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改革范文

产权改革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1简述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被认为在许多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有重要的发展，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甚至它的开创者科斯称其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从交易费用这一基本概念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展了几个重要的分支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主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暗含假设的严重缺陷和错误，指出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产权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现实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此为契机和出发点，存在交易成本、产权非清晰界定和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经济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把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强调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框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首先意识到了在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产权界定的重要性，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是其代表作，后人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了科斯定理。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则循着科斯的思路创立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产权的安排和效率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诺思和戴维斯在产权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影响下，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并总结出了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2产权研究

研究产权制度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一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安排如何构成这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制度，即基本的经济制度。国家与个人、市场与企业，其产权安排如何，是以私有产权为主还是以公共产权为主，产权关系是清晰还是模糊，产权界定成本，产权受到法律保障程度，政府与产权的关系如何，产权制度更替的方式又怎么样。总之，落脚点是哪一种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潜能之发挥。那么什么叫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从这一思想出发，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一般而言，可以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公）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现“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他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他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的激励减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因而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他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使用资源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因此，在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那么提高效率是必然的，这样可以克服很多外部性。就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非效率是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引用产权理论,而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有的放矢。3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张维迎认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摆脱困难的先决条件。同时他还认为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私有产权能够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机制，从而形成优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张五常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还有其他支持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学者都认为国企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因为产权不清晰引起的。要使国企有活力，必须彻底进行产权改革。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以往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效果总是不明显，其原因就是国有产权关系不顺、政企不分，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其基本目标是：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合理以及产权自由流动，使之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适应。而且,20多年改革实践也证明，绕开产权谈改革是行不通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其他一切改革都是无效的。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都是围绕着产权进行着，只是程度不同，认识不同和政策不同。

但是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空泛的、一味的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就能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还必须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切不可照搬照抄。产权制度包括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如果产权改革仅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了其他相应的制度建设，那么必然事倍功半，无法达到设想的改革目标。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就严重存在这种问题，一味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这个权力，这还不明晰，以及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该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还不明确。同时，国家一直没有理清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因此人问题一直是一个致命问题。笔者认为这些也是当前改革的重点所在。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产权改革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不应该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政府应以维护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宗旨，消除包括行政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营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才不会使产权改革产生扭曲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为国有企业，也为民营企业营造健康的外部治理环境。现阶段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政府机构精简草案，对经济职能部门做了重大调整，具体体现了这一改革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会从制度上极大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制度变革，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渗透，使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成为企业普遍的财产组织形式。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无论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都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产权运作资本化。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行。四是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将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哈罗德·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李重芬，徐元康．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1（7）

