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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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论文

近代史论文范文第1篇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传统工业方面,罗丽馨《明代官办造船业》除了对船厂设置、船只物料、造船匠户、各船的修造与船式等项的补述钜细靡遗之外,并析论官办造船业与民间造船业之间的兴替现象,实与海禁和防卫政策的转变有关。明初实行海禁及积极的海上防卫时,官办造船业兴隆,战船建造占相当大的比例,民间的造船业只能受限于建造内河航行的小商船。明中期以后,海禁稍驰且防卫导向转为北方内陆,再加上劳力不足、物料缺乏及管理不当等船政流弊,官办造船业渐行没落,民间造船业则加速发展,海运大船增加。(注:《大陆杂志》88.1(1994.1):25-44、88.2(1994.2):28-44。)近代新式工业方面,陈慈玉一系列以东北、山西、山东各地区日本对华煤矿投资为主题的论文,讨论日本自投资汉阳铁厂以来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对华的侵略,日本政府及其财阀在各阶段的互动关系及投资特征。目前研究日本对华投资者,以工矿业部门为主的研究多偏重汉治萍公司,对于其他企业少有发抒,因此陈慈玉近年各篇矿业的研究论文值得重视。著者认为,抚顺煤矿的前中期成长阶段,属于日本对华矿业投资的萌芽期(1904-1925)特征,即国家主导型的资本输出。这是由于抚顺煤矿为满铁所经营,而满铁即是此期日本国家资金输出的两个重心之一(另一为汉治萍公司),形同"国策公司"。抚顺煤矿产品先是内销东北地区,再而输出日本本国,继而转向开展中国本部及东南亚市场。在1920年代,抚顺煤矿扮演日本工业化资源的重要补给站的角色,配合满铁带有"国策"性质的发展导向,实即类似"输出原料和资源给母国,自母国进口工业产品和资本"的殖民地典型。(注:陈慈玉:《抚顺煤矿的发展,1907-193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6(1996.12):133-177:《抚顺煤矿工人》,《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605-627。)

近代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学生视角 学术视角 历史学

一、选题

选题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问题意识”,即一篇论文首先需要让人家看懂是说了一件什么事情,是有新的发现,还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仅仅“炒冷饭”;是做了一堆资料整理还是有明确的史论结合;是一篇空泛的论述,还是有丰富坚实史料支撑的真知灼见。近年来,学界文章关注点开始转向微观层面,研究一个地方、一个人的文章大量出现,并且随着地方档案文件的开放,使得这一研究成为了可能。越来越多的个案研究开始向之前的宏观研究发起了挑战,之前认为理所当然的结论,现在被各地的个案研究分解地七零八落,于是开始了争论,有争论就有新发现,这无疑是进步的。随着大量微观史料的研究,在选题上则会更看重小角度的选题结构,尤其在史学角度,选取一个大角度的课题未免限于空泛,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在往小处着眼,希望以小见大,从微观层面构建历史的复杂性,使学术建立在扎实的根基上,这当然是很好的研究思路。

二、材料及其引用

支撑一篇文章的主体无疑是大量丰富的材料,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先有“史”才能有“论”。就中国近现代史来看,地方档案资料的查找是最多的,也是当下应用最广的。同学都有去档案馆找资料的经历,一篇文章也主要是靠这些资料支撑起来。诚然,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原料与基石,整理历史资料是一项默默无闻的智力劳动,异常艰苦,它本身就属于历史研究活动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也是史学训练的一项重要方式。

除了自己的资料外,文章中必然要用到其他学者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引文和注释。这在引用的时候要尽可能注明资料出处,以免抄袭之嫌。学者郭世佑就此总结出注明引文出处的好处:

第一,能表明作者的诚实,可以避免抄袭之嫌。

第二,能表明作者的自信,敢于接受关于资料出处查证的约束,可以确保资料的可信度。

第三,有助于传播重要资料与学术思想,增加知识含量,维护知识产权。

第四,可望帮助论者在较高的学术起点上行走,凸显问题意识,排除重复性劳动的可能。

第五,可望约束论者的研究与叙述过程,摒弃学术懒汉思想,随时提醒论者朝创新的目标努力。

第六,可望引导初学者去查找有效资料和思考问题,避免走弯路。

第七,有助于准确地反映学术成果的转载率,支持国际化学术评价标准的确立,为淡化人为的和成本昂贵的官方学术评价而有所贡献。

联系到当下环境中,学生文章中的注释引用往往漏洞百出,不规范的现象层出不穷。经常将别人的结论或材料直接拿来用,这实际上属于不够诚实的抄袭或剽窃行为,没有做到学术研究的严谨客观。

三、文章论证

史学论著必须兼具论证与论据,不可能只有史料,史料需要我们自己的解读与论证。在论证和解读时,老师们不止一次地提醒,尤其是解读近代史资料,不要被档案资料的感情倾向所限制,必须跳出材料的窠臼客观解读。对我们来说,往往陷入有意无意、不自觉地跟随了档案中的主观倾向。如把清朝称作“满清”、把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的武装响应称作“光复”,把近代来华的外国人全都称之为“帝国主义”或“西方列强”等,从学术角度看,这些都是带有感彩的用语,在历史研究这样客观的学术语境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使用中既要分清材料的意图,又要在自己应用时保持客观。

史论结合,每篇文章的作者都希望从文章中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而近代史问题庞杂,史料众多,短短一百多年的历史几乎都被研究遍了,许多问题和结论都是研究过好多次了,就我们学生来说,一些论点并不是越新奇越好。但同样是写论文研究一件事情,随着时代的发展、材料的增多,结论必定会逐渐深入,我们在论证时就必须了解有关此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在他们的基础上我们能做出哪些不一样的结论,看到哪些他们没有看到的问题。尤其在当下学术氛围相对宽松的条件下,结合时代特点,根据材料阐发自己的观点,或重新对已有的争论进行研究,都会有新的结论和定论源源不断地出现。

近代史研究中,档案的利用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档案的获得和解读,就成为相关学术研究必须重视的关键。可喜的是,最近以来,地方档案的不断开放,一大批学者和相关研究人员的孜孜不倦地收集,近代史档案的整理和解读工作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关注点也从之前的政治史、经济史扩大到地方史、社会史等具体领域,近现代史呈现出不同地方的不同特点。具体来看,就是从一个政策、决定如何在基层地方的运行,到地方老百姓如何看待等具体而微的历史层面。除了运用地方档案外,还经常实地走访并做口述,将人们的记忆唤醒,以此作为档案的补充部分,尽最大努力还原几十年前的历史。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如口述资料的主观性、档案资料的不全面等)存在。

在近代史史观上,最容易出现的莫过于有关近代史研究中的“民族情结”。一部中国近代史夹杂着太多的屈辱和遗憾,作为中国人治中国史,常常在叙述中流露出自己带有“后见之明”的感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客观而滑向主观判断。近代史领域资料繁多,而且一年比一年多,其方方面面都在经受发掘研究,逐渐变得清晰。对我们而言,整体地把握历史显得力有不逮,最有效的还是从手头做起,细致整理和研究,做实每一步,为之后的深入研究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近代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四环节教学法;中国近代史;教学改革

中国近代史课程是高校历史教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但面对于目前的社会变革,放眼今后的人才需求,该课程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显得陈旧。所以,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近代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者们开始着手对这门课程进行改革,并在实践中做了探索,把传授知识、提高能力、培养品德作为中国近代史教学改革的出发点。笔者认为中国近代史教学改革应遵循四环节教学法,从教学中的四个重要环节入手,进行彻底深入的改革,使历史学本科生真正从一味接受知识转向研究型的学习状态,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所谓四环节教学法即教学以“阅读―讲授―讨论―写作”四个环节为基本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教学的核心目的,一改传统的单向灌输式教学法,注重运用多元化教学理论,因材施教。突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恰当处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关系,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潜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学生的能力。而学生能力包括摄取知识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运用知识能力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培养学生摄取知识是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基础;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则是培养学生摄取知识能力的最终目的;独立思考能力是摄取知识能力向运用知识能力过渡的一个更高层次的能力,也是一个关键的层次,不注重这个能力的培养,学生学习则是原地跑步,难以见效,而在培养这三种能力的过程中,应贯穿一根主线,即创新教育。故应将“阅读―讲授―讨论―写作”四环节教学与提高学生的“读―思―讲―写”能力紧密结合,努力培养出研究型的历史学本科生。拙文拟从四环节教学过程深入分析中国近代史教学改革中的一些具体做法与成效。

