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0 16:07:02
近代史人物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李鸿章 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化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重头戏。比如在高一的中国近代史中,曾多次出现晚清重臣李鸿章,史学界历来对其评价就大有争议,前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走向共和》,又引发了在网络媒体中对李鸿章的大肆争论。如何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正确评价李鸿章?中学生对李鸿章并不熟知,仅凭教材中讲到的李鸿章办洋务、签订不平等条约、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远不足以让学生全面了解李鸿章其人,于是我布置了一个研究性课题,让学生自己查阅资料,写一则评价李鸿章的小论文。暂且不说这次活动效果如何,我对李鸿章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着从中国近代化这一角度认识李鸿章。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其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人物。他主管晚清国事数十年,权倾一时,位极人臣,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国侵略者的大买办,出卖国家的卖国贼;另一些人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倾力于国家富强的实干家;各执一辞,大相径庭。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对李鸿章的评价又有进一步的变化。当代已逝著名史学大家陈旭麓先生曾经指出:“洋务运动是近代化的开头,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的第一步。这个第一步与李鸿章的关系就很大。”他还进一步指出李鸿章是“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将李鸿章提升到了与中国近代化紧密联系的高度。纵观洋务时代之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及洋务活动,笔者欲从中进一步阐述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一、李鸿章的近代化活动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全过程,不难发现,在众多的倡导组织洋务活动的官僚中,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只有李鸿章一人。在所有的洋务官僚中,李鸿章兴办的洋务事业最多,涉及的范围最广,取得的成绩也最显著,中国近代化的许多“第一”都与他的名字联在一起,如中国第一家近代化企业、中国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修筑的商业铁路、中国人自行架设的最早的电报线、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等等,因而被看作是洋务派的旗帜,洋务运动的旗手。李鸿章虽然也是从科举之道上走出来的封建士大夫,然而其识见,用梁启超的话说,在同朝大官中“无人可以望李之肩背”。他对中外局势的变化,对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他放眼世界,清楚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可强分界画。”他审时度势,把当时中外形势概括为两句话:“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由于李鸿章思想较为开明,办洋务最为积极,因而遭到顽固守旧分子的谩骂和攻击,但李鸿章不为所动,大声疾呼:“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他以办洋务求“自强”为己任,摆出“舍我其谁”的姿态,并雄心勃勃地表示:“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
二、李鸿章近代化活动的影响和评价
李鸿章所从事的近代化活动其成效虽“不足御侮”,没有使中国真正走向自强和富有,更没有使中国摆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李鸿章的近代化活动。当时,中国军事、外交屡遭失败,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落后,而不在于李鸿章的洋务活动。靠个人的力量去改变那种积贫积弱的局面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们知道,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一开始就困难重重,上有朝廷的掣肘,下有国人的愚昧,中有保守同僚的诘难。当时有人攻击他是想“以夷变夏”的乱臣贼子。李鸿章“有倡无和”,概叹“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制,遂致一事办不成”,经营数十年,各项设施仅见端倪,并难乎为继。以铁路一事为例,1872年,李鸿章开始提出建造铁路的主张,闻者“甚不咋舌”;1874年,他正式向朝廷建议,立遭廷臣痛诋;1880年,再次提出建议,并提出规划,遭到“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山川之神不安则旱潦之灾易召”等莫名其妙的攻击;1888年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建成,准备展筑到通州,又像是捅了马蜂窝,包括尚书、侍郎、御史、学士在内的数十名京官,一片鼓噪,坚决抵制。李鸿章发出悲凉的哀鸣:“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唉!所愿当路诸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使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李鸿章的近代化活动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是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告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要作到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结合。从主观动机看,李鸿章主办的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从客观效果分析,洋务运动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存。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洋务运动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积极性大于消极性。根据马克思辨证唯物论的观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存在一个内部支配的一般规律。李鸿章的洋务实践活动,也正是表面上偶然性所支配,实际上服从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其活动的进程也服从了中国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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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人物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史学纳入革命和救亡的轨道，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进一步凸显，并建立了评估和审视中国历史的新标准，使之与救亡和革命的主题相呼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形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思想：其一，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化；其二，在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土化；其三，采取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达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化、本土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一个渐进过程。
[关键词]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
（续接《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96页）
三、在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本土化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特别提到“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个问题。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固然在传播新知的道路上贡献厥伟，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持否定态度，这样就使得新文化难以在民族的土壤中根深蒂固。抗战时期的文化运动“改正了过去文化运动中抹煞民族特征的错误，人们学会了要重视民族文化的传统”。[15]进步学者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成果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必要，他们表述了如下观点：
（一）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出发，批判继承一切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吕振羽对于创造民族新文化与继承文化遗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全面、系统的表述。1940年，他在重庆发表《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指出：“我国封建文化的成果获得人类封建文化史上的卓绝地位，对世界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的文化战士要“从全部民族文化史中进行科学深入地探究，去发掘其优良成果和进步因素。从而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这一问题，才有实践的内容。”而且，“民族新文化并非凭空创造，而是从旧文化的母胎中产生出来的，是中国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种继起的历史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所以说，我们要珍重民族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其优良传统，吸收其积极的、进步的、有生命力的因素。”[16]范文澜论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说：“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创造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同时也担负着中国文化优秀部分的继承和发扬。”[17]“中国共产党是实践马列主义的政党，它不会利用封建文化来欺骗青年，也不会无视历史事实而一笔抹煞。它要用马列主义的尺度，估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批判地采取优秀部分来丰富中国无产阶级的新文化。”[18]嵇文甫强调，外来学术文化与本民族优秀学术文化传统之间的融合，与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形相结合，才能发展出既具有民族独特性又具有世界先进性的那样一种学术文化的现实追求。其核心关注，毋宁说乃是对于外来先进学术文化的一种“民族性”消化。[19]侯外庐对如何批判继承传统学术的具体内容提出建议：“中国古典学术史，一方面屈服于封建的政治支配，放弃真理知识的追求，而为藏之名山的载道工具所束缚，他方面则离开实践性，对于学术传统不但没有放弃继承，而且在知识形式上做过极大的努力。”因此，“中国学术史的特点，一方面保持历史学的探究，实在是中国学术最好传统承继的优良精神”[20]。
（二）在吸纳本土史学的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充分尊重其他学者的学术成就。1940年吕振羽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科学态度”去“整理国故”的方向是对的。“在这个方向下，不可否认，自由主义者也进行过若干有益的工作。”[21]即使在20世纪西方史学传入中国后，传统史学仍然是珍贵的遗产，是对中华民族史学风采的长卷式的展示。马克思主义史家努力吸收传统史学的成果。[22]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不同，与近代实证主义史学也不同。但它们之间有继承性。例如，范文澜虽然有深厚的古学功底，但当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事历史研究后，“自觉地扬弃了旧学问家繁琐考据的流弊，而在原来治学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严肃、严谨的学风。这种学风，既包括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搜罗和严格鉴别，也包括对历史事实的严密分析与综合。”[23]范文澜的代表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都体现了这种新学风。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自序中指出，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原则，就是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方法，“勤恳虚心地吸取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再进一步或改进或订正他们的说法。”[24]当时，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杜国庠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等对先秦诸子学术的重新认识和整理，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都主张从历史文化传统中继承有助于抗战的思想武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继承，最终找到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契合之处，从而不断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结合，实现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
四、采用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达到马克思主义 史学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是密切相连的，1940年就指出，“真正能为民族、民主、科学而斗争的新文化，必须是大众的新文化”；由于旧社会造成大众的低下的文化水平，所以新文化的大众化必须走通俗化的道路。“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而是用比较浅显的表现形式为大众所了解。”[25]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采用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发挥史学的现实功能。
（一）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通俗化，使之方便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历史知识的普及。1938年7月胡绳在《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的前记中指出：“因为要使这本书做到简明易读，我竭力避免牵涉到欧洲哲学发展史上的问题”；目的是编写一本真正通俗的，能够给工人、农民阅读的辩证唯物论读本。[26]艾思奇与吴黎平《唯物史观》（1939年）一书，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作为当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成果，《唯物史观》曾被指定为学习中的干部必读书目，在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7]在《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研究》（1941年）一文中，艾思奇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的视角，强调必须要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历史现象，用辩证法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侯外庐与罗克汀合著的《新哲学教程》（1946），力图以科普的形式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命题。这些论著，对坚持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采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形式，撰写了一批通俗性与学术性兼顾的史学作品。许立群的《中国史话》是史学通俗化运动的代表之作，编者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来叙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文字生动流畅，写得饶有兴趣。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也是普及化的历史读物，读者对象是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师及略有初步历史知识的读者。杨松、邓力群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一册，1940年）按年代顺序编辑材料，为方便读者阅读和研究，著者还对一些文字加按语作介绍和说明。与此相关的还有尹启民的《中国历史讲座》、曹伯韩的《中国现代史常识》和《中国近百年史十讲》等。这些著述在内容上或取材于古代抵御外族入侵的抗敌故事，或取材于当代抗日故事，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在体裁上则尽可能采取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如用平话编写简明历史课本，用传奇编撰历史人物传记，并广泛运用大鼓、鼓词、旧戏、小调诗歌等形式，大力普及历史知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史学通俗化方面也作了有益探索，“通史简编的总编辑人范文澜同志，曾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所引用的比较难深一点的材料都翻译成通行的白话文，以减少读者在文字上所遇到的困难，而增加读者的兴趣。”[28]1940年3月，延安成立了大众读物社，出版了《革命岁月丛书》等革命历史普及读物，这些读物主要面向边区识字少的群众。吕振羽还在《解放日报》上撰写了一组关于中国历史常识的专栏文章“常识讲话”，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远古至南北朝的历史，很好地配合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引起集团一片惊慌之际，却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这些史学论著少用专业术语，基本以白话文的方式撰成，使普通读者在阅读时减少了很多困难。
抗日战争时期，戏剧这一大众传媒方式，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念传播的重要途径。这种方式迎合了一般民众的喜好，融“历史”和“戏剧”为一体，形式生动活泼，还能有效地避开政府的文化限制政策。当时，“偏僻地方的人民大多数喜欢看历史剧。戏剧的演出自然不能没有观众，为了迎合观众，就不能不写历史剧。”[29]抗战初期，延安首先上演革命历史话剧《广州暴动》、《血祭上海》、《血祭九一八》、《九一八以来》。身在国统区的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1941-1943年，他先后编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多幕大型历史剧。1940年以后，国统区的优秀作品也传到延安，如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陈白尘的《太平天国》和郭沫若的《虎符》等，此外还有延安任桂林的《卢俊义》、卜三的《江油关》、李纶的《秦桧》、孙震的《瓦岗山》、魏静生的《河伯娶妇》、秦腔剧《人心归闯》、《洪承畴》、《民族魂》等。这些历史剧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了历史上抗击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以艺术的形式更有效地给人们以历史教育，不仅使群众学到了基本的历史知识，更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表现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有强烈的实践性、革命性的突出特征。
五、结语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入，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进程。这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叶镬生曾说：“关于历史科学方法中国化方面……同志的每句指示被引作研究的根据。”[30]德国学者罗梅君也说：延安史家的著作“往往紧跟的历史理论和有关历史的问题的论断，而恰恰是在延安时期确立了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31]的这些史学研究思想，为当时的史学工作者指明了史学研究基本原则，众多史家在史学思想的影响下，始终高扬为现实服务的旗帜，总结历史经验以昭示现实和未来，探讨中国社会“合规律性”的发展脉络，撰写了一批体现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时代精神的史著，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又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巴勒克拉夫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相信它“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真正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32]马克思主义史家们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为学术指南，对中国历史和近代社会性质作全新的解释，把历史看成客观的有规律的对象加以研究，并初步建立了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国社会史等为主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因此，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既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又扎根于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成功实践，绝不只是在概念、范畴等技术性的层面上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改革，而且还在整体上引导了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与意识的结构性变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迈出的坚实的一个脚印。
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是，在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也有些许瑕疵。由于抗战时期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史学研究倾向于政治史和革命史的研究，使得史学研究范围相对狭窄；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史学“借古喻今”之例多有发生，损害了史学“真实”性；在强调民族文化与大众化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产生了对民间文化及其主体的过度推崇。可以说，这一现象从抗战时期直至以后，与那种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相纠结并迅速滋长，对后来党的事业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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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人物论文范文第3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国家形式。对于中国历史的这一巨大变化，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欢欣鼓舞，他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潮流中去。中国学术界要讴歌这一巨大历史进步，要探索这一历史进步之所由来。在新中国的学术园地里，中国近代史学科空前地发展、成长起来。较之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很大前进，无论是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与往昔不能相比的发展。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进步是在历史观方面，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概括起来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积极开展百家争鸣，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胡绳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三年来学者的讨论文章予以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唯物史观、寻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宝贵纪录。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期，看起来是编写近代史教科书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依据什么标准分期，却涉及历史观问题，涉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涉及叙述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以什么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胡绳有感于1949年以前的有些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按照"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或者按照"积弱时期"、"变政时期"、"共和时期"来叙述历史，认为这是不足道的、不足取的，因为它"没有反映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1)；另一些教科书，甚至包括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在内则放弃了历史分期的办法，按重大事件来叙述历史，叙事时大致上采用了"纪事本末体"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拆散了许多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并使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2)。在讨论分期标准的时候，胡绳批评了那种拿帝国主义侵略形态作划分时期标准的看法，认为"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 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3)；同时也批评了单纯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作划分时期标准的做法，认为那样会走到经济唯物论的立场上去．对中国近代史分期，必须全面考察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随着基础的变化。胡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断，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的重要意见。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给各个事变、各个人物一一简单地标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进步或革命的符号。如果在一本近代史著作中不过是复述资产阶级观点的材料，此外只是多了这一些符号，那并非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4)"应该说，这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学术上提出了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的重要观点。依据这种观点，胡绳还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此后史学界一般称"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并对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胡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应。1957年新华社《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告一段落》的消息，披露截止当时共有24篇相关。3年间，先后有孙守任、黄一良、金冲及、范文澜、戴逸、荣孟源、李新、来新夏、王仁忱、章开沅等发表讨论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报纸还报道了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以及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上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意见。许多人同意或基本同意胡绳有关分期标准的见解，同时也提出了若干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5)；有人主张"必须严格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树立以中国人民为中国历史主角的思想"(6)；有人认为"分期标准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7)；有人认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根本矛盾，也就成为贯穿各个事件的一条线索"(8)。等等。因为对分期标准的认识不同，或者虽然相同，但理解不一定相同，因而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种种不同主张。
