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经济学范文
时间：2023-11-07 04:44:22
产权经济学篇1
关键词：财产权知识产权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名著《经济学》第1}版fll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显然，绝大部分知识是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通常既不是物品，也不是劳务。那么它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现代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尚无深人的研究，甚至未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显然与经济学有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学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仅在法学领域予以讨论已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德霍斯（diahos）教授指出：“在对知识财产进行哲学分析时，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21.但drahos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作用的。wwW.133229.CoM
他写道：“经济学对于知识财产权的最终判断必须以成本效益核算的结果为基础”，“没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知识财产将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制度”图。也就是说，drahos已经将知识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财产来看待，经济学只是成本效益核算的工具。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知识产权和知识是否或何以成为经济学中的财产尚不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省略了权（rift），而只谈论财产（p}p}ty）o这里的财产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在法学领域，人们更多谈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但同样忽略了财产与财产权的区别。这从英文p}p}’一词既被翻译为财产，又被翻译为财产权即可看出。
受此影响，在知识产权领域，则有将ip（intellech}alp}l}n3’）与ipr（intellectualpropertyrift）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常将知识产权称为知识财产、智慧财产。drahos教授也在其《知识财产法哲学》图一书中多次使用“知识财产”一词。
足见本领域将知识产权混同于知识财产的混乱局面。严格说来，财产、财产权、财产权客体等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有形①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中的财产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资源，而法学讨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利。正如笔者在文中}1指出，在物权（有形财产权）这一特定语境下，经济学与法学是一致的。因为在物权领域，无需区分财产和财产权。事实上，在物权领域，财产和财产权不可分离，实际上是同义语。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区分却非常必要，因为知识产权之客体并不处于私有领域（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fal），其配置方式与物权领域的财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物权领域，由于财产与财产权永远被绑定在一起，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存在一座天然互通的桥梁，但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客体与权利却往往是分离的（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al中的表1）。于是，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就不灵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曾谈到，他和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多年研究知识产权之经济学，结果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法学家们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法学原理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表现之一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显著不同的态度。例如，美国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国内法中设置针对进口贸易的‘`337特别条款“。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古铁雷斯甚至认为：”对美国来说，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侵犯知识产权就是犯罪，也必须当作犯罪来处理“②。
换句话说，古铁雷斯要求动用刑法而不仅仅是民法来保护知识产权；相反，印度则对授权专利的保护做出限制。根据其专利法，印度知识产权局向印度专利权人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以及被许可人须在2010年3月31日之前向印度专利局提供其专利发明在印度的应用情况，否则将面临100万印度卢比（约合2.2万美元）的罚金以及专利强制许可令。如果提供虚假信息，则将面临牢狱之灾。可见，在知识产权领域，什么东西应当作为财产加以保护、如何保护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就法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达成共识。这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对基本理论的共识形成了鲜明对照。
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经济学与法学相互分隔，成了彼此独立的孤岛，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在知识产权领域架起一座经济学与法学互通的桥梁。
本文将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一一边际效用价值一来讨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阐明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概念内涵，弄清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来历，以阐明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如何建立在仅仅处于公有领域的知识或信息之上，从而明了知识产权及其制度的本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从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说起。
本文所称知识产权将仅涉及财产权，不涉及精神权。
二、关于资源、财富、财产、商品、价值和财产权
本节标题中的这些概念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似乎其内涵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实际上，这些概念的真实或准确含义大有学问，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甚至在学术界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按照本文自我设定的构建科学理论的目标，笔者将在本节对这些似乎普遍知晓但实际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进行探讨、阐述笔者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探论的这些概念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但即使这样，对这些概念的见解也纷繁众多，各不相同，难以一一评述。为简单起见，笔者将不在本文综述他人的观点，而是直接提出见解。正确与否，请读者鉴别。
（一）资源
所谓资源，是指对市场主体（亦即经济利益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用（具有效用或使用价值）的事物。无用的事物不能成为资源。
例如，土地、阳光、空气、水、矿藏、能源、动物、植物、建筑物、工具、材料、汽车、飞机、食品、服装、烟草、药品、工艺品、可用于发电的风和潮汐、道路、空中航线、劳动者、以及其它对市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有用的事物，甚至作为建材的沙子，都是资源。但当我们在漫漫旅途中身陷广裹的沙漠时，周围的黄沙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时，沙子就不再是资源了。当然，如果把沙看作土地，可以支撑我们的躯体，则沙漠中的沙也是有用之物，是资源。但这已经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谈论沙子了。
应当指出，资源不仅限于上述有形之物，还包括劳动力（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出力和脑力劳动出力）、劳动能力（个人的天赋、知识和技能）、人际关系（人脉和信誉）、有用信息（知识产权之客体）、特许专营权和专卖权（例如航线的专营权和烟草的专卖权），甚至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法律制度及公共政策，因为它们都是有用的事物。这些有用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无形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无形资源，而前面列举的资源则是有形资源。
此外，市场也是有用的事物，因而市场也是资源，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是市场主体一一尤其是跨国公司—激烈争夺的对象。市场是人们交换商品的场所。在现代社会，市场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的市场包括百货商场、超市等；无形市场如阿里巴巴、当当网等各种虚拟的网上市场。事实上，即使是百货大楼这样的有形市场，也包含着自由流动的商家和消费者会聚于此这样的无形成分。如果某一天商家和消费者减少了，则同是这个百货大楼，市场价值将大减；
另一方面，网络等无形市场也包含着有形的成分。
例如服务器、接人网等有形资源。所以，市场通常既有形，又无形，很难将其绝对划人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但在笔者看来，其无形成分更多，即无形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家和客户及其交易量是构成市场的主要成分。所以如果硬要划分的话，笔者宁愿将其划人无形资源，而将承载这个市场的物质载体（建筑和设备）从市场剥离开来，划人有形资源。
