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F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009（2015）22-0084-01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争取早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新民主义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顺利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也就从这里开始同时也从这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先后经历了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时期以及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成熟的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这“三大时期”，始终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始终，始终是指引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萌芽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离不开新中国对“五大经济成分”的改造。在这“五大经济成分”中，由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比重很大，公有制经济成分比重较小，为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扩大公有制经济成分，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消灭资本主义，需要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就从这里发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后，为了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从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始终是社会主义建立后的两大主题。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按劳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大特征，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以及教条的理解社会主义，导致在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急于求成和冒进的现象。为了追求绝对公平，搞平均主义政策。平均主义政策不仅没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反而有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平均主义政策就是一种扭曲的公平，平均主义只能导致普遍贫穷，但是普遍贫穷并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时期

经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经受住了挫折与考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既定的经验可以遵循，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模仿。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挫折，为后来邓小平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同样，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是邓小平面临的难题。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的提出，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渴望找到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道路。由于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要在政府主导下的建设，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没能很好的发挥出来，更甚者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市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给市场贴上制度的标签。社会主义就是一切以计划为主，基本上所有的生产都需要国家统筹布置安排，这既影响了效率也丧失了人们的积极性。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也就是为了打破原有教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策，尤其是对平均主义政策的否定。另一方面党和国家有强烈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心。社会主义有没有市场，资本主义有没有计划，这些都需要经过改革开放，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建设的经验得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计划和市场只是调节资源配置的手段，不带有制度属性。从此，人们摘掉了对于市场的“有色眼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步入了快车道。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逐步成熟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得到有效的缓解。但是与之相对应的精神文明建设却没能很好的跟进，人们一度出现了迷茫，甚至于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是什么？特色是什么？如果处理不好肯定会让人们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为了解答人们的迷惑，解放人们的思想，审时度势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高度凝练以及精简概括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区别，指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最鲜明也是最全面的“中国特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还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发达阶段，严格意义上说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发展是硬道理”，为了做大社会主义的蛋糕，为了做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区别，也是“中国特色”的内涵与实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是为了实现和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资本主义社会是由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贫穷与资产阶级的绝对富裕是典型的矛盾，也同时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最大的矛盾。作者简介：刘文珍（1987-），男，山西临县人，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参考文献：

[1]王梦奎等.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胡鞍钢著.中国:新发展观[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2篇

首先，西方经济学是以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对象，把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当作一种先验的存在，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如何运行。它并不研究市场经济本身的制度性安排，而是把它当作研究的公理式前提。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现成的，而是正在建立和完善过程中。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阐述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究竟是什么，从而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目标模式。在这方面，西方经济学其实无能为力。

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研究还隐含着另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西方经济学所阐述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市场经济制度一般，而是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一般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理论当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论，那实际上就是把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当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虚置、否定。必须指出，随着西方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样的苗头已经显示出来。

因此，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基本的理论工具。长期以来，流行于经济理论界的基本方法论是兼容论，即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兼容为前提，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兼容论有它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弄清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待于转变。兼容论作为一种过渡时期的方法论，与这种情形相适应，得出的结论也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从理论思维方面看，要从整体上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先研究其中的个体和细节。要把它们从与整体的历史的自然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原因和结果等方面逐个地加以研究。这正是兼容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兼容论终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它的基本思想是把市场机制看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外生因素，在此前提下考察社会主义公有制如何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这一方法论存在三个基本问题：第一，它把整个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人为地划分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两个板块，割裂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二，它在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具体方式方面没有提供客观根据，因而理论界涌现出众多的解释理论和设计方案，理论纷争极大，被形象地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第三，它把市场经济看做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列的经济形态，从而产生了市场经济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正因为如此，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兼容论的历史局限性就显示出来，并逐渐失去了对改革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

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唯一适用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方法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因此，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客观的有机整体，它的运行、变化和发展就有一定的客观规律性。这就决定了研究的方法论只能是唯物主义的历史的整体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地、批判地继承和发展的黑格尔辩证法。

黑格尔辩证法就是关于整体的方法论。但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唯心的。因此，必须把它颠倒过来。合理的辩证法应该包含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即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是科学的研究过程，即在充分地占有研究材料的前提下，分析各个具体的经济范畴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从而发现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是科学的理论综合过程，即在前一过程的基础上，从抽象的规定出发，在逻辑推演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但这时的具体已经不是一个浑沌的表象，而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后，作为研究对象的整体就如同一个先验的结构展示在我们面前，而这就是思维掌握整体世界的特有的方式。

这样一种方法其实也就是历史的方法，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那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就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经济形态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关联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并作为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研究这个整体运行、变化和发展的规律，逻辑地把握和在思维中再现这个整体，就是理论工作者的任务。

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我们就不能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割裂开来，不能把它们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东西，不能认为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外在的结合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有机整体的两种内在规定性。在这个有机体内部，并没有一个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的抽象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没有一个独立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外的抽象的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解要以市场经济为前提，因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内含着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同样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因而市场经济内含着社会主义公有制。两者相互决定、互为前提，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每个环节、每个范畴上都表现出来。

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要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出发。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起点，因而也必须是思想和理论的起点。这并不是说存在着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说我们必须从现实中抽象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最基本的规定性，把它们作为研究的既与前提与起点，并从这些抽象的前提出发，逻辑地发展出市场经济关系，而这些抽象的前提也就在逻辑的进程中获得更具体丰富的规定性。按照这样一种方法，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规定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要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出发来理解多种所有制。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要支配其他一切生产关系，决定其他一切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它是一种“普照的光”，其他一切色彩都要隐没其中。因此，我们就不能从多种所有制的本来意义而必须从公有制出发来理解多种所有制，把握多种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属性，确定多种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和基本特征。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

