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建筑论文范文

近代建筑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近代；建筑形态；建筑文化

Abstract:Chinahasmanycharacteristicsofmodernarchitecture,itinheritedtheonehand,traditionalChinesecharacteristics,whiletheotherhasbeentheimpactofwesternarchitecturalforms,butatthattimeundertheChina''''ssemi-colonial,semi-historicalconditions,thetwoarchitecturalstyleswerenotintegratedanddevelopedintheparticularkindofenvironment.ThispaperformonlygivessomebriefanalysisandreflectionfromthesideofarchitecturalModelinginthishistoricalperiodinwhichtoreflectsomeofthefeaturesforthepurposeofgivingtheinspirationtothedevelopmentsofconstructionmodernization.

Keywords:modern;architecturalform;architecturalculture

1中西方古典建筑形式简述

客观存在的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反映在近代建筑体型方面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古典建筑和西方的古典建筑隶属两个不同的体系，这些差异可以归结到当地自然条件、人文风俗、思维模式以及技术条件等等多个原因。西方建筑的构成逻辑是一个从原型到细节的过程，西方的哲学传统认为简单几何体是最为完美的形体，也是宇宙构成的根本，这样形而上学的精神贯彻到建筑当中，就使得西方几乎所有古典建筑都可以视为简单几何体的构成。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西方建筑都是用一些非常概括的体型拼接来做模型，这一发现就从最根本的角度展现出西方建筑的大致风貌与普遍规律。如果说西方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曾被一些古希腊哲学家视为宇宙本源的几何学。

1.1如果说中国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中国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多信仰、多神论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建筑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局部看都与西方建筑迥异。

从宏观上看，用西方的基础几何形体无法很好地描述其形态。比如从北京的乾清宫和坤宁宫的对比中一眼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核心——儒家伦理、阴阳八卦、五行生克和龙凤图腾无不蕴含其中，那是西方任何高明的几何学说所无法解释的。

从局部看有两点不同门窗等局部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所蕴含的文化也不尽相同。如中国的门窗墙面有着无比丰富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墙上的雕花，无不是岁寒三友、二十四孝之类的内容；而大门上有尉迟恭、秦叔宝的门神形象，这与中国道教属于多神教，与汉民族信仰多神的宗教特点密不可分。西方建筑为了打破平面直墙的单调，主要采用以几何线条作为装饰和点缀。

1.2组合形式与建筑体量不同。中国传统建筑都由台基、屋身和屋顶3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屋身由柱子和梁枋、门窗组成，如是楼阁，则设置上层的横向平座（外廊）和平座栏杆。形象突出的曲线屋顶在单座建筑中占的比例很大，一般可达到立面高度的一半左右。古代木结构的梁架组合形式，很自然地可以使坡顶形成曲线，不仅坡面是曲线，正脊和檐端也可以是曲线，在屋檐转折的角上，还可以做出翘起的飞檐。巨大的体量和柔和的曲线，使屋顶成为中国建筑中最突出的形象。屋顶的基本形式虽然很简单，但却可以有许多变化。由于屋顶巨大加之构筑屋顶结构构件组合形式的多种多样，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灵活多变，不拘一格。除了以上基本区别外，建筑体量也相差甚远。一般认为，中国人没有十分高大雄伟的纪念性建筑。建筑物以木梁柱结构，坡屋顶，其体量与高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像古代埃及那样高达数百米的金字塔，或中世纪欧洲人花上百年时间建造的高敞雄伟的大教堂，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建筑追求体量适中，结构上也不求宏大与久远。

2近代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建筑形式的撞击

近代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帝国主义敲开了我国的大门，伴随而来的是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的“野蛮移植”。在腐朽的晚清政府统制之下，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还在竭力地抵触外来文化的渗透，但是由于对帝国主义存在着惧怕的心理，只能放任其在特定的区域内发展。而中国的先进分子从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我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极力想通过所谓之洋务运动向帝国主义学习来改变本国落后的状况。因此，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阶层流传起来了。在这时期内，我国的建筑文化受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模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现代建筑在我国积极发展起来了。

3近代中国建筑实例分析

中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摹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代史上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很多建筑都是很忠实，也可以说是很生硬地模仿了原西方的形式和比例，也有极少一部分可以看到两者风格的有机共存。

3.1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

这座建筑主体造型比较简洁，基本是由一个长方体和一个三角锥体构成的坡屋顶形式，钟楼基本呈四方柱状，内外都刻意追求西方古典主义风格。这种形式基本上符合中世纪罗马基督教堂的特点，同时在比例和细部中又可以看到一些德国式的风格。这样的房屋建筑在中华黄海之滨，与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毫无共同之处，这可以看出，教堂的设计者为了突出基督教堂的特点，在设计时是刻意求西。这座建筑也可以看成是西方建筑在中国的代表作。

3.2沈阳火车站

这座火车站由杨廷宝先生（河南南阳人,1901年-1982年）回国设计，杨廷宝先生的留学经历使得这座建筑具有比较浓厚的西方色彩，整体以长方体和圆柱体构成，造型简洁有力。在细部比例、开间大小等方面，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点，另外刻意强调水平和垂直线条也有其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建筑在中国建筑方面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中国的许多著名建筑，都可以看出师法于它的痕迹，包括建国初期对于传统建筑形式和新的建设条件的结合，也基本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其特点可以用外西内中，大体上西化局部上有中国传统元素在里面。3.3西南大学第一教学楼

在建筑上争取中西合璧是很多建筑设计师的追求，但能够珠联璧合者少，貌合神离者多。上世纪50年代初建于现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校内，是原川东行署办公旧址，属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这座建筑是一种传统风格和西方风格比较生硬的结合，整体结构采用砖石建造，长方体的体量感和墙体的存在感都比较强，但是加在建筑顶部的传统式样屋顶比较生硬，虽然其线条对于缓和纯粹几何体的冷酷感有一定作用，但整体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其特点可以用上西下中概括，使人产生上中下西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感觉。

3.4上海有利大楼

1922年，旧屋拆除后建新楼。系上海第一幢钢框架的大楼，据说钢框架是向德国著名的克虏伯工厂订制。大楼高6层，正立面仿文艺复兴风格，外装饰为巴洛克式，大门两旁有修长的爱奥尼克式柱，外墙用花岗岩贴面。整座建筑开间大，楼层高。这种位于街道转角处的建筑在近代史时期比较多见，这种建筑一般沿街道方向以长方体布置，同时在转角处做倒角处理，设置建筑的入口，这种方式更好地利用了街角的空间，同时在中国现存近代建筑中并不多见。其特点可以概括为西方古典建筑风格的拷贝。如果用西欧人的审美眼光看这座楼，也许相当不错，但并非像欧洲人的基督教堂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堂那样非要突出西方文化或者阿拉伯文化不可的建筑。在当时的中国国土上，与东方文化差距甚远，这也许就是后来仿效者不多的原因。

3.5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座建筑的正立面处理是典型的西方风格，整个立面轴对称，力量感非常强。立面做得非常丰富，各种窗户，廊等构成了层次丰富，比例和谐的造型。在西方建筑经常对某一个面做强化处理的方法，在中国近代建筑中并不是十分流行。作为军事学校，设计者追求雄健阳刚的军人气魄，这无可非议，殊不知在中国有多少行伍中人以“儒将”自诩，具有儒家风度的将才才是最受人青睐的。

3.6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

1923年建成时，这座建筑前身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建筑规模比较大，达到了3.2万平方米。建筑的地基是正方形，四面临街，整体是一个大正方体，四个立面的比例均按照典型的古罗马三段式设置，在中间由一个穹顶立于建筑之上，这种造型在一些文艺复兴风格的近代建筑中也比较常见，有一些采用传统屋顶代替这种建造元素，但效果并不协调。其次，以此作为汇丰银行无可非议，后来居然作为国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多有不妥。

以上6例，1、4、5为一类，属于“全西方化”风格。兴起的时间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以开埠（1840鸦片战争以后）为起点，中国建筑开始了主动或被动的“西方化”过程，社会思想、生活方式、城市风貌、建筑风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西方人在华的生活区内，主要由西方人设计完成。具体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在西方人的生活区域内建筑风格由殖民地式转为正规西方样式，人们在接受西方思想、生活方式的同时，这些建筑形式也慢慢被人们所接受，完成了对西方建筑的社会心理上的转变。

2、3、6为一类，属于中西“合璧”风格。兴起的时间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虽然这种风格仍然是在西方的影响下进行的，但是与前期的“全西方化”风格不同的是，一种急于摆脱西方束缚，争取独立发展的倾向日益明显地呈现出来，形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族主义的崛起。民族主义在建筑上的体现，就是在新建筑中运用“中国固有形式”的传统复兴浪潮。在这个从上至下一致赞同的浪潮中，建筑形象的政治作用、建筑传统形式作为“国粹”的象征作用被无限地夸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道轻器”的文化方针，在这里演变成了重“中国精神”轻建筑本身的做法，对建筑自身发展规律的关注被人们故意漠视了。这一时期中国的近代建筑十分繁荣。

4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近代建筑形体冲击的思考与启示

回顾西方建筑思潮对我国近代建筑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思考和启示：现代化不但包括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没有像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样有很长的思想准备期，所以，源于传统文化的阻力特别顽强，就建筑来说，有些传统落后的建筑思想束缚着我们的头脑，妨碍着建筑的现代化。但建筑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有目的地、主动地向西方学习，不能闭关自守，不能目空一切，才能很好地发展自己，“”就是个沉重的教训。“西化”并不会必然地导致“民族性”和“地方性”的消失，相反，世界建筑的潮流越来越强调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发展“民族性”和“地方性”，外来文明与传统生活方式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对待西方建筑文化，我们应该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对待，但千万不能照搬照抄，对西方建筑不同的态度也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外来的影响有的是无法选择的，而有的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西方建筑思潮中渗透着的创造精神与反叛精神，正是当代中国建筑所缺乏的，因而导致建筑师们盲目地模仿来代替创作，以平庸来代替创新。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鼓励创新，中国建筑需要创新来改变当代建筑艺术的颓势，才能使我国建筑生机勃发、欣欣向荣。

参考资料：

[1]顾馥保主编.中国现代建筑10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

[2]杨嵩林，张复合，村松申，井上直美主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重庆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徐飞鹏，张复合，村松申，崛内正昭主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上海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4]侯幼彬，张复合，村松申，西则泰彦主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沈阳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5]蒋高宸主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昆明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近代建筑论文范文第2篇