4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

产权改革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建立了产权改革的制度选择的一个判定标准，将社会公平引入了讨论框架，通过比较产权交易成本与包含社会性收益和经济性收益的总收益，以及不同类的产权改革制度路径在成本与收益的差值中选取最大的方法，本文没有对MBO，委托以及其他具体的产权改革制度选择路径进行实证分析，只是从理论上论述了对国有企业判别何种制度路径最优的方法。对于此次争论中的国有企业MBO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大型国企进行的中国式MBO应该停止，建立法制意义上公正的经济环境才是根本解决国企产权改革中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必要条件。[]国有资产流失，公平，效率，产权交易成本，社会性收益，经济性收益1.“郎顾之争”再回放郎咸平教授在对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进行案例研究的过程,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其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存在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非凡是在MBO过程中尤为严重,因此MBO在中国应停止实行;其二,民营企业效率并不必国有企业效率高,“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方向是错误的。前一观点是对格林柯尔，海尔和TCL等公司财务报告分析做出的判定，指出MBO的不可行，是属于操作层面的意见。而后一观点从整个政策方向上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提出了置疑。围绕着操作层面引发了所谓的“郎顾之争”，而在政策层面招徕了“国退民进”政策设计者和新自由主义支持者的一片讨伐之声。而站在郎咸平这边声援的力量是广大的中小股民，一版群众和少数几个被称作新左派的经济学家。从事情本身来看，郎顾之争只是一个个案，不是科龙也会是另外一个国营企业被当作样本进行解剖，郎咸平先后对海尔和TCL等几家国营企业的MBO提出了质疑。目前郎顾之争已经进入法律程序，一些学者确实也从财务理论和数据方面支持了郎教授的研究结论，但谁对谁错仍需要执法者作出公正的调查和判决，假如格林柯尔确实如郎教授所说，利用MBO瓜分了国家财产，那么是否可以认为MBO在中国是不适宜采用的方案？国有资产治理部门对于MBO中存在的诸如自卖自买，暗箱操作，以国有产权或实物资产作为融资的担保，将收购风险和经营风险全部转嫁给金融机构和被收购企业，损害投资人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等问题也有了解。这个风波一起,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舆论中出现了”一面倒”,主要是抨击部分地方政府和一些企业家利用MBO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转移到私人手里,带来更大的不平等。支持这种做法的人对公众所指的“国有资产流失”提出疑问，认为首先要界定这个概念再检讨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以郎咸平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最后提出了呼吁改变“国退民进”的政策，停止国企产权改革的建议。这个提议与国家现行政策相左，试图彻底扭转国企产权改革的方向，受到了不少经济学家的反对。中心政府稍后做了正式表态，肯定了国企产权改革的大方向，同时也指出需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要规范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产权交易要按照有关规定，实行公开化、市场化操作，做到产权流动而不流失，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完善制度措施。中心政府的国有资产治理部门已经正式下文叫停了大中型国有企业的MBO，并着手调查和清理其中的问题。政府在这场围绕国企产权改革的风波听取了各方的声音，做出了相应的对策，各界正在密切注重新的调整的效果，现在可以从学理的角度，心平气和地分析一下国企产权改革的路径问题了。2.中国式的MBO的是与非MBO在中国国企产权改革中受到置疑有几个原因：首先，MBO在国外的使用得不多，比如在美国只有1%的企业实施了MBO,而国内部分学者在对MBO不是很了解,大力鼓吹这种方式；其次，MBO变成了MBI；再次，地方政府以某种条件做交易，对国有资产没有按程序进行核价，也没有引入公平竞价的机制就低价把国企出售给私人。在西方国家，股票是全流通的，可以在公开市场上溢价收回。现在国内的MBO是用银行的钱收购国家的资产，这和国外做法非常不同。而且中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不是全流通的。真正意义上的MBO应该是溢价收购在外的股份，即ManagementBuyOut(MBO)，国内的做法是收购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成了MBI(ManagementBuyIn)了，而且还自己制订价格，这样的MBO极有可能被当作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便捷方法来使用。据了解，在我国12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900多家涉及到国有资产，目前有200多家正在探索治理层持股的改革，部分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非上市国有企业开始了MBO试点。在风风火火的MBO过程中，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假如花2元钱去买10元前的国有资产就不够理想了。MBO是我国国有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引进探索的一种产权制度改革方式。然而几乎从实行之日起，一些经济学家就从未停止过对这种方式的质疑。一些专家认为，在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角色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大规模实行治理层持股轻易给企业带来五大风险：一是定价环节中的风险，例如行政干预，协议转让等；二是信息不对称，暗箱操作的风险，例如，先做亏公司再低价购进；三是收购者融资渠道不明的风险；四是运作风险；五是收购主体合法性不能保证的风险。所以应当立即停止。这样的风险不是杞人忧天，实际是存在的。左大培和周放生等人做了案例研究，周放生列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家国有企业评估总资产为3亿元，负债率80％，净资产为6千万元，职工500人。改制时，假若企业按平均每人3万元的标准支付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共需1,500万元，扣除资产损失、拖欠职工工资、医药费、社保费用、内退人员费用合计2,500万，所余2千万才是拟出售的企业国有资产”。周放生认为，只要出让价不低于这2千万元，就不存在国有资产的流失。左大培认为付款2千万元的人购买的是整个企业的所有权，也就是说，只要付给真正的国有净资产的价值——那2千万元，就可以取得总资产3亿元的国有企业所有权。有些地区对原国有企业领导者购买企业往往还有种种优惠，如“交现金就在买价上优惠50％”，结果是原国有企业领导者在购买企业时，经常只需付真正的国有净资产价值的一半——在本案例中是1千万元。周放生所举的这个案例反映的是全国的平均情况，因而具有典型性。这也就是人们现在天天在的“化一元钱买下10元钱的国有资产”。其实在本案中，远不止是“化一元钱买10元钱的资产”，而是“化一元钱买30元的国有资产”。在这样的高预期收益率下，很轻易从银行融资。这就是郎咸平质疑的用国家银行的钱买国有资产的合法性，或者具有从其他不明渠道融资的风险。在国有资产出售定价过程中，往往缺少有效的公正的价格评估，行政干预，内外勾结，协议转让的事例也并不少见，甚至发现有些国企经营者采用做亏公司再低价购进的方式，凡此种种问题，体现出MBO在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诸多的问题，有些甚至很严重，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但是官方的统计数字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对MBO的乐观看法，国资委去年底公布的数字表示：自1998年至2002年底，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从6.5万户减少至4.3万户，减少了34%；但实现利润从743亿元提高到2636亿元，增长了2.5倍；且自1999年国企改革开始股份制改造之后，在1999年以前曾连续6年亏损的国有中小企业，到2000年以来的状况开始越来越有好转，2000年、2001年、2002年全国国有中小企业实现的利润分别是73亿、109.8亿、286.9亿。但是其中包括了近一半的企业采用的非MBO方式进行的股份制改造，以这个统计还不能说明MBO的成本和带给社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孰大孰小。这是值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进一步研究的问题。3.国企产权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之争从MBO的不可行争论到否定国企产权改革的“国退民进”政策，使讨论从技术性的路径之争上升到了质疑改革方向和战略的高度，有必要厘清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国企改革经历了20多年的不断摸索，改革开始的时候，是讲放权让利，搞利润留成和承包制，提高奖金，以加强对经营者的激励。当时提出的一个目标是政企分开，企业要有相对独立的自，但是后来发现，国家所有的产权制度使得国有企业的财产约束不象非国有企业尤其是非公有企业那样强，政企难以彻底分开，难以做到真正的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在当时体制下，国有企业政企分开是不可能的，无法解决企业经理人短期行为问题。到90年代之后，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外企经营活跃，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竞争不过，好多地方的国有企业从地方财政的支柱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包袱。假如银行不给它输血，不给它贷款维持生存，它就很难生存下去。1997年，国企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面达到40％。究其原因，上述改革没有触及国有企业的制度缺陷，当国企因经营不善等原因造成亏损或资不抵债、因投资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时，没有任何决策者、经营者对此承担经济损失的责任。产权制度改革是国企引入承担资产损失责任主体的一个有效途径。只有权利到位，责任才能到位，借助产权改革，通过一连串的产权制度安排和产权结构设计，让外资、民资、治理层等各类资本参与到国企经营治理中来，才能构造出相互制衡的能够承担风险，对收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多元投资主体。各地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改制后，明晰了产权，有人对资产损失负责，企业在进行经营、投资等重大决策时十分慎重，企业的经营状况大多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不及非国有经济，后者与市场经济是天然兼容的，而且是彼此互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这就是国企改革的大方向，要明晰产权，解决资产所有人缺位的问题。那么在产权转移的过程中，就有外资资本，民营资本，社会法人资本和改制企业的治理层、骨干和职工有权参与进来。前三类资本属外部人资本，第四类资本属内部人资本。在改制时，应根据国企的规模大小，在外部人资本与内部人资本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匹配关系，一方面，要让内部人—治理层和职工与外部人一样能够参与国企的改制，且做到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又要划出一定的股权比例，引入外部人资本，防止形成封闭式的股权结构。我们讨论的MBO实际上是有内部人，甚至是以其中的治理阶层参与为主的一种改革路径而已。对于大中型国企的产权改革是否采用MBO最为适宜是一个需要研究的技术性问题，属于操作层面。任何改革都是有代价的，正如政府主管部门表达的那样，总的来说，国企产权改革的总体结果还是令人满足的，但痛心的是仍然出现了贱价出售国有资产的情况。在我们判定一个改革路径是否的时候，很显然，我们应该遵循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这里的成本是指MBO作为一种产权交易的行为的交易成本，收益是包括经济性收益和社会性收益的总收益的概念。而在可选择范围内,假如每个改革路径都不具备上述特征时,我们应该遵循产权交易成本与总收益差距最小的一种。这次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是有几个大型国企MBO的案例分析引发的，这些企业的举动在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我们来分析和比较一下在大型国企中采行MBO和信托的成本与收益。根据理论，我们采用这样的定义：成本=人的选聘费用人的报酬监督成本人的职务消费经营损失（2-1）经营损失（即由于人有意或无意的经营决策失误和其它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造成的剩余损失或资产损失）是不确定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而这种约束机制往往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才能有保障。而激励机制可以通过人的报酬和职务消费等方式解决好。收益=人经营企业资产的经营收益-委托人自理企业资产的经营收益委托人因不自理企业资产而从事其它经济活动取得的收益（2-2）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没有考虑到社会收益，因为是在一个公平的市场中，由委托人和人自由选择的，体现的是他们双方的付出和收益关系。我们定义一个差值，令δ=收益-成本（2-3）而对于中国的MBO，我们试着这样定义：产权交易成本=国企总资产-国企资产净值（2-4）通常MBO的价格是以国有企业净资产值甚至是在这个基数上再乘以一个百分比来算的，这样原来企业的庞大的资产的大部分实际是不计价值地送给了经营层。这部分少算的价值被当作国家不得已作出的让步。总收益=社会性收益经济性收益（2-5）社会性收益主要度量原国企的就业，员工的收入的变化，是否引起了社会舆论的非议或造成严重的不公平等等。假如原企业在MBO后没有裁员，员工收入有增加，那么这样的社会收益是正数，假如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或加剧了分配的不公平，那么社会性收益就是负数。而经济性收益可以用企业在MBO后的经营收益来衡量。我们定义：Δ=总收益-产权交易成本（2-6）对于其他制度路径也可以类似地定义，那么我们选择最优制度路径的条件就是取MAX{δ，Δ，•••}。虽然我们还无法进行实证性研究来比较出何种制度路径最合适，但我们可以通过MBO中反映出来的典型问题做一个大致的估算。在（2-6）式中，对于大型国企而言，（2-4）定义的交易成本是个相当大的数字，动辄达到数千万元，即使我们假定在MBO后取得显著良好的经济性效益，比如和交易成本相抵，那么社会性效益如何呢？从目前反映出的情况来看，MBO后不裁员的企业是极少的，而因为操作中的种种疏漏又导致了社会的非议，甚至是明显的分配不公平。因此可以说，采用MBO得到的Δ总是负值。再来考虑一下（2-3）的值，对于大型国企来说，委托人是代表人民的政府，而政府从来也没有直接经营过这个企业，也没有可能去从事其他的经营活动，所以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委托人实际上缺位的问题，那么，此时收益就是指人经营企业资产的经营收益。成本包括人的选聘费用，人的报酬，监督成本，人的职务消费和经营损失。国企改革20余年的实践证实，成本是相当巨大的。其中前三项相比后两项要小很多，为便于处理，我们在这里忽略前三项。经过简化后的问题就变成了是否收益大于人的职务消费与经营损失之和。这仍然不好估计，尽管采用了机制后国有企业仍然大面积亏损，但其中也有政策性负担过重和改革不配套等原因。更重要的是，在现有的非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里，监督和激励很难发挥作用，这也是这种制度路径不够理想的重要原因。本文不打算实证Δ和δ谁大谁小，只是通过理论分析给出一个分析的思路，到底选择哪种制度途径，需要严格的实证研究，这是操作层面的问题，但是从对这个操作性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郎咸平提出的建立信托机制并一定就是更可行的途径，从而也就不能支持由此推广而来的以“大政府主义”取代“国退民进”的主张。当然，我们这里不能穷尽对更多的可能的产权改革制度途径的研究，比如股份制等混合的产权制度，选择那种制度途径需要科学慎重地对待，我们的讨论只是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国企产权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对于选择何种制度路径，或者改进现有的制度路径，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对于大型国企的产权改革，在没有确定何种路径最好之前，应该暂停MBO。4.争论之后的反思围绕着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初步告一段落了，有趣的是关于这场热烈的辩论的资料大部分是来自各类媒体而不是严厉的学术报刊，得到了公众舆论积极的参与和推动，展示出的关注程度足以说明国企产权改革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课题，也显示出我国的改革局面进入了深层后引发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的激烈程度。国企产权改革已不再是以前针对增量的改革，而是对国有资产存量部分的产权进行交易的行为，牵涉到众多人的切身利益。实际上，“郎顾之争”只是一个引发对国企产权改革质疑的导火线，其背后凸现的是少数借MBO大发横财的治理阶层与更为广大众多的弱势群体之间关于利益分配的冲突。谈的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这本身就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国有资产名义上是属于每个国民的，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对其行使剩余索取权，不属于任何个人。现在要明晰产权，该如何分配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命题，反对和支持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两个派别都有一个共同的说法，这就是“热天里的冰棍说”。国企的经营不善就象大热天暴露在外面的冰棍，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要融化的，国有资产越来越资不抵债。现在如何处理这个冰棒，有人提出三种方式：一个是少数人把它吃掉了，第二个是一人来一口，第三个是谁也不吃让他化掉。MBO就象第一种方法，而俄罗斯当初进行私有化时采取的是第二种模式，其结果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三种大概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对郎咸平提出的“大政府主义”不以为然的人正是在质疑他的主张是否会导致最后一种情况的出现。实际上国企产权制度改革远非这个比喻那样简单。民众期待的是公平地有效率地解决问题。然而，公平和效率始终是经济实践中很难平衡的一对矛盾。国企产权改革，非凡是大中型国企的MBO反映出来的问题虽然不能说明所有这类MBO都是在让少数人鲸吞原来本属于大家的资产，但是不少案例确实反映出其中的混乱和巨大的不公平。这里有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问题，有法律缺位，非市场化的操作方式，官员腐败等诸多因素，变成了少数腐败分子与国有资产看管者的内外勾结和瓜分。设想一下，这样不公平的分配假如进行下去，是否能够真正达到改进效率的目的呢？被新制度经济学派尊奉的科斯认为，假如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产权清楚就可以达到效率最大化。据说他的这个定理，“初始权利”属谁无关紧要，以剥夺大众交易(谈判)权利来“减少交易成本”也就是禁止公众参与讨价还价。按照本文讨论的框架，将社会公正作为一个考量因素，而不是只考虑单纯的经济因素，就会发现，这种剥夺资产所有人的交易将带来巨大的负的社会性收益，而使MBO成为最劣选择。象中国这样一个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的社会很难再有余量承担更大的不公平现象了，假如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就更不必谈效率和发展了。国有企业产权的流失是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在与如何处置国有企业资产，在这三种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选择。而理想的方式是兼顾效率和公平。在现有的体制下，我们的改革总是不断地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左右摇摆，这正是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每一次政策出台都是一次博弈的结果，假如这次考虑了公平，那么下一次很可能就需要照顾效率了。政府在这种体制下作为博弈的一方必然表现出这样的行为模式。在宪法中纳入了保护产权的规定后，需要法制和透明的环境去落实，假如MBO可以是不经国有资产的委托人自发委托，又不经委托人同意转让的价格，那么作为资产所有者的公众的财产权就没有得到保护。假如没有公平的参与和竞争机会，就会使少数人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程序公正的产权交易有助于倡导和建立新的良好的产权秩序，否则就会是用一种对市场的“扭曲”代替另一种“扭曲”。更糟糕的是不遵循公平交易规则的的改革会进一步淡化人们的产权意识，使各主体间的产权边界始终难以廓清。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一点很轻易通过市场信号来实现最优化的选择。但是我们不能再被动地等待，重要地是要建设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是一个法制意义上的公正的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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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改革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产权市场经济梯度变革

问题的提出

中国最具权威的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下设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1年3月公布了一个勇气可嘉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以行政省级为单位预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认为，上海将最早进入现代化，时间为2015年；最晚进入现代化，时间为2090年；其余各省、直辖市将在这个期间先后现代化。[1]本文无意质疑这一现代化进程的时间表，只是十分困惑其现代化的指标体系，难到报告中的全部数据足以表达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显然，报告"忽略"了现代化的其它重要参数。

