平等、从国家的高度承认每个公民的平等价值、普遍认知的政治。精神的自由是历史最终要追求并企图要到达的目的，这就是黑格尔所意指的“历史的终结”。黑格尔明确的说过：“这个形式上绝对的原则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5]黑格尔对当时社会的过高估计，表现出其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局限性。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指的时代只是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并不是终点，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甚至变革的东西，人类历史是要不断奋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的。

三、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困境及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发展

据新华社信息，近年来，中东北非等地区持续动荡的局势，看不到尽头欧债危机，经济增长变数犹存的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又一直困扰着一些新兴经济体遭遇。忧患不断的世界亟需谋划新方略。在此困窘背景下，于2012年1月25日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第42届世界经济论坛，其关注点也从单纯的经济问题扩大到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层面。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主席施瓦布说，经济危机凸显资本主义制度亟待改革，试图使用过时的制度解决现实问题，只能使世界陷入新一轮危机，造成经济螺旋式衰退、社会动荡、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无论是这些资本家是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修正还是改革，都已经说明他们已经发现该制度并非是理想的或是有所欠缺的。奥拉郎指出，当前的危机本质上是分配危机，工资份额的下降和剥削率的提高是当前全球危机的主要因素。因而克服危机不能靠金融体系的完善，而必须通过政治斗争改变分配关系[6]。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已经日益暴露，它绝对不会是“历史的终结”。

不免有人会质疑，上个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又是怎么解释？新生事物符合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而旧事物丧失了存在的必然性，失去了生命力和发展前景。但是，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初来乍到无法和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苏联的剧变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从斯大林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始终没能从根本上摆脱执导思想上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束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又从“左”的极端一下子跳到了“右”的极端，表现为全盘否定了苏联的历史，导致全国极度混乱。另外，苏联与美国的军备争霸逐渐拖垮了苏联经济，其中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又不乏影响。综上，这一切这并不能说明是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相反，它恰恰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苏联所走的“弯路”，我们拿来借鉴，社会主义制度一路走来所缴的“学费”，恰恰给我们新中国提供了新的探索道路。

几年来，中国、朝鲜、古巴、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稳定，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位于世界前列，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全球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社会主义国家的出色表现和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大大提升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的范例和模板，让自剧变以来一直心灰意冷的世界社会主义者感到振奋，看到了未来。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会出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同样出问题。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应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共创祖国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 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30-60.

[2]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25-352.

[3] [美]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9：23-24.

[4] [美]安德鲁・甘布尔.政治和命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0-39.

[5]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89.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2

关键词：空想社会主义剥削马克思恩格斯

关于“社会主义”的最早使用，通常认为是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起初，这个词含有为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意思，容许财产不平等存在。而当时的“共产主义”一词，则一般是指通过生产资料（有时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有时统称为“社会主义”，有时则加以区别。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作了科学解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无产阶级开始独立的政治斗争以后，资产阶级经常利用“社会主义”来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曾指出：“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5日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恩格斯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分别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赋予了科学的含义。不过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的。从此以后，作为思潮的名称，“社会主义”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但是，“社会主义”仍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和用法。

马克思、恩格期在《共产党宣言》中，把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19世纪中叶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归纳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的集体主义理想。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必定也有其可取之处。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设想一种理想的社会以宣布历史的终结最后总是陷入虚幻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它只是人作为真正人的起始点。所以社会主义的真正韵味应当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现实运动中。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凝固的社会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不但对资本主义实施否定，而且时时都处在自我否定中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社会主义不断地获得它崭新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某个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进行描述只能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并且这种描述越是具体，空想的成分就越多。由此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19世纪早期，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著名代表人物，他们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许多美妙的天才设想。圣西门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人类合乎理性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现在看到的比比皆是的消极和丑恶现象被洗涤殆尽，人们迎来的是幸福美满的新生活。他们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发展规律，不懂得阶级斗争，不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当无产阶级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就需要有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革命理论来代替它。在经济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淋漓尽致地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揭露了这种新的私有制度所造成的贫富对立和无产者受奴役、受剥削的悲惨状况；在政治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人民的奴役实质；在意识形态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利己主义”的基本根源。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些揭露和批判，对于揭露私有制社会的黑暗与被超越的必要性，促发人民对现存社会的否定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存在的、无产阶级先驱者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终结于19世纪30至40年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成长时期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对立的反映，是在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思想体系。它分三个阶段。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特点是：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只是一种文学描述；提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但还是一个粗糙而简单的轮廓；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方案时以手工工场为原型。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莫尔、闵采尔为代表。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特点是：认识进入理论探讨和论证阶段，并用“法典”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对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对私有制引起的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论述，对过去所有的国家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并为富人服务的分析等，已经接近历史的实际；有了初步的阶级观点，绝对平均主义的、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其突出特点；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时，以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场为原型。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摩莱里、巴贝夫为代表。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批判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理论上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并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他们甚至进行了社会实验，1824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开始新和谐移民区实验，但实验以失败告终。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是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19世纪30至40年代，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过渡到机器大工业阶段，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发展的局限性都充分显示了出来，这为人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提供了足够的历史素材。可见，马克思主义是应运而生的。以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为标志，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阶段。从此，关于社会主义是社会进步合乎规律的结果学说代替了乌托邦的幻想，把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进程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自从由空想变为科学以后，就作为一种现实的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起来。巴黎公社的成立，十月革命的胜利，都是很好的证明。

参考文献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8-0013-03

在论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时,人们更多地注意到邓小平对创立这一理论的贡献,这是必要的。但是,任何思想的形成,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 从思想史视角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陈云的“三主三补”等思想在体制改革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中具有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终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作用不容忽视。撇开了前面的探索过程,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一

20世纪50年代末,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实践中,针对“”和化运动中理论界出现的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通过研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著作,结合中国实际,着眼于经济发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这些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起了奠基性作用。

论述说,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1950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因此必须扩大商品生产。提出:“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 [2], “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 [2]“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 [2] 他批评一些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经过此后多年在消除商品经济思想支配下,逐步缩小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范围的实践,这些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为“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他提出的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2],“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 [2],“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2]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确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重要依据和思想基础。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他指出,不承认商品生产,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他肯定价值规律法则的那段著名的话:“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2] ,对于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

晚年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说,我们建设了一个如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对于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必须在无产阶级下加以限制。这表现出了着眼于经济发展与着眼于政治和社会发展思考问题时所得结论的不同。发展商品经济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与其造成的社会后果和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距离是矛盾的。他在解决这一矛盾时,着眼于政治和社会发展,更多时候所表现出的限制和逐步取消商品经济的愿望,掩盖、窒息了他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极其宝贵的思想。当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则是制度方面的原因。

二

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在完成全国财政经济统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等任务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全国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中国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经济体制方面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陈云根据他当时觉察到的问题,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了“三主三补”的思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 [3]。这些思想对于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更好地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促进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们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由于过去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所形成的许多不合实际的僵化观念,使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现。

经济体制改革伊始,陈云即集中精力探讨如何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经过对几十年计划工作全面深入的反思和研究,陈云抓住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1979年3月写出《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该文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起了思想奠基作用。

