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证明范文

产权证明篇1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下列期限届满未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

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尚未建成房屋的，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

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已竣工房屋的，自合同订立之日起90日。

产权证明篇2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王某的领取安置房产权证之前能否转让该房。

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六）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诉讼中，王某据此主张讼争房屋转让合同无效。实务中，也有不少当事人和部分法官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房屋权属证书等于房屋产权证，未领取产权证的房屋不得转让。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上述法律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证进入市场交易的房地产产权清晰合法，避免来源不明、权属不清的房地产进入市场后，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国家管理和监督。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房屋权属证书等于房屋产权证的结论。房屋产权证并不是惟一能够证明房屋产权清晰合法的证书。房屋权属证书包括产权证以及产权证以外的国家有权部门出具的房屋产权证明、房屋使用权证、房屋销售许可证、房屋产权审核单（此单广泛用于城市拆迁开始阶段，由房管部门出具给拆迁公司，以便后者及时了解被拆房屋的权属，提高拆迁工作效率，减少纷争）等一切证件、证明材料。一个最有代表性、普遍性的例子，就是在城市商品房开发建设过程中，开发商在申请预售商品房时，房管部门只依法审查核发待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开发商取得许可证后就可以合法出售房屋了，房管部门并不发给开发商相应的产权证，不把领取产权证作为出售商品房的前提条件。在商品房预售的情况下，由于商品房尚未建成，也不可能产生商品房的物权登记。此时，房管部门核发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不仅证明开发商出售房屋的合法性，也证明了出售房屋的权属，起到临时产权证的作用，成为房屋权属证书的一种。由于开发商没有每套商品房的产权证，为了交易所需，房管部门遂向开发商出具每套房屋的产权证明单，开发商与购房者结算后，将此单转交给后者，后者凭此单在完税后向房管部门申请领取产权证。因此，对于购房者而言，产权证明单也起到临时产权证的作用，与购房合同一起共同证明待领证房屋的权属，也成为房屋权属证书的一种。

房管部门、开发商及购房者在行政管理和市场交易中逐步形成的用产权证明单临时代替产权证的操作程序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临时的产权证明单有着正式的产权证不可替代的优点：减少交易环节，节约交易成本，实现优质高效的行政服务，维护法律文书的权威。因为开发商在其开发的商品房经验收合格后随即要交付购房者，购房者立即就会领取产权证，其间的时间差极短，如果机械地要求开发商先领取每套商品房的产权证，势必造成随后各购房者再过户领取新证，原证因此而作废。这必然增加当事人的交易成本，延长交易时间，也大大增加房管部门的工作量。对开发商而言，刚刚领取的产权证随之又作废，完全是不必要的浪费，最终此费用会转嫁到购房者身上，无谓地增加购房者的负担，有百害而无益。反之，产权证明单既具有临时产权证的作用，保证交易的合法性，又大大简化了行政程序，使交易变得便捷、安全，因而为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践行。

产权证明篇3

内容提要: 专利侵权领域的证明责任分配已成为学界和实务的焦点和难点之一，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举证责任的整体研究并不多见。要产生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至少须满足侵权人的过错、侵害专利权的事实、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四个要件。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原告应当对创设请求权基础的法律规范的事实要件承担证明责任，而被告对权利妨碍、权利消灭和权利受制规范的事实要件承担证明责任。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各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应根据专利权及专利侵权的特点，依据《专利法》等实体法的规定具体确定。

在民事实体法领域，实体法规范既是行为规范，也是裁判规范，因此，举证责任分配及要件事实理论已愈来愈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1]审判实务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对于判决结论所构成的影响毋庸置疑。具体到专利侵权领域，证明责任的分配成为诉讼争点的典型案件也日益增多，[2]学界也多有研究。但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3]对于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举证责任的整体研究并不多见。虽然也有人对专利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作了一定的研究，[4]但其研究较为简略。而且，随着《专利法》的多次修改、《侵权责任法》的出台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跟进，结合立法及司法实践的变化对此作出深入研究已日显必要。

一、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之剖析

《专利法》第七章“专利权的保护”中并没有像《著作权法》第47条一样具体列举侵权行为的类型和法律效果，并未对专利侵权责任及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作出规定。《专利法》只是在第60条规定“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该条只是规定了专利侵权的定义，并未对专利侵权的法律效果做出完整规定，属于不完全性规范。[5]因此，只能利用一般法与特别法关系的法理，依据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作出解读，对其加以补充解释。其中，2010年实施的《侵权责任法》是最为重要的法律规范之一。[6]

《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该条第2款规定的“民事权益”中明确列举了“专利权”。据此，专利侵权当属于《侵权责任法》的涵盖范围。关于侵权责任的构成，《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7条分别规定了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依《侵权责任法》第7条的规定，无过错责任要求法定，要对某一案件适用无过错责任，必须是《侵权责任法》或者单行法明确规定该类案件不以过错为承担责任的要件。[7]综观《专利法》，并未有规范规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为无过错责任，据此，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当为《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的过错责任。[8]

《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2款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过错推定亦要求法定。《专利法》也没有如同《日本专利法》第103条一样规定过错推定，[9]因此也不能认为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中的过错要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结合《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规定，专利侵权责任应具备过错、权益侵害(侵权行为)、过错与权益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无论是《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还是《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都没有涉及损害要件，这主要是照顾到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侵权责任”还包括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等预防性侵权责任方式。在《侵权责任法》中，损害要件规定在第16条、第19条和第22条等条文中。[10]《专利法》第65条规定的“侵权赔偿数额确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损害这一要件。

结合上述分析，要产生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至少须满足以下要件:(1)侵权人的过错;(2)侵害专利权的事实(即，未经许可实施专利;《专利法》第11条、第60条);(3)损害事实;(4)因果关系。须指出的是，关于因果关系，由于《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和《侵权责任法》第6条都未涉及损害的问题，因此，该因果关系究竟指过错与侵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是仅指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条文本身并不明确。[11]学说上一般认为，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因果关系要件，指的是损害事实与侵权行为(加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12]

当然，被诉侵权人也拥有各种抗辩的可能。其中，《侵权责任法》第三章及《专利法》都作了相关规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抗辩:(1)专利权终止的抗辩(《专利法》第五章);(2)合法性抗辩(主要包括许可实施、强制许可实施、《专利法》第69条规定的不视为侵权之情形、《专利法》第70条规定的合法产品来源抗辩等);(3)保护范围抗辩(《专利法》第59条);(4)现有技术抗辩(《专利法》第62条);(5)专利无效抗辩(《专利法》第47条);(6)方法不同的抗辩(《专利法》第61条);(7)诉讼时效抗辩(《专利法》第68条)。

二、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各要件事实之举证责任

上述要件及抗辩事由的证明责任[13]如何分配，关涉专利权人的利益实现和诉讼各方利益的衡平问题。[14]该问题的澄清，对实体法的适用构成重要的影响，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按照举证责任分配所适用的一般性原则，即“有利性原则”，每个当事人都须为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规范的要件事实要件承担证明责任。因此，原告应当对创设请求权基础的法律规范的事实要件承担证明责任，而被告对权利妨碍、权利消灭和权利受制规范的事实要件承担证明责任。[1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2条也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该基本原理，结合《专利法》、《证据规定》、《侵权责任法》等规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各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应当做如下分配:

(一)过错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

如前所述，我国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并未采纳过错推定，因此，该要件原则上应当由专利权人举证证明。但是，由于作为专利权对象的发明等，多为技术信息，专利权人无法像通常的有体物所有权一样实施占有等物理管理，专利权受侵害时要证明侵权人的过失相当困难。不仅如此，专利权的存在及其内容，都可以通过专利公开制度获得，而实施专利的人多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因此，为救济专利权人，日本等国家直接规定其为过错推定，推定侵权人存在过错。[16]考虑到专利权及专利侵权的特点，我国亦可以在将来的法律中明确专利侵权的过错推定。因《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2款规定了过错推定应遵循法定原则，目前要在专利侵权中采纳过错推定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具有极大的法律障碍。从目前的规范依据来看，可以适当扩张《证据规定》第7条规定的精神，在具体案件中根据案情酌情考虑举证责任倒置。即“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二)专利权侵害事实要件的举证责任

此即未经许可实施专利这一事实的证明责任问题。原则上，该要件也应当由专利权人举证证明。但因“未经许可”属于消极要件事实，理论上言，专利权人难以提出“无”之证据，故其无须举证;若他方当事人以“有”为抗辩，即以“存在许可”为抗辩，则应视为积极事实之主张，而使其负举证责任。[17]因此，专利权人就该事实要件的举证，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举证证明自己为专利权人;二是举证证明对方实施专利的行为侵害了专利权。

要证明自己为专利权人，需要证明就特定的发明存在专利、其专利权人为原告自己。通常可以以专利授权证书等加以证明。另外，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专利若干问题解释》)第1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因此，专利权人还负有证明其权利要求的证明责任。

举证证明对方实施专利。《专利法》第11条规定了“不得实施其专利”的含义，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适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就此等事实，专利权人负有举证责任，即证明被告的某一行为符合该条规定的实施行为。以产品方面为例，原告应当举证证明被告实施了某产品的制造、销售等行为，该产品落入所争议的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之内。若严格按照《专利法》第11条的规定，专利权人还负有证明对方以“以生产经营目的”实施专利。对此，有学者也提出，非以生产经营目的实施专利，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属于例外情形，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应当是将其作为违法阻却事由对待，即作为权利发生障碍事由对待，由侵权人来证明其实施行为非以生产经营为目的，这样更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18]

举证证明对方的实施行为侵害了其专利权。根据《专利若干问题解释》第7条的规定，要判定是否构成侵权，应当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该要件事实，属于创设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规范上的积极要件事实，应当由专利权人负担证明责任。当然，若侵权人抗辩，则应当由其证明未落入保护范围。

当然，关于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专利法》第61条作了特别规定。其中，新产品制造方法的专利侵权纠纷，第61条第1款吸收《证据规定》第4条的规定，规定了证明责任倒置。该款规定:“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的，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这也符合TRIPs协议的最低要求。但是，该条规定的证明责任倒置，也只是部分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倒置，而且设有前置条件。据该款规定，要令侵权人承担证明责任，专利权人应当首先证明两点:(1)利用该专利生产的产品为新产品;(2)被告生产的产品与该新产品为同样的产品。当然，因“新产品”的界定存在争议，专利权人要证明其产品为新产品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因此有学者建议我国修改法律时采纳美国等国家的立法思路，直接采用TRIPs34条1(b)的规定。[19]

(三)损害事实要件及因果关系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

损害数额的确定，与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相关。前者涉及损害事实及其评价，后者涉及相当因果关系等损害赔偿范围理论。因此，此处一并讨论。依侵权责任的一般原理，原则上，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都应当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但因专利侵权损害数额的确定，具有其特殊性，《专利法》第65条规定了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依该条规定，损失额的确定有四种方法:(1)实际损失标准;(2)获利标准;(3)许可使用费标准;(4)法院酌定标准。

实际损失标准，即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若原告请求按照实际损失赔偿，应当对创设请求权基础的法律规范的事实要件承担证明责任，即应当举证证明:(1)实际损失;(2)所受损失因被侵权而引起，即侵权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要证明与侵权行为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的损害赔偿范围究竟为何。

但与有体物的侵害不同，专利侵害所要考虑的通过实施专利生产、销售的产品市场，因此，侵权人的经营能力、是否存在替代产品等都与专利人的损失之间也具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要证明与专利侵权行为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的损害赔偿范围，其举证相当困难。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专利问题若干规定”)第20条第2款规定了变通的计算方法，即“根据专利权人的专利产品因侵权所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权利人销售量减少的总数难以确定的，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之积可以视为权利人因被侵权受到的损失。”据此，专利权人所要承担的举证责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其减少的产品总数、产品的合理利润;或(2)侵权产品的销售总数、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就第一种情形言，对专利权人来说，就侵权产品中专利发挥了多大的贡献、侵权产品的销售与专利权人的销售额减少之间的因果关系、侵权人的获益等相当因果关系上的各要件事实，专利权人无须证明，只要就其自身熟知的产品减少数与合理利润做出证明即可，显然缓和了损害额确定上的证明责任。就第二种情形而言，较之相当因果关系的证明，其证明也相对容易。但是，此处“获得的利益”，究竟指毛获利还是纯获利，素有争议。日本判例中多主张纯获利，但最近学说批评较多。该学说认为，该计算方法原本是为了缓和专利权人的举证责任而设，若将其理解为纯获利，要让专利权人证明侵权人的成本等经费问题，也是相当地困难，会变相地使得制度的目的无法实现。因此，目前有不少学说支持其为毛获利。[20]从制度目的而言，我国的相应规定也可以做同样理解。但是，《专利问题若干规定》第20条第3款规定了一般按照“营利利润计算”，除非是“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这实际上又加大了专利权人的举证难度，营业利润属于侵权人一方的内部信息，如何举证，具有相当大的困难，而要请求“销售利润”，得证明“完全以侵权为业”。因此，依制度目的此处规定有再考量之必要。

《专利法》第65条也就规定了其他三种方法，也缓和了专利权人在相当因果关系上的举证责任。当然，依举证责任的一般法理和《专利法》第65条规定的“难以确定”这一要件，若侵权人证明了专利权人的实际损失，当不得适用这三种方法。因此，获利标准的证明责任问题，已如前述。关于许可使用费标准，专利权人应当证明专利使用许可费的存在、性质、范围、时间等，以供法院判断合理的倍数(《专利问题若干规定》第21条)。法院酌定标准，因属于法院职权，无须专利权人举证，其只要证明损害事实存在即可。当然，对于侵权人而言，其可以通过证明其他计算方法得以确定赔偿额而不适用法院酌定标准。

另外，《专利法》第65条还规定了“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因此，权利人要请求该赔偿，当证明:(1)发生了此等费用;(2)此等费用乃是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3)该费用为合理。

(四)抗辩事由的证明责任

《专利法》第62条规定的现有技术抗辩、第70条规定的合法来源抗辩以及侵权人针对专利权人的上述各要件事实的主张所做的抗辩，负有举证责任。此等毋庸多说，不赘述。

三、结语

自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离以来，再加之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学的学科分离趋势，法律部门及学科之间的交流也日趋渐远，这不仅造成了学理上的“盲区”，对于司法实践也是极端不利。而专利侵权领域的举证责任分配，涉及专利侵权责任的要件事实理论，衔接了《侵权责任法》、《专利法》等实体法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性规定，是专利侵权纠纷领域的交叉问题之一。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试图在法学学科内部重新交流融合上作出一定的尝试，以实现法律规范之间的体系性和谐。在这一体系性整合过程中，各制度内在的特点值得关注。具体到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各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应根据专利权及专利侵权的特点，依据《专利法》等实体法的规定具体确定。