一、阅读环节――摄取知识能力的培养

阅读环节即是本科生所应具备的基本学习能力之一。阅读环节旨在激发学生的读书兴趣,培养学生的读书习惯,形成好读书、读好书的氛围,培养学生浓厚的读书兴趣和较强的自学能力。摄取知识能力的重要方面是自学能力。自学能力是进行各科学习和走向社会后学习别人的经验所不可缺的基本能力。所以应高度重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即做到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不同于传统学习方式的重要特点是其具有自主性、探究性、开放性、实践性、综合性,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学习的时间、空间和内容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学习者地位的变化。学习者由传统教学中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了主动的探求者。学习成为积极的有意义的过程。而这恰恰是符合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因为从学生生理心理特点来看,学生有探究和创造的潜能,研究性学习本身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动机和强烈的求知欲,而且由于研究性学习过程依赖于学生主体的信息加工,因而研究性学习重视运用科学的认知方式和策略,尊重学生学习的认知规律,把学生当成学习的主人,更重要的是研究性学习不仅在于获得问题解决的结果,更注重学习创造性以及主体性人格培养,而这才是研究性学习的主要目的,所以研究性学习真正体现了主体性的主旨。

在阅读环节中,具体应该做到:一是向学生介绍阅读书目,其中强调必读书目。在“导言”部分讲授“中国近代史文献资料介绍”。在讲授每个专题前,围绕所讲问题给学生介绍参考书目与论文,便于学生有目的地阅读书籍和了解学术动态;二是要求学生在一段时间范围内读一本专业书。要求学生到校图书馆借一本专业书,再由学习委员把学生借阅的书目汇总,教师根据书目随时与学生沟通交流,以达到了解掌握学生的阅读情况。学生在阅读之后,还应写读后感,以保证自学质量;三是要求学生读专业学术论文,并做好读书笔记,以便更好地了解某些问题的学术动态。在讲到近代史上的每一章或某一大问题时,应该提前告知学生去查阅与搜集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与学术动态。然后在课堂上将主动权交给学生,即让学生介绍研究成果与动态。比如在学习“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一章时,可将内容归结为几个专题,并让学生查阅总结研究成果与动态,像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政权性质、评论《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或者作对洪秀全、杨秀清等历史人物的述评等。在讲之前先请学生对这些问题进行综述,并将发言者给予评价分析,侧重于鼓励性的评价,并将其观点记录在案,作为讨论成绩记入成绩册,使学生重视这一重要的步骤。做到把学生的主体性贯彻到研究性学习的每一个环节中,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使之通过阅读环节的学习进行自主探究,真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进一步从学习型向研究型学习发展转变。

二、讲授环节――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更新

无论是传统教学模式还是教学改革后的中国近代史教学,讲授环节都是至关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讲授环节旨在传授课程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以及专业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培养学生对专业的研究兴趣与能力。在讲授环节中,应注重以下两个方面的改进与更新。

(一)调整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内容。调整教学内容应该把握两个标准,一是能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二是与中学历史知识的衔接,避免与课本内容的重复。在这两个标准下整合原有的课程内容。“近代的历史,既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1)根据这两条线索,可将课程内容进行整合,列为两大专题:一是“资本主义侵华史”;二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斗争史”。前者包括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后者包括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等。这样就把分散在各章的纷繁复杂的内容集中起来讲授,从而使学生对这两大问题有整体印象和全面认识。

除此以外,还可采用若干专题的形式来调整教学内容。如可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列为近代政治与外交、近代经济、近代文化与社会等专题来做讨论与讲授的题材。近代政治有清末新政、晚清政治体制的变化、民国政治体制的创建等;近代外交包括新型的外交格局的形成、租界、华侨等问题;近代经济包括洋务运动、近代民族工业、近代农业等;近代文化侧重讲“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等内容;近代社会主要讲社会变迁、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等。上述内容,既是对课本中分散在各章节中的相关内容的整合,又是对以上内容的提炼与深化。

(二)改进中国近代史的教学方法。合理的教学内容必须仰仗于科学的教学方法,才能使教学内容真正转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在教与学这一互动的教育活动中,首先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而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充分发挥,就必须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创造性地进行教学,这既是向学生传授知识的需要,也是培养学生能力的要求。所以,是课程改革的关键。笔者认为更新教学方法应把握以下三点:

1.更新教育观念,树立创新教育意识。长期以来形成的“专才教育观”、“知识质量观”以及单纯传授知识的教学观等,难以全面适应素质教育和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需要。教师应扬弃传统教育观念,树立创新教育意识。历史学科实施创新教育,有其自身特殊的学科优势。历史学陈述的是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演进过程,这种演进教程的每一个阶梯都包含着不同质的量的创新。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创新史。近代史教材中可供挖掘的创新教育素材很多,例如一批批仁人志士不停地介绍西方新理论、学习西方新技术、引进西方新制度,这些内容对学生创新个性品质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他们自强不息、不断求新的精神,也会转化为学生的创新动力。

2.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营造宽松的课堂氛围。与欧美等国家的学校相比,我国传统教学风格是程式化、刻板化的,强调教师教学要“忠于教材”。因此,教师不敢把有争议的问题拿到学生面前,也不将史学研究新观点、新成果介绍给学生,久而久之,养成学生唯书、唯师的心态,不敢怀疑传统、不敢怀疑书本,不敢挑战权威。这种教学模式无疑难以培养出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的新型人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要求面向全体学生营造生动活泼、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和自主探索、大胆创新的心理氛围。

3.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做到因材施教。笔者认为用以下两种方法来设计教学内容、组织课堂教学较为合理适用。一是重点问题专题式讲授法。历史学科的内容不象哲学那样具体、抽象,也不像数理化那样有许多概念、原理,而历史教材是用平实的语言叙述的,丰富生动而易于理解。鉴此,中学课本中已经讲过的内容尽可能不要重复,尤其对一些事件过程的描述,让学生自己阅读、消化,而将教学重点放在讲述新增内容和重点问题上,如在讲授两次鸦片战争时,重点分析了鸦片战争的失败原因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讲述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时,着重讲授维新派的群体特征和维新变法理论。对某些问题还打破了课本章节的顺序,作专题式讲授,如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课本中一般在“洋务运动”一章讲,但由于民族资本19世纪70年代出现后,就与近代史同步发展,可以把民族资本的产生、发展及特点一次性完整地介绍给学生。重点问题专题讲授的方式有助于学生对问题的整体把握和深入了解。二是争议问题学术式讲授法。中国近代史有争议的问题颇多,研究也空前活跃,近些年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在设计讲授内容时,及时把这些学术信息带到课堂,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予以介绍。在讲授第一讲“导言”时,专题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包括研究的重点问题与研究的领域、新课题;在讲授“太平天国”时,介绍史学界对杨秀清、李秀成等人评价的观点;在讲授义和团运动时,介绍学术界关于义和团运动性质和对扶清灭洋口号的评价的观点。这种学术式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讨论环节――独立思考与表达能力的培养

讨论是课堂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旨在训练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交流沟通的能力和合作学习的能力。在学生获得和驾驭知识的各种能力中,其核心部分是独立思考与表达能力。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如果学生只是刻板地按照教材内容和教师讲授去进行思考,缺乏任何创新意识。那么,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思维的依赖性和懒惰性,必将导致思维的死板与僵化,正如古人说的“尽信书,弗如不读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应侧重于以下三方面:一是采用设疑式教学法。在课堂教学时,从教材中发掘出有一定思考价值的内容,将其转化为问题情景。如在讲述“辛亥革命”时,引导学生思考“袁世凯窃权与孙中山让位的原因”;在讲授“北洋军阀统治”时,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趋向”,这些问题既像子课本,又超越课本,引发了学生求知的欲望与动机,培养了学生勤思、善思的学习习惯和质疑与创新的意识。二是采用启发式教学法。孔子说“不愤不启,不徘不发”,对于某些重要问题让学生先思考、先发言,待到学生都开动脑筋了,再讲述总结。如在学习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历史事件――天京变乱时,应将重点放在分析天京变乱的原因上,鼓励学生思考发言,相互争论,再抓住时机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做,既激发了学生思维也活跃了课堂气氛,能够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三是采用参与式教学法。尽可能地让学生参与教学活动,能让学生解答的问题尽量由学生解答。有些问题则让学生在课堂上讲授,如“边疆危机”等问题可提前告诉学生准备后让学生自己走上讲台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上台讲授,发表自己的见解,锻炼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