透视世界各国现代化给定的全真信息发现，除了各种刚性的经济数据外，一套重要甚至至为重要的指标体系亦被纳入其中，这就是制度现代化。[2]可以认为，没有制度的现代化，很难说这个国家达成了现代化--目前，已经现代化的文明国家无一例外地诠释着现代化的这一内含。如果单从制度角度审视现代化，这样几个方面的制度设置及其逻辑顺序具有普遍性：产权个人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截至目前，还没有个案否证这一制度现代化的经典概念。

今天，以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范式界定中国，没有谁否认中国物质层面现代化的突飞猛进，但人们认为中国制度现代化的社会演进并不正常，并且比照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演进路径，这种不正常似乎太过离奇，离奇得拒绝按照制度现代化的一般轨迹演变--不要忘记，中国的现代化虽然缘于政府的发动，但仍然是由各国现代化共同采用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推动的。既然由市场经济推动，那幺以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所规定的制度在中国的演进，不可能悖逆其固有的规律。所以，我们必须以市场经济为背景，探析中国制度现代化演进之所以如此离奇的主要障碍。

然而，当我们从市场经济视角审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我们即能发现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几乎所有国家，无论它们的文化与历史差异多幺巨大，都是在个人产权自然演变的基础上开始物质与制度的双重现代化历程的，唯独中国是在政府全面控制产权的基础上开始经济的市场化发展的。已有的全部材料证强劲地证明，恰恰是这种产权的政府所有，作为绝无仅有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演进初始基础的不同，导致中国的制度演变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日益扭曲与畸形。现实已经正告我们，作为中国制度现代化正常演变的核心障碍，产权的政府所有几乎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暴露的一切主要制度缺陷存在关联。经验和事实给出的判断十分确定，没有产权制度的到位，中国目前市场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制度演变仍将是扭曲和变异的。中国最负责任感的学者之一，吴敬琏先生针对中国的现状警告说，中国正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并认为中?quot;现在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我们正在过大关"。[3]也许吴敬琏先生所说的决定中国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大关另有所指，但本人的指向即是产权关。直面产权，应当成为国人的共识。

一、产权政府所有：中国制度现代化正常演进的主要障碍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成就不仅纵向比较巨大，而且横向比较令人羡慕。但是，同样是这二十年，中国社会却并发出如此之多的问题，有些问题简直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问题尖锐并存的现实，尽管人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4]但本文认为，其直接原因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没有同步生成并发挥相应的作用，核心障碍则是产权的政府所有--政府所有产权通过障碍中国现代制度的正当建构和演进，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问题丛生。

之一：政治

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是，市场力量即是民主力量，现代民主政治缘于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研究政治发展的著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5]他明确阐释了市场经济的民主意义。在由市场力量构成的民主力量中，主导力量是所有者力量，所有者力量强大民主力量即强大，反之即弱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摩尔指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6]纵观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许多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发现，当经济市场化发展到今天中国这样的水平时，许多国家不是已经民主化就是由市场力量转换或支撑的民主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但是，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似乎还发现不了民主力量的存在。[7]原因何在？中国的市场主体中所有者群体总体上不合格，中国的市场力量难以成为现代民主力量。

首先，中国以产权政府所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二十年来虽然一直快速发展，但并没有同步形成具有民主性质的市场力量，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所有者大多由党政官员直接充任，或是由与政府建立了直接和紧密政治、经济联系的经营管理者们担任--他们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他们的整个经营活动要面向市场，更要面向政府，是政府而不是市场绝对地支配着他们的命运。政府通过产权控制了企业及其决策者，企业当然成为主要听命于政府的经济力量，而不是真正独立于政府的市场力量。由于以政府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不是完全的市场力量，它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力量。

其次，二十年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这一经济体的所有者相当部分是靠与政府建立各种联系，从政府获得优惠的政策和物质（如货款、批地）资源致富的。他们从一开始即与政府形成的并非完全正当的经济联系，决定了他们不会在行为上公开、直接诉求民主，因为一旦在民主的压迫下政府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一是他们会牵连出来受到追究，二是他们失去了

特殊的体制保护。现阶段的中国，这部分民营经济虽然可以归之于完全的市场力量，但他们并非纯粹的市场力量，也就很难成为合格的民主力量。至于真正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发展起来的部分民营企业，一是分散，二是总体力量小，三是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不少即与政府联姻而演变成为变了质的民营经济。这类民营经济作为民主力量是弱小而内含缺陷的。

通过对中国市场经济力量构成的结构性分析，我们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结论，中国的市场力量总体上是受政府直接、间接支配与控制的经济力量，它不可能成为迫使政府转变职能、厘清权力界线、强制约束权力行为的民主力量，中国的"经济精英最喜观的是钱而不是民主"。[8]因为与民主制度相比，他们从现行制度中谋取利润更为容易和快捷。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经济中所有者主体的基本不合格和真正民间力量的弱小，致使各市场主体缺少中坚力量自组织各类民间团体，并以组织化的市场力量采用民主的方式与政府博弈。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是民主扩展的障碍。"[9]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已经存在庞大有产者群体但没有强大民主力量的国家，他们绝大部分的不合格与完全的分散状态，宣告了中国难以形成实力强大的民主运动自下而上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发展。有人认为，这是政治集权或强权所致，本文认为这样的解释倒置了本末。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今天的政府不控制数额庞大的资产，那幺主要由民间资本组成的强大而独立的市场力量，马上就是令政府无法支配的民主力量。作为民主力量，只要政府为所欲为，他们就会自主结成同盟予以抑制；只要力量足够强大，他们就要联合起来控束政府。所以，政府所有产权，成为中国今天健康而强大的市场力量难以形成的主要障碍，成为中国民主力量不能随市场经济发展同步扩张的主要障碍，同时也成为目前的政治集权难以削弱的主要原因。

之二，经济

稍有经济学常识和理性的人，都有可能对运行中的中国经济做出矛盾的评价：经济发展很快，问题扩张很快。有学者将此概括为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10]对于中国经济与问题的双向同步发展，本文的解释是：经济发展很快在于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持续地调动着人们的积极性，问题扩张很快在于人们的积极性往往以扭曲和非正当的方式释放出来。而对于人们的积极性之所以能够非正常的释放，也许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处于早期的混乱阶段许多制度没有及时到位有关，但政府控制产权要承担主要责任。

作为一种健全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所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三大经济主体的共同协作，其中所有者处于主导地位。但在中国，由于资产的政府所有，致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形成的初期，自主进行经济活动与参与市场交易的所有者缺位。为了提供市场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所有者角色，政府经过政治和经济的层层授权，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所有者职责委托给一定的个人可称为代行者履行。问题是授权者同样不是真正的所有者，结果真正的所有者仍然缺位，而执行所有者职责的是并不必然追求所有者效益的授权者与代行者--他们不是经济资源的投资者，亦不是交易资源的拥有者。可是，经过授权，[11]政府权力主体合法、系统、全面进入市场以所有者身份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运行内生出无法克服的制度缺陷：授权者、代行者履行所有者职责追求所有者最大效益的原则可以放弃，执行所有者职务追求自己利益实现的所有者职能有权履行--市场经济运行中迫使授权者、代行者之间像所有者那样通过公平交易，均衡实现各自最大利益的经济强制力与约束力，要幺严重弱化，要幺完全消解，市场经济之公平交易的市场规则首先会遭到授权者、代行者的自我践踏，市场经济的病态运行难以避免。

令人悲观的是，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现实状况提供给人们的事实判断恰恰是，授权者、代行者们以自己或主要以自己的效益原则指导自己职责履行的交易行为之严重是触目惊心的，腐败经济、野蛮经济、诈骗经济、掠夺经济、水货经济、短视经济、数字经济或者资产走失、效益滑坡、产品伪劣、坑蒙拐骗、欺行霸市、等各种经济病症，无不折射出支配中国经济运行与资源交易的授权者与者们基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追求，而放肆地践踏着需要他们作为所有者首先维护的游戏规则。

