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文化范文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1篇

茶文化如茶道、茶艺、茶俗、茶礼之类清新淡雅的片断是人类悠久流长历史中沉淀下的一朵瑰宝，大唐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推动下，茶文化在社会发展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论文主要从茶的起源、发展及文化的形成过程和内容，研究其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及对其他领域的连带作用，引起人们以对本民族文化的共鸣。唐朝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因而对茶饮文化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继而出现的陆羽《茶经》等文字著作是对茶文化发展从饮食到文化的高度总结和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烹煮、品饮乃至于茶具、习俗，使茶文化从纯技艺升华为精神文化，并集中体现在茶道文化这一次生的文化形式，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流芳全世界。

关键词：

唐代；茶文化；茶经

1.绪论

茶文化广义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即茶具、茶馆、运茶、制茶、茶道、茶政、茶礼、茶艺等等，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指其人文科学内容。而本论文则从广义的方向入手来研究中国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以及茶文化对后世之影响。从茶物质开始，在延伸至与其相关的人文精神素养。“茶文化是茶的物质产生和饮品利用过程的物质、记忆以及形成精神的成果的总和，其内容包含物质层面，技艺层面和精神层面。”[1]随着唐代疆域的扩大，饮茶文化也逐渐从南方传播开来。直至边疆地区，对后世在经济、文化、名俗乃至于民族融合上影响深远。如唐代有言：“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2]可见，饮茶、贩茶在唐之前已经广为流传与普及。饮茶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乃至上古，唐代以前并无“茶”字，只有“荼”的记载。茶圣陆羽首先提出了茶的起源是“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至于全民品茶，论茶，斗茶，将茶发展出其专属的文化品位，则源自于唐朝，它起到了加强经济、融合文化、丰富艺术、促进交流、开源国库的作用，有着无法预计的社会提升作用和效果。

2.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

秦汉之际，中华民族的祖先饮茶始于药用。有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3]“荼”即古代的“茶”（《尔雅》记载）。南北朝时佛教兴起为茶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而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到了唐代，随着国力、经济的大力发展，中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促成了茶文化的发展条件。安史之乱后，虽然经济有所动荡，但茶文化的发展趋势仍未受到影响。正是在这种多元的文化氛围下，茶饮文化正式的开始了发展和壮大。由此，茶叶贸易，贡茶制度，茶书著作，茶禅联系都蓬勃发展起来。

2.1唐代茶叶贸易的盛行。

白居易《琵琶行》有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是唐朝疆域里最东南的一个集散地，经济交易十分频繁。唐中叶以后，由于交易的经一步推进，使得茶叶文化从南向北扩散，呈网状结构覆盖全国。陆羽在《茶经》中更是罗列了无数的产茶州县，现阶段已经明确知道的茶业产区已有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覆盖大江南北。这样的网状结构，在唐代这样的广泛交流时代，为茶叶的传播和茶风的普遍化提供有利条件。

2.2贡茶制度的施行。

由唐代开始，朝廷开始在名茶产区设立贡茶院，由官府监督。当时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常州以及顾渚山等地。每年清明前，都需将上好的明前茶上贡至朝廷。贡茶制度劳民伤财，每次运输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有其负面性。但另一方面该制度确实对茶叶质量的提升意义非凡。皇家饮茶习惯的发展带动民间饮茶消费，当时宫廷里产生的许多新兴茶饮模式成为民间习俗的风向标。自唐代开元以来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甚至在产茶地设下御用制茶场。此外，唐代朝廷增收茶叶税加以立法管理，也促成了茶文化的蓬勃发展。

2.3茶书发展及流传。

唐代社会经济推动茶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产性—茶书兴盛，对茶文化系统理论性研究愈加广泛。自公元七六〇年左右茶圣陆羽所著《茶经》问世以来，陆续撰写了《茶记》、《顾渚山记》等卷，系统介绍采茶、制茶、煎茶、饮茶之法并分列等级[4]。《新唐书-陆羽传》记载：“羽嗜茶，着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以。”[5]另外诗僧皎然、张又新、温庭筠等著作《茶诀》、《煎茶水记》、《采茶录》、《十六汤品》、《茶述》、《茶学大典》、《茶谱》等较为著名。这些茶书将饮茶学问详细地论述，更加推动茶经济贸易的发展。

2.4茶禅关系的发展。

由于茶味先苦后甘，与禅境十分相像，故自东晋后，饮茶便被列入禅规之中[6]。僧徒行踪遍布全国，也使南方饮茶之风传播到北方。茶对于僧人而言，其妙用在于精神层面，茶道所言清雅、宁静、和谐、自由俭德等精神领悟与佛法之六度五戒暗暗相合。喝茶既可以通晓茶品、体验自然、又可以通过观茶色品茶味，识解佛性。总而言之，其共同特点在于，领悟自然的神妙。[7]同时，寺庙因为其清幽雅致、古朴无华的环境，成为了文人墨客与僧人进行儒释文化交流的绝佳之地。这些活动与交往，扩大了茶文化的传播。[8]

3.茶文化对饮茶物品贸易的带动

《茶经》对采茶天气、制茶工序、煮茶用水、品茶方法等的详细说明，[9]明确了茶文化除茶叶贸易外，还存在饮茶物品的交易。其中所列的饮茶器具总共有二十八种，并称为茶器。而采茶所用器具则称为茶具。唐代茶器可分为两类，一种是陆羽所言，乃文人学士所用。二是在陕西出土的金银、秘色瓷、琉璃茶器，乃是皇室王孙贵族和宫廷所用。比如风炉、水方、碗、札等，平时并不一定要用全套茶器，但最好还是备齐全套，否则，“茶废矣”。

4.结论

在唐以前一千多年里，茶饮文化经过了漫长的孕育期，在唐朝国富力强的时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甚至人民的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除了与饮茶实物的贸易外，茶文化在茶馆、家庭消费等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迄今不衰。茶饮已逐渐艺术化，国际化。

作者：光梓宜 汪翔 单位：西安交大附中 安徽大学

参考文献：

[1]《论茶文化的理论与实践》，郑永球

[2]《封氏闻见录》，[唐]封演著，《雅雨堂丛书》本

[3]《茶经》，[宋]陆羽著，1956，百部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出版

[4]《神农本草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秦汉时期

[5]《新唐书-陆羽传》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

[6]《饮茶与禅修》，沈柏村，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2000.5

[7]《中国唐宋茶道》，梁子著，1997，陕西人民出版社

[8]《中国文人品茶》，张宏庸，国文天地6卷8期1991.1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2篇

茶文化如茶道、茶艺、茶俗、茶礼之类清新淡雅的片断是人类悠久流长历史中沉淀下的一朵瑰宝，大唐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推动下，茶文化在社会发展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论文主要从茶的起源、发展及文化的形成过程和内容，研究其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及对其他领域的连带作用，引起人们以对本民族文化的共鸣。唐朝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因而对茶饮文化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继而出现的陆羽《茶经》等文字著作是对茶文化发展从饮食到文化的高度总结和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烹煮、品饮乃至于茶具、习俗，使茶文化从纯技艺升华为精神文化，并集中体现在茶道文化这一次生的文化形式，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流芳全世界。

关键词：

唐代；茶文化；茶经

1.绪论

茶文化广义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即茶具、茶馆、运茶、制茶、茶道、茶政、茶礼、茶艺等等，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指其人文科学内容。而本论文则从广义的方向入手来研究中国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以及茶文化对后世之影响。从茶物质开始，在延伸至与其相关的人文精神素养。“茶文化是茶的物质产生和饮品利用过程的物质、记忆以及形成精神的成果的总和，其内容包含物质层面，技艺层面和精神层面。”[1]随着唐代疆域的扩大，饮茶文化也逐渐从南方传播开来。直至边疆地区，对后世在经济、文化、名俗乃至于民族融合上影响深远。如唐代有言：“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2]可见，饮茶、贩茶在唐之前已经广为流传与普及。饮茶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乃至上古，唐代以前并无“茶”字，只有“荼”的记载。茶圣陆羽首先提出了茶的起源是“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至于全民品茶，论茶，斗茶，将茶发展出其专属的文化品位，则源自于唐朝，它起到了加强经济、融合文化、丰富艺术、促进交流、开源国库的作用，有着无法预计的社会提升作用和效果。

2.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

秦汉之际，中华民族的祖先饮茶始于药用。有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3]“荼”即古代的“茶”（《尔雅》记载）。南北朝时佛教兴起为茶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而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到了唐代，随着国力、经济的大力发展，中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促成了茶文化的发展条件。安史之乱后，虽然经济有所动荡，但茶文化的发展趋势仍未受到影响。正是在这种多元的文化氛围下，茶饮文化正式的开始了发展和壮大。由此，茶叶贸易，贡茶制度，茶书著作，茶禅联系都蓬勃发展起来。

2.1唐代茶叶贸易的盛行。白居易《琵琶行》有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是唐朝疆域里最东南的一个集散地，经济交易十分频繁。唐中叶以后，由于交易的经一步推进，使得茶叶文化从南向北扩散，呈网状结构覆盖全国。陆羽在《茶经》中更是罗列了无数的产茶州县，现阶段已经明确知道的茶业产区已有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覆盖大江南北。这样的网状结构，在唐代这样的广泛交流时代，为茶叶的传播和茶风的普遍化提供有利条件。

2.2贡茶制度的施行。由唐代开始，朝廷开始在名茶产区设立贡茶院，由官府监督。当时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常州以及顾渚山等地。每年清明前，都需将上好的明前茶上贡至朝廷。贡茶制度劳民伤财，每次运输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有其负面性。但另一方面该制度确实对茶叶质量的提升意义非凡。皇家饮茶习惯的发展带动民间饮茶消费，当时宫廷里产生的许多新兴茶饮模式成为民间习俗的风向标。自唐代开元以来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甚至在产茶地设下御用制茶场。此外，唐代朝廷增收茶叶税加以立法管理，也促成了茶文化的蓬勃发展。

2.3茶书发展及流传。唐代社会经济推动茶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产性—茶书兴盛，对茶文化系统理论性研究愈加广泛。自公元七六〇年左右茶圣陆羽所著《茶经》问世以来，陆续撰写了《茶记、《顾渚山记》等卷，系统介绍采茶、制茶、煎茶、饮茶之法并分列等级[4]。《新唐书-陆羽传》记载：“羽嗜茶，着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以。”[5]另外诗僧皎然、张又新、温庭筠等著作《茶诀》、《煎茶水记》、《采茶录》、《十六汤品》、《茶述》、《茶学大典》、《茶谱》等较为著名。这些茶书将饮茶学问详细地论述，更加推动茶经济贸易的发展。

2.4茶禅关系的发展。由于茶味先苦后甘，与禅境十分相像，故自东晋后，饮茶便被列入禅规之中[6]。僧徒行踪遍布全国，也使南方饮茶之风传播到北方。茶对于僧人而言，其妙用在于精神层面，茶道所言清雅、宁静、和谐、自由俭德等精神领悟与佛法之六度五戒暗暗相合。喝茶既可以通晓茶品、体验自然、又可以通过观茶色品茶味，识解佛性。总而言之，其共同特点在于，领悟自然的神妙。[7]同时，寺庙因为其清幽雅致、古朴无华的环境，成为了文人墨客与僧人进行儒释文化交流的绝佳之地。这些活动与交往，扩大了茶文化的传播。[8]

3.茶文化对饮茶物品贸易的带动

《茶经》对采茶天气、制茶工序、煮茶用水、品茶方法等的详细说明，[9]明确了茶文化除茶叶贸易外，还存在饮茶物品的交易。其中所列的饮茶器具总共有二十八种，并称为茶器。而采茶所用器具则称为茶具。唐代茶器可分为两类，一种是陆羽所言，乃文人学士所用。二是在陕西出土的金银、秘色瓷、琉璃茶器，乃是皇室王孙贵族和宫廷所用。比如风炉、水方、碗、札等，平时并不一定要用全套茶器，但最好还是备齐全套，否则，“茶废矣”。

4.结论

在唐以前一千多年里，茶饮文化经过了漫长的孕育期，在唐朝国富力强的时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甚至人民的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除了与饮茶实物的贸易外，茶文化在茶馆、家庭消费等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迄今不衰。茶饮已逐渐艺术化，国际化。

参考文献：

[1]《论茶文化的理论与实践》，郑永球

[2]《封氏闻见录》，[唐]封演著，《雅雨堂丛书》本

[3]《茶经》，[宋]陆羽著，1956，百部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出版

[4]《神农本草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秦汉时期

[5]《新唐书-陆羽传》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

[6]《饮茶与禅修》，沈柏村，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2000.5

[7]《中国唐宋茶道》，梁子著，1997，陕西人民出版社

[8]《中国文人品茶》，张宏庸，国文天地6卷8期1991.1

[9]《中国茶文化》，姚国坤、王存礼、程启坤编著，1995，洪叶文化事业公司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社会经济发展 彝族传统文化 转型

