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范文

产权范文第1篇

近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以及城市住房价格的节节攀升，有些地方在农村的集体土地上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建房，其中的“小产权房”、“乡产权房”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在探讨有关“小产权房”与“乡产权房”问题之前，首先需要了解有关集体土地上建房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根据以上的规定，在集体土地上合法的建房存在于以下几种情况之中：一是兴办乡镇企业经依法批准后在集体土地上建房，二是村民在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前提下，在审批的宅基地上建住宅，三是有关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经依法批准后在集体土地上建房。

事实上，“小产权房”、“乡产权房”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与概念。在“小产权房”的理解上：第一种理解是针对发展商的产权而言的，将发展商的产权叫“大产权”，购房人的产权叫“小产权”。第二种理解是针对是否需要缴纳土地出让金来区分的，不用再缴土地出让金的叫“大产权”，要补缴土地出让金的叫“小产权”；第三种理解是针对发证机关的不同而进行区分，国家发放产权证的叫“大产权”，国家不发放产权证的，由乡镇政府发证书的叫“小产权”。所谓“乡产权房”指的就是在第三种理解下的“小产权房”。对于“乡产权房”首先要看是否符合在集体土地上合法建房的几种情形，看其是否符合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是否依法经过批准，如果手续齐备符合规划，则应该认为是合法的建筑。否则就是违法的建筑，依照法律规定是要被拆除的。但合法存在的“乡产权房”也还是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产权。根据我国“房地一体”的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建设”、第八十一条“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规定，合法存在的“乡产权房”也只能用于特定的用途，不能随意转让。

也正是由于“小产权房”与“乡产权房”在法律上的特殊性引发了很多问题，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大家还没有达成共识。“小产权房”与“乡产权房”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是该如何对待农村土地，而如何对待农村的土地又关系到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在解决“小产权房”与“乡产权房”所引发的问题上最需要考虑的还是维护好农民的根本利益。

产权范文第2篇

补偿。

关键词：产权残缺；产权清晰；政府职能

中图分类号： F120.2 ［文献标识码］ A ?眼文章编号?演 1673-0461（2012）04-0005-06

产权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然而随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逐步完成，近年来这一研究受到了冷遇。但是产权与利益密切相关，利益是经济学永恒的话题，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各种利益冲突背后深层次的原因都在于产权问题。本研究认为，产权明晰并非产权问题研究的终结，即使在产权清晰的情况下仍然可能存在着产权残缺，存在着利益受损的现象，产权残缺研究对于认识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的价值。产权是人们围绕或通过财产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产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权能可以带来利益。“任何一项产权，都包括主体的权能和利益两个方面。所谓权能就是产权主体对财产的权力、职能或作用。所谓利益，则是指财产对主体的具体的效用或带来的好处。”[2]产权是从本质上研究利益问题的重要方法。产权残缺是由于产权界定的困难或者外力的强制等原因，产权所有者不能完全行使一种或几种权力，进而导致产权主体不能享有权力所带来的全部利益的现象。产权残缺是由于所有者对控制权的残缺导致了收益权的残缺，从而导致了产权的不完整。

一、国内外有关产权残缺的研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由于劳动力的所有权和使用过程的分离而导致的劳动力产权残缺，进而导致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论述劳动力产权的定义，但是在马克思的研究中包含了劳动力所有权残缺的思想，并用它来解释剩余价值的来源，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由于工人没有生产资料，不得把出卖自己的劳动，工人虽然拥有自己劳动的所有权，但是它已经把自己劳动的使用权让渡给了资本家，使用权或者控制权的残缺，导致了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不归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经卖出的油的使用价值不归油商所有一样。货币所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劳动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劳动就归他所有。劳动力维持一天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3]这样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工人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劳动力的产权是残缺的，劳动力使用权支配能力的残缺，导致了工人利益的受损。“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3]这样“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3]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国内绕产权残缺进行了为数不多的研究，现有的产权残缺的研究界定了产权残缺的内涵、产权残缺与利益损益的关系，但是对于产权权利束中各项权利的残缺与利益受损的关系、产权残缺的影响因素、产权残缺与产权清晰的关系等问题尚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

国外有关产权残缺的研究主要是从政府对产权残缺的影响以及产权保护成本导致的产权残缺的角度进行的研究。

一是政府干预与产权残缺。德姆塞茨（1967）认为国家有可以对私人所有权的权利束施加限制的权利。“权利之所以常常变得残缺，是因为一些者（如国家）获得了允许其他人改变所有制安排的权利。对废除部分私有权束的控制已被安排给了国家，或已由国家来承担。”[4]当国家对私有产权加以限制时，就会引起私有产权的残缺。产权残缺是对那些用来确定“完整的”所有制中的权利束中的一些私有权的删除。与此相似，埃格特森（1990）提出了产权的弱化的概念，“如果政府对独占权加一定限制，我们习惯地把这些限制称为产权的弱化”[5]

二是产权界定成本与产权残缺。产权界定需要搜集信息、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成本，产权所有者会权衡产权的界定、保护成本与产权收益之间的关系，如果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成本过大，产权界定成本会使所有者放弃部分权力，把部分产权置于公共领域，从而会导致产权残缺。“如果交易成本大于零，产权就能被完整地界定。”[6]即产权不可能被完全地界定，产权的所有者放弃部分权力，把它置于公共领域，导致了产权的残缺。巴泽尔（1997）认为：“除非产权得到完全界定——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这是永远做不到的——部分有价值的产权将总是处在公共领域中，人们不想去界定产权的那些财产就在公共领域。”[6]柯武刚、史漫飞（2003）提出了排他成本的概念。要想防止别人在没有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财产，所有者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例如，这样的未授权使用可以是盗窃或强占土地。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人们花钱于锁具、栅栏、股票和土地权利登记、电脑中的信息保护系统。我们称这些成本为排他性成本。”[7]

国内有关产权残缺的理论研究较少，现有的文献主要是介绍西方的产权残缺理论，并用产权残缺理论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如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产权问题、劳动力产权问题、生态环境的产权问题等，其中以有企业产权残缺和农村土地产权残缺为最多。

产权范文第3篇

中央正力图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打消人们的产权焦虑。完善保护不同性质的产权，势必破除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的束缚，实现身份平等、机会均等和规则公平。中央文件落地百日，推进效果及后续安排如何，或将决定改革成败。

――编者

现年57岁的企业家顾雏军，未到花甲之年，满头白发。

顾雏军向《财经》记者回忆自己的牢狱之灾时，往事历历在目。顾是格林柯尔集团的创始人，旗下曾控制科龙电器等五家上市公司。2008年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一审获刑十年，于2012年9月6日提前出狱。但顾雏军一直辩称无罪，2014年1月17日，其申诉被广东省高级法院立案，未有结果。 顾案发案初期，焦点为顾雏军是否分羹国有资产或致国资流失

顾案发案初期，焦点为顾雏军是否分羹国有资产或致国资流失。由于经济学者郎咸平的公开指责，引起著名的“郎顾之争”，民间舆论由此点燃，顾案未决时，舆论已上升至国企改革中产权如何界定如何保护的大讨论。顾案之后，又发生铁本事件、日钢重组事件和山西煤矿国有化等涉产权的标志性事件。

种种讨论与争议之中，政商关系失衡，企业家安全感降低，部分资产外流海外的现象日趋明显。如何在打击违法犯罪与树立企业家的市场信心之间建立起合理的关系？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下称《意见》），从十个方面提出加强对民营私企、城乡居民、知识产权等非公有制产权的保护问题，并强调保护的依法、全面和平等性。

这是中国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出台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也与中共十以来产权保护的方针政策相承。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及“十三五”规划中，“产权保护”的内容都有所体现。

中央精神如何落地，避免一纸空文，有待相关职能部门配合推进，尤其是各政法机关的作用重大。今年初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产权保护，会议要求中央政法各单位深入贯彻中央意见，抓紧制定务实管用的实施细则，提高运用法治方式保护产权的水平。

各职能部门已经有所动作，比如，国土部发文明确将到期住宅产权自动免费续期，最高法院发文称将纠偏一批历史旧案。据最高法院相关人士透露，最高法院正准备集中处理一批申诉案件，届时将推出一批标志性案例。

《意见》迄今已百日有余，后续如何落地生根，值得期待。 《意见》由来

《意见》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制定。据了解，该项目动议时，充分借助了民间外脑力量。2014年6月10日，国家发改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大改革研究课题遴选公告”，公布8个向社会公开征集研究单位的研究题目。

公告一经，得到许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知名智库、企事业单位的响应。

经过评审，2014年10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下称德恒律所）中标国家发改委重大改革研究课题之一――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研究。

“关于此次课题，我们理解是2014年4月受发改委体改司委托所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法律问题研究’公益课题的延续。”德恒律所主任王丽对《财经》记者说。

之前，德恒律所提交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之法律法规建议》研究报告，通过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的法律问题梳理研究，揭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平等保护”。

德恒律所承担国家发改委的该课题后，成立了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研究课题组（下称课题组），邀请全国总工会、高校、德恒律所国内外各地、各专业领域中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和实务经验的法律专家、律师以及部分国企、民企、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近百名专业人士参与调研、撰写和论证。

王丽介绍说，课题组发挥各方面力量，开展前瞻性战略性研究，以科学态度和专业精神进行大量初期调研。“课题组通过法律实务和上千件案例，发现了现行产权保护制度中存在的大量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课题组在此基础上对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进行更深入的法律实务研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立法建议和操作性指引。”

在2014年、2015年两年间，课题组先后举办了多次涉“产权保护制度”的研讨会，其间不乏司法系统、发改委系统、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校、研究组织等机构的专业人士和国内外专家参与。

课题组认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研究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大趋势下，对产权制度进行法律层面的调查研究。所以，其研究重点是，发现产权平等保护制度层面存在的问题，从科学立法入手，为产权平等保护制度的完善提供立法与政策建议。

王丽介绍，中国的产权保护制度包括以产权为客体的所有法律构成，如宪法与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知识产权、各商事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等。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就是完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关于产权保护的规定。立法建议是对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提出“立、改、废”的建议。