产权改革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作为代表人物的厉以宁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对中国经济的新古典和新制度阐释，接着指出他们理论上的失误的根源在于新古典和新制度的缺陷：新古典的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假设和新制度依然继续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在指出中国改革需要自己独立的建立在深入分析人类制度演进历程和中国经济形势上的理论之后，尝试提出可以深刻解释中国改革和弥补新制度缺陷的“制度核”理论。本文将分为四个部分：一、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支持；二、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失误；三、中国需要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四、制度核理论。一，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支持自去年的郎顾之争以来，中国的企业改革遭遇了国人空前激烈的批判，因为我们的产权改革似乎已经滑入一个错误的方向：窃取国家财富。象“MBO”一样，“产权改革”一词也仿佛成了一个令人忌讳末深的盗窃国有资产的代名词。为中心政府在经济改革上出谋划策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深深陷入了被纷纷指责的尴尬境地。中国开始了对以往改革历程的大反思。是的，我们的确要深深的反思了。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怎么做？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中国企业改革的失误也是源于指导理论上的失误。以往中国企业改革政策设计凭借两个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制度经济理论。而在中国诠释这个两个理论的代表人物就是厉以宁教授和张维迎教授，也许是偶然，这两位教授均执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的对中国企业的新古典诠释体集中现于《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新古典理论把经济行为主体分成两类：消费者（个人）和厂商（企业），并假定个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消费者和厂商以价格为决策变量，采用边际原则，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润为目的，去决定自己的产品或要素的购买或生产量。从而，从总体上来看，价格机制就是构成配置社会资源的体系。当社会达到充分竞争状态（价格机制充分运转），社会经济也会达到福利最大化的一般均衡状态，即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一般均衡状态只是一种理论上假设状态，由于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等现象的存在，市场经常陷入失灵状态，价格机制将无法运转，所以社会经济往往达不到帕累拖最优的一般均衡状态，这就是厉以宁所说的市场经济所存在的第一非均衡状态。厉教授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他认为中国经济除具备一般市场经济所拥有的第一个非均衡之外，还存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第二个非均衡。第二个非均衡是由于中国的企业并不满足新古典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引起的。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而是政府的隶属单位，它们的治理者是政府委派的官员，企业的经济效益并非这些治理者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它们预算约束是“软性”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这些特征导致它们的采购和生产决策对价格完全是不敏感的，，也就是说采购量和生产量的价格弹性几乎是零。所以，价格机制几乎完全失去了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所以，厉以宁当时认为，中国改革的重心应该是企业改革，而非价格改革，应该首先把中国的企业变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这也是早期中国经济理论界闻名的“吴厉之争”，因为吴敬琏先生主张以价格改革为重心。厉以宁为捍卫自己的主张，为当时的“吴厉之争”下了闻名的评断：中国的改革将不会因为价格改革的成功而成功，却会因为企业改革的失败而失败。新古典把厂商看成投入产出的黑箱，把他们抽象成一个生产函数，假定企业的内部制度安排不影响生产效率。这种假设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科斯愤怒地将武断无视现实的新古典称为黑板经济学。正是为弥补新古典的这些缺陷，使其更能有效地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诞生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上世纪科斯的两篇文章：《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企业的性质》告诉人们使用价格机制是需要成本的，这就是交易费用，企业的存在就是为减少交易费用而对市场的替代，或者说是指令机制对价格机制的替代。而指令机制也是有成本的，这就是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当企业内部的边际交易费用等于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时企业便达到最优规模。科斯的追随者干脆把《社会成本问题》浓缩成一个科斯定理。科斯和张五常均认为很多人并没有完全理解科斯的意图。张五常说科斯定理就是说产权明晰是市场存在的基本前提，我同意这个诠释。《企业的性质》告诉人们，企业不是黑箱，不是最终的经济行为主体，是可以再分的。就象分子并不是最小的物质单位，是要分成原子和电子的。或者说这篇文章是一个放大镜，教导人们去探测企业的内部结构。同时，交易费用的提出也对人们的“成本”概念和“生产性”观念产生深远的变革性影响。科斯定理则告戒人们不同产权制度的安排将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为和效率。这些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石，凭借这些基石衍生出了企业治理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约理论等分支学科。新制度经济学抛弃了新古典的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的假设，认为只有个人是经济行为主体，而企业只是个人为最大化自己效用的而签定的和约安排，也就是说企业是个人的经济行为表现。但是新制度依然采纳了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于是建立了一定产权制度约束下个人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分析范式。张维迎并没有象厉以宁一样写专著诠释中国经济，他对中国经济的新制度诠释集中体现在他的论文集《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中。从企业治理的角度，张教授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治理者并没有剩余索取权，进而提出所有者缺位的概念。相对应，从产权理论的角度，他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仅存在理论上的明晰，而实际上是不明晰的，依据科斯定理，这种混乱的产权安排必然导致经济上的无效行为，所以，他果断主张中国企业改革的重心应该是产权改革。他对没有产权改革的股份制批评道：在白马的背上画道道是不可能制造出斑马来。象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一样，张教授把私有化看成是产权改革的捷径，从这一点上来说张非常象丘拜斯。他果断主张私有化，而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家也就成了他这一理论主张上的现实行为延伸。在理论主张上，张维迎对厉以宁明显的表现出继续关系，这种继续关系的根源在于新制度对新古典的继续关系。二，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失误厉以宁的关于中国经济存在两个非均衡的理论，以新古典理论为分析工具，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微观特征，无疑，这是一次中国经济学界为数不多的经济分析上的创新，借一句套话就是把新古典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但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的理论分析是不完整的，是需要进一步延伸的，但厉教授却未能延伸，而是仓促的得出结论。由于认为中国的的企业不是企业，这种情况导致价格机制失效，所以厉断定中国的改革重心是把中国的企业变成企业。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企业为什么不是企业？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只是一个现象，而厉却认为这是结论和原因。造成厉教授当时“理论短视”的原因在于他所使用的分析工具：新古典理论。新古典采用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假设，把企业看成了基础的不可再分的经济单位，或者说经济原子，厉以宁也就当然地认为，中国的企业也是最小的经济原子了，不可再分了。而厉正是凭借自己并不完整的理论分析来给中国的改革提供政策建议的，从承包制到股份制，这个不完整的理论也当然地形成巨大的政策漏洞。其实，企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按厉教授的理论，延伸下去，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的根源在于中国的个人不是“人”，也就是说中国的个人并不满足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只有且仅仅“个人”才是经济行为主体，这一点也是新制度所坚持的。中国改革的中心也就应该是以“个人”改革为重心，把中国的个人变成“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个人要能够真正做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必须满足两个基本前提假设：他的正当个人欲望是被法律承认的；他拥有为满足自己欲望而追求财富的权力，即他拥有明确的被法律所保障的产权。我在人民大学听过一个社会学家讲课，他说张维迎所有高深的数学公式和深奥的博弈论分析可归结为一句话：把中国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这种评价虽然显得偏激，但却也道出一个事实，张教授把产权改革简化成私有化，依据这种简化的理论给出政策建议也当然地会形成巨大的政策漏洞，事实也证实如此。其实，不仅仅张维迎把产权明晰简化成私有化，几乎所有的主流西方经济学家都存在这种简化倾向。闻名的新制度创始人之一的张五常教授甚至更为极端，俄罗斯的政策建议者显然也是简化倾向者。这种私有化简化倾向的根源在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缺陷，或者说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新制度虽然纠正了很多新古典的不符合现实的前提假设，但是，依然坚持“经济人”这一新古典核心假设。而“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基石性前提假设，就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也是展开于此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不是所有时代，所有地区的社会都满足“经济人”假设的。从时代上来说，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社会是不满足“经济人”假设的，经济人特征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才在西方出现的。从地区上来说，一切非市场国家都是不满足“经济人”假设的。其实，改革的过程或者经济转型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由非经济人向经济人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说，我改革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作为前提假设的“经济人”。其实，欧洲同样存在一个改革、经济转型、市场化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比中国早了200多年而已。到亚当.斯密动手撰写〈国富论〉时，英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已经具备“经济人”特征，所以，“经济人”特征的形成过程并没有构成亚当.斯密的研究对象，同样也没有进入以后的西方经济理论家的研究视野。相反，现在的经济理论家企图用以“经济人”为假设的分析工具，去解释人类的所有时代和所有地区的所有社会行为！这就是目前的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譬如雄心勃勃的诺奖获得者斯诺教授，就企图以新制度分析范式去解释罗马兴衰史。尽管没有拜读诺教授的这部著作，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分析结论是错误的。因为经济人假设在古罗马时代的欧洲是不成立的。假如充分具备“经济人”特征的社会中，产权明晰可以简化成私有化，而在不充分具备“经济人”特征的社会简单私有化只能制造经济灾难。俄罗斯和中国的私有化经历都充分证实这一点。三、中国需要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遭遇激烈批判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理论严重缺乏。把这种局面单纯地归罪于经济学家本身显然不是很公平的，这更多地是由他们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造成的。以往，我们改革的理论支持是摇摆于两个极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其实，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也是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的，就象吸取〈国富论〉精华一样。我们固执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是过去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延续。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但是，网上流传甚广的流国光的文章似乎要重新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无论单纯地依靠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单纯地依靠马克思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摆脱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给我们的思想束缚，认真地深刻地研究人类制度演进历史和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探索能够为中国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四、制度核理论为解释中国改革，弥补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本人在深入考察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诠释人类制度演进的一个崭新框架假设：制度核理论，期待各位理论爱好者的批评。本理论认为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进程中，存在两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于欧洲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帝国建立，也即中国的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时期，第一个制度核的明显特征是在相互隔绝的东西方同时形成。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西方便进入了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基督教制度时代，即中世纪；而中国则步入了2000多年的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封建儒教时代。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开始反思第一个制度核进而否定之，开始建立第二个制度核，这个制度核就是现代社会制度基础，第二个制度核形成的标志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中国自1840年开始，在已经处于第二个制度核下的英国的强迫下，开始了自己对第一个制度核的反思和第二个制度核的建立的艰难历程，目前，仍处于这一历程中。人类的社会制度是一个逐渐形成并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个产生和演进过程又现出阶段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制度核特征，所谓制度核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制度基础，制度核形成后，人类的社会制度便以此为基础和内核进行演进，从而表现出连续性，直至下一个制度核的形成。用数学语言描述，人类历史是一个存在两个间断点的连续曲线。这两个间断点便是制度核形成时期，而这两个制度核形成后的历史时期则是以这两个制度核为核心的制度连续演进，而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之前，则是一个漫长的“制度核”前时期。德国历史哲学雅斯贝尔斯在考察了古希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及同期印度所同时出现的文明繁荣现象后，提出一个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假设（《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对这三个同期的但相互隔绝的繁荣文明的很多相似性特征进行解释，改假设认为这一时期是人类的轴心时期，此后的人类历史都是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观的指引下进行演进的。雅斯贝尔斯看到了这三个地区同时的文明繁荣，但却忽略了紧接而来的历史现象，就是这三个地区在历经了当时的文明繁荣后几乎同时又进入了一个文明萧条时期：西方是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中国则进入了漫长的“吃人的”封建社礼教时代。人类从乐观走向悲观，从自我肯定走向了自我否定，怎么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其实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历史轴心”期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人类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对自己所走过的历程进行大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就是意识到自己欲望的存在。欲望能够满足便是幸福，而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便是痛苦。人类意识到自身欲望的存在，便意味着意识自己的痛苦和幸福的根源。但当时，由于人类的知识和物质资源有限，人类又意识到自己无力去满足自己仿佛无限的欲望，欲望不能够满足便是痛苦。规避痛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获取财富去满足欲望，另一种便是否定欲望。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人类不得不采用后一措施，即通过否定自己欲望去规避痛苦，这就是第一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是人类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便引申出对人类追求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的权力进行否定。这里作出定义：能够满足欲望的东西是财富，获取财富的权力是产权。那么第一个制度核的特征便是：第一、对个人欲望进行否定（即对人性进行否定）；第二、对个人产权进行否定（从而导致对个人人权的否定）。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人类制度便以此为核心基础进行演进。尽管在不同低于有不同表现形式，如欧洲表现为基督教制度、中国表现为封建礼教制度、印度则是佛教等级制度。这些不同制度现象的最深处都是第一个制度核。以第一个制度核为内核的人类制度又有一些共性特点，我们可把这些共性特点称为“制度次核”：1）繁杂的礼仪；2）强调集体，否定个体；3）个体不具备“经济人”特征，表现为“非理性”；4）强调节欲；5)重农抑商；6)集权等级制；7）财富按特权标准分配；8）零和搏奕。尽管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对人类本身进行否定，并衍生出了后来的摧残人性的形态各异的社会宗教制度，导致人类文明进入一个萧条期，但这仍是人类的巨大进步。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标志着人类彻底摆脱动物性，具备了人的特征。所谓人的特征便是意识到自己的欲望的存在，并调节控制这种欲望。动物也有欲望，但动物并意识不到这种欲望的存在，只能受本能的驱动，更遑论调节控制了。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实质上是人类意识到自己欲望存在后，为避免痛苦（或追求幸福）而为自己设计的调节手段。由于当时知识和物质极度贫乏，这种控制方式就是否定。所以在此给“制度”下出定义，制度就是人类为规避痛苦（或追求幸福）而为自己设计的调节自身欲望的方式。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时期，是人类和动物的真正分裂点。第一个制度核的形成实质上是大大减轻了，而非加重了人类的痛苦，人类也是在以此所形成的制背景架下缓慢的形成了知识和物质的积累，直至第二个制度核的出现。随着人类知识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人类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去满足自己的基本欲望，为自己创造幸福，也就是说意识到第一个制度核是错误的，开始否定它，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制度核：第二个制度核。和第一个制度核同期形成于不同区域三大文明不同的是，第二个制度核的形成首先发生在欧洲，即在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第二个制度核是对第一个制度核进行否定，即对否定自身欲望和否定自身追求财富权力的方式进行否定。第二个制度核就是承认个人欲望和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对应于第一个制度核，第二个制度核的衍生共性特征（制度次核）：1）追求自然，否定繁杂的礼节和禁忌；2）充分承认个人，否定扼杀个性的集体主义，强调在承认个人的基础之上的团队合作；3）个体具备“经济人”特征；4）注重商业和市场；5）追求物质享受，提倡享受生活；6）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强调机会起点均等；7）财富按价格机制分配；8）非零和博弈。随着第二个制度核的建立，人类逐渐开始摆脱自然的约束，让自然成为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人类开始初步成熟。第二个制度核成熟之后，迅速的以战争为媒介向世界其它地区扩散。