在日常用语中，市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市场主体所占有的客户资源，也就是市场占有率。
本文中，市场和市场占有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指的是交易场所；市场占有率指的是市场销售份额或客户资源份额。两者可分属不同的市场主体，都是有用的资源。市场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市场占有率则肯定是无形的。
注意，以上笔者将权利（right，例如特许权）和权力（power或authority，例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也列为了资源，因为它们也是有用的事物。显然，权利和权力是无形的。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劳动力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许多文献中，对劳动力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即劳动者；二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但笔者认为在经济学的意义上，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力已经被约定俗成地作为商品对待（马克思即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如果劳动力是劳动者，则不可能是商品，因为在废除了奴隶制的现代社会，作为人的劳动者不可以买卖，因而不是商品。至于劳动能力，则绑定于劳动者，任何情况下均无法分离，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故不是商品。可见，在认可劳动力是商品的前提下，劳动力不可能是人，也不可能是人的劳动能力。
在本文中，劳动者和劳动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者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是有形的；劳动力是劳动者的劳动出力，其有效的部分物化于有形的产品之中或蕴含于无形的服务或信息产品之中，是无形的。显然，劳动者与劳动力密不可分。
产权经济学篇2
关键词：财产权 知识产权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名著《经济学》第1}版fll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显然，绝大部分知识是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通常既不是物品，也不是劳务。那么它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现代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尚无深人的研究，甚至未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显然与经济学有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学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仅在法学领域予以讨论已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德霍斯（diahos）教授指出：“在对知识财产进行哲学分析时，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21.但drahos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作用的。
他写道：“经济学对于知识财产权的最终判断必须以成本效益核算的结果为基础”，“没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知识财产将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制度”图。也就是说，drahos已经将知识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财产来看待，经济学只是成本效益核算的工具。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知识产权和知识是否或何以成为经济学中的财产尚不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省略了权（ rift），而只谈论财产（p}p}ty ）o这里的财产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在法学领域，人们更多谈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但同样忽略了财产与财产权的区别。这从英文p}p}’一词既被翻译为财产，又被翻译为财产权即可看出。
受此影响，在知识产权领域，则有将ip（intellech}alp}l}n3’）与ipr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ft ）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常将知识产权称为知识财产、智慧财产。drahos教授也在其《知识财产法哲学》图一书中多次使用“知识财产”一词。
足见本领域将知识产权混同于知识财产的混乱局面。严格说来，财产、财产权、财产权客体等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有形①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中的财产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资源，而法学讨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利。正如笔者在文中}1指出，在物权（有形财产权）这一特定语境下，经济学与法学是一致的。因为在物权领域，无需区分财产和财产权。事实上，在物权领域，财产和财产权不可分离，实际上是同义语。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区分却非常必要，因为知识产权之客体并不处于私有领域（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fal），其配置方式与物权领域的财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物权领域，由于财产与财产权永远被绑定在一起，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存在一座天然互通的桥梁，但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客体与权利却往往是分离的（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al中的表1）。于是，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就不灵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曾谈到，他和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多年研究知识产权之经济学，结果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法学家们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法学原理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表现之一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显著不同的态度。例如，美国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国内法中设置针对进口贸易的‘`337特别条款“。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古铁雷斯甚至认为：”对美国来说，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侵犯知识产权就是犯罪，也必须当作犯罪来处理“②。
换句话说，古铁雷斯要求动用刑法而不仅仅是民法来保护知识产权；相反，印度则对授权专利的保护做出限制。根据其专利法，印度知识产权局向印度专利权人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以及被许可人须在2010年3月31日之前向印度专利局提供其专利发明在
印度的应用情况，否则将面临100万印度卢比（约合2.2万美元）的罚金以及专利强制许可令。如果提供虚假信息，则将面临牢狱之灾。可见，在知识产权领域，什么东西应当作为财产加以保护、如何保护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就法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达成共识。这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对基本理论的共识形成了鲜明对照。
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经济学与法学相互分隔，成了彼此独立的孤岛，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在知识产权领域架起一座经济学与法学互通的桥梁。
本文将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一一边际效用价值一来讨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阐明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概念内涵，弄清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来历，以阐明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如何建立在仅仅处于公有领域的知识或信息之上，从而明了知识产权及其制度的本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从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说起。
本文所称知识产权将仅涉及财产权，不涉及精神权。
二、关于资源、财富、财产、商品、价值和财产权
本节标题中的这些概念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似乎其内涵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实际上，这些概念的真实或准确含义大有学问，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甚至在学术界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按照本文自我设定的构建科学理论的目标，笔者将在本节对这些似乎普遍知晓但实际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进行探讨、阐述笔者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探论的这些概念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但即使这样，对这些概念的见解也纷繁众多，各不相同，难以一一评述。为简单起见，笔者将不在本文综述他人的观点，而是直接提出见解。正确与否，请读者鉴别。
（一）资源
所谓资源，是指对市场主体（亦即经济利益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用（具有效用或使用价值）的事物。无用的事物不能成为资源。
例如，土地、阳光、空气、水、矿藏、能源、动物、植物、建筑物、工具、材料、汽车、飞机、食品、服装、烟草、药品、工艺品、可用于发电的风和潮汐、道路、空中航线、劳动者、以及其它对市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有用的事物，甚至作为建材的沙子，都是资源。但当我们在漫漫旅途中身陷广裹的沙漠时，周围的黄沙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时，沙子就不再是资源了。当然，如果把沙看作土地，可以支撑我们的躯体，则沙漠中的沙也是有用之物，是资源。但这已经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谈论沙子了。