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转型，都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整个社会的生产经营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彝族传统文化进入了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阶段，这种历史性的文化变迁，必然冲击了彝族传统文化，影响着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一、社会经济发展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主

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而使社会的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促使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市场经济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竞争性和规范性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竞争机制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提高整个社会的富裕水平。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才能有效发挥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不仅要有健全的市场结构，而且要制订一系列严格的经济法规，确保经济政策的实施，达到预定的经济目标。

2.成熟的市场经济观念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经济观念已经成为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支点。资源配置的主体由过去的政府转变为现在的市场。其优点就是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能够实现社会范围内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并给予每个经济主体以经济选择的自由。亚当・斯密把市场称为“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以价格为杠杆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

二、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彝族传统文化的转型

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潮流，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

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必然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特别是冲击着数千年来产生于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彝族传统文化。

1.经济体制的转型改变着彝族民众的价值取向

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的分配方式，人与人之间不再靠掠夺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是靠创造财富来增加自己的利益，于是整个社会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市场经济是在社会进步的曲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这是一种具有巨大财富创造力的社会制度。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对中国式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从1978年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中国农村走过的曲折道路，克服各种阻力，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发展，富有生机的新型农村体制使中国80年代初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初步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此后的近30年，我国的GDP总量不断增加，并以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空前提高，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的上升了。市场上的商品数不胜数，商品的质量和品种比30年以前提高了几个档次，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中国富强了，百姓富裕了，银行里的存款翻番了，人们衣食住行的条件改善了。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基础的改变，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在悄然发生改变，这种变化也渗透到彝族民众之中。

在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和之后的社会，是两个极其不同的社会。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每个人都愿意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中，都希望自身的生活得到改善，财富得以增加。这种选择，这种希望，也同样是彝族民众的追求。当彝族同胞走出他们原有的天地，他们会发现，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发明、应用新技术并从发明成果中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消费者的欲望、需求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得到满足，人们的消费方式是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是丰富的，人们身上所释放出的现代化因子，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氛围，都在吸引着彝族民众，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吸引他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中，学习新的事物，并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硕果，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最初可能是从某个彝族人、某个彝族地区的某种变化开始的，然后扩散到越来越多的彝族人以及彝族地区，慢慢地影响着彝族民众的价值取向，这必然动摇了彝族传统文化的根基。

2.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外来文化碰撞着彝族传统文化

随着国际间的商贸往来，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企业跨国购并之风的兴起，使不同国家企业之间能够通过强强联合，实现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降低生产成本，获取规模效益，加快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争夺全球市场。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在经济生活各方面形成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他们都作为世界经济这一有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存在。经济的全球化，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的全球化。于是，技术、信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彝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碰撞，这必然会打破楚雄彝族传统文化机制原有的封闭性。

文化的全球化，如果具体到每个人，很多时候可能是自身所受的传统文化教养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后果怎样？试想，在一种特定彝族传统文化环境里长大的彝族人，从小受到彝族传统文化熏陶，但现在却要面对一种时髦的或新兴的价值观念和经济体系，想要接受新的东西，又难以割舍自己固有的东西，而且自己固有的东西还有一种很强的惯性。这种现象实际上是由于外来的强势文化和自己传统文化之间的对峙所造成的。外来文化所代表的新兴潮流，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铺展开来，具有不可抗拒的势头；而几千年来自己民族的文化所形成的传统，具有极强的惯性。两种力量的碰撞，自然会产生冲击波，有时甚至放弃了自己传统的东西。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文化多元化浪潮。楚雄彝族传统文化不但面临着发展的新机遇，而且面临着被“同化”、“商品化”的两难境地。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4篇

文化是个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政府，对文化建设的认识 一直在不断提高和深化。总的来说，我国的文化建设主要经历了三个台阶：第一，开始 的时候，大家只是认识到经济中的文化成分，认为文化搞好了对经济建设有帮助。文化 是为经济服务的，在不用的时候也可以没有。第二，党的十五大系统提出了党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规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 。这将文化提升到了与经济、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是一大进步，但在具体工作的安 排上，文化仍扮演着拾遗补缺的次要角色。第三，2001年，同志在“七一”重要 讲话中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他强调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 质要求”。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在执政理念上的 体现，更使现在越来越多的干部开始重视文化建设。从更深层次上看，我们搞发展最终 目的是人的发展，特别是温饱问题解决后，人的发展主要是文化问题。所以，随着对科 学发展观的认识逐步深化，对文化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地位的认识也有了提高。当然这 还不够，对文化的认识还需进一步深化。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 观的过程中，如何落实文化建设。

比较而言，目前经济和政治这两件事情，关心的人比较多，而文化的位置或状况相对 较弱，乃至让人觉得有些忧患甚至危险。我们国家如何能够几十年、几百年按既定方向 稳步发展下去，和平崛起，除了有经济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制度的保证外，大概从深层次 上长期起作用的还是文化。前两者在一定时间和形式上都总是动态地发展变化，但在心 灵深处，融化在人血液中起作用的仍是文化。中国13亿人口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致力 于国家建设，民族复兴，恐怕最根本的依然是文化。但这一方面我们觉得很空、很苍白 。平时看不出来，但若碰到一些考验的话，觉得还是不可靠。如果将来“三条腿”有一 条腿比较软，并由于这条腿使整个大局受到影响、损失的话，问题很可能就出在文化方 面。

大家对这方面问题有何考虑，以及对新时期、新阶段文化建设的大政方略有什么建议 都可以谈谈。希望大家在宽松的环境中充分交流，畅所欲言。

从国家的文明形态发展来看文化问题

杨义：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文化问题。一个现代大国如何在世界上树立自己的形 象和旗帜，大国的学术、文化应该是什么样?我认为应该从国家的文明形态发展来看文 化问题。我曾经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文化工程”，实际上是“人心工程”，涉及到 一个民族如何形成一个价值共识的问题。一个民族有没有价值共识，十分重要，它是体 现综合国力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文化工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它也要和当今世 界的总体格局相联系，和我们文明的发展程度联系起来；文化工程还有一个人群素质的 问题，我们的很多工作都不是在素质上下工夫，而是在一些形式上下工夫。另外，理性 思考和创造能力，对于一个民族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一种文明要有原创性(即创造能力)和共享性(即一个民族共享的程度)。一种文明创造 出来，不为民众广泛接受不行，但是光讲共享性，不讲原创性也不行。我们要形成一种 用原创性带动共享性，以共享性培育原创性的体系。在原创性的问题上，文学理论界多 年来一直认为西方话语是强势话语，怎么创造出一种中国的话语来，一直困惑了我们百 年。实际上从王国维、鲁迅到钱钟书应该说是创造了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但我们 自己并没有认识到。同样一个问题，可能我们中国的学者认识比较深刻，但是我们并没 有把它发展下去，这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创造的心理欠缺的一种表现。

在如何树立对原创性，对文化创造、文化专利权的尊重方面获得共识也很重要。如美 国的安德森提出的“想像共同体”，认为当宗教衰落时，靠印刷术的流行形成一种民族 国家的观念。但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形成决不是这样。我们几千年不曾中断的历史写 作，我们“四书五经”这种核心经典的确定，或者是通过科举制度形成的文官考试制度 ，还有汉族和少数民族长期以来这样一种文化重于种族，在碰撞中融合的历程，充分显 示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其实是一个血与火的实践共同体。像这样的问题，范文澜先生 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研究和提出过。斯大林当时讲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产生 的一个问题，而范文澜先生却敢于提出，中华民族的问题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这在当 时应该说需要很大勇气。但是现在的学者思考外来的新观念时，自己却没有建构一个开 放的、平等的对话舞台，而是采取一种完全照搬的姿态，往往不因时因地因人因研究对 象而异，那么它是否可以不经调整就适合中国?哪些地方可以借鉴，哪些地方应该超越 或扬弃?比如当前文学界关于“现代性”的问题，这在西方也没有统一的看法，那么它 是否真的适合中国?是否需要按照西方价值观论定我们自己的实践?仍需要我们作进一步 的思考。我认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尤其是近百年的历史，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学者都 不能代替我们去作整体的、深层次的了解。所以不应限于标语口号上，要从深层去做“ 人心工程”。

另外，这些问题还应加以制度化。比如“四个同等重要”，即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 学同等重要。这些理念应变成一种社会所遵循的制度，通过运转将理念变为实际。在文 化创造(哲学、社科)领域，制度问题也应作为重要问题来对待。现在的很多制度不是那 么适合。首先，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规律是应该考虑的。比如目前争博士点，研究机构 会议繁杂，以及很多专家为了得到相应的待遇不得不做行政工作的现象，都值得我们深 思。可否有制度来保障这些专家学者少开会，少从政，专攻于研究?记得邓小平同志曾 经说过：“科研人员应该有5/6的时间来搞科研。”但我们现在很多学者连1/6的时间都 不到。

还有，是不是所有优秀的专家学者都适合于从政?在从事行政工作的过程中，是不是可 以不让他们在复杂的环境中应对，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而让他们的学术才华充分表 现出来?这需要体制的保证。我们并不是说具体的工作单位没有实现制度改革，毕竟进 步还是很大的。但是在基本制度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全国性和通盘性的考虑，制度上缺 乏全国性的规划。

还有一点，目前按规定，博导60岁就“一刀切”退休，经过努力才能保留几个。这样 的做法还是人事行政管理的方法。钱钟书先生担任社科院副院长的时候，已经是72岁了 。而我们现在的副院长要45岁以下。我们不禁要思考，这个职务是学术标志还是行政级 别?我认为领导职位要根据文化工作不同的领域分类和制定，不是所有的领域都适合年 轻化，搞“一刀切”。比如一些大的研究所所长，由50多岁的人来担任可能比40多岁要 好，因为他在学术界已经有了影响，也没有过多的利害冲突，在功成名就时出来，也比 较超脱。而年轻的刚冒头，就不得不参与行政，更多是做人事关系协调，就会忽略了学 术研究。各领域规律不同，对于这种问题我们要多研究。这种分析性的思考，对文化建 设是不是会有好处?科学管理是针对不同的对象和规律分析出来的，而不是“一刀切” 切出来的。

我一直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文化是完全靠宣传还是学术研究?二者是相互代替 还是各有所长，互有补充?我认为二者有一致性，但是学术的话语和宣传的话语应有所 区别，更强调要建立在浑厚的文化底蕴基础之上。宣传是要把现成的结论加以放大，让 更多的群众理解。但学术研究是要追求没有现成结论的东西，追求创新，其本质是追求 新领域的发现，以推动原有理念的与时俱进。这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好文化宣传和文化学 术创新的问题。将二者混为一谈，不利于全民族思想文化博大精深的发展。

如何使现代的大国在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建立有民族原创性的精神，建立民 族的文化价值系统，我觉得还要有制度上的提高。应该说这20多年，大家对我们的文化 工作敢于发表意见了，甚至是一些创造性的意见。这种气氛是很好的，但是要把这种创 造变成现实，还是要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关于公共哲学的思索

何怀宏：近半个世纪前，美国思想家李普曼在其著作《公共哲学》(the public philosophy 1956)中谈到西方社会复兴公共哲学的必要，认为这种公共哲学在古代曾经 维系了城邦和帝国的生存和繁荣，在近代以来也曾被那些伟大的启蒙者和自然法理论家 认为是不可或缺，但大部分内容还是没有得到明确的阐述，而现代怀疑以致否定的精神 却已经在深深地腐蚀公共哲学的根基。

“public”有“公共”、“公众”、“公开”等多层面的含义。后来，美国社会学家 贝尔又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中谈到“公众家庭”(public household)的含义 ，它不仅在于利益的共享，而且必须对共同利益达成某些一致的见解。从其原本的意义 上说，“公众家庭”不仅仅是一个与市场经济、家庭经济并列的社会经济部门，甚至也 不仅仅是一个政府，而是一种放大了的、具有某种共同信仰、观念和情感的古希腊城邦 国家。但是，现代社会则是一个文化和价值多元化的社会，当代的“公众家庭”不像是 一个共同体，而更像是一个活动场所。那么，有什么理论作为今天的“公众家庭”的政 治哲学呢?贝尔认为至少有四个问题是这一理论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一是与公众家庭相 应的单位是什么及其平衡原则；第二是自由和平等这两个社会准则之间的紧张及协调； 第三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协调；第四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如何划分。