评价这一次讨论，我认为，不在于对分期标准的认识是否统一，不在于对具体的历史分期研究取得了多少进展，而在于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界（不仅限于中国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消除旧中国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的一次重要机会。通过这次讨论，明确了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许多讨论者几乎一致认为，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原则上表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因此，应当考虑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及其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与此同时，史学界还开展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土地制度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等等，所有这些讨论，是发生在50年代的一次马克思主义大学习，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百家争鸣，它推动了史学界形成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唯物史观的浓厚风气，使一大批来自旧中国的学者，以及刚刚成长起来进入史学战线的青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观察和研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推进了中国近代史领域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实际问题的研究。过了40多年，今天来回顾这次讨论，我们仍然感到，中国近代史学科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我国近代史研究学者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思想水平，是如何受惠于50年代的那次讨论的。
经过50年代的讨论以后，近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大体取得了共识。此后出版的3本中国近代史课本，体现了这次讨论的结果。其中两本是1962年出版的：一本是郭沫若主编、刘大年组织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编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一本是翦伯赞主编、邵循正和陈庆华编写的《中国史纲要》第4册。第三本是胡绳编著的《从鸦片战争到》，此书虽然出版于1981年，反映的仍是那次讨论的结果。前两本书是为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教材，后一本是为广大干部编写的近代史读本。
以前讲中国近代史的书，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一般带有纪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是需要改进。《中国史稿》第4册的作者们努力作出了改变。依照《中国史稿》第4册主持人刘大年的看法，1840至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爆发的三个不同时期。在那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各种势力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4册这种写法，就是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可喜的概括。当时它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很多。1982年全国近代史专家在承德举行学术讨论会，有的研究者评论说，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是郭沫若主编、实际上是刘大年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这个评论指出了那本书在一段时间里流行的情形。胡绳的著作，规模较大，条分缕析，议论恢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三本书，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学者们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它们基本上确定了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和框架，确认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确认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认了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具体编写上大体接受了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数以百计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普及读物，大体上都是按照这个框架编写的，可以看作是学者们接受这个框架的标志。
从1980年起，中国近代史学界再次掀起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经过，一些学者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出发，要求抛弃极"左"的政治枷锁和教条主义的绳索，要求纠正由于党的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在史学研究中出现的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反思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对早先胡绳提出并得到相当多学者支持的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划分时期的标志以及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提出了怀疑和驳难。李时岳首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了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文，引起了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次讨论中也涉及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却不像50年代的讨论那样，使近代史基本线索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附见于分期问题上，而是直接提出了问题。
李时岳的文章发表后，在80年代中期形成了争鸣的热潮，直到90年代还有文章发表。与50年代的那次讨论比较，这次讨论，问题提得更广泛了，角度更新了，研究更深入了，分歧也更显著了。概括说起来，大体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派以李时岳为代表。李时岳提出："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9)。认为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政治地位(10)，强调要以"洋务运动一维新运动一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或基本线索。一些学者把这种提法概括为"三个阶梯" 论，李时岳本人认为不确切，曾著文修上说应当包括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而称之为"四个阶梯"论地演化的趋向． 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 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李时岳表示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认为"四个阶梯"论与"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地修正和补充，"三次高潮"论的不完善的地方"在于没有把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没有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11)。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说的"两个过程"论没有概述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是对本人原意的"误解"，要求"摆脱""两个过程"论的"束缚"，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悟出一些新的道理，把我们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12)。有的认为，中国近代社会"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 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或者说，(13)；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谋求社会进步（发展资本主义）两项根本任务。这两项任务贯串着整个中国近代史，一切斗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斗争在内，都是围绕着这两项根本任务进行的。它们构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14)"依据这种理解，他们以资本主义运动（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认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15)。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
另一派大体上坚持胡绳原先提出的观点。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一书的序言和1997年再版序言以及其他文章中，仍坚持三次革命高潮的观点，认为前一派的看法抹煞厂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苏双碧(16)、苑书义(17)、张海鹏(18)、荣孟源(19)等也先后发表争鸣文章，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应制约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其中也包括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就构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他们认为关于中国近代史所说的"两个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不同意把"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当作"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认为中国只有通过民主革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发展资本主义。与前一派意见相比较，这一派意见不同意简单地把洋务运动当成进步运动，也不赞成把义和团运动列在基本线索之外。
第三派意见比较复杂，基本上依违于以上两种意见之间，或者另有生发。章开沅发表《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20)一文，试图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它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他把近80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以1900年为界标，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涨"，即：第一阶段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义和团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涨，第二阶段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次更具有近代特征的民族运动的高涨。他说，民族运动的这三次高涨，是近代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态势，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章开沅认为，"洋务-维新-革命"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它特别容易使人忽略农民和土地问题这样重要的社会内容。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机械搬用近代史即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败的历史之类现成公式。他又认为三次革命高潮一同还是不用为好，因为革命一词有广狭两种理解，说三次革命高潮不仅容易引起概念理解上的歧义，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提法，使作为整个中国近代史组成部分的新、旧民主主义史缺乏体例上的协调。他又特别指出，说的"两个过程"可以作为我们据以探究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基点。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并不意味着以另一套线索取代"两个过程"而作为基本线索。"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理解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由此看来，这第三派虽然对前两派都有所批评，其主张的实质与胡绳的意见是较为接近的。
戚其章持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两个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难以成立的。他认为，考虑基本线索时不宜空泛地谈论"阶级斗争的表现"，反帝斗争固然不能体现基本线索，就是反封建斗争也不一定每次都能体现基本线索，"基本线索的标志，应该是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国内阶级斗争"，"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才能体现基本线索，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不能列入基本线索的标志之内。这样，"太平天国--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便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梯"(21)。
以上是80年代中期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争论的几种主要见解。这些见解，都是以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过程作为立论的史实根据的。三派意见有许多共同之处，即都承认要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确认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标志，理论上的分歧表现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联系，要求重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意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提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因而高度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贬低义和团运动的作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社会变革相联系，认为不能把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列入基本线索之内。但是后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把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和反帝反封建算作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则显然与作者主张的"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相违背，有理论上不够严密的地方。就具体分歧而言，三派意见的最大不同，是对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就洋务运动言，第一派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是进步运动。经济史研究专家汪敬虞研究了洋务企业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后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活动先于洋务派官僚为主体的官场活动。最先在中国接触资本主义并已实践资本主义的是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发生联系的新式商人。洋务派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后来虽然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洋务派并不能成为扶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力量，洋务派官僚不是站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走向发展的方面(22)。汪敬虞在研究了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以后得出结论："插手现代企业的洋务派官僚，并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到了80年代末以后又有了新的进展。学者们不满足于以往的讨论局限于1840?1919年的近代史分期，主张中国近代史下限应当延至1949年的呼声高涨了。《历史研究 》1988年第3期发表了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就是把1840?1949年的110年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来考察其线索的。陈旭麓认为："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朝代，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从这样一个特殊的完整的社会形态及其丰富的内涵来考虑。(28)"从这个路向来考虑，从革命的本意来定义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确有三次革命高潮，但不是经胡绳提倡、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那三次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在19世纪的中晚期，中国在推动变革的道路上，有过农民起义的高潮，有过维新变法的高潮，有过反帝运动的高潮，它们以不同的斗争方式，程度不等地推动或体现了新陈代谢的历程，但并没有形成如后来那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只是到了20世纪才出现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形成高潮。他断言这三次高潮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了清朝政府；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了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他强调中国近代史上只有这三次革命高潮，没有这三次高潮，就赶不走帝国主义，也打不跨封建势力。夏东元也从110年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提出了他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理解。他认为应将"'一条主线'（即以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阐明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规律；既不同意'三次革命高潮'说，也不认为'四个阶梯'说是妥当的。(29)"他确定以资本主义为主线，认为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列为三个进步运动，虽然是四五十年前的陈说，但经过重新论述，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性，但未把110年历史联系起来看，而且完全把洋务运动与、辛亥革命并列起来是不适宜的，因为洋务运动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民主政治改革的。因此他确信，以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与"两个过程"相结合，以实现民主与反实现民主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能顺利发展为基本线索，将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以为界标划分为前后两段，是比较能全面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的(30)。1997年张海鹏接续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张海鹏认为，从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研究就沿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说法，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两个时期。直到现在，大学里还是这样分别设置教研室，分别讲授课程。他认为，这样的分法，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新中国建立已近半个世纪，对于1949年上溯至1840年那一段中国历史，我们现在是看得更清楚了，应该有更好的认识和解说。总起来说，他认为应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打通来研究，这不论对中国近代史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不论对于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共党史的研究，都会有好处。他还认为，李时岳前几年提到半殖民地是"历史的沉沦"，半封建即半资本主义是"历史的上升"(31)，颇有新意，但说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同时既有沉沦的一面、又有上升的一面，则很难使人信服。李时岳问道，如果说近代中国只有历史的沉沦，那么，"'历史的沉沦'何所底止？漫漫长夜宁有尽头？(32)"张海鹏由此受到启发，进而提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110年历史来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到了本世纪初（大约在1901?1915年），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到谷底的时期，1901年是《辛丑条约》的签订，l915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以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这些重大事件，大大刺激了中国社会成长中的新的社会阶级力量，促进了他门的觉醒，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是这一上升趋势的明确表征。此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了先后取代旧势力，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33)。
张海鹏还认为，胡绳提出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个革命高潮概念的统率、制衡作用，把三个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
但是，胡绳当初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期间。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1949年9月，则胡绳所提中国近代史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实际，是很明显的。从这个角度对三个革命高潮论所做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考虑，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问题。考虑到胡绳当初提出革命高潮概念的用意，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为了"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是为了认识"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乃是社会力量的新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表露出来的时期"(34)，我们就会明了，他并不是从革命的本来意义上来定义"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概念的。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它对于我们从政治上来认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恰恰是很重要的。况且，19世纪内几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等），为此后真正革命运动的到来作了认真的准备，提供了思想资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缺少的准备阶段。缺少了这些，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总结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就缺少了必要的环节。从这个认识出发，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依然应该把19世纪的几次革命运动包括在内。当然，不一定非要三次不可。从全局衡量，应该有七次。它们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1927年大革命；1937?1945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上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35)。