本着上述重点，课题组完成研究后于2015年5月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课题报告。

据了解，《意见》的出台，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的推动不无关系。2015年，刘鹤曾多次主持召开发改委专题改革会议，讨论产权保护问题。2015年9月的一次会议，又对开展产权保护制度研究安排部署，强调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保护。刘鹤在浙江、广东调研时，也都强调了“产权保护”以及“企业家精神”。2016年5月31日，他主持召开发改委改革专题会议，研究审议的一项重要改革方案是产权保护法治化、促进创业投资发展。 迫在眉睫

“实际上，由于过往对产权保护的不力，尤其是对私有产权的重视不够，中央出台文件适逢其时，也迫在眉睫。”一位接近中央深改组的人士称。

在《意见》的内容中，最受关注的是涉及非公经济产权保护的内容，这切中民营企业的“痛点”，关乎民营企业的信心。

民营企业的发展史，也是不断突破旧有藩篱和条条框框的过程。民营企业家出于政策上的顾虑、法律意识的欠缺、外部法律环境的制约等因素，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的保护和争取往往力不从心。

王丽说，新中国建立后几十年中，人的生存权受到重视，财产权受到压抑，未能形成产权的法治意识和法律体系。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企业家和企业的产权受到侵害，在民营企业中更为多见，这些争议案例又进而影响了其他企业家的安全感。

被称为“保护私有财产第一案”的是陕北油田案，涉案金额逾50亿元。1994年，国家为了进一步支持革命老区，由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陕西省政府签订了一份石油开采协议，并允许延安和榆林的各县参与开发，大批外省的私人资本和当地的农民开始投资油井。2003年春，陕北地方政府采取“先收井，后清算”的办法，突然强行将原由民营资本经营的陕北几千口油井资产“收归国有”，投资者一度与回收油井的人员发生暴力冲突，并引发诉讼。

这被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看作是一起“违反基本的法治原则”、“侵犯民营企业合法利益和农民利益”的严重事件。

而一些地区出现的侵害非公有制经济产权的案件中，当事人往往被纳入“非法集资罪”、“商业贿赂罪”以及“注册资本不实罪”等“口袋罪”，受这些案件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和价值认同一度跌落。

2012年，浙江企业家吴英因存有争议的集资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死刑，最高法院死刑复核过程时，在舆论呼吁下，最高法院改判其死缓。湖南企业家曾成杰没有这般“幸运”，2013年被执行死刑。这是吴英案后首例以集资诈骗罪核准的死刑，引起很大震动。

出于对产权的担忧，一些民营企业家从“迷信”红顶，变为海外追逐绿卡，资产随之外流，这种负面效应直到2016年未能消除。

2016年6月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财富论坛”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提出，2016年前四个月，民营资本的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对产权保护不放心是民企投入比较弱的一个原因。

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数据显示：2016年1月至5月民营资产投资只增长了3.9%，比上年全年的10.1%下降6.2个百分点。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在对数据进行研究时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民营企业家对人身和资产安全方面的担心。

2014年12月至2015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也斡肓硕怨愣和浙江两省各100家中、小民营企业生存现状的调查。他向《财经》记者介绍，接受问卷调查的100位广东民营企业家中，32%表示未来有移民计划，已有绿卡者占2%，入外籍者占1%，这些准备移民的企业家中，多数企业规模年营业额在5000万元以上。浙江接受问调的企业家则有43%表示计划移民，已入外籍者占3%，已有绿卡和正在办理移民手续的各占1%。

调查发现，企业家的企业规模越大，或经营者身价越高，移民倾向越明显。美国移民局数据也显示，2016财年（2015年10月至2016年9月），美国政府共签发9947张EB-5签证（一种投资移民签证），其中7512张发给来自中国的申请者，占比达75.52%。

除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民营企业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案例，在行政领域，政府承诺轻易改变，也是民营企业反映经常面对的风险。一些学者在调研中了解到，民营企业常会遇到事先合法取得的土地，因新政策出台或其他因素又被政府否认爽约的现象，甚至本应得到政府承诺的补偿，也会有不兑现的情况。

“不健康的政商关系、一些政府的不遵守承诺、高度的金融规制、扶强不扶弱的招商引资等因素，导致民营企业的成长环境变得恶劣，其抵御风险能力也相对薄弱。”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峰称。 保护缺位的法治原因

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公私财产的法律保护已经被纳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民和法人的财产权利及其法律保护问题业已深入人心，公民宪法意识和依法维权的意识与能力也与日俱增。

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产权保护制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也是改革能否进一步推进的关键所在。

据王丽观察，目前，产权保护社会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总体上对于公有制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实行平等保护，但实行中有差别对待――首先是身份有别，其次是在市场经济中的机会不均等和规则不公平。

这种差别还体现在，散布于中国现有法律体系中的涉产权法律法规未呈统一化表达。“包括对于产权的认识、对产权所有者的认识、对不同产权所有者的财产权利的保护是有差异的。”王丽说。

譬如，1982年《宪法》第四次修正案修改时，规定了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一原则也被用于之后的《民法通则》立法中。到《物权法》起草时，诸多参加立法的学者提出，在《物权法》中不应写“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应强调所有权平等保护。

曾参与《物权法》起草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指出：“之前的表述事实上形成了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地位，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私人所有权却无‘神圣’表述，就有可能被侵犯。”

《物权法》出台前夕，128位学者向中央写信，提出《物权法》规定的所有权平等原则，与《宪法》规定的“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相违。最终，《物权法》确定了所有权的平等保护原则，其第四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德恒律所的课题组发现，虽然各法律中散布产权平等保护的条款，但这些法律中却多少都有产权不平等保护的意思表示，甚至有些具体的法与非法、违法犯罪的标准因产权关系不同而作出不同的规定。甚至，现有法律法规还对产权保护存在空白区。

这些法治问题，是造成产权保护不完善、产权人合法权益被侵犯、现行司法救济途径不完整、国有产权保护机制僵化等问题的主因之一。

颇具代表性的是涉案财产问题，有企业家因涉罪导致个人资产和公司资产被执法机关“一锅端”。重庆过去的“打黑风暴”中，有一些企业家因涉黑被刑事处罚，重庆提出“托管”理念――重庆警方与税务、工商等部门组成工作组进驻企业，指定不涉案的负责人代管生产经营销售，在资金清算完毕后，重庆警方组织大中型企业对涉案企业进行托管。在此“托管”过程中，企业产权有可能变得模糊、不明，为后续的产权纠纷埋下种子。

而国资系统托管企业后，一旦发生所有权转让，被过度执行的资产返还难度也将放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表示，涉案财物的处理涉及当事人的财产权利。长期以来，执法机关对涉案财物“具有一定的随意性，随意扩大扣押范围，认定标准不严，财物保管不当、丢失损毁严重，甚至出现不登记、非法侵吞占有等司法腐败现象”。 “原罪”争议

产权保护不力，还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不同的产权，如金融产权、矿产资源产权、文化产权、知识产权等，分属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产权的取得、行使和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行政管理，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进行。

加之上述法治缺位的原因，一批产权争议案件出现，尤其是涉及企业“原罪”的案件，产权归属难下结论。

顾雏军案之后，质疑民营企业家财富来源的社会情绪悄然涌起，2006年达到高潮。不少舆论认为，中国企业家并非赤手空拳奋斗出来的，他们创业初期的“第一桶金”大多靠对国家、集体财产和弱势群体裸的掠夺积累起来，因此是一个有“原罪”的暴富阶层。

波涛汹涌的清算“原罪”的舆论，引起企业界的惶惑不安，个别地区检察机关收到大批关于民营企业家早期创业时违规操作的检举信（相关报道见《财经》2014年第11期“重塑企业家信心”）。

一些历史体制机制原因造成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被统统划入企业家“原罪”，“红帽子”企业是其中典型。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造就一批“红帽子”企业，即由私人资本投资设立，但以集体企业或全民所有制名义注册。企业在产权不清的情况下做大做强后，产权是“国有”还是“私有”带来争议，处置不当便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或企业家涉罪领刑。

昔日中国“家具大王”冯永明因贪污7亿元股权于2011年被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该案创企业界人士贪污数额之最，“贪污股权”的司法认定在中国亦属罕见。如今，冯永明在两审终结后提出无罪申诉，被法院驳回。成立于上世o80年代初的冯永明之企业带有“红帽子”色彩，辗转上市后资产扩张，但因企业创始资金、企业家的“国”“私”身份不明，为其今日之罪埋下引线（相关报道见《财经》2015年第25期“‘家具大王’冯永明浮沉”）。

冯永明案并非个案。“涉及‘原罪’的企业家有很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资改革专家李曙光称，以现在的法律制度、政策规则和道德观念来衡量当时的企业行为，并不合适。

“红帽子”企业的存在，一般经济纠纷和侵吞国资的边界，非法集资和正当民间融资之间如何划线，都体现了产权不够清晰、缺乏适用性法律法规的问题。

浙江大学原副校长褚健案也是一例。褚健是少有的集科学家、企业家、党政干部三种身份于一身的人，他创办企业中的股权转让、使用科研经费等问题，因与浙大校企的发展、改制及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交织糅合，显得扑朔迷离。

检察院指控，褚健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行贿，以及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但因该案产权的复杂，褚健案不断延审，被羁押3余年后，今年1月16日，褚健因贪污及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获刑3年3个月。其产权旧事最终进入审判（相关报道见《财经》2016年第58期“官学商一体的褚健案曲折”）。褚健初期创办的企业也是“红帽子”企业。

中国社科院教授冯兴元说，以前企业家运作不规范，比如，政府往往设置许多市场准入障碍，企业家要获得市场机会，需要进行市场运作，如果企业家不去采取一些特殊的运作方式，很难有所作为。

“需要强调的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并不等于大赦民营企业家所谓的‘原罪’。”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蒋惠岭称，企业家作为理性人，具有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经济驱动，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也可能会有错误，有违纪违法现象，甚至有人犯罪。

