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范文

近代文学篇1

中国文学可以以1917年为界分成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大的时期，我同意这个说法。作为文学史分期，近代文学概念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时间太短；二是作品太少。那么近代文学应该属于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这就要看近代文学的性质是与古代文学还是与现代文学同质。

从文学观看，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观以儒家的“事君、事父”为正宗，后来提出“文以载道”说，这里的“道”就是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以“道”为目的，以“文”为手段，否定文学的独立性、主体性，将文学视为“圣贤之道”的附庸，文章成为“代圣贤立言”的工具与手段，作家自我意识被抹杀和消解。

近代文学观由于受现实需求和西方外来思潮的影响，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新质，开始出现多样化的文学观。有夏曾佑、严复提倡的“人性论”文学观，认为文学之所以有感染力，因为它能表达人类“公性情”。梁启超的“新小说”观，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社会价值，认为小说可以反映现实，表达政治主张，是思想启蒙的利器。还有徐念慈、黄人为代表的唯美文学观，认为“小说为美的一种”，重视文学的审美特质与艺术性。以及王国维的悲观主义文学观，认为文学的作用是使人摆脱人生痛苦，进入无功利的审美境界。

从近代文学观可以看出西方文学观念开始渗入，旧的文学观念有被多样化文学观念取代的趋势。但是，与现代文学理论相比，它又缺少现代美学意识与理论系统，还没有与古代文学观产生断裂，出现质的飞跃，只是处于量的积累过程。在接受西方文化成果方面，是一种简单移植，甚至出现以传统观念去解读论文联盟西方文化思想的“误读”现象。

近代思想家魏源在《默觚上·学篇》中说，“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文之外无道，文之外无治也”，以及梁启超大力倡导“新小说”，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口号，他们的目的都是为封建政治体制服务，巩固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没有宣布与传统文化的彻底断裂。所以他们的文学观与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观一脉相承。虽然出现了一些主张文学独立性、审美性的新声，但这种声音十分微弱，反响很小，没有占据主流地位。

到了“五四”时，文学观念开始与传统文学观念彻底断裂。新的“人的文学”观出现，由“代圣贤立言”到代自己立言，人的主体意识极大觉醒。“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新文学运动在内容上要求彻底封建制度和儒家伦理道德，建立“新道德”和“新文学”。“五四”作家还把个性解放与整个社会与民族的解放联系起来，确立了“个性解放”和“社会改造”两大主题。这是与传统文学观截然不同的充满个体意识和和斗争精神的现代文学观。

“五四”作家还有意识地把现代文学纳入世界文学轨道，力辟“外中国于世界思想潮流”的倾向，具有开放的世界眼光，从世界文明的高度重新审视和批判中国文化与文学，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也就是说，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时的文学观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那么近代文学还没有获得这种现代性。当然，我们说“五四”文学观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现代性，并不是说文学的现代化已经在中国实现，恰恰相反，文学现代化的道路在中国还很漫长。

从文学形态方面来说，无论是从语言的革命、文体的解放、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还是从文学技巧的运用来看，近代文学还属于古代文学形态，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晚清虽然开始出现白话的提倡，如1898年裘廷梁作《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梁启超在《新小说》第1卷《小说丛话》中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但这种倡导对文学本身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到了“五四”文学革命后，白话文才全面取代文言文的地位，成为日常生活、文学创作的语言，结束了封建时代长期语、文分离的现象。白话的实质是为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产生的情感和思想提供相适宜的语言形式和媒介，随着白话文的成熟和使用，以文言文为载体的古典文学就被以白话文为载体的现代文学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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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也出现诗新主张，如谭嗣同、夏曾佑提出“诗界革命”口号，梁启超倡导“新文体”、“小说界革命”，虽然有了一些理论倡导，但在文学创作实践方面，近代却没有出现与古代文学形态彻底断裂的划时代之作。长篇小说采用的仍是古典章回小说形式，属于传统情节小说，人物形象模糊，重视对外部社会生活现象的表现，追求故事性和情节性，不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诗歌方面仍以古典格律诗为形态，如“宋诗派”的“同光体”，“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等。即使是提倡“我手写我口”的黄遵宪的“新体诗”，也是以“旧风格”为载体而包含“新境界”。散文方面则以桐城派古文为正统。

而“五四”文学革命时，语言的解放带来了文体的大解放。胡适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要求诗歌“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打破格律对人思想的束缚，“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自由体新诗逐渐取代格律诗，成为现代人抒情言志的手段。以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4期开辟的《随感录》专栏为标志，一种短小精悍、活泼而能及时反映社会生活、发表见解的新文体“杂文”大量出现。在小说方面，短篇小说繁荣，打破古典章回小说的程式化、模式化，善于截取生活横断面，在小说技巧方面锐意创新，如精巧的布局、复杂的线索，叙述时间的转移，叙述角度的革新等，改变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现代小说重视心理描写、性格塑造，表现自我，突破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从表现人物外部世界向表现人物内心世界转移。“五四”作家还广泛吸收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技巧，表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开放意识。

总之，无论从文学观念还是从文学形态方面看，“五四”后文学才体现出与古代文学截然不同的特征和风貌。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同大于异，是同质的；而与现代文学异大于同，是异质的。所以我们说近代文学可以归入古代文学范畴，而以1917年为界，将中国文学分成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大的时期。

近代文学篇2

一

法学近代化是自中世纪后期开始的波及整个世界的一场法学变革和进化运动。为了不使人们对本文的论题产生歧义，我们先就法学近代化中“近代”一词作些界定。《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对“近代”一词的释义为：“1.过去距离现代较近的时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十九世纪中叶到之间的时期。2.指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第一种解释在时间的上下限上与国外有诸多分歧，⑴所以，本文取其第二种释义。⑵换言之，本文所说的“法学近代化”，主要是指法学的（自由）资本主义化，即法学作为一门学术，具有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水平和特点。

那么，世界各国法学近代化的过程是怎样的呢？限于篇幅，我们仅就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法学近代化状况作些分析。

在英国，由于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其经济、政治和法律的近代化（资本主义化）不是在短时间内、通过激烈的方式，而是在一个漫长的时间内，通过和缓的、改良的方式实现的，与此相适应，英国的法学近代化也是在中世纪封建法学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法学成果的继承和改造慢慢实现的。

早在中世纪后期，英国就发展起了比较发达的法学形态。格兰威尔（R.Granville，1130-1190）的《中世纪英格兰的法和习惯》（1187年）、布雷克顿（D.Bracton，约1216-1268）的《关于英国的法和习惯》（1250年）等标志着英国封建法学的成熟与发达。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酝酿和爆发，16至18世纪的法学家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封建法律制度和原则作出新的解释，加上同一时期国会大量颁布确立资产阶级原则和内容的新法律，英国的法学开始走上近代化道路。

1628至1644年，科克（E.Coke，1552-1634）的《英国法总论》（全四卷）面世。在这部被西方学者誉为英国法百科全书的著作中，科克开始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16世纪的观念，对英国普通法的整体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从而使英国普通法开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⑶1689至1690年，洛克（J.Locke，1632-1704）的《市民政府论两篇》（中文译为《政府论》）发表。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洛克对保皇党人鼓吹的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以及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理论作了全面的批判，对议会制度、自然法、立法权以及权力的分立等作了系统的阐述，从而为英国近代资产阶级体制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建立英国的法理学、宪法学创造了条件。18世纪中叶，英国王室法院首法官曼斯菲尔德（Lord

Mansfield，1705-1793）运用近代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其所作出的一系列判决中，初步确立起了各项资产阶级的私法原则。而布莱克斯通（Sir

W.Blackstone，1723-1780）则在《英国法释义》（全四卷，1765-1769）这部不朽的作品中，进一步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对英国的普通法作了全方位的诠释和改造，从而初步完成了英国中世纪封建法学向近代资产阶级法学的过渡。以后，经过边沁、奥斯汀、梅因、戴雪（A.V.Dicey，1835-1922）、梅特兰（F.W.Maitland，1850-1906）等学者的努力，近代英国的法理学、宪法学、私法学和法律史学等也都先后形成，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近代资产阶级法学体系。此外，1758年和1800年，英国分别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开设了用英语讲授的英国法课程（在此之前，只讲授罗马法）。这种大学法学院教育，连同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法律学院”（Inns

ofCourt，也译为“律师公会”）教育，在英国培养起了一个职业的法学家阶层，使英国法学近代化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在欧洲大陆，法国和德国也在18至19世纪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

就法国而言，早在君主专制时期，适应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法权要求，就出现了博丹（J.Bodin，1530-1596）的国家理论和朴蒂埃（R.J.Pothier，1699-1772）的私法学理论。这些理论，虽然还带有不少封建制度的影响和痕迹，但却为近代法国资产阶级法学的成立提供了历史基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以及稍后拿破仑统治时期各大法典的制定颁布，为法国近代法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在革命前夕，孟德斯鸠、卢梭以及罗伯斯比尔等思想家的法律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近代法国的法理学。19世纪中叶以后，艾斯曼（A.Esmein，1848-1913）、狄骥（L.Duguit，1859-1928）、马尔佩（R.C.Malberg，1861-1935）等人的理论，奠定了近代法国资产阶级宪法学的基础。莱菲利埃尔（E.Laferriere，1841-1901）、狄骥、贝泰勒米（H.Berthelemy，1857-1943）以及奥利弗（M.Hauriou，1856-1929）等学者的努力，在法国建立起了近代行政法学。而奥伯利（Aubry，1803-1883）、劳（Rau，1803-1877）、萨莱耶（R.Saleilles，1855-1912）和惹尼（F.Geny，1861-1956）等学者的成果，则确立起了法国近代系统发达的私法学体系。此外，早在16世纪，在法国就形成了一个职业的法律家集团。⑷167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

Ⅳ，1643-1715）下令在巴黎大学第一次开始以法语（代替以前的拉丁语）讲授法国法课程后，⑸法学教育迅速在法国各大学中普及。大革命胜利后，法国各大法典在大学中的讲授，进一步促进了近代职业法学家阶层的形成和壮大，并为法国法学的近代化创造了必需的条件。

就德国而言，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发生得比较晚，且具有妥协的特点，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即德国的统一）也迟至1871年才得以实现，但法学的近代化却在17世纪就已经开始。普芬道夫（S.Pufendorf，1632-1694）、沃尔夫（C.Wolff，1679-1754）等人的自然法理论，标志着近代法哲学思想开始在德国兴起。康德和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进一步为德国近代法理学和法治国家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胡果（G.Hugo，1764-1844）和萨维尼（F.C.Von

Savigny，1779-1861），追随者普赫塔（G.F.Puchta，1789-1846），以及耶林（R.Von

Jhering，1818-1892）、祁克（O.P.Von

Gierke，1841-1921）等学者的法哲学理论，进一步表明了近代德国法理学的博大精深。胡果的《实定法哲学之自然法》（1798年）和《潘德克顿》（1805年），萨维尼的《现代罗马法的体系》（全8卷，1840-1849），以及温德海得（R.Windscheid，1817-1892）的《潘德克顿教科书》（全三卷，1862-1870），确立了近代德国民法学的基本体系。而盖尔伯（C.F.W.Von

Gerber，1823-1891）的《德国国法体系纲要》（1865年）、拉邦德（P.Laband，1831-1918）的《德意志帝国宪法论》（全三卷，1876-1882），以及奥托·迈尔（Otto

Mayer，1848-1924）的《德国行政法》（全二卷，1895-1896），则分别确立了近代德国的宪法学和行政法学。而17至19世纪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等法学院的教育，以及1813至1814年海德堡大学民法教授蒂鲍特（J.Thibaut，1772-1840）和萨维尼之间进行的关于编纂法典的争论，对近代德国法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英、法、德等国这种自发的模式不同，近代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的法学近代化，则走上了一条移植、改造并日益本土化的道路。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由于与英国的同种同缘，以及社会性质的大体接近，英国法律和法学的移植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奠定美国近代法学基础的肯特（J.Kent，1763-1847）和斯托里（J.Story，1779-1845）的评注美国法的作品，⑹都是模仿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作品而成。从近代美国法学的内容来看，法哲学、行政法学、私法学和诉讼法学等，都受到了英国法学的巨大影响。同时，美国最早的一批职业法学家，或是在英国接受的法律教育，或是在美国自学布莱克斯通的著作而成长起来的。所以，美国法学的近代化，是在英国法学（从形式到内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然，美国近代法学对英国法学的移植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吸收那些对美国有用的知识的基础上作了不少创新，如美国的宪法学（成文的宪法典、联邦制、三权分立、民主共和国的总统制以及违宪审查制），几乎都是美国经验的总结和阐发。此外，美国法学院的教育体制和内容、判例教学法等，也都是美国人自己的创造。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在法学研究领域还是封建法学的一统天下。当时法学的主要形态是对幕府颁布的法律的解释以及中国传入的法典的注释，前者有《御成败式目荣意注》、《芦雪本御成败式目抄》等，后者有《明律国字解》、《大明律例译义》、《大明律例谚解》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大规模地移植西方的法律，从1880年至1899年，先后制定了《明治宪法》（1889年）、《治罪法》（1880年）、《裁判所构成法》（1890年）、《刑事诉讼法》（1890年）、《日本民法》（1898年）和《日本商法》（1899年）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这些法典的注释学，如伊藤博文的《宪法义解》（1889年）、穗积八束的《宪法大意》和《行政法大意》（1896年）、上杉慎吉的《行政法原论》（1904年），村田保、织田纯一等人的《治罪法注释》（1880年），矶部四郎的《刑事诉讼法讲义》（全2卷，1890年）、金子源治的《刑事诉讼法注释》（全2卷，1891年），牧野英一的《刑法通义》（1907年）、大场茂马的《刑法总论》和《刑法分论》（1909年），梅谦次郎的《民法要义》（全5卷，1896-1900年）。并出现了一批与法典注释学相区别的法哲学、法史学以及国际法学作品。此外，自1877年日本创办帝国大学（东京大学的前身）以后，日本资产阶级型的法律教育也开始起步。从而为日本法学的近代化培养了必需的专业人才。⑺

