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政治哲学范文

近代政治哲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战争状态；自然法；社会契约；政治哲学；君主专制

中图分类号：B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243-01

欧洲著名思想家霍布斯作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喉舌，他运用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为当时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的时代性进行论述，根据他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以自然人的本质为基点，又在人性探讨的基础上论述了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最后推出了绝对君权的必然结论。

一、性恶论

霍布斯把他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看作论证自己政治哲学理论的跳板，对此，他首先提出人们的欲望说。在早期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和生存，不顾后果、疯狂地索取其他群人的生活必需品，“渴望攫取占有他人皆有共同兴趣之物”。这是人们欲望的最初体现，也是主要体现，即霍布斯人的欲望说理论，它源于人的自然本性，是非自然力量所能及的，当然人们更无法自控，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同时人们的欲望又不尽相同，于是人们为了自身的最大利益互相争论，互相掠夺，互相残杀，其后果就是把原始的自然状态演变成一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在霍布斯看来，每个人的智商和力量的相似性，决定人们想说话办事的相似性。但是因为人们的目的不同，事实上也不可能相同，人们都想实现各自的预定目标，于是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人们便会互相欺骗，互相竞争，乃至发生对抗。

二、自然法

人类的最大利益是保全自己，而这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严重威胁的人们的生命权利，不是最大利益所追求的，人们为了保全生命就必须想办法使这种状态向着有利于人的最大利益方向转化，但由于人的本性即人的自然欲望，人要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困难重重，“因为只要每个人都保有凭自己喜好做任何事情的权利，所有的人就永远处在战争状态之中”。对此，理性便是使人们脱离这种状态的唯一方法，即霍布斯的自然法。“自然法是正确的指令，它为了最持久地保存生命的可能，规定了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

三、社会契约

每个人只有把除生命权利以外的全部自然权利转让出来，并制定相关契约，才能从源头上消除这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通过这种方法，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地执行，使每个个体都把各自的自然权利转让给一个权利实体，由他全权负责，保证每个个体的最大利益。“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以便使他能够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这也就是说，国家不是根据上帝产生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产生的；法律不是根据耶稣制定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制定的；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转让的。

四、绝对君权

“国家的区别在与者的不同”霍布斯根据统治者的不同特点把国家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在他看来，君主制是三种政体中最好的一种。霍布斯以他的社会契约论为笔杆，对君主的绝对权力作了最大的辩护。在他的社会契约中，统治者并不包含在内，不属于制定契约的任何一方，这样统治者便不受契约的任何制约。在他的视野中，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外交权等所有国家最高权了力于一身，不受法律和契约的限制，人民要绝对听从他的号令，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得以任何原因对君主有任何不满、任何不服，人民起义或造反，是天理不容的，同时也违反了自然法法则，更是对自己亲手制定的社会契约的践踏。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理论以全面性和逻辑性的特点，奠定了其在世界政治哲学史上集大成的地位。他把上帝从天上拉回人间，从人的本性探讨国家问题，瓦解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同时使资产阶级人权至上的思想深入人心、个人主义在英国盛行，带有浓厚的近代色彩，是近代政治哲学研究转型的体现，后来自由思想家洛克、卢梭等人扬弃了他的社会契约论，对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乃至当代的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霍布斯所提倡的君主制，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的君主制，这种政体在英国的特殊时期，有利于防止封建王朝的复辟，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有利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在此意义上，他的政治哲学理论也具有鲜明的近代意义。但是他是从资产阶级人性论、而非科学的唯物史观看待国家问题，陷入了唯心史观的泥潭，不可能知道国家的真正本质。

参考文献：

近代政治哲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战争状态;自然法;社会契约;政治哲学;君主****

欧洲着名思想家霍布斯作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喉舌,他运用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为当时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政权的时代性进行论述,根据他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以自然人的本质为基点,又在人性探讨的基础上论述了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最后推出了绝对君权的必然结论。

一、性恶论

霍布斯把他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看作论证自己政治哲学理论的跳板,对此,他首先提出人们的欲望说。在早期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和生存,不顾后果、疯狂地索取其他群人的生活必需品,“渴望攫取占有他人皆有共同兴趣之物”。这是人们欲望的最初体现,也是主要体现,即霍布斯人的欲望说理论,它源于人的自然本性,是非自然力量所能及的,当然人们更无法自控,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同时人们的欲望又不尽相同,于是人们为了自身的最大利益互相争论,互相掠夺,互相残杀,其后果就是把原始的自然状态演变成一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在霍布斯看来,每个人的智商和力量的相似性,决定人们想说话办事的相似性。但是因为人们的目的不同,事实上也不可能相同,人们都想实现各自的预定目标,于是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人们便会互相欺骗,互相竞争,乃至发生对抗。

二、自然法

人类的最大利益是保全自己,而这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严重威胁的人们的生命权利,不是最大利益所追求的,人们为了保全生命就必须想办法使这种状态向着有利于人的最大利益方向转化,但由于人的本性即人的自然欲望,人要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困难重重,“因为只要每个人都保有凭自己喜好做任何事情的权利,所有的人就永远处在战争状态之中”。对此,理性便是使人们脱离这种状态的唯一方法,即霍布斯的自然法。“自然法是正确的指令,它为了最持久地保存生命的可能,规定了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

三、社会契约

每个人只有把除生命权利以外的全部自然权利转让出来,并制定相关契约,才能从源头上消除这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通过这种方法,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地执行,使每个个体都把各自的自然权利转让给一个权利实体,由他全权负责,保证每个个体的最大利益。“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以便使他能够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这也就是说,国家不是根据上帝产生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产生的;法律不是根据耶稣制定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制定的;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转让的。

四、绝对君权

“国家的区别在与者的不同”霍布斯根据统治者的不同特点把国家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在他看来,君主制是三种政体中最好的一种。霍布斯以他的社会契约论为笔杆,对君主的绝对权力作了最大的辩护。在他的社会契约中,统治者并不包含在内,不属于制定契约的任何一方,这样统治者便不受契约的任何制约。在他的视野中,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外交权等所有国家最高权了力于一身,不受法律和契约的限制,人民要绝对听从他的号令,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得以任何原因对君主有任何不满、任何不服,人民起义或造反,是天理不容的,同时也违反了自然法法则,更是对自己亲手制定的社会契约的践踏。

近代政治哲学范文第3篇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12&ZD122）。

作者简介：李育书（1982-），男，江苏滨海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博士。

摘 要：西方近代政治哲学中的政治与道德分离包含丰富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政治不再建立在道德之上，而是另有根基；政府不承担道德职能，政治不得干涉道德等。人们通常主张的政治与道德分离关注的是，政治与道德分属外在事务与内在事务的不同领域，应该互不干涉。这个主张的存在是由于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教分离的传统，发达的公共领域和隐而不宣的道德文化土壤为其提供了保障因素，在规范政府行为、保护个人权利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值得肯定。但它既忽视了对政治的道德基础问题的讨论，也忽视了自身得以产生并赖以运行的社会文化土壤，有以偏概全之嫌，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

关键词：政治； 道德； 马基雅维利 ；霍布斯 ；洛克 ； 古典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6-0011-06

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乃至日常生活中，政治与道德分离都是一句流行话语。但政治与道德分离所指涉的具体内容很少得到正面阐述，人们也很少关注这一话语背后的理论针对性，使得这一主张仅仅成了一句流行话语，其理论意义亟待深入探讨。鉴于此，本文将首先从这一流行话语出发，重点讨论该话语的理论内涵和理论发展脉络，然后分析该话语的社会文化背景，最后讨论其时代意义与局限。

一、政治不再以道德为根基 （一）马基雅维利：政治不再关心道德

马基雅维利开启了政治实证路径的讨论，把政治限定在治理与权术之上，其政治的主题是如何治理国家。在这一主题下，政治只是关于权力运作的技艺，政治应该关注如何统治，而不必关注道德学说。正如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指出的：“他写的几乎都是治国之道、兴邦之术、增强国势之策和导致国家衰亡之虞。政治手段和军事措施几乎是他关心的唯一课题，而且他把这种手段和措施同宗教，道德和社会考虑几乎完全分割开来，除非他们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1]（p.394）因此，对马基雅维利学说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政治决策同道德分离”[1]（p.395）。

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专门讨论政治的根基的论述并不多。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论述中，马基雅维利从否定方面论述了道德不能成为政治的根基，“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2]（p.57）。当然，长期以来，马基雅维利一直受到种种负面评价，人们认为他主张的政治不讲道德，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其实，这种评价混淆了马基雅维利的真实思想和符号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所做的工作只是不把道德作为政治的根基，但绝不等于他是一个专门怂恿人们去作恶的思想家。“总起来说，与其说他是不道德还不如说他是不关心道德”[1]（p.394）。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几乎从来不讨论道德，但在《论李维》中他的兴趣显得稍许改变，开始讨论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德性。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君主论》和《论李维》之间存在矛盾，似乎在《君主论》中被束之高阁的道德在《论李维》中又重新登堂入室了，其实不然，两本著作在根本上并无矛盾。《论李维》重点讨论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共和国公民所具有的道德，偶尔论及君主等政治人物的道德，而且马基雅维利讨论平民道德更多着眼于社会风气和公民精神，政治人物的道德更多时候是他获取成功的累赘，这种道德也许是良好的社会风气所需要的，但绝不是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础。马基雅维利倾心于罗马共和国的道德，但他自始就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古代的道德不可能照搬到他所处的时代，因为时代已经发生改变，马基雅维利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变化的趋势，并认识到这种趋势将需要一种新的政治。与倾心罗马共和国道德形成强烈对照的是，马基雅维利对基督教道德显得非常不以为然，他认为基督教道德充斥着羸弱和虚伪，无论是对于政治生活还是对于日常生活都是有害的。“这种生活方式让世界变得羸弱不堪，使其成为恶棍的盘中餐；看到那些一心要上天堂的民众，只想忍辱负重，从来不思报复，他可以放心地玩弄世界于鼓掌。”[3]（p.214）就马基雅维利对待基督教道德的态度来说，倒是大大区别于同期的其他思想家，他忽视了基督教道德与现代政治也可以建立一种特定的关系，从这点来看，更加可以说明马基雅维利的确只关心政治技艺，而不关心如何让道德与政治相合作。

（二）霍布斯：政治另有根基

与马基雅维利对政治基础避而不谈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霍布斯讨论了政治的基础，他不但不再从德性来讨论政治起源，而且明确把政治建立在理性基础上。

在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中，激情（Passion）与理性（Reason）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利维坦》开篇就讨论激情，认为激情是人的本能，激情主要包括虚荣和恐惧。虚荣让人充满了争斗，于是在自然状态中出现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最大的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恐惧的激情让人认识到，如果放任这种战争状态，最终会带来死亡，因此要订立契约建立国家，并把权力交给者。这样，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最终在激情的支配下走向了政治社会。

在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中，政治本身是理性的设计，政治的运行规则也是理性。政治是理性的设计，这集中表现在“利维坦”身上。利维坦是人们利用技艺（Arts）制造出来的，是理性的产物。利维坦被创造出来之后，要依据理性规则决定自己的运转，作为利维坦灵魂的者也是依据理性，也即根据自然法来治理这个国家，“自然律是理性所发现的戒条或一般法则”[4]（p.97）。因此，政治的运行规则是理性，而且这些自然法是通过人的理性都可以认识的。而最终在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中，理性和激情是能够统一的，激情之所以最终选择了妥协，是因为理性的作用。对此，当代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称这种怕死、担心回到自然状态的恐惧是“合理之恐惧”（Rational Fear），“恐惧之激情也伴随着人之想象、预测、盘算等理智之作用，因此恐惧应内含这种理智”[5]（p.12）， 恐惧的激情背后亦是理性。这样，霍布斯把政治建立在了理性的基础之上。

不但如此，霍布斯还专门批判了政治的德性基础，认为德性不能成为现代政治的基础。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德性观念做了改造，把德性归于虚荣，把颁发荣誉的权力归于者，变成政治权力的附属品，取消了德性自身的崇高地位。而对于亚里士多德以德性为基础区分出三种政体的变体，即君主制蜕变为僭主制，贵族制蜕变为寡头制，霍布斯也不同意把德性纳入政体划分的依据之中，他认为只存在以人数多少来划分的三种政体，不应再掺杂德性的说法，从而取消了德性在政治中的位置。

（三）道德摆脱政治过程中留下的缺口

霍布斯在政治建构中为信仰与道德自由留下了缺口。在《利维坦》第三卷和第四卷中，霍布斯重点讨论了政权和教权之间的关系，主张教权服从政权，但对于信仰自由问题，霍布斯尚显犹疑。一方面，霍布斯认为信仰属于臣民的内在事务；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凡是涉及公共话题的信仰应该由者来决定。“内在信仰就其本质而言是无法看到的，于是便也不受任何人间的司法裁判，但由此而发的言行如果破坏了世俗的服从关系，则在神与人之前都是不义的事情。”[4]（p.420）他在信仰问题上表现得很是犹疑与矛盾，这就留下了信仰自由的缺口。