四、写作环节――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

写作环节是教学环节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阅读、讲授、讨论三环节的总结、延伸与拓展,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理论完成论文的写作,旨在检验前三环节的效果。学生在平时听课和读书的时候往往会突发奇想,产生一些“灵感”,而这种冲动往往因事过境迁而消逝。学生应该做大量的读书笔记,讨论笔记,而后在此基础上厚积而薄发,写出历史论文来。读书笔记可以是大段的摘抄,也可是对某一资料、某一观点有感而发的三言两语,讨论笔记是对某一问题讨论范围、方面、观点等的梳理和概括。历史论文内容不限,字数不限,多篇不限,只要逻辑性强,有理有据,知识丰富,观点明确就好,那些见解独特,论证合理,资料新颖的就更佳。通过写作锻炼了学生对资料的搜集、概括、归类、加工等能力,以及撰写论文的书面语言表述能力。通过考察学生书写的各类资料,其中不乏令人激动的东西,这就证明无论是在知识意义的构建上还是思想、人格、心理的塑造上,学生都在不断地走向成熟。历史知识的运用对大学生来讲主要表现在史学论文的写作,而写作离不开创造思维。这种思维突破了原有的知识框架与技术水平,开拓了学生认识的新领域和新视野,是原有知识和技能的重组和提高。所以中国近代史课程的写作环节一般侧重于论文的撰写。在这一环节中,教师先将史学论文的基本方法进行讲析,并帮助学生选题,学生针对作业题目广泛收集、精心处理相关资料与该问题在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与动态,从而培养了学生探索和开辟新领域的能力。为了避免学生因为懒惰等原因而随意抄袭他人作品,教师应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比如可以采取对学生所写论文进行答辩等形式来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这种答辩形式还可以提高学生分析与总结问题的能力。在评价机制中,可将答辩作为论文写作成绩的一部分记入总成绩。

总而言之,基于对中国近代史特点的认识,在教学中应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国近代史这笔财富,抓住历史问题亮点、热点、转折点,阐明论透,尝试构建起一套能伸展个性,供多样性选择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教学方法上采用“多读、精讲、勤论、及时写”为主的开放型教学方法。所以,教师应该转变观念,认识到自己已不是课堂教学的唯一主角,教师讲解也不再是教学活动的唯一主旋律。改变传统教学中只注重教师主导作用而漠视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的单一教学摸式,强化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意识,多给予他们参与实践的机会,让他们的潜力得到发挥和强化,变教学活动的教师“独奏曲”为教、学合作互动的“交响曲”。这一方法实施的前提保障无论对教师还是对学生而言就是多读多想,这是获取大量知识和信息的手段。教师的精讲、师生的讨论是对知识的辩析和深入;写成文是对知识的归纳和升华。所以,将“阅读―讲授―讨论―写作”四环节教学的具体做法与提高学生的“读―思―讲―写”能力的基本目标紧密结合,努力培养出研究型的历史学本科生,真正意义上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注释:

(1)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页。

作者简介:马艾(1976-)女,回,宁夏灵武人,博士,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近代史论文范文第4篇

但台湾学界更为关注的是近现代中日关系史,这对于大陆学界也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关于近现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学界有他们的优势,因为政府逃到台湾以后,把几乎所有的外交档案都带走了,比如清末总理衙门、北洋政府、政府外交部的档案,都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门有一个档案馆,保存这些档案,此前他们也整理甚至出版过好多部近代中日关系的史料。以至于大陆学界研究近现代中日关系,用的基本是台湾资料。我这次到近代史所档案馆,专门看了他们从外交部接收的一批国民政府时期的外交部档案,从1927年开始,一直到1972年,关于中日关系的档案非常多,这对于研究国民政府时期以及战后的台日关系,都非常重要。除了近代史所档案馆以外,在“国史馆”的国民政府档案中,也专门有外交部的档案,可以公开利用。由于台湾开放了1949年以后的这批外交档案,最近一些年轻学者在研究1950年代、60年代以及70年代的日台关系,这方面成果非常多。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是研究近现代中日关系的重镇。老一代专家黄福庆长期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林明德一直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这两位老先生退休多年了,去年刚刚获得日本天皇的文化奖,也是日本人对于他们研究的肯定。黄自进先生专门组织一个“研究群”,主要围绕档案和日记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已经开过好几次学术研讨会,也出了论文集和专著,在海外颇有影响。此外,主要从中日关系的角度出发,张启雄、林泉忠先生关于东亚国际秩序的研究,在台湾学界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关于抗战史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抗战史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问题,1990年代以前,台湾学界在抗战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最近20多年来,由于台湾政治生态的变化,台湾学界对于抗战史的研究不太重视了,研究的兴趣也在削弱。中央原来有一个机构叫“党史会”,现在变成了“党史馆”,但他们对于党史资料的保存和利用却不如以前了。党史会的李云汉关于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研究,陈鹏仁先生翻译了大量的日本著作和资料,为学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去年赶上开罗会议及《开罗宣言》发表70周年,台北为此也开过几次座谈会和研讨会。明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台湾组织了一个团队,与大陆共同研究中国抗战史,这是一个新气象。

从1995年李登辉执政时代开始,台湾当局提出加强“台湾史”的教学和研究,迄今将近20年过去了,这对于台湾史学界的冲击是很大的。现在台湾的历史学科分为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三大部分,台湾史跟中国史、世界史是并列的三个学科之一。把“台湾史”从“中国史”分离出来,直至脱离“中国史”,构筑所谓的“台湾史观”,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跟台湾史研究和教学有关的问题就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这段历史怎么看待。在台湾的书店里,最多的是台湾史的书,其次是中国史,再其次是世界史,世界史里最多的也是日本史。台湾史研究的强化和对于日据时期历史认识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这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

最后就当前中日关系谈点个人感受。由于去年底日本安倍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骤然紧张,历史问题再次浮现。其实大家看得都很清楚,中日历史问题的斗争是一场永远没完没了的持久战。即使日本首相不去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人的历史观就变了吗?即便日本政府不修改历史教科书,他们的看法跟中国人一样吗?回顾新时期以来中日关系走过的路,日本方面一会儿教科书,一会儿慰安妇,一会儿侵略的定义,一会儿南京大屠杀,中国这个遍体鳞伤的受害国,直到现在还受害。在历史问题上,日本以进为退,我们却步步为营,时时处处疲于应付,退得无可再守了,就再反击一下。大家能不能想一些招,做一些有准备的工作?前几年韩国为了应对与中国、日本的历史问题,政府专门成立了“东北亚历史财团”,拨出专款、集中专门人员搞历史研究。中国的社科院有五个历史研究所,是否可以设立一个中日历史问题的专门研究机构?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谓有备无患;兵法也讲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我们既要有远见和战略思考,也要有战术方面的实际准备。那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仓促上阵的救火队,都不是上策。如果这样应付下去,不但永无宁日,而且将永远被动。

近代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史论结合;教学实践;应用;材料论证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7)04-0041

一、史论结合的重要性

首先,看近6年全国卷第41题回顾:

2011年(课标卷)试题内容:欧洲崛起的方式。试题设问:“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2012年(课标卷)试题内容:中国近代化的动力。试题设问:“评析冲击――反应模式”。

2013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东汉、唐代地方行政区划方式的比较。试题设问:“在两幅图片中提取两项有关汉唐间历史变迁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课标Ⅱ卷)试题内容:太和殿与英国王宫、首相官邸建筑风格之间的比较。试题设问:“提取图片材料中的信息,从建筑和政治关系的角度进行中英比较”

2014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关于抗日战争内容的教材目录,试题设问:“对该目录提出一条修改意见,并说明修改理由”

(课标Ⅱ卷)试题内容:关于世界近代史相关内容的两幅教材目录。试题设问:“指出其中一处不同,并分析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

2015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科技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公式,试题设问:运用世界近现代史的史实,对上述公式进行探讨。”

(课标Ⅱ卷) 试题内容:1950-2008年,我国部分节假日状况,指出其中我国节假日的一种变化趋势并说明形成的历史原因。

2016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启蒙思想及实践。试题设问:围绕“制度构想与实践”自行拟定论题并阐述。

(课标Ⅱ卷)试题内容: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试题设问: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史实加以论述。

从近6年的全国卷的41题中,我们发现对学科素养中史论结合的能力考查更加突出了史论结合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这种突出史论结合题型的小论文的能力呢?成为高中教学实践中的难题?