一、前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经济理论的探索进程又拉开了全新的篇章。自那以来，基于我国自身国情的市场经济理论的雏形初现，并最终完善为一套适应时展的体系。而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它与传统理论中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东西”产生了明显的背离，并形成自身的理论。总体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可谓历经一番寒彻骨，终得梅花扑鼻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而向上发展，并从最初的探索阶段进展为后期的确立完善阶段，使得这一理论从本质上有了新的高度。

二、探索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起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伟大的历史性的转折，一方面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另一方面强调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以此为开端积极探索经济建设规律，使市场因素更多地渗入到经济体制中。在领导集体中，陈云和李先念对市场和计划的关系认识较早，并且对于计划和市场的看法较为一致，他们都认为以往的计划经济对各方面要求得太严，要正确认识和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他们对于市场和计划的兼容态度引领了对计划和市场探索的新思路。1979年11月，邓小平在回答我国经济政策的改革等问题时表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论断，有重大进步意义，突破了把市场排斥在外的传统认AX。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原则。而这个原则直接有助于市场自身调节功能的发挥，使其从原先被计划经济体制局限的牢笼里挣脱出来。而就当时来看，国内学者对我国特有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抱有乐观向上的态度。学者刘国光、赵人伟认为，可以结合市场与计划这两者协同作用，使得资源配置体现最大的效用。总之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进展，离不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虽然计划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观念相比仍算是取得了巨大进步。

三、探索深化阶段

这一阶段起始于十二届三中全会，至南巡讲话前。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从历史角度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史上第一次涉及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经济理论的深化。在1987年的十三大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0年十三届七中全会上，明确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要依靠计划和市场两者相结合的思想观点。在那一时期，著名学者于光远从多个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发展初期计划和市场的相结合的必然，而随商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基于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在逐步走向成熟。

四、最终确立阶段

这一阶段是从南巡讲话到十六大召开前。在上世纪90年代后，这一中国特色理论终于提升到了新的发展高度。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讲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开创性论述彻底解除了将计划和市场看作是区分社会基本制度要素的思想束缚，彻底摆脱了凡事都得先考虑一下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思维定势，为我国市场经济理论的最终确立起到根本的稳固作用。十四大又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规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而后，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做了进一步勾画。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上，提出了“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而国内专家学者对这一阶段中的理论内涵做了深入的剖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其中，学者张卓元表示，我国市场要熟练地运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先进的手段方针，促进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到了上世纪末，基于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终得以确立。

五、完善和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是从十六大开始至今。2002年，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指出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次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2007年十七大召开提出“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进一步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创新性地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是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这一转变，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中的新突破。学者张卓元指出，起决定性作用是对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深化改革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展开。这一阶段，在进一步深化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六、结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前，对其探索进程进行梳理，从个人角度讲，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其演变过程，以便进行深入研究；从社会角度看，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需要总结以往的经验，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深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继续扩大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推动我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杨干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4篇

卓炯，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1908-1987)。2008年1月是卓炯诞辰100周年。为纪念卓炯在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和可贵的探索精神，2007年12月18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科联主办，广东经济学会、广东省委党校承办的“岭南学术论坛”2007年第10期――“缅怀卓炯，畅谈改革――广东经济学人纪念卓炯诞辰100周年”研讨会在广东省委党校学术交流中心举办。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李恒瑞、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丁晋清和来自省内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共3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王利文同志主持。

李恒瑞教授在讲话中指出，举办这期以“缅怀卓炯，畅谈改革”为主题的论坛，目的除了回顾卓老在学术上的成就，学习卓老长期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勇于探索真理的良好学风之外，还在于要深入贯彻学习十七大精神，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他相信这次讨论会对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对于深化改革开放的研究，对于进一步发扬光大卓炯的经济思想，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丁晋清在讲话中指出。卓老给我们最深的启发就是敢于解放思想。作为理论工作者，就是要学习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就是要学习卓炯先生敢于创新、敢于解放思想的这种学术风格。

论坛气氛热烈，与会专家学者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来源与卓炯的经济理论探索求真结合起来，围绕卓炯的学术思想、学品、人品以及对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启示，进行了充分和深入的探讨。现将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如下。

一、卓炯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问题的探索轨迹

卓炯一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他大胆突破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框，逐步形成了带有他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

黄德鸿(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文章从回顾上世纪40年代在中山大学读书与卓老的师生关系说起。当时卓老任教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讲授社会学与社会事业两门课程，他讲课观点新颖，学问渊博，诲人不倦，深受同学们欢迎。后来从事社会保险研究与教学，深得他的启迪，印象极其深刻。40年代王亚南先生也在中山大学任教，对卓炯器重有加，卓老由此而从社会学研究转向《资本论》研究，也就有了他后来在经济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郎静心、李鸿生(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卓炯专项基金研究员)考证说，1931年卓炯考进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读书，毕业后又考进广东学海书院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期间，适逢抗日战争爆发，卓炯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吸收进党的组织――“广东民族抗日先锋队”。1941年卓炯到中山大学任教，先后被聘为讲师、副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根据组织的指示，负责联系和关心进步教授王亚南、陶大镛等，并和他们一起钻研《资本论》，倾心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研究。全国解放后，他更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坚持不懈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突破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框框，逐步形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观点。

曾牧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研究员)指出，卓老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逝世整整30年。为建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承受了巨大的风险，战胜了种种困难和阻力，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其研究历程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60年代初。提出“社会分工说”，这是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体系赖以建立、形成的理论基石；(2)70年代末、80年代初，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充实；(3)之后卓炯运用他的理论来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方向、内容，并借鉴《资本论》的体系，试图改造现行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体系，建立以商品经济学为特色的新体系。

