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考察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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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历史考察报告篇1
关键词：国联教育考察团；民国；高等教育；演进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2-0064-05
1931年9月至12月由波兰教育部司长华尔斯基（M.Falski）、柏林大学教授卡尔・柏克尔（C.H.Becker）、法兰西学院教授蓝格汶（P.Langevin）和伦敦大学教授唐奈（R.H.Tawney）四人组成的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是近现代中央政府首次邀请西方学者对中国教育作“概括的考查，作系统的报告”的活动。[1]252考察团通过各种途径考察中国教育状况，在事后提交的报告书中检讨了中国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状况，并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检讨，为国民政府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重要参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探讨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与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之间的关系，对于梳理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而言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考察团来华考察的背景与
概况
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是在国民政府大举改造中国教育的背景下启动的。据1929年“三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案》披露，训政之初的国民政府对当时中国教育状况很不满，痛斥中国教育存在着“六滥”（即学校滥、办学人滥、师资滥、教材滥、招生滥和升学滥）和“四恶”（即教育成为个人造势的工具，浪费了师生的才气、增加了学生的欲望及增加了分利失业之徒）等问题。对此，《决议案》指出各级政府须抓紧“救治”，“以三民主义之精神，融化东西文化之所长”、“矫正从前教育放任主义之失，而代之以国家教育之政策”。[2]此决定宣示国民政府将改造中国教育。尔后，教育部一面着手改造事宜，一面借鉴西方经验，以使中国教育“融化东西文化之所长”。当时，以胡汉民为代表的政府高层认为中国教育的“放任主义”问题是由教育界人士片面学习美国引起的，他们更欣赏欧洲教育经验。[3]故1931年三四月间，教育部、行政院分别致函国际联盟秘书处，请求委派欧洲专家来华考察。于是，同年9月，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
按国民政府邀请之意，考察团来华是为了帮助“拟定并实施中国政府所颁布的改造中国的计划，以期促进中国教育制度之改善”[4]1。据此目的，考察团于1931年9月至12月间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杭州、镇江、无锡、广州等地考察教育管理体制、学制系统、教育财政、教学组织、各级各类教育、师生关系等方面情况；并于1932年出版总计15章222页的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该报告检讨中国教育状况，提出不少改进建议。如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小学教育普及率太低，小学生多是富家子弟；中等教育方面则未重视职业教育。针对于此，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应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在中学开设职业技术课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有着不少问题，国民政府痛斥这些问题是造成国家缺乏建设人才的主因，故考察报告第三章对高等教育作了份量较重的检讨，篇幅约计58页。
而对考察团的检讨，政府高层和教育界人士很关注。如在考察报告撰述完毕后，戴季陶和朱家骅两位政要为之作了序，蒋梦麟[5]、任鸿隽[6]、李建勋、罗廷光[7]、廖世承[8]、张佛泉[9]、尚仲衣[10]、黄问歧[11]、章光涛[12]、许恪士[13]等人撰写了评论文章。从这些文章看，当时政界人士的褒奖较多。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称赞考察团提交的报告书“对于各级教育之制度方针与乎其内容之剖析”，有着诸多精到处。[14]教育界人士对考察团开展的考察则提出了批评。如认为考察团仅在中国东部地区作考察，考察范围有限；认为考察团开展的检讨意在推动中国教育欧洲化。不过，在考察团检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界人士不吝赞誉。1933年，署名为“青士”的学人撰文说，考察团提出的意见很有价值，值得参考[15]。同年，李建勋说，除大学教授由教育部任命以及取消学分制的建议“尚有讨论余地”外，考察团提出的其他建议“均为改良吾国大学教育之良策”，倘若政府当局“照此方策进行，则吾国大学教育不能蒸蒸日上者，吾不信也”。[1]167事实上，国民政府在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时的确参考了考察团的意见。
二、考察团对中国高等教育状况的检讨
如前所述，国联教育考察团重点考察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并在考察报告第三章中作了检讨。其中，该章第二、三节批评了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高校间缺乏分工合作、课程设置不合理、学分制实施不当、教师聘任不规范、招生缺乏严格标准、过于注重讲授法、教材内容过于西方化、学生太过放任等问题。第四节提出了设立全国大学会议、促进大学间分工合作、加快发展理工科学校、以考试制代替学分制、规范教师聘任、成立大学教授会议、组织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试行大学毕业考试、厘定大学课程标准、编写本土化的大学教材、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等建议。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较系统地检讨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在检讨时，考察团依据国民政府希望加强调控教育及增进中外教育交流的意旨[4]1，积极引介欧洲教育经验。如考察团建议由大学教员、大学行政人员、社会知名人士及教育部官员组成全国大学会议，并由该会职掌“决定各区域应设国立大学之数目及种类”、“大学教育经费之分配，并规定付款之条件”、“校长及教授之委任”、“厘定关于人员之安置，教职员之薪俸与进级”等事务。[4]194-195该建议就把英国设立大学拨款委员会及法国设立大学评议会的作法介绍到中国。[16]考察团建议中国大学取消学分制，实施毕业考试，考试及格的学生“方能毕业”，该建议则与英、法、德各国推行的中学毕业考试制度相近。[17]1-2
从检讨的内容看，考察团看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有针对性。如考察团对中国大学分布失衡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大学分布“杂乱无章”，东部地区高校过多，而其他区域的学校较少；“在同一区域内常有多所大学，诸大学间亦无合理之分工”。考察团认为，这种不合理的高校分布如不消除，“有效之大学制度实无从兴起”。[4]160-196从1931年的情况看，考察团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这一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有76、21、8所高校。其中，上海一地就有23所高等院校，超过西部各省总和。[18]
再如，考察团检讨中国大学课程的问题也是一个突出例子。报告指出：中国大学课程有三点问题。第一，用学分制组织课程，使得课程支离破碎，学生的学习缺乏整体感；同时，一些学生拿满学分后，即以能毕业为由，“将该学科束之高阁”，不再认真学习。[4]178-180第二，许多大学将某一学科分为“若干不同之学程”，希望把该学科的前沿成果介绍给学生，这使得基础科目未受到重视。[4]180-181第三，许多大学教材过于西方化，这将使得中国“民族文化必致堕落”，使得学生脱离本国实际。[4]181-184考察团遂建议中国政府应重视基础科目、推动教材本土化。[4]205
此外，考察团对中国大学招生的批评也很有见地。报告指出，中国大学招生缺乏统一标准。如“被此校淘汰之学生，往往因他校之条件不甚严格，得以考入肄业，若再被第二校拒绝，尚有第三校可以收容”，这种招生办法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大学为了招满学生，降低招生标准；这使得教学工作“降格以适合学生所能达到之水平线”，进而大学的办学质量下滑。其次，由于招生标准宽松，许多入校学生不合格，他们也不认真学习，学校就无法培养合格人才。鉴于此，考察团提议，中国政府应试行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以提升大学生质量。[4]174-175具体作法为：管理上，“教育部特派之大学教师及教育部代表组织一委员会主持”，并由该会“确定录取标准”；考试上，政府部门把“投考一切国立大学之学生于一处而行之”，或“分大学为数组而行之”；录取上，“投考学生应叙明其所愿入之大学，考取之学生，则按照各校设施之方便及其在考试中之名次，分配于各大学”。[4]204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的提议有着较强的针对性。
三、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的影响
由于国联教育考察团认清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有着针对性，故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产生了影响。影响较大者为以下三方面。
（一）推动了民国中后期西部高校的发展
1931年前，西部高校稀少，国内教育界人士也很少讨论西部高教。但国联教育考察团提交报告书后，教育界人士的相关讨论增多，并形成两派。一派赞成考察团的意见，认为应均衡发展中国高校。一派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高校布局作调整，而应让各地根据自身的物质和文化条件自行发展。[19]而对这两派意见，国民政府采纳了前者，即按国联考察团的批评，均衡发展中国高校。抗战期间曾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就于1972年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批评中国大学分布不合理问题，战时教育部发展高校“注意合理分布的原则”，并“将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合成为综合大学，在后方分区设置；将农、工、医、商、教育等专门学院由大学分开就各地区需要分别设置”。[20]65战后出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也说，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地理分布“杂乱无章”，故战后教育部对高教资源分布“作相当合理的配备，以奠定整个国家未来教育发展的基础”。[21]
具体来讲，1932年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两类措施发展西部高校。其一，为促进大学分布均衡出台政策。1936年，国民政府颁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国立大学及国立专科学校之设立，应注重地区之需要，以维持各地区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均等，而促进全国文化之平衡发展。”[22]2871938年，《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23]14同年，教育部拟定《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原则》，规定：国立大学将“就全国地域予以适宜之分布”，师范学院以分区独设为原则，农、工、商、医等独立学院就各省需要分区设置。[24]711-712其二，在西部地区新设高校。或将迁入西部的部分东中部高校改组，留在西部办学；或在西部地区新设国立高校，或将西部省立高校改为国立高校，批准成立省立和私立高校（参见表1[25]588-794）。而通过创设，近现代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问题纾缓。1947年，西部高校增至50所。[25]578-587高校的分工也较明晰。如贵州省有综合、医学及师范三类高校，甘肃省有综合、师范、医学、工学四类高校。
（二）促进了战时大学课程的改革