斯宾诺莎进一步撕裂了这个缺口。一方面，斯宾诺莎也承认者对公共信仰享有权力，“执掌统治权的人什么事情都有权过问，所有之权都有赖于他们的命令”[6]（pp.258-259）。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斯宾诺莎接过霍布斯的逻辑，并以此为武器来论证思想自由，认为对于思想应区分为者难以管理与者不应管理两个层面。在难以管理层面，“强制言论一致是不可能的”[6]（p.275），“人的心不可能由另一个人处置安排的”[6]（p.270）。在不应管理层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力，而且应该保有自己的思想；思想自由为科学艺术研究所必须。如果当局来管制思想，“其结果必然是，人们每天这样想，而那样说，败坏了信义（信义是政治的主要依靠）”[6]（p.275）。斯宾诺莎既主张不应该干涉信仰，也认为者干涉不了信仰，明确了对于那些并不威胁政治的思想，其自身具有独立性内容，不受干涉。这样，斯宾诺莎就在思想自由问题上进一步撕开了霍布斯的缺口，这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政治与道德属于不同领域，也为之后洛克明确提出内外之分打下了基础。

二、政治不得干涉道德 （一）洛克：政府目的与内外之分

洛克对政治与道德分离原则的确立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讨论政府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根本的，是对内外之分的确认。洛克认为，政治属于外在事务，宗教与道德属于个人内在事务，它们分属不同领域，外在不得干涉内在，政治不得干涉道德。

讨论洛克政治学说中政府的目的，必须联系洛克的整个社会契约理论。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不同于霍布斯的重要方面在于，洛克的自然状态基本属于自足的状态，人们在自然状态中已经取得了私有财产权。但因为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众所周知的法律、缺少公认的裁判者、判决缺少执行力等种种不便，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利，人们才订立组成国家，“这只是出于各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他的自由和财产”[7]（p.80），这样说来，政府的目的只在于保护民众的权利，而不需要增进新的福利。因此，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力行使必须以两个方面为限：一方面是维护国内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是抵御外界侵略，“官长的职责仅限于照顾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失以及人们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8]（p.28）。除此以外，政治并不关心其他目的，政治不应关心道德事务。

对于政治与道德分离，洛克更重要的贡献是确立了内外之分的原则，即政治与道德分属不同领域，政治属于外在事务，道德属于内在事务，政治不得干涉道德的原则。在《论宗教宽容》中，洛克通过讨论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内外之别，阐述了思想道德领域的独立性。洛克提出，“必须严格区分公民政府的事务与宗教事务，并正确规定二者之间的界限”[8]（p.5）； “公民政府的全部权力仅与人们的公民利益有关，并且仅限于掌管今生的事情，而与来世毫不相干”[8]（p.8）。洛克认为，宗教事务在其根源上是和者不相干的，虽然在英国国教中，国王在很多时候可以左右宗教，但究其原则来讲，这样的行为是不合适的，也是有害的。同样，宗教也不得干涉世俗政治事务，“教会不应、也不能受理任何有关公民的或世俗财产的事务，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行使强力”[8]（p.11）。通过确立政治与宗教的界限，洛克赋予了道德在政治面前的独立地位，“法律的责任并不在于保障见解的正确性，而在于保障国家和每个具体的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8]（p.34）。

其实，以内外之分看待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思路并非自洛克才开始的，这一传统可以有更为久远的追溯。孙向晨指出，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路德的宗教改革，“路德在神学上所做出的内外之别是现代自由主义内在与外在区别的原型。在这种原型中，内在人因为与上帝的直接关联而处于对外在人的优势中”[9]。甚至在路德的话语中，内在信仰因其属灵性的，在地位上要高于世俗事务，这是近代内外之分的由来，内外之分源于宗教，并且内在要高于外在。对这种内外之分的传统，洛克通过现代政治学说予以确认，并对其内涵予以进一步明确，指出道德也属于内在，内在事务不受外在政治干涉，这是洛克在政治与道德分离问题上做出的重要贡献。

（二）古典自由主义：自由的内在价值与政府职责

对于政治与道德分离问题，古典自由主义者们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对政府职能的界定来表达政府不承担道德职能的立场。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责在于确保法律秩序，要让违反法律的受到惩罚，除此以外，政府不应该参与道德。持此观点的思想家很多，其中比较典型的有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威廉·冯·洪堡。

在《论自由》中，密尔赋予了自由以内在价值。密尔指出，从实际效果来讲，自由不仅对个人有好处，而且对社会都有好处；但自由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带来了外在的好处，而在于自由本身是有价值的，这种内在价值不是外在政治所能干涉的。对于个人的思想言论自由，“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10]（p.112），他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忠告、劝说甚至避而远之，而不能采取其他措施。同时，密尔认为，哪怕思想需要接受外界影响，也不应该受政治干涉，因为思想的传播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在这个自由市场之中，思想言论最终能否得以传播应由社会自主决定，而不是接受政治的干涉。在这里，密尔清晰表达了思想道德不受政治干涉的立场。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讨论过社会风俗问题，但他讨论社会风俗并不是要将风俗变成政治，而只是表达了社会风气对于整个社会的重要程度，立法应该与社会风俗行相一致，但这种影响绝不是反向的，让政府来干涉道德。“他的论点是对社会而不是对国家而言”[1]（p.780），他对社会风俗的讨论并不影响他坚持政治不得干涉道德的立场。

洪堡也许不是古典自由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作者，但对于国家职能的界定最为坚定。在《论国家的作用》中，洪堡对国家职能做了更为深刻的界定，他从整体上把国家福利区分为正面福利和负面福利，正面福利是指由政府提供给国民的具体福利事项，其中以物质保障为主；负面福利是政府提供给国民的社会安全环境，并不直接提供具体事物。洪堡认为，提供负面福利才是政府唯一应该的职能，“既防范外敌又防范内部冲突，维护安全，必须是国家的目的，必须是它发挥作用的领域”[11]（p.60）。“在不是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权利被另一人所损害的地方，国家任何干涉公民私人事务的尝试都应该受到鄙视”[11]（p.37）。洪堡讨论了国家提供正面福利的可能，他认为国家所能提供的正面福利即使是物质保障，也是不应该的，更是低效的，“国家不要对公民正面的福利做任何关照……国家不得为了其他别的最终目的而限制他们的自由”[11]（p.54）。国家更不能承担道德职能，提供道德教化，“国家一般必须完全放弃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对民族的习俗和性格施加影响的努力，除非这作为它的其他必要措施的一种自然的东西，尤其是对教育、宗教机构和奢侈法律等等所有特别的监督，都是在国家的界限之外。”[11]（p.109）政府不承担道德职责。

在政治与道德分离的路径上，洛克既确立内外之分的原则，也从政府目的角度讨论了政府应该承担何种目的以及不应承担哪些目的。以密尔、洪堡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洛克的学说，密尔的自由的内在价值可以看作是对洛克内外之分的进一步细化，洛克论述内外之分主要关注宗教问题，而密尔把它推广到包括道德在内的诸多方面。而洪堡对国家职能的讨论则可以看作是对洛克对政府目的的进一步明确，它细化了政府应承担的职能与不应参与的事项。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最主要贡献是把政治与道德分离的思想具体化为权利，它们为自身划出了不可侵犯的领域，也为政治权力划定了界限，以此来限制政府权力，防止政治干涉道德，侵害思想自由与公民权利。

（三）政治与道德分离的日常话语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时常提及政治与道德分离。具体说来，这一日常话语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不干涉道德，二是道德不干涉政治。政治不追求也不干涉道德，政治不是实现道德目的的工具；同样，道德也不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道德属于个人不可侵犯的领地，政治是公共生活的规则，两者各有领地、互不干扰。人们不会以道德去要求政治，也不会容忍政治来干涉道德。对于政治不干涉道德，古典自由主义已经做了充分的理论说明。对于道德不干涉政治，主要指道德不对政治提要求，不能把道德原则放到政治领域中，防止政治的泛道德化，它的学理说明集中体现在古典自由主义对道德政治的批判上。自由主义认为，以道德要求政治是一种政治乌托邦，它经常以道德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最终会带来极权政治，因此，防范道德干涉政治的背后亦是基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这样说来，日常主张政治与道德分离的话语，它以维护个人权利为根本目的，它的立论根基也是“内外之分”，而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正是对这一话语的最好说明。因此，每当提及政治与道德分离，人们必定首先想到古典自由主义的种种理论主张。相比之下，政治与道德分离路径的开启者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所讨论的政治是否应有道德根基的问题少人问津。

三、政治与道德分离的保障因素 政治与道德分离的主要观点是政治与道德互不干涉，这样的主张在理论上经常受到批评。但无论受到的批评多么尖锐，它还是成了当今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个在理论上经常受到批评的主张为什么能够得以贯彻并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主流思想？这就不能不讨论该思想背后的一系列保障因素。

（一）政教分离的传统

西方长期以来有政教分离的传统。长久以来，政治权力通常只限于世俗事务的管理，教会对精神事务享有解释权和一定程度的决定权，“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治权力与教会权力相互制约，二者虽常有争斗，但总体上形成了各自在自己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以及互不干涉的传统。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虽然很多世俗者为了摆脱罗马教廷对政治事务的干涉，曾经试图把教权纳入政权之下，但这一努力并不成功，教权并未被完全纳入政治之下。哪怕在那些建立了国教的国家，君主虽兼任了国教的教会首领，也未能完全实现政治对宗教的统摄。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政治对宗教的统摄，其实只是减少了教会对政治的干涉，保证了政治对宗教的独立性，政治与宗教分离的现状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宗教负责精神事务的传统一定程度上保留下来，在这样的传统中，主张政治与道德分离、政治不干涉道德也就不那么让人难以接受了。

（二）发达的公共领域

西方近代以来，伴随着甚至早于民族国家发展而出现的是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它们可以承担起道德职能，而无需政府承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曾发现，美国虽然不是宗教国家，提倡政教分离，但基督教传统保持得非常好，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教会等精神力量更多存在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中。其实，目前不仅是宗教力量体现在公共领域之中，道德、文化等力量都寄居于公共领域之中。

公共领域是政府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长期以来，道德事务寄居于公共领域之中，并在公共领域中得到协调处理，而无需政府出面干涉。社会团体、社区、行业公会等公共组织在各自领地内负责自身的道德事项，维持自身的道德风尚，规划自身的道德规章，而不是交由政治权力进行裁断。这样，就保障了道德事务虽不属政府职权范围，仍归属于公共领域之中，具有一定公共性，而不是完全私人性和主观性的。道德事务交由公共领域，既可以防范政治权力的干涉，也可以保证道德事务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它既保证了道德事务得到照顾，也防范了道德抵制政治之后可能出现的自由放任，这是西方政治与道德分离能够得以贯彻而不会带来道德涣散的又一保障。

（三）隐而不宣的道德文化土壤

在契约论国家的理论框架中，具有具体道德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被抽象为原子个人，社会成员接受了理论框架的再加工，在再加工的过程中，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道德文化意识都被剥离，形成了一种理论体系内的分离。这是契约论模式的基本逻辑，新自由主义至今仍然在使用，比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虽然现在的自由主义者们已经不再把这一逻辑看作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而是看作一种必要的理论假设。其实，这种忽视文化土壤而订立社会契约的理论框架，其设定的政治与道德分离本身乃是不彻底的甚至是虚伪的，政治理论背后的道德文化土壤并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点缀，而是每个社会成员自身深深浸染其中的生活方式，政治背后的道德并没有被割裂，这种理论框架所能实现的分离更多只是在政治技术层面的分离。

在实际生活中，社会成员的道德文化背景并没有被剥离。相反，他们共同的道德文化背景保证了政治的顺利运转，这个框架背后的道德文化土壤让这个框架得以发挥作用。在理论框架中，社会成员只是一个个互不相干的原子个人，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他们是享有共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社会共同体成员，他们所共享的社会道德文化背景保证了政治共同体的顺利运转，“在道德即精神方面，一切都是事先确定和决定了的，而在政治方面，则一切可任凭人们讨论与研究”[12]（p.338）。每个成员都是有既定道德文化观念的，虽然这种土壤不能反映到社会契约的逻辑中去，但它是真实存在的，保证了政治的运转。这也是政治与道德分离之所以能够维持背后隐而不宣的秘密。

四、对政治与道德分离话语的评价 （一）时代意义

目前流行话语中的政治与道德分离，其主要内涵是本文讨论的第二层意思，即政治不得干涉道德之意。这一话语虽然对政治与道德分离的内涵的理解并不全面，但有其现实意义。它最大的现实意义在于防范政治干涉道德，有效捍卫个人权利。