应当指出，资源不仅限于上述有形之物，还包括劳动力（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出力和脑力劳动出力）、劳动能力（个人的天赋、知识和技能）、人际关系（人脉和信誉）、有用信息（知识产权之客体）、特许专营权和专卖权（例如航线的专营权和烟草的专卖权），甚至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法律制度及公共政策，因为它们都是有用的事物。这些有用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无形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无形资源，而前面列举的资源则是有形资源。
此外，市场也是有用的事物，因而市场也是资源，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是市场主体一一尤其是跨国公司—激烈争夺的对象。市场是人们交换商品的场所。在现代社会，市场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的市场包括百货商场、超市等；无形市场如阿里巴巴、当当网等各种虚拟的网上市场。事实上，即使是百货大楼这样的有形市场，也包含着自由流动的商家和消费者会聚于此这样的无形成分。如果某一天商家和消费者减少了，则同是这个百货大楼，市场价值将大减；
另一方面，网络等无形市场也包含着有形的成分。
例如服务器、接人网等有形资源。所以，市场通常既有形，又无形，很难将其绝对划人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但在笔者看来，其无形成分更多，即无形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家和客户及其交易量是构成市场的主要成分。所以如果硬要划分的话，笔者宁愿将其划人无形资源，而将承载这个市场的物质载体（建筑和设备）从市场剥离开来，划人有形资源。
在日常用语中，市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市场主体所占有的客户资源，也就是市场占有率。
本文中，市场和市场占有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指的是交易场所；市场占有率指的是市场销售份额或客户资源份额。两者可分属不同的市场主体，都是有用的资源。市场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市场占有率则肯定是无形的。
注意，以上笔者将权利（right，例如特许权）和权力（power或authority，例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也列为了资源，因为它们也是有用的事物。显然，权利和权力是无形的。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劳动力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许多文献中，对劳动力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即劳动者；二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但笔者认为在经济学的意义
上，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力已经被约定俗成地作为商品对待（马克思即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如果劳动力是劳动者，则不可能是商品，因为在废除了奴隶制的现代社会，作为人的劳动者不可以买卖，因而不是商品。至于劳动能力，则绑定于劳动者，任何情况下均无法分离，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故不是商品。可见，在认可劳动力是商品的前提下，劳动力不可能是人，也不可能是人的劳动能力。
在本文中，劳动者和劳动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者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是有形的；劳动力是劳动者的劳动出力，其有效的部分物化于有形的产品之中或蕴含于无形的服务或信息产品之中，是无形的。显然，劳动者与劳动力密不可分。
离开了劳动力，劳动者就不成其为劳动者；反之，没有劳动者，就不会有劳动力。但前者是有形的，后者是无形的，两者实际上是两位一体的。将这个两位一体的事物划人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均不妥。笔者从概念上将两者分开，并分别划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但读者应当记住，它们是两位一体的特殊事物，实际上分不开，只能从概念上分开。笔者在下文节中将进一步指出，劳动、劳动者、劳动力和劳动能力是四位一体的不同概念。
产权经济学篇3
关键词：财产权 知识产权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名著《经济学》第1}版fll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显然，绝大部分知识是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通常既不是物品，也不是劳务。那么它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现代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尚无深人的研究，甚至未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显然与经济学有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学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仅在法学领域予以讨论已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德霍斯（Diahos）教授指出：“在对知识财产进行哲学分析时，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21.但Drahos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作用的。
他写道：“经济学对于知识财产权的最终判断必须以成本效益核算的结果为基础”，“没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知识财产将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制度”图。也就是说，Drahos已经将知识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财产来看待，经济学只是成本效益核算的工具。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知识产权和知识是否或何以成为经济学中的财产尚不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省略了权（ rift），而只谈论财产（P}P}tY ）o这里的财产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在法学领域，人们更多谈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但同样忽略了财产与财产权的区别。这从英文P}P}’一词既被翻译为财产，又被翻译为财产权即可看出。
受此影响，在知识产权领域，则有将IP（intellech}alP}l}n3’）与IPR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ft ）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常将知识产权称为知识财产、智慧财产。Drahos教授也在其《知识财产法哲学》图一书中多次使用“知识财产”一词。
足见本领域将知识产权混同于知识财产的混乱局面。严格说来，财产、财产权、财产权客体等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有形①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中的财产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资源，而法学讨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利。正如笔者在文中}1指出，在物权（有形财产权）这一特定语境下，经济学与法学是一致的。因为在物权领域，无需区分财产和财产权。事实上，在物权领域，财产和财产权不可分离，实际上是同义语。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区分却非常必要，因为知识产权之客体并不处于私有领域（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fal），其配置方式与物权领域的财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物权领域，由于财产与财产权永远被绑定在一起，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存在一座天然互通的桥梁，但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客体与权利却往往是分离的（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al中的表1）。于是，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就不灵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曾谈到，他和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多年研究知识产权之经济学，结果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法学家们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法学原理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表现之一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显著不同的态度。例如，美国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国内法中设置针对进口贸易的‘`337特别条款“。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古铁雷斯甚至认为：”对美国来说，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侵犯知识产权就是犯罪，也必须当作犯罪来处理“②。
换句话说，古铁雷斯要求动用刑法而不仅仅是民法来保护知识产权；相反，印度则对授权专利的保护做出限制。根据其专利法，印度知识产权局向印度专利权人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以及被许可人须在2010年3月31日之前向印度专利局提供其专利发明在印度的应用情况，否则将面临100万印度卢比（约合2.2万美元）的罚金以及专利强制许可令。如果提供虚假信息，则将面临牢狱之灾。可见，在知识产权领域，什么东西应当作为财产加以保护、如何保护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就法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达成共识。这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对基本理论的共识形成了鲜明对照。
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经济学与法学相互分隔，成了彼此独立的孤岛，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在知识产权领域架起一座经济学与法学互通的桥梁。
