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范文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篇1

关键词：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

中图分类号：D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6-0032-02

作者简介：游国立（1966- ），男，浙江杭州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副教授；周清（1980- ），男，安徽颍上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2004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政党比较研究。

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公民基本道德规范集中概括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阐明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每位公民应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2006年3月4日，同志在看望全国政协委员时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合乎民心，顺应民意，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和拥护，把“八荣八耻”和2001年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稍加比较，就会发现“八荣八耻”的内容更丰富，旗帜更鲜明，语言更犀利，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具有警示作用，因而是对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丰富和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一、增加了“服务人民”和“崇尚科学”。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和优

越于其他道德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和道德风尚。早在1944年，在中央警卫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就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讲演。长期以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全国人民自觉行动的准则。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每位公民既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又是劳动者和服务者；既享受他人的服务和劳动成果，又为他人提供服务和劳动成果。社会主义主人翁的地位要求每位公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承担服务他人与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中的核心道德，是每位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普通公民必须时刻牢记、身体力行的基本道德准则，必须把其化为实际行动，融入学习生活工作之中。只有如此，才能在全社会形成“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良好社会道德风尚。

同时，在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各种封建迷信却沉渣泛起，崇尚科学的气氛在全社会还不够浓厚，这严重制约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影响着广大青少年科学精神的培养，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足发展。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协调发展，注重在全社会广为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教育民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从而形成“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二、“敬业奉献”中彰显“辛勤劳动”。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勤劳的民族，劳动光荣，文化久远。但是，在当今社会，好逸恶劳之风开始蔓延，不以劳动为荣，反以劳动为耻。有些人打着“敬业奉献”的旗帜，行投机取巧、行坑蒙拐骗之实，损害国家利益，伤害人民利益，扰乱社会秩序。有些人整日游手好闲，不学无术，吃喝嫖赌，欺压乡邻，反以为荣。所有这些都影响了人们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影响了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因此，在实施公民基本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仅仅提倡“敬业奉献”是不够的，任何缺乏“辛勤劳动”为内核的“敬业奉献”的说教都是空洞的，缺乏说服力和劝导力的。必须把“劳动光荣”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根本观念，“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使“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的观念深入人心，［1］激励人们扎扎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为实现自身价值而辛勤劳动，为实现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辛勤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形成“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三、把“团结友善”发展为“团结互助”。2001年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把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团结友善”，而“八荣八耻”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团结互助”，虽然仅仅是两字之差，但内涵却相距甚远。“友善”是指“朋友之间亲近和睦”［2］，侧重于讲彼此的情感和态度。但是，彼此“友善”的情感和态度并不意味着能转化为彼此“互助”的实际行动。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平时彼此“友善”，在关键时期不能“互助”的事例比比皆是。在遇到困难时彼此不愿伸手援助，在遇到利益冲突时彼此尔虞我诈，往日的“友善”早被抛到九霄云外。这种“友善”虽不完全是伪善，但至少是缺乏真诚的“友善”。但是“互助”则不同，它不仅包括彼此态度“友善”，而且更强调彼此行为的结果，即能够真正地相互帮助。这种“互助”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机制，它能够培育社会资本，增进人们之间的互信，实现社会团结。因此，只有“互助”，才显“友善”，才有“团结”。只有团结互助，才有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为此，在公民基本道德教育中，要教育广大公民学会在不同意见面前，要心平气和，求同存异；在困难面前，要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在荣誉面前，要相互谦让，他人为先；出现了失误和挫折，要勇于内省，敢于承担。要提倡急他人所需，帮他人所难的团结互助精神，人人关心和帮助他人，处处尊重和爱护他人。只有这样，“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的良好社会风气才能在全社会形成，才能促进社会安定和事业发展。

四、把“勤俭自强”提升为“艰苦奋斗”。2001年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从“勤俭”和“自强”两个方面要求公民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勤俭”是“勤劳而节俭”之义，“自强”是有不折不挠而“自立”之义。前者要求公民在生活上勤俭节约，后者要求公民要有乐观的人生态度。和“艰苦奋斗”相比，“勤俭自强”的内涵过于狭窄，外延不够宽广。“艰苦奋斗”不仅包括在生活上勤劳节俭，而且暗含自强不息，在精神上有理想信念，有毅力恒心，是想干、能干、会干、干得成的有机统一，自强不息是艰苦奋斗的必然结果。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同志把艰苦奋斗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来加以提倡，他说：“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当前，一股骄奢淫逸、铺张浪费、相互攀比之风开始在社会上盛行，日益蚕食着中华民族勤俭的传统美德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从而影响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当然，我们讲艰苦奋斗，决不是要人们去过清教徒式、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是要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而是要大力提倡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要求每个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要求每个公民始终保持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每一位公民，都要把艰苦奋斗精神体现在工作和生活之中；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牢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树立为党和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从而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因此，只有“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之风大兴，中华民族才能生生不息。

同志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首先，“八荣八耻”旗帜鲜明地在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划出了泾渭分明的界线，科学地回答了在当代社会到底应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耻的根本性问题，从而指明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前进方向。其次，“八荣八耻”用“荣”、“耻”这样鲜明的字眼来表述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充分表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待进一步继承和发扬；用排比对仗的句式来阐明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在语气上给人以排山倒海之势，使人真切地感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给人以强大的道德压力，因而更具有警示作用。最后，“八荣八耻”作为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不仅对广大民众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而且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要求广大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必须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引领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它要求加强广大青少年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使其从小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从而为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和保持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样，通过“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把公民基本道德教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有力地促进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

参考文献：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篇2

[论文摘要] 从历史上看，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分别需要臣民道德和公民道德的支持。中国法治进程因遭遇臣民道德而面临“法律纸面化”、“法治表面化”的困境，而公民道德可在价值、规范和秩序三个层面提供支持，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的道德保障。无论法律人之公民道德，还是普通民众之公民道德，都在法治建设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

2001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了守法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这使得我们重新关注道德与法、德治与法治的相辅相成，进而关注公民道德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双向互动。社会主义法治需要公民道德的支持，公民道德的养成和践履需要法治的保障。实现公民道德与社会主义法治的高度整合，将有力推动我国的社会文明进程。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着重探讨公民道德之于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及实现。

一、民德之德治、法治价值的理论渊源

中国传统的“民”、“庶民”与西方社会的公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所奉行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也各异，两种民德分别支撑着德治和法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一般认为，古代中国属于德治模式，包括德政、德教和德主刑辅等内容。德政是指统治者以民为本，“为政以德”；”’德教是指以德服人，统治者以自己的言行和表率作用感化、教导民众，使民众效法君主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自觉地服从社会秩序。因强调德政、德教，法(刑)并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法是统治者维护儒家道德，镇压和惩罚民众犯上作乱的工具。在传统的德治模式下，皇帝贵为天子，官吏也为民之父母，因而民众最大的道德就是效忠君主，服从官吏，期待清官为民做主，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由此形成卑贱、服从、依赖的臣民道德观念。民众之间则提倡和睦相处，一旦发生纠纷，则通过各自忍让协商解决，而不是通过官府，动用法律，在公堂上强制解决，即“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不仅如此，由于刑的惩罚性和压迫性，民众对法心存畏惧，视法律为外在的禁锢，对法采取规避甚至抗拒的态度，表现出对法根本不信任。