陈云溯源说:“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 [3] 回顾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他肯定地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1917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1949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 [3]。历史上,由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经济在“二战”前十多年一直高速发展,战后经济恢复也迅速,并长期居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地位。中国通过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在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通过低消费、高积累战略,也获得了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较快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当然说明了马克思的理论、苏联和中国的实践是正确的。陈云的这一结论性认识是对历史实践的正确概括。但问题还有另一面,陈云指出,由于我们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从理论上“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 [3],导致计划工作制度中“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一缺点造成计划工作在实践中偏离了预先设计的按比例发展的目标,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各个工业部门之间、工农业之间等都比例失调;“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3] 忽视市场调节,造成经济计划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市场经济虽具有盲目性,但由于客观规律作用,能够最终实现按比例发展,也不会出现产品单调现象。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人们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因而在经济体制上所有制过度集中统一、忽视市场机制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陈云切中要害,他强调地指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从这两部分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看,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是必需的、有益的补充 [3]。确立两种经济并存观念,意味着对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观念的突破,是人们转变传统观念的重要一步。

陈云展望说,今后的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中,从计划与市场比例看,“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3] 当人们深刻认识到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形成“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的共识后,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的比例必然会有增加。在当时尚未摆脱传统观念束缚的情况下,这是对计划与市场发展趋势的富有远见的前瞻性表达。在稍后的1982年,陈云进一步将其概括为“鸟笼经济”。

陈云从理论源头上阐述了计划经济的根源性,又在对经过多年发展的计划经济的弊端深刻反思的前提下将市场调节看做是根据实际对马克思原理的发展,论证有力,易为人们所接受。这些理论认识和思想观点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期一段时间的重要指导思想。但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在旧体制框架内修补和改良,只让市场调节补充其不足,不能解决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根本改变原框架,形成新思路,成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前进的迫切要求。

三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没有局限于从保持计划经济体制框架的视角看问题。他思维的逻辑基点是发展生产力。他就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4] 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他的计划与市场“结合论”、“方法论”思想愈益明显。1979年说,“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做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4] 他赞成陈云当时提出的“主辅论”思想。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经济体制改革还只是试点,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也只是开始,“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 [5] 他认为,我们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6] 这与陈云当时的认识也具有一致性。但在陈云沿着“主辅论”的思路思考问题时,邓小平一直思考的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提法,思考和认识的结果就会出现差别,这种差别逐渐显露出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明显加快,大量的社会经济活动由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市场调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邓小平认为,经济加速发展的成就,是由于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路子。1985年10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6] 这里,结合论、方法思想已经非常清晰。邓小平领悟到,多年的改革过程,就是市场的意义和作用不断提升的过程。实践已经表明,凡是注重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市场作用发挥较充分的地方,经济就更有活力,生产力发展就比较快。当继续加大市场取向改革力度,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根本性改革,成为改革实践中亟待科学解决的一个焦点问题的时候,结合论、方法论的思路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1987年,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关于十三大报告起草情况时的一番谈话表明他已经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问题。他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6] 1989年6月,邓小平再一次重申,“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6]

但是,理论认识的不彻底性是很难保证改革总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八波后,在经济领域里又对私有化和市场化进行批判。对市场化的批判却表明把计划经济看做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观念根深蒂固,从社会制度本质上对问题进行理论阐发才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邓小平在提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病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后,1992年的南巡谈话对问题进行了一揽子解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6] 计划与市场手段论与社会主义本质论,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共同构成了对长期困扰人们的理论问题的系统的彻底的解决,解除了人们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导致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担心。摒弃集中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十四大明确提出的改革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9.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973-981.

[3]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247.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6-314.

[5]陈云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93.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373.

What’s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ory

JIA Meng-xi

(Dept.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ducation, Guangdong Women’s Polytechnic College, Guangzhou 511450, China)

Abstract:MAO zedong,Chen yun and Deng xiaoping all had contributed for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ory.At the end of the 1950s and early 1960s, MAO zedong’s explor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socialist commodity economy thought is basically; Chen yun’s thought of“three main, three added”、Theory of auxiliary Etc.role link and enthusiasm; startsfrom existing material, Deng xiaoping innovation ,then established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ory.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4

党史文化的概念与内涵

“党史文化”是一个颇为新鲜的概念，然而，却不是一个为“党史”加上“文化”标签的概念。从知识价值体系来看，文化与历史是一个整体，两者相互依存，互为存在条件。国学大师钱穆曾用体相辨析揭示了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文化是体，历史是此体所表现的相。”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党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文化即是“党史文化”。概括而言，党史文化即是党和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创造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结晶，蕴涵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具体而言，党史文化一般表现在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上，其中以精神层面为核心。物质层面包括的范围比较广，举凡党的行为作风，党旗党徽的颜色、形状、图案，建筑物风格，庆典、礼仪活动的仪式，党内惯用的语言、词语，党的历史上的英雄模范人物，党史著作、革命历史文献档案、理论著作、文学影视作品以及为纪念党在革命征程中发生的某些重大事件、召开的重要会议而形成的纪念馆、纪念碑、纪念地等，都可包括在内。制度层面则包括价值观、信念、规范、意识形态等。例如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纪律、制度规范等。精神层面即是指党的历史上所形成的优良作风、革命传统等精神文化，如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无私奉献、团结友爱、勇于牺牲等等。

简单了解了党史文化的概念与内涵之后，使人很容易想到一个并不陌生的概念——“红色文化”。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为主题的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使红色文化以铺天盖地之势，进入国人视野。那么，“党史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关联是什么？ 在进行文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为什么要提党史文化而不是红色文化？原因主要在于“红色文化”发展中面临的困境。

红色文化的困境

党史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关联，可以简单表述为前者是后者的历史根基，后者是前者的当代呈现。根据环球舆情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七成的受访者对红色文化活动持肯定态度。然而，红色文化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业已引起理论界的担忧。

内涵的模糊界定。从符号学角度而言，“红色”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指作用，是革命的象征符号。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主题即是革命与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革命文化”仍是主流的文化形态。适应当前的形势，已有不少论者提出“红色”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词，并不是仅仅代表着革命、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还包括幸福、和谐、积极和健康等元素。但是，当下大部分的群体，对“红色文化”都片面地理解为“革命文化”的代称。与此同时，在客观上我们所不能忽视的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尤其是十年“”时期，“红色文化”跟极左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同样分享了“红”这个概念。

外延的无限扩大。这主要表现在红色文化的庸俗化，如所谓红色饮食、红色养生、红色企业、红色经典餐厅、红色传说等等，不一而足，大有“红色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之势。这些显然伤害了“红色文化”的严肃性和教育性。

功能价值的异化。红色旅游是当前红色文化兴起的主要契机，其本意是要寓教育于旅游。《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发展红色旅游的首要意义是“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感情，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这也是红色文化应有的价值功能。然而，这一价值功能已出现异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红色文化的娱乐化。世界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其代表作《娱乐至死》中指出，有两种方式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具体到当前如火如荼的红色文化，当其被杂糅于娱乐狂欢和视觉盛宴中时，所满足的只是人们的猎奇与娱乐，而失去了其应有的教育价值；二是红色文化的形式化。从以红绸缎裹树搞红色主题包装到红段子创作大赛，从监狱服刑犯人唱红歌可以减刑、保释到用红歌来治疗精神病患，这种红色文化的形式化已经影响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共识。

上述种种问题的存在，表明当前红色文化的发展出现了零散化、感性化、表层化的特点，并已经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产生了妨碍。因此，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史文化应该有所担当。

