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1

关键词：“三农”问题研究；特色栏目；办刊理念

中图分类号：F325.2/G23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2-0158-0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下简称本刊）由教育部主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主办。2001年1月创刊，双月刊。本刊“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创刊即设立，截止2015年底已出版90期，专刊2期，刊发论文700多篇，占本刊总发稿量30%以上，作者遍布全国上百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此栏目是迄今国内大学学报中开设“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时间最早、发文量最多、持续性最好的。

一、栏目建设宗旨、意义及优势

（一）栏目宗旨

关注社会现实，聚焦“三农”问题，依托学科优势，深入探索“三农”问题破解之策，积极为我国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富裕服务。

（二）栏目建设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达9亿之多，“三农”问题作为我国的重大社会问题，受到社会各方的重视和关注。党和政府历来都十分重视“三农” 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先后发出10个国家1号文件，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作出了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统筹城乡力度等一系列重大决策。

高校社科学报肩负着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为国家经济发展献计献策的重任。正是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本刊积极肩负起时代的责任，自2001年创刊之日起，就开始设置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栏目，积极为破解“三农”问题献计献策。

（三）栏目建设的优势

本刊开辟“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具有地理优势和学科优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位于国家惟一的农业示范区――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4 000多年前，中国农业始祖后稷在此地教民稼穑、树艺五谷，成功地推动了我国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过渡，创造了先古时期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使得杨凌成为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目前这里除农业高校外，还集合了众多的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企业，农业人才济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目前我国农、林、水学科最为完备的高等农业院校，在“三农”问题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学科优势。学校设有西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金融研究所、农村社会研究所、农业历史研究所等农业研究机构。因此，本刊开设“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不仅有利于科研成果的及时发表，服务 “三农”，而且也可以与培养人才和学科建设相得益彰。

三、栏目建设措施及经验

（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严把政治质量关

从设置“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之日起，我们就牢牢把握办刊方向和宗旨，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出版工作方针、政策，特别是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敏感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未出现过任何政治问题。如本刊出版的1期专辑中有8篇我国台湾作者的稿件，编辑部对这些稿件进行了认真审核，还将这些稿件送陕西省台办，经有关负责人对其中的有些用词和提法进行了审核并加盖了省台办的公章，做到万无一失。

（二）积极约稿组稿，不断扩大稿源

编辑部坚持把“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放在目录突出位置，在人员和排版安排上给以重点倾斜。安排对此问题有一定研究基础的编辑负责该栏目，并聘请我校经济管理学院“三农”问题研究方面著名专家王征兵教授担任栏目主持人。

围绕既定目标，编辑部主动与学校相关专业师生和科研人员建立联系，跟踪他们的科研进展，随时掌握有关“三农”问题研究动态，积极组稿、约稿。并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有关“三农”问题研究的机构、学校的专家教授征稿约稿。随着栏目影响力的扩大，投稿量逐年快速增加。目前该栏目年均投稿量达到上千余篇，稿件刊发实现了优中选优。

（三）组织与导向并举，精心策划专题

编辑部针对“三农”问题积极策划专题研究，先后策划了“农业产业化与农民增收问题”“WTO与中国农业”“农业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农村养老与社会保障”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新农村建设”“农民工问题”“土地流转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等专题，组发了一系列论文，有力配合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宣传，并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了参考。

（四）实行开放办刊，积极吸纳校外优秀稿件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始终以学术质量为稿件录用标准，坚持开放办刊。作者遍及全国上百所高校和科研单位，国外有关专家也积极为该栏目撰稿。

四、栏目突出特点及反响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设置紧扣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针对“三农”方面的难点热点问题推出了一批视角独到、见解新颖、注重实际、针对性强的精品力作。

（一）从研究思想上看，紧跟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现实

该栏目论文或直击“三农”问题的难点，提出独到的见解；或紧跟“三农”问题的热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起各界对该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如杨翠迎等撰写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于有限财政责任理念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构想》发表后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度重视，被刊登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要参》上，为国家高层领导决策提供参考。我校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王征兵撰写的《农民贫困的根源分析》、浙江大学农村发展研究室主任黄祖辉撰写的《现代农业能否支撑城镇化？》、浙江师范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教授撰写的《“两区同建”破解中国新型城镇化难题》均引起广大读者的高度关注，这些有思考、有分析、有措施、有对策的理论文章也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从研究方法看，注重实际调查，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探索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刊发的许多文章是作者深入实际，走进农村，走入农户家中所做的调研。这些作者利用调研所得的大量数据，进行了科学分析，得出可信的结论，提出可行的对策。2013年第5期本刊特约的浙江师范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教授撰写的《影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的倾向性问题及建议》，是他带领由10多个教授、副教授及博士组成的课题组用了3年多时间在全国范围内跟踪调研后所成的力作。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文理融合。我校有很好自然科学研究基础，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具有很大的优势。对此我们进行积极引导，鼓励有关研究人员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探索，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如用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模型、数量关系来分析调研资料。近年来，本刊发表了不少这类文章，成为刊物又一突出特色和亮点。

（三）从基金论文比看，论文受资助比例高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刊发的文章在本刊栏目中基金论文比最高。栏目坚持与相关学术研究课题的联系，及时跟踪相关学术信息，刊发相关优秀学术成果。特别是近年来，该栏目文章90%以上由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以及其他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这些项目在文章发表后有不少获得省部级奖励。

（四）从作者队伍上看，既重名家，又不薄新人

海纳百川，质量为本。“三农”问题研究栏目选稿始终坚持以学术质量为原则。因此，我们在保持刊发权威专家学者论点的基础上，还吸纳年轻学者的学术观点，刊发了一批观点新颖、视野宏阔的新人新作。该栏目作者中有博士、硕士，也有本科生；有博导，教授、副教授，也有讲师、助教。有高校师生、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也有企业和 “三农”一线人员，很好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五）从产生的社会反响看，受到了著名文摘、新闻媒体以及广大作者、读者的广泛关注