注释:

[1]段文波:《裁判逻辑与实体法秩序之维护——要件事实论纲》，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徐青森、丁相顺:《要件事实与实务养成模式比较》，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9期;罗筱琦:《证明责任分配与要件事实理论》，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9期。

[2]例如，“张喜田与石家庄制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石家庄制药集团华盛制药有限公司、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石家庄)有限公司、吉林省玉顺堂药业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年第10期)中，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是否正确，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当时的《专利法》第57条(现第61条)作出了说理和判断。

[3]刘红兵、卢山:《方法专利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载《知识产权》2007年第5期;符启林、宋敏:《方法专利侵权举证责任倒置适用条件之研究》，载《电子知识产权》2008年第4期。

[4]李小伟:《略论专利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载《知识产权》1994年第4期。

[5]虽然该条规定中也出现了“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的表述，但从整个条文来看，其更多地是规定专利侵权纠纷解决的程序;而且，即使结合《专利法》第11条，也无法构成一个完全性的规范。《专利法》本身的规范很难构成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停止侵害请求权发生依据的规范。

[6]当然，《民法通则》第118条规定的侵害知识产权的民事责任，也是专利侵权相关的重要法律规范之一，但因该条只是列举了知识产权侵害得以请求的民事责任方式，并未规定构成要件，很难构成完整的请求权规范基础。

[7]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8]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素有争议。曾有学者主张其为无过错责任，但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其应当是过错责任，参见陶鑫良、袁真富:《知识产权法总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页以下。当然，关于停止侵害请求权，《专利法》第60条规定的“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规定了停止侵害请求权的无过错责任。

[9]［日］牧野利秋:《特許権侵害訴訟における差止請求及び損害賠償請求の要件事実》，载牧野利秋、飯村敏明編:《新·裁判実務大系4知的財産関係訴訟法》，青林書院2006年版，第70頁。

[10]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关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素有三要件说和四要件说之争，但我们认为，学说争议应当从法条的文义解释入手，若严格依《侵权责任法》第6条的规定，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只能是“过错、权益侵害(侵权行为)、因果关系”三个要件，并不涉及损害事实、违法性等要件。

[11]周江洪:《日本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述评》，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8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页。

[12]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68页;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13]本文不刻意区分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严格意义上言，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存在区别，证明责任包含了客观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双重含义。但与民事诉讼法学界的观点不同，我国的司法解释以及《侵权责任法》等规定均使用“举证责任”的概念(参见周翠:《＜侵权责任法＞体系下的证明责任倒置与减轻规范》，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5期)。

[14]魏玮:《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9期。

[15]周翠:《＜侵权责任法＞体系下的证明责任倒置与减轻规范》，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5期。

[16]［日］金井高志:《民法でみる知的财产法》，日本评论社2008年版，第208页。

[17]杨剑、窦玉梅:《论消极要件事实的证明》，载《法律适用》2007年第7期。

[18]［日］牧野利秋:《特许権侵害诉讼における差止请求及び损害赔偿请求の要件事実》，载牧野利秋、饭村敏明编:《新·裁判実务大系4知的财产関系诉讼法》，青林书院2006年版，第58页。

[19]符启林、宋敏:《方法专利侵权举证责任倒置适用条件之研究》，载《电子知识产权》2008年第4期。

[20]［日］金井高志:《民法でみる知的财产法》，日本评论社2008年版，第205页。

产权证明篇4

要：

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类案件中证据的提交、质证、认证工作在审判程序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尤其是知识产权案件的证据，由于这类案件标的具有不同于其他案件的特点，因此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对各类证据的提交就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下面笔者针对侵犯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包括软件著作权）这三类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原告应提交哪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谈一些看法。

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类案件中证据的提交、质证、认证工作在审判程序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尤其是知识产权案件的证据，由于这类案件标的具有不同于其他案件的特点，因此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对各类证据的提交就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下面笔者针对侵犯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包括软件著作权）这三类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原告应提交哪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谈一些看法。

一、关于原告提交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证据的原则。

在民事诉讼中，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由于客体的不同，可以将民事案件分为若干类，而各类不同民事案件中的证据又与该类案件的自身特点紧密联系，因此，要正确把握各类案件中证据的使用方法不仅要了解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意义上证据的特点，也要了解该证据是在哪一类案件中应用以及该类案件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准确把握该类案件对证据的特殊要求。

与有形财产权的客体不同，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无形的智力成果，它具有以下五个特点：1.大多数知识产权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其中人身权主要指署名权、名誉权，而财产权主要体现在所有人自己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从而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2.由特定机构依法律程序授权或确认。如经审查后专利局授予申请人专利权，商标局核准申请人申请注册的商标，以及人民法院依法确认的著作权等。3.独占性或排他性。大多数知识产权是由法律赋予的一种独占性权利，未经权利人的许可，他人不得擅自使用，否则将构成对权利人的侵害。4.地域性。知识产权是国内法，在一国获得的知识产权只有在该国范围内受到法律保护，除本国加入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外，任何国家都不承认其他国家或国际机构授予的知识产权。5.时间性。知识产权都有法定的保护期限，一旦保护期限届满，权利就将终止。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当事人在提交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证据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1.

一般情况下，无形的权利客体需以有形的载体体现出来，使法官能够了解该权利的内容和适用范围。如侵犯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案件中当事人须提交专利授权文本、商标注册证、原创作品文本或计算机软件的源程序等。

2.与上一原则相关联的是当事人就技术问题进行举证时应当尽量避免提交证人证言类证据。证人证言因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可变性较大，尤其在使用证人证言对技术性问题进行描述时，就难以达到准确、专业、全面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对这类问题进行认定时证人证言一般不宜采用，但双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的证人证言除外。与证人证言相比，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则具有内容明确、具体，证明对象与证据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清楚，当事人双方在证据的真实性方面争议较少，易于认定和把握的特点。因此在知识产权纠纷，尤其是在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对被告实施侵权行为进行举证时应提交符合法律规定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以便于法庭将侵权物与权利保护范围进行对比。

同时，在使用上述证据时，应注意对一些新类型的特殊证据的认定问题。譬如，目前网络日益深入人们的生活，电子邮件是否可以作为证据提交法院的问题日渐突出。由于电子邮件没有改变以文字、图形记载表明案件事实的本质，仅是在载体上发生了变化，故仍属于书证的范畴。对电子邮件作为证据进行审查时应考虑到，电子邮件界面所反映的收发邮件的地址并不能完全真实地表明该邮件是否为该地址的真正注册人收发（尽管在技术上可以确认邮件确实是从该地址发出的），因此在对方当事人否认电子邮件证据真实性，并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电子邮件不能单独地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应当有其他直接或间接证据相互佐证，配合使用。

3.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当事人不仅需要提交自己享有何种权利的证据，还应提交该权利现处于何种状态即是否还在保护期内的证据。对于外国民事主体作为原告向中国法院要求保护其知识产权的，还应当提交其在中国可以获得该知识产权保护的证据。如专利权人须提交最近一次缴纳年费的收据，要求给与保护的注册商标如已经超过有效期的应说明该商标是否办理了续展手续等，以便法官据此确定权利受到保护的期间。

