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论论文范文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开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主持开班式。

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切实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工作、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

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和改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工作的领导，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建立有效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认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不断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2

    “三个代表”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概括,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特点、地位和作用及其科学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立场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判断,并深刻地反映了当今时代的特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围绕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首要的理论问题。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及其对它的批判,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原则进行了描述。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3

【关 键 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价值/现实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并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对于科学地认识政治文明，自觉地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就目前学术界对政治文明的研究，从整体而言，还是初步的。本文拟对政治文明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以及建设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关系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旨在抛砖引玉。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政治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创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文明思想。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将社会生活划分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层面，而且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并将其作为集权专制的对立面[1]。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提出“文明国家”的命题[2]。后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文明时代的标志、文明社会的概括和文明时代的基础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明确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3]。这些论述，毫无疑问都包括政治文明。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也不可能从学理上对政治文明予以全面的研究，更没有把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因为在他们看来，“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3]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建立在已经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物质文化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经过了过渡时期的社会变革，阶级已经消灭，包括国家在内的政治现象都成为多余的东西。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野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将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而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随之作为国家制度的政治现象也就不存在了，当然也不需要了。恩格斯曾这样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4]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建立新型的政治文明，而是要使政治文明归于消亡。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到无产阶级的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时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他们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的基础”[5]。公社以强有力的措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对公职人员实行选举制、撤换制和普通工人工资制，公社是兼顾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并用地方自治代替资产阶级官僚中央集权。这种民主制包括后来恩格斯所论及的“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6]指的都不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而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但仍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特有现象。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尤其是未看到经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因而尽管他们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并预测了未来理想社会的某些特征，但是他们不可能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行详尽和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况且他们一直认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作为国家的国家等政治文明已经不复存在。列宁也没有使用过政治文明这一概念，然而他对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将民主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文明的认识以及社会文明的结构与相互关系的论述和理论概括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诸如民主、法治等有十分详尽、深入系统的论述外，并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反复强调要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法治建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近一个时期又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将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江泽民在2001年1月10日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7]2002年7月16日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强调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过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过程。”[8]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9]胡锦涛同志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文中指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对自己一贯坚持和实行的发展人民民主的方针的新总结、新概括。全党同志都要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文明都有鲜明的阶级性。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牢牢地把握这一点极为重要。如果这一点把握不好，把握不牢，走偏了方向，不仅政治文明建设很难搞好，而且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害，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影响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推动政治文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坚持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关键是要把握好以下三点：一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三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要坚持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进行多方面的长期努力。政治文明涉及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法制建设等方面，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全面加以推进。”[10]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的创立，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次将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十分清楚地界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性质，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联系；阐明了政治文明的属性和政治文明蕴涵的内容及政治文明涉及的方方面面；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指导思想、方式方法和具体原则；明确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方向，充分说明了坚持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意义和价值；原则性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和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的和意义，特别强调了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如此等等，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提出了一系列课题，开辟了诸多研究领域。随着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其理论价值和理论意义将进一步显现出来。