周治平(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则将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演进分成几个阶段：上世纪60年代初卓炯提出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明确提出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思想。并直接使用市场经济概念，其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才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卓炯的思想是超前的，但卓老却谦虚地称自己的观点“被理解”了，或说“跟上时代了”，凸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本色。同时卓老在许多论文中积极倡导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卓炯一以贯之的经济理论可以称得上是“卓炯革命”，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与中国北方的孙冶方、波兰的奥斯・卡兰格、捷克的奥塔・希克等改革派经济学家齐名，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经济理论研究所能达到的高度。应当认为，卓老商品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从方法、体系到范畴、概念都吸取和借鉴了《资本论》的精髓，又特别注重联系社会主义中国的实际，艰苦探索，完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著作《(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给我们留下丰富、厚重的经济理论遗产。

张井(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认为，卓炯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他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第一人，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第一人。早在1961年初，他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其核心论点是，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存在社会分工的社会必须实行商品经济体制。1961年中，卓炯又提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然后系统地论述了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卓老比其他经济学家和经济改革决策领导者更早提出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框架，他当之无愧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

二、卓炯理论特点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

黄德鸿教授从五个方面概括了卓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内容和特点。(1)1961年卓老在全国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观点。他说：“现在的事实很明显，在公有制度下，不论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也好，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也好，只要有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交换过程，就要成为商品。”这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突破。经过20多年的深入研究，终于完成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商品经济理论体系，得出了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相同的结论。社会公认：卓老是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一位先驱。1992年初，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在考查珠江三角洲经济时强调，“珠江三角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所以发展很快， 的社会性质和特点，这就是我的中心思想。”(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三是长期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勇于探索真理的良好学风。他最喜欢马克思1872年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写下的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四、卓炯理论的实践检验与启示

左连村教授强调，卓老运用经济范畴二重性的观点分析剩余价值的理论思路对认识当前的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有重大意义。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导出市场经济范畴的二重性特征，即市场经济一般和市场经济特殊。市场经济一般是在一切扩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都适用的，属于一般劳动过程范畴。是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市场经济特殊是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与不同的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属于社会经济形式范畴，是直接表现所有关系的生产关系。对市场经济的二重性思想，邓小平在1992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阐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里邓小平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把它理解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这是遵循了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上讲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一般作为直接表现生产力的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在一切扩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都是存在的，其运作遵循着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一旦市场经济与不同的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市场经济就具有不同的特殊性，即市场经济特殊。可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本质与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同的，这是市场经济特殊性的最根本的表现。

杨永华教授认为，从经济理论来说，卓炯有关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理论与改革思路是能够成立的，但是其中隐含着的理论问题相当复杂。复杂中暴露出许多难点。这些难点包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私营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个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等，都需要根据改革实践进行充实和丰富。比如，作为改革目标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存在政府为市场主体还是以个人为市场主体的不同看法，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有观点主张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应该以企业为市场主体。也有人认为，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应以个人为主体。其实，企业就是一组人组成的一个经济团体。如果没有个人的活力，就不可能有企业活力。即使主张企业为市场主体，也回避不了个人的活力问题。否定了个人，也就是否定了企业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市场经济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李金亮(暨南大学教授)指出，卓老在数十年前所倡言的“商品万岁论”，已经成为大学课堂上的ABC。时下的后生之辈甚至还可以指出先生此论的不足。例如。卓老只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去解释商品的成因。却未能从更为重要的“产权分立”的角度去辨析商品之所以成为商品。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阙如，显然是一种理论上的不够彻底。然而，卓老高论中的这种“不足”，较之于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难能可贵的理论勇气，实在瑕不掩瑜，难于求全责备。因此，我们今天纪念和怀念卓老，并不完全是纪念和怀念他数十年前所发表的那个文本。而主要是纪念和怀念他发表这个文本时的那种独立思考、勇于探索、服膺学理和不轻言放弃的学术道德和学术操守。卓老为我们广东的经济学人树立了一个具有相当历史高度的榜样。虽然我们时下所处的环境和所面临的问题，跟卓老数十年前所处的环境和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大不相同，但是，在探索问题和追求学理方面，卓老的精神并没有过时。我们在纪念和怀念卓炯先生的时候，仍然要继承他为我们垂范的独立思考、勇于探索、不做“犬儒”、不当“风派”的学术勇气和学术操守，更要将这种精神和这种风范发扬光大，激励自己在永无止境的学术研究中有所作为和有所贡献。

郑英隆(广东商学院研究员)指出，卓炯经济理论的最大特色是其商品经济的社会劳动分工决定论，专论生产力的著述甚少，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却贯穿他整个商品经济思想体系始终。卓老关于生产力的思想光点，主要发生在生产力的组合发展观上，而他的生产力组合发展思想又是以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分析为前提的。他运用层次分析法使影响生产力的诸多因素系统化，形成他的生产力因素层次结构。他给予我们今天最大的理论启示是：当今中国必须深入研究生产力组合发展趋势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组合发展方式。

黄灼明(广东省委党校教授)深有体会地指出，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思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关键是在“理论基石”和“理论核心”，即在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方面进行创新。卓炯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传统的狭义理解中解放出来，创新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与“核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劳动的新变化，劳动价值理论有了新的实践土壤，为它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基础。新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创新概括起来，实质上就是从狭义走向广义。首先，当代劳动价值理论的应用范围突破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界限；第二，随着劳动内涵和外延的新变化，创造商品价值的社会“总体劳动”大大扩展了，而知识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居于主导的地位；第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视野超越了国界，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成为决定商品价值的基本尺度。在纪念卓老诞辰100周年之际。最重要的就是要继承他大无畏的理论创新精神，把开拓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新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文武汉(广东省价格协会副会长)指出，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广东的价格改革做出了卓越贡献。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充满经济色彩的生产价格论战当中，卓炯就毫无顾忌地站出来，提出了两个价格论。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卓炯在广东价格协会召开的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发展价格改革开放的论坛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关键就是要搞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而要发展商品经济首先碰到的拦路虎就是不合理的价格问题，所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要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要大力破除国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刚化的价格体制，才能逐步理顺价格体系，才能够促进商 品经济的发展。他的这一个观点为广东价格改革做出了最重大的贡献。卓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对我国特别是广东的改革开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此外，华南理工大学的朱慧强教授还就卓炯的经济思想对广东外贸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五、卓炯的学术风范

