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传统文化范文

近代传统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

一、引言

中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底蕴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曾长期处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

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然而，当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在整个世界近现代化的潮流面前，中国传统文化却在国门被迫打开的情况下，由于深陷封建专制主义的泥沼而落后于西方。多种思潮、多样文化一齐袭来，在各种文化的相互碰撞与交融当中，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接受外来文化的洗礼，拉开了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序幕。

二、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动因

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开始了近代化发展的历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就其实质来说，这场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逐步解体和中国近代新文化的重新构建。在这一历程中，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是促使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基础，而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是促使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

1.中国近代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如何挽救民族危机。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民族危机引发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危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适应这样一个现实状况才能顺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所以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是由这个危机和解决这个危机的要求所决定的。它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都是为解决这个危机。

孙中山在谈到20世纪初的革命风潮时说：“不忍亡国灭种，所以感受欧美的革命思想，要在中国来革命。” 一代代志士仁人，都围绕挽救民族危机这个主题苦苦探索，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维新变法，到排满革命，再到马克思主义，种种选择都是为了这一目的。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决定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内容的选择，并且决定了如何改造他们。中国近代深重的民族危机也决定了近代文化思想的迅速变迁和发展方向。

2.西方文化的冲击

任何文明或文化的发展都是在各种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的相互作用中不断推进向前的，正如汤因比在其名著 《历史研究》中指出的：“在文明的起源中，挑战和应战之间的交互作用，乃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

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尤其是进入19世纪后，在文化的多元发展中必然发生各种形式的碰撞，这种冲撞有和平的也有非和平的，其中战争则是文明冲突的最极端形式。在两种文明的相互碰撞中，由于各种文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占优势的文化类型的扩张，几乎始终包含着对低等类型的某种压迫。这种压迫常常发展为彻底的军事征服这种极端的形式，而导致被征服的部族崩溃和覆灭。” 步入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曾经是世界上发展程度最高的文明形态，西方列强在全球范围内肆扩张与殖民掠夺，使其他文明都处于被西方文明同化的威胁之中。不容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与西方文化长期隔绝的情况下发展的，它虽然没有停滞不前，但却发展缓慢，它的迅速变化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这显然是因为战争后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

3.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

我们应当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存在着很多与西方文化相契合的因素，这些富有活力的文化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中也起了积极作用。儒家的“民本思想”在后世儒者的不断继承中发展，康有为在解释孟子“民贵君轻”的微言大义时说：“盖国之为国，聚民而成之，天生民而利乐之，民聚则谋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礼乐政法皆以为民也。但民事众多，不能人人自为公共之事，必公举人任之，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之事，为民众之所公举，即为民众之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东人；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

在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中，魏源、林则徐等都以经世之学为近代文化的发展提供动力。而中国传统变易思想则是近代“变法”的理论根据。维新派还把传统变易思想和从西方传来的进化论结合起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进化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素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起着联结旧文化的作用，因此无论是中国近代的新文化和资产阶级新文化，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西方文化，而是吸收了许多传统的文化精华，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艰难历程

1.物质层面的变革

中国在历史发展中虽有许多科技成果，但是相对于传统人文，有不太重视理性文化的特点，进而造成近代中国处于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局面。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仅仅带来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同时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19世纪40年代，魏源提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先后爆发，出于御外夷、平内患的双重目的，清朝廷内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主要代表的一部分官吏发起了以引入西方科技、求富求强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这场物质层面文化变革的指导思想就是所谓“中体西用”。这次物质层面的文化变革只是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方富强之术， 借助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

“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种可能的文化模式，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阶段。但是，“中体西用论”的历史进步作用毕竟是有限的，随着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进一步深化，“中体西用论”的保守性和落后性也日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变革。

2.制度层面的变革

西方的科学技术并没有解决封建王朝的衰落题，随着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洋务运动也宣告失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国人意识到仅“师夷长技”并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危机，要解决民族危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于是在19世纪80年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不仅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而且还为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据，使变法思想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

康有为和梁启超是维新变法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的文化，创造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他们的主要方法就是用西方文化来解释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托古改制的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加上封建顽固派的极力阻挠，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虽然被迫匆匆收场，但是维新幻想的破灭却孕育了新的觉醒，在辛亥革命前后形成了中国人学习“西政”的又一个新的高潮。

20世纪初，一批著名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被翻译出版， 为辛亥革命打下了理论基础。1911年，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层面的变革实现了根本性的突破。辛亥革命使人们的精神和思想获得空前解放，民主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文化在中国得到初步发展，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但孙中山五权分立的共和构想因政权被袁世凯窃夺而并未真正实现。

3.观念层面的变革

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创建了中华民国，标志着近代中国的制度变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由于革命具有很强的不彻底性，再加上封建势力的顽固以及资产阶级势力的薄弱，所以在辛亥革命不久以后，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两次倒行逆施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不断深入反省与学习，把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推向了观念层面。

1915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 《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自此拉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陈独秀、等以《新青年》等刊物为阵地，在思想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他们针砭传统观念文化的历史沉疴，力主破除传统“三纲”“五常”等级观念和守旧落后思想，树立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精神和个性解放思想，实现价值观的根本转变。

当时的中国进入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各种思潮迭起。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观念层面的比较中进一步扬西抑中，举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展开了对以儒家为核心的封建传统文化大批判。他们发动“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过程中将时代的潮流引领到个性主义、民主、科学理念层面上。

四、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启示

1.坚持应有的民族性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在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发展特色的传统文化。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型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不能够脱离传统，中国文化在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来充实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就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出来，成为新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传统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自己本民族的环境、经济、政治、地理等多方面的民族特色，有鲜明的民族性。从近代化开端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器物文明的“中体西用”，一直到同志强调的“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民族特点。

从闭关锁国到国门开放，从民族走向世界，在与世界文化的碰撞中不断交流与借鉴，在文化碰撞中不断提升自我，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这就是中国文化近代转型道路上的应有之义。我们今天在面对文化挑战中发展现代化文化需要继承传统优秀的民族文化，剔除封建残余文化，面向未来，在同外来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不断构建新时代的中国现代化文化，促进我国文化在现代化的发展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

2.在文化碰撞中坚持继承、选择与创新相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发展是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批判、选择与继承的。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引进先进文化，对传统文化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对外来文化在鉴别比较中引进。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人是由最初的盲目排斥，到全盘西化，再到后来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传统文化现代化不能照搬传统文化，而是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改造和创新，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概念加以改造，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新阶段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表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传递的是中国梦的正能量，而它的产生与形成正是对传统文化的超越和对西方文化的借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必须引领中国人民在激烈的文化碰撞与交流中实现对落后文化的超越，不断催生先进文化的诞生，从而保证中国共产党在发展文化软实力中永远站在历史与时展的前列，永葆生机与活力。

3.文化的转型应坚持科学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是结合时代特色发展而来，能够引领时代的变革，同时又是时代变化的一面镜子，不仅具备科学性，更能反映时代性。“社会的变革必然带来文化的深刻变革，而文化的深刻变革又加深了社会领域的变革。”

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转型的开端起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决定了科学性与时代性这二者的结合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前文所述，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始终围绕着救亡图存、强国富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这一条主线，所以这条主线也就贯穿于整个中传统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实现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历史任务，中国的发展必须有以先进文化理念为精髓的先进理论的指导。因此，先进的中国人在近代各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当中先后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指导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流文化，并在艰苦的比较和选择中最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作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文化发展的目标模式和前进方向，这种现代化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既克服了旧民主主义文化的阶级局限性，又克服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局限性，真正实现了科学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应该继续坚持在各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不断地把它向前推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软实力，“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 这三大历史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求。

五、结语

中国具有悠长的历史文化，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发展，中国的文化也要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理念相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形成和谐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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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传统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近代科学；关系；发展

中图分类号：N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190-02

中国古代的许多科技成就，如四大发明，对东西方社会及整个人类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其中无不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挑战的同时，与之又不断地融合，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不过从明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科技逐渐走向下滑。作为科学技术生长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进行反思。

一、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科学的区别

近代科学探求自然规律的方式跟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1][2]。其一，跟传统中国文化一样，近代科学采用归纳法求得这些规律。其二，近代科学另外有一套思维的方式，是用逻辑的方法来推演的，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所没有的。

传统中国文化怎样进行归纳呢？那就是思考。比如有名的王阳明“格”竹子：坐在那儿，看着竹子，脑子不断思考，希望能够了解到这个竹子的“理”是什么。这跟西方的近代科学精神是不一样的。近代科学的精神，是要把归纳法跟推演法结合起来，为研究基本的现象，你需要做一些实验。从这些现象和实验中，在一个很广但很浅的领域里提炼出一些规律性东西。这些规律性理论跟这些现象之间的关系，又是归纳的，又是推演的。因此，传统中国文化跟近代科学从精神上最主要的分别就在于：传统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以思考来归纳天人之一切为理，但缺少了推演和实验。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近代科学的益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代创造的文化的综合，它反映和代表了我们祖先的思想和智慧[3][4]。由于它已被中国社会长期认同，因此它对科学的影响全方位、多层次，同时也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精神归纳起来主要有“自然” “天人合一” “会通”等。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精神的出发点就是要人们“如实的认识自然，不要附加主观想象”。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汉代王充的“天道自然”观。它并非要人们在自然面前无所事事，主张按照自然本身的结构和特点去认识它，在不伤害自然的前提下向自然索取人类的生活资料，这些“自然”观，充满着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密切关联，要客观地认识自然，然后利用自然的规律为人类服务[5]。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特点，主要强调要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协调发展。世界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共同组成的矛盾统一体，两者辩证统一。人类如果能够恰当把握与自然的关系，就能不断取得改造自然的成果。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如果被破坏，那么遭受自然的报复也就难以避免。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人类曾一度滥用改变自然的能力，迫使资源枯竭，物种消失，这一切促使人类反思并选择理性发展道路，维护生态协调，使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发展。因此，“天人合一”对当代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明显的指导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汉族为主体，各族人民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创造的。在创造过程中并非故步自封，而是不断学习各种文化体系的优点和长处，加以消化吸收丰富提高自己，这也形成了中华民族宽容的气质。这即是“会通”精神的含义，这对科学的进步起着直接或间接作用。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科学发展方面的弊端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政治伦理为本位，最为强调人伦。历代文人学士的“格物致知”，无不限于伦常之中，科举考试则更偏重于“为圣贤立言”的道德文章，远离经济生活和科学技术。当古希腊科学家逐渐从哲学分化出来，有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时，中国的科学则还游弋在伦常的海洋中。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伦理修养，忽视自然科学研究，这阻碍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学非常重视直接观察和实际应用，但缺乏必要的科学实验。如李时珍为写《本草纲目》深入樵夫、猎人中间收集民间的药方，主要是直接的考察和现有经验的归集，但缺乏相应的科学实验和理论升华。即使有科学理论，也多进行描述性叙述，缺少严密的理论推理和论证，如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内容多为记述形式，缺乏理论思考。

对经验的重视，是中国思想千古以来的传统。前人的经验和生活模式，便是后人生活的基础；前人的所言所行，便是后人立身处世的准则。人们习惯于从前人的言行中去寻找标准。《墨子・非命上》中说：“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可以看出其高度重视前人的经验和功利，轻视对知识的追求和探索。也正因为此，在代表西方演绎思维的《名理探》传入我国之后，数百年间，“习者盖寡”，影响甚微。“中国的经验长梦”虽然使其在一些实用型、技术型的学科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它后来就停步不前了。因为，科学一旦走进理论的殿堂，“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由于中国古代科学长期局限于经验材料的记录、整理，因此就只有量的积累，而无质的飞跃[6-11]。正如哲学史家罗斑所说，“东方的科学在它存在的许多世纪之中，甚而至于和希腊科学接触之后，都从来没有超出实用的目标，或对细微末节的好奇心，以提高到纯粹的思辩和决定原理的阶段。”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偏重于在宏观上把握世界，从总体上观察和描述自然界、社会及人生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又忽视了事物本身要素、结构、关系等方面的深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中还主张通过内心的情感体验来把握事物。这种思维方式把科学限定在人的自我体验的狭小范围，淡漠了对自然本身的深入探讨和验证。各个朝代都自诩中国是“天朝”大国唯我独尊。这种内省而不外求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对外部优秀科学文化的学习。

