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篇1

关键词：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内蒙古地区

注：本文为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内蒙古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工作作为一个新的专业和职业，正式传入我国并向着专业化和职业化蓬勃发展，随着大众对社会工作专业需求的不断扩大，以及我国政府大力推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社会工作专业逐渐向着专业化和本土化的方向。但是，由于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程度不一致，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状况也参差不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了空间。同时民族地区民政工作的局限，以及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也使得如何进行社会工作的介入成为一个问题。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具有的特殊性，那就是必将面临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使主流文化与民族地区的次属文化相融合，使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相融合。

一、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发展的特点及原因分析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从2010年开始出现，首次开办的社工专业硕士的学校共有33所，直到2012年全国开办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校增至58所。从全国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招收以及培养情况，笔者看到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招收学生数量较多

作为社会工作专业型硕士，与学术型硕士相比招收学生的数量较多，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2010年和2011年中央提出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民政部等18个部门和组织联合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在2020年，我国要建立较完善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运行机制和工作格局，使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数量、结构和素质能力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服务需求。这就为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指导，使社会工作专业人数和规模不断扩大。

其次，随着社会工作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以及社工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崛起，社会工作领域的实务工作不仅需要一线的社工人才，还需要具有综合管理能力和实务经验的高级人才。一些已经具有社会工作本科学历的实务工作者，希望借助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提升自己的能力，通过理论的指导达到实务工作效果的最大化。所以，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生源在不断扩大，造成了社会工作专业型硕士的人数远远多于学术型硕士。

第二，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的实习与实践课程较多，但是质量不能保证

社会工作专业学士学位要求学生修满800-1200小时的专业实习课程。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实习单位行政化色彩较浓，例如民政部门、司法部门、社区服务中心等，对其价值观造成冲击，导致学生对社会工作产生排斥，使得学生实习选择了非专业领域，失去专业实习的真实意义。

第三，理论学习偏西方化，本土研究较少

首先，社会工作学术型硕士办学时间较长，发展较稳定，教学质量考核形式比较系统，使得现在社会工作教育的培养偏重西方理论研究，大多数理论侧重于移植社会学理论。这种偏重理论的教学，是由于可用的理论本土化缺乏，尤其是内蒙古地区，社会工作的研究只停留在理论研究，涉及本土文化的实务研究较少。其次，在内蒙古地区的非营利组织较少，没有具体的实践环境，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只能依靠模拟个案和小组工作，所以社会工作实务教学效果不是很理想，不能深入研究社工的本土化发展，也不能让学生理解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务操作。

第四，实习过程中缺少督导和有效的评估

首先，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生的督导包括学院督导和机构督导，学院督导主要指导学生理论知识部分，运用专业的理论知识帮助实习学生进行实践。机构督导主要帮助学生实践实习部分，更好地在社会工作领域进行实操。督导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更好的、更专业地为案主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进行合理的情绪疏导。在内蒙古地区，一方面由于本土化经验不足，外聘来的督导又不能切实的了解本地的发展状况，所以督导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有实务经验的工作者，但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培训，掌握的理论知识较少，不能帮助实习的学生真正实现理论知识与实务经验的结合。

其次，在社会工作实习过程中，评估制度也很重要，评估包括学生的自我评估、督导评估和机构评估等。其主要的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实习过程中自己的操作是否正确、是否能够满足案主需求以及服务是否达到预期效果等，为以后社会工作的学习和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一个成长和反思的机会。可是，内蒙古地区的社工实务评估制度不健全，造成学生实习无目标、实务操作无标准、效果体现不明显等后果。

二、改善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的办法

针对以上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发展的现状及原因分析，提出以下几点改善内蒙古地区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的办法。

第一，注重培养学生的价值观

社会工作是一项对人的工作，而人又是复杂的，我们所强调的价值观的培养，其实是针对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而产生的对周围的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在内蒙古地区，蒙古民族热情好客，助人自助的观念很强，具有较强的社会工作文化基础。所以，针对内蒙古地区社会工作学生的培养最重要的是人的价值观的培养，其次才是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对于刚入校的社会工作学生要从访谈和参观开始，建立他们对社会工作的兴趣。

第二，提高学校教学的能力

学校教学能力的提高要从教师、课程、督导和评估四个方面入手。教师方面，应该从实务入手，介入到自己研究的专业社工机构当中，学习担任组织者和机构兼职社工等角色，从基层的一线社工到项目管理都有一定的了解，提高自身理论修养。课程方面，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在课堂上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和小组学习，社会调查和专题研究等实务课程，帮助学生走出课堂。课程设置方面要尊重学生的意愿增加选修课，例如，医疗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等内容，培养综合型人才。督导和评估方面，建立健全督导和评估制度，增加校外督导，建立学生自我评估和机构评估制度。

第三，鼓励有实务经验的人员进入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学习

在内蒙古地区，要积极鼓励有实务经验的工作者，例如社区工作人员或者非营利组织管理人员等，进行社会工组专业硕士学习，让他们在实际的工作中运用具体的理论知识做指导，提升自身能力。同时学校可以利用这些人员来拓展学生的实习空间，在互利双赢的情况下，大家共同建设社会工作专业。

第四，推动“服务-学习”模式的发展

在社会工作教学中，可以利用“服务-学习”模式帮助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即通过学生参与有意义的社会服务，结合提前制定的课程和学习目的，丰富学生的课内学习。据数据显示，一般在教学中通过课堂、阅读、音频和视频学习的内容一般被吸收的内容只能达到5%～20%，通过示范、小组讨论吸收的内容能达到30%～50%，但是通过亲自实践和教给他人的办法来学习，最后能收到75%～90%的效果。可见“服务-学习”模式有利于学生的学习，特别是有利于社会工作这种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学习和利用。

三、结语

我国社会工作培养模式不成熟，办学经验不足，这就要求我们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需求，注意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已经形成的比较成型的模式和成功经验，力求在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等方面实现本土化，积极探索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培养模式。为了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使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适应民族地区不同的发展需求，确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总结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的特征，分析影响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并且提出相应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陈晓敏.参与式教学社会工作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应然选择[J].现代教育科学，2011 （4）

[2]张静.成就注满价值的社会工作者[J].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 （3）

[3]周利敏.从“全球化”、“本土化”到“全球地域化”：课程教育研究的规范式转型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为例[J].现代大学教育，2010 （5）

[4]谢启文.从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反馈看专业教学[J].调查与研究，2009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篇2

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大学

早在11世纪末期，巴黎一大就已具雏形，当时名为巴黎大学，与中世纪西欧的所有大学一样，它开设了3个大系：神学理论、医学和法律。此外还有艺术系。在16、17、18世纪，学校经历了连续几次改革，但内部结构并未大变。当时的巴黎大学只在法律意义上存在：教授们在家中组织教学，并且只有部分学生在一些学院中借宿。后来，为解决行政管理上的困难，各系分别进驻一个学院。法律系占据了塞纳河左岸，圣日内维也瓦山脚的布吕诺学院，并且于1777年迁移到山顶。新校由当时著名的设计师苏扶罗操刀，苏扶罗同时也是法国精神象征先贤祠的缔造者。

1250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指导神父罗伯德・索邦在圣日内维也瓦山翼为神学理学理论建立了索邦神学院。在法国大革命风潮中，索邦神学院和法律大学校分别在1791年和1793年被关闭。1808年，拿破仑建立了一所新的法兰西大学，并且按各学科分类，其高等教育和机构划为文学、法律、科学、医学和药学几大系列。1819年，法兰西大学为扩大规模在索邦神学院设置了两个补充阶梯教室。文学系、科学系以及巴黎科学院在1822年并入索邦神学院。这样的校址布局一直保持到1968年。