4.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原告在时应当提交被告有侵犯其知识产权行为的直接证据，至少是间接证据，否则将承担败诉的风险。所谓直接证据，一般是指被控侵权的物证。所谓间接证据，是指原告在不能获取侵权的直接证据即被控侵权物的情况下，至少应当提交可以使法官认为被告确有侵权行为的间接证据。如在侵犯专利权案件中，不能通过合法途径取得被控侵权产品时，可以将被告销售的与原告专利产品名称相同的被控侵权产品的发票或者买卖合同作为间接证据提交法庭，从而使法官能够据此判断出至少被告有实施侵权行为的可能。所谓“至少”主要是指其潜层含义而言，即原告在提交了上述间接证据之后，可以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证据保全申请，对侵权的直接证据予以保全。当然，如果最终判决认定被告不构成侵权，则应由原告承担因错误保全给被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但相反，如果原告在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有侵权行为，人民法院则必然不会毫无根据地进行证据保全，否则不仅会使保全错误的风险全部由人民法院承担，而且也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举证的原告自然要面临败诉的结果。

5.在给付之诉中，原告应当提交有关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由于在上述几类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均不止一种，且在两种计算方法都可以使用的情况下，应当由原告选择对其最有利的一种，并据此提交相应的证据。如专利权人可以提交其许可他人实施其专利而获得的实施许可费作为索赔的依据。在确实不能提交索赔依据的情况下，原告可以就提出该请求所考虑的主客观因素、参考的其他案例等作出说明。

由于在侵权案件中一般原告都提出一定数额的赔偿要求，因此由原告提交该数额的计算方法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做法既可以促使原告或其人在时了解有关法律规定，选择最有利于己的计算方法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而不盲目提出诉讼请求，也可以减少当事人不必要的诉讼支出，如案件受理费和律师费等。

二、在各类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交哪些证据。

结合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实践和上述举证原则，笔者就各类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举证要求分别论述。

1. 在侵犯专利权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交的证据主要有3类：

（1）权利证明。提交该证据的目的在于明确专利权的归属、权利状态、专利的有效期限，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主要包括：A、专利权证书，包括授权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该专利权如经历无效或撤销程序，且对专利文件进行了变更的，应当提交相应的行政审查决定。B、最近一次缴纳年费的收据。C、专利独占实施许可权人与专利权人作为共同原告一同提起侵权诉讼的，还应当提交独占实施许可合同。专利权人与专利独占实施许可权人一般情况下无须提交其专利产品。

（2）被告实施侵犯其专利权行为的证据。提交该证据的目的在于证明被告实施了侵犯原告专利权的行为，是判令被告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的事实依据。

主要包括：A、被告生产的被控侵权产品，即侵权行为的直接证据。对该产品的取得方式和过程最好进行公证，并将侵权产品交由公证处封存备查。B、如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被控侵权产品，则可以先提供诸如被告在报刊上刊登的销售其产品的广告，与他人签订的买卖合同等间接证据，再以其他方式获得侵权的直接证据。C、被控侵权产品的销售和使用者明知该产品是侵权产品而仍然进行销售和使用的证据。D、原告就被控侵权产品与原告专利权利要求书进行的对比，说明其技术特征如何落入了原告专利的保护范围，从而构成对原告专利权的侵犯。

（3）赔偿损失的依据。提交该证据的目的在于以侵权事实为依据，以专利法及其相关法规规定的侵权法律责任承担为原则，说明原告提出赔偿经济损失具体数额的计算方法或考虑的主要因素，使法庭注意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性。

主要包括：A、依照1992年12月31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确立的三原则进行计算的方法和结果。B、原告认为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的其它因素。

2. 在侵犯商标权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交的证据为3类：

（1）权利证明。提交该类证据的目的在于证明商标权的归属，受保护的是何种类型的商标，是否为驰名商标，从而确定该商标权的保护范围。

主要包括：A、商标注册证（如指定颜色的须提交商标注册证的原件）及续展手续。B、驰名商标认证书。

（2）被告实施侵犯其商标权行为的证据。提交该类证据的目的在于确认被告以何种形式侵犯原告的商标权，侵权行为发生的范围等。

主要包括：被告生产的被控侵权产品（同样最好经公证取得）及销售发票、买卖合同、视听资料等。需要注意的是，在侵犯商标权案件中，由于商标的保护范围不仅包括构成该商标的文字、图形，也包括文字的发音、字形、图形的含义等，故在原告不能获得被控侵权产品时，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发票、合同也可以作为直接证据使用。譬如原告是一家生产休闲食品的厂家，注册了“同享”文字商标，如果原告发现某同样生产休闲食品的厂家在其与他人签订的买卖合同中，将自己生产的产品称为“同享牌”或“同想牌”时，就可以以此合同为直接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而不必必须获得被告的侵权产品。

（3）赔偿损失的依据。

主要包括：A、原告为宣传自己注册的商标支付的广告费用，以间接证明被告非法获利的程度。B、依照1985年11月6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犯商标专用权如何计算损失赔偿额和侵权期间问题的批复》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执行〈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若干问题的通知》中确定的赔偿原则，进行计算的过程和结果。

3.在侵犯著作权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交的证据主要有3类：

（1）权利证明。提交该类证据的目的在于证明著作权的归属、该作品是否已进入公有领域、该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权利的性质和范围等。

主要包括：A、著作权登记证书。尽管我国著作权法并不要求必须以著作权登记证书作为权利证明的依据，但提交著作权登记证书是一种最简洁、最有效的证明权利方式，在《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更是规定，向软件登记管理机构办理软件著作权的登记是根据本条例提出软件权利纠纷行政处理或者诉讼的前提。B、原告主张权利的作品首次发表时，登载该作品的书证、视听资料等，如报刊杂志、录音、录像制品。C、原创作品的证明。如摄影作品的底片、计算机软件的源程序等。D、在侵犯专有出版权案件中，原告应提交专有出版权涉及作品的作者给予原告的授权。

（2）被告实施侵犯其著作权行为的证据。提交该类证据的目的在于证明被告开始实施侵权行为的时间，侵权行为的方式，实施侵权行为所达到的程度，如侵权出版物的发行量、印刷次数等。

主要包括：A、被控侵权出版物，包括书籍、报刊、宣传画册、挂历。B、载有侵权作品的其他载体，如户外广告、向公众散发的印刷品、载有侵权作品的其他有形产品、商品说明书等。同时原告在提交上述证据时应当说明该侵权作品是以何种形式侵犯原告著作权的，如复制、抄袭、未经许可改编等。

（3）赔偿损失的依据。

由于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尚未专门就其反著作权纠纷案件下发司法解释，故现行的一般做法是参照《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报刊转载、摘编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等规定中有关支付稿酬的办法以及被控侵权出版物的版税，并结合案件中侵权的具体情节酌情确定赔偿数额。而在侵犯软件著作权案件中，更是无法对软件的开发创作制作出统一的付酬标准。故在这类案件中，人民法院只能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视侵权事实、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大小等情节酌情确定。因此，原告在向人民法院时，应当着重就被控侵权出版物的数量、单价、有无再版等情况提交证据。

产权证明篇5

1、没有房产证的房子是不能买卖的，没有房产证就说明没有在房管局做备案的，所以是不能买卖的。

2、房产证，即《房屋所有权证》，是国家依法保护房屋所有权的合法凭证，是指购房者通过交易，取得房屋的合法所有权，可依法对所购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的证件。

