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范文
时间：2023-03-19 11:48:56
近代史研究范文第1篇
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述论 吴景平
1860—1864年天京的粮食供应 路伟东
章士钊《甲寅》时期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评析 邹小站
包世臣与近代前夜的“海运南漕”改革 张岩
胡适清代思想史研究浅议 颜军
放开视野,观察历史——就《太平天国史》的评价问题与吕实强先生商榷 茅家琦
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若干问题——与张振鹍先生商榷 郑则民
再说“二十一条”不是条约——答郑则民先生 张振鹍
1998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 张海鹏
张之洞《劝学篇》的西文译本 黄兴涛
“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座谈会纪要 本刊编辑部
历史研究应以求实存真为要务——《庚款“退款”及其管理和利用》平议 石楠
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 罗志田
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 杨天宏
国民军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 杨雨青
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 周秋光
民国时期的人力车夫分析 王印焕
丘菽园与康有为 汤志钧
论方伯谦问题 刘申宁
百余年来美国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 聂资鲁
关于政府高级官员私人财产的一例调查 汪朝光
宋庆龄陈友仁关系钩沉 尚明轩
“纪念沈葆桢诞辰1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福州召开 罗肇前，刘大治
从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战看双方民主思想的准备 耿云志
清末古文家的经世学风及经世之学 罗检秋
庚子勤王前后的岑春煊与保皇会 桑兵
《戊戌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 戚学民
清末河套地区的水利制度与社会适应 王建革
《大公报》与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化运动 贾晓慧
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岁费的制定 李学智
奉化故里演讲考析 彭敦文
梁诚生年考辨 李守郡
1949年以来的《新青年》研究述评 董秋英，郭汉民
2000年国外出版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2000年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出版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衰落期的炮舰与外交--"紫石英"号事件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 王建朗
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王奇生
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 罗志田
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 朱荫贵
《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 郑师渠
甲午战后的《镜海丛报》 汤志钧
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 陈红民
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 李学智
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 李少军
"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若干学术观点述要 谢维
卢沟桥事变前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 杨天石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罗志田
另一个中央:一九三年的扩大会议 陈进金
杜威的中国之行及其影响 元青
理想与利益--浙江省宪自治运动新探 冯筱才
论抗战前期法国关于中国借道越南运输的政策 刘卫东
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 马俊亚
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吴剑杰
南学会若干史实考辨 吴仰湘
也谈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上海"革命局" 田子渝
一条有关"孙、黄初识介绍人"问题的重要史料 杨鹏程
"中国近代化史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少军
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编造么? 程兆奇
战后中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 汪朝光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徐秀丽
战后初期中共利用香港的策略运作 袁小伦
戊戌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三) 茅海建
湖南保卫局原型考 李海元
首届“中国东南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齐福
“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杰
2001年西文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2000—2001年日文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2001年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出版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科学地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而作 李铁映
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 汪朝光
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真(理)社兼及其他 李丹阳
战后中国对越政策的演变——以中国对越党派工作为中心的探讨 罗敏
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革命党人的关系 张礼恒
章太炎的“学隐”思想及其渊源 敖光旭
力行哲学的思想脉络 黄道炫
200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动态概述 张海鹏
“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会议学术组
台北“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徐有威
“问题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综述 王宏斌
维经斯基1923年11月初来过中国吗? 周利生
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怀念 张海鹏
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杨奎松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 臧运祜
抗战时期国立中学的创办及其意义 余子侠
1927—1936年国民政府与商会关系述论 郑成林
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吴汉全
马相伯在朝鲜的顾问活动(1882年11月—1884年4月) 权赫秀
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 史建云
还原：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裴宜理《上海罢工》述评 刘平
考证为近代史研究服务的几点经验 祁龙威
我学中国近代史 来新夏
关于基础资料的一点私见 张振鵾
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台湾近代史研究综述 杜继东
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探析 夏春涛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 刘巍
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中心 冯筱才
贝思福访华述论 戴银凤
“封锁香港”问题研究(1868-1886) 陈新文
2001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 张海鹏
“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谢维
《天父下凡诏书》(第2部)及其澳藏原刻本 王庆成
日本学人的黄遵宪研究 伊原泽周
郭嵩焘与万国公法会 张建华
近代史研究范文第2篇
《大连近代史研究》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年刊，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大连地区的近代历史，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可读性。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近代史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救亡图存；中国近代史；外交史
历史研究的目的为何？中国传统史家司马迁、班固、范晔、杜佑等均提出这一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杜佑给出的答案最直接：“将施有政”，即历史研究在于“经世”、“致治”，要为现实政治服务。
据学者统计，在1949年前，以中国近代史、近世史、近百年史命名的著作约34种，其中1940年前出版物约21种；数量不菲的专题问题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国难史、痛史、外祸史、侵略史、国耻史、失败史、租借地等命名的近代史的相关著作约83种；中外关系通史54种。（1）
这显示史学界在研究方向上将研究重点从传统史学转向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近代史研究、对现实具体问题的思考，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史学现象。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的现实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中国逐渐丧失了领土、海关及治外法权。《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凸显。清末民初的中外关系中，中国处于完全被列强宰割的地位。“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现实政治情势，促使部分史学家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为与时代主题、现实走向密切相关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于是，中国近代历史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其中尤以中外关系为研究的重心。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关注的问题
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上自政府下至国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修约、废约运动，以改变中国国际地位、求与列强处于平等的国际地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中国废约、修约的外交历程被打断。此后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转为全力解决中日冲突问题，以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亦与时代所赋予的主题相关。
中国近代史研究以解决当下的外交与内政等问题，这充分地彰显了中国史学家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关怀与影响。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是二十世纪较早对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关系进行研究的著作。他认为鉴于李鸿章与中国近世关系，应从“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的角度评价李鸿章的历史地位，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显示的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态度、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令人震撼，在当时的影响极大。学者称“独擅史林”。（2）强大国力以“救亡”是刘彦提出的拯救时弊的方案。