巴黎一大汇集了3大系科：法律、经济及人文科学，主要机构坐落于苏扶罗所组建的老法律大学校和索邦神学院两处，现在的校名“先贤祠――索邦”大学就由此源起。如今的巴黎一大又拥有了许多新的校苑，目前共拥有14个中心点。其中最出名的是彼埃尔・孟戴丝法兰西中心，这是一幢坐落于巴黎南部的高达23层的摩天大厦。在新教育体制的影响下，巴黎一大焕发出新的活力，从而成为当代法国的思想之源。

欧洲政治思想之源

巴黎一大最为特色的科系当属政法系，其下属有六个教研室，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政治学教研室、社会学教研室、行政法学教研室、商法教研室。

政治学教研室1969年创立。它是法国国内唯一研究和教授本专业的机构，负责授予硕士与博士学位。

社会学教研室在第一阶段学习中服务于法学专业的某些课程，颁发经济与在社会行政管理学专业的大专文凭，劳动管理与会计学专业的高等科技文凭，劳动顾问证书。在第二阶段，协助有关社会法、社会问题及劳动方面的教学，颁发社会法学士与硕士学位文凭。在第三阶段，负责指导社会法、社会学与社会保障经济学，劳动史及其社会学，人事管理方面的研究。

行政法学教研室负责的研究机构有金融研究中心、宪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其中有一中国法律档案及研究组和城建及环境研究中心。

此外，巴黎第一大学的经济系也格外出名，经济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从巴黎第一大学的研究课题就可以看出。经济系下属共有三个教研室，其研究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学以及人力资源与劳动，主持有经济学与空间环境中心、运输与发展中心、广告经济学与国营财务研究中心、社会主义经济系统的改革开放、认识论与社会学研究组、应用微观经济学实验室等。教研室与国际研究教研室的经济分支联合颁发文凭：第一阶段有经济学专业的大专文凭。在第二阶段，为修学士与硕士学位，须先完成一些基本科目并取得经济学基础证书，然后再转入专业定向学习。第三阶段为高等深入研究文凭。取得深人研究文凭的学士通过论文答辩后还可取得博士学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巴黎第一大学的法政系已然成为欧洲政治思想之源，从这里走出了许多当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未来它必然会为欧洲世界培育更为的政治人才。

欧洲人文思想之源

巴黎第一大学的人文科学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这里汇聚了法国当代最为重要的学着与思想家。例如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就曾执教于此。人文科学共有5大教研室，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艺术史与世界著名学府学研究室。该研究室主要负责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考古中心。该教研室下属五个研究中心，其中著名的有：史前人种学实验室、让・戴埃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当代艺术研究史研究中心、中世纪考古研究中心等。

在教学方面，第一阶段的文凭有艺术史大专文凭和文物保存修复科技硕士的准修证书；第二阶段的学位分学士、硕士两种。专业有艺术史及考古学、文化社会活动学、视听艺术及电影等。还有艺术品及古迹文物的保存修复方面的科技硕士学位；第三阶段的准备深入研究文凭含有艺术史、考古学、史前史、人种学及人类学、电视电影、环境与考古、现当代建筑史、文化遗产修复技术等专业，并在取得文凭后设博士学位。

哲学教研室包括六6个研究中心：科技发展史及哲学、现代思想系统史、当代艺术哲学、技术与实践研究、中世纪思想研究等。在教学第一阶段设哲学大专文凭；第二阶段设哲学与逻辑学两个专业的学士与硕士学位；第三阶段的准备深入研究文凭有3个专业：哲学史、哲学理论、科学哲学史。这3个专业都设相应的博士学位。

此外，巴黎一大设有一个直属校长管理的定向、资料与职业选择中心服务点，从学生入校开始帮助他们选择专业到毕业后为他们的职业生涯作指导。该校除戴孟斯中心的一大校图书馆外，还有经济学法学图书馆、圣・耶纳维也瓦图书馆、当代国际资料图书馆、艺术与考古图书馆、索明图书馆等。巴黎一大的图书馆，可以媲美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其掌管着300万册的图书以及数量庞大的文献。

在社会服务方面，一大设有成人教育中心，供带薪求学者求职人员学习，一方面为他们提供正规教育，另一方面在行政上保持与人事部门的联系以便于人才疏通。这些人可以是来受某些专业，如法律、管理、视听艺术或英语短期培训的，也可以是由企业选派来通过某种资格考试的职员，如律师资格等。如果每年的3000个名额未满时，在校学生也有权报名参加这些短期培训。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篇3

“龙城画派”和萧龙士

说到萧龙士，一定要提到清季乾嘉间盛极一时的“龙城画派”。龙城，皖北重镇，萧县之古称。控齐鲁、扼吴越、接两楚，古称萧国，为徐准要地。自古龙城人质直好义，淳朴诚恳，能书善画，蔚成风气。《清史稿》云“作者相望，大雅为群，下及妇孺，均持名教，金石成录，诗歌升堂”，记载了龙城自古画风昌盛。南朝开国君主刘裕(萧县人)好书法，其子孙及文臣武将、缙绅贤达、墨客士子，竞相仿效，极一时之盛，其时龙城的戴逵、戴勃亦为名重一方的画家。至清乾嘉间，刘本铭、袁汝霖、张太平、吴作樟、吴柳庵、路荫南等画人出，均享有盛名，一时人才济济，声势浩大。他们多师承“青藤”“”，且多与“扬州八怪”交往甚密，受“扬州八怪”影响至深。吴作樟，萧县城西古尚村人，工书善画，为郑板桥至友，草书为乾隆皇帝所赏。其三子受其影响，均能书善画。幼子吴柳庵尤擅墨竹，笔法劲利，得郑燮真意，友人尝赠“醉来横抹无章法，误认扬州郑板桥”句，时有“徐准郑板桥”之誉。“扬州八怪”中的黄慎曾流寓萧县，论画访友，龙城人物画家薛铎受其影响，颇具风神。时薛铎在龙城西关有一茶馆，每有新作，辄悬于四壁，文人茶客，品茶赏画两相宜。另外，还有张昌、孙相、刘简、张佩芳等人，各有千秋。由于这些人艺术倾向一致，笔墨情趣相同，又有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文人气息，以张太平、吴作樟为代表，以龙城为中心，以大写意画风为主的画家一时多达数百余人，形成江等。一时高手林立，班班相望。

在“龙城画派”的影响下，出生在萧县农村的萧龙士，自幼喜好书画艺术。祖父萧述福，以农为业，爱好书画。父亲萧作霖，擅木工、雕刻，亦能画。萧龙士，字翰云，光绪十五年(1889年)生。9岁开始临摹《芥子园画谱》，常为乡里鸡鸭鱼虫、梅兰竹菊等写照。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入萧县高等小学堂，师从当时颇负盛名的花乌画家朱学骞。朱时为高等小学堂的图画教习，对萧龙士十分器重，着意指点，常带他去菏塘、野外写生。这一时期萧龙士从临习《芥子园画谱》到受到乡贤朱学骞的指授，基本上还是受“龙城画派”及“扬州八怪”的影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萧县画凤鼎盛。期间，杭州、上海、北京、苏州等地的美专学生中，萧县人就达几十人，有王肇民、刘梦笔、欧阳南荪、萧龙士、群、卢致远、蒋瑞云(女)、朱广明(女)、许克书(女)、罗丹等。1928年欧阳南荪和侯子安主持成立美术研究会，后又成立东方画会，举办古今书画展览，相互激励，相互切磋。萧龙士青年时期暗下决心要做“龙城画派”中的一“士”，遂取名“龙士”，后以“龙土”行世。萧龙土一次偶得“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一本墨兰册页，竞临摹数月，乐此不疲。1922年，乡间有人托其到上海代售一幅黄慎的《携琴访友图》，他竞苦苦临摹达18遍之多。其临摹黄慎的《伯牙学琴》曾于1925年在上海展出。

