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范文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1篇

一、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由以色列当代著名文学家及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尔(Even-Zohar)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该学派主要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研究，认为文化因素对翻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8年，埃文-佐哈尔出版了《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在本书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根据该理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也就是由符号主导人类交际形式，诸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等，须视为系统而非又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较充分地理解和研究。各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大的“多元”系统。要全面并充分的理解各个系统，就必须将其置于多元系统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中来研究。后来佐哈尔把这一理论运用于文学翻译研究中。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学本身是一个多元系统。作为整个文化和社会系统的次系统，文学系统是各种文学子系统的集合。翻译文学是文学多元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研究翻译文学，就必须将其置于大的文学系统中来研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作品时要考虑其文化因素。翻译是一个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其过程涉及最少两个文化系统，即源语文化系统和译入语文化系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要考虑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从而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对译入语文化的作用取决于其在译入语文化中所占的地位。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化系统中是处在中心位置还是边缘位置，又决定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采取怎样的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作为文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既可以占据中心位置，也有可能处在边缘位置，这与当时该文化系统中其他文学子系统的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各系统之间既相互联系和依存，同时也存在矛盾和斗争。正是由于各个系统的地位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原创文学与翻译文学是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一对对立的子系统，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形下会出现繁荣，甚至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1.当某种文学系统还没有明确成型，也就是说，文学还处于“幼嫩的”形成之中的阶段；2.当文学处于“边缘”（在相互联系的各国文学中）或者处于“弱势”地位，或两种情况兼而有之；3.当文学中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者文学真空的情况。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地位的变化会引起翻译策略的变化。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往往是创新的力量，这时译者就不再套用本国文学中已有的规范和模式，相反，译者会打破本国文化的传统模式，而遵守源语文化的规范，采取异化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这时译者注重的是译文的“可接受性”，所以多遵守译入语文化已有的模式及规范。

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需要慎重考虑文本所蕴含的文化因素以及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并以此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译者必须从原语中寻找蕴含的文化信息，并且在译文中反映出来，在翻译的过程中既要保证不偏离原文的文化内涵，又要使译入语读者能准确地理解其意义。因此，对文本进行文化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

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翻译就充分地体现了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其英译本中，当属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最具影响力。但是，杨译本多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大量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信息；而霍克斯译本以译文读者为导向，多采用归化策略。

杨宪益夫妇对中国传统文化带着敬仰和崇尚之情，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认同感。而且杨译本是受外文出版局的委托，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因此它把《红楼梦》译本定位于英语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在处理文化信息时更加注重对文化信息的考究，更加忠实于原文。而对霍克斯来讲，由于受到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的影响，在翻译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中都处在边缘位置，译成英语的中国翻译文学在英语国家的文学系统中，也同样处在边缘位置。因而霍克斯在翻译时就很可能相应地将《红楼梦》的英译本也定位在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

例如，对书中端阳节的翻译，杨译本保留了中国传统的赛龙舟的文化意向，将其译成Dragon-Boat Festival；而霍克斯译本只是点出了这个文化意向的时间是midsummer，他更注重的是译文的可接受性，因此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多元系统理论使很多翻译学者能够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看待翻译文学，因此这一理论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对文学作品翻译的分析之中，它其实同样适用于指导商务翻译实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商务英语也逐渐得到发展并且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因此，商务英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系统。商务广告翻译成功与否取决于对译入语的消费者产生的影响。例如，商标的翻译，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因此，译者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迎合消费者的心理从而占领市场。

（一）Rejoice 飘柔；Heads&Shoulders 海飞丝；Safeguard 舒肤佳；7-ups 七喜。

以上的例子均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它们都反映了中国人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特点---中国人比较喜欢喜庆的事物。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在大的文化系统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因此这种采取归化策略的翻译正反映出了译入语文化中已有的模式和规范。与直译相比，更具有接受性。

（二）Kentucky 肯德基；Mc Donald 麦当劳 ；Nokia 诺基亚；Motorola 摩托罗拉；Cadillac 卡迪拉克；Pierr Cardin 皮尔卡丹。

以上的例子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这与中国人当时普遍的心理是有很大关系的。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事物被引进到中国，同时中国人在心理上也更乐于接受西方新鲜事物。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将外来文化放在了文化系统中的中心地位来考虑，采用了异化的方法，保留原文的语音效果，使其听起来更具异国情调，更有“洋味”。因此异化的翻译策略非常好的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从而占领市场。

四、多元系统理论指导翻译的不足之处

虽然多元系统理论从文化层面指导翻译研究与实践，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但其理论自身也并非完美，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首先，是其理论中评价性术语的界定问题。佐哈尔提出了翻译文学系统在文学系统中占中心地位的三种情况，提到“边缘”和“弱势”，但是对其应该如何界定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其次，多元系统理论只强调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等主观因素。比如，有时尽管翻译文学处在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根据多元系统理论译者应采取归化策略，但是假如译者在翻译中带着某种目的，如引进异国文化，他反而会采取异化策略。因此，翻译策略的选定并非完全取决于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的地位，还需考虑其他因素。

五、结语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策略 《红楼梦》 英译本

一、引言

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被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该部巨著是一部描写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小说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全部生活，堪称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的真实写照。《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它非凡的艺术成就。全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此外还有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值得后人品味、鉴赏。

从1830年至1986年近160年间，《红楼梦》出现了9种英译本，成为中国文学英译史上一道独特而绚丽的风景。但译本之间差异较大，有些源于译者对原文的不同理解，有些源于特定历史因素对译者的意图和倾向造成的不同影响。在《红楼梦》英文译本中最为完整、影响最深远的两部作品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1995年在其《译者的隐性》一书中提出，文学翻译中译者可采用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按其说法，异化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1］。

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以下简称杨译）以原文文本为指导，选用与源语表达方式对应译文，力求保留源语语言和文化特色，目的是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古典文化，多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大量的中华文化韵味。而大卫・霍克斯的译本（以下简称霍译）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以译文读者为导向，目的是让读者读起来顺畅、有趣，对许多中国文化进行了改写，多采用归化策略，但更见功力于语言、艺术的再创。由此看来，读者可以从杨译本中学到很多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但在西方霍译本却更流行［2］。归化与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是译者在翻译时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及对象的差异而作出的不同选择，孰优孰劣很难一语判定。只能说不同的翻译策略会对读者产生不同的影响，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本文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视角阐释杨译与霍译采用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

二、多元系统理论

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1978年，埃文―佐哈尔的《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出版，其中包含了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视作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各个子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并且又互相依存，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但是，在这个整体里，有的系统处于中心，有的系统处于边缘，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并且所处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心与边缘也在进行着更替［3］。

在佐哈尔看来，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究竟是占据“强势（primary position）”还是位居“弱势（secondary position）”，具体要视该文化里当时其它文学的状态而定。当翻译文学积极参与建造多元系统中心的工作，即在特定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内占主要位置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这时就占据了主要和中心地位，有了其自身新的活力与不可低估的作用，不仅会为原来的文学注入新的思想和内容，而且会提供新的形式和技巧，已经成为一种创造新词和新的表达模式的途径。相反，如果原来的文学系统已经发展完备处于强势地位，那么翻译便会居于下风处于次要地位，翻译文学也会随之在文化系统中处于边缘地带，其文学模式就是次要的了［4］。

三、文化地位和翻译策略

佐哈尔（2000）认为，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或边缘地位取决于主体文学的发展状况，而译者又会据此来选择翻译主题和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直译或意译。也就是说译者的翻译策略常视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这个大多元系统内所处的地位而定。当翻译文学处于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尽管译本的充分性不足，但可接受性还是很大的。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这时异化的翻译策略常常是译者在翻译时所采取的选择，即便以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译文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5］。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语言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向西方介绍传播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正是出于此目的而采用了异化策略。而对于霍克斯这个西方人而言，中华文化是异语文化，而英语文化是母语文化；相比之下，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有所削弱。霍克斯的翻译目的无非是希望把自己在读《红楼梦》时所产生的快乐传达给本民族的读者，让他们在顺畅、有趣的阅读中领略名著《红楼梦》的魅力。这种翻译目的就势必使霍克斯在翻译时以英语及其相应的文化为主导，而采取归化策略。再加之旧中国时代，汉文化在西方国家处于文化边缘位置，对于霍克斯来说，在翻译时很可能相应地将《红楼梦》的翻译定位为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而杨宪益夫妇的情况却不同，他们的翻译目的是彰显本民族文化，并且他们的翻译实践大多是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输出（如亚非拉等国家），这就使得杨宪益夫妇采取了异化策略，将《红楼梦》译本定位于英语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下面我们通过译文中具体的例子进行比较。