李鼎声（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化史》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华侵略及其与中国各政治、军阀势力之间相勾结、侵剥百姓的事实，以激发民族情感、燃起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团结起来共同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此书“是平心最早发表的史著，也是我国现代学者运用唯物史观编写的第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3）钱亦石的《中国外交史》，讨论了当时政、学两界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弱国无外交”的问题。他认为，“这个解释是非常不正确的”，是当局推委责任的谰言，中国没有长远的计划与考虑，是导致中国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重点是系统论证了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是“两个过程”的论断的正确性、科学性，“代表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全新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政权的变更，是学术推动政治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例证”。（4）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利用大量的中外文件资料，以探究中日问题解决之道。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近代外交史为研究重点，希望人们了解当时中外交涉的背景环境及其失策、责任问题。认为：目前中国内政、外交中出现的问题完全是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后果。曾友豪编的《中国外交史》详述了列强的对华政策及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以求解决的方案。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侧重于中国近代外交史。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5）蒋廷黻以“学术的态度讨论政治，又能以政治家的眼光反观学术。他视政治与学术为一体，视历史与现实为一体，视中国与世界为一体。”（6）
王芸生编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7卷）的目的，是要警醒国人，关注中日关系发展的趋势，注意日本的真正动机，不要上日本人的当；激励国人团结一致、奋起救国。虽然王芸生谦称是编撰史实不是“作史”。但从学术角度研究中日关系或外交史的层面看，意义非凡，“常有公允中肯的评论发表。”“对外交史的研究，促进之功甚大。”（7）
以上所列诸学者及所著书目，都属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创建过程中较有代表性的。《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所列的1949年以前有关中国近代史著作数量可观，约近200部之多。这些著作是在民族主义的支配下，多为辗转选译、东抄西凑的编汇之作，缺乏根据完整的外交档案所作的细微地深入地个案研究，但在向群众宣传与动员群众的政治性运动上贡献极大。随着20、30年代清代外交史料《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等的逐渐刊布，及世界各列强外交档案的公布，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水平大大提高，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三、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针对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内政外交的束缚，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废约、修约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举国上下又开始以全力解决中日问题为外交的首要目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解决当下的中国内政外交问题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起成为必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批近代史学科的著作和研究人才。从以上所述的有关中国近代史、近代外交史著作的主要内容看，外交史与近代史是二体合一的。这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救亡”问题相契合。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著特点。
20世纪早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多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受到海外史学家关于世界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及观念的影响很深。他们强调学术化、历史化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研究，强调通过档案材料探寻历史演变的真相。一战后各国外交档案的公布、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清季外交档案的公布，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形成了如蒋廷黻、张忠绂、王芸生、陈恭禄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严谨的、近于苛刻的学风。蒋廷黻称筹办“夷务始末的出版，是中国外交史的学术革命。以前研究中国外交史者虽不乏人，但是他们的著作，不分中外，几全以外国发表的文件为根据。专凭片面的证据来撰外交史，好像专听一面的辩词来判讼，那是不能得其平的。不过以往中国方面的文件，不但出版者少，且极零星；就是学者要考察中国的材料亦感困难。有了《筹办夷务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二书，以前的著作均须大加修改，并且这二书已引起全世界的学者注意。此后他们将逐渐知道中国材料的重要”。（8）
从以上所述各书作者在著述过程中对史料的重视程度看，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思路上，他们非常注意史料的来源及考辨问题。他们不仅利用中国公布的外交档案材料，也利用国外开放的档案材料研究近代以来中外关系演变的真相。同时他们还以不小的篇幅在文中或序言中专论使用史料的方法、如何鉴别史料的价值问题，这是他们求真的学术精神的体现。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曾友豪编的《中国外交史》、蒋廷黻1931年、1934年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卷）等均是利用档案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代表作。他们运用档案史料的叙事结构，影响了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创立、发展的贡献，在学界有口皆碑。
虽然他们自称要进行纯学术的研究，但是他们以自己的学术精神关注现实的危机。他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外交史，一方面开拓了一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以学术救国，为当下中国内政外交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与咨询，这也是他们在著作中所强调的。所以他们的研究，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有很高的现实政治价值。这是这一阶段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特征。
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还关注了中国的近代化问题，这与中国现实的“救亡”主题密切相关。近代史研究中关注的中国近代化问题，是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在他们著作中的反映，也是中国政界与国联正在开展的技术合作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问题在他们著作中的反映，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为了战胜日本入侵者而进行的物质上的准备。但更多的是通过对中外档案史料的爬梳、考证研究，找寻1840年以后列强对中国步步进逼、中国国力日趋衰弱、中外关系嬗变的原因，以“资治”现实中国外交问题、现代化问题的解决，包含着强烈的对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趋势等问题的关怀。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近代史研究的显著特征。20世纪上半叶中外外交档案的公布、对海外学者历史研究理论的借鉴、中国的现实危机共同造就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创与成就的取得。陈寅恪先生1930年6月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言中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9）
蒋廷黻、陈恭禄以“冲击―反应”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范式，有利于人们深入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在应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所进行的外交部门的建制、外交人员的派遣、留学生的派遣等洋务举措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
钱亦石、李平心、范文澜等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同样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学科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们没有考虑到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直没有与党派偏见相分离――没有党派偏见，某些学科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这是无可否认的。”（10）
当时，有不少学者虽不以近代史为研究方向，如傅斯年、顾颉刚，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也注意对现实的关怀。即使被人认为从不谈论政治的陈寅恪也通过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在论文中曲折地表达了他对政治的关怀：“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11）这些学者与直接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一样，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学术为救国的工具，以笔做枪，希冀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才智。
近代史著作中所表现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是当时中国社会思潮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有生命力的、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史学思潮，往往是和社会历史发展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发展。历史研究若想永葆其青春和活力，不能不关注现实生活。”（12）
注释：
（1）《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2）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研究》，《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第5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3）胡逢祥：《李平心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4期。
（4）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4、22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总论》，第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6）蔡乐苏、金富军：《蒋廷黻外交思想探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期。
（7）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载《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第59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8）蒋廷黻：《序》（1933年10月），载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二辑）。
（9）陈寅恪著：《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0）[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153、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陈寅恪著《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近代史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施坚雅模式;中国近代史;研究