二、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目标

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就是一定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机统一体。也正是这三大系统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虽然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分析社会的构成，但上述论断确实蕴涵着这样的思想，那就是文明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生活领域，或者说三个系统。与此相对应，人类社会的文明也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种结构形态。人类社会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建设，什么时候社会就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反之亦然。忽视、偏废了任何一种社会文明的建设，不仅这个社会就会残缺不全，呈畸形态势，制约社会的发展进程，而且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便一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果断地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带领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共十三大正式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路线。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始终不渝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雄辩地证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使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中共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升华。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新和全面的事业，作为实现现代化伟大目标必经阶段的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在政治方面，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加完善，基层民主更加扩大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健全，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全面、具体的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通过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决策机制，行政管理机制，司法体制，人事制度，推进中国政治的发展，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影响和决定它们的发展方向和进程，真正地发挥其规范和保证作用。因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整个社会文明建设中不仅是不可缺失的内容，而且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政治文明以其特有的结构和功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广泛地介入和规范社会生活，影响和制约其他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以其自身的权威和能量引导、控制着社会的发展前景。其他文明一旦超出它所允许的范围，政治文明就会予以干预。社会的其他文明建设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它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当然，政治文明的发展以及它的作用程度又会受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状况的制约和影响。以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制度为例进行分析和考察，就会更加清晰地看到政治文明的独特作用。众所周知，政治制度是在特定社会统治阶级为实现其统治而规定的或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各种政治主体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以及维系这种关系而如何组织、分配和行使政治权力的各种原则、方式和程序等强制性规范的总和。它以自己的规范体系规范和调整社会政治系统中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其强制性对全社会提供普遍的约束力。我国政治制度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人民的这种权利是通过制度(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具体政治制度和专门政治制度)来行使、体现和保障的。坚持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有利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从而不断地满足人们政治参与的愿望和要求，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坚持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有助于健全和“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9]。在决策的难度空前加剧，决策的复杂性、艰巨性日益增加，决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指导着整个国家的内外行为，规定着整个社会的各种生存方向，牵动着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机制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决策制度并不是绝对不会出现失误，而是当出现失误时容易得到纠正，不至于出现因决策失误而酿成的政治动荡和整个社会制度的毁灭性灾难。坚持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有助于增强公共权力主体(派生意义而言的)的合法性和政治权威。合法性理论认为，政治权威是指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公认的威望和所形成的支配力量，它是政治权力具有效能的典型体现。而政治权威的基础是其合法性。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到公共权力委托者的认同和拥戴。在每一个公民受各种条件限制，不可能人人都直接参与各种管理的情况下，究竟谁代表大家行使管理权，就变得相当重要。如果公众对公共权力主体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产生合法性危机，不仅难以形成实现既定目标的合力，而且有可能使社会分崩离析，陷入混乱之中。而公共权力主体的产生只要依据法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就会保证公民对权力体系产生认同感，形成坚强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正是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所必需的。坚持和健全各项政治制度，也有利于建立、健全以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以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为目标的干部人事制度，特别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从决策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运作机制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真正树立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从而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保证党和国家的决策能够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纲领、政策得到贯彻执行。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许多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不断涌现。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无疑会带来国内阶级结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新型组织不断涌现，职业分类与职业活动方式也将进一步加剧，从而使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利益主体逐步多元化和清晰化。这种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关系，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政治主体演变为政治关系。这些关系能否合理、妥善地予以协调和处理，不仅关系到各社会主体的合理定位和潜能的发挥，而且关系到各自利益的满足程度和政局的稳定。因而社会的各种关系能否和谐，各社会主体之间矛盾能否调解，都需要通过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地健全各种缓解矛盾、化解冲突、消除张力的机制和体制，完善协调政治关系有效、科学的手段和方法。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跨越性发展，必将冲破各种时空界限，使国民的眼界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结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都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当中也蕴含着某些各国都必须承认、维护和促进人类政治发展的共同性标准。在中国国民的眼界不断开阔的同时，他们的民主观念、法治观念、自主意识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和发展以及各种制度的演进而不断增强，利益和需要日益向更高层次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开辟各种渠道和途径，不断完善各项民主制度和运行规则，有序地扩大民主，同时也要加强法治建设，根据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在尊重人的人格、尊严、自由、合理愿望和进取精神的基础上，构筑法律体制，借助于法治使各政治主体的行为纳入法治的轨道，并通过规范、引导，逐步将法治的规范内化为政治心理，使其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行为更加理性化。实现政治行为既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又有较好的效能，实现与预期效果、宗旨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所有制结构的重大调整，多种分配形式的实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加剧，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原有的利益格局通过一系列的调整、转换，变得更加多样化。各种不同利益已经和正在产生碰撞、矛盾，如何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调适社会心理，消除不断积聚的社会张力，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整合，保持社会持续长久的政治稳定，各种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带根本性的。通过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使政治制度具有更加坚实、广泛的阶级基础，以政治制度的巩固和生命力来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利益上的重大调整加剧了社会成员对各种利益的追求以及各种态度、情感发生急剧的变化，价值观念、思维模式日益多元化。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中西思想意识的碰撞，西方发达国家以科学技术发展和资本的全球化活动为基础的高位文化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扩张和渗透，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在此情况下，我们在大量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通过政治文明建设，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共同的政治标准、政治理想、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规范体系和行为准则以及价值评判标准，推动全社会形成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

信息化社会的沓至，明显地加快了社会生活的节奏，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要求每一个政治主体、社会主体有敏锐的反应能力，把握利用每一个时机，以政治的高效能促使广大社会成员政治效能感的增强，这就要求国家、政府和政党具有较高的能力、能量，实现高效率和高效益。这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

