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社会文化史；新视角；学科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继文化史和社会史复兴之后而被大陆学者关注渐次兴起的。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被学界视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如果从这一年算起，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24年的研究历程。在24年的时间里，社会文化史从无到有，从微弱到繁荣发展，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跟二十多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一开始是对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反思和反动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是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出现的。那么，作为当时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而出现社会文化史领域，有没有经过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呢？这是这次讨论要阐明的问题。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晰学科这个概念。学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学研究领域，它反映公认的科学概念、基本原理、规律和事实，并反映本学科最新成果。它是随着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分化而出现的。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选取不同的角度对事物加以分析，力图使所得到的认识更加深入。这样便形成了今天的学科分类体系。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第一、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第二、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知识系统。第三、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研究员曾说：“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现在说它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看来为时尚早。”[2]那么十年之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有没有向学科转化的迹象，或者已经转化为独立的学科了呢？下面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变化。

一、研究对象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大椿曾说，社会文化史的概念虽然模糊，但必须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社会文化史重点研究大众文化和大众生活，但这样的研究范围是否等同于研究对象，还值得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研究范围不等同于研究对象，具体的研究对象包含于研究范围之内，而又小于研究范围。历史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简单的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其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其学术关怀和现实关怀。因此，并不是这个范围内所有的事项都需要事无巨细的展开研究和论证，用李长莉研究员的观点来说：“治史者在选择研究题目时，须有历史关怀、时代眼光、整体观念与问题意识，如此才能选择具有历史价值的论题”[3]也就说，历史研究者的选题是有一定功利性的，只有那些与历史主题关联度比较高的才会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人类历史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这一点决定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多样性的。从社会文化史的产生来看，它是在文化史和社会史互补的基础上产生而来，因此从对象的角度来说原先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清晰的。但站在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我们关注这些对象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了，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比如精英思想，我们要关怀的不是这种思想怎样来，我们关注的是它是怎么样影响社会的，思想与社会的有没有互动，这种互动达到了哪种程度；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社会制度、组织、教育、法律、风俗等研究对象我们要把握的是其背后折射的共性，隐藏在其后的精神因素。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并不具备“独特的、不可替代”性，从构成学科要素的特点之一来讲，社会文化史也许不构成学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意识的更新以及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于学科属性认定的标准是不是也要更改呢？

二、理论体系

构成学科要素特点之二是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

社会文化史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其发展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对于在文化史和社会史基础上产生的领域，必须要界定自己与其它两个领域研究的关系，那么对于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必须搞清楚。

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提出了社会文化的概念，之后李长莉、梁景和、左玉河等学者相继对“社会文化史”做了概念性界定。李长莉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结合形式，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后来，李长莉又提出：“凡是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或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文化史问题，把社会生活现象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文化史。”[4]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是通过民众外在的社会生活来研究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及其思想观念”，后来又提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5]左玉河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关注社会下层，打通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上述三位学者，对社会文化史的界定表述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集中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论对象是什么，必须以体现“思想、观念与社会互动”为主旨，以揭示社会运动背后的文化演进规律为终极目的，因为“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须在历史之整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6]

在现代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命题是指一个判断的语义，而不是判断句本身。当不同的判断句具有相同的语义的时候，它们表达相同的命题。如果我们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三位学者所给出的判断句本身并不相同，但命题都是相同：社会文化史是关于社会生活及社会有机体运作规律的文化解释。

综上所述，无论从概念、命题还是从规律来看，社会文化史基本已经具备学科的轮廓。

三、方法论

这里讲的方法论，主要探讨社会文化史有哪些理论方法，以及方法的产生方式。

梁景和教授在《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7]下面简要介绍这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这里主要包括历史意识、关于书法、和信史的理论、关于采撰和历史事实的理论、关于史论艺术和历史见识的理论、关于史文表达和审美要求的理论、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关于史学批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的理论等七个方面。

第二，对其它学科理论的借鉴。生活是折射社会的多棱镜。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观察视角的多样性。单一的视角，必然导致历史还原的平面化，使历史本身丧失了应有的精彩。多样化的视角，必须要有多样的方法来对应，如与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不同的视角来切入，以综合的方法来论证，这样展现的历史必然是丰富多彩的。

第三，创新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不仅需要继承古代先贤和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更需要根据研究领域的特殊性进行本土化、领域化的创新来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在2002年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诸多学者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学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刘志琴研究员在会上提出，应该依据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中国学者完全有希望构建自己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8]在2012年9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再次提出了要从泰州学派那里寻求思想火花，创建史学理论的问题。这个过程可能是比较艰难的，虽有发展但尚无成型的系统理论的出现。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发展，在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上虽然有了较大发展，已经脱离了起初的新视角、新方法的初级阶段但离独立学科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这必然会激励后辈学人不断推陈出新，以推动社会文化史学的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2]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3] 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7]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

[8]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作者简介】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第2篇

【摘 要】日前，《社会史视角下的汉剧（1912―1949）》一书出版。该书的设计立足于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将艺术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去研究汉剧的活动与人物，揭示汉剧生存发展的机制以及其独特的文化功能。作者以独到的学术眼光、新的研究方式与史料，深化了读者对近代湖北城市生活、大众文化的认识，深化了对汉剧这种文化形态的认识。 【关键词】新文化史；大众文化；汉剧中图分类号：J8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6-0035-0221世纪伊始，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开始被系统地引入大陆史学界，1999年9月，英国剑桥大学社会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应邀来华讲学，他的《西方新社会文化史》一文经过翻译后，让国内学者初步了解了西方日益成熟的史学研究新动向，包括它的研究课题、原则、产生的背景以及存在的问题。目前“新文化史”作为史学发展的趋势，正在影响着大陆年轻一代学者的研究理念。社会史的研究包括社会生活、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等方面，并渗透到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各个领域。近年来社会史研究出现的新研究视角，即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学界称之为社会文化史，“以文化理论分析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并以中国近代社会生活、风俗习尚、大众文化、民众观念、社会伦理、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的互动等为主要研究内容。”社会文化史家注重自下而上地看历史。彼得・伯克认为社会文化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研究日常生活，并试图找出隐藏于表面之下的规则、常规、习俗和原则。正是在“新社会文化史”的浸润之下，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社会史视角下的汉剧（1912―1949）》，即是在郑维维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作者本人对于汉剧的研究，提出新的问题、尝试新的方法、找寻新的史料，在意向及方法上都是很好的大胆尝试。汉剧为湖北主要的戏曲剧种，早期称“楚腔”“楚调”“汉调”等。1912年，汉剧史学家杨铎在《汉剧丛谈》中第一次将“楚调”定名为汉剧，沿用至今。汉剧主要流行于湖北境内长江、汉水流域以及河南、湖南、陕西、广东、福建的部分地区。其声腔为西皮、二黄，在地方剧种中开创皮、黄合奏之先河，形成皮黄声腔系统，对京剧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末民初到20世纪30年代末，是汉剧的兴盛时期。其时，汉口有二十余个汉剧班，演员达千人以上。丹桂舞台、老圃游乐园、天仙舞台、长乐戏院等二十余家演出场所遍及江城，多数以汉剧演出为主。汉口民众都喜欢看汉剧，最为普遍的待客之道就是“逛园子”听汉剧，故时人称“20世纪30年代前后，汉剧就是武汉的流行歌”。毋庸置疑，汉剧与民国时的汉口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的，缺失了汉剧元素，我们心中的汉口将不复存在。可见，汉剧对研究近代武汉城市民众的文化与日常生活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对象。从近代城市底层民众、大众文化的角度去看，把城市空间、城市人群、日常生活、大众娱乐、地方戏剧等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中，会呈现一些什么样的景象？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本书突破前人“就戏言戏”的窠臼，尝试着从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新视角考量汉剧，揭示汉剧生存发展的机制及其独特的文化功能，希图以此来进一步拓宽和深入对近代武汉城市史和文化史的理解。以往对汉剧的研究都是从曲艺史或文学史的角度进行的，文学史较重视作为文本的汉剧剧本的研究，曲艺史较重视其艺术特色、音调、流派唱腔等问题。史学界对于汉剧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方面需要依赖文学史、曲艺史等的研究基础。但是，现在要从社会文化史的全新视野开展研究，几乎没有可借鉴的前期成果，学术难度相当大，解决的办法还是从资料入手。武汉地区的戏曲材料固然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而民国时期武汉地区的报刊更是本书最主要的资料，如政府公报《社会》《新汉口》；官方媒体《中山日报》《武汉日报》《和平日报》《民国日报》；地方大报《汉口中西报纸》《国民新报》《大光报》；地方小报《镜报》《新快报》《罗宾汉报》《汉口导报》《楚声日报》等等。总体而言，这些报纸的副刊热衷于戏剧和名伶评介、对戏剧动态的报道，虽然简短和不全面，但为本书重构汉剧的往昔提供了鲜活的历史“碎片”。通过梳理这些民国时期的地方报纸，作者挖掘了大量有关汉剧的史料，这些史料在前人的研究中还未被重视，本文尚属首次使用。不难看到，因视角的转移，郑维维博士在其专著中的确有一系列新见解和新探讨，这种探讨在总体方法和写作取向上是叙事的而非分析的，是描述的而非说理的。如何描写历史？无论史学如何演变，“故事”始终是历史的中心线索，而“描述”或“描写”，即讲故事的能力则是历史研究者最基本的技艺和看家本领。著者将民国时期汉剧的命运、艺人的浮沉用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徐徐展开，文义清晰地再现了历史的全幅式场景，使历史变得可以触摸、可以接近。显然，这是本书在风格上的又一新追求。总而言之，筚路蓝缕，著者认真研读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资料深入细致地展开讨论，终于有所收获，《社会史视角下的汉剧（1912―1949）》之写成至少有下列几点意义：其一，在书写对象上，关怀穷人以及默默无闻者的生活、感情以及行为，而非大人物或有权者，还原弱势的下层社会小人物及其日常生活场景；其二，在方法上，分析与叙述并重，利用叙事技巧说故事，将历史之“实”带向文学之“虚”的路途上；其三，扩大史料范围，重视其中人事情节赖以重建的人们行动所自来的文化；其四，描述一个艺人，或一次演剧，或是一件戏剧性的事件，其目的是要于过去的社会或文化有所启示。学术研究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独到的学术眼光，郑维维博士在其专著中已循此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以后的学术研究道路上她还会走得更远。参考文献：[1][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梁景和.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刘志琴.青史有待垦天荒──试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J].史学理论研究，1999（1）.[4]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图里；翻译规范；社会文化；多元系统

[DOI]10.13939/ki.zgsc.2016.05.203

图里在翻译理论研究的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从实证学科本质出发，确定了描述性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并树立其标杆地位，这也标示着翻译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大转折。[1]他将翻译研究从以原语为导向的方法带到了以目的语为导向的研究方法，直接诱发了翻译中的文化转向。他翻译研究中的核心理论――翻译规范理论说明现代翻译研究逐渐摆脱了传统翻译理论的狭隘，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1 图里翻译规范理论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前，翻译的研究都是以源文本为中心，认为一个好的翻译就应该“忠实”原文，或是“等效”“流畅”等[1]，这种带有价值判断的翻译标准其实是一种规定性的翻译研究。规定性翻译研究一直在翻译界占统治地位，如维纳和达尔贝勒纳在1958年出版的《法英比较修辞》中列举的翻译方法以及纽马克在《翻译教程》中提出的翻译步骤，都是关注的语言规范。[2]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这种局限于文本内的研究视角越来越不能解释一些翻译现象，比如，在同一作品的不同译作中，因为作者的不同或者翻译年代的不同，翻译方法和译作关注的视角都有很大差别。如何对既定的翻译事实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描述翻译学应运而生，它认为翻译的研究不应该全是“规定性”的，应该也需要“描述性”，研究的视野不应局限于源文本而应该投向源文本以外的因素。[3]随着描述翻译学的发展，翻译规范的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性质转变为描述性，研究单位不仅仅局限于句子，研究范围不仅仅局限在语言规范上。描写派代表人物佐哈在其代表作《历史诗学文集里》中提到的多元系统理论[4]，把翻译的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图里受到佐哈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了多元系统理论，提出来翻译规范理论，成为系统进行翻译规范研究的第一人。[2]