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虽然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少了，但是学者们没有停止思索。我希望并且相信，我们的讨论不会就此停止。重要的是要保持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我们不需要只有一个声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可以形成多个学派，提出多个不同的框架，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真正繁荣。
50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和方法的争论，除了基本线索问题外，还有其他的题目，比如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又比如关于近代化（现代化）的思考方向与传统的反帝反封建的思考方向的关系等等。但是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还刚刚开始，讨论的广泛性、争鸣的深刻性，都不如基本线索问题。限于篇幅，就不再继续加以评析了。
注释：
(1)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页。这里胡绳指的是李泰？《新著中国近百年史》，1924年版； 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1926年版。
(2)《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页。胡绳所指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是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51年增定版；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1947年版。
(3)《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页。
(4)《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7页。
(5)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15页。
(6)黄一良：《评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3页。
(7)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5页。
(8)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98页。
(9)李时岳：《从洋务、 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1期。
(10)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1)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2)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1983年第3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笔谈）》专栏。
(13)据《历史研究》编辑部近现代史编辑室《国内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该项资料注明这段文字出自于198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李时岳、 胡滨著《论洋务运动》一文。经查上述资料所引述的这段文字，与原文有出入，但并不违背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看作是对作者本意的一种概括。
(14)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 1983年第3期。
(15)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6)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问题》，1983年11月9日《光明日报》。
(17)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8)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9)荣孟源：《谈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历史教学》 1984年第7期。
(20)《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1)戚其章：《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22)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23)汪敬虞：《洋务派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24)姜铎：《略论洋务企业的性质》，《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25)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5页。
(26)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8?9页。
(27)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6页。
(28)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近代史人物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延安青年；史学教育；史学教材；史学课程
【中图分类号】K26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6―0074―07
抗战爆发后，针对大批奔赴延安的青年开展史学教育，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凸显史学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张力，是延安时期史学教育的重要特点。然而翻检近年来的相关成果，其中论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比比皆是，关于延安教育的成果也不乏佳作，但针对延安时期史学教材与课程设置却没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谫陋之究，以期抛砖引玉，冀望学界能有更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
一、史学教材编纂的背景与基础
1930年代初期，日本就开始利用从武力到文化的一切力量，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作为文化部门之一的历史学，自然也被积极地动员了”[1]。鉴乎此，一些有识之士呼吁：“中国的青年迫切地需要教育，需要最健全最有效能的教育。”[2]348通过史学教育为抗战服务，自然就成为其中的一环。
抗日战争的总目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需要利用各方面的知识来为抗战服务，“我们需要关于自己本国的社会历史的知识，也需要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世界各国的社会历史知识，在我们决定斗争的战略策略的时候，这一切社会历史方面的知识对于我们是有很大帮助的。”[3]而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4]534革命教育家吴玉章也说，历史科学不仅“能十倍地坚强我们奋斗的信心和给我们这种胜利条件的知识”，而且还能“激发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也就是说“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常常是从历史中动人的事迹得来”。[5]因此，“在这个很需要发P爱国热忱，继承革命传统的时候，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有特别重大的意义”。[6]1一言以蔽之，“光荣史迹足以激起爱国心的作用”。[1]史学教育与抗战的关系可见一斑。而延安史学的发展兴盛，则为史学教材的编纂与史学教育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一些有良知的史学工作者与广大爱国学人，自觉地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通过历史研究回应时代的需求。中共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也开始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倡导史学研究，使得延安史学逐渐发展兴盛起来。
1937年3月，由组织建立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可谓延安时期最早的史学研究机构。由他编纂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就是一本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书，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开创之作。1938年5月，马列学院（后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在延安成立，范文澜任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室分设三个组：近代史组、农民土地组和民族组。其中叶蠖生撰写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利用各解放区负责人集中在延安学习之际，“分头访问，搜集资料，并同《红色中华报》和《向导》杂志上的材料相印证，编成初稿”。[7]75这部书稿亦是中国共产党史学发展史上第一部比较全面反映内战期间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著作，该书第一次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巩固与扩大及苏维埃政策之转变的全过程。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其他研究室也结合各自的学科特点，开展专门史研究。与此同时，、、刘少奇、等领导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开展中共党史研究。1942年至1943年间，为适应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需要，中共中央编印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二部党史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此前中共党史的基本状况，促进了党史研究的深入。
除此之外，延安史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取得了极大发展。早年曾治经学和中国古代史的范文澜辗转到达延安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作了首创性的系统总结。值得一提的是由范文澜撰述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在新史观指导下编纂的一部新型通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系统地研究中国史，其开创的功绩，是不能否认的”[8]339。延安青年史学工作者尹达著成《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如他自己所说：“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原始社会的著作大都还未能及时吸收大批新的材料和学术界之新的成果；在这里我把新的材料贡献给同好的学人，也许还会有一点益处。”[9]222在中国近代史方面，陈伯达对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研究，何干之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都是非常有益的探索。何干之于1937年撰写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是较早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之一。在近代通史方面，由范文澜编写的《中国近代史》上编，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显著的特色，体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两度结合， 由范文澜所奠定的中国近代史基本框架，更是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10]
总之，抗战时期延安史学，在中国抗战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大背景下获得了巨大成就，在鼓励史学研究的政策下，延安史家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为教材编纂与史学教育的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史学教材编纂的原则和课程的设置
延安时期，大批青年怀抱激情理想奔赴延安，然而他们（甚至是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党员）在理论上却没有太多的基础。因此，针对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特点编纂教材，设置切实可行的课程体系，成为当时延安史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战时教材的编纂，要坚持“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4]356。就史学教材而言，就是“教材要抗日化”，在内容上增加抗日的比重，在组织编排上适应战时环境，“历史课本的编排是先今后古，中外混合的。”[11]130在历史观方面，要坚持唯物史观，“只有辩证法唯物论，能把唯物论的观点彻底推广起来，能正确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的规律，能把社会历史严格地当作科学对象来研究，能使我们在社会历史领域上掌握到精密的科学理论，以便于指导我们的革命的实践。” [12]要注意借鉴苏联历史教材的编写经验。师哲曾专门就此撰文指出，历史教材的编写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的历史事实相结合。“教科书及教授本身，都带着抽象的和公式的性质，提供给学生们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定义，而不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和依照年代的次序，讲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以及历史人物的特点等以教授本国史，这样就以抽象的社会学的规式，代替了本国历史之有系统的讲述”。因此在编纂教材时，要按照历史年代的次序讲述历史事件，且使学生牢固地记忆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和年代月日，“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正确的分析和正确的总结历史事件（这都是使学生对历史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才有可能”。[13]在注重事件的同时也要注重论理，“由历史的到论理的”，在大纲和提纲的编制中，“在体系上，须使历史的叙述同论理的说明之间，保持有机的辩证的联系”。[14]
中国的抗日战争既是民族战争也是革命战争。历史教材的编纂既要注意世界革命运动史，也要注重中国革命运动史。“学习马列主义，必须研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生与发展不可分离的世界革命史，特别是联共党史。研究联共党史，是解决精通马列主义任务的最重要的道路。”学习马列主义，“还必须研究共产国际纲领。共产国际纲领，给我们以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战略与策略的知识。”当然，“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我们的党是中国共产党，我们中华民族已有数千年历史，自然有它自己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和许多宝贵的遗产。我们如果不认识自己的民族，接受它数千年历史的宝贵遗产，就无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5]208更为重要的是，要注意编写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共党史。要“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16]298根上述原则和方针，延安时期编写出版了供青年学生学习的历史教材，既有通史类教材，也有断代史教材，既有中国革命史教材也有世界革命史教材。其中颇有影响的教材主要有以下几本：
通史类教材中最著名的是由范文澜等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当时范文澜受党中央委托主持编写这部中国通史读本，目的是便于学习者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貌。《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和中册分别于1941年、1942年在延安出版。这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中国历史的通史著作，也是唯物史观指导下新的中国通史体系的初步研究。对这部教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17]170作为一本教材，该书还兼具文字精练纯熟、通俗易懂、“文史兼通”的特点，从而减少了青年读者阅读的困难。
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分析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教本，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重要开创之作。编写《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学习，汲取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理解并掌握当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这本教材中最精彩的篇章，就是对各次历史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这也是该教材最见功夫的地方。虽是一本教材，但由于“深厚的理论功底、良好的文字素养，对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历史的深入研究，使得这本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著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政治思想史上，及其《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都有一席之地”。延安时期的各类院校，无论开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课程，还是“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共党史”课程，一般都把这本书作为教材或蓝本。此后，范文澜等许多人写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方面的著作，都参考了这本书。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它先后出版了10多个版本，印行20次以上。由此足见它是一本深受读者欢迎、适合干部学习的教本。[18]451-452
关于世界革命史教材，有较大影响的当属由编写的《近代世界革命史》。该书共2卷，第1卷主要记叙资本主义发展前期西欧各国革命运动史；第2卷主要讲述十九世纪中叶、二十世纪初期欧美各国的革命运动史。在该书的长篇“绪论”中，针对为什么要研究近代世界革命史这一问题，开宗明义地指出：“简明的答复，就是为了中国今天的革命，同时也为了中国将来的革命。”认为，无论是中国现实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以至中国社会最终必须走向共产主义社会，都必须借鉴近代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就是研究和学习近代世界史的根本目的。“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善于发掘这些革命中的经验教训以供今天以至将来中国革命之参考。”[19]9但是也指出：“中国革命也有中国革命的许多特点”，我们只能根据中国国情，“恰当地运用那些过去各国革命中可以运用的经验教训”。《近代世界革命史》可谓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近代世界革命史专著。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是延安时期的一部重要历史教材。这部教材于1939年5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是延安青年学生的必读历史教材，必须“学到底”，要“不偷、不装、不吹”，认真阅读。因为它既“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并且“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只要有空余时间，“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20]242。在中央的大力倡导下，这本党史著作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成为抢手货，1940年延安给“山东送去一二百本《联共历史》，但是他们只收到了七本，为什么呢，半途上你一本、我一本地被抢光了。”[21]
青年学员中还有文化水平较低者，上述教材毕竟有一定的理论深度。针对一些人“难于阅读大型书籍，并且不易获得这类书籍。所以需要为他们编辑一批必要的通俗的小型读本，这样的读本又可作为下级干部的教科书” [22]。于是延安史家还编写了不少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读物。这些书籍在内容上大多围绕抗战的需要，选取抵御异族入侵的抗敌素材，体裁和语言上尽可能适应文化较低人群。“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而党报，就还是党的教科书。党报的每一个写作者、编辑者、校订者，就是党和人民所聘请的教师。”[23]因此，延安出版的报刊、中央领导的讲演、报告、论文以及《解放》《共产党人》《新中华报》上的重要文章，都是青年学生的学习材料和教科书。
延安时期的史学课程，主要有“中国革命问题”“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社会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史地常识”等。
“中国革命问题”是青年学生的必修课，这门课程主要是从中国革命运动史讲到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救国政策以及论持久战的有关部分。课程特别注重讲授中国近百年来怎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
“中国现代革命史”这门课程，是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并对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而设立的，这门课程主要讲授党在过去的战略策略，使用的教材是由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社会发展史”是在上述课程讲授基础之上开设的一门课。这门课程在一些学员中有一个有趣的称呼――“猴子变人”。主要内容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普遍规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权的更迭，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和帝国主义阶段矛盾重重，因而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在讲授社会发展演变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人类最崇高、最理想、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的愿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门课程，主要是讲授第一、第二、第三国际的发展历程，使学员们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大概。课程特别注意讲授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最高领导机构等问题。
“革命文选”课所包括的内容，大致涉及宣传劳动、斗争、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反小资产阶级情感，反自由主义、反教条主义等。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引导学员逐步建立革命的人生观与正确的思想方法。同时，为了能够引起学习兴趣，所选文章偏重“行文的生动、泼辣，并涉及各种体裁、以资调剂”。革命文选的学习主要是为配合教员的讲授，“以自己阅读为主，阅读后再进行漫谈”。[24]185
“边区建设史”课主要包括“边区革命及建设史略”“三三制及政权问题”“文教政策”“经政策”“司法政策”等内容。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员了解边区建设历史、现状、前景及具体任务，培养他们对边区建设的思想感情和献身于边区建设的决心。
“史地常识”是一门文化课，其中历史课着重讲授中国近百年史，即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斗争简史。文化水平较高者酌量讲些中国古代史，使学员认识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及发展过程。中外地理概况的授课对象是全体学员，其中中国地理着重使学员了解抗战形势，世界地理则着重讲授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
当然，史学教材与课程的学习只是青年学生学习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在课堂之外广泛涉猎，抓住一切机会去学习，去读书，形成读书和学习的高潮。曾建议抗大的青年要开展读书竞赛活动。他说：“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但不能一目十行，三国中那个庞统能一目十行，我是从来不信的，那是神话。读书先是粗读，有个大概的印象，然后是复读，重温一下重要章节，也叫精读。在这个基础上再写点读书笔记，问几个为什么，联系实际思考一下周围的事情。这样才能防止教条主义。”[25]56
三、史学教育的成效及时代特点
延安青年在接受教育之前，知识背景千差万别、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通过统一的史学教育，无论是他们知识的扩展储备，还是思想文化水平，都有了显著提升。但是，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毕竟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还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专门教育，因而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时代烙印和特点。
不少初到延安的青年学生，知识结构与文化水准参差不齐，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储备严重不足。安吴堡青训班学员入学测验时，“有许多大学生连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或是简单的政治常识都不大熟悉，也竟有些初中学生由于自学的努力，政治了解程度远在大学生之上”[26]76。陕北公学对刚入学的青年学生进行测验后，同样发现“入学测验的政治问答很多是不及格”。[27]546再加之思想背景复杂，社会成分多样，“对这样复杂的教育对象来进行教育，当然会感到极大的不便与困难，这是任何学校所寻找不出来的现象，恐亦为许多教育家们所难于理解甚至无法理解的问题”[28]。但是经过较为系统的教育，学员们的成绩都有了显著的提升。陕北公学原来入学测验不及格的学生，“毕业时多数能答对90多分以上” [27]546。抗大在一次总的检阅中，他们各方面课程的测验结果，不仅总的成绩是很优良的，并且还发现了一个奇迹，“这就是他们个人与个人之间、班与班之间、队与队之间平均分数的差别，全部都没有超过十分以上，这就是说，全体学生的测验成绩都在八十多分到九十多分之间”。原来千差万别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把那种程度不一的距离逐渐缩小，一直缩小到很小的限度。”这种教育进度的平衡发展，在罗瑞卿看来，“就在一切的学校，恐怕都很难找到这种情形的吧？另一方面，程度不一的现象，任何的学校都不会有如我们这个学校的差别之大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么？” [28]36