党史文化的担当

相对于红色文化，党史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主要是：

科学性。党史文化的概念更为具体。党史文化即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文化。这一界定的具体化，使其不至于泛化，不至于被随意当做“便签”处处张贴。

真实性。党史文化真实可信。构成党史文化的事件、人物、时间、地点、经过、结果都有历史的记录，有证可找，有案可查，许多重大事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一部分尚健在的老同志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因此党史文化的信誉度较一般红色文化要高。

纯洁性。用千百万共产党人的鲜血和生命铸成的党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最重要的内容，它以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轴心，涵盖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大力倡导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内容，因此，它是当代文化中最健康、最圣洁的部分。

严肃性。党史文化是我们党的历史的文化反映，它宣传真理，弘扬正气，唱响主旋律，是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它可以通过各种传媒，适时地传向四面八方，从而给群众带来重大的影响。

党史文化是一座极为丰富的精神宝藏。党史文化建设这项工作如何，在一定意义上讲，关系着我们党的先进文化的建设问题，关系着我们党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因此，全社会都应当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党史文化建设，使这一巨大的精神资源，造福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首先，要做好党史文化的研究工作。没有对党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党史文化的社会功能。同时，党史文化的传承不能老是局限在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层次上，而需要更加关注、尊重、贴近人性，要能够给一代又一代人新鲜的、具有时代气息的东西。

其次，要做好党史文化成果的转化工作。党史文化的研究必须与具体的文化实践相结合。否则，坐而论道，理论必然流于形式，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指导功能。当前，要特别加强党史研究与红色旅游的结合工作，要将党史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与红色旅游做到有机的结合，以避免不准确的党史轶闻或不恰当的“红色传说”损害红色旅游的教育功能。

再次，要做好党史文化的宣传工作。弘扬党史文化，不能通过官方红头文件上令下达来实现，要让党史文化通过具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形式走进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人们自愿地走近党史文化。同时，还要特别注意防止形式主义，让传播党史文化的活动真正为人民群众提供足够的精神营养。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5

一、全球社会发展的矛盾分析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它衍生出的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在其对立面双方的共生和冲突中达到对自身的促进，也实现了对社会的推动。全球化把社会整体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和更为复杂的联系中，社会发展的矛盾也从过去的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的对立统一变成了跨越国际甚至是洲际的对立统一。对全球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进行分析虽说是千头万绪，但究其实质，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即所谓表层和深层。

所谓表层的全球社会发展矛盾是指全球发展与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和世界系统即全球化，带来了一个了巨大的悖论：一面是世界日益一体化的趋向，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甚至生活方式和趣味流行全球；另一面是世界多极多元和分裂分离的趋向，一改过去一种力量一统天下的格局。从一体化的趋向上来讲，许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跨越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经济与政治上的联系得到加强，一张复杂的跨国组织与规则的网络把它们连接成一个真正的国际共同体。人们已有的实践甚至信仰正在从他们过去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多种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被综合进全球性的世界新形象和国际新关系的塑造中。从多极化的趋向上来讲，全球化实现了最大范围的交往流通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移民、难民还有外籍工人共同改变着当代民族认同的特征。加之以市场的全球化，也必将把多元多极、兼容并包的精神带到所有受市场化冲击的领域。

全球化的变革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分裂，也实现了重新的整合。跨国公司、大国集团和覆盖全球的大众传播系统成为全球社会发展的首要力量，它们不仅创造出跨国联系的资本基础，还试图把不同于市场万能神话的观念、理论统统解构，以此来催生一种全球化意识形态和大众消费主义文化。而“这些实践、思想和创意虽不嵌入任何背景，但它们像货币一样在世界消费文化市场上可以交换”[1]（p.17）。市场力在赢得其国际性质之后，地方政府往往对它就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了。在一个被大众电子通讯连接起来的、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在其中奔走穿行的世界里，国家的权力与合法性受到了威胁。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压力下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过了时的政治组织形式，一些人宣告民族国家的时代结束了。但是事实上，大量的跨国公司既无法控制，更无法超越民族国家。这就是全球社会发展和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它是趋势与逆流间的冲突，也是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对峙。当我们深入思考世界性的联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产生出至高无上的文化认同来与民族国家的认同相竞争甚至替代它们时，我们发现它只是某些国家主导的虚假整体意义框架，并不是全球的利益和追求。而如何在全球化的迷局中找到清醒而积极的民族观点和立场是我们面临的任务。现代化和西化不是不可分割的，现代化也有多样的、不同的选择。“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性绝不是指保守，而是指创造性；世界性则指现代性和进步性，是对旧世界的批判性。

拨开沸沸扬扬的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争执，潜藏在背后更深刻的矛盾即全球化发展的客观力量与人类自身发展的主观力量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就显露出来。全球化从最初的主观努力变成了最终的客观力量，不仅实现了人类自我力量的确证，也带来了人类始料不及的新生活的内容――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挑战全球化的矛盾。鲍曼通过区分“世界化”与“全球化”来探讨全球化过程中的客观力量和主观力量之间的矛盾。“世界化”传达了人类建立一种普遍的、世界性的、真正全球规模上的秩序的意图和决心，表示了要把对世界的改造和改善推向全球、推向全物种的坚强意志。“全球化”则是一种“效应”，不是我们“所希望从事的东西”，而是“发生在我们大家身上的东西”，是一种“来源不明之力”，超越了任何人的计划和行动能力所及。就如福山所说：“我们不可能打碎技术套在人类文明头上的枷锁，也不可能摧毁科学复制自己的能力。”[2]（p.99）正因为认识到技术也许是使地球变得再次适于人类居住的唯一途径，所以人类在每次灾难之后对现代自然科学的依赖性反而更大了。但是人毕竟是有理性的，他通过对自身消极本能的反抗来使自己变成一个自由的人、真正的人。人在历史上创造的新的需要具有无限的弹性，而且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满足，因为在满足每一个需要的同时就创造了一个新的需要。卢梭认为真正人的需要其实很少，其余的都来自人的虚荣心，这为人类今天的技术性生活的困境点破天机。但是，卢梭由此主张人必须从现代科技的要求和创新的无限循环中解放出来，恢复自然状态的人的完整本性，却不是智慧之路。