施坚雅先生曾发表过三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经济研究的专题，为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初步形成提供了一种参考模式，其中前两篇对民国早期中国农村市场的开拓与迁移做了研究，为施坚雅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两文的发表时间与近代史学家关于“近代”的定义刚好吻合，另外一篇，则分析了新中国成立时期关于商品流通以及市场建设等问题，可以认为是对施坚雅模式的进一步稳固。施坚雅模式认为中国再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市场结构必然会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模式，而且在这一阶段中，农民的活动应该受到广泛的关注，反映了施坚雅模式从中心地区和边远地区进行研究的理念核心，笔者以为，施坚雅模式两种体系理论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范畴，其中集市体系理论代表的是中国的乡村社会，区域体系理论代表的是城市社会，本文着重研究施坚雅模式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的意义。
一、施坚雅模式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市场史的影响
施坚雅模式进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突破口就是市场史，施坚雅模式就是在此基础上奠定的，按照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来分析，标准市场、中间市场以及中心市场是集市范畴的组成部分，其中，标准市场将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引入市场体系中是一个比较高的起点同时又是农业产品向下流动的终点，中间市场中不论是商品还是与商品有关的劳动力都处于中间水平，中心市场则是处于战略性地位的组成部分，对市场的批发起到引导的作用，以这三种市场为中心的居民地那就是标准集镇、中间集镇和中心集镇，当市场处于理想状态时，标准集市的空间分布是以18个自然村组成的六边形形式，虽说施坚雅研究的重点是农村的标准集镇，但不可避免的，还是与城市有所交接，所以，从更广的角度来说，施坚雅模式的区域理论体系其实是以城市为基准点进行研究和开展工作的。
在中国，施坚雅模式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施坚雅为中国的社会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方式，其对中国农村的市场结构方面的研究贡献极大，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施坚雅直接为中国带来了商业社会研究的重大突破，对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农村的集市的发展与变迁进行了阐述，使得后人对市场与社会结构、社会风俗、交通运输以及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晰。
二、施坚雅模式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城市史的影响
在城市史领域，施坚雅模式的功能主要表现在突破了传统的对城市研究的方法，为城市的新研究指明了方向，施坚雅模式以中心地理的理论为切入点对中国城市的历史以及城市以中心区域为起点开展的建设工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其成绩斐然，比如突破了城市中行政区域的限制，创建了市场基础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宏观的区域都包含了边缘和中心两个部分，中心地区不论在交通还是资源的分布上都比边缘区域占有优势，而且这种优势是由中心区域向边缘区域逐渐递减的，而区域面积的分布则与之相反，综合考虑商业、人口、劳动力、交通、资源等各项因素，施坚雅模式认为中国近代一共有包括长江上中下游、岭南、东南沿海区域、华南等在内的九个比较具有经济意义的地区，这九个进价区域构成了一个有序的经济整体，在结构功能上与之前的经济模式是不一样的，这一理论为今后的我国学者进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以及城市化水平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学者一向是比较关注城市化的研究的，龙登高学者认为施坚雅的从区域系统开始研究的理论构成了一个别具一格的研究框架，称赞施坚雅关于城市史的研究是区域研究领域中的经典著作是丝毫不为过的，将我国近代关于城市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使得中心区域研究理论更加完善，同时也为我国的经济史的研究都做出了贡献。
三、施坚雅模式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人口史的影响
如果说施坚雅模式在中国的市场史和城市史的研究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那其在中国近代史的人口史的研究方面也是有所建树的，市场史、城市史以及人口史三者其实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有机整体，严格来说，人口史是其余二者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朱政惠在进行四川的人口研究的时候指出，施坚雅除了对人口数据进行了统计与收集，还通过紧密的计算机计算过，之后对四川人口提出了新的推断，给后来的研究者的启示是在进行人口研究时，没有深入的调查和打井式的钻研，没有脚踏实地的个案研究根本无法得出合理的结论，中国学者在进行人口研究时对于个案的使用是不普遍的，缺少具体到村到户的研究与调查，施坚雅论文的发表，使中国学者意识是到了自己的不足，在进行洋务运动后期我国人口发展严重不平衡、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民国时期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等问题的分析时，直接采用了施坚雅提出的相关理论和观点，表达了自己对施坚雅关于人口史的研究的肯定。
四、结束语
综合来说，尽管施坚雅模式的一些缺陷是不能否认的，但客观来说，施坚雅模式为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史关于城市、人口以及市场的研究就是证据，对于部分人认为施坚雅不懂中国的这种说法，笔者不置可否，因为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施坚雅是否真的懂中国历史，而在于他本人的研究给我们中国学者带来的思索，提醒我们需要对近代历史学的研究的多层面的反思，而且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本无所谓的绝对正确与错误之分，因其缺陷而将其全部的行为是不理智的，我们中国学者的任务是取其长而补己短。
参考文献：
近代史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胡绳 中国近代史 唯物史观 学科体系 革命性与科学性
1936年5月10日，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史>评介》一文时，年仅18岁。一年前，他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肄业，回到上海刻苦自学。他已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初步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上海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为《读书生活》等刊物撰稿，参加《新学识》的编辑工作，已然在思想界崭露头角。在这篇文章中，他尝试以唯物史观为准绳，来评价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著——李鼎声所著《中国近代史》。他指出，“这本书的作者是很正确地把握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的，而且在他这本书中间是负起了应负的任务的”。在他看来，李著《中国近代史》相对于其他史学著作的优越之处在于：第一，处处顾到中国历史的世界背景；第二，对于中国近代史中间许多常被误解或歪曲的重要事变都有很有力的说明。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本书的缺点：内容过于简略，尤其对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经济上的变化”解说得还欠周到；他认为，在解释历史事实时，不可“忘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国际资本、中国民族资本、封建势力这几方面微妙的复杂的关系，是不能只用几句概念式的话就算表过的”。①重视社会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重视社会阶级势力消长的分析，这些都体现了青年胡绳已然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核。
1937年5月5日，抗战爆发前夕，胡绳发表《“五四”运动论》。他既充分肯定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又明确指出，五四时代思想的最大弱点是“只有热情的口号，只有杂乱的思想介绍，而没有对于宇宙、社会、人生全面的、一贯的、深刻的理解作理论基础”。正因为这些弱点始终不曾被克服，“于是在客观的形势稍一变动的时候，有些起初以英勇姿态而出现的战士便一败涂地向后退了，而且退得那样地迅速，那样地毫不迟疑”。对群众的发动极为有限，“它只唤醒了一小部分人的‘人’的自觉，它仍然把大部分的在多重的压迫下挣扎生存的人遗忘了”。胡绳指出，必须“要给民主与科学建立起与历史的发展过程配合，与当前的救亡运动的实践配合的坚实的理论基础”，②这个基础就是唯物论与辩证法。唯其如此，才能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撰写此文时，国共联合抗日局面已初步形成，全国上下一心，统一于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中共和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实行民主，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实行全面抗战。胡绳通过论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他指出，救亡无疑需要民主和科学，但更为重要的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指导地位，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绳转至武汉，于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武汉、襄樊、重庆等地参与党的文化领导机构和统一战线工作。由于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解放的宏伟革命实践，他对的伟大历史意义看得更清楚了。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胡绳在1949年5月4日《进步青年》创刊号发表《的历史意义》。文章指出，五四以前，农民大众的“血虽然向外国侵略者表明了中国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但是他们究竟并不能对民族的新生有多少积极的贡献”；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往往只表现为脱离广大群众的个人主义的搏斗。他们朦胧地想望着资本主义的中国，实际上却随时准备着与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势力的妥协”。五四后，“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之作为独立的、领导的政治力量的出现”，由于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中国人民的革命有了确定不移的目标，中国革命呈现了焕然一新的面貌，“百年间中国人民所抗议和反对的旧中国就不能不一天天走向死亡，合于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意愿的新中国也就一定能涌现到地平线上来”。③文章的结论：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水岭。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他这样评价：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终于引发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团结和行动的力量，的确是一个相当重的砝码”。“从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彻底地反帝国主义性质的人民爱国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展开了。”中国革命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就不能不展开新的面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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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绳全书》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3、355页。
②《胡绳全书》第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41页。
③《胡绳全书》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④《胡绳全书》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9、322页。