不仅如此，学员们的知识储备也有了极大的拓展。青年学生奔赴延安，虽然学习热情很高，但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社会发展史、以及唯物辩证法等，一般都知之甚少。许多学员后来都回忆说，他们是第一次听到这些史学课程，因而当时听起来是很新鲜的。特别是“社会发展史”这门课，不少学员都是第一次知道“猴子变人”这一人类进化史的问题。抗大学员陈鹤桥在学习“社会发展史”和“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这些课程时，就是第一次了解了“猴子变人”的学说，从而“懂得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感到既新鲜又解渴。他像久旱的禾苗吸吮雨露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理论、新知识，拼命汲取革命知识养分”[29]248。等中央领导给陕公青年学生讲课的内容，学员们更是“闻所未闻”。他们在讲课的过程中，经常联系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他密切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深入浅出地讲授中国革命与党的历史，“学员们听了耳目一新，参加过实际斗争的干部，思想震动更大，多年来心中的疑团，豁然冰释，对党内斗争的种种问题，找到了思想根源”[30]31。
初入延安时，有不少学员曾对学习历史课程存在不同看法。特别是已有过一定工作实践的青年学员，认为不学习历史照样可以工作，对于历史学习产生过疑惑。甚至有学员说：“我们满腔热血，不顾一切艰苦，跑到延安去学习一切抗战知识，哪晓得他们却教了我们些马克斯（思）主义，统一战线，还要我们加入共产党。试问这些玩意和打日本鬼子有什么关系？”[31]21但是经过较为系统的历史学习，正如成仿吾所说：“在灌输历史科学思想方面，我们也收到了相当的成绩，使青年们了解了社会进化的法则，和应该怎样来改造这个社会。”[32]22王平凡回忆自己在陕北公学的学习经历时就指出，当时讲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的何定华老师，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生动而深刻地阐述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一真理。王平凡说，何定华老师在讲授太平天国时，提到石达开败走四川，到达安顺后，被清政府反动武装包围，遭到全军覆没的厄运。红军长征时，也有一路武装是从安顺场地区渡过大渡河的，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巧合。但何定华老师斩钉截铁地说：“历史是绝不会重演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怎能与石达开相提并论呢？”正是由于“何定华老师这课生动的历史课，使我们进一树立了中国革命必将取得彻底胜利的坚强信念”。不久他就体会到：“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就不会正确地认识世界；也很难顺利地进行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任务。有两段马克思主义的名言，一经接触，并用以观察现实的革命斗争，就发现了它的无比威力，成为我们铭刻在心、永远不忘记的真理。”[33]244-245
更为重要的是，史学教育也极大地影响了延安青年的人生历程。举凡在延安学习和战斗的青年，无一不对当年所接受的教育感怀不已。一位抗大学员就说，他在抗大接受的教育，“有广泛的普遍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抗大的“每一项实际活动，都是实实在在，活生生的人生教育，丝丝入扣，刻骨铭心，触及灵魂，令人经受脱胎换骨的改造”。在数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最值得回忆的就是在抗大受到的人生教育。在青少年时期，经过抗大的洗礼，奠定了终生走革命道路的信念，至今仍是激励他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精神支柱。之所以能够如此对待生活，而且生活得充实有意义，在他看来，就是与在抗大教育的深刻影响分不开。[34]273、279一位陕公学员也深情地说道：“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我的每一个足迹都刻有陕公的印记。陕公，她把我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这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庄严仪式、入党的誓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至今仍然给我鼓舞和力量。我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漫长历程就是从陕公起步的。”他高度称赞陕公的教育效果：“三个月的时间虽短，但学风很好，联系实际学习，很能解决问题。”[35]34
综观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其成效无疑是极为突出的。它不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青年学员自身的精神塑造和人生历程，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也不可避免的带有当时条件下的历史烙印和时代特征。
就总体而言，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很难称得上是专门的史学教育，而是涵括在革命政治教育范畴内的一种特定的教育模式。延安青年所接受的教育，所要学习的首先是一个“政治方向”[36]119。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实际上就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教育。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特别强调教育为革命服务的问题。他说：“一次伟大革命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伟大的革命战争教育运动与之相辅相成。”这就需要通过教育“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这一伟大的任务”。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之目的是为了培养改造现实的战士。”[37]就是说，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不是单纯书斋里的学问。何干之即说：“一切历史的东西，只是学究书痴子的玩意儿，实一种极偏颇的看法。” [38]121-122，268叶蠖生也说：“抗战推动一切学术更走向实践之途，它的理论斗争和实践更密切的联系着，历史学自然也是如此。”具体体现为：“一方面，抗战派则从历史的发展规律中证明抗战胜利的可能性及今后建国应走的道路，或者从历史上民族斗争的光荣史迹来鼓励抗战的信心，或者从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卖国阴谋来提高对投降份子的警惕性。”[1]由此可见，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实际上就是“革命的政治教育”。成仿吾说：“我们的政治教育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和旧学校根本不同，我们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革命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30]31正由于如此，贯穿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延安教育，皆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基础，所谓史学教育实际上是涵括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下展开的。
从教材与课程体系来看，当时的教材主要侧重的是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史以及中共党史方面，因此课程的设置是较为单一的。当年延安大学校长周扬在与美国记者冈瑟・斯坦交谈时，也不否认课程设置的单一。他说，延安青年原本“需要以^高的学术标准为目标”，但是因“没有财力和时间，只能办短期的特别训练班来满足军队和总动员的最迫切需要”，因而学员的知识结构“当然是肤浅的。”[39]252-253实际上，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不仅课程单一，而且具体内容也是有所侧重的。当时的史学教育主要是从现实出发，从革命斗争出发，因而在当时一些人看来：“中古以下的历史，则大部均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而改编。倘说中国的旧史是依着‘成王败寇’的观点而写的，则延安版的国史恰取着相反的观点。凡是旧史上的‘寇’，差不多都翻身而成为阶级斗争的革命英雄了。因为这样，所以越写到近代就越难写。”[40]164个中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也反映了当时史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缺陷。
从教育的过程来看，“短、平、快”是当时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一般而言只是接受几个月的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尽管适应了战时需要，但却与教育规律背道而驰。叶圣陶曾指出：“学校里课程的设置，通常根据三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一种是训练价值，还有一种是文化价值。古书具有文化价值，让学生读些古书，了解‘固有文化’，实在不是没有道理。”[41]45如果以此来看，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显然更多关注的是“实用价值”和“训练价值”，而无法关涉到“文化价值”。注重实用技术，注重社会实践，本无可厚非，但在具体执行的中也有偏向，比如有时狭隘地了解实际，勉强地联系与实际，使教学内容陷于支离破碎；过多地强调生产劳动和参加社会活动，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课堂教学，影响了学员文化水平的提高。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在开展史学教育的过程中体现的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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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人物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史料考订派／唯物史观派／学术体制化／现代学术史
史料考订派与唯物史观史观派的冲突是理解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基本线索之一。[1](第3页)在20世纪上半阕，史料考订派占据史学界的正统地位，唯物史观派受到他们的轻视和排斥。然而到了20世纪后半期，唯物史观派却一跃成为史学界的主导性力量，控制史坛数十年，史料考订派则被放逐到学术界边缘地带，几乎销声匿迹。这一戏剧性的逆转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影响长达半个多世纪。当前学术界已对史料考订派从主流走向边缘这一现象进行了若干梳理，颇具启发意义，但大多尚停留在史料层面上，对历史细节关注较多，理论分析相对缺乏。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一时期史料考订派衰落的原因、一步步被“边缘化”的过程及其当时的生存状况、学术努力，对影响学术的外部因素及学术内在属性的关系进行申论。
一
早在抗战初期，史料考订派就显露出衰落之象。卢沟桥事变后，平津一带的大学被迫南迁，其中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随着国土的丢失，南方的大学也陆续西迁。这些大学虽以坚毅之精神，维系了学术命脉，但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之中，文献资料失散甚多，人心难定，依赖于文献资料的传统学术备受打击。抗战胜利后，各大学虽陆续复校，但学术创伤短期内难以抚平。何况新的战事旋又开始，史料考订派们虽大多不问政治，但时局的影响也使他们难以重振二三十年代鼎盛时期之精神。而当时唯物史观派重在理论阐发，并不像史料考订派那样过多依赖于对文献资料的使用，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精神氛围更有利于这一学派发挥其宣传鼓动方面的特长，所以就学派的发展而言，唯物史观派不像史料考订派那样损失巨大，实际上还获得一定发展。40年代中后期，两个学派之间还出现了种种互动迹象。[1](第92-140页)最终，随着1949年江山易鼎，唯物史观派从异端走向正统，从边缘走向中心；[2]史料考订派则从主流走向边缘。
史料考订派的被“边缘化”首先从学术机构控制权的转移开始。其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史学会的重组和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组成人员的评选。1949年前后中国史学界的最权威的学术团体都叫“中国史学会”，然而这两个“中国史学会”面貌迥异。1943年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史学会筹备会及成立大会中基本上见不到唯物史观派学人的踪影。但仅仅6年后(1949年7月)在北平宣告成立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头面人物却全是唯物史观派(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时，基本上沿用的是这个班底)，相差极其悬殊。再来比较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这两个1949年前后分别组建的国家最高人文类学术机构。1948年评议出的中央研究院人文组28人中，唯物史观派仅有郭沫若1人入席，入选凭的还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成绩。然而到了1955年6月，原来在野的唯物史观派史家如吴玉章、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尹达、胡绳、胡乔木、刘大年、邓拓等(甚至包括一些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的官员)一跃而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原来占主流地位的史料考订派头面人物几乎全部被扫地出门。大相径庭的两个权威学术机构组成人员名单表明，两大学派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于史料考订派这些传统学人来说，或许他们可以对史学会、科学院这些新生组织抱持淡泊心情或漠视态度，但随后于1951年开始、1952年基本告一段落的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却使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受唯物史观派管辖这一事实。1951年1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定工学院调整方案。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工作大规模展开。调整的指导思想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与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等等。其中，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确定为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等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等教会院校被撤销。改为工科或撤销的大学的历史系合并到综合性大学历史系中。如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合并给北京大学，齐鲁大学历史系合并给山东大学，岭南大学历史系合并给中山大学，等等。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唯物史观派学者纷纷出任学校校长或系部主任等管理职务。院校调整将原来自由流动的学人变为按月从财政上领取工资的“国家干部”，变成国家意识形态的工作人员，从体制上加强了对学人的人身控制，从而为从思想上控制学人提供了组织基础。
史料考订派衰落的另一重要标志是学术期刊经营权的丧失。学术期刊是学术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学术期刊是学术流派的阵地、喉舌，对于近代学人、学派至关重要。50年代初期，唯物史观派在掌握学术机构控制权的同时，创办了种种新的学术期刊。《历史教学》、《新史学通讯》、《文史哲》等学术刊物相继问世。与唯物史观派学术刊物的茁壮成长相映照，传统学派的刊物是一幅日薄西山的败落景象。在1949年前的中国学术界，古史辨派、食货派、战国策派等，都拥有自己的主打刊物，甚至连这些学派的得名都源于他们的刊物；而唯物史观派缺乏自己的学术阵地，他们的文章大多只能发表在当时二三流的杂志上。现在却乾坤倒转。虽然唯物史观派经营的新刊物与史料考订派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他们影响下、甚至直接参与下创办的，但传统学人已经无法再继续出版自己独立的刊物，则是事实。1952年9月，顾颉刚一度想将当年在史学界颇有影响的《禹贡》复刊，屡遭挫折。1955年2月6日，顾颉刚以一句“禹贡学会从此终了矣”为自己殚精竭虑半生的禹贡学会画上了句号，《禹贡》复刊事也随之作罢。[3](第240页)可以断定，古史辨派的衰落与失去《禹贡》等学术阵地的支撑有很大关联。原来在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国学季刊》、《燕京学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其他专业杂志，也都在新政权成立后或停办、或迁移。(其中，创刊于1923年的《国学季刊》在1952年12月停刊；创刊于1927年6月的《燕京学报》在1951年6月停刊；创刊于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底随历史语言所迁至台湾出版)传统学术期刊在中国大陆的迅速销声匿迹，对于传统学人来说无疑是个重创。整个传统学派的衰微与他们不再掌握学术期刊、很难发表原来治学路径下的成果有很大关系。
天翻地覆的政局鼎革本身已给史料考订派等传统学人造成时代风云变幻的震撼，学术机构领导权和学术期刊经营权的丧失更使他们备感失落，紧接而来的大规模新意识形态话语正面渗透和接踵而来的思想改造，则使他们经历了一番无处逃遁的冶炼。
在全国范围内加快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并确立其权威地位，为新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提供有力的理论论证与精神支持，是新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这需要灌输新意识形态和铲除旧意识形态双管齐下。首先是大规模地理论灌输。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运动，除了为知识分子以及各种干部举办大量训练班、革命大学外，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也相应地开设了政治理论课，进行理论灌输。绝大多数传统学人参与了这场大规模的学习。这场运动使传统学人初步了解了唯物史观，丰富了观察问题的视角，推动了学术课题的转变和学术话语的转换，表述新观念的意识形态词汇也随之一步步渗透进学术领域，唯物史观迅速由原来的民间话语成为史学研究的垄断性话语。
从1949年底至1951年底，在权力中枢的直接倡导下，包括众多史料考订派学者在内的数十万高校师生、科研人员在学习马列的同时参加了规模浩大的运动。这一运动使他们中的大多数第一次走进了贫穷落后的乡村，活生生的现实给他们以思想上的震动。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去安徽五河、灵璧二县参加，经历了从未经受过的艰苦生活，淮北农村和农民极端的贫穷落后超出了他的想像。[4](第100、101页)在四川眉山县参加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周一良在题为《我在工作中照了镜子》的体会文章中，从政治上的动摇性和对革命由恐惧到安心的心理变化等方面进行了自我剖析。清华大学教授雷海宗感慨：“读书太多，尤其是久与实际生活脱节的读书太多，是使一个人的知识愈来愈无实用价值也就无理论价值的一种求知方式。”[5](第46、57页)这一期间，为了配合朝鲜战争，国内还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对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进行了清理。清理的重点区域是学术界，因为这里有美国留学背景或与美国存在这样那样关系的人最多，也给传统学人心理以冲击。
包括史料考订派在内的传统学人真正经历的“炼狱”是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从1951年秋开始、到1952年秋告一段落，主要就是针对传统学人而来。思想改造的主要内容，一是交待自己的经历，尤其是“历史问题”；二是对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并深挖根源。具体过程是先进行自我批判，再由小组成员互批，如不能通过则反复进行，直到个人的自我批判最终获得通过。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每个人都必须进行自我批判并深挖产生的根源，才能过关。学人们给自己冠上了自高自大、成名成家、个人英雄主义、宗派主义、亲美恐美、同旧政权的关系等等众多帽子，对自己的思想、家庭、师承、经历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鞭挞。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是学术界重点清算的对象。胡适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界举足轻重，影响广泛。思想改造运动形成了1949年后批判胡适的第一次高潮，首当其冲的便是受胡适影响很大的史料考订派。在浩大的舆论攻势下，胡适的弟子们纷纷与他划清界限。顾颉刚曾是胡适的得意门生，顾颉刚在1950年写的自传中还表示了对胡适的感念之情。[6](第67页)但到了1951年，顾颉刚就只能表态说：“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3](第246-247页)他本人的弟子们则反省了与他及其领导的“古史辨派”的关系。1952年《文史哲》3月号发表童书业《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顾颉刚进行批判。虽然童书业等人及时地转变了立场，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童书业的反思仍然9次都未通过，经过组织“做工作”只好继续挖掘“根源”。[7](第187页)哲学史家冯友兰多次表达了积极向新政权靠拢的愿望，多次检讨交代，知情人都觉得彻底了，但主持人还是不让过关。[8](第206页)思想改造运动形成了从文化讨论、学术讨论转向政治批判的模式，此后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梁漱溟直至“”等一系列批判运动的方式方法都是基本相同的，只是批判的对象、批判的程度不同而已。
20世纪50年代，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逐渐成为弥漫社会的整个的精神气候、舆论氛围。史料考订派等传统学人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经历了一番番的荡涤，原有的那种追求学术独立性、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统遭到一场又一场秋风扫落叶式的冲击，导致了他们人格和学统的双重失落。
二
在革命运动的“冶炼”和“洗礼”下，大多传统史家采取了认同新时代、努力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有的还积极参与了新意识形态的灌输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与新时代达成了契合。
陈垣是传统学人顺应潮流并获得新政权赏识的典型。1949年5月11日，时为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给老友胡适的公开信。陈垣在信中第一次以赞同的口吻提到了历史唯物论，并驳斥了胡适的言论。1951年陈垣还以70多岁的高龄到四川参加。1952年12月，陈垣在致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信中劝他“法高邮”不如“法韶山”，不要再效法乾嘉学者王念孙等人，泥古不化，而应学习思想，投身新社会。[9](第623-624页)陈垣的积极态度得到了回报。在一次国宴上，称陈垣是“国宝”[9](第598页)。1959年，将届80岁高龄的陈垣还被吸纳为中共党员。陈垣成为传统学人改造的模范。
传统学人不仅在政治立场上努力转换角色，而且也在积极改变自己学术路数。《文史哲》创刊号上发表了杨向奎的《学习<实践论>——一个历史工作者的体会》和童书业的《论对偶婚》。杨和童本来都是传统阵营“古史辨派”的中坚力量。现在由他们为主要班底组建的《文史哲》同时推出学习著作和社会发展史的文章，明确表达了他们向唯物史观派积极靠拢的态度。童书业还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系列课程的骨干教师。他的学生回忆说：“解放后首先遇到的是开新课的问题。马列主义名著选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史等都是当时教师们不熟悉的，世界古代史里要讲古代东方史也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没有人教，丕绳(童书业字——引者注)教授一一把它承担起来。”[10](第334-335页)据说讲课的效果还很好，颇得学生欢迎。“在科研上，丕绳教授在解放前‘去伪存真’的考证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开始从缜密的考证中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用历史唯物主义给予合理的解释。”[10](第335页)在这个基础上，童书业、杨向奎等人率先掀起或积极参与了一系列大讨论。例如，1949年后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就是由童书业发表在《文史哲》1951年第4期上的《论“亚细亚生产方法”》引爆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本是唯物史观派内部争论的一个课题，史料考订派原来对这种问题躲得远远的，现在却由这些传统学人率先揭开了新的讨论。后来，在包括著名的史学“五朵金花”在内的一系列大讨论中，史料考订派等传统学人也大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积极主动为构建新意识形态起到了重要作用。
应当说，积极向新社会靠拢的传统学人绝大多数是真诚的。他们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感到由衷的喜悦，对马列主义事实上的胜利感到钦佩，有主动了解、学习马列主义的愿望，马列主义确实也带来了他们原来闻所未闻的新思维、新观点，给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带来很多启发。几位原来出身于史料考订派阵营的学人在若干年后的自传中也陈述了50年代初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的艰难与收获。张维华说自己“初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时，真是如读天书一般，……以后学习多了，明白的也多了，逐渐体会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确实是个广阔的途径，能使历史研究的面貌为之一新”；[11](第238页)傅振伦说：“解放以来，我所写的东西较之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论著，觉得在质量上大不相同”;[12](第466页)等等。这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的熔铸，唯物史观已经成为传统学人治学的理论依据。这些传统学人经受过扎实的学术训练，学养精湛，又接受了新意识形态的洗礼，一时间创作欲望相当强烈。他们的积极参与为五六十年代一系列大规模的学术讨论提供了较为扎实的学术基础。那一时期在学术界能掀起那么多的、在当时看具有相当深度的讨论，与这些传统学人的素养密不可分。
尽管传统史家积极向唯物史观派靠拢，也试图涉足唯物史观派一贯关注的领域，但是由于模仿的过于急切，反倒使他们表现得有些东施效颦。郑鹤声是一名传统学人，他在1951年《文史哲》第1卷第2期上发表的题为《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文章中表示：“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结合我国近代史上的问题。”他发表在《文史哲》创刊号上的《天王洪秀全状貌考》是一篇以农民起义领袖为研究对象的文章，选题固然符合唯物史观派的口味，但由于思维的惯性，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还是传统的考据方式，结果“洪秀全有几根胡子”反倒成了学术界流传甚广甚久的一个笑柄，受尽了奚落。为了体现立场转变，许多传统学者还采取历史类比的办法来配合政治任务，用时髦的词汇解读历史，不料过犹不及，也遭到唯物史观派的批评。例如，传统学人张政娘在《历史教学》创刊号上发表文章称颂汉代的铁官徒暴动是“无产阶级造反”，试图表明自己向“无产阶级”靠拢的立场，却成了翦伯赞抨击的非历史主义的典型例证之一。[13](第5-6页)1951年1月，罗尔纲在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中有一段论李秀成用伪降计动机的话，说李秀成与曾国藩“一个是革命的英雄，一个是反革命的英雄”。不料被当时他所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见了，认为罗尔纲称曾国藩为“反革命的英雄”，是反人民、反革命，弄得罗尔纲一度陷入窘境。[14](第55-56页)卖力却未必讨到嘉许，史料考订派学者落入了颇为尴尬的境地。