例1.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孙女似的……（《红楼梦三回）

译文（1）：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s son-in-law of our own Ancestress，but looks more like a Chia.（Yang）

译文（2）：Everything about her distingue!She doesn’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 family，Grannie，she is more like a Jia.（Hawkes）

在汉语中孙女与外孙女的远近亲疏是比较明确的，而英美国家的宗法关系却不及中国这么严密。例1中霍译旨在表达原文中“嫡亲”这层关系，同时也并没有表达出言者的原意：讨好贾母。相比之下，杨译则技高一筹，通过异化翻译明确地交代了贾母与黛玉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原文作者的意图传达给了读者，很好地保留了源语言文化的特色。

例2.“潇湘馆”

译文（1）：“Bamboo Lodge”（Yang）

译文（2）：“The Naiad’s House”（Hawkes）

在中国人的脑海中，“潇湘”意指绿竹，杨译采用的是异化的方法，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因素。因此杨译本在地名的处理上会让读者感受到古色古香的氛围。而霍译中Naiad是希腊神话中河边湖滨仙女，由此来看，霍译在翻译时倾向于可接受性。

例3.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红楼梦》第六回）

译文（1）：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Yang）

译文（2）：Man proposes，God disposes.（Hawkes）

在译文中，杨译使用了一个英语的谚语，把其中的“God”改成了“Heaven”，从而保留了源语言的宗教色彩。而霍译直接引用了英语谚语，未做改动，用基督教色彩代替了原文的佛教色彩，这对英美读者来说当然读起来更自然顺畅、易于接受。

四、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策略的应用

虽然许多文学翻译作品的解析都可以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得到很好的解释，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文化屈居劣势，本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伯仲悬殊的情况下，仍可以看到归化、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并存的现象。这说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同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出现两种翻译策略并存、两种翻译派别明显对立的现象，是用多元系统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实际上，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还有译者的“主观认识”，而恰恰是这种主观认识在对民族文化地位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的实质是两种语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应该保持译者与原作者平等的地位，不仅于此，译者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更要发挥译者的主导性、能动性，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又离不开人的价值观，特别是辨别是非、善恶等伦理观念的支持与制约。而这正是多元系统理论所忽视的，它只考虑了目标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的“客观”地位，并以此来判断译者的文化态度，却忽视了译者的“主观意识”和文化态度及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实际上，翻译策略具有很强的译者的主观意识。尽管本民族的文化在客观上可能出于边缘地位，但译者仍要用自己的受主观意识支配的文化态度来判断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由此可以看来，多元系统理论在其适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与传统翻译理论相比，多元系统理论为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视角，它把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的观点，拓展了视野，丰富了翻译研究理论，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对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6］。

五、结语

不言而喻，翻译的标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目标文化和地位决定翻译策略，译本读者和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和伦理观念标准也会决定翻译策略。译者不但要熟悉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而且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处理好译者自身与原作者、文本及读者的关系，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译文。

参考文献：

［1］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 Publishing，1995.

［2］陈正发.也谈“归化”与“异化”［J］.外语教学，2006，（1）：69-71.

［3］Even Zohar，Itamar.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1990，（11b）：19-26.

［4］张南风.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J］.外国语，2001，（4）：61-69.

［5］Even Zohar，Itamar.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polysystem［C］.Ed. Lawrence Venuti.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Rutledge.Literary London，2000：192-197.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林纾；庞德；翻译；中国传统诗学

引 言

庞德经过费诺罗萨的遗孀获得费氏的手稿，1914年4月出版了中国古典诗歌集《华夏集》。可是庞德真正开始学习汉语是在1937年，所以他在翻译《华夏集》时是不懂汉语的。清末的文学翻译家林纾也不懂外文，其翻译又跟庞德极为相似，他们的翻译作品在现代翻译史上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庞德通过《华夏集》的翻译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吸收，把中国诗歌带到西方，在上世纪初掀起了一股“中国热”。（祝朝伟，2005： 30）林纾把西洋小说带到了中国，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翻译不仅仅是文字转换的过程，也是与译者的各种翻译抉择以及译语社会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密切相关的文化活动。本文尝试从多元系统翻译理论的角度对两人的译介活动进行对比。

一、翻译媒介

在比较文学中，媒介者是指为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学之间的交流、影响起传递作用的中介者，它可以是某个个人（主要指译者），也可以是某个集团、组织，甚或某种事件、环境（如旅行、贸易、战争、时代氛围），等等（谢天振，2003：144）。

庞德翻译《华夏集》是基于费诺罗萨的手稿，在汉学家赫伯特·翟里斯以及两位日本学者槐南和贺永雄的帮助下进行的。林纾也是在不懂外文的情况下翻译了一百七十多部的外国小说，翻译时全听合作者的口述，听后下笔成书。由此看来，在庞、林的翻译过程中，媒介者并不是一个人，《华夏集》从中国到美国至少经历了包括费氏在内的五个媒介者，林译小说从国外到中国也至少经历包括口述者在内的两个媒介者。而费氏、汉学家、日本学者、口述者这些起传递作用的中介者又成为媒介者中的媒介者，

他们两个人都是在别人的理解之上二次理解，获得原作信息后，用意象派手法或桐城派手法来表达原作的内容，这个过程中误译就在所难免。例如，庞德把《长干行》中的“五月不可触”翻译成“And you have been gone five months”，此处“五月”指的是五月份，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翻译成“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此处不但含有日语读音，而且“西辞”意为从西向东，“故人”指的是老朋友。林纾的翻译也有大刀阔斧，越俎代庖之处，他自己借《西利亚郡主别传》的序言表示歉意：“近有海内知交投书，举鄙人谬误之处，见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既有讹错，均出不知。尚乞诸君子匡正为幸！”谢天振教授认为，绝大多数的误译与漏译都是无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五月”、“西辞”是庞德对中国文字不了解而造成的无意识误译。

二、文学系统的真空

以色列学者埃文- 佐哈尔（ Even-Zohar） 在研究希伯莱文学的过程中建立了文学多元系统论， 认为文学是由多个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 各个系统的地位不一， 有的处于中心， 有的处于边缘。在该系统的发展过程中， 中心与边缘的位置会发生变化。如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时，参与系统的中心工作， 因为这时文学系统一般处于弱势、危机或转折点， 甚至处于真空阶段，这样， 文学借助翻译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 译法会很充分。当文学系统处于强势时， 则无须依赖翻译来输入外来元素， 翻译处于边缘地位，译法也会受到影响。佐哈尔认为， 主体文学的发展状况决定了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地位， 而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或边缘或中心的地位又会决定译者翻译主题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是归化或异化， 是直译或意译（ Even-Zohar， 2000： 192- 197） 。

清末之前，小说在中国的地位向来卑微，不入“九流”，被排斥在文学范畴之外。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实际上就是要把小说从边缘的位置推向中心。可是梁启超认为能够承担改革社会、启蒙大众任务的不是传统小说。那么，这个中心位置又马上给腾出来，形成了真空的状态。本来这真空状态应该由中国一种新的小说去填补，这也是“小说界革命”的意思。在新小说还没法在短时间里马上建立起来前又应该怎样办？梁启超等提供了最快捷简单的方法，就是翻译小说。（王宏志，1999：150）因此翻译小说在清末民初很是繁荣，当时的作家、翻译家借助外国小说的翻译来建造新的文学系统，林纾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译介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语诗歌依然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诗学所主导，充斥着优美的辞藻和华丽的语言，诗歌的节奏和韵律也是连奏（legato），诗人主观情绪的抒发大大超过客观陈述。庞德对这种华而不实的诗学非常反对，提出“要构建一个新的文明”。（祝朝伟，2005：93）在庞德看来，当时的英语诗歌系统处于一个危机的状态，需要新的形式来取而代之，跟同时代的中国小说情况相似，在新的诗歌形式没出现之前，产生了“真空”状态。正在庞德探索新的诗歌创作模式时，他得到了东方学者费诺罗萨的手稿，其中关于中国象形文字的描述与庞德等人刚刚发起的意象主意诗学不谋而合，庞德甚至欣喜地将中国比作新希腊。得到手稿后的第二年庞德就出版了《华夏集》，以中国古诗为典范，开始了自由诗的探索，提出了崭新的意象主义诗歌理论。