与日本的情况相似，中国的法学近代化也开始于向西方（包括日本）的学习、移植。如1864年，北京同文馆出版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翻译的《万国公法》⑻，该书是中国近代第一本法学译著。1903年，中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受命主持修订法律的工作。在此后的近十年中，沈家本会同中西，致力改革，陆续引进了西方的、民商、刑事、诉讼等各个领域的立法，并通过开办法律学堂、聘请外国法学教授、组织翻译外国法学著作，推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型的法理学及部门法学作品，如《法学通论》（织田万著、刘崇佑译，1907年）、《宪法讲义》（美浓部达吉著、王运嘉等译，1907年）、《商法》（志田钾太郎著、陈汉第译，1907年）、《刑法总论》（牧野英一著、卢汝冀译，1906年）、《刑法各论》（袁秋廉编译，1907年）、《行政法》（上海作新社编，1903年）、《国际私法》（夏同和著，1905年）等。但是，由于当时的国情与日本的不同，如中国的商品经济不如日本发达、中国在政治上仍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掌握实权，而日本已是革新派当权，中国深受儒学正统思想束缚，且在对外学习方面不如日本那样积极，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其上升为当时东方的强国，而中国因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的惨败以及的失败，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加上中国在近代立法主体、立法目的、立法内容等各个方面与日本的差异，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法学近代化的任务在近代没有能够完成，而是拖至现代才在形式上初步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⑼

从以上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法学近代化实际上是两种模式：原生型和派生型，⑽前者有英、法、德等国，后者有美、日、中等国。而在后者之中，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美国，它虽是殖民地，但它的主体居民是宗主国的后裔，是同缘民族的殖民统治，它的近代化并无多大障碍。一种是日本，它虽受到西方兵舰、大炮的威胁、不得不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但它却是一个以国家的身份，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励精图治，改革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第三种是中国。它的情况既与美国不同，也与日本相区别，所以法学近代化的道路更加特殊。⑾

从上述法学近代化的模式中，我们可以抽象、概括出法学近代化的内涵及其一些基本标志。第一，必须形成近代资产阶级的法学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在各个法学家或法学流派的作品中的表述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如下一些方面，则是一致的：1.法律的渊源或是人类的理性（自然法），或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制定法），它是社会正义的体现；2.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不可剥夺；3.国家或政府是人们之间通过协商、订立契约的产物。因此，国家或政府如果不能保护人民，人民就有权它；4.必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哪里没有法治，“哪里就肯定不再有政府存在⑿”；5.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具有神圣性，但它不能侵犯公民的生命和财产；6.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7.法律制定后必须坚决执行；8.法律面前人人平等；9.法律与自由相联系，没有法律，也就没有自由；10.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必须用权力或法律来制约权力。这些对法的基本观念，逐步深入近代社会之中，成为一种法学的世界观（法学观），它决定了法学近代化的基础和方向。正是在这种法学世界观的指导下，资产阶级提出了宪法上的权力分立，国民，代议制，公民权利保护；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对国民的救济和补偿；民法上的民事权利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刑法上的罪刑法定主义，法不溯及既往，罪刑相适应，刑罚的人道主义；诉讼法上的无罪推定，抗辩主义，当事人主义；国际法上的国家，海洋自由，以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自卫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中的人道主义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法制原则，从而使法学的发展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

第二，产生了系统发达的法律注释法。法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其重要的构成要素是法律注释学，这是区别于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的重要特点。法律注释学虽然早在古代即已产生，如古代罗马的私法注释学、古代中国的刑法注释学等，即使在没有法典的中世纪英国，也产生了法律注释学即判例法注释学。但近代法律注释学不仅在规模和门类上远远超过古代和中世纪社会，而且其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古代中世纪的法律注释学阐述的是奴隶主阶级（罗马）、封建主阶级（中、英、日等）的世界观、法权要求和法律的基本原则，而近代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阐述的则是资本主义的法权要求和法律原则。而且在古代和中世纪，法律注释学或者依附于神学（西方），或者依附于经学（中国），而近代法律注释学则从神学或经学的体系中解放了出来，并具有了规范化、技术化和科学化的特征。这一点，是近代资产阶级法律注释学与古代、中世纪法律注释学的最大区别，也是法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出现了使法学成为一门发达的科学形态所必需的基础法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律史学和比较法学。法学是研究法律这一社会现象的学问，当其仅仅局限于探讨什么是法等关于法律自身问题以及注释法律（判例）条文的程度时，它还处在前科学状态，只有当它对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法律与哲学、道德，法律与社会以及各国各民族法律之间的异同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全方位研究时，法学才开始成为一门具有近代特色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当然，法学与其他科学一样，其发展永无止境。现代以来，随着人们对法律与心理、法律与文化、法律与经济等问题研究的深化，又形成了法律心理学、法律文化学、法经济学等新兴的理论学科，从而进一步丰富、充实、完善了法学的内涵。

第四，形成了门类齐全、系统发达的各个部门法学。部门法学的概念，严格说来，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因为，在古代和中世纪，比如在罗马和中国，事实上还未达到按照各部门分门别类研究的水平。当时，在罗马，除了私法学，还没有形成宪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私法学在人们的眼中就是法学。在中国，情况刚好相反，只有刑法学是比较发达的，在人们的观念中，法学指的就是刑法（注释）学。对法的研究的分工日益细密，门类逐步齐全，是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国家机器的成熟发达相联系的。此时，不仅民法学和刑法学更为系统、发达，而且也进一步产生出了宪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部门法学学科。各个部门法学之间也具有了相对独立性。部门法学的产生和发达，则是法学近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

第五，形成了职业的法学家阶层。职业的法学家阶层在古代即已存在。如在罗马，就曾有过数以百计的法学家群体。但近代形成的法学家，一是由于司法独立、法官终身制（1701年由英国所确立），因而法学家具有前所未有的独立性，这与罗马时代法学家或依附于神职，或依附于皇帝是不同的。二是职业法学家阶层的形成在古代是个别现象（只有罗马国家有），而在近代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三是古代法学家一般都是多面手，即他们研究的领域涉及当时法律现象的整体，涉及各个领域。而近代以后，随着部门法的出现，法学分科的日益细密，法学家的职业也越来越专门化，除了仍有许多法学上的“通才”之外，法学专才（如法哲学家、宪法学家、民法学家、刑法学家等）也越来越多，这与法学的进步是相联系的。四是由于近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的勃兴，近代职业法学家所能借助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也比古代法学家更为丰富、更加系统。

第六、普及了大学法学院教育。在古代和中世纪，法学教育是不发达的。当时的教育或局限于家庭式、私塾式（中国），或仅仅限于行业内部的学徒式（英国），即使象古代罗马那样建立起了法律学校，其规模也是十分有限的。而近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在中世纪欧洲大陆法学教育的基础上，开始普及了大学法学教育，英国的牛津、剑桥、伦敦等大学，法国的巴黎、奥尔良、蒙培利埃等大学，德国的海德堡、马尔堡、慕尼黑、柏林等大学，美国的哈佛、耶鲁、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哥伦比亚、马里兰等大学，日本的东京、京都、早稻田等大学都成为近代培养法学家的著名摇篮。即使象中国这种近代落后的国家，在20世纪初叶也纷纷兴办近代式的大规模的法学教育。⒀

大学法学教育的普及，不仅是法学近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且也是法学进一步发展、进化的基础。诚如美国学者伯尔曼将大学对西方法律科学形成（法学近代化）的影响归纳为九个方面：1.大学帮助西方法律科学成就了一种跨国家的特征；2.大学使法律本身具有了一种超国家的术语和方法；3.大学中讲授法律的方法，为消除各种法律渊源之间的矛盾、协调各种法律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4.大学提高了学者在塑造法律中的作用；5.法律由于受到大学其他学科的影响，因而拓宽了研究的领域；6.法学教育的发展，使法律从其他学科如修辞学、政治学等中分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7.在大学讲授法律的结果，导致了依据一般真理对法律作出批评和估价；8.大学使法律制度概念化、系统化，使其成为融合的知识体系，成为一门科学；9.大学产生了一个职业的法学家阶层。⒁

三

从上述各国法学近代化的过程以及标志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原生性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即使是派生性国家，如美国、日本和中国等的法学近代化，也都是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相联系的。详细考察各国近代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壮大的历史，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仅需指出，由于中世纪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使各国的法律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从而为法学近代化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前述英国近代大法官曼斯菲尔德、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作品，19世纪法国的私法注释学派，以及历史法学派的代表萨维尼的《现代罗马法的体系》等，都是试图对当时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以后，社会上出现的诸多新的法律问题和法律关系，以及各种立法的现状作出的理论反映。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派生性国家（如日本、中国等），法学近代化的过程有时往往与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步进行，有时甚至比它还要早。然而，这并不改变法学近代化受近代商品经济发展制约这一基本规律。因为，在这些国家，在商品经济起步时，英、法、德等国的法学已经或即将完成近代化。因此，它们可以将外国现成的法学近代化成果移植进来，马上适用于正在形成发展着的商品经济。但是，这些近代化的法学知识的进一步发展，或在本国扎下根，则有赖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否则，这些已移入的法学成果也会因商品经济的落后而趋于衰落，或不能扎下根而无法生存，日本用法律摧毁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成功事例⒂，已经从正面说明了这一点。这是法学近代化的第一个规律。

各个国家法学近代化的进程，与各个国家的政治解放运动、民族国家的建立相联系。在英国，从17世纪初开始的新贵族和市民阶级与国王之间的紧张对立、斗争，导致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近代的法律。从革命爆发前夕的《权利请愿书》（1628年），革命中的《人身保护法》（1669年），到革命胜利后的《权利法案》（1689年）、《王位继承法》（1701年），宣告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法制原则，从而为资产阶级全面改革封建的普通法和衡平法创造了条件。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英国的法学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法国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时间、彻底程度虽很不一样，但两国的法律和法学近代化的最终确立，也都分别是在其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成功、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后完成的。在美国，1776年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不仅使美国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使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而且美国的一切政治改革（或称“政治实验”），如联邦制、总统制、三权分立、公民权利保障等，也均从此时开始。而这些，又要求法和法学为其服务，要求法和法学的近代化。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结束了260多年的封建保守的幕府统治，开始了全方位的学习西方、改革国政的进程。虽然，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很不彻底，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如“王政复古”诏书、废除封建中央政府幕府的统治（1867年12月），宣布“版籍奉还”、废藩置县、铲除地方封建割据势力（1871年），废除封建性质的太政官制，改行内阁制（1885年）等，以及各大近代法典的制定，使日本实实在在地向西方列强靠拢，法学近代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完成。中国的情况要特殊一点，但法和法学的变革也与近代一系列的革命和改革事件息息相关，、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建立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的编译馆、沈家本的立法改革、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建立、北洋军阀的统治、政府的建立以及其后的比较系统的法典编纂，等等，均对中国法学的近代化以及其命运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制约了中国法学近代化的进程。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巨大进步，为法学近代化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自然科学的崛起，如哥白尼（Coparnicus，1473-1543）的“日心说”，布鲁诺（Bruno，1548-1600）的“宇宙无限说”，伽利略（Galilei，1564-1642）的“物体落地定律”，牛顿（Newton，1642-1727）的“万有引力定律”，以及达尔文（Darwin，1809-1882）的“物种起源”和“进化论”，了千百年来神学对宇宙、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的解释，使人类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哲学的诞生，如培根（Bacon，1561-1626）的唯物主义、归纳方法和知识论，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的唯理论、演绎方法，洛克的政治哲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对旧哲学的批判精神，黑格尔关于否定之否定的事物辩证发展规律和逻辑学方法，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等，为近代社会科学的形成提供了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17世纪以后西方历史学的巨大成就，如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的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立场和比较研究方法，维柯（Vico，1668-1744）的关于世界的发展具有共同规律的学说，孔多塞（Condoroet，1743-1794）提出的人类依据知识的进步所发展的时期划分理论，兰克（Ranke，1795-1886）的历史应当“展现历史的真情”的历史观念等，为近代社会科学提供了历史基础。而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巨作的不断面世，如莎士比亚（Shakespeare，1564-1616）的《哈姆雷特》，卢梭的《忏悔录》，歌德（Goethe，1749-1832）的《浮士德》，拜伦（Byron，1788-1824）的《唐璜》，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的《红与黑》，以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突出了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以及对人的尊重。所有这一切，都为近代法学的形成，如法学世界观的产生，对人的权利尊重之法的精神的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普及，以及法哲学、法史学、法社会学等基础法学和各部门法学学科的产生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是法学近代化的第三个规律。

法学近代化以法律的近代化为前提条件，并与之相辅相成。在法国，如果没有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颁布，就不会形成19世纪法国私法学。而19世纪法国私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又为《法国民法典》的修改、进步，并不断适应近代社会，保持其持续的生命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样，近代法国的宪法学、刑法学、商法学、诉讼法学也都如此。在日本，近代法学的各个学科，也都是以各个部门法的发达与完善为基础的。在英美两国，虽然近代以后没有制定系统完善的成文法典（美国有例外，即有成文宪法），但法学近代化以法（律）的近代化为前提的规律并未改变。因为无数带有近代色彩的判例，或者古老的判例中所包含着的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则，为法学的近代化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这里，德国的情况要特殊一点。应该承认，19世纪德国的法学是走在世界最前列的。尤其是以胡果、萨维尼、普赫塔、温德海得为代表的“潘德克顿法学”（Pandektenwissenschaft），奠定了近代资本主义民法学的基础。然而，德国的民商法典迟至1900年才施行。换言之，萨维尼等德国法学家是在没有本国的成文民事立法的基础上为世界贡献了一个系统发达的民法学体系的。这似乎违背了法学的发达以立法的发达为前提的规律。其实不然，因为德国法学家在创建近代民法学时，虽然没有本国的民法典，但他们有法国的民法典，有罗马的国法大全。前者一公布施行，就对德国发生了巨大影响。⒃而后者自13世纪后，就一直对德国发生着持续的、全方位的影响。⒄因此，德国的例子，并不能法学的近代化必须以法律的近代化为前提的规律，而且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法具有跨时间、跨空间移植（“普适”）属性的又一个例证。

最后，法学近代化也是法学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

第一，法学近代化与本国的法律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以上各主要国家法学近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英国近代法学是英国中世纪法学的必然延伸，法国近代法学曾经相当程度地吸收了中世纪法国习惯法学的诸项成果，德国近代法学将历史上的日耳曼法学作为其基础之一，日本的情况也一样，封建时代法学的许多原则和观念被包容在近代法学之中。因此，法学的历史，如同一根一环扣一环的链条，法学近代化仅仅是这根链条中的一环，只是这一环的光彩特别夺目而已。