相关说明：

1、房产证包括房屋所有权证和房屋共有权证，是由不动产登记机关发放的证明房屋所有权归属的书面凭证。房屋所有者凭证管理和使用自己的房屋。

2、房产证是对特定房屋所有权归属的书面证明，并可记载特定房屋共有状况以及是否设定担保物权等状况。基于一物一权主义，房产证以一房屋一房产证为原则，即一个具有独立建筑结构与使用功能的房屋只有一个所有权。

3、房产证只能向特定房屋的所有权人发放，如房屋系共有，在房屋所有权证之外，还可向共有权人发放共有权证。房产证是登记机关在对特定房屋权属情况进行登记之后，向特定权利人发放的权属证明，房产证的内容应与登记簿的内容相一致。

产权证明篇6

l、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权利人应自土地变更实发之日起30天内到土地所在县土地管理局申请办理土地变更手续,属土地转让,需由土地转让方和受让方同时申请:

(1)、权利人变更名称、地址;

(2)、变更土地用途

(3)、变更土地权属性质

(4)、土地使用权转让,包括以土地作价入股,以土地联营合作、赠与、继承和企业被收购、兼并而使土地使用权发生转移。

2、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应提交下列材料:

(1)、《土地变更登记申请书》

(2)、原土地证

(3)、个人应提供身份证明或护照,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应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及身份证明,委托他人办理的,还应提供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明等。

(4)、企业单位变更名称、地址,需出具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机关、事业单位名称变更,需提供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批准文件,个人变更姓名的需户口所在地公安部门出具证明。

(5)、属变更土地用途、变更土地权属性质的,需出具市、县以上人民政府或土地管理局的批准文件。

(6)、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应提交经土地管理部门确认的土地资产评估报告和土地转让合同。

(7)、因企业改制处置土地,以土地联营合作,以土地作价入股的,需提交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和土地使用权处置文件或联营合同等有关材料。

(8)、继承和赠与土地的,须提交经公证机关公证的证明材料。

(9)、税务机关出具的完税证明。

(二)登记土地变更程序受理申请

l、受理人审核权利人所提交的证件材料是否真实、齐备,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需补交材料,受理人员应一次性向申请人说明清楚应补交的材料和补交期限;材料齐全又符合规定的,予以受理。

2、对所受理的材料进行编号,并给回执单。

(三)产权审核

l、初审 登记人员将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到实地调查核实,符合规定的,报股长核准。

2、审核 报局领导审核

(四)登记发证

l、按规定缴纳有关费用

2、登记人员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填写或更改土地证,加盖公章。

3、权利人凭回执、身份证明领取土地证,委托他人代领的,还应出具委托书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并复印土地证一份存档,登记颁发的土地证书号码。

(五)登记土地变更程序立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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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属登记分为:总登记、初始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他项权利登记、注销登记。房屋权利人在总登记或产权转移、变更、注销时进行登记,申请人在房屋权利原始取得时进行登记。 ①总登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权属证书进行统一的权属登记,即总登记。登记机关认为需要时,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权属证书进行验证或换证。总登记、验证或换证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规定期限前30日公告,明示总登记、换证或验证的区域、申请期限、当事人应提交的证件、受理申请的地

点等。凡列入总登记、验证或换证范围的,无论权利人以往是否取得房屋权属证书,权属状况有无变化,均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登记。

②初始登记

新建房屋,申请人应在竣工3个月内向登记机关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提交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房屋竣工验收资料等。

③转移登记

转移登记时限为30日

因房屋买卖而发生转移的,应提交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买卖合同等。 因房屋交换发生转移的,提交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交换协议等;

因房屋赠与发生转移的,提交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赠与合同等;

因继承而发生转移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应当分别提交被继承人死亡证明、权属证明书、公证书、遗产分割协议或法院的判决书、调解书、原房屋所有权证、原土地使用权证、同一顺序放弃继承权的弃权书、遗嘱或遗嘱证明;

发生国家或上级部门、企业将所有的房产划归某单位或所属下级单位、企业的划拨行为时,应提交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划拨有关文件、资料等;

房产分割,应提交原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企业法人析产的批准文件、协议、资料等,家庭析产的协议,房产分割单,契税证明等;

发生房屋权利人通过企业兼并、合作经营、以房作价入股等方式将自己的房产转移到新的或者另一企业法人单位的合并行为时,应提交原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主管部门批准文件、合同协议,以及相关的权属证明、资料等。

房屋转让应当提交与转让行为相关的各种证明文件;房屋裁决应当提交仲裁书、法院判决书。 ④变更登记

变更登记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法定名称变更,即权利人作为权利主体没有变化,只有他使用的名称发生更改;二是房屋坐落的街道、门牌号、房屋名称、房屋面积、重新翻建等情形发生变化,需要进行变更登记。权利人应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进行变更等登记,提交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公安户籍证明,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法人、组织注册登记,主管机关的有关证明文件及规划、建设部门的有关证明文件。

⑤他项权利登记

设定房屋抵押权、典权等他项权利的,权利人应在事实发生30天内申请他项权利登记。他项权利登记应当提交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抵押的主合同和抵押合同;典当房屋的典当合同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以房屋期权作为抵押物的,应提交房屋预售合同、抵押合同。 ⑥注销登记

发生房屋灭失、土地使用期限届满、他项权利终止等情况,权利人应自事实发生30日内申请注销登记,提交原房屋权属证件、他项权利证书、相关的合同协议、证明文件。

(2)登记程序

①申请人向房屋所在地的登记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填写统一的登记申请表,提交有关证件。 在登记时,法人、其他组织应使用法定名称,由法定代表人提出申请;自然人应使用身份证上的名称;直管公房由登记机关直接代为登记;共有的房屋由共有人共同申请;他项权利登记由权利人和他项权利人共同申请。

权利人、申请人是法人的应提交主管机关颁发的证件、证明,如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自然人要提交身份证、护照等;委托他人办理的,人除提交其所的权利人、申请人的有效证件外,还要提交本人的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权利人或申请人的书面委托书,委托书应予公证。如手续完备,登记机关受理登记。

②登记机关对受理的申请进行权属审核。主要是审核查阅产权档案、申请人提交的各种证件,核实房屋权来源。

③对可能有争议的申请,采用布告、报纸等形式公开征询异议,以便确认产权。

产权证明篇7

房产证的特点：

1、房产证只能由房地产主管机关发放。

2、房产证是对特定房屋所有权归属的书面证明，并可记载特定房屋共有状况、以及是否设定担保物权等状况。基于一物一权主义，房产证以一房屋一房产证为原则，即一个具有独立建筑结构与使用功能的房屋、包括区分所有的房屋，只有一个所有权，在不动产登记上只能有一项所有权登记，并且据此只能发放一个房产证。