严格说来，写于1939年12月25日的《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是胡绳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通过丰富的史料，展现了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朝专制统治由兴盛而渐趋衰落的历史图景，对“在鸦片战争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动态和鸦片战争的发生与结果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怎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做了具体、深刻的阐述。鸦片战争一方面加速了小农经济的解体，造成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另一方面，“在这腐烂的过程中生长出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新的对立阶级，新的斗争与发展。”在这篇长约两万字的文章中，胡绳充分体现了他高屋建瓴的理论思维、游刃有余的史料驾驭能力，做出了许多新颖而富有卓识的论述。比如，对于清王朝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前人大多持否定态度。他通过辩证分析指出，“假如在18世纪，中国的锁国政策，还是出发于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自大心理与对任何外来新势力的畏惧与排斥，那么到了19世纪初叶这一政策有了积极的自卫意义。”清朝统治者的颟顸愚昧固然应该批判，但绝不能因之而为万恶的鸦片贸易开脱罪责。胡绳通过雄辩的历史事实论证了鸦片贸易给英帝国主义带来的巨大收益，给中国造成的深刻的社会灾难，“英国在以大炮轰破中国的大门之前，已经靠着鸦片那种奇怪的商品给予了闭关自守的中国比炮弹更要激烈的打击了。”①闭关只是清王朝在面对帝国主义入侵时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如果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扩张的本质认识不清，对英帝国欲打开中国这个海外市场，以挽救日益逼近的工业危机这个鸦片战争的内在根源视而不见，而归咎于闭关锁国政策，则可以说是倒果为因、颠倒黑白。应该注意到，此文写作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对日方针由初期的积极抵抗转向消极妥协。鸦片战争中的统治阶级依违于和战之间，对于英国侵略者时而大张挞伐，时而委曲求和，最终使局面不可收拾，这样的历史教训不啻是提供给当局的前车之鉴。
胡绳关于闭关的观点在1949年所写的《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前奏》一文中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他通过翔实的史料证明，“中国当时所拒绝的并不是什么和平的国际贸易。如果中国曾经只能听任西方海盗商人自由行动，那就等不到鸦片战争，先来的冒险家们早已会把中国蹂躏成和非洲、澳洲、印度、印度尼西亚一样了。”胡绳进一步分析，“封建统治者企图关紧大门，永远保持封建统治秩序”，②但他们所采用的这种单纯防御的方法，也不能逃脱破产的历史命运。也有论者指责清廷不知利用国际关系以制英，胡绳认为，“固然当时英美、英法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但清廷即使能利用国际关系，而在国内矛盾日趋锐化的情形下，欲避免自身的危机也是不可能的。在国内执行着一切退步政策的封建统治者是领导不起来一个胜利的全民抗战的。”③由于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有力的分析工具，胡绳的这些论述既迭出新意，又有理有据。在这几篇文章中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和观点，对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相当的影响。而且，他洗练流畅、雅俗共赏的行文风格也有助于吸引更多读者。
1942年，胡绳从香港回到重庆，在《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他在工作之余用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阅读了许多历史书籍，并于1944—1945年间，根据学习笔记写了一本通俗读物《二千年间》，寄给叶圣陶编辑的《中学生》杂志发表。④写作此书时，胡绳只是将它当作自己学习历史的笔记，并未想借此对现实有所讽喻。但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感的热血青年，面对使人焦虑的国内政局，“由这些客观形势引起的感触不可能不流露到笔端上来。”⑤这本书结构独特，从纵的方面写官僚机构、军队、农民革命、上层改革等。在第六节“大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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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06、387、390页。
②《胡绳全书》第2卷，第19、20页。
③《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01页。
④据胡绳回忆，1949年前后中学里没有历史教科书，就拿《二千年间》当教科书。参见《笔耕丰歉说当年》，《胡绳全书》第7卷，第165页。
⑤《第五卷引言》，1996年，《胡绳全书》第5卷，第2页。
的撼动”中，胡绳对农民战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农民起义虽然“无法违抗失败的命运”，然而“在这一次接一次的斗争中，毕竟是把封建社会推向前去”。尤其对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胡绳认为它“一面总结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一面又下启了近代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在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不会重蹈农民战争的历史覆辙”，但无论如何，中国革命必须发动农民才能获取成功，“表面上显得似乎是凝滞不动的广大农村中，有着无限的力量，一旦撼动起来，就能创造出一切奇迹。”①对于，胡绳认为不能高估其历史意义，它不能算改革，而只是改良，是从统治者立场上提出改良政策，“把对于下层人民的剥削方法和统治政策作某些改变，以求达到稳定既存的统治秩序，维持和巩固统治者地位的目的。”在内忧外患中，为了挽救危局，统治集团中自动提出的改革办法，最高限度“只是这种改良政策。”而且“纵使是这种改良政策，他们也不敢认真执行”。最后，统治阶级只能一切守旧，坐以待毙。尤为可贵的是，胡绳在此时已特别意识到反封建任务的艰巨性。他强调，“封建专制时代经历那样长的期间，积蓄了那样深厚的传统，要把它整个埋葬掉，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一个人死了，固然并不会有鬼魂，但一个历史时代死了，它的鬼魂却还会继续活着，给新的时代以骚扰破坏的。这‘鬼魂’却并不是不可捉摸的精灵，而是实际社会中的存在。”②直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不佩服胡绳这些话里所蕴含的真知灼见。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的抉择。胡绳先是在上海，1947年3月转赴香港，直至1948年10月。“这段时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惊心动魄的变化。革命胜利的形势排山倒海地到来，使人有应接不暇之感。”③这是胡绳写作最为丰产的时期，“写的数量大，当然是面临着千年不遇的变化，但也和身处香港有关。”④为了让民众认清独裁统治的真面目，从而坚定地跟中共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他在这个时期写了相当多的时政评论。由于的文化专制日趋严酷，“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论。”⑤这些文章以史论政，“试图通过讲历史说服当时许多尚处于观望状态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教育广大青年吸取历史教训投奔到革命洪流中去。”这些“史事评论”文章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1946年)、《辛亥革命旧事》(1946、1947年)、《康有为与戊戌维新》(1948年)、《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1948年)、《洪秀全与冯云山》(1948年)、《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1948年)、《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1949年)等。
对于辛亥革命倾覆清王朝的伟绩，胡绳认为，不能孤立地归功于一次次革命者孤注一掷的暗杀行动，一次次规模有限的军事起义，而更应该看到先进知识分子在群众中所作的长期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从而爆发出无比的革命伟力。他征引丰富的史料，雄辩地论证了“知识分子和群众结合的密切程度，是革命成熟程度的决定因素”。⑥辛亥革命前群众运动并不充分，知识分子在主观上还没有真正把自己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决心，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成果是很脆弱的。文章的现实指向性是很强的：观望中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史为鉴，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积极投身到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伟大事业中去。
①《二千年间》，《胡绳全书》第5卷，第90、91页。
②《二千年间》，《胡绳全书》第5卷，第132、133、134、140页。
③《香港杂忆》，《胡绳全书》第7卷，第190页。
④《笔耕丰歉说当年》，《胡绳全书》第7卷，第170页。
⑤《从鸦片战争到·序言》，1980年，《胡绳全书》第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⑥《辛亥茧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17页。
在《康有为与戊戌维新》、《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两文中，胡绳对改良主义进行了深入论述。他认为，戊戌维新不可逃脱失败的命运。首先，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只想“从国主、贵臣、缙绅、士大夫中去找求保国的力量”，结果自然不堪反动势力的一击。虽然他们在从“上面”碰了钉子后，也曾想到过“下面”的“国民”，但“他们所能想到的国民，总究是脱不出官僚士绅的范围的”。康有为等对于下层人民革命的极端恐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发动广大民众起而抗争。其次，他们“只想通过统治集团来进行渐进的改革，对于既存的统治秩序从来不敢设想基本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力量还未崭露头角时，他们是使守旧的专制者震动的改良主义者；但是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就失掉了改良主义的意义，而把反革命的实质极端地表现出来了”。①应该看到，胡绳写作此文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改良主义的斗争锋芒并非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毋庸讳言，这两篇文章中，胡绳对于康、梁的改良思想多所苛求，对于康、梁前期的维新思想与活动缺乏必要的肯定，评价偏低，这种趋向在他后来的著述中得到校正。
在《洪秀全和冯云山》、《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两文中，胡绳叙述了洪秀全等农民领袖对太平天国运动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对洪秀全改造西方的天主教、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劝世良言》仅仅是一本拙劣的基督教宣传品，但洪秀全在其间发现了革命的内容，从某种意义而言并非偶然，“因为在古罗马社会中，基督教最早建立的时候，奴隶大众正是拿这样的宗教思想当作他们的斗争武器的”。在洪秀全个人身上，“古代欧洲被压迫人民曾经用来宣泄他们的反抗情绪的宗教思想”，“和中国农民大众的革命要求结合起来了”，从而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次巨大的人民革命运动的触媒。的一致，曾经让洪秀全等一度对帝国主义充满幻想，力图以避免冲突的方法争取到列强的友好态度，但是，“资产阶级侵略者，虽然满口人道博爱，但是他们的实际利益是和中国的代表最腐败落后的社会势力的专制统治者紧紧结合在一起的”，②中国革命的人民决不能和外国侵略者站在同一个“上帝”的下面。
①《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36、433、438、442页。
②《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胡绳全书》第2卷，第27、37页。
《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是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而作。文章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的激烈变化做了系统梳理与论述。西方资本主义的大炮冲破了封建中国的藩篱，也惊醒了“天朝上国”的迷梦，鸦片这种精神麻醉剂反而成了中国农民大众中革命思想的触媒。洪秀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出封建压迫下农民大众求解放的朦胧希望，但它“给了预约，却不能实现”。对于洋务运动，胡绳认为不能将其视为近代中国民族的自我觉醒运动的一页，“因为这实际是封建的官僚统治集团争取买办化的一个运动。”洋务思想“是反动的，是在窒息了农民革命后继续起着阻止历史进步的作用的”。随之出现的地主阶级中反对派的改良主义思想，则提出了政治改良的要求，他们“确是不自觉地为刚在萌芽的城市工商业者做了代言人”。他们已并不满足于甲午战前的改良派卑微的存在状态，企求取得政权力量来大行其志。戊戌维新是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高点，但它“恰恰表现了改良主义思想的软弱性”，“戊戌维新的失败为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历史进步性敲起了丧钟”。在此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改良主义者就“已从官僚统治集团的反对派，变为人民革命力量的反对派”，他们的“历史进步性也就断绝了”。对于改良主义为革命的前驱，胡绳并未忽视，他指出，正是从改良主义中分化出了革命主义。客观形势的发展“推进着人们的思想认识，不能不越出改良主义所划定的藩篱，而走向革命的水平”。①胡绳在这里对改良主义的分析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同他晚年的论述并无本质的区别。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也认为，正是戊戌维新的失败，使得“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从那时起，政治革命就和立宪维新形成两股齐头并进的力量了。”②