四、中国传统文化对未来科技发展的启示

在五千年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大潮的双重夹击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碰撞和融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方面，新时代的中国显然仍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思索、判断和选择。

一方面，现代科技的思想基础可以取法中国古代哲人的某些思想。李约瑟就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科学中保存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当代西方有一些自然科学家已经把目光转向包括《道德经》《论语》和《周易》在内的中国古代典籍上。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价值理论和思维方式在推动未来科技的发展中可能会重新获得其生命力。

另一方面，在时代转折的新历史时期，要使未来科技不断发展，中国文化需要不断地开陈创新。新时期的中国不仅要引进科技成果， 更重要的是要吸取和消化科学精神、科学规范、科学方法。要吸取现代科学的优点，去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增强科学意识，构建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12]。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才能在创新中得到真正发展[13][14]。

李约瑟、卡普拉、普里高津等人都特别强调中国系统思想的现代科学价值， 中国的学者也越来越强调中国传统系统论思想对于当代科学整体化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在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发展规律，指导现实科技工作；而且其本身特有的理念和方法等也可以直接推动科技前沿的探索。我们应该重视并发挥中华民族文化的优势， 大力加强优秀民族文化的教育，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升华， 促进传统哲学和科学思想的研究， 探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特殊规律， 在新的世纪中，实现中国科技的历史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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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传统文化范文第3篇

一、《时局图》与《猛回头》

1898年，爱国华侨、兴中会会员谢缵泰，在香港的《辅仁文社社刊》上发表了一幅黑白版的《时局图》。这幅图具有极佳的宣传警示效果，引起轰动。谢缵泰稍后又进行了改绘，并委托友人带到日本，1899年在日本出版了彩印版。此后，该图以及多种改绘的版本既畅销全国各地，又为许多的报刊转载，从而发挥了巨大的革命影响。

从这幅《时局图》中，我们强烈感受到了晚清中国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而与这一讲的讨论主题相关，我们还能获得一些有趣的认识。比如国家的动工物象征，以美国为例，早在1782年，美国为了保护该国特产白头海雕，把白头海雕定为国鸟，并应用在国徽上，美国国徽上的白头海雕，一只脚抓着象征和平的橄榄枝，另一只脚抓着象征武力的箭。而由于白头海雕又有白头鹰、秃鹰等别称，所以《时局图》中就以鹰代表美国。再以俄国为例，由于其地理位置靠近北极，地域范围辽阔，民族性格坚韧彪悍，国家政策相对保守，所以得了个北极熊的绰号，《时局图》中的庞然大物，也就是代表俄国的熊。

与此相类似的是，长久以来，龙是中国的独特象征。如早在公元10世纪时，印度既称中国为东国，也称中国人为那迦（Nagas），那迦是梵语龙种人的意思。当然，晚清的中国正如《时局图》中的描绘，又是一条沉睡不醒的龙，比如1900年的美国漫画《真正的麻烦是这家伙醒来之后》，画中从左到右，分别是日本豹、俄国熊、美国鹰、法国鸡、德国鹰、英国狮、奥地利双头鹰、意大利狼，它们既视沉睡中的中龙为抢夺的美食，它们之间由于利益分配不均，就像画中的俄国熊与英国狮那样，又是刀枪相对、怒目而视。

值得注意的是，这幅漫画的题目《真正的麻烦是这家伙醒来之后》，又可谓集中显示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醒来的中国龙的恐惧，而当时已经先知先觉的少数中国人，也正致力于唤醒这条中国龙，比如《时局图》上的题词“沉沉酣睡我中华……国民知醒宜今醒”，就反映了谢缵泰唤醒芸芸众生、挽救民族危亡的殷殷爱国之情，而由这样的“睡”中华与“醒”国民的意象，中国又有了“睡狮”与“醒狮”一类的名称。

为了唤醒这酣睡中的同胞，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竟在日本蹈海自绝，年仅31岁。很明显，这里的“猛睡狮”，指的正是陈天华期盼的觉醒的中国。

说到这里，龙与狮这两种动物作为中国的象征，乃至成为中国的自称与他称，应该已经无疑了。

二、龙：从民族图腾到国家象征

闻一多先生在《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这篇名文中，由中华人祖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形象说起，考证了蛇与龙本是一对相互转化的形象，交代了龙作为中国的民族图腾、皇帝化身、国家象征、中国人的象征四个内涵，下面就这四个内涵稍加解释。

第一，民族图腾。

我们知道，原始夏人的图腾为蛇，这在后来还有孑遗。比如夏朝的奠基人是禹，《说文解字》解释“禹，虫也”，而在甲骨文、金文中，“虫”字正是蛇头、蛇身、蛇尾俱全的蛇的象形，换言之，禹之名来自蛇图腾；后世典籍中也有“夏后氏人面蛇身”的说法。等到后来，随着加入夏朝、周朝统治的民族越来越多，蛇图腾也就不断兼并、吸收、整合其他图腾，逐渐丰富为集走兽形象之大成的龙，并与来源于原始商人的鸟图腾、后来集飞禽形象之大成的凤一起，共同构成了华夏民族最鲜明的动物象征、最主要的吉祥物，所谓“龙凤呈祥”就是这个意思吧。

当然，后来的龙已经脱离了原始图腾的意味，而演化为华夏、汉族乃至中华民族长久崇奉的一种神异动物；至于唐宋以来大体定型了的龙形象，南宋罗愿《尔雅翼》卷二十八《释鱼・龙》说：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鬼’当作‘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即通常所说的“龙身九似”，它能云中飞、水里游、陆上行。

第二，皇帝化身。

利用人们普遍尊崇龙的心理，经过统治者们的有效运作，龙与帝王逐渐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这其中有三位关键人物值得一提。一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重耳本是晋国公子，因为国家内乱，在外流亡19年，然后回国登基，随他流亡的介子推赋诗道：“有龙，周遍天下……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吕氏春秋・介立》）这是介子推以龙比喻他的主子重耳。二是秦始皇帝嬴政，他自称“祖龙”，后人的解释是：“祖，始也；龙，人君象。”这是皇帝自视为龙象。三是汉高祖刘邦，《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时雷电晦螟，父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也就是说，起自泗水亭长的“小公务员”刘邦竟然绝对是个龙种。而从刘邦开始如此刻意编造以后，历代皇帝就多自诩为龙种，“龙种自与常人殊”（杜甫《哀王孙》），于是连带着，与“真龙天子”皇帝有关的东西，就多带上了龙字，比如龙体、龙颜、龙床、龙椅、龙辇、龙袍、龙子、龙孙等，发展到了后来，甚至服装、建筑、器具之上的龙纹，也成了皇家的专利。这样，龙就变成了皇帝的化身。

第三，国家象征。

龙既然变成了皇帝的化身，在中国传统时代，又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即国家”等观念，两相结合，于是龙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国家的象征。

龙作为国家的象征，最典型的表现是在清朝后期。清朝为了方便中外交往，同时为了顺应国际惯例，也制作了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黄龙旗。起初是1862年制作的三角形黄龙旗，主要供水师军舰与大清官船使用，等到1888年改为长方形黄龙旗，并正式明确为大清国旗。黄龙旗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比如黄色，既是五行学说中的中央之色、土德之色，也是古史传说中的黄帝、现实政治中的皇帝之色，还是农业上象征丰收、文化上象征中和、民族上象征黄种人的颜色。至于那条五爪飞龙，上面已经说过，本来就是皇帝的化身。如此，大清的长方形黄龙旗即黄底青龙戏红珠旗，既是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其中的五爪飞龙，又是清朝皇帝的象征，而在“朕即国家”的观念下，龙又当然地成了中国国家的象征。

第四，中国人的象征。

龙既然成了中国国家的象征，于是又很自然地成了中国人的象征，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龙具有非常丰富的中国文化象征意义。

以言高深的哲学，以号称“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为例，开篇第一卦就是乾卦，乾卦六爻的爻辞则描述了龙象的变化，如“潜龙勿用”、“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亢龙有悔”等等，其中九五的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意为龙飞翔在天空中，适宜见到大人，这是非常好的卦象，我们平常说的帝王“九五之尊”，就来源于此。再以中国第一部字书、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为例，其对龙的解释是：“龙，麟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同样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神异色彩。

以言日常的民俗，与龙有关者不胜枚举。在中国民间的观念里，龙王呼风唤雨、行云播雾、主宰旱涝、化育万物，于是人们到处建龙王庙，祈祷龙王保佑风调雨顺，干旱时拜龙王求雨，水灾时拜龙王止雨。其他与龙有关的尚有许多，如赛龙舟、舞龙灯等竞赛、娱乐活动，“二月二，龙抬头”的农历节日，寻龙捉脉的风水观念，“望子成龙”、“龙飞凤舞”、“卧虎藏龙”等成语。特别有趣的是，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十二生肖，唯有龙是想象、建构出来的动物，这也反映了龙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其次，中国人是龙的传人。

怎么理解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呢？在神话传说里，中国的人文始祖黄帝是龙体龙颜、炎帝是神龙之子，于是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国人，当然就是龙的传人；中国的疆域偶像是大禹，大禹的父亲鲧死后化为黄龙，所以大禹也是龙子，而生活在大禹治平水土、划分九州的中国大地之上的中国人，自然也是龙的传人；传统时代中国的政治结构，皇帝既是“真龙天子”，那么作为“真龙天子”的“子民”，天下的黎民百姓们还是龙的传人。

三、《龙的传人》与China dragon

上面，我们简要说明了龙在中国的民族、皇帝、国家、人民四个方面的象征意义。时至今日，民主代替了专制，人民代替了皇帝，于是龙作为皇帝象征的意义随之消失，作为民族与国家的象征意义仍然保留，作为人民象征的意义则更加强化。而在这种强化过程中，我们应该提到的一首歌就是《龙的传人》。

1978年底，美国政府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同时与台湾当局“断交”。一时之间，台湾社会人心惶惶，身份认同出现危机，而在当时的台湾大学生侯德健看来，两岸同属中华文化，两岸人民同属炎黄子孙，于是侯德健创作了《龙的传人》，歌曲一经发表，很快唱彻台湾、风靡祖国大陆、传遍华人世界。在1988年龙年、2012年龙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也都演唱了这首歌。

这首歌里，长江、黄河，那是地理的中国，古老的东方，那是历史的中国，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那是民族的中国，巨龙，那是拥有伟岸身躯、无穷力量的现实的中国，龙的传人，那是大陆、台湾、港澳的全体中国人与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共同的身份与一致的标识。于是，“龙的传人”再次成了中国人的别称，中国是古老东方的一条巨龙、龙是中国的自称与他称，也再次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与外国人的认可。

为什么我们要说“龙是中国的自称与他称，也再次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与外国人的认可”呢？

先说“再次得到了外国人的认可”。

其实早在此前很久，龙在中国所具有的丰富的象征意义，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已经或多或少地有所了解。比如来到明朝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指出：“龙在中国是皇权的象征。”来到清朝的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指出：“中国皇帝的标记是龙。”而没有来过中国的法国神父杜赫德也在他编辑的、1735年问世的《全志》中指出：“龙无疑是中国人的国家象征，正如鹰之于罗马。”

当然，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龙在西方人的眼里之所以成了“中国人的国家象征”乃至中国的代称，关键还在于中国龙与西方龙具有完全不同的指示意义。众所周知，在西方文化中，可能首先是由利玛窦对译为“龙”的Dragon，本是一种背上插翅、口中喷火的四足怪兽，代表着邪恶与贪婪，所以《圣经》中有圣乔治屠龙除害的故事，英国古代史诗《贝奥武甫》歌颂了国王贝奥武甫搏命杀龙的英雄事迹。但在中国，龙不仅是皇帝、国家、人民等等的正面象征，还是吉祥的瑞兽，于是西方人虽然取其形似，把汉字的“龙”译作Dragon，但为了区别含义完全不同的西方龙与中国龙，往往又在中国龙的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China或者Chinese，这样，China dragon或者Chinese dragon就成了“中国龙”的习惯译法。换言之，在西方的语境中，看到、说到或者写到中国的龙，就会联想到中国China、中国人Chinese，这样，龙在西方就演变成了中国的象征与代称。