产权改革范文第5篇

十年前还九死一生的中国国有企业，如今的持续增长可谓冰火两重天。2011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日均赚18亿元；2011年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日赚7.5亿元。不过，这些看似骄人的经营业绩，招致了专家学者与社会的质疑不断。事实上，2009年以来，尤其是今年以来，伴随着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爆发式增长和集体性崛起，对“国进民退”的质疑之声和“央企凶猛”批评指责之议也纷至沓来。在一些学者和民营企业家看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今天的良好发展局面，不足为道。

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对媒体表示：“国有企业赚得多，和老百姓没有关系，国资委领导说这些年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我看这个成绩是表面的，国有企业的改革远远没有到位，甚至没有破题。”

2012年3月22日，国务院批转《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十一大项34项重点改革中，国企改革居今年改革任务之首。十一大项改革的第一大项就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而作为三项基本经济制度之一，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又居首位。

两个失衡

国企改革再一次来到风口浪尖处。

4月2日，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在博鳌论坛上指出，中国国企改革事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成败。就在同一天，国资委副主任邵宁也在博鳌称，目前中国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公众化、市场化。

以央企为例，目前的管理体制基本可分为三个层次：国资委、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金融企业由被称为“金融国资委”的中央汇金公司管理，国资委直接管理120户央企大集团。截至2010年底，这120户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为244274.6亿元，实现营业总收入167769.4亿元，净利润8522.7亿元，2011年净利润增至9173亿元。目前，央企（含金融企业，下同）控股的上市公司约330家，虽然家数占比不足15%，但是截至2011年三季度，全部上市公司约1.5万亿净利中，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净利约1万亿，占比达到2/3。毫无疑问，自从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央企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收入、利润都取得了快速增长。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国有资本经营和管理存在两个严重失衡：一是国企巨额盈利和上缴财政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严重不匹配。2011年以央企9173亿元盈利，上缴中央财政的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才765.02亿元，比例不足10%，超过90%的经营利润除一部分以红利形式分给公众股东外，全部留在集团公司，主要用于国有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央企业改革脱困补助、以及境外投资等，而多年来，央企海外资产有“一本糊涂账”之称。二是国有资本收益与用于社会公共支出的比例严重不匹配。去年在央企上缴财政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中，只有40亿元被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前者占国企盈利比重仅为0.4%。正是基于此，《意见》明确提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要“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用于社会公共支出的比重。”中共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此前提议，国企利润的80%应该上缴，用于公共服务。

倒逼产权改革

要解决国有企业的两个失衡，提高两个比重，就要减少主要出资人留存集团公司的权益和收益。

上世纪英国、日本、以及有类似国情的俄罗斯都进行过国企产权改革。俄罗斯的失败教训至今让国人记忆犹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国企的民营化不能像俄罗斯那样采取每人分一份把国有资产分给全民的方式，这种方式听起来挺能吸引人，但实际上更容易导致财富以不合理不光彩的方式集中。”

“俄罗斯在很短时间内搞大爆炸式改革，比中国的运动还运动，国资侵吞和财富掠夺难以避免。俄罗斯私有化还有一个教训就是，那些包含或者显性或者隐性的巨额垄断租金和资源租金的国有企业，其私有化要非常慎重，这些企业的私有化应该在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并消除了租金之后才能进行，或者至少要经过严格的竞争性程序才可能私有化，并对有些需要进行监管的行业进行严格监管。否则，私有化的参与者只是冲着巨额的显性和隐性租金而来，这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能是灾难。”张文魁建议，所有权大宗出售或先上市之后不断减持国有股的方式要好得多，可尽量避免俄罗斯工业寡头统治的局面。

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私有化总体而言都符合预期。这些国家私有化能避免大的负面效果，当然与法制健全、职业经理人文化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在于，它们的改革是建立在清晰的政治意愿、清晰的实施计划、清晰的时间表的基础之上。

民营化路向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解释说，中央企业60%以上的净资产都已经进入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把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上市公司，让它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是公众化的方向。”

按照国资委的判断，竞争性国有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将成为没有集团的上市公司，完全以市场要求运作，和社会资本紧密结合，从而实现流动性。国务院有关专家已明确提到，今年至少应该在央企的股权多元化、特别是母公司的股权多元化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而事实是，央企上市公司大股东控股比例多在60-70%，如中石油等更高达80%以上，多元化意味着国有大股东减持，当然，如此庞大的央企大股东减持不能在二级市场直接进行，采取何种方式减持，增持者（相信会有民间资本）又如何接盘，同时要防止私人控制性股东的出现，因为一个股份比较分散的上市公司可能是这类企业比较理想的民营化路径。

保育钧主张国有企业民营化，他强调媒体宣传的“国企私有化”是在胡说，把产权变现不等于私有化。对于私有化和民营化的本质区别，保育钧指出：“一旦私有化就容易被瓜分，但如果民营化以后它还是一种资产，私有化就容易被消耗掉。”

张文魁还指出，民营化不仅仅是国家所有权转向非国有投资者，而是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所有权的转移，而第二层意思是公司治理的转型。很多人只注重第一点而忽视第二点。随着所有权结构的变化，过去行政化、形式化再加上内部人控制、内部人分享的公司治理应该过渡到商业化、实质化并有基本透明度和制衡性的公司治理。这个过渡能否平稳实现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其难度大于所有权转移本身，因为所有权转移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而公司治理转型则要花费较长时间和较多周折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产权改革范文第6篇

关键词：海峡西岸；金融市场；产权交易；闽台金融合作。

一、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环境

（一）产权交易市场是新兴金融市场

1.日趋完善的法规体系推动我国产权交易市场向纵深发展。一是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于2003年联合并于2004年2月起实施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总体要求“应进必进，能进则进，规范进入，操作透明”，由此确定了国有产权交易行为的法律依据，开辟了资本市场新领域。二是国务院于2004年《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提出应健全资本市场体系，以及积极推动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九条政策纲要。论文百事通三是2008年10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企业国有资产法》，提出“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确定产权交易机构是国有资产转让的法定市场交易中介。四是财政部于2009年《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规定各级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以产权交易机构、证券交易系统交易为主要方式；非上市金融企业产权转让完成后，转让和受让双方应当凭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办理相关国有产权登记手续。五是国务院于2008年12月出台的关于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九项政策措施（通称“国九条”），以及同期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30条意见，都提出了创新融资方式，通过并购贷款、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和规范民间融资等多种形式，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六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09年2月出台《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股权权能，提高股权的流动性。

2.产权交易市场的内在功能必然要求其承担历史重任。产权市场交易的核心商品是企业的股权和财产权，通称为产权交易。产权交易市场具有五项主要功能：一是作为资本运作载体和资金交易信息的集聚地。所有企业（包括上市公司的股东）都可以通过该市场公开投资，并购或转让股权、资产，支付结算交易价款。转让方和受让方也可从该市场获取相关信息。二是具有价格发现功能。企业股权和财产权在一个公开、公平、高效、竞争的市场中形成的均衡价格，不仅能够真实反映产权价值，而且具有连续性和权威性。三是充当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资本运作及风险控制的平台。四是成为内外资融合的接口和资本退出的通道。外商可以通过该市场参股或并购现有的各类中资企业，各种组织形式的企业都可以通过该市场转让股权或资产。五是衔接项目资源与后期融资两个相关环节。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该市场达到与银行机构的连接，实现以股权换资金、贷款买股权、财产变现金，以及不动产转换为流动资产。