相对中国古代的德治模式，西方社会具有推崇法律至上的法治传统。这种传统强调法律内在的道德原则，重视公民道德与法治的密切联系。西方历史上，人们对公民的界说千差万别，但公民始终是指在政治共同体中平等地、共同地享有某些权利和义务的主体。亚里士多德对公民和公民道德作了阐述，“单纯意义的公民，就是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公民德性“在于既能出色地统治，又能体面地受制于人”，因而公民同时具有主动制订法律和被动服从其他公民所制订之法律的特质。古罗马的西塞罗以自然法为基点，强调公民对国家的义务，崇尚公民的理性精神，关注公民的平等和权利。罗马帝国灭亡后，公民这种称谓销声匿迹，神治造就的是谦卑温顺的臣民及深受神学影响的臣民道德，传统的法治精神黯然失色。13、14世纪，随着城市独立自治运动的兴起，公民又重现于政治舞台，思想家们又开始对法治与公民道德的关系进行探讨，并由此影响近代法治的进程。比如卢梭提出法律是“公意”的体现，“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个人意志可能会与公共意志相对抗，但法律会强迫他服从，凡是这样遵从法律的人都是好公民，但还不是一个道德的人，道德的人是自觉维护公共利益的人。孟德斯鸠则认为好公民“并不是基督教的好人，而是政治上的好人，是具有我所说的政治美德的。这就是爱自己国家的法律、并且爱着自己国家的法律而行动的人”。正是对公民平等、独立、权利、参与、责任和理性等道德观念的强调，西方前现代法治思想和法律制度达到时代所能允许的高度，并成为西方绵延不绝的传统。

二、公民道德之于社会主义法治的必要和可能

新中国成立后，公民及其身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抽象地承认、再到具体落实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我国的道德建设也经历了由无产阶级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再到公民道德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民道德是中国公民应当遵循、具备的全民性和普适性道德，是权利和义务、自由和责任的统一，是先进性道德和广泛性道德的统一，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基本道德规范与家庭美德规范、社会公德规范、职业道德规范的统一。公民道德之于社会主义法治是否必要和可能，主要取决于法治是否需要公民道德的支持和公民道德是否确实能为法治提供这种支持。社会主义法治目前面临“法律纸面化”、“法治表面化”困境，需要公民道德的支持，而公民道德可在价值层面、规范层面和秩序层面三个层面支持社会主义法治。

1．“法律纸面化”、“法治表面化”对公民道德的呼唤

目前，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法律纸面化”、“法治表面化”，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是法律法规的大量出台，另一方面则是执法、司法和守法效果令人堪忧；一方面法官、检察官和警察虽然穿上了“正义的行头”，另一方面他们的职业思维、工作程式、法律操作技术等却依然故我；社会公众制约权力、维护权利的信念仍然微弱，表现在行动上就更少。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习惯于按传统思维方式来思考和对待西方“舶来”的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因而法律没有树立崇高的权威，人们也缺乏自觉守法的心态。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重伦理，轻法律，与此相适应的是臣民道德观念。当中国以政府推进的方式引入西方法治模式时，臣民道德观念因其根深蒂固的传统力量和漫长久远的历史影响，仍在对广大民众发生作用，这是社会主义法治还没有走出的背景。按照西方先发内生型的法治孕育发展规律，“民众的政府及其法律必然依赖于某种先于国家和人为法律而存在的基本道德秩序”，先有公民道德的社会基础，才有法治的社会秩序。中国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情况下，大力提倡公民道德建设，实际上违背了逻辑上的先后关系，但这一课始终是要补的。当所有的或者至少是绝大多数公民都摒弃臣民道德转而践行公民道德时，养成符合法治精神和法治发展方向的行为习惯，社会主义法治便有了坚实的基础。

2．公民道德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道德保障

公民道德与法治的价值契合，有利于公民对法治的认同和接受。法治“必须来自人民自身——自觉自愿地遵守从心底里拥护的、大家共同分享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要求和约束”，社会主义法治也必然立足于广大民众的合理性、合法性认同和自愿服从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取向集中表现为对社会正义、公民权利、责任和自由的确认和保障，社会的民主、平等、和谐与秩序是其核心理念。事实证明，在“无法无天”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生活处于混乱无序状态，人的尊严得不到尊重，权利得不到确认和保障。只有实行依法治国，才能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制度化，才能确保社会生活的规范有序，才能使个人的尊严和权利得到有效的维护。公民道德体现着公民对人生价值和社会理想的崇高追求，强调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责任观念、理性精神和宽容态度，旨在确立人们生活的幸福、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与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取向是契合的。公民道德意识的形成，必然产生对法律的需求和渴望等情感，公民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增强对法治的价值认同和接受。

公民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重合和相互转化，有利于公民对法律规范的自觉遵守。法律规范必须关涉人们的道德取向、道德风俗、道德习惯，以人们所能接受的道德规范为基础，因而许多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是重合的，比如互相承认对方的平等权利和人格尊严是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而法律也规定公民地位平等、彼此独立和互相尊重；诚实信用，既是一个道德标准，又是一个法律规范。不仅如此，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还可以相互转化，立法者总是把一些至关重要的、仅靠自律还不能实现的道德规范在特定时期上升为法律，成为一种对全社会的硬性要求，公民道德因此得到强化和保障；随着公民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将某些不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或已为人们自觉遵循的法律规范转化为道德要求。公民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重合及相互转化，使公民认识到法律不仅是外在强制要求，而且是内在的自觉选择，有利于公民对法律的认知、评价和内化，提高自觉守法的能力。

法治条件下，法律成为规制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总纲和基本准则，最终形成一种良好的法律秩序。应该看到，一些西方国家由于对法律过分强调，导致道德等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的削弱，出现了过度依赖法律的社会法律化现象和道德冷漠的吉诺维斯综合症。对社会法律化现象，国外学者也深表忧虑，“狭隘地依赖重视惩罚的法律理性，其结果就是人们普遍地采取只遵守法律条文、寻找法律漏洞的策略，从而避免惩罚，对此就需要严格先前的法律，弥补漏洞，而这会使得法律更加严厉。如果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事业发展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那么生活就会变得不可忍受”，也就“导致奴役而不是带来自由了”。因此，社会主义法治不能忽视对与法律秩序相匹配的其他社会秩序的关注，特别是伦理秩序。以公民道德观念和规范为基础建构的伦理秩序，一方面是与法治精神相吻合的内在性自律秩序，另一方面也是法律规范所不及的领域而道德规范来调适而形成具有重要弥补作用的法外秩序。因此，法律秩序来源于道德，良好的法律秩序以公民道德为根基形成和生长。