与会的专家学者纷纷指出，卓炯在理论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他高尚的学术风范是分不开的。黄家驹(华南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指出，纪念卓老，最主要的就是要很好地学习卓老的严于律己、宽裕待人、宽宏大量的精神；应该很好地学习卓老大公无私、不求名、不求利的精神。卓老的理论品格和思想品德应该成为我们所有干部和学者学习的榜样。翟锦云(广东省统计局原局长)在发言中也指出，要学习卓炯专心学术的研究风范、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风范和继续开拓创新的研究风范。学习他独立思考、勇于探索、不轻言放弃的学术道德和学术操守。

李江帆(中山大学教授)在《卓老与我的第三产业研究》中动情地说，卓炯辞世虽已20年有余，而每当回想起卓老生前的热诚关怀和扶掖，对我第三产业研究(李江帆专著《第三产业经济学》于1991年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的坚定支持，一幕幕消逝的往事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那样，历历在目，浮现在脑际。卓老最优秀的品质在于他坚持追求真理。我们要学习他坚持真理绝不跟风的坚定品质。

马恩成(广东省农业厅高级经济师)在发言中强调，出大师的条件是必须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卓炯就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的榜样。他认为只要有社会分工，就会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社会有分工，就必然会出现商品经济。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取代僵化的计划经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多次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曾一度被迫自杀，幸经抢救才活了下来。但他一直不屈不挠，坚持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事实证明，真理在他的手中，而不在那些见风使舵、动辄对别人上纲上线的人手中。我国当前思想分歧不少，需要弄清的观念还很多，只有分清是非才能坚持改革开放。而只有发扬“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才能分清是非、探求真理。因此今天仍可看到卓炯风格之可贵，仍然需要大力发扬卓炯同志的独立思考的精神。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5篇

一、人文理想与自然规律的碰撞

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同时，马克思还富有深情地讲到：“我的见解，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⑷事实确实如此，这一凝聚他多年心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基本原理是普遍的，科学理论是理性的，客观规律是冷酷的，然而人类社会实践则永远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和特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提出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构想，是基于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以及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机器工业的大发展、生产力水平的大提高这样一种现实而言的。针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贫富两极分化、无产者与有产者的阶级对立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等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广泛深入地调查和研究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必将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代替，他们还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所存在的无政府状态的理想方法应当是，“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然而，人类社会实践远远不如理论构想来的那么简单。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首先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而是在作为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经济落后的俄国首先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在几个国家同时建立，并且都是在生产力不发达、君主集权残余相对较多的国家建立起来的。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完全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情况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需要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探索。尽管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结合各自国情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完全一样，然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普遍急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绝对对立起来。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不可分离的必然属性，反过来把市场经济当成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虽然在工业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出现较为严重的失衡，再加上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使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付出了沉重代价。惨痛教训使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深刻认识到，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反制作用。从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建设实践过程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显然不适合于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从反面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真理性。同时，早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者也始终没有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本国具体建设情况有机结合起来，他们以其教条式的理解来指导各自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一系列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过公有制计划？经济究竟好不好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才能够作出科学的评价。