三、其他系统对文学的制约

1、诗学

按照列菲威尔的界定，文学仅仅是一个“有许多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中的一个，这个复杂的体统就是文化，文学系统和其他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制约文学的因素有两类：文学内部和外部的因素。文学内部是指文学的专业人士，他们操控诗学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主导观念，组成的诗学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指文学手法、文学派别、文学主题、原型研究以及文学象征形式的总和，这是诗学的组成要素（inventory component）； 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即诗学的功能要素（functional component）。（Lefevere， 1992： 26）

清末翻译小说的流行跟译者的文笔有很大关系，林纾用古文翻译了一百多部外国小说，正是因为林纾出色的古文，他的翻译小说的地位才提高了。可是对于西方小说的技巧林纾却吸收消化的较少，比如《巴黎茶花女遗事》中他把原著的第一人称叙述改为了第三人称，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的小说就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另外，翻译小说中也会见到说书人的形象，直接向读者或看官说话，甚至加上译者的评论。当时的译者一方面推崇西洋小说的手法，比如林纾翻译侦探小说时说过：

文先言杀人者之败露，下卷始叙其由，令读者骇其前而必绎其后，而书中故为停顿蓄积，待结穴处，是一一点清其发觉之故，令读者恍然，此顾虎头所谓‘传神阿堵’也。（林纾 1908： 329）

另一方面，用“古已有之”的策略来帮助读者接受西方的手法：

纾不通西文，然每听述者敍传中事，往往於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林纾 1905：144）

这些推崇介绍都有效的促进了中国叙事模式的转变，虽然梁启超提出了小说革命，可是诗学的传统却不是那么激进就可以改变的，尤其是林纾这样不懂外文的文人，林纾的翻译还是在传统诗学的制约中进行的。

庞德认为“意象不是一个想法（或观念）。它是一个能量辐射中心或聚合体─我只能称之为旋涡，各种思想将会从这旋涡中不断涌现出来，穿过或者沉入其中。”庞德著名的意象主义代表作《地铁车站》充分体现了这个理念，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该诗描写的是诗人在巴黎地铁车站看到陌生面孔的情景，是由原来的三十行删减而来，最后只有两行十四个单词，七个意象的概念叠加表达了作者在车站的突感。两行诗看似没有联系，但是这些意象就是能量的漩涡，营造了理智与情感交融的画面，不需别的连接词。这种注重语言能量和意象并置的手法也体现在翻译中，以一种独特的翻译理念、自由的翻译方法以及对汉语诗歌结构和意象的独到理解再现汉语古诗的神韵。庞德的翻译理念和翻译主张深受中国诗学以及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在诗歌翻译中，背离了当时诗歌翻译流行的句式、诗体和语言规范，引发了审美心理结构、想象定势和美学原则的革命（廖七一，2003：55）

2、意识形态

列菲威尔认为，改写者总是处于一定的意识形态之中，要么服务于这一意识形态，要么反对这一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总是影响着改写者对作品的改写。翻译作为常见的改写方式自然受到译者所处意识形态的制约。意识形态包括上层建筑中的哲学、艺术、宗教、政治等很多方面，下面就庞德在哲学方面所受的影响作简单介绍。十九世纪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物进化论的争论，人类的宗教观念受到了根本的动摇，出现了认识上的危机和反理性的思潮，庞德受到尼采、帕格森、休姆等哲学家的影响，对知识和理性提出质疑，寻求直接体验与抽象概念的结合办法，同时又受到语言视觉性和费诺罗萨汉语言语言理论的影响。例如《送友人》两句诗“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原诗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但是诗句只是把意象罗列一下，庞德翻译成了“Mind like a floating wide cloud， 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加入没有连接词“like”而直译的话，英语读者恐怕难以理解这两句诗，在这里译者成功的帮助读者体验友人离别的心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本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

林纾受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就更是明显了，林纾虽然也说过通过翻译小说来改造社会的话，可是他的思想还是很传统的，到了后来的五四时期，他就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大都是旧瓶装新酒，在传统的诗学模式下把国外的文学译介过来，结果翻译小说中出现了说书人的影子，充斥着桐城的文风。他们对西方小说的新技巧也欢迎，比如说由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向倒叙、夹叙等多角度转变，但对于宗教、道德标准等根深蒂固的观念问题则不敢逾越。结果，很多时候，译者会以诗学来交换意识形态，即是说，在诗学上多做迁就，以求交换一些新的意识形态。这是晚晴译者时常使用的翻译策略（王宏志，1999：40）。林纾就因为翻译了《迦茵小传》中迦茵未婚先孕等与封建礼教不容的情节而受到了同时代人的谩骂指责。相对于林纾，庞德在意识形态方面受到的阻力要小得多。

3、赞助人

赞助人是指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 同时又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中国的古典文学系统能够长时间的抗拒转变，秦有焚书坑儒，汉有独尊儒术，清有文字狱，原因是中国文学的“赞助人”是属于统一性（undifferentiated）的，就是说意识形态、经济、地位三者都集中在同一个“赞助人身上”，这就是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古典文学系统显得十分封闭，且长时期固定不变（Lefevere 1992：24）。从鸦片战争开始，伴随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还有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民众开始质疑清政府的统治，以往通过经济、地位两个因素来维系意识形态的手段不再有效。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取消，传统的读书人彷徨失落之际看到了写作译书这条路，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职业或半职业的译者和作家。文化系统中的赞助人性质有所改变，译者和作者不一定要臣服于朝廷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反而要小心照顾读者的口味和兴趣（王宏志，1999： 37）。梁启超等人强烈对比中西小说，刻意指出中国小说是“群治腐败之总根源”，严复也称“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这些社会改革者、文坛名匠对外国小说的大力宣传与操控，加上满清政府对社会意识形态的逐渐失控，使得外国小说在中国大为流行。

庞德之所以成为当时诗坛的领袖， 是由于他非同寻常的才华、伯乐识骏马的慧眼和极具影响力的人格魅力， 这一切使他周围汇聚了一大批文学精英。从1910年到1920年这十年间， 庞德是伦敦文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 与他有关系的文学刊物多达50多种（朱伊革，2004）。美国学者杰夫·特威切尔认为，“在庞德之前，中国没有与她的名字相称的文学流行于说英语的国家。”这些专业人士的评论、赞扬大大提高了庞德的声誉，对他翻译诗歌的流行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结语

林纾和庞德是中西翻译界的奇才，林纾从1899年《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小说，让中国的知识阶级认识了不少的第一流作家。庞德1915年出版了《华夏集》，引发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热，提出了崭新的意象主义诗歌理论，促进了西方对中国诗歌的了解。

两个人都是在不懂原文的情况下与别人合作进行翻译的，译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受到了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的制约。如上文所言，林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更多的是以中国传统诗学来交换意识形态，以求引入西方的思想来图强；庞德则厌恶维多利亚诗歌的高谈阔论，更多的在诗学方面寻求创新，意象派诗人创造性地吸收利用中国古典诗歌的技巧促进了美国诗歌的发展；梁启超、严复等名流对西方小说的推崇，庞德周围的社会精英阶层对《华夏集》的赞扬都对林、庞二人的译作的流行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是操纵理论中的赞助人力量之一。

【参考文献】

[1]Even-Zohar， Itam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A].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3]廖七一.庞德与胡适：诗歌翻译的文化思考[J].外国语，2003（6）.

[4]朱伊革.从文化学派翻译观比较林纾和庞德的译介活动[J].天津外国语学报，2004（3）.

[5]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6]彭予.二十世纪美国诗歌—从庞德到罗伯特·布莱[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5.