三、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应当处理的几个关系

(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过程。这三个方面的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从学理上讲，任何文明社会都是经济、政治、文化有机的统一体，社会的文明形态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并表现出来。做这样的区分，有利于深化对各种社会文明的认识，把握各自的特征，揭示其规律性。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划分是相对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们往往互相渗透、彼此依存。特别是到了近现代，政治日益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任何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借助于政治的手段。随着政治社会化进程的加快，政治文化日益世俗化，指导或驱动着政治主体的行为；广泛存在着的社会政治心理，日益成为潜在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形势的晴雨表，政治文明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难舍难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总目标的一致性，尤其是所面临的任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同一性，使得它们的界限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特别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相互转化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旦超越具体的界限发展成为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时，那么就必然成为政治问题，往往必须通过政治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予以解决。当然政治文明和某些方面问题的落实和解决，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也必须通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予以实现。因而刻意地单独强调某一方面的建设是不现实的。当然，三个方面的建设其主次缓急会随着形势的变化、主要任务的调整而有所侧重，但即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并不意味着舍弃其他方面的建设，在一个社会的全面建设时期更不应该有先后之别。倒是在社会急剧变革的短暂时期或许存在这样的现象。因而从大局出发，在理论上科学认识，在实践上合理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二)从中国国情出发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和把握，是基于对政治文明涵义的科学理解。有关政治文明的涵义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我们认为，政治文明作为整个社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改造社会、实现自我完善和提高过程中创造的所有积极政治成果和一定社会阶段上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况。如果这个涵义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有的积极政治成果，那么它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民族和地区，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它必然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蕴涵着某些人类共同追求的积极因素和进步成份，也曾在历史上发挥过一定的作用。或许还有不少内容至今仍具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此，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国的国情从性质上分析和把握，它是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的发展就是一个辩证否定过程，这种否定不是割断历史，也不是闭关自守，发展就意味着不断地超越，超越的基础就是继承其科学成果与精义的过程，继承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积极因素、合理内核。同时应该明确，政治文明既然是文明社会的特有现象，而文明社会是与阶级的分野和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因而从本质上讲政治文明无论是哪一种形态，都鲜明地带有那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色彩，任何政治文明都是统治阶级所主导的政治文明，其宗旨是使自己和统治合法化、固定化，超阶级的政治文明是根本不存在的，任何复杂的政治文明都可以通过阶级分析方法予以剖析和说明，抹煞了政治文明的阶级性，也就等于舍弃了政治文明本身，使政治文明说不清、道不明，难以认识和把握其本质。因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坚持政治文明建设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要坚持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色和优势。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懂得，中国的国情从时空上分析，是21世纪的中国。在此背景下从事政治文明建设，绝对不能脱离实际。众所周知，政治文明尽管具有相对独立性，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但并不是绝对的，政治文明具有社会相关性，它受特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族特征的影响，深深地带有民族的鲜明特色。因而在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类型的政治文明。就是同一阶级内容的政治文明，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各个国家因历史传统、民族特征、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其政治文明也会显示出不同的具体形式，因而各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始终不渝地坚持走自己的路。即使是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也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改造，绝不可照抄照搬。

(三)政治文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政治发展都是由建设和改革推动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改革和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但政治发展过程都离不开它们的作用。体现在政治领域，那就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动力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至于政治建设方面，多年来更多地强调民主、法治建设等。尽管民主、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毕竟民主与法治并不是政治文明的全部，民主法治建设也并不等于政治文明建设。提出政治文明建设，只是使政治建设更加全面，更具有高度的概括，也更好地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相契合。不能以此来否定或取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作用，当年在提出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时，也没有将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发展的动力仅仅局限于二者的建设上，而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在提出物质文明建设十年之后确立的。因而并不意味着因为提出政治文明建设便发生发展战略的转移。为了很好地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倒是有必要从理论上搞清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文明建设在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毫无疑问，二者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不同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治体制，而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较为丰富，它不仅包括政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民主形式的丰富，而且还包括政治运行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政治行为的不断规范、理性，政治关系的和谐，政治思想观念的创新，法治的健全，管理效率的提高等等内容；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是政治体制的弊端，而政治文明建设不仅对既有的政治关系的调整，政治体制的变革，而且要进行创新性建设。二者对于政治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样重要，正如物质文明建设不能取代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政治文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互为替代，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保障，政治文明建设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强劲动力和手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3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5，2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3，177-17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7-378，3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74.

[7]人民日报，2002-06-01.

[8]光明日报，2002-07-17.