第二，法学近代化也是充分吸收外来法学成就的结果。派生性的国家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原生性的国家也是如此。法国的近代法学曾深受罗马法学和教会法学的影响。德国的近代法学除受罗马法学、教会法学的影响之外，还深受法国法学的影响。即使是所谓土生土长的英国近代法学，也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古代罗马法学和近代法国法学的影响。如成为科克和布莱克斯通作品之基础的格兰威尔和布雷克顿的著作，就曾深受罗马法的影响；而近代英语法律概念中所夹杂着大量的法语词汇，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⒅

第三，在法学近代化过程中，任何一项法学成果，只要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就会不受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被吸收、采纳。比如，罪刑法定主义，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Beccaria，1738-1794）提出的一项近代刑法学的重要原则。⒆由于其反映了法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迅速为法国、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所吸收，并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⒇即使是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也在最近通过的新刑法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其他，如近代德国法学家提出的“法人”（juristische

person）、“法律行为”（rochtsgeschaft）等理论，也都被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及社会主义各个国家的民法学所吸收。

第四，法学的发展，比法的发展具有更多的、更深厚的人性基础，以及“普适”成分。比如，就法律而言，虽然其优秀者、具有普遍性质者，可以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吸收，具有全人类性，但法律中的民族色彩、国家色彩以及意识形态色彩还比较强，因此它的普遍性和全人类性还比较弱，实施起来会有种种障碍。而法学作为一种学术，作为一门科学，它比法律更为抽象，更加具有形而上的色彩，更为超脱（当然，法学也具有阶级性），因而也更具普遍性和全人类性。比如，就三权分立而言，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可能会因为国家性质、民族传统、政治体制的差异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未必被大家所采纳。但是，关于三权分立的学问，即关于权力的分立与制约，以及权力之间互相监督，以防止其腐败的理论，则可以为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至少这一法学成果可以在别的国度中得到介绍、研究。此外，如联邦制、违宪审查制、信托制、物权分类原则，以及宣告死亡的制度等，都未必能为各个国家都接受，成为同一个模式，但关于这些制度和原则的理论、学说，则可以写入各个国家的宪法学和民法学的教科书之中，成为全人类的一笔共同的法学财富。

注：

⑴在英文中，“近代”一词是用Modern来表示的，但Modern这个词，并不象中文中“近代”一词那么狭窄，它除了表示近代以外，还表示“现代”（如

moderndance，“现代舞”）乃至“当代”（如modern-day

China，“当代中国”），即它是指与古代、中世纪相对的，自中世纪结束直至现在的一长段时间。在日语中情况也一样，日文“近代”一词，既可翻译为“近代”，也可以译为“现代”。

⑵严格地说，“近代指资本主义时代”这一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因为事实上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仍处在资本主义时代，所以它也贯穿了我们观念中的近代、现代和当代。

⑶SirW.Holdsworth,AHistoryofEnglishLaw,vo1.5,PP.489-490.Third

Edition,ThirdImpression,London,1978。

⑷（德）茨威格特、H.克茨著，潘汉典等译《比较法总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

⑸沈宗灵著《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

⑹前者的主要著作为：CommentariesonAmericanLaw,4vols,1826-1830,后者的作品主要有：Onthe

constitutionoftheU.S,1833;Commentariesontheconfilictof

laws,1834;Commentariesonepuityjurisprudence,1836。

⑺日本没有和英国的法律学院（Innsof

Court）相类似的法律教育机构，近代法学人才除少量是在欧美受的教育之外，主要是在大学法学部接受的教育。

⑻该书原书名为ElementsofIntemational

law，作者系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惠顿（H.Wheaton,1785-1848），1835年在美国出版。

⑼关于中国法学的近代化问题，笔者已有专论述及，故这里不予展开（参阅拙文《中国古代法学的死亡与再生》，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⑽有的学者将前者说成“内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form

within），后者为“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form

without），我认为内涵是一致的。只是他们将美国也列为内源的现代化国家。参阅吕世伦、姚建宗：《略论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模式和类型》，载南京师范大学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心编《法制现代化研究》（一），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页。

⑾在派生型法学近代化的国家中，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国家就是印度。它的情况既区别于中国又区别于日本，因为它已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但它又与美国不同，因为美国与宗主国英国具有同种同缘的关系，而印度与英国并无什么各族和血缘上的联系，因此，印度的法学近代化是又一种类型。可惜的是我们对印度法学近代化的情况所知甚少，尚无法对其作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描述。

⑿洛克著《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2页。

⒀据汤能松等著《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135页）一书的记载，从1895年10月天津中西学堂首开法律教育课程之后，至1909年，中国先后兴办了47所法政学堂，涉及省份达20多个，1909年一年法政学堂在校学生达12282名。

⒁[美]伯尔曼（J.Berman）著，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198页。

⒂如1868年设立商法司，规定允许股的买卖自由，1869年，颁布法令废除了藩与藩之间的关税壁垒，打通了国内市场，并允许普通百姓拥有大型船舶从事航运业；1871年，废除了对利息的限制；同年，改革封建等级制度，宣布贵族与平民地位平等，并通过赎买政策，使封建贵族投资工矿企业；1872年，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允许一切人自由买卖土地；同年，建立了国家银行，1874年，颁布股份交易条例；1876年，颁布公司条例，1880年，又颁布了一系列的保险条例。所有这一切，都为1898年民法典和1899年商法典的实施准备了条件。

⒃《法国民法典》于1804年自动在德国莱茵河西岸地区（当时为法国领土）生效，1806年后又向莱茵河以东地区扩展。拿破仑下台后，这种扩展虽然受到遏制，但一直到1900年《德国民法典》施行，《法国民法典》在德国的莱茵和巴登地区始终生效并受到法院的维护。参阅前引（德）K·茨威格特、H·克茨著《比较法总论》，第190-191页。

⒄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在西欧各个国家之中，德国是继受罗马法最彻底、最全面的国家。

⒅这些词汇中，有些是中世纪时留下的，因为当时英国上层社会使用的是法语，但有些是近代以后传入英国的，如droit

international（国际法）、droitadministratif（行政法）、benefce

dcdiscussion（要求先向主债务人追索债务的权利）等。

⒆“每个公民都应当有权做一切不违背法律的事情，除了其行为本身可能造成的后果外，不用担心会遇到其他麻烦。……这是一项神圣的信条，舍此就不会有一个合理的社会”（贝卡利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近代文学篇3

晚清之大变局，以鸦片战争为肇端。考之史籍，可知鸦片战争的挫败并未立即激起举国上下的震动，很多人依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虚幻中；就文学而观之，则有不少清醒者借诗、词、文等传统文体来抒写心中的沉痛之感，遂有爱国诗潮的涌现。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前，先觉者如龚自珍等人，已有悲慨奋起之作。其在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中，大声指陈“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尊隐》一文中又说：“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1]作为先觉者，龚自珍已有了挽救颓世的变革之想。激荡自鸦片战争的这股爱国诗潮，初起于战前，盛于1840年至1843年间，余波则及于战后多年，可说与这场战争相始终。其中诗作，从鸦片泛滥、虎门销烟到战争爆发，并定海、厦门、镇江诸战役，以及颟顸清廷签订屈辱条约的整个过程，均于诗中一一呈现[2]。这样一股创作风潮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相当突出的。相较于诗歌、小说、戏剧等叙事文体对鸦片战争的关注要滞后得多。就戏剧而言，传奇有《招隐居》，杂剧有《暗藏莺》，此二部均不及战事，仅铺演鸦片之危害。就小说而言，今存作品有《芙蓉外史》（1895）、《罂粟花》（1907）、《黑籍冤魂》（1909）等。其中，观我斋主人的《罂粟花》叙写了鸦片战争全史，起讫为康熙以至道光，书中对当时的卖国群奸多有指斥。^溪八咏楼主的《芙蓉外史》（一名《蜃楼外史》）四十回、彭养鸥的《黑籍冤魂》（1909）二十四回等近10种说部，多为敷衍鸦片毒害，而很少正面叙写鸦片战争历程。从这些说部作品的创作时间看，大多作于鸦片战争60多年后，于此也可略窥时人心态，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未从根本上警醒国人，“老大帝国”尚在大国残梦中沉睡。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太平天国发生，随之而起的还有捻乱、回变、苗乱，20余年间动乱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再加上二次英、法联军的威胁，清廷统治几乎面临崩溃解体。反映这个激变时期的文学，仍然是诗歌创作早于叙事文体；小说创作远远滞后，并且颇多诬蔑言辞。分而观之，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以郑珍《巢经巢诗钞后集》、金和《秋蟪吟馆诗钞》七卷为代表。其中，郑珍亲身经历了太平军战役，金和则亲身体验过南京围城的生活，故二人诗作颇多对于当下时政的点染。而反映上述诸多战事的小说，有遭劫余生的《扫荡粤逆演义》（1897）、不题撰人的《左文襄公征西演义》（1904）、严庭樾的《国朝中兴记》（1909）及《中兴平捻记》等。在这些作品中，无不以挞伐批判的立场视太平军、捻军等为“逆”，语多影射，显示出时代变乱情势下历史面相的复杂多变。

同光之际，外患日重。至光绪十年（1884），由于法国欲图侵占越南，遂引起中法战争。此一役持续时间不长，中方虽于陆战方面有刘永福、冯子材大败法军，但海战中福建水师遭受重创，最终中法之战以“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结束。对于中法之役的这一结局，颇有国人借由多种文学形式书写愤慨心境。参与了当时战事的彭玉麟作《感事》四首，写下了“岩廊忽用和戎愤，绝域旋教罢战回。不许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的悲愤诗句。当和议消息传到后，郑观应则有“十万征人齐堕泪”的诗句。此外，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李慈铭的《越缦堂诗》等，也可寻绎出颇多纪实抒愤之作[3]。关于中法之战，民心士气的英勇旺盛，老大帝国的孱弱颟顸，均于此一时期的诗作中得以呈显。而关于此役的小说，今所见长篇仅有对镜狂呼客所著《死中求活》（1909）一种[4]。相较于相关诗作的迅疾出现，《死中求活》写于中法之役25年后，由于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作者叙写的重点已不拘囿于当时战事的铺演，拂去历史的烟云，小说作品中既有对于“活地狱”般窳败时局的犀利剖析，也有对于挽救颓世的热切企望。失望而不绝望，在作者这样相对相生的矛盾叙写中，作品本身具有了自足的省思力量。

中法战争稍歇，甲午战争爆发。此役最终以《马关条约》的屈辱签订而结束。甲午一役败于蕞尔小邦，极大震动了国人，这场战役的深创剧痛，对当时政局、社会动向以及民族心理的至深影响，甚至在数十年之后仍然能感觉得到。无论是平壤陆战的雨夜溃逃，还是黄海海战的损兵折舰，最终旅顺口的全军败溃，无不令国人痛心震愕。事实上，伴随甲午战败，以李鸿章为首的30年自强运动也宣告彻底失败。战争失利，亡国灭种的危机逼拶而来。国人将种种激烈情绪诉诸于文学，使得此一时期的作品数量相当可观。

诗歌创作方面，最为凸显的是黄遵宪。由于黄遵宪直接参与了中日战后交涉，故而他在《人境庐诗草》第八卷中有许多关于甲午之役的诗作，若目之为甲午史诗也颇为允当。《悲平壤》中云“一将囚拘一将诛，万五千人作降奴”、《东沟行》又云“从此华船匿不出，人言船坚不如疾，有器无人终委敌”，诗句沉痛，皆为实录。而与清廷的苒弱昏聩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台湾义民力反割台、奋勇抗日的动人事迹。丘逢甲著《岭云海日楼诗钞》十二卷，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叙写乙未割台后台湾人民哀恸悲愤的心情，《春愁》中说“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愤激之情激荡于笔端。

除却诗歌作品，当时的散文战纪、笔记小说等也充分反映了“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5]的悲愤情怀。小说方面，有关甲午之役的作品较为多见。欧阳健先生在《历史小说史》中指出，晚清时事小说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是被台湾人民可歌可泣的反割台运动首先冲破的，诚如斯言。有关反割台运动的小说作品，大致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铺演甲午战事之作，比如，洪兴全的《中东大战演义》（1900）、平情客的《中东和战本末纪略》（1902），甚至还有一部高太痴的文言小说《梦平倭奴记》（1895）等；一类为反映乙未割台、台湾民众抗日之作，比如《台战实纪》（一名《台战演义》，1895）、《台湾巾帼英雄传初集》（1895）及《刘大将军平倭百战百胜图说》（1895）等。由于小说作者识见不同，省思的层面也不尽相同，从而使得小说作品呈现出不同面貌。与前此关注时事激变的其他作品相比，描摹台湾民众抗愤义举系列作品中的难得之处，还在于众多巾帼英雄厕身于关心国运之列，其中有慨然从军者，也有毁家纾难者。在这些救国女杰的身上，尚有着传统的忠烈之气，但同时也流溢出国族认同的危机感，这使得这些女性形象点染上了浓烈的时代氛围。若从出书时间论，在这些小说作品中，以管斯骏之《刘大将军平倭百战百胜图说》成书最为迅疾。战事正酣，小说已然刊出。但是也许正因为急于公布于世，故而情节相当简略。另外还有突出的一点，就是小说采用了不同于他书的图说形式，有些类似于今日的连环画。由这种创作方式，同时也可见出晚清报业的繁兴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清廷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甲午之战失败后，列强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纷纷划定势力范围，中国渐沦为半殖民地。当时的有识之士目睹国势衰颓，倡扬变法维新。就政治意义而言，此一救亡运动受到多方阻力，最终在顽固守旧派的扼杀下迅即失败，但是对晚清文学风气而言，实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据现有的文献资料看，有关戊戌维新始末的小说作品，有古润野道人的《捉拿康梁二逆演义》（1899）、孙景贤的《轰天雷》（1902）、黄小配的《大马扁》（1908）。此外，旅生的《痴人说梦记》（1905）、八宝王郎（王俊卿）的《冷眼观》（1908）等作品也对戊戌维新有所涉及。