一直以来，政治权力为了扩大自身领地，都具有建立意识形态、干涉道德事务的冲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近代以来，西方也曾数次出现政治干涉道德的悲剧，既有政治对道德的侵犯，也有以道德要求政治的悲剧，比如法国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虽打着追求道德化的政治旗号，与之伴随的却是政治对个人道德领域的肆意践踏。现在政治对道德的干涉变得更加隐蔽，它经常借用公共利益的名义来装扮自身的道德正当性，以此侵犯个人的道德事务与权利空间。对此，只有借助分离话语的理论框架，才能获得坚定的抵抗立场，因为在分离话语中，哪怕是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政治也无权干涉道德，只有坚持政治与道德分离的原则，才能有效捍卫个人权利。同时，如果道德依附于政治权力，一旦政治权力出现腐败，也将给道德带来严重伤害，道德将因失去支撑而出现迷茫，与此相伴的将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因此，我们应该给予政治与道德分离话语以相当支持，对其在维护个人思想自由、防范专制方面的功绩予以肯定。政治与道德分离的话语更多反映了人们对公共权力肆意侵犯个人领域的担心和对政治利维坦的恐惧，它是对个人权利敏感而又脆弱的呵护。每当政治权力试图染指个人道德领域的时候，政治与道德分离的呼声之时代价值就显得尤为突出。

（二）理论局限

近代政治哲学中政治与道德分离话语在捍卫个人权利方面的功绩不容否定，但它也有着不可回避的局限，其局限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它忽视了政治的道德根据，二是它忽视了政治背后的道德文化土壤。

对于政治的道德根据，现代政治学说中已经做了深刻讨论，由此出现了近代政治哲学中的道德政治谱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卢梭、黑格尔等思想家。他们认为，政治是人们理性的体现，应该体现人们的道德理想，而分离话语带来了政治的异化，忽视了政治的善性，使得政治成了自由的束缚。因此，他们主张政治与道德融合，并主张把政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以政治实现道德追求。虽然在道德政治谱系中对政治道德化追求曾经遭受过这样那样的挫折，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主张背后对现代政治的批判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这是政治与道德分离话语必须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政治与道德分离的第二个局限是忽视了西方政治与道德分离背后隐而不宣的社会文化土壤，即每个社会成员所亲身浸染的道德文化观念。现代政治的契约论框架可以非常简洁地说明政府权力的来源和界限，论证公民权利和义务，但这个框架是建立特定社会文化土壤之上的。社会文化土壤是社会的粘合剂，在没有粘合剂的情况下，原子个人是不足以组成一个国家的，否则就像卢梭说的，“那只是一种聚集，如果人们愿意这样称呼的话，而不是一种结合”[13]（p.21），黑格尔也称契约论的原子个人为“群氓”，并质疑“群氓”怎么可以组成政府。桑德尔在批评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时也指出，“离群索居的个体是不具备选择能力的”，如果没有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契约本身都是难以成功缔结的。政治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不是原子个人，而是具有历史文化背景的具体的人，政治设计不能跳出历史文化背景，它们二者总是形影相伴的。脱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而把每个人都装扮成一个处于无知之幕下的原子个人，只是理论上的一相情愿。

政治与道德分离背后的社会文化土壤具有一定程度的特殊性，这一土壤制约了它的进一步推广。很多国家和地区并不具有政治与道德分离的传统，道德既受政治权力的制约也约束政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道德决定了政治的合法性。而在另一些国家，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没有建设自身中立的公共领域的情况下，社会公共力量无力承担道德事务，也会带来一定的危险性。因此，如果主张政治与道德分离，首先要考虑这一主张所忽略的政治的道德基础，同时，分离模式背后隐而不宣的道德文化保障也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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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近代政治哲学范文第4篇

思想政治哲学是运用哲学解决具体问题的典范，政治哲学的兴起不仅体现了社会意识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体现了政治哲学发展的内在思想逻辑。自群体活动产生以来，人们对于相互之间关系的处理认知就不断地发生变化，逐渐加深，在阶级社会之中所论及的政治哲学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或者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获取支配地位，本身而论，其是属于一种“小我”思想，带有一定的自私性。长期以来，世界大半历史都处于这种“小我”的政治哲学探讨过程之中，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们在言及政治哲学时，都必定站在自我阶级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并完善统治阶级的政权，同时使之正常运转、长期存在。这种群体性的支配思想在理论上逐渐深化，并形成了一定的规范，即为政治哲学，它属于社会理论，社会理论必须经过社会坚实的实践基础才能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价值观，而这也是社会物质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的具体表现。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的历史长河之中，思想政治哲学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在古代希腊社会中，形而上学是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大多数哲学家都使用“理念论”来演绎“理想国”，以单纯的理想来描绘超越自我阶级的政治理想，如柏拉图。而在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则逐渐成为了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它属于唯心论的范畴，其所描绘的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虚幻的，其政治思想完全属于思想意识作用于思想意识的范围，对社会的发展以及政治理想的实现具有较大的阻碍作用。宗教神学思想曾在欧洲较长历史阶段中主导着欧洲各国的政治变迁，“君权神授”思想长期占据政治哲学的主要地位，例如，奥古斯丁皇帝利用“上帝之城”来指导世俗政治。

当然，在中国也同样存在片面的、唯心的政治哲学思想，我国古代的政治哲学始终信奉“儒、佛、道”三派思想，其中尤以儒家思想影响最为深刻，在政治思想上强调君权神授，在社会统治上以“仁、义、礼、信、智”等作为道德规范基础。政治哲学所包含的范畴也较西方更深、更远、更广，古代政治哲学几乎都为统治阶级服务，为了维持统治秩序而不断发展与完善。而到了近代以来，存在于理论上、思想中的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也逐渐被“社会认识论”所取代而成为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在政治哲学讨论焦点中，已不再以强权统治作为政治的基本观点，取而代之的则是人类的理性。认识论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意识的逐渐累积，人们的社会意识自觉性越来越强烈，对于形而上学、唯心等政治哲学的认知程度逐渐加深，“唯理主义”以及“经验主义”就成为了社会意识发展的主要表现，这时的政治哲学开始从理性、全局的角度上追求社会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在人类社会中表现为追求独立自主与民族自由。现代政治哲学则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它从理论地位上来说就有一定的独立性，现代政治哲学不依赖于形而上学以及认识论的基础，同时也不依赖于社会道德哲学的支持，它完全按照科学主义来理解、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政治哲学家在处理政治关系、设定政治理想时也不再局限于道德哲学的思维框架和眼光，它是一种独立的哲学思想，具体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便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进行政治思考与研究，是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自我反思。

2我国思想政治哲学的兴起

思想政治哲学从人类群体意识产生时便已形成，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廊之中，思想政治哲学也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即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古代思想政治哲学几乎都以维护少数人的统治为主要目的，其哲学思想以及社会实践手段都是为了建立和完善集中权力的统治制度，它所针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主要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近代以来，我国社会遭遇巨大变迁，传统的政治制度逐步瓦解，一系列的社会现实也导致新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产生，尤其是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它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积累和深化，以认识论为基础开始追求人的理性和社会的理性；在我国现代的思想政治哲学上来看，科学的唯物主义已成为政治思想的主流，这也得益于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对于社会规律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在政治哲学中已将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们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三个阶段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的差异，但唯一相同的便是都属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物质现实的范畴。

2.1我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

由于人文环境和文明形态的差异，我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与西方的政治哲学存在较大的差异，它不仅兴起时间早，并且其关注的社会意识重点也有所不同。我国自西周时期开始便产生了调整社会关系的思想政治哲学，并对后世产生了长期且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道德、对人生、对宗教、对现实的关注，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表现为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可以说，中国古代一切的哲学与思想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中国古代朝代更替频繁，社会政权变迁剧烈，社会长期处于战争、混乱以及动荡不安的局面，社会思想家、政治家最为关心、最为迫切的任务便是如何构建一个统一而有序的国家的问题。因而，从政治哲学形成的起初，人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政治稳定，其他一切问题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不同学派的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围绕着这个中心而不断地创造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

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中，德治、法治以及民本等思想观念都是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德治”是古代政治哲学家们所一致推崇的重要政治思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以德治国不仅是对统治阶级自身施政方式的阐述，也是对社会和谐关系的期盼，这种德治需要统治者以自身的道德素质来感化社会大众，反之，社会被统治者才会推崇、拥护施政者。“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而“法治”思想则是始终便随着政治统治而执行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法治虽然并未占据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但是，其在政治哲学领域却具有长期且深刻的影响。无论是社会法律还是政权组织形式，都必须按照一定的规范来制定，在战国时期，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但是受阶级的局限性，我国古代的法治却也只能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而难以达到“公平”、“公正”。除此之外，在古代政治哲学中，“民本”思想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观念。“以民为本”要求统治者在施政过程中要尽量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德治理念的具象化。这些政治哲学思想始终贯穿着我国古代各个朝代的政治施政之中，它们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之中，农业始终占据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主要地位，而农本思想的特点也直接决定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为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统治者必定以缓和的政治思想来作为执政的基础，这也是我国两千余年封建政治制度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

2.2我国近代思想政治哲学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西方社会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而受此影响，我国学者也开始注重对近代的思想政治哲学的研究，并将其当作一门显学进行论证。在近代思想政治哲学兴起的时代，世界正经历一系列的残酷演变，人类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化社会转变，而伴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资本主义开始迅猛发展，自由、民主、解放思想也开始大范围传播。社会思想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而思想的提出也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在近代，我国社会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同样也伴随着巨大的机遇，抓住机遇则能迅速摆脱危机成为时代的新兴强国。然而，封建政府仍然沿用传统的政治治国套路，致使国家败亡，饱经，而这一时期政治哲学也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变，由社会稳定逐步向独立、自主转向。这时期，政治救亡以及民主独立自由已成为政治哲学思想的主流，其中有三大最为著名的政治哲学思想：其一为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其二为资产阶级建国思想；其三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围绕着这三种政治哲学思想，我国近代社会也不断经历着剧烈的政治变化，最终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才能让中国摆脱殖民、亡国的危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是以科学唯物论为基础的，它以社会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几个独立且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近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观点，它注重社会实践，希冀建立一个由最广大阶级所统治的社会，最终逐步消除阶级矛盾，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包括政权组织形式问题、社会主要矛盾等问题，它的兴起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政治奇迹，也是中国社会历史的转折。

2.3我国现代思想政治哲学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看来，立足时代和现实才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正确途径，现代社会对于政治哲学的认知早已摆脱了传统的认知论和唯心论，同样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所考虑的便是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生活以及政治事物进行思想哲学层面上的反思。在当前时代中，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正面临一系列的全球化问题，经济的发展与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解决这个矛盾中又产生了新的矛盾，许多重大社会问题越发突出，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政治腐败、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在这种背景之下，我国政治哲学界也纷纷转向对现代政治以及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反思，从而导致我国现代思想政治哲学的兴起。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敏感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致使社会政治局面更加复杂多变，国家经济建设处在时代的关键节点，改革开放政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必须依靠政府来主导执行，简而言之，当代中国出现的主要问题几乎都与政治领域息息相关，而政治领域的问题，又大多涉及权力分配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问题。因此，平衡中国的权力结构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所要研究的主要观点。

我国现代政治哲学思想正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不是要去跟随西方研究者的脚步，而是要形成解决中国实际政治问题的独立思想和判断意识，对于学术界而言，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性、联系社会实际已成为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研究思想。在新世纪的开端，中国政治哲学家们应该主动地进行政治反思，以科学的方法不断地调查、积累、研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出现的政治问题，现代思想政治哲学的兴起也必将推动中国政治制度逐步走向完善与成熟。

近代政治哲学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严复；自由主义思想；近代化思想；晚年思想；综述

严复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其思想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据初步统计，近十年来发表的有关严复思想研究的论著约300篇(部)，这些论著涉及了严复思想的方方面面。

一、严复的哲学思想

1．严复哲学的形态和性质

哲学的形态和性质的问题是学界经常讨论的问题。建国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关于严复哲学的形态和性质主要有四种观点：严复的哲学是：(1)天演哲学；(2)实证哲学；(3)经验论哲学；(4)机械唯物主义哲学。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杨正典认为严复的哲学中虽然有实证主义倾向，但不能就此认为是实证主义哲学。严复哲学“以近代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以及星云说、以太说为思想基础，建立了进化唯物哲学理论”，可以称之为进化唯物哲学。李承贵认为，“严复哲学的产生主要是为了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如何对待西学、变法和如何对待西方列强侵略’等课题，从而使哲学的唯物唯心性质不突出，而哲学功用性质特别明显；就其对中国思想界的作用看，可称为启蒙哲学”。