[9]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1-32，35.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4

[论文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充满生机和活力，为社会主义走出低潮展现了一条光明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低潮和逆境中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并取得辉煌成就，表明社会主义仍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全党深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对于进一步提高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水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新世纪仍闪耀着理想的光芒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指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但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只是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现在看来，他们的设想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当时资本主义状况进行的分析批判，因而难免带有局限性。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探索在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拓者。他虽然根据当时俄国国情，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如关于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采取“新经济政策”等符合经济规律的措施，但由于他去世过早，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论述不是很多。在斯大林时期，二战前，苏联大搞阶级斗争，干扰了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战争爆发后，适应战争需要.实行了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这对于战胜法西斯起到了重要作用，战后，苏联这种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逐渐形成了斯大林模式，以至于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带有浓厚的教条主义色彩，他提出了“两个平行理论”，认为存在着两个市场，不承认社会主义有商品，虽然后来他也承认在流通领域存在着商品，但他仍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对此，曾著文进行了批驳并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提出了要走自己的路，不要照搬照抄外国经验，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党的也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基本路线，可惜的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偏差，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是很不完善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大胆扬弃了业已僵化的苏联模式，提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他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因而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改革开放，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的这些观点是对当代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为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取得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南。

剧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工作者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都在研究和探讨剧变的原因，认为发生剧变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实行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所致，因此纷纷深人广泛地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理论进行再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时代特征和我国实际，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既没有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过时的理论，而是在坚持继承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理论，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理论指南。2000年，越南曾两次派人到中国，同中国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进行磋商，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现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就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致看法，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进行有该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朝鲜劳动党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自主的运动。社会主义是以国家和民族为单位建立和建设的。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应由该国的党和人民去负责地推进。他们提出要建立朝鲜式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表示，法共再也不照搬任何模式，法共将根据人民的要求，建设有法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南非共产党也在为实现民族民主革命而努力奋斗，争取“建设具有南非模式的社会主义”。拉美一批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要建立有拉美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张。即使一些小党也开始积极探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例如，中东地区的塞浦路斯劳动党提出要走“通向社会主义的塞浦路斯道路”。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展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应有魅力，不仅指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推动了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低潮和逆境中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并取得辉煌成就。表明社会主义仍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首先，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世界进步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面临着严峻考验和艰难斗争，但它不仅能坚持下来，而且能够在这种考验和斗争中巩固和强大起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那样:“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坚持社会主义。

其次，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是科学的真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实行改革开放，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同中国建设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大胆摒弃僵化模式，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取得了举巨瞩目的成就。据统计，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接近10%，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已跃升到世界第六位，跻身于经济大国之列，国内总产值已突破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已达2456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综合国力的大国;而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为3.4%，发达国家为2.2%，其中美国为2.3%，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1位;对外贸易总额居世界第10位，吸收外资居世界第2位。古巴前驻华大使、现任外交部长格拉·贝切罗在谈到中国建国50年来的成就时说，改革开放在中国出现了经济奇迹，它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第三世界都是重要的。

如果历史地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也是十分显著的。中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在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底子薄、人口多，负担重。但经过50年的发展，国民经挤和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巨大变化。据统计，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2054亿元，是1952年679亿元的120倍。从党的十二大到1999年，我们基本上提前一年完成了翻两番的目标，成为世界上最大、综合国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建国后50多年的奋斗历程和取得的成就，说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的核心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积极贡献，并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是科学和正确的，社会主义仍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充满生机和活力。为社会主义走出低谷展现了一条光明之路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但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还处于劣势，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社会主义必须在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之后，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绘制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十六大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改革开放2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大胆地吸收、借鉴现代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包括一切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和其他有益经验;如果闭门锁国，坐井观天，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脱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孤立起来，封闭起来，孤立和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当然，改革并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否定，而是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对外开放也并不意味着要与资本主义“趋同”。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壮大社会主义事业，增强社会主义国力，因此，要时刻警惕和防范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和“自由化”的战略图谋，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经济全球化支配地位推进“和平演变”战略也正危及着社会主义的国家安全，为此，社会主义国家要正确认识全球化进程和实质，正确处理全球化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认识到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我们必须融人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找到既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又与资本主义竞争的适宜形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正利用全球化这一过程推广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此，我们一定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树立起抵御腐朽没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坚强屏障，力争改变不合理的旧的经济政治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巩固社会主义阵地，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积蓄力量。

四、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竭动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还指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多新变化，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是在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经受各种严峻考验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党的十四大初步构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要求和特点进行了阐述，十五大又对邓小平理论作了新的阐发，还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方式和市场经济机制作了新的表述，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有了新的界定，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份的共同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可以说，经过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的理论问题已初步解决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成员的变化给正带领人民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我党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新的社会实践要有新的理论概括，党的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必须给予反映和说明并加以指导。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建设社会主义一系列问题上都大大深化了我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特别是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并在党的八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内涵，提出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提高党的影响力的许多新观点。这些无疑都是对建设社会主义实际问题的具体思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和发展。党的十六大，我们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新经验，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这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和理论上的成熟，十六大还有其它许多新提法、新论断、新观点，这些都将极大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5