当然，传统学人们在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中噤若寒蝉的普遍景象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固有倾向。在唯物史观成为学术界主流话语的同时，部分传统学人仍在守护自己的学术路数，以各种形式继续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
坚守传统学术路数的代表人物首推陈寅恪。他在学术界被改造的大潮流中未改初衷，在几乎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专注于史学研究。“至之难起，他至少完成了十几篇文章，两本专著，以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盲目衰翁有此成绩，殊可惊叹。”[15](第166页)其中从1949年至1952年三年间，陈寅恪“先后完成及分别刊行的论文超过十万字”。[16](第148-157页)另一位著名的古史专家余嘉锡在退居于家、心情抑郁、生活状态颇差之际，仍然“奋力继续撰写《四库提要辨证》，几乎是以生命相搏，夙兴夜寐，不顾劳瘁”。[17](第667-668页)
即便是大多数学人迫于外压不得不对自己原来治学路数进行反复检讨，但他们在骨子里的固有倾向却“本性难移”。1951年，顾颉刚在诚明文学院授“《尚书》研究”课之际以半年之力翻译了《尚书》中的最难读的周诰8篇。从1954年开始，顾颉刚先后主持了《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古籍的点校工作。尽管无法继续在“古史辨”的旗帜下工作，但顾还是尽力从事古籍的译注和点校，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3](第254-256页)其弟子童书业、杨向奎在批完古史辨派后又向乃师约稿。顾颉刚虽对他们批判自己心有不快，但也表示理解：“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是可以原谅者也。”[3](第247-248页)一语道破了童杨二人的心曲。
尤可注意者，史料派学者除了默然坚守阵地外，还在参加唯物史观派组织的史料整理、古籍校订工作的合法旗号下焕发着工作热情。在大型资料丛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传统学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聂崇岐主持相关资料的编辑工作，资料编辑室总共才五六人，主要是原在燕大工作过的学人，“他们平均每年编辑并翻译出版上百万字的资料，成为近代史所人数最少成绩最大的编辑室”。[18](第1004页)齐思和与林树惠、寿纪瑜等合作从事鸦片战争时期大量史料的编辑工作，工作任务辛苦，但“全书工作进展迅速”[19](第1258页)，成绩很大。由之，尽管《丛刊》是由唯物史观派牵头编辑的，然而它只提供资料，不作分析论断的编辑方针和编选者相当开阔的学术视野表明，这套丛刊虽然从选题上打有强烈的唯物史观派烙印，但其编辑风格却基本上沿袭了史料考订派的治学路数。有论者指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一大型资料书的出版，可以说，既承当年《食货》的传统，又与史语所工作旨趣不悖。而规模之大，考订之精审，则为他们所不敢想望。”[20](第31页)在丛书编辑过程中，史料考订派与唯物史观派密切了关系，为自己的工作创造了合法环境，为此后继续联手从事大规模的史料辑编提供了条件。后来在吴晗主持下，两大学派还戮力合作进行了校点《资治通鉴》和改绘清人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工作。他们合编的许多史料丛书至今仍为研究者案头必备。
三
从学术史发展的角度看，史料考订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衰落，与其内在缺陷密切相关。20世纪初，中国古典史学终结，新史学思潮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生成并取得重大成绩，但是内中的缺失又限制了研究的深化。这种缺失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中理论的缺位，史学研究中现实感的缺乏和史学理论的局限。史料考订派重视对具体史实的考订，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过于重视微观层面的研究就难免会忽视对历史的全局式把握和理解，忽视对史学意义的追求和对历史规律的探讨，特别是对历史总过程难以做出明确的阐释，因此必须使它来一个大的更新，才能使中国史学有一个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唯物史观派应运而生乃是势所必然。唯物史观派带来一种崭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它在理论创新、视角转换、领域拓宽等方面都给中国史学带来新的活力和新的气象。因此，唯物史观派的崛起、史料考订派的被“边缘化”，实际上有其合理的内在逻辑。
尽管史料考订派衰落有其内在因素，但不可否认，这种衰落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部因素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期及其后对“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对旧学术观点和传统学人进行的地毯式批判，再加上通过院校调整从体制上对知识分子予以凝固、控制，逐渐形成了以高度集中和行政命令为特征的思想文化体制，学术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体制化了。学术的体制化对20世纪后半期的学术影响至为深远。学人一旦成为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就会产生一种矛盾：一方面，作为一名学者，应当遵循学术尺度，以向往真理、追求客观为天职；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工作人员，需要在意识形态的既定框架下进行思考，必须服从意识形态的最高要求。学术的根本追求和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自然有其交集，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二者会达成一致、互相契合；然而意识形态又经常受现实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策略的灵活性、形式上的多变性，往往难以做到“客观求真”。这样，体制工作人员的职责与学人、学术本质上的独立思考意识就会发生抵触。一旦抵触，处于弱势状态的学术独立思考意识就往往不得不在政治立场或利益比较上被牺牲掉。在学人被体制化的同时，人文学科也被体制化，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部门。作为学术，人文学科的使命是解决人们对理想、对真理、对事实是非界定的追问，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证伪来开拓新的领域和提出新的问题；但作为意识形态，它必须服从整个体制的制约，这就与学术的求真属性构成一对矛盾。学术的体制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人思考能力和言语表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权力中枢针对隶属于“资产阶级学术”范畴之内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长期以来在史学研究领域中流行的反动思潮、错误观点”及研究方法所发动的暴风骤雨式的批判，更令学人噤如寒蝉，传统的学术话语被无情地解构，固有的学术信念最终灰飞烟灭，赖以自我确认的那些精神坐标迅速失去意义。一言以蔽之，剧烈的政治变革与学术的体制化、意识形态化使传统学人的生存重心和理想信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表明，学术是现实的学术，它无法脱离于现实环境，“真空”里的学术是不存在的。在现实利害直接或间接影响学术的时候，相对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要素，处于弱者地位的学术不得不在利害问进行权衡。在政治是社会主导性因素的社会里，政治气候的变更对学术气候的影响尤为巨大。在这种学术与现实环境的紧张之中，学者常常会在求真与情感，理性与价值的冲突之中被撕裂被扭曲。学术往往不得不在服从现实的要求中寻求生存。
虽然健康的学术研究需要寄希望于外部环境的改善，但史料考订派在意识形态语境中对学术的坚守同样表明，学术也有自身发展的逻辑，也不是完全由外部因素决定，学人并不是自己就完全无所作为。毋庸置疑，学人应将自己的治学之本定位在“求真”的纯学术境界，虽然这种境界实现的程度只能是无限趋近，而不是一定能达到。这种学术追求、学术定位有助于学人在外部强力因素影响学术时寻找自己的精神坐标，确定自己的位置。如陈寅恪、顾颉刚、余嘉锡等学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意识形态语境下，仍坚守自己的学术信念与学术路数，成为“学术就是学术”、学人保持独立性的典范。这为20世纪90年代学术向自身的回归保留了火种。到40年后的90年代，当一场文化热过去以后，当知识分子们发现除了留下一大堆崭新的理念之外，学术的积淀至为匮乏时，才开始重视学统自身的独立性，才开始注意承接前人留下的学术传统，才开始为自己的学术和知识传统做原始积累工作。这样，被割断的学术血脉逐渐得到修复。90年代蔚为热点的“陈寅恪热”、“顾颉刚热”正是后人对他们学术品格的最好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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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人物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国近代 文化 保守主义 思潮
一、近代史上的两种文化保守主义
近代以降，面对飘洋东来、以新型工业资本社会形态为背景的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战，中国本土文化能否继续延展其几千年来不绝的生命，曾是思想界长期纷纭不决的一大公案。文化保守主义便是在这场争论中对此始终持肯定态度，并身体力行地为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魂而呐喊的一种社会思潮或学术流派。
说到保守主义，人们总不免将落后、守旧的贬义与之联系在一起。这种看法，固然有其一定的依据，但是决不全面。因为它还常常用来指对于社会事物的变迁更倾向于保持其延续性和渐进性，以力求稳健的某种观念或意识。本文所讨论的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主要便是依据这一含义界定的。
在关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中，有人认为这一思潮在我国发端于十九世纪末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及其建立孔教之说，[1]也有的将其上溯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2]甚至还有把近代早期的封建正统派直到“五四”以后的新儒家同作为“文化传统主义”思想脉络在各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加以综论的。[3]这些不同的说法，表明各家对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界定标准尚存在着分歧。因此，在讨论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前，自应先对其略作说明。
我们认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近代”两字，按照我国学术界的通常用法，一般包含着两层涵义:一是时段概念，即指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或1949年建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一是社会形态概念，即指封建社会结构遭破坏而进人资本主义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而在考察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时，对于后一概念的把握显然更为关键。广义地说，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或思想，各个时代都可能有，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极为悠久的国家，文化保守主义更有着十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传统。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就是一个十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他不仅主张“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还为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遗产作了大量工作。其流风所被，使后代的儒者对于文物制度的演变大多偏向于一种保守持重的意态。进人近代以后，那种以维护封建制度为目的，深闭固守传统文化的一切，拒绝任何变革，或者坚持封建制度及其文化性质和主体不可变的保守观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势力。但由于这类观念无论从内容还是表现方式看，都与一般封建社会的文化保守观念无本质的差别，故尽管它是近代社会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从社会文化形态的角度审视，仍非我们所说的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因为严格意义上的的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应当是一种具有自觉的近代意识或以这种意识为主导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时段中，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保守主义。
一种是封建的文化保守主义，它不但主张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固守一切传统，拒斥各种异端和外来文化因素的加人，还极力要求在政治上保持旧有的封建制度或其主体。从近代前期视一切洋货洋物为“奇技淫巧”而深恶痛绝的封建正统派、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派，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屡屡掀动复辟浊流的封建遗老，都是这一文化保守主义血脉相承的思想代表。至于洋务派的文化观，虽然反映了晚清封建统治集团中较为务实一派的思想，并且最初还是以顽固思想的对立面出现的，但因其基本立场仍在于维护封建制度，故本质上，也只能流为一种封建保守文化的变形。在其所设定的社会文化体系中，体现封建制度根本利益及其意识形态精神的“中学”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具有近代意义的西学或新学只不过是一种辅助和补充，且这种有限的西学吸纳，也是以不损及封建秩序的稳定及其统治利益为绝对前提的。因此，自到二十世纪初年，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与先前的对手顽固派，思想上实已合为一流，《劝学篇》在当时受到上自慈禧太后，下至地方劣绅叶德辉、苏舆等顽固派人士的交口称誉，便是一种明证。
另一种是近代式的文化保守主义。他们虽然也对传统怀有强烈的依恋感，并且十分强调文化变动的历史延续性，始终倾向以传统文化为根底或主体的近代文化建设进路，但却并不因此盲目维护传统社会体制。他们不仅能以理性的姿态看待和认肯整个社会的近代化趋势，有的还积极投身封建专制和建设现代民主制度的革命实践。即使对于所钟爱的传统文化，也不一味偏祖，而是有所反思和批判，其文化观的内涵和关切目标都已显露出一种背离封建的近代文化建设意向。从章太炎到“五四”以后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无不具有这样的特点。美国学者史华慈(B. Schwaitz)所谓“现代中国保守主义主要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根本上并不是墨守现行之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许多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多半很清楚哪些是该保存下来的文化要素。”[4]指的正是这类文化保守主义。
依据这样的界定，可以看到，自1840年到1949年的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可明显地划为二个阶段:十九世纪末之前为封建文化保守主义居主流时期，此后则为真正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形成发展时期。
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所以在近代前期的思想界仍能保待主导的地位，不仅在于凭藉其原先在旧体制下形成的深厚根基及其社会意识形态机制运作的惯性影响，还在于中国社会的进人近代，本非其内部诸近代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运动中被裹挟卷人近代化潮流的。这种被动的过程，不但使之在封建社会结构遭到破坏和瓦解的同时，未能直接走上正常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使其近代文化的酝酿发展呈现出一种滞后状态。加之当时社会上下因普遍憎恨西方列强的侵略行为，对近代西学的输人亦往往连带而生防范之心。以致在进入近代社会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代表新社会形态的文化因素还无法形成一种自觉意义上与封建文化相抗衡的力量。
但是，到十九世纪末以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并登上政治舞台，以及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渐次展开和新文化观念在学术、教育、社会习俗诸领域的传播渗透，使整个封建文化秩序的权威大为衰落，纲常名教也遭到抨击，以至于谭嗣同激烈地发出了“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5]的呼声。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封建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半个多世纪以来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步步失败的实践，也使其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特别是戊戌至庚子间保守派疯狂镇压维新、盲目排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种种丧权辱国的行径，更使其昏态毕露，人心尽失，并直接导致封建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影响一落千丈，不复可振。、当然，这并非说封建文化保守主义从此已告绝迹。事实上，直到“五四”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其遗绪依然存在，只不过因声名狼藉，在思想界已说不上有什么公开的号召力了。此外，在考察近代史上的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时，还应注意一个事实: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和文化思潮演变超乎常态的速率，使置身其中的该派人员构成、运思模式前后也不无一些变化。大抵说来，到二十世纪初年，整个封建文化保守主义的阵营实际上已成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完全合流之势，朝廷中最为顽固的一批大臣如徐桐、刚毅、赵舒翘等，经过庚子事变，或死或关或杀，剩下的迫于时势，在观念上遂向洋务派靠拢，1901年清政府颁布的“新政”，便是这种保守政治的实际运作。而辛亥革命以后，这一阵营又加人了部分原先有立宪倾向的人物，显得流品更杂，甚至对晚清维新派的某些主张也有所接受。这种现象的存在，自然并不意味着它的封建保守主义基本立场有所改变，但却深刻地反映了在时代大潮一往无前的冲击下，旧文化势力无可奈何、步步退却的窘态。
在中国，真正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形成于二十世纪初年。这是一种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文化观，细审其政治倾向、运作目标和价值观念，都与前述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有着本质和形态的差异。故在考察和评判这一文化现象时，不能简单视之为封建文化保守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变形派生物，因为它本非这根藤上结的瓜，它的产生实在是别有更为现实的原因。时下有些人谈及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常常喜欢用“中体西用”几个字来概括其文化观的基本倾向，甚至说他们仍未脱出洋务派的思想框架，并以此来确认洋务派为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源头。我以为，用“中体西用”的词义来概括某种思想结构的状态未尝不可，但因此而将这种思想结构与晚清洋务派一律划上等号则大可不必。因为“中体”两字的涵义本可作不同的理解，洋务派的“中体”指的是政教合一，即以君主专制为载体的政统和名教纲常为核心的道统相结合的封建文化体制;而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所肯认的“中体”，则更注重于体现民族历史精神的文化传统，他们不但将中国文化的道统与旧政统分离出来，还极力赋予其非封建性甚至现代意义的诊释，两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现代学者陈寅倍自述其“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
间”，[6]便将其思想完全等同于洋务派一样。
诚然，由于这两种文化保守主义所凭藉的基本思想资源都是传统文化，其语言的表述、概念的使用乃至某些观念，常不免有相似之处，以致在“五四”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往往被进步学者一概视为封建文化的余绪而加以斥责。近年来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则又有另一种倾向的出现，即将某些本属封建文化保守主义范畴的思想或人物混淆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加以评判。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固然是由文化保守主义本身所具的历史复杂性所造成的，但是，如果要对这一近代文化现象进行更为深人细致的分析，我们便不能不首先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保守主义作出比较严格的区分。
二、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流变
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出现，有着广泛的国际背景。据美国学者艾恺(Guy S Alitto)的考察，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几乎是与“现代化”观念并生的，近代以来，欧洲各国都出现过它的身影。在亚洲，这种以“反对西化”为主要特征的思潮直到“一次大战后才显其重要性”。[7]就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而言，这一思潮的形成，除了一般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的依恋外，还与以下二个因素的刺激直接有关。
一是西方列强侵华程度的加深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民族文化危机感。虽然民族文化危机感的产生并非始于二十世纪，但在此之前，这种危机感至多只是局部的而非整体的。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明智的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已察觉到中国文化的某些缺陷，不过其最初的着眼点大多集中在制器制物等技术方面，以后才逐渐注意到经济及某些政治制度问题。直到十九世纪末，大部分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主体依然十分自信，以为“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丁此。”即西人对此，亦未尝尽废。故法制、器械、工艺可变，而伦纪、圣道、心术皆不可变，“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网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疚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8]连持维新观点的郑观应也主张:“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9]然而庚子事变后，瓜分危机的空前加剧和西学输人潮的急速涌起，不但极大地打击了这种盲目的中国文化优越感，还使一些爱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特别是西方列强利用其文化优势实行侵略扩张的“灭国新法”产生了严重的忧虑，其时充斥在《国粹学报》上的各种“保教存学”言论便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思想动向。在他们看来，数千年来中国社会虽屡经衰乱，但文化上却始终一脉相承，从未遇到过强有力的对手，“故自三代以至今日，虽亡国者以十数十，而天下固未尝亡也。何也?以其学存也。而今则不然矣，举世汹汹风靡于外域之所传习，非第以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观其所以施于用者，富强之效，彰彰如是，而内视吾国萎靡颓朽，不复振起，遂自疑其学为无用，而礼俗政教将一切舍之以从他人。循此以往，吾中国十年后学其复有存者乎?’，[10]更有甚者，一些人震于西洋的发达，竟“欲尽举祖宗相传以来美丽风华、正大光明之语言文字废之不用，一惟东西之言文是依……而庸诅知其自国之粹先已蹂晌而国将无与立钦!”[11]须知近代以来，西方英、俄等列强侵灭某些弱小国家，就是采用变乱其国学语言，进而灭其种性的手段来实现的。强烈的民族文化整体危机感，激发了他们试图以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进而“保国保种”的文化保守意识。
二是其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暴露的种种弊端引发的文化回归情绪。由于历史机缘的凑合，当二十世纪初中国刚开始大规模输入和学习西方近代政治学说时，西方资本主义却因本身暴露的不少弊端，正在遭到人们的批判，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反差。近代工业资本的发展，固然促进了社会的极大进步，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内在矛盾。1825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英国首先爆发。十九世纪中叶后，又波及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使其体制内的各种矛盾渐趋激化，由此引起了社会的严重不满，受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派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抨击。如英国的飘锦(A. W. Pugin, 1812一1852、纳斯钦(John Ruskin, 1809一1900)与莫理斯(William Morris, 1834一1896)便都指责资本主义“功利文化丑恶、非人的种种影响—工人退化成为机器而没有表达自身的自由;所有事物的卑一鄙地商业化—包括宗教与艺术;自然美的破坏与艺术的狠琐化，他们攻击现代都市的种种病态、贫病、丑恶与无情。对他们而言，所有的现代文明都根殖于自私、个人主义的放纵与物质主义之中”。[12]法国的蒲鲁东(Piuudhon, 1809一1856)、俄国的巴枯宁(Bakame, 1814一1876)和克鲁泡特金(Kropotnine, 1842一1921)也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对现实作了否定。在此风气的鼓荡下，一些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效法西方资本社会的改革前景表示疑虑。如刘师培在受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后，便认为:西方立宪共和之国制定法律的议员，“不为贵族，即为资本家，故所定法律，名曰公平，实则贵族资本家咸受法律之保护，而平民则受法律之蹂躏。”所谓议员选举，皆贿赂公行，全靠财力运动，毫无公正可言。而“振兴实业，名日富国，然富民愈众，全国之民悉陷于困穷之境，则实业之结果不过为胺削贫民计耳”，结果只是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因而，除非将来实行无政府主义，若处有政府之世，为人民幸福计，连西方物质文明亦有不如无。“至于西人之政治，一无可采”，“若欧美日本之制果推行于中国，则多数人民失其幸福及自由，其陷于困难必较今日为大苦。’，[13]在这种情形下，还不如按川托尔斯泰的主张，回到中国农业社会去。章太炎在1908年发表的《代议然否论》，同样也表现出这样一种文化回归的倾向。这一现象，正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以刘、章等人在政治上一度接受激进的无政府主义之时，文化上却依然不改其国粹主义的保守立场之故。
从整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过程看，虽然这二个因素的影响力度会因各时期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却是一直存在的。这就表明，文化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作为西力东渐和“西化”的对应物而出现的。