对于革命派思想的弱点，胡绳并未予以粉饰。他们狭隘的排满观念，对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革命艰巨性的盲目乐观，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实则把最为迫切的反封建问题，反而轻轻放过。这些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贫弱，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辛亥革命后的六七年间，中国思想界混乱无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日趋暗淡，这些思想曾在一定历史时期起过进步作用，但“都在急速发展的历史舞台上被推向后面去了”，时代呼唤新的思想，这种思想“能够组织起追求进步与解放的群众，能够明确指明中国的前途和如何达到这前途的路径”。③事实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担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
这篇文章通过梳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演变脉络，有力地论证了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发挥了引导民众的巨大功用。此文写于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当时不少属于中间势力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还心存疑虑，这篇文章无疑有助于这些人打消疑虑，认识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才能将中国引上一条光明之路，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从而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胡绳于1947年10月写的两篇杂文，也带有以史论政的性质。在《当一个朝代覆灭时》一文中，他由清末史实总结出一条规律：一个专制王朝越到衰微时，就越是巴结、依靠帝国主义主人，以为可以永葆尊荣。历史事实证明，“结与国之欢心”，而不顾人民的死活，也就预示着这个专制王朝无法逃避覆灭的命运。文章的现实针对性是非常鲜明的，垂死挣扎的蒋家王朝不就是腐朽清王朝的历史再版吗?在《中国非袁不可吗》一文中，更是将人们对袁世凯的衣钵传人的幻想打得粉碎，中国不是“非蒋不可”，而是“非去蒋不可。”这两篇文章都采用历史类比的方法，简单的历史比附并非一种好的方法，但是我们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史论政是一种曲折委婉的时评，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对于这些文章在现实中所发挥的巨大的战斗作用，无疑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①以上引文详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80—490页。
②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90页。
近代史研究范文第6篇
关键词:胡绳 中国近代史 唯物史观 学科体系 革命性与科学性
1936年5月10日,胡绳发表《评介》一文时,年仅18岁。一年前,他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肄业,回到上海刻苦自学。他已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着作,初步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上海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为《读书生活》等刊物撰稿,参加《新学识》的编辑工作,已然在思想界崭露头角。在这篇文章中,他尝试以唯物史观为准绳,来评价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着——李鼎声所着《中国近代史》。他指出,“这本书的作者是很正确地把握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的,而且在他这本书中间是负起了应负的任务的”。在他看来,李着《中国近代史》相对于其他史学着作的优越之处在于:第一,处处顾到中国历史的世界背景;第二,对于中国近代史中间许多常被误解或歪曲的重要事变都有很有力的说明。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本书的缺点:内容过于简略,尤其对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经济上的变化”解说得还欠周到;他认为,在解释历史事实时,不可“忘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国际资本、中国民族资本、封建势力这几方面微妙的复杂的关系,是不能只用几句概念式的话就算表过的”。①重视社会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重视社会阶级势力消长的分析,这些都体现了青年胡绳已然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核。
1937年5月5日,抗战爆发前夕,胡绳发表《“五四”运动论》。他既充分肯定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又明确指出,五四时代思想的最大弱点是“只有热情的口号,只有杂乱的思想介绍,而没有对于宇宙、社会、人生全面的、一贯的、深刻的理解作理论基础”。正因为这些弱点始终不曾被克服,“于是在客观的形势稍一变动的时候,有些起初以英勇姿态而出现的战士便一败涂地向后退了,而且退得那样地迅速,那样地毫不迟疑”。对群众的发动极为有限,“它只唤醒了一小部分人的‘人’的自觉,它仍然把大部分的在多重的压迫下挣扎生存的人遗忘了”。胡绳指出,必须“要给民主与科学建立起与历史的发展过程配合,与当前的救亡运动的实践配合的坚实的理论基础”,②这个基础就是唯物论与辩证法。唯其如此,才能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撰写此文时,国共联合抗日局面已初步形成,全国上下一心,统一于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中共和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实行民主,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实行全面抗战。胡绳通过论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他指出,救亡无疑需要民主和科学,但更为重要的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指导地位,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绳转至武汉,于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武汉、襄樊、重庆等地参与党的文化领导机构和统一战线工作。由于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解放的宏伟革命实践,他对的伟大历史意义看得更清楚了。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胡绳在1949年5月4日《进步青年》创刊号发表《的历史意义》。文章指出,五四以前,农民大众的“血虽然向外国侵略者表明了中国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但是他们究竟并不能对民族的新生有多少积极的贡献”;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往往只表现为脱离广大群众的个人主义的搏斗。他们朦胧地想望着资本主义的中国,实际上却随时准备着与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势力的妥协”。五四后,“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之作为独立的、领导的政治力量的出现”,由于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中国人民的革命有了确定不移的目标,中国革命呈现了焕然一新的面貌,“百年间中国人民所抗议和反对的旧中国就不能不一天天走向死亡,合于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意愿的新中国也就一定能涌现到地平线上来”。③文章的结论: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水岭。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他这样评价: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终于引发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团结和行动的力量,的确是一个相当重的砝码”。“从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彻底地反帝国主义性质的人民爱国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展开了。”中国革命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就不能不展开新的面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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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绳全书》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3、355页。
②《胡绳全书》第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41页。
③《胡绳全书》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④《胡绳全书》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9、322页。
严格说来,写于1939年12月25日的《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是胡绳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通过丰富的史料,展现了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朝专制统治由兴盛而渐趋衰落的历史图景,对“在鸦片战争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动态和鸦片战争的发生与结果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怎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做了具体、深刻的阐述。鸦片战争一方面加速了小农经济的解体,造成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另一方面,“在这腐烂的过程中生长出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新的对立阶级,新的斗争与发展。”在这篇长约两万字的文章中,胡绳充分体现了他高屋建瓴的理论思维、游刃有余的史料驾驭能力,做出了许多新颖而富有卓识的论述。比如,对于清王朝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前
人大多持否定态度。他通过辩证分析指出,“假如在18世纪,中国的锁国政策,还是出发于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自大心理与对任何外来新势力的畏惧与排斥,那么到了19世纪初叶这一政策有了积极的自卫意义。”清朝统治者的颟顸愚昧固然应该批判,但绝不能因之而为万恶的鸦片贸易开脱罪责。胡绳通过雄辩的历史事实论证了鸦片贸易给英帝国主义带来的巨大收益,给中国造成的深刻的社会灾难,“英国在以大炮轰破中国的大门之前,已经靠着鸦片那种奇怪的商品给予了闭关自守的中国比炮弹更要激烈的打击了。”①闭关只是清王朝在面对帝国主义入侵时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如果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扩张的本质认识不清,对英帝国欲打开中国这个海外市场,以挽救日益逼近的工业危机这个鸦片战争的内在根源视而不见,而归咎于闭关锁国政策,则可以说是倒果为因、颠倒黑白。应该注意到,此文写作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对日方针由初期的积极抵抗转向消极妥协。鸦片战争中的统治阶级依违于和战之间,对于英国侵略者时而大张挞伐,时而委曲求和,最终使局面不可收拾,这样的历史教训不啻是提供给当局的前车之鉴。
胡绳关于闭关的观点在1949年所写的《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前奏》一文中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他通过翔实的史料证明,“中国当时所拒绝的并不是什么和平的国际贸易。如果中国曾经只能听任西方海盗商人自由行动,那就等不到鸦片战争,先来的冒险家们早已会把中国蹂躏成和非洲、澳洲、印度、印度尼西亚一样了。”胡绳进一步分析,“封建统治者企图关紧大门,永远保持封建统治秩序”,②但他们所采用的这种单纯防御的方法,也不能逃脱破产的历史命运。也有论者指责清廷不知利用国际关系以制英,胡绳认为,“固然当时英美、英法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但清廷即使能利用国际关系,而在国内矛盾日趋锐化的情形下,欲避免自身的危机也是不可能的。在国内执行着一切退步政策的封建统治者是领导不起来一个胜利的全民抗战的。”③由于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有力的分析工具,胡绳的这些论述既迭出新意,又有理有据。在这几篇文章中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和观点,对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相当的影响。而且,他洗练流畅、雅俗共赏的行文风格也有助于吸引更多读者。