本文作者：李岳川工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近代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以华南理工大学唐孝祥教授及其硕士生发表的一系列著述和学位论文为代表，在研究对象上集中在广东的三大侨乡，主要包括唐孝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2003）、赖瑛《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吴妙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朱岸林《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下面本文就这几部著作和论文进行详细的评析。唐孝祥的《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是一部从建筑美学视角对近代岭南建筑文化进行剖析的理论佳作，作者吸收和借鉴了现代美学和建筑美学的理论成果，在生存价值论的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建筑审美文化机制的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以此为理论工具，作者对近代岭南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进行了框架式的探讨。在论证岭南三大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机制和建筑适应性的基础上，《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地域性格”这一颇有启发意义的概念，用来概括广东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精神，作者总结道：“从文化地域性格看，五邑侨乡建筑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强烈的时代性和独特的文化性”①、表现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兼容性特征和创新性特征②”；兴梅侨乡“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反映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认同和持守……形式多样的客家侨乡建筑充分显示了对自然、社会和人文的高度适应性……建筑选址的风水观念反映了客家侨乡对建筑环境的审美选择”；而潮汕侨乡建筑则表现出“博采众长的开放品格”、“经世致用的商业意识”、“精雕细刻的炫富心理”③。可以看出，相较于现有的侨乡建筑研究文献，《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表现出了相对宏观和系统的视野，它不局限于对某种单一的侨乡建筑风格进行描述，而是采用普遍联系的方法，论述了不同区域、不同建筑现象背后的共同的文化驱动力，以及受不同历史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不同地域侨乡建筑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不平衡性。总的来说，《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对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特征的概括是框架和要点式的，它为建筑美学在侨乡建筑领域的研究确立了方向，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其方向即是坚持主客体相互契合的辩证思路原则，而方法则可以概括为反映建筑审美标准辩证性的审美文化机制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在唐孝祥教授指导的三篇硕士论文中，这些原则和方法被遵循和应用，使得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赖瑛的硕士论文《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主要从审美文化背景、审美属性、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审美文化个性几个方面来论证兴梅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在审美文化背景的相关章节中，作者将兴梅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价值取向，慎终追远、重本溯源的宗亲观念，自强不息、无私回报的文化心理”④，这是该文对主体审美文化心理的概括，而在客体方面，除了对自然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的一般性探讨外，该文主要概括了兴梅侨乡建筑人文适应性特征，即“重贵轻富的价值取向，趋吉避凶的艺术追求，进退两宜的文化心理”⑤，以及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即“千姿百态的建筑样式，礼乐相济的文化意境，独具一格的环境模式”⑥，最后。根据主客体相契合的原则，作者概括了近代兴梅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即“尝试性的文化开放特征，恪守传统的美学特征，基于堂横屋的建筑性质特征”⑦。朱岸林的硕士论文《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在论文结构上和赖瑛的论文基本相同。主体方面，该文将近代广府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重商崇利、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开放融通、博采众长的文化心理，恋祖爱乡、实业兴国的民系观念”①。客体上，广府侨乡建筑的人文适应性特征被概括为“积极主动的开放品格，汇通中西的融合思维，勇于创作的创新精神”②，在建筑美的表现形态上，该文主要从建筑造型、建筑意境、建筑环境三个方面做了一定分析。吴妙娴的硕士论文《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比起前面两篇论文有了一些新的视角，主要体现于该文对侨资与侨乡建筑发展关系较为系统的探讨，该文总结了近代潮汕华侨投资的一些特点，包括投资房地产业比其他行业利润更有保障；地区城市人口增加，有发展房地产业的需要；以及传统心理和市政建设对房地产业的推动等。此外，该文也同样从主客体角度概括了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主体上，潮汕侨乡的民系精神表现出：“尊儒重商、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团结自强、博采众长的民系心理，微观技巧、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精美细致、雅俗共赏的审美理想”③，在客体上，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属性表现为：“因地制宜的地域性，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内涵深厚的人文适应性特征”④。总结来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表现为：“（城乡）建筑形制发展的不平衡性，建筑技术的务实性及建筑装饰的炫耀性”⑤。前者来源于“潮汕民系保守与开放的二重性心态”⑥，而后者则“体现了潮汕民系务实与虚荣的矛盾心理”⑦，“这种矛盾心理深刻地反映了潮汕文化中儒家主体文化与海洋性文化的抗衡，同时体现了经验性文化及商业文化在潮汕近代建筑上的影响”⑧。以上三篇硕士论文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所建立的建筑美学理论为指导，深化和拓展了广东三大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由此我们得以更加全面的认识广东各地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如广府侨乡建筑的崇商重利、积极主动的开拓创新；兴梅侨乡建筑的重贵轻富、恪守传统与尝试性的文化开放；潮汕侨乡建筑的尊儒重商，微观技巧等。若对三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各自的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地方乡土文化、儒家主体文化、西方外来文化三者博弈之下的不同结果，由于华侨群体的建造行为正是他们在中西文化抉择中自觉与不自觉的一种心理反映。是抛弃传统的建筑观念，对西方建筑文化全盘接收，还是兼容并包，择善而从，这并不是一个单项选择，不同地域的华侨群体生存方式不同，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由此产生多样的侨乡建筑风貌。

尽管现有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作为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研究仍较为薄弱。主体审美心理没有客观的测量标准，华侨往往也不善著述，因此对其界定只能依靠对主体行为和建筑现象的解释。但现有研究往往从建筑现象做宏观的文化精神的概括，而对主体的社会构成，以及主体行为缺乏清晰的分析。第二，对于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的概括缺乏建筑学的特征。诸如“开拓创新”、“尊儒重商”等形容事实上是建筑反映出来的主体精神，这些精神特征不仅见之于建筑，也反映在服饰、家具等等其他物质资料中，而建筑本身的审美文化特征应当更加类型化。这方面研究的缺失实际上反映了对主客体联系认识的断裂。第三，关于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与经济、政治、思想等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现有研究还较为表面化。社会经济政治对于建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影响如何参与到具体建筑形态的塑形过程中去，这是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是现有研究往往回避的问题。第四，现有研究较为忽视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与侨乡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认识到侨乡建筑文化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结果，但仍然使用相对静态和孤立的视角来考察建筑现象，而忽视其动态和过渡性的审美文化特征，以及其在整个建筑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现实意义还有待深入挖掘。侨乡建筑是中西建筑文化体系冲突、分化、整合与调适过程在民间演进的生动实例，与当代世界建筑文化多元融合的特征具有相似性，但鲜有研究讨论近代广东侨乡所发生的建筑文化适应现象对当代建筑创作的借鉴意义。

解决以上学术缺憾的关键在于，寻求某种视角，或是某个概念，或是某种方法，来统合主体与客体，以及各种学科视野。正如唐孝祥认为，“美学的学科边缘性和建筑美学的边缘交叉性质，决定了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研究在对象上的复杂性，在目标上的多样性和在方法上的综合性”①。这一观点对于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也同样适用。但是难点也出现在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上，即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客体的研究倾向与主体研究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现象的研究倾向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结合起来。从而解决现有研究中各种视野和方法表面化和缺乏联系的问题，这里，我们试图引入“空间”概念作为建筑审美文化研究中联系主体与客体，建筑学与其他学科视角的一条桥梁。这里的“空间”不是单纯的建筑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表现为多学科交叉视野的重合点。在社会学中体现为空间社会学，在经济学中体现为空间经济学，在心理学中体现为环境心理学等，空间概念的不同层面为各学科视角的研究提供了互通的渠道，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处于空间转型的历史阶段，传统空间模式被逐渐消解，新的空间模式开始扩张，这是其建筑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思想空间、艺术空间等各层面空间内涵的共同特征。其中，建筑空间与其它人工环境共同构成抽象空间的物质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各学科视角的侨乡建筑研究得以整合并系统化，同时我们也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体现出过渡性的文化地域性格，它既推动了社会的空间变革，同时也是社会空间变迁的结果。见表1。通过考察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所推动和反映的社会空间变迁特征，可以得出另一个推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流行性和大众性，它表现为一种“建筑风尚”。由于社会空间不会因为孤立的、偶然出现的新空间形式而发生变迁，只有当一种新的空间形式为大众予以认可时，我们才能说整体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社会空间变迁，因此这里涉及到空间转型的动因、发展机制和结果。首先，从动因来看，任何文化模式在生长阶段都存在着空间的扩张现象，即通过对空间的占有，来实现文化原型的自我复制和繁衍。然而，客观空间的有限性则预示着增长的极限，导致了不同空间模式的冲突，近代广东社会的移民潮和西方文化的侵入正是空间冲突的表现；其次，从发展机制来看，空间文化模式转型是一种质变过程，与常态下的线性扩张不同，这一过程的空间扩张呈现指数化暴涨的特征，在物质实践上表现为某类建筑形式的流行热潮，流行既可以从原有空间模式的母体中产生，也可以通过跨文化方式产生，“当一种习俗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就可能演变为另一文化圈内的时尚并被再次流行。当然，此时尚已非彼习俗，它是一种经过了异域文化再加工后的时尚”1，近代广东侨乡西式风格建筑的流行即符合这一规律，国人眼中的西洋建筑自然迥异于西方本国人的审美经验，在模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文化误读和自由发挥的情况，因此侨乡建筑普遍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最后，从结果来看，在流行阶段以后，空间的扩张或衰落消失、或衰趋于稳定、前者仅表现为一时的建筑风尚，后者则成为稳定的建筑风格，然而还有第三种结果，即介于二者之间，这也是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的演化结果，它们没有成为主流的空间文化模式表征，而是成为今天多元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

纵观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基础研究已取得了较为坚实的成果，但仍存在广阔的学术空间有待后继者深入发掘。笔者认为，主客体研究的联系性，以及建筑学视角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性是深化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而加强联系性的途径之一即是在研究中引入广泛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建筑审美文化与近代侨乡社会空间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审美文化的性质和地位上来说，侨乡建筑是近代民间建筑本土自主演进的一种途径，具有大众性、流行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它们参与到对传统地方建筑体系进行消解，和引入新的空间文化模式的历史潮流中，在民间建筑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近代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成为广东两省侨乡空间文化模式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在推动广东地区的城乡建筑和社会发展，延续文化传统，促进侨务工作开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代建筑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近代、河南、建筑文化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正常发展的历史阶段，具有自身的史学内容。它的趋势是‘向前迈进、向上发展的’，是中国历史上变革发生最剧烈的阶段之一。因此，近代建筑历史和近代建筑文化的发展也是整个中国建筑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1 国内近代建筑的研究历史和趋向

我国的近代建筑数量繁多，分布地区广，建筑风格多样，是一笔丰厚的文化与建筑遗产。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保护的探索阶段开始于本世纪20年代末，至今沿海城市和一些发达内陆地区的研究较为深入和细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近代建筑的研究在发展现代建筑的过程中处于关键性的地位。中国关于近代的研究最早出现在梁启超先生《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1902年）一书里，梁先生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相对应的历史阶段称之为“近世”。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真正开始近代史的研究。几十年的研究历程受到了一代又一代建筑学者关注。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较具规模的近代建筑的研究开始起步。由中国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主持下，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初稿（图1）和参考图集。到了1985年8月，第一次全国性研讨会“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随后几十年里先后在多个城市成功举行了12次全国性研讨会，出版了12本论文集，并且对多个地区的近代建筑做了详细调查。为更好地从事近代建筑史的研究，中国建筑学会于1997年决议在建筑史学分会下设“中国近代建筑史专业委员会”，充分反映了我国对近代建筑史研究中的进一步关注。这期间国内关于近代建筑文化研究的理论文献主要集中在一些高校研究成果中，内容主要是针对各个地区的近代建筑的发展，分期和实例作以介绍和概括。

2004年3月国家建设部了《关于加强对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规划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各级地方政府也根据各地的情况颁布了有关近代建筑保护的相关条例。许多近代建筑的保护项目开始付诸实践，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近代建筑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也日益受到重视。