如何解决民国时期大学课程不重视基础课程和过于西方化的问题，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提议与国内政教界人士的看法大抵相近。如1931年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在作《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及应行注意各点》的演讲时指出：中国大学“每每迁就学生的意见，因把习见的基本功课都轻视”的作法有问题；他建议改革大学课程，促使“大学毕业生具有普通的常识，了解基本的理论”。[26]这一相近表明考察团确实发现了当时大学课程的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国民政府接受国联考察团及国内教育界的意见，从1932年开始改革大学课程。[27]大规模的改革则在抗战时期开展。1972年陈立夫回忆说，鉴于战前国联教育考察团批评了中国大学课程“不切中国需要”、“内容支离分裂”等问题，他在战时主持教育部时，主要从课程标准、科目设置和教材编写三方面着手改革。[20]661976年曾任战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吴俊升也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课程过于西方化、不适合中国需要的问题，他协助陈立夫部长整理了大学课程。[28]
从战时教育部采取的措施看，国民政府大体解决了大学课程过于洋化和不重视基础科目等问题。如1938年，教育部确定了三点课程设置标准：第一，课程内容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须“与国家文化及建设的政策相吻合”；第二，课程教学应“注重基本训练，先从事学术广博基础的培养，由博返约，不因专门的研究而有偏固之弊”；第三，课程设置应“注重精要科目，所设科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于一种学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养而有融会贯通的精神”。[20]66据此，国民政府随后出台各专业必修和选修科目表，其中，有关中国的科目及基础科目明显增多。如法学院政治学门开设中国通史、中国政府、中国外交史和中国政治史等科目，理学院气象学组开设中国通史、中国地理总论和中国区域地理等科目。基础课程方面，政治学门开设国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论理学、哲学概论、政治学等科目，气象学组开设国文、中国通史、高等数学、微积分学、地理通论、气象学、地形学、测量学和制图学等科目。[29]
（三）影响了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的试行
1938至1940年间，国民政府试行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项创举。而这也受到国联教育考察团的影响。如前所述，1931年考察团建议中国政府试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建议提出即后受到国民政府的注意。但由于种种原因，战前这一意见未能采纳。[30]抗战爆发后，陈立夫深感战时“交通困难”，认为战前国联教育考察团提出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建议在此时有必要推行。故1938至1940年间，教育部试行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20]67（见表2[25]531-537）。
具体作法为：管理上，教育部成立统一招生委员会，办理“制定法规、制定试题、订定标准、取录与分发学生”等事宜；各考区成立招生委员会，办理“报考、考试、监考、阅卷、造送成绩表册、榜示学生”等事宜。考试科目上，凡报考文、法各院系，师范学院教育、公民训育、体育、国文、英语、史地、家政等学系，以及工学院铁道管理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外国史地等科目的考试，以及任选物理、化学、生物一门考试。凡报考工学院各系，理学院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土木等系，师范学院数学、理化等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的考试。凡报考医学院、农学院各系，理化院生物、地理、地质等学系，以及师范学院博物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生物等科目的考试，以及任选物理、化学一门考试。此外，报考体育专业的学生还须加试术科。[17]3-4通过试行统一招考，国民政府初步改变了近代以来大学招生各行其是的局面，提高了入校生的质量，“免（除了）考生徨歧路兼考数校之苦”[17]3，意义可谓重大。
四、结 语
推动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的因素有许多。比如：国内教育界人士深入探讨，各级政府出台调控政策和措施，以及抗战建国的需要，都是重要的因素。此外，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从本文的探讨看，考察团开展的检讨，对1931年以后中国大学分布、课程设置、招生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其实，考察团的检讨还影响到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管理机制、师资聘任、会考制度和训导制度。如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成立学术审议委员会就是以考察团提出的全国大学会议为“最初构架”的。[31] 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审定大学教师资格，也与考察团的提议有关。[20]66总之，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所起的作用是全方位的。
当时，由于考察团产生的影响，以及与其他一些因素的交相作用，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呈现出两点显著变化。其一，与1931年以前中国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及大学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并表现出鲜明的美国模式相比[32]，民国中后期中国大学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一些作法。其二，与1931年以前中国大学在设校、招生、教学、管理等方面呈现出混乱的局面相较，1931年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更有秩序，学校分布失衡问题有所缓解，入校学生素质有所提升，课程克服了脱离中国实际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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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历史考察报告篇2
根据《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和珠海市有关规定，中共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珠海市年鉴编辑中心工作人员1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单位简介
中共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下属的市年鉴编辑中心，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此次招聘的编制人员，主要从事综合年鉴的编纂，珠海地方党史研究和编着，珠海地方志、地方史研究和编着等专业性工作。
二、招聘岗位、人数、资格条件及酬薪待遇
（一）招聘岗位：综合年鉴编辑。
（二）招聘人数：1人。
（三）招聘范围及资格条件：国内2018年应届毕业生及其他符合条件人员均可报考；留学人员报考的，须已毕业且取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须经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应聘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公正廉洁，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适应岗位要求的专业技能和身体条件。同时还应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博士同等条件下优先）；所学专业名称（代码）要求为：中共党史（A03020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A030503）、中国近现代史（A060107）、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A030501）、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A030203）、政治学理论（A030201），专业名称及代码参照《广东省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目录（2017年版）》（附件1）执行。
2、应聘者须同时持有所学专业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应聘者所学专业未列入专业目录（没有专业代码）的，可按相近专业报考，所学专业必修课程须与招聘岗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并在资格审核时提供毕业证书（已毕业的）、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须教务处盖章）、院校出具的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专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
3、年龄35周岁以下（1983年2月1日及以后出生）。
下列人员不得应聘：受行政开除处分未满五年或其它行政处分正在处分期内的；近两年内，在广东省机关、事业单位招录（聘）考试、体检或考察中存在违纪行为的；因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不宜聘用的其他情形。
（四）薪酬待遇：被聘用者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享受政策规定的薪酬待遇。
三、招聘程序
（一）报名及资格审查
1.报名方式：采取邮件发送报名信息，同时特快专递邮寄报名材料的方式。具体方法：
第一步：填报发送电子版《珠海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报名表》（附件2）及《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应聘人员信息登记表》（附件3）至[email protected]邮箱。
第二步：指定邮政EMS快递方式邮寄报名纸质材料复印件（领取《准考证》时查验原件）。地址：珠海市机关大院五号楼1018室；联系人：苏玉怀；电话：2229035；邮政编码：519000。
2.报名时间：受理报名材料截止时间为2018年1月18日16:00时（考生报名时间以签收邮件时间为准）。
3.报名材料：
（1）《珠海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报名表》；
（2）《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应聘人员信息登记表》；
（3）学历学位证书（2018年应届毕业生，提交已盖公章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和成绩单；已毕业留学人员，还须提交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境外学历、学位认证材料）、身份证、专业技术资格证、地级市以上获奖证书等资料复印件；
（4）近期大一寸免冠彩色照片2张（1张贴在报名表上）。
以上报名材料报名时除（1）（2）（4）提交原件外，其他材料提交复印件，不予退还。
4.资格审查。根据报名材料进行资格初步审查，初审通过人员名单于2018年1月19日在珠海市委网站（zhsw.gov.cn）和珠海地情网站（gd-info.gov.cn/shtml/zh/）公布。初审通过人员，须携带报名材料原件到指定地点验核，审查通过人员发放《准考证》。审查具体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5.注意事项：（1）符合条件报考人数少于3人时，将不予开考；（2）考生领取《准考证》时，须携带报名材料原件备验。
（二）考试
采取笔试加面试的方式，主要测试应聘者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考试成绩计算公式为：考试总成绩＝笔试成绩×60%+面试成绩×40%（分数均四舍五入并保留小数点后1位）。
1.笔试（满分100分，合格线为60分）。统一组织，于2018年1月21日上午闭卷考试。笔试结束后，依合格考生笔试成绩高低排序，按1:3的比例确定岗位入围面试人员。如入围面试人数不足1:3时，则按实际符合面试条件的人数进行。
笔试成绩、入围面试人员名单及《面试通知》，于笔试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在珠海市委网站和珠海地情网站同时公布。
——笔试时间及地点，详见《准考证》。
2.面试（满分100分，合格线为60分）。采取答辩方式进行，由专业评委组现场评分、统分和公布成绩。面试结束后，计算考生考试总成绩，并依面试合格考生考试总成绩高低排序，确定第一名为体检人选。
考试总成绩及入围体检人选，于面试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在珠海市委网站和珠海地情网站公布。
——面试时间及地点，详见《面试通知》。
（三）体检及考察