三、公民道德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价值实现

西方法治实践表明，作为中坚力量的法律人对法律和法治的兴衰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使对公民道德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价值实现的论证更富有针对性和启发性，笔者将公民作法律人和普通民众的分类，分别探讨法律人之公民道德和普通民众之公民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价值实现。

1．法律人之公民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价值实现

学界对法律人的界定并无统一认识，笔者将法律人界定为受过专门训练、拥有法律知识，从事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法学教育研究或其他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也就是说，法律人是以法为业的公民，或手握立法、执法、司法权力，或因其他原因站在法治建设的前沿。他们的道德品质如何，直接影响法治的方向和进程。

法治的首要前提是良法，社会主义法治所依据的良法必须建立在广大民众理想的正义、利益和秩序的道德基础之上。事实上许多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已体现在法律中，如平等、自由、正义、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的原则和团结互助、友爱和谐的人际关系等。但我们也要看到，某些立法机关在没有对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调整手段和后果进行严格周密的研究、分析和预测的情况下，匆匆颁布实施粗疏、笼统、内容含混不清的法律，导致可操作性差，或者某些立法者只考虑部门利益而不顾整体利益，重复立法、越权立法，导致立法撞车。要修改和废止法律中的不合理规定，杜绝类似问题的再发生，立法者就不能凭个人感情、好恶行事，而应着重考虑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以正确的道德观念为指导，充分考虑道德因素和道德标准，以适当形式将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道德的根本原则、主导内容法律化，从而使法律具有相应的道德意蕴。

执法者、司法者道德能力的高低与执法、司法质量的好坏有着直接的联系。首先，执法者、司法者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人或组织，不是机械地描写法律规范的文字，而是以自己本身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为指导，适用法律规范的道德取向。其次，任何法律体系都不可能对所有涉法事项都作出细密的规定，执法者、司法者在适用法律时实行自由裁量不可避免，而“任何一件由法官自由裁量的案件，实质上都是该法官的道德标准影响下处理的”，执法者的自由裁量也一样。当前执法、司法领域存在的恶意执法和司法腐败现象，与执法者、司法者的职业道德密切相关。执法者、司法者只有具备合乎公平、正义的道德观念，具有可靠的道德能力保证，才能在履行法律职务过程中排除干扰，忠于职守，唯法是从，廉洁公正，避免徇私枉法。

一般而言，由于法律服务人员、法学学者的非权力特点，他们是普通民众情感上最容易接近、心理上最容易接受的法律人。针对当前法律服务水平不高、法学学术界鱼龙混杂的情况，法律服务的从业者应注重陶冶品德和职业修养，增强自身的社会道德观念及职业道德观念，忠于职守，讲求效率，尽职尽责，同业互助，公平竞争，坚持原则，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而法学学者也应高瞻远瞩，勤于思考，注重调查研究，创造出推动法治进程的科学理论，而不产生“冷却公众法律情感”的错误认识，使法治理论真正导向受众，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

2．普通民众之公民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价值实现

法律人之公民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价值实现是直接和显见的，而普通民众之公民道德则更为基础和根本。普通民众之公民道德的法治价值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对立法的积极参与；二是培育公民自觉的守法意识。

自古希腊以来，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一直是公民基本的道德观念。良法必须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在提高立法者的道德素质，发挥立法者主动性同时，让广大公民直接参与立法无疑是促进良法的二种选择。立法机关通过调查研究、座谈会、书面提出意见、举行听证会等方式，让普通民众表达利益诉求，使立法机关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考虑各方面利益关系，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再作立法，这样既可以兼顾民主与效率，又可以预防立法的偏颇与缺失，从而保证法律的合理性、可行性。对于广大公民来说，不仅实现了自己意愿的真实表达，增强自己的社会主体意识，锻炼自己参与社会生活、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而且还让他们感觉到法律是自己直接参与制定的，是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别人强加于自己的，从而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和法律意识。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篇3

关键词：道德教育；法律支持；公民

公民道德就是围绕公民权利义务关系，反映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与社会、与他人关系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施可以极大地提高人们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强化人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制度的认同。法律与道德教育息息相关，公民道德教育离不开法律的支持。

一、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必然性

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来说，法律具有重要作用。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强道德教育，运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公民道德教育需要法律的支持。

（一）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道德教育是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内容，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社会文明呈现出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为道德教育迈出了新的步伐。但是，目前道德教育存在着许多问题，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领域还存在着道德沦丧、是非混淆和极端个人主义等现象。这些问题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社会发展的大局。当前，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在法律的支持下，大力加强道德教育。法律作为规范化、制度化、客观化、权威化的社会意识，对道德教育有着强大的支撑作用。而道德教育通过法律的不断支持，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法律相配套的道德体系，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二）法律支持是公民道德教育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要求

道德规范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凝聚而成的，是一种软性调节，具有明显的非强制性特征。在一个充满复杂利益关系的社会里，只有道德存在是绝对不够的，社会需要另外一些约束机制来明确道德规则的内容和范围，这些约束机制就是法律。法律以明确性、制度性和威严性弥补了道德教育的不足，它把基本的道德义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将其系统化、具体化、明确化，使道德原则成为易于遵循且带有法律权威的广泛行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道德规范的实现。目前，社会正经历着多方面的变革。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局面，面对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的形势，面对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某些负面效应，道德教育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这些问题的解决要通过立法活动使一部分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制度化、明确化，再通过司法活动使这部分明确化了的道德规范取得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以法律来推进道德建设。否则，没有一个有效的约束与奖惩机制，公共服务意识无以确立，道德高尚者最终只能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结果或被同化，或归于消亡，道德教育也就无从谈起。

二、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表现与特点

法律和道德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作用。法律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主要是以国家机器（警察、法庭、监狱等）为后盾，靠法律制裁这种强制手段起作用的。道德则是诉诸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通过教育的手段，形成广泛的道德舆论及良好的道德环境，来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

（一）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表现

法律对道德教育的支持是在道德教育过程中，通过法律所包含的精神、规范、制度、环境、文化等内容，对人们的行为产生规范、引导、确认、限制或保障作用，来培养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建立与社会经济相适应，与法律相配套的社会道德体系的社会实践活动。法律对道德教育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律直接把社会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取得全社会一体遵行的法律强制；二是法律通过奖励或惩戒等手段促进道德水平的提高；三是法律的实施过程也是对社会价值观进行道德整合的过程。