2 河南近代建筑文化研究现状

河南地处中原，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建筑文化。近代受益于区位和交通枢纽的优势，一时繁荣兴旺，郑州、新乡、商丘、焦作等城市随之陆续崛起，建筑类型更加丰富。政治上出现袁世凯、冯玉祥等中国近代史上显要人物，这些都为河南近代城市发展添色增彩。河南虽然现存的近代建筑从质和量上与沿海开埠城市相比有所差异，但做为近代中国中部省份近代化建设的一个缩影，有其主要的价值。

河南近代建筑史研究全面展开阶段是在1989年——1991年期间。确切的说，河南近代建筑的研究是从1988年撰写《河南省志•建筑志》（图2）开始发展的，在当时第一次和第二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影响下，推动了各界研究河南近代建筑的热情。到了1989年河南省组成约200人的群众性建筑史志研究网络，成立河南省建筑史研究会，并出版了《河南建筑史志》（图3）[刘征远主编.河南近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7]。1990年8月，为贯彻国家建设部和文化部共同颁布的《关于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我省全面展开了近代建筑物和建筑活动的调研，通过登记、拍照、测绘，编写了简明实录。到了1992年，鸡公山风景区管理局和17个地市建委共同承编了《地区近代建筑史略》、《近代建筑选纪》初稿。

刘炎先生最早在“试论河南近代建筑发展脉络及其发展迟缓之原因”一问中介绍了河南近代建筑的发展脉络，分析发展迟缓的原因，勾画出河南近代建筑史的概貌。清华大学苏海星在2007年对河南安阳洹上村旁的“袁林”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和资料研究后，从雕刻、彩绘、材料、建筑等多个方面对袁林进行介绍和分析。而姜传高所著《鸡公山近代建筑史》(打印稿)囊括了鸡公山半个世纪的中西建筑活动及成果，是研究鸡公山近现代历史的基础资料。到了1995年由河南近代建筑史编辑委员会编纂的《河南近代建筑史》完成，整本书较系统的收录了河南近代建筑，并提供一些当时建筑活动的基本资料。

对于河南近代建筑的研究过程中许多青年学者经过长期点滴积累近代建筑资料，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研而作了颇见功力的著述。湖南大学田惠娟的《河南开封地区近代公共建筑研究》论文中以开封近代城市发展为考虑的出发点，通过调查和收集历史资料，分析了开封近代建筑在近代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中建筑类型的发展和近代建筑风格上的演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范飞的《开封理事厅教堂研究》论文中对理事厅教堂做了详细的测绘，并从历史、技术、艺术、情感和景观五个方面来发掘理事厅教堂的价值。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张宏志的硕士论文又以河南大学近代教育建筑为研究对象，从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近代开封的城市转型、河南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校园规划以及单体建筑设计等方面做以总结。

从以上概括的国内领域研究成果可看出几十年来河南近代建筑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所需资料的源途径比较局限，实地的调查和口碑资料积累欠缺。关于河南近代建筑研究的后备力量也不足，年轻的研究者视野狭隘，知识结构单一，研究领域局限。由于我们基础理论的匮乏，不能清晰地分析研究对象，政府和普通民众对近代历史建筑缺乏判断，许多近代历史建筑的价值在得到科学评价之前就消失了。再次，从研究的内容上看，其研究状况严重不平衡。对区域的的研究发掘停留在“典型”层面上，全面性较匮乏，尤其对民居和公建类型的发展状况研究薄弱。最重要的是没有注重微观和宏观、局部和整体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推动该研究领域的全面发展。

总的来讲，有关河南近代建筑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提高，这种提高不仅仅指的是研究的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改进、理论内容及结构的完善、研究角度的转变，而且更需要史料收集范围扩大，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只有在这几个方面都有相当改观的前提下，关于河南近代建筑研究才能更快地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要研究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建筑，必然与所属的文化背景密切联系。本文通过对国内近代建筑，重点是河南近代建筑文化的研究现状的梳理和探研，对以后深入研究、继承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规律，以及对我国现代化城市发展提供借鉴都有重要的现实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征远主编．河南近代建筑史[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2] 汉宝德．中国建筑文化讲座[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3] 王振复．中华建筑的文化历程——东方独特的大地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近代建筑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近代建筑 多元文化积极维护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 E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阅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反动而迅猛展开。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端，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好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中止了。，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宽广，各地展开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域、长江沿岸地域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对等条约的签署，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遭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呈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域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需个别城市或临近边境、或因铁路树立的展开等缘由，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起的民族认识，这两种要素有猛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颜色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契合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质朴稳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肉体。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呈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

(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端进入重要的展开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生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展开。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添加风采。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别离问题，仍然是烦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固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不断跳不出中华民族持久而绚烂的几千年历史文化所构成的耀眼光环。固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维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典范。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维护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展开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维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劳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彩，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义务。只需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好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认真想想我们能否能付出失去一切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活的历史棗维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

(四）近代建筑的维护工作

1、对细致建筑物调查、实测，中止建筑历史研讨。

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展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但在六、七十年代遭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讨理论上是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引见、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作、展开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作风关系的讨论。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惹起了留意。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

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得到了国度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树立部城乡树立科学技术基金会的分离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同时，经过中日协作，至1995年底共中止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域）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上述工作关于推进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的展开和深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正处在深化展开的阶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维护、再应用。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树立部、文化部分离发出《关于重点调查、维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表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度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端注重其保管与再应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掌管下，同中日协作中止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举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维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准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维护单位”，共56项。其中27项为近代建筑。

同时，各地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维护、再应用的细致工作也逐步中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年来亦做了部分工作：1993年7月，在首都规划树立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局支持下，受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拜托对1906年建成的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筑中止恢复改树立计，以维护北京的历史风貌；1993年10月，受国度文物局拜托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四川境内的近代建筑中止调查，对有重要价值的中止论证，提出维护与再应用方案，以维护长江沿岸景观；1994年6月，受西城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拜托对西城区北京水准原点、陆徵祥家族墓庐等近代建筑中止实测，以建档定级维护；1995年6月，受宣武区树立委员会拜托对宣武区大栅栏、天桥、白纸坊地域14栋近代建筑中止实测，以提出维护与再应用方案。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展开、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维护日益遭到注重，逐步付诸理论。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对其中止维护的理想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1] 辛同升．鲁中地区近代历史建筑修复与再利用研究[D]．天津大学，2008

[2] 张啸马．城市复兴中建筑遗产的再利用策略——以近代遗产为例[D] ．东南大学，2004

[3] 王法成．我国城市近代建筑遗产保护探析[J] ．南方建筑，2005

[4] 李东晔．从“租界”到“风情区”——一个中国近代殖民空间在历史现实中的转义[D] ．中华民族大学，2007

[5] 邵耀辉．孙之厦建筑艺术特色初探[J] ．南通工学院学报，2003

近代建筑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昆明近代；公共建筑；类型

［中图分类号］TU2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3-0061-02

1 昆明近代建筑概况

1.1 研究范围

本论文所研究的“昆明”主要是指现今昆明城市的主城区域：盘龙区、五华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是1998年划入昆明市区的,不在研究近代昆明主城区范围之内,另外昆明所属县市和农村的居住建筑也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

1.2 昆明近代公共建筑

近代鸦片战争后,帝国列强入侵中国,资本主义和西方文化渗透到所有开埠城市。昆明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城市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出现了许多新类型的近代公共建筑。如因教会势力的扩张产生了一些教堂、学校、医院等,而洋务运动则产生了工厂、办公楼、学堂等。因此公共建筑的形式主要以西方建筑美学为

参考；宗教建筑多直接引用欧美形式；但建造中运用西方的材料、技术和功能组织等这些现象看似奇异却是昆明近代历史的完美写照。

2 昆明近代公共建筑的类型

昆明在近代50余年间出现的新的建筑类型,按功能划分有以下几点。

2.1 教会建筑

1876年建立的平政街天主教堂是昆明教堂建筑的元祖。基督教也于1878年进入昆明,1890年建立了武城路三圣一教堂。现存的武城路三圣一教堂系1922年修建。1911年英籍牧师来云南布道并募集资金创建了长春路昆明天主教福音堂。1921年中华基督教圣道会在广聚街(现金碧路)购地建“锡安教堂”,由英国人易理藩设计,于1925年竣工落成。北京路天主教堂也是外籍人(比利时)雍守正设计。后来他因病回国,继任者无能力实现他的设计,现存建筑是后来临时凑合起来的。

2.2 商业和金融建筑

昆明作为全省的经济中心,到19世纪末,传统商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滇越铁路的通车,更刺激了沿线的商业活动。新式商店也逐渐取代了低矮破旧的店铺,形成了一条条商业街。金碧路、同仁街、南屏街等,都是在滇越铁路通车到抗日战争结束这30多年内建起来的商业街。劝业银行是南屏街上于1938年建成的第一座银行建筑(设计人赵琛)。在当时,昆明共有银行27家,南屏街曾被称为昆明的金融中心。

2.3 科教文建筑

此项包括学校、科研机构、文化娱乐设施三类建筑。

(1)学校建筑

在辛亥革命前后,先后办起了各级各类学校多所,重要的有：

培养军事人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1909)、武备学堂(1899)、陆军小学堂(1906)、陆军速成学堂(1906)等；

培养各类中等专门人才的昆华工专、农专、师专及方言、东文、法、政、铁道等学堂。

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五华书院(1902)、东陆大学(1922)等；

属于普通基础教育的昆华中学、昆华女中、联大附中、天南中学、南靖中学等。

(2)科研机构

昆明的科研活动在近代也开始起步,重要的科研机构有昆明植物研究所、一得测候所等。从事云南气象研究的先驱陈秉仁先生(字一得)于1938年创建的昆明太华山一得测候所,至今尚保存完好。

(3)文化娱乐设施

抗战以前的昆明,只有旧式的茶馆游艺场,规模小、设备差、建筑破旧。随着人口的增多,新的生活方式的冲击,人们开始追求新的、更为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生活。于是在1939年前后,先后出现了一批剧院和电影院,例如南屏电影院、大光明、昆明、长城、大西南等电影院和戏院。其中以南屏电影院最具代表性。

2.4 医院建筑

昆明最早兴建的医院是由教会兴办的法国医院,位于华山西路。以后,法国人于1926年在巡津街开办了甘美医院；英国人于1922年在金碧路开办了惠滇医院。它们是昆明近代最主要的医院建筑。

2.5 行政办公和会堂建筑

作为省会城市的昆明,清代曾有为数众多的衙门建筑,但到了21世纪已经凋零破败了,著名的都督府也已荡然无存。

位于五华山军都督府,是为纪念“重九起义”,云南光复,蔡锷在此扩建了办公大楼,并改称为“光复楼”,以彰显革命之功绩。1946年11月,光复楼为一场大火重创,1948年重建,1949年5月31日落成。虽然外形有所改观,但仍旧称之为光复楼。直至20世纪50年代,光复楼一直为民国云南省政府所在地。现为云南省政府办公厅。

