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范文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篇1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 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时期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 于对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 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 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 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 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 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 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虽在80年代以否定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 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 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 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红色经典的产生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and Allan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 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 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 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 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 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 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 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 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 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 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毛 泽东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 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注：LiuKang,“Hegemon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New Literary History,Vol.27,No.4(1 996),pp.34—51.)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 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中的实践，其 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 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 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 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 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 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 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 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 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 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 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 ，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 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 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 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 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 ，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 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 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 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 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 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 新型的“市民社会”。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 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构想和实 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 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等运动，通 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 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 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 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 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 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 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大跃 进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 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 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第三，红色经 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 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 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 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 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 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 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 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注：对《讲 话》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可见Liu Kang,Aesthetics and Marx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3,“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National Form and Subjective Fighting Spirit”。)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 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 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 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二、话语体系与情感结构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 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 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 ，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 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 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 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 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 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 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 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 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 、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 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2—133.)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 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 。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 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 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 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 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 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 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 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 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 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 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 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 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 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 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 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 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 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时 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 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 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 和扭曲。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 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 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 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 ，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中导致 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 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 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 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 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 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 “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 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 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 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 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 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 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毛 泽东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 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三、经典的沉浮与再造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 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文 革悲剧密切相关，当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时代的一 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 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 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 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 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中跟政府官僚一 道成为斗争对象。之后，他们自然对深恶痛绝，成为否定的主力。红色经 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 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中受到的种种 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 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 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 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 ”。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 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 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 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的憎恨 ，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当时中国 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 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 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 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 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悲剧的背景之中。

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 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 直沿用时代以来的国家话语体 系(这点以国家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为代表，具体 体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和社论等)，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转型也如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势头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和正在给中 国带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转变。作为革命霸权时代的文化生产的主力和80年代 鼓吹新政的主力，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他们的主力军地位也已经不可 逆转地丧失了。80年代末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波并未扭转风向。90年代中国社会沿着全球 化的“与国际接轨”的轨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被 边缘化和市场化。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有极少部分成为坚持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 ”，绝大多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学者”、“专业人士”。取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 分子主力地位的是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成为社会新的精 英和中坚力量。

而红色经典在90年代中期(百年诞辰之后)又逐渐地出现在中国文化舞台上。这 一次重现，开始并不是国家机器的推动，而是民间自发和新兴的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 合作。90年代初期发行量惊人的《红太阳》革命歌曲新唱和卡拉OK，以及重新上演的革 命电影和样板戏、再版的革命小说、革命故事等等，给大众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 了新的红色经典热，在全球化的时代再造革命经典。新红色经典的生产者一部分是国家 意识形态机器所雇用的专业人士，在国家媒体中享有新的物质资本和政治文化特权。另 一部分是非国有文化产业的“影视人”、自由作家，他们不受国家指令而服从市场需求 。红色经典的再造主要服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指令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是在一个 文化市场多元化的氛围内的一种生产趋势。这和红色经典在五六十年代诞生的时代有了 巨大的差异。红色经典一诞生就一枝独秀，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它的再造不过是中国 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的一种不大不小的时尚而已。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篇2

一、将红色经典联系现实

十七年文学是建国后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特殊产物，曾经感染了那个时代诸多的读者，也曾经是文学批评家的重要关注对象。但是随着与十七年文学相伴的阅读氛围离我们越来越远，以及文化多元浪潮的出现与核心价值观的变化，普通读者群几乎是全线撤离了十七年文学。而在当代文学的教学中，十七年文学的教学是同样是一个难点，一是因为本阶段文学政治色彩浓厚，其次是因为时间久远，和目前现实社会的现状脱轨，学生不感兴趣，甚至有排斥和逆反心理，加之现在高校文学史类课程课时不断压缩，导致在讲授这一段文学史时候往往一笔带过。如何客观评价这一段文学历史，有助于对学生正确理解当代历史和文学提供新的思路，教师如何讲授，也引发了很多教学问题。如今的中文专业学生大多是 90 后，这些学生并没有接触过那个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经济发展，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些都使处于 21 世纪的青年学生无法设身处地去理解那个历史时期 ；另一方面，这一阶段文学同其他时期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也有很大的差别，十七年文学有比较浓烈的政治色彩，而当今的文坛则流派作家多样化，这使很多学生在学习时候感到困难，从而产生排斥心理。如今的学生更热衷于现在流行的一些文化，如 80 后作家、网络文学等。要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实际的教学中就得对红色经典做一些全新的解读，要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在教学中可以对经典作品如《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作品结合社会现实以及运用相关学科知识和前沿理论进行新的解读。

本人所在高校位于陕西省，陕西省是文化大省，更有很多著名的名胜景点，比如长安县的柳青广场，延安的路遥文学馆等。所以中国当代文学课程学习也成为我们了解传统文化和我省文化大省的重要途径。可以尝试把教学和具体的文化遗产弘扬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加深学生的人文素养，进一步弘扬陕西的文化魅力，这也是当代文学教学的一种新思路。