1942年,胡绳从香港回到重庆,在《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他在工作之余用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阅读了许多历史书籍,并于1944—1945年间,根据学习笔记写了一本通俗读物《二千年间》,寄给叶圣陶编辑的《中学生》杂志发表。④写作此书时,胡绳只是将它当作自己学习历史的笔记,并未想借此对现实有所讽喻。但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感的热血青年,面对使人焦虑的国内政局,“由这些客观形势引起的感触不可能不流露到笔端上来。”⑤这本书结构独特,从纵的方面写官僚机构、军队、农民革命、上层改革等。在第六节“大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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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06、387、390页。
②《胡绳全书》第2卷,第19、20页。
③《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01页。
④据胡绳回忆,1949年前后中学里没有历史教科书,就拿《二千年间》当教科书。参见《笔耕丰歉说当年》,《胡绳全书》第7卷,第165页。
⑤《第五卷引言》,1996年,《胡绳全书》第5卷,第2页。
的撼动”中,胡绳对农民战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农民起义虽然“无法违抗失败的命运”,然而“在这一次接一次的斗争中,毕竟是把封建社会推向前去”。尤其对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胡绳认为它“一面总结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一面又下启了近代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在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不会重蹈农民战争的历史覆辙”,但无论如何,中国革命必须发动农民才能获取成功,“表面上显得似乎是凝滞不动的广大农村中,有着无限的力量,一旦撼动起来,就能创造出一切奇迹。”①对于,胡绳认为不能高估其历史意义,它不能算改革,而只是改良,是从统治者立场上提出改良政策,“把对于下层人民的剥削方法和统治政策作某些改变,以求达到稳定既存的统治秩序,维持和巩固统治者地位的目的。”在内忧外患中,为了挽救危局,统治集团中自动提出的改革办法,最高限度“只是这种改良政策。”而且“纵使是这种改良政策,他们也不敢认真执行”。最后,统治阶级只能一切守旧,坐以待毙。尤为可贵的是,胡绳在此时已特别意识到反封建任务的艰巨性。他强调,“封建专制时代经历那样长的期间,积蓄了那样深厚的传统,要把它整个埋葬掉,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一个人死了,固然并不会有鬼魂,但一个历史时代死了,它的鬼魂却还会继续活着,给新的时代以骚扰破坏的。这‘鬼魂’却并不是不可捉摸的精灵,而是实际社会中的存在。”②直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不佩服胡绳这些话里所蕴含的真知灼见。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的抉择。胡绳先是在上海,1947年3月转赴香港,直至1948年10月。“这段时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惊心动魄的变化。革命胜利的形势排山倒海地到来,使人有应接不暇之感。”③这是胡绳写作最为丰产的时期,“写的数量大,当然是面临着千年不遇的变化,但也和身处香港有关。”④为了让民众认清独裁统治的真面目,从而坚定地跟中共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他在这个时期写了相当多的时政评论。由于的文化专制日趋严酷,“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论。”⑤这些文章以史论政,“试图通过讲历史说服当时许多尚处于观望状态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教育广大青年吸取历史教训投奔到革命洪流中去。”这些“史事评论”文章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1946年)、《辛亥革命旧事》(1946、1947年)、《康有为与戊戌维新》(1948年)、《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1948年)、《洪秀全与冯云山》(1948年)、《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1948年)、《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1949年)等。
对于辛亥革命倾覆清王朝的伟绩,胡绳认为,不能孤立地归功于一次次革命者孤注一掷的暗杀行动,一次次规模有限的军事起义,而更应该看到先进知识分子在群众中所作的长期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从而爆发出无比的革命伟力。他征引丰富的史料,雄辩地论证了“知识分子和群众结合的密切程度,是革命成熟程度的决定因素”。⑥辛亥革命前群众运动并不充分,知识分子在主观上还没有真正把自己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决心,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成果是很脆弱的。文章的现实指向性是很强的:观望中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史为鉴,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积极投身到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伟大事业中去。
①《二千年间》,《胡绳全书》第5卷,第90、91页。
②《二千年间》,《胡绳全书》第5卷,第132、133、134、140页。
③《香港杂忆》,《胡绳全书》第7卷,第190页。
④《笔耕丰歉说当年》,《胡绳全书》第7卷,第170页。
⑤《从鸦片战争到·序言》, 1980年,《胡绳全书》第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⑥《辛亥茧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17页。
在《康有为与戊戌维新》、《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两文中,胡绳对改良主义进行了深入论述。他认为,戊戌维新不可逃脱失败的命运。首先,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只想“从国主、贵臣、缙绅、士大夫中去找求保国的力量”,结果自然不堪反动势力的一击。虽然他们在从“上面”碰了钉子后,也曾想到过“下面”的“国民”,但“他们所能想到的国民,总究是脱不出官僚士绅的范围的”。康有为等对于下层人民革命的极端恐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发动广大民众起而抗争。其次,他们“只想通过统治集团来进行渐进的改革,对于既存的统治秩序从来不敢设想基本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力量还未崭露头角时,他们是使守旧的专制者震动的改良主义者;但是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就失掉了改良主义的意义,而把反革命的实质极端地表现出来了”。①应该看到,胡绳写作此文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改良主义的斗争锋芒并非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毋庸讳言,这两篇文章中,胡绳对于康、梁的改良思想多所苛求,对于康、梁前期的维新思想与活动缺乏必要的肯定,评价偏低,这种趋向在他后来的着述中得到校正。
在《洪秀全和冯云山》、《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两文中,胡绳叙述了洪秀全等农民领袖对太平天国运动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对洪秀全改造西方的天主教、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劝世良言》仅仅是一本拙劣的基督教宣传品,但洪秀全在其间发现了革命的内容,从某种意义而言并非偶然,“因为在古罗马社会中,基督教最早建立的时候,奴隶大众正是拿这样的宗教思想当作他们的斗争武器的”。在洪秀全个人身上,“古代欧洲被压迫人民曾经用来宣泄他们的反抗情绪的宗教思想”,“和中国农民大众的革命要求结合起来了”,从而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次巨大的人民革命运动的触媒。的一致,曾经让洪秀全等一度对帝国主义充满幻想,力图以避免冲突的方法争取到列强的友好态度,但是,“资产阶级侵略者,虽然满口人道博爱,但是他们的实际利益是和中国的代表最腐败落后的社会势力的专制统治者紧紧结合在一起的”,②中国革命的人民决不能和外国侵略者站在同一个“上帝”的下面。
①《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36、433、438、442页。
②《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胡绳全书》第2卷,第27、37页。
《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是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而作。文章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的激烈变化做了系统梳理与论述。西方资本主义的大炮冲破了封建中国的藩篱,也惊醒了“天朝上国”的迷梦,鸦片这种精神麻醉剂反而成了中国农民大众中革命思想的触媒。洪秀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出封建压迫下农民大众求解放的朦胧希望,但它“给了预约,却不能实现”。对于洋务运动,胡绳认为不能将其视为近代中国民族的自我觉醒运动的一页,“因为这实际是封建的官僚统治集团争取买办化的一个运动。”洋务思想“是反动的,是在窒息了农民革命后继续起着阻止历史进步的作用的”。随之出现的地主阶级中反对派的改良主义思想,则提出了政治改良的要求,他们“确是不自觉地为刚在萌芽的城市工商业者做了代言人”。他们已并不满足于甲午战前的改良派卑微的存在状态,企求取得政权力量来大行其志。戊戌维新是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高点,但它“恰恰表现了改良主义思想的软弱性”,“戊戌维新的失败为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历史进步性敲起了丧钟”。在此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改良主义者就“已从官僚统治集团的反对派,变为人民革命力量的反对派”,他们的“历史进步性也就断绝了”。对于改良主义为革命的前驱,胡绳并未忽视,他指出,正是从改良主义中分化出了革命主义。客观形势的发展“推进着人们的思想认识,不能不越出改良主义所划定的藩篱,而走向革命的水平”。①胡绳在这里对改良主义的分析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同他晚年的论述并无本质的区别。美国着名学者费正清也认为,正是戊戌维新的失败,使得“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从那时起,政治革命就和立宪维新形成两股齐头并进的力量了。”②
对于革命派思想的弱点,胡绳并未予以粉饰。他们狭隘的排满观念,对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革命艰巨性的盲目乐观,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实则把最为迫切的反封建问题,反而轻轻放过。这些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贫弱,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辛亥革命后的六七年间,中国思想界混乱无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日趋暗淡,这些思想曾在一定历史时期起过进步作用,但“都在急速发展的历史舞台上被推向后面去了”,时代呼唤新的思想,这种思想“能够组织起追求进步与解放的群众,能够明确指明中国的前途和如何达到这前途的路径”。③事实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担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
这篇文章通过梳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演变脉络,有力地论证了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发挥了引导民众的巨大功用。此文写于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当时不少属于中间势力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还心存疑虑,这篇文章无疑有助于这些人打消疑虑,认识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才能将中国引上一条光明之路,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从而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胡绳于1947年10月写的两篇杂文,也带有以史论政的性质。在《当一个朝代覆灭时》一文中,他由清末史实总结出一条规律:一个专制王朝越到衰微时,就越是巴结、依靠帝国主义主人,以为可以永葆尊荣。历史事实证明,“结与国之欢心”,而不顾人民的死活,也就预示着这个专制王朝无法逃避覆灭的命运。文章的现实针对性是非常鲜明的,垂死挣扎的蒋家王朝不就是腐朽清王朝的历史再版吗?在《中国非袁不可吗》一文中,更是将人们对袁世凯的衣钵传人的幻想打得粉碎,中国不是“非蒋不可”,而是“非去蒋不可。”这两篇文章都采用历史类比的方法,简单的历史比附并非一种好的方法,但是我们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史论政是一种曲折委婉的时评,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对于这些文章在现实中所发挥的巨大的战斗作用,无疑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①以上引文详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80—490页。
