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范文

华文文学篇1

在中国大陆，一般都认为，“华文文学”的正式命名，始于1996年在庐山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这里有一个曲折的过程。1982年广州暨南大学召开的第一届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标志着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从零散的个人的学术行为，转化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学科性建设的开始。但很快人们就意识到，最初被作为“台湾作家”研究的诸如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等，他们更确切的身份是从台湾移居美国的美籍华人作家；与此同时，正在复苏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也进入与东南亚诸国交往密切的广东、福建学者的视野。于是，1986年深圳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学术研讨会，便在“台湾香港”（第五届的中山会议增加了澳门）之后，添了“暨海外华文文学”，以示研究视野的拓展。然而，“台港澳文学”是中国文学，而“海外”则是别国的文学，二者并置既拗口，也易引起争议。于是，便有了第六届会议以“世界华文文学”的易名。但重新命名后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并未脱离原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框架和轨迹，无论观察与分析的对象、视角或方法，并没有产生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改变。

在海外，对漂离母土的华人及其族裔文学的关注和讨论很早就开始，但大都是对于具体作家创作的批评和介绍。1989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其“大同世界”的会议主题，和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在内的与会者的广泛性，使它具有了整合性的视野和意图。在这次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华文文学整合性建构的论题，诸如“多元文学中心”、“双重经验书写”等等，对后来华文文学的研究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稍后，美国柏克莱大学的亚裔系，连续两届以“开花结果在海外”为主题，举办了华人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虽然如会议主题所示，关注的重心是“开花结果在海外”的华人文学书写，但参与者的广泛性和论题的深入前所未有。2006年春天，由王德威主导的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邀请来自美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以及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又举行了一场题意深远的“华语语系文学研讨会”，从另外一个视角，与中国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展开对话。其论题包括中国经验与中国想像在地域、族裔、社会、文化、性别的移动与转化，华裔子民移徙经验和典籍跨越，翻译与文化生产，多元跨国的现代经验的世界想像等等，对“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内涵，提出了新的理论阐释。

回顾从国内到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进程，有几点想法：

一、华文文学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从对其命名到诠释的游移不定，歧义互见，都说明它尚不成熟。不同的论者，不同的视角，常会有不同的诠释。即使同一论者的前后表述，也常有不一致，甚至相左的地方。这是一个新的学科必然经历却又急需走出的过程。

二、国内和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存在着认识层面和操作层面上的某些差异。就其对象而言，国内的研究往往把中国大陆的文学摒除在外。这自然有着“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缘自“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背景。然而，中国大陆本土文学的“缺席”，不仅使号称“世界”的华文文学研究成为一种“不完全”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在世界华文文学格局中，中国大陆本土文学与其它地区和国家的华文写作“对话”的缺席。而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这种“对话”十分重要，是华文文学研究必须具备的条件。王德威在其“华语语系文学”观念中，就十分强调这种“对话”。实际上，由“对话”所呈现出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创作的差异，正是它们获得独立生命和价值所在。

三、国内的研究往往不将华裔的非华文写作包含在内。在国内的学科谱系中，华裔的非华文写作，主要是外文系学者关注的对象，因此，便有了“华文文学”还是“华人文学”的命名之争。尽管这种现象近年已有所改变，但它仍然说明，国内的华文文学研究，是以华文书写为界定的。其关注的中心，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传统在文学书写中的回归与变异。而华裔的非华文书写，核心不在语言而在创作主体的族性，更多关注的是华人族属身份所包容的文化、在异文化土壤中的隔代生存与变化以及如何将华族的文化身份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源，从而在多元文化的网络中构建华族的文化地位。

四、无论国内还是海外，文化都是华文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重心，只不过其侧重面各有不同。中国大陆的学者最初更关心海外华文书写的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在异文化时空环境中的融合与变化，是近年才逐步得到重视的主题。而海外“新移民”作家，如陈瑞琳所表述的，是在生命的“移植”中对母体文化进行“放弃”和“寻找”，在摆脱“家国文化”的心理重负中，“重新审视和清算自己与生俱来的文化母体，从而在新的层面上进行中西文化的对话”。＊而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观念，是在中文书写的越界和回归中，作为一个辩证的起点，探讨“中文书写如何承载历史中本土或域外书写或经验，多元跨国的现代经验如何在歧异的语言环境中想像中国―华人―历史”。简言之，中国大陆学者更多注意的是文化传承与变异中的异中之“同”，而海外学者的观察，更多的是集中在文化延播与变异中的同中之“异”。

五、方法论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比较文学方法的引入，使华文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不断扩大，获益颇多。随着年轻一代学者的不断加入，受到关注的方法论问题对华文文学研究学术质量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大陆与世界其它地区和国家华文文学研究的某些认识上的不同，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差异是对对象不同侧面和层面的认识，差异可能是一种“片面”，但由此产生互补的需要，提供对话的空间，从而使对对象的认识立体化。

华文文学是一种“离散”文学

华文文学是一种“离散”的文学。这里所说的“离散”，是指华文文学散落在世界不同空间的存在状态。它根源于华人离开母土的世界性迁徙和生存，这是华文文学重要的发生学基础。

华人在海外的生存，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再到华裔的身份变化。华人身份的每一变化，同时也反映在华文文学与其文化母体的错综文化关系之中。20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海外移民，保留着“双重国籍”的政治认同，不论其是否加入移居国国籍，也不论其是否数代不归，都被视为中华子民，即为华侨。此时他们的文学书写，是华侨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海外支脉，其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是一致的。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政府取消了“双重国籍”的政治认同，海外华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大多选择加入所居国国籍，他们的身份由华侨变为海外华人，成为所居国多民族构成的一个成份――华族。在政治认同的国籍改变之后，在文化认同上却无法完全改变，实际上存在着华人对自己母体文化与对所居国本土文化的双重认同，或者不同程度地在自己族裔文化基础上融吸所居国的本土文化，从而形成了具有所居国文化特色的华族文化。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不完全一致，是这一阶段华族文化的特点。而他们数代之后的华裔，已经融入所居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趋于一致。在许多情况下，缘自父祖的无法改变的族裔文化身份，正逐渐变为一种身份文化，成为他们参与所居国多元文化建构的一种资源。无论他们用华文写作或非华文写作，他们是透过自己已经认同的所居国文化，来重新辨识和书写自身的华族文化――尽管这种“辨识”，充满了误读和重构，却成为华裔文学书写普遍性的特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海外移民，成为散居于世界不同政治空间中独立存在的中华族裔，而反映他们生存经验的文学书写，却难以完全割断母体文化的精神脉络，在双重文化的认同、融吸和重构中，既相联系又独立地呈现为所居国少数族裔（华族）的文学存在。华文文学客观的“散存”状态，是我们观察和思考并重新进行对话、比较和整合时无可回避的事实。