二、用前沿的理论包装红色经典

传统研究者研究红色经典只是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上选择某个具体作家作品加以分析阐述，很少整体把握。这种研究也只停留在作品构思、人物形象、政治教化功能等浅层次的研究上，且多以正面评论为主。进入上世界 90 年代，对红色经典的研究渐进佳境 , 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 ,现代性、文化理论等一系列理论的引入，丰富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开阔了当代评论研究的学术视界，学人们以一种全新的文化语境和评价视角，破除了思想僵化，从而发现了红色经典研究的价值。纵观近几年学术界的研究现状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方法值得重视 :( 一 ) 人本研究。延续 1980 年代的人本主义思潮，一部分论者以人道主义为尺度，对红色经典加以批判性重评。如丁帆、王世沉《十七年文学:人和自我的失落》；( 二)现代性的研究。红色经典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问题是近几年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现代性这一概念在 90 年代中期被正式提出以来就出现了多重阐释 ；( 三 ) 叙事学的研究。进入 90 年代以来，对叙事学的研究不再限于叙事语法、叙事结构等静态研究，而是将叙事学置于文化背景中，做更广泛的研究 ；( 四 ) 文化研究。源自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在 80 年代末进入中国以来，国内的文化研究逐渐升温，这一跨学科、并具有实践性、批判性和开放性的领域，为红色经典研究开拓了相对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以上的研究论点都从很多新的角度对红色经典进行了全新的解读，这些新的理论论点也可以用在实际教学中。

以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为例，传统教学多是探讨作品的思想主题、人物形象身上的英雄主义色彩等，但该作品完全可以避开政治角度，可以从英雄、儿女、神魔角度探讨作品如何借鉴明清时期的英雄传奇、才子佳人小说、神魔小说等类型，从而探讨红色经典小说其内在的审美价值即对古典小说的传承。再以梁斌的《红旗谱》为例，讲授中可以重点分析其如何体现出民族化。该小说取材农民革命战争，题材本身就极具中国特色，小说故事发生地在冀中平原一带，是一个传统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故事，主人公身上更多体现出了传统农民英雄的特点。这部小说可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小说具有的民族化风格，甚至可联系新文学历史上欧化和民族化的文学发展历史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最后以李准的《李双双小传》为例，这部小说可以重点分析作品中所蕴含的民间文化。这篇小说诞生于大跃进时代，主题也是歌颂大跃进的，但很多人们今天对这篇小说依旧津津乐道，倒不是因为其政治主题，而是因为作品中男女主人公之间充满生活趣味的喜剧性故事。原小说在人物设置上就借鉴了民间文化尤其是民间传统曲艺，主人公李双双和孙喜旺的人物设置就模仿了民间曲艺东北二人转的形式，一个旦角，一个丑角，两人之间不断互动产生了一系列妙趣横生的故事，这部作品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红色经典如何借鉴民间文化从而使自己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以上的举例都是用一些新的、前沿性的理论对红色经典进行全新解读，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的学习过程，使学生逐渐去除隔膜和排斥心理，建立历史的理解和同情意识，既在十七年文学中获取有价值的思想精神和文学艺术滋养，同时确立以十七年文学为参照的 20 世纪文学的反思和观照视野。

红色经典教学是当代文学教学中的一个难题，对十七年文学的一些经典作品从新的角度去重新阐释，能够结合当代社会实际，用新的观点去挖掘传统的文学经典。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有兴趣去学，同时也可以引导学生发散性思维，这样的教学真正可以做到教学和科研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1]洪子成.文学与历史叙述[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2]刘克宽.十七年文学的时代性思考[J]. 黄山学院学报,20020,(04).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篇3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  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  于对文革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  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  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  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  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  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  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虽在80年代以否定文革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  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  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  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红色经典的产生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and  Allan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  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  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  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  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  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  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  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  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毛泽东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  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  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毛  泽东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  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注：LiuKang,“Hegemon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New  Literary  History,Vol.27,No.4(1  996),pp.34—51.)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  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延安整风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文革中的实践，其  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  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  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  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  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  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  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  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  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  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  ，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  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  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  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  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  ，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服务。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  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  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  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  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  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  新型的“市民社会”。毛泽东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  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毛泽东构想和实  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  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文革等运动，通  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  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  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  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  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  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  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大跃  进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  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  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第三，红色经  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  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  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  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  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  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  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毛泽东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  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注：对毛泽东《讲  话》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可见Liu  Kang,Aesthetics  and  Marx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3,“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National  Form  and  Subjective  Fighting  Spirit”。)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  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  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  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二、话语体系与情感结构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  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  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  ，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  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  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  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  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毛泽东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  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篇4

一、红色经典音乐的宣传思想教育意义

红色经典音乐是以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伟大实践为主要内容的，历经时代锤炼，紧扣时代脉搏，凝结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包括声乐、器乐、戏剧音乐等各种音乐形式在内的经典音乐作品。红色经典音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独特的民族性，包含着爱国主义精神、民族精神、革命精神、时代精神，以红色经典音乐为载体补充一般的理论教育方式，因其具体、形象、贴近实际，与学习和生活密切相关，更容易在潜移默化中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

二、红色经典音乐在高等音乐院校中的传播现状

高等音乐院校是培养音乐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学生音乐理论基础深厚，音乐鉴赏能力强，音乐欣赏水平高。专业音乐学习的背景，使学生在吸收音乐文化上具有与普通民众不同的特点。