二、从高考真题实践演练探寻方法指导

例:(2011年湖南卷,12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西方的崛起曾被视为世界历史中最引人入胜的历程之一。这一进程始于民主与哲学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出现,继之以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制和骑士制度,经过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结束于西欧和北美对全世界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控制。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们只有在遭遇欧洲探险或被殖民时才会被提到,他们的历史也就是从欧洲的接触和征服才开始的。

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些历史学家对上述概括提出了颠覆性的认识。他们认为在1500年前后的经济、科学技术、航海、贸易以及探索开拓方面,亚洲与中东国家都是全世界的引领者,而那时欧洲刚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欧洲要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文明,直到1800年才赶上并超过那些领先的亚洲国家。因此,西方崛起是比较晚近才突然发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w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而不仅仅取决于欧洲本土上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

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1. 了解试题类型,明确观点,有的放矢

选择一种观点或两种观点表态。如赞成第一种观点或赞成第二种观点。或两种观点各有道理,既有对也有不对的地方。比如2011年41题:我认为,西方的崛起首先归功于自身的创造,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其他文明的成果。故此,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原因的表述不完全正确,论据及说明如下:

2. 联系知识,罗列论据,安排结构。一般来讲,高考试题中的小论文题的材料不会是生僻冷门的,应该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内容。如2011年的“西方崛起”原因,我们最好从内外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从我们熟悉的丰富的史实出发去论证观点,这样降低我们论述的难度。如近代西方通过自身的全方位社会革命而加速了崛起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全球霸权的建立。通过大航海和一系列殖民扩张,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实现了政治文明的现代化。通过两次工业革命,实现了生产力质的飞跃。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实现了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

3. 下笔成文,讲究格式,史论结合

一定要讲究格式。在高考评分中对论文的结构是要计分的,这就要求考生应该在论文中分段,突出结构。如2011年的“西方崛起”,就至少三段,第一段是观点,第二段是外因,第三段是内因,最好还有个总结。如果单列政治、经济、思想原因的话,最好也将它分开写,这样显得有层次结构。

4. 了解评价体系,分层论证,逻辑严密

5. 史论结合的历史小论文的三要素检测

(1)论点(观点):观点应明确、清楚

(2)论据(证明观点的证据):证据要准确求真。要选择能证明论点的典型史实。

(3)论证(用证据证明观点的过程):

A. 论证过程逻辑要清楚、严密,经得住推敲,做到证据与观点之间的无缝连接。

B. 论证过程应有“历史味”,用学科语言,做到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切忌大白话和空发议论,或简单的罗列史实。

参考文献:

[1] 吴 克.关于历史教学论从史出的几点思考[J].历史教学,2002.

近代史论文范文第6篇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

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端的“革命”话语由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革命”话语体系框架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革命史、政治史给于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不够,对统治阶级活动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阶级斗争观点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以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成为了一元线性公式。”同时对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从近代意义的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对暴力革命、革命破坏过于重视,相对忽视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学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内涵进一部丰富,“革命”话语更加圆满丰韵。耿云志曾提出“我个人一向以来把清末以来开始的,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斗争,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前进运动”。革命固然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没有这种暴发,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含义不仅包含破坏部分还包括建设部分。笔者认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弥补了以前革命话语的不足。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反清战士和民主立宪战士是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而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忠诚的君主立宪者试图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做的种种尝试,以及他们同民主立宪合流之后所作的有关努力亦属于清末政治革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有关政治革命的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见识和眼力,作者吸取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拓宽了“革命”话语的研究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要求改进和突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输入的结果。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学术一般认为,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纪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唯物史观,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反动思潮。在那种学术语境中很难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吸取其合理内核。1980年代后以罗荣渠等学者为代表,对近代化理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下,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构架”。也有学者认为“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少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都可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比较全面公平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种弊端在大陆的中国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说这种弊端在大陆中国近代史现实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二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从现代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目前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的说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为学者服务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表达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宽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科技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关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主线及解释体系等方面做了具体介绍,认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起到了改造原有的学科体系的作用,丰富了原有学科的主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结构。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冲击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改造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多种话语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能逐渐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干预。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其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学术,而且深受当时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近代史研究被纳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当时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在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往往集学者和政治人于一身,将学术当作救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他们所构建的近代话语体系,折射了当时社会的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的渗透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反映了不同时代政治主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因为与中央政权关系的远近而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地位:20世纪30—40年代以蒋廷黻为代表的“近代化”的研究居于主流学术地位,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研究居于边缘地位;20世纪50—60年代由于政权的变更,两种话语的角色正好互换。“近代化”话语无容身之地,被大陆学者遗忘。期间,“革命”话语被扭曲,近代史研究处于停滞乃至倒退的阶段;20世纪8090年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背景下,“现代化”成为中国政治的主题,原有的以“革命”话语权难以保持主导地位,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近代史研究成为学术的焦点。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和现实性。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过,历史“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回答交流”,“过去的事件跟眼前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之间的对话”,“是今天的社会跟昨天的社会的对话”。可以说历史研究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侧重于现实中存在的历史根据、历史传统、历史连续性,并回答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的问题。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从本质讲,就是理解过去、认识现在、把握未来,故中国近代史就无法割断与现实中的联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现实服务的一面被彰显得特别鲜明。由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与现实联系特别紧密的特殊性,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功能必须受到重视,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应通古今之变,重视中华民族的连续性,更应围绕提高中国人的整体素质和人格的完善来定位中国近代史的社会功能,发挥其人文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熏陶的基本史学功能。

[论文关键词]近代史;话语;革命;近代化

近代史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与“近代化”两种话语模式中展开。各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规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话语权。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过程的回顾和述论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 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

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端的“革命”话语由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革命”话语体系框架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革命史、政治史给于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不够,对统治阶级活动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阶级斗争观点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以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成为了一元线性公式。”同时对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从近代意义的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对暴力革命、革命破坏过于重视,相对忽视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学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内涵进一部丰富,“革命”话语更加圆满丰韵。耿云志曾提出“我个人一向以来把清末以来开始的,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斗争,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前进运动”。革命固然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没有这种暴发,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含义不仅包含破坏部分还包括建设部分。笔者认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弥补了以前革命话语的不足。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反清战士和民主立宪战士是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而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忠诚的君主立宪者试图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做的种种尝试,以及他们同民主立宪合流之后所作的有关努力亦属于清末政治革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有关政治革命的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见识和眼力,作者吸取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拓宽了“革命”话语的研究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要求改进和突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输入的结果。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学术一般认为,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纪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唯物史观,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反动思潮。在那种学术语境中很难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吸取其合理内核。1980年代后以罗荣渠等学者为代表,对近代化理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下,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构架”。也有学者认为“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少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都可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比较全面公平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种弊端在大陆的中国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说这种弊端在大陆中国近代史现实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二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从现代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目前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的说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为学者服务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表达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宽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科技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关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主线及解释体系等方面做了具体介绍,认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起到了改造原有的学科体系的作用,丰富了原有学科的主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结构。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冲击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改造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多种话语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能逐渐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干预。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其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学术,而且深受当时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近代史研究被纳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当时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在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往往集学者和政治人于一身,将学术当作救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他们所构建的近代话语体系,折射了当时社会的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的渗透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反映了不同时代政治主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因为与中央政权关系的远近而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地位:20世纪30—40年代以蒋廷黻为代表的“近代化”的研究居于主流学术地位,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研究居于边缘地位;20世纪50—60年代由于政权的变更,两种话语的角色正好互换。“近代化”话语无容身之地,被大陆学者遗忘。期间,“革命”话语被扭曲,近代史研究处于停滞乃至倒退的阶段;20世纪80 90年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背景下,“现代化”成为中国政治的主题,原有的以“革命”话语权难以保持主导地位,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近代史研究成为学术的焦点。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和现实性。