有一点需要辨析，即华文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流播与存在，不是“殖民宗主国”的“文化遗蜕”。华文伴随19世纪以来华人的海外迁徙大量播散世界。其时中国正面临着世界殖民主义的侵扰，迫于生计而无奈谋生异邦的华人，无论是在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是到同样处于殖民压迫下的欠发达国家，都是弱势族群，华文在所居国的语言和环境中，也都是弱势语言和弱势文化。即使由于华人的刻苦奋斗，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甚至在某些国家，华人经济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强势经济，仍无法改变华人在所居国中语言和文化的弱势地位。这一状况在华人政治、经济都处于弱势的欧美诸国，或者在经济略居强势的某些东南亚国家，都是一样的。华人的华文书写，是一种母语书写；而其它受到西方殖民的国家对宗主国语言的书写，是一种被迫的非母语的书写，是殖民者强加于被殖民者的语言霸权。二者有着性质上的根本不同。

不同地区的华文文学

有独特的性格和色彩

然而，华文文学概念的提出，是一种整合性的视野，是面对“离散”的一种想像的建构。其实，所有后设的文学概念，都是一种想像的建构。从本质上说，文学书写是个人化的书写，每个作家都根据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审美体验，进行个人化的创造。正是作家个人化的文学书写，同时成为一种社会化的行为，才使文学研究作为普适性的想像的建构成为可能。

国家或者区域的文学史书写，是在政治疆域的边界之内，对文学发展进行跨时间的建构。这种建构虽然有着历史书写者各自的性格和特征，但总的说来，他并不能摆脱家国叙事的背景，或者就是家国叙事的一个部分和侧面。

然而华文文学是超越政治空间的想像，它打破疆域，是超地理和超时空的整合性的想像。

中国的海外移民，使华人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散居”的族群。事实上，并非每个移居到世界任何地方的华人，都“单个”地生活着，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生活在、或被视为生活在某个族裔的网络之中。他的肤色、语言以及文化――从心理到行为，是一种无形的纽带，将他们“归纳”在一起；更何况还有有形的“唐人街”，成为他们族裔和文化存在的象征。海外华人的“散居”，实际上是一种“离散的聚合”。“离散”是相对于他们的母土，而“聚合”则是相对于他们在海外的生存方式。中华文化随着移民的携带而传播世界，也成为一种“散存”的形态。“散”是指其流播，而“存”则是文化延续的存在状态。海外华人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行为，从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到华人社团等等，不断地实现这种族裔和文化的整合，以保存和抵御异文化环境对自己族群和文化的压迫与销蚀。在这个意义上，华文文学书写也成为一种文化政治行为，是华人对自己族裔的历史记忆与生存状态的铭刻与建构。在记录自己独特生存历史与经验的文学书写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不仅有了迥异于母体的独特性格与色彩，也有了自立于母体的文化与文学的价值与生命。

华文文学这一跨域建构概念的提出，包含着一个理想，即1989年在新加坡会议上所提出的“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因为它是“华文”的（或华人的），便有着共同的文化脉络与渊源；又因为它是“跨域”的，便凝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华人生存的历史与经验，凝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华文书写的美学特征和创造。它们之间共同拥有的语言、文化背景和属于各自不同的经验和生命，成为一个可以比对的差异空间。有差异便有对话，而对话将使我们更深刻地认清自己，不仅是特殊性，还有彼此的共同性。华文文学的跨域建构，就是在共同语言、文化的背景上肯定差异和变化的建构、多元的建构。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创造，既是“他自己”，但也是“我们大家”。这就是我们所指认的“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

华文文学篇2

1． 了解茶的科普知识，让中小学生喜欢茶饮料。目前市面上的各种饮料，从视觉、味觉上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未必健康。茶不仅源于自然，不添加防腐剂，还可以现泡现饮。通过对茶树、茶园及茶叶营养成分的认识，让学生明白茶作为天然健康饮品，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2． 传承中华茶文化，了解茶文化的发展历史，茶叶生产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3． 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激情。在茶艺操习部分，通过择水、备器、取火、候汤等沏茶技艺的学习，增强动手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生活能力。

4． 培养学生互谅互让，尊重他人的性格品质。茶艺礼节的学习，团体茶艺的操练，让学生懂得团结与谦让，礼貌待人。

5． 辅助中小学语文学习。通过茶与诗歌、茶与戏曲、茶与小说的学习，增加学习的趣味性，拓宽语文学习视野。

6． 充实中小学生的课余活动。中华茶文化作为中小学生的选修课程，参与者往往为喜爱者，通过科普、故事、表演、歌曲、文学等形式加以体现，情趣性强，学生乐于接受。

7． 丰富中小学校园文化。可以通过举办茶文化展览、社团活动等，使校园文化更丰富多彩。

二、贵州中小学开展中华茶文化教育的重要作用

中华茶文化作为一种人文精神的传统，从根本上是把茶的天然特性与传统美德联系在一起，把传统的道德情操、高尚品性及人格体现在具体的茶及茶事活动过程中，在中小学开展茶文化教育，不仅有益学生身体健康，还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同时也可增长茶文化知识，提高生活审美情趣，促进校园的文化建设，充分体现了它的素质教育功能。