大概由于是一场内部的政治变革运动，不同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外侮，故而体现于小说作品中，作者的创作态度或为惊疑，或为丑诋，或为同情，使得戊戌维新这一重大时事在小说作品中表现为不同的面目和不同的理路，个中差别与对比甚是耐人寻味。依据作者表现在小说中的思想立场，此一系列的时事小说作品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对维新变法持惊疑或丑诋态度，在其笔下，维新志士多成为倡乱之徒，或者是怀有异志的投机者，其中以《捉拿康梁二逆演义》（1899）与黄小配之《大马扁》（1908）最为突出，作品中颇多荒诞、虚构之笔。《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的作者为了丑化康有为，竟然杜撰出康氏因借尸图诈、触犯公怒，遂畏罪远遁、羁留外洋四载的经历。何以作者作此诬笔，则只能从意识形态差异、作者痛恨康梁变法而有意为之来解释了。而且，这样的倾向性，事实上也代表了当时一些人的识见，故而这类作品自有其价值。另一类则是同情变法维新，旨在为维新志士鸣不平，如孙景贤之《轰天雷》。对于维新志士，作者充满了同情之意。“六君子”被难一节，借小说中一个小人物刘顺的眼中看去，先是“从容自若，毫无凄楚意”，后“从容就戮”，写出诸烈士谈笑赴死的风采，正与史载相合，而一扫前书《康梁演义》《大马扁》中对六人就义时畏死、惊惧、悔悟等种种诬枉、失实的描写。时事的真面目在此终得以公正体现。若要追问一下，为何同一重大事件在不同作者笔下呈显出不同面目，其实答案也并不难寻，考虑到晚清本就是这样一个新旧杂陈的时代，充满着新旧之间的s格与冲突，在此时代氛围下，关于戊戌维新的系列小说有对于康氏的敌意、丑诋、争议乃至同情、赞赏，并非怪事。反而正因为此，呈现出真切的时代氛围来。

随着国是日非，亡国灭种的危机更为深重。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农村广大乡民所发起的义和团运动乘势而起。同时，一些士人以“礼失求诸野”的心态，转而向文化下层寻求助力，希望借此阻遏亡国的进程。一时间中国上下排外仇教的趋向不可收拾，最终酿成了近代中国灾难中的一环，史家称之为“庚子国变”。这一重大事件的结局，是义和团民的滚滚人头，还有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以及由此而来的整个民族心理、民族士气的大挫伤。对于这一重大时事，晚清作家也有着相当深刻的自觉，试图通过作品及时传达其面临民族危机时的历史意识和兴亡之感，展示出一个民族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时极端膨胀的疯狂与非理性。随意翻览，可以看到反映庚子国变这一家国浩劫的文学作品，数量最多。今可见到的诗词专册，有巴里客延清的《庚子都门纪事诗》六卷、《补编》一卷，胡思敬《驴背集》四卷，郭则S《庚子诗鉴》四卷、《补》一卷，以及王鹏运、朱古微等群体唱和之《庚子秋词》二卷、《春蛰吟》一卷等数种。前面提及的黄遵宪《人境庐诗草》末二卷所收则均为庚子、辛丑间（1900―1901）的诗作，凡九十五首。黄遵宪不满于清廷利用义和团而肇祸，于是发出质疑之声：“揖盗开门终自误，虐臣衅鼓果何心？”（《述闻》之七），又丑诋诸大臣云“举国成狂病，群官作贼曹。驴王兼狗相，踊跃喜同袍”（《京乱补述》）；倪在田在其《枯生松斋集》中认为此一劫难之惨痛，“甚于庚申，久于庚申”（《巨鱼篇》“序”）；公之瘿《燕市吟》中说“交民巷，公使居，大拨国帑供修衢，不许红围车子出其途”[6]，直接痛斥清廷醉生梦死、甘为列强之奴才。凡此种种，恰可见出历史大变局下身为普通个体的各种认知与体味。小说作品方面，有胡思敬的《救劫传》（1902）、连梦青的《邻女语》（1904）、黄小配的《镜中影》（1906）[7]、杭慎修的《白话痛史》（1909）等，诸作品间可互相比照；说唱文学方面，有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等数种；戏剧有林纾的《蜀鹃啼》传奇，赵祥瑗、吴梅的《枯井泪》杂剧等，无不呈现出时代的动向。

总体来看，叙写庚子事变的几部小说作品，于大端没有违背史实的记载，对于此一重大事件的呈现也不及描写戊戌的小说驳杂、丰富，但是也因为作者关怀现实与世变角度的不同，兼之以艺术技巧的巧拙高低，遂使得作品颇有不同。其中，《救劫传》与《镜中影》以最切近的时空距离观照庚子国变，成书较早，《邻女语》次之，《白话痛史》则迟至宣统元年（1909）问世。时光的流转，带给作品以影响，最为明显的即是对于义和团的看法，由强烈否定、极为反感、爱恨交织到渐趋持平，较少对于义和团的痛诋。无论持何种态度，无不体现出了当时民众对于此一家国劫难的认知与判断，反映了存在于底层社会的生动复杂的观念世界。除却小说作品，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1901―1902），开始动笔写作于事变发展的最后阶段，堪称此一国难的即时记录。作者自言“庚辛（1900―1901）两年大事，摘抉无遗”[8]，自视其书为当世时事的完整记录。纵观全书，此书在涵容史实、描写事变诸方面确然较为齐全，正可与上述作品相比勘。

庚子事变后，国人开始产生更深刻的觉醒，求新求变蔚为时代风气，立宪运动、革命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遂造成了晚清革命派文学的风行。当时刊于海外的革命文学，有欧榘甲的《新广东》，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吴樾的《暗杀时代》等；其他革命派小说有《痛定痛》（1903）、《亡国恨》（1903）、《瓜分惨祸预言记》（1903）等十数部。而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发生了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运动。先是海外华侨不断发表废约言论，稍后国内各个阶层迅即响应，一致抵制美货，要求美国修改苛虐华人的条约禁例。一时反美之集会、演说与传单频传交汇，其抵制规模之大、意志之坚，均是前所未有的。虽然抵制美约运动最终以失败结束，然而昭显了中国民众抗御外侮的志气与决心。

此一风潮对于文学之激荡，仍以诗歌创作为先。早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维屏即有反映华工去洋之不幸命运的诗作《金山篇》，至此又有黄遵宪的《逐客篇》。由于闽粤人在美最多，故而以方言写作的诗歌、说唱作品也很多。小说方面，有不题撰人之《苦社会》（1905）、碧荷馆主人之《黄金世界》（1906）、中国凉血人之《拒约奇谈》（1906）等，皆是与工约风潮紧密关联的作品。传奇有南荃居士之《海侨春》一种。此外，报章体文字均很尖锐地持反美态度。这些作品，议论或有偏差处，然而均为血泪文字，意在借此唤醒国人认识列强的真面目，进而凝聚民力，团结对外，具有积极与进步的意义。其中，《拒约奇谈》颇为细致地记叙了抵制中美公约运动的历程，作品题“中国凉血人”作，由作者以“凉血”为笔名，可见他是有意识地对当时一些漠视、破坏运动的人予以讽刺。反美禁约运动最终以失败终止，其间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中参与者的人格高下不一，或者说民族性格中的一些固陋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原因。《拒约奇谈》中也有对此方面的思考。作者将抵制运动的名存实亡归为国人的不重公德，这实际上已经是从民族性格的缺陷角度展开思索。

由以上简单的胪列，我们可以看到，在晚清这样一个历史大变局下，一方面，随着历史与社会动向的新变，文学创作亦随之呈现不同的风貌，与历史动向、时代史事紧密纠合在一起；一方面，产生于此一时代大背景下的文学，也是时时环扣着政治社会与时代思潮来铺叙敷演的。故而研读此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异于阅读一部更为鲜活、生动的中国近代史。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论述文章因时而变，有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总结。晚清文学与时代风潮、历史动向的密切关联，可谓对此一总结的鲜明而直接的呈现。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NKZXB1253）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四），中国书店1991年版。

[2]详见阿英辑：《鸦片战争文学集》，台北广雅出版公司1982年版。

[3]详见阿英辑：《中法战争文学集》，台北广雅出版公司1982年版，总计收入相关诗文、小说、戏文约七十家。

[4]阿英曾言：“写中法战争之小说……单册极难得。余竭数年之力，始得《死中求活》一种，然仍非原本。”见《小说三谈》，“国难小说丛话”，收入《小说闲谈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5]见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二十三日《申报》“论台民义愤亦足以震摄远人”一文。

[6]详见阿英辑《庚子事变文学集》（二册，台北广雅出版公司1982年版），除前举诗词专册未收外，共录相关文学作品约百三十家。

[7]《镜中影》一书国内久佚，后经颜廷亮先生辗转由英国博物院复印得此书，并由香港“纪念黄世仲基金会”于2003年出版，方使此作重现国内。

近代文学篇4

关键词：中国文学；柏格森；生命哲学；直觉；绵延

亨利·柏格森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西方现代美学史上著名的美学家之一，是现代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而他的影响也超出了哲学范畴，影响到文学、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他的生命哲学理论在五四文学革命的背景下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的现代转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

纵观哲学的发展史，20世纪上半叶法国生命哲学代表柏格森是诸多生命哲学研究者中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理论以生命哲学为基，并在“生命冲动”的观点下相继提出了直觉和绵延理论。他的生命哲学观具有一定的主观主义色彩，探索世界的本源的同时提出了认识和把握世界本源的方法。他认为世界的本源和基础是“生命冲动”，它是一种不受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所制约的“创造意志”，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永动不息而又不知疲倦的“生命之流”。在生命冲动的观点下，柏格森还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生命冲动所激发。他深受达尔文一般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生命是不断进化的，但进化不是生命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简单叠加，亦不是旧的生命为适应环境的需要而向新生命的转化：“生命”是不断创造变化发展着的。生物在自然社会中进行着残酷的生存竞争，在生命冲动推动下不断改变自身适应环境需要。这正好说明了内在“生命冲动”造成了各种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和变化。他还认为，生命是一种“心理的”东西，是主观的，像意识一样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它不仅创造了有意识的生命形式，而且也创造了无意识的物质。有意识的生命冲动推动着万物进化，促使万物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进化。它既是有目的性的，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创新过程。虽然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但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完全赞成。他认为生命进化不是一条朝着同一方向的线性轨迹，而是向四周飞散，不断运动和变化着。因此，生命的创造具有不可预测性。(一)直觉直觉是人类的一种意识活动，在科学认识中占有重要地位。柏格森认为，直觉是突然顿悟而来，是主观的。对理智进行批判，宣扬直觉的重要性是柏格森哲学的重要内容。他认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只靠理智不能完全认识它，依靠直觉才能进一步把握它。在柏格森看来，直觉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一种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知，是人的主观的行为。人靠理智而生，而没有理智的动物则依靠本能。直觉的对象是人的深层自我和世间万物。因此，直觉不是不变的，固定的概念，是一种灵活的形式。所以，柏格森把他倡导的直觉哲学归结为：“这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问题，一方面把注意力从根据实际的观点看使我们感兴趣的那部分宇宙转移开，另一方面使注意力转回到不适用于任何实际目的东西。注意力的这种转换当会成为哲学本身”。他的直觉主要是一种认识人自身存在主观形式，而要达到直觉，首要的是“心灵必须违背自身，必须平常在思想时所习惯的地方，必须不断修正它所有的范畴”，“进行哲学思维，就是逆转思维活动的习惯方向”。（二）绵延除直觉理论外，在提出生命冲动的过程中，他还认为人的生命就是一种意识的“绵延”，不能分割的整体；“绵延”是一种心理过程，不仅创造意识，也创造生命的形式，因此生物的进化过程也就是意识的创造过程。他最初是从时间方面给绵延下定义的。柏格森认为，哲学上的大多数错误的根源在于“一种错觉”，即“把陆续出现与同时发生，把绵延与广度，把性质与数量，混淆在一起。只有消除这种错觉，把抽象的时间与具体的绵延分开，才能解决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柏格森认为，真正能够用来表示人的生命的时间是一种心理的时间。这种时间不能用过去，现在和未来衡量，在这种时间里，不同的刹那汇集在一起，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世界不断绵延的原因就在于过去通过回忆的方式不断地进入现实世界，每一时刻不断更新，产生新的事物，这样每个时刻世界都是完全崭新的。过去，现在，未来相互渗透，不断融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绵不断的流，而这就是绵延。因此，宇宙万物都就具有绵延的性质。他说：“人的心灵是一种毫不间断的，永不停息的意识的川流”。

二.对中国近代文学理论进化的影响

在“五四”文化开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柏格森哲学曾吸引了不少的知识分子。1913年到1922年的十年间，它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柏格森哲学传入中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首先，一战后，西方哲学家开始对当时的物质文明引起高度的反思，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理性的对比，使知识分子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一战给人类文明极大的毁灭，战争带来巨大的灾难，引起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他们认为，以“直觉”代替理性才能拯救西方文明的弊病，于是柏格森哲学产生了。随着西方文明的涌入，中国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率先介绍了非理性主义的柏格森哲学，它在中国的传入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必然，但更为重要的是其生长的土壤。20世纪初的中国，几乎西方各种思潮都在中国得到介绍，然而有些思潮因与传统文化的结构相距甚远，或因与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不合而昙花一现。柏格森哲学虽然来源于西方，但柏格森哲学与传统儒学又有相近的地方，它的传入不但不会破坏儒学基本内容，相反还能增强儒学的生命力。也正是如此。中国学者梁漱溟利用柏格森哲学创立“新儒学哲学”。张君励利用柏格森哲学创立“人生观”体系。正是由于文化的相近性，柏格森哲学易于在中国传播。五四时期中国杂志发表了很多论文，充分地表明中国思想界在有意识地学习柏格森哲学思想。如译作《如合力》有重点地介绍了柏格森的思想。传播柏格森哲学最突出的学者是李石岑和张东荪。李石岑把柏格森哲学与罗素哲学、杜威哲学进行了对比研究，发表《柏格森哲学与实用主义之异点》等文章，他在担任《民铎》主编时，把《民铎》作为宣传柏格森哲学思想的主要阵地。1921年12月出版的《民铎》杂志第3卷第1号，李石岑把它编成“柏格森号”，共刊出18篇文章。他还把介绍和研究柏格森的学者团结在《民铎》杂志的周围，使他们成为宣传柏格森哲学思想的中坚人物，在推动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张东荪也是一位传播柏格森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通过翻译柏格森的哲学原著来向中国读者介绍柏格森哲学，对后来柏格森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产生过很大影响。在柏格森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几位知识分子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16年，早期思想家梁漱溟，他运用柏格森的哲学理论来重新佐证传统的儒学思想，建立了新儒学。杜威在中国宣传自己学说时也涉及到柏格森哲学，提高了人们对柏格森理论的兴趣。杜威介绍道：“柏格森是1859年生的，现在还在巴黎当教授，这一年正值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出版的一年。他一生的哲学，就是发挥进化论哲学的一部分意义。杜威在中国的讲演，使更多的青年学生了解到柏格森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比较全面地介绍柏格森思想体系的，是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代思想史》一书。其中，柏格森哲学作了详细的介绍。由于商务印书馆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声誉和影响，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加速了柏格森哲学在中国传入的步伐。“五四”时期新创办的一些杂志刊物，也发表了不少宣传柏格森哲学的文章。具代表性的有：《新潮》、《民铎》、《哲学杂志》、《改造》等。这些杂志充当了传播柏格森哲学的媒介，成为宣传柏格森哲学的阵地。著名学者冯友兰在《新潮》第3卷1期发表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在附记中说：“此文前段有论智识主义的一段，似乎可以对于国内研究柏格森的人，多少有点贡献。”综上所述，对柏格森哲学在中国传入后，文学开始由人的外部世界的简单描绘到人的主观感情的书写，开始了真正意义上对人的发现。