众所周知，指斥私有制，主张公有制，是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空想家，尤其是16－17世纪早期空想家的共同特征。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他们渴望找到实现平等和公正的途径和手段。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如此严重的不平等状态？寻根探源，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是私有制。私有制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使人道德败坏的根源，是造成贫困的根源，因而是现实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们几乎都把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作为寻求社会平等、公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根本方法。空想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

首先是私有制问题。他们认定私有制是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然而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私有制作为伴随人类社会发展演化几千年的基本制度，不仅仅是滋生罪恶的土壤温床，肯定还有它社会生活理性的一面。人类从原始的公有制社会进入私有制的奴隶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明显的。这说明私有制并不全是人类社会前进的障碍阻力。空想主义者只是观察到了资本主义早期的社会情况，因而断言私有制除了罪恶就是罪恶。事实上，人类社会存在的每一种罪恶都有其产生的特定原因。而私有制至多是导致这些罪恶的一般原因。空想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具体思考什么样的私有制会导致罪恶，更无法说明人类哪些罪恶是由私有制所造成的。因此他们幻想：只要消灭了私有制，就铲除了人世间一切罪恶的根源。可见，他们对私有制缺乏历史的、理性的分析。且不说有关消灭私有财产的幻想如何能够实现，假使真的实现了，彻底公有了，在当时的条件下，人间的罪恶和堕落就会少了吗？

其次是公有制问题。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倾向是崇尚和迷信公有制，把公有制——从生产资料到生活资料的公有，当作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向往原始共产主义，认为那是人类历史的黄金时期，没有私欲，没有占有和争夺。他们以原始共产主义作为蓝本所提出的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方案，都是以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然而假使那种普遍的公有制真的实现了，就能够避免一切社会罪恶，确保理性、正义、公平、平等之类的理想通行无阻吗？这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所无法预测的。

这里，我们绝对无意苛求于几百年前的先哲们。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多也只能是站在批判揭露资本主义显性矛盾和问题的层面上来观察和思考。所有制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矛盾，无疑是属于表层现象、显性问题。空想主义者只是在他们的思维和观念的世界里实现着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他们憎恨私有，追求公有，代表了当时社会普遍的、处于自在状态的无产者心态，反映了这个阶层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寄托。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必须清醒记住：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那些思想主张，仅仅是空想，绝不可以在“空想”范围之外去理解和诠释，更不可能做为国家建设、社会管理、经济运作的理论依据。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性发现

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们站在科学和理性的立场上，发现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局限性。他们以历史的、理性的、科学的、现实的态度对待公有、私有问题。他们对私有制的批判，对公有制的设想，已经不是那种脱离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简单抽象和思辩活动，而是把公有私有问题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和现实的社会环境之中，与特定的时空背景联系起来去探讨和研究。如果有人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仅仅理解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那么这种理解至少是犯了简单化、片面性的毛病。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对私有制所采取的是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他们对私有制的批判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能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里的私有制不是“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同意语，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所有制，是资产阶级赖以实行政治统治的基础。因此，这里的“消灭私有制”其含义显然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简要概括。《共产党宣言》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宣言，而不是改造社会的一般经济纲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着重指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私有制的否定和批判是极其严谨的。他们所针对的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私有制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有制形式。

其次，关于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也只是提出一些概略性的设想。例如“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在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恩格斯在他所写的《反杜林论》的一段注释中，明确表示不赞成笼统地把国营、国有化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在这里我们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他们在很多地方申明不同意关于个人生活消费资料实行公有的说法；二是他们所设想的公有制的典型、理想形式，不是全民所有、国家所有，而是多种多样形式的劳动者集体或个人所有。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那些超越具体构想和个别结论的、具有世界观、方法论意义的论述，对于我们更具有启迪和帮助作用。例如他们曾讲到：“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讲到：“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断言：“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正如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评价“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对未来社会所有制——公有私有问题的设想时，尽量避免由于追求详尽周密而走入空想的误区，这是他们理性和科学精神之所在。在他们的理论著述中，凡是对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的某些稍许具体一点的构想，都是具有严格的时代背景的，既主要是针对当时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针对当时有可能发生工人革命这一特定的背景所阐述的，他们从未标榜过自己的某些具体结论有什么普遍的、永恒的意义。在著名的《实践论》中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价值和真理的光芒，并不在于他们对一些具体问题讲得正确与否，也不在于他们对未来社会构想得是否准确恰当，而是在于他们在世界观、方法论意义上给我们留下的一大笔宝贵的科学财富，这才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精神动力之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创新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私有问题的探索是在严谨的科学和实证层面上展开的，具有丰厚的实践底蕴。人类已经有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历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有了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二十多年的成功经验。因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制——公有私有的问题上，表现出鲜明的实证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们坚持从社会主义现实的国情出发，坚定地走出了所有制认识的误区，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得以确立的理论前提。