以上两位学者明确地提出了公共哲学的问题，当然，对公共哲学的探索并非从他们起 始。我们还可以追溯出域外许多思想者中类似的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或仅仅是一种“公共 性”的努力，尤其是在率先进入现代的西方思想家中，这一努力更早呈现和更为明显。 近代卢梭渴望着一种具有全面内容和最高信仰的“公民宗教”，而康德心目中的“公共 理性”则主要是考虑为竞争的权益首先厘定一个基本的法则。现代像罗尔斯对“重叠共 识”和哈贝马斯对“话语伦理”的探讨，比较明显地显示出康德思想的特点；而像一些 有宗教情怀的思想家，或者极端保守或激进的行动者，则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卢梭的精神 。阿伦特一方面渴望一种类似古希腊城邦的关系紧密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又仍然将这种 关系主要限于政治领域而不涉经济。萨利文等则使用“公共哲学”一词来批评自由主义 过于重视个人权利与国家关系而忽视社会团体纽带的倾向。总之，种种对公共哲学的探 求不一而足，内容和倾向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共识却是相当明确的：即它们都不仅承认 有寻求一种公共性的迫切的必要性，而且承认的确有这样一种公共性存在的基础或可能 性。一个充分多样性的社会，如果只是多样性而没有某种公共性，它就无法发展甚至生 存。我们还可以强调说，愈是文化多样性和价值多元化将成为“正常”乃至“正当”的 社会，愈是有必要寻求一种公共性，否则，一种缺少公共观念的多元化将慢慢消解社会 的根基。

较晚进入“现代”的非西方社会诸民族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最近，日本东京大学校长 佐佐木毅和金泰昌共同编辑的十卷本《公共哲学》，也反映出类似的努力。而且，由于 后发民族还常常面临着一个过去传统的“公共性”较西方更急剧地崩溃或丧失的困境， 以及面对既要坚持自己的民族个性和国家利益，又要承担某种现代社会的共性的矛盾， 所以，不得不做出更大的努力来恢复或重建一种“公共性”。

我认为，在这样一种探求公共哲学的努力中，对公共伦理的探讨不仅是题中应有之义 ，而且应当占据一个优先和主干的地位。不涉公共事务的哲学或可专注于本体论、认识 论、逻辑学等问题，而公共哲学则无疑要以考虑价值和规范问题为中心。而广义的、作 为某种人生哲学或实践哲学的伦理学，就包括各种价值的追求和行为规范的厘定两个方 面，在这个意义上，它也可以说包含了公共哲学的主要内容。而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 规范伦理学来说，伦理学则主要是对制度和个人道德规范及其理据的探讨，由于这直接 涉及到人们作为团体或个人相互之间的社会行为，理应在公共哲学中得到更优先的关注 。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经过20世纪天翻地覆的巨变，现在又处在一个重要的社会转 型期，原有的“公共性”已被打破，新的问题和挑战又层出不穷，更是有首先建立起一 种既包含公民规范、又涵摄制度原则的公共伦理的必要。而在这方面，一百多年来，应 该说已有许多中国学者和思想者为此做出过艰苦的努力。

在中国，梁启超在一个世纪之前写下《新民说》(1902-1903)，其中说到人“无私德则 不能立”，“无公德则不能团”。社会若无公理，个人若无公德，“虽有无量数束身自 好、庸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 ，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任何群体，“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 若此者谓之公德。”他在《新民说》这本书中较多的阐述了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成员的个 人伦理，但对国家、权利等涉及制度性的“合群之道”的问题也相当留意。编撰了中国 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教科书》(1905)的刘师培也写道“公德者，又由公共观念 而生者也。”他在这本书中探讨了公私之界说、中国社会伦理不发达之原因，社会伦理 起源及范围、以及仁爱、正义、和睦、义侠、秉礼、择交、服从、诚信等范畴。

然而，这种思想理论上的探索虽然早就开始，中国也有过一种类似于卢梭“公共宗教 ”似的大规模社会实践，今天社会公德的状况却不容乐观，以致像三联书店“公共论丛 ”的编者仍像一百年前的梁启超一样深感国人“公共观念之缺乏”。

这里还有必要澄清一种可能的误解：即似乎“公共伦理”只是政府的事，应当只由“ 肉食者谋之”；或者把它看作“众人的事”，而“众人的事”却常常成为无人管的事或 自己可以“免费搭车”的“别人的事”。然而，再没有什么比公共伦理更需要负责任的 个人来落实的了。而且，它应当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履行的义务。在某种意义上，一 个人要成为合格的公民，就必须成为个体，无论是一般的公民义务还是社会职责，都必 须一个个地负责、一个个地承担，这种义务和职责甚至不能因为别人没有很好地履行职 责或者制度没有很公正地对待自己，自己也就可以不承担。我们并不能奢望所有人都能 成为精神上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个体、成为圣贤、天才或英雄人物，但作为一个社会成 员或公民的这些义务和责任却是最基本的，是每一个生活在这社会里的人都应当承担的 。

我曾担任中央电视台“道德观察”(原名“公民观察”)栏目的总策划，接触到不少诸 如见死不救、落井下石、哄抢钱财等社会伦理的个案，更深感有探讨公共伦理的必要。 我们急需一种由负责任的个人承担起来的“公共伦理”，然而，我们面对的却常常是一 个“匿名的大众”，一个冷淡的、惰性的、易变的和拉平的大众，在这种“大众”中， 对社会的真实责任常常被逃避，而非理性的冲动和自私自利的欲望却可能大行其道。社 会需要培养出大量负责任的公民和个人，为此也就需要通过思想的探讨来促进内心意识 的生长，同时也需要通过种种自发的民间组织和一定的政治活动来训练和催生一种个体 的“公民”。

当然，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制度建设的方面也是绝不可忽视的，许多人之所以隐入 “冷漠的大众”，常常不仅是因为公共权力的缺位和失效，而且还因为公共权力的滥用 和腐败。这种滥用和腐败不仅需要加强教育和监督，也亟需一种结构性的调整。目前， 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已经日益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多面的探讨，但是公共伦理的问 题却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公共管理和政策是必然要面临许多价值取舍和规则制定 的道德问题的。不仅公正性本身就是衡量公共管理和政策优劣的一个独立标准，公共管 理和政策的有效性也经常要依赖于其公正性。公共伦理还关涉到人们对于公共权力是否 有一种合法性的信仰，这种信仰深刻地涉及到公共权力的根本目的和意义。

如果要简单地说一下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伦理究竟是什么，我们也许可以首先从范围来 说，公共伦理是一种公共领域里，处理公共事务的伦理，而尤其是一种社会政治领域里 的伦理；从它涉及所有人来说，它也是一种公众的伦理和应具有公开性的伦理；从内容 来说，它主要是一种有关规范的伦理，它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包括每个人作为 一个人、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然义务、作为一个公民的一般义务和作为特殊的社会角色的 特定义务，这里最重要的自然是一般的公民义务和政府官员的特定职责；另一方面则是 指制度本身的道德原则规范，我们经常用“正义”或“公平”来指称这些原则规范。最 后，我们说，公共伦理还是一种诉诸公共观念和公共理性、努力在多元的价值要求中寻 求核心共识的伦理，因其涉及到公众的根本利益，它不能不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规范伦理 ，而要普遍约束所有人和达到最大范围的可能共识，它大概还不能不是一种立足于最基 本和最起码的要求的底线伦理。

当然，以上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对公共哲学的一个初步的介绍，与此相关的许多问题 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例如究竟如何理解“公共性”的多重含义；在现代社会里究竟 如何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区分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面对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和 政治现实又如何建构一种公共哲学；这种公共哲学和“天下为公”、“克己奉公”、“ 大公无私”、“灭私兴公”、“立党为公”等种种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或正在起活跃作用 的观念之间有何关涉，与公共理性、公共观念、公共权力、公共财产、公共物品、公共 服务、公共管理以至公共知识分子等范畴之间又有何联系等等。

道德建设应该制度化甚至法律化

崔永东：文化建设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道德建设。刚才提到文化建设要制度化 ，我认为道德建设也要制度化，甚至法律化。对于一些基本的道德，比如“底线道德” 就可以法律化，可以赋予其强制性以利于其推行。如“诚实信用”在西方民商法中就被 作为一个根本性的条款予以法律化了。现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而市场主体的“利己” 思想会带来负面效应，比如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坑蒙拐骗等都会影响诚信。如何教育 我们的市场参与者?我认为除了加强道德的自律意识外，还应将诚实信用、互利互惠等 一些基本道德赋予强制力加以推行，才能使它们落到实处，真正发挥作用。

中国历史上有“礼法合一”的现象。所谓礼是指道德原则和规范，法是指法律。“礼 法合一”就是通过立法的途径，将儒家的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将儒家的道德原则 转化为法律原则。这在中国古代立法实践中比较常见。如作为中华法系代表作的《唐律 》，被称为“一准乎礼”，它就真正实现了“礼法合一”。再比如先秦荀子的“非礼无 法”，即说一种法律若不合乎礼，就不是真正的法律。这也就是西方法学家所说的“恶 法非法”，邪恶的或不合道德的，没有体现人道精神的法律都不是法律，都没有法律效 力。正如奥古斯丁所说，不公道的法律不能称之为法律。其实强调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 ，是世界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像西方的自然法，按照英国法学家霍布斯的说法，自 然法就是一种道德法，就是人类社会的普遍道德原则。它和实在法(国家制定的法律)的 关系密切，实在法必须合乎自然法。这在西方法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

西方国家的这种把一些最基本的道德比如自由、平等、公正，还有互利互惠、诚信等 予以法律化的作法，可以给我们以启发。今天在加强道德建设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可以把 一些基本的道德法律化，通过法律形式推行为公众认同的道德，这将对改善整个社会的 道德氛围，对促进精神文明与加强法制建设等均有积极意义。

另外，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学者也有一些名言。比如，美国现代法学家 霍姆斯曾说过“法律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道德发展史”；英国现代著名法学家哈特曾 说过“法律是由道德所填充的外壳”；美国现代法学家博登海默曾有这样一种观点，即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们之间存在着“双向流动”的关系，即一些道德规范通 过立法途径而流动到法律领域，随着历史的进步又有一些道德规范从法律领域回到了道 德领域，比如堕胎(现在有些国家已经不用法律来制裁这种行为，而是通过道德舆论的 力量对其进行约束)。此外，还有德国的拉德布鲁赫提出的“法律必须符合正义这一基 本的道德价值”等等。这些西方学者的话对我国的道德建设应该说是有借鉴意义的。

需要指出，中国的“礼法合一”也有其片面性，比如将某些过高的道德义务转化为法 律义务，以致一般人做不到，使法律变得不人道，走向了极端。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应避 免这种极端化做法，应将一些社会通行的基本道德转化为法律。

关于道德建设，我们应注意在吸收西方文明中的有益内容时，也要吸收传统文明的精 华。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应挖掘出其中的有益成分，让更多人了解。拿传统的“中庸之 道”来说，很多人将其视为一个贬义概念，但事实上，我认为它恰恰为我们揭示了一个 很有价值的原则，即适中而为，适可而止，不走极端。这一点不光是做人处事方面的要 求，在立法司法等方面也有其合理性。立法的“中道”就是强调要找到不同利益的平衡 点，这个平衡点就是“中”。如新交法出台后很多人意见很大，称过去的交通法规是撞 了白撞，现在是司机负全责，司机很不满。这说明，立法者没有注意寻找行人与司机的 利益“平衡点”，片面强调了行人的利益，但没有照顾到司机的利益要求，也就是说立 法者没有贯彻适中而为的中庸之道。强调立法、政治与道德合乎“中道”，这种看法不 光中国有，西方也有，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都曾讲到好的法律必须是适中的法律，是 合乎中庸之道的法律，好的道德必须是合乎中庸之道的道德，好的政体必须是合乎中庸 之道的政体，等等。所以对于“中庸之道”，我们还是应该从其可行性的方面，从其与 现代社会价值相沟通等方面来考察，它对于道德与法制建设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此外，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我们也要注意辨别。比如我国传统的义利观，讲 求重义轻利，其实儒家最初提出时并没有完全否定个人物质利益(孔子说“见利思义”) ，但是后来有点极端化，甚至于个人正当利益也不能讲了。轻视甚至否定个人利益的价 值观影响了封建立法，表现为法律不重视保护个人的财产权。而与之截然相反，西方法 律比较注意保护私人的财产权。不重视保护个人财产的法律，就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 性，因而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又不能片面地推崇私 利至上，走向另一极端。如何处理“义”和“利”的关系，也需要我们深入思考。面对 个人利益的欲求，我们不仅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有时也要把一些自律的东 西加以法律化，以起到刚性的约束作用，使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既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又 能在法律的范围内合理的追求个人的利益。

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价值观

潘辛平：我是从事计算机工程技术方面研究的。最近几年做it、金融、电信企业的战 略研究，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是所有行业或企业都对it行业的人不满意，连it行业的人 自己也不满意。带着对这种“不满意”的疑惑，我回到学校里去做老师，发现这种不满 意针对的远远不是技术，而是it产业自身的文明、文化，是it人的深层素质。所以我一 直在思考如何将“忠孝礼义信”这些传统文化的内容作现代化的解释，同时找一些这个 行业发展很好的国家中能够证明“忠孝礼义信”现代价值的案例来教育我们的学生。现 在我还没有成熟的做法，但是对这一点还是感触颇深。