吴昌硕对萧龙土的影响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萧龙士的花鸟画多取法“山人”及扬州诸家。当时，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还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当过小学校长、美术教师。尽管如此，他的交往圈子还是不大，只是与当地及徐州画友刘书绅、李可染、苗聚五等人切磋画艺。1923年，经画友李可染介绍，人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学习。在刘海粟、潘天寿、诸闻韵等名家的指导下，得以系统地学习中国画，眼界大开。期间海上画界巨擘吴昌硕常来校讲习，诸闻韵是吴昌硕的外甥，常约萧龙士去吴府求教。因亲得其授，萧龙士始悟得以书入画的妙旨。

由于书法内涵十分丰富，碑帖包容非常广泛，所以画家撷取之为画也千差万别，因人而异，各取所需。吴昌硕以篆书笔法入画，用笔苍古浑厚，雄强豪迈，如错金锻铁，笔下的花卉刚劲婀娜，风神绰约。萧龙土每见其迹，辄临摹数遍，由形循气。一日缶翁来美专讲课，见萧龙士临摹自己的一幅《雁来红》，如出己手，大加赞扬，并欣然题记：“人为多愁少年老，花本无愁老少年，翰云学弟画甚工，将有大成定无疑。”时潘天寿2 8岁，见长自己数岁的学生萧龙土如此刻苦，颇有感触地说：“论年龄，龙士为我见长；论意志，我不如龙士。惭愧!”盛赞萧龙土为“江北第一家”。

吴昌硕自谓“苦铁画气不画形”。萧龙士受其启发，画风也由古稚娟秀转向挺拔厚重。期间又得识康有为、蔡元培、梁启超、乇一亭、潘天寿等名流，既开阔了艺术视野，又在中国画理论上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以书入画，由形及气，这是萧龙士画风的第一次转变。

1927年，萧龙士在徐州举办个人画展，展出了100多件作品，观者达5000人，盛况空前，遂声名鹊起。1937年，萧龙士参加中华民国第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其所绘的《幽兰》《墨荷》，赢得了于右任、叶恭绰、黄宾虹、沈尹默的绝口称赞。在上海美专期间，林风眠几尢其墨兰亦赞为“艺界之光”。

1947年，萧龙士在南京举办个展，博得了艺界的好评，著名画家、有“画坛三杰”之誉的傅抱石、陈之佛、张书旗联名评介：“先生精研六法，平素潜心苦志，悉心研摩，故下笔落墨饶有奇趣。曩(n6ng)于二届美展，读其所作，心窃慕之。兰石洒脱有致，尤以墨荷神姿飒爽、笔力伟健，盖正小入平板，奇不入险恶，于狂怪中求理，于鲁莽中求笔者矣。”至此萧龙士大名远播。

萧龙士学吴昌硕多出己意，既得厚重朴拙，又能温润明朗，同“吴派”的赵云壑、王个移、诸乐三等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正如萧龙士的弟子王少石云：“天下几人学缶翁，龙城一士画中龙；雄浑厚重无柔媚，人品艺品总相同。”

齐白石对萧龙士的影响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篇4

关键词：]莎士比亚悲剧，《奥瑟罗》，伊阿古，正直

 

莎士比亚是一位“使人类永久又惊又喜的巨人”。1 他创作的众多戏剧被视为世界文学宝库的精品。在代表莎士比亚戏剧最高成就的四大悲剧中，《奥瑟罗》被认为具有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剧中的主人公奥瑟罗是不同时代的评论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戏剧人物；反面人物伊阿古也因其出色的表演而成为世界文学长廊里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在读者和观众的心中，伊阿古是邪恶的化身。他极端利己，无恶不作。硕士论文，]莎士比亚悲剧。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剧中的受害人，包括奥瑟罗，苔丝狄蒙娜和凯西奥无一例外把他看作是正直的伊阿古，直到最终事情真相大白。是什么本领或品质让这位恶人蒙蔽了所有的人并不断地制造着一幕幕悲剧。本文将紧扣文本，深入分析伊阿古的特质，即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戏剧人物以及他如何成为别人眼中的正人君子。

一. 真实的伊阿古

英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lit）在他的代表作《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一书中这样评价悲剧：“（悲剧）它使人们分享别人的甘苦，也抑制和减弱自己的固执己见。它在人们面前展示另外一些人的感觉、思想和行为，以此告诉人们现在和过去都有和他们一样的人。……它让我们成为生活中各种现象的思考者和观察者。它是一个精致的剧种，一个以人性为研究对象的学科。”3

伊阿古这个戏剧人物也让观众和读者成为了人性的思考者和观察者，重尝人生深刻的意味。硕士论文，]莎士比亚悲剧。他在戏剧中的一言一行都向我们诠释了人性的阴暗面。伊阿古“头脑敏锐、活跃，但心灵冷酷、麻木，是一类恶人的代表。”4 在戏剧的开篇，他的伪善、自私和阴险就展现了出来。在与罗德利哥的对白中，伊阿古揭露出他对奥瑟罗的真实情感。

“上天是我的公证人，我这样对他陪着小心，即不是为了忠心，也不是为了义务，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装出这一份假脸。要是我表面上的恭而敬之的行为会泄露我内心的活动，那么不久我就要掬出我的心来，让乌鸦们乱啄了。世人所知道的我，并不是实在的我。”（第一幕，第一场 《奥瑟罗》）

伊阿古一面挑唆罗德利哥去向苔丝狄蒙娜的父亲勃拉修告发奥瑟罗与其女的秘密婚礼，让权势极高的勃拉修向奥瑟罗复仇；另一方面他又厚颜无耻地提醒奥瑟罗留心勃拉修的迫害并声称自己无法容忍勃拉修对奥瑟罗名誉的损害。好一个两面三刀的阴谋家。硕士论文，]莎士比亚悲剧。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无时无刻不在作恶的伊阿古竟然堂而皇之地向奥瑟罗宣称：“缺少作恶的本能，往往使我不能做我所要做的事。”（第一幕，第二场）

戏剧中有许多意味深长的讽刺，强化了伊阿古伪善、狡诈和口是心非的人物形象。名誉对他意味着什么呢？为了回应奥瑟罗对他的诚实的猜疑，伊阿古强调了名誉对他的重要性。“我的好主帅，无论男人女人，名誉是他们灵魂里面最切身的珍宝。……谁偷去了我的名誉，那么他虽然不因此而富足，我却因为失去它而成为赤贫了。”（第三幕，第三场）然而当奥瑟罗的副官凯西奥由于中了伊阿古的圈套而被革职时，他对伊阿古深深地叹息道：“名誉，名誉，名誉！啊，我的名誉已经一败涂地了！我已经失去我生命中不死的一部分，留下来的也就跟畜牲没有分别了。我的名誉，伊阿古，我的名誉！”（第二幕，第三场）伊阿古却回答道：“我是个老实人，我还以为你受到了什么身体上的伤害，那是比名誉的损失痛苦得多的。名誉是一件无聊的骗人的东西！得到它的人未必有什么功德，失去它的人也未必有什么过失。”（第二幕，第三场）这番话不仅让我们看清了名誉对伊阿古是无关紧要的，更让我们鄙视和愤慨他的虚伪和狡诈。