2 图里翻译规范理论的主要内容

2.1 规范的定义

规范本身是个多义词，从行为主义来看，规范是明辨社会行为是否得体的标准，是一种社会文化习得；从多元系统角度看，翻译转化可以看成是翻译机制在起作用，译者的选择、个人风格、翻译政策、意识形态等都可能影响规范的形成；从描述翻译学的角度看，翻译过程的原动力是社会的规范，目的语文学的惯例。[4]而图里对规范的定义是“既指一种有规律的行为，如反复出现的模式，又指解释这一规律的深层机制”[5]“有规律的行为”指的是译者对原著的选择、对该原著进行翻译的时候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等行为。而“机制”是指这种个人行为与公共价值观取向之间的斡旋和调停，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可以说，翻译的规范引导和推动着翻译决策，因为要想取得交际成功，就要充分理解规范的作用。因此，图里的规范既涉及译者的决策、翻译方法和策略，又涉及翻译的社会文化因素。

2.2 基于多元系统的规范

图里继承并发展了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它将整个社会都置于相互联系的动态系统之中，认为社会中的任何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个动态系统中的其他因素影响，而翻译行为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必然要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他说：“翻译是由历史，社会，文化所决定的，简言之，是受规范制约的。”[5]这种基于多元系统的规范理论摆脱了“文本”的桎梏和对翻译局限的静态研究。它能够很好地解释以往传统翻译学理论中不能解释的翻译现象。比如，每个历史时期对翻译作品的选择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印记：时期对西方各种思潮的翻译、时期对苏联革命文学的翻译；又比如即使是对于同一部作品，由于年代背景的不同，译者会受不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不同的翻译作品的产生。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分别于1945年被美国译者Evan King，1979年被美国译者Jean M.James和1981年被中国译者施小青翻译成英文。这些译本之间的差异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和社会文化特色。[6]

2.3 规范的分类

图里将翻译规范分成三类，即预备规范、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5]预备规范指影响文本选择的规范，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翻译政策，指译者需要考虑目的语文化总的翻译政策，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政策及综合个人爱好而对翻译作品做出选择。二是指翻译直接性，指文本的来源是源文本还是转译过来的文本。起始规范是指“左右译者在目标语系统和源语系统之间作出选择的规范”[5]，因为翻译的过程就一个在目标语系统和源语系统为两端的中间地带需找平衡的过程，而来描写和解释这个起始规范的两个重要辅助参数是“充分性”和“接受性”，译本的“可接受性”特征会在译者倾向于源语系统的各种具体规范时表现出来，而“充分性”特征会在译者倾向于目标语系统的各种具体规范时表现出来。操作规范是指实际翻译过程中作出抉择的规范，一般指译者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它包括母体规范和文本语言规范，前者指对译本的宏观安排，比如省略、添加、移位。后者指微观层面上的句子结构、遣词造句等。这种分类全面地描述了翻译行为的过程，并对翻译行为背后的机制进行了解释。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三类规范中，其中最具有优先性，是被图里称之为“超规范”[5]的起始规范，是“规范的规范”。从时序上来讲它没有预备规范早，但是它体现在翻译的各个层面和阶段，贯穿实际翻译始终，因此操作规范也是受起始规范影响的，可以说操作规范是“适当翻译”或“可接受翻译”所代表的模式，或者两种模式的结合。

3 结 论

图里将规范引入翻译研究中并发展成一个重要的概念，打开了翻译研究的新视角，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畴，改变了传统的局限于文本的及文本内“等值”的规定，使对语言的研究不再是静态的，进一步促进了翻译描写的科学化，为后来的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所倡导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对世界和中国的翻译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也不例外。在这个理论中，图里强调了规范的社会文化特性，这也是图里经常假设的前提，规范研究倾向于将文章的选择、翻译的策略以及翻译的操作统统放到社会文化这个背景下，容易造成翻译研究成为社会文化研究。即使是强调社会文化及历史因素，但意识形态、权力等因素却无暇顾及。一个系统中的规范与更大系统中的规范如何组织协调，也是一个问题。在遵从规范的条件下，译者的心理因素，意向性和主体性没有体现出来，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1]王运鸿.描写翻译研究及其后[J].中国翻译，2013（3）：5-13.

[2]仝亚辉.当代西方翻译规范研究的发展和特点[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报，2009（2）：61-66.

[3]彭劲松，李海军.描述翻译学：发展轨迹及理论创新[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8）.50-53.

[4]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330-349.

[5]Gideon Toury.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54-69.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类学；变迁；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018-05

文化的概念尽管复杂多变且莫衷一是，但文化是动态发展的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共识，文化的积累与传递、传播与交流、融合与冲突是人类社会不断变迁发展的动力。作为研究人及其文化的人类学，社会文化变迁一直以来都是其研究主题之一，在人类学并不漫长的学科发展史中，几乎每个学派都有关于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及观点。

早期的古典进化论试图建立人类历史文化的进化图式，他们关注漫长的历史时序中的文化变迁，将所有人类的文化变迁过程简化为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单系、直线进化模式，认为人类社会象生物有机体一样遵循自然法则，按统一进化顺序发展。传播学派认为文化传播就是文化变迁，变迁是横向的地理区域间的相互作用。世界各族的联系及其文化的融合，是发动各种导致人类进步的力量的主要推动力。这些关于变迁的理论有其历史局限性，主要是与当时西方国家向外殖民的过程联系在一起，并且已经遭受了众多的批判。

马林诺斯基曾经感叹说人类学处在一个既可悲又荒谬的位置，因为在它刚开始成型并具备适当的研究rJ~时，它所研究的对象正以无可救药的速度正处于消失之中。殖民统治的扩张使得大量原生态社会形貌被迫产生变化，因此，对于这些被动变迁的破坏性的迫切感触反而使当时的人类学专注于传统的社会文化的重建，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变迁本身的研究。功能学派虽然惯于将研究对象看作静态的整体来分析其功能，但并非摒弃了变迁的存在，而是通过研究文化因素功能的变化、替代和消失来实现对变迁的关注。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社会人类学方法》中论述了文化接触产生的相互作用，提出要找出文化变迁的规律必须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并重。马林诺斯基则写作了《文化变迁的动力》，对文化变迁作了具体的论述。拉氏和马氏都认为社会文化变迁即是不同文化间的接触的结果，尤其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传播与渗透的结果，这一观点也是当时的主流观点。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把文化变迁作为专门的研究课题，主要关注西方文化与殖民地的土著文化之间的横向变迁。如以赫斯科维茨为代表的美国人类学家着重研究美洲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接触所引起的变迁，而英国人类学家则着重研究非洲和亚洲殖民地土著居民与白人文化接触所引起的变迁过程。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变迁的理论也对人类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影响深远，它主要从一般性规律上指出了人类社会变迁的方向与路线，即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并认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这种理论在18、19世纪是指导西方社会改革运动的主要思想，也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原始积累模式向福利国家模式方向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历史学派的传统中，从“历史的方法”出发，强调对各种文化中具体事实的描述和记录，也一直存在对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关注。博厄斯在《原始艺术》中就提出“一切文化现象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并开始重视地方文化纵向传承过程中的变迁现象。如克虏伯所做的欧洲妇女裙子长度变化与社会政治稳定形势的相关程度的研究，奥斯卡・刘易斯对雷德菲尔德的特波兹特兰人村庄的追踪调查等。而上世纪六十年代居主流的结构主义虽然专注的是建构抽象的研究框架，但也并非完全抛弃考虑文化变迁的因素，而是强调在人类学所研究的社会中，结构如何将新的要素与历史情境纳入原有的范畴之内，以达成结构的连续性或再生产。例如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历史不是一个发展过程，而只是一连串的结构，他对美洲印第安人神话传播的研究表明，神话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的传播中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是与不同部落的社会文化结构相一致的，每个部落所接纳的神话结构与它的传奇传统和政治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有机接近。

应该说，变迁的话题一直存在于人类学的语境中，只是在以上所述及的各种理论中，社会文化变迁大多数时候只是作为研究内容的组成部分或是背景出现。但是，由于社会变迁逐渐成为人们所接受的准则，社会变化本身也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个值得以其特有方式加以研究的主题，所以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开始直接关注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领域，震荡变迁、整体变迁等概念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变迁理论的内容。。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克曼延续了早期英国人类学家对非洲殖民地区的研究兴趣，主要研究非洲当地社会变迁和部落生活与城镇生活的关系，不仅关注直线变迁，也关注震荡变迁，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社会稳定来源于冲突，冲突的存在推进社会变迁的结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之下，人类学家开始反省过去的研究范式中的缺陷，不再局限于将研究对象视为孤立的、界限分明的实体，变迁视角由地方性变迁扩展到整体性变迁，开始将区域性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并认真思考如何解释和概念化变迁。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虽然抛弃了以往那些坚持社会按固定路线变迁的理论，但其一些观点仍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影响颇深。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人类学家相信冲突是社会的常态，分析社会先从分析其中的冲突开始，并且由于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冲突而导致社会的变化，冲突是变迁的动力。这些观点来源于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划分和经济因素对社会运行的重要性的思想，并且这些思想本身已经激起了众多的社会变革。“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对中心与的区分，在某种意义上，中心指权力实施的地方，比如殖民资本或国内资本。指受到中心决策影响的地方之一，比如为中心地区提供再分配产品，或同中心地区进行贸易的乡村地区。”中心与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即是社会主要冲突的基础。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者象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倾向于从横断面去对待历史，从生产要素之间的结合表现来描述和解释变迁，通过描述和分析生产方式的变化以求得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认识。政治经济学者则受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强调被研究的社会在被纳入大规模的区域性政治经济体系的历史过程中，必然受到外在力量的冲击与影响。他们在研究变迁时，着重社会如何因为适应资本主义等外在力量而改变，并特别强调历史的重要性，而其中将社会格局作出中心与的区分也可以看作是后来的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的早期雏形。

二战以后，随着西方社会步入稳定增长的繁荣期，从经济学领域中产生的现代化理论扩展到各个学科，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使人类学更多地关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向现代变迁过程中的适应与整合问 题。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依附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构的世界体系理论更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沃勒斯坦认为，16世纪以来就有了第一个真正全球意义的世界体系形成，而这就是社会变迁的唯一实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成，一方面是中心――边缘关系支配的世界经济体，另一方面是国家联动的政治结构。像所有的历史体系一样，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持续期也是有限的，当其长期趋势达到某一点，以致体系的起伏波动变得充分宽泛而无规则，不能再保证该体系的制度机构的活力更新，它将走向终结。一旦达到这一点，就会产生分岔点，经过一段混沌的过渡时期，这个体系将被一个或多个其他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将被取代。这种整体变迁的观点使传统上研究微观社区的人类学的视野也进一步得到拓展。

如果说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更多侧重于经济与政治结合的角度探讨社会文化变迁的话，那么另一方面，以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为代表，人类学对变迁的原因和动力的解释有从经济转向文化的倾向，强调外来的力量必须透过文化形式的媒介才能真正发挥根本性的转变社会的作用。同时，在实践理论的影响之下，人类学在探讨大规模的结构性力量如何造成变迁时，愈来愈强调主体的意向性与能动性的重要意义。1980年代以来殖民主义研究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使人类学对变迁的原因、动力、过程与性质有了更细致的研究。世界经济、殖民国家、宗教、跨国机构等在变迁的过程中的作用都被重视与讨论。这些新的理论发展以及人类学家对全球化与现代性等新研究议题的投入，使得社会文化变迁的图像越来越复杂。今天我们再来讨论变迁，难以避免地要从众多的理论中进行取舍。

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变迁可以被看作是社会文化模式的变化过程，因此用民族志方法去描述一个社会的历史不仅可以对编年体方式或是发展史方式建构的历史有辅助作用，而且其真实性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格尔茨用民族志形式对十九世纪巴厘国家组织形貌的还原就是对他这种变迁观点的实践之一。在他的另一个研究中，基于对功能理论的批判性思考，格尔茨将社会变迁研究的解释和概念化进行了更具操作性的阐述。

跟有的人类学家将社会文化变迁统合在一起不同的是，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应该分开进行分析，再整合在一起进行解释。格尔茨认为功能理论之所以对研究变迁有困难，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不能平等对待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二者之一几乎不可避免被忽视或被放弃，仅成为对方的简单前缀和“镜像”。为了修正功能理论，使之更有效地处理历史材料，最好先设法区分和分析人类生活的文化面和社会面，把它们看成独立变化且又彼此依赖的因素。虽然只能在概念上区分，但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却因此而表现得能够以多种模式互相整合。在大多数社会中，变迁是特色，而不是反常，通过分析能够看到社会面与文化面之间的某种断裂，正是从这些断裂本身中可以发现某些推动变迁的主要动力。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提醒研究者关注变迁的社会中个人的能动作用。他指出人们通过各自的有目的行动使社会文化不断延续下去，人们在实践中受制于不同场域而会作出不一样的行为选择，场域即是社会文化动态变迁的一个基本分析单位。他所提供的“再生产”的概念也被用来分析变迁，社会或文化的再生产机制的运作都是服务于在社会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利益的，任何的文化现象的出现或存续可以追寻社会中利益格局的变化，因此，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受制于权力主导的再生产机制。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日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概念，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这个主题当中，经济学关注物品和资本的流动，政治学关注跨界的冲突与政策建构等，社会学和人类学则关注在经济全球化之下，多元性的文化世界如何维持下去?在人类学看来，全球化是当代的一种更大时空范围的文化变迁过程，也是当今研究任何一个地方社会都不能避开的背景因素。