二、全球社会发展的极端论断 全球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就是全球社会发展的客观力量和人类自身主体力量间的矛盾。任何把全球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关系割裂开来的理论观点，都会使我们陷入极端，最终无法把握到全球社会发展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过分夸大世界范围内客观性的全球化力量，就容易使其神秘化，从而陷入宿命论中，丧失人类自身批判和反思的能力，在全球化面前只能听天由命、无所作为。如果我们过分迷信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力量，进而再把这种力量落实为某一具体民族国家的力量，那么我们在面临全球化运动所带来的大量负面效果时，就会把这种运动妖魔化，并在这种妖魔化观点的支持下盲目地反对全球化运动，走向另一极端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由此可见，我们只有立足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域，全面分析全球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才能在全球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和具体性中，揭示出当代全球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用宿命的眼光去看待全球社会发展即把这种发展的力量客观化到了极致，甚至达到了对它的漠然置之和无动于衷。这种认可来自于人类对科学精神的接受和对技术成果的尊重，科学和技术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塑造了我们对生活的理解。现代科学观形成于启蒙运动，是培根、笛卡尔、牛顿式的世界观，它确信科学的力量是无时无处不在的。这种世界观从逻辑上容忍了单数形式的文明，而资本主义又用它的实践成果证明了这种力量，最终使人相信，只有那些有科学精神的人才是文明的和不断文明的。而西方作为科学的发源地就提供了一种发展的成功模式，以至于“最糟糕的西方文化的潮流仿佛就像巨大的草莓味泡沫牛奶一样蔓延到全世界。它在这个星球上流淌，甜甜的、粘粘的、均质的，……地球上的每个峡谷、每条裂缝都染上了它的颜色”[3]（p.261），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直达人的精神和行为、宗教和政治以及全世界各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不仅是启蒙为始的科学精神的胜利，还证明了现代技术的力量，比如网络、电影、音乐以及旅游，等等。网络是推动全球多元化的强大力量，它凭借自己无法控制的优点而创造了一种个性化的文化自由，由此打造了一个“任何单个国家都无法茁壮成长的欣欣向荣的领域”。世界各地各专业领域被它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人们在这种最大限度的行走和超越中验证了全球社会发展的现实力量。同样，旅游业的发展也让人们感到世界变得更小，文化上的联系更加密切了，世界变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这不仅是地域上的自然空间感觉，更是心理上的文化空间感觉。当可口可乐已经被推销到世界最偏僻的地方的时候，人们开始相信使整个星球美国化的“全球阴谋”真的存在，而且它常常会受到热情的欢迎，毕竟文化碰撞有吸引人的地方，全球化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抓住拥有富裕的生活方式的机会。由此看来，在全球社会发展宿命论者眼里，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全球化已经是新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所以应该接受这个现实。

当全球化在宿命论中已经被接受为一种不可回避的客观使命的同时，这个概念在多数知识分子那里也变得越来越消极。“我们站在了一个时代的边缘，这个时代不是自由市场的鼓吹者们憧憬的富足时代，而是悲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无政府的市场力量和正在萎缩的自然资源把主权国家拉入前所未有的危险竞争之中。……新技术在全世界的传播并没有起到促进人类文明的作用，而是导致了市场力量从社会和政治控制中解放了出来。我们把自由给予了世界市场，这无疑将把全球化时代作为另一部奴役的历史载入我们的记忆中。”[4]（p.247）全球化俨然已是一个妖魔，正在将人类带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地狱，由此引发了一种对于全球未来的深刻的悲观情绪和抵抗运动。他们认为与全球化所带来的灾难相比，它所实现的进步简直就是相形见绌。首先，在经济上，全球化并没有实现所有人的富足，庞大的劳动大军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大多数财富流向了少数人，所以全球化不过意味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掠夺和剥削，而把这种情景扩大为国家单位，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将会逐步地边缘化，更边缘化。其次，在政治上，民族国家的衰退、民族自治状态的削弱和民族特点的丧失，都是由做法相同的跨国公司和其他全球活动的行为主体所造成的。当然，全球化让世界富裕了，但是富裕不代表一切，更何况物质上的富有与精神上的退化在今天几乎是同步的。所以，最后，在文化上，技术导致了更大程度的趋同化，理性化的世界将带来价值和信仰世界的丧失，整个星球正在向一种衡量是非的标准、一种管理风格、一种商业模式、一种经济理论做着努力。所以“全球化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的同化，是世界的麦当劳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被消灭，并为一种单一的、商业化的、个人化的资本主义竞争文化所取代”[5]（p.116）。总之，妖魔化的全球化丧失了对人最基本要求的关怀，伤害着那些没有竞争力、脆弱的、被排斥的、边缘化的群体，全球化应该具有人性的特征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的共同呼声，反全球化日渐成为另一种全球化。“抗议者所反对的资本主义根本就不是曾经带有强烈冷战意识形态色彩的资本主义，而完全是经济学意义上和政治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6]（p.176）

全球化抗议者们就是要打破由高科技和资讯革命带来经济持续繁荣的虚幻景象，提示世界经济一体化背后的南北矛盾和贫富差距扩大给人们带来的重大心理冲击以及它所隐藏的社会动荡因素。他们认为，全球化不过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说辞”，是发达国家的“伪善”，是工业国家一手策划的不尊重人的“资本主义”，它导致国家间、地区间、人与人间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进一步加剧，为贫穷国家送上的是潘多拉的盒子。总之，全球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实质上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本身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危害了世界的公平和正义。所以，发展中国家许多反全球化的行动都是为了弱势文化和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存与延续而斗争，并且得到了世界的普遍重视。事实上，强烈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恰恰是来自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力量，人们抗议全球化所造成的大量失业、贫富悬殊加大和生态遭到破坏，要求重新引入一种真正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模式。在全球化的抗议者眼里，冷战后由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全球化体系实际上是“一幅令劳动者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综上所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潜力与可能，同时也产生了人类必须面对的新挑战与新威胁。“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人们日益焦虑的是文化完整性和国家主权可能处于危险之中。甚至在最强大的国家，人们不知道谁是主宰，为自己的工作而担忧，并担心他们的呼声会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6]（p.193）所以，反全球化运动应全球化而生，有其逻辑的合理性；新的世界正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冲突与互动中向我们走来。

三、全球社会发展的现实反思 无论我们把全球社会发展的力量极度地客观化还是极度地主观化，也无论我们抱持着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态度，全球化都仅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构性过程，它有其历史性和具体性的特征，认识到这一点，人们眼中的妖魔化和宿命化的全球化景观自然也就得到了匡正。

首先，全球化发展是个历史性的过程。伴随人类成长的必然有文明的、种族的和社会的自我意识加强，但随着某些威胁全球的危机的到来，使人类面临着一种共命运的前景，人类需要确立共同的价值立场，以一种超越政治、宗教、集团、民族和国家的立场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全球化首先是也主要是一种市场力量推动的经济过程和对这个过程的自我意识，而不是一种公共政府政策。其次，全球化发展是具体的事件。全球社会不是作为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合约，而是作为由跨越国界的种种联系产生出来的事物而存在。无论它是已然实现还是将会实现，无论它是资本主义一定规则的全球化还是对这种规则扩张的抵抗，无论它是进步的力量还是追求进步中的一种异化，我们都说，它发生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全球化运动不仅促成了覆盖全球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的一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和它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对于这些现象的解释自然也应该是全球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它所依据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是我们研究全球化问题有力的理论工具。全球化就是商品和资本突破国界从而把危机和灾难带给全世界，全球问题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全球性表现而已。这种表现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下面我们仅就生产与消费、公平与效率、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几个问题来谈谈。

人类发展的最终基础是现实的生产方式，这是人类所有社会历史问题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其中的生产力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则是人与人以生产为基础的关系的理论表达。在生产关系的动态结构中，产品生产的直接的目的是产品的消费，社会作为生产和消费的载体，同时也包容着它们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全球化时代已扩大为跨越国家界限的所谓“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之间的矛盾，这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而言之，生产社会的生存就是生产，消费社会的生存和消费同一。消费社会要培育的是“遗忘”，“满足”应该在完成消费之后立即结束。因此“任何东西都不值得消费者长期固守，任何承诺都不值得我们死抱一生，任何需要都不应被视为得到完全满足，任何欲望都不应被看作是最终的欲望”[7]（p.78）。市场引诱消费者，而且消费者心甘情愿被引诱，全球时代的世界市场更是剥夺了消费者对诱惑熟视无睹的自由。如果说生产社会的消费是为了补偿已经结束的生产和刺激即将开始的生产，那么消费社会的消费则用获得商品的办法去平衡令人厌烦的、非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因此是异化消费。异化消费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甚至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以此来实现对异化劳动不恰当补偿；它不但没有在消费中实现其生产中所缺欠的创造性，反而使人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消费社会具有比生产社会更大的力量，把所有的人搅拌进一种共同的行动中来，包括那些在消费社会中不占优势的群体。因为对于那些物质生活十分贫乏的人们来说，即使现代消费文化向他们展示的成果仅仅是一些生活日用品，也已经足够地刺激和吸引他们了。对消费的崇尚使得人们自愿放弃精神和道德方面的“生产”，变成为消费社会消费者的“精神同谋”，矛盾在它产生的方式中获得了解决。