本文将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一一边际效用价值一来讨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阐明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概念内涵，弄清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来历，以阐明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如何建立在仅仅处于公有领域的知识或信息之上，从而明了知识产权及其制度的本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从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说起。 转贴于
本文所称知识产权将仅涉及财产权，不涉及精神权。
二、关于资源、财富、财产、商品、价值和财产权
本节标题中的这些概念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似乎其内涵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实际上，这些概念的真实或准确含义大有学问，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甚至在学术界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按照本文自我设定的构建科学理论的目标，笔者将在本节对这些似乎普遍知晓但实际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进行探讨、阐述笔者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探论的这些概念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但即使这样，对这些概念的见解也纷繁众多，各不相同，难以一一评述。为简单起见，笔者将不在本文综述他人的观点，而是直接提出见解。正确与否，请读者鉴别。
（一）资源
所谓资源，是指对市场主体（亦即经济利益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用（具有效用或使用价值）的事物。无用的事物不能成为资源。
例如，土地、阳光、空气、水、矿藏、能源、动物、植物、建筑物、工具、材料、汽车、飞机、食品、服装、烟草、药品、工艺品、可用于发电的风和潮汐、道路、空中航线、劳动者、以及其它对市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有用的事物，甚至作为建材的沙子，都是资源。但当我们在漫漫旅途中身陷广裹的沙漠时，周围的黄沙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时，沙子就不再是资源了。当然，如果把沙看作土地，可以支撑我们的躯体，则沙漠中的沙也是有用之物，是资源。但这已经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谈论沙子了。
应当指出，资源不仅限于上述有形之物，还包括劳动力（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出力和脑力劳动出力）、劳动能力（个人的天赋、知识和技能）、人际关系（人脉和信誉）、有用信息（知识产权之客体）、特许专营权和专卖权（例如航线的专营权和烟草的专卖权），甚至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法律制度及公共政策，因为它们都是有用的事物。这些有用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无形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无形资源，而前面列举的资源则是有形资源。
此外，市场也是有用的事物，因而市场也是资源，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是市场主体一一尤其是跨国公司—激烈争夺的对象。市场是人们交换商品的场所。在现代社会，市场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的市场包括百货商场、超市等；无形市场如阿里巴巴、当当网等各种虚拟的网上市场。事实上，即使是百货大楼这样的有形市场，也包含着自由流动的商家和消费者会聚于此这样的无形成分。如果某一天商家和消费者减少了，则同是这个百货大楼，市场价值将大减；
另一方面，网络等无形市场也包含着有形的成分。
例如服务器、接人网等有形资源。所以，市场通常既有形，又无形，很难将其绝对划人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但在笔者看来，其无形成分更多，即无形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家和客户及其交易量是构成市场的主要成分。所以如果硬要划分的话，笔者宁愿将其划人无形资源，而将承载这个市场的物质载体（建筑和设备）从市场剥离开来，划人有形资源。
在日常用语中，市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市场主体所占有的客户资源，也就是市场占有率。
本文中，市场和市场占有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指的是交易场所；市场占有率指的是市场销售份额或客户资源份额。两者可分属不同的市场主体，都是有用的资源。市场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市场占有率则肯定是无形的。
注意，以上笔者将权利（right，例如特许权）和权力（power或authority，例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也列为了资源，因为它们也是有用的事物。显然，权利和权力是无形的。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劳动力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许多文献中，对劳动力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即劳动者；二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但笔者认为在经济学的意义上，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力已经被约定俗成地作为商品对待（马克思即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如果劳动力是劳动者，则不可能是商品，因为在废除了奴隶制的现代社会，作为人的劳动者不可以买卖，因而不是商品。至于劳动能力，则绑定于劳动者，任何情况下均无法分离，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故不是商品。可见，在认可劳动力是商品的前提下，劳动力不可能是人，也不可能是人的劳动能力。
在本文中，劳动者和劳动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者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是有形的；劳动力是劳动者的劳动出力，其有效的部分物化于有形的产品之中或蕴含于无形的服务或信息产品之中，是无形的。显然，劳动者与劳动力密不可分。
产权经济学篇4
（兰州大学 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当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的主体在法律规定上存在不明晰、交叉等问题，影响了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综合分析发现，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实质上是对土地资源利用权的重新分配，应当在现有条件下加大对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重点的土地使用权的改革。这样既可以避免在改革中遇到成本高、阻力大、矛盾易激化等问题，又解决了农村土地产权中以利用权为中心的资源配置问题。
关键词 ：农村土地产权；法律经济学；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D922.3；D92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58-03
一、农村土地产权及法律经济学
产权是指经济所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在法律中则定义为所有权，包含对所有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一系列的权能[1]。显然，农村土地产权便是我国法律对土地这一特定对象规定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一系列权利的总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我国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于国家或者集体。但国家或集体，他们人的集合体，其自身实际操作所有权的能力显然不足，这势必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正是基于此种历史经验，《土地管理法》第九条和第十四条将我国土地利用分为两部分：国有土地的非农使用和农村土地的农业生产使用。这就明确了农村地区土地的真正利用主体为广大农民群众，他们享有并有权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并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2]。将土地利用由完全的国家或集体主导转变为农民自主经营，增强了农民利用土地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提高了土地利用的效率，同时也为农民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满足农村他产业发展的需要，探索土地利用新出路已成必然。此时所有权与利用权的不一致便会导致对利益争夺的冲突，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无论哪一方都不会放弃获得收益的权利，问题产生不可避免。产权问题的相关法律规定不明晰，所有权与利用权利的分离恰恰是我国的土地资源的问题的起点，在现实生活中围绕土地产权发生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
许多学者注重从注释法学派概念法学的研究方法出发来研究土地产权，但这是一种偏离实践的方法，过分强调法律本身的逻辑结构，排除了经验和实证在法律研究中重要作用。而法律经济学则别具一格，它可以回答法律规则的两个基本问题：实证性和规范性。法律经济学把二者结合起来，分析法律规制对行为的影响以及法律规则的社会欲求，通过科学的的设计来达到希望达到的目的。农村土地产权是财产法重要的组成部分，将农村土地产权的研究建立在法律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理所当然，也是实至名归的。运用法律经济学方法，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做出分析，可以避免一些重大的法律失误，解决土地使用的法律瓶颈问题。
二、农村土地产权的法律经济学诠释
法律经济学对财产法相关制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第一，分析财产制度本身是否符合经济效率；第二，如何促进资源向效率更高的的使用方式转移[3]。因此，要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农村土地产权，首先必须清楚我国当前农村土地产权现状以及其是否符合最佳经济效率设计。同时，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提高土地在经济发展中的效益，我们需要探索最佳的配置方式。