[7]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8]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 鲁迅 翻译策略

一、多元系统理论简述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 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 于20 世纪70 年代提出来的一种文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形成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大系统，即一个网络系统。文学本身是一个多元系统，可以划分为经典文学、非经典文学；、儿童文学；原创文学、翻译文学等一系列互相对立的系统。这些系统相互交叉、相互依存，但它们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而且这些系统处于相互对立和不断的斗争中。在不断的斗争中，中心和边缘的位置可以转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处于中心地位的系统会向边缘移动，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系统则有可能占据大系统中的中心地位。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既可以是主要的，又可以是次要的，视当时该文化里其它文学系统的状态而定。通常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位置，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它的地位也可以发生转化。佐哈尔提出，在以下阶段或条件下，翻译文学可以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1）当文学多元系统还没有完全确立，即文学还处于发展初期。(2)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弱势时。(3)当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危机或真空时。

根据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其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不足，“可接受性”增大；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是参与创造移入语文学中的一级模式，这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把原文套进来，而是译者不顾一切地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说，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译者则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二、鲁迅翻译策略的多元系统理论阐释

1.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鲁迅翻译的时代背景

鲁迅的翻译活动从1903年翻译雨果的随笔《哀尘》开始。当时的中国处于晚清时期，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仍盲目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实际上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已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而且体现在文化，尤其是在文学上。西方的文化和文学变得繁荣，涌现出了大量杰出的作家及作品。相反，在腐朽的清政府统治下，中国的国力衰败，加上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经济和文化也几乎进入停滞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学习西方。而学习西方当时最可行的办法便是翻译西书。起初，他们把西方的强大归因于其先进的科技。随着与西方列强的进一步接触，他们觉得是西方先进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使其繁荣。最后他们意识到文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和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倡导下，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认为文学，尤其是小说有改良社会、唤醒民众的作用。于是大量的文学作品得到译介，由此，文学翻译活动便活跃起来；到了五四时期，人们高举“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大旗，通过翻译改造中国的旧文化，使翻译活动达到了高潮。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当时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剧变，在文化和文学系统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文化曾经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到了清朝，中国文化发展非常缓慢甚至已经停滞。另一方面，随着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文化也繁荣起来。因此，中国文化逐渐落后于西方文化，在这个新的文化多元系统中也处于落后地位。中国的文学多元系统也不能继续保持其原来的中心地位，而在这个大多元系统中逐步走向边缘。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时，翻译文学会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所以从晚清到五四前后，中国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2.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鲁迅的翻译策略

鲁迅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1903年从日文转译的雨果的随笔《哀尘》，后来他又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两部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以及路易斯・托仑的《造人术》。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受当时翻译风气的影响，鲁迅在翻译这几本书的过程中采用的基本是归化的翻译策略，即“意译”的方法：对原文任意删改，用文言文进行翻译，并借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比如他在翻译《月界旅行》时，就把原来28章的小说改成14回；《地底旅行》原文有45章，翻译后仅剩下12回。后来谈到这些翻译时，连鲁迅自己也说“虽说译，其实乃改作”。

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代表了鲁迅翻译策略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从这本书的翻译开始，鲁迅就放弃了之前的“意译”方法，而采用了“直译”。在《域外小说集・序言》当中，鲁迅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这里的“近世名人”指的就是林纾。这句话不仅表明了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鲁迅（以及周作人）采用的译笔质朴，还表达了鲁迅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当时的译意风尚的不满。所以在翻译时，即使人名和地名，也是直接的音译，而不是改用中国人名地名。此外，他又加入著者小传，并把小说中的一些典故，加以括弧注解，一些不太重要的资料，以及“未译原文”，都录在书末的“杂识”中。这样忠于原著的译法，与当时流行的“意译”法有很大的区别，代表了鲁迅“直译”的主张。在此后的翻译实践中，鲁迅坚持用直译的方法。1924年，在为译作《苦闷的象征》写的《引言》中，鲁迅说：“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原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在1925年为所译的《出了象牙塔之后》写的《后记》中他又强调：“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在理论方面，他也多次对他的翻译方法进行论述和争辩。1929年，鲁迅在《〈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后附记》中写道：“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去了原来了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的‘没有出路’――了。”1935年在《“题未定”草・二》中更是明确地提出：“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如果还是翻译……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可见，自《域外小说集》之后，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鲁迅都坚持“异化”的翻译策略。

之前提到，当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时，译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而是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因此他们往往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在鲁迅从事翻译的时期，中国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按照多元系统理论，译者应该采取“异化”策略，但是鲁迅在翻译初期仍是采用的“归化”策略，这是不是说多元系统理论解释不了鲁迅翻译这一“特殊现象”呢？事实上，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从边缘到中心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可完成的，而且译者对一个国家文化地位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当鲁迅意识到中国文学的落后地位之后，便放弃之前的“归化”策略，转而采用“异化”的策略，这正论证了多元系统理论关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的文化地位制约译者翻译策略的正确性。

三、结语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基本确定了翻译文学跟译入语文化文学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关系，并认为翻译活动实际上是由译入语文化里的各个系统所决定的，从而为翻译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审视鲁迅的翻译策略，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鲁迅翻译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因素，以及为什么他会从意译转向直译，并坚持主张异化的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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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评晚清的意译风尚［J］.鲁迅研究月刊，1995，(3).

［7］张南峰.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J］.外国语，2001，(4).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梭罗 《瓦尔登湖》 多元系统理论

美国作家梭罗是一位深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影响，最富中国情结的人。《瓦尔登湖》是梭罗的散文之作，在美国文学中被公认为是最受读者喜欢的自然作品。它详细记载了梭罗在瓦尔登湖畔身体力行的实践经历，并证明他本人关于崇尚自然与简单生活追求的两年又两个月的独处生活。梭罗反对为了经济利益对大自然进行过分掠夺，反对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而放弃生活质量，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过俭朴生活的理念。

一、梭罗和《瓦尔登湖》

亨利・大卫・梭罗1817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是美国超验主义作家之一。超验主义者对大自然倍感亲切，梭罗更是以全部的热爱融入大自然的生活。为了专心聆听自然界的启示，真正与自然融为一体，梭罗来到瓦尔登湖畔独居，详尽记录了森林中的自然环境和自己在林中的生活。1854年，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出版了，在书中有优美细致的景色描写，也有精辟透彻的说理文章。经过一百多年的流传，其现已成了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到目前为止，该书已经出了一百五十多个版本，被翻译成四十几种语言，成为19世纪美国文学非小说著作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书籍之一。由于《瓦尔登湖》简练的语言、朴实的自然思想、丰富的内容，在美国十九世纪散文中独树一帜，成为美国文学中独一无二的散文名著，穿越时空，影响至今。在多元系统理论中，《瓦尔登湖》不仅充分阐释了其文学经典内涵，更体现了其社会生态思想和自然生态意义。

二、多元系统理论和文学翻译

多元系统理论是把外界环境、文学作品、译者和读者有机联系在一起。这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著名的翻译理论。该理论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语言、文学、经济、意识形态等）视为系统。这些社会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因此是多元系统。埃文・佐哈尔把翻译放入了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进行考察，把历史观、系统观、动态观引入了翻译研究，把文学翻译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系统，并给予和原创文学及模式同样的重视，认为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过程中，它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成为多元系统中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部分。佐哈尔主要研究的是翻译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即文学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当静态文学翻译处于“主要地位”时，它就会“创造新词和新的表达模式”，如果处于“次要地位”，它就只是“巩固现有的语言项目和表达模式”。动态翻译作品与多元系统的关系不仅取决于在文学系统内部运作的特定条件，而且取决于文学系统外部运作的社会价值和读者需求。

三、关于《瓦尔登湖》的分析

《瓦尔登湖》不再仅仅是一本自然的书，而是作为一种追求理想生活的特立独行的精神，它的魅力和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现在，这部作品已经成为美国文学中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有着重要地位。在中国也悄悄盛行，出现一些崇尚梭罗自然观的读者。

（一）经典化。艾略特认为，经典是在产生之后经过历史检验才逐步确立的，经典作品的内在特质和外在表现可以凝聚为一个词――成熟。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候，语言及文学成熟的时候，它一定是成熟心智的产物。赋予经典作品以普遍性的正是那个文明，那种语言的重要性及那个作者自身的广博的心智。卡尔维诺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定义经典，对个体来说，经典常读常新值得不断重读，其蕴含的价值取之不尽，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感受和发现。从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来看，经典已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给人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也就是说经典具有永恒性，经典是在时间检验中筛选下来的著作。

梭罗从一开始就做得很好，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将自己两年的生活浓缩为一年，开始于夏季，并依次进入秋冬和春天，由此形成生命从绚烂，死亡到重生的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循环。梭罗不但在象征意义上使用年月的轮回，而且多次使用了从早晨到晚上的一日轮回，时间和自然世界的种种意象承担了表达与批判等诸多功能。这种将自然世界精神化的特点正是超验主义的一贯风格，但是同样表达对人和社会，生活和自然的认识，《瓦尔登湖》更具有有机的生命力，阅读时容易深入人心，其在美国及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无可置疑。不过，在美国本土，对瓦尔登湖的经典化接受却经历了一个相对曲折缓慢的过程。当时的美国读者对这本书的思想和风格并不十分理解，认为它是一部记录自然生活的散文。事实上，人们只是把它看作是一个还算不错的读物，而并不理会作者的哲学观与生活方式。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梭罗的简单生活哲学受到推崇，《瓦尔登湖》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另外，由于马丁・路德・金的影响，梭罗的公民不服从思想深入人心；随后全球生态思潮兴起以后，梭罗又被尊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和生态主义的先驱。