体检统一组织，具体按《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实施细则（试行）》执行，体检时间另行通知，费用考生自理。体检结束后，对体检合格者进行考察，具体按《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考察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执行。
（四）确定拟聘人员并公示
体检、考察合格者确定为拟聘人员。拟聘人员名单在珠海市委网站和珠海地情网站公示，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
（五）办理聘用手续
公示期满，招聘结果经主管部门认定后，办理拟聘人员调动或毕业生接收、聘用等手续。
四、其他事项
（一）有关招聘事项及考试成绩、聘用结果等，可登陆珠海市委网站（zhsw.gov.cn）“通知公告”栏目和珠海地情网站（gd-info.gov.cn/shtml/zh/）史志工作网页“公示公告”栏目查询。
（二）本公告未尽事宜，由招聘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0756-2229864、0756-2229035；
举报或投诉电话：0756- 2255086。
（三）因下列情形导致拟聘岗位出现空缺的，将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递补，递补规则是按面试合格考生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1.应聘人员体检或考核不合格的；2.应聘人员伪造、涂改证件、证明，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应聘资格的；3.拟聘人选公示结果影响聘用的；4.拟聘人选放弃聘用或不服从安排者；5.拟聘人选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到的；6.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章规定不准聘用者；7.导致拟聘岗位空缺的其他情形的。
（四）因各种原因取消拟聘资格者，已签订就业协议的，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就业协议，且不作任何补偿。
附件：
1.《广东省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目录（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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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历史考察报告篇3
[摘要]：中国近代的报刊是在外国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的办报风潮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许多早期外国人报纸对以后的办报理念和业务发展都起到了效仿作用，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及后来的《万国公报》等。许多外报在后来的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作用，并直接推动了国人办报的开展，如《申报》、《新闻报》、《字林西报》等。本文尝试从前人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横向考察外报的报纸形态、宗旨定位乃至新闻专业主义等问题。大致思路是理出脉络，并做简单之比较。更多的具体问题，有待更深入的探究。
外国人在华报纸是近代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封建清王朝国门被动开放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过程的一个重要现象。外国人在华报刊（外报）活动始自《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19世纪50年代后“渐行于中土”；1872年《申报》创办，外报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传教士报纸、商业报纸、纯粹办给外国人看的外文报纸也并行不悖的发展着，共同演绎出近代中国报刊的一段特殊时期。
我们将20世纪前的外报区分为传教士报刊、商业报刊和政治性报刊，这是就某一类型外报的总体报纸定位而论。通过这样的划分，我们希望能够管窥外报的发展脉络，并适当结合同时期西方报刊发展做新闻专业主义和理念简单的对比。
作为一种广泛社会过程的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关系的中介。与社会以及文化问题相关的一个中心前提是：媒介机构从本质上是有关最广义的知识的制作和传播。[1]近代中国“最广义的知识”对于当时的先知先觉的中国人而言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思想在外报对后来中国人的办报经历中亦有所反映。而同时期西方新闻事业正在进行着里程碑式的发展，新闻作为一个职业其合法性正不断建构，新闻专业主义也成为当时西方新闻工作者建构和探索的中心话题。借鉴这一时期在华外国人所办报纸的三种形态，或可得一二媒介社会功能观的新认识。
传教士报刊
谈传教士报纸，自然从人所熟知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谈起。《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8月5日创办于马六甲，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份近代化报纸，其创刊揭开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第一页。该报是一份宗教宣传性质报纸，办刊宗旨乃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从报纸形态上看是这样一份报纸：封面：“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左下角印有：“博爱者纂”。右有：“子曰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时间标识：“嘉庆丙子年全卷”。可见，《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有神学色彩的同时，也颇注意中国受众的本土化语境。[2]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从传媒分众的层面来界定刊载内容，称：“看书者之中，有各种人：上中下三品，老少愚达智昏皆有，随人之能晓，随教之以道，故察世俗书，必载道理各等也”[3]这种按受众层次区别对待的受众观在当时无疑是为了适应传教之需要的，但从媒介经营的角度来说也是很有远见的做法。然而从当时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来看，读书人迷于科举，而普通“老少愚达智昏”者又普遍是缺乏读报的需求的。这显而易见制约《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华的发展。事实上从后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华传播的途径和作用来看，除了早期传教功能外，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
对于时事政治问题，《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前五卷概未涉及，连米怜自己也认为是一大缺陷，但将这一缺陷归诸当时条件的限制，声称并非其办刊本意。[4]然而，该报毕竟还是清楚意识到了自己这一缺陷。并且也在后期刊登了介绍世界各国概括，及至月食报道等内容。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报纸内容可见，主持人对媒介的定位是明确而清晰的，并且也努力扩展报纸之所及。
如果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近代传教士报纸的先驱者，《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无疑是传教士报纸精神传承和转变过程的一份重要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8月1日创办于广州，为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从报纸主持人来看，其办报动机已经在早期传教士报刊的基础上进行微妙然而重要的转变了。传办人郭士立“精通中文，能讲北方官话及闽粤方言，还十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习俗，曾3次乘船到中国沿海口岸探听军事情报，收集政治、经济方面的信息，也曾参与走私鸦片等活动。他在航海日记中说：‘我诚恳地期望，应该采取某些更为有效的措施，以打开和中国自由交往的通路。我如能竭尽微力，为推进这一事业做些有益的工作，将感到莫大荣幸。’”[5]
这样一位报纸主持人，不难想象其传办报刊的目的已不是单纯的传教士办报传教。但是限于当时的媒介生态环境，传教士报纸市场有限，也很难跳出传教这个圈子（尽管主持人的目的是有明显的倾向性的，其所传之“教”也非单纯之“天主教”）。客观上，这份报纸由于从报纸的内容到宣传都更好的适应了中国人的习惯和口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较之《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巨大的。尤其是报纸定位，已经不是早期单纯的宣传品。《东西洋考》明确将自己归属新闻纸，辟有“新闻”专栏，且于1834年1月（癸巳年十二月）刊载《新闻纸略论》。[6]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形式上继承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如其创刊号上印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左下角注有“爱汉者纂”等等。但内容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已经更加注重时事新闻，宗教已退居次要地位，不再刊载解释教义的专文，言论主要用来宣传中外人士之间的行为准则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是传教士报刊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报刊的过渡，对后来的商业性报刊有一定指向性作用。
颇为巧合的是，此时的西方社会，1833年9月3日《纽约太阳报》创刊。开启了美国便士报的新时代。便士报不仅仅在其后西方新闻活动中充当了主角，还深深影响了西方新闻界的办报理念和实践。创办人本杰明•戴（BenjaminH.Day）这样表述其报纸宗旨：“本报的目的是刊载每天所有的新闻，并以每个人可以承受的价格，使报纸置于公众之前。同时，也为广告提供一种有利的媒介（Bleyer,W.G.,1927,158）.”[7]对比可见，彼时中国的新闻传播受制于当时的媒介生态环境，发展已远远落后西方社会。
这一时期（1815年-1839年）的传教士报刊主要还有《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天下新闻》、《依泾杂说》、《各国消息》等。他们在内容上基本都还是停留在传教上，这里不做详述。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50年代后香港出现的《遐迩贯珍》。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份中文报纸，也开我国中文报刊铅印之首。虽然《遐迩贯珍》是传教士麦都思依靠马礼逊教育会、英华书院创办，但其实际上已经是一份新闻为主的刊物了。其创刊《序言》上云：“‘中国除邸抄载上谕奏折，仅得朝廷活动大略外，向无日报之类。’、‘吾每念及此，思于每月一次，纂辑贯珍一帙，诚为善举。其内有我邦之善端，可以述之于中土，而中国之美行，亦可达之于我邦，俾两家日臻于洽习，中外均得其裨也。’”[8]由之可见，该报重视通内外，后来国人王韬“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郑观应“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或由之受启发。
有学者认为，《遐迩贯珍》暴露了西方‘炮舰’加‘布道’的殖民取向。[9]固然是深刻的见解，不过从其办刊形式和内容上来看的话，也的确更加侧重了对新闻信息的传播。所占篇幅最多的是反映当前时事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既有报道中国和中外关系的新闻也有反映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的新闻。《遐迩贯珍》的政治倾向，无疑是站在英国殖民主义的立场上的，但在报道中国内部消息时，因其不必顾忌清政府的干涉而能比较客观、公正地反映事情的真实面貌。[10]纯粹从办报的角度来论的话是很大的进步和发展。
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又出现了一份对中国近代报业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报纸，即《万国公报》。该报是一份基督教报纸，林乐知（YoungJohnAllen）创办并主编。《万国公报》的评论是其区别于前述传教士报刊的一个显著特色。
《万国公报》以犀利的政论，站在西方立场上，为晚清政治变革提供了新思维；对报刊本身轨迹及一些报刊理论作探索。《万国公报》办报的目光、视野具有职业理念。[11]尤其突出的是该报在传教的同时，对英美报学进行研究。“泰西诸国人民率皆嗜阅新闻纸，如饮食，殆不可一日缺。”“考英美新闻纸之不同处，即英报重于论辩、义理，美报专于搜罗新闻。”对报刊史进行探索的意义或许可能更多的影响到了该报具体的办报上。