2．严复哲学思想在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学界一般认为严复哲学对近代哲学的影响非常巨大。张锡勤说：“中国近代哲学变革的成就和不足，优点和缺点，都同严复有一定的关系。”认为严复哲学思想构成了对中国旧哲学的清理参照，对改造中国传统哲学，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陈庆坤认为严复的哲学是中国哲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经验哲学、归纳法和功利主义是真正以科学为基础的，有了近代哲学的特征。具体到严复的天演进化哲学，多数学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它构成了严复思想和成就的代名词，它为当时国人提供了认识世界的崭新的思想武器，也开创了中国哲学近代化的一个新的阶段。但也有学者在肯定以上观点的同时提出，严复的天演进化哲学也带来了庸俗进化论的消极影响。像张锡勤就认为，严复一直强调渐进，“这种来自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不仅妨碍人们正确认识事物发展进化的过程，而且在政治上势必引出渐进主义的结论”。针对这一种观点，李承贵指出，需要重新廓清庸俗进化论的涵义，严复并非反对事物的质变，而是剧烈的“突变”，他所主张的教育变革，国民性改铸虽然缓慢但不能认为其中没有质变。因此把严复进化思想冠以“庸俗进化论”是不严肃、不认真、不科学的。

二、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

有人说，“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父”。自由主义思想研究是近年来严复思想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且一开始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概括起来，除了总体性概括他引进自由主义思想的反封建的启蒙意义外，学者们还就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内涵和特征、本身价值属性、来源和倾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1．关于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内涵和特征

多数学者认为严复的“自由”的内涵包括：(1)提倡建立维护个人自由的法制和政治制度，只有能保证个人的法制和政治制度才有价值和意义；(2)提倡经济上的放任主义；(3)提倡功利主义的伦理观；(4)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主要涉及到了严复自由主义思想在政治理论、经济思想、伦理学说以及社会价值观几个方面的内容。

严复作为中国最早提倡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对“自由”的把握和导向上有自己的特征。刘桂生认为，严复总是把自由、平等、民主与国民素质的问题联系起来，认为自由是有条件的，实行自由必须以自治为前提，而自治必须提高国民素质。在涉及国家整体自由和个人自由的问题上，总是以国家自由为重，出现矛盾时主张牺牲个人自由。他认为，严复的这一思想是存在着理论上的矛盾和混乱的，一方面以自由反对专制，另一方面又强调个人自由要服从抽象的国家利益，二者之间的矛盾压抑了启蒙的发展。台湾学者黄克武指出，严复和穆勒对“群己权界”的“界”的认识和“界内”个人自由的扩展持不同意见，穆勒的“界”并非其重点，重点在界“内”自由要尽可能地扩展，而严复所看重的是“界”的观念，他“引进西方自由观念最重要的意义是让国人了解群己之间以‘界’为基础之平衡关系”。从而希望告诫人们不可在“自由”口号的掩盖下胡作非为，失去秩序，这也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观点在中国环境下的妥协和折衷。

2．关于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价值属性

在这里，价值属性主要指工具性价值和终极性价值。在这一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严复的自由主义观只是工具性的，是他追求富强的一种工具。美国学者史华慈认为：“如果穆勒的著作中，个人自由经常被看作一种目的，那么，在严复的译作中，个人自由则成为提高民德和民智，并最终为富强服务的一种手段。”关宝成、潘晓斌认为严复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最初考虑就是为了要使国家富强。他们指出：“国家富强是严复矢志追求的目标，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而已。”国家富强为什么需要自由呢?他认为严复的答案是：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民素质，而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个人的活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第二种观点认为，严复自由主义思想在具有明显的工具性价值的同时，本身也具有终极价值属性。胡伟希说，“穆勒除了是功利主义者之外，同时还是十九世纪中叶少有的为个人自由作过出色辩护的严格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穆勒之主张发展个性和维护个人自由，归根到底并不在于其有工具价值，而在于其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绝对的价值”。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来自于穆勒，这一点严复是应当领略到的。胡伟希还反驳一些人认为因为<论自由>一书两人对“界”的理解不同而认为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工具性的观点。他认为，虽然二者对“界”的认识不一样，但他们都主张保护私人领域的自由不受到侵犯。所以仅仅说严复的自由主义观只有工具性价值是不确切的。刘淳反驳了美国学者史华慈所认为的严复“误读穆勒”——严复把穆勒的超越功利主义自由观改造成功利主义的自由观，以及学者们所根据这个论点而推论出的“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罪人”的观点，她说通过重读<论自由>，得出严复并没有曲解穆勒的自由观，“穆勒的自由观是兼有价值性和工具性的”。对于论证“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罪人”的论据——英美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刘淳认为自有它失败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一直是暴力与革命不断，一直没有适合英美自由主义生长的土壤。

3．关于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和倾向

自由主义思想来源于西方，由于其发展的阶段不同，学界区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概而言之，古典自由主义是早期的强调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在任何时候都看作是第一位的观点；新自由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许多严重的危机和矛盾，国家出面参与宏观管理，有限度地限制个人自由的观点。学者们对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和向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严复的自由主义观点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胡伟希认为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不是西方理论的翻版，而是结合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进行的一种创造，但其来源是古典自由主义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的。关宝成、潘晓斌考察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内涵和发展倾向后指出，严复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之间是存在着距离的，严复因对经验论和天演进化的哲学的信奉，使他对古典自由主义中的“天赋”有所保留。而新自由主义有弱化个体主义色彩，呈现出明显的集体主义性质，与严复所关注的国家富强有相适合的地方，情感上更接近。

关于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卢梭的“天赋自由”观的关系问题，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严复接受了“天赋自由”观并用之批判中国的专制。郑师渠指出，严复“显然吸纳了卢梭民约论中天赋人权论和人民的思想”，“早年批判封建专制运用的正是卢梭的民约论”，“是近代中国以鲜明的态度宣传卢梭民约论和借此猛烈攻击君主制的第一人”。另一种观点认为，严复的自由观并非天赋自由论。杨义银、唐兴霖，王宪明、舒文指出，严复接受的英国经验论、实证法为主的观点，从逻辑上证明他不可能是天赋自由论者，不可能接受卢梭的先天原则。欧阳哲生指出，严复之所以批判卢梭的思想是因为卢梭是法国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主张以革命和激进为手段，而严复坚持的是西方的特别是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对社会改造采取理性的态度，以改良和渐进为途径。因此不会是承自卢梭的天赋自由论。

三、严复的近代化思想

严复的近代化思想主要体现在人的近代化和国家近代化两个方面。

1、有关人的近代化

人的近代化在严复的近代化思想中即改造国民性思潮。国民性在英文中统称NationalCharacter，是用来表示渗透在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文化中的内在精神或心理模式，具体表现为国民性格、国民价值规范、国民风度。

学界普遍认为严复的三民思想开启了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先河，严复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和旧学，指出正是它们造成国民素质的低下，而他的三民思想以社会有机体论为基础，提出国家的富强是要靠每个公民的素质提高才能达到的，因此，迫切需要提高人们的民力，民智，民德。对严复的主要体现为三民思想的人的近代化思想的评价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学者们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这种深刻启蒙意义之所在。郭国灿认为，“严复的德、智、力全面发展的理论从根本上超越了儒家的纲常礼教，为近代国民性的改造明确了方向”。

杨义银认为严复最大的贡献在于将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从器物的表层引向变革制度、变革思想文化的深层，即必须培养个体的主体意识，培养个体的德智力，树立自由民主观念，改进思维方法，达到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黄新宪认为，三民思想是严复“进化思想中的精髓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启蒙的主旋律之一”。启蒙的主题是“人的近代化”，“只有通过逐渐提高和改善国民素质才能奏效”，因此，他认为严复的这一主张是十分深刻的。

林家有、赵立彬认为，严复的三民思想“貌似缓进，实则坚实”，它的历史价值是不可小视的，它恰恰做了革命派所忽视的国民启蒙的内容。刘敬东认为，严复以三民思想为主的思想启蒙在客观实际上构成了由近代改良到革命变革的历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主要是由于变的进化观和民权、自由、科学的启蒙培养提供了革命的条件。

另一种观点在肯定其启蒙意义的同时，认为严复的三民思想具有相当的片面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杨正典认为，严复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主要是以三民思想为指导的教育救国论，这种把复兴民族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面，尽管有其合理因素，但这是从唯心史观出发的片面之谈，而且这种论调在客观上也与预备立宪相呼应，成为其欺骗性的理论基础，造成了相当消极的影响。郭国灿认为，三民思想以教育为先，始终没有处理好与政治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张红认为，“由于他的社会经历和阶级属性的局限，使严复最终不能理解教育与革命，教育与政治、经济密不可分的关系，孤立片面的夸大思想启蒙与教育的作用，把它看作是决定政治、经济的基础和前提，而且，这项工作是一项艰巨而浩大的工程，中国现实使严复一次又一次失望”。

2．有关国家近代化道路

众所周知，严复因为一直坚持他的三民思想而持渐进改良主义。像蔡乐苏所认为的，对严复而言，即使在时期康梁在“新民”诸报上的激进宣传也不合时宜，他认为，若等西太后享尽天年后再变法，则不会有血案发生，也不会功亏一篑。可以看出，严复是坚决反对用激进的手段来改造国家的。

萧功秦就严复的渐进主义的近代化道路从学理上作了最早的探讨。他指出，严复的渐进主义是有完整的理论基础的，即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决定对西方文化既不能单项引进，也不能全盘引进。只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和培养一些具备现代化性质的质素，诱导其成活和发育，“使其成为嫁接外部现代化机制的内源性基础，内部的现代化质索与从外部引进的相适应的制度和因子两相结合，从而可以‘与时偕达’地形成一种不断带动现代化纵深推进的机制”。萧功秦进一步指出，“严复认为，要顺利导入现代化的内源性发展，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文化具有积极的中介作用”。这样需要我们重视和认真反思传统文化，并从中挖掘和培育现代化的因子，以推进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渐进主义在批判激进主义与国粹主义的过程中，在深入认识中国现代化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基础上，为后人留下一笔值得重视的思想财富”。

俞祖华还对严复和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比较。指出，他们虽然采取了渐进和激进的不同道路和理念，但是他们都是有其可取之处和不足之处的，渐进和激进作为两条不同的道路，在他们二人的方案中也不是绝对的，启蒙和实践也在客观上成了互补的一对范畴，这是可以引起我们继续深思的。

四、严复的晚年思想

关于严复思想的变化问题，在学界一直是存在着很大争议的。传统的观点认为，严复晚年思想相对于早年激烈地批判旧学，宣传西学，为维新变法张目而言，出现了保守与落后于时代的需要，认为他放弃了早年竭力宣传过的西学，完全回归传统，且主张君主专制，反对民主共和，提倡尊孔读经，已经陷入封建专制主义的包围之中。因此总结说严复是早期进步，后期反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严复晚年思想的内容的界定没有太大的变化，杨正典的观点可以充分地代表这一共识。他说，“严复执着于他的渐进改良，于‘革命立宪皆非其所措意’，成了掉队的先行者”。

但在对严复晚年思想的评价上出现了较大的改变。大多数的学者丢掉以前的一些武断和简单化的做法，认为不能用“进步”与“落后”来评价严复这样一个思想家，不能因为他晚年提倡尊孔读经来论证他反动(因为尊孔读经也并不意味着反动，儒家经典里本来就有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内容)。而他寄希望于强人政治是考虑到安定为一切政治改革的前提，这些都是学理上的探讨，根本说不上“反动”二字。

与上述认为严复思想前后有巨大反差的观点相对，有少数学者认为严复的思想一直都是贯通的，不存在前后不一致的问题，体现在三民思想的一贯性和终生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两种观点上。

1．严复思想前后存在巨大差异

多数论者在取得了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其关注的重点落在了严复的思想为何会产生巨大变化的原因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

(1)阶级局限、政治落伍论。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彭洁、李白辉。彭洁指出，严复后期保守主要缘于他不懂得变革生产方式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即对时代的来去把握不定，是“不成熟的阶级产生的不成熟的思想，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他把希望寄托在圣人身上，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李自辉具体论述了严复的政治态度可分为三个阶段，由主张改革到教育救国到复辟帝制和尊孔复古，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决定其政治态度必然日益右倾，阶级地位的局限是使他落伍的阶级根源。

(2)政治形势恶化令其失望论。持这一观点的人不在少数，有卢云昆，王春玲等。卢云昆认为，严复早年虽是持渐进主义的，但其晚年思想和早年相比，确实存在保守的倾向，而其原因在于，“一是戊戌事后，清政府虽已实行新政，但混乱频仍，求治无望”，二是“随着西学大量涌进……肆意泛滥，害人不浅”，三是他看到了“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已往”，“乃至于今，其见日弊，于是持论更加审慎，更趋于中庸”。

(3)双重因素论，即严复本身所具有的渐进思想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留(内因)与政治形势令其失望论(外因)。甄建均试图从严复思想变化的内在理路人手，论述晚年思想的归宿，他认为严复思想可分为早中晚三期，而产生变化存在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外在原因是西方文明的祸害，由失望引起向传统文化伦理价值倾斜；内在原因在于其渐进思想，一直反对共和，和他思想中一直保留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这两重因素相夹，使他的思想有前后的不同。持这一观点的还有陈孝华等人。