( 一) 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的饮料消费观

茶是世界三大天然饮料( 咖啡、可可、茶) 中最为普及的饮品，“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茶在生活的重要性，与人们健康息息相关。然而市场上琳琅满目，风味独特的速成饮料，让青少年难以抗拒。通过茶文化知识学习，让学生了解茶树四季长青，根植大地，茶源于自然，给人以清新之感，有益健康生活。茶叶中所含的营养成分，不仅含有多种无机矿质元素，增进营养，而且还含有蛋白质、氨基酸、生物碱、茶多酚、香气成分、维生素，具有明目、醒脑及保健等功能。同时也让学生明白有些人群是不宜饮茶的，如心动过速的心脏病、胃溃疡、神经衰弱、身体虚弱及胃寒者都不宜饮浓茶，否则会使病症加剧; 空腹不宜喝浓茶，否则常会引起胃部不适，甚至产生心悸、恶心等不适症状，发生“茶醉”。总之，尽早懂得科学、健康地饮茶。

( 二) 学习茶风茶德有助于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中小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树立什么样的理想信念，会对将来做事、做人产生重要影响。当今网络时代，信息量大，各种价值观念并存，难免会遇到消极因素的影响，思想波动较大。再者，在当今知识暴涨的年代，加上高考指挥棒的驱使，学生学习压力较大，心理压力较重，如遇到学习困难，人际关系紧张，容易产生自卑、灰心、焦虑等消极情绪，如没有得到及时的心理疏导，也没有自我调节能力，极有可能厌世，甚至自杀［8］。通过茶风茶德修习，放慢节奏，缓解心情，引导学生自省、正确看待眼前的困难，理解他人，调解人际关系，体会人间的“真、善、美”。

( 三) 有助于提升中小学生的综合素养

首先通过对中华茶文化发展历史的学习，将传统文化与茶文化结合，了解茶文化历史，并为爱国主义教育创设条件，如中国近代史，在中西贸易往来中，中方出口给西方的是茶叶、丝绸和瓷器，从西方进口的是鸦片，曾给中国人造成极大的伤害，从而激发学生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其次，通过对茶叶传统分类和名茶的学习，了解我国及我省主要的茶叶品牌，并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及支付能力选择所需的茶叶，合理消费。再次，通过茶艺学习，加强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大胆表现自己，团体茶艺还能培养学生团结互助精神。最后通过对茶与文学方面的学习，有助于加强学生的人文修养，并与语文学习互相促进，既陶冶情操，又增进知识。总之，中华茶文化教育有助于提升中小学生的综合素养。

( 四) 继承和发扬贵州传统的茶文化

贵州是多民族省份，长期生活着仡佬族、苗族、侗族、土家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种茶、制茶经验，还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饮茶方法，如仡佬族的讨茶、苗族炒米蜂糖茶、侗族的煮油茶、土家族的罐罐茶等。且不同地方也有不同的饮茶习俗，如黔东打油茶，沿河盐茶汤和油茶汤，道真“干劲汤”及“三幺台”，正安“吃茶”，贵定民间茶礼、“三茶六礼”婚俗及葬礼茶，三都煮茶，龙里膏茶，等等。根据地方饮茶风俗实施中小学茶文化教育，学生既易于接受，又具有地方特色，且能继承和发扬当地民俗茶文化。

三、贵州中小学开展中华茶文化教育的实施建议

笔者根据多年中华茶文化选修课程教学经验，参照省外中小学茶文化教学办法，结合当地饮茶习俗，根据学生的学习任务，每次一节课，课余时间进行。如小学生可以每周一次或两周一次中华茶文化课，初中学生可以两周一次或三周一次课程，高中学生可以四周一次课程，具体教学内容根据不同学习阶段而异。建议贵州中小学开展中华茶文化的课程内容及实施办法如下:

1． 茶的起源及茶文化历史

讲“茶”字时，其蕴涵人与自然的和谐，“茶”字由草字头“人”及“木”字三部分构成，“人”字在草字头之下，“木”字之上，意为人在草木间，孰能不喝茶，也表示引导人们回归大自然，象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这也是茶文化精神的核心。讲茶的起源时，可以结合神话故事“神农尝百草，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讲茶文化发展史时，可以结合历史人物，如“乾隆皇帝与茶”，再结合视频、图片，增加直观感受及趣味性。

2． 茶的基本知识

包括对茶树的自然特性、茶叶的分类及主要加工过程、茶的鉴赏、茶叶的营养保健功能以及健康饮茶。这部分内容可以通过图片加实物讲解，提出问题，观察思考，冲泡茶叶，品尝其味，分组制作手抄报等多种形式。如学习茶的鉴赏时，建议有条件的同学自带茶叶到课堂，边观察，边思考，设问题，回答问题，调动学生积极参与。除此之外，介绍当前中国十大名茶和贵州十大名茶，让学生了解茶叶的发展动态。

3． 茶具的基本常识

茶具兼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体，形成独特的茶具文化。这部分学习易于进行，让学生留心自家的茶具或餐具，课前教师准备几件茶具，结合沏茶过程，了解茶具的功能及使用。

4． 饮茶艺术( 茶艺)

这部分是该课程的核心内容，操作性强，艺术性强，学生热情度高。体会典型茶类( 绿茶、乌龙茶) 的冲泡技法，将择水、备器、取火、候汤、温杯、洁具、泡茶、奉茶等过程融入艺术表演，并注意行茶时的礼仪、礼节。如透明玻璃杯泡茶要注意“茶要斟至七分满，留下三分是情谊。”这部分内容可以结合学校体育文化艺术节或学生社团，让学生组队表演，充分展现给学校师生，既增加学生的兴趣，又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5． 茶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主要讲解茶歌、茶舞、茶诗、茶词及与茶有关的小说等，并结合贵州茶文化学习。教师可以收集茶诗、茶词及与茶有关的小说、电影片段，课前欣赏茶歌或茶舞，如播放在贵州茶区普遍流行《十二月采茶歌》，再与学生一起学习茶文学，如《红楼梦》与茶的节选，结合视频，以喝茶为线索讲解人物性格，让人物和情景更加形象生动。茶诗、茶词的学习通过诵读的形式进行，让学生踊跃参与，也可以结合校园文化进行表演，还可以与语文学习并行。