“不过，应当全面辩证地认识民营企业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蒋惠岭说。

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也使得这样的过程体现为新生力量和传统体制的冲撞。改革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包含大量的空白地带，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完全墨守成规，可能也不会有民营企业的诞生和崛起。

对此，中央通过《意见》表述其态度，“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

在企业家“原罪”问题上，《意见》更进一步，首次提出妥善处理历史产权旧案。这被看作是对经济类犯罪冤假错案的纠偏，是对处置企业家“原罪”的方向性指引。 如何落地

《意见》与中共十以来产权保护方针的政策提法一脉相承。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强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二者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四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创新适应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五中全会则提出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产权得到有效保护。

而在“十三五”规划的第十二章“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中，写道：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其中具体的规划部署内容，是《意见》的政策基础。

《意见》共有十方面内容，包括加强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等。

@些内容在王丽看来，“涉及广泛”，“几乎涵盖与产权保护相关的所有内容”。

现行法律法规对产权平等保护存在一定的不足，中央文件要求全面加强产权保护――这就形成法律体系修正的复杂性与目前改革的紧迫性二者之间的矛盾。《意见》如何落地？则需要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关对“完善产权平等保护法律体系”进行实践探索。

《意见》审议通过后，一些部门已采取行动。2016年10月10日，据新华社报道，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这被江平认为是《意见》的配套措施。

最高法院在回复《财经》记者的采访时透露，最高法院党组和院长高度重视《意见》的贯彻落实工作，在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意见》后，最高法院党组第一时间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深改组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的相关工作。

《意见》正式出台后，11月29日上午，最高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和《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文件重申，明确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的法律政策界限，坚决纠正以刑事执法介入民事纠纷导致的错案，依法妥善处理因产权混同引发的申诉案件、与政府行为有关的产权申诉案件、涉案财产处置申诉案件。

最高法院称，《意见》提出的主要是原则性的司法政策要求，需要在法院审判执行工作中贯彻落实。例如，最高法院印发《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规范执行行为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财产权益的通知》，就执行程序中贯彻落实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提出了具体要求。

按照最高法院的最新规划，各高级法院将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加强对涉产权错案冤案甄别纠正工作的组织领导。

在机构设置上，工作小组办公室统一归口设置在审判监督庭。

最高法院审监庭副庭长滕伟说，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做出的涉及重大财产处置的产权纠纷以及民营企业和投资人违法犯罪的生效裁判，当事人、案外人提出申诉的，法院要及时审查，认真甄别;确有错误的，坚决依法纠正。对重点案件要逐案制定包括立案、再审、执行、善后在内的一揽子工作方案。

国土资源部也根据《意见》提出“研究住宅建设用地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法律安排”的要求，出台文件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的提出过渡性解决办法，即免费续期。这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遇到此类问题的房屋业主的产权问题。

对此，王丽建议涉及亿万国民的土地房产等重要事项的产权保护，应尽快启动全国性立法修法，使得产权保护有法可依。

王丽及课题组认为，在现有的立法体制下，对现有法律的立、改、废，都要经过较长和较为复杂的程序。产权保护立法可能一时难以在立法层面上启动程序。“解决现行法律体系中存在的对产权保护的诸多问题，需要国务院出台一个《产权保护条例》。用国务院《产权保护条例》的方式，先从具体的产权平等保护改革启动起来，是比较现实可行的选择。”

产权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产权市场经济梯度变革

问题的提出

中国最具权威的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下设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1年3月公布了一个勇气可嘉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以行政省级为单位预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认为，上海将最早进入现代化，时间为2015年；最晚进入现代化，时间为2090年；其余各省、直辖市将在这个期间先后现代化。[1]本文无意质疑这一现代化进程的时间表，只是十分困惑其现代化的指标体系，难到报告中的全部数据足以表达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显然，报告"忽略"了现代化的其它重要参数。

透视世界各国现代化给定的全真信息发现，除了各种刚性的经济数据外，一套重要甚至至为重要的指标体系亦被纳入其中，这就是制度现代化。[2]可以认为，没有制度的现代化，很难说这个国家达成了现代化--目前，已经现代化的文明国家无一例外地诠释着现代化的这一内含。如果单从制度角度审视现代化，这样几个方面的制度设置及其逻辑顺序具有普遍性：产权个人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截至目前，还没有个案否证这一制度现代化的经典概念。

今天，以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范式界定中国，没有谁否认中国物质层面现代化的突飞猛进，但人们认为中国制度现代化的社会演进并不正常，并且比照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演进路径，这种不正常似乎太过离奇，离奇得拒绝按照制度现代化的一般轨迹演变--不要忘记，中国的现代化虽然缘于政府的发动，但仍然是由各国现代化共同采用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推动的。既然由市场经济推动，那幺以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所规定的制度在中国的演进，不可能悖逆其固有的规律。所以，我们必须以市场经济为背景，探析中国制度现代化演进之所以如此离奇的主要障碍。

然而，当我们从市场经济视角审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我们即能发现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几乎所有国家，无论它们的文化与历史差异多幺巨大，都是在个人产权自然演变的基础上开始物质与制度的双重现代化历程的，唯独中国是在政府全面控制产权的基础上开始经济的市场化发展的。已有的全部材料证强劲地证明，恰恰是这种产权的政府所有，作为绝无仅有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演进初始基础的不同，导致中国的制度演变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日益扭曲与畸形。现实已经正告我们，作为中国制度现代化正常演变的核心障碍，产权的政府所有几乎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暴露的一切主要制度缺陷存在关联。经验和事实给出的判断十分确定，没有产权制度的到位，中国目前市场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制度演变仍将是扭曲和变异的。中国最负责任感的学者之一，吴敬琏先生针对中国的现状警告说，中国正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并认为中?quot;现在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我们正在过大关"。[3]也许吴敬琏先生所说的决定中国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大关另有所指，但本人的指向即是产权关。直面产权，应当成为国人的共识。

一、产权政府所有：中国制度现代化正常演进的主要障碍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成就不仅纵向比较巨大，而且横向比较令人羡慕。但是，同样是这二十年，中国社会却并发出如此之多的问题，有些问题简直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问题尖锐并存的现实，尽管人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4]但本文认为，其直接原因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没有同步生成并发挥相应的作用，核心障碍则是产权的政府所有--政府所有产权通过障碍中国现代制度的正当建构和演进，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问题丛生。

之一：政治

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是，市场力量即是民主力量，现代民主政治缘于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研究政治发展的著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5]他明确阐释了市场经济的民主意义。在由市场力量构成的民主力量中，主导力量是所有者力量，所有者力量强大民主力量即强大，反之即弱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摩尔指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6]纵观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许多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发现，当经济市场化发展到今天中国这样的水平时，许多国家不是已经民主化就是由市场力量转换或支撑的民主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但是，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似乎还发现不了民主力量的存在。[7]原因何在？中国的市场主体中所有者群体总体上不合格，中国的市场力量难以成为现代民主力量。

首先，中国以产权政府所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二十年来虽然一直快速发展，但并没有同步形成具有民主性质的市场力量，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所有者大多由党政官员直接充任，或是由与政府建立了直接和紧密政治、经济联系的经营管理者们担任--他们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他们的整个经营活动要面向市场，更要面向政府，是政府而不是市场绝对地支配着他们的命运。政府通过产权控制了企业及其决策者，企业当然成为主要听命于政府的经济力量，而不是真正独立于政府的市场力量。由于以政府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不是完全的市场力量，它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力量。

其次，二十年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这一经济体的所有者相当部分是靠与政府建立各种联系，从政府获得优惠的政策和物质（如货款、批地）资源致富的。他们从一开始即与政府形成的并非完全正当的经济联系，决定了他们不会在行为上公开、直接诉求民主，因为一旦在民主的压迫下政府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一是他们会牵连出来受到追究，二是他们失去了

特殊的体制保护。现阶段的中国，这部分民营经济虽然可以归之于完全的市场力量，但他们并非纯粹的市场力量，也就很难成为合格的民主力量。至于真正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发展起来的部分民营企业，一是分散，二是总体力量小，三是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不少即与政府联姻而演变成为变了质的民营经济。这类民营经济作为民主力量是弱小而内含缺陷的。

通过对中国市场经济力量构成的结构性分析，我们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结论，中国的市场力量总体上是受政府直接、间接支配与控制的经济力量，它不可能成为迫使政府转变职能、厘清权力界线、强制约束权力行为的民主力量，中国的"经济精英最喜观的是钱而不是民主"。[8]因为与民主制度相比，他们从现行制度中谋取利润更为容易和快捷。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经济中所有者主体的基本不合格和真正民间力量的弱小，致使各市场主体缺少中坚力量自组织各类民间团体，并以组织化的市场力量采用民主的方式与政府博弈。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是民主扩展的障碍。"[9]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已经存在庞大有产者群体但没有强大民主力量的国家，他们绝大部分的不合格与完全的分散状态，宣告了中国难以形成实力强大的民主运动自下而上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发展。有人认为，这是政治集权或强权所致，本文认为这样的解释倒置了本末。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今天的政府不控制数额庞大的资产，那幺主要由民间资本组成的强大而独立的市场力量，马上就是令政府无法支配的民主力量。作为民主力量，只要政府为所欲为，他们就会自主结成同盟予以抑制；只要力量足够强大，他们就要联合起来控束政府。所以，政府所有产权，成为中国今天健康而强大的市场力量难以形成的主要障碍，成为中国民主力量不能随市场经济发展同步扩张的主要障碍，同时也成为目前的政治集权难以削弱的主要原因。

之二，经济

稍有经济学常识和理性的人，都有可能对运行中的中国经济做出矛盾的评价：经济发展很快，问题扩张很快。有学者将此概括为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10]对于中国经济与问题的双向同步发展，本文的解释是：经济发展很快在于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持续地调动着人们的积极性，问题扩张很快在于人们的积极性往往以扭曲和非正当的方式释放出来。而对于人们的积极性之所以能够非正常的释放，也许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处于早期的混乱阶段许多制度没有及时到位有关，但政府控制产权要承担主要责任。