该栏目论文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方面和学校的相关学科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些文章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如杨翠迎等撰写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于有限财政责任理念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构想》一文被《新华文摘》转摘，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被《经济要参》全文刊登。周孟亮等撰写的《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偏差》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张丛的《二元体制下农民工城市化的障碍解析》和文春晖的《创新农村金融机构监管模式》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摘。陈为京等撰写的《加快建设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并获省政府奖，有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刊发的文章被大量引用，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带动了该领域问题的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该栏目刊发的论文被引10次以上的有300多篇，被引20次以上的超过100篇，被引50次以上的10篇。2007年刊发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于有限财政责任理念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构想》一文，目前已被引147次，下载1 300多次。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从2001年创刊设立，一直保持到现在，从未间断一期。栏目立足社会现实，紧扣“三农”方面难点和热点问题，刊发了一批有思考、有分析、有措施、有对策的理论文章，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审读室早先编发的《审读工作通讯》先后5次对该栏目这种突出办刊特色、贴近社会现实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和表扬。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并刊发了题为“立足前沿 突出特色 服务‘三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成果斐然”的专题报道。

以特色栏目为依托，带动了期刊总体学术水平的提升。目前本刊入选CSSCI来源期刊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并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农业期刊一等奖、全国百强社科学报、陕西省权威社科期刊。

Abstract：The Column of Research on Problems Concerning Sannong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was set up in the first issue of the journal in 2001. Up to 2015， the column existed for 15 years without any intervals， and 700 papers had been published in 90 issues， with 5～9 papers for each issue， which accounted for 30% of all the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Among all the university journals in China， this column is the first one of its kind and published more papers than any other ones.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journal have taken many advanced ideas and measures to keep improving the column， such as actively soliciting contributions， elaborately plan topics， running the journal in a open way，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famous scholars and promising young ones， etc. Thanks to these， many masterpieces had been published in the column， which were characterized as based on unique perspectives， having new ideas and focusing on real problems. Enhanced by such a special column， the whole quality of the journal has climbed onto a new level.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2

关键词：经典作家；三农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045-02

一、一个指导理论：经典作家谈三农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逻辑起点，形成的关于如何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学说。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是经典著作理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经典作家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资本论》、《法德农民问题》、《论土地国有化》、《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一系列著作中。其主要观点主要体现在：

第一，肯定农业的基础性地位。马克思认为，农业不仅是个体独立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农业劳动（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等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因为一切劳动者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1]。“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然基础，而且对于其他一切劳动部门之变成独立劳动部门，从而对于这些部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说，也是自然基础”[2]。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论点出发，阐述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如何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进而发展社会经济。

第二，强调农业合作发展的必要性。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无论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都必须对其加以改造，使其适应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1842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土地国有以后的土地经营问题，即在社会共同占有土地基础上实行共同耕种。1872年，恩格斯在《住宅问题》一文中，从土地经营方面提出了合作社生产的条件及其意义，现存的大土地所有制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来由组合工作者经营大规模的农业[3]。同样，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指出：“农业工人，也只有当首先把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即土地从大农民和更大的封建私人占有者中夺取过来，而变为社会财产并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共同耕作时，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4]。恩格斯的合作社理论为俄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准备。同时，也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理论武器。

第三，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化。土地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之一，马克思十分注重土地的所有制问题，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化。他指出：“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加和集中――这些情况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并使用机器和其他发明――将使土地国有化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抗拒这种必然性是任何拥护所有权的言论都无能为力的”[5]。尽管这个论断是针对英国的经济发展做出的，但对于中国今天进行农业改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

第四，呼吁对农民进行教育。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的最终去向――是倒向资产阶级还是跟无产阶级走，是决定这场斗争谁取得最终胜利以及胜利后建立什么性质的社会制度的关键因素[6]。农民由于其受教育程度的局限性，决定了其严重的小农意识，同时，也造成了其身份的两重性。他们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无产阶级如何夺取和掌握政权，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农民的支持。因此，就必须对农民进行教育。而这种教育既包括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同时也包括对农民的保护和支持。在我国建设现代农业的新时期，农民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对农民进行教育十分必要，他关系着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最终实现。

第五，主张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解放的学说。他立足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基于这个远景，马克思提出了通过消灭城乡差别来达到人的真正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具体如何消除城乡对立，达到城乡融合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全面论述了他的实现路径，这对我国当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合理的城乡一体化格局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二、一个追问：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棘手问题。但是，在1949年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实施以前，三农问题还未真正成型，在此之前我们谈到的三农问题更多地指向农村问题，在后来国家制度参与情况下，三农问题真正进入关注的视野。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历史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现实的不合理的制度使然。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策略大行其道，商业的悲惨处境表面上看是一个商业、商人的问题，实质上则是一个农民发展权利被无端剥夺的问题；同时工业官营又抑制了民间工业的发展，剥夺了农民务工的权利[7]。正是在这种治国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的古代三农最终失去了与西方兴起的现代化浪潮结合的绝好机会，为中国以后的现代化埋下了祸根；1840年以来的悲壮百年史进程中，救亡图存压倒一切，使解决三农问题失去了基本的政治前提[7]。我国农业落后的发展起点，可以说，是导致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农业合作化的措施，农业的发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的农业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有了“农业学大寨”口号。但是，随着我国战略结构的调整，工业被提高到了战略高度并受到极大的重视，农业也随即成为辅助工业发展的牺牲品，因此，农业被剥夺了主动参与现代化的权利。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农民既承担了改革的风险，也承担了改革的责任。虽然我们有过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丰功伟绩，也有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探索，但是，在遇到与“农“字有关的经济社会活动时，都采取了表面肯定公平，实则承认差别的态度。如面对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我们有针对性地对之立法，从而使乡镇企业身份化，而不能取得与国有企业相当的权利，这种基于身份的立法不仅仅把人等级化，而且把经济行为等级化，从而使三农问题愈演愈烈，也正是在这一法律环境下，中国农民不管如何努力就是走不出这一权利“魔圈”，最终使三农无法吸收到足够的圈外能量促成自身的现代化，城市国有工业却可利用国家赋予的特殊权利“管道”从三农圈内吸取能量[7]。如今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把农业、农民推向市场的同时，又造成了多少农业用地遭破坏、流动性的农村人口利益被破坏的情况。三农问题的产生，有多少是制度的使然？