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信息产业政策研究。国家这些年想把信息产业、软件外包等作 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但是特别难。而印度在软件业上发展得却特别快。通过 比较，我们发现我国的信息产业虽然是个很先进的产业，但是它的文明形态很落后，很 原始。即不能分工，不会合作。而印度的文化尤其是软件行业的文化很易融入现代生产 ，融入世界。就我国it产业而言，由于受到1998年以来网络股的影响，再加上近年来大 量外国it企业的进入，it企业中暴富的特别多，神奇故事也特别多，使大家不知不觉都 接受了这种最神奇的但却片面的价值观，反而抛弃了诚信、守法、合作等最基础的价值 观念。

我和其他同志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段时间的研究，通过介绍一些故事，试图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忠孝礼义信”，抛开它与现代不相适合或者 是有冲突的东西，把其中有价值的东西用西方it企业的成功案例来加以解释。希望通过 这种案例分析，在学生的头脑中慢慢形成一种东方的价值观。我们现在主要是侧重于理 想教育。我们在对学生进行了守法教育、文化教育后，接下来应该怎么办?还需要有一 些理想来支撑我们的学生，正确面对成功和困难。理想是什么?理想就是希望。要有这 样的希望来支持我们的年轻人去奋斗，去经历痛苦，享受成功。我想我们今后会更有针 对性地从哲学的、伦理道德的角度，也包括理想教育角度，结合it这个充满活力的行业 的特点，进行教育。这应该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关系到中国it业、信息产业能否崛起 。

文化建设呼唤道德和法律规范

刘斌：体育在我国属于比较“先锋”的产业，可以说没有一个行业像体育这样在中国 有如此大的影响，比如奥运会，可以充分展现出我国的文化和综合实力。但也正因为这 样，中国的体育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面临着改革问题。尤其是足球，大家都知道这次 的足球风波，现在足球超级联赛已经几乎办不下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主要是由 于产权不清，我国的足协一套班子有三个身份，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而体育实际上也 反映出中国的文化建设缺乏规范的道德水准。我们现在很多新闻媒体的浮躁现象严重。 有的记者专门去找名人的个人隐私来炒作，有些甚至不惜造“假新闻”。社会如此不真 实，而媒体走在前面，很可怕。现在的报纸电视不大重视宣传一个人通过老老实实做事 推动社会发展。很多东西确实需要规范。

现在距2008奥运会还有4年，像雅典奥运会，悄无声息地就把自己的文化传递、渗透给 全世界，它的开幕式上，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在大广场上有棵大树，这在任何一届奥 运会开幕式上都是没有的，还有雅典的神话、古迹。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向全世界宣传 着自己民族的文化、民族的符号。我们能否做到?4年之后我们会给世界留下一个什么样 的印象?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思考。我认为首先应该辨明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明确中国 文化到底是什么，是熊猫、龙、武术，还是其他?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的文化是什么， 我们的代表性东西是什么。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国民素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世界记住中 国。

在文化建设中，体育首当其冲。因为它太容易被大众所接受，通过电视、广播等各个 方面无时不在渗透。现在对新闻媒体的管理无法可依，至今尚没有一部《宣传法》或是 《新闻法》，只能套用其他法律。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国改革中存在的一个问题。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经济；视野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阿坝州；社会体育

我国是由多族群（民族）构成的以中华民族为一体的数元文化兼收并蓄、和谐相融的国家，在源远流长历史江河中，各民族创造出丰富多彩而又各具风格特点的传统体育。我国一直把发掘、保护与发扬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国家文化战略，而在目前四川省进一步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应用力度的政策背景下，作为藏羌民族聚居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中称简称为“阿坝州”）如何把传统体育文化的族群性、地域性资源生产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就格外地显得意义重大。

一、阿坝州具备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产业的优势

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北邻青甘紧挨绵德，东切成都，南接雅安，与省触壤，区位优势明显。境内居住着藏、羌、回、汉等15个民族，是四川省第二大藏区和我国羌族的主要聚居区。大多的少数民族文化是通过体育艺术为载体进行传承的，所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也意味着其体育文化资源丰富。阿坝州实施“基础驱动”拓宽体育文化活动场馆设施，加强相应的管理和维护，为城乡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文化休闲和健身娱乐环境，重点抓好汶川地震灾后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恢复重建项目。在北京奥运会后，阿坝州全方位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州文化体育广场、州体育馆等，并提供体育健身特别是藏羌传统体育项目的服务，逐步恢复群众体育健身活动，突出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产业标志。2011年，总投资20亿元的茂县九顶山国际滑雪场一期工程顺利开展。近年来，汶川、茂县、小金、黑水等县开展了登山、滑雪、攀冰、山地越野、自行车等山地户外运动，增加体育产业附加值。探索户外运动规范有序的管理方式，认真受理攀登山峰活动行政许可，加强登山等高危体育运动监管，促进体育产业健康科学规范发展[1]。

二、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促进民族交流保持社会稳定

阿坝州大力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积极开展民族体育活动有利净化社会风气，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抵制不健康文化的侵袭。通过开展民族体育活动和比赛，能增强人们顽强拼搏的意志、协作精神、竞争意识、创新意识、使人们的责任心、使命感和集体主义观念得到加强，从而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起源、发展同该民族的生产生活、政经文教等融为一体，并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延绵不绝，表现在民族共同的国家、信念与心理等认知上。精神范畴的民族体育文化依附于肢体语言和其它载体形成一种促进内部同化的合力，为族群成员的、人生价值、美丑善恶等意识形态涂上相似的底色观点、理念，大致相同的思维习惯为族群的认同、趋同提供了内环境条件，有利于调和民族关系。共同利益促进了各族群文化的整合与凝聚，基于是平等互助、团结求同理念的中华文化思想是民族融合的调和器，一直到今天都表现着强大的力量和积极的意义。

三、根据阿坝州实际情况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有利于经济发展

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符合阿坝州实际，也是落实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具体体现。辖区内有着大量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主要有民族式摔跤、草球、押加、珍珠球、马术、推杆、锅庄等项目。居住在辖区内的居民往往利用少数民族的传统节庆日，开展一些民族体育活动。如藏族的民族体育项目马术运动对于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和壤塘县的藏族群众尤为喜爱，他们通常利用在一些传统民族节庆日，举行一些官方或民间的比赛[1]。羌族的民族体育常与宗教祭祀活动相伴而行，有教导本族人了解、遵循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功能，而后来演变成在传统庙会或宗教活动举行当中，使参与民族体育活动的人们感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而达到本民族文化的宣传作用。开展民族体育，充分体现了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能把大家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加强本地区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发展社会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2]。

四、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双赢

近年来，体育旅游以其内涵丰富、生动趣味、体验刺激的特点在满足现代人多层面旅游需求，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阿坝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北端与川西北高山峡谷的结合部，紧邻成都平原，辖13县。境内有九寨沟、黄龙、卧龙、四姑娘山、大草原、达古冰山等丰富的旅游资源，也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结合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游和浓郁的藏羌民族风情，是自驾游、陡步、登山、滑雪、探险、攀冰等户外运动爱好者的上佳去处。适当开发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旅游，挖掘其中的商业价值，驱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能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社会体育文化体系构建工作的积极性，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利益也是人们追求的生活目标，社会活动不能脱离经济利益而寻求纯粹的精神需求，后者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依托。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应该尊重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通过合理开发民族体育的商业价值，努力改造民生。

五、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阿坝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随着我国全面深入建设小康社会，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经文化发展也取得了良好成绩，这从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华复兴梦想实现的进程，当地各民族的物质、精神文化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具有丰富内涵的藏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以其广泛的社会功能和鲜明时代感，振奋着各族人民积极开拓创新的优秀精神，同时，也起着维系民族情感的作用。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也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儒、道、释等多种文化思想的结合体。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实现民族团结、社会和谐，通过各民族间相互交流、沟通和了解，从而加深、增进感情，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实现民族大团结。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与自然的竞争意识很强，因居住分散，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相对缺乏，而民族体育活动作为少数民族集会的主要内容，在“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方式下展示优秀的原生态民族体育文化，打造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区域性品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为构建“和谐体育・健康阿坝”提供了一定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尺度，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活动倡导在统一的游戏规则下，体育竞争公平，在竞技比赛中，要求将诚信，反对弄虚作假，零容忍于欺骗诈骗行为[2]。

六、结语

大力推进和扶助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必然需要，也是构建“和谐体育・健康阿坝”的需要。作为一种具有丰富底蕴的体育文化形态，民族体育的发展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的，而且，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也是建立各民族和谐关系的剂，是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的助推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增长剂。（作者单位：四川省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社科类重点科研项目（编号09SA003），阿坝师专校级重点课题项目（编号ASA09-11）。

参考文献

[1]张树亮. 近五年阿坝州体育年鉴 [DB/OL]. 阿坝州体育局： http：///Article/ShowArticle.asp ArticleID=364，2013-06-04.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张家川；60年；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2-042-3

60年，在人类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这60年，却是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一段极其重要的发展历程。6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党中央、省市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历届县委、县政府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主题，团结和带领全县34万回汉人民，用足用活民族政策，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使全县社会经济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谱写了张家川社会经济繁荣发展、回汉人民携手并进、广大群众安居乐业的壮丽篇章。

一、基本情况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陇山西麓，属黄河中游黄土丘陵沟壑区，东接陕西省陇县，南邻清水县，西连秦安县，北与华亭、庄浪接壤。全县面积1131.8平方公里，东西最长62公里，南北最宽48公里[1]。张家川属天水市管辖，现辖3镇17乡，总人口34.32万人，其中回族23万人，占总人口的69%。张家川历史沿革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9世纪，秦非子就在秦谷养马，秦亭在今张家川县境内。东汉中元元年（公元56年），废清水县归陇县，陇县治地在今张家川镇。元明清民国时期，张家川分隶属于秦安、清水两县。1949年张家川解放，1953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由清水、秦安、庄浪及陕西陇县部分地区析置。1958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与清水县合并为清水回族自治县，1962年1月恢复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源流不断融合，从而形成张家川文化的多元特征。

二、近60年经济发展主要成就

（一）农村、农业经济全面发展

农业和农村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张家川县作为一个农业县，农业人口占全县人口的95%，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整个农村工作的重点。60年来，历届县委、县政府始终把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为全县工作的重中之重，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三大目标，因地制宜调结构，面向市场兴产业，依靠科技增效益，夯实基础促发展，倾尽全力抓扶贫，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加强，农业结构逐步优化，农村经济质量和效益逐年提高，到2011年底，全县农业总产值达55433万元，比1978年的335.86万元增长165倍，粮食总产量达11.13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2480元，经过历届领导班子的不懈努力，农村经营方式顺利改革，农业基础条件改善，实现了粮食自给，人民群众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二）工业投资建设持续升温

1.地方工业

张家川县地方工业最早源于近代民间手工业作坊，1953年自治县成立后，全县出现全民大办工业的高潮，1956年，数百家手工业者按其行业组成14户集体性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全县相继办起了县农机制造厂、上磨铁厂、砖瓦厂等，主要生产小农具、民用小五金、木制家具、铁质用品等，当时全县共有工业企业24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家川地方工业迅速发展，形成一个以农机制造、建材、皮毛加工、清真食品加工为主的地方工业体系，到2011年底，全县各类工业企业达328家，比1978年的62户增加266户，增长5倍，工业产品达几十个体系、上百个品种，销往全国100多个县市区。2011年底，全县工业产值达63188万元，实现利润15540万元，分别比1970年增长128倍和78倍。

2.乡镇企业

张家川县的乡镇企业是由社队企业演变而来，社队企业是农村副业、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村副业、手工业历史悠久，但长期附属于农业，发展极为缓慢，1958年底，全县有社队企业47个，从业人员562个，为了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国家支援17个先后建立拖拉机站和农具厂，社队企业有了一定发展。至1977年，全县共有社队企业413个，其中社办48个、队办365个，从业人员2005人，年总产值50.37万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社队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全县已初步形成以皮毛加工企业为龙头，村办、户办以及股份制企业多轮驱动，多轨迹运行，多业并养的新格局，到2010年底，全县规模较大的乡镇企业发展到300余户，从业人员7860人，分别比1978年增长2倍以上。2010年，全县乡镇企业完成总产值2.1亿元，产品销售收入完成1.7亿元，实现利润1.2亿元。