不论如何对全球化进行定义，都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社会发展过程。被人们引用较多的有安东尼・吉登斯的全球化定义，他延用了霍尔“想象空间”的概念基础，提出了“时空伸延”(time-spacedistanciation)的概念，指用来联系在场与缺场的时间和空间被组织的状态。传统的简单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离不开面对面的环境，而现代性的发展则表现为社会生活对时间和空间的跨越。因此吉登斯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的，反之亦然。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作为时代大变迁的全球化包含了如下一些基本的因素：一是基于交通和信息的世界发展模式的条件之上的全球性互动行为和过程的发展；二是世界性的联系与互动的加强意味着跨界的联系存在着规律性而非分散的或随意的；三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的伸展可以使世界上某个地方与其他相隔甚远的地方间发生联系；四是全球化也包含了全球与地方之间一系列日渐增多的牵连关系，地方发展不得不受制于全球的影响。

人类学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和看待全球化，全球化是增强还是减弱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早期的文化全球化理论专注于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担忧某些主导文化可能威胁或覆盖掉其他更脆弱的文化，从而侵蚀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格局。在讨论美国快餐文化在全球快速传播的过程中，人们似乎从中看到一种由于全球资本主义进程带来的文化同质化的可怕未来。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后来受到了不少批评，认为这种理论是狭隘地从单个方面去思考文化，不够客观，如泰勒・考恩在其《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一书中一方面毫不讳言全球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力，但同时以“创造性的破坏”的概念来鼓励人们对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化发展持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应该把全球化视为世界文化发展的常态，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制度构架，为多种艺术观念并存提供动力，创造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文化繁荣的时代。指出“我们应当审慎地将世界主义的多元文化观当作美学指导原则和政策实践指南。”让・卢・昂塞勒也指出人类学应该把全球化当做一种为文化的产生或分化提供新空间的过程来加以考察。而对于人类学研究者自身来说，尽管来自不同的地域，在讨论全球化时一方面会以全球化作为一种共同的叙述范畴和文化建构空间，另一方面又离不开自己对本民族国家语境的视域的扩展，这种天然的两面性正是人类学在研究全球化现象时兼具宏观思维与微观思维的特点。

与其他学科对全球化的研究以其普适性为前提不同，人类学研究中加入的全球化视角仍是聚集于地方性与特殊性，而在全球化角度观照下的地方文化也有了新的意义。乔纳森・弗里德曼指出从人类学的实践观点来看，全球视角产生于民族志行动的自我意识中。与全球化过程对应的是地方性认同的不同策略，认同实践中包含着消费和生产的实践，人们的自我观和传统文化在其中有选择性的重构。约翰?汤姆林森则认为，日常文化实践中最本质的东西，恰恰是由地方性而非全球性来定义的，而只有那些能够踏入到此类地方性文化之中的人们，才能够检验文化亲近感的真实程度。这一点，费孝通早在写作《江村经济》时已经体现了这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对地方知识的思考，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风行在各个领域的全球化冲动中，费先生又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在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潮流中，我们要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充分思考“在全球文化发展和交触的时代，在一个大变化的时代里如何生存和发展，怎样才能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里真正做到和而不同”，“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

因此，人类学关注全球视野中的结构性变迁更多应该是向下关注乡村社会的变化，诺曼?龙提出一种全球化中的“新的乡土性的出现”，认为全球性的社会变迁给不同的行动者群体带来了新的复杂关系，农业人口和农业生产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种新的关系，从而给“乡土性”带来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如全球和当地行动者的多样性，农村空间和农业空间的不对等，自然的价值对农村环境的重要性，商品网络和价值谈判以及移民和移居问题等等方面。这种分析框架应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会有较大的解释力度。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第5篇

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与社会思潮与产业革命发展紧密结合的，本文将直接从后现代人类学基本定义入手，与传统人类学范式对比，解构传统的方式与建构的逻辑，及这些在虚拟社会文化中的应用以及与传统的不同。进一步梳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逻辑，之后引出各个作者转向的原因；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从现代性到后现代主义———后工业时代思潮由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延续的背景、特点与转向，来讨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是什么、对于人类学发展的意义、特点与贡献，以及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在20世纪10年代以来的最新走向。同时，也将顺带讨论后现代主义文本的空间与虚拟社会文化文本的第四维时空性的对接；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与尚未完全“结构”的虚拟社会文化的不确定性的对接。从宏观上看社会科学学科的划分在本质上即是一种有意而为的、筛选有限社会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主义，而后现代的出现则打破了这一日趋僵化、不断重复赋义的意义建构僵局（不断的重复赋义和意义再生是学科研究异化、走向诠释学和哲学诡辩的企图，而忽视了学科建设的实证研究本意）。后现代的出现则以有意识的反叛、达到了无意识打破上述僵局的目的———后现代至于传统的关系、与反传统的意义（实证和意义重构）及源流。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虚拟社会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交集中几个必须注意到的问题。

二、网络社会文化的新发展与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的隐喻

网络社会的本质是符号的社会，是一种新的语言、新的话语符号系统，而这些构成网络话语系统的符号则是普遍性的、超时空的、超文化的，是“普世”的。网络社会的书写在于对现实社会的投射，即“隐喻”。同时，因为后现代主义具有表达和指涉的不确定性，而网络社会疆域又具有超时空性；因此，后现代主义人类指涉的不确定性与研究的方向性（只有方向、缺乏具体指涉和理论、概念体系），其虚拟社会文化研究的定性的探索性、反传统性、过渡性。只有当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虚拟社会文化在第四次工业浪潮成熟之后，成为普世的、普及的（程度等同于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在当时的全方位的、基础性程度）社会基础知识，虚拟社会文化的秩序（经济、政治、文化、与书写系统）完全并行于传统秩序，并与之达成制衡之时，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探索性的、过渡性的探索成熟之后；完全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虚拟使得社会文化研究才真正完成其系统的、理论的概念体系填充和建构。

三、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研究的展望

首先，我们认为当代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是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与虚拟社会文化实证研究的整合。其次，全球一体化时代的人类学研究在信仰、价值、分类的趋同、异化与整合中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的问题与研究视野的转换。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中，瑞泽尔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14点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思所反应出的后现代主义与虚拟社会文化的如下相通之处。首先，瑞泽尔提到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现代主义缺乏明确概念化的趋势，以及他们“精于批判但是对于‘社会应是什么样’却缺乏任何见解”。恰恰对应了网络社会在当代的发展阶段。其次，瑞泽尔笔下所言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因缺乏一种能动主体方面的理论而对主体和主体性不感兴趣，则正对应了当代对于“虚拟社会文化的主体是什么：是人、是媒介、还是互动方式？”的模糊定位。第三，瑞氏所指出的“某些后现代社会理论家有一种至少把某些社会现象物化的令人烦扰的趋势”则恰恰与数字化的虚拟社会文化文本中符号化、文本化的沟通本质相对应。在后现代主义反对对文本做过度阐释、乃至反对文本本身之时，虚拟社会文化所依赖的恰恰是二位一体的“作者—读者”所赖以存在的生存方式。第四，瑞氏笔下的社会理论家过于满足与对他们自我定义的问题的沉湎，而忽视了对时代性问题的关键；则可认为是虚拟社区建构在文本之上，后现代主义对于文本的质疑，恰恰迎合了虚拟社会文化读者制造文本的特性。在虚拟社区中，读者即作者。必须要反复重申的是人类学关注的是文化，文化是社会结构的文点/以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作为支撑，而后现代主义则是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的符号标志/后现代意味着转型、反思和不确定性-即描述了由工业社会到全面数字化社会的过渡阶段的社会、文化、和大众心理特点，虚拟社会的全面来临则会是后工业社会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终结，至此，缺乏事实描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将因社会生产方式形态/全面数字化社会的到来而找到理论在生产力和定型了的社会结构结构中的支撑。

四、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开放式的小结

虽然在本文所提及的诸多概念，从后现代主义到虚拟社会文化，从现代与后现代的理论之中，到布迪厄与卡斯特对新千年的不同分析试验；都是基于人类学的“欧洲中心论”这一思想核心。但无论这些先行者承认与否，作为第四媒体和第四维时空出现的互联网时代与虚拟社会，都打破了出台的“欧洲中心论”。即使美国和西方的技术与语言仍然控制着互联网，但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本身的去中心化、虚拟化、数字化、全球化与个人化逻辑，就已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道路，也昭示了传统的、“忧郁的热带”式的、参与式民族志方法的衰落。我们无需可以分析到底是后现代推动虚拟社会文化的发展，还是虚拟社会文化的特质固化了依附理论所强调的发展的异化，推动了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使诠释回归本质，摒弃了传统的以民族志式的、再造的话语符合系统诠释文化本身的做法。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是我们探讨的核心，而后现代主义时空观则是连结这两个核心的关键。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宏观历史分析，我们讨论了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影响人类学的，并进而解释了后现代主义时空观是如何与虚拟社会文化之第四媒体相联系的。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特质是基础，而后现代主义时空观是解释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联系的解释模型与桥梁，并以网络社会的第四媒体特征为基础。

五、结语

总而言之，互联网时代虚拟的社会文化的出现，以新的技术革命的姿态，在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创造着新的认知方式、新的诠释方法，与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正是在这一新的工业革命背景下，在基于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基础上的传统人类学基础上，推陈出新的适应于新时代的人类学社会思想体系。幸而，我们人类的本性使传统人类学的认知理念仍可独立于日趋丰富、繁杂的社会科学之林；幸而，发展本身，仍需要一种可以摒弃过程结构化话语的记录方法，以描述新的社会时空和文化特质。亦或许，正如斯特龙伯格所言，虚拟社会文化本身和后现代主义的难以界定，就是这一时代的标签。而人类学的发展对文化的描述也将有助于的不确定继续前行。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第6篇

文学文本学空间研究当代文学研究中，巴赫金最早真正注意到了文学空间问题，他在20世纪初就提出小说的时空体概念。巴赫金吸收了新康德主义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强调文学中“空间和时间不可分割”，文学时空体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空间和时间标示融合在一起被认识了的具体整体中”［1］，他以时空体为基点分析了从古希腊到现实主义小说，指出时空体是区分叙事类型特征的基础，它经历了从公共空间(狂欢广场)到私人空间领域的演变。巴赫金站在历史诗学的角度，于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学审美纬度中洞察文学空间问题，提出文学的空间和时间不可分割辩证统一的观点，为文学空间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研究框架。同时，弗兰克在对乔伊斯、庞德等现代小说的分析基础上，提出“空间形式”概念，它是现代小说中使用并置、主题重复、多重故事、夸大反讽等的艺术手段，用以说明现代小说文本中出现的空间化倾向。

弗兰克继承了西方诗画对比说的古老传统，在形式美学角度考虑文学空间问题，把现代小说中出现的碎片化、拼贴等形式美学技巧视为现代小说的新趋向，使文本形式呈现出绘画一样的空间效果。巴什拉独树一帜，他运用现象学和精神分析法专门研究文学文本中具有诗意的空间意象和其间蕴涵的存在论哲理意蕴。对于巴什拉而言，文学文本中的诗意空间“并非物理空间和抽象逻辑空间图示，它是想象的，体验的，印证人此在的内部空间……”［2］

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人们对文学空间的探讨角度多样，既有形式纬度也有社会文化和生存哲理纬度，文学空间含义不断扩大，从背景的、想象的、形式的、情感的、时空一体的到隐喻的、诗意的、哲理的，但对文学空间注意还只限于文本某个层面范围。

70年代以后，古伦、米切尔、佐伦等人对文学空间研究进一步深化，直接谈论“文学空间”概念和整体构成上。古伦提出文学空间是文本的空间，认为在文本中具有操纵力量是创作，它产生了文学艺术品这一文学空间，它是文字语言的，具有时间纬度，又是精神的、情感的、心理的、人格化的、认知的，总之要将文学空间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要和时间、人物、叙述者和读者联系起来而非分割开来理解。古伦首次正面论述了“文学空间”概念，他要求将作者、读者和文本空间联系起来考察，这一认识对于目前当代文学空间研究仍有启迪。