三.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中国传统小说主要脱胎于宋元话本，使得中国传统小说主要是以故事性的情节小说为基本模式，很少有以情感抒发和心理暗示为主要内容的写法。在柏格森哲学传入后，多数学者认为只有对“人”的潜意识活动进行深入的探究，这样现代小说才能克服传统小说对“人”的深层自我的表现的缺陷，刻画出具有精神深度的人物形象，表现人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五四”小说之所以能够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揭示出当时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某些深层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五四”作家借鉴西方心理学和哲学的知识，开始由直接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转入人物的深层心理领域，对人的潜意识进行积极的探求。因而在当时，西方哲学和心理学知识，成为“五四”作家普遍地进行小说创作的理论支撑。而柏格森哲学的传入，对于当时作家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加深了作家对于“人的觉醒”的理解，使得小说能够更加深入地进入人的内心世界，探索和揭示潜藏在人的灵魂深处的奥秘。在早期接受柏格森思想的学者中，鲁迅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中的写作方式不乏借鉴柏格森的直觉理论和生命哲学思想，他的心理小说更是带动中国小说现代化转型的先锋，它以丰富多彩的内心活动的展示和娴熟的的心理表现技巧，为中国现代小说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审美视野。他曾在日本留学，当时正好是进化论在日本盛行的时期，著名学者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风靡日本，鲁迅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其理论的影响。曾在1907年，写了《人之历史———德国海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诊解》这篇文章，在介绍德国生物学家海格尔的《人类发生学》的同时，还介绍了以达尔文为主的进化论发展的历史。回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将西方哲学引进中国，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随之引入，鲁迅被其中关于生命冲动和以人为主体的观点所吸引，具体表现在他的心理小说上，这些小说从真正意义上开始深入人的内心世界，以内心独白、心理分析和意识流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小说仅仅以描绘人的外貌、行动等，缺少人物内心刻画的局限。除鲁迅外，受柏格森哲学思想影响较大的还有郭沫若，主要表现在他的精神分析小说，主要以《残春》、《喀尔美萝姑娘》、《叶罗提之墓》等小说为代表，其中主人公的心理状态的描写直接受到柏格森直觉哲学的影响。如创作于1922年的《残春》，郭沫若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主人公的潜意识活动进行描绘。作品不注重事件表层的叙述，而是通过对梦境的描写，揭示其在潜意识中的流动。它借鉴柏格森哲学中对人的主观意识的深刻描绘去探索人的潜意识的微妙变化，对新时期挖掘和表现人的主观本能和无意识心理过程来说，是一次新的开拓和尝试。之后的众多作家如郁达夫，他的《沉沦》《银灰色的死》《迟桂花》等作品中以主人公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为主要内容，深入人的主体之中，从痛苦挣扎的内心来揭示社会的残酷与现实的无奈，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缩影。随着哲学思想的步步深入，知识分子对人的主观世界的描绘更加娴熟，他们运用多种手法，甚至运用电影理论，不断地深入揭示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从而反观家庭、社会对人的心灵造成的巨大创伤，通过人物的心理描写来揭示整个时代社会背后的隐痛。综上所述，从早期知识分子所接受的西方思想来看，柏格森的哲学对当时知识分子造成了深刻的影。因此柏格森的哲学理论成为很多研究者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忽视柏格森思想对文学现代转型的触发。

近代文学篇5

可以看出，这两种研究范型均鲜明地反映出90年代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取向：规避文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倡导“回到文学自身”。然而问题在于，由于研究者们过于强调文学的自律性，在处理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关系问题时势必就会形成一种单一化的视野。换言之，他们是立足于文学的立场看待传媒，未能将其置于本体的地位予以考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近现代大众传媒所蕴含的文学史价值。那么，如何才能克服这种“瓶颈”现象，使研究趋向深入呢？陈平原先生曾敏锐地指出，问题的关键即取决于“研究者的阅读姿态与理论预设该做何调整”①。

在这种情势下，蒋晓丽教授的专著《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巴蜀书社2005年6月版）无疑会带来重要的启示意义。这部著作将文学与传媒的关系问题追溯到了近代，由其发生而反观二者之间的复杂关联，着力于探究近现代文学断裂与延续、雅俗转换的传媒动因，所用史料丰富翔实，理论建构深邃周密，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洞察力的新知新见。尤为重要的是，作者所运用的“传媒文化视野”这一崭新的研究范式突破了既有理论预设的羁绊，真正将传媒与文学这两个范畴置于平等的地位加以探察、思考，切入了论题的核心内涵，从而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示了新的发展方向。

蒋晓丽教授兼具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素养，这种跨学科的学术背景使其对“大众传媒”的理解更为全面、深刻，这首先即体现于她对“传媒”与“传媒文化”这两个概念所做出的辨析、区分。在她看来，传媒的位置是二元的，既是近现代社会变革的结果，又是时展的驱动力。最初，作为现代化产物的大众传媒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工具’的作用，成为了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技术本身已兼具‘目的’和‘手段’的双重甚至多重意义，已不再是‘中性’，而代表着一种权力和意义，对社会、对文化的渗透无所不在。”②在此基础上，大众传媒进而生成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较之作为技术工具的大众传媒而言，传媒文化对近现代文学所起的作用则更为突出，它实际上已成为近现代文学变革的一种重要推动力。因此，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近现代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存有传媒的深刻印记，其自身的某些特质须追溯到与传媒的复杂关联中才能够得到合理的阐释。在这一意义上，传媒就不应再被视为一种文学的外部影响因素，二者之间实际上存在三大关系，即：因果关系，依存关系和互动关系。若要深入理解文学与传媒之间的这三种关系，无疑须追溯到其发生的源头，这也正是作者将论述时限定位于近代的原因所在。

《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从传媒的视角切入了近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现代、传统之争，在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进程中，近现代传媒与近现代文学相继生成，其间的种种纠葛大都缘自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离合纷争。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20世纪初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转型存在“断裂”说和“延续”说这样两种观点，学术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蒋晓丽教授认为，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延续”说都仅仅道出了史实的一个侧面，其实中国文学传统发展到近代既有断裂又有延续：断裂的是高雅的文人正统文学和文言表述方式，与此同时，古代的俗文学、俗文化却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完成了现代转换的任务。而在这断裂与延续之间，传媒文化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她提示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古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雅俗之间的对峙与互动，那么为何从未实现过雅俗之间的逆转呢？原因在于占据主流的文学传播方式只适用于雅文学，这就使得俗文学千百年来得不到广泛的接受和认同，只能安于文学等级结构中的次要地位。到了近代，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与通俗文学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大众传媒逐渐崛起，借助于这一新兴的传播方式，通俗文学方能流传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并在种种新锐的文化思潮的推动下演化成为一种深具现代意味的文学形态。与之相反，传统的雅文学则因失去了传播媒介的支持而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是传媒文化的兴起加剧了现代与传统之争，继而推动了近现代之交的文学变革。

自然，传媒文化对近现代文学的断裂与延续、雅俗转换产生重大影响，这并非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存在着深刻的时代动因。蒋晓丽教授将这种动因概括为传媒话语权的确立。她指出，在古代话语权的归属和分配其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一切均处于封建等级制度的掌控之下，信息的传递是一个垂直的单向度的过程。在这种条件下，传播渠道、信息环境本身并不具备独立性，因而也就难以参与到社会权力的建构当中去。在近代中国，风起云涌的时代变革促使宗法制日益瓦解，各种政治力量、文化力量皆处于分解重组的关键时刻，此时对话语权的争夺就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焦点，于是充满公共色彩的大众传媒随即成为它们进行权力角逐的主要场域，传媒话语权也因此得以确立。作者认为，传媒话语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它“打破了封建正统文化的垄断地位”，“不仅破除了专制统治的神秘性、权威性，也形成了社会的制衡力”；其次，“改变了文化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群体和社会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接受传播的权力，拓展了人们的认知空间，促成了新的价值系统的形成”；再次，“突破了传统精英文化独霸的格局，使大众文化得以进入主流。”③话语权的强大功能使大众传媒的内在特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于是，传媒不仅在近代的雅俗转换中对通俗文学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其后它更以文化主体的身份介入了文化与文学的创造进程，使传统通俗文学演变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而这对近现代文学的形态和生态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蒋晓丽教授指出，传媒话语权对文学形态和文学生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改变了文学诸要素的存在方式及其相互关系，从而使得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形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她从文学的言说样式、传播方式以及西方文学的译介、近代文体的产生、作家群体、文学流派、文学运动等方面对此做出了详尽的阐述。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一向被视做近现代文学革命的先声，但其中的转换细节却很少有人提及。在作者看来，首先是近代报刊的兴起引发了小说的普及和兴盛，而小说的传播使得长期被视做“低俗”语言的白话文日益受到重视，这便对呆板沉滞的文言文表述方式构成了挑战，加之百余家白话报刊的相继创办，最终使得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文学语言。文学语言的转换自然要求文学传播形式做出相应的变革，于是副刊、文艺报、文艺期刊便成为“传播文学的主流媒体”，并与新兴的现代出版业一起广泛引介西方文学，为处在萌芽阶段的近现代中国文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在西方文学和现代报刊文本形式的影响下，“新闻文学”、“时务文体”、杂文与小品文、纪实性社会小说等新型文体应运而生，这表明传媒因素已渗透到文学的内部结构当中，肩负起“给文学编码”的任务。与此同时，传媒文化也对文学的创作主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稿酬制度的建立使职业作家从文人群体中分化出来，而鸳鸯蝴蝶派的诞生则标志着近代大众文化市场的形成，从“文界革命”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系列文学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也都是以现代意义上的报刊作为“阵地”和“舞台”。这其实昭示出，20世纪文学史上文学商业化、作家职业化、文学社团化的发展趋势均同传媒文化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

在对近代文学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复杂关联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蒋晓丽教授将思路进一步延伸，提出了一个反思性的问题，即：以传媒文化作为生成背景的现代通俗文学何以未能成为20世纪文学的主流？她指出，在之前的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将通俗文学的文学史地位与社会氛围联系起来，以为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语境中，“文学工具”论的价值观势必会抑制通俗文学的发展。其实较之社会环境而言，近现代之交，雅俗观念的再次分化对通俗文学所形成的冲击则更为强烈。这是“洋雅”与“土俗”之间的对峙，由于“‘洋精英’立场的误导，阻断了中国‘雅’与‘俗’转换的文化机制，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转换与生成机制”，由此削弱了文学的自身创造力，并“造成了当今中国文论界严重的失语症。”④蒋晓丽教授从近代文学研究反观文学的历史流变，对当下的文学问题所做出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借助于史料细致地描述文学史的展开细节，同时又不拘泥于文学现象所呈现的表面逻辑，而是力图透过繁复的文学史实去剖析历史发展中的矛盾和悖论，这种学术思想的穿透力显示出作者所具有的人文关怀意识和理论构建能力。

以探察近代中国文学断裂与延续、雅俗转换的传媒动因为切入点，始终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反思作为思考的中心，《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从传媒文化的视角审视、阐述了近代文学变革的曲折历程。这部著作的意义是双重性的：一方面，通过梳理文学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复杂关联，揭示了近代文学久被遮蔽的另一种形态，从而丰富了我们对于文学史的理解；另一方面，又以“传媒文化视野”这种崭新的研究范式昭示出文学与传媒关系研究所蕴含的广阔学术发展空间，为这一研究领域提示了新的发展方向。

注释：

①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567页。

近代文学篇6

在“言文一致”的近代文学思潮以及西洋语言的影响下，近代文学作品从文言文向以白话文为主要书面形式过渡，集中体现为该时期文学作品语言上呈现文白并存的现象。汉语体系中，文言和白话两个系统有各自的人称代词，其相互渗透和交替折射了汉语文白过渡发展的过程。本文以此为突破点，利用人称代词与文体及语言演变的关系进行论证。

对近代文学作品中语言变迁和文白过渡的研究，多位学者均有过探讨和总结①，他们多从创作的社会背景及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出发进行论证，尚未深入到对具体作品语言特征的详细考证上。对近代人称代词的研究，目前也只停留在对某些文本作品的封闭式考察，仅对其中人称代词的性质进行整体归纳，未论及对文体及语言变革的层面上。本文选取小说《孽海花（真美善版）》（以下简称《孽》），一方面是其文言与白话、各地方言相间的语言特色能充分反映近代文学语言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根据小说复杂的成书过程，其修改和继续创作具有较大的时间跨度，文体融会了新旧语言的因素，对语言演变的深入认识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通过对《孽》人称代词的深入研究，力图以一斑而窥全豹，在验证前人分析成果的同时，从文本语料上进一步展现并说明近代文学文体及语言演变的进程及特点。

一、《孽》中的人称代词

1、一般人称代词

1.1第一人称代词

1.1.1 吾、我

“吾”和“我”都是汉语书面语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第一人称代词，两者在语法分工上的区别和互补以及主体地位的变化贯穿于汉语第一人称发展的始终。

“吾”起源较晚,语音上相比“我”处于劣势，随着后来“我”的功能逐渐扩展到“吾”的领域，秦汉以后口语中很可能统一为“我”，“吾”字只见于书面语中 [4][p2]。

在《孽》中，使用人称代词“吾”共14个用例，以作主语和定语为主，如：

1）不妨事，吾有十幅《马湘兰救驾》。（第二十回）

2）吾虽略有些东西，却说不出哪一样是心爱的。（第二十回）

3）吾兄真天才也！（第二十回）

4）却说吾人以肉眼对着社会，好象一个混沌世界，熙熙攘攘，不知为着何事这般忙碌。（第二十九回）

5）如此看来，吾人天天所遇的人，难保无英雄帝王侠客大盗在内，要在放出慧眼看去，或能见得一二分也未可知。（第二十九回）

在这14个用例中，“吾兄”有6个，其中“吾”作“兄”的定语，均出现在会话中对对方的尊称，为礼貌化了的第二人称，具有名词性，如例3）。文中“吾人”有2个，即例4）、5），“吾”在句中的语法功能比较含糊，笔者结合“吾人”在本文中的出处，认为其应该是指包括本人在内的泛指代词，与“我们”类似，且多出现在议论文段中。