再说“再次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

在这一讲的开头，我们说到在1900年的美国漫画中，晚清中国的形象，被画成是条沉睡不醒的龙。其实不仅是美国漫画，鸦片战争以后的西方辱华漫画中，代表中国形象的龙，往往身穿大清朝服、头上翘着辫子、爪中抓着鸦片烟枪，或萎靡不振，或肮脏丑陋，并且遭到了代表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狮、豹、熊、狼乃至犬、鸡的撕咬。道理很简单，国家弱小落后，中国龙就被肆意丑化而且备受欺凌，反之，如果国家强大进步，中国龙就雄壮刚健，饱含进取之志，凸显阳刚之美，而《龙的传人》中的东方巨龙，正是充满了励志精神、爱国激情的中国龙，它呼应了国家崛起、民族腾飞的复兴梦想，所以再次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

四、狮子吼：从睡狮到醒狮

令人深思而又非常有趣的是，从晚清起，一个新的国家形象、中国称呼应时而生，这就是狮子。怎样的狮子呢？我们还是以陈天华的作品为例，进行分析。

1906年5月，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开始连载陈天华未能完成的遗著《狮子吼》，时人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狮子吼》是一篇现实与幻境相交织的章回体小说，在开头的“楔子”部分，小说写道：“原来此山有一只大狮，睡了多年，因此虎狼横行；被我这一号，遂号醒来了，翻身起恚大吼一声。那些虎狼，不要命地走了。山风忽起，那狮子追风逐电似的追那些虎狼去了。”主人公正吓得不轻，忽又闻见半空之中一派音乐，云端坐着一位神人，神人自言“吾乃汉人始祖轩辕黄帝是也。汝命本当死于野兽之口，今特赐汝还阳，重睹光复盛事”，然后拂尘一挥.就不见了，主人公则转眼之间来到一处繁华都会，见到“光复五十年纪念会”大会场，会场“门前两根铁旗杆，扯两面大国旗，黄缎为地，中绣一只大狮，足有二丈长，一丈六尺宽。其余各国的国旗，悬挂四面”。进了大门，又见一座大戏台，戏台对联写着：

扫三百年狼穴，扬九万里狮旗，知费几许男儿血购来，到今日才称快快；

翻二十纪舞台，光五千秋种界，全从一部黄帝魂演出，愿同胞各自思思。

读到这里，《狮子吼》的政治文化寓意已是昭然若揭：我以我血荐轩辕，建立民主共和国；唤醒四万万同胞，光大五千年文明。那如何建立新型国家、光大传统文明呢？睡狮醒来，赶走横行的帝国主义虎狼；狮旗飘扬，扫除腐朽的清帝专制朝廷。

其实不仅陈天华，又如号称“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宣传家邹容，他在1903年写成的《革命军》中，直接将清末的中国比作睡狮，呼唤它的醒来：“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

不仅陈天华、邹容把清末的旧中国比作睡狮，把未来的新中国比作醒狮与雄狮，清末、民国时期，涌现了许多的《醒狮歌》，创办了许多以“醒狮”命名的期刊，成立了许多以“醒狮”为名的社团；中华民族已到危亡时刻的1934年，满怀悲愤的徐悲鸿挥毫泼墨，创作了《雄狮图》，题词“新生命活跃起来！”

说到这里，有些问题就必须回答了。

首先，为什么抛弃了龙的象征？问题的关键在于，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到了清末，本来代表中国形象、充满“正能量”的龙，在欺侮中国的外国势力以及反抗外来侵略、追求民主共和的先进的中国人的眼里，已经变成了腐朽没落、失去希望的大清朝廷的象征，变成了总难唤醒、病入膏肓、承载着“负能量”的丑龙、睡龙、弱龙、病龙，正如丘逢甲《二高行赠剑父奇峰兄弟》诗中所云：“不然且画中国龙，龙方困卧无云从。东鳞西爪画何益？画龙须画真威容。中原岂是无麟凤，其奈潜龙方勿用……安能遍写可怜虫，毛羽介鳞供戏弄。”这样困卧可怜、供人戏弄的龙，当然应该抛弃。

其次，为什么选择了狮的象征？抛弃了龙，那选择什么新的象征呢？丘逢甲诗中又说：“我闻狮尤猛于虎，大高画狮勿画虎。中国睡狮今已醒，一吼当为五洲主。”虽然丘逢甲的时代，中国仍然落后、麻木甚至腐败，但唤醒这头睡狮的希望，毕竟远远大于治疗、拯救那条病入膏肓的睡龙，而且一旦睡狮醒来作狮子吼，也就象征着觉醒、奋起的中国，好比具有尊严与威力、强健剽悍的雄狮。

当然，与龙一样，以狮作为中国新的国家符号与民族象征，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与有趣的历史因缘。

先说文化土壤。我们知道，对于中国来说，狮子本是外来物种，而随着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的逐渐中国化，以及异域贡献到中土的狮子越来越多，于是本来没有狮子的中国，也出现了先则源自印度梵文、称为“狻猊”，再则源自古波斯语、称为“狮子”的新词，并产生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丰富多彩的“狮文化”：在印度佛教中，称狮子为“兽中之王”、护法神兽，称佛陀为“人中狮子”，称佛陀的庄严法音为“狮子吼”，“狮子吼”具有震撼天地、传之久远、扫荡邪恶的无限威力，又称佛教高僧打坐的地方为“狮子座”，而诸如此类的经义传到中国，经过发展与演变，于是聪明智慧的文殊菩萨以威武雄壮的青狮为坐骑，狮与龙、凤、龟、麟“四灵”并列，成了新的瑞兽；至于威而不怒的狮雕，陈列在帝陵墓道的两旁，布置在宫殿、衙门、佛寺、富户的门口，点缀在河桥、陆道的边上，起着镇邪驱恶或者装饰美化的作用。另外，说起中华的文学艺术，以狮子为描述对象的作品层出不穷；至于中华民俗中的狮子，更是蔚为大观，如舞狮子遍及神州大地，雪狮子为北方奇观，糖狮子风靡南方各地，狮子戏绣球为年画与剪纸的重要题材，也是中国杂技的特色节目……如此等等，于是既具王者风范、威武气概，又呈祥和面貌、瑞兽形象的狮子，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

再说历史因缘。在睡狮、醒狮成为中国象征的过程中，有位老外起过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显著的启发或者说促发作用，这位老外就是著名的拿破仑。1817年，被迫退位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正在流放地、南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接待了一位英国人阿美士德。阿美士德是英国外交官，1816年出使中国，因为拒绝向大清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被勒令于抵京当日就离去。并不怎么了解中国的拿破仑，与阿美士德谈到了中国：“你们说可以用舰队来吓唬中国人，接着强迫中国官员遵守欧洲的礼节？真是疯了！如果你们想刺激一个具有两亿人口的民族拿起武器，你们真是考虑不周。”拿破仑还感触良深地说：“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

距今整整200年前的拿破仑的这句名言，在19世纪特别是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与西方，都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人们逐渐把晚清及民国时代沉睡的中国称为“睡狮”，把正在觉醒的中国称为“醒狮”，把已经觉醒的中国称为“雄狮”，这样，中国就有了既是自称也是他称的“狮”称谓。比如作为中国的他称，1899年梁启超在《瓜分危言》中说：英人“未深知中国腐败之内情，以为此庞大之睡狮终有撅起之一日也”，这是说英国人称中国为睡狮。1910年前后政论家汪康年写道：“西人言中国为睡狮”，并引西人的话说：“贵国之大，犹狮之庞然也，受毒之深，奚止于鸦片耶”，汪康年期待着“狮而云睡，终有一醒之时……吾愿中国人憬然悟之”（《汪穰卿笔记》卷八附录《琴瑟寄庐类稿》），这是说西方人称中国为睡狮；又有1993年5月日本《读卖新闻》所刊有关中国的系列文章，标题就是“觉醒的雄狮”，2006年7月，欧洲议会主席何塞普・博雷利说：“拿破仑说中国是头睡狮，我说现在的中国是头醒狮。”

关于龙与狮这一对中国的自称与他称，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如果总结一下，简而言之，中国称为龙，是因为龙在中国拥有丰富的民族、皇帝、国家的象征意x，是因为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至于中国称为狮，而且是由“睡狮”到“醒狮”，由“醒狮”到“雄狮”，则形象化地反映了近现代的中国所走过的那条沉睡、觉醒、雄起、成功的曲折道路。今天的中国，有着“狮子吼”一样的巨大能量，有着勇于进取的狮子精神，中国迈向世界强国的伟大征程狮一般地昂首阔步、坚定向前！

近代传统文化范文第4篇

近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内在必然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传统文化体系的崩塌;西方文化及势力的冲击;救亡图存的根本要求。实质上，这三点有着极强的内在联系，这三者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相互作用，相互加强，不可割裂。

1．传统文化体系的崩塌。传统文化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产生了传统文化的变革，由此催生了传统文化变革的内在必然性。传统文化体系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文化中心主义观念阻碍中国的近展。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的文化中心主义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应有尽有，具有源远流长的本土文化，长期占据着文化的制高点，理应受到世界的推崇和向往;第二，中华民族历史悠久，长期是文明中心，对邻近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影响巨大，所以该观念持有者认为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次于中国，极端者甚至拒绝承认其他文化的价值。一方面，长期的文化中心主义催生了中国的大国观念，这直接造成了中国从明中期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长期不与外国进行交流，无法吸纳外国的先进文化和科技，导致了中国在近代文化和科技开始落后于世界。另一方面，长期的文化中心主义，使中国失去了向西方学习的机会，使中国的科技、军事和武器装备大大落后于西方，也导致中国近代受侵略、受奴役的历史。其次，“中庸”思想束缚了近代中国的创新意识。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体系，讲究“中庸思想”。“中庸思想”的负面效应是过分追求平衡、协调各方矛盾冲突的文化，排斥特殊异常事物和个体价值的存在，也排斥一类事物中某一因素或某一个体的强势突起，要求各事物之间、一事物中各种力量和因素之间能互相制衡，达到平衡、稳定状态。中庸思想容不下特异者、独特的东西、主流之外的声音、大众之外的特例。顺应主流、不走极端、不为他人所不为，这才是正道，也就是所谓的“中庸”的定义。这样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必然会制约和束缚个体的价值［1］。在科技高度发展的近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庸”思想束缚了创新意识的提升。再次，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制度互为表里。中国发展到近代，封建社会的腐朽和落后暴露无疑，急需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取而代之，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国传统文化却逆时展的潮流，反向地来巩固和加强封建社会制度。而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封建制度日趋腐朽和落后，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此时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已经无力巩固濒于崩溃的封建制度，而又由于其和封建社会互为表里，所以此时的传统文化体系也趋向衰落。中国的传统文化进入到近代社会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符合时展的潮流，亟待变革，由此催生了强大的变革的内在必然性。最后，封建社会中“民本”思想的异化。自汉代将儒家思想真正作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以后，“民本”思想就发生了转变。儒家所大力提倡的民本思想，其根本立足点是出于巩固封建专制的目的。从其本质上看，儒家民本思想是在承认民众生存前提下的带有控制思想的封建特色理论，由此决定了其思想是实行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是“替民做主”，而不是“由民做主”［2］。在近代社会，外来文化的渗透引发了社会的思潮，由此动摇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变相的“民本”思想，这催生了中国近代传统文化变革的内在必然性。

2．外来文化和势力的冲击。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滞后性，要想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必须学习先进外来文化。在近代社会，先进外来文化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权思想破除封建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体系，虽然儒家思想中有“民贵君轻“的思想，但它更多地成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帝王权利，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而先进的外来文化则强调了平等、自由、民主的观念，这些思想直接冲击着中国封建社会专制独裁的体制，促进中国封建社会体制的瓦解，催生了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变革的内在必然性。第二，优秀的社会体制的尝试。近代中国尝试多次社会体制变革，其中中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自于英国，辛亥革命中民主共和的体制来自于法国，中国最终建立起的政治体制来源于外来的先进社会体制的尝试，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了俄国的实践，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地指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由此可见，外来文化给中国的冲击很大程度上丰富和改造甚至是重构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些经验和尝试同样催生了中国传统文化变革以及在传统文化促使下的社会体制变革的内在必然性。第三，外来文化的其他影响。外来文化催生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的近代思想家，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思想的第一声。这一批近代思想家还有林则徐、左宗棠、张之洞等，他们在中国近代往往都具有多重身份，社会影响力很大，所以他们很大程度上也宣扬了外来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冲击和改造。另外，外来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也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