如果说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活动展现的是生产关系的动态结构中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关系，那么公正和效率问题则触及了这个动态结构中生产和分配的矛盾运动。公正与效率说到底就是我们对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和它所造成的对他人的影响之间的张力，这种影响既包括弱者也包括后人。为了效率的最大可能，人们往往愿意铤而走险，“许多个人可以冒着丧失自行车的危险以便有机会得到汽车，即使后果可能是他们被迫步行”[8]（p.333）。在今天，无保障和不确定性注解着我们的生活，对未来日益增强的无常感使得投资者只谋求直接利润的获得，而不愿等待未来去兑现它的承诺。所以在当前与未来之间的平衡问题上，当代人更倾向于思考当下，对于为了保证给后代以更高的资本利率而必须在消费上做出放弃很少考虑。所以索洛遗憾地说：“我们实际上是在我们祖先的贫困基础上发迹的。他们要是知道他们是多么贫困而我们又是多么富有，那么他们就满有理由少节约多浪费。”

世界历史跨越过去和未来，全球化涵括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当生产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活动，它所产生的后果也就有了流动的特性。全球资本主义收买那些在这个活动中不具备优势者，倾销它们的产品同时转移它们的副产品――资源匮乏和环境破坏。人们对效率的追求带来两项巨大的社会代价，即人的劳动的异化和环境的普遍恶化。把人当作生产范围内的物件，谋求人的才能在工作中的最大限度地发挥，结果使人的劳动产生异化从而淹没了人性的温暖。把环境当作自由资产而不顾一切地使用，最终发现环境已不再是免税品，生产者同时又是使用者要为此付出高额“环境税”。但事实上，我们野蛮地原始积累，受伤害的是人；而我们任意挥霍，损害的是自然，而且最终也还是我们人类自己。所以，人们始终在探讨是否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裁决原则，到底有没有普遍的公正法则。功利主义原则认为只要包括将受到损害的人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处境有所改善，就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最低限度最高标准”原则力图保证所有人都能获得最低限度的一份。其实无论什么原则、法则，只要我们以人为本，以自然为友，就可以少一些困惑，多一些希望。

在全球化层面探讨文化问题，从历时性上看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其表现方式主要是传承与创新；从共时性上看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其表现方式是冲突与融合。理解分析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离不开马克思唯物史观，因为作为人类发展的终极基础的生产方式，是研究一切人类历史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自然也包括人类文明模式问题的研究。离开阶级的、现实利益的矛盾来解答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是不现实的。

首先，在矛盾的视域中来分析，文化冲突既有现实性又有虚假性。文化总是以一定的民族团体为其载体，而民族不可能凭空而生，总是有其历史和传统的，因而是现实的。美国人受霍布斯、洛克、杰斐逊思想的影响，把自我保存或舒适生活的道德放在第一位，所以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只为获得认可进行的战斗，在他们看来是不可理喻的，甚至是充满邪恶的。可见，这种从传统中流淌出来的分歧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但是，矛盾作为运动是发展变化的，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其身份具有历史性，会经常变化、分裂、融合甚至消失，所以仍用过去的争端来解释现在的争端，就带有了虚假性。这种重提过去争端的做法多半是为了煽起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神话罢了。其次，从阶级视域中看文化冲突，在文化上分出高低贵贱其实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高人一等的特权地位。人作为具有活动能力和权力的主体，总是在活动中确定自己的亲近者和疏远者的，但排斥和隔绝不是所有人可以做到的――它变成了一种阶级特权，同时也就变成了一种防御的武器。排斥和隔绝行为的意图其实就是要让它所针对的对象接受自身的社会不完善性和低人一等的现实。但是由于作用力必定带来反作用力，那些受排斥者不愿接受自己遭人排斥的事实，而是排斥那些排斥他们的人。而为了与那些排斥隔绝他们的人的强大力量相抗衡，他们只好采取暴力的手段，所以，彼此的排斥促使人们步集中营的后尘而努力划定地方的界限。但这里的“地方”是抽象的，它实际上就是阶级的堡垒。最后，通过利益分析来看文化冲突与融合，文化其实只是一层遮羞布，用冠冕堂皇的精神认同矛盾掩盖了世界范围的物质利益冲突。列宁作为最早的依附论提出者，揭示了资本主义通过殖民地当地的劳动和原材料来吸纳欧洲的剩余资本。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的缓慢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结果――北方和南方、富有与贫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依附理论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为贫困的南方国家反对富有的北方工业化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给许多发达国家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破坏效应。所以，当发达国家一再指责其他文明的野蛮和邪恶的时候，其实它真正担心的是这些国家在民族自觉之后放弃了对它的依附，从而使它丢掉了廉价的原材料基地和劳动力市场。可见，文化冲突和融合，是利益的和阶级的对立和统一。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6

[摘 要] 革命是少数精英主观鼓动的结果还是历史演化的必然选择，是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还是为现代化的大规模展开开辟道路，问题的求解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的二元格局出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寻找答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从根本上讲源自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与落后腐朽生产关系冲突的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正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真正代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结果，探求其发生发展的合理的历史根据，也必须从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视角去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最明显表现为二元社会格局的出现：一方面，孤岛般、畸形繁荣、新事物纷然出笼的通商大都市崛起，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体之乡村的发展迟滞、日渐贫困、挣扎于生存危机。这种二元格局从不同的层面制约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变革，也许只有从城乡二元及其内在关系的维度才能更为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意蕴。本文主要从城乡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的角度，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一、乡村危机·土地革命及其现代意义

近代中国90%以上的人口为农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占着主要地位，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为土地变革，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质是农民革命，故要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合理的历史根据必然离不开对农村演化的分析。过去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都重点分析了农村的状况，本文认为这种分析是必要的，但需指出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决不等于农民革命或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具有多重意义，既有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民生存危机、进而动员广大贫苦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直接动因，更有从根本上为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开辟道路最终完成从农业向工业国转型的伟大目标。土地革命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服务于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公平与现代化社会的历史使命。

近代中国乡村情况如何？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过去一般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农业落后农民生活困苦，没有什么进步。近几年又出现一些稍新的观点，认为近代中国乡村有一定发展，而不是一直萧条。本文则基本倾向于传统的观点，并用乡村危机来概括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且坚信这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乡村危机早在乾隆中后期就已开始，鸦片战后，外国的入侵激化了本已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酿成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旧式农民大起义。但太平天国运动没有导致王朝的更替，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仍然存在，也未造成政府休养生息政策的执行，只是部分缓和了过去极为紧张的人地关系。随后，由于对外赔款的增多、政府举办洋务的展开等种种因素，乡村一直处于危机之中，从过去的周期性爆发转变为持续性存在，不仅有绝对的生产不足而出现物质匮乏，且有一定程度的生产过剩危机征象，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一部分。（《王亚南文集》第3卷，第28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