(4)反思论。丁四新认为，“辛亥革命后，由于时事混乱的武人争雄和欧战的刺激，严复的思想成了一反思的思想和政治态度。而在这一反思过程中，一是蕴含着一种孤怀独抱的操守和对‘时俗’的抗拒，二是对他中年时期思想的悔悟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体认与复归，这两种心态决定了严复晚年的人生历程，将是在摇摆不定、幻化茫然的心理动荡中，倍感内心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冲突与折磨”。他指出严复面对混乱的国内国际环境，他对欧洲文明、壮年时期的思想和辛亥革命后的现实，进行的反思使他认为孔孟之道才是根本，而不管是倡教还是尊孔，他认为都是要树立国性维系人心的必要。杨正典对严复晚年为何会提倡尊孔读经作了推测，他说，严复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再评价，对传统文化的再反思，对儒学的肯定是经过了否定之否定后的肯定，是超越了中西之后的重新取向和规划，体现了严复思考的深入化，也体现了他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5)道德文化关怀论。持这种观点的有顾士敏、艾昆鹏、张水勇、武云、俞祖华等。顾士敏在1992年就提出，严复从批判传统文化、传统政治制度以救亡，到批评辛亥革命而力持君主制，是对国性的认识为中心而进行的。早年恨之则认为封建旧学是中国国民素质低下的症结所在，晚年爱之又是因为他认为它是铸造国性、人格、国格之基，这种矛盾的共存是由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然。艾昆鹏、张水勇则从道德关怀的视角论证严复在接受西方进化伦理思想、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同时，在中国现实状况的影响下，关注传统与道德的关系，认为失去传统道德也将失去有效的基础。这种态度最终使他回归传统，放弃了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6)建国论。王宪明分析了严复的建国思想后认为，除了传统文化本身所对铸造国性这一点外，严复还有一个更深远的终极关怀，希望在学习西方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生产的同时，应具有自己的教化和民族文明，这样才能适应世界潮流，而不至于像别的一些国家一样因丧失民族特性而导致由盛转衰甚至亡国灭种的情况出现。王宪明认为，严复的这一思考是深沉的，也是符合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要求的，更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的要求的。

2．严复思想前后是一致的

近代政治哲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经验主义；理性主义；自私人；人本主义；经济矛盾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6-046-05

关于人的本质和人性的规定在近现代西方，主要有三个发展阶段和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理性人性论。主要表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理论观点，它反对中世纪的神学观念和经院哲学的世界观，强调理性就是人性，把人当作宇宙的中心，认为理性、自由、享乐是人的本性。第二，人本主义人性观。该类观点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以无神论来否定人性神性论，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感性存在者，人的本性就是追求幸福的利己主义。他们把人的生物性即自然性看作人的本性。第三，现代西方学者的人本主义思想，主要包括科学学派和人本主义学派。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其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但从总体来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仍然对人类的理性给予了过高的评价。

总体而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哲学还是立足于完整的人，即感性与理性统一在一起的人，还是面向现实生活的。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近代哲学家们将自然、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的一部分都放到无所不包的理性思维框架中。这样，人或者变成没有灵魂的机器，或者变成了失去血肉身躯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近代欧洲全部哲学的历史观，其本质都不过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而现代西方的最新人本主义流派继承了近代欧洲哲学的基本思想，其基本立场同近代欧洲哲学一样，本质上仍旧是为现实资本主义辩护。因此，对近代欧洲人本主义进行研究，揭露其理论和阶级实质，对于批判现实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根本性意义。

一、欧洲近代人本主义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动，必然要通过思想文化成果反映出来。文艺复兴以来，社会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变迁使意大利等一些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国家在16世纪以前就已经广泛出现了代表资本主义摇篮的新兴城市，当时的社会经历着一次深刻的变革。作为对这种现实的反映，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以各自国家的现实与历史为背景，提出了许多崭新的思想。人民群众的呼声。用利益原则来取代封建时期人的特权原则，体现了其严格的启蒙内涵。斯密从当时工业生产中出现的客观社会生活共相出发，论证了对象化一般劳动的现实基础。这已经从人类共同生产构成的经济活动角度，揭示和论证了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由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所组成。十八世纪，法国也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各国流行的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人本主义历史观和道德学说，在十八世纪法国哲学中得到了更为系统的阐述，并从中直接引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在意识形态上作了准备。同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哲学一样，德国古典哲学也主要是在反神学、争自由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和英法哲学相比，德国古典哲学在形式上较为保守，但在内容上则较为丰富和深刻。德国哲学家们在继承英法哲学反对神本主义的人本主义精神过程中，通过不断抬高“人”的地位去贬抑“神”的地位，直到最后用“人”否定了“神”，完成了近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封建制度的批判。

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本主义精神，相对于五千年来的人类社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仍具有相对性和历史性，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他们怀着善良、真诚的愿望，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理论研究为人类构造一个公平的世界，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他们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因为他们没有弄明白的是，他们所研究的人，是一般的人，是所有人的抽象，是头脑中存在的人，而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具体的人，是划分为阶级的人，是处于不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中的人。他们主张的理想社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所主导的事实上并不平等的私有制社会。

二、抽象人本主义历史观的阶级实质

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哲学理念上，而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或道德观念范畴。基于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哲学研究路向，近代的人道主义也主要表现为两大类：一是以经济学的话语作为制度批判的经验论人道主义，二是用政治和精神的话语来进行制度批判的唯理论人道主义。前者的研究思路主要以近代的英法唯物主义为代表，后者的研究思路主要以近代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为代表。但无论是何种人道主义，其本质都是研究者当时所处的经济社会背景的现实反映。

自威廉·配第，经布阿吉尔贝尔和法国重农学派，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是在亚当-斯密那里得到清晰展现的。在斯密的思路中，“经济”是被置放在一个宽阔的思维背景下，历史过程性和社会性是这种宽阔思维背景的核心部分。“也许是受到休谟等人既注重从人性出发解释现实又注重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在斯密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研究方法，即历史发展方法和社会静态分析法。但他事实上没有最终完成关于历史研究与人性论研究的统一。”

近代政治哲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哲学转向 历史 马克思哲学 西方哲学

在我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历史的研究中，关于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的“认识论转向”，从近代的认识论到现代的“语言学转向”，似已成为把握西方哲学问题发展逻辑线索的共识。我认为，在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中，仅以“语言学转向”还不足以把握从近代到现代西方哲学问题的发展脉络，并且易于以“学院派的正统哲学”遮蔽哲学本应具有的生命意识。实际上，西方哲学问题及哲学的发问方式在从“认识论”向“语言学转向”的同时，还发生了更重要的另一哲学转向，这就是由马克思哲学为始端的从近代的“解释”（认识论）向“历史（学）”的转向[①]。确立这样的认识，对重新看待西方哲学的历史和走向，对修正我们既有的哲学观，对确立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②]，对把握当代西方哲学的思维特质都会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试从哲学问题的历史与逻辑演化的视阈，以历史解释学的方法，试对这个论题做出合乎人们接受习惯的说明，以确立这种判断的合理性。

一、哲学发问方式及问题在西方近代哲学中的转型及逻辑

学界似已经达成共识的所谓西方哲学历史有一个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认识论”的转向，和从“近代认识论”到“现代语言学”的转向，实际指的是哲学主题的转向，也就是哲学发问方式的转向。在这些哲学发问方式与哲学主题的转换中，形成了西方哲学的历史逻辑。所以，我们只能循着哲学历史的这种逻辑去寻找哲学主题向“历史”转向的历史理由。

我们之所以从哲学问题的演化逻辑中寻找哲学向“历史”转向的历史理由，是基于这样的叙述前提和原则：1、历史进化的原则。确信哲学问题在历史中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2、哲学问题有自身独立的运演逻辑的原则，这种逻辑体现为哲学问题在哲学的发问方式的转型中形成自己的历史。3、语言作为存在方式对哲学问题有限制作用的原则，亦即西方哲学的问题难以超越西语式的叙述方式而形成某种话语系统。我们在这些原则底线内来看西方近代哲学问题的历史演化。哲学问题的转向也不能超越这些原则来思考。

我们知道，近代哲学是面对古希腊的哲学问题的困境来建立自己的问题域的。面对基督教神学的“不可言说”的窘境，面对科学作为知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欲求，在人文精神观照下的西方近代哲学，只能在神学与科学的夹缝中为人类的存在寻找合理性的说明。所以，人类作为在近代“现代性”中的存在状态如何，在西方的解释系统中，无不是以揭示人本身的理性存在本性作为路径，亦即在“解释”的哲学追求中，近代哲学只能在“理性”所可能规定的问题域中开始并结束哲学的言说。这种“解释”意义的哲学叙述的文化背景离不开对“现代性”的感觉。这时，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历史”的解说还没有进入哲学的视野，亦即：这时的哲学还只是“哲学”的，还不是“政治经济学”的，更不是“社会学”的、“政治学”的，也不是“人类学”的。这时的哲学只是对作为知识论意义上的对象的观照，而没有进入作为“存在”本身的“历史”。哲学向何处去，关涉到人对自身存在状态的自觉，哲学需要走出“解释”的怪圈吗？如何走出“解释”的知识论世界？知识论立场之外的哲学如何言说？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在哲学发问方式与问题的逻辑转换中寻觅。

从古希腊哲学文本的解读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共识：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哲学，一方面在不断地追问能够说明世界万物存在的根据（始基、本原、理念、本体）；另一方面又都是在使用“是什么”的言说方式进行追问，试图对那个本原或本体说出它“是”“什么”，从而形成了西方语式的“是什么”的言说方式与作为本体的“存在”本身或“是”本身之“非”“是什么”的悖论。在思想史中，这个悖论规定了哲学发展的历史逻辑。这个“是什么”的言说方式所蕴涵的以抽象同一性为基础的逻辑与经验，引导着西方哲学不得不进入近代的“解释”（知识论立场）哲学的语境。应该说西方近代哲学从古代哲学的对“本体”的“是什么”的追问，转向对作为“对本体追问能力”的追问，亦即哲学由从知识论的立场对本体的“是什么”的规定进行述说，转换成对我们对本体是否有述说能力的发问。这种转向体现为哲学的对本体“是什么”的发问，变成哲学对人类的知识体系是否具有实在性的发问，亦即对本体的“是什么”进行述说的知识论立场的合理性的发问。真正对这一问题有清醒认识的是康德的先验批判哲学。应该说在哲学历史上，是康德的哲学明确了古希腊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这个“存在论”悖论，并以他的发问方式和问题视阈为以后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的选择。

康德是以“先验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来发问的。因为康德面对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对两个世界（现象与本体、感性与理性）的划分，针对的是这些哲学作为本质主义的理性主义试图统一两个世界的思维倾向，康德是想通过对“纯粹理性”的批判，明确形而上学的问题就是在纯粹理性的预设中确定知性和理性的使用界限。他告诉我们的是：“先验综合判断”的“可能”是在人类作为理性的能力所能达至的“应该”的界限内给予的。康德哲学的结论是：“是什么”只能去说是“什么”，只能对那个“什么”说“什么”，而不能僭越，否则就成为独断。独断是人的理性所不能接受的。而那个“存在”本身或“是”本身作为“应该”，其意义在于其作为实践理性给予人们以“应该如何”的指向。所以，在康德的哲学中，“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是“是”本身；“应该”不是那个“什么”，“应该”只能是“应该的”。概括地说，康德哲学谋划的精义就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该是什么就不是什么”。可以说，康德在对理性作为知识之如何可能的发问中，以知识论的“同一性”逻辑，为理性的使用划出了界限。在这种对理性的使用划界的努力中，康德留给我们的哲学问题是：⑴ 我们只能用“是什么”这种言说方式去追问感性、现象世界背后的那个本体，但这种言说方式是不可逾越的，因此，那个应该作为“存在”本身的本体，却在这种“是什么”的言说方式中，成了那个本应该超越的“什么”。本来区分开的两个世界，如何在“是什么”的言说方式中统一为一个世界呢？由此，康德认为，哲学应该反身自问：我们到底有什么能力？我们的认知能力或言说方式能把握那个本体吗？如果不能怎么办？⑵ 如果放弃本质主义的“统一”两个世界的欲望，让知性、理性在现象界和本体界各司其职，我们可以用作为先验范畴的“是什么”的语式去言说感性、经验、现象，那么，作为本体的“存在”本身或“是”本身，我们用什么方式去言说呢？如果我们只有“是什么”这种言说方式（吝啬的上帝还没有赐给我们别的言说方式），如果那个与感性、经验、现象不同的“存在”本身或“是”本身是不可言说的，我们该怎么办？可以看到，康德哲学作为近代哲学在哲学发问方式上的转变，使哲学问题也发生了转变。但是，哲学作为对“合理性”的解释系统的性格没有改变，这时的哲学是以对象化的方式对理性的存在状态的“解释”。这时的哲学所关注的问题由于其知识论的立场与发问方式，还游离于“历史”之外。