三、一些启示：解决农民问题的路径思考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农民大国。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关系到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关系到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实现。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解决三农问题，不仅需要法律制度和宏观微观政策支持，也需要人们观念的转变。具体现在：

第一，完善已有的三农发展的法律制度，积极制定新形势下规范三农发展的政策法规。例如，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农发展法》，颁布《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法》，加快农村司法体制改革，等等。为三农发展提供法律依据，保证农业发展的优先性，保证农村发展方向的合法性，保证农民权利的真实性。给予农民事实上的有效的权利空间，即完整的自治权、充分的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权、自由发展经济权、农地权、产品自由流通权、经济服务权、财务金融权、独立的私有财产权、政治权、迁徙权、社会保障权、社会人格权。

第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规模经营效益。农业产业化经营，即用管理现代工业的方法来规划农业的发展，它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利益的最优化和最大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追求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如鼓励农民发展大型养殖业、种植业，并为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和一定的政策倾斜，建设现代农业，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然途径，由此才能逐步达到要素集约化、取向市场化、手段科技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

第三，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鼓励农民创新，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素质的提升，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农民素质的提升，直接关系着农村的发展，关系着农业的进步。目前，我国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对农业科技的接受和转化能力较弱，同时，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与新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夯实农民的基础文化教育，明确教育目标和教育重点，注重系统教育，将农民所学与所用结合起来，使他们看到科学文化知识带来的实际的生产力效益，唯有此，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更好地推动三农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71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67.

[6]张晓雯.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3

开题报告怎么写

开题报告的基本内容及其顺序：论文的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概况；论文拟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论文拟撰写的主要内容(提纲)；论文计划进度；其它.其中的核心内容是"论文拟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撰写时可以先写这一部分，以此为基础撰写其他部分.具体要求如下：

1.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

明确提出论文所要解决的具体学术问题，也就是论文拟定的创新点.明确指出国内外文献就这一问题已经提出的观点，结论，解决方法，阶段性成果，.......评述上述文献研究成果的不足.提出你的论文准备论证的观点或解决方法，简述初步理由.

你的观点或方法正是需要通过论文研究撰写所要论证的核心内容，提出和论证它是论文的目的和任务，因而并不是定论，研究中可能推翻，也可能得不出结果.开题报告的目的就是要请专家帮助判断你所提出的问题是否值得研究，你准备论证的观点方法是否能够研究出来.

一般提出3或4个问题，可以是一个大问题下的几个子问题，也可以是几个并行的相关问题.

2.国内外研究现状

只简单评述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前沿文献，其他相关文献评述则在文献综述中评述.基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提出，允许有部分内容重复.

3.论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

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

简单阐述如果解决上述问题在学术上的推进或作用.

基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提出，允许有所重复.

4.论文研究主要内容

初步提出整个论文的写作大纲或内容结构.由此更能理解"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同于论文主要内容，而是论文的目的与核心.

第2篇：吉首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书

一、选题的依据

1)本选题的理论、实际意义

国家形象，是近年从国际政治学、传播学领域引入文化学电影学的一个新名词，一般认为是指在一个文化交流传播愈益频繁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外部公众、国际舆论和内部公众对国家各个方面的主观印象和总体评价，主要通过媒介和舆论传播与表达，是国家整体实力的一种重要体现。而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越来越被世界所关注，这时候更需要一个真实友好的国家形象。

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原因，中国的国家形象，往往会被拥有优越传播途径与资源的西方媒介所抹黑，甚至扭曲。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中国需要创造一种事实上更文明进步富强的中国，呈现一个"现实"的中国形象；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通过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沟通、相互视界融合来尽可能呈现一个相对"正面"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往往能够回避国家形象认知方面的硬性差异，用更加柔软的方式塑造国家形象。这种文化塑造不仅更容易感染和影响人，而且往往也比特定的事件、人物更加持久、更加深入人心。而在所有的文化形态中，电影因为其声画合一、动静合一、逼真与虚拟合一，信息传达手段多样、意义丰富、可理解性强、感染力强，特别是跨文化交流能力突出，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更是具有特殊地位。

2)综合国内外有关本选题的研究动态和自己的见解

大多西方国家都有通过民族电影来塑造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就明确提出，电影是加拿大的眼睛，所以电影应该关注和表述加拿大的历史、现实、政治和文化，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国际化语境下，尤其是对于意识形态比较特殊的中国而言电影绝不仅仅是经济，是票房；更重要的，电影还是向世界传播中国，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工具，它直接影响和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文化安全。我们要研究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差距下突出一种民族个性，从而通过这种独特的文化个别性来确立自己在世界电影中的位置，而这种民族个性又绝不能一味的迎合西方观众的猎奇心理，不能以落后的、乡土的、闭塞的，意识形态混乱的国家形象为代价而占据市场，应该要在这种民族个性展现出一种充满创新精神、具有生机与活力、具有浓厚民族精神与正确价值观的当代中国形象。

二、研究内容

在论文中，主要对八十年代末至今部分在国际电影节上出彩或是在国际市场上票房成功的部分电影进行研究。研究这些影片获得成功的因素，以及它们在传输民族文化与构建国家形象上的贡献与不足。通过这样的研究与反思，我们试图让中国电影在揣摩和研究西方受众口味的同时表达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观，使得中国电影在以后的发展中既能被西方电影市场认同又能更好的传播多彩并正面的国家形象。

1、八十年代末至今，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中国电影主要是通过哪些因素吸引国际关注赢得国际市场；

2、通过这些因素被认同的中国电影给世界带去了一些怎样的"中国形象"；

3、这些影片在国家形象的构建上带给我们怎样的反思；

4、通过这些反思，在赢得国际市场与构建良好国家形象之间，我们应该吸取哪些长处，避免哪些短处。

三、研究方法

本课题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先通过文献研究法全面正确的掌握xxxx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电影在构建国家形象上的状况，再用案例分析法，通过对其中一些案例的分析与反思试图寻找一种正确的国家形象构建策略。