二、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难以跨越资本主义

＂卡夫丁峡谷”？从人类生产关系发展史看，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着严重问题，它会造成人对人的剥削；立足于追求最大利益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也不理想，它会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或经济萎缩。因此，无论从理性的逻辑推理来看，还是从公平、正义的人道主义人文追求来看，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就应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以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灾难。能不能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建立起没有剥削的公有制经济，马克思晚年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在科学论证基础上给出了严谨的结论。1881年2月，俄国民粹主义者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请教能否在俄国当时存在的农村公社基础上，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绕过经济剥削，直接建立公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在1881年2月至3月进行了细致的思考，几易其稿才给查苏利奇回信。在其中第一稿和第三稿中，马克思都提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t4，—6＂4671这一构想。即不经过资本主义那种人剥削人的、令人羞辱的生产阶段，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回信中，马克思并没有提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而是强调“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个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关于这种“正常条件”，1882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作了一定的说明：“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做法是极其慎重的，认为如果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互相补充，就不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俄国革命并没有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形成相互补充，但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1918年夏，英、法、德、日、美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勾结俄国国内反动势力，妄图通过铁血手段把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他们很快就占领了俄国75％的国土，切断了苏维埃共和国与产粮区的联系，使工厂停工、交通瘫痪、工人挨饿、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在这危急关头，以列宁为首的国防委员会，果断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在战争环境中取得了巨大成功。1921年春，卫国战争结束后，苏维埃政权继续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受到抵制，使俄国出现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有的地方还发生了暴动。这一危机表明，战时共产主义己经不适合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为此，列宁于1921年3月提出＂改行新经济政策，退回到釆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经营方式和经营方法”m。1921年10月，列宁又进一步指出：“新经济政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可见，列宁已认识到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直接跨越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列宁英年早逝，对私有制要保留多长时间、什么情况下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等问题，并没来得及作进一步的探索。但是，从“改行”＂退回”“恢复”等字眼可以看出，列宁已察觉到，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外，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继而，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全面采取公有制计划经济，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对包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也由此开始僵化，市场经济与计划济对立起来，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种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大搞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做法，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埋下了祸根。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他们认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应当保留一定的私有制经济成分，而不能急于实行公有计划经济。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1949年4月至5月间，刘少奇在天津调研时谈到：“剥削是事实存在，但剥削好不好？……我说既有罪也有功。”“资本主义剥削在一定条件下有它的进步性，不一定是反动而是进步。”为了鼓励当时的资本家开工生产，他还说：“今天扩大剥削范围于人民有功。”…薄一波在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对他的讲话总的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1949年7月，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愿意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束缚来建设中国的企业，所以他们还有进步性和建设性。”在此次会议上也指出：“在现阶段自觉地忍受资本家之一定限度以内的剥削，就是以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服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1950年4月，在谈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问题时指出：‘‘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1，211950年6月，陈云在谈到经济形势时指出：“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在一个时期内，民族资本家发展工业，向工业投资，是带进步性的，是对国家和入民都有利的。”1950年12月，邓小平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可见，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认为，保留私有制经济成只是权益之计，而在后期的实践中，也是把市场经济作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在建国初期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后期受极左思想和国际形势的影响，我国急于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大搞公有制计划经济，对国家建设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实践证明，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完全绕过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人对人的剥削，直接建立和发展纯而又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是一种美好但不现实的理想，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来进行经济建设，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没有条件地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不现实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用一种理想化的、脱离实际的、纯理性的理论，来指导社会实践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不顾实际，硬把生产力的发展往一个提前设定好的生产关系的套子里装，也是注定不能够成功的。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继续进行不懈地思考与探索。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科学论断，是党和全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的结果。同时，这一科学论断也为我们党确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总的依据。然而，要不要发展市场经济，始终困扰着人们的思想，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很难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和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79年11月，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1985年丨0月，邓小平再次重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1987年2月，他进一步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无非是某种手段和方法，只要它们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好处，完全可以都拿过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搞市场经济并不是搞资本主义，建立市场经济也是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对列宁主义、思想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理论指导。经过坚持不懈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总结，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多年来，这一目标始终在激励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面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持续地向前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重大理论突破的意义会越来越凸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包括发展公有制经济，也包括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中国共产程》和党的十报告都对此作出明确说明。在《中国共产程》中，肯定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党就必须“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古老的中华大地迸发了无限的活力。《中国共产程》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的经济建设才是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建设，是被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证明了的正确的经济建设。换句话说，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当然，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活动中还存在着剥削现象，这是中国现阶段必须忍受的经济成分。市场经济并不完美，它所存在的经济建设中的无政府状态，需要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加以抑制，这也正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必须面对的挑战。同时，还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指出：“要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所谓“不超越阶段”，首先是不能够超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出台政策规定，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结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初步展现在世人面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这一优越性还将进一步获得更加全面的体现。“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运动的未来，就是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首先实现共同富裕的近期目标，最终迈向一个人们所憧憬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6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渊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历史。

（一）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设想作为惟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机制和规律。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影响。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在理论体系上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论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注：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日）。）

在改革开放以前，关于商品流通与市场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党的前后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总结“”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虽然当时学术界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但由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学术界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注：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注：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3）内部周转说。 有学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注：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注：雍文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注：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发展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薛暮桥也认为，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内容正在逐步消失。”（注：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年第10期。）

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重要代表。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至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注：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页。）在此期间， 他已建 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注：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9～41页。）。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注：《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注：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18～419页。）

在高层决策圈内，历史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以来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对传统理论的认识，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80年代前半期为第一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趋于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统治地位，经济理论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这一阶段的大讨论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是两个不同的命题。（注：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光明日报》1981年12月26日。）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注：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光明日报》1982年7月18日。）。（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注：张仁德：《现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方法论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注：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从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宣告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学术界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注：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日）。）

理论上的突破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流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理论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发展，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注：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 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是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的，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注：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年、1985年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指出，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自然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研究成果，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注：《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董辅réng＠①在为高涤陈等著的《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今我们应当比马克思对工业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注：《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柳随年提出：“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 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注：《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注：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注：《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在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注：参见会议综述，《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流通决定论”也没有什么错误（注：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注：《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注：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注：《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贾履让等指出， 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刘国光提出，目前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 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注：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近年来建立物流产业已被列入日程。（注：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传统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

（三）流通在经济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 2期。）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古典学派却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他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发展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工业的建立。因此，吴承明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

三、资料整理的进展（注：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现代经济史中的商品、市场问题的研究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一批历史档案资料被陆续整理出版。其中主要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至1952年共12卷；1953至1957年共9卷； 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资料为首次公开发表。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对研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年）；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年），《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问题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年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年），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价格方面的研究著述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年），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年），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农村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年）。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研究进一步拓展深入。

四、若干专题研究进展情况

（一）关于新中国商品流通的体制演变（注：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在关于新中国商业史的著作中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新中国初期商业体制的建立及其逐渐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的过程。一般认为，改革前新中国的商品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商业模式，在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流通体制的特点是包括国营和集体两种形式的单一公有制，商业机构按照行政系统层层设置，将市场人为按部门、地区分割，价格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经营按一、二、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固定的纵向进销渠道，按计划层层分配调拨，财政“统收统支”等。这种流通体制既影响商业工作效率，也违反商品流通的客观规律。

近两年有人考察了我国20世纪后半叶商品流通体制演变历程。李家祥等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背景变化角度将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分为四个阶段：1949至1977年为旧流通体制形成中的探索阶段；1978至1984年为新流通体制的产生阶段；1984年末至1991年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1992年至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注：《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与启示》，《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关于对改革前商品流通体制的评价问题，以往多是在承认其缺点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一定肯定。肯定意见从建国初期以致后来的物资匮乏角度，认为这种计划供应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保证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充实，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

近年来对改革前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基本评价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对以往较为模糊或涉及不深的一些问题开始提出了不同看法。关于1956年完成对私营商业改造以后的单一公有制问题，万典武认为，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是错误的开始，违背了历史的阶段性和经济规律。他认为，说“一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状况最 好的时期之一是正确的，但全面评价“一五”时期商业政策的历史功过，应同时说两句话：这是中国商业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些“左”的重大政策的开端。（注：《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