6． 茶风茶俗

客来敬茶，用茶示礼，历来是我国各民族的待客之道，并引导学生入乡随俗，尊重别人饮食习惯。让学生了解主要的饮茶习俗，如藏族酥油茶、蒙古族的奶茶，傣族的竹筒香茶等等。重点学习当地的饮茶习俗，如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威宁、赫章、纳雍、大方等地彝族沿袭着吃“罐罐茶”的习俗，那么，当地中小学中华茶文化学习，重点体会罐罐茶的制作、饮用方法及待客礼节。总之，中华茶文化教育具体内容和形式多样，可以根据学生不同年龄，不同学习阶段，并结合当地饮茶习俗，由浅入深进行教学。

四、结语

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日新月异的当今中国，茶已超越了其固有的物质属性，迈入精神文化领域，更多体现一种品性与修养。中华茶文化在中小学作为选修课，选课的学生往往对该课程的热情较高，并不是所有教师课讲得有多么生动，而是反映出当代学生的一种精神需求。但是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茶文化，课时很少，要求教师要精心选取授课内容，尽量增加可操作性和情趣性。笔者也将不断专研学习新知识，探索新的授课方法，为中华茶文化精髓得以传播尽微薄之力。

华文文学篇3

关于“空”之中国美学片断

老子最看重什么——恒,反,抑或其他

《易经》在越南的流传、翻译与影响

《文心雕龙》书名再解读

《金瓶梅》翻译史略

略论《金瓶梅词话》中的元宵叙写

柏林皇家图书馆所藏第一部《红楼梦》的来龙去脉

三国之间:翻译巨匠与中、英、日跨国文化关系

《红楼梦》霍克思英译的言语风格动态对等

改编乎?抄袭乎?——评王国振《红楼梦》英文改编本

《红楼梦》版本研究的思考

金启孮先生为周汝昌先生题写女真文“红学旗帜”发微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悲美”之纲要

目的论视角下的英文电影片名汉译

他乡琴奏故国曲——法国华裔作家山飒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论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英译中的陌生化策略

《虞美人草》在中国的传播

契丹语的元音长度——兼论契丹小字的拼写规则

21世纪以来国内契丹语言文字研究述略

《钦定辽史语解》中的唐古特语

木卡和绵虒羌语格标记对比分析

论苏美尔语校园文学《学校之日》中的教工

汶川县绵虒镇羌族语言生活使用状况调查报告

儒家典籍“四书”在德国的译介与研究综述

19世纪《教务杂志》对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

雷慕沙与《道德经》的译介

从符号学角度的文字分类看彝文的性质

从纳西东巴经看纳西东巴文形声字形符与声符的关系

古壮字的发生与壮族原始图画及刻符

东巴文合文与会意字、形声字的异同

巴尔福《庄子》英译本中的人名翻译探析

儒家典籍“四书”在法国的译介与研究综述

为何科学,如何科学——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科学主义审查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论维特与自然的微妙关系

人性扭曲的病理标本:《连城诀》中的人性分析

基于谓语语义范畴的日语ニ格语义分类之考察

中日两国“性向词汇”的比较研究

试论汉语和日语中“素”/「素的意义用法

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共现的汉语限定词短语研究

日语汉字的音读与汉语读音的辅音对应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叶隽研究员访谈录

再论刘勰与classicism——兼及王和达教授的《文心雕龙》研究

《文心雕龙》(26篇)《神思》汉译法及其思考

妙手译文心——评陈蜀玉《〈文心雕龙〉法译及其研究》

中国大陆学者的尝试:《文心雕龙》法译述评——以陈蜀玉译本为例

基本结构单位和基本结构顺序——汉英对比的认知研究

道家、禅宗对中国古代绘画和当代非具象绘画的影响

从“郎君—阿哥—帅哥”的演变管窥“汉儿言语”的语义发展特征

华文文学篇4

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  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近二十年才逐渐兴起的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  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视“资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  立资料中心”(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  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2002年1  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péng＠①子会长展望  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因此，有组织、有计划  ，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性史料，作  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创作回忆录、作家访谈等叙事性史  料，文学大系和选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传、日记、书信等传记性史  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缓的  当务之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  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  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  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  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  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  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  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  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  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  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  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  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  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  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  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  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  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  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  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  》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  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  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  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  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  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  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  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  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  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  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  ，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  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  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艹下凡

＠②原字左女右利

华文文学篇5

摘要：本文认为，由于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与特殊的民族文化身份，使华裔女性作家汤亭亭、谭恩美站在几种文化的交叉点上，而她们的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地陷入性别、文化的悖论。

关键词：华裔 性别 文化 悖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在20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以文本形式实现不同文化间相互传递的文学创作起着重要作用，文学文本以特有的审美形式表现了异质文化语境下的人们对于不同文化的理解和阐释。20世纪70年代以来，华裔美国文学异军突起，女性作家从女性的身份出发创作出一大批女性主义作品。而华裔女性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背景和历史时期以及她们特殊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既是她们构建作品的基石，也是她们在美国文坛获得巨大成功的源泉。如现今最为著名的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谭恩美的作品都体现出创作者立场和文化身份上的不一致性，显示出对男性“言说”非纯粹的“他性”表现。而男性“言说”的这种复杂化，也使她们陷入创作的悖论。