近代史论文范文第8篇

【典型例题】

例1.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

请回答: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对恩格斯所说“历史前提”的认识。(13分)(要求:以对“历史前提”的认识为中心;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例2.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西方的崛起曾被视为世界历史中最引人入胜的历程之一。这一进程始于民主与哲学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出现,继之以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制和骑士制度,经过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结束于西欧和北美对全世界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控制。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们只有在遭遇欧洲探险或被殖民时才会被提到,他们的历史也就是从欧洲的接触和征服才开始的。

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些历史学家对上述概括提出了颠覆性的认识。他们认为在1500年前后的经济、科学技术、航海、贸易以及探索开拓方面,亚洲与中东国家都是全世界的引领者,而那时欧洲刚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欧洲要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文明,直到1800年才赶上并超过那些领先的亚洲国家。因此,西方崛起是比较晚才突然发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而不仅仅取决于欧洲本土上发生的事情。

――摘编自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

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12分)(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例1的评分参考:

第一等(13~11分):

①观点明确 ;②能有机结合材料并充分利用中外史实,多角度论证观点;③逻辑严密,论述充分,表达清晰。

第二等(10~6分):

①观点较明确;②能结合材料或利用相关史实论证观点;③论述较充分,表达清晰。

第三等(5~0分):

①观点不明确;②未能利用材料或史实解释观点;③论述欠充分,表达不清晰。

细读评分参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水平高的历史小论文,包含以下几点:

1.具备历史小论文的三要素。

①论点(观点):观点应明确、清楚。②论据(证明观点的证据):证据要准确求真。要选择能证明论点的典型史实。③论证(用证据证明观点的过程): A.论证过程逻辑要清楚、严密,经得住推敲,做到证据与观点之间的无缝连接;B.论证过程应有“历史味”,用学科语言,做到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切忌大白话和空发议论,或简单的罗列史实。

2.表述成文。

不能像答问答题一样,应以文章的形式来呈现。

3.语言精练。

历史小论文一般都有字数限制,应抓住材料中的关键信息,在充分理解材料和命题意图的基础上,先打草稿或列腹稿再动笔,以保证语言精练,切中要害。

【注意问题】

写作历史小论文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1.浏览材料,找关键词,明确观点。

很多考生,在提炼观点时没有根据题意,导致跑题而失分,十分可惜。由于题干中的观点并不全面,我们不能完全获悉,因此,就必须阅读材料,找出关键词。何为“关键词”?就是材料的中心,它反映了材料的主要意思和主旨。

一般而言,要带着问题去阅读,如例1中的“历史前提”其实就是讲资本主义萌芽到发展的条件或者是原因,例2中的“西方崛起”就是讲西方崛起到底是自身发展的结果还是受外部影响或者是内外相互作用的产物。当然,如果材料太长,我们还要学会分层处理,关键词一般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字眼。找出关键词,明确观点,也就完成了答题的第一步。

2.联系知识,罗列论据,安排结构。

一般来讲,高考试题中小论文题的材料不会是生僻冷门的,应该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内容,换言之,是我们学生比较有话写的题目。要不然,就失去了考查的意义,也不利于高考的选拔。

如在答例1时,我们就要联系世界近代史的有关知识,运用分析问题的一般方法(唯物史观),从经济、政治、思想等角度去寻找史实。比如经济上,我们就可以想到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欧各国的殖民扩张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或者是英国的圈地运动提供了自由劳动力和资金;等等。同时,我们还应该深入下去,看看能不能联系中国的情况,恰好中国就是反面例子,正反结合就可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在答例2时,我们最好从内外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样既符合我们的唯物史观,也有利于保证论文的完整性和字数。

3.下笔成文,讲究格式,史论结合。

所谓“万事开头难”,写论文也不例外,因此一定要写好开头。有些学生写的开头很长,但观点始终没有明确,含含糊糊,这是不行的。其实开头不要写得太多,关键得开门见山,观点是什么就写什么。如答例1中的“历史前提”时,就可这样写“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前提’,主要是指欧美国家由‘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条件”。或者答例2中的“西方崛起”时就写“西方崛起是西方自身发展和外来文明共同作用的结果”。

同时,一定要讲究格式。在高考评分中对论文的结构是要计分的,这就要求考生应该在论文中分段,突出结构。如有关例1中“西方崛起”的小论文,就得至少三段,第一段是观点,第二段是外因,第三段是内因,最好还有个总结。如果单列政治、经济、思想原因的话,最好也将它们分开写,这样显得有层次。

另外,史论结合要求学生史中有论,论从史出。一定要使用历史学科语言,切忌用口头语。单纯的史实堆砌,或者是整篇的论述,都是不能得高分的。如在写对“历史前提”认识的政治方面时,就不能只说资产阶级革命,而应该表述为“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等。

【例文赏析】

例1.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前提”,主要是指欧美国家由“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条件。理由有四:

在政治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最先完善并得到发展。在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过程与反封建求民主的进程结合在一起。在明清时代的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在经济方面:欧美国家的早期殖民扩张等,使这些国家获得原始积累和劳动力。荷兰和英国等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和掠夺,获得发展资本主义的足够资金;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而中国封建土地私有制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在思想文化方面: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思想文化运动又反过来加快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中国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及文化专制不可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

在外交政策方面:欧美早期发达国家形成市场,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他们积极开辟新航路,拓展殖民地,逐渐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而中国在明朝时期的海禁政策及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在科技文化等方面全面落后于世界,因此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小,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

综上所述,欧美国家具备了这些前提条件,因此就从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没有具备这些前提条件,因此在中国不可能建立成熟的资本主义。

例2.论文一:关于西方崛起,第一段材料认为西方崛起是最引人入胜的历程之一,究其原因主要由内因决定,其他文明是西方文明的附属。而第二段材料认为西方崛起因素除了内因以外,也受到其他文明成就的影响。我赞成第二种观点。

理由如下:西方崛起的开端是新航路开辟、资本主义兴起。思想上,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成为思想核心,民主科学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政治上,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运动,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经济上,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又通过殖民扩张促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所以西方的崛起是西方历史发展的结果。

但在西方向近代迈进的过程当中也深受其他文明影响。如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传入欧洲,廉价的纸张取代长期使用的书写材料羊皮和小牛皮,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火药传入欧洲,推动了欧洲火药武器的发展,使封建城堡不堪一击,骑士阶层日益衰落。指南针的使用促进了远洋航行,迎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欧洲人还借鉴中国的印刷术,造出了自己的活动印刷机,大大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所有这些都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解体、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崛起。

论文二:西方的崛起既要归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同时也是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西方的崛起是在充分吸收古代亚非文明的基础上逐渐起步、发展并超越的。古代的亚非文明不论在经济、科学技术还是在航海、贸易等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如造纸术、印刷术传入欧洲,便利了文化知识的传播,成为新教传播的工具。火药传入欧洲,使欧洲在武器制造方面逐渐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使骑士阶层日益衰落,同时促进了采矿业和金属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指南针的传入,为欧洲的造船和航海事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保障,为欧洲人开辟新航路、打开世界市场、进行殖民扩张,提供了条件。可以说,四大发明推动了欧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变革,促使欧洲率先迈入近代社会。步入近代社会后,西方国家通过殖民侵略、扩张,把广大亚非拉地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从而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掠夺了大量原料,扩大了海外市场,所有这些都为其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西方的崛起也是其自身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伴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与发展,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近代资产阶级不满神学压制、神权统治及专制制度,于是兴起了一系列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并爆发了席卷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工业革命。所有这些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西方社会的迅速发展,从而使其成为近代文明中心并迅速崛起。

【方法总结】

总的方法:

1.细心审题,认真阅读并分析材料,理解其观点。

2.观点明确,以“我认为” 等用语引领自己的看法,对材料中的观点作出鲜明的表态。

论述过程中注意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系统性原则。

历史小论文试题,不是问答题,不能像回答问答题一样,应以文章的形式来呈现。观点鲜明,中心突出,论据充分,论证有力,有逻辑性,分清层次,条理清楚。

2.史论结合原则。

紧扣材料,从材料出发进行回答,要有史有论。

3.结构性原则。

一篇小论文就是一篇浓缩的完整的文章,要做到:(1)开门见山,主旨明确;(2)中间论证层次清楚、史论结合;(3)首尾呼应,简明扼要。

4.精练性原则。

近代史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胡绳中国近代史唯物史观学科体系革命性与科学性

1936年5月10日,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史>评介》一文时,年仅18岁。一年前,他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肄业,回到上海刻苦自学。他已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初步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上海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为《读书生活》等刊物撰稿,参加《新学识》的编辑工作,已然在思想界崭露头角。在这篇文章中,他尝试以唯物史观为准绳,来评价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著——李鼎声所著《中国近代史》。他指出,“这本书的作者是很正确地把握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的,而且在他这本书中间是负起了应负的任务的”。在他看来,李著《中国近代史》相对于其他史学著作的优越之处在于:第一,处处顾到中国历史的世界背景;第二,对于中国近代史中间许多常被误解或歪曲的重要事变都有很有力的说明。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本书的缺点:内容过于简略,尤其对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经济上的变化”解说得还欠周到;他认为,在解释历史事实时,不可“忘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国际资本、中国民族资本、封建势力这几方面微妙的复杂的关系,是不能只用几句概念式的话就算表过的”。①重视社会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重视社会阶级势力消长的分析,这些都体现了青年胡绳已然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核。

1937年5月5日,抗战爆发前夕,胡绳发表《“五四”运动论》。他既充分肯定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又明确指出,五四时代思想的最大弱点是“只有热情的口号,只有杂乱的思想介绍,而没有对于宇宙、社会、人生全面的、一贯的、深刻的理解作理论基础”。正因为这些弱点始终不曾被克服,“于是在客观的形势稍一变动的时候,有些起初以英勇姿态而出现的战士便一败涂地向后退了,而且退得那样地迅速,那样地毫不迟疑”。对群众的发动极为有限,“它只唤醒了一小部分人的‘人’的自觉,它仍然把大部分的在多重的压迫下挣扎生存的人遗忘了”。胡绳指出,必须“要给民主与科学建立起与历史的发展过程配合,与当前的救亡运动的实践配合的坚实的理论基础”,②这个基础就是唯物论与辩证法。唯其如此,才能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撰写此文时,国共联合抗日局面已初步形成,全国上下一心,统一于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中共和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实行民主,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实行全面抗战。胡绳通过论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他指出,救亡无疑需要民主和科学,但更为重要的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指导地位,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绳转至武汉,于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武汉、襄樊、重庆等地参与党的文化领导机构和统一战线工作。由于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解放的宏伟革命实践,他对的伟大历史意义看得更清楚了。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胡绳在1949年5月4日《进步青年》创刊号发表《的历史意义》。文章指出,五四以前,农民大众的“血虽然向外国侵略者表明了中国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但是他们究竟并不能对民族的新生有多少积极的贡献”;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往往只表现为脱离广大群众的个人主义的搏斗。他们朦胧地想望着资本主义的中国,实际上却随时准备着与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势力的妥协”。五四后,“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之作为独立的、领导的政治力量的出现”,由于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中国人民的革命有了确定不移的目标,中国革命呈现了焕然一新的面貌,“百年间中国人民所抗议和反对的旧中国就不能不一天天走向死亡,合于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意愿的新中国也就一定能涌现到地平线上来”。③文章的结论: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水岭。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他这样评价: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终于引发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团结和行动的力量,的确是一个相当重的砝码”。“从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彻底地反帝国主义性质的人民爱国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展开了。”中国革命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就不能不展开新的面貌”。④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胡绳全书》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3、355页。

②《胡绳全书》第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41页。

③《胡绳全书》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④《胡绳全书》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9、322页。

严格说来,写于1939年12月25日的《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是胡绳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通过丰富的史料,展现了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朝专制统治由兴盛而渐趋衰落的历史图景,对“在鸦片战争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动态和鸦片战争的发生与结果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怎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做了具体、深刻的阐述。鸦片战争一方面加速了小农经济的解体,造成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另一方面,“在这腐烂的过程中生长出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新的对立阶级,新的斗争与发展。”在这篇长约两万字的文章中,胡绳充分体现了他高屋建瓴的理论思维、游刃有余的史料驾驭能力,做出了许多新颖而富有卓识的论述。比如,对于清王朝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前人大多持否定态度。他通过辩证分析指出,“假如在18世纪,中国的锁国政策,还是出发于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自大心理与对任何外来新势力的畏惧与排斥,那么到了19世纪初叶这一政策有了积极的自卫意义。”清朝统治者的颟顸愚昧固然应该批判,但绝不能因之而为万恶的鸦片贸易开脱罪责。胡绳通过雄辩的历史事实论证了鸦片贸易给英帝国主义带来的巨大收益,给中国造成的深刻的社会灾难,“英国在以大炮轰破中国的大门之前,已经靠着鸦片那种奇怪的商品给予了闭关自守的中国比炮弹更要激烈的打击了。”①闭关只是清王朝在面对帝国主义入侵时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如果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扩张的本质认识不清,对英帝国欲打开中国这个海外市场,以挽救日益逼近的工业危机这个鸦片战争的内在根源视而不见,而归咎于闭关锁国政策,则可以说是倒果为因、颠倒黑白。应该注意到,此文写作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对日方针由初期的积极抵抗转向消极妥协。鸦片战争中的统治阶级依违于和战之间,对于英国侵略者时而大张挞伐,时而委曲求和,最终使局面不可收拾,这样的历史教训不啻是提供给当局的前车之鉴。

胡绳关于闭关的观点在1949年所写的《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前奏》一文中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他通过翔实的史料证明,“中国当时所拒绝的并不是什么和平的国际贸易。如果中国曾经只能听任西方海盗商人自由行动,那就等不到鸦片战争,先来的冒险家们早已会把中国蹂躏成和非洲、澳洲、印度、印度尼西亚一样了。”胡绳进一步分析,“封建统治者企图关紧大门,永远保持封建统治秩序”,②但他们所采用的这种单纯防御的方法,也不能逃脱破产的历史命运。也有论者指责清廷不知利用国际关系以制英,胡绳认为,“固然当时英美、英法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但清廷即使能利用国际关系,而在国内矛盾日趋锐化的情形下,欲避免自身的危机也是不可能的。在国内执行着一切退步政策的封建统治者是领导不起来一个胜利的全民抗战的。”③由于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有力的分析工具,胡绳的这些论述既迭出新意,又有理有据。在这几篇文章中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和观点,对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相当的影响。而且,他洗练流畅、雅俗共赏的行文风格也有助于吸引更多读者。

1942年,胡绳从香港回到重庆,在《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他在工作之余用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阅读了许多历史书籍,并于1944—1945年间,根据学习笔记写了一本通俗读物《二千年间》,寄给叶圣陶编辑的《中学生》杂志发表。④写作此书时,胡绳只是将它当作自己学习历史的笔记,并未想借此对现实有所讽喻。但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感的热血青年,面对使人焦虑的国内政局,“由这些客观形势引起的感触不可能不流露到笔端上来。”⑤这本书结构独特,从纵的方面写官僚机构、军队、农民革命、上层改革等。在第六节“大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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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06、387、390页。