（二）产权交易市场是开放竞争的金融市场

1.产权交易市场是发展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的突破口。一是产权交易市场潜力无限。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末，全国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公司共1400多家；经工商管理局登记的实有企业971.46万户（含分支机构），其中内资企业实有927.96万户，外资企业43.49万户。全国内资企业中实有国有企业56.88万户（其中企业法人23.69万户）；台商投资企业7万多家；截至2007年末，中央级金融类企业国有资本总额1.2万亿元。福建省政府投资控股的兴业银行以及福州、泉州和厦门市商业银行等，拥有巨额金融资产交易需求。除此之外，福建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并购重组比较活跃，产权交易需求巨大。二是股权、财产权交易是新兴产业。目前产权交易市场尚未在全国统一，交易门槛较低，交易程序简单，尤其适合中小企业通过产权交易增强资产权益的流动性。国内以区域龙头产权交易机构为首，覆盖国内几大经济区域的产权交易联合体已呈鼎足之势。北方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以天津为中心，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发展迅猛。长江流域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以上海为中心，成为我国权益性和基础性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长江流域共同市场公开挂牌、成交过户的产权项目覆盖全国30个省市，交易对象涉及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及自然人。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统计，上海产权市场2008年成交金额在全国率先突破千亿元，已成为全国各类企业并购重组的重要平台。北京是全国最大的私幕股权投资市场，2008年北京地区的创业和股权投资案例占全国总数的24.42%，投资金额占全国总数的24.9%，均居全国首位。

2.地方政府推动我国产权市场横向发展。一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视产权交易市场建设。产权交易市场是新兴金融市场，各省市政府非常重视该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湖北省明确提出要建设好湖北资本市场的“产权板”，在《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纲要》中提出要“以产权交易市场整合和发展为突破口，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将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建设成辐射华中地区、最具活力的产权交易市场”，使产权市场成为各类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的诚信市场。四川成都市出台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明确要求成都市在金融配套改革方面要“陆续探索产权交易市场、非上市股权交易市场和金融不良资产交易市场等金融市场建设，形成部级或区域易场所”。吉林省率先试行股权通过产权交易机构集中登记托管的做法，在全国产生示范效应。二是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向区域化发展，同质产权交易机构实行不同的方式重组、合作经营。如参加第四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的9省区代表共同签署《泛珠三角区域产权交易机构合作框架协议》，联手构建跨省区的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体系。2008年3月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积极支持在天津滨海新区设立全国性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OTC市场），天津市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将产权交易市场发展为全国性中心。

二、建设海峡西岸产权交易统一市场是大势所趋

（一）发展海西产权交易市场具有天时地利。一是国务院通过《关于支持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为福建省产权市场与台湾资本市场对接创造了先行先试的政策环境。在当前国家支持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利好环境下，福建与广东、浙江、江西四省产权交易机构达成意向，创立有限公司制产权交易平台，共同建设海西产权交易市场。二是海西地理位置优越，海峡西岸经济区产权交易市场需求旺盛。福建与台湾具有“五缘”优势，闽台经贸合作、人员交往的良好势头奠定了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基础；福建涉外经济比较发达，外资并购的规模越来越大且涉足领域越来越广，民营资本活跃，这些活动都需要通过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来完成。三是地处海峡东岸的台湾地区具有相对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且台湾金融界已对与海西产权交易市场的对接和合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在第十一届海交会期间与福建省产权交易机构商谈合作事宜。

（二）海西产权交易市场亟待深化改革。2007年在原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是福建省统一产权交易市场的运行载体，是海西金融服务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同行业中享有较高的信誉度。2009年3月，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与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工商银行和华夏银行福州分支机构共同签订了“开展商业并购贷款和股权质押融资”等业务的合作协议，授信额度达100亿元。2009年4月，海西联合产权交易市场挂牌报价系统异地竞价测试成功，由此扩大了每笔交易的市场竞价范围和参与主体，有利于提升产权转让的竞价率和增值幅度，提高市场交易效率。但海西产权交易市场运行中存在着3个主要问题：一是体制不适应。海西联合产权交易共同市场由福建省内8家产权交易机构联合成立，但实际上8家机构的名称、隶属关系和利益格局均不变。2008年3月，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加入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也并非是实体参与。二是实力明显不足。据国资委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2007年纳入全国产权交易网监控的20家区域性产权交易机构，注册资本金最高的是天津市（1亿元），其后依次为北京市（9500万元）、上海市（8600万元）、杭州市（8000万元），其余16家平均2669万元，福建省只有200万元。三是资源分散。我国产权市场的设计初衷是服务于国有资产战略重组，但这也造成了产权交易机构的设立、运行和管理都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目前福建省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金融业股权、资产转让分散在各个部门，国有土地交易由省内县市政府部门直接操作，从而形成市场之间的地域、级别和条块分割。

三、深化海西产权交易市场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福建省先行先试，创新机制，推动海西产权交易市场发展。一是海西产权交易管理地方法规，规范产权交易行为，健全服务体系，完善市场功能，为多种所有制性质的股权、特许经营权、预期收益权、知识产权、债权等权益，通过产权市场融资提供服务平台。规范发展各类投资基金，促进民间资金转化为创业投资的民间资本。引导各类基金和投资机构进入产权市场，加快培育混合所有制经济实体，促进社会闲散资金向资本转化。二是将本省公共资源（包括地方金融企业产权）都列入市场交易范围，积极鼓励国有企业将未明确规定必须进入交易的实物资产、债权、股权等，通过产权交易市场来完成转让。三是明确产权交易机构应积极开展股权质押融资、分红派息、增资扩股等业务，为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维护中小股东利益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

（二）增强海西产权交易中心实力，提升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地位。一是应充实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资本金，用于市场交易电子网络建设，改进交易手段和方式；通过各种媒体扩大宣传，让各类经济主体认可并支持产权市场及其交易模式；与台商合资或合作建立两岸产权交易平台，加强与台湾市场的联系；扩大与其他省市产权市场的联网运行，逐步融入全国统一开放的产权大市场；引进境外中介机构参与福建产权市场，拓展其国际化空间。二是赋予海西产权联合交易中心特殊的政策，如在财务管理上给予更大的自，在发展初期免予上缴财政利润，允许其将税后地方投资所得转化为再投资。三是维持现有人员的事业编制，提升职能地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人员。

（三）创建“海峡产权交易所”，形成以福建为中心的海西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一是牵头联合广东、浙江和江西三省，在福州共同发起成立“海峡产权交易所”，创建全国首家跨省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产权交易机构。二是明确海峡产权交易所的市场定位是“立足海西，辐射周边，服务全国”，建设真正意义上的跨区域统一产权市场。三是海峡产权交易所应在交易规则、交易方式、交易品种等方面不断创新、规范运作，可以投资参股境内外金融市场的交易实体；实行股份制运转，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争取尽快上市，实现做大做强，更好发挥其特有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四是推动海峡产权交易所与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平台无缝对接，创立海峡西岸股权交易品牌。新晨

（四）在台湾设立海峡产权交易所分支机构，推动两岸金融市场对接。一是延伸产权交易平台，争取在台湾设立海峡产权交易所分支机构（目前，产权交易机构尚未列入金融机构系列，不需要金融监管当局审批）。明确其职能主要是联络、咨询台湾岛内证券交易机构、投资银行和金融控股公司，为两岸产权投资、财产权转让提供服务。二是以海西产权交易市场为突破口，引进台资建立“海西产权投资基金”，通过产权市场投资海西区域，为台商直接投资、并购海西企业提供“过桥贷款”。三是以海峡产权交易所为平台，实现闽港澳台信息、项目、资本、市场及技术等方面的对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权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开辟除证券市场直接融资、银行间接融资之外的另一大融资渠道。

（五）创立非上市公司股权柜台交易市场。当前大陆主板市场和中小板市场只能满足小部分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投融资和股权流转需求。由此，借鉴台湾非上市企业产权柜台交易市场（OTC市场）管理制度和交易制度的经验做法，建设依托海峡产权交易所的非上市企业产权柜台交易OTC市场；引进台湾私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为“做市商”，培育辅导非上市企业，为其创造上市条件；推荐符合条件的企业在上海、深圳、台湾、香港等证券交易所上市，实现产权市场与证券市场的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1]陆洲。融资：产权市场的新名片[N].中国证券报，2009-07-13.

[2]丁洁。私募资本与产权市场合作才能共赢[DB/OL].，2009-03-06.

[3]国资委加速推动国有产权交易市场统一[DB/OL].，2009-05-12.

[4]李明良，吴弘。产权交易市场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熊焰。资本盛宴：中国产权市场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产权改革范文第7篇

目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产权制度，这是一种介于集体产权和个人产权之间的制度。集体拥有土地发包权，但不拥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但缺乏土地转让权、抵押权等权利，而且承包经营权缺乏稳定性。这种既非集体又非个体的产权制度，存在的根本缺陷就是产权模糊，由此产生很多效率缺失。

一是农地产权缺乏延续性和稳定性使农民的投资激励不足。投资需要激励，而激励产生于稳定的收益预期。当前，我国农地产权由于承包期短暂和承包权的频繁调整，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严重影响了投资激励。二是农地产权残缺影响到土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同一块土地在不同的人手中价值不同，土地只有通过流转才能产生更高的价值。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非常困难，虽然有的地区青壮年农民大量外出务工，但是土地流转却没有发生，部分土地出现荒芜。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缺乏土地转让权。土地无法流转，也就无法集中，土地的规模经营就很难实现，这严重影响了土地的效率。

农地产权的缺陷不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产权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原则就是消除产权的模糊性，清晰界定产权，以提高产权效率。改革究竟应该怎么实施呢?我们知道，产权有三种类型：国有产权、共有产权(或集体产权)、个人产权。改革的方向是把产权清晰界定给国家、集体，还是个人呢?这需要从效率角度考察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能否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国有产权条件下，由于国家只是一个抽象主体，必须选择人来经营土地。但人也只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者”，缺乏完全的土地收益权，从而缺乏经营激励。“故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是极大的。”在共有产权下，一个共有土地的所有者无法排斥其他人过度使用土地，也无法排除其他人来分享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非常之高。因此，“一个人的活动对他的邻里和后代的效应在这里不会被全部考虑进去，共有财产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相比之下，个体产权，由于所有者拥有完整的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使与共有制相联系的许多外部成本内在化，……这种收益与成本的集中，产生了更有效使用资源的激励。”因此，在个体产权下，产权的模糊性被消除，资源的利用效率较高。这一结论为农地产权改革指明了方向，即赋予农民更完整、更持久的土地产权，这是产权改革的必然选择。