由于土地自身的稀缺性，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为追求其利益的最大化，对土地资源的竞争就在所难免。激烈的市场竞争，必然导致交易的产生并引发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交易是制度的运行单位，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4]。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各个产业也蓬勃发展，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都对土地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土地资源配置的竞争也愈发激烈，这也是土地产权问题凸显的重要原因。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相关制度中，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重要性最为突出，因为它直接决定着交易成本的高低。交易成本低的土地产权设计会吸引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市场的竞争，同时这种竞争会把最优配置方式筛选出来，促进土地资源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资源配置是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接近帕累托最优[5]。
财产规则和责任规则是财产法中对财产保护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对土地产权的保护也应当遵循这两种原则[6]。在财产规则的保护下，法律对初始的权利进行划分界定后，一般是通过市场，在尊重权利人的意愿的前提下，交易双方基于一致的意思表示形成自愿交易。如果交易方无法就交易的产权达成一致意见，权利人有权终止交易的进行。因此，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以自由让渡为交易条件的产权转让。这种方式旨在遵循权利人自身的意志来保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给与权利持有人足够的尊重。与财产规则相对的责任规则，它不以自由让渡为交易条件，只是在法律对初始权利进行界定后，若权利受到侵害，即可要求侵害方给与适当的赔偿。然而赔偿的数额则以客观市场价格作为依据，排除了权利人的主观因素，大多情况下并不一定是权利人所期待的。因为在市场交易中有时会存在卖方垄断的情形，卖方或者出于要挟亦或出于心理因素，对权利物有过高的期许，这就会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不利于有效的市场资源配置的形成。这两种保护原则在土地产权的保护上各有优势：前者有利于土地产权人权利的保护，有利于土地资源有效率的配置；而后者则有利于消除交易中的阻碍因素，降低交易成本。在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的保护中，应当注意两种原则之间的协调使用，从而达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我国农村土地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是不允许直接进入非农领域配置的，这与我国土地产权制度的基础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于非农土地市场的需求，政府以自身为主导，通过征收的方式获取土地，再通过与需求方之间进行交易来达到目的。但是我国相关法律又规定我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但受让方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7]。因此，当前我国农村土地的交易有两种命运：收归国有转向非农领域和转向其他经营主体继续进行农业生产。我国主要是基于计划经济历史传统的影响、国家土地规划和宏观调控的影响以及对公共粮食安全的考虑等确定农村土地的利用形式。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其合理性且符合国际惯例。然而，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国家征收往往采取的是责任财产原则，这对于农村土地产权的保护十分不利。因为行政权力挤压原本属于市场调节的领域，降低了配置效益。而且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容易看出政府无形中成为了利益相关方，让利益相关方进行相关的规则的制定，很难避免权力寻租的发生。寻租的结果便是损害了社会效率，权力成为个别利益集团的获利工具。而我国法律之所以这么规定并在现实中实施，便是源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设计上的模糊性，其代价便是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漠视和保护不力[8]。
三、农村土地权产权的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一）产权不明晰的经济学分析
土地是一切物质财富的源泉，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土地资源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然而，这种贡献却建立在土地权利者权利牺牲的基础上。很多学者归纳我国的土地政策为“有意识的制度模糊”，农村土地产权的设计者将原本清晰地产权隐藏在分散的模棱两可法律的条文之中[9]。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机制还没能完全苏醒，过分强调土地的产权，会在无形中增加土地交易的谈判成本，通过国家主导完成土地配置，就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弥补了初期市场机制不足的缺陷，从而提高了土地配置的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正是基于这种模糊的产权制度设计，为国家进行土地配置的干预管理提供了法律基础。比如国家选择责任原则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保护，如果所有的主体都参与市场的谈判，无形中增加谈判的成本，延长土地配置的周期，降低配置的效率。而且土地本身所具有的不可移动的自然属性又会在无形中形成卖方垄断，获取不正当的利益。但是政府通过征收的手段，简化了中间的一系列的程序，取代市场中自发的无效率谈判行为，实现了降低交易成本，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制度的不确定性是制度运行的润滑剂，这对于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是有好处的，避免了许多社会冲突。
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公平成为当前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取向，模糊产权导致的社会不公问题亟待解决。强者取胜就是模糊产权的结果，当出现土地权益争议时，需要国家出面做出评判，而模糊产权的设计便会导致国家消极评判，使强者获得有利地位。另外，我们所不能忽视的便是模糊产权的外部性，上述问题是模糊产权的直接结果。国家作为利益相关方，手中掌握土地配置的权利，就很难避免其寻租行为。土地配置过程中所产生的增值财富很大程度上被政府、官员或者开发商攫取，形成相关的利益集团。但是随着土地价值的膨胀，农民自身也逐渐意识到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对土地利益的诉求也越来越高，加上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这种寻租行为本身是不符合经济学的效率原则的，所产生的后果必然阻碍社会的进步。另外，从经济学产权的观点来看，这种产权设计降低了政府在获取土地时的成本，在这样的条件下所形成的土地资源的配置无疑会扩大政府主导的成分，这就挤占了市场支配的空间。同时，由于土地的真正价值在这一过程中被行政行为所掩盖，便会低估土地的市场价值，造成土地资源配置的浪费。这些都违反了模糊制度设计的初衷，影响了土地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因此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势在必行。
（二）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的当前的土地产权制度存在诸多弊端，的确对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讨论。土地被利用才能发挥土地的最大权能，我国对农民对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即土地的使用权能。我们所探讨的对土地重新配置其实就是对土地利用权的重新配置。有学者提出用利用权代替使用权，因为使用权是所有权的一部分，让使用权和使所有权并列，更能突显其与传统的差异区别[10]。所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把土地的利用权落到实处，同时对政府所有权进行限制。所有权属于绝对权，对其限制是否合理？国家和集体作为一个虚拟的主体，其本身不具备直接行使权力的能力，再者其已经把农村土地的利用权划归给农民，所以国家的所有权有点名不副实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因此把土地的利用权落实到农民自身并无不妥。另外，在物权法上还存在永益物权的法律制度。这样使得土地利用权由政府为主导转向市场为指导，通过自由谈判实现资源配置。当前我国市场机制已趋于完善，加之产业的多样化、规模化，不同产业不同的规模有着不同成本和报酬，由市场配置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对国家或集体的所有权进行限制，有助于防止政府觊觎土地增值的巨大收益，滥用征收权力，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和权利寻租[11]。所以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当遵循公平赔偿原则，其最简单的经济学解释就是，能预防政府过度使用占用权。而公平原则则需要排除特权，需要遵循财产原则的财产保护原则。所以选择对国家权利的限制，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十分必要。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不能盲目排除国家在这个过程的重要作用。作为市场的主体，如果直接让权力配置双方自由配置，他们就会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也许会回归之前的老问题：卖方垄断。而且土地资源作为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完全的市场化，并不是实现国家整体的经济收益的最佳选择，因为市场会出现失灵，此时的政府介入能够起到规范市场秩序的作用。
土地产权改变理论已经提出很多年了，但进程却十分缓慢，我们不难看出各方主体之间的博弈，也可以预知要想彻底改变的现行的土地产权所要花费的精力和成本。所以完全改变似乎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综合考量我们发现，在尊重现实基础上对农村土地产权进行完善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所以在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土地资源的配置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提高配置的效率，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坚持财产原则与责任原则相结合。在财产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兼顾责任原则，排除影响资源配置不利的因素。但这必须以规范政府的行为为前提，同时把政府定位为服务型政府，不参与利益的分配，减少政府的利益欲求，降低改革的阻力，防止改革后出现新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杨劲.农村土地资本化：基于资本、产权和制度视角的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17.