伊阿古两面三刀，虚伪无耻。但更让我们愤慨和恐惧的却是他的恶毒心肠和无中生有的罪恶本性。他鄙视人间的一切真善美，践踏世间的正义公理，靠破坏别人的幸福来实现自己的野心。“也许我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因为——我承认我有一种坏毛病，是个秉性多疑的人，常常会无中生有，错怪了人家……”（第三幕，第三场）伊阿古所作的正是到处煽风点火，把世界搅乱以获取快感。他的计谋是如此的工于心计和歹毒，最终造成了“这床上一双浴血的尸身。硕士论文，]莎士比亚悲剧。”（第五幕，第二场）正如伊阿古在独白中所说的：“佛面蛇心的鬼魅！恶魔往往用神圣的外表，引诱世人干最恶的罪行，正像我现在所用的手段一样。硕士论文，]莎士比亚悲剧。”（第二幕，第三场）

伊阿古是恶的化身。在愤慨他罪恶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感叹他身上的那种超乎人力的智力和洞察力。在奥瑟罗看来，伊阿古“对于人情世故再也熟悉不过了。”（第三幕，第三场）他能洞悉其他人身上的致命弱点，因此奥瑟罗，苔丝狄蒙娜，凯西奥和罗德利哥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在他的眼中，奥瑟罗是“一个坦白爽直的人，他看见人家在表面上装出一副忠厚诚实的样子，就以为一定是个好人；我可以把他像一头驴子一般牵着鼻子跑。”（第一幕，第三场）而对苔丝狄蒙娜“就用她善良的心肠污毁她的名誉，让他们一个个都落进了我的罗网之中。”（第二幕，第三场）同时，伊阿古也深知凯西奥“是个性情暴躁，易于发怒的人。”（第二幕，第一场）从而利用他们的弱点，导演了一幕幕悲剧。“伊阿古在剧中以魔鬼的面目出现。他深通一种技巧，那就是如何将人性中潜伏的能量调动起来，掀起山呼海啸的灾祸；将一点儿火星助燃，烧成熊熊大火，将一切毁灭。因为自己坏到底，也就精通了恶的奥秘，洞悉了所有人身上致命的弱点，这样他就可以得心应手地将恶的规律运用到他们身上。”5 难怪前苏联莎评家阿尼克斯特说伊阿古“在心理战中是个了不起的战术家和战略家”6

在真相大白后，伊阿古被称作“顶着人头的恶魔”和“比痛苦、饥饿和大海更凶暴的猛犬”。（第五幕，第二场）威廉·哈兹里特的一段话可能是对伊阿古的最好注解：

“伊阿古这个人物是莎士比亚天才的又一次展现。他在莎士比亚塑造的一系列人物中，即是常见的，又是特别的。他头脑敏锐、活跃，但心灵冷酷、麻木，是一类恶人的代表。这类人具有一种病态的智力，对于道德的善恶完全无所谓，或者完全放弃善而倾向于恶，因为恶更对他们的胃口，给予他们更活跃的思维和更大的活动空间。他们几乎漠视自己和别人的命运，为了赢得一点无关紧要的优势不惜冒各种危险，这些辛苦和危险的行动满足了他们的最大欲望，同时也愚弄和戕害了他们。”7

二. 其他戏剧人物眼中“正直”的伊阿古

奥瑟罗与伊阿古的关系的一个基本点是前者坚定地认为后者是正直和忠诚可靠的。当然，这不仅仅局限于奥瑟罗一个人，剧中的其他主要人物都坚信他的正直。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对伊阿古言听计从，走向悲剧的结局。戏剧第一幕中，当公爵要求奥瑟罗留下一个将佐听候差遣时，奥瑟罗推荐了他认为“为人是忠实可靠的”伊阿古。之后数行，当奥瑟罗把新婚妻子苔丝狄蒙娜托付给伊阿古时，又称他是“正直的伊阿古（Honest Iago）”。 随后的第二幕中，伊阿古又被看作”是个忠实可靠的汉子（Iago is most honest）”。当凯西奥落入圈套，酒后扰乱治安，奥瑟罗向伊阿古询问事情的起因时，又说道：“伊阿古，我知道你的忠实和义气，你把这件事轻描淡写，替凯西奥减轻他的罪名。”（第二幕，第三场）孰不知“恶魔往往用神圣的外表，引诱世人干最恶的罪行”。（第二幕，第三场）伊阿古之所以能够蒙蔽和欺骗其他的所有人，毫无疑问，一方面是由于他超乎寻常的智力、洞察力和虚伪，其作恶的手段实在是太隐蔽、太狡猾；另一方面，不能不从悲剧人物的自身查找原因。

莎士比亚有句至理名言：“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一个人的表象未必能够真实地反映其实质。如伊阿古所言：“世人所知道的我，并不是实在的我。”（第一幕，第一场）“人们的内心应该和他们的外表一致，有的人却不是这样；要是他们能够脱下了假面，那就好了！”（第三幕，第三场）一味的轻信他人而不加以仔细的考察，必然会引火烧身，自取其咎。我国莎学前辈孙家琇先生在讨论奥瑟罗的性格时，曾提出一个问题：奥瑟罗是否太不知世故、太不懂人心叵测？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硕士论文，]莎士比亚悲剧。单纯质朴、对人推心置腹是优秀的品质，可是面对像伊阿古这样阴险、奸诈的恶人，如果一五一十的讲出自己的心里话，就无异于幼稚和犯傻了。

莎士比亚屹立于世界文坛的顶峰。他的戏剧“教给人认识自己，开阔人的眼界，丰富人的贫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8 悲剧《奥瑟罗》让我们阅历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深刻地观察和思考人性与人生。我们既痛恨伊阿古的虚伪、奸诈、狠毒，又惊叹他那超乎寻常的洞察力与智力；我们既同情奥瑟罗的不幸，感叹他内心的激烈冲突，又气愤他的不智与残忍。大概这就是莎翁的悲剧带给我们的心灵感受和智慧启迪。

参考文献］

1.Edward Pechter (ed.) Othello,Williamshakespeare.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W.W. Norton&Company, Inc. 2004.