W.T.J.米切尔将重点放在文本空间的整体构成上，他以“空间形式”指代文本整体空间，认为文本本身极为复杂，它是多层的，有多重的空间维度，为此，他将文本空间分为字面层、描述层、结构形式层、意蕴层来考察文本整体空间。加百列•佐伦在《朝向空间的叙事理论》一文意在阐明文本空间结构一般模型，他将文学空间严格限定在“模仿真实空间存在于作品中重塑的空间维度”［3］，进一步细化文本空间整体构成，在垂直和水平维度上分析空间整体结构模式。相比前人，佐伦对文本空间结构分析最为严谨和细致，但是佐伦科学理性地建构他的文本空间模型，基本排斥了文学空间的想象性、情感性、隐喻性、动态性等多元内涵。

21世纪初，文学研究和理论出现文化转向浪潮，对文学的社会文化语境强调影响到文学空间研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叙事学家试图突破叙事理论封闭自足、过多强调时间忽视空间的缺陷，试图将社会文化语境与文本空间结合起来。弗里德曼重点放在文本再现空间(叙事)层面，为凸显文本再现空间的动态性和社会文化语境，引入作者和读者两极，格外强调读者阅读的心理建构，认为叙事文本空间结构是在阅读中逐渐建构起的，提出叙述横纵轴空间化阅读和阐释策略，水平轴是虚构人物在文本时空体的运动，纵轴是作者书写读者阐释，如此，文本与文学、社会与历史形成互文对话。弗里德曼引入作者、读者、社会历史语境等因素将文本空间构成指向一个动态形态，突破了前人将文学文本空间视为静态、同质、被动的狭隘观点，但是他立足于文本再现世界而悬置了文本空间其他层面，忽视了文本本身复杂性、多重的空间层面，且将文本叙事空间构成完全转移到读者心理建构上的做法也未必完全妥当。随后，玛丽•拉热瑞尔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指出叙事学的空间概念不应仅局限于承载事件和场所容器样的再现世界中，应包括文本各个层面。

他将叙事文本空间划分为叙述空间、文本的空间延伸、文本载体的空间，文本的空间形式，提出要结合叙述视角对文本再现空间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弗里德曼的疏漏。

文化学文学空间理论的建构与此同时，当代另有一条从社会文化路径通往文学再现世界中的地理、场所，它以跨学科的视域，融合后现代地理学、社会批判理论洞悉文本再现空间中意识形态元语言，形成目前极为热门的当代文学空间理论。文学空间理论深受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空间认识论转型的影响。列斐伏尔、福柯为代表的社会理论思想家对传统的空间观发起挑战，赋予空间和时间一样的本体论地位，强调空间的社会生成力量和异质性、多元性、能动性提出空间的社会属性和空间的生产，将空间视为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石。90年代以来，后现代地理学进一步推波助澜，在对传统历史决定论的清算时，意欲建构历史—空间—社会的三维辩证法，以形成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人文地理批判话语，实现社会批判功能。在社会理论和后现代地理学重申空间的推动下，人文知识领域各学科(包括文学)纷纷参与空间问题的探讨上，共同积极建构空间理论，探讨空间问题，完成从时间意识向空间意识的转向。跨学科的空间理论与文学理论和研究形成互动策应关系:各学科从不同角度切入文学领域，对空间的分析多少涉及文学艺术，文学理论和研究也积极参与空间理论的建构，成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理论在吸收跨学科空间研究丰富的理论资源基础上，积极构筑出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话语。

它以文学文本再现世界中的地理、场景、地点等再现空间为主要对象，从文化、社会角度切入，关注文本再现空间的指涉系统，挖掘其间隐藏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意旨在实现其社会批判功能，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批评成果。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的兴趣并不在于追寻“文学空间”概念和“文学”本身，对它们而言，文学空间便是“文学景观”，是文学表述层面中的地理、地点、场景等再现空间和其背后的文化、社会等指涉，“文学景观最好看做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而不是视文学为孤立的镜子……文学提供观照世界的方式，显示一系列趣味的经验和知识的景观。”［4］

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之所以聚焦于文本再现空间，重要原因在于它非但是跨学科空间理论的组成部分和产物，还源自目前身处的文学文化转向语境。文学空间理论批评与其他文学文化、意识形态批评一样，不再纠缠于文本审美性、文学性等问题，而将它们视为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性构成的产物，是漂浮的能指和社会实践的话语结果，不再具有终极的意义价值。

为此，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与后现代人文学科一道，将文学再现空间置于前台，将之视为浓缩着当代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文化表征和符码，对它进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分析，实现社会批判功能。文学再现空间和文学一样成为文化研究的实践，益处在于“文化研究，因为坚持把文学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实践，坚持考察文化的不同作用是如何影响并覆盖文学作品的，所以它能够把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现象加以强化。”［5］

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以外部研究方法积极探索文学空间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体现出文学与文化间复杂的关联，尤其将文学空间拓展到能动、异质和社会生成力层面上，进一步深化了文学空间研究。如果说世界是符号系统的差异性关系的话语建构，那么文学则是关于这个话语的话语，文学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和逻辑，文学空间并不等于现实空间和地理。但文学空间理论却将“文学空间”缩减为“文本再现空间”一个层面，完全忽视文本审美维度和自主性，一味趋向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必然引起丧失文学本体论的身份定位的危险。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第7篇

当代空间认识论发生了结构性转移，它强调空间的能动性、自我生成性、异质性，由此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批评，后者将话语重心转向忽视已久的“文学空间”问题，以期在对文学空间的重新审视中，建构适应于当代空间认识论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话语。当代文学研究对文学空间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它们也表征着20世纪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文学研究从关注文本形式的内部研究走向侧重社会文化的外部研究的历程和重心变换。文学文本学空间研究当代文学研究中，巴赫金最早真正注意到了文学空间问题，他在20世纪初就提出小说的时空体概念。巴赫金吸收了新康德主义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强调文学中“空间和时间不可分割”，文学时空体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空间和时间标示融合在一起被认识了的具体整体中”［1］，他以时空体为基点分析了从古希腊到现实主义小说，指出时空体是区分叙事类型特征的基础，它经历了从公共空间(狂欢广场)到私人空间领域的演变。巴赫金站在历史诗学的角度，于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学审美纬度中洞察文学空间问题，提出文学的空间和时间不可分割辩证统一的观点，为文学空间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研究框架。同时，弗兰克在对乔伊斯、庞德等现代小说的分析基础上，提出“空间形式”概念，它是现代小说中使用并置、主题重复、多重故事、夸大反讽等的艺术手段，用以说明现代小说文本中出现的空间化倾向。弗兰克继承了西方诗画对比说的古老传统，在形式美学角度考虑文学空间问题，把现代小说中出现的碎片化、拼贴等形式美学技巧视为现代小说的新趋向，使文本形式呈现出绘画一样的空间效果。巴什拉独树一帜，他运用现象学和精神分析法专门研究文学文本中具有诗意的空间意象和其间蕴涵的存在论哲理意蕴。对于巴什拉而言，文学文本中的诗意空间“并非物理空间和抽象逻辑空间图示，它是想象的，体验的，印证人此在的内部空间……”［2］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人们对文学空间的探讨角度多样，既有形式纬度也有社会文化和生存哲理纬度，文学空间含义不断扩大，从背景的、想象的、形式的、情感的、时空一体的到隐喻的、诗意的、哲理的，但对文学空间注意还只限于文本某个层面范围。

70年代以后，古伦、米切尔、佐伦等人对文学空间研究进一步深化，直接谈论“文学空间”概念和整体构成上。古伦提出文学空间是文本的空间，认为在文本中具有操纵力量是创作，它产生了文学艺术品这一文学空间，它是文字语言的，具有时间纬度，又是精神的、情感的、心理的、人格化的、认知的，总之要将文学空间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要和时间、人物、叙述者和读者联系起来而非分割开来理解。古伦首次正面论述了“文学空间”概念，他要求将作者、读者和文本空间联系起来考察，这一认识对于目前当代文学空间研究仍有启迪。W.T.J.米切尔将重点放在文本空间的整体构成上，他以“空间形式”指代文本整体空间，认为文本本身极为复杂，它是多层的，有多重的空间维度，为此，他将文本空间分为字面层、描述层、结构形式层、意蕴层来考察文本整体空间。加百列•佐伦在《朝向空间的叙事理论》一文意在阐明文本空间结构一般模型，他将文学空间严格限定在“模仿真实空间存在于作品中重塑的空间维度”［3］，进一步细化文本空间整体构成，在垂直和水平维度上分析空间整体结构模式。相比前人，佐伦对文本空间结构分析最为严谨和细致，但是佐伦科学理性地建构他的文本空间模型，基本排斥了文学空间的想象性、情感性、隐喻性、动态性等多元内涵。

21世纪初，文学研究和理论出现文化转向浪潮，对文学的社会文化语境强调影响到文学空间研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叙事学家试图突破叙事理论封闭自足、过多强调时间忽视空间的缺陷，试图将社会文化语境与文本空间结合起来。弗里德曼重点放在文本再现空间(叙事)层面，为凸显文本再现空间的动态性和社会文化语境，引入作者和读者两极，格外强调读者阅读的心理建构，认为叙事文本空间结构是在阅读中逐渐建构起的，提出叙述横纵轴空间化阅读和阐释策略，水平轴是虚构人物在文本时空体的运动，纵轴是作者书写读者阐释，如此，文本与文学、社会与历史形成互文对话。弗里德曼引入作者、读者、社会历史语境等因素将文本空间构成指向一个动态形态，突破了前人将文学文本空间视为静态、同质、被动的狭隘观点，但是他立足于文本再现世界而悬置了文本空间其他层面，忽视了文本本身复杂性、多重的空间层面，且将文本叙事空间构成完全转移到读者心理建构上的做法也未必完全妥当。随后，玛丽•拉热瑞尔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指出叙事学的空间概念不应仅局限于承载事件和场所容器样的再现世界中，应包括文本各个层面。他将叙事文本空间划分为叙述空间、文本的空间延伸、文本载体的空间，文本的空间形式，提出要结合叙述视角对文本再现空间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弗里德曼的疏漏。文化学文学空间理论的建构与此同时，当代另有一条从社会文化路径通往文学再现世界中的地理、场所，它以跨学科的视域，融合后现代地理学、社会批判理论洞悉文本再现空间中意识形态元语言，形成目前极为热门的当代文学空间理论。文学空间理论深受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空间认识论转型的影响。列斐伏尔、福柯为代表的社会理论思想家对传统的空间观发起挑战，赋予空间和时间一样的本体论地位，强调空间的社会生成力量和异质性、多元性、能动性提出空间的社会属性和空间的生产，将空间视为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石。90年代以来，后现代地理学进一步推波助澜，在对传统历史决定论的清算时，意欲建构历史—空间—社会的三维辩证法，以形成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人文地理批判话语，实现社会批判功能。在社会理论和后现代地理学重申空间的推动下，人文知识领域各学科(包括文学)纷纷参与空间问题的探讨上，共同积极建构空间理论，探讨空间问题，完成从时间意识向空间意识的转向。跨学科的空间理论与文学理论和研究形成互动策应关系:各学科从不同角度切入文学领域，对空间的分析多少涉及文学艺术，文学理论和研究也积极参与空间理论的建构，成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理论在吸收跨学科空间研究丰富的理论资源基础上，积极构筑出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话语。它以文学文本再现世界中的地理、场景、地点等再现空间为主要对象，从文化、社会角度切入，关注文本再现空间的指涉系统，挖掘其间隐藏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意旨在实现其社会批判功能，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批评成果。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的兴趣并不在于追寻“文学空间”概念和“文学”本身，对它们而言，文学空间便是“文学景观”，是文学表述层面中的地理、地点、场景等再现空间和其背后的文化、社会等指涉，“文学景观最好看做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而不是视文学为孤立的镜子……文学提供观照世界的方式，显示一系列趣味的经验和知识的景观。”

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之所以聚焦于文本再现空间，重要原因在于它非但是跨学科空间理论的组成部分和产物，还源自目前身处的文学文化转向语境。文学空间理论批评与其他文学文化、意识形态批评一样，不再纠缠于文本审美性、文学性等问题，而将它们视为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性构成的产物，是漂浮的能指和社会实践的话语结果，不再具有终极的意义价值。为此，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与后现代人文学科一道，将文学再现空间置于前台，将之视为浓缩着当代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文化表征和符码，对它进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分析，实现社会批判功能。文学再现空间和文学一样成为文化研究的实践，益处在于“文化研究，因为坚持把文学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实践，坚持考察文化的不同作用是如何影响并覆盖文学作品的，所以它能够把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现象加以强化。”