国有商业的地位作用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新中国国营商业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保证商品供应方面的作用，学术界一般持肯定的评价。谢洁萍考察了1953至1997年间国有商业的效益问题，以1980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为标志，把它分为两个阶段：1953至1979年，国有商业企业市场占有率达97％以上，纯销售增长，劳动效率提高，流通费用下降，但利润率呈下降趋势；1980至1997年，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利润率大幅下降，亏损增加，国有商业企业总体效益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问题（注：《关于国有商业45年经济效益的基本评价》，《经济与管理研究》1998年第3期。）。 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理论界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关于是否坚持“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直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商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商品流通体制的总体改革也正在深化。（注：参见《国有商业深化改革的途径研讨会观点综述》（《商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1998年中国商业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羊城杯”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研讨会观点综述》（《财金贸易》1999年第7期）。）

（二）关于市场与市场化问题

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问题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的是研究一个阶段的市场状况问题，有的则贯穿至今。研究主要考察了市场与市场管理的变化过程。龚建文针对90年代初的市场疲软问题，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后出现的市场疲软及其解决措施（注：《1950年市场疲软的历史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陈廷煊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物资交流、物价政策与市场管理等情况（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品市场与物价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董志凯的《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认为，“一五”时期国家既有抑制市场作用的方面，也有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物资供求，稳定物价的方面，那种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的社会的认识是对历史的误解（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赵学军考察了建国初期的金融市场，他的《建国初期的投资公司初探》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建国初期投资公司的兴办过程、经营情况、停办原因，总结了历史经验（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对于50年代市场衰落的趋势，赵凌云认为1949至1956年间是市场因素消亡、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他提出市场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注：《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武力的《论50 年代市场式微的原因和后果》一文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认为50年代由计划与市场并重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其说是推行苏联理论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其后果是快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高积累下社会基本稳定，但经济运行成本增加（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市场中介组织是沟通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是测度市场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商会与商人团体是时下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现代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初步的研究有：徐建青对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与城乡交流进行了研究（注：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董志凯对1978 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注：董志凯：《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现代经济史中的位置也会显著起来。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问题（注：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在农产品流通问题中以粮食流通体制的讨论最为集中，所论涉及粮食购销政策、粮食流通、粮食市场等方面。一些研究从实证分析出发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决策建议。崔晓黎对以往的看法提出质疑：不同意那种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是为工业化初期积累资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认为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不存在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决策意图，在1953至1984年间从农业积累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农村，真正从农业积累并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注：《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7年第4期。）。郑有贵等深入研究了1949年以来南北两个区域粮食流向流量的变化，分析了从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演变的阶段划分、历史成因、转变特点和启示、粮食流通政策的演变与绩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粮食区域间流动对策建议（注：《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

（四）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问题

近年来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是研究热点问题，其中关于新中国物价史的研究也论著众多。其中对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的研究讨论时间最长。近年的争论涉及剪刀差概念、问题的由来、剪刀差的变动趋势、剪刀差政策的后果、剪刀差的消灭等问题。

关于剪刀差概念，历来有比价剪刀差、比值剪刀差、价格与价值背离形成剪刀差的几种认识，这一争论一直在延续。至于剪刀差形成的原因，一种看法认为，剪刀差的形成是人为的，是长期主观失误的结果，剪刀差不是促进工业化的最合乎理性的手段（注：胡逢祥：《剪刀差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农村经济》1991年第5期。）。 持相同看法的还认为，剪刀差源于“超额税”，是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强制压低或抬高工农产品价格而产生的，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我国的剪刀差问题存在于1953至1985年期间，解放前及1949至1952年间不存在剪刀差问题（注：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误区》，《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另一种看法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剪刀差总是一个价格现象，不能脱离工农产品价格水平及其比价关系去认识剪刀差，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剪刀差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陪葬品（注：张西营等：《新时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关于我国1949年以后的剪刀差及其变动趋势问题。李子超等认为，新中国的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历史上的三大差别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适当保留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是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逐步解决；从比价关系看，“一五”时期剪刀差是在缩小（前述《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关于新中国剪刀差的变动趋势，李炳坤从价格价值关系方面分析1952至1977年的剪刀差变动情况，认为从这一时期价格变动关系看剪刀差是缩小了，从价值变动关系看则扩大了，剪刀差扩大的结果是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不利影响（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农业出版社，1981年。）。严瑞珍等从剪刀差的概念及形成、计算方法、1952至1986年间的动态变化、国外发达国家剪刀差的变动情况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剪刀差问题的对策；该研究认为剪刀差现象存在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一定阶段，从历史上看，是在大工业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 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渐趋于消灭；1952至1985年间，1979年以前从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比值指数看，剪刀差是在逐年扩大（其中“一五”时期仅是比价剪刀差缩小，比值剪刀差 实际扩大），1979年以后在逐步缩小；从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上看，剪刀差政策直接损害农业，间接损害工业，不是上策（前述《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刘素阁研究了1949至1956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认为这一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总的缩小趋势，其存在是为了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其结果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注：《过渡时期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与历史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前述《中国物价50年》一书认为，新中国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实际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一五”时期显著改善，以后到1978年前又多有反复，1978以后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到1998年，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接近市场水平，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提高大大低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有很大缩小（注：有关研究还有梁无瑕《评新剪刀差论》（《财政研究》1982年第3期）；黄道霞：《论剪刀差》（《中州学刊》1988年第5期）。）。看来，由于对剪刀差概念本身的不同认识， 导致在剪刀差变动趋势认识上的差异。武力在综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剪刀差”是统制或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比在短期内的扩大是正常的，不必人为地改变它。建国以来工农产品价格比的波动，如果说有剪刀差的存在，也是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此外，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而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和发展非农产业。（注：武力：《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辨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和市场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但是跨阶段的研究、系统深入的研究有些刚刚起步，有些还在酝酿之中。总的来说，研究还有待于深入。中国50年的经济发展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历程，贯穿始终的是实践摸索与理论探索相辅相成，是螺旋式上升的进程。尽管我[！]国学习和借鉴了苏联的理论和经济模式，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和采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计划与市场并存到计划经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探索和尝试过程将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立足于对中国经济史的科学研究。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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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比较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3-0037-02