作为一种健全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所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三大经济主体的共同协作，其中所有者处于主导地位。但在中国，由于资产的政府所有，致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形成的初期，自主进行经济活动与参与市场交易的所有者缺位。为了提供市场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所有者角色，政府经过政治和经济的层层授权，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所有者职责委托给一定的个人可称为代行者履行。问题是授权者同样不是真正的所有者，结果真正的所有者仍然缺位，而执行所有者职责的是并不必然追求所有者效益的授权者与代行者--他们不是经济资源的投资者，亦不是交易资源的拥有者。可是，经过授权，[11]政府权力主体合法、系统、全面进入市场以所有者身份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运行内生出无法克服的制度缺陷：授权者、代行者履行所有者职责追求所有者最大效益的原则可以放弃，执行所有者职务追求自己利益实现的所有者职能有权履行--市场经济运行中迫使授权者、代行者之间像所有者那样通过公平交易，均衡实现各自最大利益的经济强制力与约束力，要幺严重弱化，要幺完全消解，市场经济之公平交易的市场规则首先会遭到授权者、代行者的自我践踏，市场经济的病态运行难以避免。

令人悲观的是，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现实状况提供给人们的事实判断恰恰是，授权者、代行者们以自己或主要以自己的效益原则指导自己职责履行的交易行为之严重是触目惊心的，腐败经济、野蛮经济、诈骗经济、掠夺经济、水货经济、短视经济、数字经济或者资产走失、效益滑坡、产品伪劣、坑蒙拐骗、欺行霸市、等各种经济病症，无不折射出支配中国经济运行与资源交易的授权者与者们基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追求，而放肆地践踏着需要他们作为所有者首先维护的游戏规则。

产权范文第5篇

分布广 数量大

在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沿着定泗公路两旁密密麻麻分布着许多小产权房小区，因价格低廉环境优美而“闻名”京城。都知道小产权房违规没保障，但还是有不少人“涉险”购买。“北漂”多年的朱飞2010年买了小产权房，他说，像他这一群体买小产权房的人多了，他附近几个小区都住满了，“政府不可能都拆吧”。

与朱飞的期待不同，更多的小产权房业主充满担心。在单位附近购买一套小产权房自住的武汉市民郝先生说，随着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推行，具有完整产权证件的房屋将被登记颁证，但小产权房无法登记。“将来会不会被，或者要求补交土地出让金差价？”

据记者调查，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再到县市乡镇，几乎都存在着集中成片的小产权房，主要分布在城乡接合部或者城中村改造区域，还有在城市周边镇区。北京市2013年就清理认定83个在建在售的小产权房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81万平方米，涉及昌平、房山、怀柔、通州等8个区县。

中国指数研究院华中市场总监李国政说，购买小产权房的大部分人是买不起商品房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群体，但也不乏有关系有资金的政府官员、商人等，这些人主要是用来出租或转卖。据市场机构统计，仅北京地区小产权房就涉及近30万户家庭。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的数据显示，1995年- 2010年全国小产权房竣工建筑面积累计达到7.6亿平方米，相当于同期城镇住宅竣工面积总量的8%。

新条例不涉及小产权房

多位法律人士表示，根据我国现有法律，小产权房其实是没有产权的房屋，将其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是没有依据的。湖北金卫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宫步坦说，不动产包括商品房、城改房等城市国有用地，以及农村集体用地等，这些不同产权的用地将纳入统一登记，但小产权房不属于这一范围。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也认为，小产权房违反了土地的用途管制。因为小产权房的本质是违章建筑，不合法。国土资源部不动产登记中心法律处处长蔡卫华则明确表示，小产权房不登记也不发证。因为要登记必须是合法的，小产权房不合法。

宫步坦说，由于历史遗留和政策监管等原因，小产权房问题的确是不动产管理的灰色地带。按照我国当前法律，小产权房并不具有合法性，倘若在《条例》中规定小产权房登记，则就承认了小产权房的合法性。因此，此次《条例》并未对小产权房的相关问题进行明确。

也有业界人士提出，小产权房理论上还是属于需要登记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应将小产权房进行不动产登记。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程雪阳认为，即使当前不动产登记回避有“争议”的小产权房部分，但有望在登记完“合法”不动产，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后再予以登记。

可见，此次“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并没有给小产权房留下空间。

小产权房需分类治理

不可否认，小产权房是不动产登记制度的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专家分析认为，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实施，以及农房宅基地的统一登记都将对小产权房问题形成倒逼作用，其解决方案也将随之列入议事日程。

专家认为，小产权房作为没有明确产权的土地附着物，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不能一拆了之。

“不动产登记制度就是要对全国的不动产进行统一摸底、管理。小产权房也是客观存在的不动产，制度无法绕开，登不登记必须明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张东说，《条例》的实施使得这一问题更加迫切，应尽快出台相关实施细则予以解决。

针对由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引申出“小产权房将转正”的误读，国土部会同住建部于去年进行了小产权房问题专项治理，并对各地小产权房进行清理、统计，将提出分类处理的意见。湖北、山东、浙江等地也推出了分类整治方案，对准备建设的小产权房坚决叫停，对在建项目依法拆除，对出售小产权房按照非法转让土地处理。

产权范文第6篇

《产权导刊》（CN：12-1368/F）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产权导刊》主要栏目：视野（封面文章、国内视点）、纵览（信息速递）、创见（行业之声、亮点关注、本期话题、创新思维、资本市场）、实务（国企混改、共享空间、捭阖纵横、文化·典藏）等。

产权范文第7篇

关键词：海峡西岸；金融市场；产权交易；闽台金融合作。

一、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环境

（一）产权交易市场是新兴金融市场

1.日趋完善的法规体系推动我国产权交易市场向纵深发展。一是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于2003年联合并于2004年2月起实施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总体要求“应进必进，能进则进，规范进入，操作透明”，由此确定了国有产权交易行为的法律依据，开辟了资本市场新领域。二是国务院于2004年《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提出应健全资本市场体系，以及积极推动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九条政策纲要。论文百事通三是2008年10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企业国有资产法》，提出“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确定产权交易机构是国有资产转让的法定市场交易中介。四是财政部于2009年《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规定各级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以产权交易机构、证券交易系统交易为主要方式；非上市金融企业产权转让完成后，转让和受让双方应当凭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办理相关国有产权登记手续。五是国务院于2008年12月出台的关于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九项政策措施（通称“国九条”），以及同期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30条意见，都提出了创新融资方式，通过并购贷款、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和规范民间融资等多种形式，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六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09年2月出台《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股权权能，提高股权的流动性。

2.产权交易市场的内在功能必然要求其承担历史重任。产权市场交易的核心商品是企业的股权和财产权，通称为产权交易。产权交易市场具有五项主要功能：一是作为资本运作载体和资金交易信息的集聚地。所有企业（包括上市公司的股东）都可以通过该市场公开投资，并购或转让股权、资产，支付结算交易价款。转让方和受让方也可从该市场获取相关信息。二是具有价格发现功能。企业股权和财产权在一个公开、公平、高效、竞争的市场中形成的均衡价格，不仅能够真实反映产权价值，而且具有连续性和权威性。三是充当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资本运作及风险控制的平台。四是成为内外资融合的接口和资本退出的通道。外商可以通过该市场参股或并购现有的各类中资企业，各种组织形式的企业都可以通过该市场转让股权或资产。五是衔接项目资源与后期融资两个相关环节。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该市场达到与银行机构的连接，实现以股权换资金、贷款买股权、财产变现金，以及不动产转换为流动资产。

（二）产权交易市场是开放竞争的金融市场

1.产权交易市场是发展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的突破口。一是产权交易市场潜力无限。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末，全国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公司共1400多家；经工商管理局登记的实有企业971.46万户（含分支机构），其中内资企业实有927.96万户，外资企业43.49万户。全国内资企业中实有国有企业56.88万户（其中企业法人23.69万户）；台商投资企业7万多家；截至2007年末，中央级金融类企业国有资本总额1.2万亿元。福建省政府投资控股的兴业银行以及福州、泉州和厦门市商业银行等，拥有巨额金融资产交易需求。除此之外，福建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并购重组比较活跃，产权交易需求巨大。二是股权、财产权交易是新兴产业。目前产权交易市场尚未在全国统一，交易门槛较低，交易程序简单，尤其适合中小企业通过产权交易增强资产权益的流动性。国内以区域龙头产权交易机构为首，覆盖国内几大经济区域的产权交易联合体已呈鼎足之势。北方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以天津为中心，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发展迅猛。长江流域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以上海为中心，成为我国权益性和基础性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长江流域共同市场公开挂牌、成交过户的产权项目覆盖全国30个省市，交易对象涉及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及自然人。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统计，上海产权市场2008年成交金额在全国率先突破千亿元，已成为全国各类企业并购重组的重要平台。北京是全国最大的私幕股权投资市场，2008年北京地区的创业和股权投资案例占全国总数的24.42%，投资金额占全国总数的24.9%，均居全国首位。

2.地方政府推动我国产权市场横向发展。一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视产权交易市场建设。产权交易市场是新兴金融市场，各省市政府非常重视该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湖北省明确提出要建设好湖北资本市场的“产权板”，在《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纲要》中提出要“以产权交易市场整合和发展为突破口，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将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建设成辐射华中地区、最具活力的产权交易市场”，使产权市场成为各类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的诚信市场。四川成都市出台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明确要求成都市在金融配套改革方面要“陆续探索产权交易市场、非上市股权交易市场和金融不良资产交易市场等金融市场建设，形成部级或区域易场所”。吉林省率先试行股权通过产权交易机构集中登记托管的做法，在全国产生示范效应。二是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向区域化发展，同质产权交易机构实行不同的方式重组、合作经营。如参加第四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的9省区代表共同签署《泛珠三角区域产权交易机构合作框架协议》，联手构建跨省区的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体系。2008年3月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积极支持在天津滨海新区设立全国性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OTC市场），天津市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将产权交易市场发展为全国性中心。