音乐院校的学生接触红色经典音乐时变被动的以收听收看为主为以演唱、演奏、改编、理论分析方式为主，学生的参与性较强、目的性较强。音乐院校学生接触红色经典音乐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式：一是专业课堂。音乐院校的音乐史课堂和部分专业的专业课，如民族声乐课的专业课，会使学生大量的接触到红色经典音乐，如红色秧歌剧、红色歌剧等红色经典音乐形式。学生在课堂学习的过程中会对红色经典音乐有较为具有历史脉络的了解，在专业课学习过程中会熟知和演奏或演唱不同具体艺术表现形式的红色经典音乐。二是艺术实践。音乐院校的学生有相对多的艺术实践机会，学生在音乐会、汇报演出、慰问演出等艺术实践中也会参与到红色经典音乐的演唱和演奏中。红色经典音乐在广大音乐院校学生中的熟知率是比较高的。

但是硬币的另一面是一些学生对这些红色经典音乐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内涵、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缺少深入了解和认识，很多学生在演唱、演奏这些经典音乐的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作品的演唱、演奏的技术、技巧。这样就出现了红色经典音乐在音乐院校学生中熟知率高但理解领会程度不高的矛盾状况。

三、在高等音乐院校中弘扬红色经典音乐，发挥其宣传教育功能初探

红色经典音乐在高等音乐院校中发挥宣传思想教育功能具有其它院校不具有的优势，如何更好地发挥红色经典音乐在高等音乐院校中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充分发挥音乐艺术院校的专业优势，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优势、资源优势，深入挖掘红色经典音乐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继承和发扬红色经典音乐的艺术功能。注重建设与红色经典音乐教育相关的特色学科专业，培育红色经典音乐精品课程、精品教材，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通过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在掌握表现红色经典音乐的技术技巧的同时，从专业学习的角度提高对红色经典音乐的认识，深化对红色经典音乐内涵的理解。引导学生学红色经典音乐、爱红色经典音乐、懂红色经典音乐，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二是着力加强红色经典音乐教育教学、科研、骨干教师队伍的建设。重视培养、引进红色经典音乐教学、科研的优秀人才，鼓励教师进行红色经典音乐的创作。只有教师真正懂得红色经典音乐，具有研究、创作、传播红色经典的热情和专业素养，才能使红色经典音乐在高等音乐院校中更好的发挥宣传思想教育的作用。

三是充分利用校内的传播媒体如校园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红色经典音乐。例如，可以通过在报纸上设立红色经典音乐相关专栏，鼓励广大学生积极投稿，参与红色经典音乐历史介绍、红色经典音乐作品评析等，调动学生深入学习红色经典音乐内涵的主动与积极性；充分利用校园广播、电视播放红色经典音乐节目，营造校园风清气正、和谐文明的文化氛围；建设红色经典音乐专题互动网站，让学生参与到网站的建设和管理中。通过这些具有较高参与性、互动性的媒体宣传，解读红色经典音乐的深刻内涵，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既拓展了大学生教育的渠道和空间，也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与氛围。

四是创新传播红色经典音乐的方式和手段。通过开展主题演出、艺术实践活动和社团活动、建立红色经典音乐作品赏析推广小组，吸引广大在校学生加入到对红色经典音乐主动学习、主动研究的团队中，增强学生了解红色经典音乐的主动性、能动性。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篇5

以红歌为例，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代表作。红军时期的《十送红军》、《红军战士想念》、《红星歌》；长征时期的《映山红》、《过雪山草地》；抗战时期的《保卫黄河》、《在太行山上》、《二月里来》、《游击队歌》；解放战争时期的《延安颂》、《南泥湾》、《东方红》；国内建设时期的《边疆处处赛江南》、《工人阶级硬骨头》。从涉及的人群看，有唱给少年儿童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爱北京天安门》；有唱给的《人民军队忠于党》；有唱给农奴的《翻身农奴把歌唱》；有唱给工人的《我为祖国献石油》；有唱给农民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等。今天中国的舞台上活跃着《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天路》、《红旗飘飘》、《旗帜》、《高高飘扬的旗》等等，这些以激情年代、祖国建设、改革开放等为背景的艺术创作与时俱进、有创新精神，有艺术生命力，动人心弦。红歌常常以合唱的形式展现，而合唱艺术活动无论在演唱形式的新颖变化，声音色彩的新鲜追求，还是在舞台形体表演的变换求新，道具服装唯美改变等方面，对学生创新品质的培养都具有重要作用。