为纪念八年抗战的卓著功勋,云南各界人民集资兴建的抗战胜利堂是近代最为重要的纪念性会堂建筑。

3 昆明近代公共建筑的类型特征

3.1 类型的杂存与交织

前面提出的昆明近代公共建筑的类型,从功能类型来看,昆明近代公共建筑多是一些全新的类型,像教堂、学校、医院、旅馆等类型；而从形式类型来看,昆明近代公共建筑有：对法国文艺复兴式晚期建筑的模仿；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模仿；古典复兴式的模仿；骑楼式建筑；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中国古典复兴式。在构造类型上既有中国古典建筑大木作的构造形式,又有西方砖石结构甚至钢筋混凝土结构。这些现象不仅在同时期以不同的建筑风格分别出现,而且在同一栋建筑中竟也时有发生。比如1947年竣工的人民胜利堂(原名抗战胜利纪念堂)。其特点是：采用新材料、新结构,平面按功能要求设计,而外观则以大屋顶、斗拱等传统形式来表现中国固有形式。

3.2 发展的不充分性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昆明这个我国滇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我国西南古建筑的重要发祥地,命运与中国其他地区城市一样,数千年传统的农业文化受到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随着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变化,昆明城市功能发生改变,相应的一些新的建筑类型也随之出现,比如行政建筑、教堂、医院、学校、金融建筑等。但其建筑质量、建筑数量是无法与上海、北京、天津、青岛等沿海城市相匹敌的。对建筑风格及思想多是简单的模仿,表现出很大的不充分性。

3.3 类型转换的复杂

从前面不同类型的并置、杂糅,可以说明在昆明近代公共建筑从中国古典类型向西方近代类型以及从封建类型向资本主义类型转变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矛盾。由于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出现,西方建筑不断涌现出新的功能类型和形式类型。昆明近代公共建筑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背景下,功能类型一直不明确,形式类型也是错综复杂的,既有折中主义,又有复古主义,前后多个风格交替、融合或叠加。抗战期间,内地建筑师、工程师迁入,又受到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比如南屏电影院。近代50年的发展时间里,类型转换完全是受外界的影响,变化快且杂。

4 结 论

综上所述,昆明近代公共建筑在经历封建社会、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社会的进程中,在东西方文明的共同作用下,由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历史和地理原因,产生了丰富的、特别的建筑类型。这些具有不同文化和历史韵味的建筑类型,共同决定了昆明近代公共建筑类型特征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与同时期的西方建筑相比,昆明近代公共建筑所发生的转变不是纯粹自发的、革命性的。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中,昆明近代公共建筑做出了自己特殊的反应,这些反应既有消极的又有积极的。站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中研究昆明近代公共建筑,自然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现在和将来的建筑实践点一盏明灯。

参考文献:

［1］蒋高辰，张复合,等.中国近代建筑总览――昆明篇［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

［2］杨健.西方建筑思潮对昆明近现代建筑的影响(1899―1999)［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3.

［3］李晓丹,童志勇,兰耀东.昆明人民胜利堂建筑研究［J］.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学报,2002(3).

［4］刘学.春城昆明•历史现代未来［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

近代建筑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东北民居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G353 文献标识码： A

一、序论：

文化遗产在中国大陆还是一个新兴的概念，而以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的文化遗产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界对文化遗产的定义是一种范围概念，即为文化遗产设定一系列特点，符合这些特点的内容就属于文化遗产。这种边界模糊的定义使得以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的文化遗产学更像是不同学科分支研究的集合，而始终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目前的文化遗产理论研究更多还是借用历史学、艺术史、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论，始终无法建立自己的方法论，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遗产的概念不清，根本无法建立一种方法论来涵盖所有内容。

作为文化遗产研究一部分的民居研究充分体现了文化遗产学这种尴尬。“民居”本身就不是一个严谨的名称，它和建筑、住宅、居住空间都有交集，又都不一致，很难给它一个科学的定义。而作为文化遗产的民居，还要在时间上与现代民居加以区分。正因如此，目前的民居研究是一个以建筑学为核心，涉及历史学、民俗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宽泛领域。其研究方法论并不固定，往往与研究者自身的专业背景有很大关系。

由于相临近的地域范围往往具有相似风格的民居，因此按地域对民居进行分类是民居研究中比较常见的方式。东北民居以其分布范围广、地域特点明显、民族特色丰富而著称，是我国传统民居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典型农业社会民居的特点。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建设，城市和乡村的民居发展呈现巨大差异。目前在城市当中已经几乎见不到传统民居，即便是在乡村，传统民居的特点也正在逐渐消失。这些都为民居研究者们提出了紧迫而严肃的课题。

二、研究概况：

本文所梳理的民居研究内容，是指进入新千年以后的、以东北民居为研究对象的、符合文化遗产学研究范畴的学术成果。简言之，就是最近十年针对东北传统民居的研究。虽然，民居研究方面每年都有大量，但是其中符合文化遗产学范畴的，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并不多，而这其中关于东北传统民居的研究则更少。

对于这一地域的传统民居，以东北学者及其科研团队关注居多。近年来，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沈阳建筑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建筑工程学院等高校为核心，东北地区的高校当中形成了一股民居研究的潮流。尤其是2005年以后，以关注民居生存状况、保护少数民族居住文化、促进东北社会转型为出发点的民居研究渐成热潮。以周立军、陈伯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不断地努力，以2009年《东北民居》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使东北传统民居研究终于走出了“只是民居综合研究当中顺带提一下”的尴尬境地。

除这本专著以外，关于东北民居研究的综合性专著要上溯到1985年张驭寰编著的《吉林民居》（2009年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最新版）。相比以土楼研究为代表的福建民居和以窑洞研究为代表的西北民居，东北民居研究的成果着实乏善可陈。但是，从近几年一些学位论文的情况来看，还是有很好的趋势。比如，更多运用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方法论，通过对传统民居的研究来探究过去人们的居住文化，使东北传统民居研究不再仅仅是建筑学的附庸。

国外对东北民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韩国。中韩两国朝鲜族同宗同源，韩国建筑学界对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民居的形态、平面结构、建筑布局等一直富有兴趣。21世纪初，韩国学界曾亲赴东北实地考察朝鲜族民居和民俗情况，后撰写了大量论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忠北大学KIM JUN BONG的博士论文《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传统民居平面的分类和特点》。此外，韩国籍学者金俊峰的《中国朝鲜族民居》和《温突――灿烂的炕文化》也是关于东北民居尤其是朝鲜族民居比较重要的著作。需要说明的是，金俊峰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来到中国，此后十余年时间一直在中国生活，先后任教于多所大学。其国籍虽未变，但是其学术思想受到中国学界影响很大，因此他的研究成果恐怕也无法完全看作是国外学者的研究。

三、民族保护视野下的传统民居研究：

东北地区是一个民族成份并不复杂的地区。广阔的黑土地上主要居住着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俄罗斯族等民族。但是，在东北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许多民族文化在迅速消失，比如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的语言已经基本消亡。民族文化是民族性质的核心内容，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存续，但是，往往其民族自身并不具有扭转这种势头的能力。因此，保护民族文化是东北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也是东北学术界肩头的重担。在这种大背景下，从维系民族性的角度展开学术研究被许多学科普遍采用。

传统民居研究也不例外。而且，东北地区的汉族传统民居与北京、河北、山东等地的民居渊源颇深，若以特色而论尚不足以凸显东北风格。因此，以少数民族传统民居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探讨占据了东北传统民居研究的巨大篇幅。虽然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不同，采用的方法论和论证逻辑也各异，但是他们的论文都是从保护民族特色、传承民族文化的主观愿望上出发的。这与人类学、考古学在面对文化遗产时首先要将研究者自身从“遗产继承人”的身份中抽离出来，尽力回避主观愿望可能带来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东北地区由于历史和气候等原因，可用于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的传统民居数目非常稀少或者难于发现。而可用于研究的遗存时代都相对较晚，民族属性也较为明显。

从选题的比重来看，对满族、朝鲜族民居的研究占主要地位。这一方面得益于这两个民族相对人口较多，有足够多的民居样本可供调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从事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研究的学者较少造成的。因此，为数不多的关于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民居的文章就更加值得关注。由陈伯超和他的研究生李典阳共同完成的论文《从传统民居变迁看赫哲、鄂伦春、鄂温克族同源性》是一篇旨在追本溯源的文章。由于这三个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本民族语言也已基本消亡，因此在讨论其民族属性时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方法都显得捉襟见肘。这篇文章通过传播和继承过程当中最稳定的、最不易变异的居住习惯和民居风格来考证这三个民族的源流问题，给解决类似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除此以外，孔德明关于赫哲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也很具有代表性。在他的《文化人类学视阈下的三江流域赫哲族渔猎住宅艺术摭谈》中，他将民居作为人类造物文化的一种表现，从生态、经济活动、观念等几个方面来说明某一种民居艺术风格的形成都是这种民居的创造者长期与环境互动的结果。

相比之下，满族和朝鲜族民居研究的文章虽然数量较多，但是论证角度和思路并未有很多新奇之处。一类是典型建筑物研究，如王中军的《东北满族民居的特点――乌拉街镇“后府”研究》。这类研究方法在民居研究中并不少见，该文通过实地走访和详细的绘图也做到了内容详实。但是，能留存至今的典型建筑往往都是过去的官宦人家住宅，在用做民居研究时总是会遇到概念不清的问题。一类是民族学研究。这类研究借用了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实地走访少数民族居住区获得第一手资料，再结合建筑学理论研究其结构、布局、营造，或者结合文化地理学理论研究其风格的形成和流变。如李信昊、金俊峰、李佰寿合著《东北地域农村朝鲜族民居实态调查研究──以延边龙井市龙山村为中心》，李佰寿、金松浩合著《东北朝鲜族农村居住空间探析》以及金日学著《朝鲜族民居空间特性研究》等。运用较多的一种研究方法是民俗学方法。这类研究从现代居民及其祖先的生活习惯、风俗信仰、民族禁忌等方面来解读其民居是如何在民族与环境的互动中形成并发展，并用这些作为其功能、结构、布局、风格等方面的解释。如唐大为、何锐合著《东北抚顺满族民居的地域特色》以及东北林业大学翁杨的硕士论文《满族文化对传统建筑及内部格局的影响》。

不能忽视的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民居研究越来越呈现运用不同学科方法论进行研究的局面。学者们日益认识到民居研究的复杂性，只从传统眼光看问题不能取得进一步的突破。民居以及居住文化本就是人类行为创造的复杂集合体，所以也只有运用多种不同方法才可以更全面的了解。莫鑫的《传播学视域中延边地区智新民居发展的探究》和卢迪的《东北满族民居的文化涵化研究》用更加明确和逻辑的传播学理论来研究民居的发展，与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地理学对民居风格研究中那种“想当然式”的传播观念完全不同。闫璐的《吉林乌拉古镇聚落空间结构形态研究》则是借用了考古学中聚落的概念，将民居置于更大范围的空间结构中进行讨论。为传统民居的保护、规划、利用等研究方向提出新的思路。以上这些尝试都十分值得进一步深入下去。