第3篇：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研究的现状：

农业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自19xx年"三农"问题提出之后，国内外众多学者加强了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人们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大家一致认为：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要解决现在的"三农"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林毅夫，20xx)。如何解决农民增收困难这一问题呢？有学者认为农民收入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问题，也非"三农"问题所能涵盖，而是一个越来越多地和非农就业问题相关联的问题。农民增收问题的核心就变成了如何解决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张车伟等，20xx)。

一些学者认为国家要通过政策、金融等手段把资金引导到农村，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域为农民增收开辟第四条渠道(徐祥临，20xx)。还有学者认为调整农业组织结构才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王乃学，20xx)。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20xx年9月22日中国信息化推进大会上提出，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减少农民，减少农村劳动力人口，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众多学者对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的研究当中，有人强调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有人认为农业结构调整对目前农产品总体上供过于求的局面，国内市场给农民带来的收益是有限的。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农业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并不是增加农民收入。有的把农业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总结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发展(宋洪远等，20xx)。

有研究表明，农业结构调整在微观层面上对农民收入产生效应，但在宏观层面则没有效应(王萍萍，20xx)。也有学者将农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作用归于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而对整个国家的农业总量扩大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张明林等，20xx)。还有学者认为，中国行政体制制约了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效应的发挥(谭秋成，20xx)。另有学者认为，近一轮农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农业市场化进程，提高了农民收入的货币化程度；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推进，农产品市场交易量不断扩大，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收入始终保持增长；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纯收入增长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李国祥，20xx)。

研究目的和意义：

毕节市总人口712万(20xx年统计)，其中93.8%是农业人口。这样一个农业大市，既要千方百计增加毕节市的农民收入，又要下大力气保护和提高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论文依据贵州省统计资料和毕节市统计资料，通过对毕节市农民收入变化态势的深入分析，找寻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提出毕节市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为未来毕节市农村、农业发展找准方向，进而为边远贫穷地区的农民增收提供参考，对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研究内容(内容、结构框架以及重点、难点)：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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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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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5

【关键词】“三农” 传播研究 媒介接触 话语权

国外对农村传播问题的研究始于1962年,美国社会学家在对农村中新事物(新农药、新良种等)的采纳和普及过程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研究报告《创新和普及》。这次研究报告发展了传播学的两级传播的观点。在有着8亿农民人口的我国,对“三农”传播问题的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三农”是国家的重要战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的传媒对“三农”的关注程度也大大提高。同时学术界对“三农”传播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零散的论文形式,著作并不多。其中方晓红的《大众传媒与农村》比较具有代表性,这一成果是方晓红带领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200余名师生进行了江苏农村受众调查、江苏媒介调查、苏南农村入户访谈以及南京市城市受众调查等四项调查的结果。作者提出了“农村的变革是媒介发展的动力”、“大众媒介构建了农村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等观点,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如果仍以传统观念面对现在的农村与农民,它失去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受众市场”等看法,这些对于农村媒介的发展兼具现实意义与前瞻性。(《大众传媒与农村》,方晓红著,中华书局,2002年11月第一版)。另外一本代表性的著作是李红艳的《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该书从历史脉络中梳理乡村传播与发展的事件、研究观点、追溯不同时期媒体信息报道内容的变化和报道倾向的不同,力图呈现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研究的全貌。

现基于《2006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对“三农”传播研究进行简单梳理。学者关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的媒介接触情况

很多研究人员调查了农民的媒介接触及信息接收情况。曹刚和方晓红的《苏南农村受众群分化的调查与分析》中通过问卷调查得出大众传媒在农村中的传播效应并不高的结论,很多技术经济信息并不是通过大众媒介让农民接受的,农民更倾向于传统的人际传播,也就是说大众媒介在促进农村的技术变革经济发展方面起到的效用并不高①。进行此类调查还有刘仁圣、叶伏华的《江西农村三地传播状况的调查》,方晓红的《对农村受众选择电视节目倾向的研究》等。

二、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介“三农”报道研究

在中国知网(CNKI)键入“三农报道”关键词,搜出109篇论文。很多研究者指出了“三农”报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其中报道中的主要问题是“三农”报道的边缘化,深层原因则是媒体从业人员为追求经济效益忽略了消费水平相对低下的农民②。这需要媒体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还有很多研究者在业务层提出了如何更好地进行“三农”报道的建议,提醒传媒在报道中应注意生活性、贴近性等原则。如肖大顺《创新“三农”报道的启示》(载于《新闻前哨》),李杰《关于“三农”报道的几个关键问题》(载于《新闻采编》),这些文章大多是经验性的业务总结。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性的理论文章。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形象的塑造

相对于一直处在传媒报道中心地位的城市与城市市民,农民在传媒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很少有机会接近媒介,缺乏参与媒介的能力与条件,更没有机会主动利用媒介放大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城市人也缺少亲身接触农民的机会,他们对农民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媒体的报道。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结论。如有研究者指出媒体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单一,正面典型缺失,媒体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也有学者以《生存之民工》《民工》两部电视剧为分析样本,认为两部电视剧力求原生态地展现农民工的真实生存状况和真实形象。③

2、农民“不在场”

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三农”问题一直是近几年来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是有研究者注意到,“三农”报道热的背后隐含的却是“三农”报道的边缘化。媒体关注多是对农业农村政策的解读,农业部门和地方政府领导成为报道的主角。政府和媒体都在谈论农民,农民却只是被谈论的对象,自己不在场,不关心。④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媒体报道中的“官本位”意识,缺少对农民的真正关心。

3、农民话语权

农民在面对媒体时的弱势地位及在媒体报道中被边缘化的状况,使得农民成为普遍“失语”的群体。有学者针对该问题提出农民话语权问题,指出媒体要树立农民受众意识,为农民说话,多让农民说话。同时政府和媒体也要积极实施受众教育,培养他们运用和争取媒介话语权的主动意识⑤。