（二）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特点

法律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公民进行自我道德教育的过程。法律对道德教育的支持，不仅表现在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表扬和奖励先进，树立先进典型方面。因此，道德教育的法律支持，主要是以法律自身高度的思想内容和崇高的道义精神，以它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来培养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感的。可见，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对道德支持的强制性。法律把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确认下来，使之具有法的属性，成为法律上的义务，要求全体公民一律遵行，没有例外，体现了法律对支持道德建设的强制性。第二，法律对道德支持的创新性。道德和法律同属于上层建筑，各有其独立的理论体系。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则是在理论上对二者的嫁接，是优势上的互补而不仅是简单的叠加和罗列，体现了在科学理论上的创新性。第三，法律对道德支持的先进性。社会发展到现阶段，一方面多元的文化环境和思想意识使得社会环境空前活跃；另一方面，社会的良性运行对个体成员的道德要求越来越高，时代呼唤合适的制度和理论指导。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正好是社会所需，体现了社会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性。第四，法律对道德支持的目的性。在法律实施过程中，通过肯定合法行为，表彰、奖励先进典型，惩罚违法行为，打击犯罪活动，可以教育人民遵守法律，改恶从善，起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第五，法律对道德支持的辩证统一性。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体现了事物之间联系的必然性。道德和法律虽是不同的治理手段，却可以在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上达到二者的辩证统一。

三、法律支持公民道德教育的途径

道德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在坚持道德教育的同时辅以法律手段，强化法律的支持作用，结合道德的软约束和法律的硬控制。

（一）在普法过程中宣扬和表彰高尚的道德行为

加强法治重要的是要进行宣传和教育，只有当道德成为公民个人的自觉追求、内在需要和自主行为时，才能实现它特有的功能。因此，要通过公民法制教育把法律规范内化为个体的守法行为习惯，实现对个体行为的外在强制。在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有机结合上，不断增强公民的道德观念。科学的法律宣传有利于树立崇高的道德观念。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当前形势下，各级政府要加强正面宣传，表彰道德的先进典型，为广大群众树立真实、感人的模范形象；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做出表率。宣传部门、新闻媒介要广泛宣传榜样的先进模范事迹，并给予他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激励，以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环境。要利用各种形式，引导每个公民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积极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并利用法制监督机制，建立起隐性的道德教育系统，为道德教育提供保障。

（二）在立法过程中吸收和确认道德教育的规范

从社会的发展来看，道德是基础，法律是主导。法律只有和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基本吻合，才能获得普遍效力。因此，一部真正的法律必须体现和保障维系社会存在的基本道德义务。加强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把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直接纳入法律规范中，依靠一定的强制力量来督促执行，这就使“法”与“德”交叉渗透、融为一体，使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只有在立法过程中吸收和确认基本道德规范，才能真正做到对道德教育的有力支持。

转贴于

中国是一个有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庞大而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在这种伦理精神中，不乏作为中国传统文明价值的合理内核。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往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社会中也具有消极的影响。法律能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对传统道德的精华和糟粕作出明确的辨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可以说，法律在道德建设中表现出继承、批判传统与促进文明发展的统一。

（三）在执法过程中否定和惩罚严重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

良好法律的实施过程其实也是社会道德风尚的实现过程。通过法律实施来维护、促进道德风尚，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对不符合法律要求的缺德行为予以否定甚至制裁。对整个社会产生警示作用。其次，道德的法律强制还表现为法律能为人们提供和保障行使道德权力的空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拥有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道德监督和批评的权力。实施道德批评和监督要靠法律对公民权力的设置和保障来实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有道德教育是不够的。道德的约束毕竟是一种软约束，没有法律手段作后盾，道德的作用常常会由于缺乏必要的强制力量而显得软弱无力。而且“人性”中总是有“自利”的因子，有“好声色”的欲望，对那些没有自觉性的人，对那些明知故犯的人，道德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必须强化法律对道德教育的支持作用。国家要利用法律的约束机制，通过公正执法、惩治违法和不道德行为来强化公民的守法意识，规范公民的守法行为。国家要通过严格执法，加大力度，严厉打击危害社会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公共秩序和生活秩序。只有严格执法，打击歪风树立正气，体现时代风貌的道德才能顺利发展，才能为公民道德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二者的作用又是不同的，不可相互替代。只有相互配合，双管齐下，法律与道德才能既保持外在张力，又相互契合。公民道德教育只有与法制教育相结合，实现功能互补，才能相得益彰，使公民全面健康发展，社会稳定、有序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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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郝铁川.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J].求是，2001，（3）.

[5]郝铁川.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N].人民日报，2001-02-21.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篇4

各庭室：

今年三月是第十个“三德”教育月和第五个“公民道德建设月”活动月。开展“三德”教育月和“公民道德建设月”活动，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具体体现，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为以月促年，扎实开展公民道德建设月活动，现将我院开展“三德”教育月和“公民道德建设月”活动的有关事宜安排如下：

一、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加大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宣传和教育力度。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宣传是先导，教育是基础。在“三德”教育月和“公民道德建设月”活动中，我们要通过认真学习、宣传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在深入和广泛上下功夫。工作重点：一是深入普及20字基本道德规范，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市民公约》为基本教材，同时，要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官行为规范（试行）》和我院编发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手册》，广泛宣讲，把《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市民八不准》、《＊＊＊市民公约》等内容到局域网，营造学习氛围，扎实地开展好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学习效果达到对以上内容干部要熟记，并且，要对家人、亲戚、朋友广泛宣传，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二是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建设“学习型法院、知识型法院”教育及创建活动。要以双道德教育活动为契机，不断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把精神文化建设放在法院文化建设的首位，形成全体法官和工作人员共同的价值追求、发展目标和法院精神；逐步增强法院管理的文化色彩，使各项管理更加符合先进文化要求，体现法院文化精神，强化法官职业观念和自律意识；通过学术研究、法官论坛、庭审观摩以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营造浓厚的法院文化氛围。三是要按照我院制定的《争创全国文明单位工作计划》，将“三德”教育月和“公民道德建设月”活动的抓实抓好。特别是要按照院党组对2006年法院工作提出的要求，积极行动起来，把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新措施不断落实到各项具体审判工作中，推动教育活动的有序开展。版权所有

二、以法官职业道德教育为重点，努力提高法官的道德素质。

在开展双道德教育活动月中，要根据法院队伍建设的实际，与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和《法官行为规范》密切结合，与规范执法行为促进公正执法密切结合，切实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培养法官忠于法律、勤勉敬业、清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的良好职业道德，达到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目的。在审判工作中认真宣传贯彻“爱国、守法、明礼、诚信、敬业、奉献”20字基本道德规范，作到文明、热情、廉洁、高效。要对群众大力宣传以诚待人、重诺守信、言行一致的人文精神，把诚信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重大意义和基本要求灌输到头脑中去，引导人们牢固树立诚信观念，强化诚信意识，遵循诚信道德规范。用诚信将人们的道德行为、经济行为、政治行为有机地统一起来，使诚实守信真正成为人民所认同与遵循的行为准则，共同构筑诚信社会。