二、建设海峡西岸产权交易统一市场是大势所趋

（一）发展海西产权交易市场具有天时地利。一是国务院通过《关于支持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为福建省产权市场与台湾资本市场对接创造了先行先试的政策环境。在当前国家支持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利好环境下，福建与广东、浙江、江西四省产权交易机构达成意向，创立有限公司制产权交易平台，共同建设海西产权交易市场。二是海西地理位置优越，海峡西岸经济区产权交易市场需求旺盛。福建与台湾具有“五缘”优势，闽台经贸合作、人员交往的良好势头奠定了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基础；福建涉外经济比较发达，外资并购的规模越来越大且涉足领域越来越广，民营资本活跃，这些活动都需要通过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来完成。三是地处海峡东岸的台湾地区具有相对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且台湾金融界已对与海西产权交易市场的对接和合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在第十一届海交会期间与福建省产权交易机构商谈合作事宜。

（二）海西产权交易市场亟待深化改革。2007年在原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是福建省统一产权交易市场的运行载体，是海西金融服务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同行业中享有较高的信誉度。2009年3月，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与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工商银行和华夏银行福州分支机构共同签订了“开展商业并购贷款和股权质押融资”等业务的合作协议，授信额度达100亿元。2009年4月，海西联合产权交易市场挂牌报价系统异地竞价测试成功，由此扩大了每笔交易的市场竞价范围和参与主体，有利于提升产权转让的竞价率和增值幅度，提高市场交易效率。但海西产权交易市场运行中存在着3个主要问题：一是体制不适应。海西联合产权交易共同市场由福建省内8家产权交易机构联合成立，但实际上8家机构的名称、隶属关系和利益格局均不变。2008年3月，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加入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也并非是实体参与。二是实力明显不足。据国资委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2007年纳入全国产权交易网监控的20家区域性产权交易机构，注册资本金最高的是天津市（1亿元），其后依次为北京市（9500万元）、上海市（8600万元）、杭州市（8000万元），其余16家平均2669万元，福建省只有200万元。三是资源分散。我国产权市场的设计初衷是服务于国有资产战略重组，但这也造成了产权交易机构的设立、运行和管理都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目前福建省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金融业股权、资产转让分散在各个部门，国有土地交易由省内县市政府部门直接操作，从而形成市场之间的地域、级别和条块分割。

三、深化海西产权交易市场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福建省先行先试，创新机制，推动海西产权交易市场发展。一是海西产权交易管理地方法规，规范产权交易行为，健全服务体系，完善市场功能，为多种所有制性质的股权、特许经营权、预期收益权、知识产权、债权等权益，通过产权市场融资提供服务平台。规范发展各类投资基金，促进民间资金转化为创业投资的民间资本。引导各类基金和投资机构进入产权市场，加快培育混合所有制经济实体，促进社会闲散资金向资本转化。二是将本省公共资源（包括地方金融企业产权）都列入市场交易范围，积极鼓励国有企业将未明确规定必须进入交易的实物资产、债权、股权等，通过产权交易市场来完成转让。三是明确产权交易机构应积极开展股权质押融资、分红派息、增资扩股等业务，为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维护中小股东利益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

（二）增强海西产权交易中心实力，提升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地位。一是应充实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资本金，用于市场交易电子网络建设，改进交易手段和方式；通过各种媒体扩大宣传，让各类经济主体认可并支持产权市场及其交易模式；与台商合资或合作建立两岸产权交易平台，加强与台湾市场的联系；扩大与其他省市产权市场的联网运行，逐步融入全国统一开放的产权大市场；引进境外中介机构参与福建产权市场，拓展其国际化空间。二是赋予海西产权联合交易中心特殊的政策，如在财务管理上给予更大的自，在发展初期免予上缴财政利润，允许其将税后地方投资所得转化为再投资。三是维持现有人员的事业编制，提升职能地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人员。

（三）创建“海峡产权交易所”，形成以福建为中心的海西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一是牵头联合广东、浙江和江西三省，在福州共同发起成立“海峡产权交易所”，创建全国首家跨省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产权交易机构。二是明确海峡产权交易所的市场定位是“立足海西，辐射周边，服务全国”，建设真正意义上的跨区域统一产权市场。三是海峡产权交易所应在交易规则、交易方式、交易品种等方面不断创新、规范运作，可以投资参股境内外金融市场的交易实体；实行股份制运转，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争取尽快上市，实现做大做强，更好发挥其特有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四是推动海峡产权交易所与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平台无缝对接，创立海峡西岸股权交易品牌。新晨

（四）在台湾设立海峡产权交易所分支机构，推动两岸金融市场对接。一是延伸产权交易平台，争取在台湾设立海峡产权交易所分支机构（目前，产权交易机构尚未列入金融机构系列，不需要金融监管当局审批）。明确其职能主要是联络、咨询台湾岛内证券交易机构、投资银行和金融控股公司，为两岸产权投资、财产权转让提供服务。二是以海西产权交易市场为突破口，引进台资建立“海西产权投资基金”，通过产权市场投资海西区域，为台商直接投资、并购海西企业提供“过桥贷款”。三是以海峡产权交易所为平台，实现闽港澳台信息、项目、资本、市场及技术等方面的对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权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开辟除证券市场直接融资、银行间接融资之外的另一大融资渠道。

（五）创立非上市公司股权柜台交易市场。当前大陆主板市场和中小板市场只能满足小部分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投融资和股权流转需求。由此，借鉴台湾非上市企业产权柜台交易市场（OTC市场）管理制度和交易制度的经验做法，建设依托海峡产权交易所的非上市企业产权柜台交易OTC市场；引进台湾私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为“做市商”，培育辅导非上市企业，为其创造上市条件；推荐符合条件的企业在上海、深圳、台湾、香港等证券交易所上市，实现产权市场与证券市场的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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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明良，吴弘。产权交易市场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熊焰。资本盛宴：中国产权市场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产权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小产权房原因对策

近些年，关于小产权房问题的争论层出不穷，国土资源部也频频出面来遏制小产权房问题。但是由于小产权房本身存在的争议，这一问题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

所谓小产权房，是指未经法定的征地和审批等程序，由村集体组织（或联合开发商）或村民在集体土地上建设并出售或出租的房屋。小产权房是相对于大产权房出现的概念，小产权并没有真正的产权，不能获得由国家建设部门颁发的房屋产权证书，只能得到由乡镇政府或村委会颁发的产权证书，所以称之为小产权。

一般来讲，小产权房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1）小产权房是建在集体所有土地之上；（2）小产权房是用于出售或出租的房屋；（3）小产权房没有国家建设部门颁发的产权证书；（4）小产权房的供给主体是乡镇和村委会。

一、小产权房产生的原因

小产权房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其产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本文主要认为：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结构制度是导致小产权房出现的根本原因，商品房价格疯狂上涨是致使小产权房得以快速发展的主导原因，相关法律的不完善是小产权房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的直接原因。

1.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结构制度是导致小产权房出现的根本原因

我国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结构制度导致其在土地管理上也表现出二元的特征。我国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制度，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没有正式的土地使用权拍卖市场，对于建设在集体所有制的农村土地上的房屋当然也就没有正式的产权，不能进行土地的转让和抵押活动。而城市建设用地拥有正式的土地使用拍卖市场，可以通过市场定价，将土地使用权拍卖出去，所以城市的建设用地都拥有产权，可以进行转让、抵押等活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果想进入房地产市场，必须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征收和审批才能将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然后由国家收取土地出让金，给予农民一部分补偿金，而农民得到的这笔补偿金要远小于建设小产权房出售所获得的利益。所以这种城乡土地制度的二元结构是导致小产权房出现的根本原因。

2.商品房价格疯狂上涨是致使小产权房得以快速发展的主导原因

在城市中，日益飙升的房价使得中低等收入人群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成为了一种奢求。再加上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两限房等政策性住房的供应量相对大部分无房族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且分配中出现的漏洞使真正迫切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些问题都是促使小产权房快速发展的主导原因。 由于小产权房的建设不需要向国家缴纳大量的土地出让金以及各种税费，所以其价格一般仅是同地区商品房价格的1/3甚至更低。小产权房以其价格低廉的优势受到了中低等收入人群的青睐。对于开发商而言，城市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取得越来越困难、拍卖价格也越来越高，而农村土地使用权取得相对容易且价格低，所以通过以租的方式取得农村集体土地建设房屋，开发商可以极大地降低开发成本，使其获得更高的收益；对于集体土地所有者而言，通过出租土地获得的收益也远超出了国家征收后给予的补偿金。正因为小产权房给需求和供给方带来了双赢，所以使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3.相关法律的不完善是小产权房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的直接原因

迄今为止， 宪法与法律并未明令禁止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有关部门禁止农房与宅基地使用权交易的行政干预，其本身是违宪违法的。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农民应当依法对自己的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另外正式颁布的《物权法》中也删去了原草案中禁止城市居民购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条款。而《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土地资源的使用却进行了严格的界定，特别是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了强制性的保护。《土地管理法》 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房屋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第六十三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由此可见，相关法律对于小产权房的规定还不是很明确，致使小产权房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二、小产权房造成的影响

小产权房的产生和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我国的经济环境以及城市发展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本文认为小产权房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是非常突出的。

1.占用耕地，损害农民利益。

如果任由小产权房以现在的状态继续发展，会使利益相关者在利益的驱使下大量建造小产权房，占用农民土地，减少耕地面积，损害农民的根本利益，也使国家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

2.购房者权益无法保障

由于小产权房现在还不受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购房者没有国家统一发放的房产证，不能拥有房子的所有权，无法进行转让，在遇到拆迁补偿等问题时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3.扰乱房地产秩序

开发商通过以租的方式取得农村集体土地建设房屋，可以极大地降低开发成本，使其有更大的定价空间，这无疑对现有的房地产价格体系形成猛烈的冲击，扰乱房地产秩序，严重时可能危害到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4.影响城市总体规划

城市的发展是需要统筹规划的，城市规划中的土地都有其功能定位并按照科学的方法加以开发利用，而小产权房的建造都是以短视的简单开发收益为目的的行为，缺乏长远的战略性的指导和管理。这无疑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形成了阻力，打乱了城市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