三、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

面对当下信息传播在农村失衡的现状,提高农民的媒介素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学者根据我国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实际情况以及农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这一事实,提出了提高农民媒介素养的重要性并给出了一些建议。指出政府应大力推进媒介环境建设,积极尝试在农村开展媒介素养教育⑥。还有学者力图考察农民与媒体的关系状态,使农村受众更好地使用大众传媒、参与传播活动。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是伴随着全国性的媒介素养问题的研究而展开的,事实上,由于学者更多的关注城市受众媒介素养的研究,对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的研究一度被忽略,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

四、城乡之间的“信息沟”

在“信息爆炸”“知识爆炸”的时代,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在城市的普及,农村受众无法获得与城市人同样的信息与知识。有学者对河南农村受众接触大众媒体的行为进行了实地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村受众接触媒体的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对平面媒体的接触仍然不如电子媒体,这种现象反映出我国农村受众的教育水平仍然不高。有学者则调查了甘肃数个县的情况,发现大众传播“知沟”现象在西部农村的社会生活中越发严重⑦。

总之,对“三农”传播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经验介绍,政策的宣传解释方面,理论上少有大的突破,对解决农村信息传播失衡的现状也缺乏建设性的建议。同时,在各个研究方向上,对“三农”传播问题的研究的关注度不够,这与市场经济下媒体对农村市场的不够重视有关。■

参考文献

①曹刚、方晓红:《苏南农村受众群分化的调查与分析》,《新闻记者》,2002年第1期

②罗阳富,《“三农”报道存在的问题及思考》,《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23期

③方晓红、贾冰,《论〈人民日报〉“农民形象”塑造――兼议衡量媒介三农报道的一个重要指标》,《新闻界》,2005年第4期

④胡友笋、陈秀杰,《异曲同工,共造双赢》,《新闻知识》,2005年第8期

⑤周春霞:《论农村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⑥郑智彬、樊国宝,《论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基于安西镇调查的视角》《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⑦汪霞,《信息时代西部农村“知沟”现象及对策》,《新闻界》,2004年第4期

(作者: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7级传播学研究生)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6

关键词：“三农”思想　“三农”问题　解决方案

“三农”问题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似乎始终存在：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居住在农村，主要从事农业，这是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为人们所了解和重视的基本国情，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人们都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着手。“三农”问题的理论政策从一开始强调的就主要是全局问题。也许可以说，只有当现实的大局出现了非解决不可的“三农”问题，即由于“三农”问题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瓶颈的时候，“三农”问题才会成其为“三农”问题的。

一、“三农”思想的主要内容

1.“三农”问题的地位—“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农”问题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一个函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引起了同志的深刻思考。他意识到“三农”问题已经积累得越来越多，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的收入过于悬殊，对社会的稳定形成了很大的隐患，因此，必须采取断然措施，进行政策调整，加大力度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光是国民经济发展快一点慢一点的问题，而是还能不能发展的问题，是国家、社会还能不能稳定的问题。因此同志关于“三农”问题重要性的论断集中体现在他把解决“三农”问题看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三农”问题的核心—增加农民收入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增加农民收入，不仅关系到8亿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而且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惟有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了，农村经济发展起来了，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首先要进一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其次要进一步加快农村劳务输出，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三要进一步加快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投资收入和工资收入，四要进一步完善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政策，增加农民的再分配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最后要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3.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

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积累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果说改革改到深处是体制问题，改到难处是少、的问题，改到痛处是利益问题，那么，改革改到高处便是理念问题。“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同志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也是破解“三农”难题，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正确指针。

4.当前的发展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再次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解决“三农”问题，城市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1.按照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的要求制定城市发展规划

在现阶段，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根本出发点的城市发展规划，必须矫正过去的狭隘的片面的发展方向，立足于统筹城乡发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割，科学制定和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规划，不仅努力推动城市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积极开启农村市场，把农村市场的启动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不断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以农村市场的开拓推进城市的发展，城市和农村在相互促进中共同发展。

2.帮助农村地区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现阶段我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度，以土地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这就使土地作为经济资源无法流动和优化组合，也使农民作为人力资源难以自由流动。实际上，城市政府只有在帮助农村地区建立起与城市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把土地从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中解放出来，城乡统筹发展、改变城乡二元体制才有基本的制度基础，特别重要的是，这将是“三农”问题最终解决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3.帮助农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的政府逐步在农村地区建设起为城市生活方式所需要的交通、通讯、能源供应、公共卫生等等方面的基础设施，造成农村地区对城市生活消费方式的需求，农村市场也应该能够得到逐步开拓。

4.大力支持农村发展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动员和组织城市居民去农村创业

在建立起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人才市场之前，城市应当主动配合国家，把现阶段已经过度集中在城市里教育、卫生资源送到农村去，以促进农村现代化建设所最需要的人才资源向农村流动。比如，城市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一些措施，让城市里的教育卫生部门与农村对口部门进行合作，让农民享受更好的医疗、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也减轻农民在这些方面的负担。

三、结论

“三农”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三农”问题解决与否不仅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而且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是党在“三农”实践中艰苦探索的结果，是马克思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这些理论，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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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7

关键词：三农问题；土地；集体所有制

中图分类号:F3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8-0000-03

10月19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个里程碑。《决定》全面贯彻十七大精神，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全局出发，明确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和战略举措。具有新的思想理念和具体措施，适应当前农村的需要，体现了亿万农民的呼声，必将对今后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一）三农问题核心之一――土地问题

三农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其中核心问题之一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立命之本，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是农民问题的根本，从、农业合作化、，以及到土地承包制，都是以土地来处理和农民的关系，农民和土地关系处理得好，农业就发展，农民生活就改善，社会关系就和谐，处理得不好，会得其反。所谓好与不好的标志，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近还是远，近则为好，不进则为不好。十七届三中全会抓住这个核心问题，采取了重大措施。