总体上说，传教士在华报刊开启了中国报刊的新时代。传教士报纸客观上是为传教服务的，但其为国人带来的“通内外”之作用对早期国人办报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从以后的改良派、维新派办报经历来看，无不受到传教士报刊宣传思想的影响。
商业性外报
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上海新报》、《申报》、《新闻报》为代表的外报显示了另外一类报纸形态，即以商业信息流通和盈利为目的商业性报纸。
《北华捷报》1850年8月3日于上海创刊。创办人为英国商人亨利•奚安门（HenryShearman），字林洋行发行，该报无论从报纸主持人，发行单位都已经大大不同于传教士报纸，因而也表现出其商业性报纸的特色。报纸从政治上代表英国在华商人的利益，由于被英国驻沪领事馆指定为公署文告机关，得到优先刊载上海公共租界最高行政机构工部局的文告和付费广告的特权，因而有“英国官报”（OfficialBritishOrgan）的称号。
《北华捷报》的历史意义更在于该报孕育了近代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
《字林西报》脱胎于《北华捷报》的星期增刊《每日航运与商业新闻》，该报尤其重视加强新闻报道工作，还获得了独享刊登英国路透社电讯的特权。为此，《文汇报》（J.D.Clark）还因公开转载《字林西报》刊登的路透电讯而打了场版权官司。
继这之后，《上海新报》创刊，该报是以北华捷报馆为主体的字林洋行创办出版的周刊。其编辑方针曰：“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本行印此新报，所有一切国政军情，世俗利弊，生意价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12]该报自1870年3月24日在国内率先为每条新闻拟简明标题，是一项对后来报纸业务进步具有重要影响的举措。《上海新报》后来在与《申报》的竞争中失败，由此亦可窥商业性报纸的商业竞争意识。
值得重点评述的是《申报》和《新闻报》。
《申报》创办于1872年4月30日，创办人美查（ErnestMajor）直言其办报就是为了赚钱。如果说前述商业性报纸与殖民主义开拓尚有关联的话，到美查的《申报》已经完全是为金钱而办。美查于1889年将所经营事业改组为美查兄弟有限公司，报纸也由外国独资变为外资控股，中外合资，其商业性运作已接近同时期西方新闻事业的经营。
《新闻报》1893年3月17日创办，虽晚于《申报》，却后继勃发，一创刊就同《申报》打价格仗。很快就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成为仅次于《申报》的第二大报。从两报的竞争可以看出彼此追求利润至上的宗旨。
《申报》的经营和管理大不同于此前以及同时期的传教士和政治性报纸的。它奠定了近代中国商业报纸的基本模式。其创刊号所登《发刊辞》、《本馆条例》、《申江新报缘起》宣称：“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13]其所谓“可惊可愕可喜之事”或可作为《申报》对新闻价值的一种认识和探索。
《申报》对战事的报道非常重视真实性原则。无论是朝鲜、中法战争等，无不尝试亲身采访、现场报道。同时期西方新闻界倡导的客观性原则在其报道中亦有所体现。对“杨乃武与小白菜”的连续报道或可作为《申报》无意中的一次新闻议程设置。
此外，《申报》报道大量社会新闻，以吸引读者；号外以追求时效；连载旅行通讯以丰富内容；刊登照片以美化版面；重视言论和副刊以形成特色。这些具体的新闻业务为商业性报纸的经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为我国报纸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申报馆的经营思想亦是一个值得比照的方面。申报馆除了出版《申报》，自办发行，创办了一批其他出版事业。比较突出的有各类期刊的经营，如《瀛寰琐记》、《点石斋画报》等。申报馆还兼营书籍出版。其1888年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有“康熙百科全书美查版”之美称。
广告成为《申报》经营的重点。在《招刊告白引》（1872年5月7日）中如此云：“尝游通都大邑，见中国一城一邑，一岁一市之中，有怀一端之事思告白于人而无由遍诉者……西人之为民下者亦尝患此久矣，思夫善其术以出之。盖有新闻纸出，而民之情不至拥于上闻矣。”[14]从其中可见，申报馆的广告思想多受西方思想影响。其对“新闻纸”广告功能的认识颇具有远见。
这一时期的商业性报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从传播思想来讲可能不如传教士报刊明显，但是其对中国报业和社会的发展作用却是巨大的。因为商业性报刊的存在，国人充分认识到新闻纸可谋利、可广耳目、可易风俗，商业性报刊的创办也在这之后开始孕育并渐渐发展了起来。宗教性报刊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是有限的，商业性报刊却是刺激近代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政治性外报
政治性不可避免的在传教士报刊和商业性报刊中有所体现，这是由传播者的自身阶级性质所决定的。然而，在近代中国报业史上的外报中有这么一股力量，它们是纯粹的政党报纸，如果溯源的话，或者是西方政党报纸在中国的特殊产物。这里择其代表性报纸略述。
1822年9月12日，《蜜蜂华报》（AAbelhadaChina）在澳门创办，这也是中国第一份外文报纸。但实际上，这份报纸与中国仅仅是从地域上建立了联系。报纸的创办人是葡萄牙立宪党派人士，报纸是为了宣传立宪党派在澳门的政治主张而创办的。此后，在澳门又创办了《澳门报》（GazetadeMacao）、《澳门钞报》（AChronicadeMacao）等8份葡文报刊。
这些报刊，多报道本国事务，从受众定位上即不是面对中国受众的，因而也无关宏旨。不过鸦片战争爆发后，这些葡文报刊一般都持中立态度，甚至有少数持亲华立场，是值得联系当时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方向。
《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一译《中国文库》）是一份同中国联系紧密的政治性报纸。该报创刊于1832年5月31日，英文月刊。虽然该报是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所创办并主编，但其政治性远大于宗教性，我们认为其更是一份政治性报刊而非宗教报刊。该报以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最可靠、最有价值的情报”为宗旨，其内容“多为英人在华的商务报告，对于中国文字及华人生活有极精密之研究”，[15]该报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乃至鼓吹武力侵华，政治性昭然若揭。
政治性报纸对中国人的办报影响甚微。对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林则徐、魏源等也仅起了解外情的作用。但是政治性报纸却在近代中国社会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殖民侵略进行了向导，对政治性报纸的媒介功能不能小觑。但同时我们也应辩证的看待这一媒介形态及其功能，正如我们历史地评价鸦片战争一样。“大众媒介是形成新型凝聚力的潜在力量，能够把同一国家、城市或地方的分散个体联合起来。……如何诠释媒介影响常常取决于一个观察者对现代社会的态度和他们的社会观中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的程度。20世纪早期既是（或可能正因为是）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冲突最为显著的时代，同时也是思想进步、民主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时代。”[16]将媒介置于能显示其前后联系的语境中考量，这对我们评价政治性外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有所启发的。
三股力量的交织
孤立地看待报纸的形态是狭隘的，而不将报纸的形态做一具体的细分也不利于我们区分对待不同产生背景下的报纸和同一背景下不同语境下的报纸。我们认为在分析在华外报及其影响时不应该一概而论。本文即是对此的一个简单梳理和评述。
外国人在华报纸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开启了中国近代报刊的第一页。但同时它也是适应近代中国社会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而产生的。如果说传播的局限性导致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割裂，是否这种割裂又孕育了外国人在华报刊的不同形态？
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论，早期在华外报的三股力量交织或许对近代“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意识也有一定的影响。正如西方便士报使得独立报业形成，早期商业性外报是否也在新闻活动过程中不自觉地促成了中国独立报业的形成？而早期传教士报纸的宣传策略（我们知道王韬等早期报人都有在传教士外报中工作的经历）是否亦对形成中国的政党报刊及其政论风格有一定的影响？或者是中国人介入传教士外报的创办（梁发、王韬等等）而形成了传教士报刊的宣传风格？此外，这种影响又是如何显现的？除了传教士报刊，政治性的外报对梁启超等人的办报活动是否也有所启发和影响？
无论如何，这三股力量彼此是相互联系，共生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对其彼此间这种共生和相互影响（或者一定程度的彼此隔离？）的关系的探究，或许需要我们更多的从媒介的功能和作用角度去考察，并将这种媒介功能置于能显示其前后联系的大的社会背景和特殊语境下。
理清这三股力量的关系或许对近代中国报业专业主义之肇启有所启迪。如果我们把对这三股力量的研究作为对在华外报传播者的研究的话，或许可以借用黄旦先生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的一段深刻见解：
也许，正是这种持续不断地（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笔者注）建构和消解，才使得有关大众传播者的研究具有自己的旺盛生命力。理解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分析西方的媒介组织，而且对如何研究我们的传播者也不无启示。[17]
[注释]
[1]《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丹尼斯•麦奎尔，清华大学出版社，第54页。
[2]《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王天根，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第58页。
[3]《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张之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77页。
[4]《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2页。
[5]《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5页。
[6]《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王天根，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第73页。
[7]转引自《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黄旦，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0页。
[8]《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5页。
[9]《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王天根，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第79页。
[10]《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5页。
[11]《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王天根，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第107页。
[12]《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9页。
[13]《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50页。
[14]摘引自《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54页。
[15]《中国报学史》，戈公振，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16]《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丹尼斯•麦奎尔，清华大学出版社，第33页。
近代历史考察报告篇4
[关键词]地方院校;历史学;专业考察;实物;遗址
[中图分类号] G64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6）11-0035-03