将红色经典艺术与课程内容相结合（1）把红色经典艺术与“两课”、党课相结合，实现审美教育与思想教育的有效转化。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结合，《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红色文化与党的理论路线的结合，党课中，在进行党史的各个阶段授课时，先播放该阶段的一首代表性红色歌曲，从欣赏质朴简洁的歌词入手，让学生感受歌曲所蕴含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背景。欣赏完相应的红色歌曲之后，讲解该歌曲对应的历史阶段的社会背景、相应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事迹。例如，在讲到长征阶段时，先欣赏《十送红军》这首非常口语化的江西赣南民歌，歌词中夹杂着不少俚语、方言，唱半句，停半句，旋律婉转优美，如泣如诉，让人感受到红军与苏区人民的深厚情谊，再现革命的历史画面。在讲到步入新世纪的阶段时，欣赏张也演唱的《走进新时代》，如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红色经典影视作品赏析》、《红色经典音乐赏析》等课程。也可以对部分专业有针对性的开设选修课，如对旅游专业的学生开设《旅游景点的红色文化》、艺术专业开设《红色文艺网络设计》、《艺术品市场的红色现象》，服装专业开设《服装艺术中的红色元素》等。也可以组织旅游专业的高职学生到各红色旅游景区担任红色旅游向导和义务讲解员，向游客宣传红色旅游景区的光荣革命斗争历史和先烈们的革命斗争精神。文秘专业的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结合当地红色资源，把红色文化作为研究课题；组织艺术专业学生深入革命老区采风，收集红色歌谣，并创作谱曲等。在将红色资源与专业学习结合的过程中，大学生既为社会提供了知识服务，又深化了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促进了自身素质的提高。将红色经典艺术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职业人文素质中许多都是缄默性素能，必须通过自我感受、体悟和养成的过程才能生成。所以高职学生的职业人文素养在一定的程度上说也是“熏”出来的，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便是学生职业人文素质熏陶的“孵化器”。

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的实质就是以红色文化影响受教育者，红色文化与校园文化具有很强的契合性，能实现有效的融合。红色文化和校园文化结合的途径主要有：（1）红色文化和校园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建设结合，把红色文化融入到校园的景观设计中，使之成为传播红色文化的实物载体。综合运用校史馆、革命历史人物的雕塑、校园大道、校园建筑、诗词警句等载体传播红色文化，让学生身临其境，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红色教育，提升人文素质。（2）善于结合传统节庆日、重大事件开展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红色教育主题的文化活动。如利用清明节、建党节等重大节日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邀请红色专家做专题报告、学术讲座，组织红色教育研讨、红色演讲，举行红色歌会、举办红色征文比赛、举办校园红色文化艺术节，利用校内广播电视、校园网、橱窗、校报、校刊等传播红色文化，让学生在日常生活学习中耳濡目染，红色文化润物有声地深入到学生的头脑中，内化为行动。将红色经典艺术与实践体验相结合实践体验模式是指通过组织一系列的以红色教育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让活动形式和内容的感染力来影响和感化大学生的一种红色教育模式。目前，高职院校的学生，大多是80后、90后，他们的人生体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对我国的红色历史、革命历程的红色文化精神内涵认识不足。因此，教育者要特别重视利用社会实践的形式，积极开展各种实践性、情景性、体验式的教育活动，使大学生在实践中体验红色教育的巨大魅力。如在新生军训活动中邀请老红军与学生交流；学生自编自演红色经典舞蹈、演唱红色经典歌曲、鼓励学生创作红色文学，在校园普及红色文化理念等活动。结合学生专业特点，利用节假日、寒暑假精心组织各种方式的实践活动，包括参观红色景点、开展红色旅游服务、调研、考察以及把红色艺术通过文艺演出等形式送到乡村、厂矿等活动，切身感受基层生活、充实精神生活、提升思想境界，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

将红色经典艺术与网络渗透相结合网络强大的功能决定了它在开展大学生红色经典艺术教育中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如网络媒体的匿名性、互动性可以避免人们在传统教育中抵触情绪的产生，有利于人们充分交流思想，发表意见；它的多媒体性能为红色经典艺术教育提供现代化的手段；它的信息的海量性能满足不同个体对不同信息的需求，极大地提升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目前我国的红色网站已初具规模，为此，高职院校必须重视网络的价值，借助网络的力量，创立网络渗透模式，开展红色经典艺术教育。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1）加快红色网站的建立与发展。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目前我国的红色网站已初具规模，出现了像清华大学红色网站、北京大学红旗在线、北京科技大学红旗飘飘等一批品牌站点。但要增强红色网站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使红色文化有效地渗透进大学生的头脑，则要加快红色网站的建设与发展，如不断丰富网站内容、增强内容的可读性、缩短更新周期等，逐渐扩大红网在大学生中的影响。（2）要充分发挥红色网络论坛的作用。网络论坛的互动性有利于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交流与沟通。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篇6

一、“红色经典”——特定时代的产物

“红色经典”是指建国初期以革命故事为背景反映革命英雄人物高尚情操的文学作品、剧目或影视作品。“红色”意味着这些作品往往与人们坚定的革命理想和豪迈的战斗精神紧密联系,象征着一种深入骨髓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操,并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情愫:“经典”则意味着这些作品是在某一时期成形并积淀下来经得住时间考验并具有永恒价值的艺术或作品。当“红色”和“经典”互为前提、相互链接时,一种极富魅力的艺术概念就诞生了,蕴涵这种概念的任何艺术样式都可以称为“红色经典”,只是因为“红色”有它特定的社会存在背景,而必然把这一系列的作品创作时代都框定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红色经典’指的是约定俗成的、群众公认的、岁月久远的、影响较大的描写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经典作品”。

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左右中国社会的一元思潮逐渐为多元思潮所冲击和取代,“红色经典”也伴随着受众思想及消费的多元化逐渐进入低谷。但到了20世纪末,尤其是以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及随其后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为界端。以90年代初期发行量惊人的《红太阳》革命歌曲新唱和卡拉OK为标志,沉寂多年的“红色经典”重新走上银幕和舞台,一时间改编“红色经典”系列的热潮风起云涌。