2.Michael Mangan. A preface toShakespeare’s Tragedies.《莎士比亚悲剧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3.残雪.《地狱中的独行者》[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4.何其莘:《英国戏剧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

5.华泉坤，洪增流，田朝绪：《莎士比亚新论——新世纪，新莎士比亚》[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

6.李伟民：莎士比亚的《奥瑟罗》批评演进在中国[J]，《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3期。

7.罗益民：奥瑟罗人物形象面面观[J]，《国外文学》，2002年1期。

8.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奥瑟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9.威廉·哈兹里特著，顾钧译：《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篇5

在韩国,最先引进汉语的时期可追溯到古朝鲜。但因缺乏历史史料,在韩国,能作为依据的汉语普及史料应该是从朝鲜时代开始的。根据记载,1393年在韩国首次成立了司译院,以此向人们进行汉语等外国语教育。汉语教育是从1945年国立首尔大学成立中语中文学系后开始的。开设正规中国语教育课程的早期大学有韩国外国语大学(1954)、檀国大学(1954)、成均馆大学(1955)、高丽大学(1972)、淑明女子大学(1972)、延世大学(1974)、岭南大学(1976)等等。 

自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开设了中语中文学系,90年代与中国语相关的学系纷纷进入韩国各大学。 就此韩国的关于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开始蓬勃发展。 

 

二、韩国学会以及论文 

 

目前,韩国的学会有韩国中语中文学会 、韩国中国学会、中国文学理论学会、中国文化研究学会 、中国语文研究会、 中国语文学研究会、 中国语文学会、 中国人文学会、中国学研究会、 韩国中国小说学会、 韩国中国语言学会、 岭南中国语文学会等等。 

各界学会都纷纷发表学术论文,关于汉语特殊句式的“把”字句也有了一定的研究。最早时期为九十年代,从论文的题目中,可感知韩国的研究。学位论文有:《“把”字句研究》(朴建榮 1994 博士论文);《“把”字句研究》(裵得成 1994 硕士论文);《高等学校汉语教学中的“把”字句教授-学习方案》(刘信惠 2005 硕士论文);《“被”字句和“把”字句的比较以及转换研究》(金株珍 2006 硕士论文 );《关于韩国语格助词+名词句转换为现代中国语“把”字句的研究》(李昌延2006 硕士论文);《现代汉语“把”字句和宾语前置文的比较研究》(郑姬卿 2006 硕士论文);《“把字句”研究》(张志勋 2007 硕士论文);《现代中国语“把”字句使用条件研究》 (周希丰, 2007 硕士论文 );《<红楼梦> “把”字句研究》(郑周英 2008 硕士论文);《现代中国语“把”字句研究》(郑香彩 2008博士论文);《“把”字句形成和类型》(柳贤姬 2008 硕士论文 );《第七次教育过程中高等学校汉语教材中的“特殊句型”分析》(郑贤颖 2009 硕士论文);《高等学校汉语教材中的“把”字句教授方 

案》(金来源 2009 硕士论文);《现代中国语“把”字句的客观性,主观性研究》(赵卿焕 2009 博士论文);《韩国高中汉语教育特殊句型与指导方案》(车正镇 2010 硕士论文);《“把”字句技能和意义研究》(白秀珍 1993 中国学);《“把 NP”的活用意义》(以“把”的主题表识 技能为中心/張泰源 1996岭南中國語文學會);《汉语处置句和动词的结合样相(1)》(李鎭英 1997 中國人文科學);《汉语处置句的起源》(漢語處置文의起源/李鎭英1997 中國學論叢);《汉语处置句变迁(2)》(李鎭英 1998 中国语文学论文集);《通过<训世评话>看汉语语顺:以“把”字句为中心》(李義活、朴鍾淵 1998 假托利大學校外國語文學硏究所);《汉语处置句和动词的结合样相(2)》(李鎭英 1999 中国语文学论文集);《中国方言中出现的处置句现象》(李鎭英 1999 中國人文科學);《汉语处置句变迁研究》(李鎭英 1999 中國人文學會);《“把”字句历史演变研究》(把字文历史演變硏究/張泰源 2000 韓國中語中文學會);《<老乞大>中出现的“将/把”字句的语法化研究》(金光照 2002 中語中文學);《轻动词假设与汉语“把”字句的语用结构分析》(金光照2003 中國言語硏究 );《语义分析的“把”字句再考》(申芝言 2003中國言語硏究);《“把”字句小考》(崔载永 2004 外大中國硏究所 );《“把”字句信息结构中 NP2的地位分析》( 金艳姬 2005 中國硏究所 );《<老乞大>处置句的“把/將字”研究》(李秀珍2006 中国学);《具有“把”字句功能的“将”字句考辨》(具有“把”字句功能的“将”字句考辨/赵春利、梁万基 2007 中語中文學);《韩国学生“把”字句习得状况分析》(林載浩 2007 韓國中國言語文化硏究會);《科技翻译中“把”字句处理机制》(朴在胜 2007 中國硏究);《否定成分后置式“把”字句小考》(趙恩瓊 2009 中国语文学论文集);《“把”字句信息结构研究》(金世美 2009 中国语文学论文集)。这些论文出处是韩国最有知名度的“国会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韩国教育学术情报局”等网站。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但目前为止的“把”字句主要论文都呈现在此。 

 

三、结语 

通过上面所列的论文题目可以得知韩“把”字句的研究状况,自1994年至2009年以来,从整体的“把”字句研究到具体的“把”字句某个成分的研究,从处置句起源的研究到现代教学中特殊句型的教学方案以及习得状况的研究,“把”字句历史演变的研究,语法、语义的研究都得到发展。但是跟中国80年的“把”字句研究相比,寥寥无几,也很零散、肤浅。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篇6

手稿一：纵23，横13.7厘米，纸本。

少时狂被酒，玩月西湖边。一别头将白，风尘十九年。故人诗有学，欲和琴无弦。南北高峰下，逍遥赋几篇。南宋一湖水，东风万柳丝。山泉迎着屐，岩月候敲诗。冷趣林逋鹤，英风武穆旗。他年共怀古，一醉听黄鹂。 西泠觅句图为沈大。

宰相既无医国手，医人谁把一囊青。抽刀难断千条水，食谱羞谈五味亭。草具送穷听说鬼，杖头买醉笑忘形。何时鼻息丝丝细，跌坐松根饱茯苓。岁莫（暮）感怀，癣琴先生诲正，后学吴俊卿顿首。

第一、二首诗“西泠觅句图为沈大”。据吴长邺所著《我的祖父吴昌硕・年谱简编》记载：“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在苏州，……所作诗尚有题《石友西泠觅句图》”；《缶庐诗》卷三也有“石友西泠觅句图”的记载，由此可知沈大即沈石友。沈石友(1858―1917)，名汝瑾，字公周，一字梦痕，号石友，别署钝居士、听松亭长，虞山（常熟）人。精篆刻、书法、吟咏，并善鉴赏。家藏金石书画颇丰，富藏古砚，多稀世珍品。吴昌硕与沈石友于壬午年（1882）论交，相交数十年，友情深厚，经常诗酬往来。可以说沈石友是吴昌硕一生交友中最为知心、深挚的一位。当沈石友在虞山病故，先生得此噩耗，悲不能诗。三年后，应养浩属绘《玉茗图》而作七绝三首，“石友别我鸿冥冥，我哭石友干无声。”其情之悲令人感喟。此诗作于1901年，另还有一个有力的佐证就是《翁同日记》目录中载：“题沈石友《西泠觅句图》，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1901年11月27日)。” 翁同与沈石友、吴昌硕都有诗酬往来，三人相交甚契。由此可推测吴昌硕的这首诗也有可能作于1901年11月27日，为三人的一次艺事雅集所作。

第三首诗写与癣琴先生。癣琴先生即凌霞，又名瑕，字子与，号病鹤，晚号癣琴居士，或称乐石野叟，浙江归安(湖州)人。凌霞不仅列入吴昌硕《石交录》43位契友中，而且成为其十二诗友之一，与同郡的陆心源、姚宗谌、戴望、施补华、俞刚、黄宗羲共称为“苕上七才子”，同时又是陆心源的“潜园六才子”之一。正因为两人属同郡，故吴有“后学”之谦称。《缶庐诗》卷三也收入 “岁暮感怀”诗，列于第一首诗之后，故应写于辛丑年（1901）的岁暮。昌硕先生在《十二友诗》中致凌霞：“板屋逼仄天井圆，病鹤常在窝壳眠。扬州梦醒住且续，金石癖固医难痊。惯涤愁肠酤美酒，好买花乳输青钱。昨日一卷寄江左，使我磨刀思踏天。”也寄托了先生对凌霞的怀念之情。