3．救亡图存的根本要求。随着外来势力的侵入，中国人自然而然地迸发了救亡图存的思想和运动。在近代，“民主”、“科学”等外来文化在救亡图存的运动中被大量地接受，强烈地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并迫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进行变革和改造，这是救亡图存的根本要求。至此，三大内在必然性之间的联系，具体表现为外来势力的侵入，中国人面对外来侵略，自然地产生了救亡图存的思想观念，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呼吁建立道德体系，改造和重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内在必然性之间是不可割离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崩塌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外来文化的入侵，传统文化体系的崩塌反过来论证了中国人从被动到主动接受外来文化，再到将外来文化本土化来作为指导思想的全过程。

二、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根本途径

改革的根本途径大多数都体现在了中国近代的几项大的运动之中，从这几项大的运动中着手分析。

1．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实现传统文化改造和变革的一大根本途径，它以中体西用为理论纲领．即在保留中国文化之本———纲常名教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工艺、器用文物。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的自强自救运动，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均造成了巨大的变革或影响。洋务运动作为实现传统文化改造的一大根本途径，全方面地体现了变革的内在必然性在其身上的作用。首先，洋务运动体现出来的思潮说明中国人民正在逐渐打破传统文化中唯我独尊的自我文化中心主义［3］，说明中国人民正在打破旧有的传统文化体系，进行传统文化全方位的改造。第二，洋务运动过程中人民主动接受引入的科技思想和技术设备，这说明外来文化使中国人民已经开始开眼看世界，主动地接触外来先进文化并为我所用。第三，洋务运动主张实业救国，反映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心理诉求。

2．。是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又一大根本途径。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认识到中体西用论的保守性和落后性，于是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从“体”上变革中国的文化结构，提出了“西化论”的主张，既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更要改革不合理的政治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的管理体制。以失败告终，但是开始引入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思想作为理论武器，例如“三权分立”的思想，“君主立宪”的思想，维新派也开始将批判和意图改造的方向转向了封建的专制主义制度和伦理纲常，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主义维持了数千年的执政基础。

3．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作为改造和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途径影响深远，给今日中国仍带来很多的借鉴意义。首先，它让人们意识到了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救不了中国，中国人民开始逐步认识到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的重要性。第二，辛亥革命了帝制，压在人民身上的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的大山移除了，破除了封建的价值观，从根本上冲击了和封建主义互为表里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体制。第三，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4．新文化运动。文化变革的内在必然性催生了新的变革: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对待事物的科学态度、认识事物的科学法则。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弘扬，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且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5．。使中国的无产阶级首次走上历史的舞台，是马克思主义首次在中国的实践。也正是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才能救中国。虽然最终因为无产阶级没有武装而最终失败，但是它为中国的革命前景指明了方向，真正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彻底地冲击和改造了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从此将中国的革命引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期。

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正地完成中国本土化，是从思想开始的。思想指导下的中国革命运动吸收了外来先进文化的精华，破除了旧有的封建思想道德观念，符合了当时主流的救亡图存的思想。将指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完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改造，实现了对中国新的传统文化的重构，使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正走上了近代化，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前进的方向。

三、近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借鉴意义

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阶段，近代的文化变革，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无疑是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的。

1．变革要符合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只能以失败告终。在近代中国的改革中，从洋务运动到，正是因为变革的领导人不断吸取之前失败的经验，切实遵循国情，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进行变革，才大大地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反观苏联，在发展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致使体制进一步固化，最后导致苏联解体。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也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要避免改革的失败、体制的退化，就要坚决地从国情出发，按规律办事。

2．中国传统文化在变革中要与时俱进，顺应时展的潮流。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庸”思想严重阻碍了近代社会的发展。具体联系到中国的近代社会，在科技文化方面的发展需要创新意识，而创新意识则受到传统价值体系的束缚，加上之前讨论的文化中心主义，就进一步地抑制了创新意识在中国近代社会的产生。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在科技领域，既无法从外界获取先进的技术设备，在内部又由于价值体系的束缚，科技水平提升缓慢。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中国社会为何在短短的两三百年时间内，在各个领域由和世界水平持平甚至领先世界水平到全面落后于世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变革中要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

3．要客观地对待外来文化，不能“拿来主义”，也不能全盘否定。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外来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影响非常大，并且因为思想文化的根本性的变革，也带动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全面提升。可以说，至少在近代社会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是利大于弊，这很好理解，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封建主义已经存在两千多年，已经接近崩溃，腐朽落后的体制必然拖累了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思想的变革，在当时中国传统文化普遍落后于世界先进文化，所以，当时大量的吸收外来文化大有裨益。东欧剧变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一定不能忽略和平演变中文化渗透的力量，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渗透更加无孔不入。在接受外来文化时一定要有选择性，避免落后的、封建的糟粕来荼毒我们的社会思想。但同时也不能全盘否定外来文化，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闭关锁国、文化封锁的老路子一定不能再走，对待外来文化不能“拿来主义”，但是适当吸收先进的、有益的外来文化对我国的社会发展有相当的益处。

近代传统文化范文第5篇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滞后性，要想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必须学习先进外来文化。在近代社会，先进外来文化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权思想破除封建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体系，虽然儒家思想中有“民贵君轻“的思想，但它更多地成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帝王权利，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而先进的外来文化则强调了平等、自由、民主的观念，这些思想直接冲击着中国封建社会专制独裁的体制，促进中国封建社会体制的瓦解，催生了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变革的内在必然性。第二，优秀的社会体制的尝试。近代中国尝试多次社会体制变革，其中中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自于英国，辛亥革命中民主共和的体制来自于法国，中国最终建立起的政治体制来源于外来的先进社会体制的尝试，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了俄国的实践，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地指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由此可见，外来文化给中国的冲击很大程度上丰富和改造甚至是重构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些经验和尝试同样催生了中国传统文化变革以及在传统文化促使下的社会体制变革的内在必然性。第三，外来文化的其他影响。外来文化催生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的近代思想家，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思想的第一声。这一批近代思想家还有林则徐、左宗棠、张之洞等，他们在中国近代往往都具有多重身份，社会影响力很大，所以他们很大程度上也宣扬了外来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冲击和改造。另外，外来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也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

二、救亡图存的根本要求

随着外来势力的侵入，中国人自然而然地迸发了救亡图存的思想和运动。在近代，“民主”、“科学”等外来文化在救亡图存的运动中被大量地接受，强烈地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并迫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进行变革和改造，这是救亡图存的根本要求。至此，三大内在必然性之间的联系，具体表现为外来势力的侵入，中国人面对外来侵略，自然地产生了救亡图存的思想观念，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呼吁建立道德体系，改造和重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内在必然性之间是不可割离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崩塌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外来文化的入侵，传统文化体系的崩塌反过来论证了中国人从被动到主动接受外来文化，再到将外来文化本土化来作为指导思想的全过程。

三、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根本途径

改革的根本途径大多数都体现在了中国近代的几项大的运动之中，从这几项大的运动中着手分析。

1．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实现传统文化改造和变革的一大根本途径，它以中体西用为理论纲领．即在保留中国文化之本———纲常名教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工艺、器用文物。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的自强自救运动，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均造成了巨大的变革或影响。洋务运动作为实现传统文化改造的一大根本途径，全方面地体现了变革的内在必然性在其身上的作用。首先，洋务运动体现出来的思潮说明中国人民正在逐渐打破传统文化中唯我独尊的自我文化中心主义［3］，说明中国人民正在打破旧有的传统文化体系，进行传统文化全方位的改造。第二，洋务运动过程中人民主动接受引入的科技思想和技术设备，这说明外来文化使中国人民已经开始开眼看世界，主动地接触外来先进文化并为我所用。第三，洋务运动主张实业救国，反映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心理诉求。

2．。是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又一大根本途径。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认识到中体西用论的保守性和落后性，于是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从“体”上变革中国的文化结构，提出了“西化论”的主张，既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更要改革不合理的政治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的管理体制。以失败告终，但是开始引入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思想作为理论武器，例如“三权分立”的思想，“君主立宪”的思想，维新派也开始将批判和意图改造的方向转向了封建的专制主义制度和伦理纲常，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主义维持了数千年的执政基础。

3．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作为改造和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途径影响深远，给今日中国仍带来很多的借鉴意义。首先，它让人们意识到了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救不了中国，中国人民开始逐步认识到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的重要性。第二，辛亥革命了帝制，压在人民身上的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的大山移除了，破除了封建的价值观，从根本上冲击了和封建主义互为表里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体制。第三，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4．新文化运动。文化变革的内在必然性催生了新的变革: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对待事物的科学态度、认识事物的科学法则。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弘扬，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且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5．。使中国的无产阶级首次走上历史的舞台，是马克思主义首次在中国的实践。也正是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才能救中国。虽然最终因为无产阶级没有武装而最终失败，但是它为中国的革命前景指明了方向，真正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彻底地冲击和改造了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从此将中国的革命引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期。

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正地完成中国本土化，是从思想开始的。思想指导下的中国革命运动吸收了外来先进文化的精华，破除了旧有的封建思想道德观念，符合了当时主流的救亡图存的思想。将指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完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改造，实现了对中国新的传统文化的重构，使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正走上了近代化，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前进的方向。

四、近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借鉴意义

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阶段，近代的文化变革，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无疑是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的。

1．变革要符合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只能以失败告终。在近代中国的改革中，从洋务运动到，正是因为变革的领导人不断吸取之前失败的经验，切实遵循国情，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进行变革，才大大地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反观苏联，在发展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致使体制进一步固化，最后导致苏联解体。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也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要避免改革的失败、体制的退化，就要坚决地从国情出发，按规律办事。

2．中国传统文化在变革中要与时俱进，顺应时展的潮流。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庸”思想严重阻碍了近代社会的发展。具体联系到中国的近代社会，在科技文化方面的发展需要创新意识，而创新意识则受到传统价值体系的束缚，加上之前讨论的文化中心主义，就进一步地抑制了创新意识在中国近代社会的产生。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在科技领域，既无法从外界获取先进的技术设备，在内部又由于价值体系的束缚，科技水平提升缓慢。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中国社会为何在短短的两三百年时间内，在各个领域由和世界水平持平甚至领先世界水平到全面落后于世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变革中要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

3．要客观地对待外来文化，不能“拿来主义”，也不能全盘否定。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外来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影响非常大，并且因为思想文化的根本性的变革，也带动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全面提升。可以说，至少在近代社会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是利大于弊，这很好理解，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封建主义已经存在两千多年，已经接近崩溃，腐朽落后的体制必然拖累了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思想的变革，在当时中国传统文化普遍落后于世界先进文化，所以，当时大量的吸收外来文化大有裨益。东欧剧变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一定不能忽略和平演变中文化渗透的力量，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渗透更加无孔不入。在接受外来文化时一定要有选择性，避免落后的、封建的糟粕来荼毒我们的社会思想。但同时也不能全盘否定外来文化，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闭关锁国、文化封锁的老路子一定不能再走，对待外来文化不能“拿来主义”，但是适当吸收先进的、有益的外来文化对我国的社会发展有相当的益处。

近代传统文化范文第6篇

1.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

教师要向学生讲明：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受到外来侵略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反抗外来侵略、探索国家出路的历史。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不能割裂其过去的历史和文化基础。在反抗侵略的过程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精神基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曾经为人类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包括艰苦奋斗、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反抗外族侵略的传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思想。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从古代的岳飞、文天祥到近代的邓世昌、林则徐等，以及中国革命的伟人孙中山、等。可以说，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民族英雄、政治家、思想家等，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近代中国人民拯救民族危亡的精神来源。近代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不畏艰难精神推动着近代中国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英勇斗争，探索国家出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精神，使得近代先进知识分子能够吸纳新思想、新文化，将中国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结合起来，不断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中国历史向前进。