市场社会主义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兰格模式的形成为标志。它自诞生以来，在两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压制下，一直在夹缝中生存。一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市场经济才能有效运行；二是，经典作家所预测的未来社会也是没有市场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倡导市场社会主义的左翼学者积极站出来为社会主义辩护，他们相继提出一些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来论证社会主义与市场二者之间能够“联姻”，由此再次掀起重建社会主义的浪潮。由于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的名称相近，也有某些相通的地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常被一些西方学者误以为是“西为中用”，所以对这两个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弄清楚二者的本质区别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市场社会主义的定义不唯一，模式也都多种，总结其理论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资源配置方式同社会制度相分离

美国经济学家格雷戈里等人提出的“中性机制”（neutral mechanism）指出：“经济体制机制可以从某一经济环境转移到另一环境中去的。” [1]英国理论家在“中性机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联姻论”即市场并不是非资本主义不可，市场可以和社会主义相结合。英国的学者埃斯特林也指出：“资本主义是绝不会完全没有市场因素的，但市场却可能彻底离开资本主x。”[2]从这几位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论述中可见，他们是反对将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制度相关联的。

（二）强调市场对经济运行的主导作用

倡导“主导机制论”。这是在前一项内容基础上的进一步突破。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指出，市场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有效路径，市场机制不但要运用好，还要把它当作是资源配置的主导。[3]正如埃斯特林所说的，“应把市场当成主要的交易机制来对待，只有在必要之时才引入非市场机制作为补充。”[4][5][2]也就是说，要坚持市场主导，只有当市场机制失灵时才需由政府来补救。

（三）主张资本社会化，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

市场社会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均衡是财产占有的不平等造成的。例如英国学者皮尔森则指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主张是消灭大规模的资本私人所有制，代之以某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4]

（四）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取向

市场社会主义者呼唤平等、民主、自由。当然这里所谓的民主，不单单是经济意义上的，更重要的体现在政治上。美国经济学家施威卡特称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他在论述中假设存在一个维护公平与自由的法治国家，然后通过层层的选举方式选出民主机构，以此来确保公民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在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被看作是对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代替。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

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共同成果，并不专属于资本主义，它不具备制度属性，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或手段，而采取哪种经济手段，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选择，不应以经济手段来区分一个国家的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它拥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经济基础，还存在着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政府调节领域和方式，因此它在彰显价值规律的引导作用的同时，还可以防止价值规律带来的消极影响。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

十四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十七大报告将“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作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宝贵经验。在中国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要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工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弥补了市场经济自利性和牟利性弱点，是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结合。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共同富裕目标相统一的市场经济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力图纠正市场机制造成的收入悬殊以及贫富的两极分化问题。其次，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来促进和维护公平竞争。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部分人、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相通之处

（一）打破传统，赞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可以有效结合

从兰格模式开始，市场社会主义就倡导将市场机制引进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来，积极寻求一条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有效的路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较之而言虽晚一些，但也是立足国情，打破了教条的计划经济藩篱，从市场经济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束缚中挣脱出来。

（二）重视市场，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有共识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即是对市场地位不断突出的一个过程。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市场因素也是从无至有，将市场的地位逐渐科学化。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强调市场作用的同时也都注意到了市场自身的盲目、自发与滞后，因而，他们否认市场是万能的，指出在重视市场的同时要辅以国家的宏观调控。

（三）追求公平，在价值取向上二者相通

市场社会主义者希望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证公平与正义。即便是到了后来出现了不同的模式，但它们仍然以公正、平等为目标，且这种追求的经济前提依然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这就为达到共同富裕建立起了制度保障。而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与平等、公正的价值追求是异曲同工的。

四、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本质差异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有各自理论的侧重点的。只有弄清楚二者的区别才能更好地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一）理论来源及现实条件存在差异

首先，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它立足资本主义现实，虽倡导公有制，但自始至终未能触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基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思想来源可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商品经济思想。其次，市场社会主义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多党制、代议制民主制度基础上想要采取改良手段发展社会主义因素，企图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彻底社会主义”。因此，这种理论仅仅是一张蓝图，并不具备现实的实践主体。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上和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保o中，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来解放发展生产力，丰富物质基础。

（二）制度主张存在不同

首先是在所有制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者仅仅将公有制认为是实现公平与公正的手段，而非制度。他们甚至把公有制分解为集体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全民股份制等。其次是在宏观调控上，两种理论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上有异见。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从补充“市场失灵”角度入手来看待政府宏观调控的，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挽救市场造成的不良后果，这种宏观调控主要集中在社会投资、利润分配等方面。再次是在收入分配上，市场社会主义不是从制度方面去保障收入分配合理性的，而是代之以具体的策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上述三个方面都已经上升到了制度层面，并且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对应。

（三）发展目标存在差别

市场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平等与公正，主要体现在公共利益以及社会福利层面。他们想通过社会主义的平等特性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以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他们只是想以此为手段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问题，将重点和落脚点放在结果上，谋求的是公共利益方面及社会福利上公正与平等。而我国并不是仅仅注重发展结果，在建设发展的进程中就体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不单注重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更注重过程，强调共享发展。

参考文献：

[1]余文烈，刘向阳.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六大特征[J].国外社会科学，2000（5）.