三、以“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为主要内容，积极开展道德实践活动。

在“三德”教育月和“公民道德建设月”期间，要把“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到为民服务之中，把困难群众时刻放在心上，积极捐款捐物，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使他们的困难有所缓解，生活有所改善。从我们自己身边做起，以讲道德、树新风为主题，开展好献爱心和“公民道德实践”等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形成舆论声势，营造浓厚氛围，并积极参加××*市“社会公德十佳标兵”和“职业道德十佳标兵”评选活动。

四、加强组织领导，切实保证活动扎实有效地开展。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篇5

适应社会主义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为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服务，为推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发展规律，也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既反映了时代精神，具有时代特点；又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具有民族特点，实现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与时俱进。

不断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根本要求，也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对于增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针对性、实效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进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适应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道德是一定经济关系的产物，它的本质在于维系、巩固、促进一定经济关系的存在和发展。社会主义道德植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因此，适应社会主义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为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服务，为推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发展规律，也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极大地增强了综合国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引起人们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使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各种思想大量涌现、多样并存，各种社会思潮相互交错、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面对社会存在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迫切需要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健康有益、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

在领导改革发展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但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也存在片面地把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忽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现象。同时，市场经济自身的弊端，也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非不明、美丑不辨、荣辱不分，见利忘义、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时有发生；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损害了社会的和谐稳定，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面对道德建设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加强以诚实守信为重点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教育，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

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同志着眼于推进党和国家的事业，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的“八荣”，是从肯定的方面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精辟概括，它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集中体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中的“八耻”，是从否定的方面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深刻阐释，它切中时弊，揭露了种种社会丑恶现象。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反映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客观需要。

实现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与时俱进

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具体体现。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必然随之发生变化。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只有与时俱进，及时吸纳鲜活的实践内容，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要求。“五爱”的公德要求是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作出的概括。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四条，把“五爱”调整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把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原则，把“五爱”提升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并对“三大社会领域”的道德规范进行了系统论述，比较清晰地勾画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整体结构。2001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实施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进一步概括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内容。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认识成果，创造性地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要求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原则、基本要求和规范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内容作出了高度概括。“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这“四荣四耻”既承续了“五爱”的基本要求，又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内涵，生动地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这“三荣三耻”紧密结合道德建设的重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体现了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注重效益与社会公正相协调的原则，强调了在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社会公共生活中公民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坚持了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是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丰富和完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优良道德传统的伟大民族。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既反映了时代精神，具有时代特点；又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具有民族特点。

在我国古代传统道德史上，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要求的儒家道德规范体系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它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两千多年来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所谓“仁”，是指爱人之心、仁者爱人。作为道德规范的“仁”，它要求人们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形成相亲相爱的和谐人际关系。所谓“义”，是指正当、应该和适宜。作为道德规范的“义”，它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应当承担责任和义务，要求人们依据道德义务来确立自身追求的价值目标，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时坚持“义以为先”、“义以为上”、“以义制利”，在生与义发生矛盾、不可兼得之时勇于舍生取义。所谓“礼”，是指礼仪、礼制和礼则。作为道德规范的“礼”，它是“仁”、“义”道德要求的具体行为模式，要求人们的一切言行都要符合礼，安心、忠实地尽其本分。所谓“信”，是指言守诺、行不欺。作为道德规范的“信”，它要求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要真实无妄，不欺人欺己。所谓“智”，是指知识和理性。作为道德规范的“智”，它是对“仁、义、礼、信”等道德规范的理解和认同，要求人们掌握道德知识，增强道德理性，具有区分是非、明辨善恶的能力。

“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体系包含着超越时代的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古代儒家道德规范体系，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是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服务的，其中难免含有集权专制、愚忠愚孝、男尊女卑等糟粕。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仁、义、礼、智、信”内容上的合理内核，摒弃其封建性糟粕，并结合时代特点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具有了很强的民族性和历史传承性，呈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反映了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根本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亿万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如何，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和中华民族的兴衰。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实践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不断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根本要求，也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推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八荣八耻”把道德规范与人的综合素质紧密结合起来，把思想道德品质与社会道德评价紧密结合起来，明确指出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什么是高尚的、什么卑劣的，什么是必须提倡的、什么是坚决反对的，对于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高度认同、在实践中自觉履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要求，成为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于广大公民来说，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自觉地从自我做起，在本职岗位上勤奋工作，通过各种形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奉献，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权利与义务、竞争与协作、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发扬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集体主义精神，才能够成为良好社会风尚形成的促进者，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篇6

论文关键词 道德法律化 学理基础 法治化进程

一、问题的提出与法律道德化的内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蓬勃开展，我国正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整个国家全方位的变革给道德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道德的调节力量已不能遏制人们用不正当手段逐利，比如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另一方面，不同的主体因立场不同，所持有的利益观也各异，致使主体面对道德选择和判断时出现困惑，如曾引发全民讨论的“许霆案”，道德作为社会重要的价值体系和规范系统，在当代中国正在进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应担负何种使命，成为了法学和伦理学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不同学者对此见解各异，有些学者主张加快道德法律化的建设步伐，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为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有些学者对此持相反观点，认为“如果通过道德法律化过度地、强行地赋予‘社会法’以‘国家法’的意义和角色，极易把市民社会自决、自律的较高标准，不当地上升为他律的强制的国家标准。”?显而易见的是，问题的争点在于道德是否应该被法律化。为解决这一问题，准确定位道德法律化这一概念成为必需。

关于道德的法律化的内涵，通说认为“是指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一个国家道德法律化的程度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此相适应的是，道德法律化有着多样化的实现方式，具体而言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把道德直接升格为法律，这种情况下，道德主要以必为性和禁为性的法律规范为表现形式，这种做法在多见于亲属法。例如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以及禁止遗弃的规定。二是把道德作为法律原则规定于法律规范中，此类一般的道德规范多为社会公德。比如《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三是把道德作为法律规范的补充性规定，此时道德主要是以准用性的法律规范作为表现形式。比如台湾地区民法典规定：“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大陆地区司法实践在法无明文规定时也有类似做法。科学界定道德法律化的概念，对于准确划定其限度和范围，体现道德之于法律的积极价值，实现道德发展和法治建设的良性运行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道德法律化的学理基础