一 性别的悖论

相对于男性作家，华裔女作家作为女性写作，其女性独立的性别意识的建立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打破男权中心神话则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但是，由于受到种族社会中的白人男性的剥削和歧视，华裔男性失去了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在家庭中也自动地丧失了权力地位。女性作家作品中“沉默的父亲”意象就是集中的体现。并且，由于本族男性感觉到自己没有权利和在白人男性统治阶级面前的无力，他们会表现出男性之间夸张的大男子主义，而少数族裔妇女则是这种表现的受害者。因此，少数族裔妇女不仅要直接承受白人阶层强加于她们之上的种族歧视，更有通过本族男性转嫁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华裔男性所受到的歧视最终会由华裔女性来承受，并给她们的心灵造成巨大的痛苦和伤害：因为移民的族内性压迫相比较本土的性压迫而言更严酷。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华裔男性在家庭中不复有在故国家庭中至高无上的父权和夫权，而失去了原有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依托的华裔男子在家庭中显得脆弱而且无力。在女儿的眼中，他们不仅沉默，而且被去势化，被女性化，甚至代表其男性身份的性能力也受到了质疑，华裔女性写作中父亲形象的刻画就体现了这一点。在汤亭亭的《中国佬》中，父亲不再具有作为父亲在家庭中应有的地位和给予孩子的父性力量：他从事的是洗衣业，而在美国，这是只有妇女才从事的职业；父亲被吉卜赛女人骗过两次却毫无办法，因为他英语不好无法争辩。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父亲无力把握自己、把握现实，他要么大发雷霆，要么沉默不语。在孩子们的眼中，父亲喜怒无常，让人害怕，但这些并不代表他孔武有力，却是其虚弱的表现。伍慧明小说《骨》中的父亲也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男人，他常年出海，借以回避与家庭、社会的各种矛盾。此外，汤亭亭还在《中国佬》中通过对华裔美国男性的刻画提出了性别身份改变的问题，这也是广受男性华裔作家批驳的一点。让我们来分析《中国佬》第一章“关于发现”中唐敖被抓到女儿国的这个故事。作者将唐敖被女性化这个故事放在小说的开首，其实就己经预示着作品中的男性被女性化的命运，而她对这一故事的改写更是集中地体现了这些。在李汝珍所作的《镜花缘》中，林之洋对于自己被迫女性化这一事实并非被动接受，而是积极反抗的：被缠脚后，他哀求国王放他出去；晚上他自己将脚偷偷放掉；得知将成为王妃后，他摔脱花鞋，用手将白绫扯乱……但在汤亭亭的笔下，唐敖对自己被女性化的事实没有做任何反抗，似乎坦然接受了。作者在这里加入了一个自创的情节，“她们逼他洗自己的裹脚布；洗净的裹脚布像美丽的锦缎一样从一个墙头蜿蜒至另一个墙头。”这个细节为小说增添了些许唯美化的色彩，从而将男性女性化过程中的痛苦一笔抹掉了。汤亭亭笔下的男性不仅在生理上被女性化，更甚的是还被沦为女性观赏和玩味的对象，从而使男性被女性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汤亭亭所讲述的故事在此结束，但李汝珍的故事并未由此打住。林之洋被救了出来与妻儿团圆，还与唐敖一起救出了世子，这些都被汤亭亭忽略掉了，男性被女性化的事实由短暂的事故变成了永久的真实。通过这些描写，汤亭亭展示了移民状态下的华人男性失去了男性特征和性力量，被阉割，被剥夺话语权，且他们对这一事实保持沉默。

在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以牺牲华裔男性的主体性为代价的模式。她们忽略了华裔男子在美国所遭受到的女性化待遇，就连女性主义评论家张敬钰也认为：“如果不考虑历史上强加给华裔美国男子身上的‘女性化’标签，不面对种族主义式的刻板印象和民族主义的反应，尤其是如果不同亚洲与西方文化中一成不变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概念作斗争，那么是不可能来探讨华裔美国文化领域内的性别问题的。”当女作家对华裔男性进行去势和消音的时候，她们便不自觉地走进宣扬女性优越的死胡同，从而创造了另一个女男二元对立。伍尔夫说过：“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结合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对于男性的贬斥，显然是对女权主义理想的背离。

二 文化的悖论

由于受到种族、性别、出身、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华裔作家具有了一种既有别中国传统又有别于美国主流文化的特质，如他们中的一些人顽固地坚守着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同时又潜移默化地受到美国社会主流文化中平等自由等思潮的影响。这使得他们成为夹缝中的特殊群体。

一方面，美国白人习惯地按照一种西方化的轨迹来看视东方这个民族。早期华人移民被美国社会定格在这样一种套话中：软弱、胆小、狡诈，男性缺乏男子气概、消极。综观19世纪以来的这段历史，中国人的形象在美国人的眼中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朝鲜战争期间，在美国最为人知的中国形象莫过于令人生畏的“人海”，与之相伴的则是中国人对生死的漠然和对权威的盲从。而人口众多、麻木不仁、敬畏权威、盲目服从，正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固有印象。所不同的是，19世纪中国数量庞大的人口总是与饥饿、疾病、贫困、拥挤破旧的居住环境联系在一起；而20世纪中叶的朝鲜战场则让美国人目睹了中国人强悍和智慧的一面。于是，从前成吉思汗游牧部落的强悍形象又在美国人的头脑中死灰复燃，并使他们想起，中国人是那个曾经征服过西方文明的东方民族的后裔。因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报道的所谓中国新形象，其实与过去流传在西方世界里的中国套话是一脉相承的，而中国人对机械武器装备的、不亚于美国人的熟练操作，又印证了美国文化中的“绝顶聪明的中国人”的另一个中国套话。

受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鼓舞，美国亚裔族裔意识、文化身份意识开始觉醒，他们要在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阐明并牢固地树立起美国亚裔的美国人身份。而以赵健秀和汤亭亭为代表的美国华裔作家坚决投身于美国华裔文化身份的书写，努力消除主流社会强加在美国华裔身上的刻板形象。赵健秀在他的小说《甘加丁之路》中，努力消解傅满洲和陈查理的刻板形象，致力于重塑美国华裔的男子气概；汤亭亭在《中国佬》中重新塑造了勇敢、智慧、具有男性气概的美国华裔；朱路易的《吃一碗茶》对畸形的华人单身汉社会的再现，尤其是其性畸形的再现，揭发了造成几代华人单身汉“虚弱无力”的是美国种族主义的法律和政策的不公；而黄玉雪的《华女阿五》则试图在美国主流社会建立一个华裔女性的独立人格，从而发出了华裔女性寻求独立自主的极少数声音。与此同时，汤亭亭在重塑美国华裔的男性气概的同时，也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为在美国的华裔女性代言，把华裔女性塑造成具有女性意识的勇敢的女性，解构了美国主流文化中对华裔女性的丑化和侮辱。谭恩美在《喜福会》中通过对过去的记忆，使华人女性获得了自我的重生和重构。