中国作家对于《瓦尔登湖》的接受经历了曲折。1949年，徐迟翻译了梭罗的《瓦尔登湖》，但出版之后并未引起国内读者的注意。直到1982年，徐迟重新校译、出版的《瓦尔登湖》才终于赢得了中国作家和读者的认同，这种变化折射出时代思潮和文化语境的发展。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除了历史的机遇和认可以外，更主要的是因为其内在的文学艺术价值与思想文化内涵。同时，梭罗真挚的人格魅力也对其著作的经典化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满足了读者不断产生的新的社会需求。

（二）生态化。梭罗创作《瓦尔登湖》的19世纪中期正是美国工业化的发展期，他深深地感觉到现代文明对于自然生态的侵袭，因而倡导回归自然、俭朴生活的理念。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工业文明对于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相似的历史阶段与文化语境，使中国当代生态散文作家们对于《瓦尔登湖》怀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潜移默化地在译者和读者之间引起共鸣。《瓦尔登湖》的重读，掀起了绿色文学运动，中国作家们的生态思想意识受到了激发，文化传统中的自然情结得以朝着生态方向转化，从而积极地充实了当代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层次。

1.自然生态。《瓦尔登湖》开篇就是“经济篇”，在这里，梭罗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记述了它如何造屋种地，生火做饭，如何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随后，又有“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阅读”，“声音”，“寂寞”，“访客”，“种豆”，“湖”，“冬季的动物”等章节，从自然舒畅的字里行间，人们能够感受到神灵与湖水的气息，体味到林间溪畔的宁静。自然是真正的主角，自然与人类一样，热情洋溢，情感丰富，甚至拥有无异于人类的心理活动。冬天，梭罗会听到湖上的冰块的咳嗽声，松鼠和野鼠会为了他储藏的坚果而争吵开来。而当春天来临，湖会感受到斜斜地从山上射下来的阳光的热力，“它伸懒腰，打呵欠，像一个才醒过来的人”，借由拟人的修辞手法，梭罗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重构，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自然生态思想。在第七章“种豆”的开篇，梭罗这样写道：“我的助手是滋润这干燥泥土的露水和雨点。但是虫子，寒冷的日子，尤其土拨鼠则是我的敌人，因为他们吃光了我一英亩地的四分。”很明显，这时候的梭罗刚刚开始他的不是意义和价值的领域，只是一堆有待人类利用的资源。在“湖”这一章节中，梭罗忧伤地写道：我第一次划船在瓦尔登湖上的时候，它四周完全给浓密而高大的松树和橡树围起。可是，自从我离开这湖岸之后，砍伐木材的人竟大砍大伐起来了。从此要有许多年不可能在林间的小道上漫步了，也不可能从这样的森林中窥见湖光水色了。最后，他悲痛地叹道：我的缪斯女神如果沉默了，那是情有可原的。鸟儿的森林已被砍伐，你怎能期望它们歌唱呢？连瓦尔登湖都遭到了破坏，人们陷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那么，如何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人类才能彻底解决当下的生态危机。生态文明显然保证了文明与自然之间平衡和谐的关系，但梭罗的生态思想又一次给予我们启迪。

2.生活生态。梭罗提出了一种在瓦尔登湖畔身体力行的生活观：尽可能地简化物质生活，朴素而居，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精神需求，即“简单生活观”。这里的“简单生活观”是一种与消费文化相反的生态的人生观念，主张人类节制物质需求，尽可能简化物质生活，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多余的财富只能购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简单，简单，简单啊！”梭罗呼吁：“最好你的事只两件或三件，不要一百件或一千件。”他紧接着高呼：“简单化，简单化！不必一天三餐，如果必要，一顿也够了；不要百道菜，五道够多了；至于别的，就在同样的比例下来减少好了。”他叹道：“一个人的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也就越显得简单，寂寞将不成其为寂寞，贫困将不成其为贫困，软弱将不成其为软弱。那么为什么我们应该生活得这样匆忙，这样浪费生命呢？就让我们简单而安宁，如同大自然一样。”从梭罗的文字看来，人类的发展绝不是对物质财富的不断占有，而是精神生活的丰富与人格的提升。在“春天”章节中，梭罗说道，只要一场细雨便会使小草青葱许多。同样的，有更好的思想注入时，我们的前景便光明起来。梭罗的语言是平实的，在生活生态领域倡导人们得道多助，探索精神生活，体会简单生活之美。

多元系统理论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文学翻译，把作品与读者更好地融合。我们认为文学翻译的效度是译文读者通过阅读译文识别原作或原作者的交际意图的程度。译作效度的高低主要体现在译文读者通过关联原则获得的语境效果与原文读者获得的语境效果的相似程度。《瓦尔登湖》是梭罗的经典之作，其译文的流行度体现了文学翻译的文学价值和文化追求，读者的阅读参与性也说明了这部作品的经典社会性。书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化意识，梭罗超越了传统的人类本位主义，不能俯视自然万物，而是转换角度，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并设身处地地从自然角度思考，把生态整体利益作为出发点，具有超强的生态整体意识。在自然界永恒的宁静中，人类发现了自我，梭罗到湖边去正是为了寻找和探索真正的生活，人类怎样渡过一个有意义的一生，以及更好地创造自我。这些内容深刻地启迪了我们的思想，积极地指导了未来的生活。

参考文献：

[1]Henry David Thoreau.Walden[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

[2]Even-Zohar，Itamar. 1990. Polysystem Theory. Polysystem Studies，Poetics Today 11.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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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7.

[8]王诺.欧美生态批评.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9]许钧，穆雷，主编.翻译学概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75-02

一、《老人与海》及译本

这本书很受中国读者的欢迎，此前，已有不少译本。内地最早的译本是1956年12月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海观译本，译林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黄源深的双语全译本，2004年上海文译出版社出版的吴劳的译本，最新2010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张琪的译本。为何这么多译者如此青睐《老人与海》呢？现代翻译研究表明,翻译文学能够给本土文化输入某种活力,从而实现改进主体文化的目的。

二、多元系统论与翻译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是由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突破了传统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界限,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看来,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应被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研究。这些社会符号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因此是多元系统，也就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它们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各有不同的行为，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多元系统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然而，在这个整体系统中，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地位，有的处于边缘位地位。翻译文学也是如此，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是可变的，要视译语文学多元系统的特征所决定的。使翻译处于中心地位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当某种文学系统还没有明确成型，还处于“幼嫩”的、形成之中的阶段；第二种是当文学处于“边缘”（在相互联系的各国文学当中）或“弱势”地位，或两种情况兼而有之；第三种是当文学中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的情况。。当原来的文学系统处于强势，发展完备的时候，这时，翻译就会处于次要的地位。同时佐哈认为，翻译文学地位的变化使翻译规范、翻译行为和翻译政策也发生变化。当翻译处于中心地位的时候，翻译行为是创新的重要力量，译者在这一条件下乐意打破本国传统，翻译接近原文，成为充分翻译的可能性就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大，具体就表现为我们所说的“异化”翻译。与此相反，当翻译文学占据边缘地位的时候，译者多倾向于模仿文学系统中已存在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归化”翻译，在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下，“归化”和“异化”是一对描述性概念，由特定历史文化条件决定，并不存在高下正误之分（谢天振2009：219）。

三、多元系统论在《老人与海》译本中的运用

（一）句式结构

英汉两种语言在句式结构上存在着差异，对于英语，句子主谓机制突出,主次分明，形态上呈现出叠床架屋式的空间树型构造；对于汉语，句子不存在主干结构，而是“主题+述题”,且省略较多，呈“竹式”结构。张琪所译的句子根据译入语的语言结构特征,对原语的句子结构作相应的调整，打破了西方语言精确严谨的结构,符合汉语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欣赏习惯。而海观译本在一些可以灵活翻译的地方,有些拘泥于原文,对原文的句法和用词亦步亦趋,这种英语化的句式和词语使读者读起来有些生硬。这里的英语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欧化”，是指汉语受欧洲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

下面用两个实例

例1:Back in the stern he turned so that his left hand held the strain of the line across his shoulders and drew his knife from its sheath with his right hand. The stars were bright now and he saw the dolphin clearly and he pushed the blade of his knife into his head and drew him out from under the stern. He put one of his feet on the fish and slit him quickly from the vent up to the tip of his lower jaw. Then he put his knife down and gutted him with his right hand, scooping him clean and pulling the gills clear.