二、被戏说、泛化的“红色经典”

20世纪末以来的文化艺术界,一边是大众文化市场对“红色经典”改编使得“红色经典”的变脸令人眼花缭乱,一边是理论界对“红色经典”经典地位的质疑。[3]《激情燃烧的岁月》等一系列革命题材的影视作品活跃的同时也出现了红色经典被戏说和泛化的倾向。无论是对经典的戏说还是泛化,乃至网上泛滥的“红色搞笑”都暴露出“红色经典”在被改编过程中的低俗化问题。尽管时代不同了,观众的审美需求发生着质的变化,一味地题材复古未免有守旧之嫌。但在原著内容有限的基础上肆意扩大空间,并假借还原英雄人物本身情感的名义过于强化情感戏从而“稀释”原著,影响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的庸俗化倾向日益明显,大致表现为如下方面。

1、误读原著,忽略史实

在大众消费文化背景下,部分“红色经典”改编的影视剧也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特征,但这种“与时俱进”并非意味着要违背原著的本意,甚至不顾史实,肆意歪曲。《林海雪原》的改编引出一场官司,《红色娘子军》的定位是青春偶像剧,加入了大量的爱情戏,这些不尊重原作基本精神和核心主题的原则下的再造都是对经典的误读和对史实的忽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在当前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很少有人能够静下心来潜心体会“红色经典”的深层内涵,而只是凭主观想象和合理臆断来推测“红色经典”,于是,当前的“经典”全然变了味道: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当前影视界,情感剧、功夫片充斥市场并红极一时,对历史本就隔阂的演员们根本没有功夫来品味“红色经典”,因此,在塑造和扮演“红色经典”中的人物时往往不能更好地把握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情感,从而难避误读原著、违背史实之嫌。

2、误导观众,刻意“人性化”

在“红色经典”改编中还普遍存在一种还原性的精神,这对于客观地反映英雄人物及历史真相不无裨益,但是刻意地将英雄人物“人性化”“生活化”,无疑又是对“红色经典”的另一种曲解。“红色经典”之所以被奉为经典,在于它们的取材和故事背景大多来源于革命经历,其人物形象大多有其原型甚至都是真人真事的记录,它们能够激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也正因此,经典才在当时社会上和民众中广为流传。改编后的“红色经典”作品却更多地突显夸大“人性化”成分,使“红色经典”原著所反映的故事和情操黯然失色,甚至于经改编后的少数影视作品不堪入目,在很大程度上误导广大青少年观众。更让中老年观众无法忍受。当年的“红色经典”太过严肃,但或许正因其严肃和正统才将理性与道德观念植入人们的价值体系当中,使社会多了一份秩序和祥和。而如今对“经典”另类消费的曲意迎合下的改编脱离了英雄生活的土壤、违背了其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既定形象,无疑是对观众的一种误导。

3、误解市场,“泛娱乐化”

近年来,“红色经典”在不知不觉中褪色和变味,其严肃性、教化性已然不足,取而代之的是娱乐和搞笑的成分。《林海雪原》原小说中赤胆忠心、智勇双全的侦察英雄杨子荣成了一个嬉笑怒骂的世俗伙夫。可是该剧的编导却认为“以电影的长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肯定是要加很多的内容,只要大的方向不变动,把以往脸谱化概念化的英雄塑造成有血有肉的人”以符合当今受众的审美观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以说笑逗乐和戏说为基调对“经典”进行开发和改造,并不惜牺牲英雄的既定高大威猛的形象,采用美化反面人物、丑化正面人物的形式来吸引观众眼球的这类剧目打破了观众的既定消费意向和观念,观众并不买账。

大量“红色经典”的改编不为广大观众所接受,这种现象的出现决非偶然,乃是由于“红色经典”被肢解和戏谑后的必然结果。“红色经典”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正面导向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再次唤起人们对那个“激情岁月”的回忆,让精神和信仰不至迷失在经济浪潮中。时代在前进,生活在变化,对“红色经典”的改编无可厚非,但其“红色”和“经典”之精神及内涵不可随意丢弃,更不能滥用红色、歪曲经典甚至篡改历史来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

三、对“红色经典”改编的修正

1,加强调控,促使影视文化的教化功能与娱乐功能的统一

针对当前对“经典”的歪曲和戏说。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点名批评了《林海雪原》等电视剧“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红旗谱》也曾一度被叫停。界内外人士一致认为对“经典”改编要慎之又慎。“红色经典”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对于这一类作品现代人只能诠释,不可以随意翻新。“红色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并不仅仅是因为其迎合了当年的社会政治热情,还因为其符合了当时人们精神和心理上的普遍期待,它为广大民众提供了精神家园和思想、行为导向。新的历史时期,“红色经典”仍应不失其教化意义,寓教于乐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但是如果一味地偏重“娱乐”甚至“泛娱乐化”,“经典”的教化功能便会大打折扣,甚至于误导观众。因此,“红色经典”要继续承担道德教化的功能,就必须处理好教化与娱乐的功能的统一关系。