2.中医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高等中医院校学生，教师要特向学生指出：中医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的起源、形成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中医文化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医文化脱胎于传统文化，反映传统文化的特征，同时又反哺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殊的组成部分。热爱和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体悟中医学说之真谛，把握中医理论之精髓。所以，中医院校学生热爱中医文化与热爱传统文化是一致的。

二、中编

1.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

在第四章的授课过程中，向学生讲解：新文化运动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科学”旗帜，反对封建的旧文化的斗争，指出:“新文化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新文化运动的性质，要以为分水岭，前的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后的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明确地反对封建旧文化，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了冲击。后，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内容受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质疑，一些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时期，面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内容遭遇了危机，其中包括中医学和中医文化。教师应向学生讲清楚，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有历史的背景，人们需要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寻求新的思想，对封建旧文化的质疑，为人们接受先进思想提供了可能。虽然在这一时期，有人曾企图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但对封建旧文化的质疑，并不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且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被全面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了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的震荡中，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前后，中医废存之争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思考。

对于中医院校学生，教师在讲授本章内容时，可以补充一个专题：“”前后，中医废存之争的历史背景，引导学生理解中医废存之争所折射出的文化冲突，对此进行反思，在学习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同时，如何保护和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先进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中医学不幸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且是受质疑比较严重的一部分。“传统文明与机械文明之冲突，在世界上已为不可掩事实，而传统文明色彩最醇厚之中华民国，适当此冲突之焦点，尤为不幸……而吾中医中药两界，适当此冲突焦点中之焦点，尤为不幸中之不幸。”教师要向学生讲清楚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的历史背景、文化冲突背景，指出中医废存之争，反映了自近代以来，部分国人没有处理好东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当然，中医没有被废掉，而且推动了中医界向西方学习，发起中医药现代化运动和中西医结合之路。教师引导学生讨论，分析中医不废的缘由，可以对学生进行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反思教育。

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教师在教授第五、六、七三章时，根据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要向学生补充：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主脉是马克思主义，但其中国化的根基则是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时代背景是欧洲工业文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俄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作为一个不是中国本土孕育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国成功运用，就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有之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思想的形成，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而形成的。无论是思想的形成，还是思想的内容，表述形式等无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教师可以建议学生阅读同志的经典著作，感受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底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吸收先进文化、先进思想，教育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改造世界的同时，对传统文化也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教师要向学生讲清楚，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正是为了吸收传统文化的合理内容，抛弃传统文化的封建糟粕，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传统文化，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而不是为了完全抛弃传统文化。

三、下编

1.改革开放给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在“”时期，传统文化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教师要向学生讲明，传统文化并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被完全消除。文化的特性在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既有显性的表现，也有隐性的表现。传统文化延续了几千年，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更多是隐性的，即深深烙印于人们的精神、思想和心理。在“”期间，虽然一些传统文化的显性表现形式遭到了破坏，但传统文化的精髓没有消失，一些传统文化的显性表现形式，也被人民群众保存。教师要引导学生认识到，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破坏，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对民族历史的否定，任何时候都要保护、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结束了两年的思想徘徊后，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不同于近代中国被武力打开大门，中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主动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吸收其他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不同国家的文化也将逐步为中国人民所接触到。人们的思想、行为、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文化面临着什么样的历史定位。教师向学生补充讲解，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不能脱离文化基础，也不能脱离传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相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理念，其中包括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立足时代的特征和现实要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处理好继承传统文化与借鉴外来文明成果的关系，让传统文化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吸收先进文化成果而发展，并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补充专题：建国后，中医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医文化的复兴。

新中国成立后，又出现过几次关于中医废存之争，2006年，又出现张功耀“废除中医论”。当然，中医没有被废除。但是，近代以来的中医废存事件，对中医院校学生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对中医院校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应正确分析中医废存事件的原因，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中医废存事件，加强学生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和专业信仰，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近代传统文化范文第7篇

关键词：进化论思想；传播原因；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184-02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大动荡时期，传统文化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洋枪洋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随着西方各种文化思想的涌入，形成了中西文化大汇聚的历史潮流，使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呈现出一派纷然杂陈、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其中，进化论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影响既深且巨。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短短三十年里，进化论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一种普世性的地位，成为近代中国许多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志士仁人观察世界、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妙药良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词，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先进知识分子的口头禅。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个理论本身，那么就要了解其来龙去脉，19世纪末期，达尔文的进化论适时地来到中国。“我们放开眼光看一看，现在的进化论，已经有了左右思想的能力，无论什么哲学、伦理、教育，以及社会之组织、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设施，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1]进化论之神奇魔力来自何方，它又是怎么样传播以至于风行中国的呢？

一、民族危机的心理需要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进化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在于，进化论适应了国人急于摆脱民族危机的心理需要，同时，它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实现了西方话语向中国话语的顺利转变。并且中国的学者对西方进化论做了细致的抉择和筛选[2]，适应了近代中国的现实需要。杨惠敏认为中国近代进化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它的产生和发展既直接受到生物进化的影响，同时也吸收了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近代自然科学成分。它与现实密切相关，随着现实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并且都是为各自政治主张服务的。它是人们进行解放斗争的一个主要思想武器，人们运用这个武器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论，庸俗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促进了近代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人们运用进化论这个武器进行着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探求着救国救民的道理[3]。

陈卫平认为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形成的内在逻辑可以概况为“由器而道”，这种逻辑形成的时间正是戊戌前后，它始于康有为对进化论隐晦不彰的“三世”说，完成于严复公然昭示进化论的“天演之学”。梁启超和谭嗣同则从社会历史进化过程和社会历史进化动力的认识上对这个世界观之“道”做了补充[4]。进化论思潮的落退则是新道代旧道，即唯物史观取代进化论成为主流思潮。黄长义从文化学的角度剖析了进化论思想在近代中国广泛传播的文化因素。文化背景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进化论的亲和与近似，文化氛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文化主体是先进思想家们的创造性整合与宣传[5]。巴文泽进一步洞悉了进化论中国传播的内在机制，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要进入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形成一个接受这种异质文化的内部机制。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入世思想是进化论传播的动力，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变”的思想是进化论传播的契合点，而地理学的兴起则为人们接受进化论准备了一个开发的心理条件[6]。

二、传统文化的奠基作用

张明国则认为中国传统的进化思想和进化论自身的特点有关，还与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式的传播者的传播意识、目的有关。具体表述为：中国古代朴素的进化观为进化论能在其社会科学领域中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进化论自身特点使其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传播成为可能；因丧权辱国而产生的民族危机感以及维新变革运动的客观需要对进化论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传播者的传播意识和目的对进化论在科学领域中传播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他认为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过程有四个特点：一是传播者紧密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国民心态进行传播；二是传播者注重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与进化论相结合进行传播；三是传播者有目的、有选择地进行传播；四是传播者注重在哲学、社会学领域中传播[7]。

高瑞泉认为中国人在最初理解进化、进步、发展等观念的时候，在他们的精神世界活跃的无疑是传统儒学的资源。其中包括：易学中变易的哲学思想，荀子在先秦的“古今”之争中法先王的立场，和“善言古者必有节有今”的历史观，韩非的“准历史进化观”，这些“自然成为他们理解进化论、接受进步和发展观念的‘先见’。换言之，晚清诸子学的复兴，为中国人完成历史观的转换，无意中做了铺垫。”[8]

三、儒家学者的选择传播

依照现代解释学，人们在接受一个新观念的时候，其精神世界一定不是白纸一张，而且有某些成见或先见。没有这些“先见”，理解将不可能。高瑞泉认为进化论的广泛传播，影响着某些新的民族心理和共识的形成，其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进步”，“进步的信仰理所当然地主导了20世纪的中国精神。”进步的信仰，一方面来自于外来观念的移植，另一方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接受这一观念的精神土壤。它同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相伴随。近代国人向西方学习和其对西方文明的向往，使得本质上属于循环论的易理同现代进化论完成了联姻。易学的强调变易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士人接受进化论的一个共同的观念前提。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进化论，有一个从少数个人到群体、从个人感受到明晰的概念这样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

袁进更是敏锐地观察到近代最先接受介绍进化论的学者，很多是源自儒家。儒家思想在帮助近代学者接受进化论思想的同时也有所保留，保留的背后也有着理性的批判。他认为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等近代学者，大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来接受西方历史进步主义。中国近代学者吸收西方思想，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有着无比坚定的信心，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可以通过自我更新，光大发扬到全世界。他们深厚的中国文化学养，使得他们具备与西方思想对话的能力，往往一眼能看出西方思想的症结所在。而五四后的思想界主流则缺少这样一种能力，丧失了儒家的立足点。忽视了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想之间的对话、交叉、互补、融合的可能性[9]。

王贻社从中国近代进化论哲学发展的演变中找出其发展规律，他认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近代对进化论的探讨也不断深化，其理论表征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律扩张到历史律直至世界观的过程，这种扩张尤其历史的合理性及其内在的逻辑[10]。从康有为到严复，再从孙中山到章太炎，他们对进化论的探讨时间上前后相继，理论上不断深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共同演绎了一个进化哲学的阶段。

由此可见，进化论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影响既深且巨。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适应了民族危机的心理需要；传统文化的奠基作用；儒家学者的选择传播，共同使得进化论得以广泛传播，并使得进化思想深入人心。进化论进入中国，乃是一场颠覆性的思想革命。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指出，“自达尔文、贺胥黎等以生物学为依据，创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社会，一切之事业，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11]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有关近代中国进化论研究的专著颇丰，如卢继传著《进化论的过去与现在》、《现代综合进化论》，李难的《进化论教程》，曾乐山的《中西哲学的融合——中国近代进化论的传播》，程蓉霞的《进化的阶梯》，郝翔的《进化论与中国近代社会观念的变革》，王中江的《进化主义在中国》（该书于2010年修订后再版），吴丕的《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1859-1924）》，舒远招的《西方进化伦理学：进化论运用于伦理学的尝试》等。相关的论文更是汗牛充栋，且论述精辟。其他涉及进化史观、进化文化观等各个方面的文章也有不少。一些研究哲学和思想史的学者，把进化论作为一种哲学观念和政治思潮来论述，这部分研究散见于各种近代思想启蒙的书籍中，如《清末民初思想主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中国近世文化思潮》、《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等。纵观六十年来近代中国进化论的研究，都更加深刻地解答了进化论思想在近代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及其特点。

参考文献：

[1]陈兼善.进化论发达略史[J].民铎，1922，3（5）.

[2]王晓明.西方进化论与近代中国社会[J].教学与研究，2005，（10）.

[3]杨惠敏.简论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想的发展过程[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6）.

[4]陈卫平.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形成的内在逻辑[J].文史哲，1996，（3）.

[5]黄长义.进化论思想在近代中国广泛传播的文化因素论析[J].江汉论坛，1995，（3）.

[6]巴文泽.浅析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内部机制[J].社会科学战线，2008，（8）.

[7]张明国.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过程、特点及其原因[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6，（3）.

[8]高瑞泉.在进化论传播的背后——论“进步”观念在近代中国确立之条件与理路[J].学术月刊，1998，（9）.

[9]袁进.试论中国近代对西方进化论思想的接受[J].中国比较文学，2004，（2）.