海译:回到船艄以后，他回过身用左手撑住钓丝的肩膀上的压力，右手把刀子从刀艄里。现在星星亮了，他清楚地看见了那条海豚，他把刀口从它的头上攮进去，把它从船艄下面挑出来。他把一只脚踩在海豚身上，用右手掏出肠肚，掏得干干净净，再把鱼鳃完全去掉。

张译:他回到船尾后转过身，左手抓住斜在背上的钓线，右手将小刀从刀鞘里拔出。星光灿烂，他能看清海豚，把刀它的头部后把它从船尾下方拉过来，用一只脚踩住鱼身，快速把它剖开，从割到了下颚尖。随后，他放下刀，用右手把肠子掏干净，再把鱼鳃统统去掉。

例2:I can remember the tail slapping and banging and the thwart breaking and the noise of the clubbing.

海译:我记得鱼尾巴叭哒叭哒地直扑打，船上坐板也裂开了缝，还有你用棍棒打鱼有声音。

张译:我记得那鱼尾用力地拍打，拍断了横坐板，还记得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发现海译本基本上保持原文的句式结构,而张琪译本则基本上翻译成汉语的“主题+述题”的句式。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文学作为建构新思想文化体系的媒介,逐步处于中国文化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新文化运动以打破封建传统为主要目标，并尝试建立新的文化、文学系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和埃文·佐哈尔所列的第一种情况是相近的,也就是说从1919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译者常常会打破本国文学的规范,使译本保持原文的“充分性”即忠实于原文的结构、内容,所以在翻译策略上选择以欧化为主。海观译本是1954年出版的,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由于翻译文学在当时的文学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所以他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在新世纪的今天,文学现代转型已经完成,新文学系统已经确立、稳定。依据多元系统论,这时的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应处于边缘位置,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更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因此张琪译本对句式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

（二）英雄主义文化色彩

对于《老人与海》本身故事来说，是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海明威通过描述老人的形象，热情歌颂了人类面对艰难时所体现的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下面我们看几个例子：

例1：文中男孩对老人的崇拜显示出老人的伟大——以他们的对话为例

Boy:“Who is the greatest manager, really, Luque or Mike Gonzalez?”

Old Man:“I think they are equal.”

Boy:“And the best fisherman is you.”

Old Man:“NO. I know others better.”

Boy:“Oué va,”the boy said. “there are many good fishermen and some great ones. But there is only you.”

海译：男孩：“说真的，谁是顶伟大的经理，卢克还是迈克·冈萨雷斯？”

老人：“我认为他们不相上下。”

男孩：“可顶好的渔夫是你。”

老人：“不。我知道还有比我强的。”

男孩：“哪里，”男孩说。“好渔夫很多，还有些很了不起的。不过顶呱呱的只有你。”

张译：男孩：“到底谁是最能干的经理呢，是卢克，还是迈克·冈萨雷斯？”

老人：“我认为他们不分伯仲。”

男孩：“最好的渔夫是你。”

老人：“不。还有更好的。”

男孩：“为什么这么说？”男孩说。“渔夫很多，有些确实很好。但你是最好的。”

例2:“But man is not made for defeat,”he said.“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I am sorry that I killed the fish though, he thought. Now the bad time is coming and I do not even have the harpoon. The dentuso is cruel and able and strong and intelligent. But I was more intelligent than he was. Perhaps not, he thought. Perhaps I was only better armed.

海译:“可是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他说。“人尽可以被毁灭,可是不会肯吃败仗的。”他想:不过这条鱼给我弄死了,我倒是过意不去。现在倒霉的时刻就要来到了,我连鱼叉也给丢啦。“dentuso”这个东西,既残忍,又能干,既强壮,又聪明。也许不吧,他想。也许我只是比它多了个武器吧。（海观 2005：81）

张译:“但是人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他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绝不能被打败。”不过我还是很懊悔杀了这条鲨鱼,他想。现在艰难的时刻就来了,而我连鱼叉都没有了。登土鲨残暴、神勇、强壮、聪明。不过我比它更聪明。也许不是这样,他想。也许只不过是我比它装备得更好而已。（张琪 2010：141）

两位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张译本采用异化策略,追求翻译的充分性,彰显了源语文本中老渔夫的英雄式面貌;而海观译本采取的归化策略,追求翻译的可接受性,削弱了源语文本中老渔夫的英雄式面貌。例1中“顶好、顶呱呱”更具本土色彩且程度上要比“最好”更强些；例2中，张译本没有用语气词,译文多用短句,显得简短、紧凑,这是符合源文本风格的,并塑造了一个坚毅、果敢的渔夫形象;相比之下,海观译本多用口语,“过意不去”、“吃败仗”,多处出现“啦”、“吧”等语气词,拉长人物心理过程,不如张译本来得简洁。

为什么两译本对英雄主义文化色彩的翻译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呢?以下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来探究。海观和张琪翻译《老人与海》的时代背景分别为20世纪50年代和21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学正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当然这也包括《老人与海》。建国后17年(1949-1966)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主要偏向于苏联、东欧以及亚非拉国家的文学，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译介得很少。之后由于苏联发表了称赞《老人与海》的文章，这部小说这才在中国得到译介。在20世纪50年代的翻译主流是宣扬“纯洁、健康”的翻译文学,处于当时翻译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凸显无产阶级精神和生活方式的翻译诗学处于形式库中心,而彰显英雄主义精神的翻译诗学自然处于形式库的边缘地位（查明建、谢天振 2007：637）。海观的译本在处理英雄主义方面顺应了那时的主流诗学规范,在翻译上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结束后,中国走上了富强民国之路,文化地位在世界文化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且随着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处于长期封闭的国人急于了解域外,翻译活动日益繁荣。随着世纪更替,世界经济逐渐全球一体化。中西文化不断相互交流、相互吸纳,翻译已不仅仅是双语间的信息转换,更是一种文化传真,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须努力传递原语语义的同时保留原语文化色彩,尽量把原语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富有成效地在译语中再现。据多元系统理论,在翻译文学系统本身内部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凸现异域文化的翻译诗学,而张琪译本正是顺应了这一时期的主流规范,追求翻译的充分性。

四、结语

基于多元系统理论,20世纪50年代和21世纪初,翻译文学在整个的文学系统内部分别处于中心和边缘的地位,因此海译本和张译本对英语句式结构分别采用了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英雄主义文化在翻译文学这个系统内部分别处于边缘和中心地位,因此上述两译本分别采用了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通过分析多元系统理论在《老人与海》不同译本中的运用,证明了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不同地位影响了翻译策略的选择。但是,不同的翻译策略,仅反映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翻译规范,规范并没有正确错误之分，所以策略也没有好坏之分。翻译涉及源语与译入语两个文化系统的交涉,应当把翻译文学放到社会、语言、文化多元系统中,体察译者在这些系统中如何进行翻译活动的,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协调不同文学系统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埃文-佐哈尔,伊塔马（Itamar Even—Zohar)著,庄柔玉译.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2\]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

\[3\]海明威.老人与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 文学翻译 《哈姆雷特》 历史责任

引言

文学翻译本质上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而这一再创作过程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不同理论框架指导下的文学翻译所采取的策略也会呈现不同的特点。因此对一部文学作品翻译的评价也会因为视角的不同而充满争议。笔者在研读中发现对于同一部莎士比亚作品《哈姆雷特》，朱生豪和孙法理两位学者的译文在一些句子的翻译上相去甚远。

本文从多元系统理论出发，对朱生豪对《哈姆雷特》的翻译进行分析，结合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境遇，从而揭示翻译受到目标语的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学作品的翻译在特定时期也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历史责任。也希望本文能够对文学作品的翻译的研究和实践有所启示。