第一，将30年不变改为“长久不变”。《决定》指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如果说过去政策规定土地承包30年不变，给农民一个定心丸，现在“长久不变”，使农民对土地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在这种形势下，明确不明确土地私有已无多大意义。这一政策的巨变，使农民和集体土地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30年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和集体是一种契约关系，长久不变使这种契约关系就失去效力，农民可以长久使用土地，不再受契约的约束。

另外土地经营权长久不变，可以杜绝村干部以各种目的进行土地调整，所谓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侵犯农民的权益。有了长久不变，农民就有了一个尚方宝剑，作为御防村干部侵权的一个盾牌。这样农民就可以把土地经营权当作私有来使用，使土地与农民贴得更紧，就能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第二，《决定》指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一规定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一是土地是特殊生产要素，但也需要市场配置，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用。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已开始变化，有人经商、有人外出打工，不再经营土地而撂荒，土地流转可解决土地资源浪费的问题。三是土地承包转让，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土地向经营能手集中，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还可以解决小农和现代化农业的矛盾、小农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承担社会保障的功能在减弱，而社会保障的功能在加强，防止两极分化不再需要土地来保障。国家允许土地流转，就可以使一些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其他经营。所有这些对于活跃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市场，扩大内需是大有益处的。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使农民进一步从集体所有制禁锢中解放出来，必然会促进农村改革，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从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践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解放的多，农村经济发展的就快，解放的少，发展的就慢，这已被历史所证明，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二）三农问题的主要症结――两种公有制理论

中国的三农问题所以成为老大难问题，除了历史原因之外，主要是解放以后，我们所依据的理论、所设置的体制、制度和制定的政策，都存在着城乡不平等，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这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1）理论上的城乡不平等

在理论上，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摈弃了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讲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理论，而引进了前苏联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理论，以此来构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这一理论是斯大林杜撰的，他违背了马克思的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使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的理论，违背了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规律，而以政治标准、唯意志的来塑造所有制关系：工人是领导阶级，占据全民所有制，农民是被领导阶级，占据集体所有制，形成了全民所有制高于集体所有制的不平等的格局。将来农民要工人阶级化，因此就有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问题。

两种所有制在理论上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全民所有制主体是虚构的，是谁也说不清的内涵和外延，我国宪法第七条不得不把它界定为“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实质上是对农民的剥夺。就是这两个非科学概念，奠定了城乡不平等的理论基础。

（2）体制上的城乡不平等

依据两种公有制理论所建立起来的所有制体制，在资源分配和占有上是不平等的，集体所有制除了土地和住房外，其他一切资源均归城市占有，占总人口80％以上农民，只占有20％的社会资源，形成城乡占有资源上的不平等。由于占有资源上的不平等必然使创造财富和占有财富上不平等。农民人口重多，但创造的财富少，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43％，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率只有10.4％，相当二三产业的1/6，也就是说6个农民创造的财富相当二三产业一人创造的财富。农民名义上虽然也是全民所有制的主人，但对全民所有制的资源从来不能染指，也没有获取过主人应获得的收益。这种体制使农民先天性不足，必然使城乡差距扩大。

（3）制度上的不平等

由于理论上的不平等造成制度上的不平等，使二元结构制度化。国家在财政分配、物资分配、投资分配、知识分配、文化分配等等方面都是向城市倾斜，对农村很少关注。这对发展经济学所说的二元结构又多了一个原因，是雪上加霜，在原来的城乡差别的基础上又加上新的差别，形成农民的后天不足，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4）政策上的城乡不平等

政策是制度的一种实现形式。由于制度上的不平等，农民成为二等公民，使其身份政策化，在各个方面都与城市有别，农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同等国民待遇。全民所有制成员从小孩出生到老死送火葬场，一切费用均由国家负担，城市居民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如社保、公费医疗、退休养老、教育等等，都由国家包下来，而农民都享受不到；城市的一切生活供应标准都高于农村，城市人们端的是铁饭碗，农民一切生活要自理。对农民是画地为牢，不许离开农村，剥夺了农民的迁徙权。所有这一切使农民低于城市居民一等，妇女找对象先问是全民还是集体，给农民造成一种自卑感，在精神上受到压抑。这种集体所有制剥夺了农民土地所有权、劳动自、自我发展权、劳动成果支配权、自由迁移权，则丧失“五权”的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只能获取最基本生存资料，成为被支配的劳动者，因而使他们劳动没有积极性，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生活非常困难。在这样严峻形势下，才解散，实行承包制，农民得到二次解放，初步握有“五权”，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大发展，农民的温饱有了保证，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两种所有制还存在，农民还没有完全享受到同等国民待遇。到目前农村集体所有制虽然已经名存实亡，成为皇帝的新衣，但是谁也不敢承认。由于集体所有制名称还存在，就赋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任何法人资格的村干部自由支配土地的权力，进行土地交易，农民没有发言权，造成大量失地农民。两种所有制所造成的城乡在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和待遇上的不公平，大大拉大了城乡差别。

（5）经济政策上的剪刀差

政策是为制度服务的，长期以来我们制定和执行的政策是向全民所有制倾斜。有人把这种倾斜概括为四大“剪刀差”，即工农产品“剪刀差”、农民工资“剪刀差”、征地价“剪刀差”、教育卫生“剪刀差”。一是工农产品“剪刀差”，从1950―1994年，在45年间，政府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民净拿走了20 100亿元（扣除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农民人均年负担大约在100元左右，远远高于城市居民负担，他们还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二是农民工资“剪刀差”，从全国来看，农民工对我国GDP增长贡献率大约为15％～30％，不低于出口或国债的贡献率。据全国政协代表计算，一个农民工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大约在25 000元左右，而工资充其量在8 000元，将17 000元贡献给城市。他们将青春和血汗留给了城市，年老回到农村既无医疗又无养老仍是二等公民。征地价“剪刀差”，从1979―1997年，在18年间国家和城市从农村共拿走2.7亿亩土地，其中被国家拿走了6-10万亿元。而将耕田无地、做工无岗、经商无资本、养老无保障的4 000多万的“四无”农民留给农村。教育医疗“剪刀差”，教育和医疗的资源优势均在城市。高考大城市录取分数比农村低，而大学生的支出占家中收入农村比城市高，一个大学生四年学费需28 000元，一个农民家庭每年支出学费约7 000元，是力不从心的（2004年城镇居民年平均收入为9 422元，农民年平均收入为2 936元）。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计算，保守估算，从建国以来，国家从农民至少拿走30万个亿，城乡差距必然扩大。虽然这几年政府加大惠农支农政策的力度，农民收入连年增长，但据农业部披露的资料，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还在扩大，对农民仍是多“取”少“予”。这种政策上的不平等是形成城乡差距扩大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6）知识上的剪刀差