[2]索尔・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3]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道路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5）05-0128-02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与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上成果分不开的，随着我国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在不断的解决，所以理论研究对于我国经济建设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市场经济理论在我国依然不够成熟，虽然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是就整个理论的成熟度而言，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研究和发展。只有打好理论基础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在稳定、快速的轨道上发展。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

1.1 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市场经济理论的出现时间相对较晚，但是从这一理论提出后我国才走上了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情况来看，就可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分界线，划分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这意味着我国真正的从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成为与人民息息相关的治国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理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经济发展关系着民生、国力、体制等等多方面的问题，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这一理论符合我国实际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充分的解放了生产力，满足国内对于生产力的实际需要。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上开展。

1.2 经济实践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衡量

市场经济的实践对于我国的发展而言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从原始的计划经济阶段到如今的市场经济阶段，经济实践的结果已经肯定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性。无论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其衡量标准永远是人民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些都是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苏联的情况已经证明。但从意识形态上追求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最终道路，只有符合人民的需要，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实施和延续。中国在计划经济阶段的集中制并不是好的选择，但是目前对于市场经济的偏颇解释也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所以说经济实践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衡量，只有正确的市场经济道路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性。

1.3 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延伸

经济体制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方式，也可以将经济体制看做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种延伸。只有立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经济制度建设，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立足点是不容出现错误的，只有从正确的角度出发才能建设正确的社会体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虽然我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经由社会主义制度理顺，但是其直接影响的是市场经济体制，而非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只有经济体制的立足点符合社会主义体制，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基础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需要，保证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延续与发展。所以说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延续，也必须是其延续。

2 国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

2.1 从历史角度研究我国市场经济脉络

虽然我国实际开始进行市场经济建设和理论成型的时间相对较晚，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脉络的研究已经十分充分。从我国的经济发展研究历史来看，在苏联时期就已经有学者就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并对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批判，虽然我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同样是计划经济体制，这些研究并没有受到重视，但是在这一时间段就已经开始的经济研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再有一些研究立足于本国，研究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基础下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探索，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开展经济建设时都会以计划经济作为开端，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足、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混乱所导致的。但是在经济发展中，中国在合适的实际开始进行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十分少见的。

2.2 从中央政策的角度分析我国市场经济改革

中央政策是直接指导市场经济发展的，就其发展而言，中央政策的实际效力要远高于理论的影响。虽然国家一直以来都在强调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调节，但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工作更为重要，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来源于国家的方向指导，这是市场调节本身所无法具备的指导性。虽然市场可以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是有一定弹性的，一旦市场的剧烈变化超过这一弹性，或者市场本身的调节积累到经济发展的某一临界点时，就将面临市场的崩溃。这是由自由市场本身发展的盲目性所决定的，但是损失还是要由国家买单，所以经济发展必须要有来自于国家的控制。有学者认为，中国开展市场经济建设必须要保证与中央政策的一致性，而中央政策则需要保证其社会主义立足点，以中国的发展情况看，只有坚持党和国家既定的方针和政策才能全面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3 从发展角度探讨我国市场经济取向

市场经济的未来发展是学术界最关注的问题，我国的市场经济取向决定了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体制形态。现阶段主流的理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该有自己的超越和提高。虽然共产主义制度是由马克思提出的，但是在中国应用需要更多的中国化发展，坚守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的同时，对其他部分要做到中国特色的发展，这也是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提出的要求。目前还有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理论发展中对于经济模型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尤其对国外的经济理论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迷信思想。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有更多自己的想法，而且西方国家近年来多次的经济危机也表明了西方经济体制的不足。所以学习西方经济已经无法满足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需要了，而且西方虽然在理论研究上处于统治地位，但是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却开始向着中国经济体制靠拢，这也就证明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的巨大优越性。

3 国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

3.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评价

国际社会对于市场经济理论的评价，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于这一理论还是持肯定态度。尤其是在全球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独树一帜的经济发展态势也是国外的理论研究界有了新的佐证。很多的美国学者和与中国市场交流较多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虽然开始进行经济的快速建设，通过调整制度，刺激商业，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国家的核心依然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的。所有的经济建设政策和引导，都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上，一旦偏离或者相悖，都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

3.2 市场经济对比发展肯定中国模式

国外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研究大多数是以前苏联、印度、俄罗斯为对比对象的。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开端的实际情况与印度相似，其发展历史又受到前苏联的影响，而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发展也可以被看做市场开放的苏联。所以这三个不同的国家成为中国经济对比的主要对象。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认为中国虽然在工业等方面的发展不如前苏联，但是从整体的经济发展来看比苏联更加顺利，其发展结果也更好。美国学者在对中俄的经济发展对比中认为，俄国的经济基础要比中国好的多，但是其经济发展的情况和发展速度远不如中国，而且在没有成熟发展体系的情况下，俄国的经济发展还会落后于中国。对于中印的经济发展对比研究中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产生了较大的贫富差距，但是事实上是兼顾了底层次的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印度的经济发展却忽视了各层次的发展，只关注与整体的提高，这也就导致了印度巨大的贫富差异，为国家的发展埋了隐患。

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发展

市场经济理论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虽然研究结果丰富，但是相对于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而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很多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书籍的说法并不正确，为我国的理论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所以理论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以巩固和深化为主，保证目前研究的正确性，对模糊理论进行重新界定和研究，充实目前的理论体系，进一步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保证理论研究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

5 结 语

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解决了社会最主要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对于理论研究的需求也在逐渐变化。所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只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一个成熟的理论才能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在一个稳定的框架中发展，最终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 常荆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基本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14.

[2] 苏艳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D].济南：齐鲁工业大学，2014.

[3] 尤绪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溯源、争论与发展[D].长春：吉林大学，2014.

[4] 张红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发展问题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4.

[5] 常荆莎，时劲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问题研究述评[J].理论月刊，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