我们试以成功改编红色经典的个案《小兵张嘎》为例。改编成电视剧的《小兵张嘎》经省级审查机构初审后报送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审查委员会终审,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影视部还就此召集部分专家举行了“《小兵张嘎》与‘红色经典’改编研讨会”,与会者肯定了电视剧《小兵张嘎》对原作的改编和再创造(尽管该剧播出后各界对其也不乏诟病)。首先在主题立意上,它保留并强化了原作的时代背景,用区队的小规模战斗和嘎子的自觉抗争表现了在抗日战争最艰难阶段中国人民是如何团结起来抵抗外寇的。与原作相比,电视剧《小兵张嘎》继承了原作基本精神,讴歌革命先辈。弘扬民族精神,对并不熟知那段历史的少年儿童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其次《小兵张嘎》在承载教育功能的同时,始终注重保留儿童剧的特色,充分体现出孩子的童真童趣。创作者在嘎子、胖墩、佟乐、英子这几个人物身上注入了现代气息。体现出当下孩子们的眼光、智慧、语言。甚至处事方式。由于创作者充分发挥了孩子天真的本性,因而这种现代气息不会与作品的时代背景格格不入,反而让人有认同感。

2,努力做到红色经典的革命性、经典性、艺术性和适时性的完美统一

我们有理由相信“红色经典”会继续有广阔的前景,毕竟它为几代人提供了精神食粮和信念支撑,并成为人们精神消费的持续追求与国人精神的“后花园”。但是面对当前“红色经典”的泛娱乐化我们也不无忧虑。如果红色经典被放任“戏说”,很难想象若干年后所谓的“经典”会是何等模样。“红色经典”固然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常谈常新,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注入新的血液来升华。我们认同“红色”作品在表现手法和表演技术不断更新,追求与时尚的完美结合,尽可能地精益求精,但如何保证其主题及基调的不褪色不变质,是当今文艺界在改编“红色经典”时首当其冲面临的一件大事。

在这一过程中,有必要区分“保鲜”与“时尚”两个不同阶位的概念。“保鲜”是对于“红色经典”本身的主题而言的,是质的东西,在任何时候,这个主题不能被冲淡:“时尚”则是对于内容的表现形式,是可以多姿多彩的。“红色经典”之于“时尚”,犹如烹调过程中食物与佐料,“红色经典”不容稀释,不宜被浓墨重彩地去包装,否则难免有喧宾夺主之嫌,也势必会冲淡“原汁原味”。因此,“红色经典”的“保鲜”要尽可能地突出历史的积淀和厚重感,要将多少年来人们对英雄所积淀的那种尊敬和崇拜的情感升华提炼、萃取挖掘,而非在庸俗化方向来大做文章。既要“经典”不变色,又能为当代人所乐意接受,绝非是将“红色经典”娱乐化就能为之的,也非去娱乐化就能实现的,因此,如何在时尚和翻新的过程中对“红色经典”进行适度保鲜便成为当前文化消费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综上所述,“红色经典”的意义在消费文化时代可以不断增值,但这种增值不是通过戏说和“娱乐化”而达到的,否则势必会伤害到受众普遍的经典情结。毕竟“红色经典”的最大意义莫过于将特定时代积淀下来的民族精神及理性光芒予以传承、定格。还历史以真相,还英雄以本色。从而在消费文化时代真正地引领大众的理性文化消费,避免一味戏说或肆意歪曲等泛娱乐化的误区,这亦是当前“红色经典”保鲜的第一要务。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红色经典；经典建构；经典解构；大众文化

传统经典观认为，经典是自然形成的，具有时空的超越性，是经过漫长时间的积淀和考验而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和瑰宝，具有永恒的、普遍的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而文化研究视野中的经典则是权力聚集、争夺的场所，其否认经典的超越性、永恒性和普遍性，认为经典总是具有特定的历史性、阶级性和区域性。经典建构往往“意味着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注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i 而经典解构则意味着 “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所代表的主流文化的衰落。经典的建构和解构涉及到文化领导权的斗争，是一个充满权力政治争斗的过程。红色经典在最初被创作并广为传播的时候，它承载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是当时的革命文化和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而当下流行的红色经典改编，却是以大众文化的面貌出现，是文化工业打造的时尚文化产品，其遵循的是消费文化的逻辑和规则。红色经典的时代变迁，犹如一个文化风向标，折射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状况的巨大变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除了进行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外，必然要就加强文化建设。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就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正如学者刘康所说，“经典的建立、维护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ii 而且“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治权力、为经济建设服务。”iii 建国后在文化领域，为尽快确立革命文化领导权，国家权力机构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文化批判和改造活动，比如关于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及知识分子改造活动；另一方面又加强革命文化的建设和宣传，其中红色经典就是革命文化建构的重要部分。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下，在毛泽东关于采纳民间的新鲜而生动活拨、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论述指导下，一大批文艺作家激情澎湃地投入到了这场自觉的经典建构活动中，将文学创作与国家建设融为一体。作家们以“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的身份所创作的这批红色文艺作品通过对革命起源神话的讲述，对革命从失败到胜利的艰难历程的叙述共同建构了一部完整的中国革命史，很好地表现出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而且作品以形象化的笔法所塑造的一批批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英雄，成为新中国合法性起源的最好注脚和现实最有效的精神资源。因此作品一经生产出来就受到国家的重视，相关文化机构就作品举行大型研讨会，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广泛传播，比如大量出版，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形式，再加上媒体宣传、报刊杂志和学校教育的配合，这些作品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同时也由于这些作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借鉴和融合，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因而受到了民众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欢迎，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召唤个人为主体”的说法，这些以革命意识形态为目标参照系而创作的文艺作品，最终完成了对大众的“召唤”与“驯化”。革命文化领导权的建立与红色经典的建构是一体两面，紧密相连的。