（三）交通运输四通八达

张家川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是古丝绸之路上扼守陕甘交通的要道，自周秦至汉唐直至明代海运未开通以前，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岁月中，关陇古道一直是我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交通枢纽。1953年自治县成立后，张家川县的公路建设在原古道、大车道的基础上，通过改直、拓宽、整修路面、接短、续长和新修，形成了贯通东西南北的交通网络。1990年实施国债路网和“以工代赈”等建设项目以来，至2008年底，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省道为骨架，县乡道路为分支组成的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其中有省道1条72千米，县道4条96.24千米，通车总里程917.4千米，基本形成了覆盖面大、遍及城乡、干支相连，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

（四）城市建设展新颜

城市建设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对于加快城市化进程，提升城市竞争力，改善人居环境起着决定性作用。60年来，张家川县紧紧围绕把张家川建设成为初具城市雏形、民族特色鲜明、城乡一体发展的丝路重镇这一目标定位，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高效能管理”的方针，以科学规划为龙头，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加大旧城改造力度，加快新城建设速度，投资2亿元，先后新建了行政中心广场，新建和改造了人民路、解放路、滨河路、阿阳路、中城路、和平路等城区街道，采取新技术、新光源，在新建主干道，行政广场安装配置各式景观灯，并对城区供水和供暖进行了扩容和改造，县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县城综合服务功能不断完善，县城品味不断提升。

（五）商业贸易日趋活跃

张家川县地处陕甘交界，是古丝绸之路南大道必经之地，自古商贾云集。1953年，自治县成立以来，张家川的城乡贸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像，到2010年底，全县共建立乡镇集市13处，其中万人以上的大集市3处，有各类专业和综合市场50多个，初步形成了以龙山皮毛市场和张家川商业城为龙头，专业市场为骨干，集贸市场为基础，批发零售兼有的市场网络。全县有各类皮毛加工企业40余家，民间皮毛加工户3000余户，其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有的还出口到伊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龙山皮毛享誉省内外，是全国的四大皮毛集散地之一，年皮张上市量约700万张，羊毛、羊绒年上市800吨。2010年底，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2646万元，比1978年的1336.4万元净增21309.6万元，增长17倍。

三、社会事业遍地开花

（一）科技事业

张家川县的科技事业从1958年成立县科委以后，逐步发展，科技机构随之健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健全了科技服务体系和科技市场网络，科技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科技投入逐年增加，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至2010年底，全县有科技服务机构38个，专业协（学）会29个，各类专业科技人员3976人，比1978年的215人增长17.5倍。全县共引进技术260项，推广先进适用技术140项，建立科技示范园区9个，建立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点面相结合的科技示范点248个，示范面积260多万亩。其中，在全县17个乡镇中，有科技信息资讯中心1处，科技示范乡15个，科技示范村141个，科技示范户2581户，获得技术职称的农民技术人员达到701名。

（二）民族教育

自治县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照耀下，张家川县教育事业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已形成了幼儿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到2010年底，全县共建成各级各类学校276所，在校学生71971人，分别比1978年的29所、3810人增长95.17%和18.89%。全县在1998年9月实施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又于2006年9月按期实现“两基”达标，并被评为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县。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张家川县向全国各类大中专院校输送学生14433名，为全县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合格人才。

（三）文化艺术

60年来，全县文化设施不断完善，群众文化活动日趋活跃，文化队伍日益壮大，文化创作水平不断提高。到2010年底，全县共建成以县文化旅游局、博物馆馆、图书馆为重点的县、乡、村三级文化阵地200多处，全县业余作家在国家、省市各类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文艺作品1600余篇。2007年7月成功举办了张家川首届“中国·甘肃·张家川关山花儿会暨清真食品旅游节”，2010年，大型史诗歌舞剧《关山月》在天水“伏羲文化旅游节”上一举夺魁，随后又在兰州、西安等西部地区核心城市巡演，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县文化部门组织人员挖掘整理张家川“花儿”60余首，付川小曲20余首，其中张家川花儿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付川小曲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对马家塬遗址战国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挖掘，该墓群被评为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时至今日，全县文化事业蒸蒸日上。

（四）医疗卫生

张家川县的医疗卫生事业，经过新老几代医务工作者的艰苦创业，改变了过去医疗水平落后，人民群众缺医少药的状况，全县医疗事业不断发展，医疗保健网络形成规模，医疗队伍逐步壮大，医疗水平逐步提高，卫生综合服务能力日益增强，初步形成了遍及城乡的医疗卫生体系。到2010年底，全县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达378所，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人员1500余人，分别比1978年增长2.2倍和3.1倍，其中卫生技术人员792人，比1978年的299人增长2.5倍。其中张家川县第一人民医院、恭门卫生院、梁山卫生院顺利通过“一级乙等”、“二级甲等”、“二级乙等”评审，2010年全县医疗机构门诊人次达到28万人次，比1978年的5.37万人增长6倍多，疾病治愈率从1978年的66.6%提高到2010年的97%，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100%。

四、结 语

六十年，全县人民相濡以沫，六十年，历届政府薪火相传，回顾六十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张家川县走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艰难岁月。今日，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机遇与挑战，全县34万回汉人民在“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旗帜的指导下，必将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去创造自治县更加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县情简介[EB/OL]，http：//.

[2]张福祥.新农村建设[A].2011年甘肃发展年鉴·张家川县[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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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水经济年鉴·县区篇[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5]张福祥.新农村建设[A].2011年甘肃发展年鉴·张家川县[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6]张福祥.基础设施建设[A].2011年甘肃发展年鉴·张家川县[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7]张福祥.国民经济篇[A].2011年甘肃发展年鉴·张家川县[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8]张福祥.科学技术篇[A].2011年甘肃发展年鉴·张家川县[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9]张福祥.教育篇[A].2011年甘肃发展年鉴·张家川县[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10]张福祥.医疗卫生篇[A].2011年甘肃发展年鉴·张家川县[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7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海南黎族；服饰文化；传承保护

海南黎族作为一个历史文化传承深远的民族，在服饰文化方面有其独到的特点。对海南黎族进行经济开发，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俗作为重要的卖点、热点是必然趋势。不过，考虑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有必要在经济活动中对黎族服饰文化进行保护。只有施行完善的服饰文化保护政策，才能确保黎族服饰文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会被其他文化所冲击。

一、海南黎族服饰文化的特色

1.民族文化的代表性

海南黎族服饰文化是黎族特有的精神文化、习俗、传统和艺术文化、艺术特色的集大成者，是民族文化的经典代表。透过黎族服饰文化的特征，就可以深入了解到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特点。海南黎族服饰文化的重要载体就是黎族的织锦，它被评为“海南敦煌壁画”，是古代的“岁贡极品”，这就足以看出这种织锦的品质高端，文化研究价值高，具有极强的保护价值。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这种堪称“皇家贡品”的民族艺术文化宝藏成为重要的发觉点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黎族服饰文化在织锦上体现的最为全面，海南黎族的文化在服饰文化上的体现最为全面。黎族服饰文化直接代表了黎族独特艺术文化的最高水平。

2.民族服饰艺术的唯一性

海南黎族服饰文化与众不同，具有极高的唯一性，是当今各民族之中保存最完善、艺术性最强、风俗特点最浓厚的一种艺术形式。黎族服饰文化的唯一性首先表现在制作工艺的唯一方面。黎族织锦是当今黎族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工艺，具有长远的历史发展底蕴，与本地的棉花种植量大、棉花质地优良、矿物质染料丰富、资源丰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更是黎族特定的历史发展环境和文化氛围发展的必然结果。黎族服饰文化发展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在制造工艺上加入了艺术性的设计理念，融合了黎族的文化传统、信仰、劳动环境和生活氛围、情趣主张等重要内容；比如黎族服饰文化中的“龙被”，工艺先进、观赏价值和工艺价值世所罕见。这几个方面的表现，让黎族服饰文化唯一性的特点格外突出。

3.过往文化传统的延续性

黎族的历史发展进程比较统一，文化传播的脉络较为明确，这使得黎族文化整体上表现较为明确和完整。以黎族服饰文化特点为例，它的发展过程，所涉及到的祭祀符号、家族标志、文化符号、传宗接代、爱情信物等方方面面都有着比较系统的文化指向性。什么样的符号代表什么样的意义、什么样的造型传递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的图案代表什么样的意义都非常明确，且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特点，是一种在族内具有良好的延续性和系统架构的文化体系。从古至今，黎族的服饰文化传统都保留的非常完整，很少受到外族的文化干扰，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至今黎族的服饰文化依然保留的很好，且一直在贯彻和落实，在老年一代向青少年一代的传递中甚少遗漏，文化传承延续的特色非常鲜明。

二、现代经济条件下黎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1.经济和商业模式的引入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对黎族服饰文化进行开发是必然。引入适当的经济政策和商业合作模式，在不损害黎族服饰文化特色的基础上，通过良好的经济政策和商业模式为黎族服饰文化的崛起和商业化提供动力，这也是让黎族服饰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成功转型的关键。没有现代经济政策的支持，没有恰当的商业模式支持，黎族服饰文化可能会遭到外来文化的破坏，可能无法在杂乱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独立性，一旦黎族的服饰文化遭到损坏，想要重新弥补就会非常困难。要注意经济政策倾斜的同时，加大对商业合作模式的管控力度，确保以正规的投资者、商业经营计划和运作方案来开发黎族服饰文化，开发服饰产品的多元化，避免经济开发和运作过程中出现不良现象。

2.专业文化传承人才的培养

黎族的服饰文化本身在传承过程中保护的很好。不过这只是在原来的历史文化特征中进行传承。一旦引入现代化的经济制度和商业模式之后，传统的文化保护策略可能就无法发挥作用。对此，相关部门、政府应该考虑引入专业的文化传承培养人才，以对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充分了解，对黎族服饰文化的深入了解来参与到文化传承保护中来。要制定详尽的保护策略，对商业合作项目、经济合作项目、方案以及未来的发展价值、意义、影响等各方面进行评估和审核，找到其中存在的风险制定弥补方案，切实做好经济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保护。

3.文献资料的录入和保存

传统的黎族服饰文化在传承方面主要依靠的是本族文字传承和语言行动上的感染、言传身教。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这样的传承方式略显薄弱。可以考虑让熟悉黎族语言文化的人士参与到文化传承与开发中来，将黎族的服饰文化以文献资料的形式记录下来，开发成系统、全面、完善的文字内容，递交给政府或相关部门作为档案材料保管，确保文献资料可以保存起来。这些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可以为经济开发提供更直观的参考，避免经济行为发生不良的后果，破坏了原有的服饰文化氛围。除了做基础性的文献资料整理之外，还可以考虑将这类资料进行整合，制作科研课题，提供学术研究，促进文化部门、研究人员对黎族服饰文化有更深刻的接触，加快服饰文化的开发进程。

4.基于现有文化特色的创新和发展

为了让黎族服饰文化能够迎合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部门必须注意对这些文化资源进行大胆的创新应用。比如黎族的服饰种类、常用的图案、在不同场合的图案蕴含的意义等，进行现代化的加工和开发，通过服饰展览、服饰设计、工艺研讨会、旅游景点开发、农家住宿旅游等各种形式在黎族服饰文化中加入现代商业元素和经济理念，用创新性的举动推动黎族服饰文化的开发，为黎族服饰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提供多元化的途径和方式。现代社会，黎族服饰文化如果不顺应时代进行改变和创新是无法满足经济开发需要的，在保留其特色和底蕴的前提下进行多元的尝试，赋予黎族服饰文化新的生机和活力，对推动文化的传承有重要意义。

三、总结

黎族服饰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在现代社会面临着很多困难，通过经济开发的形式来赋予黎族服饰文化全新的生机与活力是重要内容。不过考虑到黎族服饰文化的唯一性、代表性，在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之前，做好文化保护研究非常重要。依托专业人员的指导和参与，依托较为严格的合作方式审核和经济政策的保护性倾斜，大胆开发多元性的商业合作模式，引入社会力量和投资者参与到黎族服饰文化的开发和创建中，这对于黎族服饰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有良好的推动作用。（作者单位：1.桂林理工大学；2. 桂林理工大学；海口经济学院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王熙兰. 红瑶红色服饰文化考证与分析[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3）

[2]刘茜. 无字的教科书：苗族服饰文化的课程意义解读[J]. 民族教育研究. 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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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宏涛. 黎族美孚支系亲属制度与宗教文献综述[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02）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8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学派;社会经济;分析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10-0029-06

一、社会经济发展及分析模型的基础:生产力结构及要素关系

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是研究以国家为经济体如何增大产品和劳务的产出量,即如何增加国民生产总量又如何分配的一种理论,源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斯密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不仅最先论述资本经济增长取决于国民劳动的总生产物对该国人数的比例,并且论述了可以用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每个国民。李嘉图更是直接把研究重点从生产转移到分配领域,认为社会总产品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者结合的产物,而国民收入可分解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并且认为利润是国民收入中扣除地租和工资后的余额。