②《胡绳全书》第2卷,第19、20页。

③《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01页。

④据胡绳回忆,1949年前后中学里没有历史教科书,就拿《二千年间》当教科书。参见《笔耕丰歉说当年》,《胡绳全书》第7卷,第165页。

⑤《第五卷引言》,1996年,《胡绳全书》第5卷,第2页。

的撼动”中,胡绳对农民战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农民起义虽然“无法违抗失败的命运”,然而“在这一次接一次的斗争中,毕竟是把封建社会推向前去”。尤其对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胡绳认为它“一面总结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一面又下启了近代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在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不会重蹈农民战争的历史覆辙”,但无论如何,中国革命必须发动农民才能获取成功,“表面上显得似乎是凝滞不动的广大农村中,有着无限的力量,一旦撼动起来,就能创造出一切奇迹。”①对于,胡绳认为不能高估其历史意义,它不能算改革,而只是改良,是从统治者立场上提出改良政策,“把对于下层人民的剥削方法和统治政策作某些改变,以求达到稳定既存的统治秩序,维持和巩固统治者地位的目的。”在内忧外患中,为了挽救危局,统治集团中自动提出的改革办法,最高限度“只是这种改良政策。”而且“纵使是这种改良政策,他们也不敢认真执行”。最后,统治阶级只能一切守旧,坐以待毙。尤为可贵的是,胡绳在此时已特别意识到反封建任务的艰巨性。他强调,“封建专制时代经历那样长的期间,积蓄了那样深厚的传统,要把它整个埋葬掉,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一个人死了,固然并不会有鬼魂,但一个历史时代死了,它的鬼魂却还会继续活着,给新的时代以骚扰破坏的。这‘鬼魂’却并不是不可捉摸的精灵,而是实际社会中的存在。”②直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不佩服胡绳这些话里所蕴含的真知灼见。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的抉择。胡绳先是在上海,1947年3月转赴香港,直至1948年10月。“这段时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惊心动魄的变化。革命胜利的形势排山倒海地到来,使人有应接不暇之感。”③这是胡绳写作最为丰产的时期,“写的数量大,当然是面临着千年不遇的变化,但也和身处香港有关。”④为了让民众认清独裁统治的真面目,从而坚定地跟中共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他在这个时期写了相当多的时政评论。由于的文化专制日趋严酷,“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论。”⑤这些文章以史论政,“试图通过讲历史说服当时许多尚处于观望状态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教育广大青年吸取历史教训投奔到革命洪流中去。”这些“史事评论”文章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1946年)、《辛亥革命旧事》(1946、1947年)、《康有为与戊戌维新》(1948年)、《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1948年)、《洪秀全与冯云山》(1948年)、《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1948年)、《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1949年)等。

对于辛亥革命倾覆清王朝的伟绩,胡绳认为,不能孤立地归功于一次次革命者孤注一掷的暗杀行动,一次次规模有限的军事起义,而更应该看到先进知识分子在群众中所作的长期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从而爆发出无比的革命伟力。他征引丰富的史料,雄辩地论证了“知识分子和群众结合的密切程度,是革命成熟程度的决定因素”。⑥辛亥革命前群众运动并不充分,知识分子在主观上还没有真正把自己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决心,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成果是很脆弱的。文章的现实指向性是很强的:观望中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史为鉴,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积极投身到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伟大事业中去。

①《二千年间》,《胡绳全书》第5卷,第90、91页。

②《二千年间》,《胡绳全书》第5卷,第132、133、134、140页。

③《香港杂忆》,《胡绳全书》第7卷,第190页。

④《笔耕丰歉说当年》,《胡绳全书》第7卷,第170页。

⑤《从鸦片战争到·序言》,1980年,《胡绳全书》第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⑥《辛亥茧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17页。

在《康有为与戊戌维新》、《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两文中,胡绳对改良主义进行了深入论述。他认为,戊戌维新不可逃脱失败的命运。首先,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只想“从国主、贵臣、缙绅、士大夫中去找求保国的力量”,结果自然不堪反动势力的一击。虽然他们在从“上面”碰了钉子后,也曾想到过“下面”的“国民”,但“他们所能想到的国民,总究是脱不出官僚士绅的范围的”。康有为等对于下层人民革命的极端恐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发动广大民众起而抗争。其次,他们“只想通过统治集团来进行渐进的改革,对于既存的统治秩序从来不敢设想基本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力量还未崭露头角时,他们是使守旧的专制者震动的改良主义者;但是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就失掉了改良主义的意义,而把反革命的实质极端地表现出来了”。①应该看到,胡绳写作此文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改良主义的斗争锋芒并非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毋庸讳言,这两篇文章中,胡绳对于康、梁的改良思想多所苛求,对于康、梁前期的维新思想与活动缺乏必要的肯定,评价偏低,这种趋向在他后来的著述中得到校正。

在《洪秀全和冯云山》、《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两文中,胡绳叙述了洪秀全等农民领袖对太平天国运动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对洪秀全改造西方的天主教、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劝世良言》仅仅是一本拙劣的基督教宣传品,但洪秀全在其间发现了革命的内容,从某种意义而言并非偶然,“因为在古罗马社会中,基督教最早建立的时候,奴隶大众正是拿这样的宗教思想当作他们的斗争武器的”。在洪秀全个人身上,“古代欧洲被压迫人民曾经用来宣泄他们的反抗情绪的宗教思想”,“和中国农民大众的革命要求结合起来了”,从而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次巨大的人民革命运动的触媒。的一致,曾经让洪秀全等一度对帝国主义充满幻想,力图以避免冲突的方法争取到列强的友好态度,但是,“资产阶级侵略者,虽然满口人道博爱,但是他们的实际利益是和中国的代表最腐败落后的社会势力的专制统治者紧紧结合在一起的”,②中国革命的人民决不能和外国侵略者站在同一个“上帝”的下面。

①《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36、433、438、442页。

②《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胡绳全书》第2卷,第27、37页。

《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是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而作。文章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的激烈变化做了系统梳理与论述。西方资本主义的大炮冲破了封建中国的藩篱,也惊醒了“天朝上国”的迷梦,鸦片这种精神麻醉剂反而成了中国农民大众中革命思想的触媒。洪秀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出封建压迫下农民大众求解放的朦胧希望,但它“给了预约,却不能实现”。对于洋务运动,胡绳认为不能将其视为近代中国民族的自我觉醒运动的一页,“因为这实际是封建的官僚统治集团争取买办化的一个运动。”洋务思想“是反动的,是在窒息了农民革命后继续起着阻止历史进步的作用的”。随之出现的地主阶级中反对派的改良主义思想,则提出了政治改良的要求,他们“确是不自觉地为刚在萌芽的城市工商业者做了代言人”。他们已并不满足于甲午战前的改良派卑微的存在状态,企求取得政权力量来大行其志。戊戌维新是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高点,但它“恰恰表现了改良主义思想的软弱性”,“戊戌维新的失败为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历史进步性敲起了丧钟”。在此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改良主义者就“已从官僚统治集团的反对派,变为人民革命力量的反对派”,他们的“历史进步性也就断绝了”。对于改良主义为革命的前驱,胡绳并未忽视,他指出,正是从改良主义中分化出了革命主义。客观形势的发展“推进着人们的思想认识,不能不越出改良主义所划定的藩篱,而走向革命的水平”。①胡绳在这里对改良主义的分析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同他晚年的论述并无本质的区别。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也认为,正是戊戌维新的失败,使得“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从那时起,政治革命就和立宪维新形成两股齐头并进的力量了。”②

对于革命派思想的弱点,胡绳并未予以粉饰。他们狭隘的排满观念,对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革命艰巨性的盲目乐观,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实则把最为迫切的反封建问题,反而轻轻放过。这些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贫弱,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辛亥革命后的六七年间,中国思想界混乱无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日趋暗淡,这些思想曾在一定历史时期起过进步作用,但“都在急速发展的历史舞台上被推向后面去了”,时代呼唤新的思想,这种思想“能够组织起追求进步与解放的群众,能够明确指明中国的前途和如何达到这前途的路径”。③事实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担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

这篇文章通过梳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演变脉络,有力地论证了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发挥了引导民众的巨大功用。此文写于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当时不少属于中间势力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还心存疑虑,这篇文章无疑有助于这些人打消疑虑,认识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才能将中国引上一条光明之路,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从而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胡绳于1947年10月写的两篇杂文,也带有以史论政的性质。在《当一个朝代覆灭时》一文中,他由清末史实总结出一条规律:一个专制王朝越到衰微时,就越是巴结、依靠帝国主义主人,以为可以永葆尊荣。历史事实证明,“结与国之欢心”,而不顾人民的死活,也就预示着这个专制王朝无法逃避覆灭的命运。文章的现实针对性是非常鲜明的,垂死挣扎的蒋家王朝不就是腐朽清王朝的历史再版吗?在《中国非袁不可吗》一文中,更是将人们对袁世凯的衣钵传人的幻想打得粉碎,中国不是“非蒋不可”,而是“非去蒋不可。”这两篇文章都采用历史类比的方法,简单的历史比附并非一种好的方法,但是我们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史论政是一种曲折委婉的时评,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对于这些文章在现实中所发挥的巨大的战斗作用,无疑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①以上引文详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80—490页。

②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90页。

近代史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近三十年;林乐知;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5