（一）道德法律化的合理性论证

1.道德和法律的共性是这一论证的根源

（1）二者的调整内容具有一致性。二者的调整内容涉猎面广，交叉性强，具有同质化的特征。比如有些社会关系既归于道德调整，也属于法律规制，如公序良俗、尊重他人基本权利等。在道德的范畴中，这些是必须要遵循的道德义务，违反了需承担道德谴责，在法律的范畴中，这些是宣示性的法律基本原则。很多道德所不提倡的东西，同样为法律所禁止。

（2）二者的价值目标具有统一性。法律以规范的形式出现，公平与正义形成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之中，是法律精神的集中展示和深刻展现，体现了人类对理想世界孜孜不倦的追求。同样地，公正也是道德的重要内涵和存续基础之一。公正成为了道德和法律的重要连接点，道德的这一价值目标也正是法的制定和实施的价值源泉。基于此，一旦体现正义的道德在现实社会难以得到伸张时，以法律面孔出现的正义可以通过其强制性和可操作性彰显社会公正，践行人类理想。

（3）二者的内涵均具有义务性。义务的内涵包括必须履行相应行为或者禁止某种行为。在道德的范畴之下，义务带有全局性和基础性，“‘义务’在逻辑上先于其他道德概念，其他道德概念以‘义务’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并且只有参照它才能得到理解。”?义务是道德的在本质上的反映，与此相适应的是，义务也是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和义务统一于法的内容之中，二者共同构成法律的基本范畴。因此，义务是道德法律化的中介和桥梁，构成了道德法律化的基础。

2.中华民族的心理惯性为这一命题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心理惯性是指在某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因沿袭传统心理模式而在人们内心所产生的对旧事物所表现出的依赖或怀恋。作为人们传统心理模式的一种自发沿袭，不同民族表现出来的心理惯性是不同的。?一般地，历史文明悠久、存续时间长的民族较其他民族而言，所展现出的民族性格较为内敛、持久和有深度，故其民族的心理惯性就越强。就我国而言，我国历史悠久，封建社会时间尤其长，因此民族文化较为封闭，民族性格较为内敛、持久和有深度，民族心理惯性较为强烈和鲜明。国人崇尚礼法道德，重视心理体验，生活上趋于和谐和平稳。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法文化对于国人的心理及行为仍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故在现代法治化进程中扩大道德的影响力符合国人的心理惯性。

中国法律自古以“德主刑辅”作为指导，道德色彩十分浓重，属于“道德法”范畴。传统的道德法有利于平衡人们内心深处因单纯的法律规则调整而引发的各种冲突、碰撞或不适应。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心理惯性的民族而言极具吸引力和感召力，在这种法律文化影响下，国人的观念无疑是道德化的而非法律化的。进入近现代社会，我们也不乏将道德入法的一些成功做法，诸如公平民主正义，均已作为法律基本原则予以固定下来。对道德和法律关系的认识是人们几千年来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及在长期追求真善美过程中认识的升华，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二）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论证

1.道德自身功能的缺陷要求引“律”入“德”

一方面，道德天然具有模糊性、主观性、弱强制性、多元性等缺陷，这些特点与法律的明确性、客观性、强制性及明确的指向性形成鲜明对比，法律可以在上述方面为道德披上一件具有可操作性的外衣。另一方面，因社会客观现实所限，道德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我国正处于经济变革和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减弱了道德的调控作用。因此，将道德中含有的维护经济活动秩序和保障社会稳定运行的因素上升为法律确有必要。

2.这是顺应民族心理惯性，推动法治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当前，尽管我国的法治化建设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并已使广大人民群众初步形成了对法律的信仰，但是由于中华民族独特心理惯性的影响深远，人们思考问题时仍倾向于道德优位，在潜意识中仍有“情大于法”的思想，面对转型期民众的独特心理，用法律道德化的方式对之因势利导，使民众逐步摆脱传统的“德治”心理，最终树立法律优位的思想，从而清除我国实现法治化进程的意识障碍。

三、道德法律化的限度

在我国当前的法治化进程中，道德法律化已经成为时代的需要。必须科学划分二者之间的界限方能使二者更好地履行社会赋予的职能，因此，在诉诸于实践时，我们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道德法律化的“度”是什么。具体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一）从严标准

道德的基础是自律，这与法律的他律性相悖。道德过分法律化既会稀释法律的强制性，不仅会软化法律的强制调整机能，而且会限制道德本身的内心约束机能，对之必须要作出限制。此外，法律所调整的范围远小于道德，必须从严掌握道德法律化的标准。若把一切道德规范进行法律化，结果只会毁灭道德，并最终毁灭法律。因此，道德法律化的范围应定位在全体公民都应该而且必须做到的基本道德要求上。一方面，上升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全体公民的普遍遵守。道德法律化的落点是法律，若不能得到普遍的遵守，只是纸面上的法律，缺乏实践性和执行性。另一方面，上升为法律的道德只能调整一些基本行为。由于达到道德要求的人数与道德本身的要求程度具有相对性，越是要求高的道德越是难以在全社会得以普遍实现，因此，一定程度上调低的道德要求水准可以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遵守。

（二）控制范围

由于道德法律化具有严格标准，在该标准的指导下，需严格限定其适用范围，坚决排除不满足标准的情况。首先，一些特定化的规范需要被排除。比如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习惯，因其无法涵盖全体公民，自然谈不上普遍遵守；其次，排除社会主体高层次的道德追求。比如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等，一味强调其入法，无异于逼人行善，最终会出现揠苗助长的恶果。再次，道德中内化于人心的美德也不应在此范围内。考虑到个体的差异性导致每个人的感悟不同，美德并非能够得到每个人的自觉践行，即使将其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也会因为缺乏客观性导致其评判标准的模糊性和违反规则的难以惩罚性，实质上会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上述行为可以通过道德鼓励和奖励的形式激励行为主体实现之。

（三）古今并行

作为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统一体，法律不可能是没有价值蕴涵的纯粹规则，其内在价值只有在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成员的基本价值追求相吻合时才能最终获得社会认可而取得普遍效力。?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心理惯性和古代道德法的深远影响，要积极吸收古代法中的精华部分，顺应社会发展和全体公民的价值追求。尤其是伦理色彩浓重的亲属法，由于涉及道德成分比重大，对民众日常生活影响广，可传承性强，可以为道德法律化提供更大的发挥空间。

（四）划清界限

这是指法律道德化的适用空间应限于立法环节，司法环节中绝不允许引入。这是因为在制定法律时，要想获得全社会的接纳和遵守，必须要以构建起一整套道德的价值体系并反映出相应的道德价值需求为前提。立法阶段要求立法者心中树立起道德信念，坚守道德底线，以道德为纲，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将道德的精神和目标以法律形式体现出来，制定出“良法”。在司法实践中，执法者遇到法律规定的不甚明确时，极易受到道德规范的影响，出现“情溶于法”的“泛道德主义”现象。在当前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要避免道德评价介入司法评判，裁判者要排除道德因素的影响，尊重司法权威，依法严格裁判，维护法治昌明。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篇7