三、解决的措施

小产权房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上文提到的几方面，其问题产生的影响也可能是非常深远且无法预测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小产权房问题，本文提出了以下几条探讨性的建议。

1.对于已经建成并出售的小产权房给予转正措施

对于已经建成并出售的小产权房，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避免激化社会矛盾，政府应该积极推行措施将小产权房转变成大产权房。如果将小产权房一刀切，全部摧毁，必将会引起社会的不满，政策继续执行的可行性无法预测。所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部分小产权房，政府应该及早出台措施，将小产权房转正。

2.加快城乡一体化，完善相关法律

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结构制度是导致小产权房出现的根本原因。所谓治标先治本，实现城乡一体化是解决小产权房问题的关键，对于土地政策的“一国两制”应尽快解决。 尽快实现农民宅基地市场化，为真正实现“同房同权”理顺法律关系，这是解决小产权房问题的法律基础。完善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房地产法》等相关法律，加快解决小产权房的流转问题，确立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制度，尊重农村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对正在建设的或者有趋向要建的小产权房做出明确的政策性约定。

3.遏制商品房价格上涨趋势，将房地产价格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房价问题已经成为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住房是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房价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生活质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积极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趋势。所以将商品房的价格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使大多数居民有能力去购买商品房，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小产权房的购买需求，解决小产权房问题。

四、结语

小产权房存在的争议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其牵涉到买房人、开发商、农村集体以及政府等多个主体的利益。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必须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出发，最大限度的保证人民的利益。而法律制度的初始设计也应当是维持利益均衡的，国家应该针对小产权房尽快制定或修改相关法律，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推行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从而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尽快实现。将已经建成并出售的小产权房尽快出台措施给予转正，并加大力度治理房地产市场，使房地产市场能够更健康的发展，从而消除小产权房问题。

参考文献：

[1] 白雪： 小产权房的形成原因及出路探析. 法制与社会. 2010,2

[2] 松石磊：小产权房出路探析. 经营管理者. 2010,7

[3] 范真： 消化小产权房问题的四条途径. 国土资源导刊. 2010,4

[4] 蔡继明：妥善解决小产权房问题. 广东商学院学报. 2010,2

[5] 席阳： 浅析我国小产权房的危害及对策. 经营管理者. 2010,6

[6] 李延铸：关于小产权房问题的制度性成因及其依法应对.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10,2

[7] 吴明：今年全面清理小产权房. 北京农业. 2010,10

产权范文第9篇

你相信比尔・盖茨只拥有自己私人公务机1/4的产权吗？“股神”巴菲特同样也是与人共同拥有一架私人公务机。而且他还说服了自己93岁的姑姑凯瑟琳・巴菲特，采用同样的方式购买了一架私人公务机。

毫无疑问，拥有一架自己的专属私人喷气机更便于自由控制行程。可是即使是比尔・盖茨、巴菲特，他们也更愿意采用一种叫做“产权共享”（Fractional ownership）的方式与人共同购买公务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购机方式呢？这种模式为什么能令巨富们也为之动心？当你考虑买一架私人公务机时，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对你有帮助。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拥有一架公务机的便利，那种坐在自己专属机舱里的从容与优越感，是任何豪华航班都无法比拟的。可是，当他们盘算着买一架公务机时，却发现事情并没那么简单。除去昂贵的购机费用，每年高额的维修、保养费用累加起来，几乎与公务机的售价相当，机组人员、航油等使用成本也很高，最终许多人打了退堂鼓。

那为何不与亲戚朋友合伙买一架公务机呢？这样虽然能分摊成本，可问题也很明显：当你和朋友同时需要使用公务机时，该如何协调？

基于以上种种的麻烦，世界最知名的公务机服务商―― Netjets公司创始人、美国人Richard Santulli在1986年创造了一种两全其美的购机方式――产权共享（Fractional ownership）。最初的时候，Richard Santulli尝试将一架公务机同时出售给4个人。每个人只用支付1/4的费用，就可以随时使用这架公务机。假如，两位购买者需要同时使用这架公务机，Richard Santulli就从自己公司抽调一架同型号公务机出来，保证他们能同时使用。如此一来，养公务机的费用大幅减少了，使用公务机的权利却毫无缩减。随后，这种产权共享的购机模式在美国大行其道，Netjets公司很快成为全球公务机产权共享领域首屈一指的服务商。

其实，操作中一架公务机的产权不仅可以分为4份，也可以分为8份、16份。每架“产权共享”的公务机，年飞行时数大约为800小时。购买1/4产权，你能获得200小时/年的公务机使用权；若购买1/8产权，则获得100小时公务机使用权，以此类推，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飞行时间来决定购买产权份额。

当你决定用产权共享的方式来购买公务机时，只需与提供相关服务的公司签一份合同、支付相应费用，便可以和你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共同享用一架私人公务机了。

不同机租赁，产权共享买飞机与独立购买飞机一样，都属于固定资产投资。飞机是折旧率很低的资产。在美国，出厂10年的公务机折旧价格大约是原价的70%。所以通过产权共享方式买飞机，在享用私人飞机的同时，也属于较为保险的投资。投资者随时可以将飞机产权变现。

正因以上种种好处，连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这些不缺钱的人，也会选择这种方式买公务机。巴菲特甚至在董事会上向股东们推荐这种购机模式。在欧美，大量的私人公务机都是以“产权共享”形式存在着。

产权共享，不仅拥有一种公务机

公务机产权共享是人类发明出来的众多整合资源的方式之一。从经济学的角度，它让每架公务机最大限度地飞到天上，同时让每名公务机拥有者随时能享受私人飞机的便利。而且从机主的角度，它还能提供一些以一换多、花样迭出的飞行生活方式。

当你通过产权共享的方式购买了一架湾流G200，那么你不仅能乘坐湾流G200出行，需要时也可以换乘一架同样级别的公务机，如挑战者300（Challenger 300）、豪客4000（Hawker 4000）、湾流G280等。这只需将飞行时间计入你的使用权消耗即可，无需支出额外费用。换句话说，你只用了不到一架公务机的费用，却可以使用多款不同型号的公务机。

这种运力置换的价值在同级别的公务机之间并不显著。但用在不同级别机型的置换上，它的优势非常明显。

不同级别的公务机，通过小时数的折算后，也可以相互使用运力。比如湾流G550，你如果飞波音BBJ或者空客ACJ，1小时的G550可以置换0.8小时的BBJ或者ACJ的飞行时间；如果你飞湾流G200或者挑战者300，1小时的G550可以置换2小时的湾流G200或者挑战者300。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级别的机型之间的时间折算比例也会因公务机运营商不同而有所区别。

Cyrill和朋友在美国通过产权共享合买了一架奖状2（Citation Ⅱ）公务机。2013年3月他需要进行一次洲际飞行，从北京先飞往洛杉矶，在美国期间完成一系列飞行活动后再跨洋飞往欧洲。因为他的公务机航程达不到跨洋飞行的能力，运营商便根据自己闲置的公务机，为他提供了一整套舒适、经济的机队组合。产权共享的优势在这趟行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出行那天，Cyrill带领全家人和几位朋友一早乘坐一架猎鹰7X从北京直飞洛杉矶。选择猎鹰7X是因为这是一款可以跨洲际飞行的公务机，载客数也满足了Cyrill这次的出行需求，而且飞机上的床铺可以缓解孩子们洲际飞行的疲劳。到达美国的第二天，他和朋友们乘坐豪客400XP（Hawker 400XP）去华盛顿公干，然后飞往迈阿密短暂停留后返回。随后从洛杉矶到伦敦的飞行，对Cyrill一家人来说选一架大型洲际公务机显然成本过高。公务机服务商为他配备了一架高速的奖状超十（Citation Ⅹ），既节约了成本，又缩短了飞行时间。

“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指定公务机运营商机队里的公务机供你使用”，Cyrill说，“工作飞行中，我可以使用装有宽敞桌板、无线传真、网络、卫星电话的机型；休闲飞行时，我能和家人品尝好酒，听听音乐；越洋飞行时，可以伸展的座椅甚至大床能够让我的孩子们安静的进入梦乡。不同的公务机满足了我不同飞行时段的需求，而我仅仅通过产权共享购买了1/4架公务机的使用权而已。”

“产权共享”的4种模式

“小产权”共享

飞机产权共享模式中，购买者的产权是有年限规定的。这就像国内购买小产权房一样，所有权有一定的期限，而非永久性。一般来说，一份飞机共享协议通常包含了10年的产权。而等到第一个5年过后，如果你希望继续保留飞机产权，可以继续缴费购买。

这种形式不同于简单的租赁，你可以对公务机的产权进行出售、抵押等处置。而且出售、抵押价格也是随行就市。所以产权共享本质上是一种物权，而非债权。当你想出售自己的公务机产权时，公务机运营商也会按当前市场价回购产权，但你必须支付给对方10%左右的再销售费用（Remarketing fee）。不过如果你是为了升级机型而抛售旧产权，这笔费用可以免掉。

合伙买公务机

产权范文第10篇

社会主义的生产机制不可能完全依靠资本利益推动。在作者看来，资本机制、市场机制和价值机制，都是社会主义在一定阶段借助发展的手段而已。完全的依靠资本力量发展，最终导致先进的公有制社会倒退为私有制社会。导致中华民族的危机。

那么公有制的基本利益机制是什么呢？——劳动产权。这个在先进生产力中出现的权益形态，恰恰是先进社会制度公有制的经济利益基础。由于公有制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普遍落后，导致人们对这个权益形态认识不清。对发展劳动产权的必要性、急迫性认识不足。作者对劳动产权的经济特征、发展趋势、与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的关系等等都作了一些探讨。欢迎交流与拍砖。

所谓劳动产权，是指现代生产中出现的“劳动能力”或者“劳动效果预期”产权化、股份化的经济形态。西方学术界从生产要素增殖的角度考察，将这种形态称之为“人力资本”。

专利入股，法人权益折算股份，法人产权，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等等，这一系列权益形态的共同点是，在经济活动中依据劳动能力或者劳动效果预期分享所有者权益，劳动权益在此不再是物质产权的附属方，而是自身直接体现为独立的物权形态，作为劳动者所拥有的资产身份参与经济活动。这些权益都可以视作是劳动产权的体现。