近代乡村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农业生产的落后和发展迟滞。近代中国农业经济虽然局部地区呈现一定程度的商品化、区域化格局，但从总的来讲，近代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没有多少质的进步。农村基本仍沿用传统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即使在中国相对先进的通商口岸地区，“古老的耕作方法依然占支配地位，复种轮作没什么创新，农民普遍使用的仍是浪费体力的古老农具，农民依旧依靠传统农家肥，改良种子和新品种的引进有名无实”，“新式农具、化学肥料和新品种的采用等新因素所起作用微不足道。” （章有义:《海关报告中的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状况》，《中国农史》1991（2）。）农作物产量从总体上讲，部分年份有所增加，但单位亩产量并未提高，相对于鸦片战争前夕，总体上看有下降的趋势。若以1821~1830年间亩产量指数为100，1831~1850年则为92，1871~1890年为80，1891~1911年为78。（珀金斯:《1368～1968中国农业的发展》，第3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931年粮食作物亩产量平均仅为270.09斤，比清代中叶的367斤下降了26.2%，1947年的亩产量甚至低于汉代264斤的水平。（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第205～206页，农业出版社，1985。）总产量的增加主要靠耕地的增加（开垦东北及西南边疆等）及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种植。农业的衰落还表现在大批无地农户无力租种土地，导致废荒耕地不断增多。耕地荒废面积的增加率若以1914年为100，1930年则已达323。（《王亚南文集》第3卷，第277页。）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式农场，不仅稀少，且在30年代逐渐衰落。总之，近代农业生产在诸种因素阻碍下，仍维持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没有出现什么质的进步。（2）农民生活贫困化加剧与流民增多。近代农业的稍许进步所得并没有归劳动人民所有，而是通过种种剥削流进了地主、商人、官僚、资本家及外国侵略者手中，且农村货币不断流入城市，导致近代农村金融枯竭，缺乏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力量。近代中国农民负债者不断增加。三十年代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全国22省850县所做的调查表明，借钱户占全体农民户数的56%，借粮户占48%。（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32卷（13）。）当时高利贷盛行，贫困的农民在恶性循环中难以摆脱困境。许多农民在难以生存的情形下，走上背井离乡、出外谋生的道路。据1933年21省有报告资料的县份计，离村农户均占该县农户总数的4.8%，高者达12.2%。（赵德馨主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第26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由于近代工业不发达，进城而难以发生角色转换的农民，或沦为乞丐与娼妓，或加入黑社会扰乱一方。也有不少青壮年男子进入部队充当士兵，更有一些破产农民结伙为盗、占山为匪，成为社会的赘瘤。广大农民处于生存危机之中，为生存而斗争构成起伏不断的农民运动的主题。

阻碍近代农村生产力发展导致农村发生危机的因素是多重的。帝国主义对华勒索巨额赔款及其商品剥削、历届反动政权对农村征收沉重的赋税和摊派徭役、腐败统治下频繁的天灾人祸以及一直存在的人地紧张关系等，都构成近代乡村不断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这里主要对导致农村危机的根本障碍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对农村生产力阻碍做些说明。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为主的封建土地制度。大土地所有制与个体租佃小农经营体制的结合，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极不利于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在土地买卖兼并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货币，以致土地所有者难以向农业生产进行大量投资，同时由于大土地所有者采取租佃经营，只重视农业产品的再分配而不重视农业的再生产，不愿对生产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土地耕作者，在沉重剥削下，缺乏再生产能力，劳动积极性也受到打击。因此，这种土地制度在中国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及生产力极其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出现，可说是一个怪胎，构成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总根源，使中国长期徘徊于治乱循环的周期性危机之中。进入近代以后，封建土地制度没有改变，军功地主增多下土地兼并仍有不断加剧之势，导致无地农户增多，这在东南沿海省份表现得更为突出。以1905～1924年江苏昆山为例，1905年自耕农(包括地主和富农)占各类农户的比例为26%，1924年则下降为8.3%；佃农则由1905年的57.4%，上升为1924年的77.6%。（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76页，科学出版社，1955。）土地集中并未带来经营方式的变化，相反，由于广大农民日益贫困，无力耕种更多的土地，以致土地使用日益分散。据1922年对浙江等五省九县田场大小的统计，平均使用10亩地块以下的农户，竟占全体农户的58.1%，11～25亩的占24.1%，26～50亩的只有9.4%，使用51亩以上的农户仅为8.3%。（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81页。）近代以来，中国人地比例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出现竞租现象。据章有义的最新研究，中国人均耕地从未超过3亩，1928~1936年仅为2.77亩。（章有义:《近代人口与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耕地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在竞租耕地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形成地租上涨趋势。据江苏9县调查，1922~1927年间，实物定额租增长了37%；苏、皖两省4县的调查，分成租额增长了172%。据江苏27县调查，1922~1927年间货币地租增长了129%。（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04～305页。）近代中国的地租一般占产量的一半左右，有的高达八成甚至100％以上。如昆明三村租额为107％，浙江义乌为121％，福建长汀为100％。（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04～305页。）在商业性农业区，地主往往提高种植经济作物土地的地租率，将佃农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所得的收益剥削去大部分，影响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地主还通过押租、预租以及各种附加租和劳役等手段， 加强对一般农民的剥削，将广大农民推向生存危机的境地。由于高地租的影响，一方面导致各色地主将农民劳动成果大部剥削归己，严重影响直接生产者小农的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从而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进步，同时也导致社会大量货币向土地转移，或将地租转化为高利贷和商业资本，而不是投入到现代产业中去。

可见，近代中国农村生产力与封建的生产关系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要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进步，必须彻底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地主阶级的统治。把农民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下解放出来，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当时促进农业发展的最基本的举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正是将广大农民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进而为中国工业化的大规模展开奠定基础。

乡村危机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背景，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民主主义，不是一般的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它已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相联，是促进中国工业化进步的必要前提。因此，土地革命的性质与作用决不是传统的农民革命所比拟的。土地革命只是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共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建立新型制度、完成工业化、最终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革命道路和手段。关于土地革命对解放生产力的意义，中国共产党虽然出现过错误的认识，但以为代表的领导人则对此认识不断深入。早在1927年就指出土地革命的意义在于“农民得解放”、“增加生产力”、“保护革命”。（《文集》第1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3。）1936年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文集》第1卷，第410页。）1944年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更为明确指出:“在没有进行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文集》第3卷, 第183～184页，人民出版社，1996。）事实上，近代中国农村的状况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盛衰有着根本关联，限于篇幅，这里不准备详谈。

二、现代化与革命的内在互动

真正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其性质，如果仅从衰落的农村一元去观察是极不全面的，还必须考察拥有现代生产方式及新的思想价值观念、代表时展潮流的城市，从根本上讲，正是后者的参与，才使得中共革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导致革命发生及其性质变化的更为根本的因素是现代生产力及在此基础上社会诸领域现代化因素的不断发展与壮大。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历史的事实是：现代化因素的不断积聚及其受压，是导致革命发生的最本质因素，革命又是为社会现代化开辟道路。这里主要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其障碍作些分析，以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式生产力的互动关系。