此手稿落款为吴俊卿，当属69岁前作品（69岁后以字行）。光绪辛丑年（1901），先生时年58岁。观其书法，其行书风貌已初步形成，结构体势，多取左侧斜势，笔势变化已具动感。

手稿二：纵23.5，横13.8厘米，纸本。

子彝老宗兄大人阁下：连日俗事纠缠，未及趋访，且闻公出未归也。刻想驺从言旋，动止纳福。昨蒙索及拙画，望将纸件裁好，开明上款，交小价带下。因今日索及拙画，望将纸幅裁好，开明上款，掷小价带回，因今日兰公出游在此处，动笔较便也。专此敬请

升安宗小弟吴

子彝应姓吴，其人不详。此函从其行书的运笔态势与前一手稿比较，应属同时期之作，加上使用的是同一种信笺纸――印有花农写意花卉。花农即徐琪，字玉可，号花农，浙江杭州人，俞樾弟子。其花卉神似恽寿平，间作山水小景。吴昌硕与徐琪曾同拜俞曲园门下，两人属同门之谊，信笺当为徐相赠之物。此时昌硕先生居于苏州，故子彝应居住苏州。“兰公”应为金心兰，号冷香，又号瞎牛，长洲（今苏州）人。工山水，擅花卉，画梅尤具特长，清隽似汪士慎。晚年病目，失视复明，画益疏古，卒年七十余。吴昌硕与金心兰于1880年订交后，诗词相契，私交很深，列心兰为十二诗友和《石交录》中43契友之一。从此函可以看出昌硕对朋友子彝索及画作非常重视，亲自派自己的家仆前去带回纸件及上款，可见两人非泛泛之交。“因今日兰公出游在此处，动笔较便也”，也说明了昌老向来是以画会友，以文会友，朋友相聚，是雅集，是艺事。

手稿三：纵27.3，横15.8厘米，纸本。

酒餮偶：向读先生《三借庐诗文全集》，辄击节叹赏为观止。乃虽不数年复有续刊之举，信乎才气，不可以斗石计也。顾犹强予书后，且引勒少仲之言，有不得曲园书，是无志之伧。

酒骷醋蘧鳎名|，字翰飞，晚号酒鳌⑺朗芈ブ鳎别署梁溪潇湘馆侍者、瘦鹤词人等，江苏无锡人。晚清著名政论家，被誉为吴中名士及“江南第三才子”。著有《三借庐丛稿》、《三借庐赘谈》、《三借庐剩稿》、《浇愁集》等诗文杂著。勒少仲即勒方琦，字少仲，一字悟九，江西新建人。贡生。同治年间入曾国藩幕，光绪年间任江苏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等。工诗词，与俞樾有交。曲园即俞樾 (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晚年讲学杭州诂经精舍。治经、子、小学，为一代经学大师，章太炎、崔适、吴昌硕等近代著名学者都出自其门下。吴昌硕年长邹酒6岁，他曾在己未年（1919）酒髌呤寿辰时作诗寿之，有“醉丐死轩我至友”诗句，印证了两人的友谊。此手稿既无落款，也无年月。观其书法，其结体瘦长富有韵律的行书风貌已然形成，但鲜有老辣之气，当属中年之作。

手稿四：纵24.5，横12.9厘米，纸本。

父字付迈儿阅：四月十三日得字，知汝归，英孙已安抵汝处，大慰。闻同去之子房挟眷同往，不知汝处有大出息，其魄力竟如此大，汝宜寸步留心，不宜重用。我看形景，鬼祟不测，断非正路，前鹭汀亦曾为我言之。寓中平安，我足是徒罪，病时时作楚而加剧。英去后更无嬉处，闷闷而已。鼻烟之量加大数倍，时之买之，颇亦化泉也。饭时非有适口之菜不能，此近来贱相也。老友唯公周时时通信。现世变不可言状，不意老年当此境界，可恨可叹！汝母时作小病，神气似大不及我，汝宜知之。汝哥无事时时代劳我，亦得也，渠刻印大有进步，唯不面面出色，缓缓诱之，可望继家学，此一乐也。（刘翰怡京卿为我刻三卷，成，又一乐也。）汝时时作篆否？最宜多写，不可间断，我深望之。近得题画二诗，云：“九天风露九秋花，老眼模糊视隔纱。绝似凭崖笼翠墨，夕阳影里拓褒斜。《九秋图大开通为褒斜道摩崖》”，“霜刷精神雨溜皮，不生太华待谁移。跛若却至犹孤立，同病相怜我最宜。《病树》却至是K者，却至登，房中美人笑，见《左传》。”

四月十四日缶复

此手稿为昌硕先生写与其三子吴东迈的一封家书。吴东迈 (1885―1963)，又名迈，浙江安吉人。曾任昌明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擅长意笔花卉，所作质朴古艳，深得家风。“英孙”即先生之孙女、东迈之女吴棣英。“鹭汀”指先生好友洪鹭汀，名尔振，苏州人，光绪年间任道员。“老友周公”即为常熟沈石友。“汝哥”指东迈之兄吴涵(1876―1927)，字子茹，号藏龛。克传父学，擅书画，尤精篆刻，昌硕晚年，常命涵代刀作印。此函中也提到替父代刀：“汝哥无事时时代劳我，亦得也，渠刻印大有进步。”“刘翰怡京卿”即刘承干（1881―1963），字贞一，号翰怡，别署求恕斋居士，浙江南浔人。富商刘锦藻之子，著名藏书家，嘉业堂藏书楼的主人。

此函落款只有月日，无年份，但据书函内容大致可以推算。吴东迈于1910年结婚（据吴昌硕致吴子茹的家书），此时已生有女儿棣英。“我足是徒罪，病时时作楚而加剧”，据《年谱》载，先生于1910年始病足，信中说足楚已加剧，起码应是几年以后的事。刘翰怡于1911年携家定居上海，先于自己住所刻书，其为先生所刻三卷也当在上海完成。另“老友唯公周时时通信”和“汝母时作小病，神气似大不及我，汝宜知之”，可以说施季仙的身体状况已不容小视。施季仙与沈石友分别于1917年5月和7月离世。故此函应早于1917年5月。吴昌硕曾在丁巳三月作的一幅设色《菊石图》中题诗：“九天风露九秋花，老眼模糊视隔纱。绝似凭崖笼翠墨，夕阳影里拓褒斜。”丁巳年为1917年，故此函的具体时间应是1917年的4月14日，这与函中“近得题画二诗”的说法也相吻合。1917年先生时年74岁，其书法较前更显成熟与稳健。

手稿五：纵24.9，横15厘米，纸本。

父字付迈儿读：汝赴塘西后，宅中太平，唯媳服少波方，不作熟者三日，今日又有熟意，我属其不服药，且静养。我有时多动笔，则眼楚神衰，知汝戒我，乃真孝心，以后必留意。道士两张画嫌不好，颇有烦言，我明年定不作设色画矣。闻韵来已就海叔之请。西席要紧，汝当留意，无论如何艰难，不可缓也。玉Q来而即赴苏。张少轩之夫人送烟一瓶，瓶是套料，中等货也，只好写信与公禹托渠转谢。闻道坚与我大不满意，大约为画得不多，谓我大走老运，奇矣。一亭已赴东，渠谓二星期必归。昨古老偕夔老等来闹至十下时，欲拉我往冯君木处闲谈，我却之。夔老文章交来，亟亟要钱，托我赴老公馆说明，四姑太太已以百佛交彼矣。山农、亮公长来，五儿颇跌宕嬉笑可爱。余事专望汝早来，病非儿戏耳。