四、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民居研究：

东北地区虽然号称几千年历史，但是有迹可循的历史遗存相比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要少很多，现存最古老的遗迹建筑能够上溯到渤海国时期。保存至今的古代建筑以辽代和明清为主，并且以宗教建筑居多。近代建筑则以名人故居和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为主。这些具有特定性质的建筑在文化遗产研究当中更适合用于历史建筑研究，而对民居研究的直接帮助不大。民居研究更多求助于近代建筑。尽管如此，鉴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决定的，宗教建筑与民居都具有同样的时代特点，因此这类历史建筑研究对民居研究还是有辅助作用。

东北传统民居的文化遗产研究有明显的历史学印记。这也是希望尽最大可能的保护、利用、研究现有的历史建筑遗迹这种想法的一个体现。近十年来，发表了许多关于历史建筑研究的论文，研究对象涵盖了宗教建筑、陵墓建筑、桥梁建筑等。其研究方法通常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与现存历史建筑遗迹相印证，再结合其他地区相类似的建筑遗迹，或考证源流，或辨析风格，或论述文化价值。比如丁、刘翔宇、张思锐合著《辽代建筑分期略论》，梁莹的《盛京三陵的文化价值》，才大泉的《阿城清真寺建筑艺术特点》，李仁志、田月华、李训良合著《辽西金代古桥考》等。这些文章当中不乏相关文博部门研究人员的职称论文和应景之作，字里行间也隐约透露着一股王婆卖瓜的自豪感。然而，相比中原地区，东北历史建筑受到的关注本来就少，因此这些文章即便有滥竽充数之嫌，也仍然代表了一种声音，不能轻易忽略。

另一方面，东北地区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涌现了很多重要人物，相关的纪念建筑存世不少，而这些对民居研究有重要意义的近代建筑受到的关注还不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杨瑶、张辉、李晶会合著《东北现存四合院建筑的典范――彭公馆》，王子璇的《萧红故居的意和美――浅析东北传统民居的形制和特征》以及刘威的《建国初期的建筑文化变迁――以为中心》。其中刘威的这篇论文视角比较独特。他并不是通过建筑实体来研究建筑的变迁，而是从文化入侵的角度，通过对时期的一本期刊进行研究来考察日本的侵略给东北民居建筑带来的影响。

除了历史学研究，另一类文化遗产研究是从建筑学着手。虽然民居的定义不得同于建筑，但是不存在没有建筑的民居。民居研究的内涵最核心部分仍然是建筑学研究。这也是目前东北传统民居文化遗产研究的主要阵地都在各理工类高校与建筑相关的专业当中的原因。建筑学研究相比历史学研究更关注民居的营造方式、布局结构、施工技术或建筑类型等。典型的有周立军教授及其学生的一批论文，如徐冉的《渤海上京宫城第三、四宫殿复原研究》，李同予的《东北汉族传统合院式民居院落空间研究》以及常慧的《东北传统民居文化生态研究》等。除此之外，牛笑的《从类型学的角度看东北民居的发展》是运用建筑类型学研究民居的代表。

五、东北传统民居研究的不足：

近十年来，东北民居研究一直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从各个方面填补东北民居研究的空白。但不足仍然存在。在关注的问题方面，对不带有地域、民族等东北特质的通识性问题关心不多。比如民居起源的起源问题。目前，很多学者认为民居的起源于定居和农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东北的少数民族都是从游牧和渔猎发展起来的，他们的民居是否能够代表另一种民居起源的形式？民居的出现需要具备哪些必要要素？类似的问题如果置于东北的民居特点下进行研究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在关注的对象方面，对民居整体进行研究居多，对局部进行专门研究较少。东北传统民居当中，有很多重要的局部十分具有研究价值。比如窗，大家都熟知的东北三大怪之一――“窗户纸糊在外”。它说明窗是东北民居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局部，但是关于窗的专题研究却很少。再比如炕。炕是东北民居内部结构的核心。它具有寝卧、取暖、待客、烘干、盛放等功能，这些功能直接影响着东北民居的建筑布局以及东北人的居住习惯和风俗。如东北传统民居居住空间大，待客空间小或者没有。中原和南方民居中的堂屋在东北民居中被弱化甚至取消，就是由于堂屋的待客功能和供奉祖先功能被炕取代了。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东北城市中的楼房公寓仍然是卧室大，客厅小。这与东北人世世代代养成的待客方式――“脱鞋上炕”有直接关系。东北现代城市化的民居与传统民居最大的区别就是炕的消失。进而，

这些民居中的居民的生活习惯、风俗和观念与仍然生活在传统民居中的人反差正在逐渐拉大。可惜的是，对于炕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比较重要的文章有华阳的《东北地区古代火炕初探》。

在方法论的运用方面，虽然已经有多学科的融合，但是仍然缺乏国际上应用较多的功能论、系统论的方法。民居形成、发展、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单从经济、环境、文化的某一方面都无法详尽地解释。如果将民居看做一个各种功能需求综合而成的系统，就可以将各种因素作为变量进行研究，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会更加全面。但是，任何一种方法论的应用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将现象研究上升为理论研究更需要整个学界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张驭寰.吉林民居.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

[2]汪之力，张祖刚.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山东：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3]孙大章.中国民居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近代建筑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近代建筑；北戴河；老别墅；社会化；功利性

0概论

1O0多年前在中国相继出现了四大别墅区：河北的北戴河，江西的庐山，浙江的莫干山，河南的鸡公山。到目前保存下来的别墅有2000多幢，其中北戴河最多。当时盛极一时的北戴河与夏威夷齐名，被称为“东亚避暑地之冠”。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传教士、外交官员、富商大贾、学者名流，都曾在北戴河购买土地，修建别墅，为后人留下了一个蔚然壮观、风格各异的世界建筑群。傅作义、何香凝、张学良等一代名人都在此占有一席之地。建筑风格包括维多利亚式、罗马式、拜占庭式、东洋式等。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仅北戴河的名人别墅就达719座。其中等外国人的别晕就达482幢，成：勺仅次于庐山的中国第二大别墅区。但由：F百年来的风雨剥蚀和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这些不可再得的名人别墅已遭到严重的破坏和蚕食，目前仅存下l3O余座。这已经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近年来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在积极努力的以各种形式，对这些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近代建筑进行着分类保护。

近代建筑由于“现代化”全方位冲击导致的消亡或蜕变已成为无以回避的话题。虽然近代建筑的保护问题已经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它的保存无论在理念上或体制、内涵、形式、规模等操作层面上都有了新内容。所以中国近代建筑的保存除了专业的博物馆式保存，值得关注的还应有社会化的保存形式。这里的社会化保存指通过一定的社会群体、组织进行各类灵活性的保存。近代建筑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需要在时间的长河中演绎自己独特的生命力。近代建筑的社会化保存的优势在于走出历史的局限，给逝去的“历史”予以复活；在于进行选择性的利用和修缮，使近代建筑某部分特殊价值得以彰显；在于普及社会性认知，像金字塔的底座一样为近代建筑文化更深层次的继承和发扬铺就更为坚实的基础；在于馈赠深厚的文化精神滋养及至为今人提供身心利益；在于促进日益频繁的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建造和谐社会。

1社会化保存的功利性特点

近代建筑的保存并非学者的理论性憧憬所能为。在中国，它曾经借助行政手段给予扶持，而当计划经济改制，中国社会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近代建筑的保存面临的是适者生存。在近代建筑越发不复存在但却需要获得保存的今天，它必然具备一定的前提。这一前提就是功利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代建筑的保存又轮回到如同其产生是出于生活需求的层面。近代建筑的社会化保存无可回避的要受制于功利性驱使，如：

1．1作为文化品牌保存

当现代文化肆无忌惮地吞噬着一切传统时，文化遗产问题也日益得到世界性注目。将近代建筑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自觉加以保存毕竟是少数有识之士之所为，而将近代建筑作为品牌加以保存，却有望成为种时髦的普遍性举措。地方上的政府部门、志士能人若能强化品牌意识并将它与这一珍贵的文化遗存相联系，就会采取一些断然措施加以保存。北戴河典型的案例如：坐落于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东经路6号，黑龙江老干部疗养院内的“何香凝别墅”，是河北省重点保护的老别墅之一。此别墅由日本人东金草燕建于1942年，建筑面积440．94m2，建筑风格为日式。因何香凝女士多次在此居住，故称“何香凝别墅”。此别墅曾因常年闲置，多处失修。2007年天洋公司斥资260万元，聘请设计单位，委托专业装修公司，历经近一年的时间，在妥善保留和维护建筑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对别墅室内外进行了恢复性修建，并设专人负责别墅的日常维护，妥善保护了建筑文化遗产。现在，此别墅作为“天洋文化传播基地”又肩负起了新的使命，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传播着新的企业文化。修复后的别，重现了昔日庄重和典雅的风貌。

1．2作为经济资源保存

当外部世界的市场经济链条已拉动，人们纷纷朝着“小康”的路迅跑时，北戴河政府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势，科学布局，合理规划，秘极谋划还建设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努力搭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平台，吸引各类文化创意业入驻。径这场普遍性的资产“变卖”中，濒临消亡的近代建筑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了客观的保存。北戴河典型的案例如：北京工人疗养院“五凤楼”。五风楼属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一字排开的五幢别墅，人称“五凤楼”，是清末民初我国著名实业家周学熙先生的次子周志俊在天津经营美商平安公司期间，为他的五个女儿修建的避暑别墅，别墅为欧式风格。政府已办理完成五凤楼的租用手续，并对供暖管线、锅炉等基础设施进行了改造，现已有5家文化创意企业正式签署了入驻协议。年可实现税收1000万元以上。

1．3作为旅游情趣的保存

北戴河从2001年开始推出的“北戴河名人别肇游”已正式向厂‘大游客开放，并迎来了络绎小绝的中外游人来到一幢幢古老的别墅前，追寻名人的足迹，聆听名人的故事，欣赏中西合璧的建筑艺术，感受百年历史的沧桑巨变。名人别墅游的开放得到了中央及地方各级媒体的关注与报道。

已经开放的老别墅包括“李四光别墅”，这是位于国土资源部疗养院内，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居住过的别墅。这幢别墅建于2O世纪初，风格中西合璧，建筑面积达575m2。这幢别墅原为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徐世章的产业。他去世后，其家属遵其遗嘱，将全部收藏无偿捐赠给了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幢别墅收归国有，中央人民政府将其划归新建的地质部疗养院；“东岭会教堂”位于河北省管理处院内，这幢建筑是原美国东岭会在北戴河所设教堂，始建于1898年，建筑面积250．49m2，分上下两层，主要建筑特点是色彩淡雅、工艺别致、布局合理，取材为联峰山的花岗岩，墙以粗毛石砌就，朴素坚固屋顶石瓦特点尤为突出，是由天然色彩的石片经修葺铺成并排列出花纹；“马海德别墅”位于东经路市政府招待所院内，建于2O世纪初，建筑面积484m2。这所别墅的原房主是奥地利人白兰士，它是典型的四面廊构造，廊是北戴河别墅的一大特点，也是欧式居住建筑的主要特点，它是人接触自然的主要场所，日前，像这种四面廊的构造，在北戴河现存别墅建筑中已不多见，所以说这是一所很具代表性的别。国际主。义白衣战士、著名的医学专家马海德医生曾在此长期居住；“顾维钧别墅”位于国务院管理局所属的中海滩宾馆院内，建于20世纪初，建筑面积472．78m!。它原列为中海滩l号的别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外交家颐维钧先牛的避暑之所。这是一座典型的欧式建筑，别墅分为两层，四面围廊旱封闭状，与庭院绿树构成美不胜收的景致；“傅作义别墅”位于国务院管理局北戴河服务局友谊宾馆内，建于1900年，是保持最为完好、最有以前遗风的一座北戴河老别墅。这座充满维多利亚式风格的建筑，建筑面积692．5m2。原房主为比利时人布吉瑞，1954年国务院的外国专家局从其手中购得此别墅，供中外专家暑期休养使用。为北平古城和平解放立下千古功勋的民族功臣的傅作义将军曾在此居住过。