“我”比“吾”要古老，在上古汉语文献中就经常被用于人称代词[5]，虽然沿用至今在书面文献中的地位发生过显著变化，但在汉语口语中一直保持主体地位。《孽》中，“我”在数量和功能上的优势尤为明显，共1520个用例②，可充当主语、宾语、定语和兼语，如：

（1）主语:

6）我倒喜欢这吴、晋、宋、梁四朝砖文拓本，多未经著录之品。（第三回）

（2）宾语:

7)你别大惊小怪地吓我，说正经，连公公那里端的怎样？（第二十三回）

8)姑母，今天妹妹快活，肯多骂我两句，就是我的福气了。（第十六回）

(3)定语：

9)如不直说，我眼睛虽认得你们，我的弹子可不认得你们！（第九回）

（4）兼语:

10）临死，把这事详细地告诉了我，嘱我报仇。（第四回）

与“吾”相比，“我”的语法功能更加全面。值得一提，本文中第一人称代词领格除特殊表达结构“吾兄”外，均由“我”来充当，全文“我”作定语共250例，占总数16.45%。可见，“我”已具备“吾”在文言中作定语的功能，在书面基本取代 “吾”的地位③。

1.1.2 身

“身”在秦汉时期就已经用于第一人称，魏晋之后广泛运用[6][p227]。大概在宋代以后，“身”作为自称已趋于废弃[3][p29]。《孽》中“身”有2例：

11）可别忘了老身！但是老身只有一个女儿，也不肯太草草的，马上办起来，也得一月半月，哪儿能就办呢！（第十六回）

“身”在文中只表单数，二例前均有加定语“老”，强调年老之义。

1.1.3 侬、俺

“侬”为吴人的口语自称[4][p12]，在上海、浦东等地口语为表示第二人称[4][p51]。《孽》中“侬”有3个用例，均为主语：

12）侬拉舱面浪听子一夜朵！侬弄坏子俚大餐间一只玻璃杯，俚倒勿答应；个末俚弄坏子伲公使夫人，倒弗翻淘。（第十七回）

13）灯残酒醒，只有侬相靠，博得个白发红颜，一曲琵琶泪万条！（第五回）

例12）两个“侬”均为第一人称，例13）是唱曲，在“小说林”版中写作“你”［9］［p64］，遂此处应是第二人称。

人称代词“俺”来自北方方言，始见于宋代文献。“俺”是“我们”的合音字，可以表 “我”在内的一方或一类[3][p12]，在文本中“俺”有1个用例，是叙事者的自称：

14）列位且休性急，让俺慢慢说来。（第十二回）

1.2 第二人称代词

1.2.1 乃

“乃”是上古就有的人称代词，商代卜辞就常被用于作定语，《金文篇》卷五：“乃, 汝之也。”在文中有1例,亦作为定语。一般认为人称代词“乃”是指第二人称[6][p54]，而在该文本中“乃”似乎更倾向于第三人称。如下：

15）原来彩云本是安徽人，乃父是在苏州做轿班的。（第八回）

1.2.2 汝、尔、你

中古汉语把上古汉语用法复杂的第二人称代词逐渐统一为“汝”、“尔（爾）”两个，其中“尔”逐渐写作“你”，并在用法上得到了全面的发展［6］［p232］。元明以后，“你”几乎成为白话作品里第二人称代词的惟一形式[6][p389]。

人称代词“汝”和“尔（爾）”自上古汉语就存在，随着后来“你”的发展和使用，两字的使用逐渐减少。后人为避讳在接近口语的文字里用“汝”和“尔（爾）”是受复古主义影响[4][p4]。

经考察，《孽》中“汝”共10例，作主语为主，如：

16) 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稍壮胆气。（第二十四回）

17）支那全权大使殿，汝记得小山清之介乎？（第二十七回）

18）虎者谁？汝黄祖。（第三十四回）

“尔”共12例，有作定语、主语或宾语，表单复数概念较为模糊，需结合语境，如：

19）看范孟博立朝有声，尔母曰教子若斯，我暝目矣！（第五回）

20）事平之后，送尔归国。（第二十五回）

21) 咄，尔速答我，能实行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民意党上书要求之大赦国事犯、召集国会两大条件否？不应则炸尔！（第十七回）

“你”在文本中共1091个用例，可做主语、宾语、定语和兼语，如：

（1）主语：

22）陈皓东是谁，你认得吗？（第三十四回）

（2）宾语：

23) 这笔款子你不愿出，算我的帐，将来划还你！（第三十五回）

（3）定语：

24）死以后的事，是你的事，你的事是复仇。（第二十八回）

（4）兼语：

25）没眼珠的王八，谁叫你来？（第五回）

转贴于

和“我”一样，文中“你”在第二人称代词使用上已具有绝对优势。

1.3 第三人称代词

1.3.1 其、之、彼

三者均在上古汉语就已产生，具有指示性。由于上古汉语没有成型的第三人称代词，其也具有指称人的作用。

在文本中，“其”有40个用例④,可担任多种成分, 虽然功能上不再局限于上古汉语只作定语，但作定语数量仍达到22例，占总数55%。如下：

26) 遂相约席散，至其寓所。（第二回）

27) 乞免其一死!（第二十七回）

“之”在文本有9个用例，基本保留古汉语文言的用法，有8例作宾语，如下：

28) 相持间，女子举弹欲掷，帝以两手死抱之。（第十七回）

29) 年纪不过二十岁，却是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威毅伯爱之如明珠，左右不离。（第十四回）

除外，“之”有1个例作兼语，如例21)。

“彼”有较强的指示性，全文有12个用例，能充当主语、宾语和定语，与上古汉语功能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如下：

30) 远事不必说，就是伊犁一案，彼趁着白彦虎造反就轻轻占据了，要不是曾继湛力争，这块地面就不知不觉地送掉了！（第八回）

31) 可惜后来伊藤博文到津，何太真受了北洋之命，与彼立了攻守同盟的条约。（第十八回）

1.3.2 他、她、它

书面中“他”字正式分化为“他”“她”“它”三种写法并各司其职是现代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的重要变化，这是受西洋人称代词阴、阳、中三性的影响而形成[1][p272]，这种用法在《孽》中已有所体现。

“他”在上古属于旁定代词，经过了从无定到有定、从泛指到专指、从指物到指人的发展；到唐代真正的第三人称“他”已经很常见了[4][p9]。后来，人称代词“他”的广泛运用奠定了近代汉语区别于中古以前汉语的重要标志[3][p45]。宋之后，在比较接近口语的作品中，“他”具有绝对优势[6][p241]。在《孽》的考察中,“他”字共1100个，除称代国家或组织、表事或物和无定泛指的用法外，真正的第三人称“他”有1064个用例，占所有“他”数量的97%。人称代词“他”可充当主、宾、定、兼语。如：

(1)主语：

32) 他不动气，倒笑了。（第七回）

(2)宾语：

33）可是越等不着他，心里越要他，越爱他，有什么办法呢！（第三十回）

(3)定语：

34）俄皇又派他儿子做了宪兵中佐，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第十六回)

35）我是他的妾，只好算半个伦。（第三回）

(4)兼语：

36）没有法儿，只好请您耐心等一会儿，我去支使他走了，我们才好走。（第三十一回）

“她”在文本中有318个用例，专指女性或阴性事物，其语法功能与人称代词“他”基本一致。如：

37) 闻得有一位杭州来的姓褚的，叫什么爱林，就叫了她吧。（第二回）

38) 你们不要谈考据，打断她的话头呢！（第四回）

在近代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他”可写作“它”或“佗”，且不存在形式上性的差别，直到现代汉语书面语，非人称用法的“他”、“佗”和“它”都统一为“它”［6］［p49-51］。本文中，“它”有11例，如：

39）我看大人得了此图，大可重新把它好好的翻印。（第十二回）

40）我正要问老爷，这几张破烂纸，画得糊糊涂涂的，有什么好看，值得化多少银子去买它！（第十三回）

文段中“它”的语义与现代汉语相同，指代中性事物。

1.4 几个人称代词复数

“辈”和“们”都是汉语中重要的人称代词词尾，“们”更是作为固定词尾表复数。

本文中使用词尾“辈”有“我辈”（7例）及“吾辈”(1例),如：

41) 真不愧白衣名士，我辈愧死了！（第九回）

42）吾辈一生，总跳不出情关情海，真个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第七回）

在代词后加词尾“们”表复数的形式，经考察有“我们”（310例）、“你们”（158例）、“他们”（133例）、“她们”（2例）、“咱们”（18例）,如：

43）来招揽这买卖的可不少，我们都没答应呢！（第二十二回）

44）你们来看仑樵这一付，口气好阔大呀！（第五回）

45）只为他们所抱的是古《鲁史》，并没抱着孔子的遗经。（第三十四回）

46）等到吴、林两人渡过太甲溪，忽不见了郑姑姑，番女们都四处奔驰的寻觅她们的贤师。（第三十三回）

47）好妹妹，咱们拉个手儿！（第十六回）

其中“咱们”在明清后除了活用，已基本不用元代时所指的第一人称单数[6][p387]，在文本中已固定使用为第一人称复数。“他们”和“她们”是上文提到的受英语欧化影响而产生的用于区分性的形式，这种复数形式实际上比英语分得更细，是由汉语构词法决定并发展起来的[1][p272]。“他们”的用法淡化了性别差异而具有泛指义，这一点与现代汉语相同。

作为近代汉语人称代词主要发展之一，一般认为“们”与汉代以后有的词尾“辈”有渊源关系，其来源和发展复杂性尚未定论。但《孽》中少数词尾“辈”的出现及复数词尾“们”的大量运用，说明了相比文言倾向于单复数同形，白话化的“代词+们”结构在作品中更被成熟使用。

1.5 几个特殊的人称代词

“别人”、“人家”、“大家”、“自己”都是口语性较强的代词。“别人”和“人家”口语中用于他称，指对待人之外的某个或某些人；“大家”用于统括众人的总称。朱德熙先生在《语法讲义》中将“人家”、“别人”、“大家”均列为体词性人称代词中并进行讨论[2][p80]。经考察后发现，文本《孽》中大量使用此类人称词语。其中，“别人”21例，“人家”68例，“大家”221例，“自己”264例，如：

48）既不是为别人，那定在我身上。（第三十回）

49）兄弟昨夜未归，今日必须早些回去，安排妥密，免得人家疑心。（第八回）

50）大家没留意，胜佛也吃了一惊。（第三十五回）

这些人称代词的大量出现，从侧面反映出无论作者（即叙述者）还是小说人物形象会话中自称还是他称，《孽》都倾向于使用口语中现成的词语，可见其白话化程度已非常高了。

2. 人称代词的礼貌式

表尊卑关系的礼貌式有名词和人称代词两种[1][p273]。本文笔者只对礼貌式中的人称代词进行考察，其中，第二人称礼貌式“您”最为典型。

最早“您”在近代汉语里不表尊称，而是指“你们”的合音字[3][p42],礼貌式的“您”出现在现代汉语北京话中[4][p36]。在小说里，“您”共32个用例，均是礼貌式：

51）余大人，您别忘了我！（第二十一回）

52）求您恕我失礼，倒亵渎了您了。（第三十一回）

小说中表“你们”之合音的“您”已经不存在，礼貌式的使用可见《孽》的文体语言已经具备现代汉语的因素。

二、《孽》的文体语言特点

从反映近代社会生活的角度上看，《孽》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之所以能轰动当时文坛，不仅在于其现实主义的思想内容，也得益于独特的写作语言。笔者在对《孽》的人称代词进行考察的同时，也对其在文本中的出处和分布进行分析，从例证上对《孽》的文体语言特点总结如下几点：

1. 书信、词曲等文体语言的采用与口语白话区别开来。

文本中书面文言成分较重的要数奏章、信函乃至各种诗词歌曲，它们的运用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雅趣且富于哲理，同时也是为彰显人物身份和刻画文人迂阔之气、追求典雅的目的。这与文中的描述性及对话所使用的语言形成鲜明对比，在人称代词的应用上体现了这种区别。如全文10例“汝”有5例出现在电报或信笺中，如16）～17)，有4例在各种词曲中，如18）；全文12个“尔”用例有10个出现在此类文段,其中有5例出现于诗词或对联，如19），有5例在信笺或告示, 如20） 等。/

2.人物形象个性化及典型性塑造中充分运用雅言和俗言。

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及创作情节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对人物语言的选择和设计，充满特色的人物语言不仅显示了人物的身份，而且可以揣摩出人物出身、教养乃至性格，社交场合的变化又会使用不同的用语，这一些均使得小说真实生动。

《孽》所描写的人物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上层社会的达官、名士和一般士大夫为主，如金雯青、米筱亭等，文人之间的对话夹有文言腔调，好用典故，也会讲求语句工整和韵律。经考察，文言性的人称代词多出现在此类对话中。例如全文14例“吾”有11例出现在文人对话语境中，如1）～ 3）；12例“彼”有8例出现在此类对话，如30）、31）；7例“我辈”有6例出现在文言味道较浓的会话中,如41） 等。

另一类人物是包括妓女、侍人或镖客等在内的下层平民百姓，其多用纯白话俗语，市井气浓，有些会采用方言。如作为方言人称代词，“侬”在全文3个用例，其中有2例同时出现在文中一个江苏口音的家人的话中，如12)。

3.叙述语言通俗化、大众化，但不乏文言色彩。

作者在《孽》中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文本的描述性语言彰显了作者自己的语言特色。小说除对话和各种信笺词曲，作者的描述性语言贯穿始终，虽然大部分以通俗的白话叙述，但同样作为一名文人，其议论性的文段里也不乏文言色彩，有少许夹杂方言。这些均在文本人称代词上体现出来，如“俺”唯一一例来自作者叙述过程中的转折语，即14）；“吾”全文有14个用例，除出现在文人会话有11个用例外，其余3例均在作者的议论文段中，如4）、5） 等。