一、理论回顾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学者埃文・左哈尔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并发展起来的。Shuttleworth和Cowie（Jeremy，2001：109）［1］把多元系统定义为：“多种类、多层次的系统混合体。各个系统相互作用，在整体的多元系统中形成一种进行中的动态演变过程。”这里的多层次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多元系统的各个不同层次的地位和相互作用。在多元系统理论框架下，文学是一个大系统，里面的各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平衡。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决不能孤立，而应该作为文学系统的一部分。因为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文学和历史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再创作的文学翻译，左哈也强调要在一个大系统中运作。目标语选择适宜翻译的作品，翻译准则行为和策略也受到同一系统中其他因素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的多元系统论摒弃了60年代的静态模式，而把翻译文学置于目标文化的社会、文学和历史系统的更大的背景下。也打破了在此之前的语言学导向的翻译理论一统翻译领域的局面，如盛极一时的文本语言学分析法、语篇分析和系统功能语法等。这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过多地把文学翻译的重心放在原文的篇章分析上，而没能把文学置于更大的社会背景下，只看到文本，没关注人和物。Genztler（1993：120―1/124―5）对多元系统论作出了积极的评价，指出多元系统论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对后来的描写翻译学起到了深远影响。［2］

二、社会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莎士比亚的名著《哈姆雷特》几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热爱，而它的翻译也是见仁见智。笔者在阅读时，发现对于同一部莎剧《哈姆雷特》，不同的译者所翻译的版本在很多细节上也不尽相同。如朱生豪和孙法理在翻译一些句子时就表达了截然不同的含义。

“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朱生豪的译文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3］而孙法理主张把这段话改译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拿起武器面对无涯的苦难，起而反抗，斩断一切烦恼，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4］

在上面摘引的莎剧原文中，原作者表达的是哈姆雷特在生和死之间彷徨的心态。当时的哈姆雷特经历了父亲离奇死亡，母亲在父亲尸骨未寒的时候改嫁叔父，这一切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哈姆雷特变得忧郁、迷茫、厌世，苦苦挣扎于忍受命运还是以自杀来结束苦恼。

在孙法理的译文中，“拿起武器面对无涯的苦海，起而反抗，斩断一切烦恼……”译者暗含了哈姆雷特轻生的念头，在默默忍受苦难和自杀之间徘徊，以自杀的方式来和命运作抗争。这和前后文及原文作者的意思相吻合。但在朱生豪的译文中，似乎表达了不同的含义：“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译者暗含了哈姆雷特在消极地活下去或是积极地活下去这两种选择之间作思想斗争，而不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从文字表面看，这个版本的译文似乎与原文意思有差异。那到底是朱先生误解了原文的意思，还是有意做这样的翻译呢？

按照左哈的多元系统论，不能孤立地研究翻译文本，而应该把它放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并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和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力量结合起来。朱先生在翻译这部莎剧时正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大肆侵犯我国国土，蹂躏祖国同胞，人们需要精神上的激励和支持。朱先生的译文“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海，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正有激励人们起来斗争、反抗恶势力的精神号召，符合了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和需求，是在特定的时代所采取的特定的翻译技巧和策略。而孙先生的译文“忍受苦难或是结束生命”则带有一定的消极意义，无法起到鼓舞人心、奋起反抗日寇的文学号召力。

由此可见，朱生豪的译文并非是对原文的误解，而是把翻译文学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在人民需要从文学作品中得到鼓舞和支持以反抗日寇的时候，对原文作了一定的改动，突破了文本和语言的局限。这种改动在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着特定的积极作用，符合多元系统论中提出的翻译文学和时代背景相结合的合理性。

结论

通过以上对朱生豪和孙法理分别翻译的莎剧《哈姆雷特》中片段的分析，特别对朱生豪先生的结合时代的创造性的翻译，可以看出，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出发，一个文学作品的翻译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相结合。译者在特定的翻译中所采用的特定的翻译技巧和策略，因此要抛弃过去那种只看到文本看不到物人的研究路线，通过描写参与翻译交际的人，通过描写作者、译者和读者，将翻译涉及的所有因素揉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上文中朱生豪的译文初看之下与原文意思有出入，但若把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考虑进去，就会发现其实是别有用意的，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大背景和人民的精神需求。文学作品的号召力和感染力也得到了极致的发挥，因此也不失为一篇好的译文。

参考文献：

［1］Jeremy Munda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London and New York：Roultedge，2001：109.

［2］Gentzler，E.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120-1，124-5.

［3］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雷特［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56.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文学翻译；文化语境；顺应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6-0283-01

多元系统理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提出，这一理论的提出无疑对整个翻译界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掀起了对这一理论的研究热潮，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巨大帮助。

一、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相互交错的多种系统（包括社会的各种现象以及人们的生活标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这就是多元系统。其中多种交叉的关系网也不是相等的，有的影响巨大，有的则微弱，但无论影响大小，它们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当一个关系网发生变化时，要结合整体对其进行观察。

二、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作用

文化语境指的是在指定的社会或者团体定的规范和习俗，它包括很多方面，如社会的行为规范、道德底线、“三观”认识等，都属于这个范畴。所以，文化语境并不属于语音语境。而我们将多元系统与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其实就是想说明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

首先，文化语境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是翻译的主体，译者根据自身所掌握的知识进行相关的创造，所以文化语境因素影响着译者自身，同样也制约着译者的翻译实践。翻译时，译者要明白原文想要表达的主题，这无疑要经历原语和目的语文化语境的碰撞，对译者自身的文化感知和创造力都有着较高要求，译者不能脱离原文的意思，同时还要根据自己的文化语境进行合理的创造，这种创造性体现了语言层面和文化交际层面的二重效应。

其次，文化语境与读者。译者的译文是不变的，但是读者是变化的，多元系统理论有着对动态因素的考察，读者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和不同的文化经历，这都是可变因素，所以为了适应这种可变因素，在多元系统理论的结合下促使译者对译文不断更新，为的就是适应读者不同的文化语境，满足读者的需求。

再次，文化语境与文本“复译”。多元系统理论对因素变化的考虑，使得翻译实践要根据特定的文化语境进行[1]。就如之前所说，读者的文化语境在进行更新的同时，对译文的要求也会随之改变。文化语境的更新给复译的译文带来新鲜的血液，让复译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着多样的变化。

三、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文学翻译的文化语境顺应

在社会发展的今天，翻译学的发展可以说十分繁荣，翻译研究有两个趋势：一是翻译理论深深地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为更重视文化的转换。[2]这样做也是让翻译成为科学的转换和文化的交际。

现阶段文化的发展是繁荣的，在多种文化共同发展的今天，文化语境的顺应显得尤为重要，译者不仅要考虑作者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化语境，也要结合现在的文化语境更准确地翻译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与思想。

如今全球文化相互渗透，译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根据自己的文化语境来翻译，使得最后的g文都归化了。现在更多的译者尝试用异化的方式来翻译，用这样的方法也是基于他们对外来文化的了解与掌握，但是异化的程度要把控好，要考虑到读者的文化语境顺应，必要时也要采取归化的方式，使二者相互结合。

首先，应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翻译是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转换，但是说其是转换也不够恰当，因为翻译的过程还要设计相应的文化内容，这不是在语言的范畴内。语言是传播文化的载体，异国文学作品中当然也体现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内容，所以译者在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有的文化内容，好让读者最大程度地感受到异国文化的影响。

现在有些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归化过于严重，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实在感受不到异国文化的影响，甚至认为是在读本国的文学作品。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的本国特色，保持文化的真实性。

其次，翻译研究离不开对各学科的深度认识，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与众多因素相互结合促进，使得翻译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文化的多样性使得文学翻译必须跟上其文化语境的更新与发展，特别是现阶段各国文化的相互交融，使得人们的思想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一变化促使文化语境也发生改变，所以对翻译的要求就是不断顺应文化语境。

参考文献：

[1]陈言.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复译”、“转译”之争[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2）.

[2]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1998（2）.

作者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9篇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Pearl Buck and Sidney Shapiro 's Translation Version

of "The Water Margin" Under Polysystem Theory

ZHANG Rong

(Jingdezhen Junior College, Jingdezhen, Jiangxi 333000)

AbstractThe Pearl Buck and the Sidney Shapiro 's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The Water Margin" are polulary analysed, and they have a profound effect, but they are in different ages, and thei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translation is of diversities. This paper try to analyse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which causes those differences from angle of polysystem theory.