2、社会化保存的多元化特点

现代化社会的急剧转型使得近代建筑以其不复再生的特质为不同需求的不同社会群体或个人所利用，近代建筑的保存方式相较于新中国建立以来无论是政府的或民间的模式，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如：

2．1再开发式保存

北戴河过去由国家单一管理的近代建筑日渐荒漠化、学术化以及因天时地人等多种因素制约形成的多方不同需求的今天已经有供不“合”求的局限，故地：方性极强的近代建筑私营化逐渐兴起增多。

位于北戴河安二路5号，水利部北戴河疗养院内的“瑞士小姐楼”又名乔和别墅，建于20世纪20年代，坐北向南，为地下一层，地上两层，毛石基础，墙体为砖砌水刷石贴面，局部为毛石垒砌，木质粱架，铁瓦屋顶，欧式堡垒建筑，建筑面积1062m2，建筑物高ll米。瑞士驻华领事乔和在北戴河建造了这幢避暑别墅。该建筑造型独特，占地面积较大，有附属花园，园内种有珍奇花木，环境优美，是目前北戴河优秀近代建筑。新中国成立后这被国家水利部收管，期间曾办公也曾作招待处用。近年，主管部门投资700余万元修缮小楼，专门对外出租。过去入住这里，只需数百元，现在暑期一天费用高达4．8万元。按栋整租的还有属于友谊宾馆的傅作义别墅和位于中海滩一号的顾维钧别墅，一天租金约为五六千元左右。

2．2旅游景点式保存

在l9世纪20年代，一个德国园艺师在北戴河自建了一栋形式怪异的别墅，因其建筑结构和形式都独具特点，在当时的北戴河成为大家观光猎奇的去处。“”期间此建筑被毁坏推倒以致遗址也不复存在，但因其特殊性留下了许多的资料，九十年代北戴河区政府根据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另择其地，为其重新翻建并将其定位为旅游景点开发，这次翻建因考虑建筑性质的特点，地点选择交通方便，视觉通透的北戴河旅游巴土必经的联峰路，在建筑形式上也结合观光游览的性质做了一些调整，成为了令天我们看到的北戴河代表景区之一“怪楼奇园”。

2．3民俗式保存

拥有蓝天碧海和金色沙滩的北戴河，历来是北方的避暑胜地，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的游人。北戴河的部分别墅现在可以参观部分也可以入伟。有8O多幢名人别墅成了寻常百姓下榻的地方。但多半都可以是单间租用，或按床位收费。另外精明的北戴河人悄然开始了“别文化”的开发和利用。有的请画家把别墅素描出来印成T恤衫；有的照别墅制成模型、纪念章、书签、明信片；有的正在精心策划和设计，还推出了许多更有别墅特色的文化产品。

3、由北戴河老别墅的社会化保存引发的思考

近代建筑是文化领域中最具有时代性、社会性和民族性的因素，整体而又集中地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时代精神、民族传统、地域特性以及社会的价值取向，北戴河近代建筑所反映出来的空间与时间关系，其深度和广度是其他文化载体所无可比拟的。近代建筑也最能代表城市发展的历史，在城市进化过程中最具有历史和建筑艺术特征的也是近代建筑。它们是城市风貌特色的具体体现，是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资源。

正确处理好建设与保护的关系，是加强北戴河近代建筑保护的关键。在当近代建筑的保存只成为一批遗老遗少的呼救声时，它是苍白无力的；只有当它转化为社会性自觉行为，它才能真正发挥效用。社会的自觉行为受制于功利，北戴河老别墅的社会化保存正面临着一个较好的生机。

城市更新的同时，保护在近代建设史上有一定地位、具有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优秀近代建筑和能代表城市特色的建筑。保护其原貌、改造其功能。使新旧建筑之间在风格、色调、建筑界面上相协调，整体格局达到和谐。同时按照经营城市的理念利用好这些史文化资源做好文物旅游开发等项目。结合城区改造，采取逐步整治的方式，注意保存老别的外貌及特色，在保持原有建筑格局、外观的前提下，引进和采用现代化生活设施和市政设施，以适应当前生活的需要。调整部分文物建筑的使用功能，使其具有新的价值。已对外开放的近代建筑应进一步丰富其内容，形成可供对外参观的人文景观。

近代建筑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近代天津；租界建筑；地域文化；地域色彩

〔中图分类号〕 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3）01-0079-05

0 引言

《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一书四册，以建筑功能分类为公共建筑与居住建筑各两册，涵盖了天津本土存在50年以上并能够反映时代特色与地域特征的各类建筑。“2005年的《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实施后，依法确定了5批746幢、114万平方米的历史风貌建筑” [1]。《天津历史风貌建筑》系列丛书是对其中的158处历史风貌建筑的历史人文背景和建筑特色进行了详细解读[2]，从书中可以读出天津市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点点滴滴，现存的保护建筑就是对保护工作成果的最好证明。从书中列举的建筑来看，天津的历史风貌建筑大多还是近代西洋建筑风格为主，论文选取书中租界建筑为研究对象，透过其保存现状及历史资料的记载，探寻天津独具特色的近代租界建筑所体现出的地域文化及地域色彩。

一、中西文化碰撞下的天津租界

建筑的风格形成

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两种文化之间接触时会产生相互交流渗透的现象，无法在维持其原有的文化形态，彼此之间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几乎是在各自封闭的环境条件下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形成两种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并一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实际上就是由文化冲突过渡到文化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中西双方的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有“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两种模式，发生在近代天津以“被迫接受”带来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明显属于后者。就近代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讲，本土文化在接触到异域文化的最初形式是暴力而非和平的，近代的文化交流是在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和中国反侵略的动荡政治背景下进行的交流过程，清王朝被西方列强以武力逼迫开始的通商开埠，西方文化的传入是以经济侵略为后盾，带来了文化交流的平台：开埠通商、设立租界、公派留学、接纳传教和建立近代报业等形式，实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构成，李允先生在《华夏意匠》中提到：“某一时代整个社会倾全力去建造的有代表性的一些重大建筑物，必然反映出当时最高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水平” [3]（17）。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建筑风格，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产生了独具一格的近代租界建筑，外来文化赋予了建筑丰富的形式特点和设计理念，成就了中国土地上衍生出的中西文化交融思想下创造出的近代租界建筑，突破了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建筑一统天下的局面，促进了中国建筑文化发展。

中国传统建筑随着封闭的长时间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完整的传统建筑体系，建筑形式、建筑技术和建筑类型与西方建筑文化截然不同，成为两种相对独立的建筑体系。从中国进入近代时期开始，这种单纯的文化环境最终被打破。随着通商开埠和各国租界地的设立，大量西方文化涌入天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近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大量涌现的西方建筑。租界地的建设，使得天津近代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受到租界文化的影响，这也是天津接触西方文化的直接途径，也比内地其他城市更早更多的认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各个租界里出现了一些西式建筑，其建筑风格和形式与天津旧城区传统建筑大相径庭，也打破了天津原有的中国北方传统建筑风格的格局。近代天津城市中出现的西洋建筑，是当时西方建筑设计中流行的各种建筑形式，各国租界在营建过程中实施建造的建筑，能够体现出租界所属国家的建筑文化特点、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等，在与天津地方文化、气候特点、材料运用、施工工艺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近代天津城市独有的建筑风貌。

（一）租界中的西式建筑特色群落

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天津先后建立了九国租界，各租界都是自行管理的“国中之国”，彼此之间不考虑协调配合，各自营建，以本国的利益为基点进行建设，有独立的管理机构，这样的建设虽然对天津城市的发展有所推进，但各租界各成系统，没有统一的管理和规划，城市建筑物杂乱无章。例如英租界在一些地区内“严格规定必须是外国式建筑，营造计划必须先送工部局批准，对房屋的取暖、采光、卫生、安全及与街道环境的协调绿化也有详细的明文规

定” [4]（361-362）。意租界地区规定凡临街建筑物形式不准雷同等等建设要求，各租界基本以本国风格建筑为基准，为适应天津的气候和风土，多少做出一些改变，再加上建筑工人均为中国人，可以理解为租界地建筑是使用中国本土的建材和工匠，来建造西式房屋。

租界地建设期间，各租界内都陆续营建了先进体面的大型建筑，银行、洋行和商场等建筑林立，风格各异；英、意、法租界都规划有高级别墅住宅和新式里弄住宅，借鉴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多种布局方式，且中高级民宅中卫生取暖设施一应俱全，建筑周围还有花园绿地；租界内街道密度大，四通八达，道路铺设柏油或混凝土路面，主要街道设有路灯、通夜长明，一派西方近代城市景象。

（二）介于中西风格之间的天津城市建筑形象

租界区在不断建设扩张，而天津老城区却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元气大伤逐渐衰落，加上1902年袁世凯接管天津后开辟的河北新区，与老城区和租界区三者共同构成一段时间的城市平衡发展格局。开埠后的天津城市形象，已不再是原先的“令人惊叹的南北物资交流枢纽” [5]（18）、“京师的储运中心，也是整个河北地区的仓储中心” [6]（124）。因历史原因由诸多移民组成的传统天津城市，其本身的城市文化就呈现多元性，导致天津人民的文化具有包容性强且本土文化底蕴不深的特点，在因租界开发建设接触到西方文化影响后，本土文化自然趋向对西方文化的好奇、触碰、交融和互相渗透，从而形成了近代天津城市建筑介于中西风格之间的形象特征。例如少数几座近代新增老城厢建筑――天津家之一“益德王”王奎章家宅在主体中国传统式建筑中，局部装饰采用了中西合璧式的廊柱（图1），以及大门上方的椭圆拱券石材雕花（图2）。作为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英租界的庆王府，其建筑外观采用西洋风格，与中国传统琉璃栏杆交相辉映，建筑内部的房间安排按周边式设计，采用明三暗五对称式排列，这其实是一种四合院模式的变体；为适应当时的西化生活，室内设有宽敞的共享大厅；门窗玻璃采用的是以比利时工艺雕琢的中式传统花鸟纹样（图3）；庭院花园的布局、太湖石和凉亭（图4）这些也都是中国传统园林设计手法。