马克思扬弃斯密与李嘉图,将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和本质构成,阻碍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阻碍或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矛盾加深,经济周期极不稳定,加之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出现,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这些促使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克服再生产中的矛盾不断地探讨资本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凯恩斯总结罗斯福新政,编制出宏观经济增长理论;50年代中期,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英国的米德和美国的索洛批评哈罗德―多马理论,提出自己的模型;80年代的增长模型以罗默、卢卡斯、斯科特为代表,期间罗宾逊夫人的理论较有价值,认为工资应相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这样才能消除商品销售的困难,刺激发展。新古典学派理论代表人物认为,劳动与资本可以互相替代;而现代新古典学派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的原因是技术进步不快,主张扩大投资加速技术进步。

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再研究,可以清楚地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基本没有脱离社会经济实际,但也没有触及到基础和核心问题及内涵,其局限是就经济而论经济;二是发展脉络基本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热点,如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其理论的反映便是科技因素由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三是每一时期的理论都有一定可参考的价值,但是都不全面完整,且存在片面性;四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即哲学分析方法和出发点存在伪科学性。

总体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并没有突破古典学派范畴,而是仅就某些具体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因此,不可能超越马克思的视野。

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的建立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也就是从整个大的社会经济着眼并从具体领域着手,即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构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来建立科学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既然是基本而不是全要素,就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提炼丰富。生产关系在不断变化发展,关系要素对生产力的影响程度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关系要素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也就随变化而调整。

生产力要素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基本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劳动对象、教育和科学技术。劳动力是人从事劳动的能力,资本为过去劳动的积累,劳动对象即指土地等资源,教育是劳动力生存的必要成本和社会需要,科技是人类劳动经验的总结、传播和应用。公式可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由公式也可以深刻理解为什么邓小平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资本效率,增加劳动对象产出,为教育提供先导。因此,公式可另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科技K(劳动力L1•科技K+资本Z1/资本Z2•科技K+劳动对象D•科技K)。公式中的劳动力L1为在业劳动力,劳动力L2为后备劳动力;资本Z1为产业资本或称实体资本,资本Z2为金融资本或是称货币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既是产业结构问题,更直接原因是金融资本的泛滥。在国际经济相互交融的当代社会经济中,生产力及其基本五要素都受到国际经济整体或单方面的深刻影响。因此,公式可进一步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金融危机仅仅是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美国又是全球经济链中的重要环节。因此,贸易依存度越高,受到的影响越大;美元储备越多,受到的影响越大。

对于劳动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学派理论深刻揭示出劳动力作为核心要素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揭示出人力资本投资的实质、作用和方式,证明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是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投资,而人力资本的积累投资无非是科学技术即劳动经验的不断积累丰富,并且明确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率以及个人收入水平提高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型显示劳动力是社会经济的核心和直接因素,劳动力与资本、劳动对象结合直接形成生产力,而随着科技对劳动力、资本和劳动对象的渗透,劳动力素质提高,资本(生产工具)效率提升,劳动对象更趋于深加工而富含劳动量。劳动力L1的素质提高,即所谓的边干边学是三要素的基础和现实动力,而劳动力L2与教育相结合则为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培植后备劳动力。资本不过是过去劳动未被消费的积累转化,而现实劳动对象也无不包含劳动,因此说,劳动力不仅是社会经济的基本要素,并且是核心要素。离开劳动力及其劳动,一切所谓的生产和价值创造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都不存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实际就是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是通过人力资本实现社会经济系统持续发展。在劳动力L1素质的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中,劳动分工及专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劳动力L2与教育相结合培植后备劳动力中,家庭起着决定作用,但后备劳动力的培养不仅是家庭责任更是社会义务。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实际就是人力和物质资本不断积累的结果,归根结底是人力资本中以人类智力即科学技术为资本的积累,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劳动力的投入数量和使用质量。劳动力使用质量即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其表现是技术进步、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如果说是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等要素的投入函数,不如说是现实劳动力、过去劳动积累(资本和资源)、劳动创新(科技)、劳动技能转化(教育)的投入函数。

资本及积累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依据不同理解,学术上建立起众多研究模型,但又基本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马克思学派社会经济发展模型克服表面化和片面性,深刻揭示出资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出资本的实质和作用,证明人类社会无非是物质和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劳动经验的积累,且明确指出资本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率以及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资本的实质是人类劳动所创造的未被消费而用于再生产的劳动成果的积累,在资本经济条件下直接表现为能够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载体”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即人类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资本“表现”为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实物资本即资本Z1和以货币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即资本Z2。实物资本是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人类劳动转化,如厂房建筑、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等设施或工具。金融资本进一步衍生出虚拟资本,而实物资本进一步衍生出不同的产业行业实体资本。资本由现实形态演义出虚拟形态后,虚拟资本时而膨胀时而萎缩,而实体资本则相对稳定。从质的方面看,虚、实资本的相互作用关系既表现为良性互动,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又表现为恶性互动,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社会危机。从量的方面看,虚、实资本相互作用中存在停滞、扩张和泡沫等相互影响关系。只有把握虚、实资本的本质和相互影响关系规律,以实体资本为核心利用虚拟资本的作用,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经济在封闭的情况下法定货币只要相对体现过去已经完成的产品和劳务成果的量,就能保持一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如果加入债务成分就有产生膨胀的可能性,而人民币现在正滑向债务深渊。膨胀会掩盖实体资本问题,借新债还旧债似乎不成问题,当泡沫破灭,被抵押的股票、房地产等抵押品出现大幅缩水,银行连本带息都将无法收回。

劳动对象D即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基础的位置,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建立科学的分析理论,并指导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在生产对象即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先开发什么后开放什么,以什么资源及能源为常规,以什么为替代都必须有章程,必须上升到法律政策的高度。在利用中,循环经济是一种良性的利用理念和模式,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原则是减量、再利用,重点是清洁生产、节约和开发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科技的支撑,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循环经济型转变。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大力提高和普及教育J的水平程度,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因此,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改革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使科技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具有坚实的人才和大众基础。

科技K在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促进作用在当代无论深度、广度还是速度都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进步已成为主要推动力和决定性因素。因此,研究科技进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和途径,对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现实性。科技进步推动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促进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科技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愈来愈大。科技进步产生新的生产工艺,改进或更新设备,完善产品设计,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最终提高生产效率,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质量更高的产品。

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归根结底都是科技进步推动的结果,新兴生产部门的出现和建立也源于科技的发展进步。科技进步改变原有经济结构的格局,引起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劳动力密集型向知识科技密集型产业发展,同时,使传统经济萎缩,使以新科技为基础的产业迅速发展。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累进造成整个社会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客观上要求增长方式转向,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效益,而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取决于科技的创新和应用。

改革开放初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因素主要体现在科技引进模仿及劳动者的边干边学中。之后,研究开发部门的新设计、新发明推动生产科技进步,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越来越大,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转变,但是研发与生产企业仍然脱节。目前,通过体制改革,科技部门与生产企业越来越融合。

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模型表述及制度作用

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经济制度。经济关系及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经济实践的发展为基础。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强制性影响经常摧毁原有的经济关系及制度体系,使其陷入矛盾并为新的经济关系及制度开辟途径。经济的再发展又需要持续稳定的秩序,没有相对稳定的秩序,在混乱的社会中经济不可能发展。

发达国家理论家把重点放在研究资本、土地与劳动的分配关系上,但是,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是人,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获得新财富的比重高,劳动力获取的就低;反之,资本与土地收益低,劳动力获取就高。发达国家理论家的结论是资本与土地获得新增比重高再投资就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就高,但他们却避而不谈引发的社会问题。

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直接表现为社会需求的有效性,分配关系不当有效需求就不足,社会经济过程就产生波动及危机,甚至产生社会动荡。分配关系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需求实现对社会经济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公式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

经济关系及制度是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直接反映,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只要社会经济关系不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关系及制度至少基本经济制度就会相对稳定,但经济运行方式制度相对比较容易变化。每一项制度都有产生、成长、成熟、衰亡的过程,并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在存在经济利益差别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经济关系及制度是统治阶级、阶层意识的表现。有利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经济关系及制度一旦确立,伴随发生的将是人类的制度化过程,否则,将引发或激烈或温和的反抗或消极对待。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将经济关系用制度准则规范的经济,没有一系列旨在维护市场秩序的制度规范则市场经济无法运转。经济活动的主体――家庭、企业和政府都在制度的约束和保障下选择某种经济活动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和利益。在制度的约束和保障下,家庭可以自由选择某种经济手段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可以选择一切经营方式实现企业利润目标最大化和长期发展;政府也必须依据制度行使其经济职权。

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主体是彼此联系、相互制约、错综复杂的统一体,需要制度规范。基本经济关系需要制度确认调整,经济主体关系需要制度明确保护,经济主体的行为需要制度规范。经济制度调整的是经济主体间的经济关系,即人和由人组成的经济组织在从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马克思学派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脱离经济关系的生产力及发展,生产关系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市场经济初期是斯密所描述的依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市场经济已是市场机制调节信号准确、市场主体行为规范、市场客观归属明确的经济。但在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尚未健全,有许多漏洞滋生欺诈贿赂等非法行为。因此,必须健全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使经济主体的作为规范化。

经济关系及制度表现层次为:社会习惯、政治(党派)政策政府规范法律规范。经济关系及制度变迁直接是为适应社会习俗、党派政策的需要的。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及体制改革则更多地是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主张。经济关系及制度累积演进随着社会历史的时空条件变化而调整并发挥作用,经济关系及制度间还存在彼此依存的关系,某单项经济关系及制度能够发挥作用依赖制度体系的配合支持,同时,这个制度本身也成为配合支持体系的力量。因此,经济关系及制度的范围愈广、层级愈厚,表示人类所能成就的社会愈进步。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必然拥有系统的经济关系及制度结构。

三、上层建筑的构成、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及其在模型中的结构地位

经典的划分科学的方法是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部类,而社会科学又分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部类,经济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础。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及结构分析理论只有在马克思创立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后才成为可能。生产力及其构成与生产关系及其构成,以及由此构成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影响关系理论是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建立科学发展观的基础。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个上层建筑层次,上层建筑的主要要素包括社会结构、制度法律、党派政治和思想文化。这里的制度法律指的是社会制度,而思想文化又被称为意识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间接、整体、宏观的作用。公式可进一步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思想文化)•系数],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都受到国际社会及各方面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公式又可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S+(•思想文化)•系数]•国际社会影响GH｝。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深刻变化,只有处理好各阶级、各阶层间的关系,及时有效地调整管理方式,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充分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才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目前,社会阶层分析的依据主要是各个阶层对经济、组织和文化等资源的占有情况,经济资源是基础,组织资源占主导,文化资源趋于物质化。依此社会可划分为:社会管理者阶层、资本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主阶层、专业技术阶层、办事员阶层、个体阶层、工商劳动者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阶层,等等。社会结构阶层中的主要矛盾是贫富矛盾,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而结构阶层中的最大矛盾仍然是二元结构问题,即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商业的矛盾。社会阶层结构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相对比较稳定,而目前中国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人口所占比例还很低。经济政策不能替代社会政策,因而必须充分改革社会政策,使之反作用于经济。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保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上层建筑中的党派政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它直接决定上层建筑的影响系数是大于1还是小于1。执政党及政府是廉政还是腐败、是有才能还是无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巨大,而政党的民主程度又直接决定政党及其控制的政府的廉政与勤政程度。思想文化在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在上层建筑结构中具有特殊作用及功能。它不仅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且广泛地渗透并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的各领域,间接作用于经济基础。思想文化产品也直接成为生产力作用下的可交换的劳动成果。思想文化与政治组织相融合表现出先进性,与社会结构相融合表现出民族性,与制度法律相融合表现出规范性,与大众相融合表现出广泛性,与资本相融合表现出产业性,与自然资源相融合表现出生态性,与教育融合表现出基础性,与科技融合表现出形式性,与各国文化融合表现出扬弃性。同时,就文化自身发展而言,还具有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强大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需要拥有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以此有效地凝聚党员,动员人民,站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潮流。因此,要不失时机地制定思想文化发展策略,解放和发展思想文化生产力,繁荣思想文化,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协调发展。

四、社会经济意识与社会经济存在的互动关系及模型反映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辩证理念曾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也曾被简单僵化地理解。社会存在仅仅被理解为社会政党政治的存在、阶级分歧的存在,而社会意识仅仅被理解为对社会政党政治存在的反映、对阶级分歧存在的反映。因此,不能完整科学地认识什么是社会存在及其基本内涵、什么是社会意识及其基本内涵,也就更不可能完整科学地运用这一科学理论解决社会经济实践中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社会存在不仅包含社会政治存在,还包括社会经济存在、社会文化存在等,并且现代社会起基础作用的是社会经济存在;社会意识也不仅包含社会政治意识,还包括社会经济意识、社会文化意识等,并且现代社会中起基础作用的意识是社会经济意识。社会经济意识能动地、直接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存在,并间接地影响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存在;而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也间接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存在。