从明代利玛窦东来开始,外国传教士来华者愈多,次数也更加频繁,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众多传教士中,林乐知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在近代中国的形象,似乎更像是一位传播西方文化的使者,而非庄重的传教士。他在中国兼及多种文化身份,即传教士,教习,译员,报人,将其传教寓于其它的文化活动中。

一、研究纵览

西方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林乐知在中国的经历及其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影响,近三十年以来中国也涌现了不少关于林乐知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关于林乐知以及与他息息相关的《万国公报》、中西书院的研究更为丰富,值得我们探讨。

(一)整体性研究

首先,关于林乐知的整体性研究著作首推美国学者贝奈特所著的《在中国的传教士报人:林乐知与他的杂志,1860――1883》。该著作对林乐知1860――1883年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对林乐知将《教会新报》改变成以新闻时事为主,政治、经济等无所不包的《万国公报》的过程,进行了十分细致地描述和探讨[1]。另外一部必须提及的专著是由梁元生所著的《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作者系统而又详细地记述了林乐知先生在华的事迹。对他由一心传教到注重俗务给予逻辑上的说明,同时也论述了《万国公报》对维新运动所产生的政治影响[2]。

其次,关于林乐知的整体性研究近年来论文方面有大量成果。朱琳琳介绍了林乐知所采用的“由上而下”的传教方略,并分别论述了其独特的“以学辅教”、“以报辅教”、“以会辅教”的传教形式[3]。李喜所分析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这就是传教士所追求的基督教文化并未在中国生根开花,而服务其传教目的的西方教育、新闻出版等先进的文化却得到广泛的传播[4]。另外,卢明玉则探讨了林乐知在华的多重文化身份及各种“入世”活动间的联系,以此加深人们对林乐知在华思想和行为的认识[5]。此外,关于林乐知的整体性的叙述还多散见于一些著作中。

(二)具体研究

1.林乐知与西学东渐研究。林乐知在传播西学、西学东渐方面贡献显著,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多。

熊月之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晚清西学传播的总过程做了综合研究。将之分为四个阶段,概述了每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在第十六章提及了林乐知,肯定了他在西学东渐中对中国的贡献[6]。顾长声则将来华新教传教士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等人一一做了评传,书中就有林乐知、丁韪良、傅兰雅等人的传记,对他们在传播西学方面的工作,做了比较细致的叙述[7]。尚智丛论述了林乐知所创办的《万国公报》作为西学东渐的重要载体在西学传播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8]。此外,关于林乐知的西学传播研究还多散见于一些关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如张海林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9],宝成关的《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西学东渐史论》[10],梁碧莹的《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11]。

相关论文方面主要有卢明玉介绍了林乐知西学传播研究的概况[12]。孙邦华则论述了晚清来华以林乐知等为代表的自由派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儒家学说的看法和态度的变化[13]。王立新则通过对林乐知的中西文化观的个案考察,来透视近代传教士在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中的地位和作用[14]。

2.林乐知与近代中国办报研究。林乐知创办了《教会新报》并在此基础上演变成为晚清最有影响的《万国公报》,对晚清新闻传播业贡献很大,近年来对其办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这两种报刊的研究,以此可窥见其具体的办报思想。

对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和《教会新报》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主要著作有杨代春的《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15]和王林的《西学与变法研究》[16],分别把《万国公报》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和清末政治变法的一个载体来深入分析。这两本是近年来研究《万国公报》较为详实的著作。论文方面的成果也较多。陈绛以林乐知与《中国教会新报》的关系入手,全面介绍了《教会新报》刊行的背景、性质、林乐知办该报的宗旨等内容[17]。房德龄则以《万国公报》与的关系入手,认为《万国公报》对时政的批评,对变法的鼓吹和建议更直接推动了维新运动[18]。郑师渠则以《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关系入手,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万国公报》对甲午中日战争言论的报道[19]。李瞻论述了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外人的言论思想,直接唤醒了我国的知识分子,而后才有维新与革命两派的救亡图存运动[20]。程丽红通过把林乐知与《万国公报》作为对清末来华传教士办报的个案来考察,论述了林乐知将教会报刊的思想影响力推向了顶峰[21]。此外,近年来还有多篇论述《万国公报》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晚清政治改革以及近代科技文化的传播等方面的论文,在此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见对林乐知办报思想的专门研究的成果则相对较少,主要是将其办报思想寓于其具体的办报活动及政治言论中进行论述。

3.林乐知与近代中国教育研究。关于林乐知与近代中国教育,研究较多的是林乐知与其创办的中西书院方面。林乐知和他的同事们不仅为落后的中国带来了西方新鲜的知识和血液,而且也为中国今后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新式人才。

《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中陈英吴著文论述了中西书院较其他教会学校的特色及在某些方面的开创性以及林乐知能创办成功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因素,同时就中西书院对中国教育产生的影响也进行了论述[22]。另外,喻本伐,熊贤君则从教育学的视角出发论述了林乐知的“孔子加耶稣“的教育方式及林所主张的振兴女学与提倡幼稚园教育的教育主张[23]。

相关论文方面的成果也比较多。胡卫清详细分析了林乐知在中西书院所采用的双语制教学制,同时阐述了中西书院的学制及课程变化的原因[24]。张华腾则就1882―1895年间中西书院的几个问题作进一步的微观探讨,如中西书院的办学经费的来源及使用,办学体制的变化,教学管理的具体实施等问题[25]。另外,邹振环以尹致昊与上海中西书院的关系为例,考察了一个文化个体在两个城市生态的复合体中如何运动,及两个异质的城市文化如何影响一个文化个体的成长的互动关系[26]。

此外,还有关于林乐知教育思想及专门学科方面的研究,如肖朗以《文学兴国策》为切入点,通过对近代中、日、美三国文化教育交流史上这一段不寻常的史实的介绍,论述《文学兴国策》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37]。孙邦华写了系列文章论述了以林乐知为代表的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教育兴国思想[28];论述了清末来华传教士的学制改革思想[29];同时还论述了晚清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对女子教育的呼吁[30]。丁伟则从学科教学的角度出发分别论述了林乐知的中西结合的英语教学法,英语教学双轨制及培养精通英语的人才策略[31]。

4.林乐知与近代中国翻译及其著作研究。林乐知在华期间翻译了很多的西书书籍,成绩巨大。关于其翻译研究应首推卢明玉的《译与异:林乐知译述与西学传播》。卢明玉是从西学传播的视角考察林乐知的翻译活动,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中解读他所宣扬和身体力行的翻译理念,同时分析其有代表性的译作,阐释其翻译策略和技巧[32]。高黎平则从林乐知的翻译活动与晚清政治变革的互动关系入手,考察了他的在华活动与晚清政治变革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33]。

关于其著作方面的研究也有很多。王海鹏,刘金凤简单介绍了林著《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的特点及其对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产生的影响[34]。卢明玉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的序跋为切入点,通过对《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六篇序跋的比较分析,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35]。王林则从四个方面对《中东战纪本末》进行论述,从而阐述了《中东战纪本末》与甲午中日战争的关系[36]。赵少峰则通过分析《中东战纪本末》的撰述旨趣、内容及社会反响,进而论述了传教士译著的实际效果及该书对中国近代史学产生的重要影响[37]。

5.其他方面研究。

赵建辉分析了1900――1907年林乐知从支持政府改良,到他对革命派的态度有所改善的政治立场的变化。阐述了林乐知关于清末新政的思考与评论[38]。比较研究方面主要有于醒民从沈毓桂与林乐知的“合作”关系入手,说明了林显赫的荣耀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沈默默的辛劳[39]。段炼则从宋耀如与林乐知两人之间不可调节的矛盾关系入手,分析了林与宋之间微妙关系的变化从而激发了宋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其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40]。此外还有关于林乐知思想研究方面的论文。

二、结语

综上所述,学术界从多角度、多层次对林乐知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总体来说,对林乐知研究得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比如:大多是对林乐知生平事迹的简单论述,缺少对其行为背后深层原因的剖析;关于林乐知办报研究的成果较多,但对其翻译活动的研究相对不足;对林乐知西学东渐方面研究较多,但对其东学西传方面研究不足;同时对林乐知自身思想方面的研究也较少。如果能够进一步挖掘研读林乐知的档案史料,同时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新视角,将会推动林乐知研究不断的发展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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