在对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探源中，不少学者都把康有为作为其最早的代表人物，这是可商榷的。康有为的文化观，在倡导儒学并表露出某种世界主义倾向等方面，固然与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相近处，但如从其产生的背景和实际作用看，却并不具有该思潮的典型特征。这是因为，其儒学观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思想界首先是以激进的儒学革新者，而不是以保守的姿态出现的，目的在于模仿西方文化的格局，将儒学改造成西方式的宗教，故就其当时的实际作用而言，对传统儒学的破坏实大于保守的意义。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历史的推进，康有为守旧说不变，其文化观的保守一面始有所凸显，但与整个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却仍隔着相当的距离，与主张维护君主制度的政治保守势力却在不断靠拢，对孔学也始终缺乏自觉的清理批判意识而只求将其神圣化，以致很快成为一个在思想界失去影响的过时者。故在我看来，依据前述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特征，中国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应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为代表。
国粹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年国内兴起的一股学术文化思潮，代表人物为章太炎、邓实、黄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等一批具有近代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主张，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民族文化深层危机日趋严重的某种自觉。面对席卷而来的“西化”浪潮，国粹派诸子深恐国人将失去民族精神的凭藉，因而希望通过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激发民族自信心，抵御外来侵略而“保国保种”。由于这些人大多受过西方近代学术思想不同程度的浸润，其所倡导的“保存国粹”，尽管仍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浓厚依恋感，但在文化建设的取向上，已表现出明显的近代意识。首先，其对传统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对旧体制的拥护，特别是在政治上，他们大多反对封建专制而向慕民主制度，有的还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斗争的实践。其次，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亦非主固守一切旧文化，而是有所批判和取舍，尤注重其中有关民族爱国主义、个人道德修养和民主思想等“真国学”的发掘，而对那些体现封建专制文化的“君学”则公开表示鄙弃。第三国粹派对当时思想界群趋“西化”的风气虽甚表忧虑，却决无“排斥西学”的主观意图，相反，章大炎、邓实、刘师培等都为输人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学说做过不少工作，在他们所理解的“国粹”中，事实上已夹杂着不少西学的成份。如果将它的文化主张与“五四”以后的各派文化保守主义相比较，便可发现，后者的不少观念都可在这里找到它的雏形。当然，作为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初期形态，国粹主义的文化理论和实践都还处于比较粗疏和不成熟的状态，其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和释义，有不少地方仍失之牵强，尚未形成具有清晰框架和严密论证的文化保守主义理论体系。
自民国建立到“五四”时期，现代文化保守士义的演变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一时思潮起伏，流派迭兴。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故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等纷纷聚集于文化保守主义旗下，为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和反对“西化”提出了种种主张，并在哲学、文学、史学、教育等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活动。
其中，国故派的代表刘师培、黄侃、黄节等皆晚清国粹派之旧班底，不过已失去了往日反清革命时的生气，学术上日趋于偏重考据的国故研究，在文化理论方面则无多建树，加之刘师培政治上的声名狼藉，故在思想界实际影响并不大。
学衡派则是以欧美留学归国知识分子为主而形成的一个学术群体，核心人物为吴睿、梅光迪、胡先骄、汤用彤等。他们以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为学术阵地，打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号，一方面继承晚清国粹派的某些论学宗旨，一方面引人西方学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以一种特有的中西合璧式保守情怀，看待并从事现代学术文化的构建。这一派的活动持续时间虽较长，但因其主要精力很快就转向了比较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以致在社会整体文化的理论建设方面也未能留下更多的东西。
东方文化派本是人们对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站在维护东方传统文化价值一边的学者总称，其人员包括《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以及章士钊、陈嘉异、梁启超、梁漱溟等。这些人其实并不属于同一个学术圈子，但他们都比较关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宏观进路，在论战中提出的主张有不少都涉及到重要的文化理论问题，因而在社会思想界影响也最大，其后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意识正是从这一派中直接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如果说，二十世纪初年的国粹派山于受到瓜分危机的深刻刺激，其文化思路突出的是民族主义这一主基调的话，那么，“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似更具一种开阔的世界主义倾向。此种思潮流变的动向，除了受到时代进步和中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背景支持外，还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示范，进一步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由此引发了人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信仰危机”和企望以东方文化匡救西方文化偏失的意识，使得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心论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而世界文化价值多元论的则获得了相对活跃的空间。学衡派和东方文化派的文化保守观便反映了这一时代特征，他们不但能以较为理智和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还极力主张民族文化应走出国门，贡诸世界。这种立足于文化多向互动的世界主义意识，不独表现为他们的西学素养乃至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从整体上已进入一个较高的认识层面;更在于他们对民族文化未来命运的思索，已开始注意从世界文化比较的广阔视野中加以判定，故无论其结论正确与否，实际上都应视为推动民族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自觉表现。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他们的中西文化讨论，虽然深度仍嫌不足，对不少问题的认识，亦不免失于宽泛笼统，但已逐步确立起基本的运思方向和理论构架，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都对后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进人比较成熟的发展时期，是在二十年代末以后。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建设方向依然为整个社会尤其是思想界所关注。1935年1月由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教授(宣言)所引发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从基本内容看，虽然只是“五四”以来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的余波，且《宣言)本身所论亦并无深刻之见，但却引起了文化界诸多人士的响应。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讨论中，各地报刊杂志发表的相关文字达一百五十余篇，[14]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也较前有所推进。通过讨论，“全盘西化论”遭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批评和摒弃，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评价亦渐趋全面，并从学理上加深了人们对中西文化差异及“现代化”内涵的总体认识。不难看出，“中国木位文化”论者以折中调和姿态打出的“不守旧，不盲从”，反对“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依据“此时此地需要”来建设中国文化的旗号，实际上把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讨论直接引人了一个如何走“中国化”道路的深刻理论间题。
最能显示此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主流色彩的，则是现代新儒家的活动。该派代表人物为梁漱溟、张君动、熊十力、冯友兰和贺麟等。“五四”时期，梁漱溟首先在思想界公开打出现代“新孔学”的旗号，鼓吹复兴儒学，将全世界都引导到“孔子的路上”。在随后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张君动复极力倡导以宋明理学的道德精神涵养现代人性，以救时弊。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学术界和教育界部分人士的响应，这些人互通声息，有的还结为学社进行团体活动，渐渐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宗旨甚至学术传授系统的现代新儒家学派。三十年代后，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活动集中体现在二个重要方一面。一是社会改造的实践尝试，这主要以梁漱溟在河南、山东等地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代表。二是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这主要以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读经示要》、冯友兰的“贞元六书”、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和《文化与人生》、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为代表。梁漱溟的乡建理论和实践，前后长达九年，虽然最后仍以失败告终，却在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章。而熊十力等人持久不懈的思想耕耘，则为这一学派构筑起了日趋深密精致的文化哲学体系，并由此奠定了其日后运作的基本方向。
综上可见，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显示r一种逐步深化的趋势。大致“五四”之前，其运作多局限于一般文化主张的阐发;二十年代中叶以后，则开始进人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实践建设阶段。这种演变，既是其作为一种文化力量不断积累衍化的自然结果，也与整个社会乃至各种思潮的互动背景息息相关。因此，从它身上映照出的，决不止是文化保守主义自身的特点，实际上也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文化特征。
三、如何认识现代文化史上保守与激进的两极互动
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保守与激进，是近年来学术界时常论及的问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意见，是对两者都持批评的态度，认为近代文化建设本该遵循一条更为合理的途径。这种看法，确乎是折衷至当之论，但毕竟是时过境迁多年之后迟来的一种冷静判断。如果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实事求是地体察一下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曲折历程，便不能不承认，这种文化思潮间的左右震荡和冲突，不仅客观上很难避免，而且还存在着某一方面的历史合理性。
按照旧时中国人崇尚“中庸”和尊古恋旧的一般社会心态，本是最易安于保守路线的。是以在进人近代社会的最初半个多世纪里，上自朝廷，下至间里，无不谨谨以“保守”为务。即使是主张改革的，也不得不极力从旧经史中发掘“变易”、“维新”的训条，或者编织出“西学源出中国”的故事，以减少革新的阻力。然而，这种保守举措带来的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头地赔款和民族耻辱。在几经失望到绝望的痛苦仿徨之后，激进主义才开始找到了其发酵的社会土壤，并在“五四”时期迅速发展成为最具社会感召力的时代思潮。
以今日的眼光视之，“五四”时期的激进派力倡“根本排斥”传统文化和“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新法子”的现代文化建设路向自然不见得都妥当。但对此，一些当事人也有他们自己的解释。胡适就说过，他之所以主张“全盘西化”，乃是因为新文化建设“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网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这种调和上去的。”[15]这可以算作他的“全盘西化”论正解。陈独秀也有过类似的说法。摆诸当日中国的情势，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它多少应验了文化变迁史上“矫枉难免过正”的常态。而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合理性，恰恰是在客观上体现了某种“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这种调和上去的”人格力量。
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在思想界的崛起，看似对激进主义不满而起的反动，实际上却自有其更深的社会历史根源。就文化演变的态势而言，现代化潮流的急邃推进，在不断拓展其进步空间的同时，必然会因新旧体制的大转换而伴生难免的阵痛。这中间，不仅包括陈寅惜所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16]而在部分文化人中勾起的怅惘失落之情;更主要的，还因“破立”之际的剧烈震荡和文化改造实践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粗浅欠缺，势必使社会产生种种疑虑、焦灼不安乃至抵触，尤其是当现代工业资本社会的发展日益暴露出深刻的危机和弊端而难以自解时，更是如此。这正是文化保守主义赖以生存并长期影响不衰的社会思想基础所在。
在现代文化的建设路线上，“西化”或以西方现代文化为模式的更新主张尽管也存在着某些片面性，但由于更多地迎合了整个社会体制以“变革开新”为主题的大趋势，因而得以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而文化保守主义却时运不济，一直受到社会的相对冷落。即使在三十年代以后统治集团有意提倡文化保守主义的情况下，依然未能改变此种颓势。
文化保守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境遇，从根本上说，乃是其总体文化思路与“当下”时代使命间的某些脱节造成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方位结构变动。由于该过程是在强敌频侵和民族危机异常深重的背景下展开的，救亡和启蒙双重历史使命的催迫，使以富国强民为目标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问题成了这一变革年代最为激越悲壮的主旋律，任何文化思潮、流派、主张与运动，只有当它和这个主旋律的节奏合拍时，才能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或呼应。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虽然对十民族救亡这一方面的时代主题有着较为深切的把握，并能在民族矛盾激化时期(如晚清和抗日战争时)形成特有的影响，但在推进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方面却显得步履滞缓，对于当时人普遍急切企盼的富国强兵，也缺乏有效的应变之术。而是把传统伦理道德作为救世良方，有的甚至指望以传统社会固有的“伦理本位”精神，来抗衡和避免这类现代病。这样的主张，理所当然地不为历史所认可。正是这种与时代进步主脉或即或离的状态，框定了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基本格局。
然而，文化保守主义存在的这些认识误区，并不表明它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只是树立了一种阻碍历史进步的反面形象。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二十世纪以来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可以说大多是深情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文化主张，容或有其认识上的片面性，但却无不浸透着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其对新文化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某些弱点和将文化更新简单化做法的批评，也足以启人深思。故从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总趋势看，这种激进与保守间思想互动所形成的合力，客观仁实起着推动其不断由表层拓向深处，由粗率走向精微，由幼稚趋于成熟的作用。
另一个值得指出的事实是，他们中不少人文化上虽主张保守主义，政治上则并不与当时的保守政权为伍。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相继执政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政权，其共有的保守腐败性是众所周知的。这些政权差不多都采用过笼络或威逼手法，试图令其服从于当局的保守政治，但却常常难以使其就范。从国粹派邓实、黄节对清廷官员威胁利诱的抵制，章太炎对袁世凯包藏祸心以及三十年代“不抵抗主义”的公开斥责，到熊十力在困顿之中仍数次峻拒对其办哲学研究所的经费资助，[17]都反映了这一点。熊氏1946年致徐复观的信曾论及此事，谓其欲办哲学研究所之本意，“原专藉乡谊(专字吃紧)，纯是民问意味，则讲学有效，而利自在国族矣·一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了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极扶持。”[18]这种现代学人的独立不倚品格和清醒的在野社会批判意识，在当时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探求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方面，他们的工作尤有不少建设性的贡献。他们认定，人类历史是一条从不断流的长河，精神文化的发展更具有极强的延续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但同时又离不开前人的文化积累和传统，未来中国文化的建设正须从“老道理的真精神里”开出新局面来。鉴此，其文化理论的研究，不但十分注重对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意义”的成份，如人生哲学、思维模式、伦理道德、“民本”思想、科学观念与方法的挖掘，还在中西文化的沟通互补、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重构，以及推进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内涵与形式民族化方面，耗费了大量心血。在传统文化与学术的总结继承方面，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也是名家辈出，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并拥有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陈寅惜、柳治徽、钱穆等一大批现代国学大师。因此可以说，在民族文化遗产的研究、特别是推进其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上，较之现代史上的大部分学术思想流派，文化保守主义确有其独到的一面。尽管他们的探索未必都成功，他们的文化理论和实践一也并不都可取，但对于今日的文化建设，依然是一份有益的启示和可观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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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艾恺:《民初时代的文化守成论者:在世界史视野上的中国反现代化思潮》，见前引本第1067页。
[13]何震、刘师培:《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报》第六、七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二下，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54一956页。
[14]此据罗荣渠《从“酉化”到“现代化”》(载1989年2月2l日《人民日报》)一文的统计。
[15]胡适:《独立评论》142号《编辑后记》。
[16]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陈寅俗学术文化随笔》第4页。
[17]参见郭齐勇《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近代史人物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中国日本史研究研究方法唯物史观实证研究
作者简介：宋成有，北京大学教授。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2)01－0102－16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记述日本历史的国家，但是其日本研究则开展得较晚。不同的时代，研究理念、理论和方法不尽相同，却均有中国的学术特色。从古代到近现代，中国的日本记述与研究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增添新内容，异彩纷呈。1949年以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分别在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展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大陆的日本史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流。反思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对新世纪的学术发展前景不无意义。
一 1949年之前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传统视角和方法
(一)古代中国正史的日本观察视角和记述方法
在古代中国正史中，有关日本的首次记述，见载于班固编著《汉书・地理志》的“燕地”条记汉武帝设置玄菟、乐浪郡的史迹时，顺便提及“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仅19字而已。此后，随着国际交往的发展，中国正史的日本记事内容日益丰富。南朝刘宋范晔著《后汉书》，为倭国正式立传，记入其地理方位、物产风俗以及倭奴国、女王国与东汉的交往，全文计696字，为研究日本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以此为基础，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通称《魏志-倭人传》)以1987字的篇幅，更加详细记述了邪马台女王国的地理方位、宫廷生活、官民等级、对外交往，以及倭国物产和倭人习俗等内容，留下了邪马台国究竟在何处的千古论争话题。
《后汉书・倭传》和《魏志・倭人传》，展现了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观察视角和记述方法。所谓视角，即“外辨华裔之别”，《倭传》和《倭人传》均将日本列入“东夷传”，虽以天朝大国的尊大姿态，俯视着这个偏据海岛的“蕞尔小国”，但并无恶感。在当时人看来，“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所谓方法，其一，采用纪传体，记述文字庄重而平实，内容大体可信，具有实证的特点；其二，夹叙夹议，以记述为主，附有画龙点睛式的前序后赞，再加以议论和总结；其三，提出对倭国的整体认知框架，结合周边民族或国家与中原王权的关系态势来为倭国定位。自《新唐书》起，中国正史接受日本遣唐使“恶倭名，更号日本”的说法，“倭国传”改称“日本传”，但记述视角和方法，乃至文字风格亦一如《倭传》、《倭人传》。
所谓研究(research)，是主动和系统方式的过程，是为了发现、解释或校正事实、事件、行为或理论，或把这样事实、法则或理论作出实际应用。在古代中国，两次日本研究“热”均出现在明朝。第一次“热”与剿灭倭寇直接相关。有明以来，朝野备受前期倭寇的袭扰之困，成化至嘉靖年间(1465－1563)，后期倭寇愈加猖獗。身处“北虏南倭”压力中的明朝有识之士，开始琢磨这股来自海上、肆虐中国沿海的劲敌，对日本的研究应运而生。剿灭倭寇期间，相关的研究性著作多达数十种。其中，既有总督胡宗宪挂名主编的《筹海图编・倭国事略》，也有以诸将名义编著的研究著作，如李言恭等《日本考》、薛俊《日本考略》、郑舜功《日本一鉴》等。这些著述注重探索倭寇的缘起及攻防之策，真正的编著者当为随军进剿倭寇的幕僚。例如，入幕胡宗宪、戚继光帐下的昆山人郑若曾，先后编著《日本图纂》、《筹海图编》、《万里海防图论》、《江防图考》、《江南经略》等著作，纵论日本地理形势、历史沿革、倭寇由来，以及明朝兵务总论、江南海防与江防等，内容丰富，考备翔实，堪称嘉靖年间日本研究的第一人。
第二次日本研究“热”出现在万历年间。万历二十年(1592)，“万历朝鲜之役”猝发。万历二十六年(1598)，丰臣秀吉忧急而亡，侵朝日军败退回国。这场战争促使明季中国人再次关注日本。《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明外史・日本传》等史著，对朝鲜之役均有详细记载。郑若曾《江南经略》，也在万历四十二年重刻。时人王圻、王思义撰写的百科式图录类书《三才图会》对“日本国”记述为：“倭国，在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居，九百余里，专以沿海寇盗为生，中国呼为倭寇。”寥寥数语，道出了万历朝中国人对日本的憎恶。
明朝人的日本研究，可以从康熙、雍正年间编纂、刻印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边裔通典》收入的《日本部汇考》六卷和《日本部总论》中得知其概貌。其中，《论倭疏略》、《论倭》、五篇论题相同的《议倭》、《日本部纪事》、《日本部杂录》等，研讨了日本风俗、地理形势、倭人“狡诈而狼贪”的民族性格、挑战中国并“为边境患唯此一国”的日本特色、“不可以礼义化诲怀服”的对日政策，还考察了倭寇的日本刀、鸟铳、袭扰作战的“蝴蝶阵”等问题。上述著作大体反映了明季中国士人的日本研究水平。观察视角依然是“华夏上国”的居高临下，研究方法则以实证为主，也不乏言之有据、视野宏大的评析。
(二)清季的研究成果及其视角和方法
鸦片战争后，清季中国的国势衰微。1874年日本兵侵入台湾，朝野震动，迫使中国人再次睁眼看日本，日本研究又逐渐升温。陈其元《日本近事考》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主张出兵东征，荡平祸乱之源。金安清《东倭考》，对明治维新给予相对客观评价，反对贸然东征。这一期间，还有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使东述略》、道员王之春《谈瀛录》、王韬《扶桑游记》等考察日本的论著问世。至19世纪80年代，刑部主事顾后煜《日本新政考》、北洋机器局总办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等著述也相继问世。90年代甲午战爆发之前，黄庆澄《东游日记》等著作刻印刊行。上述著作多以平和的心态，评述以明治维新为焦点的日本近况。各著论述的视角，依然未脱离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日观中根深蒂固的优越意识。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华夷有别”有色眼镜，阻碍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准确、深入地认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1895年，清军在甲午中日战争战败，清廷被迫与日本订立《马关条约》。败于日本且被迫缔约，特别刺痛了中国朝野之心。言其败，则“天朝大国”居然被东洋“蕞尔小国”击败，而且败得很惨；言其约，则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剧为鸦片战争以来所仅见，劫掠者恰恰又是千百年来深受中华文化恩惠的日本。
冷酷的现实，促使国人不得不认真而全面地审视武力崛起的日本。新一轮的日本研究“热”应运而生。其中，孔广德编著《普天忠愤集》
14卷，收入光绪帝宣战上谕、群臣奏章、时人议论、诗词颂赋多篇，均为壮怀激烈、忠君爱国之作，展示了中国士人因败于日本而被迫割地赔款、优越感与屈辱感混合交织而成的无比强烈的精神冲击，因忠而愤的扶清憎日的激愤情感。同年，曾经客居东瀛多年的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的大部头著作《日本国志》出版。这部书共40卷，以50余万字的篇幅，记述日本的地理、职官、食货、兵备、刑法、物产、工艺等，重点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风貌。以此著的问世为标志，中国士人第一次调整居高临下观察日本的传统视角，开始比较客观、全面而实证地研究日本。几乎在同时，康有为编著了记述明治维新的《日本变政考》，并于1898年进呈光绪皇帝御览，以资戊戌新政。