〔2〕〔3〕黄军，黄睿.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法律经济学分析[J].农业考古，2010，(6)：117，118.
〔4〕余永明.制度经济学与土地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作[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4，(1)：79.
〔5〕[美]曼昆.经济学原理[M].梁小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6.
〔6〕柯华庆.法律经济学视野下的农村土地产权[J].法学杂志，2010，（9）：14.
〔7〕[荷]皮特.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制度的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5.
〔8〕〔9〕潘嘉玮.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征收法律问题的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54.
〔10〕王军民.土地利用制度的法经济学思考--简论我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法律特征[J].武汉大学学报，2009，(3):338.
〔11〕[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社，1997.71.
产权经济学篇5
一、知识产权的界定
知识产品首先必须界定其产权归属, 即知识产品归私人拥有还是归公共所有更有效率。现代产权理论发展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理论: 私人物品指在使用或消费上具有个人排他性的物品, 比如一双鞋不能同时穿在两人的脚上, 我们在市场上时时所见和经常交易的产品基本属于私人物品, 它构成了现代市场机制运行的主要客体。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便是公共物品, 所谓公共物品就是在使用或消费上不具有排他性的物品, 大卫·弗里德曼定义的公共物品为: “一旦生产出来, 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得到它”。①知识产品可以算是公共物品, 因为它具有很强的公共性, 一首好的曲子、一项专利、一件新的软件, 可以供无数人共享。正因为公共性和非排他性, 公共物品很难阻止他人“搭便车”, ② 造成公共物品的收费困难, 私人部门也不愿提供公共物品, 他们得不到相应的费用补偿或补偿的代价太高。wWW.lw881.com因此, 知识产权的界定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如何界定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 传统福利经济学认为可以通过政府组织来解决, 即知识产品由政府提供或政府保护,然后政府向一切人员征税而补偿费用。而根据现代产权理论分析, 建立私人产权通过内部化途径更为有效。
首先, 知识与土地、资金一样, 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其创造成本和风险都很高, 而公布后传播费用又甚少, 尤其在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 知识的“学习”代价远远低于创造成本。如果把知识产品当作公共物品, 人人都可免费享用,就会产生资源的“拥挤”问题, 由此造成知识的供给不足。正如, 如果水塘里的鱼是自然生成的, 谁也不拥有该水塘的产权, 那么人们就会竭泽而渔。而把知识产权归属个人所有,生产者就可以排斥那些不愿付出的人获得知识产品的使用,这样就制止了无功受禄的机会主义行为(如冒牌、盗版、侵权), 从而建立起知识创造的激励机制。
其次, 商品的交易实质上是产权的交易, 排他性是可以转让的必要条件, 也是产权市场的必要条件。一旦产权不排他, 交换或转让产权也就多余。通过界定知识产品的私有,所有者获得剩余索取权(即收益权利), 谁要使用或享用知识产品就必须与知识产品的权利人签订契约并按约付费, 从而可以实现帕累托效率的最优资源配置。从社会角度看, 所谓帕累托效率配置是指: (1) pmr (个人边际利益): p(市场价格); (2) p=pmc (个人边际成本); (3) pmr = smr
(社会边际利益); (4) pmc=smc (社会边际成本) 等4个必要条件。当smp =smc 时产量处于最优状况。
知识产品成为私人物品后, 其外部性①内在化。因此sm p = pmr、smc = pmc,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 pmr = p, 而生产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pmr = pmc, 故p = pmc, 从而完全符合
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
再次, 知识作为一种“无形资产”虽然具有很强的公共性, 但与其它公共物品不同的是它还具有可保密性, 极端的情况是绝对保密, 不对外公布, 这样就获得了知识产品的私有, 如中国的祖传秘方和美国可口可乐的配方。因此, 生产者完全可以控制知识的外溢效应, 可以实现知识产品排他性和私有化, 当然这样做会影响到知识的商业价值和社会推广。[1]
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1. 中国的知识自主创新水平。在开放条件下, 一国的自主创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它可能来源于两个途径, 国内自主创新和国外创新的流入。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讲, 后者可能是自主创新的主要来源。虽然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已经趋于完善, 且已经与国际惯例接轨, 但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还相当薄弱, 尤其是对于国外的知识产权更是这样。从中国的光盘软件市场便可略见一斑。盗版软件、vcd 光碟已经充斥市场。因此, 就中国而言, 其自主创新的水平可能是较大的。
2. 中国的知识存量水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其知识存量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是相对较低的。从研发投入占gdp 比重来看, 我国的研发投入占gdp 的总量多年来一直徘徊在016% 左右, 1999 年才首次超过018% , 而发达国家这一比值保持在2% 左右。从研发投入总量来看,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以1995 年为例, 美国研发投入1791 亿美元, 德国550 亿美元, 日本1330 亿美元, 而中国只有34817亿人民币。[2] 从专利的申请文件来看, 中国的申请总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是较少的。1995 年中国专利申请文件总量为41773件, 而同期美国为253440 件, 为中国的6 倍左右; 日本为388957 件, 为中国的9倍多。[3] 总之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是一个知识存量水平较低的国家。
3. 中国的创新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敏感程度。如前所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从1979 以后才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因此,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存在的时间比较短。中国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还比较差。当然, 随着法制的加强与完善, 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也将逐渐加强,不过这也许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另外, 知识产权法对于我国许多执法工作者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 知识产权执法的专业人员的缺少将会造成执法过程的技术困难。因此, 知识产权执法的力度可能是不够的。这样又会导致知识产权所有者在求助于司法保护时遇到各种困难, 从而带来各种不必要的甚至是巨大的成本损失。知识产权所有者对司法缺乏信心也会使得他们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缺乏兴趣。再有, 中国的人均gdp 还很低, 而且收入分配又极不平衡。低收入地区由于很难接触到高新技术, 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非常差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发达地区, 收入水平仍然是限制消费者购买正版商品的一个巨大障碍。因此, 我国的创新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敏感程度可能非常低。