二、农地产权改革的约束条件

尽管从效率角度看，农地产权改革的方向是确立农民个人产权，但是这一改革却面临诸多约束条件。如果不突破这些约束条件，改革是难以顺利展开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正如消费不能摆脱当前的预算约束、生产不能摆脱当前的成本约束一样，改革也不能摆脱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约束。忽略了改革的约束条件而空谈改革的终极目标，只会使改革停滞不前。农地产权改革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约束：

(一)意识形态的约束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他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收入分配、劳动分工或其他制度变迁，并不立即引起个人意识形态的变迁。”中国农地产权改革自确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以来，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已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意识形态，即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是与中国基本制度相适应、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制度。任何改变这种制度的企图，不仅受到原有意识形态的抵触，而且会因为担心背离基本制度而受到其他人的质疑。

(二)人地矛盾的约束

人多地少的矛盾是中国长期面临的基本国情，任何改革都不能不受到这一矛盾的制约，农地产权改革也是如此。从效率角度看。农地产权改革必须确立个人产权，但这会因为加剧人地矛盾而引发贫困和稳定问题。可以预见，在确立个人产权后，农户之间的竞争必然加剧，规模经营将成为一种趋势。虽然此时农户对出售土地更为谨慎，但贫困、疾病等因素都有可能使农民最终放弃土地，真正沦为“无产者”。数量众多的农民沦为无产者，在农村机械化经营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对这些剩余农民无法完全吸收的条件下，必将产生严重的贫困问题，导致两级分化，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三)工业化、城市化的约束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任何落后国家迈向发达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是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目前，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了巨大的土地需求。一部分土地尤其是临近城市的土地，在部分行政干预下都被低成本地转化为工业和城市发展用地，这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动力之一。各级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以及因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导致的对土地增值收益的依赖，使各级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控制都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在这种条件下，确立农民的个体产权，消除政府对土地的控制和收益的攫取，可能会延缓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因此会遭遇到来自政府的强大阻力，使改革难以向前推进。

三、农地产权改革的渐进式道路

农地产权改革面临的诸多约束，为改革设置了一个边界，使改革在特定阶段只能尽量逼近约束边界，而不能跃出。改革只能遵循渐进式道路，逐步向前推进。随着改革的成功和逐步深入，曾经对改革形成的约束将被逐步突破，边界将会向外拓展，从而使改革一步步前进，并最终达致目标。

农地产权改革的具体做法，就是把农村的土地按距离城市的远近分为“近、中、远”三类地区或者五类地区，首先在最偏远的农村地区实施土地产权改革，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时机成熟之后，再逐步推广到其他地区。

这一改革路径的优势在于能够规避并逐步突破改革的约束条件。

首先，渐进式改革能够规避和突破意识形态的约束。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农村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有效政策，所以，改革绝不能改变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但是，改革首先在偏远地区展开而不涉及其他地区，波及范围小，不会影响大局。正如部分中小企业改制不会影响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一小部分农村地区实施产权改革实验，也不会影响农村集体所有制，更不会动摇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因此，改革与原有意识形态不会发生严重冲突，能够得到一定范围的支持。随着偏远地区改革的成功，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一定会促使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迅速转变，从而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入。正如经济学家指出的：“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

其次，渐进式改革能够逐步突破人地矛盾的约束。人地矛盾的最终消除，需要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市中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在短期内无法充分吸纳被排斥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因此，会产生贫困和社会稳定问题。但是，渐进式改革只是在局部地区展开，所以排斥出的劳动力人数有限，而且是逐步流入城市，所以不会对整个城市就业造成冲击。

最后，渐进式改革能够逐步突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约束。工业化和城市化尽管产生了大量土地需求，但是这种需求只限于城市周边地区，对农村偏远地区的土地需求并没有产生影响。偏远地区的土地由于缺乏区位优势，城市化难以波及，所以政府控制欲望较低。在偏远地区首先启动土地产权改革，不会遭遇来自政府的强大阻力。偏远地区成功后，再逐步向城市方向推进，同时城市化沿着城郊地区向农村逐步推进，二股潮流最终可能会在某个区域会合。到那时，渐进式改革的最终目标就会基本实现。

摘要：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进行产权改革。改革的方向是赋予农民更完整更持久的个人产权，但改革必须遵循渐进式道路。其原因是改革面临意识形态、人地矛盾、工业化城市化三大约束，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坚持渐进式道路，改革才能逐步突破约束边界，向深层次发展，并最终达到目标。

产权改革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牵涉到社会的团结和稳定。目前需要集中力量研究和解决国有股权主体的设计和创制等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范畴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涉及到产权的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工程。产权的界定、转让以及不同产权结构的差异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进行产权改革，只不过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的要求，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一个“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的决定，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要产权归属清晰，权责明确，弄清楚一个企业的产权究竟有多少，明确其产权主体和责任主体，是一个有效的企业制度建立的基本前提；二要防止产权流失，严格保护产权，例如，在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过程中，其资产必须进行评估，以确保投入改制后，企业的国有资产能够保值增值；三要产权流转顺畅，产权只有在流动中才能提高运营效率，才可能保值乃至增值，才能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优化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使之和社会化大生产及社会化大生产所需的现代公司制度相适应。

二．我国产权改革历程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奉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产权制度的作用几乎是不存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八十年代中期，国家在企业中逐步推行利改税，允许企业实行包括奖金在内的浮动工资制。企业在收益处置方面有了一定的自，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和企业的生产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高。随后，1987年上半年国家开始实行“工业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的产权制度改革。 1983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在国有工业企业试行“利改税”的改革方案。1988年3月，国务院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对承包制的原则、内容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使承包制步入规范化、正规化的轨道。 1992年以来，国家逐步放弃了以往“放权让利”的思路，在企业中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进行了股份制为主的公司制改革和股份制试点。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对国有企业产权实施战略性重组，“抓大放小”。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在调整和改组中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实行债转股。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阶段。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六大和2003年3月的“两会”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我们的产权化改革中产权比较模糊，其产权关系清晰在经济体制及法律制度上存在困难。历史证明，民法为私有财产的占有和有效利用提供了一个相对有效的体制及法制的空间，但对国有资产则不然。当国有企业资产向非公有主体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者、劳动者转化时，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和理沦依据，人们对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产权界定问题、经营者持大股问题有了不同的见解，出现了大讨论。

三．当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对策建议

1.合理地设计国有股权主体。我国产权改革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建立或明晰一个能代表国家行使产权权利，并与市场机制相适应，且具有行为能力的产权主体。国家并不具有直接进行投资的能力，必须在国家所有者与企业之间寻找一个中介人——国家资产管理机构。为坚持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必须从制度和机制上严格区分以股东方式“履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职责”和依照行政隶属关系“管企业”的本质性差异，促使国有股权主体在享有代表国家投资经营国有资产权利的同时，还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一是在支撑国民经济增长、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实现政策目标；二是提高国有资本运作效率，实现保值增值。促使国有投资主体对被投资公司的控制方式真正成为公司法规定的股权方式而不是传统的行政干预方式。

2．坚持所有权多元化政策原则。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对所属绝大多数的企业来说，进行现代公司制改造，必须以实现所有者多元化为前提条件，并根据国家规定和企业的不同情况，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凡是可以转为公司的企业，原则上股权都可以多元化。一些持有较多不良资产的国有独资公司，目前不具备股权多元化条件，但经过业务和资产结构调整，将来仍能股权多元化。具体来说，目前对国有企业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应从以下几个层面上进行：第一，进行企业的改制、改组和改造。即将现有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产业资产委托给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其它法人经营。第二，实现国有产权的间接化，真正实现国家作为管理者和作为所有权身份之分离。第三，在国有经济必须涉足的领域，重新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营范围。对极少数关系经济命脉、国家安全、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天然垄断行业的重要企业，政府投资的目的不仅是资产的增值，更重要的是承担公共责任，保持国家的控制力。这类企业数量有限，但关系重大。为贯彻政府意图，对这类企业出资人机构应直接持股、控股或独资经营，国有资本不能轻易撤出，保持对这类企业的控制力，即进行企业形态的监控；而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出资人机构并不依恋特定的企业，而是以投资回报最大化和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为目标，不断优化资本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由“管企业”，逐步转换为“运营资本”。

3.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所有产权改革，都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从具体问题上说，一旦发生了产权改革，马上就会提出产权交易的问题，也就是发展资本市场的问题。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一定要和本国的市场情况相适应，不能够去照搬国外的市场。

参考文献：

[1] 杨瑞龙，现代企业产权制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

[2]何啸伟 当前国企改制的尝试性对策《企业改革与管理》2001年第10期

[3]史学岗 方霞王金利产权探微及对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思考

[4]王钰国企产权改革大势不可逆转.cn

产权改革范文第9篇

国有企业在我国的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企业却已经跟不上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了，期间各派的学者专家也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有不少的争论，而最近以“郎顾公案”所引发的新一轮的争辩再一次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这一话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来，形成了两大阵营：以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为首的非产权改革派，以张维迎（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室中心研究员）为首的产权改革派。郎咸平等人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明晰的，是可以搞得很有效率的，甚至比私营企业更高效，不应该搞产权改革。他们认为，产权改革导致一些人侵吞国有资产，成了这些人在国有资产流失盛筵中狂欢的运动。张维迎等人则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是不明晰的，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产权改革；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由此，这两派就形成了激烈的论战，互不相让，当了解过双方的争论和相关的知识后，鄙人也阐述一下个人的观点，仅供参考。

首先，到底该不该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新旧体制并存，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产权关系不清与产权管理缺位并存，使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日益严重。我国目前平均每年流失、损失的国有资产也达500多亿元。这即意味着我国每天流失的国有资产达1.3亿元以上。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因效益低下造成的经营亏损，各种原因出现的银行负债等现象说明国有资产的经营状况令人担忧，国有企业的问题是严峻的。因此，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是大势所趋。