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以外部研究方法积极探索文学空间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体现出文学与文化间复杂的关联，尤其将文学空间拓展到能动、异质和社会生成力层面上，进一步深化了文学空间研究。如果说世界是符号系统的差异性关系的话语建构，那么文学则是关于这个话语的话语，文学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和逻辑，文学空间并不等于现实空间和地理。但文学空间理论却将“文学空间”缩减为“文本再现空间”一个层面，完全忽视文本审美维度和自主性，一味趋向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必然引起丧失文学本体论的身份定位的危险。尤其重要的是，新的空间认识论坚持空间的多元性、开放性、异质性，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也必须以此为依据，在文学学科视野中，重新界定“文学空间”，建构出相应的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方法策略。在这点上，文学空间理论还有待继续深化和亟待自我理论建构的完善。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第8篇

我的判断,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总体上很落后,表现为:其一,理论体系不完备,不稳定,学术界对文学批评缺乏充分的研究,也缺乏基本的共识。其二,批评家人数相对较少,批评家的理论素养和批评素养总体不高,大批评家尚未出现。其三,文学批评的影响有限,作家对文学批评并不信服甚至不屑一顾,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其研究并不建立在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对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也不信任、不认同。在造成当代文学批评落后的众多原因中,高校文学教育体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根据高校文学课程体系,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是基础课,而文学批评甚至连选修课都不是,仅在文学理论和美学中略有涉及。文学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意在培养文学研究的学者,而非培养文学批评家,这便造成了文学研究生教育中重学术研究能力轻批评实践能力的现状。这样,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就是:一方面,文学史研究、文论研究队伍庞大、人才济济,因而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相对成熟、成果丰硕;另一方面,文学批评队伍弱小,且多由“学院批评”、“媒体批评”、“作家批评”构成的“乌合之众”为主。“学院批评”越来越成为文学批评的主力军,虽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高学历、高潜资,但很多均为半路出家,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文学批评的学术训练,且只在学术之余兼做文学批评。

与作协的理论机构不同,在大学中文专业中,文学研究在人们的意识中实际上是分层的,古代文学是最纯正的学术,其次是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再次是当代文学,文学批评是极端边缘化的领域。究其原因,与文学批评自身的学术性关系不大,而是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学科尚缺乏充分的积累和建树。而研究机构的文学批评和媒体的文学批评就更糟糕,无论是学术训练还是专业知识都非常欠缺,其反应的迟钝以及批评上的浅薄与当代文学创作的繁荣构成巨大的反差。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既不真正切中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也不能为文学史、文学理论研究提倡有效的帮助和借鉴,不仅作家不买账,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界也不认同。基于此,中国当代文学很多重要的作品和现象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批评,当代文学批评很少提出真正有价值的理论问题,它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和定位是很不准确的。于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功能最后只能由文学史研究的补课来完成。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作品的“重读”成为文学史借以完成文学批评未竟使命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事实上,当代文学批评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准确的定位,面对复杂的文学现象和纷繁的作品,批评家们似乎手足无措,不知道什么是重点什么是非重点?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来展开文学批评?批评家们缺乏足够的学术和批评的训练:对于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理论问题缺失必要的敏感和历史反思,对于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他们的评论要么缺乏真知卓见、流于肤浅,要么恣意抬高或者恶意攻击;要么泛泛而谈,空洞无聊,不着边际,简直是“放之四海皆准”。近年来,在文学评价制度的影响下,文学批评成为掌握话语权力和操作权力的工具,很多缺乏自身基本原则和标准的批评家,在利益的刺激下热衷于各种评奖和作品推广和研讨会,作出了很多并不切实际的评论和评价。

而当前的文学评价制度也为这些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可能。近10年来,中国文学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奖,官方的,民间的,其中很多批评家都参与其中,很多批评家更像行为艺术家,而不是批评家。也就是说他们“出场”的意义远大于他们批评的意义。但凭心而论,这么多文学奖中真正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少得可怜。可悲的还在于,有些奖反而成了负面经验,文学史可以据此而放心地忽略它的存在。我的判断,文学批评在当代似乎已经丧失了其基本功能,变得可有可无。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薄弱并不能全然怪罪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它与审美批评的缺失和混乱有着密切关联。如果从更宽泛的视界来理解,审美批评就是重视文学性、艺术性和美感的文学批评。与其它文学批评不同,审美批评更重视文学的内部构成和形式,比如写作技巧、写作手法、叙事方式、结构、虚构、想像、联想、语言、风格、意象、形象、修辞、文体等,通过解剖和分析文学作品,用理性的语言呈现向读者呈现作品之美。作为一种对作品的评价和判断,文学批评与其说是对文学创作的反应,还不如说是对作品的推介、赏析与引导,这种引导包括对作家和对读者的引导。虽然文学批评类型各样、层次各一,但审美批评则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之上的基本的、基础的、第一层次的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的缺失、不健全,恰恰应证了当前文学批评的“基础设施”依然相当落后。纵观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功利主义的文学批评,包括社会批评、政治批评、伦理批评、历史批评以及文化批评等,其特点是重视文学作品的内容,强调文学对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二是审美批评,其特点是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强调文学的审美性以及文学作品对人的美感作用;三是从西方学习和借鉴而来的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包括诸如语义学、接受理论、读者阅读理论、阐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前两者是传统批评,第三种则是现代批评。当然,三者并不在同一逻辑层次上,现代文学批评具有极大包容性,它包含了传统的审美批评和社会功利批评,比如象征主义批评、意象派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语义学批评、叙事学批评等就更接近审美批评,而精神分析批评、存在主义批评、荒诞派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则更接近于社会功利批评。

但是,现代文学批评中的审美倾向或者审美因素与传统的审美批评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样,现代批评中的社会批评倾向、因素与传统的社会功利批评也有根本的不同,比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属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则属于现代批评中的社会批评,二者之间既有相似性,但又具有观念和方法等方面的深刻差异。再如语义学批评和传统的语义分析,既有相似性,又有质的区别,它们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批评理念,也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作为理论基础,传统的语义分析依托于语言学,而现代语义学批评则是“意义”诗学。所以上述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三种类型的划分其实也是权宜之计。当前,社会文化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占绝对的优势,是主流和主体,传统悠久、体系严密,从方法到观念都较为成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认同度较高。审美批评虽然也有悠久的历史,但其影响要小得多。其理论价值为大家所认同,而实际上它很难产生社会文化批评那样广泛的社会效应。而现代批评本质上是现代各种文学理论的衍生物,更多地是介绍、探讨和阐释,主要是理论探讨,并没有真正进入操作层面。主要是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有些实验性的运用,比如运用某种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重新评价文学史上的一些被忽略的作品,或者重新解读一 些经典作品。有人认为:“8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历史批评在批评史上占据着绝对权威的地位,构成主流批评样态;在此后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型,前者失去了或部分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处于次要地位,新的批评形态如历史文化批评、文化原型批评、文本语言批评、解构批评、新文化批评等,居于批评的主导地位。”①对此,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中国自近代以来,社会历史批评一直居于主导地位,80年代是这样,90年代、新世纪仍然是这样。

二

没有人会反对审美批评,源自对于审美批评的内涵、地位以及与其它批评之间关系的看法不同,因而存在争议。我认为,审美批评和其它文学批评并不完全是同一层面上的,审美批评是一切文学批评的基础,是其它文学批评显在或者潜在的条件。只有审美批评健全和完善了,真正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变成思维性的东西,其它文学批评才可以真正建立起来。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文学的本质就是审美,这当然是不准确的,因为文学显然不只是审美,但另一方面,我们说审美是文学的基本特性这却是没有错的。文学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文学性”,即泛审美性。前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认为,艺术与其它形式的劳动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有意地创造审美价值,而且创造这种价值是艺术创作的基本任务”②。文学当然不只有审美性,它的其它特性包括思想性、历史性,还有伦理、道德、友谊、爱情、时代、阶级、民族、社会等,文学是人学,一切与人有关的东西都可以在文学中得到展示和表达,但无论是人性,还是思想,抑或情感,这一切都不能独立于文本和文学而存在,都必须通过审美方式来完成,否则它称不上文学,或者不成其为好的文学。鲁迅曾引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底观点的,到后来才移到审美底观点去。”人“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底分析而被发见。所以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乐的根抵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①。的确,人们看事物和现象,首先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的,但仅只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所看的对象并不能转变成艺术的对象,于文学来说,一个作品如果只有功利性而无审美性,那么它就不是文学作品。

从阅读的角度来说,文学作品就是让人获得美的享受,而其它的受益则是深层次的或潜在的,需要通过理性分析才能够认识到。对于文学来说,其思想性、社会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也非常重要。然而,文学中最重要的并非思想,而是思想的呈现,即作家通过文学的方式把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从而对人对社会发挥作用,这一过程才是重中之重。此外,“真实性”、“历史性”等都是文学的重要特性,但其重要性显然不能和“文学性”相提并论。虽然恩格斯说巴尔扎克的小说所反映的现实比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价值,即便如此,任何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不能以巴尔扎克小说所反映的生活来作为证据。同样,历史上也有一些作品在思想上成就突出,甚至比历史和哲学更早地提出某些重大的思考,然而,在思想上,文学的作用和地位都非常有限。就真实性而言,文学不能和历史相提并论;就深刻性来说,文学没法与哲学相比。所以,真实性和思想性只是文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文学的充分条件,也可以说,文学不能是虚假的,不能没有思想,但这与其说是文学的本质,还不如说是人的本质,因为真诚和思想也是人的原则和生活的原则。生存是人的第一要务,人本质上是功利的,但人在满足了生存的同时,也会无功利目的地去审美,阅读文学就是其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然而,很少有人是为了获取知识而阅读,更多的人冲着审美享受而阅读。文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给人故事的同时,作品的思想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给人知识和教益,很多读者甚至最终忘记了审美和消遣娱乐的东西,而哲学和历史却在他们头脑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象,正所谓“得鱼忘筌”。所以,文学首先是文学,然后才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精神和文化的反映和表现,没有经过审美酿造的生活和思想无论多么真实、深刻和丰富,都不过是生活的记录和观念的演绎,称不上真正的文学。一部作品如果不真实,或在伦理道德上存在问题,当然不足以构成一部好作品。

然而有些作品,问题虽然很陈旧,思想上也缺乏建树,但却优美动人,这仍不失为优秀的文学作品。现代文学史上的沈从文、张爱玲,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都非常有限,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文学史地位。再比如巴金,其思想非常简单,道理也非常浅显,但这并不影响他文学大师的地位。所以,文学在思想上的深度虽然重要,但是文学的重要作用是让思想对读者产生作用,而不是提出思想本身。既然审美是文学最重要的特征,那么审美批评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就是不可或缺的;既然审美特性是文学的基础特征,其它特性都是建立审美的基础上,那么,审美批评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就是首要的批评,其它文学批评都是建立在审美批评的基础上。别林斯基曾说:“当一部作品经受不住美学的评论时,它就已经不值得历史的批评了。”②就是说,文学批评首先是审美批评,然后才是其它批评。文学的审美性与历史性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其本身并没有层次,但人对文学的认识和把握却是可以从理论上分层的。有人说:“文学作品的阅读是对审美对象的审美占有,阅读动机和期待,阅读效果和作品价值的实现都是审美的,在低层次上是娱乐、消遣、解颐,在高层次上是品味人生,理解生活,陶冶情性,精神解脱和慰藉,净化、提升人的灵魂境界。至于了解历史事件,学习各种知识,认识时代面貌,掌握各种阶级观点,是审美的副产品,在本质上不是审美化的阅读期待和阅读效果。阅读过程是审美化的。除了艺术传达外,阅读-审美欣赏是审美再创造的过程,它和写作-审美创造过程中的经验十分类似,同样经历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审美想象、审美体验等心理过程,最后把作品描写的一切整合为审美意象。”③我认为,这种提法非常有道理。