这些研究，树立了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史包括世界史时注重实用的传统。用黄遵宪的话来说，就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期适用也”。这种学术研究与经邦济世现实政治需求挂钩的传统，无非古代资治通鉴的近代版，有利有弊，不可作片面论。
(三)民国期间的日本研究成果及其理论和方法
民国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变本加厉地推行蚕食中国的“大陆政策”。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试图将中国保护国化；1927年制定肢解中国东北的《对华政策纲领》；1931年策动“九一八”事变，将14年侵华战争强加给中国。日本军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最大威胁，迫使当时的中国人下大气力去认识、研究日本，各类研究成果陆续推出。20世纪30年代以来，新的日本研究“热”逐渐形成。以明治维新研究为例，即有李宗武《明治维新》(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李建芳《日本维新运动》(真理出版社，1937年)、郑学稼《日本明治维新大纲》(西安新中国文化社，1940年)、张永淇《日本明治维新前史》(南京国立编译馆，1941年)、何兹全《日本维新史》(重庆独立出版社，1942年)等专著出版。此外，《民国日报》、《大公报》、《解放日报》等报纸和《东方杂志》、《建设杂志》、《宇宙风》杂志等媒体，成为梁启超、蔡元培、严复、周树人、陈独秀、戴季陶、林语堂、郭沫若等知日家发表日本研究最新成果的园地。以上人文学的日本研究者，多有在日本长年留学或旅居、考察的经历，能贴近感知日本社会，构成民国时期中国知日派的庞大群体。就日本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而言，持中国传统学风者有之，受日本影响而趋于新学者亦有之。中国的日本研究理论与方法，也因此而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作为深入研究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力作，当属1928年出版的戴季陶《日本论》和1938年出版的蒋百里《日本人》。两本著作均涉猎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诸方面，既评论其现状，也追溯其历史，并且都很重视对日本国民性格的深入研究。著作问世之时，正值中日两国处于尖锐的武力对峙或侵华战争不断升级的时期。虽然《日本论》对日本评论的基调褒多于贬，而《日本人》则贬多于褒，但是促使国人认识交战敌手的精神世界，则是两著的异曲同工之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痛感“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提议报上开辟专栏，以史为鉴，警醒国民。为此，推举王芸生担任主编。自1932年1月11日开始，《大公报》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与读者见面，连载由王芸生编辑点评的史料。1934年5月，汇集成七卷本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出版。该著共66章，记述1871～1919年的中日关系变化历程，大量采用档案史料，翔实周密，得到社会的瞩目与好评。
总之，民国时期的中国日本史研究者心怀报国之志，借助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国学根基，注重史料和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运用犀利笔锋，为国人审视、认知日本并战而胜之提供了思路。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可谓五花八门，从传统的考据学、文字学、民族学到文明论、唯心论、唯物论等，各有其追随者。20世纪30年代，周一良以《(大日本史)之史学》为题，撰成毕业论文。在结论部分，他强调：“历史之学其究竟仍在于经世致用，非仅考订记述而已。惟其所以用之者代有不同，人有不同，自孔子作《春秋》之寓褒贬别善恶，至近世之唱唯物史论，一例也。”由此，不难看出民国时期各色理论的广泛影响。
二 1949～1976年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日两国分属冷战下的东西方两大阵营，长期处于无邦交的对立状态，难以开展正常的学术交流。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在三年内战后，继续隔着台湾海峡相互对峙。本来是一个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群体，分成互不往来的两个群体，而且一分就是近40载。这些情况，制约了中国的日本研究顺利展开。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史学批判，令史学界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不单纯是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不容含混，必须旗帜鲜明。关于中国古代史若干问题的大讨论，则促成苏联版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论牢牢植根于中国史学的研究之中，对日本历史的研究理论不无影响，大陆学者的日本史研究取得若干开创性成果。以率先开展日本研究的北京大学为例，1958―1964年，哲学系朱谦之接连出版著作《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日本哲学史》、《日本哲学史资料选编》，奠定了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哲学史的基础。历史系周一良《亚洲各国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中的日本史部分等著作，代表了当时国内研究的最高水平，并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其中，周一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等论文，依据唯物史观和矛盾分析方法，提出明治维新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至今仍是内地日本史学界对明治维新定性的主流观点。
另外，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刘思慕《战前与战后的日本》一书，开展了细密的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吴廷璎《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一文，运用社会经济形态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提出“大化改新封建说”；其另一论文《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重新评价和总结人类的历史”；《明治维新与维新政权》一文，提出明治维新是“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日本史研究成果虽然数量较少，但颇有分量，堪称奠基之作。
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初期过度强调阶级立场和史学理论的政治属性，也给当时和此后相当长时期的世界史研究，包括日本史研究，落下了“病根”，即看重理论和阶级立场，轻视史料、史料学，乃至对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考据学、年代学、目录学等基础性史学方法论加以排斥，影响消极。史料匮乏的世界史包括日本史的研究，依据不乏教条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以宏观的“理论分析见长”而聊以。实际上，中国的日本史研究需要广阔的理论框架，也需要扎扎实实的史料支撑，两个轮子齐备，学术之车才跑得起来。诚如周一良所
言：“解放以后，为了纠正过去史学界只钻牛角尖，把史料当作史学，见木而不见林，因而强调理论、观点，强调大处着眼，强调观其会通，原是必要的。但忽略了对具体事件、人物、制度的细致深入的研究，因而慢慢地流入空疏，好为大言高论，变成了通病。”
在海峡对岸，迁台初期的混乱过后，学术界渐次恢复生机。余又荪《日本史》(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甘友兰《日本通史》(香港自由出版社，1957年)、陶振誉《日本史纲》(台北国防研究院，1964年)等研究成果陆续推出。
1966年“”狂潮掀起，大陆陷入内乱。作为日本史研究奠基者的第一代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老手”而靠边站并受到审查，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中青年研究力量难觅用武之地，日本史研究处于停滞状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日本史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正常的学术研究依然举步维艰。1976年1月，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应邀来北京大学历史系，主持了历时半年之久的“日本近现代史讲座”，在当时堪称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在海峡对岸，台北的学人们陆续推出日本史研究的新成果。其中，普遍受到好评的学术著作主要有郑学稼《日本史》(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等。1972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李毓澍、蓝旭男等主编的多卷本《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出版。自1966年起，文海出版社陆续出版沈云龙领衔编纂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其中相当多的史料与近代中日关系关联密切。
三 1978～1990年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结束后，百废俱兴。特别是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热潮涌动，日本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赵建民和刘予苇主编的《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等著作出版，大陆学者的日本断代史和通史出齐。1979年筹备于北大历史系、1980年成立于天津社科院的中国日本史研究会(后改称中国日本史学会)，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日本史教学科研力量汇聚起来，形成老中青相结合、阵容可观的学术团体。学会建立后，开展了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举行年会或专题研讨会，展开争鸣、开阔视野、交流心得，推进了大陆学者日本史研究的发展。
随着中日学术交流的深入展开，中国学者开始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国外。1988～1990年，日本六兴出版社的13卷本《东亚视野中的日本历史》问世。其中包括：沈仁安《倭国与东亚》、王金林《奈良文化与唐文化》、张玉祥《织丰政权和东亚》、任鸿章《近世日本和日中贸易》、王家骅《日中儒学的比较》、吕万和《明治维新与中国》、周启乾《明治的经济发展与中国》、马家骏和汤重南《日中近代化的比较》、俞辛《孙文的革命运动与日本》、万峰《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亡》、易显石《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中国东北》、武安隆和熊达云《中国人的日本史研究》、沈才彬《天皇与中国皇帝》。这些著作坚持历史唯物论的理论立场，史论结合、夹叙夹议、文图并茂，展示了中国学者的学术风格和理论水平。
在评介和研究日本学者的史观和流派方面，以沈仁安为首的北大历史系日本史组，在数年间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沈仁安在与李玉共同撰写《二十年来日本历史学发展变化概述》(《国外史学动态》1979年第8期)和《日本进步史学的发展和变化》(《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7期)之后，又与宋成有接连撰写了《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史学》(《世界历史增刊・明治维新的再探讨》，1981年)、《近代日本的史学和史观》(《国外史学动态》1983年第12期)、译文《数量方法与美国历史学》(《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8期)、《日本史学新流派析》(《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日本史学流派的现状与趋势》(《国外史学动态》1983年第14期)、译文《现代历史学与数量方法》(《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4年第8期)、《日本史学》(《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他还在《新的社会科学方法及其特征》(《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4年第1期)、《开展日本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历史学的思索》(《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等论文中，对日本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状况、发展趋势作出了评估。
20世纪80～90年代，海峡对岸的日本研究活跃开展。1986年，林明德《日本史》出版；1988年，陈水逢《日本近代史》付梓。在对日本的总体认识上，两位作者的把握不尽相同。其中，林明德认为，“同文同种”之说或“蕞尔小邦”论等阻碍了国人正确认识日本，强调“中日两国既不‘同文’，也不‘同种’”。陈水逢却认为中日“毗邻为国，而又同种同文”。在疾呼中国人应加强研究日本历史文化方面，两人却并无分歧。林明德慨叹：“过去两千年来的中日关系，日本受惠于中国者甚厚，但近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中国饱受日本之苦，却不甚了解日本。多年以来，日本学人研究中国史的著作特丰，而中国学者之研究日本者特少。”陈水逢强调：“日本过去为并吞王国，对我一切，洞悉无余，故能放心大胆以谋我”；反观中国人往往对“东邻日本，大都冷淡、模糊、轻视，甚至盲目排除反对”，所以“事事吃亏”。为此，他们热烈呼吁中国人认真关注和详尽研究日本。在时代分期上，林著将日本史的发展阶段分为原始时代、古代国家、律令制国家、武家政权、统一政权、近代、现代，论述条理清晰。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日本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论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已成为大陆学者遵循的范式，理论创新意识日益增强。在承认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前提下，日本史研究者抛弃了教条式、贴标签式的理论应用方法，力图对五种生产方式演进模式套用于日本史的现状有所突破。虽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但毕竟提出了问题，看到了前进方向。建立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史研究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成为共识。自国外输入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老三论”等研究方法论，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热潮中，异军突起于史学界。例如，系统论的要素、层次、结构、功能、有序、无序、动态、静态、环境、模式等分析范式丰富了史学研究方法，其注重整体与局部、层次和环境互动关系的宏观把握，与中国学者的习惯思维方式相适应，并逐渐深入、融合到史学，包括对日本史的研究之中。虽然采用上述研究方法的论文数量不多，但毕竟是新方法的有益尝试。
四 1991―2000年的日本史研究及其理论与方法
20世纪90年代，国外各种社会科学新思潮，包括新史学理论，愈加层出不穷，给中国史学研究带来更加强劲的冲击。社会史学、人类文化学、政治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全球史观、文明史观、世界体系论、现代化史观等新史观，与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新三
论”先后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总的看来，尽管继续受到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挑战和冲击，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中国史学界的主流地位，构成日益严重的挑战，但依然像80年代一样，中国日本史学界未能出版任何一本中国学者专门研究日本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相关著作。译著出版了一部，即沈仁安、林铁森等翻译的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这一时期，中日学者的合作研究取得新成果。周一良、李廷举、严绍、王晓秋、杨曾文、王勇、马兴国以及石田一民、大庭修、源了圆、中西进、吉田忠等通力合作，在两国同时出版了十卷本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其中文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由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条目多达3万余条、总字数300余万的《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亦属此种合作的产物。这些著作大都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讲究文献出典准确、考据明了和文字平实，展示了学术研究的新景象。
同时，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赢得了晚来的承认。长期以来，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水平不为国外尤其是日本史学界所了解和承认。20世纪70年代，日本史学界有学者评价中国日本史研究只相当于“中学水平”。至80年代初，上述观感依然如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第二代学者为主体的中国日本史研究集群，凭借唯物史观的理论素养，坚持中国学者的治学风格和研究立场，陆续推出学术成果。在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或共同研究中，展现了应有的学术风采。尤其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前述《东亚视野中的日本历史》在日本公开出版发行，促使日本学者逐渐改变了观感，感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水平进展迅速。1993年，参加了中国日本史学会在天津社科院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权威学者上田正昭回国后，在《朝日新闻》上撰文《最近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动向不可轻视》，强调：“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学者屡次提出令人震惊的见解，他们指出的正是日本学者往往欠缺的研究视角和正在丧失的问题意识。”
在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以上著作均依据马克思史学理论，注重实证研究。究其因，一是唯物史观及其方法论经过老一代学者的言传身教，已深入人心，融入学术研究的过程之中；二是国际学术交流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直接赴日搜集资料的机会，中国学者因史料缺乏而不得不注重理论分析的状况已经根本改观；三是在与日本学者的学术交往中，中国学者善于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资料和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
作为90年代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一个标志，2000年，蒋大椿、陈启能邀集数十名学者，编辑了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大辞典》(简称《大辞典》)，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首先，在概念上，《大辞典》认为不宜将内涵上相互交融、重叠的包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截然分开，提出“广义的史学理论”的概念，即“它包括了历史学自身作为理论考察对象的狭义史学理论的内容，也包括了对史学研究对象――人类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作理论考察的部分内容，亦即史学理论的部分内容。这个‘部分’主要是指从宏观的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所作的理论考察及其成果”。其次，内容齐全。《大辞典》按照古今中外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概念和术语、史学理论家或与史学理论有关的历史学学者、反映史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以及史学流派、机构、刊物、会议等四个方面编辑，力求囊括与史学理论有关的全部内容。再次，条目解释力求翔实。《大辞典》所列条目繁多，特别注重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流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条目解释。
《大辞典》的撰稿人之一汤重南以2万多字的篇幅，介绍了日本史学史、史观和流派，较充分地阐释了战后日本史学新流派等，例如日本的“皇国”史观、民间史学、文明史学、文化史学、东亚史观、实证史学、社会经济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人民斗争史观、民众史观、民众思想史观、大冢史学、近代化论学派、社会史学派、计量经济史学派等史观学派及其研究方法，还评介了代表性的日本史学家。
在海峡对岸，1992年台湾日语教育学会成立，1996年日本文教基金会等团体成立，发挥了全局性的引导作用。1990～2001年，淡江大学郑梁生《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连续出版11集。在1993年出版《日本通史》、2001年出版《中日关系史》的基础上，他又出版了《日本史》(三民书局，2002年)，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
五 新世纪中国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进入新世纪后，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产生广泛影响的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1)中日两国在互为重要经贸伙伴的同时，摩擦和麻烦不断，特别是200～2006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一年一度参拜靖国神社、归属的争端等问题层出不穷，中国舆论对此给予越来越强烈的抨击，社会要求进一步透视日本。(2)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库收入大幅度增加，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经费保障。(3)日本史研究群体实现了新老交替：吴杰、周一良、吴廷、邹有恒教授等老一代学者先后逝世，由其门人组成的第二代学者陆续离退休而告别讲台，80年代成长起来的第三代学者承担起重任，新世纪之初崛起的第四代学者充满活力，展现着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希望。(4)图书市场的力量。利润挂帅的出版社和书商，在读书界急欲了解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的需求中，敏锐地发现了新商机，对出版日本史的图书充满了热情。在出版图书高倍利润的驱动下，出版社为占领图书市场，往往设计市场预期看好的系列研究课题。得到多读者层欢迎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译著，备受出版界的青睐。
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在新世纪面临新的挑战。2000年，教育部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2003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出版，发表国内外学者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文章，研讨东西方史学的进展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果。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出版不定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进一步深入研究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加大对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力度，拓展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为推进今后国内的日本史研究，需要继续深化史学理论，讲究方法论问题。为此，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目标
新世纪，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史的目标何在?现实的需求和意义固不待论，从学术研究的价值来说，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打破黑格尔以来西方学者解释东亚历史的强势格局，构筑中国学者对东亚历史的认知体系，对日本历史在这个认知体系中的位置给予准确定位，可视为一个长远的大目标。至于具体目标，诸如探寻日本历史的发展规律、演进模式等问题，客观而真实地理解与中国恩怨交织两千年的邻国，把握日本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日本民族性格、深层文化的独特性和基本特点等，依然是常谈常新的课题。这需要数代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最终形成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历史研究系列。概括起来看，“中国学术
特色”似应表现为：其一，站在中国的大地上看东邻日本，持中国学人应有的视角，且自成一家之言。其二，坚持中国学人传统的全方位整体思维方式，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研究日本史的理论立场，体现中国学者应有的气度、格局和分析能力；发扬中国学人研究日本史独有的优势，例如两千年来连续性的史料积累、考据学等治史传统方法根基深厚等。其三，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以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有所区分、有所选择、有所梳理、有所发掘，而非囫囵吞枣，盲目追随。其四，用准确、流利的汉语撰写文章，而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日语汉字词汇、让似是而非的“协和语”充斥字里行间，等等。
(二)坚持唯物史观与研究方法多样化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要坚持下去，这既是指引历史科学破浪前行的舵轮，也是体现中国日本史研究学术特色的理论立场。无须彷徨于理论的迷失或自我矮化。当然，坚持唯物史观，并不等于僵化理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史学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手段，并非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经典著作家论述过的每一个理论细节，都奉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不应忘记新中国成立后初期教条式的照搬和贴标签的教训，总不能在同一块绊脚石上绊倒两次。
中国学者的实证研究方法，同样强调史料的考订和注重过程的研究，与国外实证研究的学术立场并无二致。但是，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和国外史学研究理论的启迪，中国的实证研究方法并不满足于就事论事，总要对研究对象加以理论的探讨和归纳。在这一点上，又不同于国外的实证史学。在此基础上，不应排斥而应大力推进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包括学科综合、交叉的理论和方法、多样化的研究手段，国外最新的理论和方法以及考古发现、文学作品、民间传承中有价值的研究信息等，追踪国内外最新前沿，把握其最新动向，呼吸新鲜的学术空气，继续精心营造研究理论和方法多元化的学术园地，开阔视野，与时俱进。
(三)宏观研究与微观实证相结合