针对康德哲学的根本性发问，在后来哲学的发展中大致有三种应对方式：一是黑格尔的方式。这种方式坚持本质主义的理性统一（同一）原则，坚信通过辩证法可以实现本体和现象两界的统一，本体就是现象，现象就是本体。这种方式最后走向绝对主义。二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方式。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放弃本质主义那种“统一”的思考。我们应该超越“存在者”或那个“是什么”的“什么”，回到“存在”本身或“是”本身。在对“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追问中，必须放弃那种对“存在者”进行诉说的“是什么”的言说方式。对这种言说方式的放弃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言说。放弃言说的结果是：或者追问“存在”本身的意义而走向了“虚无”（海德格尔），或者对那个不可言说的“存在”本身或“是”本身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三是马克思的方式。这种方式认为，我们之所以陷入既要面对追问“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宿命，又必须放弃用“是什么”的言说方式去言说“存在”本身的二难困境，是因为以前的哲学“只是”拘泥于对存在的言说，“只是解释世界”。面对这种困境，哲学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放弃对“存在”本身所以如此（理性根据）的追寻，回到我们的“生活实践”。因为不管怎样，我们都要穿衣、吃饭，人与人都要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人作为“类”总要存在下去。所以马克思才说，满足吃喝住穿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所以，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哲学要走进“历史”才有哲学的生命。

从这三种哲学问题应对方式与路经中可以看到，近代哲学在康德以后，除了黑格尔保留了古典的“本质主义”的哲学立场，在逻辑的“同一性”原则中寻找终极的统一原点，从而使哲学成为一个封闭的理性僵尸之外，哲学发生了两个重要转向：一个是由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引导的“学院派”的走向“语言”的哲学转向；另一个是马克思开创的在消解“解释”性的哲学中，通过“生活世界”让哲学走进“历史”的哲学转向。这两个转向都是面对康德提出的哲学难题所可能采取的应对方式产生的哲学态度和取向。第一个转向已经成为学院派哲学的共识，而将哲学的触角转向作为“存在”本身的“历史”，还没有得到掌控哲学话语权的学院派哲学的肯定。而对这个判断的肯定就需要我们的哲学思维要　走出“知识论立场”，恰当地理解和解释当代西方哲学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和介入，这也有益于对哲学本性的理解。如果把马克思的哲学看作哲学向“历史”转向的一个开端的话，那么，马克思是如何让哲学走进历史的呢？哲学的这个转向有什么历史意义呢？

二、如何让哲学走进“历史”——马克思的哲学观

如果站在“学院派”的“纯哲学立场”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文本解读，就很难把马克思的那些“哲学文本”看作是“纯哲学著作”。我们所熟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类学笔记》等著作，都不是学院派哲学所习惯的那种具有体系性、符合某种学术规范的哲学著作。我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马克思没有留下一部阐述自己哲学思想完整的纯哲学著作？而留下的不是“提纲”，就是“手稿”。按马克思的哲学素养和理论功底，出现这种情况的确令人费解。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否意味着或蕴涵着马克思对哲学极其哲学问题的某种态度呢？从另一个角度看，马克思何以留下半成品的“提纲”、“手稿”，而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转向“社会批判”呢？这是否蕴含着哲学走向“历史”的某种思想通道呢？对这些问题的合理解释，还应从对现有文本如何解读入手。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哲学经历了两个转向，一个是从“言说”（解释）到“实践”的“实践论转向”；另一个是从“哲学观上的实践论”向“社会批判”哲学态度的转向。第一个转向要解决的是找到如何超越由康德哲学所凸现的“是什么”的言说方式与“存在”本身作为“本体”不可言说的二难悖论的路径。马克思的超越是从改变哲学的发问方式做起的。马克思的哲学对哲学发问方式的改变体现在从“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去把握那个‘存在’的本体”，变成“我们应该做（实践）什么，我们能做（实践）什么，怎么去做（实践）”。由此，哲学视阈也就从黑格尔所理解的“无人性的理性”（抽象理性）与其“逻辑规定”的关系，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抽象的个人”与其“感性的直观”的关系，转变为“现实的人”以“感性的活动”为基础的实践与“现实的世界”的关系[③]。所以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④]这样，马克思才从“解释世界”的哲学走向“改变世界”的哲学；从对“本体”的“言说”走向“实践”。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实践轮转向”。但是，第二个转向是要解决如何将哲学视域中的抽象的“知识论”的“实践”，转变成感性直观中的脱离了知识论羁绊的“具体的实践”。这就是说，不是在抽象的空洞的“实践”的说教中，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实践”的概念去规范世界的“应该”还是“不应该”，而是脱去“实践”的哲学概念性的“知识论”（对象化思维）的外衣，走到无语的现实中，让“实践论”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走进”“实践”，从而让哲学走进“历史”。

对于马克思哲学的这种认识，有两个需要说明的问题，一个是马克思如何看待哲学，这关涉到怎样看待马克思消解并超越哲学的“解释”功能的问题；另一个是为什么要通过“社会批判”走进“实践”，走进“历史”，在“实践”与“历史”中“改变世界”。

从现有的哲学文本看，马克思留下的“提纲”、“手稿”、“序言”和“导言”、以及各种“通信”，都透露出马克思对哲学的消解意向。我以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最后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⑤]是马克思哲学观的确切表述。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本中，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念和思想的基本路向。从这些文本中我们似可以读出这样一些信息：

首先，以往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功能与作用只是“解释世界”，不具有实践性的对现实的干预能力，马克思说过：“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 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⑥]所以，哲学要从对天国的叙述回到对人间事务的介入，“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⑦]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形态，其批判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应该对哲学本身进行批判。在对哲学的抽象形式进行批判中，哲学的解放也就有了与以往哲学不同的指向。

其次，哲学问题视阈的转换在于对人类的存在意义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认识，这体现在从哲学的视阈对人、世界、社会、历史的认识转换上。马克思认为，人是“感性活动”意义上的“实践”的存在；世界是对人而言的“现实的世界”；社会存在是“历史”（时间）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人的真正本质；理论的意义与目的，不在于解释（言说）世界，而在于改变（实践）世界。改变（实践）世界应该是马克思确立的“存在”的意义、“应然”的价值指向和人类的生存境界。这种认识使得马克思在理论上超越“哲学”（“解释世界”意义上的哲学），走向“社会批判”，“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⑧]这就是对现实历史的批判。

其三，马克思在哲学的自我批判中，为哲学找到了从“言说”走向“实践”的道路，这就是马克思尽其毕生所进行的对现实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阈中，哲学的“实践”品格，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自身的自我欣赏，而是要在具体的对现实历史的批判中体现哲学对“实践”的旨趣。所以，如何将“新世界观”对实践的理论性概念崇尚，变成对现实历史的批判行为，是哲学向历史转向的根本问题。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只有通过对抽象哲学的消解，才能使哲学摆脱“天国”的理论束缚，哲学才能走进历史。这种消解就是将哲学的原则贯彻到以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批判为核心的“社会批判”中，以实现哲学对“世界”的“改变”性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有了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批判”，才在实践上有了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进行的社会革命，从而才有了异化与异化的克服，资本的秘密，私有财产与市民社会的扬弃，才有了对共产主义不仅作为现实的、可即的一种社会实体，或某个时空中的平台，而且还作为“意义”“价值”与“境界”的设定[⑨]，也才有了《共产党宣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通过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批判”，才能使哲学从“概念”走进了“历史”[⑩]。

如果说以上叙述的内容可以称作马克思哲学的原则的话，那么，马克思哲学就是在对以往哲学的检讨中所树立起来的对哲学自恋性的批判中，使得哲学在具体、现实的历史中消解自身的抽象性身份，在具体的对现实历史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历史进行干预。这就是马克思强调哲学之“实践性”的应有之意。正如阿尔都塞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却又从来没有被当作‘哲学’来生产。”[11]可以说，消解哲学是马克思哲学观的起点，通过政治经济批判使哲学进入历史是马克思哲学观的结论。马克思由此确立了哲学通过“实践”走进“历史”的原则，从而完成了哲学向“历史”的转向。这也可能就是马克思之所以没有为后人留下一部“纯粹哲学”专著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并不是那种符合某种规范的哲学家，而是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的思想者。马克思的这种消解哲学哲学观，使那种在希腊城邦广场上崇尚言说的哲学意义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哲学不仅仅是坐而论道的清议，而且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引导下走进了生活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马克思完成的这个哲学转向的实质就是使哲学非哲学化。

如何来确定马克思所确立这些哲学原则完成了哲学从近代的“认识论”向“历史（学）”的转向，这需要考察马克思提出的以“实践”的指向为核心，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内容的“社会批判”原则在现代西方思想界的历史传承，从而说明马克思完成的哲学向“历史”的转向对后来的哲学产生的影响作用。

三、“哲学的非哲学化”——“历史”中的哲学走向哪里？

当我们从“学院派哲学”的立场超脱出来看马克思哲学的时候，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就显得富有生命和亲近感了。从此视阈来看，马克思提出的哲学原则，既不是要构造什么哲学体系，留下一些千古不变的普遍命题，也不是为了明天的心理期盼，给出一些具有心理安慰功能的哲学谋划，而是要在对以往哲学的批判中，消解哲学，走进历史。哲学不要说“谁也听不懂”的哲学的话，哲学要讲政治经济学的话，哲学要讲法学的话，哲学要讲政治学的话，哲学的话语指向、叙述方式及其功能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哲学要具有改变世界的功能，哲学就是在非哲学化中走进历史。

马克思之后，无论是第二国际和列宁时代、斯大林时代，还是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以及“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詹明信等学理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都是以马克思为其理论鼻祖和叙述起点的。尽管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不同的解读方式和理论结论，但马克思所建立起来的对哲学自身的“学院派身份”的消解，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社会批判的精神，以及经邦救世的历史使命都以各种方式得到了传承。马克思之后，不排除有以传统的知识论立场和“学院派”的话语习惯，在“解释”和“言说”中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的努力，但这种只具有“解释”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意图，并没有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却使得马克思哲学失去了鲜活的生命活力。从历史上看，西方社会真正传承马克思这种哲学精神的应该有两条线索，一个是第二国际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列宁领导的苏维埃进行的社会革命；另一个是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消亡之后，以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法兰克福学派，以及阿尔都塞、萨特等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社会批判理论和运动。前者是将马克思所确立的哲学原则通过与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来实现对世界的“改变”，但这种对世界的“改变”，是在对马克思的哲学精神简单化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哲学的非知识化与知识论立场的悖论性缠绕，这样，上个世纪出现的斯大林式的对马克思哲学的概念性理解就是历史的必然了。在这条线索中，哲学经过非哲学化的社会革命最后又回到了概念化的哲学。后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在场缺失宣告了这种对马克思哲学概念化理解的意义死亡。对后者而言，马克思的哲学精神与原则更多地体现在建立哲学之外的“社会批判理论”和运动。在他们看来，历史是现实的历史，现实是历史的现实。哲学的意义不在于哲学的概念化表述，而是在介入“生活世界”中，对社会的现实历史进行干预，这也是哲学对世界的“改变”。应该说，当代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和运动与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有所不同，他们实行的是资本对资本的批判。资本对资本的批判表现为非哲学化的经济批判、政治批判、文化批判、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批判。我们从卢卡奇、葛兰西对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从马尔库塞、阿多诺、哈贝马斯对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批判，从詹明信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文化批判，都不难看出哲学在“社会”和“历史”中的消解，在这些不同形式的社会批判中，哲学就从以往的身份构造中解脱了出来，走进历史的哲学就消解了概念性构造的哲学。可以说，概念性哲学的自身消解所带来的是哲学的非哲学化。对这个问题，我们从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向“历史”的指向，德里达对马克思哲学的解构中所蕴含的批判精神，以及阿尔都塞站在现代性之后的语境中对哲学消解的看法和对马克思哲学的“激进解读”等，都可以感受到马克思将哲学引向“历史”之后的哲学非哲学化倾向。阿尔都塞对当代哲学的解读表明了哲学的这种意向。