首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来分析和考察，从而克服了那种由于抽象理解非公有制经济而形成的种种理论认识误区。在革命和战争的社会背景下，私有制曾是革命的锋芒所指。然而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是建设和怎样建设？这决不是空喊口号和死抠书本教条所能解决的课题，继续沿袭革命年代对私有制的认识和实践原则，必然犯“左”的错误。因此，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承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理性、合法性、必然性，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策略和权宜之计，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公有私有已不是矛盾对立的两极，而是一个相反相成，互补互利的统一体，私营企业主是法定公民，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大军中的一部分，是国家的建设者。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6

理念是指“一种理想的、永恒的、精神性的普遍类型。”法治理念是人们对法治本质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与整体把握而形成的一系列理性的基本观念，是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和对法律价值的解读而形成的一种认知模式。

在中国的历史上，居于指导思想的往往是一种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思想，很少在精神层面上思考问题。由于欠缺高远的理念指导，在制度建构和改革过程中，往往显得理念准备不足、甚至完全没有经过理念上的论证。纵观中国的法律，历代法律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立法技巧、编纂体例、实施方法等经验实用性领域，而无法朝着法的价值的高层次发展。任何法律都包含着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只有制度层面的法律，而没有精神理念层面上的法律，这样的法律必然是残缺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制度建设在量上有了惊人积累后，法律权威的缺失却构成了目前制约法治进展与水平的关键性问题。制度的构建必须要有理念支撑。推进现代法治，既要重视制度构建与制度创新，更要注意发掘、培植与发展法治理念。理念是推动法治进步的一种内在的、隐性的但非常巨大的动力。法治的实现与否，关键不在于法律制度表层的建构，而是依赖于人们的自然习性和逐步养成的法治理念。

如今我国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实质上就是对司法理念进行变革。理念似乎是看不见的，但它却决定了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以及以后将要进行的司法工作的效果和成败，没有正确的理念指导或支配，司法改革就难以深化或推进。树立法治理念必将对我国法治建设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治理念？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内容。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检察干警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中的司法力量，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运用这一理念指导执法行为。如何全面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并自觉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检察实践呢？笔者认为：

首先，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理念，准确把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基本内涵。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市场经济利益法则也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队伍难免受到影响。司法干警思想上的任何偏差和动摇，都可能使执法目标和方向发生错误，手中的执法权力都可能被错用和扭曲，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检察干警应该努力提高法律素养，坚持严格执法，模范遵守法律，自觉接受监督，把监督制约作为推动和改进工作的动力，保证和促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其次，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工作中切实做到以人为本、执法公正、一心为民。检察干警要立足实际，扎实勤奋地工作，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利益，对人民群众最具体、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要求，要给予最及时、最方便、最大程度的实现和满足。作为人民的公仆，在工作中要树立和强化服务意识，妥善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清正廉洁，确保权为民所用，做到文明执法。

第三，树立公平正义理念，做到平等对待、及时高效、程序公正合法。检察干警在工作中要出于公心，态度公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把证据关、法律关，排除私利，坚持秉公执法，同时在执法中应努力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实现公正与效率并重。

第四，树立服务大局理念，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是司法工作的重大政治责任，检察干警要把本职工作干好，把各自的职责履行好，把职能作用发挥好，自觉主动服从服务于党和国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家大局，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7

［关键词］ 当代中国 文化观 发展创新

文化是与特定时代相联系的一定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人格以及审美情趣的统一体。文化不仅有横向的广博的包容性，而且有纵向的时代的承继性。新中国成立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观，在纵向的理论渊源上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化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观的主要思想源头

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并没有在自觉、完整、系统的意义上专门阐述过文化问题，但这并不就等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文化问题进行过论述，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文化”是属于普遍性存在的概念，社会主义文化观是在与生产、实践的关系中被经常地加以阐释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观的许多思想都能在马克思那里寻找到最初的根据。

生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文化何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恩格斯以实践的观点在创立一种全新的科学的哲学世界观时，也以实践的观点诠释过对文化的理解。马克思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意识现象，产生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从人类对自然进行改造的同时起，就开始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文化的发展与劳动的发展具有一致性。“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P560而且，“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P456由此可见，劳动不仅是文化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且文化必然随着劳动的发展而发展，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发展时期，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志。