3、房产证只能向特定房屋的所有权人发放，如房屋系共有，在房屋所有权证之外，还可向共有权人发放共有权证。

4、房产证是登记机关在对特定房屋权属情况进行登记之后，向特定权利人发放的权属证明，房产证的内容应与登记簿的内容相一致。

产权证明篇8

[内容摘要]因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引发的撤销权成立要件与因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处分财产引发的撤销权成立要件不同。认定债务人处分财产行为害及债权人债权应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低于撤销权人的债权为标准。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包括其享有的债权等财产权利。当责任财产是不可分物、撤销权人的债权数额低于该物时，应允许撤销权人对该不可分物行使撤销权。在撤销权之诉的举证责任分配上，债务人负有证明其处分财产的行为不构成对撤销权人债权侵害的义务。合同法第75条规定的一年撤销权行使期限是除斥期间。 [关键词]撤销权 要件 标准 证明责任 债权人的撤销权，又称废罢诉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为的危害债权的行为，可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i]债权人的撤销权起源于罗马法，因它是由罗马法务官保罗所创设的概念，后世许多法律都继受了它。我国《合同法》第74条、第75条对债权人的撤销权及行使期间作了明确的规定，最高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还规定了撤销权成立应具备的条件和撤销权的行使及效力。尽管撤销权制度在理论上比较清晰，但在实施中发生了一些问题。本文结合审判实践，对撤销权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撤销权成立的要件 在我国，一般将撤销权的成立条件分为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这种区分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会发现，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撤销权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引发的撤销权；一种是因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引发的撤销权。两者的成立要件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并不相同。有鉴于此，本文根据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根据撤销权的两种类型对撤销权的成立要件分别予以探讨。 （一）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引发的撤销权的成立要件 根据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据此，此种撤销权的成立要件如下： 1、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 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是撤销权行使的前提要件。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合法有效债权，才能发生债的效力，也才能将债的效力扩张至受让人。因此，无效的债权、已被消灭的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自然不能发生撤销权。[ii]但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是否已到清偿期，不影响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这是因为，撤销权不同于代位权，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目的在于保全将来的债务履行，并非请求履行，仅应注重清偿力之有无，不必问已否界清偿期，故未界清偿期之债权，其债权人亦有撤销权。[iii]简言之，撤销权行使的后果，并不是将被撤销的债权直接归属于债权人所有，而是使被撤销的债权回归债务人。当然，正是由于撤销权的行使并不以债权人的债权是到期债权为成立条件，因此，在处理撤销权纠纷时经常发生这样的问题：债权人提起撤销权诉讼后，虽然起诉时举证证明债务人资产小于债务，但诉讼中，债务人采取借用他人财物或款项的方式，以此证明其资产大于债务，以实现反驳债权人起诉的目的，由于受诉法院无法查明事实真相，不得不现有依照证据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一旦债权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债务人则将所借财物返回他人。退一步说，既使债权人的撤销权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法院撤销了债务人的处分财产行为，但由于撤销权行使的后果是使被处分的财产回归债务人，而不是偿还债权人，债务人取得财产后，仍然会以其他方式处分其财产，债权人的债权仍然不能得到保障。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现象，有的法院比照合同法有关提存的规定，采取将撤销权撤销后所涉及的财产提交法院管理的方式，以此保证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将来到期债权的实现，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商榷：一来法院管理债务人的财产没有法律依据，二来在债权人债权到期前，可能有其他债权人的债权到期并要求债务人以法院管理的财产清偿，这同样会使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iv] 我们认为，上述问题的出现，并不是撤销权制度本身所能解决的，而且撤销权制度作为债的保全制度，其功能仅在于保全债权，而不在于保证债权的终极实现。一旦债务人采取借用财产致使债权人撤销权之诉被驳回，除非债权人举证证明债务人有欺诈或恶意串通行为并提起撤销或无效之诉，否则，债权人只能坐等合同债权到期追究债务人的违约责任。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合法有效债权，是否仅限于以金钱给付为标的的债权？理论界存有争议，有 的学者主张仅限于以金钱给付为标的的债权。[v]有的则主张不限于金钱债权，非金钱债权也可以成立撤销权。[vi]我们认为，由于对于以劳务为标的的债务，如雇佣、服务、承揽等与人身密切相关的债务，无法行使撤销权，因此，在审判实践中采纳第一种主张比较妥当。 2、债务人实施了处分财产的行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 债务人所实施的处分财产的行为，主要是指放弃到期债权[vii]、无偿转让财产[viii]，以及下文所要谈及的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处分财产的行为，仅限于法律上的处分行为，[ix]并不是指事实上的处分行为，债务人对财产的改造、毁损、外部的加工变形等行为，不属于合同法第74条所规定的处分财产的行为。此外，按照大陆学者王利明先生的观点，下列处分财产的行为，虽然是法律行为，但债权人不得行使撤销权：[x]第一，债务人拒绝接受赠与、拒绝从事一定的行为而获得利益或无偿为他人提供劳务；第二，债务人从事一定的身份行为，如收养子女、抛弃继承权等；第三，债务人提供一定劳务的行为。第四，债务人在财产上设定负担的行为，如将其财产出租给他人或在财产上为他人设立用役物权。 3、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造成了财产的减少，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 债务人的财产是债权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减少其财产，无疑会使债权人债权处于不能清偿或不能及时完全清偿的境地，从根本上害及债权的实现。正如此，合同法将债务人减少财产危及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作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条件之一，但是，在具体案件中，如何判断有害于债权是一个难点。判例学说上，对此问题也存有几种不同的观点：[xi]第一，债权不能实现说。有些学者认为，所谓有害于债权是指将造成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实现。也有的学者主张只要债务人的行为造成其责任财产减少，债权人便可以提出撤销。第二，债务超过说。所谓债务超过，是指以资产为清偿的基础，如果债务人的负债超过资产，则认为构成债务超过。债务超过说认为，如果债务人之债务超过其现实财产（不包括信用、劳力），该行为即为有害于债权，而不以支付停止或支付不能的事实为必要。《瑞士债务法》第285条明定以债务超过为要件。日本学者也有人主张以债务超过说作为确定损害债权的标准。第三，支付不能说。该学说认为对损害债权的判断应以支付不能为标准。因为债务人的债务超过资产，并不意味着债务人没有资产清偿债务，必须将债务人的信用、劳力等计算入债务人的资产范围内，甚至债务人未来可以获得的财产也可以计算在内。德国民法要求以支付不能为要件。我国台湾地区多数学者认为，既使债务人因其行为而导致债务超过，若债务人的信用、劳力计算到债务人的资产以后，如果债务人仍然有清偿能力，则不能认为有害于债权。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缺乏明确的判定标准，如果只要债务人的行为造成其责任财产减少，债权人撤销债务人处分财产行为的诉讼请求就得到法院的支持，这将使撤销权的行使宽泛化，因为责任财产的减少，并不必然地导致害及债权人的债权，只要责任财产减少，债权人的撤销权就得到法院的保护，不仅对债务人是不公平的，而且实践中不易操作；而第三种观点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债权人要求过严。对债务人的所有财产包括劳力、信用都进行评估后记入债务人的资产范围内计算，甚至债务人未来可以获得的财产也计算在内，这在实践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实际上对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附加了过苛的条件，不易于撤销权的实施。比较而言，第二种观点比较合理，但其在具体适用中也存有一定的问题。在具体案件中，如果债权人是单一的，则债务人的总资产与总债务易于确定，但如果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那么，债务超过资产，是指总资产与总债务相比较，还是指撤销权人的单个债权与资产相比较？从理论上说，如果债务人存在多个债权人，要将总资产与总债务相比较。如果总债务小于总资产，就可以认定债务人有害及债权的行为。但具体案件中，要想穷尽债务人的所有债权和债务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我们主张，于此情形，应当以提起撤销权诉讼的债权人的债权数额作为参照，以此同债务人的资产总额作比较，只有当债权人的债权超过债务人的总资产额时，债权人才能行使撤销权。 在计算债务人的资产时，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债务人的资产是否仅以被起诉时债务人的实物财产为限？财产权利是否包括在内？例如，李某拖欠张某10万元工程款，该款的偿还日期是2009年11月5日。2009年3月，李某将自己的汽车赠送给其弟弟。张某以李某无偿赠与财产害及其债权为由，请求法院撤销赠与行为。审理中 ，李某提出，自己与王某订有还款合同，约定王某应于2009年8月21日向李某偿还欠款32万元，据此，李某认为自己尚有资产用以偿还张某的债务，不同意撤销赠与合同。