[10]王贻社.中国近代进化论哲学的发展演变[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近代传统文化范文第8篇

关键词：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衰退;文化因素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古代曾经领先于世界，对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到了近代却落后于西方。为什么曾经的辉煌到了近代却成了落后？本文将从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方面入手，简要分析我国科学技术衰退的原因。

一、文化与科学技术发展的辩证关系

科学技术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相应的社会文化的产物，它的发展要求要有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文化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具有选择和导向作用。

文化与科学技术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因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不同的文化孕育出不同内涵的科学技术，一种文化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在这种文化中存在的缺陷也会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作用

1.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文、轻自然”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核心，强调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对人文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对自然现象、自然知识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核心是支配社会生活的法则，是社会生活秩序的建立，而缺乏对自然的研究。认为社会法则和自然规律二者是一致的，没有认识到自然界的独特性和运动的规律性，过分强调对人、对社会的探究，忽视了对自然的研究，从而导致了以自然为基础的科学知识的缺失。

李约瑟博士曾这样评论：“儒家相信宇宙的道德秩序（天），他们使用‘道’一词，只要地――如果不是唯一的――是指人类社会里的理想道路或秩序，这在他们对待精神世界和知识的态度上表现得很明显。他们固然没有把个人与社会人分开，也没有把社会人与整个自然界分开，可是他们向来主张，研究人类的唯一适当对象就是人本身。”

2.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直觉、轻逻辑”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明清哲学,以理气之辩、心物之辩、格物致知等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主张通过内在的自我反省实现自我认知，从人的内心中找寻世间万物的真理，强调“内心的认知是万物的尺度”，内心的认知是自然万物存在的依据，也是其不存在的依据。王守仁在他的《传习录》中写道：“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爱因斯坦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在文艺复兴时期）可以找出因果关系。”科学发展史表明，形式逻辑是整理经验材料、构造理论体系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当一门科学的经验材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能否运用形式逻辑方法对其加以整理概括，从而建立一个初步的理论体系，对其进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

3.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政务、轻学术”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国古代社会是官本位至上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关注更多的是国家政务，“学而优则仕”则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精力和学习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国家政治，鲜有为科学技术的发明。梁启超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中做了鲜明的描述，“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

4.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实用，轻理论”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理论和技术相互结合的结果，理论的创新为技术的发展提供可能性，技术的进步验证理论创新的正确性，并为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提供更大的空间。中国古代科学研究一直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到明清时期，这种思潮更加盛行，推崇“崇实黜虚”、“经世致用”，“君子为学，要之在具夫济世之资”。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只以研究能切实解决国计民生的技术应用问题为己任，很少人会对自然现象产生兴趣，并认真研究自然现象的理论性问题，以至于近代科学走上了“重实用，轻理论”的狭隘发展之路。实用性的知识导向，决定了中国古人对自然的探索，以直接满足日常生活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为目的，并不热心于对自然深入的研究。重实用、轻理论的学术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学向更高一级形态的发展。

近代传统文化范文第9篇

[关键词]国家认同 中华传统文化 近代民族主义 中国共产党

国家认同是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精神动力。随着全球化扩张的日益加剧，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以及超国家共同体的出现，国民对自我身份的界定和归属问题愈发凸显。[1]另外，中国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即要求建立更深厚的国家认同感，并在此基础上赢得世界话语权。因此，对国家认同的研究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历史传统文化对增强国家认同感的重要作用。①然而，到底如何真正利用传统文化增强国家认同感？这却是个需要从操作层面具体细致地去思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理论的历史建构与实践的过程，与传统文化联系紧密，探究这个过程，即能给予我们从具体层面进行思考的路径。

民族主义直接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国家认同建立的过程。中国学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偏重思想史研究方向，关注的问题集中在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来源、构成内容、演变过程，民族主义与近代政治、近代文化的关系等。②而对近代民族主义的政治品格，尤其是与近代国家认同、国家建构的关系问题，讨论得并不多，海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却已探讨得较为深入。③近年来出现的较多成果，都重点关注了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如对于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研究，④或将“文化民族主义”作为近代民族主义的一种进行分析，或对中国古代传统民族观问题的探讨等。⑤然而，传统文化在何种程度上、经历怎样的过程，对近代各种民族主义产生了怎样的实际影响，进而又如何影响作用于近代国家建构、国家认同等问题，仍需提出更进一步的思考。再则，中国共产党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有其独特的理解与实践，但研究近代民族主义的相关成果，尚未给予中共民族主义理论足够的关注，仍有拓展深入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能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并加以利用，使其民族主义理论能真正根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建基于马克思民族主义学说，并以此为引领，终使中国赢得真正的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于是，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理论发展的过程，即体现了传统文化在建构国家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对这个过程进行探讨，并对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理论特征进行研究，即能加深对传统文化与近代国家认同关系问题的认识。本文即尝试分析中国共a党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经验及其特征，探讨当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利用及其影响，从而揭示出其民族主义如何依托传统文化建构国家认同，进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在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上的重要作用。

一、近代民族主义及其不足

鸦片战争后，民族的整体性危机将中国人推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上。在新形势下与对世界“他国”的公开承认中，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觉醒了“我”族意识。这种意识由于甲午战败后空前的亡国灭种危机而得以强化。面对国家的日益沦丧，有识之士极力寻求救国方法。建构“国家”，增强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唤起国人的救国热情，成为当时最为迫切的重要任务。即是在这个背景下，关涉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建构的民族主义学说被引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大体经过清末民初、五四时期和九一八以后到抗战结束三个阶段，[2]而其中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梁启超、康有为等一派主张的在唤起国人对民族、“国家群”认同基础上，建立新型的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孙中山一派主张的“排满”和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以及后来主张之“五族共和”；[3]、陈独秀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的有关于民族自决、建立民族国家等观点，以及等中共领导人后来在马克思民族主义学说基础上发展出的爱国民族主义号召，更宽广范围地建构起“中华民族”。我们看到，在近代民族主义演变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唯有中国共产党从创建的民族主义理论，能在最深程度上最宽广范围内涵盖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内涵。

具体来看。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即曾向国人介绍民族主义，彼时，他强调民族主义为民族国家建构之必经阶段，并提出对建构“国家”的最初理解，他说：“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4]梁启超已注意到要振兴国家，则首先要重构民族文化心理，培育民族国家意识，即他在《新民丛报》中阐明的办报宗旨，所谓“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5]为此，他则提出建构国家，需先培育有“爱国心”之“公德”的“新民”，而后才能在“国群”认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实体的“新国”的主张。[6]然而，梁启超认为是中国民族长期以来普遍的奴隶根性，塑成了民族德行风貌之劣点，所以他努力塑造的具有近代社会理想人格之“新民”，是几乎完全摒弃传统文化中儒家观念之德行要求的。他认为，长期以来，于圣哲祖训之下，国人习惯持有“束身寡过”主义，“不复知公德为何物”，而只以家族、“天下”为侧重，结果只具有为家族人、为“天下人”的资格，而无为一国“国民”的资格。[7]因此，他所主张之“新民”的“新”有两义：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既为传统文化精华之更新与改造，更多地是中国传统民族性中缺陷薄弱之检讨与补正。[8]可见，在急于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改造中国的时势下，这种认识具有其革新的力道，却少了对传统文化中有助于凝聚民族认同的优秀精神的吸收利用。其次，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多次使用了“中华民族”，并明确表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由此可知，梁启超所认为的中华民族几乎仅等于汉族，他将中华民族认定为汉族与其前身华夏族，而不是中国各民族的统称，这使得其“中华民族”的概念存在局限性，未能取得最广泛的民族认同。再者，康梁等领导晚清变法改革的一批知识分子未能真正参透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蕴含的深层文化因子，[9]从而导致他们所代表的改良式民族主义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有效的“维新变革”。究其根本，即是改良式“民族主义”，并不能被中国人民普遍接受。中国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隔阂，这实际是源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从政治结构到意识形态，集权政制固有的种种弊端，不能有效动员中国社会各阶层加强国防以御外辱，但这个道理，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并没有足够的“认识”。

至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则以“排满革命”作为激进人士的旗帜，将汉族解放与民族独立、“排满”与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目标结合在一起。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即明确以汉族排除满洲“异种”，使中国成为“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由中国人任之”，实现“光复我民族的国家”为革命目标。[10]孙中山在这里所言之“中国人”、“我民族”，其汉族指代再明确不过，所以，此时他心中对“国家”的认同，是排除满族以外的大汉族的认同。相较于改良式民族主义虽是偏激了些，但确实更契合当时的历史要求，在实现民族的政治目标上则更有力有效，也因其能满足社会“仇满”的心理需求而起到最大程度的动员效果。然而，不可否认，革命排满“乃民族根本解决之事”等论调，在相当程度上却又陷入了一个狭隘民族观和种族主义的误区。如此，则是以满汉民族矛盾对立，掩盖近代中国情境下各民族相互融合的客观要求。

至1912年时，孙中山对于民族主义的认识有所变化，他放弃排满，提倡“五族共和”：“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11]至五四以后，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之后，则又主张以“中华民族”取代“五族共和”，谓国内“满、蒙、回、藏”等诸族，“同化于我汉族”，“合一炉而冶之”，成一“大中华民族”。[12]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变化经历了“从种姓革命到民族自决”，“从五族共和到各民族一律平等”，已经“达到了其思想的最高水平”。[13]然而，后来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上都与孙中山民族主义策略渐行渐远，终究还是未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解放，而当中的关键因素同样在于，终究未能领会中国传统社会的症结所在。在1928年“统一”中华民国以后，以集权的党治形式管理国家。这种只能是集权意义下的民族主义，其政治工具的性质更为突出，忽视了人民对中国民众的感染力和影响力，直接影响到国民的国家认同感，“民族国家”的符号意义被大大削弱，民族主义的动员和整合功能因缺乏民众这个力量基础的支撑而大打折扣。[14]

“传统文化”在概念上指的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应涵盖更为宽广更为深层次的内容，应也包括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形态、政治制度模式等。上述改良式民族主义以及后来革命派民族主义，如此看来，究其失败的根本原因，一是无法真正动员社会力量，一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以及未深刻认识到近代民族核心问题，根源上都可谓是没有真正理解传统文化的特征并加以利用。

二、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经验及其特征

至20世o中叶，中国共产党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时代的民族问题，真正完成了对国家政治权威的全面恢复和重建，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了“新中国”国家的内部整合，[15]真正意义上建立起全国国民的国家认同。究其原因即是，中国共产党自其成立起，即在不断地革命探索不断地总结中，创建出一套适用于中国现实环境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的鲜明特点是，它真正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将国家和人民，将民族主义与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建构起了完整的蕴含着深厚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包括国家、个人权利、集体权利、公民资格以及社会的完整的政治实体，并且将对传统文化精华的认同融合入对国家的情感认同之中，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胜之处。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理论阐释，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分为两个方面：对外反帝，进行爱国主义运动；对内构建民族国家，包括国家建构与民族问题的解决。

第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抗日战争爆发。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有关于民族建国等问题的认识深受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其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事件是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当中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方案：“蒙古、、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建立共和国。”以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初步的对“国家”建构的理解，也尝试初步建立各民族国人对“国家”的认同。然而，此时尚未建构起蕴含深厚历史意味的“中华民族”的概念，也还未建构起清晰的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概念。

第二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这一阶段共产党民族主义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抗战期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将全国各民族统一到“中华民族”的爱国旗帜底下，即对外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构建“中华民族”，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1939年，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即阐明其“国家建构”观点：“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组合而成的国家，国内数十种少数民族虽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是有着光荣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提出了较之梁启超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既区别又更完善的，与历史传统结合得更为紧密的，也更具包容性的概念。这个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解和阐释，在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对外“反抗”，对内“建设”的理论建构和实际应用的方向上有着指导性意义，也突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理论的理论创见。

第三阶段即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因应时势和社会政治的普遍要求，主张以“和平建国”来实现其政治目标，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统一民族国家。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当中即明确要求“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足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也受到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影响，但走的却是与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道路。

综上可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源于对国家的热爱，深植于中国传统，依托利用中华传统文化，这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可以从对共产党民族主义特征的分析中深究其优胜之处及其与传统文化的关联。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具有对近代中国解放与独立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对国家民族的深切热爱，这份爱国热情即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作为传统文化精髓之一的极具凝聚力的民族精神。在他青年学生时代，即表现出报国雪耻的满腔热情，并常常引经据典地表达这份爱国情怀。抗战期间，的一篇《祭黄帝陵》，洋溢着满是与民族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并立誓以争取民族独立为己任：“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其雄心气概与中华民族之祖黄帝相差无几，誓与黄帝比肩，开创中华民族新局面。以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首先源于其对于“中国”，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对中华传统文化深厚的情怀。