美国华裔作家在努力消除种族主义刻板形象、重塑华裔自我形象的同时，也通过文学创作再现了被美国主流社会湮没的美国华裔的历史，在以白人为主流的美国历史中努力建构美国华裔的历史，为美国华裔国家身份的建构挖掘依据。汤亭亭和赵健秀分别在《中国佬》和《唐老亚》中再现了华人修建美国铁路的历史功绩，重新定义了美国人和美国历史，宣告了在美国遭受种族歧视的华人是建设美国的先驱和英雄，是美国历史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美国华裔的历史是美国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页，是美国重大成就的编年史中应该书写的一页。

许多美国华裔作家的成功已经超越了族裔政治和民族学的范畴。如在去族裔化的写作中，作为优秀的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作品更多的是关注人的心灵深处，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超越了文化差异的，是不管何种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人，都有可能会面临的处境，都有可能会产生的思想与行动。而这些才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因此，在稍稍触及移民生活、留学生生活的常见主题后，她后来就更多地直接楔入对人性而不是停留在仅仅对华裔的探索上，其《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几乎完全走出了华人圈文学的影子。除了在小说中偶然提到的关于女主人公夏娃的种族特性和描述她与自己的心态复杂的同胞们交往时的苦不堪言之外，故事与族裔性已经没有关系，男主人公亚当的同性恋者身份又让小说的女性主义色彩不再清晰。小说最后，一个华人女性和一个白人男性在超越名利、民族和性别的障碍后紧紧拥抱在一起。作者意图阐明的是，把所有的流于表象的属性禁锢全都解除，人类才真正能够尽情地表达和享受到爱和温暖的群体。而这种爱和温暖也是真正的文学写作的目的所在。或者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严歌苓一直在遵循她自己对文学的定义，即文学就是“人学”，没有比人更高级的文学存在，也没有比表现人的文学主题更宏大和更主流的文学主题。

华裔文学作为东西文化杂交的新品，兼具中美文化的基因，保持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和顽强的生命力。既然欧洲白人移民和他们的后裔把他们创造的文学作品称作美国文学，为什么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就不能被称为美国文学而必须在前面加上定语“华裔”呢？众所周知，印第安人才是美国原来的主人。而这又形成了一个悖论：倘如将来有朝一日，华裔文学果真被称为美国文学，一些华裔作家所捍卫的华裔属性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同时，有着不同于美国主流社会文化背景的华裔作家，他们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被阉割，被去势。那么，中国移民成为美国人要放弃多少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即便中国移民成为了美国人，但他们被迫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岂不是又和美国所标榜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政策背道而驰？

三 结语

华裔作家独特身份构成其写作的独特纬度，他们的身份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种族问题，而是与阶级、性别、性趋向、民族、来源国、居住地、第几代等因素紧密相联系。文化认同的混乱、危机，使海外华人在边缘化的逼迫中更深切地感受着性别、文化这些主题，从而寻找自我的价值、形质，确立其赖以生存的信念系统。他们所面临的性别悖论和文化悖论，当族群不再阻隔、性别不再隔膜、交往促交流、互动促融合之时，也将不复存在。而在文学研究中寻找这些悖论却又寻之不得，将成为又一个新的悖论。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200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西方文学经典中的性别叙事策略”（2009d010）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2006年版。

[2] 胡亚敏：《谈〈女勇士〉中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3] 沈甫根：《神话世界的“离经叛道者”――解读金斯敦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外国文学》，1997年第2期。

[4] 张子清：《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5] 饶 子：《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华文文学篇6

（一）持续时间长，内涵丰富文化大赛知识竞赛环节的各国优胜者（原则上为各国排名前5%的选手）将应邀来中国参加大赛优胜者夏令营活动。鉴于世界各国假期不同，大赛划为春季赛、夏季赛和秋季赛三个赛区。属于春季赛区的菲律宾、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于每年1月第二个周末进行知识竞赛，优胜者于4月中下旬来华参加夏令营。属于夏季赛区的日本、韩国、蒙古及欧美众多国家于每年4月最后一个周末进行知识竞赛，优胜者于7、8月间来华参加夏令营。而属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阿根廷等国则于每年6月最后一个周末进行知识竞赛，优胜者于12月中下旬来华参加冬令营。而三个赛区的优胜者将借每年冬令营的时机齐集中国，参加该年度中华文化大赛总决赛，角逐年度冠军。文化大赛的全球参与性决定了其作为一项完整赛事将历时一年时间，范围辐射各大洲并于年终聚焦回中国，这是任何一类短期夏令营活动都无法比拟的。该项赛事被定义为中华文化大赛，而非中华文化知识竞赛，在于其还增加了才艺比赛的环节。各国知识竞赛优胜者在来华参加优胜者夏令营时，需要选择口才（中文）、器乐、声乐、武术和舞蹈五大类中的一类进行才艺比赛，知识竞赛与才艺比赛两个环节的得分相加，分数高者方为中华文化大赛优胜者。这一环节的设置极大丰富了该项赛事的内涵，并具有导向作用：即最终脱颖而出的大赛优胜者不仅需要具备丰富的中华文化知识，还要熟稔至少一项中华文化才艺，内外兼修，方可称为海外华裔青少年的优秀代表。