以上是针对白话文小说《孽》在人称代词考察中所反映的书面文言、雅言以及方言色彩进行分析总结，对文本语言白话化程度的分析，在第一节的数据已详细说明。总之，《孽》的人称代词充分反映了其语言形式运用的多样，既有通俗的白话，又间夹文言。文采斐然的文体语言使得《孽》成为一部优秀的白话文小说，从各种人称代词数量上的对比就足以说明，近代汉语的特点在《孽》中已充分展现，由于“言文一致”尚未真正形成，残留在文中的书面文言也体现其时代特征。

三、《孽》中的语言过渡现象

《孽》创作过程的复杂性，是这部小说文本语言考察无法回避的因素。曾朴对《孽》的创作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完成二十回，是最重要的创作时期。第二阶段只创作了五回。此前的创作内容均发表连载于《小说林月刊》中。直到1927年第三阶段的重新修改和再创作，中间已经搁笔了达二十年之久，直到作者逝世，《孽》仍未完稿，终究定格为目前所看到的三十五回，均发表连载在《真美善杂志》中[8][p27-30]。目前流行的均为三十五回的“真美善”版，而截止于1907年完成的二十五回“小说林”版由于流失已被出版界边缘化了。庆幸的是，在《孽海花资料》[9]（以下简称《孽资》）中，收录了“小说林”版前六回及第二十五回，并勘定了“小说林”第七回至第二十四回与“真美善”版修改对照表，笔者正据此作对比参照。

在《孽》创作的第二和第三阶段间隔的二十年间（1907 ～1927年），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新时期文学创作和书面语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背景下，作者第三阶段的创作和修改也必然会出现新语言的特点，即现代汉语的因子。笔者结合《孽资》,通过对“真美善”版人称代词的考察，发现了文本中语言过渡发展的痕迹，且有些特征是“小说林”版不具备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 第三人称代词“他”阴阳分化的出现及使用尚未成熟。

如1.3.2 一节所述，“他”欧化为表阴阳属性的“他”、“她”、“它”为现代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变化；也有学者提出：五四运动以前, 汉语第三人称代词没有像英语的阴性,阳性及中性的区别[7]。而在文本中，三者均已出现和运用，其中“它”的数量较少，仅有11例，而“她”较多，达到318例。经分析，三者用法并未完全明确，可见以下两组数据：

i.文中“他”的用法除明确表第三人称代词外，有6例是表中性事物，占“他”总数的0.55%，该语义与“它”重合，如：

53) 无怪朱子疑心他不可解，王安石蔑视他为断烂朝报，要束诸高阁了。（第三十四回）

54) 其时成功年老，晓得后世子孙也不能保住这一寸山河，不如下了一粒民族的种子，使他数百年后慢慢膨胀起来。（第二十九回）

53）中“他”指代《春秋》， 54）中“他”指代喻体“种子”，均为中性事物。

ii.在所有人称代词“他”中，有10例称代女性，约占人称代词“他”数量的0.94%，与“她”的语义重叠。如：

55) 珠儿也哭着，向他妈千求万求。（第七回）

56) 彩云慌忙走出去，只见贵儿走来，给他低低道：“又来了一个客，说姓金，要见太太。”（第三十一回）

57）做个把戏子的大老母，就骗得动他的心吗？况金雯青也是风流班首，难道不会对她陪小心、说矮话吗？她还是馋嘴猫儿似的东偷西摸。现在看着，好象她很迷恋我，老实说，也不过像公子哥儿嫖姑娘一样，吃着碗里，瞧着碟里，把我当做家常例饭的消闲果子吧咧！”（第三十回）

58) 你难道忘了上半年你引了你们姑爷来这里一趟，给你那姑太太知道了，特为拣你生日那一天宾客盈门时候，她驾着大鞍车赶上你们来，把牲口卸了，停在你门口儿，多少人请她可不下来，端坐在车厢里，对着门，当着进进出出的客人，口口声声骂你，直骂到日落西山。他老人家乏了，套上骡儿转头就走。你缩在里边哼也没有哼一声儿，这才算势派哩！只怕你的红顶儿，真在她牙缝里打磨盘呢！（第二十二回）

55）、56）中，“他”均指代珠儿和傅彩云。另见57）中加点的人称代词均指傅彩云，有用“她”或“他”，这种指代同一个人的代词在同一文段中使用不同的字亦出现在58）中，这种现象在《孽资》中未找到作者修改所致的依据。

《孽》的改续在原有的基础上出于迎合读者趣味和扩大销路的需要，女性形象非常突出，曾朴根据情节安排和增加叙述内容的需要，在原有前二十五回中增添了一些女性形象[8][p144]。出于对女性形象塑造的重视，作者在第三阶段中必然有对前文的重大修改。经考察，在“真美善”版全文318例“她”字中有149例出现在前二十五回；有169例出现在后十回，“她”在文中的运用是广泛且具有一定普遍性。值得一提，在《孽资》所提供的“小说林”版材料中，笔者并未找到任何用“她”指称代女性的例证，而在“小说林”版第三回中，对褚爱林亦用“他”字称代[7][p30-31]，而“真美善”版第二回则用“她”字，如37）、38）,而此回目恰均是作者后期改动较大的部分。笔者由此推测，作者后期对前文的修改是直接导致“她”在文本广泛出现的重要原因，而对以上出现的使用混乱的现象，虽可能为疏漏所致，但也可看出在文本运用上是不成熟的。

（二）第三人称代词复数“她们”的出现及使用上存在过渡性。

在上文1.4节中已对文本出现的第三人称代词复数“他们”、“她们”作了简要分析，结合单数形式“她”和“它”由“他”阴阳分化的出现时间推断，“她们”和“它们”的出现也应该是在新时期语言才具备的特征。“她们”在文本仅有2例，分别在第二十四和三十三回，如46），且没有发现“它们”的用例。可见，单从数量仍无法说明这种用法被充分使用。

在对文本133个“他们”的考察中发现，有2例指称女性，1例指称动物，分别占1.5%和0.8%：转贴于

59)不过我中国妇女素来守礼，不愿跟他们学。（第十回）

60)花哥，就是他们的师父。（第十四回）

61)买到后，立刻分了颜色毛片，替他们题上一个赤电、紫骝等名儿。（第三十五回）

以上59）泛指公使夫人；60）指代黑旗军余部的两名云南倮姑；61）指代马匹，以上例子在《孽资》未找到后期修改的依据。文中少数“他们”的运用与“她们”重叠，且语义上尚未分化出现代汉语的“它们”，相比单数形式“她”和“它”在文中的出现，可看出“她们”和“它们”与各自单数形式的出现和发展并非趋于同步，二者正处于发展期，且尚未被广泛使用。

（三）现代汉语礼貌式“您”的出现和使用。

经考证，《孽》中32个礼貌式“您”的用例均出现在二十一回以后，即作者第二和第三阶段创作的内容，如51）、52)，其用法非常接近现代汉语，在《孽资》中笔者也未找到作者改动的依据。结合礼貌式“您”是现代汉语北京话的观点，笔者认为其可能在近代汉语晚期书面语中就已经有所采用。

综上，通过对人称代词的考察发现，由于晚年作者的修改和再创作，使得如今流行的“真美善”版中语言同时兼有新旧两种语言因素的特征。“真美善”版正是因其成书过程的特殊性而保留了文本语言过渡发展的痕迹，对语言的现代化演变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四、结语

作为一部近代文学晚期的小说，《孽》具备了近代文学语言“文白结合”的基本特点，加上成书过程复杂，使得小说在以近代汉语为主体创作语言的基础上，夹杂了现代汉语这种新语言的因素，其语言特色影射了近代文学文体及语言变革的过渡性。通过对《孽》人称代词的分析，可以揭示出它文体及语言的三个特点：

1.作为白话文小说，《孽》白话化程度已经相当高。无论作者（即叙述者）还是文中人物形象说话时所使用的语言，都倾向于使用口语中现成的词语。三类人称代词中“我”、“你”、“他”在使用频率上具有绝对优势，一些口语性较强的人称代词的大量出现，也证实了文本语言的白话化程度之高。这顺应了“言文一致”白话文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

2.小说的文体语言形式多样，白话中间夹文言，俗言中不乏雅语，其中各种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小说内容的记实性有密切的联系，信笺、诗词等书面文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有意与主体叙述和人物会话的语言区别开来。

3.无论人称代词“他”和“他们”开始阴阳分化还是礼貌式“您”字的出现，都说明了《孽》文学语言中夹杂了新时期语言的因素和特点，但使用尚未成熟定型，个别新旧词语和用法在文本中同时出现，运用上有混乱的现象，这是旧语言向新语言过渡发展的体现。

注释：

①包括 管林.《论中国近代文学的过渡性特点》[j].华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3）；莫山洪．《论近代文学革新运动中语言形式理论的变迁》［j].柳州师专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1)；袁进．《试论中国近代文学语言的变革》[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4）等。

②排除“我们”、“我辈”等双音节人称代词复数中“我”的数量。

③上古汉语中“吾”和“物”区别在于多数情况下“吾”用主格和领格，“我”用主格和宾格[1][p260]。先秦汉语中“我”一旦扩展到作定语领域，就形成代“吾”之势[4][p4]。据此得出推论。

近代文学篇7

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思潮是人文主义，它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与各国民族精神。社会文化思潮可以被归结为人文主义，社会心态和学术理论倾向，重理性。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哲学的思想观念。

这时期的哲学一方面仍保留着中世纪哲学的痕迹；另一方面包含着近代哲学的萌芽。为近代哲学开辟了道路。在中世纪哲学向近代哲学过渡的进程中，文化上出现新旧并行，或交替的局面：人文科学与神学；古代哲学与经院哲学；个人主义与权威主义；经验科学与自然哲学；理性与信仰；批判精神与教条主义……相互撞击，表现出过渡时期的文化特征。

这期间人文主义的语言哲学，艺术哲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各派学说对近代哲学都有很大影响。由于中世纪教会不注重文学艺术的价值，文艺复兴则肯定了文学艺术同哲学一样。如达奇芬就把诗和画都看作是哲学，把文学艺术比作镜子，反映现实，创造第二自然，能给人以真理。因此，人文主义艺术创作也达到了顶峰，是最辉煌的年代。例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他们在艺术创作中和反思中获得了哲学的意义。艺术作品体现了人的非凡创造能力；肯定了感性的作用；反映了自然的和谐；抬高了人的价值；贬低了神的地位。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

人文主义思想反传统、反神学、反经院，认为其是教条主义与宗教专制主义。人文主义的艺术观涉及到自然观、认识论、人论、价值观等方面。由于文艺复兴运动对“自然”的发现，导致近代哲学与自然科学联盟，自然科学为近代哲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式，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文化氛围。如果没有自然科学带来的那种新的变化，文艺复兴时期的其它理论成果也不会被吸收进近代哲学之中。

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近代哲学。有些问题虽不属于自然科学，但哲学家们也试图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解释。如笛卡儿的形上学；斯宾诺沙的伦理学；休谟的人性论。人们不再相信演绎推理是探索知识的唯一途征，则认识到经验与数学的重要性。

近代哲学不仅对自然科学的性质内容进行反思，而且也为自然科学奠定基础，预示方向。自然科学不只是服从哲学的指导，而且也影响到了近代哲学的方向和内容。近代哲学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标准和成就。近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学说彼此呼应，相互影响到。近代哲学的理论具有自然科学理论的系统性，确证性和方法论的简明性特点。近代哲学与科学同盟，也是哲学世俗化的进程，基督教哲学从此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因此，文艺复兴是欧洲的时代精神由基督教文化转向自然科学精神，也是中世纪哲学过渡到近代哲学的根源。

因此，自然科学的经验和数学的方法论深深地影响了近代哲学思想，使他们从事具体自然科学研究，有意识地使思辨符合经验证据。

近代文学篇8

一

那么，世界各国法学近代化的过程是怎样的呢？限于篇幅，我们仅就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法学近代化状况作些分析。

在英国，由于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其经济、政治和法律的近代化（资本主义化）不是在短时间内、通过激烈的方式，而是在一个漫长的时间内，通过和缓的、改良的方式实现的，与此相适应，英国的法学近代化也是在中世纪封建法学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法学成果的继承和改造慢慢实现的。

Mansfield，1705-1793）运用近代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其所作出的一系列判决中，初步确立起了各项资产阶级的私法原则。而布莱克斯通（Sir of Court，也译为“律师公会”）教育，在英国培养起了一个职业的法学家阶层，使英国法学近代化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在欧洲大陆，法国和德国也在18至19世纪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

X

Ⅳ，1643-1715）下令在巴黎大学第一次开始以法语（代替以前的拉丁语）讲授法国法课程后，⑸法学教育迅速在法国各大学中普及。大革命胜利后，法国各大法典在大学中的讲授，进一步促进了近代职业法学家阶层的形成和壮大，并为法国法学的近代化创造了必需的条件。

Savigny，1779-1861），追随者普赫塔（G.F.Puchta，1789-1846），以及耶林（R.Von Gierke，1841-1921）等学者的法哲学理论，进一步表明了近代德国法理学的博大精深。胡果的《实定法哲学之自然法》（1798年）和《潘德克顿》（1805年），萨维尼的《现代罗马法的体系》（全8卷，1840-1849），以及温德海得（R.Windscheid，1817-1892）的《潘德克顿教科书》（全三卷，1862-1870），确立了近代德国民法学的基本体系。而盖尔伯（C.F.W.Von Mayer，1848-1924）的《德国行政法》（全二卷，1895-1896），则分别确立了近代德国的宪法学和行政法学。而17至19世纪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等法学院的教育，以及1813至1814年海德堡大学民法教授蒂鲍特（J.Thibaut，1772-1840）和萨维尼之间进行的关于编纂法典的争论，对近代德国法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英、法、德等国这种自发的模式不同，近代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的法学近代化，则走上了一条移植、改造并日益本土化的道路。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由于与英国的同种同缘，以及社会性质的大体接近，英国法律和法学的移植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奠定美国近代法学基础的肯特（J.Kent，1763-1847）和斯托里（J.Story，1779-1845）的评注美国法的作品，⑹都是模仿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作品而成。从近代美国法学的内容来看，法哲学、行政法学、私法学和诉讼法学等，都受到了英国法学的巨大影响。同时，美国最早的一批职业法学家，或是在英国接受的法律教育，或是在美国自学布莱克斯通的著作而成长起来的。所以，美国法学的近代化，是在英国法学（从形式到内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然，美国近代法学对英国法学的移植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吸收那些对美国有用的知识的基础上作了不少创新，如美国的宪法学（成文的宪法典、联邦制、三权分立、民主共和国的总统制以及违宪审查制），几乎都是美国经验的总结和阐发。此外，美国法学院的教育体制和内容、判例教学法等，也都是美国人自己的创造。