今天提倡审美批评,这不仅是理论的问题,更是基于文学批评的现状。基于当前文学史研究和审美批评的现状,我本人也反对文学史书写的“审美中心主义”①,非常赞同“不能用纯审美标准重写文学史”②的观点。作为一种基础批评,在很多文学批评中,文学批评家更多地关注文学作品中的真实性、思想性,在这些方面分析得头头是道,而对审美批评不屑一顾,成为直接跳过或撇开了审美批评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没有审美价值的文字作品,无论多么深刻和真实,可以成为好的哲学作品或者历史作品,但不可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五四”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批评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既有文学的原因,也有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当然那时现代传媒尚不发达,文学是非常重要的大众消闲方式,社会和文化都非常重视借助文学来实现目的。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就期待借助新文学运动来实现中国文化变革,从而推动社会变革乃至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变革。当时的知名作家凭借其强大的号召力,创作了大量的兼具文化性和社会性的作品,启蒙问题、国民性问题、救亡问题、人的问题、妇女问题、革命问题、农民和农村问题等等,社会思想文化中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在文学中都有反应,很多问题甚至就是由文学发起和推动的。既然社会和文化问题是文学的焦点或者说亮点,那么,文学批评中关注社会文化问题也就是非常自然的,这一创作背景也造就了地位显赫、声势浩大、成就卓然的文学批评中的社会文化批评。

50年代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高度政治化的,文学 不仅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政治在文学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文学批评是政治批评模式,这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那时的文学批评非常明确,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有时甚至是政治标准唯一,而审美批评变得可有可无。这给中国当代文学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教训深刻。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文学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文学上,当今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90年代以前,一篇报告文学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可以对政府的决策都产生影响,但今天,报告文学甚至连主人公的命运都不能改变,相关部门完全可以对之置之不理,视而不见。有人认为文学在未来会消亡,这当然只是一种悲观的看法或者预言,但在这个网络和电视取代文学作品的时代,80年代之前文学的那种崇高地位的确将难再现。除了一些通俗文学和类型文学以外,纯文学的读者非常少,而且越是优秀的文学读者越少,没有读者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影响。任何时代都有纯文学,但今天的中国更接近纯文学的时代,文学越来越回归本位,也即越来越回到文学本身,回到审美,文学的审美性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本位和主体,虽然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文学越来越边缘化,但却意味着文学越来越走上正常轨道,五四时期文学那种巨大的启蒙意义,50年代之后巨大的政治效应都不再有了。文学变了,文学批评也应该相应地变化,今天,文学批评如果继续沿袭那种文化模式、社会模式、政治模式,就是错位的。

三

如何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批评?我认为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充分学习古今中外审美批评的经验;二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重新整合、丰富发展新的审美批评体系并使之系统化。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审美批评是一种泛审美批评,即重文学性、艺术性的文学批评,在文学中地位显耀。这种文学批评也高度重视作品中的社会、文化、思想、伦理道德等特性,但更强调其文学性,更关注文学的特性;在审美批评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也重视理论上的建构,但更重视实践,更注重文本的把玩、品味和细读。比如,“诗言志”、“诗缘情”、“兴观群怨”、“经国之大业”都可以说是典型的社会文化批评,《文心雕龙》从第六卷开始,基本上都是讲文学的艺术性问题,属于文学批评的审美范畴。可惜的是,中国古代像《文心雕龙》这样体系化的、理论化的文学理论着作极为罕见,而大量的文学论着则是文学批评,比如“诗话”、“词话”、“小说点评”、“赋话”、“文话”、“联话”,黄霖先生还提出“句论”①的概念。这些“话”、“点评”等也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也有对理论的探讨,但更多地则是对作品的赏评,内容包括对作品的介绍、典故介绍、源流介绍,写作技巧分析、风格分析、词句分析、形象分析、意境分析等,表述多很简单,也没有什么逻辑性,没有过多的阐释和论述,三言两语有时甚至就是一个字,比如小说点评中的“好”、“妙”等,但这是建立在充分的对作品的品读的基础上,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非常重视审美,有所谓“两美”、“三美”、“四美”、“七美”、“十美”之说,对于作品的美也区分得非常细,比如“粹美”、“盛美”、“醇美”、“精美”、“健美”、“华美”、“秀美”、“高美”、“圆美”、“优美”、“壮美”、“清美”、“内美”、“外美”、“质美”、“和美”、“大美”、“真美”、“阴柔之美”、“阳刚之美”等,区分之细腻,这正说明中国古代审美批评的发达与成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当然也重视真与善,并且真善是比审美更高的层次,社会批评和伦理批评不能脱离审美批评,它建立在对作品具体感悟、细读的基础之上。所以可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情”、“景”、“境”、“文”、“辞”、“意”、“韵”、“气”、“趣”“味”、“象”、“形”、“神”等这些非常具体的、更强调艺术性的术语、概念构成了核心范畴。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非常重视写作技巧、文学作品的形成过程、文学风格等具体问题的研究,重视对文本的品尝和玩味,在充分欣赏的基础上得出评价。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批评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以及具体的操作模式都值得我们借鉴的主要资源。审美批评其实也是现代文学批评传统。纵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自近代以来就产生了大量各种各样的文学批评,总体上包括两大体系,一是社会文化批评,其成就显着,影响巨大,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文化批评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始终,最早可以追溯到梁启超,“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文学批评就是典型的社会文化批评,此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批评,创造社的文学批评,左翼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延安文学批评、国统区胡风等人的文学批评等都可以说是社会文化批评。二是审美批评,虽然其地位不像社会文化批评那样显赫,但同样影响巨大,成就非凡,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审美批评最早可以追溯到王国维,此后,周作人、废名、朱光潜、李建吾、沈从文、林庚都是审美批评的代表人物,为中国现代文学审美批评的建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流派来看,“京派”和“新月社”的文学批评偏重于审美批评。现代文学审美批评虽然深受西方审美批评的影响,但它同时也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总结,是建立在充分的文学创作实践基础上的,所以,中国现代审美批评具有双重性,即兼具西方性和中国现代性,也兼具学习性和创新性,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审美批评,又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新型审美批评。

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社会文化批评和审美批评是互补的,社会文化批评是彰着和显在的,而审美批评则似乎是低调而隐在的。如果我们把社会文化批评比作“花朵”,那么审美批评就是“绿叶”,不仅只是“衬托”,更重要的是“扶持”和不可或缺,就现代时期的文学批评来说,正是审美批评成就了社会文化批评。对于文学来说,首先是审美的必备条件,然后才有可能追求更高的目标比如立人、改造国民性、思想启蒙等,对于文学的评价和批评也是这样,首先是对文学进行艺术上的判断,在满足了审美的要求之后,才有必要对文学进行社会思想文化的评判。事实上,现代文学时期,对于大多数文学批评家来说,审美批评和社会文化批评是绝难分开的,比如鲁迅和郭沫若的文学批评,都是既重视审美批评又重视社会文化批评,只是有所侧重而已。我把现代文学批评总体上分为审美批评与社会文化批评两种类型只是理论上的大致区分而已。50年代之后,文学审美批评并没有从理论上被否定,但事实上,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政治批评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政治批评变成了文学批评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优先的批评,审美批判反而可有可无。这完全违背了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教训深刻。80年代中期以后,审美批评在理论上得到重视,有人主张恢复中国文学批评的审美传统,但实际上,审美批评由于太琐碎,太细致,操作性不强,社会反响欠佳,所以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和推广。80年代中期,真正得到恢复的是社会文化批评,与此相对应,受到冲击的是政治批评。90年代之后,西方各种现代文学批评理论被介绍进来,这也大大冲淡和延缓了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的重新建构。建立在审美批评基础上的现代文学批评是成功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进步都起积极的作用,而缺乏审美批评之基础的文学政治批评则有很多经验和教训,这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审美批评的重要性。今天我们重建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既要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正面经验,也要学习当代文学批评的负面经验。同时,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还需要充分借鉴和吸收西方现代各种文学批评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在西方,审美批评是正统的文学批评,现已发展得相当完善。20世纪,审美批评与各种现代批评相结合从而产生了很多新质素。比如俄国形式主义从语言的角度重新研究文学,对文学的审美本质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审美目的,而在审美过程。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事物的感知是自动感知,而文学的感知则是审美感知,实现自动感知向审美感知转化的手段是“陌生化”,作家应该尽可能延长人们对事物的审美感知的过程。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非常重视从语言、形式、美感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有很多精湛的文学批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再比如英美新批评,非常重视对作品的细读。瑞恰兹认为,诗歌语言是一种情感语言,而科学语言是一种符号 语言。布鲁克斯认为,文学批评只应当关心文学作品本身。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文学语言常常具有反常规性,诗意常常是在词语的不协调和碰撞中产生的。韦勒克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认为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分析和解释作品本身。他也非常强调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文学语言具有歧义性、暗示性、情感性、象征性等特点。新批评对文学作品的具体细读,对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仔细甄别,可以说是非常具体的审美批评。其它西方文论如原型批评、意象批评、语义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表现理论、叙事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审美批评的因素,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充分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文论的审美论对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则是在充分吸收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一方面要整合各种审美批评的理论,另一方面则要发展,从而建构完整的、体系化、具有操作性的批评理论与实践。我认为,审美批评本质上是作品批评,是对作品从艺术即审美的角度进行分析与评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重要的不是建构抽象的审美批评理论,而是探寻具体的作品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及其途径,纯粹审美理论属于美学理论范畴,而审美批评则是实践范畴。大致来说,我认为,审美批评要对这样一些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综合、归纳、整理以及更细致、更深入的研究。

一、文学的审美特征问题,包括审美意蕴、审美感觉、审美知觉、审美认识、审美情感、审美理想以及审美风格！上的悲剧、喜剧、优美、崇高、卑下、庄严、可爱、诙谐、幽默等,这些都属于美学范畴,但却是文学审美批评的基础,所以一方面需要清理、借鉴,更重要的是具体化,比如崇高在各种文体中是如何表现的?卑下的审美情感与日常情感有何区别?审美感知和认识与日常感知和认识有什么不同?我相信这种具体研究对文学的审美批评是非常有实践意义的。

二、文学呈现方式问题,包括写实、理想、变形、象征、夸张、荒诞等,特别是对于叙事性文学作品来说,这些呈现方式对其审美特性具有重要的影响。过去,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与审美、理想与审美之间的关系研究得比较多,但对于现代文学中的荒诞、变形文学方式的审美研究还很薄弱,荒诞如何具有审美价值?变形如何具有审美价值?文学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都缺乏充分而有效的研究。

三、文学技巧问题,包括叙事、描写、抒情、议论、反讽、布局、篇章结构、线索、时间、空间、修辞等。其实,作家是非常重视写作技巧的,作品的好坏,从作家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技巧的问题。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内容,写作的方式不同,其审美价值也是不同的。读者有时只看到了文学作品中的内容,只是凭综合感觉感受到了作品的美,而忽略了作家的写作技巧,其实,内容也好,美也好,都与作家的写作技巧有关,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揭示作家写作技巧与文学审美之间的关系。叙事如何产生美?修辞如何产生美?反讽如何产生美?我认为这些都文学审美批评的基本问题。

四、文体问题,主要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四大文体。传统的文体比较单纯,而现代文体则出现了新的审美趋向,除了交叉融合比如“诗化小说”、“诗剧”、“散文诗”等以外,更重要的是各种文体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变体”,出现各种与传统文体迥异的文体,比如“情景剧”、“荒诞剧”,“新小说”、“意识流小说”以及各种后现代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诗歌、后现代主义戏剧等,它们在审美原则和审美追求上与传统的小说、诗歌和戏剧有根本性的不同。事实上,文体也具有审美性,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审美价值。具体诸如人物、典型、情节、情境、冲突、意境、意象等如何构成?如何具有审美性?过去的文学批评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是非常简化的,缺乏更深入的分析和剖析。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第9篇

关键词：传统方志；新方志学；认知方志学；学科构建；价值意义

中图分类号：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

近年来，新编地方志学科建设得到高校有关院系、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学界的高度重视。在现代化、信息化条件下，从地方志的社会属性出发思考构建以自然、社会客观存在为认知记述对象的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新方志学学科体系，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高度开拓方志的认知领域，重视方志对自然和社会认识过程及成果，提高方志活力及其社会文化知识品位，增强方志社会服务功能，对于促进地方志事业发展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一、地方志及其社会属性

（1）传统方志是指以收集整理记载一地之历史认知成果为主的志书。其主要特征，一是收集编纂现有认知成果；二是收集辑录对历史认知的成果。传统方志观念认为方志属于历史范畴，是历史性的地方志。实际上，方志记述的对象是自然、社会等等的一切客观存在，其社会属性、客观属性、意识属性等等大大超出了历史及历史学的范畴和意义。

方志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历史上，人们对方志的历史性认识得比较到位。方志的实践性更多地体现在其社会性之中。方志的社会属性，就是方志在整个社会及社会学中表现出来的质的规定性。方志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更要从它的社会属性来定性。