聋

此手稿同上，也为昌老写与东迈的家书。“汝赴塘西后”指吴东迈赴余杭塘栖任统捐局长，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闻韵即诸闻韵（1894-1940)，原名文蕴，号汶隐，别号天目山民。浙江安吉人，吴昌硕远亲。自幼酷爱书画，拜吴昌硕为师，得其传学。擅长诗、书、画、印，工写意花卉，间作山水、走兽、人物。海叔即刘海粟（1896―1994)，字季芳，号海翁。江苏常州人，杰出的画家、美术史家、美术教育家。“闻韵来已就海叔之请”，指二十年代诸闻韵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专美术教师一事。先生在信中一再强调为孙儿吴志源请家庭教师，“西席要紧”，可见他对孙辈学习的重视。玉Q（庵）即刘玉庵，昌硕入室弟子，卒于先生前一年。张少轩即张勋（1854―1923年)，字少轩，江西奉新人。发动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张勋复辟”，其夫人曹琴却拥护国民革命。道坚即金道坚，名永，浙江杭州人，为先生好友。一亭即王震（1867―1938），字一亭，号白龙山人、梅花馆主、海云楼生。信佛，法名觉器，浙江吴兴（湖州）人，寄居上海。工书画，花果、鸟兽、人物、佛像，无所不能。书法以行书见长，山水花木郁勃奇气，佛像信笔庄严，日本人最喜其作品。王于1913年投拜吴昌硕门下称弟子，两人亦师亦友，亲密无间，日本人推崇吴的书画，也应归功于王一亭。古老即为朱古微朱孝臧(1857-1931)，原名祖谋，字藿生，一字古微，又作古薇，号沤尹，又号村，别署上村民，浙江吴兴（湖州）人。光绪时进士，曾官礼部侍郎、广东学政。精词学,为清末四大词家之一。工书法，宗颜褚，擅行楷。夔老即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字夔笙，号蕙风，广西临桂人。词学家，与朱孝臧、王鹏运、郑文焯并称“清季四大词人”。冯君木即冯(1873一1931)，字君木，号阶青，浙江慈溪人，近代诗文家。与吴晚年笃交，先生谢世后冯为之整理诗稿，并为之撰写墓表。山农即刘山农 (1878―1932年)，本名青，字照藜，后改字文d、介玉，号天台山农。原籍浙江黄岩，生于嘉兴。擅书法，初学坡，后参北魏，雄浑俊拔，与李瑞清、曾熙并称书坛三大家。亮公即骆亮公，一作亮工，四川人。善书，以篆、隶笔法作真、草，古茂遒劲，奇趣横生。

该函落款为“聋”，此款一般都是先生七十四岁以后出现，因先生晚年听力不好，此年曾刻印“吴昌硕大聋”。吴东迈赴塘栖大概时间为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据沈昆《陆家花园轶事》）。况周颐于1926年逝世，骆亮公1926年想制造吴长邺绑架案，与吴家关系疏远，故此函应早于此年。另据《年谱》记载，1925年元宵王个m被聘为吴长邺的家庭教师，书写此函时，家庭教师一事还未办妥，“西席要紧，汝当留意，无论如何艰难，不可缓也。”依次可推测书写该家书的大概时间为1924年，先生时年81岁，为其晚年之作。观其书法，气势雄强，笔势大起大落，遒润峻险，虽为册幅，却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磅礴气势。

手稿六：纵23.4，横12.7厘米，纸本。

兰蕊秋纫香篆袅，不谈陵谷书城绕。茅且盖头天在抱，移海岛，饮泉甘似安期枣。周碣摩挲秦篆考，书能乞米人娱老。忽忆断炊臣朔恼，裘典了，衰阳披上黄绵袄。 《渔家傲》

据《年谱》记载：“辛酉（1921）78岁，……先生又有《木兰花慢》、《念奴娇》、《渔家傲》、《鹊桥仙》等四阕词作。”先生的小孙女吴棣玖也珍藏了其祖父的遗稿《渔家傲》，但内容与此手稿有所变化，词稿：“帘影护风兰蕊小，残书满架重城绕。陶瓦一楼天在抱，移海岛，科头赤足人娱老。周碣摩挲秦篆考，书能乞米吾瑰宝。忽忆断炊昏至晓，裘典了，斜阳披我黄绵袄。”不知哪一阕为终稿。先生在创作时总是不断地斟酌，反复吟哦推敲，最终臻至完美。先生自称“夫婿是诗人”，一生诗作无数，但词作不多，此稿更显弥足珍贵。

手稿七：纵24.7，横15厘米，纸本。

瑟瑟晨风拂寿筵，衰翁奉爵羡神仙。充饭骚投笔，石塔藏经孝格天。词调谱成秋雪抱，琴弦张处绿归眠。风光如此遥商，唤醒陶潜一纪年。 《寿梦坡六十》

梦坡即周庆云（1864―1933），字景星、伯云、逢吉，号湘z，别号梦坡，亦号灵峰补梅翁、五松先生。斋堂为梦坡室、息园、阅古楼、五松琴斋。浙江吴兴（浙江湖州）人，著名实业家和收藏家，经营丝、盐、矿等业。其书画金石收藏颇富。春秋佳日，辄约文友举行雅集，制图吟咏。生平编印金石印玺古器图书三十余种。能诗词，间作梅竹，点染山水，着墨不多，秀逸之气，在李流芳、程邃间。存世有《梦坡室获古丛编》、《梦坡室金玉印痕》、《梦坡词存》、《两浙词人小传》。周梦坡的实业大部分在上海，与吴昌硕的交往也是在上海。据胡晓明《近代上海诗歌系年初编（1898―1919）反映，吴与周梦坡有关的诗最早是1912年吴写的“梦坡醉愚招饮式式轩以他事不至”，1912年吴昌硕由苏州移居上海，此诗《缶庐集》及《缶庐诗》均未收录。而他俩交往密切应是在吴的晚年，这可以从《缶庐诗》中昌老所写诗作得到证明。周梦坡与吴昌硕年龄相差整整二十，此诗是昌老贺梦坡六十寿而作，其时年八十，岁在癸亥（1923）。“石塔藏经孝格天”诗句，指1914年周梦坡为其母建塔藏经，昌硕先生曾作诗“周梦坡为母建塔藏经塔中（纪孝思也）”，而大加称颂此举。该手稿笔势酣畅，跌宕起伏，笔力雄健，并能力透纸背，有排山倒海之势，可谓人书具老。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篇7

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音乐史、音乐美学以及音乐教育史的教学与研究。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音乐学论文百余篇，曾有学术论文被译为英文、日文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任“八五”课题“学校美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成果《学校艺术教育研究丛书》副主编、“九五”课题“学校艺术教育实践研究”项目成果《学校艺术教育实践研究丛书》主编、“十五”课题“民族文化传承与学校艺术教育”主要负责人之一。担任《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乐类”特邀编纂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国家重点项目）、《中华美学历代文库》“乐论分部”主编（北京大学“985”项目），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中华名著要籍精铨》、《国学通览》等辞书撰稿人。