传统劳动以工资形式表现其价值与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为什么还会出现劳动产权？我们只要看看上述劳动产权形态就可以明白，这是劳动在生产运动中日益独立、自主的结果.。现代经济至少从三个方面加强了劳动权益的独立地位。1、知识创新。面对物质世界未知领域的探索，需要劳动的主动性、独立性、创造性。2、管理型劳动。尽管经济管理者通常以被委托者的身份劳动，但专业管理的特殊性，需要管理劳动有一定的独立自主空间。3、公有制经济体制。生产活动是由人与物的结合组成的，当基本的生产资料被国有或社会所有之后，生产活动中的社会权益，将从人的那一端的能力运用上体现出来。社会权益落实在劳动因素上，就是充分发挥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否则生产资料在虚拟的社会所有权治理之下，将无从体现社会权益在生产运用上的优越性。换句话说，没有劳动的主动性支持，公有制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说到底，劳动权益相对独立的经济形态，是由生产力直接决定的。因为无论是知识创新还是管理工作的需要，或者是公有制体制的要求，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了生产力运动的要求。那么生产力又是出现什么进步，导致经济权益的重大变化呢？这个变化就是社会生产中知识开发体系的独立性。在现代生产中，知识进步，主要的已经不是依靠生产经验的积累，而是依靠基础理论的突破。围绕着基础理论的突破，已经形成了新的产业和利益机制。例如我们所熟知的航天产业、核电产业和纳米产业等。这些产业的经济特点是：经济利益是伴随知识创新而拓展。知识创新带来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又支持知识的进一步创新。这样一来，对知识的开发，不仅成了传统物质生产的领头羊，而且自身的活动也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知识开发的自由度和独立性，实际成了社会生产自由拓展的制度前提。正是在此基础上，对知识开发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动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成为决定经济运动兴衰的关键性力量。劳动权益的独立性地位，因此具有了生产力意义上的保障，同时也具有了生产力意义上的战略地位。这就是经济运动中劳动权益产权化、股份化趋势的生产力背景。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中，会同时出现劳动产权的经济形态。

由此，我们也明确了现代经济的两个特点：1、依靠劳动的独立性支撑的劳动产权，基本是创造性劳动、开发性劳动、脑力劳动的权益体现。它是知识创新机制中的利益支点，是新经济秩序的权益基石。

2、物质生产由此分裂为内涵不同机制不同的两大类生产。一类是知识生产体系。它包括科技开发，基础理论研究，航天探险等。生产侧重于对自然属性的认识和经济开发；一类是知识应用体系。这主要指我们日常所见的工农业生产等。生产侧重于提供我们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使用价值。财富由此也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知识财富；一类是物质财富。知识财富是物质财富形成的前提。

知识财富的价值最终由它对物质财富形成的作用力所决定，而不是取决于它的开发费用。因为知识的效用进步意味着社会效用平台的提升，它所产生的价值增长不是一时的开发费用所能代表的。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到，这种巨大的价值投入产出差，导致社会生产必然由传统生产转向知识生产，生产方式由价值增长为主转向使用价值增长为主。

现在我们着重分析这种导致劳动产权的生产形态。由于知识通过效用广泛作用于社会而取得回报，所以知识更新的经济机制是社会性的赢利行为。好比一座大桥的建设，建桥利润回报是其次，主要着眼点是在大桥产生的社会效益上。有了后者，前者自然有保障。所以科技工作者个人乃至科技企业的价值定位，只不过是社会效益机制的附属与分支，是知识效益大分配中的一个小环节。当劳动产权凭借劳动效果取得经济利益时，它实际是将个别效果与整体效果、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联在了一起。换句话说，以劳动产权支撑的局部利益，追求的是符合社会利益条件下的局部劳动实现。在劳动产权看来，一切不符合社会利益的局部利益，都是伪利益。效益增殖追求的“双赢”或“多赢”。这与资本机制有本质区别。资本机制的特征是一切资源服从局部利益，对于资本利益而言，约束了局部利益的社会效益是不值得支持与顾忌的。所以当市场上某产品供不应求时，资本生产反而敢提价要挟。科技成果反而成了知识垄断的本钱。资本机制只能坚守“单赢”的准则。

因为社会生产机制分成了两大类，所以生产方式也是两类。一类是依靠局部生产增殖的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资本生产机制；一类是依靠社会效益投入产出差所形成的剩余使用价值生产方式。也可以称作是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后者的生产机制，是通过对新知识的运用，提高生产效能，导致社会财富增加。由此财富增加的途径可以说是从两方面实现：一是企业利润因市场迅速扩张而增长。但这种财富增长更多的是表现为社会财富通过市场交换的分配转移，对社会整体而言，相当大部分是一种伪增长。企业本身的剩余劳动积累是缓慢递增的；二是宏观效益体系因局部效用改进而获得的使用价值递增。这是社会财富增长的主体。因为它影响的是社会平均的生产效能，无形中就增加了社会财富。

还是以建大桥为例说明后一种财富增长方式的情况。我们分两步来考察，第一步，建大桥的利润之所以能够实现，不是因为它花费了劳动和物资，本能的需要补偿；不是因为它做了广告和公关，而是它的巨大社会效益保证了局部劳动的实现。就这个意义而言，社会生产所有的利润都是必须依托效用才能存在。只有效用增长，利润才可能得到真正增长，效用是决定利润有多少和能否实现的前提；第二步，大桥效用对两岸的经济效用影响是连锁反应和全方位的。费用投入与效用提升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线性相关。费用投入对效用产生的是点的影响，而点效用提升对社会效用体系产生的是面的影响，所以二者之间的效益关系用价值反映的话，是指数型跳跃递增的关系。这种指数型增长如何实现？增发货币。因为实物财富经过效用放大后盘子增大了，交换的媒介自然也需要增大。而这部分有实物作支撑的价值，再投入社会效用提升，又将产生更多的物质回报。这就是效用增殖机制中的财富增长方式，也是社会生产的必然发展趋势。

任何一种知识创新或技术进步，其作用都可以视作大桥的经济效用。早期的公有制

经济能够在市场机制缺乏的情况下、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快速增长，实际依靠的就是这种以效用为中介而不是以价值作中介的财富增长方式。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的道理是：生产的市场许可，只不过是社会许可的一种经济表达方式。并不是全部的经济表达方式。只要社会体系中确实稀缺某种效用，生产就可以先验的投资运作。并不需要担心市场环节的检验。社会紧急状态下的强迫性指令经济之所以能运作，也是这个原因。作为生产形态的微观基础——企业，在两种不同的生产机制要求下，其行为也产生区别。在资本增殖形态下运作，企业处于经济运动的核心地位，企业价值增长、利润增长的目标高于一切。在效用增殖形态下运作，一般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利益高于一切。企业的价值增长只有在符合社会利益的条件下才被认可。社会利益成为企业生存的首要条件。这个社会利益对企业而言，不是对企业在价值上搞“一平二调”，而是以效用创新、效用增殖的方式体现。因为作为企业，也只能以生产效用来体现自己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利益。无偿调拨不是企业的正常经营方式。

围绕效用增殖，劳动产权成为企业的基本权益动力。因为一切效用，最终都是来源于劳动效用。而劳动效用的提升，又要依托社会方方面面的效用提升后才能实现。就这个意义而言，“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各企业的劳动产权主体，在效用提升上会产生协作与竞争。因为劳动权益与劳动能力、与社会效益在本质上是互相作用不可分离的。在社会生产现阶段，局部劳动之间的效用差异、效用竞争，仍然需要通过价值表现，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的检验与推动。但这并不能表示，价值增长的目标高过效用增长。现代价值运动，总是被知识创新所左右，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实际就是效用增殖生产方式。无论是通过计划手段还是通过市场手段，资源都是服务于效用提升的。由于整个社会效用体系，其变化与进步的动力源泉来自于人，其最终的服务目标也是人。是人的效能提高，促进了一切物质与经济的进步，促成了价值运行在宏观层次上的巨大利差。而财富的积累只不过是经济周期性增长的必然衍生。由此可见，效用增殖并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日常所看到的社会基建投资，而是以人为中心的使用价值体系不断完善与提高。知识性生产是剩余使用价值生产方式由以社会基建为主走向更高层次的标志。

由于目前生产水平的落后，科技开发主要的仍在个别资本所能支持的规模内进行。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科技开发最有效的资金支持形式是资本机制，劳动产权化、股份化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进一步深化与扩张，是资本私有扩张到每一个人的表现。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劳动由资本的附属物变成劳动者自主的产权，不仅仅是提高了劳动者经济地位的问题。当社会财富不断向运用效率高的地方聚集并转化为运用者财富时，说明财富所有权（资本产权）正在反过来为财富运用权（劳动产权）服务。财富分配的立足点由资产所有权差异转向运用效率差异。这对于支撑现代经济秩序的所有权制度而言，是本质上的震撼和变革。人们凭自身的劳动能力而不是凭物的占有权来控制生产，说明物质生产正在摆脱以物控制人、以物控制效率的生产方式。这种进步的产生，不是因为社会物质财富已有极大的丰富，而是人类生产的实践正在跃过以局部效率为主体的阶段，以剩余劳动增殖财富正在被以新知识（剩余使用价值）增殖财富所取代，这是财富增长机制由量变到质变的跳跃。