劳动实践决定着文化的本质特性。按马克思的看法，劳动——这种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形式，一方面创造着人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创造着人本身，从而构成了人类的历史。“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3］P131；“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3］P128。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就是人类的文化史，文化的本质特性正在于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式。换言之，文化的内涵体现的是人类劳动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既体现在人们的物质活动成果和活动方式中，也体现在人们的精神生产、观念形态和思维方式中。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包含着文化为人类社会和人服务的思想，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观关于文化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等思想内容的源头。

既然劳动决定着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决定着文化的本质性特征和内涵，则劳动的群体性特征必然决定着文化的群体性创造特性和最终为人民群体服务的价值特点。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反对费尔巴哈等人对劳动的孤立的、片面的理解，认为劳动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活动，并以此出发而指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即使能创造使用价值，也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能创造文化。”［2］P300这一思想实际上从劳动的群体性角度指出了文化的大众性特征。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吸取，提出了“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积极性”，“人民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文化创造的良好氛围，让隐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4］等人民是文化创造源泉的深刻分析。

二、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观的主要思想来源

列宁特别重视文化建设，提出了文化、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构想。他把文化建设放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首位，认为落后的文化建设成了能否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文化落后制约着政治建设，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不高，就很难谈得上政权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同时“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5］P766。列宁还认为，文化落后制约经济建设，只有进行文化革命、技术革命，大力开展文化建设，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建设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必需的，只有实现文化革命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深刻地把握文化、政治、经济三者间的辩证关系，把能否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看成“或者是断送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一切政治成果，或者是为这些成果奠定经济基础”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6］P586。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8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特征突出表现为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调多元主体相互配合、有效互动的治理运行模式。多元治理主体的结构能够有效规避传统社会权力运行机制中的集权与运行层级高度集中所导致的腐败问题,但是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即多元治理主体的价值观整合问题;同时,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也必须要处理好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之间的分歧与矛盾;此外,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会面临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不同治理主体的利益诉求、价值取向、目标追求等都可能出现巨大的差异和矛盾,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共识,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次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提供了“最大公约数”[6],这也使其具备有效整合社会多元治理主体不同诉求的价值功效。在国家治理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强大的导向性、凝聚性、协调性和教育性价值功能。

(一)导向性价值功能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对于如何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我们提供了最基本的前进目标和价值导向。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力保证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模式中,从国家层面看,国家政权运行所追求的是多元治理主体的民主参与、自由协商,同时强调这种运行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这些特点正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化、民主化价值诉求;此外,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是要实现未来国家的治理更加科学、有效,进而有力推动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看,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是要实现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和长期稳定,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环境,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从个人层面看,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是对个性的自由释放,同时也要看到社会转型期社会思潮的多元化给人们思想意识造成的负面影响,甚至于出现一定程度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目标的认同危机。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给每个人提出了最基本的目标要求。每个人都公平享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但是在积极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必然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个人对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积极作用。显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并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明确价值导向。

(二)凝聚性价值功能

过去三十多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利益格局、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对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导致利益多元化冲突,势必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一定的阻力,因而,我们必需要寻求一种有效的方法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使每一个人都能够积极主动的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运行特点表现为:“国家治理不是政府一家‘唱独角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意味着在发挥政府治理主体作用的前提下,将政府的‘他治’、市场主体的‘自治’、社会组织的‘互治’结合起来,进一步发挥市场主体和公民个体的治理职责,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共同实现良好的治理。”[7]也就是说,在这种治理体系的运行机制下需要促成政府、市场及公民个人各方意见的高度统一,行成共识,有效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促进多元价值主体的共向性发展,从而保证国家治理体系的良性运行与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居于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地位,具有引领和整合社会价值观念,凝聚社会力量的强大功能。所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大的凝聚,有效推动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三)协调性价值功能

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开放性工程,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层次化特点看,政府-市场-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需要协调,而政府、市场内部各个层级、各个部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需要有效解决。其次,从治理结构运行的角度看,现代国家治理所表现出的分权化和网络化特点,“政治系统内部日益分权化、部门化与碎片化”、“国家治理日渐从等级科层制走向平面型的协调网络”[2],所以,这需要我们有效协调与整合各方意见,消弭种种分歧与矛盾,促进权力体系的共向运行。最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其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也在不断变化和更新,这需要我们找出有效的方法去协调和化解这些矛盾,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价值观念的“最大公约数”,其适用范围的广谱性特点,使其具备了作为政府-市场-个人之间缓解矛盾和摩擦的“剂”作用,这也就突出表现了其在处理多元主体利益、权力争执中的协调性作用。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强大的协调性价值功能。