其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深深根植于中华自身文化传统，是“中国自信”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及传统文化，其最终取得革命斗争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中共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立足国情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就民族主义的发展而言，中国共产党自其诞生之日始，即清晰地认识到并揭示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面临着的两大紧迫的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拯救中华）；一个是实现国家强盛和人民生活幸福（振兴中华），即可以说，清晰地揭示出中国近代传统社会面临的症结问题，并努力从自身传统寻求适合自己的解救办法。这样的认识与中华传统文化中民族观的影响有莫大关联。中华传统民族观当中，存在着爱国、忠君、维护固有文化并崇尚气节等品质，其民族自卫的观念甚至体现出了可贵的自尊自立品格，这些观念都影响着中国人长久以来就拥有着对本民族文化、习惯坚守保留的精神。民国年间的中西文化之争中，知识分子们在尝试寻找中西文化间的平衡，试图寻求最佳的办法复兴民族文化，却未得法。至中国共产党，才引入马克思主义，真正立足国情现实，胸怀对中国传统固有精神的自信，摸索出了适合中国的民族主义道路。

其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具有最大动员力量的民族主义。在如何组织民族主义，建设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共产党的理解与前述近代知识分子以及后来的都相去甚远，最大的区别即在于共产党所依靠的力量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更深的了解认识，于是，能更加清楚中国的现实社会结构和需求，因此，引来了阶级斗争学说，“以革命运动为手段，诉诸人民民主的国家”，从而使其“民族主义具有非常强大的斗争精神”。[16]共产党选择的是一条更为适应中国社会的“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革命道路，利用与广大来自社会下层民众的良好关系及其积极的参与意识，使其民族主义充满了动员的力量，能有效组织和整合社会各阶层，完成新的民族国家的创建。[17]以中共对待民间传统习俗的态度即能说明其在动员群众过程中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依托利用。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共产党以“利用与改造民俗形式”的两面作战为基本方针，并在1942年整风运动以后，确立承认传统民俗文化固有价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针，在追求普及阳历及排除迷信的同时，也开始对以春节及二十四节气、端午、中秋等为代表的传统节日赋予新意义，并积极地运用于宣传活动。例如有些原本是在阳历举办的纪念活动，被改于日期相近的阴历节日或是庙会、集市日时举行，甚至，在整风运动以降确立的个人崇拜，也如农村里将肖像作为神像崇拜的事例所示，具有与民间信仰结合而强化的面向。这充分说明，共产党已然认识到中国广大乡村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尊重其文化并依托利用，充分扩大并巩固群众基础。

其四，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是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具有最大包容性的民族主义。其更为科学地阐释了“中华民族”的含义，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突破“N族主义”，也突破近代“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中华”一词因其源于古代华夏民族的悠久历史而具有深厚渊源，并且以极大的包容性涵盖了生活在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也是对中华文化极具包容性特征的继承。共产党使“中华民族”的概念在抗战民族统一战线中真正深入人心，突破了改良派“合满”与“大民族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也从本质上区别于孙中山在“排满”基础上的以及后来的“五族共和”。

三、弘扬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民族

民族主义有其建设的一面，特别是当其真正与传统文化相联系并相互依托的时候，即能在建基于民族文化根源之上建立起深厚的国家认同。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社会、传统文化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对其依托与利用，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建构起了国家认同。自近代以降，直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代，民族主义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并且，已经扭转了方向，由当年自西方传入转变为以“中国话语”的方式走向世界。2013年五四青年节时，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一段讲话：“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高度概括了在爱国精神引领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着全体中华儿女实现近代救国梦，憧憬未来强国复兴梦的远大理想。正是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战略构想，使民族凝聚力与民族传统文化相互依托，从而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更为紧密的国家认同，同时也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爱国担当。中国梦的概念，高度体现了用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相联系，建构国家认同的主题，高度凝聚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凝结起更深层次的国家认同。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文化自信”：“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如此多次强调文化自信，可见当中的重要性，民族的复兴从根本上看是文化的复兴，这也显示出他在构建民族、国家认同上对传统文化的依托。在当代，传统文化与国家认同仍然紧密相连，提出文化自信，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是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失语挨骂问题的新战略举措，更是为党的建设、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华文明的复兴提供了一种融合传统与现代，厚植本土同时融合中西的思想资源与路径选择。

注释：

①如：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比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曹娅.国家认同影响因素比较分析――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研究对象.2014年；刘国强.传统文化建构国家认同的多重面相分析.学术界，2009年第1期；陈泽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由亨廷顿美国国民特性论引发的思考.齐鲁学刊，2015年第6期等.

②如：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对晚清民族主义的来源及其形成进行概括分析；萧功秦（《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和岑树海（《民族主义与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双重变奏》，《江海学刊》，2003年）等学者都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在西方军事经济和文化政治大肆入侵的冲击下的反应，属于“应激-自卫型”民族主义；姜义华的《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复旦学报》，1993年）则概括总结了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化过程、内在结构和主要特征等。参见：暨爱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现代民主主义问题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

③如：[日]王柯著.冯谊光译.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美]柯博文著.冯俊亚译.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等。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④如：杨思信.近代文化民族主义论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年；许纪霖.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等，均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概念、内容及其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有所考究。

⑤如：罗福惠（《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以较多的笔墨详细论述了中国古代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族类思想的特点，指出中国传统的族类思想常与爱国、忠君、维护固有文化以及崇尚气节相联系；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则论述了中国民族主义从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化。

参考文献：

〔1〕曹娅.国家认同影响因素比较分析――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研究对象.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2〕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6）；

〔3〕郑大华.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过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4〕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吴嘉勋、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P191；

〔5〕梁⒊.本报告白.新民丛报，1902（1）；

〔6〕暨爱民.民族国家的建构――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P67-79；

〔7〕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P62-63。参见：暨爱民.民族国家的建构――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P71；

〔8〕暨爱民.民族国家的建构――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P72；

〔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0〕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P296-297；

〔11〕孙中山.五族协力以谋全世界人类之利益.国父全集.第2册.台湾党史会编订再版，1981：P258；

〔12〕李国栋.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P55；

〔13〕李泽厚.论孙中山的思想.中国思想史论.中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P643；

〔14〕暨爱民.民族国家的建构――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P230；

〔15〕 暨爱民.民族国家的建构――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P49-50；

〔16〕郑大华.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香港：三联书店，1998：P142；

〔17〕暨爱民.民族国家的建构――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P253。

近代传统文化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宪法文化；宗法秩序；近代中国；宪法；

近代中国的运动肇始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甲午”一役，随着北洋水师在海面上的沉没，既标志着“洋务运动”以洋枪洋炮守护封建专制体制的破产，也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人。为救亡图存，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把眼光投向西方的制度。以严复、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发现，西方之所以强大不在于有坚船利炮，而在于有议会、宪法。于是他们认为，中国要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和自强图存，就必须仿行西方的宪法。自此，中国人开始走上了研习宪法和追求的漫漫之路。

1905年的俄日战争则更是推进了这一仿行西方的历史进程。俄日战争中日本虽为“蕞尔小国”，但却挫败了欧洲列强之一的俄国。这一事件震惊了满清朝野。满清以为，日本之所以战胜俄国，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是仿行西方的国家，而俄国却仍然奉行封建专制。日本战胜俄国，实为制度战胜了封建专制。此时满清官方开始意识到体制的重要性。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满清政府派出了以载沣等人为代表的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中国也开始了由古代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剧烈社会转型。

然而，近代中国近百年的运动，其结果却是“有宪法，无”，最终以失败告终。我们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分析，可以得知，失败的原因在于传统中国缺乏体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

中国传统的文化其根本特点是强调宗法伦理，属于宗法文化。在宗法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只能是宗法秩序。这与西方的文化与宪法秩序具有质的差异性。而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西方宪法传入我国后被重构，从而致使近现代运动走向失败。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建设中，必须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并培育宪法得以生成的文化基础，即文化。

一、传统宗法文化对西方宪法的重构

有学者认为，西方的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1]这种文化我们常称之为文化。西方的文化催生了宪法。以宪法为根本法调整的社会秩序则被称之为宪法秩序。[2]而传统中国则与之相异。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质为“礼”制文化，或宗法文化，因为在传统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就是宗法关系。以宗法关系为基础，形成了一整套迥异于西方的社会秩序，即宗法秩序。[3]“由于宗法伦理的作用在于确定宗法等级制度，使得家族内部尊卑有等、长幼有序，这种家族内部的宗法关系被放大为国家机构内部的君主与部属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宗法制度下，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相混淆，世俗的政治权力主宰了一切。”[4]所以，“古代中国的封建时期缺乏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由于等级制度和分配权力基本上是一回事，因此，一个人在等级秩序中的地位大致决定了他与权力的亲疏远近。由于统治集团就是社会的最高等级，因此，没有一个机构可以作为国家权威置身于等级制度之外。”[5]

由此可知，传统中国在宗法伦理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宗法秩序在权力分配上不可能出现类似于西方体制下的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的制度设计，而只能是一元化的模式。从奴隶社会开始，中国即实行“权统于一尊”的权力分配方式。自王开始，权力由上而下传递，每一级奴隶主根据与王的亲疏关系，而被受赐一定的等级特权。这种从一个权力中心发源，由上而下的权力传递，形成权力分配的中国模式。由于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和所有权力归之一元的结构，在中国的权力制度模式中，缺乏对君主恣意妄行的限制。[6]

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原本各自有着不同的存在领域，然而自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满清政府封闭的国门后，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危机。在“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实用性思维的指引下，为救亡图存，近代中国人被迫学习西方宪法。

自晚清以降，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在中国宪法领域中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宪法传入中国后被中国传统文化所重构。[7]这一重构使得西方宪法在传入中国后，其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的结构设计被破坏，并异化成国家公权力的一元化模式。这就导致在近百年近代中国的立宪运动中，一直存在一个在西方立宪过程中不可能具有的“独特”现象，就是中国几千年来沿袭的权力一元化的封建专制制度在近代不仅没有死去，反而与本应是民主产物的宪法巧妙地糅合在了一起。在近代中国，宪法不仅丧失了其制约国家公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神圣功能，反而成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一块“新”招牌。

对此，近代中国的立宪史提供了大量而详实的证据。从1908年满清皇室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开始，到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又称为“袁记约法”），直至1946年抛出的《中华民国宪法》，期间中国虽然制定了名目繁多的宪法或宪法性的约法，却都通过宪法文本或实际的政治运行将国家的权力结构设置为一元化的模式。这种一元化的模式使得国家的最高权力缺乏应有的监督机制。权力的传递路径不是采取国家的“自下而上”的传递方式，而仍然遵从传统封建专制体制下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传递模式下，国家的权力来源不是人民的选举授予，而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人民并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从而抹杀了人民的基本宪法精神。

例如，满清的预备立宪中，考察各国归来的载沣等人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竟称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载沣认为，立宪的最大好处就是不仅有利于继续维护满清的君主专制统治，而且还有利于减轻甚至消除西方列强这一“外患”和革命党这一“内忧”，而“外患”和“内乱”的消弭又更加有利于实现“皇位永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08年满清皇室所颁行的《钦定宪法大纲》所规定的君力与传统封建皇帝的专断权力并无二致。《钦定宪法大纲》的第1条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2条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爵赏恩赦，总揽司法权及在紧急情况下代法律之诏令。并且“用人之权”，“国交之事”，“一切军事”，不付议院议决，皇帝皆可独专。由此可知，《钦定宪法大纲》虽有宪法之名，却奉行“立法、行政、司法皆总揽于君上统治之大权”之实。“故一言以蔽之，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以保护臣民者也。”[8]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在“附录”中也曾规定了部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但是这些权利和自由却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这就意味着，满清可以借助法律的形式来限制公民的宪法权利，这显然违反了宪法必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能被政府随意通过普通法律的形式来予以限制和停止的基本精神。《钦定宪法大纲》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在传统宗法文化的影响下仍然奉行君权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分割，完全没有人的平等权利、人的尊严，自由、法治、民主等当时西方国家宪法的基本内容，相反却填充了地地道道的封建专制内容。

在近百年的近代中国立宪运动中，这样的例子可谓是比比皆是，俯首可拾。《中华民国南京临时约法》在孙中山将总统之位让于袁世凯后，便将原先设定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种因人而设法的做法，其意在于将权力集中于革命党人控制的议会和内阁，从而虚化总统袁世凯的权力；同样，取得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在其“袁记约法”中，则通过杂采美国、日本和欧洲大陆各国宪法中偏重行政权的条文，增加总统权力削弱议会牵制，以实行袁世凯的“一人政治”主义；的《训政时期约法》则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的，等等，不胜枚举。