在劳动产权的萌芽时期，科技劳动作为资本的附属物在跨国公司或大公司内部以研发中心的形式存在，研发利益由资本独享，此时的科技活动也是以个别的产品研发为主。劳动产权表现为企业给予科技人员的股份期权。科技成果对外运用表现为资本的属性——垄断；第二阶段，社会生产对产品的开发普遍越过对个别产品具体功能的追求局限，进入到物质属性的探讨层次，（如对光纤的开发要进入光学领域，对农业、医药的开发，要进入基因研究，对机电化工开发进入纳米层次等等），生产盈亏的范围由此就越过个别盈亏的局限，成为社会性盈亏、社会性生产。生产的重心转移到基础理论学科，此时股份期权不再是科技人员的“专利”，各行各业都会以股份形式参与创新合作。科技成果内部共享成为这一生产阶段的鲜明特征。而劳动股份则成了企业对内激励全体员工生产积极性，对外与各行业、与社会协作分工的主要权益媒介。因为是面对高科技的要求，就是资本也需要适应劳动产权的扩张。此时市场具有鲜明的效用竞争特征，资本的利润冲动，开始服从社会效益的调度。在这一阶段，全民医保与义务教育得到了在价值世界中摸爬滚打的执政者的认可与实施；第三阶段，知识创新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体，“以技控股”、“以技控资”，依靠产品质量增殖的机制成为生产的一般经营方式。依靠剩余使用价值形成剩余购买力，导致生产开发规模快速增大。知识产业对劳动的需求是无上限的，这导致失业消失。资源运用效率主宰了全球资源流向。局部利益至上的资本机制广泛社会化。这一切变化最终导致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生产权益地位弱化，因为劳动效果是不分省界、国界的，因此所有的企业经营利益最终都会社会化、公有化、国际化，而国家经济利益也因为企业利益的走向而全球化。但这种全球化不是全球利益服从某一强国集团利益的全球化，而是全球的经济活动，都服从社会平均投入产出比，服从社会平均效用这样一把控制社会财富流向的尺度，通过市场机制或者股份协调资源配置，追求劳动效果的经济利益全球共享。对财富运用效率差异上的竞争，而不是资源垄断差异上的竞争，将成为社会经济运动的主要矛盾。

就目前的技术条件而言，逻辑电路＋机械已可以胜任大部分重复性劳动的要求，生产工具的智能化，离我们并不遥远。社会大部分的人、财、物资源都在开始围绕效用开发而运作；在财富的分配链中，是科技先进者而不是资本所有者掌握着财富分配权的现象已出现。与新的生产方式相匹配，适合效用开发的劳动产权正在取代适合剩余价值积累增长的资本产权。使用价值在调动价值，人力资本对生产的重要性正在胜过货币资本的重要性。对高科技企业和跨国公司而言，资本产权的经济效率将愈来愈依靠劳动产权的支撑。

由于劳动能力的发挥在生产效率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劳动权益的扩张向两方面展开，一方面人的精神境界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条件。开发性劳动把人的因素摆到了生产的第一位，也就等于是把人的生活质量、精神境界摆到了生产效率的第一位。奉献精神不再是傻子精神，而成了劳动创造的支撑点（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衡量劳动的创造价值）。高尚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成了经济高效率增长、世界资金、人材、技术持续涌入的前提，而不是结果。另一方面由于人自身的生产过程还是一个物质上自我维持的过程，这是物质财富匮乏在人类社会中占有的最后一块领地，也是困缚人们创造自由度的物质锁链。所以在知识性生产中，企业利益最终落实为局部劳动者个人利益而不是资本家个人利益。企业动力最终来源于劳动者的私人物质利益追求，而企业协作的最终障碍也来源于劳动者对私人利益的保护。效率的障碍与动力集于一体，使得劳动者个人利益成为知识性生产的矛盾运动中心。当物质财富的丰富达到社会有能力包揽个人生活基本物资耗费的情况下，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劳动的创造自由度才能突破个人利益这一最终的物质利益障碍而达到一个新境界。当然，这也是生产效率的又一个新阶段。但在此阶段到来之前，个人利益的经济争夺与精神高尚的社会引导构成了劳动进步不可分离的两个侧面。并推动着劳动产权进化。

一切生产效用开发，最终都归结为对人自身效用的开发，“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0页）。在现代生产中，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既然机器是持续重复动作的工具，那么人的重复性劳动不就等于是人格化的机器？我们实际正处于机器生产的蛮荒时代。如果核聚变控制成功，就会出现几乎是无穷尽的能量支持几乎是不知疲倦的智能化机器生产，物质财富滚滚而来的情况。那时劳动权益的生产主体地位将会体现得更加明显。一部生产进步史，同时也

是人自身的社会解放史。借助劳动产权，我们实际离共产主义更近而不是更远。公有制经济本质上是依靠效用增殖的经济。只有效用开发的社会性才能体现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性。围绕现实的社会效用需求来制定生产中的人、财、物分配计划，是早期公有制经济的普遍特征。与此相适应的价值运动成为遍及整个社会的价值分配律。由上至下的按计划分配价值，显然不适合依靠自主劳动效率取得财富分配权的劳动产权。因此劳动产权化可以看作是公有制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社会生产计划化的新表现。另一方面，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造成以重复性劳动为主、以个别开发产品为主的生产企业，在我国社会生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种生产力水平更适合的是资本产权推动。也就是说，社会生产由资本产权推动发展到劳动产权推动，还有一个生产力基础的提升过程。所以当我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面对着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决策者面临的实际局面，是既要大力发展劳动产权机制，又要承认和发展资本产权机制的双重任务。而不是一刀切，以一种机制去否定另一种机制。通俗的说，就是不能以解决人们温饱为理由，去否定大飞机的制造；不能以价值竞争为理由，去否定社会化大协作。

在公有制现实环境中，尽管学术界没有明确劳动产权的概念，但在实践中已不自觉的按劳动产权的法则去解决发展问题，不过这种解决显得含糊和不完整。农民对土地的承包，实际确立的就是农民的劳动产权。农民凭劳动致富与企业法人凭经营效率致富本质上没什么两样。农民凭借劳动产权组成股份制合作社，不仅仅意味着土地运用权的入股，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凭借独立的运用产权以劳动预期收益的方式（期权）向国家的农科系统入股，向自身产品的供销系统入股，向农机系统入股等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竞争力强大的农业生产创新机制。通过劳动股份作利益纽带，宏观功能系统不再是政府的行政部门，而是有责任对微观生产建立服务体系的社会经济单位。既能与社会的功能系统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与协调，又能将自主的劳动能力张扬到极致。这才显示出了劳动产权的威力所在。

在国企的股份制改造中，劳动产权股是核心股。因为唯有这一股反映了劳动的生产效用地位，并以效用的形式体现了劳动的社会性。局部生产利益正是通过劳动产权股与社会整体利益相生相灭，不可分割，从而能反映企业资产的公有性质。同时它又是支撑知识开发与应用的权益机制，从而有能力引导企业的发展。

国企劳动产权的权益主体是职代会。而劳动产权化的体现就是赋予职工一定数量的劳动股。所谓劳动股就是股份本身只代表劳动能力与贡献，而不代表具体财产，但在企业年终分配时要按股份分红。表面看这只是把生产成果分配比例化而已。但这种比例化实际反映的是承认不承认劳动的独立增殖能力的问题，它将企业经营目标由资本效率、局部效率引向了劳动效率、社会效率，围绕新的效率目标形成新的责、权、利统一体。从企业内部建立了以生产效果为依据的利益分配模式。（它将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社会利益联在了一起）。为企业之间的科技攻关按效果分配理顺了利益动力机制。在这种生产体制中，每个劳动者既是某企业的职工，通过劳动效用的中介又是整个社会科研体系中的职工。由于各个企业之间劳动股会本能的寻求协作，（在提升效用利益上的一致性，导致劳动之间必然寻求合作），使得每个国企既是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又成为社会科研体系中的分支。劳动效果所具有的社会性，被劳动产权这一生产的社会性资源配置机制所保障，这就形成了一个高效的社会网络型的知识创新体制。

因为劳动产权是建立在劳动效用基础之上的，所以它是在社会价值运动中对价值约束关系的挣脱，反过来它又引导社会价值的走向。所以没有劳动产权，是资本机制玩社会，而有了劳动产权，是社会机制玩资本。只有生产中的私有资本广泛社会化了，劳动产权才会逐步脱去股份化的外衣。

在劳动产权股的权益支持下，职代会对经营者（法人代表）的监督权、议事权、决策参与权等等就有了经济依据。企业实行“鞍钢宪法”就有了经济权益上的支撑。国有资产运用外有审计、税务、财政等部门的监督，内有职代会的利益主体监控，无论是否有外资参股，也已经有能力提高国资使用效率和堵塞流失渠道了。就这个意义而言，劳动产权股实际是社会主义经济责任的微观基础。

由此，对国企改革有如下认识：

1、省、地、市党委系统应成立国企部，直接管理国企党委工作。企业党委工作的重点是对职代会组织与运作的规范、支持和引导。因为国企使用的是全民资产，它的社会性在生产机制上由劳动产权机制体现；在文化上由党的政治先进性体现。这二者都需要党委参与对劳动产权主体的培育工作。

2、为追求劳动产权股的收益，国企自然要去追求劳动效果，要在科技攻关上追求股份合作，这就为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型科技创新机制、形成跨国经营准备了内在条件。企业重大决策由党委、职代会、经理人三方审议。并欢迎民营资本或外资合作。

3、在公有制条件下，政企分开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措施，它还是一个生产力的成长过程。劳动愈落后，愈服从，国企对政府（国资的人）的依赖自然就越大；劳动在先进生产条件的支撑下愈独立自主，国企对政府的依赖自然就减少。政府的经济利益与企业的经济利益之间会形成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监督（在维护社会利益上的彼此监督与制约）的关系。

4、职代会的领导既靠职工民选，也不排除党委推荐。如果一个国企的职代会一再导致人心涣散，生产滑坡，那就由其在市场机制中破产好了。但一般来说，能正常发挥竞争力的职代会还是多数。

5、国企的职能是多方面的。在生产机制上它是一个知识创新主体；同时又是社会意志在经济领域的支撑点；是市场经济秩序公正的基石。同时它又是先进生产关系、先进文化的社会基础。国企能够在市场竞争中站住脚，从根本上说，一是靠劳动产权支持的科技进步；二是靠公有制提供社会的支持环境；三是效用增殖机制的保障。这三者在现实生活中实际是相互配合不可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