以上的差距主要从经济方面讲的，而农村在知识上的贫困比经济上还严重。中国在扫除文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城乡知识差距在扩大，这主要表现在：一是适龄儿童入学的普及率和学习质量上的差别，城市小学生在一二年级就开外语课和计算机课，而农村要在初中才开设；城市小学生除了学校教育外，还有家教和各种学习班，而农村小学生除了学校教育之外是家务劳动；三是在适龄高等教育青年中大学生的比例，农村大大低于城市，城市高等教育几乎普及，农村大学生是凤毛麟角，有的县提出一年一个村出一个大学生的要求；四是农村留不住知识分子。我国扫盲工作虽然取得很大成就，但文盲数量很大。据前几年统计，全世界文盲有8亿人，我国就有8千多万，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世界上10个文盲中就有一个中国人，每15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文盲，而这些人主要在农村。由于城市知识发展快，使城乡知识之差距比解放前还大。城乡知识之差会大大超过经济上的基尼系数，知识之差就造成经济之差。美国20世纪50年代，高中毕业生与大学毕业生收入差为42％，80年代上升为84％。我国深圳前几年，拥有博士、硕士、本科、专科等不同学历的人年收入差距在万元以上。如果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财富”。比尔•盖茨的致富靠的不是万贯家产，而是依靠知识成为世界首富。所以城乡知识之差又为城乡差距扩大的另一重要原因。

从上可以看出，三农问题是由这一定式造成的：理论（两种所有制理论）体制（两种公有制）制度（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化）政策（二等公民政策化）结果，城市发展了，而将贫困（相对）、愚昧（相对）留给农村，可见集体所有制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虽然中央长期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这次三中全会《决定》又对农村问题作了战略部署，但由于这一不平等体系还没有完全破除，三农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还是非常困难的。

（三）突破两种所有制的禁锢――发家致富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了许多先进典型，如江阴华西村等，它们的发展致富，对我们很有启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在冲破两种公有制的禁锢中发展起来的。

第一，突破两种所有制理论设置的工农分割，农民也要占有工业资源，实现工农业结合，依靠工业化才能富裕起来。我国的实践证明，农民只靠占有可怜的土地资源只能解决温饱，而不可能富裕起来，必须扩大资源占有，将农业和工业两种资源结合起来，才能发家致富。

第二，突破集体所有制设置的公有排斥个人所有的弊端，实行股份制，初步实现马克思所讲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公有与个人所有相融合，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关心集体经济的发展，使大家共同富起来，避免两极分化。

第三，打破两种所有制理论设置的城乡分割，就地实现城镇化。这些农村已经旧颜换新貌，按照城市的标准建设新农村，他们都住进公寓楼或别墅小楼，居住条件、卫生设施、街道和周围环境，与城市相比一点也不逊色，过上了现代化的文明生活。

第四，摈弃两种公有制理论使农民成为二等公民的身份，转变农民为居民。这些新农村的公共服务、福利保障、文化娱乐、幼儿抚养、老人养老、教育卫生、家电普及、文化娱乐等等方面的设施和制度，都可以和城市媲美，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农民丢掉了自卑感，有一种自豪感。

第五，这些新村镇，文化教育大发展，农村免费教育，受教育的群体大大增加，对考上大学的还有资助和奖励。电脑已广泛使用，与城市的知识差距已大大缩小。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8

关键词:三农问题;社会治安公共服务;新公共服务理论

1三农问题的本质及影响

1.1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内容

1996年以来,农业步入一个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三农”作为一个概念则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该年正式提出。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给上总理书中列举了农村中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震动了全国,“三农问题”的危机暴露在公众面前。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大陆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此时,三农问题正式成为中央关注国计民生的头条大事。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关注“三农”,这是中央从2004年以来连续第六年将一号文件的落脚点锁定于“三农”领域,也是中国建国以来决策层对“三农”的最长关注周期。

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就是要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和农村稳定,农村稳定就包括了在农村地区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农村社区警务建设和农民治安意识,全面提升面向三农问题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

1.2三农问题及其衍生问题对社会治安的影响

三农问题的最主要表现就在于尽管农民收入增加,但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创收越来越难。由于政策的偏向使城镇和乡村的发展差异使贫富悬殊差距扩大。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亦同时加剧了土地兼并问题,一些失去工作或土地的农民转化成流动人口到城镇谋生,从而将问题亦带到城镇。在恶性循环下,三农问题不断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社会现象,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在三农问题不断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社会现象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导致农村人丁稀少,农村和城镇逐步产生新的社会治安问题。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刘金国在2006年11月6日召开的中央综治委200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农村治安问题呈现出暴力犯罪突出、侵财犯罪多发、部分地区社会丑恶现象蔓延、制贩危险物品严重四大特点。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农民治安意识薄弱,使得农村治安环境复杂化,也反映出在农场地区社会治安公共服务能力不高、不强,也侧面反映出农村地区的社区警务落实不到位,农村警务室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效能。

在此,由三农问题及其衍生问题对社会治安的影响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1)农村地区与城镇郊区的犯罪现象相互影响,促使治安案件在农村地区的发生率大大增加,犯罪区域性特征突出,案件性质由治安案件向刑事案件转化的趋势明显。