（2）方志是历史和现实的一面镜子。从方志的本源来看，方志作为研究记述自然、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观念形态，所记述的人、事、物必须是客观存在的，是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方志的起源同一切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起源是一样的、同源的。方志的源头是人们认识事物、认识社会的一切知行活动。人们对社会生产劳动实践活动、生活经历的理性认知或意识思维成果，都是人文社会学的源头，当然也是方志的源头。而人们认知活动的对象是自然和社会的客观存在，所以，方志是用意识的形式对一地之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照相”写真。

地方志的社会本质是人们对自然演变、社会发展认识和实践过程及规律的归纳反映。客观性，是方志的第一属性、根本属性。新方志崇尚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等等，都是由客观性衍生出来的。方志的所有其他属性皆由此派生而来。

方志是一个综合的自然社会文化知识体系，是对特定地域内古今自然状貌、社会实践及认识的概括记述。方志通过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记述一定地方的历史及现状，有研究性、学术性、综合性的意义。首先，方志的记述，涉及到人们可以认识的所有领域。它既研究反映现状、研究反映历史，又研究反映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既研究反映经济基础，又研究反映上层建筑，其特点是可以分门别类地纵向反映历史演变的连续性，又可以横向反映各个类目之间的有机关联，纵不断线，横不缺项，沿着事物发展的历史脉络，通过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的记述著述，形成综合的社会文化知识体系，用客观真实的事实，把现实事物的运动规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反映出来。其次，方志的记述，涉及到人们研究的各个知识学科。一方面它把各学科的研究知识提炼汇总起来；另一方面它把各有关学科的知识综合起来，再用于在其他具体学科、具体领域的研究及实践。总之，方志既是资料书、地情书，又是教科书、工具书；既是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文化著述，更是一个综合的社会文化知识体系。

方志是从人类社会一切知行活动中精炼萃取的精神成果。方志把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及社会的历史过程的实际状况作为研究记述对象，不仅给社会、给后人提供经过提炼的金子一般的文献资料，而且，它自身更具强烈的厚德载物、经世致用的功能及作用。大家公认，方志有“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通过方志的功能更能看清其社会属性的本质。方志的本质功能和作用在于其认知功能、意识功能和传媒功能，归纳起来就是服务现实的构建社会文化知识体系的功能。有“认知”才可“存史”，有“意识”才可“资治”，有“传媒”才可以“教化”，这便是方志作为社会存在而延绵不绝的内在依据，也是方志的神圣使命。

（3）新编地方志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反映客观的主观意识形态属性非常鲜明，加之新方志记述的是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状况，其必将更加自觉地突出文化认知和文化传播功能。就是说，新方志是意识形态高层次的文化认知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软实力高层次上的文化事业建设，新方志内在具有文化知识意义上的质量价值标准要求及其高度自觉的倾向性。

（4）从一定意义上讲，修志也就是在修史。从史与志的区别和联系来看，志是史的一种类型，史和志都是文化现象，同根同源，它们的社会属性是一样的，同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史要揭示社会、自然发展的历史规律，志一样也要反映社会现象和自然的演变规律。但志相对而言有更突出的广泛性，史取材于志，志包容着史，志是对史的表现形式的继承和拓展，史是对志的提炼、总结和升华。

今天的历史学，只能是一门整合的社会科学。方志同样也只能是一门整合的社会科学。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史学概念的解说所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是：史学是一门关于如何认识、叙述或编纂过去的事件的专门性、技艺性的学问。据瞿林东先生的研究，大体说来，中国古代“史”的含义经历了史官、史书、史事、史学的发展过程。后来它有了编纂学、文献学的内容；至清代乾嘉时期，人们又赋予了史学以历史叙述技巧和历史认识方法等内容。瞿林东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1]蒋大椿定义“历史学乃是作为研究主体的历史学家通过一定的思维认识方式、手段与历史客体发生互动作用的历史研究。这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即历史知识。”[2]吴泽说：“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3]可见，人们对历史、史学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因为，历史、史学的内涵在不断地扩展和延伸。同样，方志、方志学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扩展和延伸，人们的认识也在相应地提升。有人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世界民族、国家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等，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历史运动事实和过程。方志研究的对象比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更为宽泛，涵盖了人们可以认知的一切客观、主观的现实存在领域及事物的历史与现状，所以，方志的整合性同样非常地突出。

方志与历史学一样，其存在的根本依据是其客观真实性。卢基阿努斯在《论撰史》[4]中讲过：“历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叙述。”“历史必须努力尽它的本分，那就是写出真实。”“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所以，在泛地方志概念中，突出强调了体现方志社会本质属性的“客观性”著述的特征。这样的话，既然历史学可以确立，那么方志及方志学同样也就能够确立。

二、方志学及其研究状况

（1）2010年4月，方志学学科建设规划会议认为：“方志学是研究方志领域矛盾运动的科学，主要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大方面，具体有方志的性质、功能、编纂、应用、管理，以及与编纂、应用对象相关的自然社会现象的对应研究等。”

（2）我国以地方志为研究对象的方志学，如果从清代的章学诚算起，也有近300年的历史。新编地方志30年间全国修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产生了大量的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方志学理论。广大方志学者在认真总结多年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修志的规律，努力将修志经验提炼到理论的高度，用来指导修志实践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修志工作的一项内容。

（3）《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将方志学（代码770.7050）作为三级学科列入了一级学科历史学（770）的二级学科专门史（770.70）之下。2012年10月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制订方志学学科建设规划，提出在目标上可以设想将方志学列入历史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可见，将方志归入历史学大类仍然是一个主流见解及声音。

（4）当前，方志学研究相对于方志编纂的实践，总体上仍显得比较薄弱、比较滞后[5]，面临许多需要突破和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尽管方志理论的文章和专著几乎涉及到了修志的各个方面，但是，存在总体着眼点不高，多数文章是修志者的心得和体会，或者是经验和做法，可以直接提供给别人借鉴，却没有升华到理论的高度等不足。这是由于没有一致的理论研究方向和标准要求，没有明确的方志学总体规划目标要求的结果。尽管《地方志工作条例》将推动方志理论研究列为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职责，但重实践、轻理论研究的问题普遍存在。许多地方志机构没有具体的落实措施，甚至当成可有可无的事情。目前，撰写文章、搞理论研究似乎只是一些个人的“兴趣爱好”。最大的问题在于至今没有理清构建方志学的思路和建立方志学科的目标途径。以致于在研究方志学问题中，出现将所有的理论问题甚至实践问题都想归入方志学之中的思维误区。

三、方志学科构建原则及前景

（1）经验、认识、知识、理论、学科五种基本方式都可以面对现实，都可以对方志的认识对象进行“观察”、“研究”和“把握”，所以，应将方志学科理论分为基础理论、制度理论、方法理论等不同层次，重视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和方法创新，以这种“三位一体”的创新，保障和实现方志理论的创新及理论的应用。

（2）方志学及方志学科建设，应该遵循一般学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学术原则。一是基本原则。一门学科的科学性的一般判断根据主要有两点：它“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客观实在的东西，因为只要客观实在的东西，才可能有它内在的发展规律”； “必须是旨在探讨对象发展规律的认识活动”[6]。据此意思，构建方志学必须把握两个层面的基本原则：始终明确当代新方志学，主要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一地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及其规律的科学；始终将探讨方志认知活动的着力点放在认知方志记述对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二是参考原则。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7]。人类的活动产生经验，经验的积累和消化形成认识，认识通过思考、归纳、理解、抽象而上升为成知识，知识在经过运用并得到验证后进一步发展到科学层面上形成知识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和演进的知识体系根据某些共性特征进行划分而成学科[7]。《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主要依据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的本质属性或特征，学科的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学科研究的目的与目标等五方面进行划分[7]。《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的有关规定对于构建方志学科具有原则性的参考价值。

三是科学性原则。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科学”是在不同程度上正确反映事物的规律和特性。如果方志、方志学、方志学科，仍然只是将自身作为研究对象，自己研究自己，而不去研究自己记述的自然、社会客观现实，那就失去了科学性，那就是钻进故纸堆“自珍自艾”的烦琐哲学，由此建立的方志学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更无必要。

四是客观性原则。理论是实践的总结。意识反映客观，客观决定意识。正确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认识符合客观事实及其规律，就成了经验，继而上升到理论的层次，就成了定律、定理、真理。确立方志学科的科学性，其实就是不断地探索方志记述对象的发展规律，并且用以指导修志及方志理论学科的建设。这是其越来越符合方志反映记述对象规律的过程；是一边探索、一边符合现实社会存在的客观规律的过程；也是方志理论、学科内部各种要素及其配置不断合理化的过程。真正的理论并不深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谓真理，其实就是事实、就是生活，精灵古怪的“真理”就隐藏在事实、生活的细节之中。

五是理论性原则。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正确的方志理论，本质上说来源于实践。但是，理论也可以来自理论，包括对旧方志学说的扬弃和借鉴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方志学尤其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成果，因为方志学本身与各种学科都有一定的联系或交叉、借鉴关系，更应该重视它的兼有其他理论土壤的营养和作用。

六是制度性原则。邓小平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科学化的重要内容就是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科学制度的保障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所以，在修志及理论学科建设实践中，要善于总结、提炼、规范，把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形式，并随着形势发展进一步调整、改进、完善做出修改，不断形成新的制度性规范，不断促进制度建设体系化、科学化。

七是方法性原则。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是方法。方法问题非常重要。方法是解决问题的钥匙，是完成任务的途径。曾把方法比作“桥”和“船”。好的方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只有反映和遵循了客观规律的方法才会是科学的。对于方志工作及其学科建设来讲，要有针对性地设计抓手、平台和载体，通过合适的方式和路径，使国家意志、制度政策、学科要求、工作部署真正落地，就应讲究方法的科学性。科学方法，形式上是主观的，内容上是客观的。在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中，以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作指导，尤为重要。

（3）方志的含盖面极广，实践性较强，方志学科应该处于高层次的指导地位，给修志实践提供哲学社会科学高度的指导思想和研究认识工具，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上发挥作用。依据方志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的本质属性，学科的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学科研究的目的与目标等标准，新方志学科应该定位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级综合学科。主要原因是，新方志学具有研究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实状况的职能，其研究记述的领域范畴不仅可以涵盖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而且涉及人们可以认知的一切领域。新方志学主要与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档案学等同级学科相近或交叉；在应用学科意义上，新方志学的范畴更加广阔。

具体原因主要有：一是方志学科属于人文与社会学科；二是方志学科属于历史学科，但是新方志超越历史，研究认知现实，具有宏观定性调查统计的社会职能、职责或意义；三是新方志使用的理性认知思维工具，具有哲学认识论的作用；四是方志涉猎百科知识，既汇总记述各种、各类知识成果，又使用这些知识去认知相应的自然、社会、行业、事物，兼具横跨专业领域的意义；五是方志学科研究的目的是给方志以客观真实的内容及一个切合实际的记述体例形式，具有极强的实践性、科学性和现实必要性。

四、认知方志学及其基本构架

（1）笔者将以认知记述反映客观存在为本质特征的新方志学称为认知方志学。认知方志学建立在“新方志”的概念之上。所谓新方志，狭义上是指研究记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进程、规律及成果的文化形态的著述著作；广义上是指这种文化形态的著述形成体裁体例格式规范等等不拘一格的新方志志书，构成系统的社会文化知识体系的社会文化活动、工作及事业。

（2）新方志与传统方志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反映。但新方志有别于传统方志的根本点，就在于新方志内涵的哲学社会科学属性的增长和强化。新方志不断超越历史学的范畴逐步成为涉猎百科的新的知识体系。

认知方志学提倡用哲学社会科学及历史学等等学科的科学理论与方法指导认识志书的记述对象，首先是洞明历史，把握历史规律及事物规律，主动性地保证资料的真实和完整，保证志书的质量和文化品质。广义新方志概念的基本内涵，一是说明“方志”是研究认知性的记述活动；二是“方志”研究记述的对象是“自然、社会及其发展规律”；三是“方志”属于“社会文化”范畴，是对客观存在的认知活动及结果的归纳总结；四是“方志”自成“社会文化知识体系”，具有认知追求客观真实与记述汇聚百科知识的主动品质。可见，新方志鲜明的研究和认知属性，使方志具有了认识事物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工具性的作用和意义，大大增强了方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提升了方志在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乃至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3）新方志的时代背景，是指当前我国形成或正在形成的信息化、知识化、市场化、经济化、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大趋势；加快文化强国、文化强省建设的社会文明进程；文化融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成为核心软实力的崭新时期。新方志的时代特征是，与当前的现代化同步地研究记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进程、规律及成果，形成不拘一格的新志书。相对而言，传统方志的基本载体是志书；新方志的基本载体是志书及其派生的各种相关著作著述。