一是领导重视，学习、宣传和贯彻《纲要》氛围浓厚。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发表后，镇党委、镇政府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到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深入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大力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镇政府制作了《公民道德规范牌匾》，印发了《公民道德规范》；全镇各单位、各部门也都把这道德建设项工作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结合实际，制定规划，完善措施，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教育活动，在全镇上下形成了浓厚的宣传教育和舆论氛围。

二是广泛开展了各种道德实践活动，从整体上促进了我镇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全镇以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为重点，实施了“思想建设、道德建设、智力开发、文化繁荣、环境改造”五大工程。在学校，以规范青少年学生为重点，开展了“学习基本规范，争做文明学生”和“我承诺，我行动”系列教育活动；在农村，以基本道德规范和“三德”为主要内容，，开展了文明村镇创建活动。在行业，以窗口服务单位和执法执纪部门为重点，深入开展了“优质规范服务”和“评选文明执法者”活动。在民营企业，以“爱国、敬业、守法、诚信”为基本标准，开展了“文明企业”、“文明经营户”和“文明单位”评选活动。扎实深入的道德实践活动，提高了全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展现了苏家屯人良好道德风貌。

三是培养、树立和宣传了一批公民道德实践的先进典型。通过深入开展公民道德教育活动，全镇涌现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先进典型190多名。一年来，镇政府对这些先进典型进行了大力的宣传，通过这些先进典型的示范和带头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全镇学习、宣传和贯彻《纲要》活动的开展。

四是以诚信建设为切入点，大力推进文明行业创建活动。诚信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迫切需要，是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要在全社会进一步推行社会服务承诺制，行政执法公示制和生产经营信誉制，广泛开展“诚实立身、信誉兴业”活动，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突出问题，坚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完善行业管理，树立行业新风，培育行业精神，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促进创建文明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篇8

【关键词】民间社会规范 社区 社会秩序 构建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对世界和社会的看法，有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建立在文化价值观念基础上的道德规范、宗教规范、民间法和社会资本统称为民间社会规范，这些民间社会规范长期以来一直维持着传统社区的社会秩序。城市化进程中，社区由传统封闭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转变，虽然现代社会因素正在解构着传统社会因素，但是传统社会的制度和观念在社区治理过程当中仍然发挥着作用。①历史传承下来的这些民间社会规范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它们在社区城市化进程当中仍然在调整着社区的社会关系，构建着社区的社会秩序。

道德规范构建社区社会秩序

道德规范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之上，以善恶作为评价是非的标准，依靠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调整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原则和规范的总称。

道德规范构建社会秩序的特征。一是从价值观念上为人们提供判断事物对与错的标准或尺度，人们依此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正当或合理，受到赞成或反对，受到惩罚或奖励，是否会与他人发生矛盾、冲突或纠纷。

二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随着经济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变化，但变化的速度较慢，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在经济社会变革或转型时期，多种文化价值观念矛盾、冲突，没有形成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治理手段空缺的情况下，道德规范起到了调整经济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三是以义务为主体配置应然性的权利和义务，强调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和集体利益，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考虑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四是在人们长期生产生活中非建构性自发形成，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它不仅规范人们的外部行为，还引导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

道德规范构建社会秩序的功能。一是教育功能构建社会秩序。道德依靠赏罚、评价、舆论等方式，形成社会风尚和道德观念，塑造社会群体成员的道德知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这些道德品质。道德品质塑造的过程是一个培养有道德的人，使其成为道德纯洁、理想高尚的人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构建社会秩序的过程。

二是认识功能构建社会秩序。道德通过原则、习惯和规范，提倡或宣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且得到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为人们评价是非提供依据或标准，引导人们认识对国家、社会、家庭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而依照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正确处理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避免出现破坏社会秩序的越轨行为。

三是调节功能构建社会秩序。道德作为调整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对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调节功能，对社会生活秩序有改变或维护的作用。道德调节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社会调节，即社会以道德原则、道德规范为尺度来评价人们的道德行为，协调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另一种是自我调节，即个人以社会道德原则、道德规范为尺度来要求和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有道德调节的社会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有道德调节的个人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有道德的人生活在有秩序的社会中，很少与他人发生危害社会秩序的矛盾、冲突或纠纷。

宗教规范构建社区社会秩序

宗教是人们信仰、崇拜超人间与自然力量的社会意识行为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思想行为规范体系，它以神灵的威名，利用信仰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从内在思想和外在行为两个方面控制社会矛盾冲突，维持社会秩序。

宗教的组织规范功能构建社会秩序。宗教组织规范是用于维护僧侣和信众团体统一的行为规范和要求，主要包括宗教道德规范、团体生活规则和共同信仰要求。从宗教规范来看，其包含有社会公共道德的内容，有调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促进形成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从来看，其以超世的眼光看待世界，认为世俗社会都不完美，应超越世俗社会去改变人，而不要去改变世俗社会，这样的世界观使宗教采取与世俗社会相容与合作的态度，这种处世态度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宗教的心理调节功能构建社会秩序。能抚慰人们的心理，调节人们的精神、行为和生理到相对平衡状态，达到有益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程度。其心理调节功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宣扬宗教理论，坚定人们的内心信念，来调节人们的心理；另一方面是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活动，慰藉人们的精神痛苦和紧张情绪，来调节人们的心理。就第一方面来说，宗教宣扬超世论，将人的现实社会困难处境归结为是由神安排的，劝告人们要甘愿接受苦难，不要因为苦难而危害社会，这种主张转换了现实社会的价值观念，使生活痛苦的人们在虔诚信仰来世生活中创造出有权有力的意境，抑制了人们在苦难处境中的反抗精神。此际的宗教是人们苦难生活的一种解脱，转移了信仰者自身内部的某种能量，否则，这种能量会冲击破坏社会系统的生活秩序。②就第二方面来说，信仰者在宗教仪式活动中向神灵祈祷、忏悔，将内心的痛苦与烦恼宣泄出来，在此过程当中，他们平等交往、相互关心，感受着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与关爱，调节紧张不安的心情达到有益于自己和社会的适度状态。

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构建社会秩序。宗教用共同的信仰把人们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宗教共同体。为了加强宗教团体内部的团结，宗教为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价值目标，提供了非理性而有合理化的解释，通过宗教仪式和神启的方式来巩固这种价值目标，赋予其神圣的意义和高于个人价值目标的地位，成为宗教团体成员都能接受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以此为依据将零散无序的个人联结起来，整合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统一整体。因此，可以利用活动在城市社区各种宗教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凝聚多方力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出力。

民间法构建社区社会秩序

与国家制定法相对应，民间法是某一地域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划分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处理各类民间纠纷，具有强制性、权威性、规范性和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包括习惯、习俗、礼节、仪式、舆论、禁忌、乡规民约、家族法规、民族规约、行业规章等。③