此案中，李某的债权是否构成合同法撤销权制度中所说的财产，实践中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不可否认，李某的债权确实存在，但该债权的到期日是2009年8月21日，张某起诉时，该债权尚未实现，况且到期日来临时王某能否还款也无从得知。将这种将来方有可能实现的债权作为财产对抗债权人的撤销权，对债权人的债权实现非常不利。因此，债务人的财产应以实物财产为限。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要正确理解和把握民法意义上的财产的含义。民法中的财产，即可以是物（无体物、有体物），又可以是各种权利和利益。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及利益，皆是民法上的财产。由于合同法关于撤销权的规定并未将财产限定为物，因此，债务人的财产权利同样构成其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财产权利同样可以成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并用来偿还债务。其次，合同法第74条规定，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是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法定理由之一。由此可见，到期债权与其他财产一同构成了债务人的财产。否则，债务人放弃债权是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理由，而债务人拥有债权却不是其抗辩对方的事由，于理不通。最后，拥有债权和债权能否最终实现并转化为有体物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拥有债权便拥有财产，但此种债权能否转化为物，取决于债务人的清偿能力，换言之，债权的实现具有或然性，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不能因为债权具有或然性就将其排除在财产之外。 在债务人是自然人的案件中，值得注意这样的问题：债务人通过房改或购买商品房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但除了用于自住的该房屋外，所剩余的财产又被债务人无偿赠与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移给受让人，债权人的债权额度又小于债务人的房屋价值，于此情形，债权人提起撤销权之诉，法院能否认定债务人的债务超过债权并判定债权人的撤销权成立？有的同志认为，该房屋已成为债务人的个人财产，完全可以用来清偿债权人的债务，如果债权人的债权小于房屋的价值，则不能认定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已害及债权，债权人撤销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请求不应支持。应当承认，这种观点从法律上讲并无不妥，但就我国审判实践和执行实践来看，尽管房屋已成为私有财产的组成部分，但执行实践中直接执行债务人自住房屋的现象十分罕见，一般而言，债务人自住的房屋，属于不便执行的财产，不能也无法执行。因此，由于该自住房屋对债权人债权的清偿形同虚设，在计算债务人的资产时不应当计算该房产，应当允许债权人行使撤销权。 以上是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引发的撤销权的成立要件，与以明显的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相比，在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的情况下，合同法并没有把债务人和受让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作为行使撤销权的条件，因此，只要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并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债权人就可以行使撤销权，至于债务人基于故意还是过失，在所不问。究其原因，放弃到期债权和无偿转让财产，不是交易行为，受让人是无偿获得财产或者无偿取得财产利益，即纯获利益不承担责任的行为，既使撤销这种行为，并不影响受让人的利益，无需考察其主观心理状态。 4、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根据合同法第74条第2款的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撤销权的行使作为债的保全方式，实质是限制债务人处分自己的财产，因此，为防止对债务人处分财产行为的不当限制，法律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但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此种限度究竟是以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的债权为限还是以全体一般债权人的总债权额为限度？实践中争论不一。有的同志主张，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恢复责任财产，是保全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故行使撤销权的范围，应以保全全体一般债权人的总债权额为限度。[xii]我们认为，从法律上说，撤销的利益应归属于全体债权人，然而撤销权人在行使撤销权时，因不知道债务人的债权人，也不知道债权的数额，尤其是法律并没有赋予债权人要了解债务人总债权的义务，因此，撤销权的行使范围限度，应以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如果被撤销的财产是可分物，则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易于掌握，债权人只需以其债权为限主张撤销即可。如果被撤销的财产是不可分物，如何确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则存有疑问。我们认为，如果被撤销的财产是不可分物（如 本案的房屋），则应允许债权人就整体不可分财产行使撤销权。 （二）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引发的撤销权的成立要件 与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引发的撤销权的成立要件相比，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引发的撤销权的成立要件增加了一个主观要件——债务人和受让人的过错。这种过错是故意，不是过失。[xiii]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受让人的知道，是仅限于知道债务人以明显的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还是包括知道这种转让会造成对债权人的损害，实践中理解不一。我们认为，应以受让人知道两者为必要。因为：以明显的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究其性质，仍然是一种交易行为，虽然价额明显的不合理，但受让人毕竟支付了对价。何况生活中，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xiv]我们无法认定所有的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双方在主观上具有不法动机或曰具有损害他人的故意，恰恰相反，生活中，受让人基于善意以不合理的低价取得商品所有权的情况也是普遍的。不能因为受让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取得受让财产就认定其具有侵害债权人债权的故意。因此，这里所说的受让人故意，是指受让人在取得财产时，已经知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有害于债权，也就是说已经认识到该行为对债权损害的事实，至于受让人是否具有故意损害债权人的意图，是否与债务人恶意串通，不在考虑之列。[xv] 合同法第74条只是规定了受让人的过错问题，而对债务人的过错没有提及。债权人在行使撤销权时，是否需要举证证明债务人具有故意，理论界存有争议。我们认为，从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看，受让人的故意是以债务人的故意为存在前提的， 作为买卖的双方当事人，受让人主观上具有害及债权的故意，而出售人却没有这种故意，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想象的。 既然债权人的撤销权行使以受让人和债务人具有故意为必要，那么，是否意味着债权人要举证证明故意的存在，理论界一般认为，受让人的故意，虽一般要求由债权人举证，但债权人能证明债务人有害于债权的事实，依当时具体情形应为受让人所能知晓的，可推定受让人为故意。[xvi] 二、撤销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 在法院所受理的撤销权案件中，实际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债权人的债权已到清偿期，法院判令债务人偿还欠款的判决生效后，案件执行期间，债务人无力清偿，债权人发现债务人有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处分财产的行为，于是起诉请求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或在案件受理前、审理期间，债务人有处分财产行为，判决生效后，债务人无力清偿，债权人起诉撤销。这类案件，多以原告胜诉而告结案。第二类是债权人的债权未到清偿期，债权人发现债务人有合同法第74条所规定的处分财产的行为，提起撤销权诉讼，这类案件，多以原告败诉而告结案。为什么同是撤销权案件，前者原告胜诉，后者原告败诉？究其原因，举证难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在撤销权案件中，需要当事人举证证明的问题有：1、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事实；2、债务人上述转让财产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3、受让人知道转让财产和害及债权的事实。[xvii]在第一类案件中，由于债权人的债务已到清偿期且债务人无力清偿债务已被法院判决所认定，因此，原告在举证责任上，无需承担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的义务，只须举证证明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事实，由于原告举证责任的减轻，因此胜诉。在第二类案件中，债权人的债权未到期，其除举证证明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事实外，还须举证证明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因此其败诉。由此可见，举证证明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成为债权人能否胜诉的关键所在。由于合同法、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均没有对撤销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审判实践中对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承担举证责任存有争议。