专业考察是历史学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做好专业考察，关乎着考察的成效，但史学界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几乎没有。笔者结合近十年来组织专业考察的亲身实践，写下此文，以期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寻求历史学专业考察更为高效和更趋合理的方式与方法。
一、专业考察在普通本科院校历史学实践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中写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专业考察是历史学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院校不同于重点大学，在师资力量，生源上差别太大，培养目标也不一样。笔者通过对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江汉大学等几所院校现今使用的实践教学模式的比较分析发现，湖北大学的“一体三翼”实践教学模式是各类高校普遍使用的模式。“‘一体’指以创新型历史学人才培养为中心，‘三翼’则是分别从课程实践、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三个方面来展开历史学实践教学活动”。其中，课程实践环节采取的是课堂讨论的方式，即设置“中国史Seminar”课程;科研实践环节通过实行“本科生学术导师制和学年论文制”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社会实践环节则让学生直接到历史档案馆查阅、整理、编辑馆藏档案。“一体三翼”的实践教学模式固然好，但这种模式不适合地方院校，地方院校教师科研能力弱，师资力量队伍不强，教师数量少，课业压力大，学生基础差，实现“一体三翼”难度比较大。因学生基础知识薄弱，基本的历史事件都很难掌握，阅读量少，所以在教师组织课堂讨论时学生普遍不说话;科研方面因指导教师的匮乏和水平的限制，也难以开展;档案馆实习我们也组织过，除几个基础好的学生外，其余大部分学生看不懂文献，对此兴趣也不大。结合培养目标和地方院校的生源实际，根据学生普遍对历史学兴趣不高和基础知识薄弱的现实状况，商洛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将实践教学重点放在了专业考察上。专业考察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观察、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上有着课堂教学不可替代的作用，愈来愈受我校历史学专业学生的欢迎。从这些年学生书写的实践报告中，可以看出，学生对专业考察这种方式的满意度最高。
二、专业考察目标一定要明确
目标是个人、部门或整个组织所期望的成果。在制订专业考察目标时一定要明确，即要明确考察时，学生在每一个考察点要获得哪些基础知识，掌握什么能力，获得什么感受等。如考察半坡遗址及其博物馆，西安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座比较完整，比较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和村落遗址，距今6000年左右，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进行历史研究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和最好课堂。遗址大厅保留了发掘时的原貌，是一处典型的聚落遗址。在出发前，教师在课堂告诉学生在半坡遗址大厅重点看构成聚落的四要素，通过房屋地址了解半坡人的房屋形状，通过观察墓地的分布、墓葬的形式、埋葬方式、随葬品等掌握原始先民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等。在博物馆重点考察半坡人所使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陶器的形状，器壁上的纹饰等，掌握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及审美情趣。这些活生生的教材，比教师在讲台上描述要具体、形象得多。这些年，我们的学生仔细观察后，无须教师用语言引导，都能流利回答教师的提问。如房屋的形状，学生在考察后得出从房屋地址可以明显看出：房屋有圆形、圆角方形、方形等，房屋为半地穴式，房屋内有灶。墓葬，有单人墓、合葬墓，葬式有仰身直肢葬、仰身屈肢葬、侧身屈肢葬。随葬品一般为尖底瓶、陶罐、陶盆。防卫设施有环壕，经济设施有陶窑、窖穴等。只是学生对陶盆底部中间的圆孔不理解，经教师解说后明白那不是生活用品，而是原始先民瓮棺葬上覆盖的器物，古人谓灵魂出入的孔道，说明半坡人亦有灵魂不灭的观念。
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是一系列沿洛河流域分布的大量旧石器旷野地点群，考察该遗址，要求学生观察每一处遗址的地望，了解古人类生存环境，理解原始先民选择居住地的因素。学生在实际考察后，都能正确分析出原始先民选择居住地，首先考虑的是水;其次是安全，一般选在河流沿岸的二级台基上;再次，考虑的是食物来源要方便、充足。通过对非洲石器和洛南石器的比较，学生也能发现它们同属阿舍利文化，但洛南石斧与非洲石斧有明显的不同。
三、专业考察地点的选择一定要具有典型性
陕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中省会城市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延安又是革命圣地。商洛学院地处秦岭腹地，与鄂、豫两省毗连，学院所在地商洛市及周边两省既有广泛的原始人活动的遗址，也是不同时期的人们活动的主要场地，遗留下来丰富的遗迹、遗物，同时还是革命老区，这些便利宝贵的资源对我们历史学专业的考察极为有利。我们在考察点的选择上遵循的原则是典型性和就近性，典型性是主导。据考古发现，早在一百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商洛就有先民活动。全市有古遗址古建筑等文物保护点1200多处，其中省级以上文保单位20多处。在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察选择中，首选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新石器时代直至春秋战国遗址考察则选择巩家湾、紫荆、东龙山，这三处遗址文化叠压重重，反映了商洛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及与周边文化的渊源、交流情况，是商洛历史的见证。
考察战国、秦汉遗址选择的是武关、丹凤县古城商鞅封邑遗址。武关是秦楚相争时的主要关隘，残存的武关东城墙断面夯土层次明显，是考古学专业学生识别生土和熟土的实物教材。丹凤商鞅封邑在今丹凤县城西2.5公里处的古城村，建于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为商於古道之中心。
考察聚落遗址首选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这两处遗址都是黄河流域一座比较完整，比较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和村落遗址，距今6000年左右，遗址保存完好，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王陵以秦始皇陵、汉阳陵、茂陵、乾陵分别代表了秦、汉和唐代的帝王陵建制。秦始皇兵马俑坑是研究秦朝军事和雕塑艺术及秦朝陵墓建制的不可或缺的珍贵的实物资料。茂陵是汉代雕塑艺术的代表，群雕兽像、相搏的艺术造型是十分珍贵的重大文化遗产，是空前启后的“国之瑰宝”。汉阳陵保存了墓里挖掘时的原貌，陵园平面呈不规则葫芦形，对汉代宫廷制度、帝王生活、陪葬习俗的研究都具有重大价值。乾陵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座两朝帝王、一对夫妻皇帝合葬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察城墙我们选择西安市现存的明代城墙，它是我国现存的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墙。考察博物馆选择半坡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商洛市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位于古都西安大雁塔西北侧，被誉为“华夏珍宝库”和“中华文明的瑰丽殿堂”。
寺庙选择大慈恩寺和法门寺。大慈恩寺是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为了追念他的母亲文德皇后而建，是唐长安城内最著名、最宏丽的佛寺。大慈恩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一直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对研究唐代历史、佛教、佛寺建筑、玄奘事迹极为重要。法门寺是佛教在中国流传和唐代佛教兴盛的见证，寺内珍藏的有佛教世界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李唐王朝最后完成的大唐佛教密宗佛舍利供养曼荼罗，世界以及数千件李唐皇室供佛绝代珍宝。
考察衙署文化选择的是毗邻商洛的河南内乡县衙。内乡县衙始建于元，完善于清，占地4万余平方米，现存建筑280余间，其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县丞衙、主簿衙、典史衙、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东西花厅、监狱等主体建筑保存完好，被海内外誉为“神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
四、专业考察路线的设计和时间的安排一定要合理
十多年来，我们在反复摸索、对比和实践的基础上，已设计了以下两条路线。
第一条路线：关中线，因其参观点基本上沿陇海线分布，以西安为界分东线、城区和西线，这条路线的设计优点在于不走重复线路，节约时间，节约经费。时间一周。东线点自东向西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陵―华清池。
第一天，从东往西，从商洛市出发，我们首先考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时间早上8点至12点。下午1点从兵马俑向西三公里，便是华清池，在这里考察1个小时。下午3点从华清池乘车半小时西行至半坡，参观2个小时。晚六点结束第一天行程，休息。
第二天：城区点自东向西有：半坡博物馆―大慈恩寺、大雁塔―陕西历史博物馆―碑林博物馆――明城墙―钟鼓楼。早上8点至11点半，首先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完毕后，吃饭、休息一个小时，然后步行至据陕西博物馆有0.5公里的大慈恩寺大雁塔，参观时间2个小时。下午3点至4点，参观城墙。碑林位于南门和文昌门之间，紧挨城墙。从城墙下来，直接走进碑林，参观2个小时。晚6点结束第二天行程。
第三―六天：西线点自西向东依次为法门寺――乾陵――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汉阳陵博物馆――茂陵。时间四天，其中法门寺一天，其他几个地点距离较近，行程三天。
第二条路线：商洛线。因所参观地皆在学校附近，本着节约经费的原则，我们每天参观一个县，分六天完成。顺序：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洛南县博物馆―丹凤县四皓墓―丹凤船帮会馆―丹凤县博物馆――丹凤县武关遗址――商南闯王寨――商南县富水镇崖墓群――商南县赵川镇东岳坡村古寨――河南内线县衙――商洛市商州区东郊区巴人洞――镇安明清古山寨――柞水县凤凰镇桃园村高塬遗址――柞水县清代阵亡官兵集体墓。
五、专业考察的组织领管理要严密
为了保证专业考察的质量和效率，学院历史系制订了详细具体的专业考察实施方案，从考察的目的和意义、具体安排、经费预算、考察路线、考察教学方法的基本要求、专业考察的考核与成绩评定、见习的组织领导七个方面，既有对带队教师的选拔和考察期间的要求，也有对学生在参观前的准备、参观期间应遵守的纪律和参观后的考察要求，还有院系领导应承担的责任和要做的工作。正是由于我们有详细具体、责任明确的考察方案，使我们十几年来的考察活动得以圆满完成，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六、专业考察的评价机制要完善
为了使专业考察不流于形式，变成专业旅游，使学生通过对遗迹、遗物这些历史的活化石的观察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商洛学院坚持纵向评价和自评相结合的原则，构建了立体化的评价模式。学生自评，教师对学生评价及对自己组织活动进行的评价，教研室对任课教师的评价和教研室自身的评价，还有学院对任课教师和教研室的评价，教务处对任课教师、教研室的评价相结合。我们从1997年至今，历史学教研室每年三次，分别在公历四月下旬、六月上旬、十一月中旬组织了30次专业考察教学。在每次考察中，我们除配备专业老师全程对遗址、遗物、遗迹进行讲解、答疑解惑外，在每一处考察地还聘请研究人员深入讲解，使我们的学生获得了比校内更为丰富、生动、深入的知识。在每次专业考察归来后，我们都要求学生书写见习报告，打分后纳入考试成绩中。从学生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通过考察，增加了学生对历史问题的认知，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增强了学生爱国热情。
地方院校历史学专业考察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使课本内容向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转化的有效途径，是适合地方院校的一种实践教学方法，只要各方面做好协调，一定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 参 考 文 献 ]
[1] 杨果，刘安志.构建“一体三翼”体系，探索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实践教学新模式[J].历史教学，2013（24）.