“文革”结束后，随着知识分子对革命文化的质疑和反思，红色经典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与此同时，人道主义成为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充满人性、人道等启蒙话语色彩的新历史小说，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的《白鹿原》、刘恒的《狗日的粮食》等。这批小说有意颠覆红色经典的艺术模式，在题材上弃“大”从“小”， 用“民间化”替代“官方化”，用“私人性”取代“公共性”，力图恢复被主流意识形态所遮蔽的革命的暴力残忍的一面，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正史”，构成了反抗政治压制的 “政治寓言”，奠定了反权威意识形态的基础。

90年代市场经济的正式确立，使大众文化得到了飞速发展，一时流行音乐、肥皂剧、时尚杂志、畅销书等主宰了整个文化市场，极大地冲击了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成为了人们的主要文化需求。伴随着市场经济而生的大众文化与之前官方所倡导的大众文艺(红色经典是其主要组成部分)是有本质区别的。自1942年以来至70年代知识分子所创作的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大众文艺是革命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背后隐含着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诉求。而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iv 大众文化是一种程式文化、平面文化和肤浅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崇尚虚假感官快乐而抛弃深度价值意义的文化，它以追求商业利润为唯一价值目标，具有鲜明的消费性、娱乐性特征。正如有人所说“在娱乐文化中，文化的政治功能、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等都受到了压制，而强化和突出了它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快乐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文化标准。”v 同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经典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文本不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生产者—艺术家所创造的高高在上的东西(比如中产阶级的文本)，而是一种可以被偷袭或被盗取的文化资源。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被使用，在于它可以提供的相关性，而非它的本质或美学价值。大 众文本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意义的多元性。更在于阅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多元性。”1

在这种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大众文化语境中，红色经典遭到了如火如荼的解构。大众文化利用现代声像技术，对红色经典进行戏拟、拼贴、改写，以富于感官刺激与商业气息的空洞能指，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如90年代初的“红太阳”热，就是大众文化利用民间的怀旧情绪而打造的文化消费品，当由流行歌星孙国庆、屠洪刚、李玲玉、范琳琳等用通俗音乐手法演绎革命歌曲时，原本附着其上的政治意义和神圣情感消失殆尽，革命歌曲失去了教化功能，仅剩下轻松消遣的娱乐性。正如有人所感叹的那样：90年代《红太阳》再次红遍大江南北，己完全没有当年的神圣感和宗教感。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出现《红太阳》热是悲剧，那么九十年代出现则为笑剧。在世纪末的红色经典改编潮流中，《红色娘子军》被打造成“青春偶像剧”，《林海雪原》被演绎成“林海情缘”，《烈火金刚》变成加里森敢死队，《铁道游击队》变成兄弟连……在消费主义逻辑规约下，大众文化制作者借“人性化”、“现代意识”之名，行“消解崇高”之实，采用种种庸俗化的改编策略，在革命故事中添加情感纠葛并大力渲染，不仅有婚外恋还要勾勒起三角关系，革命者的情感生活热闹非常，同时一定要使英雄人物有缺点，使英雄“平凡化”，所以杨子荣散漫油滑、爱唱酸曲，反之反面人物要充满“人性”，座山雕重情重义，儿子不认自己就难过的老泪纵横，南霸天吟咏诗书、沉迷古玩字画，极具雅致。“泛人性化”和“滥情化”手法的运用，颠覆了红色经典的凛然正气和昂扬激情，解构了革命英雄的崇高形象，红色经典的教化功能消解在娱乐化之中。网络上的红色经典搞笑更是越走越远。手握钢枪、保卫神圣领土的战士，喊的却是：“严防死守，根除二奶。”手捧红宝书的女红卫兵，说得却是；“好好学习，天天想你。”经典红色影片《闪闪的红星》被改成《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革命小英雄潘冬子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一心想参加青年歌手比赛赚大钱的时尚小青年，其红军战士父亲潘石屹变成了“地产大鳄”，母亲则一心想参加“非常6+1”，梦中情人是主持人李咏。在《铁道游击队》版本中，一群打日本的游击队员被演绎成了以“美声”、“通俗”、“民族”唱法参赛的各显神通的歌手。红色恶搞热潮还波及国外，近来一部法国版的《红色娘子军》在网上颇为流行，其将一个消灭土匪恶霸的革命故事演绎成一个女人（吴琼花）背叛、男人（洪常青）捍卫尊严的庸俗情欲故事。正如某学者所评价，“红色经典在消费时代具有调侃和消解意义，将红色的政治含义消除，将红色的艺术形式加以后现代化，于是形成一种文化形式与精神的错位，由此成为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品。”2