不断发展的新生产力与占统治地位的旧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是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与条件，也是一场先进的革命发生发展的最根本的历史根据。对此，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做过大量的论述。（张福记：《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政治革命观的重新理解》，《山东师大学报》1998（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做过经典性的概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这一段话论述了研究革命的基本方法，明确指出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革命产生与发展的始动因素，只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并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冲突的基础上，革命才有可能发生，并取得发生发展的合理的根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总的趋势看一直处于曲折发展之中。具体来说，1911~1922年不断发展，1923~1925年发展出现一些危机、1925—1931年是相对发展较快的几年，1931—1935的四年间，由于种种原因，不少民族资本企业陷入困境，不过自1935年底始，大部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走向恢复发展的阶段，1936年及1937年又有较大的发展，随后则由于日本的大规模侵略而打断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进程。从部门上看，一些新兴的行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如化学工业中的橡胶、酸类制品发展极快，机器造纸业、水泥、火柴业、电力、通讯、交通运输、金融、现代商业等基本处于较顺利的发展之中，没有出现很大的波折，但过去一向发展较快的几个行业如棉纺织业、丝织业、卷烟业等基本陷入困境中，但在曲折中也仍有一定的发展。所以，这十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非全面的萧条与破产，从整个来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

外国在华的产业资本及官僚资本在总的数额上仍超过了民族资本，不过民族资本在1920—1936年间，虽然经历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但其产业资本的增长率仍达8.21%，专就工业而论则达9.37%，比外国在华产业资本的增长率4.31%和官僚资本的增长率7.78%(均不计东北)都高。（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726—727页。）

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却异常的艰难，面临种种障碍，其中根本障碍还在于外资在华企业及外国商品的竞争与冲击和政权对民族私人资本的压制，自然也包括前面所述的封建土地制度及乡村危机。

虽然外资在一定时期曾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起过刺激和示范作用，但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发展，刺激示范作用逐步为压迫与竞争所代替，尤其是1929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以后。西方国家一方面大力向华倾销剩余商品，另一方面则提高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在中外贸易中，中国入超值日益增大。1931年入超升至81641万多元。（《财政年鉴》上册,第444、463～476页。）二三十年代，在华外资在煤矿、钢铁、石油、电力及卷烟等许多行业占有绝对优势和垄断地位，（详见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统计资料选辑》，123~124、127~128页。）从而构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中国发展较快的新兴行业，也多是在与外资拚死竞争下求得一定发展的。如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制碱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是历经磨难才有所进步的。而一度发展的民族橡胶业，则在日资企业及走私制品的打击下濒于破产。（《上海民族橡胶工业》, 第35页，中华书局，1979。）

脆弱的民族资本企业面临强大外资企业的竞争，亟需政府的大力扶植，但南京国民政府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政权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但据现有研究成果看，该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讲不能归功于政权，尽管它也起到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比较起来阻碍作用更大。纵观国民政府十年的所作所为，它不仅无力解决中国社会所积聚的各种社会矛盾，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而且在根本方面排斥着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收回关税自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政权的利益，但是并未完全达到有效保护民族资本的目的。当时日资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但为了尽快实现关税自主的目标，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与民族资本的利益，与日本妥协，答应日本的一些特殊要求，以换得日本对中国关税自主形式上的承认。在关税税率的制订方面，国民政府对日本棉织品、面粉、海味等62种产品，在1～3年内保持了原有低税率；再就是关税改革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对奢侈品等税率提高较少，而对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需要的机器产品等却加以重征。1932年生活必需品的进口税率水准约为从价的30.3%，奢侈品的进口税率为从价的32.4%，而1933年必需品的平均税率提高到53.9%，奢侈品只不过为34.3%。1936年，前者为83.7%，后者仍只有38.1%。（郑友揆:《我国关税自主后进口税率水准之变迁》, 第30页，商务印书馆，1939。）所以政权几次修订税率，主要的着眼点是保证关税收入的增加，并不是真诚地、尽力地利用关税税则保护本国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

从国内税收政策来看，1927~1937的十年中，民族资本企业的税负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超过了北洋时期。裁撤厘金本是为广大工商业者所欢迎的，但为补偿裁厘而带来的政府税收减少问题，国民政府设立了特种消费税。特税消费税种类繁多，节节设卡，成了变相的厘金。统税的实行，从理论上讲，简化了收税手续，可以避免苛捐杂税的泛滥，且外货除纳进口税外，也要同样交纳统税，这将有利于国货的竞争能力。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税率的高低。实行统税的行业，税负较过去普遍加重。以卷烟统税来说，1928年开征统税后，起初税率为22.5%，以后不断提高，至1931年增加到50%。在这3年期间，税率提高了100%以上。（捐税繁重与民族产业之没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期。）火柴统税高达成本的60%，水泥税捐占售价的53%。（《财政年鉴》第1编,上册,第949页。）国民政府的统税收入不断增加，并在国民政府税收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1927年统税占国民政府所有税收的比例为2.9%，1931年则占14.4%，1934年1935年分别为27.6%和39.6%，而民族资本企业此时正处于发展危机之中。（杨荫溥:《民国财政史》, 第4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

还需注意的是，对于该时期政权采取的一些曾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政策与措施， 诸如关税自主、裁厘改统、币制改革等，不能孤立在去考察，应把握国民政府经济政策中影响全局的主导倾向，从而把这些政策放在总的倾向中作整体分析与评价。纵观政权的十年经济政策，其主导倾向是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有从这一总体倾向出发，去理解国民政府的诸多政策，才可能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也才会明了，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同时也是政权垄断全国经济诸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个步骤，而不是从根本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开辟道路。（详见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 第256～28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正因为有不同的主观动机，才使得一个具有多种作用与影响的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日益朝着不利于民族资本主义进步的方向发展，而逐步成为政权扩张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方案中的实际步骤。

总之，以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失去革命精神、维护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的军事独裁政权。虽然它容纳了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人物，但在当时多是为方便获得军费或装点门面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在国家决策中不起作用。政治上依靠传统的姻亲关系、地缘关系、师生关系等，结成帮派，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实行封建的家族式的独裁专制，经济上则依赖对民族资本的剥削及发展国家垄断资本，在农村则继续维护封建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所以它所维护的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旧制度，与新质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制度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正是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才日益壮大，才有可能由日益不满的反动统治而敢于与之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南京政权经历了了一个由信任至失望、由依附到抗争的过程；而无产阶级及其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则在革命联盟破裂后，坚持革命精神对反动制度进行了全面的革命。自然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还会促进新式教育的发展，导致生活方式的变革，促发新的价值观念的生长与发展，这一切都会形成对占统治地位的旧制度、旧风俗、旧道德的冲击，构成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限于篇幅，下面主要从民族实业资产阶级不满的专制统治、要求参政与政的历史事实中，加深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进步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权益曾进行过不同方式的抗争。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以商会等组织为依托，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参政议政，曾一度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当政后，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幻想在新政权中占有一定席位，但历史很快证明，政权实行的是，不容其他阶级与阶层分享政治权力。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表现在抵制政权增捐加税、要求参政预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等几个方面。