发达国家理论家提出的社会经济分析模型中“心理”要素占据重要位置,但论述基础因过分强调心理作用而往往给人以唯心主义的感受。如果把心理理解为社会心理,进而升华为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意识,便更容易理解社会经济意识及心理的能动作用。

当然,意识的简单相加并不能对社会存在产生重大影响,只有形成社会性的、主导性的社会经济意识才能有效作用于社会经济存在,有效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存在。将社会经济意识概念引入社会经济“存在”分析模型,可“完整”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S+(•思想文化)•系数]•国际社会影响GH｝•社会经济意识Y。

实际上,影响社会经济的任何因素都根本不可能用数学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确计算或表述,建立社会经济分析模型只是相对规范地加以表述,无法精确到企业收入-成本=利润的程度。如自然环境因素中对社会经济影响最直接的是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等常规能源,以及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和生物等替代能源,而能源又是生产或劳动对象中的基础原材料,但自然环境对社会经济影响究竟多大,却无法计算。建立社会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相关关系分析模型的价值在于将抽象问题形象化、复杂问题具体化,在于运用科学的即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认识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任何社会经济意识因素状态的变化都会对经济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导致市场交易及其价格的波动。因为任何部类的社会经济存在都由买卖双方构成市场,对市场行情的不同看法必然反映到市场上,市场意识及参与者的心理就在两个方向上相生相克。发达国家理论家发明了许多所谓意识指数、意愿指数或人气指数衡量反映市场买卖情况,并依此为参数判断经济的发展走势。这些理论是基于市场心态的观点去分析经济情况,研究的是某段时期内市场参与者的心理与事实。当然,心理理论也有严重弱点,常使分析市场动态的人感到困惑。但无论心理理论有多少严重缺陷,毕竟启发了马克思学派将社会心理上升到社会经济意识,进而完善了马克思学派社会经济发展分析模型。

目前,中国房地产在多数城市的居民收入与房价比不仅超过8倍的一般警戒线,甚至部分城市已达到10倍、15倍,有一定经济头脑的人的第一反应是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已快到尽头,至少预感到房地产市场的高涨阶段已到尽头。经济甚至社会矛盾突出迫使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而政府经济政策影响时间为经济周期,其半径是3～5年。当普通百姓认识到房地产市场价格必然下跌3年时,便形成强有力的社会经济意识。这一社会经济意识支配的结果就是人们在3年内租房而不买房,这将对社会经济存在形成巨大的能动作用,房价下跌将成必然。房地产市场求大于供时价格会上涨,因为有利可图,开发商会进一步投资;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下降,因为无利可图,开发商会望而却步。而那些处于迅速扩张把现金押在销售回款上的企业资金链条会越来越紧,若超过承受能力,相当一部分开发商会遭到破产或被兼并的命运。此时,市场才会转到另一个上升周期,新的心理反应、经济预期和社会经济意识将重新产生,并发挥相反的作用。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9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学派；社会经济；分析模型；中国适用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2-0041-06

一、社会经济发展及分析模型的基础：生产力结构及要素关系

1.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是研究以国家为经济体如何增大产品和劳务的产出量，即如何增加国民生产总量，又如何分配的一种理论学说。经济增长理论源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斯密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不仅最先论述资本经济增长取决于国民劳动的总生产物对该国人数的比例，并且论述了可以用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每个国民。李嘉图更是直接把研究重点从生产转移到分配领域，认为社会总产品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者结合的产物，而国民收入可分解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并且认为利润是国民收入中扣除地租和工资后的余额。

马克思扬弃斯密与李嘉图，将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和本质构成，阻碍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阻碍或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矛盾加深，经济周期极不稳定，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克服再生产中的矛盾，探讨资本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凯恩斯总结罗斯福新政编制宏观经济增长理论，50年代中期新古典学派理论提出，代表人物为英国的米德和美国的索洛，他们批评哈罗德、多马理论提出自己的模型；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斯科特为代表，期间罗宾逊夫人的理论较有价值，认为工资相应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才能消除商品销售的困难刺激发展。新古典学派理论代表人物认为劳动与资本可以互相替代；而现代新古典学派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的原因是技术进步不快，主张扩大投资加速技术进步。

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再研究，可以清楚地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基本没有脱离社会经济实际并且触及到基础和核心问题及内涵，局限是就经济而经济；二是发展脉络基本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热点，如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兴起其理论的反映便是科技因素由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三是每一时期的理论都有一定可参考的价值，但是都不全面完整且存在片面性；四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即哲学分析方法和出发点存在伪科学性。总体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并没有突破古典学派范畴，仅就某些具体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因此也就更不可能超越马克思的视野。

2.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的建立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也就是从整个大的社会经济着眼而从具体领域着手，即从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构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建立科学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既然是基本而不是全要素，就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提炼丰富；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发展，关系要素对生产力的影响程度也不断变化，因此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也就随变化调整。

生产力要素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基本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劳动对象、教育和科学技术。劳动力是人从事劳动的能力，资本为过去劳动的积累，劳动对象即土地等资源，教育是劳动力生存的必要成本和社会需要，科技是人类劳动经验的总结、传播和应用。公式可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

由公式也可以深刻理解为什么邓小平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资本效率、增加劳动对象产出、为教育提供先导。因此公式可另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科技K（劳动力L1•科技K+资本Z1/资本Z2•科技K+劳动对象D•科技K）

公式中劳动力L1为在业劳动力，劳动力L2为后备劳动力。资本Z1为产业资本或称实体资本，资本Z2为金融资本或称货币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既是产业结构问题，更直接原因是金融资本泛滥的问题。

国际经济相互交融的当代社会经济中，作为生产力及基本五要素都受到国际经济的整体或单方面的深刻影响。因此公式可进一步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

金融危机仅仅是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美国又是全球经济链中的重要环节。因此贸易依存度越高受到的影响越大，美元储备越多受到的影响越大。

3.劳动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至今争论不止，马克思学派理论深刻揭示出劳动力作为核心要素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揭示出人力资本投资的实质、作用和方式，证明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是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投资，而人力资本的积累投资无非是科学技术即劳动经验的不断积累丰富，且明确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率以及个人收入水平提高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型显示劳动力是社会经济的核心和直接因素，劳动力与资本、劳动对象结合直接形成生产力，而随着科技对劳动力、资本和劳动对象的渗透，劳动力素质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资本（生产工具）效率提升、劳动对象更趋于深加工而富含劳动量。

劳动力L1的素质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是三要素的基础和现实动力，劳动力L2与教育结合是为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培植后备劳动力。而资本不过是过去劳动未被消费的积累转化，现实劳动对象也无不包含劳动。因此说劳动力不仅是社会经济的基本要素并且是核心要素，离开劳动力及其劳动一切所谓生产和价值创造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都不存在。

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实际就是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是通过人力资本实现社会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劳动力L1素质的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中，劳动分工及专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劳动力L2与教育结合培植后备劳动力中的家庭起着决定作用，但后备劳动力的培养不仅是家庭问题更社会义务。

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归根结底是劳动力的投入数量和使用质量。劳动力使用质量即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表现是技术进步、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如果说是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等要素的投入函数，不如说是现实劳动力、过去劳动积累（资本和资源）、劳动创新（科技）、劳动技能转化（教育）的投入函数。

4.资本及其积累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依据不同理解学术上建立起众多研究模型，但又基本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只有马克思学派社会经济发展模型克服表面化和片面性，深刻揭示出资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出资本的实质和作用，证明人类社会无非是物质和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劳动经验的积累，且明确指出资本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率以及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资本的实质是人类劳动所创造的未被消费而用于再生产的劳动成果的积累，资本直接表现为能够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载体”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即人类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资本的“表现”为以货币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即资本Z1和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实物资本即资本Z2；金融资本进一步衍生出虚拟资本，而实物资本进一步衍生出不同的产业行业实体资本。实物资本即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人类劳动转化，如厂房建筑、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等设施或工具。

资本由现实形态演绎出虚拟形态后，虚拟资本时而膨胀时而萎缩，而实体资本则相对稳定。从质的方面看，虚、实资本的相互作用关系既表现为良性互动，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又表现为恶性互动，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社会危机。从量的方面看，虚、实资本相互作用中存在停滞、扩张和泡沫等相互影响关系。把握虚、实资本的本质和相互影响关系规律，以实体资本为核心利用虚拟资本的作用，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经济在封闭的情况下法币只要相对体现过去已经完成的产品和劳务成果的量，就能保持一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如果加入债务成分就有产生膨胀的可能性。膨胀会掩盖实体资本问题，借新债还旧债似乎不成问题，但是，当泡沫破灭被抵押的股票、房地产等抵押品出现大幅缩水，银行则连本带息都无法收回。

5.劳动对象D即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基础的位置，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建立科学的分析理论，并用以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生产对象即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先开发什么后开发什么、以什么资源及能源为常轨以什么为替代都必须有章程，都必须上升到法律政策的高度；利用中，循环经济是一种良性的利用理念和模式，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原则是减量、再利用，重点是清洁生产、节约和开发综合利用。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科技的支撑，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型转变。

6.社会经济发展中需要大力提高教育J的水平程度，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因此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改革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使科技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具有坚实的人才和大众基础。

7.科技K在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促进作用，在当代无论是深度、广度，还是在速度方面都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进步已成为主要推动力和决定性因素，因此研究科技进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和途径，对于如何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现实性。科技进步推动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促进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科学科技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愈来愈大。科技进步产生新的生产工艺，改进或更新设备，完善产品设计，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最终提高生产效率，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质量更高的产品。

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归根结底都是科技进步推动的结果，新兴生产部门的出现和建立也源于科技的发展进步。科技进步使传统经济萎缩，使新科技为基础的产业迅速发展，从而改变原有经济结构的格局，引起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知识科技密集型发展，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累进产生整个社会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客观上要求增长方式转型，而这主要取决于科技的创新和应用。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因素中最为显著的是体现在科技引进模仿及劳动者的边干边学；之后，研究开发部门的新设计、新发明推动生产科技的进步，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越来越大，但是研发与生产企业仍然脱节；目前通过体制改革科技部门与生产企业越来越融合。

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模型表述及制度作用

1.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经济制度。经济关系及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经济实践的发展为基础，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强制性影响经常摧毁原有的经济关系及制度体系，使其陷入矛盾并为新的经济关系及制度开辟途径。进而经济的再发展又需要稳定持续的秩序，没有相对稳定的秩序，在混乱的社会中经济不可能发展。

发达国家理论家把重点放在研究资本、土地与劳动的分配关系上，但是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是人，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获得新财富的比重高，劳动力获取的就低。发达国家理论家的结论是资本与土地获得新财富比重高再投资就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就高。却避而不谈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直接表现为社会需求的有效性，分配关系不当有效需求就不足，社会经济过程就产生波动及危机，甚至产生社会动荡。分配关系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需求实现其对社会经济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上述公式可进一步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

经济关系及制度是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直接反映，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只要社会经济关系不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关系及制度至少是基本经济经济制度就相对稳定。存在经济利益差别的商品经济社会决定的阶级、阶层社会中，经济关系及制度是统治阶级、阶层意识的表现。然而有利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经济关系及制度一旦确立，伴随发生的是人类的制度化的过程，否则将引发或激烈或温和的反抗或消极对待。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关系用制度准则规范的经济，没有一系列旨在维护市场秩序的制度规范则市场经济无法运转。经济活动的主体家庭、企业和政府，都在制度的约束和保障下选择经济活动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和利益。制度约束和保障下，家庭可以自由选择经济手段来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可以选择一切经营方式来实现企业利润目标最大化和长期发展；政府也必须依据制度行使其经济职权。

2.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主体是个彼此联系、相互制约、错综复杂的统一体，需要制度规范。基本经济关系需要制度确认调整；经济主体关系需要制度明确保护；经济主体的行为需要制度规范。经济制度调整的是经济主体间的经济关系，即人和由人组成的经济组织在从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马克思学派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脱离经济关系的生产力及发展，生产关系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市场经济初期是斯密所描述的依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是市场机制调节信号准确，市场主体行为规范，市场客观归属明确。但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尚未健全，有许多漏洞滋生欺诈贿赂等非法行为，因此必须健全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使经济主体的作为规范化。

经济关系及制度表现层次为：社会习惯、政治（党派）政策政府规范法律规范，经济关系及制度变迁直接是为适应社会习俗、党派政策的需要。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及体制改革中则更多的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主张。

经济关系及制度累积演进随着历史社会的时空条件变化而调整并发挥作用。经济关系及制度间还存在彼此依存的关系，某单项经济关系及制度能够发挥作用依赖制度体系的配合支持，同时这个制度本身也成为配合支持体系的力量。因此，经济关系及制度的范围愈广、层级愈厚，表示人类所能成就的社会愈进步。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必然拥有系统的经济关系及制度结构。