撰写的主要学术著作与教材：《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1997年再版，1991年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1999年获教育部第二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音乐美学通论》（合著，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乐妓史》（合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中国音乐的历史与审美》/《西方音乐的历史与审美》（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03年台湾版，2002年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看得见的音乐：乐器》（合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2004年台湾版）；《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006年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9年获“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方向博士、硕士研究生专业课程教材建设”部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小学艺术课程与教材》（师范司审定专业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音乐学之统合》（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大学音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郑祖襄，中国音乐史学家。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音乐研究》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委。1952年生于上海，籍贯杭州。1978年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读书，1983年毕业并留院任教。1986年获讲师职称，1990年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1994年至1997年任音乐学系副主任，1995年晋升为教授，2001年聘为博士生导师。2008年调入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长年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教学与研究。从中央音乐学院到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国古代音乐史料分析、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音乐学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古代音乐史部分）、专业论文写作等。培养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数十名。由他领头的教学团队所教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课程现已被评为浙江省省级精品课程。他本人所教授“中国古代音乐史”全套课程被超星学术网站拍摄制作后在网站放映。

迄今已出版个人专著五种（《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华夏旧乐新证》、《华夏旧乐新探》、《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发表学术论文、音乐评论、学术综述等近百篇。其中，《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已成为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等院校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读参考书，并被日本学界翻译成日文公开出版。《中国古代音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出版，已为全国各地多所高校教学所采用。

发表和出版的学术著述中，《伶州鸠答周景王“问律”之疑和信》（载《音乐研究》2004年2期）获2005年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理论文章音乐类二等奖；《试述中国音乐起源的多民族、多地域现象》（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3期）获2008年北京市第五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古代音乐史》获2009年杭州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华夏旧乐新探一郑祖襄音乐文论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获2010年杭州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宋、元、明琵琶图像考——琵琶乐器汉化过程的图像分析》（载《中国音乐学》2008年4期）获2010年浙江省社科联第三届优秀社科三等奖。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篇8

5月4日第九届年会正式开幕，本届年会主席、青岛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陶亚兵主持会议。学会会长王子初宣读了本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的结果并颁发证书和奖品，他回顾了1978年以来音乐史学的发展。副会长梁茂春、郑祖襄分别对参评的古代和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论文进行点评。梁茂春教授提出“选题要小、挖掘要深、逻辑要严、立意要新”的十六字口诀。他以为，本次论文评选中，富有创新意义的、具有闪光点的论文不多，应提倡年轻学者在研究中要有创新思维，要有敢于超越前人、超越老师的勇气。4日下午，大会分中国古代音乐史与近现代音乐史两个会场举行学术研讨。

反省昨天――近现代史研究

戴嘉枋以音乐史研究为题发言，认为历史是一条河流，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规律与结果，探讨其因果关系是音乐史学一个任务。文艺的畸形繁盛是音乐为政治服务走到极端的必然结果。后音乐的大发展是对音乐的一个否定，今天有人喜欢样板戏不是怀念样板戏，而是对戏曲舞台上的老戏不满足。他指出：目前音乐史的研究呈“两极化发展”，通史与个案的研究较多，而断代史的研究较为薄弱；断代史是通史的局部“放大”，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历史局外人的身份来客观地看待研究对象，以史料为基础对研究对象进行考证。

汪毓和就重写近现代音乐史表示对自己著述不同意见与观点讨论的欢迎，提出“音乐史学应与民族音乐学相融合”，“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两种结合，从而使“研究更为深刻”。向延生介绍了新版抗战歌曲集编撰的背景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抗战歌曲的发展情况；同时也介绍了抗战爆发后萧友梅先生在给政府的报告中，提出要培养歌咏指挥、培养军乐队，改变音乐学院办学思路、强调音乐为抗战服务的一些重要史实。冯长春有关30、40年代“学院派”论争的研究也引起与会者重视。

刘云燕对现代京剧样板戏旦角唱腔的音乐分析，钱彤有关贺绿汀与20世纪早期流行音乐研究成果的介绍，彭丽有关彭修文研究，孟维平、李岩对近现代音乐研究提出的思考和见解，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赵广晖教授对台湾原住民音乐的介绍等发言，也受到关注。

追朔从前――古代史研究

修海林通过对巴蜀三组文物图像的考证，结合文献将其置于历史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量，以对南宋时期的南方杂剧的角色及其表演形式分析研究，认为鼓、板、笛或鼓、板、筚笠为南宋两种主要的杂剧乐器组合形式。贺志凌通过对新疆出土箜篌与巴洛雷克古代竖琴的比较，对箜篌的形制与渊源进行了考证，得出二者同斯基泰文化之源但不同流的结论。孔义龙的《论一弦等分取音与编钟四声音列》，王洪军的《见于〈国语・周语下〉的钟律文献再解读》和王清雷的《史前礼乐制度初研》，前两文分别侧重于考古学和文献学两种不同的方法，对钟律进行了研究与探讨，而王清雷则通过对史前钟磬之乐的考证，对当时的礼乐制度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此外，章华英对古琴的打谱研究与理论做出总结；朱国龙对古的考释等给学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古代乐谱的研究，一直是音乐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薄弱环节。杨善武有《敦煌乐谱研究的新突破》的发言，他通过对同名曲《倾杯乐》旋律重合问题的探讨，来证明林谦三在1955年有关琵琶定弦推论之正确，并旁证了燕乐二十八调中闰角调的存在。徐元勇对留存于海外（主要为日本）的明清乐谱的保存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新乐谱资料与照片。李颖则对明清时期唱乐记录的形式即乐谱形式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古代史研究论文与发言较多，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

学科建设与教学

郑祖襄就中国音乐史的研究现状发言，指出“随着研究领域和范围的扩大，研究层次的不断提高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发展，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正不断走向深入”。就目前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而言，主要体现为文献史料研究、古代乐谱研究、古代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乐律学史研究、音乐考古学研究、音乐思想研究、曲调考证七个主要方面。他强调了古代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性，针对目前研究较为薄弱的状况，以及因缺少文献记载对其研究所造成的困难，提出应以“考古学的方法”和“用历史的语言代替历史学”的观念进行研究。并认为“考古乐器的类型学研究”和“建立一套科学的古乐器测音体系”是音乐考古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

郭树群指出：目前音乐史学学科理论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提出音乐史学史和方法论的研究应有更广阔的视角，呼吁音乐史学界“重视学科理论建设”。他还强调在音乐史的教学中应“弘扬历史理性主义精神”、“营造历史体验的氛围”，注重“资料基础与方法论的建设”，倡导一种“多维性的学术研究”。此外，高兴提出“中国音乐科技史”的研究课题，是音乐与自然科学相交叉而成的一门边缘学科。

有关音乐史学教学的研究是音乐史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而教学过程往往受制于资料之不便。有感于此，王子初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参考软件”中收入了有关中国音乐史的图片743幅，是音乐史教学最新的科研成果。郑锦扬就中国音乐史研究生教育中研究能力的培养与学术视野等问题，提出了“一个目标”、“两个基础”、“三个创新”与“四个原则”，其中有关“因人而异、把握课题、不拘一格、力求新意”的“四个原则”对研究生论文的选题具有指导意义。此外，王秀平的《论高校中国音乐史可实施素质教育的途径》，王誉声的《中国音乐史教学的思考》等发言为音乐史教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