（二）互动性强，影响深远传统的海外华裔青少年赴华夏令营团组形式往往较为单一，一团营员多来自同一国家、同一地区，甚至均为同校同学，彼此间非常熟悉，来华期间的互动仅限于与当地领队、任课教师和导游间的有限交流或是偏于形式化的结对子和文化体验活动。而文化大赛的优胜者夏令营活动则是由多国华裔青少年共同参与。如今年8月在厦门举行的首届文化大赛优胜者夏令营共有来自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和蒙古8个国家的近120名华裔青少年参加。在两周时间里，营员们共同学习中华文化知识、参观当地历史名胜、参加才艺比赛和最终的汇报演出，彼此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借由夏令营之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裔青少年间展开横向互动，交流彼此感受，增强作为炎黄子孙的认同感，这是以往华文教育推广模式中的盲区，文化大赛在此领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在文化大赛优胜者夏令营中，营员同中方教师的互动也远较传统夏令营频繁深入。文化大赛在指导思想上有别于其他的专业性赛事，它不以优胜劣汰为最终目的，而是希望提升所有参赛者对祖籍国的感情、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因此在优胜者夏令营中，主办方会根据营员所报才艺项目为其安排中方老师进行赛前辅导。无论该营员晋级与否，他所兴趣的中华才艺水平都会在夏令营中得到提升。在赛前辅导和汇报演出的彩排过程中，营员同中方教师会进行大量一对一、深入的互动，彼此间产生深厚的感情。（四）可视度高，效果直观在今天这个视觉文化盛行的时代，一项事业和一个品牌活动的推广在宣传形式上需要开拓创新，要取得理想效果，就必须与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相结合。近年来，由国家汉办主办的“汉语桥”中文比赛结合电视呈现，取得了良好效果，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华文教育事业仅管在这段时期也成绩斐然，却因为缺少适宜传播的推广模式，而在公众中缺乏认知度。文化大赛的模式有利于填补这一领域的不足，产生直观的宣传效果。文化大赛总决赛将由国务院侨办与国内知名电视台合作，经专业传媒公司制作，打造成一场融竞技性、观赏性和娱乐性为一体的大型晚会，并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及地方电视台上播出。将大赛用高度可视化的形式呈现，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其在海内外普通民众中的认知度，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改变海外华裔青少年心中华文教育枯燥乏味的传统印象，激发起他们的参赛热情和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形成良性循环。

竞赛推广模式存在问题与对策

在参与文化大赛赛制设计和具体执行的过程中，笔者观察到文化大赛作为新型的华文教育推广模式，在竞赛程度、宣传力度和辐射深度三方面尚存不足，可通过以下对策在未来工作中予以加强和完善。

（一）规范赛制，提升竞赛程度为鼓励海外各国继续热情参与文化大赛，不挫伤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中华文化的积极性，文化大赛主办方在目前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时常需要为平衡全局而牺牲大赛的竞技性。仅管文化大赛有别于其他专业性赛事，不追求激烈的对抗和残酷的竞争，但如一味降低竞赛程度，只强调其对海外华裔青少年的宣教作用，则有可能使大赛名不副实，失去竞赛天然的魅力和奖项带给选手的荣誉。建议在未来文化大赛中，进一步规范赛制，加强竞赛程度。可参考世界杯足球赛的组织形式，以国家队为主而非个人来进行竞赛。累积各国参赛选手前5名的知识竞赛与才艺赛总分作为国家队积分，选拔出春季、夏季和秋季赛区排名前两位的国家共6支国家队晋级年终总决赛，角逐该年度文化大赛的冠、亚、季军。在总决赛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则可授予中华才子奖、最佳才艺奖等个人类奖项。建立一套稳定合理、公平公开的赛制，有利于加强大赛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增加奖项含金量，吸引各国华校、华社及广大海外华裔青少年积极参与。

（二）增添渠道，加大宣传力度文化大赛由已举办过三届的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知识竞赛升级而成，首届即吸引了全球各大洲20个国家的近35000名选手参加，可见该项赛事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已具有相当的认可度。但它在国内却鲜有人知晓，与国家汉办“汉语桥”大赛的影响力不可同日可语。出现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究其原因，还在于宣传力度偏弱，宣传手段过于传统。建议在未来文化大赛中，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在原有依托中国新闻社和海内外侨报侨刊报道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新兴的网络媒体。如在新浪微博、人人网等社交网站上建立大赛官方微博、官方小站，实时更新大赛进展情况，与关注网友积极互动，聚合人气。并在年终总决赛举办前夕开展大量相关活动，如采用有奖竞猜、场外拉票等形式，为总决赛造势，形成关注高峰。在拓展宣传渠道的同时，还应转变宣传视角，在传统单一的新闻报道基础上，聚焦参赛选手，挖掘其背后的故事，增强大赛宣传的叙事性和趣味性。

（三）创新活动，拓展辐射深度文化大赛目前主要依托“三常”教材向海外华裔青少年普及中华文化。参赛者如认真阅读该套教材，并有针对性地记忆相关知识点，即可确保在笔试环节取得较高分数。这种单纯通过指定学习教材、记忆考试的竞赛模式相对陈旧，参赛者容易采用应试的心态对待大赛，没有真正从中拉近与祖籍国和中华文化的距离。如何通过大赛让中华文化深入海外华裔青少年内心，在海外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增强其辐射深度，是文化大赛下一步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建议在未来文化大赛中，除“三常”教材外，可指定一批既能反映中华文化内涵又为海外华裔青少年所喜闻乐见的优秀读本、影视作品作为延伸材料，供其阅读观赏，并在试题中有所体现，如熊逸的中华文化绘本和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等。同时在优胜者夏令营中，除传统的听取讲座、游览观光形式外，增加具有竞技性的文化体验活动，将营员完成情况以分数的形式计入大赛评价体系，让海外华裔青少年在实际行动中感知中华文化的魅力。

华文文学篇7

一、语文教学应培养学生尊老爱幼的美德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家庭和睦。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必须培养学生尊老爱幼的意识。课文《散步》就颂扬了我国人民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作者以小见大，精心选材，表现了出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教师用这篇文章教育学生尊老爱幼，珍惜生命，选材贴切、恰当。

语文教学不是单纯地学习字词、语法，而是要体现道德观、价值观。课文中既有理性材料，又有感性材料，提炼这些材料的精神内涵，传达给学生，净化学生的心灵，这样更易让学生接受。“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因此，语文教师要让学生“多读书，读好书”。当学生在进行阅读时便会潜意识地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与书中所描述的人物形象进行比较，这样一来，无形中就提高了自身的道德素养。比如，当阅读过《背影》之后，你会发现父亲原来是那样的“伟大”，那么值得尊敬，子女原来是那样需要“长大”，那么值得爱护。当阅读过《三字经》之后，你会懂得中华传统美德源远流长，值得我们学习。《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这篇课文诠释了人的灵魂健康和达到成熟的基础：从母亲的紧密关系发展到同父亲的紧密关系，最后达到综合，了解父爱、母爱，使学生理解了爱的基础。的《回忆我的母亲》、林莉的《小巷深处》、季羡林的《永久的悔》等，这些都是对学生亲情感染和教育的最好教材，父母之爱、父子、母子、母女之情是人间最永恒和最深切的情感。因此，阅读可以让我们懂得很多做人的道理，让我们学会尊老爱幼。