[2] 张侃.走进历史现场：论“田野工作”与大学历史本科教学[J].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14）.
[3] 贺慧霞.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探索――以专业考察为例[J].黑龙江史志，2013（3）.
近代历史考察报告篇5
汲取千百年的积淀；
或从南极点走到北极点，沿着经纬度，
即使偶尔会迷失坐标方位，
却总会走向幸福的方向；
捧一本喜欢的书，畅游哲学的海洋，
寻找柏拉图式的安慰……
文综
全国卷/刘连军（河北省秦皇岛一中）
2012年文综卷有以下特点：首先，“回归生活”。来自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或社会历史的具体问题的试题越来越多，充满着生活的气息。其次，试题有意识地考查学生的思维过程与思维能力，很多试题看起来不难，但其背后的思维过程却是复杂的，思维能力的要求很高。再次，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也逐步纳入命题者考试命题的视野之中。
2013年命题走向大概有以下几点：首先，试卷仍会坚持“以能力立意”为核心。其次，试题结构基本稳定，模块间的综合会进一步加强。政治选择题中计算题成为高考命题的一个特点。但试题结构中也有不确定的因素，如选择题模块的比例会适时调整，主观题设问的数量会适时调整。再次，试题难度会有微量提高。第四，新课程理念在试题中逐步渗透。政治、地理学科生活化趋势会逐步加大，增加贴近学生实际，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作为考查的重要内容。
全国卷/张彦宝、吕静、姜洪波（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2年政治试题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关注民生问题解决，强调科技创新，要求学生注重生活实践。试题设问方式较高频率的出现“假如你是XXX，你该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XXX问题”或“就解决XXX问题，提出方法论建议”等，充分体现出试题设问的探究性、体验性，有利于引导学生提高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
历史命题最突出的特点是从学科素养立意命题。选择题既要求考生准确记忆历史事件的时间，又要学会在不同的背景材料下准确辨认出历史概念，强调解读信息与逻辑判断的综合素养，并突出历史学科的普世价值观。问答题对学生具体分析题干设问的能力要求越来越细，答题语言要求越来越专业化，即要求用历史学科语言回答，但考察的历史学的思维方式没有改变。
地理试题，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并重，人文地理试题内容略有增加；注重地理能力，减少识记内容的考查；注重对开放性试题的考查。这是新课改卷的一个亮点。开放性试题的设立给了学生更多的发挥空间，这不是简单的错与对的问题，它错了错在哪里、对了对在何处，只要学生能有充分的理由进行论证就可以。
北京卷/柴婵娟、沈莉、冯海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中学）
近年来高考北京历史试题强调历史基本能力的考查，大量、灵活地使用历史资料，注重考察学生分析解读材料以及从材料中汲取信息、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试题形式新颖、灵活，每年都不断有新题型呈现，大多采取了分层赋分的标准。地理试题保持了北京市以问题为中心创设试题的风格和特点，以考查能力为核心，强调考试内容与新课程的衔接。要求考生在梳理、分析地理事实的基础上，运用基本的地理原理探究地理现象与事实的形成过程、原因及规律等。命题素材来源于生活实际，凸显时代性，信息量大。政治高考题则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重视考察四种能力，体现新课程理念。如2012年31、32这组选择题，以“小组探究”的形式命制，对《课程标准》提出的“倡导开放互动的教学方式与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进行了生动的注解。试题具有灵活性，重视社会热点问题，同时也积极反映了北京的现实，如试题中涉及“北京精神”、“北京的中餐馆”等，关注北京人的生活、反映北京的事情，有利于增强北京考生的“首都公民” 意识，体现北京卷的地域特色。
天津卷/邹映冰（天津大学附属中学）
高考天津卷文综试题，体现能力立意，设问体现探究性，情境体现学科特征。如地理学科命题，一般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考查学生对地理基本原理、基本规律的运用，引导学生理解地理的发展规律，关注生活、关注社会，从而形成正确的人地观。高考命题有明显的实践性、探究性、开放性，能让学生对情境有明显的参与性、体验性。设问注重地理事物形态演变过程，或注重全面的、辩证的观点分析地理问题。要求学生能调动主干知识体系，横向联系进行活学活用、学以致用。另外，描述与阐释的能力很重要。
山东卷/刘宝之、宋连雨、彭黎（山东省济宁一中）
2012年山东卷政治试题难度不大，得分不易，关注省情，体现地方特色。预测今年仍会突出时事政策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将以贯彻党的十精神为主线，试题难度会适当增大。建议考生认真学习十精神，对报告中的新亮点要结合所学知识加以分析理解，强化课本主干知识的掌握，注重积累和总结答题经验和方法。
温和、平实是2012年山东卷历史试题的风格。多数题目不是对某一知识的单点考查，而是让考生运用比较、综合、概括等基本方法去思考和作答，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历史事物的特征。预计2013年的山东高考历史试题将基本延续去年的风格，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有所创新，体现新课程理念。
2012年地理试题多从现实材料入手，关注人类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预测今年会有以下特点：首先，选用材料之“新”。试题主要取材之一是地理学热点，即近年高考常考点或预测今年高考的可考点。其次，设问角度之“活”。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倡导学以致用。再次，考核能力之“全”。在备考过程中，考生在掌握知识点同时，要学会对知识点的举一反三的运用。
浙江卷/张惠连、严美蓉、王洋平（浙江省金华一中）
政治复习中，对于教材知识与时政热点之间的联系，要运用“以知识带时政”的复习方法处理知识与时政材料之间的关系。考生要高度重视预测高考点，结合学习党的十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时事内容，关注反映政治学科特点、功能以及新一届领导集体制定的大政方向的练习题。
2013年浙江省历史复习，考生可以重点关注以下考点：人文精神；民主与法制；古代的“市”与近现代的市场（商品、关税、贸易、资本等相关点）；孙中山与三民主义；新中国外交；社会生活变迁；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在考试时要注意：审清题干要求和材料情境中的时间、空间、人物、事件信息，注意答题的针对性。
地理复习强调知识回归课本，重视气候、水文、人口、产业、城市的内在逻辑关系。建议考生针对主干知识的交叉点多下功夫，加强对主干知识的熟悉程度，同时实践图中的三者关系以强化解题流程。多关注热点地理知识，如与H7N9暴发有关候鸟迁徙发生的区域背景、相关的海洋地貌、海洋水文等核心地理知识。
2013高考预测
文 综
・全国卷历史难度会有微量提高，政治选择题中计算题成为高
考命题特点，试题结构中也有不确定的因素，如选择题模块
的比例和主观题设问的数量会适时调整。
・北京卷历史每年都不断有新题型呈现，地理信息量较大，政
治则关注北京人的生活、反映北京的事情，体现北京卷的地
域特色。
・山东卷政治将以贯彻党十精神为主线，难度会适当增大。
・浙江卷关注党的十报告等时事内容，并多关注热点地理
知识，如H7N9有关候鸟迁徙发生的区域背景、相关
近代历史考察报告篇6
关键词：白话文报刊 媒介即讯息 文化自觉 现代化
“媒介即讯息”是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媒介观的核心，他认为媒介的功能和作用不仅体现在媒介内容和媒介使用上，更包括媒介本身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从而把媒介的重要作用提到一个本体论的认识高度。“他认为，每种新媒介的出现，无论其所传信息具体内容怎样，新媒介本身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某种讯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的某种变革，就这一意义而言，媒介本身就代表着时代的讯息，媒介即讯息。”①中国近代白话报刊首先作为工具性质存在，担负着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的作用；同时，更是以自身的独特性，与中华民族近代社会紧密相随，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折射着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轨迹。
近代白话报刊工具理性的历史考察
中国近代白话报刊萌芽于鸦片战争后的救亡图存探索实践中，经过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两次发展高潮，到五四运动时期成为中国报刊形式主流。和其他报刊形式一样，白话报刊首先是作为信息传播工具而存在的。变动产生新闻，变化也使社会对信息的需求大大增加。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巨大变化，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中，社会的信息需要大大增加。近代报刊尤其是白话报刊的产生发展无疑正契合了这一需要。
中国近代科学意义的报刊事业，与“西学东渐”的文化影响分不开。西方社会传播实践和学理思考，逐渐认识到了报刊传播信息、引导舆情、监督政府的重要作用。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新式报刊的作用日益为国人认识。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明确提出，“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看到新闻传播沟通舆情的重要作用：“又由众下而达于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买新闻篇或暗柜也。”同时，他也指出，新闻传播有教育民众、移风易俗和舆论监督作用。“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以此行其教也。”“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则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②
近代报刊实践中，首先觉悟的知识分子看到言文不一致对传播交流效果实现的重要影响，认识到语言文字在知识传播上的重要性，纷纷著文讨论白话文的地位。1894年中日战争前后，当国事危急之时，裘廷梁就认为“救国之要图，莫要于文字革命”，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乃提倡白话事业，组建白话学会、白话书局。拟译中西有用之书，筹办白话报章。③
1876年，近代最早的白话报——申报馆附出的《民报》，是一份以文化水平较低的底层人民为读者对象的通俗小报。《字林西报》曾对它做过评介：“此报的特点是用通俗的文字写的，而力求使读者易于了解其内涵。举例来说，每句之末都空出一格、人名及地名分别用直线和点线标于其旁。”④作为商业报纸，这种言文一致、通俗化的探索，容易使读者范围扩大到社会的底层，增加影响，赢取利润。
甲午战争前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宣传民族危亡，鼓吹维新变法，实现“开通民智”的主张，极力在文体上进行改革，前后共创办白话报刊5种。最早创办的《演义白话报》第一号《白话报小引》说：“中国人要想发奋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求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⑤该报注重文艺宣传，大量刊登短新闻，与此同时，还对大敌当前一味媚外求和的官员们的丑态进行了嘲讽，基本具备了现代意义报刊的性质功能。
维新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都认识到白话报刊的重要作用，积极创办白话报刊。从1899年到1918年这一段时期各地新创办的各类白话报刊就不下170余种。⑥
民主革命时期白话报刊代表《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创刊，陈独秀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中提出，读者对象主要是：“教书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以及“女人孩子们”。在《安徽俗话报的章程》中，陈独秀也明确提出创办这份刊物的目的：“是要用顶浅俗的话说，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习，明白时事。”⑦
从创办发展的历史和不同时期的办报宗旨目的来看，白话报刊首先是作为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的工具而存在的，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而白话报刊这种通俗化的工具形式也非常适合当时社会发动民众救亡图存的信息传播需要。
近代白话报刊本体论意义的历史考察
“媒介即讯息”，媒介的功能和作用包括媒介本身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近代白话报刊自身在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以往报刊形式很难做到的。
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需要唤醒广大民众的努力，才能形成救亡图存的巨大力量。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仅仅依靠上层统治阶级改良是很难挽救中国命运的。这一时期觉悟的有志之士开始关注民众，呼吁民众的觉醒，这促使了近代白话报刊的萌芽创办。而维新运动的失败，更是把开民智的迫切性提到历史的日程。从维新到民主革命时期，白话报刊的蓬勃发展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近代白话报刊的创办是和当时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救亡图存和民主启蒙的国家民族命运相始终，而对白话报刊的认识和实践也呈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白话报刊的创办首先是和对通俗化传播以及对白话文的科学认识分不开的。近代社会不少有识之士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和文字相一致，洪仁玕在《戒浮文巧言谕》中提出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文言”，“总须切实透明，使人一目了然”；黄遵宪宣称“我手写我口”，认为文言合一使欧美诸国科技发达、社会进步，而文言分离则使中国社会停滞不前。梁启超则对文言分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文言分离有三大弊端。