二、租界区建筑外立面材质中体现的地域文化与城市色彩

天津城市从明朝天津建卫至开埠之前，一直以传统建筑的模式平稳发展，材料的选择也是遵循了中国北方的传统建材，以砖、石材、木为主要的材料进行建筑活动。“天津卫城初建为由土筑，因而不能持久。大约到了弘治初年以颓圮不堪，弘治六至七年，委都指挥使陈达用砖包砌，并在四门之上构筑城楼” [7]（53），如今的鼓楼建筑依循了旧建筑的形式为青砖砌墙，灰瓦顶，门窗等建筑构件则为木材质刷红褐色漆；一般的民居为四合院形式的平房建筑，以朴素简洁的清水砖为墙面或灰砖砌墙，屋顶为灰陶瓦，门、窗、柱等构件则为木材质涂褐色或黑色漆（图5），是典型的北方民间色彩，集合这些材质，共同塑造了天津旧城整体呈一片朴素的灰色调。清末民初建成的通庆里（现天津文化街内），建筑装饰融入了西洋建筑符号，因为靠近老城区，建筑依然保持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青砖外墙，灰瓦坡屋顶，这点也可看作是环境色彩辐射作用的体现。

相比天津旧城区的单一灰色调，租界区内的历史保护建筑的色彩要丰富许多，这与西方建筑思想带来的各种建筑材料及其运用方式密切相关。租界建筑是由各租界自行营建，风格各异，规模较大的租界区内还形成了商业区、金融区和居住区等西方城市规划的雏形，例如英租界内的五大道地区成为高档住宅区，区内建筑红砖使用普及，形成了和谐统一建筑色彩（图6）；英法租界区内的中街（现解放北路）开设了各类银行、洋行等，形成了金融一条街[8]，街道两旁高大的银行建筑选材考究，多以花岗岩、大理石等天然石材装饰墙面或柱子，精美奢华，天然石材的自然色彩与混凝土的灰色也成了该区的主要色彩。另外，清水红砖墙搭配灰色石材或浅色水泥墙面的搭配也是租界建筑的用色主流，如原天津工商学院、南开学校范孙楼、原天津公学等不胜枚举。在对近代历史保护建筑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从立面材质的色彩可以看出与周边当代建筑明艳的涂料墙面或光滑的饰面砖相比色调淡雅清新，即便是清水红砖的色彩也是柔和的暗砖红色；混水墙或水刷石等立面材质粗糙，建筑色彩为浅灰色系的材质原色，整体感觉朴素大方，散发着历史的沉淀感和时光印记，同时也体现了天津的地域文化与城市色彩。

三、西洋风格建筑中的天津传统文化元素

天津传统建筑中，很多大户豪门喜爱将砖雕、木雕和石雕作为装饰运用到住宅中，以显示身家富有。富商豪门在打造住宅时也是不吝钱财的，怎样舒适华丽怎样营建，从庭院到大门，从厅堂到内房，雕刻艺术可以运用在各式建筑构件上，如照壁、屋脊、柱础、挑檐梁柱等等，在图案方面还广源吸收南北方各地的艺术特色，建筑的装饰纹样十分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津的砖雕石刻艺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天津近代租界建筑以极其丰富的样式风格和建筑空间展现西方建筑文化，在查阅文献和现状调研过程中，作者发现很多租界建筑，会将天津传统文化表现之一的砖雕石刻技艺作为建筑的装饰细节部分融入其中，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丰富了建筑的立面造型，也表现出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建筑情趣。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也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由于在建造近代租界建筑过程中，所雇用的建筑工人是当地的工匠，这些工匠并没有接受过西方建筑教育，建材运用的也是本土材料，因此在建筑的装饰细节上，工匠们透过自己的想象，创造出许多带有天津地方文化元素的西洋建筑装饰，习惯性的将天津传统建筑特色中精美的砖雕和石刻艺术运用其中，“无论是紫竹林教堂上的石刻还是哥德式的望海楼的砖雕花纹，都表现了中国佛教的莲花、珠宝和传统的万字图案主题。精美的雕工手艺是天津旧城遗韵中天津手工艺术在洋教堂上的发挥” [9]（153）。这些砖雕石刻装饰使得西洋建筑上或多或少的刻上了天津的地方文化印记，这种天津地方建筑文化特征与外来建筑文化的交相辉映正是近代天津建筑的独特风格所在。

四、结 语

《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一书展现了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工作的卓越成果，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天津租界建筑的历史背景和建筑特色进行解读，选取的案例也是能够反映出天津城市文化特色的代表建筑。随着时间的流逝，近代时期的建筑距今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之久，近代租界建筑的风格也打破了天津传统城市风貌，其文化影响作用甚至延续至今并成为了天津的城市特色，如今当代新建筑中可见遍街的欧风线脚、坡顶窗套，无不是对西式风格建筑元素的现代演绎。现存的一些被列为“历史风貌建筑”被保存下来进行修复，也依然不能避免现代化的沾染，有的历史保护建筑采取原有材质的基础上覆盖现代材料使之看起来“焕然一新”，磨灭了近代建筑表皮在历史长河中产生的沧桑感。论文希望透过对中西方文化碰撞下产生的天津近代租界建筑研究，探寻其中所蕴涵的天津地域文化特色，及透过建筑材料的选择运用所体现出的地域色彩，找出其中值得现今建筑从业人员追溯和继承的建筑文化内涵，了解近代天津的“历史情感”，希望为未来天津建筑活动中地域性特征的形式体现做出文化探究和理论研究总结。

〔参考文献〕

[1] 吴延龙主编.天津历史风貌建筑 公共建筑卷一 [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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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允.华夏意匠[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4]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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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丁匙良，沈弘译.花甲记忆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8] 李睿.重庆近代金融建筑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6 .

近代建筑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亨利・墨菲 中国近代 建筑形态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近现代民族建筑形态探索与过渡性研究”（项目编号：15JK1558）研究成果。

引 言

中几千年以来建筑形态的发展都基本延续着固定的程式，从未脱离开自身传统建筑理论，每一阶段都有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但当中国国门自近代被迫打开之后，面对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中国建筑师开始了反思，外来建筑师开始了尝试，中国建筑开始试探性的转变。传统建筑文化探索、求变、复兴成为了这一时期实践的最重要的观念与方向。

时代背景

伴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特殊历史背景下，由于西方入侵后教会传播策略的需要，“国外基督教及其传教事业受到了资本主义原殖民主义和资本原始积累的推动而日益兴隆。各个教派相继派传教士闯入中国，随之也带来了西方的建筑理念”①。西方建筑师开始利用建造教会大学校舍进行中国建筑民族化的探索，这也是西方专业建筑师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最早尝试。将中国传统的建筑构成要素运用于西方教会建筑，确实是始于西方建筑师，“这种将西方建筑形式同中国建筑形式相结合的生硬模式成为了最早的中西建筑交融的开创性尝试”②。由于此时的中国本土建筑师或留洋学生刚刚开始从事建筑事业，时代就给了西方建筑师在中国施展个人能力的特有机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

亨利・墨菲在中国的代表作品

1.教会大学――长沙雅礼大学整体规划及建筑设计

义和团运动之后，一部分在华基督教会调整传教重点并重视教会大学的建设，在教育方面开始投入精力及资金。墨菲抓住这一机遇，为在中国各省传教的基督教会陆续规划设计了多所教会大学校园及建筑。

湖南长沙雅礼大学是墨菲到中国后的第一件作品，雅礼大学从前期就明确了需要的建筑风格，即“在保留中国建筑遗产的基础之上将现代社会的建筑理念融入其中”。雅礼大学校方希望墨菲建造一所比以往的教会大学更加中国化的校园。校园采用东西轴线围合式布局的形式，建筑样式为传统中式歇山式大屋顶，建筑结构用钢筋水泥结构体系替代了以往的传统木结构，柱子也是用混凝土模仿建造而成，中国式样的花格窗用铁件铸造，但也有遗憾之处。在模仿中国建筑大屋顶的同时忽视了支撑建筑屋顶重量的斗拱体系，中式大屋顶直接搭建在了西式平面之上。雅礼大学的教学楼设计，墨菲为了通风和节约内部空间在中国传统的庑殿顶上开了几扇老虎天窗，实用功能确实得到了提升，但是在建筑整体外部形态上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2.国立大学――北京清华学堂整体规划及四大建筑

清华学堂是1911年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成立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但其性质仍属于国立大学。墨菲于1916年受聘，为清华进行校园的总体规划，保留了原有的工字厅等少量旧建筑，还全部采用了西式风格为清华学堂设计了体育馆、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四栋建筑，被称为清华早期的四大建筑。这组建筑也为清华以后的建筑风格及校园规划定下了风格基调，清华大学以四大建筑为代表的一批早期建筑在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华大学二校门大草坪东边是一幢德国古典风格红瓦青砖的二层楼房，这就是清华学堂，是墨菲设计的清华校园中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1909年，是当时清华园内第一座“大楼”。

3.商业建筑――花旗银行中国分行

从1917年墨菲着手花旗银行设计开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墨菲几乎承担了该银行在华的所有项目。墨菲的设计素来以“传统复兴风格”见长，依然使用他惯用的折衷手法贯穿始终。

随着汉口花旗银行自身实力的增强以及资金逐渐雄厚，于是花旗总行开始筹备建设自有的办公楼。由当时汉口著名的魏清记营造厂施工，建筑风格属于简化的古典主义式样，建筑结构为钢混体系，门楣上镌刻着“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的英文，一层左侧另一个入口的上方刻有“花旗银行”的中文译名。花旗银行大楼现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花旗银行北京和汉口分行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开始的，因此，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必然很多。整体为砖石结构，外墙材料选用花岗岩和水刷石作为主要用材。“西方古典建筑的巨大廊柱可以表现权利的威严和基业的稳固，在近代银行建筑中得到广泛的运用。”③整个楼体做工精细，比例严谨，外墙坚固厚重，现在已被改建为北京警察博物馆。

亨利・墨菲与南京《首都计划》

北伐战争结束后国共对峙，次年成立了“首都建设委员会”，墨菲受聘为南京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建设顾问，负责主持《首都计划》工作。吕彦直等一批国内建筑师也同时受聘相助，吕彦直当时正担任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师，他作为墨菲的助手向其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首都计划》序言中称：“首都建设问题，遂亦为各方所瞩目，良以首都之于一国，固不为发号施令之中枢，实亦文化精华之荟萃。战国者，观其首都，亦可以衡定其国民文化地位之高下，关系之巨，盖为是也。”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首都计划》及其各种详图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开，这也是南京历史上第一部完整、正规的城市规划，还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城市规划。

在南京城市规划中，墨菲扮演了关键角色。《首都计划》作为城市规划，是中国首个按照功能理念来进行现代城市分区的，规划强调“发扬光大固有之民族文化”。墨菲设想将南京建设成一个真正中国化的首都，提出应该用“纯中国建筑风格来设计所有的新建筑，灰色的城墙花多大的代价都要保留，因为，这是中国的特征，如果拆除将是极大的错误”。

亨利・墨菲建筑设计的局限性

作为一个外籍建筑师，他一直想要呈现的是“完全中国本土化的风格”，但其建筑作品必然也存在许多的局限性。譬如，中国传统建筑基本都是南北朝向，而金陵女大的校园建筑几乎都为东西朝向，这种错误在后期南京大学规划中也出现过。其次，他的作品始终停留在利用钢筋混凝土构件来模拟中国传统建筑这样的初级阶段，虽然在模仿的程度上有所提高，但始终未能脱离固有的风格，在设计构思上也没有显示出创造力和创新性。他主持制定的《首都计划》，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相对于今天城市规划的概念定义而言，一个城市的产业扩展一定是需要纳入考量的，但是《首都计划》对于城市产业的构想和城市变迁的预见还是相对微薄的。