其次，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国有企业的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企业产权的改革，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的属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产权具有经济实体性、产权具有可分离性、产权流动具有独立性。产权的功能包括：激励功能、约束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协调功能。以法权形式体现所有制关系的科学合理的产权制度，是用来巩固和规范商品经济中财产关系，约束人的经济行为，维护商品经济秩序，保证商品经济顺利运行的法权工具。张维迎等人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甚至用经济学中的“公地悲剧”加以论证，认为国企产权问题必将导致低效率或无效率。众所周知，“公地悲剧”说的是，在“公地”条件下，牧人可随意放牧而不会增加自己的成本，于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大家都增加放牧数量，结果牧草因过度使用而被破坏，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我认为，“公地悲剧”不足为据。这里所谓的“公地”，本来就不应该被称为“公地”，它实质上是“无主地”。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地”是有主的，即一个团体所有。就国有企业而言，归全民所有，从法律上拿得出产权证，是有主的。国企产权，就如同香港的土地（非私有）和美国的公有土地（约占1/3）一样，都可以有明确的产权说法。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郎咸平等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张维迎等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最后，该怎样进行改革？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三个原则，第一点是效率原则，不管企业是国有还是私有，只要是对我们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力的我们都可以拿来用，如果只是纯粹是把企业弄来国有化或者私有化，最终都会导致垄断和低效率。所以，以提高效率为目的或原则的国企改革，必须塑造多元化市场竞争主体，即必须打破国企垄断地位，破除各行各业的进入门坎，让各种类型的企业参与竞争。第二点是公平原则，公平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公平，而是在规则上的公平，保证机会的均等性，而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说的那种冲突关系，是一种促进关系，即规则公平是效率的基础，没有规则公平就没有效率，而效率又可以使我们在更高的一个层次得到公平，这样是一个呈螺旋形上升的趋势，是相互促进的。第三点是根据现代企业理论中的团队理论来说，由于企业的员工是一个团队，而团队中各个成员的贡献是难以测量的，每个成员都有偷懒的动机，这样，就需要一个监督者来监督其他成员的活动，以保证企业的效率，所以尽快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侵占国有资产等一系列损害国家利益事情的发生。

总的来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却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在这期间又好又快的进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才是正确的有效率的，才是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才能成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强大推动力。

产权改革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产权 国有企业 市场经济

一、现代产权经济学的产权内涵

产权这一概念，既是一个古老的范畴，更是一个现代的范畴。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经济学家就没有间断过对它的研究。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产权”都被当作已经存在的条件被排除于正统经济学以外。虽然所谓正统的经济学承认“产权”的重要性，但是认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从而关于“产权”的研究，一直没有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

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科斯为代表的一批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他们的产权理论，引起不小的轰动，产权问题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那么，产权究竟是什么呢？制度经济学家又是如何定义它的呢？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是：“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著名的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所下的定义是：“产权是一个社会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可以看出，以上两种定义是从权利的可选择性和权利的实施来定义产权的。另一位产权经济学家德姆塞茨从外部性的角度来定义产权，同时，他十分强调产权的功能和作用，他指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产权的所有者拥有他的同事同意他以特定的方式行事的权利。”“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现代产权经济学的鼻祖科斯则是从产权的社会属性的角度定义产权的。科斯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商人得到和利用的是实物（一亩土地或一吨化肥），而不是行使一定行为的权力。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会说某人拥有土地，但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拥有的是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力。”菲吕博腾和配杰威齐的产权定义则丰富和发展了科斯的产权定义，他们认为：“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的行为规范，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因此，对共同体中通行的产权制度可以描述的，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这一定义，深刻揭示了产权这一范畴，是因主体的一定的行为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相对于科斯揭示的产权的行为性含义，该定义说明了产权主体行为的社会属性：这种关系不是单纯的人与物的关系，而是基于占有关系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诺斯则是从强调产权的排他性来定义产权的，他认为：“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排他性权利。”施瓦茨的产权定义是：“产权不仅仅是对有形物的所有权，同时还包括人们有权决定行使市场投票方式的权利，行使行政特许权，履行契约的权利以及专利和著作权。”

以上这些关于产权的定义说明，对产权的理解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某一点，应该用全面的、联系的、抽象的思维来审视产权。产权是多种权利的集合，这些权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产权。所以，应该将其理解为一整套权利束。这一权利束的内容包括:(1)产权确定了经济活动中人们之间相互利益关系的一整套行为规则。(2)一个完整的产权束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其中每一种权利还可以进一步细分。(3)产权并不是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简单相加，而是产权范畴包括的各项权利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相对分布形态和产权内部各种权利之间的界限以及它们相互制约的关系。(4)产权不仅包括对有形物的权利，还包括对无形物的权利。(5)产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还是一个涉及到法律、社会道德等层面的综合范畴。

二、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回顾

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历程来看，改革的指导思想发生了三次变化。第一次是提出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第二次是进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第三次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可以说，只有第三次提出的关于产权改革的思想，才是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

为什么接触问题的实质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走这么长的路呢？关键是我们长期以来受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一直没有触及产权这个核心内容。因为一牵涉到产权问题，马上就会联系到所有制问题，更会联系到姓“资”姓“社”的问题。但是客观经济规律发生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不按照规律办事情，必然会遭受损失。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传统的所有制理论，一般认为国有企业不仅是公有制企业，更是公有制的最高实现形式，国家独占产权绝对不能触动和削弱。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局限于具体层面的改革。从解放之初的调整行政隶属关系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放权让利，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经营机制转换、猛抓科学管理，都没有触及到产权层面。2000年后，国家认识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性，出台了很多有助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可以说，从那时开始，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了实质性的阶段，是一个质的飞跃。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可以说，这次会议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触动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

三、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的根本

总结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改革要获得成功必须要解决产权问题，因为产权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其他的所有企业制度都是建立在产权制度上，应该说，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关系企业运营绩效的好坏。

为什么在谈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要把产权置于基础地位，而着重强调？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给了我们一些有意义的启示。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的功能包括：“为人们提供竞争与合作的框架，充当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组合的粘合剂和各种经济组织的依托;为经济当事人提供特定的经济激励和约束，使之通过权力配置实现资源配置并分配收益；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经济预期，节约各种经济运行成本，减少不确定因素。这些功能的发挥，带来的是产权制度的收益。这种制度性收益可以理解为经济增长中无法用物质要素增加加以解释的‘余值’的部分。”关于产权制度的效率，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的收益与成本的比值就是产权制度的效率。不同的产权结构和产权安排，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率，产权决定绩效。一个经济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或在同一时段的不同空间范围，可能存在效率悬殊的产权制度。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实际绩效，不仅取决于其经济资源禀赋条件，也极大地依赖于其制度禀赋。”“张五常认为，社会的进步在于人们有可能认识和选择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的产权制度和安排。衡量一个国家制度的优劣，要看其产权制度是否合理，以交易费用的高低为标准。交易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决定一个国家是富裕还是贫穷，是发展还是停滞。”

正如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的那样，产权制度的优劣决定了经济绩效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组织结构的效率、决定了激励约束机制的实施、决定了权责利关系的配置，等等。

总的说来，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产权改革应该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或者叫做中心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绝对不可能绕开产权改革这一本质问题。与其回避问题多走弯路，何不昂首挺胸坦然面对？

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具体途径

1.坚持市场化原则。这里谈到的市场化原则，是指以市场为配制产权的基本手段的产权配置方式，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的作用而不是政府的决定来配置产权。从十四大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市场作为配制资源的基础，已经在整个经济领域内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具体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上，却差强人意。原因就是我们对经济规律的把握还不透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是将制度（也包括产权）看作是上层建筑，没有把它看作是一种经济资源。事实上，产权也是资源，是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既然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配置产权的基本作用。

2.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允许鼓励不同投资主体、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相互渗透，让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向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转变，形成一种利益相互交织的局面，从而增加企业活力。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有利于形成多种利益主体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企业治理机制，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中的委托问题，减少监督成本、激励成本和交易成本。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有利于壮大国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和领域，提高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有利于降低国有资本的投资风险，进一步促进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3.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可以通过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讲到产权主体多元化、产权主体独立化、产权主体资本化，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它的实践途径。要实现以上三个改革措施，自然而然地就会引出产权交易的市场化这个问题。就目前的情况看，要想以较小的“交易成本”促进产权改革，市场是最佳的选择。虽然市场会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缺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市场具有自动配置资源、引导资源向经济效益较好处流动的功能，从而实现产权配置的较高的经济效益。

4.国有企业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一条是针对依然存在的国企政企不分的问题提出的。政企不分，是几十年来一直困扰国企改革的问题，根本原因，就是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是独立的主体，一直受政府的控制。可以提出这样一条改革思路：使国有企业成为具有在法律上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政府不得对企业的日常经营事务进行干预，政府的有关部门如国资委只负责对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进行监督和审查。真正实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保证企业的活力和自主性。

5.国有企业的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都可以作为经营性要素加以对待。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可以进行增产评估，争取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这一点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产权观念的革新。以前，产权仅仅是被理解为所有权，一谈到国企产权问题，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国家所有权直至国家所有制上去。那是计划经济时代客观的经济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现在，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的内涵和外延也应该拓展。产权，除了所有权之外，还应该包括收益权，如果不理解到并将其应用，那就叫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情，会让国有资产遭受隐性的损失。

6.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贯彻的力度。任何改革的成功实施，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外部条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同样也需要较好的外部条件，这就是相关法律法规。制定针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法律法规，既要有宏观层面上的、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法规，也要有微观层面上的法律法规。这里的法律法规必须注意要有实践上的操作性、目标上的针对性、内容上的时效性。

7.必须立足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进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目的是使国有企业提高经营效率、提高经济效益、维护好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地位、维护好企业职工的福利、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做到这些，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资。只有国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自身有实力，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目标才能实现。

总体说来，现在国有企业改革应该进入产权改革阶段，事实上，这些年来也是这么做的。只要实现了着实有效的产权改革，国有企业一定会迸发出强大的活力，更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显现出其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1页

[2]A.阿尔钦：“产权：一个经典注释”、《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3]H.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

[4]R.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23页

[5]E.G.菲吕博腾、S.配杰威齐：“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页

[6]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66页

[7]转引自李会明:产权效率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

[8]马广奇: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比较分析.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1（2）

[9]吴易风:关于非国有化、民营化和私有化.当代经济研究，1999（10）

[10]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关系.经济研究，1996（6）

[11]陈国恒: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3-10-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