阿尔都塞在1967年在《为科学家讲的哲学课》中，对哲学在今天的意义和身份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首先，哲学不生产知识，只陈述论点，这些哲学论点就其不能接受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证明和验证而言，都是“独断的命题”。[12]哲学在科学之外，是超越知识论立场的“独断”。其次，哲学论点不能被说成是“真实的”，只能被说成是“正确的”；“真实的”是对“认识”的关系，“正确的”是对实践的关系。“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在哲学中发生的事情，就必须把哲学命题公然宣称的对于充分存在的真理的忠诚抛到一边，同时看到这些命题与它们所干预的世界是以一种迥然不同的关系——正确性的关系——紧密相联的。”[13]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哲学（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等）都是基于这种实践的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经过不断的修正后而得到的，尽管它们表面上是在求助于预先确定的真理和法则。[14]哲学就是要对实践进行干预。其三，哲学不指涉对象（“对象”是“知识论”立场中的要素），只有赌注。哲学超越了知识，屈从于对现实（实践和政治）的依赖关系。 “哲学本身就是它所干预的形势的一部分：它存在于这个形势内部，存在于‘整体’内部，由此看来，哲学不可能对这个形势持有一种外在的、纯思辨的关系或者纯认识的关系，因为它加入到这个集合体当中去了。这表明了，论点没有‘对象’，只有赌注；在论点和那个作为它的赌注的东西之间，不可能有一种‘真理’关系，因而不可能有一种纯认识的关系；相反，这必定是一种实践的关系，一种起修正作用的实践的关系。”[15]

可见，哲学的这种非知识论的立场所招致的就是对以往意义的哲学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消解，导致了哲学在实践的性格和身份中与阶级意义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的联姻。当代西方思想界正是依哲学的这种联姻，在各种形式的社会批判中，使哲学走向了非哲学。这也是马克思所确立的让哲学走进历史和对哲学的消解原则的当代拓展。可以说，从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中，有这样一个从“解释”哲学向“历史”哲学的转向，马克思的哲学引领了这个转向。从“解释”哲学向“历史”的转向是西方哲学思潮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解读马克思哲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2．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张奎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哲学意蕴》，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4期。

6．第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会议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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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使用的“历史学”一词，不是指学术分科意义上的“历史科学”，而是指作为人类精神与思想的一种指向，是指对人类的存在状态与本质的把握，是指对人类具有生命意义的行为进行观照的精神语境。“历史”在这里就有了生命、社会、存在的意义。使用“历史学”的提法，更多的是从叙述技术上方便的考虑。

[②] 在流行的罗素著的《西方哲学史》和梯利著的《西方哲学史》中，介绍马克思哲学的篇幅很小，并且没有给予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以应有的地位。这应该缘于他们的哲学观对哲学历史的不同理解。

[③] 参见孙正聿著：《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9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⑧] 同上。

[⑨] 参见张奎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哲学意蕴》，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35页。

[⑩] 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的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政治经济学视阈作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马克思哲学所以走进历史”文本解读的佐证。

[11] 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

[12]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7页。

[13] 同上，第44页。

[14] 同上，第46页。

近代政治哲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中国语境; 政治哲学; 研究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9-0048-02

1西方政治哲学首要主题:建构政治秩序

西方政治哲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与政治危机相关,它的推动力是建构新的政治秩序:《理想国》是在雅典衰落之后探讨城邦和个人生活的正义,探讨真正理想之城邦的秩序构造;《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进谏佛罗伦萨统治者,以强有力的统治使意大利摆脱外敌入侵、内政混乱的危机局面;《利维坦》写于英国内战,霍布斯试图以强大的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来为英国提供和平;《政府论》则是詹姆斯二世时期国王与议会之间因“排斥法案”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刻,洛克为议会派提供革命性理论资源的努力。可见,政治哲学的进步在于对政治制度的危机和挑战的回应,当制度无法整合政治各种社会力量、以往的价值理念和观念资源无法继续成为大多数人的信念,从而社会失序、混乱丛生、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领域都得不到安宁的时候,往往需要思想家们反思已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进而为重新建构秩序提供思路,也为未来的新制度构建意义。因此,政治哲学思考的首要主题是秩序与和平,使某种范围内作为群体的人类能够和平地生存下去。

中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们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将国家当作为教会和宗教目的服务的机构,从而建构起神学的政治秩序。15至16世纪,从意大利北部地区发端并迅速波及欧洲各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思想被用来反对神学。思想家们开始关注世俗事务,提倡理性和个性自由,反对神性与等级桎梏。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把个人理性当作精神信仰的唯一依据,抽空教会在上帝和信徒之间设置的思想钳制和清规戒律;加尔文在路德思想的基础上主张预定论,肯定个人的努力和现世积极谋取事业成功。经过韦伯的注解,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最为适宜的“伦理精神”。

2西方政治哲学基本倾向:理性、权利与自由

除了建构秩序之外,自古希腊至近代英国的西方政治哲学至少还有以下基本倾向,即理性、正义、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

如上所述,在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大部分时段,思想家们都在追求或运用人类理性的力量。西方政治哲学史是从理性到信仰,又从信仰到理性的过程。古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除了因为他们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最先写出有别于纯粹编年表的历史书,对于政治哲学而言,则是因为他们“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锁所束缚”。这种不为任何枷锁束缚的状态就是理性的状态。柏拉图代表的古典作家认为理性可以被用来发现真实的真理或观念,因此以理性作为政治知识的基础,《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等人在言辞中建立理想城邦即是古希腊人把理性当作政治思考的基础的典范。

虽然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关注的首要的问题是构建社会秩序,但是正是西方政治哲学以人的理性为基础,探讨秩序建构和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从而达成社会正义的一面对中国近代政治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道德所极力强调的正是以等级制度建构的稳定政治秩序,儒家从家庭等级秩序到国家等级秩序的思想对中国政治具有最为强大的支配作用。

3现代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引入:语境中的政治哲学研究

当西方思想进入中国的时候,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它在中国的境遇呈现以下几种特点:

3.1以彻底反传统为开端。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初步认识是以“启蒙”这一关键词为起点的。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启蒙运动的发端。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阵地,把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结为落后的封建文化,主张为了民族生存而割裂民族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来造就全新的中华民族新文化。这与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之后激起的改革呼声和举措都有所不同: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改革是以拯救民族及其文化为宗旨,而新文化运动则在某种强烈刺激之下采取以激进方式拥抱西方文化的态度。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这与以人的理性为基础,高举科学与人权的启蒙价值完全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正如欧洲启蒙时代思想家们力图摆脱古代和中世纪政治哲学中等级和信仰因素一样,中国新文化运动努力做到的正是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划清界限。

3.2以经济自由为第一要义。新文化运动的完全反传统思路在中国“”时期得到夸张而扭曲的附和。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中,无论知识界,还是普通大众,学术思想和人们的思维意识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长期占据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空间之后的大解放中,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最为重大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人应当如何生活”,答案就是中国要走向现代化。16经历了“”带来的物质、精神全面压制之后,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方面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力;但80年代末的休止符被认为是思想过分自由、全盘西化的结果。当学术界热烈的思想争论被中断之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人们的自愿性选择一道(两者的力量均十分强大),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基本国策,将中国推向急速市场经济化进程。工业革命和英国在近代世界帝国的确立使人确信:经济自由的力量堤无穷的。这样的经验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市场经济起到很大的刺激和促进作用。

4当前的重要问题:一种反思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与现代化相关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化”的结果,然而现代化过程中西方理论进入中国的过程所呈现的特点也造成了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些根本性问题。

4.1以彻底反传统作为中国现代化开端的新文化运动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加上“”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再次批判,原本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决定了中国政治模式和人们政治思维乃至生活方式的儒学传统成为僵死的学说。尽管近年来有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学者做出颇有影响的成果,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传统文化已经死了,其仅仅是象牙塔内学院派研究的对象,远不是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标准。

4.2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以全力发展经济为主要方向的政策导向使得经济自由取代政治自由,经济理性取代政治理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政治哲学向经济发展的转向发生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臻于完善、代议制政府已经确立、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的时候;近年来西方实证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中用经济人理性假设研究政府行为问题,也是发生在西方以契约论为基础的责任制政府运行良好的时候。中西方政治发展的时间差导致中国在引入西方理论的时候往往会忽视其中“隐蔽的主题”——对于西方人而言已经没有必要再说出来的真理,常识,或者说,中国尚未遇到西方人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而西方人现在则不必思考中国现在的处境。

4.3意识形态作为学术研究的标准,是国内政治哲学研究另一种潜在的危险。由经济自由取代政治自由、以经济理性研究政治行为的倾向导致一种世俗化倾向,这种世俗化与既定意识形态紧密结合,造就粗俗的所谓政治科学。这种世俗化不追究政治理性,对政治正义和公平也不怎么关心,它仅仅是一系列极端简化的最容易理解但往往与真理并不相关的政治信念。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关注的问题是“善”和“正义”;它对政治具有价值判断,以获取好生活和好社会的知识作为明确的目标。因而政治哲学是具有超越价值的、求“真”的,对于政治的判断使它具有未定之未来。与之相对比,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意识形态而言,“普通百姓都认为它是正确的;哲学家认为它是错误的;政治家们则认为它是有用的。”Ⅲ意识形态则具有明确方向性、自我封闭性,“强势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自我封闭性,它往往与现代知识隔绝,甚至与常识隔绝。

5结语

近代政治哲学范文第9篇

一、马克思对法的形而上学一般哲学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对近代法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的第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法和国家，而不是法和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法和政治国家的基础；法和政治国家的本质必须从“本质的矛盾”即“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1]来说明。也就是说，法的形而上学的秘密和实质必须在市民社会本身的自我分裂中才能得到解释和说明，对法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也必须在市民社会中，在现实的矛盾中才能得到落实。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法哲学批判，就是这方面工作的继续和展开。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法的形而上学进行了进一步的批判。他不仅得出了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而且在对市民社会进行初步哲学分析的基础上，看到了政治解放及其所确立的法、人权的局限性，进而找到了无产阶级作为克服市民社会的异化状态，克服人权与公民权的对立状态，实现人类解放的承担者。马克思在这一时期还是在一般的法哲学批判范围内进行的，但毕竟是他所实现的对法的形而上学的第一次清算，并且为以后在社会存在理论意义上对法的形而上学基础的颠覆确定了基本的方向。尤其是马克思通过这个时期的法哲学批判，得出了“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2]的结论，为马克思进一步批判法的形而上学指明了方向。

二、马克思对法的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化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相互联系的三个层面阐明了自己对现代法权的辩证态度，即从异化劳动揭示了私有财产和现代法权的本质；从“法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3]的观点揭示了现代法权的起源和发展规律；从共产主义的立足点阐明了现代法权的辩证意义。马克思此时的众多表达还是抽象的，并且仍未从总体上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但是，马克思毕竟开始了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开始了对法的形而上学基础和现代法权之本质的深层次批判，基本方向更加正确了。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法的形而上学批判主要成果是：通过对鲍威尔的批判，马克思得出了“历史的发源地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的重要论断，并且第一次提出了生产方式的概念。由此出发，马克思再次批判了鲍威尔在犹太人解放问题上的错误看法，进一步分析了国家、法与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对“普遍人权”或“天赋人权”观进行了较系统的批判，并把这种批判与对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了。《手稿》和《神圣家族》的成果的取得，标志着马克思对法的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化，它们距对整个法的形而上学基础的颠覆只有一步之遥了。

三、马克思对法的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继续推进着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并且以“感性的活动”或“实践”原则为基础，创立了社会存在理论和新世界观即“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既标志着马克思与一切旧哲学的决裂，又意味着马克思对法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已趋于完成。后来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对法的形而上学的批判都是在这一基础上的深化和补充。建立在“感性的活动”或“实践”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存在理论是马克思彻底颠覆法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根据。

就马克思法的形而上学批判而言，建立在“感性的活动”或“实践”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存在理论，至少可以从以下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得到说明，即现实的个人、生产劳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现实的个人的社会关系，感性活动的主体之矛盾的客观实现过程即历史。具体说来：

1．立足于“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马克思阐述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法权关系。“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决定法、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原理。这就是说，马克思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中揭示了现代法权的现实的世俗的基础，彻底颠覆了法的形而上学基础，完成了对现代法权的本质及其历史的揭示任务。

2．立足于对法的现实的世俗的基础分析，马克思批判了近代法哲学在法权基础问题上的错误看法，尤其是批判了施蒂纳等人的“意志是法的基础”的唯心主义观点，从而与一切近代法哲学划清了界限。

3．立足于对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尤其是私有制关系的分析，揭示了法和国家与所有制形式的关系，揭示了现代法权的本质、起源和发展规律。

4．立足于对“分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和作为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法的形而上学或法学家的幻想的全部秘密。

5．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的立场上，进一步分析了现代法权的本质及其历史，现代法权成了被扬弃的对象。这既意味着马克思完全超出了现代法权体系的狭隘眼界，划清了与近代法的形而上学之间的界限，又表明了马克思对待近代法哲学的总体批判态度。