②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90页。
近代史研究范文第7篇
他说唱“我们是害虫”
时代周报：你跟高华老师交往是不是很多年了？
张鸣：我们从2003年开始交往，他跟我关系比较好，比别人稍微好一点，有朝夕相处的时间，但这个不是很重要，关键是投契，他挺喜欢我的东西，我也挺喜欢他的东西。我走到今天，从一个书斋学者变成经常批判现实的人，高华一直在支持我，我只要出了新书，每次都是他第一个给我掌声，包括我对史学界的批评，他也赞同。我只想说，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时代周报：在追思会上你说，你写微博高华会看，你写的时候也会想着他会看，所以每天都更新？
张鸣：对，他天天看，他说这就是他的功课。他不会回复，但有时候我写得好他会给我打电话，说：“你写得太好了！”
时代周报：（2011年）12月24日你去看过他？
张鸣：我正好出差，就去看他。看的时候，就感觉已经不行了。聊了一上午，差不多3个小时，他体力还凑合，就是那个生命的感觉很不好。如果他境况好的话，我第二天还是要去看他的。我回来后秦晖也要去，我说你要去就赶快，晚了就来不及了。果然就没来得及。
时代周报：你说过高华有很童真的一面？
张鸣：他身上有很天真、很好玩的一面，像一个小孩一样，长那么大了，还是不失赤子之心。但他这一面很少展露，除非在特别好的人面前。一般人看到的都是一个温文尔雅、很庄重的学者的样子。但他在非常放松的时候，会展现出很好玩的一面。我记得2008年还是2009年，香港中文大学的熊景明组织了一次活动，有秦晖和章诒和等参加。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高华要拉我表演节目。我说我们唱什么，他说唱“我们是害虫”。我说怎么唱这歌，他说我们现在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害虫。我们唱完了，大家都乐死了。他就是特别好玩的人。
他甘于清贫、甘冒风险
时代周报：追思会上有许多别人对他的评价，你是否认同？
张鸣：我认同。他的勇气、胆略、坚持都很可贵。他做的事情不会换来太多的职称、荣誉，这些都没有。他的史才、史学、史识都非常高，我都认可，大家说得都挺全面的了，我补充了一点，说他童真的一面。
时代周报：当下很多知识分子都不能抵御名利的诱惑，你觉得高华是不是与他们有区别？
张鸣：当下的知识分子在名利面前很容易就缴械了，本来这些东西不是该去追求的。精英阶层有官员、商人、学者，本来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现在都一样了，都是追求钱！那你干吗当学者，当商人不就行了吗？高华甘于清贫、甘冒风险，他一直在坚持，这是很难的。
时代周报：关于他的清贫你有具体了解吗？
张鸣：他一直都很穷。他住的房子不大，而且是借钱买的，像我们985大学的教授一般是不会借钱买房的。他买得早，是很便宜的房子，大概十几二十万吧，他拿不出来。他也没什么版税，他也没课题，没什么长江学者啊之类的补贴。
时代周报：他的医疗费负担是不是也很重？
张鸣：开销挺大。他有一些朋友帮他一点，而且南大也还不错，通过一些渠道，基本上把以前的钱都给报了。所以我在微博上还夸了他们一下。
时代周报：我知道李公明老师为高华老师搞过一次募捐。
张鸣：我们其实早就牵头也捐过，但我们的这些努力还是赶不上一些比较有钱的单位。
时代周报：高华老师对钱没追求，是吗？
张鸣：他基本上没这方面的追求。
高华的分量没有人能够取代
时代周报：你对高华老师的学术地位怎么评价？
张鸣：很高！他开创了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例。这样的研究很难，通过他和其他几位学者的努力，中共党史的基本轮廓还是出来了。在我国，中共党史的研究总的来说比近代史好，起码中共党史的框架出来了，近代史整个框架还很荒唐。
高华的分量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关于、政治运动等，这些研究没人能取代。在国际史学界更是这样，老外更做不出这样的研究。他是国际一流的。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高华感觉很悲哀，因为那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什么都不是。
时代周报：高华老师生前还计划写什么书吗？
近代史研究范文第8篇
当然，一期笔谈难竟其功。我们也深知，由于学者的研究领域不同、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这个问题也许不可能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结果，重要的是通过笔谈能引起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深思!我们不追求结果的圆满，只追求过程的深邃。因此，我们诚恳希望学界同仁以本期笔谈为开端，不吝赐稿，深耕我们共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园地，为学术事业的繁荣昌盛尽我们的一份责任。
境界——追求圆融
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我在《走出中国近代史》(《近代史学刊发刊词》)中，对于如何改进本学科的研究已有较全面的说明。主旨是提倡上下延伸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同时横向会通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只有把中国近代史置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古人称良史必兼有才、学、识三要素，境界应属于史识范畴．时下讨论史学革新，多着眼于理论、方法，而常忽略境界的提升。
境界系我国传统美学范畴。此词源于佛教用语，《成唯识论》云：“觉通如来，尽佛境界。”唐代王昌龄最先借用于论诗，《诗格》云：“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此后被历代沿用乃成美学范围，而王国维《人间词话》更把境界推崇到美的本源地位：“有境界，本也”，“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国维曾以前人词语说明三个境界：1．“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2．“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3．“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国维此意并不限于文学，多年以来已被引伸成为治学必经之不同阶段。记得生前亦曾以上述词语勉励我们刻苦攻读，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中国古典诗词素重含蓄不露，如“写境造境”、“有我无我”、“隔与不隔”之类，往往可领悟而难言传．而据我多年治史粗浅体会，就学术而言，境界不仅是营造的结果，而且是运思的过程与状态。治学虽然是脑力劳动，但也需要如运动员一样，在刻苦而又合理的训练基础上追求最佳竞技状态。此状态为何?寅恪早已点明：“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语非深得史学神髓且具有深厚学养者不能发。而国维所谓：“人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说的也是一种佳妙境界的追求。这都是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体味与借鉴的。
学无大成如我，平素尝不断以融通自励。此亦梁启超所谓“贯穴融铸”之意，而实缘起于佛家之“园融”。天台宗有“三谛园融”之说，认为：“一心念起，即空、即假、即中”，只有实现“空谛”(真谛)、“假谛”、“中谛”园融，以此观察与理解世界，才能彻底领悟佛理(诸法实相)．国维所谓学者必须领悟宇宙人生方可成高格出佳句，亦属同一理路。
我之所以反复强调学术境界的追求，并非唱高调或故弄玄虚，乃是有感于现今治学者功利主义太重，或过于急切迎合社会时尚，著述遂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沽名钓利之工具。应知历史不仅是人类集体记忆之载体，而且是人类集体智慧之宝藏。我们需要着重发掘者不仅是历史真实，而且是蕴藏于史事之深处的智慧。总之，惟有智慧者始能发现大智慧，惟大智慧之发现始能出良史出大家。
近代史研究范文第9篇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
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端的“革命”话语由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革命”话语体系框架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革命史、政治史给于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不够，对统治阶级活动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阶级斗争观点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以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成为了一元线性公式。”同时对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从近代意义的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对暴力革命、革命破坏过于重视，相对忽视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学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内涵进一部丰富，“革命”话语更加圆满丰韵。耿云志曾提出“我个人一向以来把清末以来开始的，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斗争，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前进运动”。革命固然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没有这种暴发，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含义不仅包含破坏部分还包括建设部分。笔者认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弥补了以前革命话语的不足。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反清战士和民主立宪战士是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而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忠诚的君主立宪者试图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做的种种尝试，以及他们同民主立宪合流之后所作的有关努力亦属于清末政治革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有关政治革命的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见识和眼力，作者吸取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拓宽了“革命”话语的研究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要求改进和突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输入的结果。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学术一般认为，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纪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唯物史观，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反动思潮。在那种学术语境中很难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吸取其合理内核。1980年代后以罗荣渠等学者为代表，对近代化理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下，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构架”。也有学者认为“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少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都可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比较全面公平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种弊端在大陆的中国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说这种弊端在大陆中国近代史现实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二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从现代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目前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的说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为学者服务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表达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宽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科技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关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主线及解释体系等方面做了具体介绍，认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起到了改造原有的学科体系的作用，丰富了原有学科的主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结构。