(四)教育性价值功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核,理所当然的具有强大的教育性价值功能。首先,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政权的良性运行、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人民生活的安定富足,但是这都需要有一个充满民主、法治、公平等精神作支撑的现实环境,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正体现了这些价值要求。因此,在全社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和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正义等先进精神品质,这对于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意义深远。其次,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很难保证在此过程中不受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而误入歧途。这就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通过对各治理主体的积极教育和引导,使其能够对特定时期的状况做出准确的评价和判断,并及时做出调整,从而确保改革发展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最后,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环境下,只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才能够有效凝聚社会各界的思想价值,达成行为共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终归是要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践行和共同参与来实现,这也就决定了必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引导作用。所以说,在国家治理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突出的教育性价值功能。

二、国家治理视域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路径思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已然成为相辅相成、相互融合的发展共同体。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大价值功效;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也要有效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因此,在未来一个时期,对于如何进一步推动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新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入政府日常工作之中

政府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其自身首先要做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作用,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彻底融入政府的日常工作之中。首先,各级政府要积极组织和开展丰富多样的学习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实践活动,使其成为政府公职人员长期开实践活动中深入领会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内涵,找到自身岗位现实要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促使其形成在工作、学习、生活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良品质。其次,各级政府所制定的各种大政方针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要求相适应。政府所制定和即将实施的各种政策方针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价值要求,对于符合的,要大力倡导和推进;反之,则要及时作出调整和改进,保证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第三,各级政府部门在现实工作中检查和总结评估,要以核心价值观作为衡量标尺和改进方向。评价一个单位或部门在工作过程中的得失与否,不能仅以是否完成任务为标尺,还要考虑其完成过程中实质上的有效性和形式上的合法性。合法性自然有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法律规范作保障,而有效性实质上就是工作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严格遵循。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准,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实与改进,保证了工作成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对工作业绩的效益评价,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基本价值标尺的功能和作用。第四,要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改进政府作风建设的重要途径,各级政府部门要通过深入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符合各自部门特点的价值准则;在工作过程中更要以此为标准,严格要求,切实提高本部门的工作热情、工作效率,改进工作作风,从而在全社会树立起良好的政府形象。

(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入社会治理过程之中

社会发展的历史变迁催生了无数的价值观念。价值观来源于社会,其价值效用的发挥也必然回归于社会。社会核心价值观效用的发挥直接影响着社会治理效果的好坏,而社会治理成效的优劣又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治理视域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须将其有机融入社会治理的过程之中。首先,要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氛围,要广泛进行理论宣传、并深入研究阐释其理论内涵,使之家喻户晓、众人皆知。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和机构要千方百计在全社会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和价值意义。正如同志所讲:“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4],要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个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其次,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基本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从而发挥社会意识与行为有效整合对社会治理的强大推动作用。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运行中的重要参与者,是各种利益集团或价值主体的系统化整合所形成的价值共同体。每个组织或团体都有特定的价值主体,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有效整合社会多元主体的价值观分歧。也只有各个社会组织和团体顺利达成高度的价值共识和行为共识,才能有效推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良性运行,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价值意义。第三,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广泛开展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要广泛开展多种多样的志愿者服务活动和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要积极引导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感知,有效利用各种重大节庆活动,开展面向大众的主题实践活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第四,社会治理的有效运行需要道德和法律的双重保障,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道德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道德是整个社会的自律法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整个社会所要遵循的基本道德要求。同样,在法律建设的过程中也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要求,“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规定,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保障、促进作用,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法治环境。”[8]

(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之中

自1965年法国学者保尔•朗格朗首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提出“终身教育”的理念,构建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教育现代化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方向。终身教育所倡导的是“教育既要贯穿人的发展的一生,又要覆盖人的发展的全部”[9]。终身教育体系既包括制度化、正规化的学校教育,还包括各种非正式化的教育活动,因此,对普通民众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最彻底的方法是将其融入终身教育体系之中。首先,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具体而言就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总规划,贯穿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各领域,落实到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各环节,覆盖到所有学校和受教育者,形成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多位一体的育人平台。”[8]其次,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各种非正式化的教育活动中。要努力探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各类校外教育活动的交叉点、契合点,善于运用和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来教育引导人们自知、自觉主动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努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区教育、休闲教育、老年教育等各种非正式的教育活动之中。第三,要综合运用各种教育方式和方法,努力探寻在新时期教育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代化手段。特别是在当前信息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要有效利用各种现代化传播手段和载体,善于运用各种大众化的媒介手段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视和加强网上教育、宣传渠道的拓展和建设。第四,终身教育所倡导的是活到老、学到老,从摇篮到坟墓的教育理念,也就是要通过各种制度化或非制度化、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和方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与每个人工作、学习、生活紧密相连,一生相伴的教育活动。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每个人成长发展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