二、语文教学要注重对学生爱国主义的培养

《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强调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感情。在中学语文教材中，许多典范文章包含着作者热爱祖国的伟大热情。中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情感，对学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责任重大。新课标提出了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培养崇高的爱国主义是语文教学的目的之一。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必须时刻注意这个要求，以语文教学特点为出发点，多方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帮助学生树立为民族腾飞而读书的崇高信念，使他们长大成为德才兼备的国家栋梁。

语文教学中进行爱国教育，让学生明白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了解中华民族曾经承受的深重灾难和党领导人民群众三座大山的顽强、艰苦的斗争，把青年培养成具有自尊、自信、自豪精神的有识之士，使学生树立为祖国腾飞、富强而努力奉献的高尚理想，这是语文教师落实教学大纲的内在要求。语文教学中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与热爱学生、培养学生尊重劳动、尊重科学结合起来；与热爱党、热爱祖国结合起来，但是绝不是把语文讲成政治。语文课有其本身特点，要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写作、朗读、听说训练中。语文学科语句精美，文字表达与思想内容统一，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中学语文课本不乏反映祖国锦绣河山、璀璨文化的课文，也有反映祖国人民英勇不屈、保家卫国、创造祖国美好明天的课文，这些情、这些景、这些人、这些事，构成了一个美丽的爱国主义画卷。比如，《巴东三峡》《周庄水韵》《黄河颂》《廉颇蔺相如列传》《艰难国运与雄健的国民》《少年中国说》《土地的誓言》《最后的一课》《木兰诗》《芦花荡》等这些文句美丽、情感动人的名篇，具有鲜明深刻的精神启迪作用，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非常适宜的教育素材。这些文章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陶冶了学生的情操。

三、语文教学应体现以民为本的博怀

“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治国方略。《曹刿论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两篇课文，都是以散文形式论述了战争，而值得思考的是两文都有一种“以民为本，取信于民”的重要军事思想。这两篇文章是先秦时期作品，这一时期是我国社会历史上争斗最为激烈的时期。在这种环境中，一些人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同时，也认识到了人民的伟大力量，理解到要取得胜利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在孟子学说中占据及其重要的作用，教师有必要让学生了解它的产生原因和发展历史、其进步性和固有局限性。因为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基本政治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所以非常有必要让学生将以民为本的重要思想与历史民本的思想继承与发扬广大。因此，除了语文课本中的相关文章，还有必要补充一些课外资料，结合讲课内容让学生认真讨论，使学生初步了解民本思想及其积极意义，并认识中国当代社会以民为本的深刻意义。

总之，中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树立育人理念，培养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质，充分利用语文教材蕴含的丰富思想去教育学生，始终把育人贯穿于整个语文教学之中，使学生的道德品质在语文教学中得到培养，精神修养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使学生具备尊老爱幼的优秀美德，热爱祖国，心系群众，以民为本。

参考文献：

1.段婷婷，《语文教学应重视德育教育》，《科技信息》，2013（2）：219

2.王义群，《浅谈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渗透》，《中国教育科研与探索》，2006（6）：99-100

3.马丽，《语文教学应渗透德育教育》，《琼州学院学报》，2008（6）：9-10

华文文学篇8

在我们大陆之外，世界上还有五千万骨肉同胞。有人说，只要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就有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我说，只要有华人生存的地方，就有华文文学出现。当年北美华工阴暗冰冷的工棚墙壁上，就有血迹斑斑的华工痛苦和抗争的诗篇。百年来，世界华文文学迅猛发展，特别是近半个世纪，已成为了中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中的一大景观。海外华人华文文学团体不下半百，华文报刊不下200，每年发表出版的文学著作不下200部，如按人口比例计算，不会低于国内大陆的数量。而如法国的程抱一，2001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大奖，2002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历史上惟一的一位华人文学院士。美国的哈金，1999年获全美最高的国家图书奖，后又连获两届福克纳小说奖。再有美国的严歌苓，更是一人连获台湾九个文学大奖。由此可见海外华文文学的水平了。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中国小说学会，从来没有忽视这一文学现象。从2000年至2006年，我们的年度优秀小说排行榜中，就有6篇海外华文小说入选，它们是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长成》、陈平的《七宝楼台》、张翎的《羊》《雁过藻溪》、王瑞芸的《姑父》、苏炜的《米调》、秋风的《洛城戏瘾》。应该说，这些作家作品，无论是用人性的本真来发掘时代风云真谛的严歌苓，还是以柔弱的双肩来扛起沉重的历史十字架的张翎，还是以宏大的叙事与柔肠寸断的情感，来诠释哲学理念的苏炜，都是可以代表当前海外华文文学的状况和最高水平的，这也足见我们小说学会的敏锐触觉、远怀和慧眼识珠的高超眼光的。

学会这种举措，已经在海外引起了华文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他们以此为荣，以此为创作追求的目标和理想。可以说，学会在支持和促进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毋庸讳言，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学身份与归属问题，当予以充分的重视与关心。我认为，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学身份与归属问题，应当有一种宽容和宽泛的认识。文学身份不等于国籍，既不是政治身份的概念，也不是地域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学的、语种的概念。

加拿大华人作协会长林婷婷借友人的话说：“一个人可以没有身份证上的祖国，但却不可以没有文化上的祖国。”

原籍湖南，后为台湾诗人，现为加拿大公民的诗人洛夫说：“临老去国，远奔天涯，割断了两岸的地缘和政治的过去，却割不断长久养我、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淬炼我的智慧，培养我的尊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

屠格涅夫流亡法国20多年，最终客死异邦。可俄罗斯把他的遗体迎还故国故里，隆重下葬，还将他冠以伟大的俄罗斯作家。

张爱玲，1952年避居香港，1955年更流亡美国，1956年与赖雅结婚，不久，加入了美国国籍成为了美国公民，在美国生活了足足40年。1995年去世于洛杉矶。对于她的作品和观念，一直是有不同看法的，然而，好像至今还没有谁不承认她是中国作家，中国新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没有哪家不把她列入其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