民间法构建社会秩序的特点。民间法产生于特定民族地域社会，由于民族地域所处的自然、经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以及的差异，形成具有民族地域特点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模式，构成民间法的核心部分。从民间法的内容来看，其构建社会秩序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民间法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自愿选择产生的结果，不需要设置专门的机构强制实施，人们就能自觉遵守和服从，能以较低的司法投入成本获得较大的社会收益效果，且其覆盖的范围广泛，包括民事、经济、治安等案件或纠纷都在民间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其二，民间法与国家法一样都有强制性，但民间法具有外在强制与心理强制相结合的特点，而且更注重心理强制，它对违法者不总是实施经济处罚和人身处罚，而是经常实施开除群藉或与世隔绝的处罚，让违法者深刻体会到违法带来的心理痛苦，促使其改正违法行为。

民间法构建社会秩序的效力基础。民间法有自我约束效力、行为尺度效力、正义观念效力和内在强制效力。就自我约束效力来说，初民社会，人们被各种自然灾害和疾病所困扰，各种矛盾缠身无法解决，为了生存，希望借助自我约束来控制神秘力量，将其转化为“护已”、“利已”的武器，抵抗可能会遭到的惩罚，这是民间法最初的效力基础。就行为尺度效力来说，人们一生都浸润于各种各样的民间规则之中，这些日常生活规则逐渐潜入意识的深层，成为评价人们行为的标准，指引着人们行为的动机和方向；人们日常生活中，也理解、认同和尊重这些常识化了的习俗、惯例等民间规则，并据此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和他人交往与互动，维护着自然和谐的民间社会秩序。就正义效力来说，在传统和习惯依然根深蒂固的乡土社会，民间法融合法意与人心，符合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和伦理观念，代表着公平和正义，是基层社会秩序的有效安排。就内在强制效力来说，民间法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既有类似于国家法的外在强制性，又有国家法不具有的内在心理强制性。心理强制性表现为社会公意、舆论的压力和民情的制约，这使违法者陷入强大的舆论包围之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缺少归属感与安全感，成为放逐者，无法在群体中正常生产和生活。民间法的这种心理强制效力，有力地约束和规范人们向着符合民间社会秩序的方向行为。

民间法构建社会秩序的作用。民间法来源于特定地域人们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为这个地域的人们所选择、共享、传承和发扬，有集体认同感和一定的权威性，与社会日常生活更为接近，普通人民群众明确知道它的内容和指向，这使它比国家制定法有更强的秩序构建作用。民间法的秩序构建作用通过其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和强制作用来实现。就指引作用来说，民间法为人们提供行为模式，指引人们可以这样行为，必须这样行为，不得这样行为。就评价作用来说，民间法是判断、衡量和评价人们行为的标准或尺度，为人们指明正确的行为方向。就预测作用来说，人们可以依据民间法预知他人应当如何行为及行为的意义和后果，并以这种预知为依据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计划与安排。就教育作用来说，民间法，一方面贴近日常生活，深入人们的心理，教育人们遵守社会公共道德；另一方面寓理于法，鼓励合法行为，惩罚违法行为，对社会群体的行为有示范和警示作用。就强制作用来说，民间法不但以人身、物质制裁的手段外在规范人们的行为，还以民间权威、社会舆论的压力，通过心理、道德、精神、文化等内在约束人们的行为。

社会资本构建社区社会秩序

社会资本是指信任、规范和网络等社会组织的特性，这些特性能促进合作行为，提高社会的效能。④与“第一生产力”之称的科学技术相似，社会资本渗透到经济、社会、政治秩序的内在结构要素中，推动经济、社会、政治的有序运行和发展；但它最重要的影响力不在经济层面上，而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⑤

信任社会资本构建社会秩序的作用。信任是人们对其他人能做出符合制度规范行为的预期。⑥“信任像剂一样，有了信任，群体组织运作得更有效。”⑦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源，能增进社会团结，提高人类群体的凝聚力。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可以内化到社会组织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中，引导和规范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符合公共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减少危害社会秩序的风险行为。信任在现代社会已经超出了个人修养的范畴，社会作用更为广泛。对于群体组织来说，信任维持着社会规范要求的正常社会交往行为，抑制群体利已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行为和违反规范的行为，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没有恐惧感、摩擦和冲突，有利于群体组织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对于社会来说，信任是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以信任为基础从事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人们大多会选择合作而非对抗，矛盾、冲突较少出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

规范社会资本构建社会秩序的作用。社会资本构成要素的规范，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各种行为规则。这些“规范为人们所遵守，他们将获益；如果人们违背规范，他们将受到伤害”⑧。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需要全体社会成员遵守社会规范。规范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信任和互惠为核心为遵守国家法律规定提供伦理基础；通过促进合作与互动，有效调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降低了人们之间的交往成本；在正式管理制度缺乏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填补管理手段的空白，约束人们的行为，促进人们相互沟通、理解和协同，将各种社会力量黏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

网络社会资本构建社会秩序的作用。公民参与网络是支撑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社会力量，是社会团体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相互联结的组织形式，其有助于促使形成其他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可以使政府、社会、市场、公民相互之间建立起平等的合作关系。在公共事务管理网络中积累信任资本，能为社会主体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创造条件；在人们相互信任和互惠的交往网络中培育规范资本，能填补规范的不足与空缺，协调群体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解决集体行动中存在的各种困难问题。⑨无论是以垂直为主的关系网络，还是以横向为主的关系网络，都能构建社会秩序。垂直关系网络将不平等的社会主体联结到不对称的等级依附关系中，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管理公共事务，提高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促进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政治参与使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与社会公众对话、协商与沟通，了解公众的需求，尊重公众的意愿，采取社会治理措施，在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达到和谐治理社会的目的。横向关系网络把相同地位的社会主体联系在一起，是跨地域、跨组织、跨人群的网络，这种网络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中容易出现的“搭便车”、“坐享其成”等困境，能有效地增强社会合作，把社会矛盾、社会分歧和社会冲突消解于社会组织内部之中。⑩

（作者分别为南昌理工学院城市化与法律治理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南昌理工学院教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法律纠纷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FX070）

【注释】

①范愉：“社会转型中的人民调解制度―以上海长宁区人民调解组织改革的经验为视点”，《中国司法》，2004年第10期。

②[美]塞雷纳・南达：《文化人类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83页。

③于语和：《民间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④R.D.Putnam， R.Leonardi， R.Nae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67.

⑤⑦[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368页，第125页。

⑥董才生，张宝祥：“引发社会危机倾向的制度分析”，《长白学刊》，2004年第2期。

⑧[美]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84页。

⑨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8～159页。

⑩黄展涛：“浅析社会资本与政治稳定”，《人文杂志》，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