(2)流动人口量增加使得对农村治安控制难度加大,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特殊性及农民治安防范意识薄弱使得农村地区成为易被侵害的对象选择点。

(3)黑恶势力在农村地区滋生蔓延,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突出,并向财产型犯罪、性犯罪和暴力犯罪集中。

(4)农村犯罪主体发生较大变化,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逐渐占据犯罪主体的大多数。

(5)农村地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不完善,主体控制力不强,制约因素与农村地区的经济和开放程度成比例。

(6)部分农村存在“自生秩序”社会基础与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不相融合,客观阻碍农村警务的开展实施。

2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在其社会治安公共服务中的适用

2.1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内涵

在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之后,美国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建立在公民权利与责任的民主化、社会民主化的基础上,并形成了构成新公共服务的若干纲领性原则。新公共服务的理论蕴涵值得给予学术探讨,对当前中国服务型政府改革有深刻的启示作用。由登哈特夫妇提出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新公共行政学的某些观点,新公共行政成为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来源和概念基础的四个方面的内容之一。但是对于到底什么是“新公共服务”仍然众说不一。登哈特夫妇认为,新公共服务理念与新公共管理和老公共行政理念有所区别,包括:(1)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2)追求公共利益;(3)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4)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5)承认责任并不简单;(6)服务,而不是掌舵;(7)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当然,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普遍的观点,并将此作为标准化的模式与其他的理论、观点相区别。尽管如此,新公共服务的提倡者认为:不论是作为理论创新、还是为许多值得效仿的公共管理者所实施的先进的实践,新公共服务都已呈现出其固有的特征。虽然研究公民权、社区和市民社会的理论家、组织人本主义理论家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公共行政理论家观点之间还存在着诸多分歧,但这些观点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它们将新公共服务的种种观念与新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的诸种观念区别开来,具体表现如下: (1)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非试图在新的方向上控制或驾驭社会。

(2)公共行政官员必须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这个目标不是要在个人选择的驱使下找到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要创造共享利益和共同责任。

(3)符合公共需要的政策和计划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的过程,能够最有效地最负责任地得到贯彻执行。

(4)公共利益源于对共同价值准则的对话协商,而不是个体自我利益的简单相加。因此,公务员不仅仅要回应顾客的需求,而且更要关注建设政府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5)政府不应当仅仅关注市场,还应该关注宪法和法令,关注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

(6)公共组织及其所参与的网络如果能在尊重所有人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共同领导的过程来运作,它们最终就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7)与企业家式的管理者视公共资金为己所有的行事方式相比,如果公务员和公民都致力于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那么公共利益就会得到更好的实现。

2.2新公共服务理论在面向三农问题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中的适用

社会治安,等同于社会治安问题和社会治安状况,指以犯罪、违法乱纪、无责任或责任不清的不安情形、事故事件等范畴为形式出现的破坏社会政策生活秩序的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社会治安公共服务,就是在现有的各种条件下运用多种治安手段,调动多方力量,以公安机关的治安部门和警察为主,引导社会公众开展维护社会治安的活动,在上级部门的领导和公众的配合下,清除不良治安因素、改善治安环境的一项公益服务。

把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具体特征运用到目前的农村治安建设中,根据三农问题及其衍生问题适用不同的理论,将理论在实践中得以充分的利用,改善农村治安状况,加强农村警务建设,增强农民治安意识,发挥农村群防群治作用,完善浓缩的确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能力,对奠定农村未来的治安稳定基础,增加农民生产生活安全感有着重要意义。

(1)加大农村地区社区警务建设,转变传统思维中占统治地位的“警察”治安观念,将“社会”治安与“警察”治安的思想相结合,从农村生活中了解农民思想,了解与农民利益相关的事项和普遍存在且亟需解决的矛盾,以农民和警察的双重身份开展工作。即从新角度帮助农民表达意见,实现其共同利益,更好的为农民服务,而非以单一的“警察”治安观念驾驭和控制农村治安。2006年时,我国已有农村警务室8万多个,驻村民警9万多名。尽管警力明显不足,但农村警务室和驻村民警成为了反映农民治安需要的一个重要平台,是增强农民安全感的有力保障。农村警务室设立的目的就在于“近距离”的防范犯罪、“零距离”的服务群众,第一时间化解各种矛盾,让民警融入广大农村,最大限度方便农民群众报警求助和办事。

(2)通过建立健全治保会等基层组织,组织治安积极分子开展治安巡逻,采取联户联防、村际联防,发挥农村群防群治作用。同时,要提高单兵民警综合素质,在做好民警的业务、法律、等知识的培训的同时,加强社区民警有关群众路线、公共关系、警民关系、群众工作方法等专业内容的学习。尽可能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制定和实施符合公共需要的政策和计划,使之最有效地最负责任地得到贯彻执行。

(3)制定责任体系,逐步完善社区警务运行机制,构建合理有效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行之有效的公共组织是公众与政府相互交流的网络,完善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可以优化整合农村治安防控力量,及时传达公安治安信息,反馈农村治安状况,把“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社区警务目标在农村得以实现,促进农村治安环境改善,在尊重所有人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共同领导的过程来运作一系列体系组织,最终获得治安环境建设和改善成功,从根本提升治安服务能力。

(4)警察要关注市场,关注宪法和法令,关注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农民利益。农村是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大部分农民虽已不是文盲,但绝对是法盲。警察在执行公务的同时,要替农民关注社会变化,从农民的视角对公安队伍进行监督,提高单兵民警综合素质。在执法教育过程中,分年龄层次区分教育对象,宣传法治,转变农民薄弱的治安意识,增强其自保能力,增强其与公安部门合作的意识和能力。警察还要回应农民的需求,对警察、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共同价值准则进行对话协商,保障所有人的公共利益,关注建设政府与农民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5)与企业家式的管理者视公共资金为己所有的行事方式相比,在农村社区警务中建立合理的绩效考评制度,联合农村基层组织考核警察和农村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检验农民的治安防控能力,促使警察和农民都致力于为农村社会治安服务建设,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展万程.农村治安与构建和谐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8).

[2]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