在《中国官音白话报》上，著名维新人士裘廷梁发表了《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对文言文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此文言之为害矣’。在历数文言的多种危害后，又从八个方面阐明了白话之益。即省目力、除娇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练心力、少弃才、便贫民。最后他总结道：‘愚天下之具莫文言，智天下之具莫白话’。‘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⑧他对白话文的意义进行了高度概括，提到国家民族兴亡的高度。而他的身体力行也促进了白话报刊的发展，《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维新时期的白话报刊，都具有反帝爱国和学习西方、学习日本、要求维新变法的思想和愿望，它们与当时康有为、梁启超《时务报》的宣传互相呼应，从而构成维新宣传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⑨
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十分重视白话报刊的宣传作用。随着对报刊功能新的认识和新的革命宣传需要，白话报刊得到迅速发展，从维新前后的5种激增到170多种。白话报刊以自身独特的个性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巨大作用。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期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中，第一次提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充分说明维新派开始对广大民众的高度重视。而这一时期维新派白话报刊如《京话日报》、《苏州白话报》和《预备立宪官话报》等的创办和实践情况，也说明这一时期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十分重视通过白话报刊来开通民智，在文化程度不高的妇女儿童和下层群众中进行改良主义的宣传，以赢得他们的支持。
革命派面对着强大的封建官僚和帝国主义敌人，知道要取得革命胜利，无广大国民的支持是不行的。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政治纲领，明确革命目的是要颠覆君主政体，由平民革命建立国民政府，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为众生谋幸福。这一纲领无疑是契合当时广大民众需要的，也无疑促进着革命报刊更多采用符合民众思维和接受习惯的新的通俗化形式，这些都促进了通俗化白话报刊的大量创办。革命报刊在与维新派争战中的胜利和最终推翻帝制、取得辛亥革命胜利，充分说明通俗化宣传的重要作用。辛亥革命的胜利与新军中下层官兵的觉醒分不开，而识字不多的下层官兵的觉醒与通俗化宣传分不开。
近代白话文报刊的历史折射着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轨迹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晚年反复强调的一个概念，也是20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学界迅速成长起来的话语。费老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历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费老同时指出：“‘文化自觉’，正是在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开始产生的。”⑩
学者张昭军认为：近代文化自觉源于政治落后，肩负救亡与启蒙双重使命，既要实现民族自立，又要解决民主问题。自觉促进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良性互动，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创造性地发展民族文化，是近代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所作的回答，代表了近代文化自觉的最高成就。
中国近代文化自觉，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国人救亡图存民主启蒙的背景下艰难进行的。考察这一过程，有一条从自大封闭到新奇误解反感抵制，到痛苦怀疑，到大胆反叛，到冷静思考科学辨析的演绎轨迹；有一个受“西学东渐”影响的，从器物文化模仿，到制度文化的学习，到观念价值文化思索的不断深入过程。梁启超先生曾说过，中国近代变革自鸦片战争战败至民国初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因此有自强运动；第二时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因此有维新运动；第三时期则是从文化根源上感觉不足，因此有启蒙运动。近代白话报刊的萌芽发展壮大清晰地折射了这一轨迹。
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中国社会深刻的反思。继林则徐“睁眼看世界”后，魏源编撰了《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标志着中国社会对西方先进文化的认同。但是，当时并没有真正从军事失败中得出观念上的觉醒，相反仅仅着眼于器物方面的变革。“连洋务派中最开明的杰出人士李鸿章也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輥?輱?訛考察这一时期文化自觉，仅仅是停留在器物文化的认识层面，由此掀起了器物文化自觉发展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洋务运动是民族觉醒和低层次的体现。”
“甲午海事一开战，双方的武器装备差不多，武器性能也不相上下，中国个别舰船的性能甚至超过日本。”然而，结局是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战争的失败深深刺激了中国士大夫上层阶层的反思：“最落后的民族并不是贫穷的民族，而是愚昧保守的民族；最落后的军队并不是劣势装备的军队，而是观念陈旧的军队。”?輥?輳?訛由此，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
变法运动仅仅进行了103天就宣告失败了。维新变法失败后，维新派人士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在《清议报》的《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中提出“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在《新民丛报》创刊号《本馆告白》中宣布办报宗旨之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道德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这一时期维新派报刊功能观亦有所革新。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期《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出报馆有监督政府与向导国民两大天职。这是已经涉及观念文化深层次方面的自觉问题，而白话报刊无疑是最契合这种需要的。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对西方广泛深入学习中，一开始就非常关注民众的重要作用。在《民报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政治纲领。为唤醒民众起来革命，通俗化的白话报刊沟通教育作用非常显著。纲领观念的进步促使这一时期成为近代白话报刊创办的最高潮。
文化自觉往往是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碰撞中进行的，近代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白话报刊创办发展，受“西学东渐”影响非常明显。在向西方学习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同时，白话报刊的创办发展强势地彰显着中华民族深层次观念文化自觉的启蒙和演进。这一萌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观念文化更大的自觉做了准备，也促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最终形成和发展。
余论：近代白话报刊的历史影响
近代白话报刊不仅是作为传播工具起着重要作用的，其媒介本身形式的创新就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白话报刊的出现，使当时报刊的话语由佶屈聱牙的文言文向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开始演变，使报刊的读者群摆脱了精英的框缚，逐步流向文化教育程度低的普通读者，从而使报刊读者面更加宽泛，这标志着近代中国报刊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过渡。”?輥?輵?訛同时，晚清白话报刊“通过在报刊上普及使用“下里巴人”般的通俗式话语方式对传统社会的特权话语体系进行解构，为社会民众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舆论表达空间”。近代白话报刊运动还直接开启了“五四”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和胡适都有参加白话报刊活动的经历。
近代历史考察报告篇7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寡妇改嫁
明清山东汶南黄氏家族考
清代的制盐工本、食盐品类与食盐产量
清代桂阳州的矿冶业与地方社会
清末广东赌饷与地方财政
近代湖北纺织四局的管理弊端
《我之历史》所见宋教仁留日生活的方方面面
抗战时期武汉工厂内迁的艰难历程及惨重损失
南京政府前期中国农业合作事业的多元体系
1942年第一次全国社会行政会议述论
简论新中国粮票制度的兴废
20世纪中国煤矿城市的发展历程及特征
宁夏农家书屋建设路径及长效机制初探
赵德馨与经济史学概论研究
保持史家本色的史家——《陈学文集》评介
中国城市环境史研究述评
徽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元代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以郭畀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的盐产区、盐场与场商、灶户、灶丁
清代河道总督的群体性结构考察
清代两湖地区茶业的生产工艺
论《大清律例》与《皇越律例》的关系
寻找“横堤西街”——辛亥革命前后的汉口街巷
武昌起义爆发后《通商汇纂》出版的号外之三
冯天瑜明清文化转型学术思想研究
二十世纪以来明清长江流域水利史研究综述
近七十年晚清两湖漕政研究综述
近二十年清代海盗研究综述
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契约研究
近代汉口市政研究述论
近百年胡林翼抚鄂研究综述
海外学者对李约瑟之谜的研究综述
张之洞企业活动刍议——以汉阳铁厂为中心
光绪朝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博弈
评《光绪朝硃批奏折》对张之洞奏议的收录
武昌起义爆发后《通商汇纂》出版的号外之一
中国经济史学产生的前提条件与背景分析
南方山区开发的历史进程、特征及其意义
中国仓储制度制度研究综述——以明清仓储制度研究为中心
二十世纪以来“五行说”起源研究述评
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本地利益与全局话语——晚清、民国天门县历编水利案牍解读
武昌起义爆发后《通商汇纂》出版的号外之二
“革命党与农民的第一次见面”:孙中山的农民组织观论析
20世纪50年代初期湖北省新贫农问题考察
近十余年大陆晚清民国医疗卫生史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山区开发与发展研究综述——以南方内地山区为中心
张之洞与《辛丑条约》签订后的商约谈判——以“裁厘加税”为例
近代历史考察报告篇8
（一）
张静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等论文，通过对社会史与党史研究、社会现代化与党史研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等课题的创新性研究，中共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的主要构架趋于形成。其理论上的创新主要是：
一是系统地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主张。他“认定必须以整个社会的演化研究为基础探讨中国革命问题”（注：《静如文存》（上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3页。）。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构想。在他看来，既然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的，那么，考察这个党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其所依赖的社会。他说，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是说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因此就必须要求“利用社会史研究成果时，要同党史的问题联系起来”；“自然也就要在党史研究中加进去一些过去所不用的材料，特别是一些统计材料、社会调查材料”。他认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主要是实践问题，为此“建议党史研究工作者中的一部分较有基础的同志应该先搞一点有关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党史研究深化”（注：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上述想法，不仅引起很多研究者的注意，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而且为其系统阐述中介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二是论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核心地位。80年代末期，张静如提出一个论断：“衡量现代中国历史人物的作用，应该考察其现代化意识之强弱，考察其对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过程的贡献之大小。”并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的进行了考察和评价，认为“是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现代化意识倡导者，是为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而奋斗的革命家”（注：张静如：《与现代化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共党史人物，这在当时的中共党史界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在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的基础上，张静如认为“从社会现代化角度衡量历史人物、政党、及各种群体的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作用原理的具体化”。他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其二，提出主动现代化的道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回顾和重新梳理，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起着核心作用。”（注：张静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上述考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政党活动的积极尝试，从而提出了从社会现代化进程来研究中共党史的新视角。