意识形态话语的变化和文化权力的嬗变，影响着文学经典的建构；同时文学经典的时代变迁也折射出话语权、文化权的变更。红色经典的经典化和去经典化形象地折射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迁，中国已经由一个革命文化霸权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其中大众文化凭借其迅猛的发展趋势，以世俗化、娱乐化、消遣化的方式试图将一切文化纳入自己的消费视野。大众文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在满足人们娱乐、消遣的世俗化需求时，也消解了“崇高”、“神圣”、“永恒”等价值意义，使人们逐渐远离了“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甘晓娜（1982—），女，汉族，硕士，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研究方向：文化研究

﹙加﹚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马瑞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3页。

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载《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1期。

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前引文章。

金元浦《定义大众文化》，载《中华读书报》gmw.cn/01ds/2001-07/25/20-69CCD4D623AB947648256A940006B383.htm。

黄会林《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篇8

何谓经典，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作品。红色经典是当代演出宣传中的常用词，没有人刻意阐释，也不是什么科学严谨的定义，但大家似乎都能意会。笔者理解红色经典是借用经典词义，意指那些特定时代诞生的歌颂党、歌颂祖国、颂扬时代精神、深受大众喜爱的文艺作品。比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歌剧《洪湖赤卫队》，中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京剧《红灯记》等等都是长演不衰的红色经典。它们都是跨越时代的优秀之作、典范之作，其共同之处在于具有“主题先行”、追求舞台化戏剧化的效果、作品张扬革命浪漫主义情怀。

红色经典何以在当代流行？

红色经典是时间磨洗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审美艺术价值。无论何时观看你都能感受到它强烈的时代精神，为它传递的激情昂扬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所感染。人是需要精神鼓舞的，更需要昂扬向上的精神传承。那些峥嵘岁月的革命意志、奋斗故事的确具有荡涤世俗、令人激情燃烧的特殊魅力。此外，红色经典表演自然真实，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

红色经典有一批特定的观众群,它曾伴随一代人的成长岁月，如今他们大多已人过中年，有了回眸重温的情怀，红色经典的适时推出迎合了他们观摩的愿望。配合各种主题纪念活动举办的红色经典演出，首先是起到了传承的积极作用；其次能够得到上级肯定、甚至拨专款扶持；第三市场业绩不俗。

流行歌坛的“翻唱”风也正是源于此。现在江西卫视热播的“红歌会”，收视率不低，显然也是基于《东方红》等“红歌”深厚的群众基础。

如何正确解读红色经典？

重新翻作的红色经典在广受欢迎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一，滥用经典之名。有些演出贴上经典复排的标签，借题发挥，为的是沾经典的人气；其二，只为应景，以经典充数。翻作经典走的是创作捷径，省去很多创作经费，但是有些翻作只为应景，缺乏再度挖掘，表演与初创时无法相比，很多演员眼中没有、心中也无经典所要求传达的精神内涵。即使是照搬照演经典，也存在着有些剧目为赶档期急于登台，粗制滥造。其三，改编经典，歪曲原作。在还没有吃透经典原作之时，擅自改编，这方面问题尤其严重。这三种对待经典的态度，潜移默化当中产生了“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倾向。

上述现象如果长此以往，将影响红色经典本身的艺术魅力和红色经典已经形成的品牌效应；复排人员对原作精神吃得不透同样影响其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对并不熟悉那段革命历史的后辈也将产生消极影响。本报就曾接到“五个一工程”奖歌曲评委周荫昌来电反映：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冼星海百年诞辰活动中，《黄河大合唱》特定的精神内涵没有表达出来，那种特定时出的中国民族怒吼的声音被轻松地消解了，令人非常失望。

每逢各种主题纪念日，红色经典的集中上演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当仁不让的浓抹重彩。去年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国武警文工团于国庆期间推出大型史诗音画《十送红军》，以多首脍炙人口的革命历史歌曲再现了红军长征史诗般壮阔的历史画卷。演出创意非常可取，但重表演形式不重精神内涵也是突出问题。舞美、演员比以前漂亮了N倍，但该传达的精神气质却没有。个别演员一出场就摔倒了，和经典应有的要求很不相配。

作家丛维熙说：一切应时小卖的吆喝，或以此壮门面者只能亵渎“经典”这个含金量极高的词义。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在今年全国艺术创作工作会议上强调“创作具有强烈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优秀作品是当前文艺创作的重要任务”，同时指出：抵制艺术创作中出现的“戏说经典”“恶搞崇高”“消解价值”等不良创作现象。网友“中国文化人”说：红色经典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录，也是对那段历史的思想观念的一种阐释，其中所蕴含的坚定信仰、献身精神等高贵品质恰恰是对当下人文精神缺失的补偿。

依赖经典不是长久之计！

红色经典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作品，其推出有其不可回避的历史背景，当然也有其创作的历史局限，其所反映的时代内容、表现的叙事手法、蕴涵的审美形态都与当下生活有一定距离。因此重新恢复红色经典首先要尊重历史，在翻作红色经典时首先要吃透原作特定的精神内涵，演出时应继承而不是创新。

中国人历来重视年节文化，今年值中国人民建军80周年，明年中国首次举办奥运会，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这些重大纪念，按惯例都将会产生一批应景的主旋律的文艺作品。文化主管部门也将会为此拨出艺术生产经费，但如何把纪念的情结与创作和艺术质量挂钩真的是门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