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冲击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改造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多种话语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能逐渐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干预。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其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学术，而且深受当时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近代史研究被纳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当时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在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往往集学者和政治人于一身，将学术当作救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他们所构建的近代话语体系，折射了当时社会的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的渗透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反映了不同时代政治主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因为与中央政权关系的远近而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地位：20世纪30—40年代以蒋廷黻为代表的“近代化”的研究居于主流学术地位，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研究居于边缘地位；20世纪50—60年代由于政权的变更，两种话语的角色正好互换。“近代化”话语无容身之地，被大陆学者遗忘。期间，“革命”话语被扭曲，近代史研究处于停滞乃至倒退的阶段；20世纪8090年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背景下，“现代化”成为中国政治的主题，原有的以“革命”话语权难以保持主导地位，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近代史研究成为学术的焦点。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和现实性。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过，历史“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回答交流”，“过去的事件跟眼前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之间的对话”，“是今天的社会跟昨天的社会的对话”。可以说历史研究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侧重于现实中存在的历史根据、历史传统、历史连续性，并回答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的问题。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从本质讲，就是理解过去、认识现在、把握未来，故中国近代史就无法割断与现实中的联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现实服务的一面被彰显得特别鲜明。由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与现实联系特别紧密的特殊性，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功能必须受到重视，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应通古今之变，重视中华民族的连续性，更应围绕提高中国人的整体素质和人格的完善来定位中国近代史的社会功能，发挥其人文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熏陶的基本史学功能。
[论文关键词]近代史；话语；革命；近代化
近代史研究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与“近代化”两种话语模式中展开。各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规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话语权。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过程的回顾和述论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 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
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端的“革命”话语由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革命”话语体系框架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革命史、政治史给于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不够，对统治阶级活动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阶级斗争观点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以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成为了一元线性公式。”同时对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从近代意义的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对暴力革命、革命破坏过于重视，相对忽视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学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内涵进一部丰富，“革命”话语更加圆满丰韵。耿云志曾提出“我个人一向以来把清末以来开始的，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斗争，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前进运动”。革命固然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没有这种暴发，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含义不仅包含破坏部分还包括建设部分。笔者认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弥补了以前革命话语的不足。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反清战士和民主立宪战士是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而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忠诚的君主立宪者试图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做的种种尝试，以及他们同民主立宪合流之后所作的有关努力亦属于清末政治革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有关政治革命的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见识和眼力，作者吸取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拓宽了“革命”话语的研究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要求改进和突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输入的结果。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学术一般认为，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纪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唯物史观，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反动思潮。在那种学术语境中很难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吸取其合理内核。1980年代后以罗荣渠等学者为代表，对近代化理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下，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构架”。也有学者认为“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少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都可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比较全面公平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种弊端在大陆的中国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说这种弊端在大陆中国近代史现实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二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从现代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目前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的说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为学者服务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表达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宽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科技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关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主线及解释体系等方面做了具体介绍，认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起到了改造原有的学科体系的作用，丰富了原有学科的主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结构。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冲击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改造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多种话语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能逐渐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干预。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其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学术，而且深受当时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近代史研究被纳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当时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在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往往集学者和政治人于一身，将学术当作救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他们所构建的近代话语体系，折射了当时社会的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的渗透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反映了不同时代政治主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因为与中央政权关系的远近而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地位：20世纪30—40年代以蒋廷黻为代表的“近代化”的研究居于主流学术地位，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研究居于边缘地位；20世纪50—60年代由于政权的变更，两种话语的角色正好互换。“近代化”话语无容身之地，被大陆学者遗忘。期间，“革命”话语被扭曲，近代史研究处于停滞乃至倒退的阶段；20世纪80 90年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背景下，“现代化”成为中国政治的主题，原有的以“革命”话语权难以保持主导地位，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近代史研究成为学术的焦点。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和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