6．在对共产主义的实际前提和基础的论证以及对现代法权走向消亡所需要的现实基础和具体条件的分析中，表明了马克思对待现代法权的辨证态度，从而与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之间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法哲学批判理论及其对现代法权所进行的批判，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讲，只有正确理解马克思法的形而上学批判理论，划定马克思的法哲学与近代法的形而上学之间，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原则界限，才能真正克服马克思的法哲学被“遮蔽”的历史命运。从实践意义上讲，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建构社会主义自由、平等等法权体系的要求已经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法权尤其是现代法权的本质及其历史。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我国过分忽视了法权体系的发展问题，从而导致了压抑人自由和权利的极端，那么，我们现在也应该避免另外一个极端，即离开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基础而抽象地谈论法权的极端，而要避免这些极端，就必须认清法的本质及其历史，而如何认清法的本质及其历史，正是马克思法哲学批判理论中的重要内容。此外，在我国现阶段的自由、民主、平等等法权体系的建构中，还有一个如何立足于中国国情而对近代市民社会形成的现代法权体系采取吸纳和超越的双重任务，而这个任务说到底也取决于我们能否从理论上科学地阐明马克思法的形而上学批判理论。

摘要：近代法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法的形而上学。马克思的法哲学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始终着力于对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在颠覆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建构了在“感性活动”原则基础上社会存在理论。

关键词：近代法哲学；马克思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5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近代政治哲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自由;正义;中国语境

一、西方政治哲学首要主题:建构政治秩序

西方政治哲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与政治危机相关,它的推动力是建构新的政治秩序:《理想国》是在雅典衰落之后探讨城邦和个人生活的正义,探讨真正理想之城邦的秩序构造;《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进谏佛罗伦萨统治者,以强有力的统治使意大利摆脱外敌入侵、内政混乱的危机局面;《利维坦》写于英国内战,霍布斯试图以强大的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来为英国提供和平;《政府论》则是詹姆斯二世时期国王与议会之间因“排斥法案”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刻,洛克为议会派提供革命性理论资源的努力。可见,政治哲学的进步在于对政治制度的危机和挑战的回应,当制度无法整合政治各种社会力量、以往的价值理念和观念资源无法继续成为大多数人的信念,从而社会失序、混乱丛生、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领域都得不到安宁的时候,往往需要思想家们反思已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进而为重新建构秩序提供思路,也为未来的新制度构建意义。因此,政治哲学思考的首要主题是秩序与和平,使某种范围内作为群体的人类能够和平地生存下去。

中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们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将国家当作为教会和宗教目的服务的机构,从而建构起神学的政治秩序。15至16世纪,从意大利北部地区发端并迅速波及欧洲各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思想被用来反对神学。思想家们开始关注世俗事务,提倡理性和个性自由,反对神性与等级桎梏。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把个人理性当作精神信仰的唯一依据,抽空教会在上帝和信徒之间设置的思想钳制和清规戒律;加尔文在路德思想的基础上主张预定论,肯定个人的努力和现世积极谋取事业成功。经过韦伯的注解,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最为适宜的“伦理精神”。

如果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所面对的仍旧是宗教问题或者世俗与宗教之间关系问题,那么经过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努力,政治哲学终于有了近代化的转型。马基雅维里完全把政治当作政治,将宗教和道德因素排除于政治考量之外的做法,将政治从中世纪封建神学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从此政治开始“就事论事”,马基雅维里因此被称为“从中世纪到现代转型的化身”。他关心的是如何使意大利摆脱外忧内患的混乱状态,也就是建构新秩序的问题。在《币0维坦》中,霍布斯从现代的、唯物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人性观出发,把自然状态设定为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时期,这一自然状态与道德无关,与宗教无关;人人自由、平等,每个人都拥有自我保存和追求自然欲望满足的权利,面对死亡的恐惧和威胁,每个人也都拥有“用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承认人的平等,人人有追求自我保全和其他欲望的满足的权利,人关于善恶看法不依赖于客观的秩序和法则,而是依赖于个体的主观好恶。人的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另一方面又唤起对死亡的恐惧,人们在这一激情的引导之下发现自然法的戒律,并通过互相放弃人统治人的权利,建立国家,服从国家的意志和国家之代表——者的统治,获得和平与防卫,享受臣民的自由。这样,霍布斯从个人主义原则出发推导出建构国家秩序的政治哲学。

二、西方政治哲学基本倾向:理性、权利与自由

除了建构秩序之外,自古希腊至近代英国的西方政治哲学至少还有以下基本倾向,即理性、正义、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

如上所述,在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大部分时段,思想家们都在追求或运用人类理性的力量。西方政治哲学史是从理性到信仰,又从信仰到理性的过程。古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除了因为他们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最先写出有别于纯粹编年表的历史书,对于政治哲学而言,则是因为他们“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锁所束缚”。这种不为任何枷锁束缚的状态就是理性的状态。柏拉图代表的古典作家认为理性可以被用来发现真实的真理或观念,因此以理性作为政治知识的基础,《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等人在言辞中建立理想城邦即是古希腊人把理性当作政治思考的基础的典范。

如果说古希腊人“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目的”是人类理性初露光芒,那么政治哲学近代化过程中逐步摆脱和等级制道德观影响、从而将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护与保障作为政治哲学首要目标,则是人类理性的最终胜利,这一过程通过启蒙运动得以永久性地确定下来。启蒙运动具有不同的思想派别,这些不同派别共同拥有的观念就是,“启蒙运动思想家们都信仰人类理性的力量。人类可以通过这种力量来理解自身及其环境的真正本质。从根本上说,启蒙时期的理论框架是积极乐观的,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康德谈到“什么是启蒙”的时候,认为启蒙是“一个把我们从‘不成熟’状态释放出来的过程”。所谓‘不成熟’,指的是一种我们的意志的特定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在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接受别人的权威”,或者换句话说,“不成熟状态”指的是“不要想,只是服从命令”,这是在军事规范、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中通常使用的形式。启蒙思想家们相信,人类凭借自己的理性,可以摆脱这种不成熟状态,不再接受他人的权威,“想”或者说人类理性的思考赋予人独立自主的精神。

与启蒙紧密相关的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因为人类的进步以体现和保障人类自由和个人权利作为评判标准。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启蒙运动把这一时期的政治哲学与注重秩序和等级的古代和中世纪政治哲学截然分开,与个人理性一样,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成为近代政治哲学最重要的特点。

当拥有个人自由和权利不可侵犯的政治哲学信条的人们进入政治领域的时候,政府对于他们而言虽然必不可少,但仅仅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公民间正义的。要言之,政府存在的目的是对外维持独立与安全,对内维持秩序;而历经启蒙之后的近代社会,维持秩序不再能够以“不成熟状态时”每个人都“不要想,只是服从命令”的方式达成,再也不能以任何外在于个人的等级秩序或宗教秩序为基础从而达成社会稳定。在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不可侵犯的前提下,政府的统治必须拥有合法性基础,也就是说,启蒙时代之后政治社会中的人们一定会追问“凭什么你统治我”的问题,这是正义问题的一个方面。由此引申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公平问题。事实上不仅仅在启蒙时代之后,自古希腊时代开始的西方政治哲学即以探讨正义问题为首要要义。《理想国》即以苏格拉底等人探讨“什么是正义的生活”开篇,为了探讨个人正义,柏拉图在言辞中建构了理想城邦,探讨了“什么是正义的城邦”——这一做法与古典哲学家整体主义价值观相符,即城邦就是大写的人。中世纪政治哲学家也在探讨什么是正义,只不过一切均以《圣经》和基督教教义为基础。近代政治哲学对正义的探讨以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为基础,它所关注的问题与此前一切时代均有不同。

虽然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关注的首要的问题是构建社会秩序,但是正是西方政治哲学以人的理性为基础,探讨秩序建构和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从而达成社会正义的一面对中国近代政治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道德所极力强调的正是以等级制度建构的稳定政治秩序,儒家从家庭等级秩序到国家等级秩序的思想对 中国政治具有最为强大的支配作用。

三、现代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引入:语境中的政治哲学研究

当西方思想进入中国的时候,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它在中国的境遇呈现以下几种特点:

1 以彻底反传统为开端。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初步认识是以“启蒙”这一关键词为起点的。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启蒙运动的发端。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阵地,把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结为落后的封建文化,主张为了民族生存而割裂民族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来造就全新的中华民族新文化。这与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之后激起的改革呼声和举措都有所不同: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改革是以拯救民族及其文化为宗旨,而新文化运动则在某种强烈刺激之下采取以激进方式拥抱西方文化的态度。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这与以人的理性为基础,高举科学与人权的启蒙价值完全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正如欧洲启蒙时代思想家们力图摆脱古代和中世纪政治哲学中等级和信仰因素一样,中国新文化运动努力做到的正是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划清界限。

2 以经济自由为第一要义。新文化运动的完全反传统思路在中国“”时期得到夸张而扭曲的附和。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中,无论知识界,还是普通大众,学术思想和人们的思维意识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长期占据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空间之后的大解放中,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最为重大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人应当如何生活”,答案就是中国要走向现代化。16经历了“”带来的物质、精神全面压制之后,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方面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力;但80年代末的休止符被认为是思想过分自由、全盘西化的结果。当学术界热烈的思想争论被中断之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人们的自愿性选择一道(两者的力量均十分强大),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基本国策,将中国推向急速市场经济化进程。工业革命和英国在近代世界帝国的确立使人确信:经济自由的力量堤无穷的。这样的经验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市场经济起到很大的刺激和促进作用。

3 对“西化”的批判。与西方政治哲学不断被引入中国相对,近年来思想界开始对“西化”进行反思和批判,或认为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弃实为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新形式;或认为中国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能够为中国现代化提供适当的思想和理论资源,而且能够使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避免西方过分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失序、社会价值和个人归属感淡漠等弊端,近年来对新儒学研究的急剧增加正说明了这一点。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将威权主义政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带来的成功的现代化为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的可能结合提供了有力证据。

四、当前的重要问题:一种反思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与现代化相关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化”的结果,然而现代化过程中西方理论进入中国的过程所呈现的特点也造成了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些根本性问题。

1 以彻底反传统作为中国现代化开端的新文化运动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加上“”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再次批判,原本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决定了中国政治模式和人们政治思维乃至生活方式的儒学传统成为僵死的学说。尽管近年来有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学者做出颇有影响的成果,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传统文化已经死了,其仅仅是象牙塔内学院派研究的对象,远不是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标准。

2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以全力发展经济为主要方向的政策导向使得经济自由取代政治自由,经济理性取代政治理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政治哲学向经济发展的转向发生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臻于完善、代议制政府已经确立、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的时候;近年来西方实证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中用经济人理性假设研究政府行为问题,也是发生在西方以契约论为基础的责任制政府运行良好的时候。中西方政治发展的时间差导致中国在引入西方理论的时候往往会忽视其中“隐蔽的主题”——对于西方人而言已经没有必要再说出来的真理,常识,或者说,中国尚未遇到西方人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而西方人现在则不必思考中国现在的处境。

3 经济自由取代政治自由、经济理性取代政治理性一方面使中国政治缺失了理性的指导,另一方面使经济堕入与权贵相结合的境地,形成独特的权贵资本家阶层。由于没有对政治正义的认真考量,导致政府官员的制度性腐败问题成为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由于政治未能为经济提供公平竞争的良好运行的市场竞争环境,从而也导致中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有学者警告说中国已然成为“两个中国”,一个穷的国,一个富的国;而极力强化经济导向的政策和将这一政策合理化的意识形态则致使精英阶层安于现状,更有甚者为现状辩护。精英与“草根”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乃至精英与草根的对立成为最显着的社会景观。

4 用意识形态作为学术研究的标准,是国内政治哲学研究另一种潜在的危险。由经济自由取代政治自由、以经济理性研究政治行为的倾向导致一种世俗化倾向,这种世俗化与既定意识形态紧密结合,造就粗俗的所谓政治科学。这种世俗化不追究政治理性,对政治正义和公平也不怎么关心,它仅仅是一系列极端简化的最容易理解但往往与真理并不相关的政治信念。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关注的问题是“善”和“正义”;它对政治具有价值判断,以获取好生活和好社会的知识作为明确的目标。因而政治哲学是具有超越价值的、求“真”的,对于政治的判断使它具有未定之未来。与之相对比,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意识形态而言,“普通百姓都认为它是正确的;哲学家认为它是错误的;政治家们则认为它是有用的。”Ⅲ意识形态则具有明确方向性、自我封闭性,“强势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自我封闭性,它往往与现代知识隔绝,甚至与常识隔绝。

结语

近代中国以积贫积弱、寻求富强的姿态开始了现代化的过程。这个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以西方已经成功的国家为样板,从而先后引入了西方的器物、制度和思想。正如西方政治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展都是应对重大社会和政治危机的结果一样,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体现了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一种具有超越价值的忧虑和反思。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政治压力转为生存压力;思想过分自由带来的经济压力也被转化为生存压力。这一双重压力的结果是,一方面,思想界彻底的“启蒙”使中国失去了自身政治和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中国从工业化到城市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过分强大的经济压力迫使政治丧失了反思和理性化的时机。

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切实担当起对中国问题“敏锐的现实感和深刻的超越性思考”,在建构政治秩序的同时,担当起探讨何谓善的政治、好的生活这一自古希腊以来政治哲学的应有目标,担当起使西方政治哲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相辅相成、完美结合的伟大使命,促进政治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这一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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