总之，近代中国的运动之所以会走向失败，从文化的视角来分析，其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宗法文化以及从宗法文化的温床上所生成的宗法秩序不仅没有被铲除，反而有着十分顽强的生命力。这致使西方宪法在近代传入我国时，宪法文化强调权力制衡、人权保障的基本精神被宗法文化所消弭。宪法强调权力制衡的结构设计无法得以真正的实现，宪法秩序始终无法得以建立。尽管近代中国也颁布了数量繁多的宪法和宪法性的约法，但是真正的社会秩序仍然是追求国家权力一元化的传统宗法秩序。

二、近代中国立宪中自由精神的缺失

近代中国宗法秩序架构下的立宪催生出了一元化的权力结构设置，从而导致国家的最高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的限制，反而日益膨胀。民国时期的“大总统”袁世凯通过制定“袁记约法”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却仍然不满足，还要复辟做“洪宪皇帝”就是十分有力的例证。依据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国家权力与公民的自由形成一对矛盾关系。国家权力的膨胀必将导致公民的自由受到限制和挤压。基于这种理论认识，可以符合逻辑地推导出，在近代中国由于社会秩序仍然是宗法秩序而非宪法秩序，因此，近代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必然缺乏自由精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必然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关于这一点，在近代中国的立宪运动中，无论是在对宪法的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宪法文本上，亦或是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都得到了大量而充分的印证。

首先，在理论认识方面，近代中国的许多思想家都曾明确地反对将宪法的核心和首要功能定位为捍卫公民个体的自由。在西方文化中，个体是本位，或者说个体是社会的原点。宪法的首要使命就是保护个体的权利和自由。然而，近代中国的许多思想家比如梁启超、孙中山、严复等，却都曾深切地表述过对自由权利学说的担忧。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对西方宪法精神研究得比较深入的学者之一。然而，“当梁启超对西方思想的认识随着与西方著作接触的增多而不断深化的时候，他对群体凝聚力和国家统一的关注不久便导致他感觉到自由权利学说的危险性，并最终从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上退却下来。”[9]梁启超之所以放弃自由主义的学说，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宗法文化的思想、文化底蕴。其主张中国学习西方制定宪法、实行的根本动力不在于保障公民的个体自由，而在于寻求富国强兵和自强图存的良方。梁启超认为，自由主义不仅难以达到此一目的，相反却可能致使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甚至破坏国家统治秩序。因此，梁启超主张加强国家权力，削减个人自由。对此，梁启超说：“自由云者，团结之自由，而非个人之自由也。”“文明时代，团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10]所谓“团结之自由”，从宪法学的角度来分析，其实就是主张加强国家的权力。梁启超认为，国家权力的加强有利于中国形成一个核心力量来统一国家的各种政治资源，以增强国家实力实现中国尽快走向富强。

一味以追求国家的强盛为目的，而忽视其他国家价值，是潜存于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并反映在中国的文化中。它是中国思想者们取舍自由价值和功用的标准尺寸。这个尺寸甚至对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种种混乱、纷争和倒退，特别是民众的麻木、散漫以及革命队伍的涣散和分裂，导致孙中山对西方宪法的自由价值产生了怀疑。[11]孙中山曾说：“我们以往革命之失败，并不是被官僚武人打破的，完全是被平等、自由这两个思想打破的。”“个个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都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12]“孙中山如此看待自由，是因为自由对他的民族主义事业已经构成威胁，因此，孙中山认为，争取国家强大的唯一办法就是牺牲个人自由，把个人做成一个像堡垒似的团体。其实，在一个原本缺乏自由传统的国度，对自由的功利性理解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13]

其次，在宪法文本上，近代中国的立宪也体现了对自由精神的排斥。从《钦定宪法大纲》，到“袁记约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等，都有明显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近代中国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虽然一方面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财产、人身等方面的些许自由，但是，这些自由和权利却可以被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随时进行剥夺。例如，《钦定宪法大纲》对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仅以“附录”的形式来进行规定，这就充分表明《钦定宪法大纲》的立法宗旨在于保障“君上之大权”，而非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1946年南京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和“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但是，该部宪法第23条却规定：“以上各条列举之权利和自由，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系社会秩序，或增进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其意在于，宪法所列举的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可以以维护社会秩序等原因为理由，用法律限制之。而正是基于该条规定，宪法实施后，就先后颁布了《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一系列政令文件，对人民的游行、请愿等自由权利加以限制或禁止，剥夺了人民的民利和自由。[14]

最后，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在近代中国公民也不可能具有权利和自由。例如，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自由”，而实际情况却全然不是如此。据1947年1月4日《大公报》的报道：“报纸、刊物登记困难，登记了发行困难，种种束缚，样样挑剔，再加上各地乱列禁书，毫无章则。自由主义及主张民主的出版物，封的封，倒的倒，机关被捣毁，人员被殴打，弄得文化衰落，作家贫病，社会混蚀，人心郁结，而请议不闻。”《中华民国宪法》第8条规定：“人民身体之自由应予保障”，“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审问、处罚，得拒绝之。”然而，据1947年2月9日《大公报》登的一篇题为《为人民权利自由而呼吁》的文章，文章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许多机关常常非法逮捕拘禁人民，一禁十天数月，甚至一次也不讯问”。[15]由此可以看出，《中华民国宪法》所列的权利和自由具有明显的虚伪性。对人民来说所谓自由权利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对于政权来说，所谓自由权利不过是一种愚弄人民的文字游戏。

三、传统宗法文化的转型与建设反思

近代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障碍是传统文化的阻却，这已为近代中国政治革命和法律革命失败的历史所证实。在近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学习了西方的制度设置，辛亥革命还试图运用西方最民主的政治和法律思想来引导中国的法治进程，但这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其终极原因就是中国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实现民主与法治的目标不仅得不到中国固有文化的支持，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是走向民主与法治的最大障碍。[16]那么，在中国进行建设该如何面对我们的传统宗法文化？一方面，近代立宪史中所呈现出的权力重构现象表明传统文化实际上在对建设起着阻碍作用，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又当仁不让地是当代建设的文化基础。我们不可能在全盘抛弃传统的基础上推行体制改革。因此，传统文化给我们所出的是一个两难选择的难题。

（一）既然传统文化的阻滞影响了近代的运动，并导致其走向失败，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建设中，必须实现传统宗法文化的转型，并培育宪法得以生成的文化基础，即文化。文化的转型一般有两种范式，即内在的创造性转型和外在的批判性重建。所谓“内在的创造性转型”，其基本内涵是：立足于中国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从中“创造性”地转化出民主与自由、法治的文化要素。从文化学的基本理论来看，采取这种文化转型并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一个基本条件，即需要转型的“母体”文化中必须含有可以培育成新型文化的“文化胚芽”，也就是必须具有新型文化的核心要素。西方之所以能够在近育出文化，是因为从古代开始，西方的“自然法”思想中就具有自由、平等精神的“文化胚芽”。

持“创造性转型”理论的主要是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学者，其代表人物在近现代有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在当代则有庞朴、杜维明等人。例如，庞朴认为：“传统是我们从历史上得到的，并经过选择的。我们如果想彻底砸烂它，否定它，我想是不可能的。……因此，剩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来转化传统，但是不可能纯粹依靠外力来转化传统，而是必须依靠内部力量，即传统的积极面和消极面的斗争来解决传统的转化问题。”[17]新儒家们承认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民主、自由的文化，也承认传统的宗法文化中缺乏民主和自由。但是，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并不缺乏产生民主和自由的文化的“文化胚芽”。例如，唐君毅认为，西方精义中作为现代民主核心的自由权利观念，其实质就是一种人文关爱精神。这种人文关爱精神与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精神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唐君毅不仅认为传统儒学中内含有“自由”的文化因子，同时还认为传统儒学还具有平等精神。他指出，基于儒家的“性善论”，视人性为纯善而无恶，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从这一点来说，儒家实际上还是具有平等精神的。他们以传统儒学为研究对象，试图从传统儒学中转化出文化。

尽管新儒家们关于儒家文化的论述包含着诸多启人心扉的重要启迪，例如，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开辟出、民主来，从而形成将传统文化与文化相结合的一种新思路，但是，就他们对儒家文化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判断而言，确实是十分令人感到遗憾的一大失误。因为“仁”的人文关怀精神，支持的不是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而是封建专制体制。近现代中国的立宪史反复证明，作为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产物的儒家文化在整体上与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同质，其现实导向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关联的个人主动精神和公民权利、法治意识的培育和生长。因此，儒家文化体系是无法转化成文化体系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乍看起来似乎与现代民主政治并不十分矛盾的民本思想却始终未能促成“在民”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转换。[18]

既然从内在的传统文化中无法转化出民主、来，那么就只能采取外在的批判性重建的途径。日本是采取这一形式并成功地实现近代化转型的典型。日本在实现近代化以前，其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都属于儒教文化传统。日本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大量引进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来改造本国的传统封建制度，另一方面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和法律学说，从而完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过程。因此，日本通过采取批判性重建的方式并建立体制的历史经验无疑值得我们加以学习和借鉴。根据日本传统文化近代化成功转型的经验，在不具有西方国家那种民主与法治精神的东方国家，要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一是必须通过外来文化来改造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即要通过接受民主与法治思想来实现本国政治法律文化主体的改变；二是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制度创新是文化转型的关键。只有在实际政治和法律生活中严格推行法治制度才能最终实现转变公民的传统法律观念。[19]

（二）宪法文化在中国的批判性重建所涉及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我们的文化传统。诚然，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培育构成了阻碍作用，但这并不能因此就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没有任何价值，必须全盘抛弃。毕竟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也曾泽被过众多异邦民族，中华文明还被美国文化学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认为是世界文化圈中的重要一极。只是到了近现代，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才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影响力，但这也并不能表明中华文明因此就只能彻底抛弃并应当全盘西化。事实上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庞朴先生说：“如果想否定传统，可能就等于否定这个民族；要让这个民族消亡，至少让这个民族的文化消亡。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事实的。好多古老民族的文化化为乌有，慢慢地那个民族也就没有了。我们不想让中华民族没有了，就不能提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20]

这就出现了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近百年的近现代中国立宪史一再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对西方宪法文化的舶人会产生抵制，甚至存在权力重构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的建设又无法在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重建，否则，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则会导致对中华民族的否定。那么，在培育文化时又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怎样的策略？对此，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在法律制度设计的层面，应该奉行“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从总体上和根本精神上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悬置”起来；实施“以法治为主体，在法治的基本框架下扬弃传统文化”的文化策略。一方面，可以；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彻底否定的的态度。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因素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积极因素而被整合到中国社会的新文化中去。必须注意的是，这一文化的整合的实现，只能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整合到以科学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标志的现代工业文明精神之中，而不能是相反，把工业文明的某些文化因素整合到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总体之中。否则，我们又会落入到洋务运动中所倡导的“中体西用”之类的旧模式之中。[21]如果不改变宗法文化的主体结构，并确认以法治为主体的社会秩序，那么，宗法文化不仅无法支撑起民主与制度，中国的也将仍旧徒有其外在形式而无的精神，有民主的外观而无民主的实质。[22]

如果我们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我们的也许可以提前百年。

【注释】

[1]参见杜维明：《儒家人文主义与民主》，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2]参见陈晓枫、易顶强：《宪法秩序的文化内涵》，载《太平洋学报》2009年第5期。

[3]参见前注[2]，陈晓枫、易顶强文。

[4]朱福惠：《宪法至上法治之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5][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6]参见陈晓枫主编：《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7]参见前注[2]，陈晓枫、易顶强文。

[8]《大清法规大全·部》卷四，转引自前注[6]，陈晓枫书，第244页。

[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1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 -45页。

[11]参见王人博：《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106页。

[1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13]前注[11]，王人博书，第106-108页。

[14]参见张学仁、陈宁生：《二十世纪之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页。

[15]前注[14]，张学仁、陈宁生书，第225-226页。

[16]参见前注[4]，朱福惠书，第154页。

[17]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18]参见易顶强：《中西法文化的冲突与和谐》，载《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9]参见前注[4]，朱福惠书，第156页。

[20]前注[17]，庞朴书，第130页。

[21]参见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