p*
p0
p
c*
图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与保护成本
4. 中国对知识产权实施有力保护所需的成本。如图所示, 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 ips协议) 实施之前,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佳水平为p3 。但是由于协议中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 而这一标准又是与发达国家法律实践相一致的。因此这一高水平可能确定在p0 上。由于保护水平限定在p0 , 对于我国而言社会福利水平会大大下降。我们有可能丧失适合我国发展利益和社会经济利益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权利。tr ips 协议的实施将给我国造成巨大的行政和财政负担。由于保护水平提高, 财政和行政、司法等负担有可能造成国家的财政赤字。这样, 国家的税收水平可能增加, 补贴可能减少。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由此而受到影响,收入的下降会使得居民更加依赖于盗版。
综上所述, 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与执法之间巨大差距的背后存在着深刻的经济根源。首先,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较晚, 国民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购买廉价的盗版产品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中国百姓来讲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中国, 盗版产品的利润是巨大的, 因此众多的企业加入到生产盗版产品的行列中。这就造成了中国盗版产品市场规模巨大。其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知识存量的水平还很低, 这表现为中国的研发投入、专利创新的水平还很有限。因此,模仿和盗版国外先进技术可以提高中国整体的福利水平。最后, 实施tr ips 协议要求的知识产权保护, 对于中国来说需要付出较高的实施成本。政府要想通过执法来堵塞知识产权盗版产品的来源渠道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现阶段我们可能还不具备这个能力。总之, 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还很低, 实施较高程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在短期内对国内经济必然存在较大冲击。因此我们应根据中国国情,制定适宜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并逐渐到达tr ips 协议所规定的要求。[4]
三、知识产权的法律救济
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直接发生于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消费过程之中。在法律实施效益不高的情况下, 该类侵权行为的滋生与蔓延, 会影响创造者生产、开发信息的积极性, 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对此, 经济学的观点是调节有关产权交易及保护的成本与收益关系, 促使理性的经济人放弃选择侵权以及其他违法行为。其具体思路是:
1、促进产权交易的合作博弈实现。产权交易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效率目标, 即最大化与均衡。最大化被看作是每个经济个体的目标, 即使效用达到最大, 使利润达到最大; 均衡是指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5] 均衡的具体表现是: 每个人都想通过交易获得能提供最大满足欲望能力的物品组合, 他们彼此之间就欲望的满足形成一定的价格, 互相制约, 逐步达到需求等于供给, 从而出现价格不再变动而持久不变的情形。实现均衡的效益目标, 关键在于采取产权交易的合作博弈。实证分析证明, 如果谈判费用太高, 双方不能缔结合同关系, 就易发生侵权行为。正如前面所言, 无形财产从产权界定到交易是一项复杂的经济活动, 从而造成侵权行为认定和赔偿的难度。在知识产权市场不完善、机会主义盛行的情况下, 产权纠纷诉诸法律往往带来过高的交易成本。张五常先生在谈到交易费用时说到, 一个发明专利的买者,在算出该专利的收益现值后,预算的收益减去2/3 作为未来可能产生的官司费用。[6] 因此, 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最佳途径是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来解决补偿问题。为此, 国家应为相关产权交易的运作提供有效的 “游戏规则”, 健全产权交易市场, 以减少交易成本。这是防范和减少侵权行为发生的重要基础。
2、科学设定侵权行为成本的结构及额度。侵权行为是一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制止市场主体对侵权行为的个人选择, 关键在于把握侵权行为的发生机制, 抑制侵权行为 “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侵权行为成本的设定应考虑3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削弱侵权人的违法行为能力, 消除其从事违法行为的物质力量, 从而提高侵权行为的必然成本, 降低侵权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 二是科学估算侵权行为中必然成本、法定成本与非法利益之间的关系, 即注意保持侵权行为的成本总和大于该行为所取得的“利益”, 这是法定成本的最低限度; 三是对某些特别严重的侵权行为, 设定较高的法定成本, 即以法律的形式加重对该类违法行为的惩罚, 不让其有利可图。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设定侵权行为的成本,并非意味着要普遍提高对侵权行为的惩罚, 走“重罚主义”的道路。[7] 实践证明, 严刑峻罚并不能有效控制违法行为, 反而会引发严重违法行为的发生。斯蒂格勒认为, 重刑罚的边际威慑是非常小的, 甚至会适得其反。如果对犯有轻微伤害罪和谋杀罪的罪犯都处于死刑, 那么刑罚对谋杀罪就没有边际威慑。如果对偷了5 美元的小偷给予砍手之罚, 他宁愿去偷5000 美元。[8] 对于侵犯财产权行为的法定成本设定, 其道理同样如此。