宏观研究是中国日本史研究的重要研究视角和方法，体现中国历史学研究基本特点。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有些宏观理论往往不是从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史料基础不够扎实；有些研究方法论貌似宏观，但基本概念不甚清晰，缺乏问题意识；或者新概念的提出比较随意，缺少严谨的论证；或者照搬国外的现成理论观点而未进行分析批判，成了新的贴标签；或者从事微观实证研究，却不愿下死工夫、笨工夫去开展微观实证研究，缺乏真刀真枪地拼史料的底气和实力。
无须讳言，近十年来，浮华、浮夸、浮躁的“三浮”之风在侵袭着学术界，包括中国的日本史研究领域。实际上，这不过是有哗众取宠之心而无实事求是之意的旧习气在新世纪的复活乃至喧嚣尘上。可以预测，上述问题逐步得以消除之日，必定是中国日本史研究包括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更上一层楼之时。
总之，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特点逐步形成。概言之，即唯物史观与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在日本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虽然遇到冲击但已经扎下了根，成为绝大多数研究者的思维模式，构成世界史研究包括日本史研究的中国学派自身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新世纪，不能想象，没有理论思维的中国日本史研究能在国际学术界成大气候；同样也无法想象，中国日本史理论体系中可以缺少日本史料学的研究，缺乏丰富、准确、真实的史料来支撑“论从史出”、推陈出新。
日本史研究最急切的任务之一，是尽快推出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论的研究著作。“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于沛的这个看法的确一语中的。如前文所述，目前国内已出版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论的著作丰富多彩。然而，由中国学者撰述的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学术著作，依旧阙如。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这个课题依然是一个寂寞的学术空白点，也是一个富矿深藏的创新点。
近代史人物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顾颉刚 唯物史观 中国社会史论战 兼容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5-0091-07
民国时期，顾颉刚曾明确表示“绝不反对”唯物史观，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中华书局，2011年（下同），第124页。但不少学者却认为，这是他排斥唯物史观的遁词，是对唯物史观“敬而远之”的冷处理。这种认识，多少受了“史料派”与“史观派”对立说法的影响。近年来，将民国时期的历史学概括为“史料派”与“史观派”对立的说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而且，“对立”也被描述得愈发呈黑白分明之势。在民国史学史中，存在偏重史料考释和偏重史观指导两种取向，且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对立的看法，早有学者提出。而“史料派”与“史观派”之间“各趋极端”“尖锐对立”的观点，则由余英时较早明确提出。目前，该说影响较大。相关论述可参见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3～573页；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年，第429页；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63～385页。偏重史料考释与偏重史观指导，的确是民国史家治史的两种主要取向，但不同取向的史家之间，并非完全是泾渭分明的相互排斥，被当作“史料派”重要代表的顾颉刚，即是明显例证。因此，本文拟结合近年新出的一些材料，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民国时期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态度。
一、顾颉刚对“社会主义”思想与唯物史观的早期态度
以往讨论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态度，多瞩目于其“史料派”身份，而忽视了他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渊源。实际上，顾颉刚较早便通过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社会党成立于1911年，是中国第一个宣布以社会主义为宗旨的政党。该党一度影响很大，曾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江亢虎也是受过列宁接见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江亢虎的著述中充满“社会主义”的语意，即曾表示受过他的鼓舞。参见沈骏：《江亢虎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1912年1月，中国社会党苏州支部成立，顾颉刚因对江亢虎“演讲社会主义起源及进行方法”“深感赞成”而入党，任文书干事，“并劝王（伯祥）、叶（圣陶）共入社会党”。后来，他又与陈翼龙一起到天津、北京组织社会党支部，颇受信用。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下同），第27～28页。即曾出任天津支部干事。这一时期，顾颉刚“剧烈的宣传社会主义”，鼓吹“社会革命”，撰有《社会主义与国家观念》《（华林）新世潮序》等文。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6，中华书局，2011年（下同），第20～25页。
受时代条件所限，顾颉刚接触与宣传的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但他曾追求通过社会革命以实现“世界大同”的“社会主义”事业，则是事实。后来，他因中国社会党“趋向堕落”等原因，逐渐脱党，但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理论本身，至1925年仍表示要“永远保持这个希望的梦”。顾颉刚：《十四年前的印象》，《宝树园文存》卷6，第236～237页。
因此，在顾颉刚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上，社会主义理论本身不会产生消极因素。后来，顾颉刚秉持“为学问而学问”的理念，确与马克思主义史家着眼于社会改造与革命的立场不同，但这也不能说明他在学术上反对唯物史观。因为不愿将学术与政治混淆的逻辑结果，应是他不会以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去衡量学术价值的高下，而不是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方法一概摒弃。事实也是如此。
顾颉刚具体何时开始注意到唯物史观，不易稽考。但可以确定的是，时间比较早。1926年10月，顾颉刚在厦门大学演讲《孔子何以成为圣人》，依循“层累”思路，提出孔子在春秋时只是君子。后因时势鼓荡，才成了战国时的“圣人”、西汉时的“教主”、东汉时的“圣人”，但这些都不是孔子的真相。随后，开始修改演讲稿。参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第803、808页。该文后以《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为题发表，文见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4，第5～12页。
11月12日，顾颉刚致信程憬道：
（一）孔子时因经济情状的改变，故政治和道德随之改变，而孔子以保存旧道德为职志，何以他反成了新时代的适应者？
（二）秦汉以下直至清末，适用孔子一派的伦理学说……春秋时的时势与秦汉以下的时势毕竟不同，而终不能改变春秋时的道德，这是什么缘故？
（三）战国以来，创新道德和新政治的人还不少……何以他们终给传统的儒者打倒了？顾颉刚：《致程憬：问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4，第13页。
程憬（1902-1950），字仰之，安徽绩溪人，信奉唯物史观。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选题即为《上古哲学思想的唯物观》，其同窗吴其昌更戏称他是“马列学者的怪物”，说他“在五分钟的谈话内，总得有三声是马克斯”。陈泳超：《程憬先生学术年谱考述》，《国学学刊》2014年第4期。因此，无论是上引提问内容，还是程憬的学术背景，都表明顾颉刚在主动为自己关注的问题寻求唯物史观的解答。
1926年11月14日，程憬回信，也确实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回答了顾颉刚的提问。程憬：《答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4，第14～18页。
11月18日，顾颉刚又以自己的名义，向傅斯年转述了程憬的观点，并直接提出“用唯物史观来看孔子的学说”，征询傅的意见。顾颉刚：《致傅斯年：问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4，第19～20页。傅斯年的立场基本是历史主义的，他指出“我们看历史上的事，甚不可遇事为他求一理性的因，因为许多事实的产生，但有一个‘历史的积因’，不必有一个理性的因”，并强调“现在切不可从这不充足的材料中抽结论”。傅斯年：《答书（一）》，《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4，第20、26页。
顾颉刚分别征询学术上信奉唯物史观的程憬，和刚从欧洲留学回国的傅斯年，显然是有意为之。因此我们说，这是顾颉刚对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有效性问题，主动做出的一次比较。他虽无直接评价，但此后却对一些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著述，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并积极推介给学生。
1928年，顾颉刚在广州中山大学《中国上古史讲义》中，便对程憬《商民族的氏族社会》与梅思平《春秋时代之政治及孔子之政治思想》评价颇高。对于前者，他说：
自从甲骨卜辞发现之后，孙诒让罗振玉诸先生考其文字与制度，王国维先生考其人名与世次，我们……应当更上一层，从外部的研究进而作内部的研究，从探讨商民族的文字和事实进而探讨商民族的组织基础，和他们的各种活动的意义。吾友程仰之先生是研究社会史的……我们读了这篇论文，一来可以对商民族的历史得到深澈的明了，二来可以藉此知道我们要研究一种东西，决不是单单钻入这东西的内部可以研究成功的，一定要有他种学科的辅助，使得我们可以跳出它的圈子……才得明白他的整个形象和隐潜的事实。学问必须这样做，然后我们对于事物的智识会一天真似一天。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中山大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3，第43～44页。
在此，顾颉刚基于古史学自身发展理路，提出“社会史”研究及跨学科眼光，不比后来有些中国社会史论战者的浮泛口号差。
梅思平（1896-1946），名祖芬，字思平，浙江永嘉人，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属“新生命派”。顾颉刚说：“梅思平先生《春秋时代之政治及孔子之政治思想》一文，极好，能将予欲说而不能说的话说出”，“可以说是研究春秋时代的政治的最好一篇论文”。分别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19页；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中山大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3，第41页。1917年，顾颉刚感觉胡适所讲“中国哲学史”，都是他“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被认为是一种全新学术“典范”的震动；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172、188页。在此，他对梅文的评价，也可以说是对另一种史学范式，即唯物史观史学的肯定。
《中国上古史讲义》分甲、乙、丙、丁、戊，五种不同性质文字，戊种为“预备建立上古史新系统之研究文字”，程憬、梅思平两文就在这“新系统”之中，这更说明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认可。
“预备建立上古史新系统之研究文字”，包括考古学和社会史研究两方面，因此，将之置于“预备”阶段，并不足以说明顾颉刚有意排斥唯物史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顾颉刚一贯主张，建立上古史新系统之前，应先扫除旧系统中的伪谬。因此，将程憬、梅思平两文置于“预备”阶段，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建设上古史新系统的时机尚不成熟，而不是因为反对唯物史观。
总之，顾颉刚最初对唯物史观并非“淡漠”，更非反对。作为“史料派”代表的顾颉刚，没有与唯物史观对立之意。
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顾颉刚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基本在唯物史观话语下进行。顾颉刚没有直接参与论战，但一些论战者，如李季、杜畏之、王宜昌等，却对他提出批评，说他“只做了而且只能做些铲除蔓草斩刈荆棘的工作，最多不过砍破地皮而已”。“对于古代社会研究，既没有入过门，而又采用唯心论的实验主义做方法”等等。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1932年；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批评与贡献》，《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1932年。社会史论战者对顾颉刚的批评，陈志明有较全面的梳理，参见陈志明：《顾颉刚的疑古史学――及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意义》，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年，第292～297页。其中，有些批评确实触及了顾颉刚的不足，但把他当成“箭垛”，来标榜自身重要性的，也不乏其人。
面对社会史论战者的批评，顾颉刚并不讳言自己的不足，而且表示支持唯物史观指导的社会史研究。他说：以前所谓史学只达到了事实的表面，现在觉悟应该以社会分析的眼光来探求它的核心了，再经过若干年工作之后，一切死气沉沉的记载就可化作活泼泼的，这是怎样一件美事！⑦⑧⑨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492、493、492～493、493页。不过，对论战者过分倚重理论、轻视史料等弊病，他也做出了反应。
首先，顾颉刚试图从整体格局上平衡“史料审查”与“社会史研究”的关系。他提出，史料审查与唯物史观指导的历史研究，属于“下学”与“上达”分工的不同：研究古代思想、制度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理念；但校勘、考证等则甚少需用唯物史观。二者“各有其领域，亦各当以其所得相辅助，不必‘东风压倒西风’才算快意”。⑤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24～125、125页。
顾颉刚认定古史材料多经战国、秦、汉间人伪窜，可信性不高，所以，他坚持任何古史研究都不可越过史料审查工作。对于以“史观”压制文献史料鉴别的态度，他明确表示“不该接受”。他说：“我所走的路是审查书本上的史料”，“除非说考证古文籍的工作是不该做的，才可使顾颉刚的工作根本失其存在的理由；倘使不这样说，那么这项工作就绝没有的可能”。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7，第179～180页。这里，顾颉刚所反对的，主要是以“史观”压制史料审查的意气。
其次，顾颉刚批评了社会史论战者轻视史料审查产生的流弊。“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⑩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3、54页。是论战中表现出的重要不足。对此，顾颉刚说：“希望不要因材料的缺乏和填表格的需要，便把战国、秦、汉间人用了他们的方式制造出来的上古史使用于真的上古：因为将来一定可以证明，这种功夫是白费的！”⑤
后来，顾颉刚发表《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长文，更有对此纠偏补弊之意。在当时孜孜探求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规律的著述中，禅让说通常被解读为原始社会状况的反映，如郭沫若认为它“是氏族评议制度的反映”。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4页。顾颉刚通过系统整理禅让说的材料后则提出，它是墨子顺应战国时势创立并托之于尧、舜的。如此，禅让说的时代被大幅后移，从起源上便与原始社会分离开来。
这一观点的对错，我们可以讨论。但顾颉刚在社会史论战高潮过后，选择考辨禅让说，其回应目的显而易见。如他说：我希望研究社会史的人们看了这篇肯省察一下，唐、虞时代的社会性质最好暂且不要提起，因为那时是什么景况，实际上只有黑漆一团！禅让说便是一个已摘发的例子。⑦不惟如此，他还说：
古代史的材料……二千余年来愈讲愈乱，弄得一塌糊涂。如果不经过一番彻底的整理……是不能随便使用的。不幸近年研究社会史的人们太性急了……只要拣用一段便于自己援用的文字，便可说古代的事实是如此的；或者用了新观念附会一段旧文字，加以曲解，也就可说古代的事实是如此的。于是旧葛藤尚没有斩芟，新葛藤又在丛生中了。⑧
要之，顾颉刚认为，历史研究不该止步于史料审查。不过，社会史论战者急于求成而越过史料审查工作，不但浪费精力，而且会进一步淆乱史料真伪。因此，他再次提出审查史料与研究社会史，应当分工合作，不应对垒交攻。“如此，许多人的精力可以不至白白地费掉，社会演进的历史才有真实的建设”。⑨可见，顾颉刚批评的主要是社会史论战者轻视文献史料鉴别，而不是建设真实的“社会演进的历史”。
上述批评，与马克思主义史家后来的看法较为相似。翦伯赞曾批评社会史论战者对“史料的搜集不够”。⑩郭沫若更具体论其流弊道：“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郭沫若：《十批判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第1页。由此可见，顾颉刚对社会史论战的批评，与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看法大致相同，在此，二者并无截然对立。我们不应因为顾颉刚强调“史料审查”重要，便将之视为对“史观派”的排斥与苛责。
事实上，顾颉刚对社会史论战，并非只是批评，他对当时涌现出的优秀学者、著述，给予了相当积极肯定。如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陶希圣“已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马乘风《中国经济史》“材料相当丰富，见解相当正确”。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2，第407～409页。可见，顾颉刚对社会史论战的评价，坚持了相对客观的学术立场。
同时，顾颉刚与参加社会史论战的重要人物如王礼锡、陶希圣等，也多有往来。1930年，王礼锡主持神州国光社，次年出版《读书杂志》，为社会史论战提供了重要平台。参见李洪岩：《从〈读书杂志〉看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73～279页。据顾颉刚的《日记》，他不仅与王礼锡多有往来，还与神州国光社建立了工作关系。⑦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398～401、600页。当社会史研究逐渐摆脱论战氛围，开始以学术的态度搜求史料时，顾颉刚更是热心支持。
1934年，陶希圣筹划“中国社会史专攻刊物”《食货》半月刊，“第一个热烈的发起人”就是顾颉刚，刊名也由他提出。顾颉刚“认为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因而还曾提出另一个刊名“史心”。陶希圣：《搜读地方志的提议》，《食货》1934年第2期。1935年，更有“联合《食货》《禹贡》两团体”，合办刊物的举动。顾颉刚：《嵇文甫来信（通讯三四）编者按》，《宝树园文存》卷2，第39页。
如果顾颉刚与王礼锡、神州国光社的关系，尚不足以说明问题，那在与陶希圣的交往中，他“热烈支持”创办“中国社会史专攻刊物”，为刊物命名，以及表示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史心”等，则足以表明他对唯物史观的社会史研究的支持。
既然顾颉刚支持社会史研究，为何没有将唯物史观及时运用于古史研究中？1932年1月10日，《顾颉刚日记》中的记载，可以解答这一疑问，他说：
（何）定生劝予接受唯物史观。此事予非不愿，予亦知许多历史现象，非用此说明之不可。然予现在无法研究，若不成熟而惟取宠于人，则“画虎不成反类狗”，内疚神明矣。⑦
这段话已经很明白揭示出，顾颉刚认同唯物史观在解释历史方面的价值，他也愿意接受唯物史观。所谓“现在无法研究”，主要是因为当时顾颉刚正忙于考辨古史、研究古代地理沿革，无暇去充分研读唯物史观著述。因而，他不愿在认识“不成熟”之时，便贸然将之运用于古史研究。这是成熟学者应有的治学态度，而不应视为对唯物史观的排斥。我们说，如果非要让此时的顾颉刚，放下“古史辨”，放下“层累”说，转而运用唯物史观去研究古史，才能证明他不反对唯物史观，这种“不运用”即“反对”的思维，未免太过于求全责备。
三、唯物史观在顾颉刚古史研究中的体现
唯物史观在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中，是否有所体现，对解决上述问题至关重要。1936至1937年，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与童书业合作的《春秋史讲义》中，就有明显体现。《讲义》虽是两人合作，但按童书业所说，其宗旨完全是秉持顾颉刚的。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290页。因此，它可以反映顾颉刚的学术思想。
《讲义》分正、附两编。“正编”二十章，主要讲述春秋时代的“种族混合和中华民族的成立”“中国疆域的扩大”“统一局面的酝酿”和“社会经济和学术思想的转变”等四项内容。其中，前三项基本延续了顾颉刚考辨古史与古代地理沿革的观点，第四项则显现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迹象。
例如，从社会发展“时势”来解释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的原因，是顾颉刚的常用手段。1925年，他在《尚书金滕篇今译》中，分析周公形象从西周到战国的演变，说道：“周公在商周之际鬼治主义极盛的政治社会里，他那种鬼画符式的举动（“周公请代死”故事――笔者注）正是他的多材多艺的表现。但时势变了而他的偶像还没有倒，于是他的这类举动就渐渐地消灭而换出新时代的别种举动来了。因为战国时重士，游士极多，所以周公之门会得‘进善百人，教士千人，宫朝者万人’，弄得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因为战国时旧制度悉已倒坏，急于创造新制度，所以周公要‘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而《仪礼》、《周礼》、《周颂》、《月令》遂莫不出于他的大笔。”顾颉刚：《尚书金滕篇今译》（1925），《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9，第28页。这里，顾颉刚认为周公形象发生转变，是由西周到战国“时势”的转变所造成，所谓“时势”主要是指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政治、文化需求。然而，对于这种“时势”如何产生，他并没有进一步分析。这种特点，在顾颉刚的其他古史著述中，多有体现，可参阅《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等文，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2，第249～445页。
在《春秋史讲义》中，顾颉刚概述商代晚年至春秋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变时，则说：
商代晚年大致尚是畜牧社会的末期，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刚刚萌芽。宗教思想也方由拜物教和多神教向一神独尊的宗教进趋。周代确立农业社会，为上帝崇拜全盛的时期……自从西周灭亡……封建制度开始动摇……商业日渐发达。到春秋晚年，竟有……“结驷连骑”“富比诸侯”的大商人出现。人民的经济地位既经抬高，于是学术文化就也渐渐普及于全社会……使原有的宗教观念失掉根据。④顾颉刚、童书业：《春秋史讲义》，《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4，第340～341、319～320页。
顾颉刚同样是在叙述社会思想文化等“时势”的演变，但很明显，他的分析已经深入到了经济因素对“时势”转变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
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讲义》也显现出同样的特点。如分析孔子的历史地位，说道：
整个的春秋时期……在政治方面，是礼制的崩溃和政权的下移；在社会方面，是土地的集中和经济的演进。因为这样，思想学术也颇有变动的现象。到了春秋末年，封建社会表示出总崩溃的形势，影响到整个的思想界。但是一方面旧制度虽破坏，而新制度还未成立，这个时期，正是由封建社会进化到统一国家的过渡时代，孔子便是这过渡时代的代表人物。④
这里所说“政治方面”，属于唯物史观中的上层建筑；所说“社会方面”，属于经济基础；而二者的有机统一，便构成特定的社会形态。因而，孔子是过渡时代的代表人物，这一结论的得出，便有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合分析的色彩。这些特点，在顾颉刚此前的古史研究中，并不多见。
《讲义》“附编”专讲“社会史”。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已在“社会史”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1928年，他在《〈民俗周刊〉发刊辞》上倡言：“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顾颉刚：《〈民俗周刊〉发刊辞》，《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2，第570页。更被学者视为“新史学运动的宣言”。杨遥骸段夜民俗学运动史略》，转引自桑兵：《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不过，与当时正在兴起的，着眼于社会形态变迁的唯物史观的“社会史”研究路径不同，这里所说的“社会史”，主要是指研究对象上的“眼光向下”“到民间去”。参见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美]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而《讲义》“附编”中所讲的“社会史”，则表现出了不同特点。
“附编”共十章，在第二章起首便明确说道：“无论那种社会组织，都逃不了被经济状况所决定。‘经济为历史的重心’这个原则，是近代东西史家已经证明了的。”②顾颉刚、童书业：《春秋史讲义》，《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4，第352、357页。这句话所体现的，实际正是“附编”所讲“社会史”的指导理论。这一点，从其整体的篇章布局中，也可看出：第一章分析“春秋时的农业生活与商工业”，第二章以后则分析各种社会组织关系。显然，这遵循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路。
具体而言，如分析“封建社会崩溃”的原因，说道：
封建社会崩溃的内在原因，是封建制度本身发展过久……贵族阶级的人许多急剧地降入下层社会。这使下层社会的民众……增加力量，能够对贵族阶级起反抗运动。……同时，贵族阶级的政权也下移到少数的拥有实力的中下层人物……各阶级的人物互相攻击得格外厉害，于是土地渐渐集中……这下层阶级的反抗和土地分配制度的改变使封建社会受了致命伤！
封建社会崩溃的外在原因――也可以说是摧毁封建社会的原动力，――是产业的发达。铁制耕器和牛耕的发明与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农村日渐开发。同时铁器又使手工业进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发达。进步的农工商业便提高了人民的地位，使上层阶级格外容易倒塌。到了大夫取得诸侯的地位，武士成了文士，吸收下层阶级的优秀分子，另组成一个社会中最有实力的阶级时，封建社会的命运已大半告终了！②
这里的“内在原因”是说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外在原因”是说引起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原动力”，即经济基础的变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32～33页。《讲义》中对于封建社会崩溃的分析，表述上虽然没有这里精准，但其推演方向与此则是一致的。
今天看来，对于何者属于“内因”，何者属于“外因”，《讲义》中的认识，不够准确。但着眼于内外因分析的视角，则带有辨证唯物论的色彩。
在顾颉刚其他著述中，具体例证尚多，如抗战胜利后，他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开设的课程中，就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而且，这一时期，他也曾大量购读唯物史观著述。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379页；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6卷，1948年，第211页。这样的实例，不必过多枚举，因为上述足以说明，唯物史观已经体现在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中。
最后需要说明，民国时期，顾颉刚不属于唯物史观派学人，这与他支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并不矛盾。唯物史观作为解释历史的理论、方法，具有独到的效力。对于任何一位优秀学者而言，立足自己的学术领域，在理论、方法上博采众长，而无“定于一尊”的成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有些学者认为，民国时期顾颉刚属于“史料派”学人，却在古史研究中运用了唯物史观，二者之间似乎不可理解。这种看法，不免太过拘泥于当下以“史料派”“史观派”的对立为线索的叙事模式，而忽略了学术发展的复杂性与史家个体的特殊性。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顾颉刚对唯物史观既非冷漠排斥，也非“定于一尊”，而是采取了一种兼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