（4）学科具有“学问”、“理论”、“知识”、“知识体系”等多种层次，方志本来就是一门学问。新方志构成知识体系，兼备学科的科学属性，它自然就是一个完整学科。认知方志学在学科构架上，作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由新方志和新方志史两个二级学科组成。新方志在学科理论方面，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大部分。基础理论具体有方志的性质、功能、编纂等；应用理论具体有应用、管理、制度、规范、标准、方法、经验、典型等。新方志史，就是以方志研究记述客观存在的认识活动及其成果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问。之所以称其“新”，是因为新方志史不仅研究方志活动的历史规律，更是注重通过对方志及其成果的记述，真实反映方志记述对象的历史与现状、变化与规律，支持方志学贴近实际、结合实际，保持旺盛的繁荣发展活力。

（5）认知方志学构架的哲学和历史学依据。方志就是方志史。因为方志本来就是历史性的认知活动及其社会文化知识体系；同时，方志史本来就是认识活动的历史。由古往今来的方志所构成的方志史，就是认知性的历史。新方志史完全可以包含传统方志学的任务和内容。所以，认知方志学将其学科构架仅分为“方志”和“方志史”两个部分（二级学科）。

既然说“方志就是方志史”，那学科构架还要“方志史”干什么？方志和方志史之间的关系是，方志是方志史的根脉，方志史为方志提供“阶梯”和“支撑点”。方志的集合、沉淀，就形成了方志的历史。方志就像一支征战四方的雄师，方志史就是它的粮草和大本营；方志就像一个耕耘农田的农夫，方志史就是他的粮仓和家园。有了这样的格局，方志才有依据，才能经得起历史性的追问和时代性的诘难。

（6）认知方志学的实践依据。新编地方志没有建立完整的方志学科，照样完成了巨大的修志文化工程。新编社会主义地方志，始终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可以说，我们的新编地方志是一个由此科学理论孕育催生的新方志，也是一个由此科学理论指导而不断发展壮大的新方志。马列主义科学理论是我们新方志的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重视马列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编修新方志的一条基本经验。新编地方志的科学性直接来源于社会实践。首轮、第二轮志书都是由熟悉情况的亲历者、亲为者参与编纂完成的，是社会化修志、众手成书的结果。当然，方志专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编纂《汶川特大地震陕西抗震救灾志》，一边抗震，一边修志，同步进行。结构志书没有什么深奥理论，只是按照灾害灾情——抢险救灾——社会赈济——灾后恢复重建的实际进程，收集整理编辑了500万字的资料长篇，编写了260万字的初稿，几经修改最终完成106万字的志书，做到了精品要求。

实践证明，生活才是教科书，实践才是真导师。以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的认知方志学，将认知活动、认知实践、认知要求等作为修志的“开山巨斧”，可以在客观存在中找到无比鲜活、恰当有用的方志学理论，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这就是修志的实事求是。

五、认知方志学的价值及意义

（1）建立新方志、新方志学概念及体系，看似务虚，实在务实。这是一个“实学”问题。新方志、认知方志学概念及体系是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一个系统理论，是一个为用、有用的知识体系。新方志概念将方志的外延扩大到了人们可以认知的所有客观事物范围，给地方志事业以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生命力；新方志定义界定志书文化产品生产及管理事业的任务及功能，符合客观存在的发展规律的特质要求，保证了修志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将方志落到了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及社会科学的实处；认知方志学从理论工具方向入手，在新方志概念下，将方志及理论研究的内涵收缩到了可控、可用的程度，将学科构建成方志和方志史两个部分，增强了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对今后的修志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和意义。

（2）认知方志学适用于新编地方志进入第二轮结尾和持续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信息化、科技化、现代化、经济化、政治化、民主化等等。认知方志学适用于古老的方志向现代方志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一本书主义”被打破，方志的发展从成熟走向再生；体例、形式上发生多样化的变革；方法手段上主要依靠信息化；成果载体形式上提倡不拘一格丰富多彩。

（3）新方志及认知方志学可以加深对地方社会存在的认知水平；提升方志的学术水平，将其从记述行为扩展到研究领域，提高方志的价值和作为能力；丰富志书的成果形式，壮大修志队伍和阵营；促进方志成果的开发利用，传承文明发挥更大的作用；开放方志的组织管理领域和组织机构形式，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修志工作。

（4）理论创新是对已有丰富理论资源的活化和相应理论困难的突破。认知方志学的提出，是在传统方志、方志学的基础上和“襁褓”中诞生的。好比说，传统方志、方志学是一个老人经营着自己的家园；新方志、认知方志学是他长大的孩子要去征战、去认识和收获关于自然和社会存在的一切知识财富。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方志时代的种种区分，也同样道理。相信方志就这样简单一跃，便会迎来它全新、广阔、壮美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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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M].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文化语境 社会因素 英汉翻译

语言是人类在社会环境中交际的工具，也是思想文化的主要载体。翻译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在不同的语言社会之间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外一种语言内容。语言影响文化和社会，文化和社会会影响语言环境的形成，从而对英汉翻译活动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所以，要想用一种语言文化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另一种语言文化，翻译者就必须较全面地掌握不同的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那么，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对英汉翻译活动产生怎么的影响作用呢？下面将从理论基础和例证分析两个方面浅析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对英汉翻译活动的影响作用。

一、理论基础

1.文化语境。语境是由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最早提出的，即语言使用的环境。他认为语境如果脱离了语言，那么语言便只是臆造的没有意义的东西。同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境可以分为两种――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情景语境指的是语言行为发生时周围的情况，事情的性质，参与者的关系、地点、方式等。而关于什么事文化语境这个问题，学者们从角度和层面诠释了文化语境。胡壮麟认为“文化语境是社会结构的产物，是整个语言系统的环境。具体的情景环境则来源于文化语境”。黄国文给文化语境下了这样的定义：“每个言语社团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社会契约、思维方式、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这种反映特定言语社团特定的方式和因素构成了所说的‘文化语境’。”蒋坚松和彭利元又提出文化语境“是语言运用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社会心理和人类思维的共同认识。”根据文化语境的上述定义，我们可以认为文化语境，指的是那些对语义有着制约作用的、语言之外的因素，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由于英汉两种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文化语境对英汉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译者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2.社会因素。所谓社会因素则是指社会上各种事物，包括社会制度，社会群体，社会交往，道德规范，国家法律，社会舆论，地理环境，教育水平，风俗习惯等等。它们的存在和作用是强有力的，影响着人们态度的形成和改变。社会背景的不同是影响英汉翻译的最大瓶颈。因此，译者要想清楚准确的传达反映原著的内容和思想，就要在良好掌握两种语言的基础上，更要了解两种语言的语言文化背景，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将语言和社会文化背景结合起来。

二、例证分析

1.文化语境对英汉翻译活动的影响作用。随着翻译的发展，翻译工作的内容也已经从简单的语言词汇的转换变成了两种社会文化的传播过程。因此我们要深刻的了解到文化语境对英汉翻译活动的影响作用，在翻译过程中将二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下文笔者将试图从历史传统、、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四个方面来阐述文化语境对英汉翻译的影响作用：

（1）历史传统。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些短语或词汇看上去不难理解，但是如果不结合这些词汇的历史文化背景便很容易产生错误的理解。例如，“Achilles ’ Heel”，原指仙女忒提斯为了让儿子炼成“金钟罩”，在他刚出生时就将其倒提着浸入冥河，但是却留下了全身唯一一处死穴。现指“致命的弱点，要害”。同样，汉语中的“鸿门宴”应译为“Hongmen feast with a trap for the invited”， 如果译者不了解在当时中国楚汉象征的历史背景，只会简单地直译为Hongmen Feast，读者只会将其理解为就是常见的宴席，而不能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

（2）。另一个对翻译活动影响较为明显的因素就是。中西方文化中的不尽相同，这对翻译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要求。差异要求译者更精准的在不同间表达词语的社会文化含义。例如中国文化中关于佛教的俗语“借花献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这些在西方的宗教文化中是不存在的。在英语为主的西方国家里，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文化使西方人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产物，类似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西方社会文化中语言和思维的表达甚至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例如“God bless you.”、“God be with you.”等。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意识到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避免翻译失当。

（3）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决定语言表达方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翻译方式在处理分析原文，翻译要针对目的语的表达习惯进行，这样可以是译文有更高的观赏性，也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

如“布衣蔬食”这个成语常用来表示节俭朴实之意，将其英译时，译者应充分考虑到译语的文化语境，避免引起误解。现代西方人士普遍认为蔬菜是营养健康的食品，棉麻是时尚健康的布料，它们的价格往往高于鱼、肉黑人化纤制品。如果将“布衣蔬食”直译为“wear clothes of cotton and eat vegetable”，西方读者不可能意识到这是在形容一种节约简朴的生活方式。在充分进行语境分析的前提下，不防将这一成语译为“wear coarse clothes and eat simple food”，以避免原译在译语文化中可能导致的对蕴含意义的误解。颜色类的词语在英汉文化中也具有较大的差异，颜色意象所表达的象征意义也有所不同。例如，红色在中国人眼中代表热烈，忠勇，但在英语中则更多的用来表示人物的性格火爆；黄色和金色表示权威和天神，但是英语文化中更多的认为黄色表示内心胆怯，等等。因此，为了避免译文中意象理解的混乱，一些具有特殊含义或意象认同不吻合的词汇最好不要直译。

（4）价值取向。 在价值取向方面，英汉两种社会文化也具有较大的不同。中国人崇尚儒学，强调“中庸”，因此中国人在言语交谈或文字中更注重表达含蓄和内敛。西方人更注重个人价值的体现，强调进取，认为个人力量和意志是成功的关键。正因为价值取向的差异，中国人经常在听到别人对自己说“You are amazing！”的时候会回答“No.”西方人则会很高兴的回答“Thank you.”也正是因为西方文化更重视跟人的价值，因此英文日常交谈中会将年龄，婚姻等问题看做是个人的隐私，这点也与中国社会有一定差异。

综合以上几点，翻译活动受历史文化思维等多方面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对原语言和目的语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才能精准的理解原语的语境，从而采用适用的方法。

2.社会因素对英汉翻译活动的影响作用。翻译活动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呈现出一个开放的活动场，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翻译活动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的交流活动，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变而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由此可见，英汉翻译活动不仅受文化语境的影响还受一系列社会因素的制约。

（1）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对文化形成的影响或许不如历史文化思维等方面的影响广泛，但是地理环境可以造就特定的文化，从而衍生出特定的语言表达方式。以英国为例，英国四面环海，距离欧洲大陆最近也有三十多公里之遥，英国人早期的生活很大程度依赖于海，他们在与海斗争中创造了“海的文化”，这一文化在部分词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英国文化的日常用词中，海文化可见一斑，英国人经常用“fish”组成复合词，例如“cold fish”用来形容“冷漠的人”；同理，中国漫长的发展历史都处于农耕环境中，因而产生了“农业文化”，例如“天涯何处无芳草”、“疾风知劲草，国乱显忠臣”等等。

（2）地域政治。语言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在不同的社会中，由于政治制度等各方面的不同，必然也就存在着各自独特的民族个性，使得语言富有而且具有浓厚的政治民族色彩。例如：“Those were days when the sun never set on the British flag nor rose on many an EastEnd home.”该句中EastEnd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从地理的分布上来看，英国伦敦分为西区和东区，西区则叫WestEnd，是富人居住的繁华地区；而东区，即EastEnd，则是穷人居住的地方。因此，该句也就应翻译为：那是日不落大英帝国的黄金时期，也是伦敦贫民区千家万户从不见天日的岁月。

（3）风俗习惯。人类的语言源自社会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生活的人们就具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就有了相同事物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有截然相反的意思。最典型的莫过于对“龙”这个意象的理解。在中国文化中，“龙”已经被神化了，中国人也常以“龙的传人”在形容自己。中国古代的皇帝更是“真龙天子”。但在英语文化中，“dragon”的文化意象却是大相径庭的，是魔鬼的化身。由于社会文化背景与习俗的差异，不同地区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不甚相同，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了解这些文化层面的差异，才能更加请准的表达出原语言要表达的意思，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三、结论

综上所述，文化差异处理得好坏，社会背景知识掌握得多少，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巴斯奈特曾经指出，翻译时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由此可见，要达到真正成功的翻译，翻译者不仅要具有良好的语言知识，还要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掌握全面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了解英汉两种文化的差异以及社会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如果想达到两种语言清晰准确的交流，就要在英汉翻译过程中参照两种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将二者结合起来。总之，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对英汉翻译活动有直接影响。所以，在英汉翻译活动中恰当的翻译策略是英汉翻译活动有效进行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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