Key wordspolysystem theory; "The Water Marg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0 引言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讲述的是北宋末年宋江领导下的108名英雄好汉反抗压迫、英勇斗争的英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这些英雄人物性格鲜明、嫉恶如仇的光荣形象。同时，《水浒传》人物众多、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内容更涉及明清时的医学、官制和各地方言，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及习俗等各个方面，是一部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但是，该巨著语言中丰富的文化内涵给这一文本的翻译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而要将其中的文化内涵表现出来，让外国读者充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更是一大挑战。

《水浒传》在国外的传播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在欧洲的传播也可追溯到17世纪，但是第一部完整的英译本则到1933年才诞生，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赛珍珠以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为名翻译的七十回本。这也是本文研究的译本之一。另外一个译本是由中籍美人沙博理翻译的并于1980年出版的一百回本，名为 Outlaws of the Margin（沼泽地边的不法之徒）。这两个版本也是目前国内研究最多、影响最深远的版本。

1 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 - Zohar）在20世纪70年代初最先提出的一种文学翻译理论。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应该把各种社会符合现象，具体地说是由各种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也即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①多元系统告诉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系统里任何一个现象，而必须和人类文化里的其他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同时，在文化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并且，它们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斗争：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挤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抢占中心位置。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也是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既可以占据“中心”，也可以位居“边缘”，具体要由该文化里当时其它文学的状态决定。他还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文学系统里可能占据中心位置的三种情况：（1）当某种文学系统还没有明确成型，还处于“幼嫩”的、形成之中的阶段；（2）当文学处于“边缘”或“弱势”地位，或两种情况兼而有之；（3）当文学中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的情况。②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学地位会决定翻译文学在特定文学多元系统内的地位，而我们又能够依据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来阐释翻译文学对翻译的行为方法、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影响。尽管《水浒传》的英译活动是一个系统，其中蕴含着很多共性因素，然而赛珍珠和沙博理翻译的《水浒传》时间间隔五十年，两个译本经历的时空不同，特定各异，因而需要就每个译本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考察，以期找出其在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形成的个性特点。

2 赛译《水浒传》的历史文化语境和翻译策略

赛珍珠的译本是最早的英语全译本，从1928年着手翻译到成书出版，历时五年。在译书的整个期间，世界政局正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下。而此时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文化冲突和巨变：列强入侵，“五四”运动掀起，国民政府建立，军阀混战，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内救亡图存的呼声此起彼伏，工农起义运动连绵不断。③当时的一些有志之士为了保种图强，译介了大量外国的文学和科技著作，在从中寻求救国途径的同时，也加剧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中西文化论战”。赛珍珠也亲历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变革和中国文化思潮的涌动。

然而，作为一个具有双重身份背景、双重文化情结的特殊人物，赛珍珠的反应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她对中国社会的混乱和命运倾入了同情和关注；另一方面她又得顾及西方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一战后，美国的政治及经济上的优越昭示于世界，然而精神上、文化上的贫弱却也暴露无遗，因而美国人关于这方面的要求极其迫切。但是，1929年至1933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严重冲击了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各阶层的竞争愈演愈烈，贫富不均日趋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此时的美国学界也对美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作为浪漫主义的反动，以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锋利的笔触，无情地揭露和批判社会的无道和黑暗。

美国国内文化变革急需外来经验和精神的补充和吸收、《水浒传》对北宋黑暗社会的描写有利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创新和发展，这些都使得赛珍珠在翻译《水浒传》时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直译的翻译方法，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展现给西方读者，使西方读者特别是美国读者可以读到一个远离现实的梦幻世界，可以逃避现实的痛苦与矛盾。

3 沙译《水浒传》的历史文化语境和翻译策略

沙博理的《水浒传》全译本应该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此时正值中国“”的晚期，特别是1975年出现的“评水浒运动”将批林批孔的风潮推到了巅峰，孔孟学说的中庸之道被完成否定为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水浒传》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自然降到了历史最低谷。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沙博理接受再译《水浒传》的政治任务，无疑要承受沉重的政治压力。

沙博理本人也是一个加入了中国国籍的美国人，在内心怀有深厚的中国情结，翻译了多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但他从小接受的却是美国正统的清教教育，这种特殊的公民身份及当时《水浒传》在国内受批判的政治背景共同决定了沙博理再译《水浒传》时定然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意译为主的翻译方法，让《水浒传》能在西方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接受。

4 结论

利用多元系统理论，从语言、文学、政治、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来比较《水浒传》的英译本，可以给我们的分析带来更多的启示，扩大研究视野，以弥补传统的翻译批评方法的局限性，从而更加中肯地进行分析比较。

注释

①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12.

②廖七一.多元系统[J].外国文学,2004(4):49-50.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 侦探小说翻译 翻译策略

引言

清朝末年这一时间点，对于中国翻译史而言有着特殊意义。虽然国门大开有着被迫的意味，但是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是中西方交流的重要时期。大量的西方书籍被翻译，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各种文学应有尽有，特殊的历史时期导致了翻译文学的空前繁荣。大量翻译作品的出现，加上动荡的时局，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语料库资源。本文旨在运用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清末侦探小说的翻译策略，说明该理论的局限性。

一、多元系统理论之追根溯源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Evan-Zohar）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多元系统一词是佐哈尔将自己的一系列论文集结成集――《历史诗学论文集》出版后提出。埃文・佐哈尔将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视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动态系统，系统中包括：语言、文学、历史、政治、文化、经济等，它们每一个都是一个单一的系统，单一但并不独立而是错综复杂、相互依存且部分重叠的多元大系统，该系统作为整体有组织的运作。虽然整个多元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但是该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系统处于中心当然就有其他系统处于边缘地位，而且该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系统之间会进行无休止的斗争从而使整个大系统一直处于动态：边缘系统可能占据中心，中心系统被挤到边缘。虽然该理论着眼于多元文化并未过多提到翻译，但是翻译理论家们最早将其运用到翻译理论研究中。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作品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对于翻译活动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有很大影响，如果其处于中心位置，那么译者就不仅仅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有文学样式，而是借鉴源语言文本模式进行创新，翻译方法大多采用异化，此时译文能最大程度的保存原文的意境；若翻译文本处于系统边缘，译者会在目的语文化中寻找现有的文学样式，采用归化手段，译文更易使目的语读者接受，但对原文保留程度不够充分。

二、从侦探小说的翻译策略选择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

想要研究清末的翻译文学，自然无法脱离此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清朝末年，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古老中国紧闭百年的国门被迫打开，面临民族危机，很多志士把目光转向西方，开始关注西方的科技。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打击，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自此人们将向西方学习的重点转向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方面。

小说翻译是此次文学翻译热潮的主要载体，即使清末的翻译小说并没有在今天广泛流传，但其出现时间最早、作品数量繁多，且小说类型、情节和题材的多样无一不对现代小说产生影响。侦探小说的翻译也是在此时产生的，而且侦探类小说的作品数量和翻译范围都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翻译小说。在清末侦探类小说的翻译之所以如此风行，自然与小说的文学价值与故事可读性分不开，故事中充满悬念，情节曲折离奇但最终仍会惩恶扬善，而且侦探小说中的逻辑推理、新鲜事物和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都令国人十分仰慕，所以侦探小说的翻译无论是就作品本身，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都十分相得益彰。

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在西方文化的猛烈攻势之下，清朝末年的中国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中国文化面对如此“危机”，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大系统中应该处于边缘或是弱势，按照多元系统理论，此时的翻译文学应该占据中国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各种翻译文学应该按照原文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创作，译者大都采用异化的手法进行翻译，侦探小说这一类似新生的文学形式更应该如此。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清末社会动荡，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客观上我们属于佐哈尔理论中，多元系统的边缘。但是国内的文人心理上仍然有绝对的文化优越感，将西方视为“蛮夷之邦”，认为西方的文化不值一提，所以在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时，仍然坚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这样的观点也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体现了出来。在清末的侦探小说翻译作品中，译者大都采用归化的翻译原则，不仅用文言文描述故事情节，而且在结构和内容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比如：将西方的章节小说结构，改为国内的章回体小说，在每章节添加自己的评判；在翻译中改变叙事模式，将主人公的第一人称换为明清小说中惯用的第三视角；将原文中的心理分析、景物描写删去不译，只保留与故事情节发展相关的细节等等。

三、结语

综上所述，多元系统理论在解释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有局限性，因为该理论只考虑了影响翻译策略的客观因素、文化大环境，而忽略了整个翻译活动中最有主观能动性的部分――人。文化的优劣本就是相比较而言的，这种认识针对人而言更是一种主观的看法，最终的选择权在译者本人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决定源语和目的语的强弱。多元系统理论虽然在翻译理论中突破了固有研究视角做出创新，也极大地推动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当然这些优点值得我们借鉴。但基于多元系统理论并没有绝对普适性，所以它无法充分解释清末侦探小说翻译的现象。

参考文献：

[1]埃文・佐哈尔.张南峰，译.多元系统理论[J].中国翻译.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