三、上层建筑构成、与经济基础相互作用及模型中结构地位

经典的方法将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部类，社会科学又划分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部类，而经济又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础。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及结构分析理论只有在马克思创立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后才成为可能。生产力及构成与生产关系及构成，以及由此构成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理论，是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建立科学发展观的基础。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个上层建筑层次。上层建筑的主要要素包括：社会结构、制度法律、党派政治和思想文化。这里的制度法律指的是社会制度，而思想文化又被称为意识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间接、整体、宏观的作用。于是，公式可进一步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社会结构+制度法律+党派政治＞•思想文化）•系数］

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都受到国际社会及各方面的广泛而深刻影响。因此，公式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S+（＜社会结构+制度法律+党派政治＞•思想文化）•系数］•国际社会影响GH}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深刻变化，处理好各阶级、各阶层间的关系，以有效的调整管理方式，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充分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促进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

目前，社会阶层分析的依据主要是各个阶层对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依此社会可划分为：社会管理者阶层、资本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主阶层、专业技术阶层、办事员阶层、个体阶层、工商劳动者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阶层等。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主要矛盾是贫富矛盾，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而结构中的最大矛盾仍然是二元结构问题，即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商业的矛盾。社会阶层结构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社会相对比较稳定，而目前中国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人口所占比例还很低。因为经济政策不能替代社会政策，必须充分改革社会政策才能反作用于经济，才能更好地保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上层建筑中的党派政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执政党及政府是廉政还是腐败、是有才能还是无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巨大。而政党的民主程度又直接决定政党及其控制的政府的廉政与勤政程度。

思想文化在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在上层建筑结构中具有特殊作用及功能，不仅具有相对独立性且广泛渗透并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的各领域，并间接作用于经济基础，而思想文化产品又直接成为生产力作用下的可交换的劳动成果。思想文化与政治组织相融合表现出先进性，与社会结构相融合表现出民族性，与制度法律相融合表现出规范性；与大众相融合表现为出广泛性，与资本相融合表现出产业性，与自然资源相融合表现出生态性，与教育融合表现出基础性，与科技融合表现出形式性；与各国文化融合表现出扬弃性，就文化自身发展而言还具有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强大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需要拥有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以此有效地凝聚党员、动员人民，站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潮流。因此，就要不失时机地制定思想文化发展策略，解放和发展思想文化生产力，繁荣思想文化，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协调发展。

四、社会经济意识、与社会经济存在互动关系及其模型反映

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辨证理念曾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也曾被简单僵化地理解为社会政党政治的存在，阶级分歧的存在；而社会意识仅仅被理解为对社会政党政治存在的反映，被理解为对阶级分歧存在的反映。这就不能完整科学的认识什么是社会存在及其基本内涵，也就不可能完整科学地运用这一科学理论解决社会经济实践中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社会存在不仅包含社会政治存在，还包括社会经济存在、社会文化存在等，并且现代社会起基础作用的是社会经济存在；社会意识也不仅是包含社会政治意识，还包括社会经济意识、社会文化意识等，并且现代社会中起基础作用的意识是社会经济意识。社会经济意识能动地直接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存在，并间接地影响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存在；而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也间接的影响着社会经济存在。

发达国家理论家提出的社会经济分析模型中“心理”要素占据重要位置，其论述往往给人唯心主义的感受。当然，意识的简单加总并不能对社会存在产生重大影响，意识只有形成社会性的、起主导性作用的社会意识才会有效的作用于社会经济存在，才会有效作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将社会经济意识概念引入社会经济“存在”分析模型，将“完整”的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S+（＜社会结构+制度法律+党派政治＞•思想文化）•系数］•国际社会影响GH}•社会经济意识Y

实际上，影响社会经济的任何因素都根本不可能用数学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确计算或表述，建立社会经济分析模型只是个相对规范表述，无法精确到企业收入-成本=利润的程度。如自然环境因素中对社会经济影响最直接的是能源，包括石油、水、天然气和煤等常规能源，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和生物等替代能源，而能源又是生产或劳动对象中的基础原材料，那么自然环境对社会经济影响究竟多大，无法计算。

建立社会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相关关系分析模型的价值在于将抽象问题形象化、复杂问题具体化，在于运用科学的即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认识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2.任何社会经济意识因素状态的变化都会对经济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导致市场交易及其价格的波动。因为任何部类的社会经济存在都由买卖双方构成市场，对市场行情的不同看法必然反映到市场上，市场意识及参与者的心理就在两个方向上相生相克。发达国家理论家发明了许多所谓意识指数、意愿指数或人气指数衡量反映市场买卖情况，并依此为参数判断经济的发展走势。这些理论是基于市场心态的观点去分析经济情况，研究的是某段时期内市场参与者的心理与事实。当然，心理理论也有严重弱点，常使分析市场动态的人感到困惑。但无论心理理论有多严重的缺陷，毕竟启发了马克思学派将社会心理上升到社会经济意识，进而完善了马克思学派社会经济发展分析模型。

目前，中国房地产在多数城市的居民收入与房价比不仅超过8倍一般警戒线，甚至部分城市已达到10倍、15倍，有一定经济头脑的人的第一反映是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已快到尽头，至少预感到房地产市场的高涨阶段已到尽头。经济甚至社会矛盾突出迫使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而政府经济政策影响时间为经济周期的半径即3-5年。当普通百姓认识到房地产市场价格必然下跌3年便形成强有力的社会经济意识。这一社会经济意识支配的结果就是3年内租房而不买房，这将对社会经济存在形成巨大的能动作用，房价下跌将成必然。

房地产市场求大于供价格会上涨，因为有利可图随之吸引开发商进一步投资；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下降，无利可图开发商望而却步。当那些处于迅速扩张把现金押在销售回款上的企业，资金链条越来越紧超过承受能力，有相当一部分开发商遭到破产或被兼并的命运时，市场才会转为另一个上升周期。这时，新的心理反应、经济预期和社会经济意识将重新产生，并发挥相反的作用。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情况分析不仅可以清楚地显现社会经济意识对社会经济存在所形成的巨大能动作用，并且可以清楚心理、预期与社会经济意识的差别。心理无论是社会心理、阶层心理还是个人心理，都是一种感性的、表面的、一般的对社会经济的反映；预期上升到一定的理性，是对社会经济存在的一种推理、判断；而无论是社会性心理还是社会性预期，一旦形成社会经济意识就将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经济力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2］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6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3］R•M•索洛.经济增长论文集［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卡尔顿•配罗夫.现代产业组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10篇

我国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是经济价值理论与道德礼义的融合，但是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还处于转型时期，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其内在理论经常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原则产生冲突，针对这样的情况，为了保证经济交易市场环境的公正健康，维持我国社会经济市场的秩序平衡，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就要以经济理论为基础，以道德观念为规范约束现代社会经济市场的活动，继而充分发挥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实际效力。

一、探讨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给现代经济发展带来影响的意义

经济价值发展取向与社会经济进步形式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具有极强的时代特色，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是我国人民经济智慧的具体表现，是构建系统相对完整的经济价值理念，其中涉及的许多经济发展思路内涵，对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但是从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基本内涵的角度分析，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观念维护了我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与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相悖，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提高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适用性，就应该明确现代经济发展的重点内容，对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结合当下社会经济实践发展的要求，吸取其中宝贵的思想价值观念，实现传统经济价值取向观与现代经济价值取向观的完美融合，达到中华特色经济价值取向的有效利用，以及传承我国经济文化伦理的目标，继而发扬中华经济智慧文化精神，提高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品质，保证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给现代经济发展带来有利的影响。

二、传统经济价值取向与现代经济价值取向的区别简述

(一)传统经济价值取向

传统经济价值取向不受自然经济的约束，受当时社会发展状态与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充分肯定了劳动人们的价值，主张劳动价值是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实际应用实践过程中，以调节社会劳动关系，合理配置社会劳动力为基本，注重社会实践价值，以提高当下社会经济，改善现有经济发展问题为重点内容，包含了经济价值取向思想和调节人际关系两个方面的内容。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建立在封建社会制度之上，中心内容偏向于维护权力者的利益，所以形成了一种固有的劳动经济价值关系体系，从伦理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缺少一定的公正性，不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公平公正的要求。

(二)现代经济价值取向

现代经济价值取向聚集了，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观和西方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将广大劳动者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以提高社会整体性效益为主要的目标。现代经济价值取向具有极强的现代化特征，围绕传统经济道德观念，以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为依托，不定期进行相关策略内容的调整。除此之外现代经济价值取向非常重视伦理观念，尊重个人社会地位，推崇独立个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主导权，从自然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两方面入手，规范了独立个体的经济价值实现行为，制定了合理的个体价值欲望标准，从最基本的层面入手，改变了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固有体系，构建了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和谐关系，在满足人们个人利益愿望的同时，突出了社会效益化属性，实现了个人利益融入社会经济总体发展的战略性标。

三、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给现代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分析

(一)促进了我国现代化社会经济的发展

当下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多元化，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个人利益价值，满足个人经济发展的欲望，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人们容易受到利益价值的诱惑和唆使，进而做出违反道德原则的事。而传统经济价值取向核心思想的合理利用，为当下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科学的规范准则，监督了个人经济活动行为，调节了社会经济发展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维持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健康。除此之外以经济与道德之间关联为主要突破口，强调了道德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加快了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转型速度，并且与现代化文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焕发了我国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从真正意义上促进了我国现代化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维持了我国经济交易市场的秩序

我国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观念主张互利交换原则，从最基本的层面入手，阐述了社会经济建立在物质交换上的实质性内涵，从根本上提高了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应用有效性。同时采用分层的技术手法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明确了现代经济交易个体之间的关系，总结了利益价值不能依靠独立个体实现的规律，进而培养了现代人们礼尚往来的交易意识。在这种既定规则要求下，人们会自觉履行商业交易的原则性义务，在进行商业活动的过程中，保证交易项目的公正性，确保双方能够在同等条件下实现双赢的利益目标，进而维持双方的依存关系，保证社会商业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经济价值取向，对我国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制约条件，尽管社会经济交易发展形势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市场仍旧能够维持固有的发展秩序，继而为我国社会经济机制的正常运行奠定了基础。

(三)保证自然系统领域的完整

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重社会义务，受儒家文化的冶炼熏陶，秉承着天人合一的主要思想，重社会自然义务，并在最大限度上对自然领域表现出了尊重，以农耕为例，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提倡在农耕范围满足人们需求的基础上，停止农耕范围的继续扩大，进而保证自然领域的完整，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互利互生的目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是盈利，在没有任何规范要求的情况下，过分生产容易造成社会经济动力的萎缩，造成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现象的发生。为了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吸取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重要思想内容，规范市场经济发展行为，与此同时引导独立的经济个体树立正确的生产发展观念，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效益，保证社会经济发展市场处于良性的运作关系。

(四)形成了全新的社会经济交易风气

我国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推崇道德礼义文化，并将道德礼义文化作为把握经济市场发展，以及调节经济市场各环节关系的外在作用力。传统经济价值取向以诚信为核心内容，诚信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类人提出的，而是以所有人为对象，从道德信誉的角度出发，对社会经济交易提出了标准的行为信条。纵观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状态，要想在现代社会经济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就应该肯定诚信交易的重要性，明确谋求个人利益的荣辱观念，继而树立良好的信誉形象。诚信原则的有效应用，为独立个体进行商业交易安全公正提供了保证，诚信作为商业交易的评价标准，从多个角度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状态，形成了全新的社会经济交易风气。除此之外诚信并不是形式上的东西，诚信作为个人或者企业谋求利益的前提标准，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和功利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形式的变化，逐渐变成了人们建立契约的依据。

(五)构建了新型的消费方式

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以商品经济为主要的经济发展形式，充分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形式转型的特点，同时在社会经济发展形式过渡的过程中，人们改变了传统的消费理念，与盲目提高消费量相比，更加注重消费形式的多样性。针对这样的情况，经济市场从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出发，提升需求供应的市场化水平，进而踏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构建了新型的消费方式。当下人们的消费方式主要以节俭为主，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等级式的消费观念，主要以满足自身需求为目标，有效的避免了过度消费现象的发生，保持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平衡，不仅提升了消费的高度，也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文推动力。但是节俭消费具有一定的相异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可持续消费目标的实现，容易造成过剩危机现象。

四、结论

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能够发现，传统经济取向具有极其深刻的内涵，科学合理的利用，不仅能够在最大限度上促进我国现代化经济的发展，还能改变我国社会经济市场中的现存问题，构建全新的经济市场形势。要想进一步提高传统经济取向的适用性，就应该从思想的角度入手，将伦理思想转变为现实策略，继而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传统经济取向的实践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