与日本的情况相似，中国的法学近代化也开始于向西方（包括日本）的学习、移植。如1864年，北京同文馆出版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翻译的《万国公法》⑻，该书是中国近代第一本法学译著。1903年，中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受命主持修订法律的工作。在此后的近十年中，沈家本会同中西，致力改革，陆续引进了西方的、民商、刑事、诉讼等各个领域的立法，并通过开办法律学堂、聘请外国法学教授、组织翻译外国法学著作，推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型的法理学及部门法学作品，如《法学通论》（织田万著、刘崇佑译，1907年）、《宪法讲义》（美浓部达吉著、王运嘉等译，1907年）、《商法》（志田钾太郎著、陈汉第译，1907年）、《刑法总论》（牧野英一著、卢汝冀译，1906年）、《刑法各论》（袁秋廉编译，1907年）、《行政法》（上海作新社编，1903年）、《国际私法》（夏同和著，1905年）等。但是，由于当时的国情与日本的不同，如中国的商品经济不如日本发达、中国在政治上仍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掌握实权，而日本已是革新派当权，中国深受儒学正统思想束缚，且在对外学习方面不如日本那样积极，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其上升为当时东方的强国，而中国因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的惨败以及的失败，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加上中国在近代立法主体、立法目的、立法内容等各个方面与日本的差异，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法学近代化的任务在近代没有能够完成，而是拖至现代才在形式上初步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⑼

从以上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法学近代化实际上是两种模式：原生型和派生型，⑽前者有英、法、德等国，后者有美、日、中等国。而在后者之中，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美国，它虽是殖民地，但它的主体居民是宗主国的后裔，是同缘民族的殖民统治，它的近代化并无多大障碍。一种是日本，它虽受到西方兵舰、大炮的威胁、不得不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但它却是一个以国家的身份，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励精图治，改革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第三种是中国。它的情况既与美国不同，也与日本相区别，所以法学近代化的道路更加特殊。⑾

第二，产生了系统发达的法律注释法。法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其重要的构成要素是法律注释学，这是区别于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的重要特点。法律注释学虽然早在古代即已产生，如古代罗马的私法注释学、古代中国的刑法注释学等，即使在没有法典的中世纪英国，也产生了法律注释学即判例法注释学。但近代法律注释学不仅在规模和门类上远远超过古代和中世纪社会，而且其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古代中世纪的法律注释学阐述的是奴隶主阶级（罗马）、封建主阶级（中、英、日等）的世界观、法权要求和法律的基本原则，而近代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阐述的则是资本主义的法权要求和法律原则。而且在古代和中世纪，法律注释学或者依附于神学（西方），或者依附于经学（中国），而近代法律注释学则从神学或经学的体系中解放了出来，并具有了规范化、技术化和科学化的特征。这一点，是近代资产阶级法律注释学与古代、中世纪法律注释学的最大区别，也是法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出现了使法学成为一门发达的科学形态所必需的基础法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律史学和比较法学。法学是研究法律这一社会现象的学问，当其仅仅局限于探讨什么是法等关于法律自身问题以及注释法律（判例）条文的程度时，它还处在前科学状态，只有当它对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法律与哲学、道德，法律与社会以及各国各民族法律之间的异同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全方位研究时，法学才开始成为一门具有近代特色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当然，法学与其他科学一样，其发展永无止境。现代以来，随着人们对法律与心理、法律与文化、法律与经济等问题研究的深化，又形成了法律心理学、法律文化学、法经济学等新兴的理论学科，从而进一步丰富、充实、完善了法学的内涵。

第四，形成了门类齐全、系统发达的各个部门法学。部门法学的概念，严格说来，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因为，在古代和中世纪，比如在罗马和中国，事实上还未达到按照各部门分门别类研究的水平。当时，在罗马，除了私法学，还没有形成宪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私法学在人们的眼中就是法学。在中国，情况刚好相反，只有刑法学是比较发达的，在人们的观念中，法学指的就是刑法（注释）学。对法的研究的分工日益细密，门类逐步齐全，是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国家机器的成熟发达相联系的。此时，不仅民法学和刑法学更为系统、发达，而且也进一步产生出了宪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部门法学学科。各个部门法学之间也具有了相对独立性。部门法学的产生和发达，则是法学近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

第五，形成了职业的法学家阶层。职业的法学家阶层在古代即已存在。如在罗马，就曾有过数以百计的法学家群体。但近代形成的法学家，一是由于司法独立、法官终身制（1701年由英国所确立），因而法学家具有前所未有的独立性，这与罗马时代法学家或依附于神职，或依附于皇帝是不同的。二是职业法学家阶层的形成在古代是个别现象（只有罗马国家有），而在近代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三是古代法学家一般都是多面手，即他们研究的领域涉及当时法律现象的整体，涉及各个领域。而近代以后，随着部门法的出现，法学分科的日益细密，法学家的职业也越来越专门化，除了仍有许多法学上的“通才”之外，法学专才（如法哲学家、宪法学家、民法学家、刑法学家等）也越来越多，这与法学的进步是相联系的。四是由于近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的勃兴，近代职业法学家所能借助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也比古代法学家更为丰富、更加系统。

第六、普及了大学法学院教育。在古代和中世纪，法学教育是不发达的。当时的教育或局限于家庭式、私塾式（中国），或仅仅限于行业内部的学徒式（英国），即使象古代罗马那样建立起了法律学校，其规模也是十分有限的。而近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在中世纪欧洲大陆法学教育的基础上，开始普及了大学法学教育，英国的牛津、剑桥、伦敦等大学，法国的巴黎、奥尔良、蒙培利埃等大学，德国的海德堡、马尔堡、慕尼黑、柏林等大学，美国的哈佛、耶鲁、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哥伦比亚、马里兰等大学，日本的东京、京都、早稻田等大学都成为近代培养法学家的著名摇篮。即使象中国这种近代落后的国家，在20世纪初叶也纷纷兴办近代式的大规模的法学教育。⒀

三

从上述各国法学近代化的过程以及标志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原生性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即使是派生性国家，如美国、日本和中国等的法学近代化，也都是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相联系的。详细考察各国近代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壮大的历史，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仅需指出，由于中世纪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使各国的法律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从而为法学近代化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前述英国近代大法官曼斯菲尔德、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作品，19世纪法国的私法注释学派，以及历史法学派的代表萨维尼的《现代罗马法的体系》等，都是试图对当时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以后，社会上出现的诸多新的法律问题和法律关系，以及各种立法的现状作出的理论反映。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派生性国家（如日本、中国等），法学近代化的过程有时往往与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步进行，有时甚至比它还要早。然而，这并不改变法学近代化受近代商品经济发展制约这一基本规律。因为，在这些国家，在商品经济起步时，英、法、德等国的法学已经或即将完成近代化。因此，它们可以将外国现成的法学近代化成果移植进来，马上适用于正在形成发展着的商品经济。但是，这些近代化的法学知识的进一步发展，或在本国扎下根，则有赖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否则，这些已移入的法学成果也会因商品经济的落后而趋于衰落，或不能扎下根而无法生存，日本用法律摧毁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成功事例⒂，已经从正面说明了这一点。这是法学近代化的第一个规律。

法学近代化以法律的近代化为前提条件，并与之相辅相成。在法国，如果没有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颁布，就不会形成19世纪法国私法学。而19世纪法国私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又为《法国民法典》的修改、进步，并不断适应近代社会，保持其持续的生命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样，近代法国的宪法学、刑法学、商法学、诉讼法学也都如此。在日本，近代法学的各个学科，也都是以各个部门法的发达与完善为基础的。在英美两国，虽然近代以后没有制定系统完善的成文法典（美国有例外，即有成文宪法），但法学近代化以法（律）的近代化为前提的规律并未改变。因为无数带有近代色彩的判例，或者古老的判例中所包含着的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则，为法学的近代化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这里，德国的情况要特殊一点。应该承认，19世纪德国的法学是走在世界最前列的。尤其是以胡果、萨维尼、普赫塔、温德海得为代表的“潘德克顿法学”（Pandektenwissenschaft），奠定了近代资本主义民法学的基础。然而，德国的民商法典迟至1900年才施行。换言之，萨维尼等德国法学家是在没有本国的成文民事立法的基础上为世界贡献了一个系统发达的民法学体系的。这似乎违背了法学的发达以立法的发达为前提的规律。其实不然，因为德国法学家在创建近代民法学时，虽然没有本国的民法典，但他们有法国的民法典，有罗马的国法大全。前者一公布施行，就对德国发生了巨大影响。⒃而后者自13世纪后，就一直对德国发生着持续的、全方位的影响。⒄因此，德国的例子，并不能法学的近代化必须以法律的近代化为前提的规律，而且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法具有跨时间、跨空间移植（“普适”）属性的又一个例证。

最后，法学近代化也是法学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

第一，法学近代化与本国的法律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以上各主要国家法学近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英国近代法学是英国中世纪法学的必然延伸，法国近代法学曾经相当程度地吸收了中世纪法国习惯法学的诸项成果，德国近代法学将历史上的日耳曼法学作为其基础之一，日本的情况也一样，封建时代法学的许多原则和观念被包容在近代法学之中。因此，法学的历史，如同一根一环扣一环的链条，法学近代化仅仅是这根链条中的一环，只是这一环的光彩特别夺目而已。

第二，法学近代化也是充分吸收外来法学成就的结果。派生性的国家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原生性的国家也是如此。法国的近代法学曾深受罗马法学和教会法学的影响。德国的近代法学除受罗马法学、教会法学的影响之外，还深受法国法学的影响。即使是所谓土生土长的英国近代法学，也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古代罗马法学和近代法国法学的影响。如成为科克和布莱克斯通作品之基础的格兰威尔和布雷克顿的著作，就曾深受罗马法的影响；而近代英语法律概念中所夹杂着大量的法语词汇，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⒅

第三，在法学近代化过程中，任何一项法学成果，只要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就会不受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被吸收、采纳。比如，罪刑法定主义，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Beccaria，1738-1794）提出的一项近代刑法学的重要原则。⒆由于其反映了法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迅速为法国、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所吸收，并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⒇即使是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也在最近通过的新刑法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其他，如近代德国法学家提出的“法人”（juristische

person）、“法律行为”（rochtsgeschaft）等理论，也都被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及社会主义各个国家的民法学所吸收。

第四，法学的发展，比法的发展具有更多的、更深厚的人性基础，以及“普适”成分。比如，就法律而言，虽然其优秀者、具有普遍性质者，可以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吸收，具有全人类性，但法律中的民族色彩、国家色彩以及意识形态色彩还比较强，因此它的普遍性和全人类性还比较弱，实施起来会有种种障碍。而法学作为一种学术，作为一门科学，它比法律更为抽象，更加具有形而上的色彩，更为超脱（当然，法学也具有阶级性），因而也更具普遍性和全人类性。比如，就三权分立而言，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可能会因为国家性质、民族传统、政治体制的差异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未必被大家所采纳。但是，关于三权分立的学问，即关于权力的分立与制约，以及权力之间互相监督，以防止其腐败的理论，则可以为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至少这一法学成果可以在别的国度中得到介绍、研究。此外，如联邦制、违宪审查制、信托制、物权分类原则，以及宣告死亡的制度等，都未必能为各个国家都接受，成为同一个模式，但关于这些制度和原则的理论、学说，则可以写入各个国家的宪法学和民法学的教科书之中，成为全人类的一笔共同的法学财富。

注：

⑴在英文中，“近代”一词是用Modern来表示的，但Modern这个词，并不象中文中“近代”一词那么狭窄，它除了表示近代以外，还表示“现代”（如

modern dance，“现代舞”）乃至“当代”（如 modern-day

China，“当代中国”），即它是指与古代、中世纪相对的，自中世纪结束直至现在的一长段时间。在日语中情况也一样，日文“近代”一词，既可翻译为“近代”，也可以译为“现代”。

⑵严格地说，“近代指资本主义时代”这一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因为事实上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仍处在资本主义时代，所以它也贯穿了我们观念中的近代、现代和当代。

⑶Sir W.Holdsworth,A History of English Law,vo1.5,PP.489-490.Third

Edition,Third Impression,London,1978。⑸沈宗灵著《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constitution of the U.S,1833;Commentaries on the confilict of

laws,1834;Commentaries on epuity jurisprudence,1836。

⑺日本没有和英国的法律学院（Inns of

Court）相类似的法律教育机构，近代法学人才除少量是在欧美受的教育之外，主要是在大学法学部接受的教育。

⑻该书原书名为Elements of Intemational

law，作者系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惠顿（H.Wheaton,1785-1848），1835年在美国出版。⑽有的学者将前者说成“内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orm

within），后者为“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orm

without），我认为内涵是一致的。只是他们将美国也列为内源的现代化国家。参阅吕世伦、姚建宗：《略论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模式和类型》，载南京师范大学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心编《法制现代化研究》（一），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页。

⑾在派生型法学近代化的国家中，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国家就是印度。它的情况既区别于中国又区别于日本，因为它已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但它又与美国不同，因为美国与宗主国英国具有同种同缘的关系，而印度与英国并无什么各族和血缘上的联系，因此，印度的法学近代化是又一种类型。可惜的是我们对印度法学近代化的情况所知甚少，尚无法对其作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描述。

⒁[美]伯尔曼（J.Berman）著，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198页。

⒃《法国民法典》于1804年自动在德国莱茵河西岸地区（当时为法国领土）生效，1806年后又向莱茵河以东地区扩展。拿破仑下台后，这种扩展虽然受到遏制，但一直到1900年《德国民法典》施行，《法国民法典》在德国的莱茵和巴登地区始终生效并受到法院的维护。参阅前引（德）K·茨威格特、H·克茨著《比较法总论》，第190-191页。

⒄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在西欧各个国家之中，德国是继受罗马法最彻底、最全面的国家。

⒅这些词汇中，有些是中世纪时留下的，因为当时英国上层社会使用的是法语，但有些是近代以后传入英国的，如droit

international（国际法）、droit administratif（行政法）、benefce

dcdiscussion（要求先向主债务人追索债务的权利）等。

⒆“每个公民都应当有权做一切不违背法律的事情，除了其行为本身可能造成的后果外，不用担心会遇到其他麻烦。……这是一项神圣的信条，舍此就不会有一个合理的社会”（贝卡利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