对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影响

不可否认，墨菲“中国古典复兴”式建筑的探索及实践工作很大程度影响到了中国近代的第一代建筑设计师。他从1918年起就开始为他的建筑事务所招收相关专业毕业的中国学生，这其中包括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吕彦直。吕彦直通过公开竞赛获得了广州中山纪念堂和南京中山陵的设计权，这两个项目被公认为是中国近代建筑作品中东西方建筑技术与艺术融合的代表作，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墨菲的“中国古典复兴”式理论的体现。

在此之后，中国第一代设计师学成归来，在建筑上就有了提倡探索中国“固有形式”的主张，开始进入了中国近代民族建筑史的发展兴盛期。这是中国自己的第一代建筑师掀起的“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讨论与实践热潮，是在接受西方现代建筑设计体制、技术、功能及其设计方法的基础之上继承中国建筑艺术之优秀传统，来创作符合中国民族建筑形式的作品。在这次探索中，出现了一批既满足新的功能结构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有号称岭南派包括吕彦直、庄永昌、葛宏夫、卓文扬、裘燮钧、李锦沛等建筑师的一批代表性作品，如中山大学、中山纪念堂、市政府大楼等。但西方建筑设计师对中国民族形式建筑探索的意义，仅仅在于起步较早且有首创的贡献，并不存在对中国民族建筑艺术水准的推动力，而中国第一代建筑设计师的作品才是真正以民族精神作为出发点的。

结 论

墨菲是一位顺应时代的设计师，他在华的工作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式传统建筑形态与世界现代建筑形态最早期的碰撞与融合。作为“传统复兴风格”的代表人物，他一直对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抱有极大的尊重和热情，并试图在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可否认他不仅对中国近代建筑形态的发展和转变有着一定的影响，对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师也有深刻的影响。但当中国第一代设计师陆续学成归国或历练成熟，逐渐开始崭露头角后，首批国外建筑师也就完成了其特定时期的历史使命。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悠久深远的文化也通过墨菲传递给了西方世界，亨利・墨菲某种程度上也担任了近代建筑文化交流使者的重要角色。

注释：

①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人民出版社，1985，第2页。

②董黎：《从折衷主义到复古主义――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演变》，《华中建筑》2005年，第53页。

③汤羽杨：《北京近代银行建筑》，《华中建筑》1998年1月，第16卷第1期，第112页。

参考文献：

[1]Jeffrey W. Cody（郭杰伟）：Building in China： Henry K. Morphy“Adaptive Architecture” （1914年―1935年）香港中文大W出版社，2001。

[2]董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珠海出版社，1998。

[3]张复合：《北京近代建筑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4]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董黎明：《教会大学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复兴》，《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6]方雪：《墨菲在近代中国的建筑活动》，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0。

[7]赵万霞：《从燕大到北大》，《建筑与文化》2007年第5期。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建筑环境艺术系（作者现在西安建筑

近代建筑论文范文第10篇

最近，在好朋友的推荐下读了赖德霖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此书主要是对于中国近代建筑史一些问题所做的专题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编是作者的博士论文的基本内容，从制度、技术、人才、教育以及美学思想等方面对中国建筑现代化历程的初步探讨。第二编的一个基本问题则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现代建筑”的历史。通读整本书以后，给我最大印象就是作者通过大量资料的收集和组织，细致而立体的还原了那个时代的基本政治文化语境，在这样的具体历史语境里重新看待和讨论这些案例时，很多以前觉得有些幼稚而难以理解的东西开始显得生动和可信，给人一种原来如此的踏实感。

其中尤其以第二编为主的几篇文章吸引了我的兴趣，将这几个专题研究综合起来看，则为我们重新全面生动的审视中国“现代建筑”的探索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这几篇文章分别是

《“科学性”与“民族性”----近代中国的建筑价值观》。在作者看来，“科学性”和“民族性”是近代中国对于建筑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解读，科学性强调建筑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方面，而民族性的追求则是近代文化和政治的要求。二者有时相互矛盾，有时又可共容，在探索中国现代建筑的过程中，不同人对于二者的不同认识和运用也形成了不同成果。

《探寻一座现代中国式的纪念物---南京中山陵设计》一文主要探讨在中山陵设计竞赛这一重要事件，众多建筑师是如何表达中国风格和共和理想的。作者通过对所选择的参赛作品作分析，分析这些设计的借鉴来源和设计手法。分析发现，身份、文化背景、教育状况不同建筑师对于融合中西则有不同处理方法。

另外，作者还对吕彦直获奖作品从经济可行性、与孙中山崇拜的仪式关系、以及作为国家纪念物的象征意义进行分析，阐释了这一作品的多层面的意义。“吕彦直的作品’简朴浑厚’，评判顾问们有次判断它具有材质上的坚定和经济上的可行性。它体现了’纪念周’和公祭这两种崇拜方式的圆满结合；体现了崇拜以为中国伟大领袖的一是功能与一些著名西式纪念物空间造型的结合；体现了中国风格的建筑形式与学院派建筑原理的结合；还体现了中国式陵墓的宏壮与现代公众建筑的开放性之间的结合。”

《折衷背后的理念---杨廷宝建筑的比例问题研究》一文视图解释学院派教育对中国近代建筑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在杨廷宝这位中国近代杰出的建筑师“中国风格”作品中的体现。通过对建筑形式，特别是对立面构图的分析，作者发现并证明杨的“中国风格”建筑手法，与另一位中国近代建筑师吕彦直一样，都是经过了西方学院派建筑构图法则的修正，体现了一种将西方古典构图原理的普适性与中国建筑的民族性结合的理念，以及用西方古典建筑的比例去规范中国风格新建筑的造型的努力。

《梁思成、林徽因中国建筑史写作表微》从文化语境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入手，证明了他们选择北方官式建筑作为研究对象的充足理由。另一方面，他们以机构理性作为主要判断标准，对中国传统建筑做出基本判断，并证明这一原则是中国建筑与西方古典建筑和哥特建筑的共同特点，同时找到了中国建筑与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共通之处，从而证明了中国传统建筑可以与西方建筑相比肩，同时在具有现时的时代价值。总的来说，梁、林的研究成果为他们建立一个“中国风格”的范式提供了理论指导。

《设计一座理想的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叙述与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辽宋风格设计再思》一文运用了图像分析的方法，详细对南京中央博物院各建筑元素进行考察，分析这些元素的形式来源。从分析可以看出，中央博物院主要参照了唐辽与宋初的多座木构建筑和《营造法式》的规范，参考来源很多，而设计过程则是一个“选择、修改和整合”的过程。在形式分析的基础上，做着进一步结合梁思成的建筑史写作分析了他的设计思想，之所以选择了唐辽与宋初建筑为主要形式来源，乃是由于其根据结构理性主义原则和艺术进化论思想所界定的唐辽和宋初建筑所代表的“豪劲”时期为中国建筑发展的高峰时期，同时又由于起“豪劲”之特性更符合那个时代亟需的强劲民族的动力，与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建设独立民族国家的期盼相符合。通过有形式分析到其后复杂设计思想的考察，以前被人们普遍简单化认识和批评的“复古”行为，不再显得那么荒唐和幼稚，而因为其深刻的原因---知识分子身份、教育背景和时代背景显示出合理性和必然性。

对于近代中国建筑师对于中国风格的探索，作者认为主要有两种：一种由吕彦直最早采用，又有杨廷宝发扬光大，他们试图将中国建筑的造型元素与体现于学院派教育中的西方建筑构图法则相结合，使得新的“中国风格”建筑在造型上同样符合西方古典建筑的比例原则。而另一种则以梁思成设计的中央博物院为代表，梁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发现它固有的构图规律，并以此建构他心目中的“中国风格”。

另外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做着在这些文章几乎都有强调的，就是当时的文化背景和政治气候。文化上，各个文化领域普遍遇到以科学为核心价值的西方文明的挑战，文学、绘画、历史等各个学科都有和建筑学相似的困惑和寻找出路的积极探索。另一方面，当时民族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流思想动力，文化建设又都以不同方式表达着知识分子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因而普遍表现出“科学性”和“民族性”的双重价值追求。

阅读过程中我一直困惑，从书中可以得知，从最早西式建筑传入，有人开始反思开始，到后来梁思成吕彦直等知识分子建筑师，对于中国建筑如何走下去这个问题上，都采用的是一种二分法----取西洋建筑建筑功能、技术方面的合理先进之处，而取中国传统建筑的造型元素和其文化象征性。我困惑于一向看问题整体而含混的中国人，为何在这个问题上，会这么截然二分的有此看法呢？传统文化中，作为器的建筑它显现为物质化的营造，而在道的层面建筑以及城市的布局都是作为制度的一部分，二者在器道的分离中便断裂开了，也因此，从来建筑学也就没有从器到道的层面一气呵成，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学科。在这样的文化惯性下，这种二分看法成为共识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文章中，赖德霖对于吕彦直、杨廷宝和梁思成的“中国风格”探索集中强调了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的动力。而巫鸿《美术史的形状》则提供我一个新的角度，把他们对于中国新建筑的探索放在艺术史之内来讨论，其合理性可以得到更好的论述。

巫鸿在这篇文章指出，耶鲁大学的库布勒教授提出了“连接性解答”理论。这个理论不再把艺术史发展看作一个又一个风格的出生-生长-高峰-消亡的“生物模式”，而把艺术史看作面对问题时做出的解答问题的各个链环构成的发展系列，“他把美术史塑造成一代代人们对形式和意义的积极寻求”。

接着，作者结合这个理论重新探讨了美术史上的“复古”问题。复古是个负责而常见的文化和艺术现象，“文学史和艺术史中很多革新实际是通过’复古’视线的。提倡复古这并非全然不变的恢复或回复古代，二是把将来折射为过去，通过对某种一是形象的回忆、追溯和融合视线一种的当代的艺术理想。”

这类’复古’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一是从现在设想过去的“返观的眼光”；二是对过去的重构和界定，有次确定“返观”的注视点；三是现时和这个过去点之间的“沟壑”，艺术家必须超越这个沟壑所造成的历史与心里上的差距，创造出古与今、新与旧之间的独特融合。

作者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梁思成的“中国建筑”，梁思成的中国风格建筑的探索符合复古的三个基本要素，而起动因又很符合“连接性解答”理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面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之下何去何从这一问题一种解答，即行为虽然看似是复古的，但立足点却是当代的，面向未来而非面向过去的。

这样想下去，中国古代文学、书法、绘画方面的以复古作为革新动力和来源的艺术运动则相当常见，这几乎是知识分子遇到文化困境时的最常见做法，而梁思成作为一个骨子里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走这条路则是很合情合理的。

虽然以梁为代表的近代建筑“复古”现象有各方面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其局限性则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文化面临困局时，他主动返观传统，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创新的灵感，但他们并没有一蹴而就完成中国自己的现代建筑的探索，这个为什么则是更难而更有意义的问题，值得继续思考。

参考文献：

[1] 赖德霖.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