1927年后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身上，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从投靠集团的第一天起，就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其后税负不断增加的事实不断打破民族资产阶级人物的幻想，抵制政府及各地军阀增捐加税，就成为资产阶级各类团体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之一。早在1927年，不少企业就对的一次次财政摊款进行了抵制，拒绝认购库券。为此采取杀鸡给猴看的方法，以荣宗敬甘心依附孙传芳为由，查封其产业，并通令各军侦缉，直到荣氏认购库券50万元才取消通缉令。（《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96～197页。）民族资产阶级不满于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上海市商会等团体曾掀起反对1934年国定税则的运动。（《四川经济月刊》,第2卷,第1期,1934年7月。）这一时期，有关实业界向政府请愿要求降低税率活动的记载特别多。可见，1927～1937的十年间，虽然国民政府在实现关税自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离民族工商业者的要求相差很远。

为从根本上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优越环境，民族资产阶级以各种形式进行了争取民主参政权利的活动。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28年全国商会联合会独自预选10名立法委员，请求从中遴选5人。（《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 第56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该事件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强烈的参政与政愿望，这自然为实行的政权所拒绝。民族资产阶级各团体为争取商会的选举权，也一度与政权展开了斗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27）,第576页。）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国内要求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报刊纷纷抨击政府的“”，要求实行，还基于自身的利益和民族的前途，积极参加了一系列反帝爱国与抵制内战运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一大批民族资本企业毁于炮火，对政权的不满日益增加。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反对专制独裁及抗日行列中。1932年4月，上海成立的中社开会讨论参加国难会议之事，黄炎培、史量才、刘鸿生、荣宗敬等多人，宣布不参加主持的国难会议，以示抗议，同时要求政府确保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承认各政党得并立自由活动，实行地方自治，筹备，限八个月制定民主主义之宪法宣布之。（《救亡通信》第11号,1932年4月22日。）集中反映了当时广大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全国人民的政治主张，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追求独立、自由、民主的理想与愿望。1932年5月，在上海的全国商联会和市商会、银行公会等发起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

虽然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一些问题的实质，但他们还是不敢参加革命，只能提出一些一厢情愿的改良的办法，自然难以实现。但是基于自身发展的种种困境及政权对外妥协对内压榨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身为国民政府官员的民族实业资本家穆藕初思想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在国立暨南大学演讲中指出中国棉业不发达的致命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穆藕初文集》，第332—337页。）对农村衰落也有较深的认识，指出中国农民的致命伤在于全国农村中之农蠹。（《穆藕初文集》，第468页。）在这里，对“农蠹”即农村的土豪劣绅的封建剥削与压迫是导致广大农村衰落的根源有了一定的认识。1932年发出了改良政治的呼声。“非改良政治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列强之侵略，不足以保护我尚在幼稚时期之纺织工业。”（《穆藕初文集》，第352—353页。）以后又提出，中国进行生产建设，必须先解决一些先决条件，“对内急应铲除建设之各种障碍，对外则应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之束缚是也。”（《穆藕初文集》，第483页。）至此，身在官场、且以实业救国为志的民族资产阶级人物，经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高度，认识到政权与北洋军阀毫无二致，其对政权所抱的幻想日渐破灭，得出了要发展实业，必须首先扫除经济发展前进的一切障碍，必须帝国主义的统治。资产阶级实业家兼民主派人士章乃器的思想认识更为彻底。在《改造中国经济的正路与歧路》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利害相同，阻碍民族中心经济建设的进行，要搞经济建设，就必须解决一个前提即先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章乃器文集》上卷, 第186页，华夏出版社，1997。）1937年撰文指出：“农村的破产和中产阶级的没落，表明中国的社会必然的要发生革命，也可以说革命早已经开始。”（《章乃器文集》第107页。）

这些资产阶级人物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及对政权统治的观察，得出了与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一致的认识，值得深思。可见在旧中国，要发展生产力，首先要实现政治变革，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由此也可明了，中共领导的革命决不是少数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与利益。不过，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直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存，其自身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不愿也无能力领导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与工人，在反帝反封建的战场上冲锋陷阵。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乡村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的历史使命，只能落在先进的无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领导的旨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实际上正是在完成民族资产阶级想完成而靠其自身而无法完成的使命，从而为当时中国先进的生产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使其由依附被动的发展状态，导向独立自主的发展轨道。也正是由于以上所述的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其继续进行的内在根据。

自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当时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为发展受阻的现代生产力开辟道路、更快地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历程，一度犯了左倾错误，但此时革命的基本点始终未偏离反帝反封建这一根本任务，同时这一时期以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对革命的性质与意义也不乏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使得左倾错误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并不能因左倾错误的发生而否定其为生产力开辟道路的历史作用。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与传统社会的危机有关，更与社会现代化因素的进步相联，是乡村生存危机与新生产方式不断进步及受阻综合作用的产物。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解为单纯的农民运动或者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社会主义革命都难寻其本质。基于中国国情而进行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既是为了消除传统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推进农业发展及农村社会的重建，同时又为新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顺利成长开辟道路。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大限度地将二元对立的社会整合在一起，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建立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注重公平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张静如. 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2]章有义. 海关报告中的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状况[J]，中国农史,1991(2).

[3]珀金斯.1368～1968中国农业的发展[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4]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5]王亚南文集[M],第3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

[6]赵德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7]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科学出版社,1955.

[8]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M]，第2辑，三联书店，1957.

[9]文集[M],第1卷,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6.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11]杨荫溥.民国财政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12]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13]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14]赵靖.穆藕初文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7

关键词：中国特色；道路；坚持；必然

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贯穿十七大报告的一条红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领导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他提出“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着眼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毛泽东所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光辉著作，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他还提出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尊重价值规律等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开始了新的探索。在新的探索中，邓小平深刻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有许多新的创造，最伟大的贡献是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思想，开辟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道路。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里，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后来邓小平提出和概括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核心内容最准确的表述。经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创立了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分析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认真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领导全党深刻洞察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科学把握党的历史地位，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大踏步前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为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来源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又是指导中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理论。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引领下，整个社会呈现出崭新的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初步奠定的国民经济基础上，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通过改革开放，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体制不断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速增长，人均GDP由1978年的226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000多美元，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明显改善，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2007年，我国的GDP超过24万亿元，对外贸易总额21738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1.5万亿美元。到20世纪末，我们就已胜利地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国社会各方面事业都取得了巨大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也全面推进，实现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在政治建设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党的执政能力得到很大提高，统一战线继续得到巩固和加强，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在文化建设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推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不断加强，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取得重大进步。在社会建设方面，各级党委和政府把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不断探索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长效机制，努力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逐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些积极的社会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整个社会呈现出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形成了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良好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繁荣富强和中国人民幸福安康的正确道路。正如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是全党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党的最高纲领与基本纲领的统一。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也是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在现阶段，则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所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后，我们仍将继续建设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则是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衔接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基本纲领和最高纲领的联系与结合，既不断地朝着最高理想前进，又始终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际，符合当今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中国共产党人要实现自己崇高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始终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意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揭示了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明确了我们党在社会发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等问题上的根本主张，表达了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和渴望实现现代化、跻身于世界发达民族之林的迫切要求。因此，它集中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是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和实惠，因而发自内心地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一个重大变化、两个没有变”基本国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积极推进积极、政治、文化、社会事业全面发展，还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继续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景光辉灿烂，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万众一心，艰苦奋斗，不断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参考文献：

1、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07.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人民出版社，2000.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8

在工业革命推动之下，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弊端日益暴露，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化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广大工人为了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同资本家展开了多形式斗争，工人运动逐渐兴起，1831、1834年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年开始的英国宪章运动和1844年的德意志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影响较大，在工人运动的浪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随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无产阶级的斗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蓬勃发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