三是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核心内容的观点。在80年代中期，张静如就呼吁党史研究要注意生产力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注：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时，他一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以此为指导研究一个历史阶段时，就必须把这个阶段的社会结构具体化。”（注：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在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的现代化意识时，他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首要标志，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一切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的现代化，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注：张静如：《与现代化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正是对唯物史观核心内容的深刻理解，他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核心内容”的观点，其理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现代化，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进行政治活动的目的，故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贯串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始终，一切其他活动都以此为中心并为其服务。”（注：张静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二）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静如对自己多年来探索党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概括和提炼，构建了中介理论体系，代表作是1995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成为中共党史学界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阐发中共党史学的理论著作。这本书在建构中介理论方面的突出之处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渊源上的经典性特征。在中国，从事中共党史研究无疑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长期以来以唯物史观的派生理论——阶级斗争学说为指导，由于忘记唯物史观的原义，往往在研究中出现简单化、公式化的弊端，因此，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寻求唯物史观的原义对中共党史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张静如在《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说：“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只包括：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进着社会的发展。”（注：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在他看来，探讨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共党史研究这一问题，主要应该从上述三方面来考察。
二是结构上的系统性特征。中介理论在结构上是把生产力理论列为首位，具体阐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及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主要观点有：第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的核心内容，应把它纳入研究对象的表述中；第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此点也应纳入党史研究对象的表述中；第三，要重视中国近现代社会进化过程的研究，并把进化过程看作社会变革的基础，并了解社会变革是怎样促进社会进化的，要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第四，在党史研究中首先应注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根本前提；对非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和系统化的社会意识的考察，在党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要多角度进行研究。第五，总体上，评价个人和群众的标准和方法，要以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为依据；在党史研究中，衡量个人和群众要以现代化意识之强弱和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为标准。（注：参见《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的内容及《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等文章的解说。）
三是理论上的创新性特征。由于将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联系起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选题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因而理论的创新就成为所建构的中介理论的显著特征。譬如，书中强调要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进行党史研究。而要捕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足迹，“还必须做分阶段的考察。因为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和达到的程度不同”。（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32页。）为说明这一点，张静如通过对1927-1937年生产力状况的考察，得出结论是：“这一阶段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继续革命的经济基础。”（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34页。）就是说，从生产力的角度进行总体考察的同时，还要作具体的分析，以避免抽象的一般说明和概念化、形式化的弊端。这里，理论上的创新非常突出。
四是论证上与中共党史研究实际相结合的特征。关于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张静如说：“从党史研究的现状来看，既有繁荣发展的一面，又有不够深入的一面。不足之处，简言之：曰浅、窄、粗。浅者，研究中叙述多，分析少，理论性弱；窄者，研究领域小，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粗者，分析不细致，用材不讲究。”（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6页。）在创建中介理论过程中，他尤其注意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着重要解决的是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化。因此，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的特征就特别显著。
五是体系建构上的时代性特征。张静如提出的中介理论体系在建构中体现了时展的特征。作者不仅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阐释和解析，吸取其精华，而且积极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同时也吸收了邓小平提出的发展生产力以及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
（三）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张静如通过学术报告和论文的形式，对中介理论又进行了补充。主要为：
一是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的关系加大研究力度。1996年张静如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将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与建立中介理论问题进一步联系起来，认为“深化党史研究，研究者首先应该在研究中更加明确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为以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就必须建立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史研究达到更新的境界。”（注：张静如：《深化党史研究》，《光明日报》1996年6月25日。）
二是对中介理论所应具有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和说明。张静如认为，“这种中介理论要成体系，需要系统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应用，而不是仅反映某个原理，也不是仅反映中共党史研究的某一个方面的应用。”（注：《静如文存》（下卷）第898页。关于中介理论的特点，还可参见张静如《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的解释。）这里，张静如对所要建立的中介理论提出了四个基本特点，即“成体系”、“可操作性”、“时代性”、“与实际紧密结合”。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力图确认中介理论在所面对的两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中应有的位置，反映其在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之间建构的理论（中介理论）的努力；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所要建立的中介理论必须反映理论的本质属性及其应该具有的特点，特别强调中介理论在指导中共党史研究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三是对中介理论体系进行新的概括和表述。1996年3月，张静如应约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了《关于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的学术报告，对中介理论体系做了新的概括。指出：“按目前的认识，我觉得这个中介理论体系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上层建筑的社会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个人和群众的社会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吸取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注：《静如文存》（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98-899页。）90年代中后期，他在对中介理论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时，又对中介理论在概括上作了新的表述。即，“一、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二、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三、以群体社会作用为基础，以个人作用为契机；四、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五、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为辅佐。”（注：《静如文存》（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02-903页。）从中介理论新的概括和表述中，可以看出张静如侧重于中介理论体系的完善工作。在内容的调整和体系的完善方面，最突出的是将历史辩证法、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及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内容纳入中介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