有的法官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债权人（原告）行使撤销权，应当举证证明债务人有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处分财产的行为，此外，还负有举证证明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侵害其债权的证明责任，债权人不能举证证明上述两个事实，要承担败诉的结果。有的法 官则认为，债权人（原告）行使撤销权，只要举证证明债务人有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处分财产的行为即可，至于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是否侵害债权人的债权，应由债务人（被告）举证证明。我们认为，第二种观点较为妥适：首先，根据前引撤销权行使的要件，撤销权之诉成立，要以债务人的资产低于撤销权人的债权为限，即实际上债务人处于资产不足以清偿债权的境地，现实生活中，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状况不可能清楚，要想由债权人举证证明债务人的财产状况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在具体案件中把这一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未免对债权人要求过苛，极有可能使债权人处于败诉的境地，撤销权案件审判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因为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导致大量撤销权案件的债权人败诉，也有违于合同法撤销权制度设立的初衷。其次，债权人举证证明了债务人有处分财产的行为后，债务人要想抗辩债权人的主张，就应当就其处分财产行为的正当性举证，即债务人应当举证证明其有足够的资产担保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债务人不能举证证明这一事实，则表明债权人的主张成立，债务人的处分财产行为应被撤销。当然，应当承认，如果把证明债务人资产小于债权人债权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债务人，债务人会通过制造虚假帐目、与受让人串通借用财产、签订虚假合同证明其存在债权等方式证明其资产额大于负债，进而取得诉讼的胜利。客观地说，现实生活中，确有债务人通过制作虚假帐目、借用他人资产以证明自己资产大于负债的，但杜绝这种现象，不是由撤销权制度解决的，如果债权人有证据证明债务人有上述行为，可以请求法院对其予以制裁。 三、对合同法、司法解释关于撤销权行使期限规定的理解 合同法第75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8条规定：“合同法第55条规定的‘1年’、第75条和第104条第2款规定的‘5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该司法解释只是规定合同法第75条规定的‘5年’期限是不变期间，而未规定该条规定的‘1年’期限为不变期间。审判实践中，对合同法第75条规定的‘1年’期限的性质存有分歧。有的同志认为，由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已明确规定合同法第75条规定的‘5年’期限是不变期间，而未规定该条规定的‘1年’期限是不变期间，因此，该条中的‘1年’期限应当属于诉讼时效，对此，最高法院的法官也持肯定态度。[xviii]既然是诉讼时效，就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中断、中止和延长的规定；也有的学者认为该条规定的‘1年’期限属于不变期间即除斥期间。[xix]就世界范围考察，关于撤销权行使的期限，历来就有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两种主张。我们认为，合同法第75条所规定的‘1年’期限是除斥期间：首先，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请求权是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除斥期间则适用于形成权。就撤销权而言，尽管有的学者主张撤销权的本质是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处分财产的受让人返还所得利益，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产生债的关系，因此，提起撤销的诉讼成为给付之诉进而撤销权是请求权，但我们认为撤销权是兼具有请求权和形成权性质的一种权利，一方面，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可请求因债务人的行为而获得利益的受让人返还财产，从而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的原状。另一方面，撤销权的行使又以撤销债务人与受让人的民事行为为内容，但是，撤销权的主要目的乃是撤销民事行为，而返还财产只是因行为的撤销所产生的后果。因此，有关期间的适用，应当适用除斥期间而不是诉讼时效的规定。其次，诉讼时效是可变期间，可变在于中断、中止，而按照民法通则，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既可以是起诉、也可以是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撤销权的行使，只能通过诉讼，债权人无法通过向债务人主张撤销权来中断诉讼时效，债务人也无法向债权人表示撤销与受让人的法律关系来中断“撤销权诉讼时效”。因为债务人自己并没有保全撤销权，债权人通过起诉债务人行使撤销权，此时的中断又欠缺法律意义。所以，把‘1年’当作诉讼时效是没有实益的，也偏离了诉讼时效的本质。[xx] 审判实践中，关于‘1年’期限的另一个争议问题是，‘1年’期限从何时起算？合同法规定1年的期限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那么，是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处分财产之日起计算，还是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害及债权之日计算？有的学 者认为后一种计算方式比较妥当，也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xxi]我们认为，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处分财产之日计算较为妥适。因为以第二种方式计算，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债务人处分财产后，经过了很长时间[xxii]，债权人才以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侵害了债权为由请求撤销，将财产恢复原状，这会使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甚至损害善意受让人的利益。例如，王某2000年1月将自己的房屋赠与李某，李某对其进行了装修并自己使用。2009年2月，张某以王某无偿赠与财产侵害了自己的债权为由请求法院撤销赠与行为。此时，如果法院判决撤销赠与行为，这对李某是不公平的，因为李某接受赠与物是善意的，而且装修又花去了一笔费用，这会造成李某的损失。因此，我们认为，关于1年期限的起算，还是应当以处分财产行为发生之日为当。 注释： [i] 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 [ii] 隋彭生著：《合同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 [iii] （台）戴修瓒：《民法债编总论》，第204页。转引自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 [iv] 例如，李某同张某订立借款协议，约定李某向张某借款5万元，2009年12月1日偿还。同时，李某因购销建材，拖欠建材城货款30万元，还款日为2009年8月30日。2009年6月1日，李某将自己所有的桑塔纳轿车一部赠与自己的弟弟。张某发现后，以李某无偿赠与财产会导致自己的债权无法实现为由起诉，请求法院撤销李某的赠与行为。法院判决撤销李某的赠与行为。为防止李某处分财产，法院通知交通管理部门禁止给李某车辆办理所有权变更手续。2009年8月，建材城因李某未偿还到期欠款，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李某偿还欠款。判决生效后，因李某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法院变卖李某的桑塔纳轿车偿还建材城的部分债务。本案中，尽管张某行使了撤销权，李某的财产也被法院所控制，但该财产并未成为张某债权的担保，而是成为先期到达的建材城债权的担保。 [v] （台）张龙文：《债权人撤销权之研究》，载于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中） [vi] 隋彭生著：《合同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 [vii] 放弃到期债权是指债权到期后明确表示免除债务人的债务，这是对权利的抛弃，属于单方行为。在债务人欠有债务的情况下，放弃到期债权，必将减少用于偿还债务的财产，害及债权人的债权。按照王利明先生的观点，债权在未到期之前债务人放弃债权，也属于处分该财产的行为，债权人也有权请求撤销。参见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但合同法禁止对未到期债权的放弃行使撤销权。 [viii] 主要是指赠与。 [ix] 按照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的观点，法律上的处分，包括转让财产、抛弃财产、免除债务、在财产上设定抵押等行为。参见王先生所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x] 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xi] 以下观点转引自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175页。 [xii] 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xiii] 隋彭生著：《合同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页。 [xiv] 典型的例证就是许多商场为回笼资金，推销滞销商品，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将商品转售给受让人。 [xv] 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xvi] 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xvii] 关于此点的举证责任，本文前已论述，在此不再重复。 [xviii]最高法院有的法官认为合同法第75条规定的‘1年’期限是特殊的诉讼时效，参见曹守晔等：“《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理解与适用”，载于《民事经济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 xix] 王利明教授就持此主张，参见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页。 [xx] 隋彭生著：《合同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页。 [xxi] 隋彭生著：《合同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页。 [xxii] 尽管这一期限并没有超过合同法规定的五年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