3. 强化侵权赔偿中举证责任的效率。侵权法的核心问题是侵权责任的界定。法学家认为, 行为人是否承担责任, 关键在于其是否尽到“合理注意”和“谨慎义务”。经济学家认为, 遵循上述原则, 就要求行为人以最合理的成本来预防损害, 以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什么是合理的预防成本, 美国联邦法院法官汉德(learnedhand) 在“合众国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原则”。[9] 该原则归纳为责任方程公式: b 。b 为预防事故的成本, pl 为预期的事故成本, 其中p为事故发生的概率,l 为事故所造成损失。当预防事故的成本小于预期的事故成本时( 即b 行为人应承担侵权责任; 当预防事故的成本大于预期的事故所造成的损害时(即b >pl) , 潜在肇事者对发生的事故不承担责任。汉德原则是适用过失侵权案件的基本规则。其后, 斯纳发展了这一理论, 认为在行为人需负严格责任时, 同样应考虑b 的经济后果。所不同的是, 当b >pl 时, 人们情愿赔偿可能发生的事故损失费, 而不愿花费预防成本, 否则行为人损失更大。[10 ] 在侵权行为中, 选择何种责任标准才有效率呢? 对此, 考特和尤伦指出, “如果预防是双方面的, 即当事人双方都采取预防行为以减少事故的严重性和可能性, 那么, 过失责任规则形式是合格的责任标准; 如果预防是单方面的, 即只有施害方可望采取行动以减少事故的概率及其严重性, 那么, 严格责任规则是合适的责任标准。”在传统的侵权法理论中, 知识财产的侵权责任适用的是过失责任原则。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对于损害应由双方当事人采取预防, 对于过失则根据“汉德原则”进行客观的量化, 这在知识产权制度建立之初无疑是有效率的。但是, 在现代信息化社会,某些侵权损害由行为人单方面预防可能更为有效, 这是由于: (1) 行为人无偿利用他人知识产品, 其侵权产品的必然成本较低, 因此在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 (2) 行为人采取预防措施所费的成本比生产者少, 后者在知识产品公开后, 收寻他人利用的信息、对他人使用的过错状况进行举证, 往往要付相当的成本。为此, 从效益原则出发, 在侵犯知识产品领域, 有必要对以往的责任原则进行修正, 即补充适用过失推定责任或严格责任。具体而言, 当某类严重的侵权损害发生后, 应责令行为人首先举证, 行为人通过抗辩事由说明b >pl 时, 即证明无过失, 可免除责任; 如果无抗辩事由或事由不能成立, 则推定行为人有过失。补充适用过失责任原则或严格责任原则, 可以调整双方当事人预防事故发生的成本比例, 提高侵权行为的被追究率, 从而使得侵权法的实施处于有效率的状态之中。
四、发展中国家有关知识产权的认识误区和政策建议
信息技术时代, 知识产权问题日益提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议事日程。一方面, 随着因特网和数字化信息通讯产业的发展,一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有扩大趋势, 而随着全球化进程,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却越来越突出, 因此即使发展中国家试图回避知识产权问题, 也不可能做到; 另一方行面, 随着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放, 外国资本与技术大量涌入并要求专利保护, 这与发展本国技术存在着冲突, 因此即使发展中国家意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如何具体实施仍需进一波步研究。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开发与技术扩散等方面尚存在许多认识误区, 只有矫正这些认识, 才能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
误区之一,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仍处于较低级层次,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不高。在不同产业尽管技术水平有差异,但可以通过专利等制度安排推动技术创新。从过去50 年间欧美国家的经验来看, 它们不仅在高新技术领域重视知识产权问题, 在农业、医疗、原材料加工、制造业中也十分重视知识产权, 使得许多传统产业在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中保持了领先地位及赢利性。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和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 正是由于忽视了对知识产权的确认和保护,使得技术创新长期以来存在投入不足、技术人员分散、信息不通和重复研究等问题, 由此也影响了这些产业生产力水平和竞争力的提高。为此, 要制定有关措施加以解决。
首先, 政府要担当融通资金的任务。许多技术研究历时漫长, 投资巨大, 难以在资本市场上融资, 政府应对这类活动投资, 提高其预期收益率, 降低其风险。其次, 政府应加大对高校理科、工科甚至文科实验基地的支持, 这不仅意味着对私人部门提供外部性或补贴, 而且反过来还会刺激私人企业参与或赞助一些基础性研究活动, 同时促进研究成果的生产性转化。此外, 政府应提供更有效的途径促进技术研究人员在大学、研究所和企业所属的研究部门之间的流动, 鼓励一部分人员从纯学术领域向产业界流动。这不仅促进了体现在研究人员身上的隐性( tacit) 知识和技术的转让, 而且营造了竞争性的研究环境。
误区之二, 在总体技术水平落后的格局下,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主要关注近期发展目标。在现行专利制度下, 技术跟随者其实有很大的市场获利空间。发展中国家可以充分利用不同产业中需求弹性和技术状况, 确立可行的市场定位和技术创新序列。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剧烈的国际竞争压力下, 把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支持度与该活动可能带来的“财富效应”联系起来, 要求企业和研究机构中的研究与开发活动能够收效显著、快捷, 并不断地进行进度检查。对此经济学界已经产生一种很深的担忧, 即政府对于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急功近利思想正在产生不良影响, 使得许多原本可以进行得更深入的科学研究活动因为短视的目标而过早结束。一些政府支持的研究活动过分强调“贴近市场”, 以致破坏了整个科学研究的内在周期。此外, 不同技术间的相互联系比高度分散化的资产组合中各种金融工具间的联系要紧密得多, 因此过分注重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短期效应会扭曲风险融资导向, 对各个互补的研究领域的进展产生负面影响, 也会造成预期可望实现的重要创新被延迟。为此, 发展中国家政府应全盘考虑提高人均gdp 增长率、保护环境、促进人文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国家经济安全等多项目标, 发挥知识产权体系的“信号桩”功能,形成一个立足长期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对各种意想不到的技术冲击及时做出反应, 在国际技术竞争中保持应变能力。
误区之三, 鉴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的落后状态, 知识产权保护宜松不宜紧。主张发展中国家放松知识产权保护的 “理由”很多。一是认为立法、执法和监督的成本太高; 二是认为企业自行保守商业机密和技术诀窍已经足以排除其他企业的“搭便车”行为; 三是放松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便利技术进口。其实这是严重误解。专利、版权等的批准尽管在短期内有损消费者利益, 但是却赋予新知识的生产者以更可靠的利益刺激, 使之更快地推进研究与开发活动, 并把已取得的成果更快地公诸于众, 因而在长期对社会是有利的。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加快, 一方面, 发达国家的问题是对知识产权过分保护, 以致造成“专利竞赛”或人为推迟成果的公布等不利于社会福利的现象; 另一方面,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如何形成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公约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由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 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缺陷日益突出,这不仅人为地阻碍了引进外国技术, 而且也不利于本国的技术创新活动, 具体表现为大量技术人才流失和一些核心技术被外国企业抢先获得专利。为此, 发展中国家亟待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体系。中国已经制定了《专利法》、《版权法》等, 总体上, 这些法律注重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地域性和时间性, 却没有注意到知识产权正具有越来越强的公开性、可复制性和精神财产性, 也没有考虑到不同产业的技术特性对知识产权提出的不同要求, 以及不同制度安排在执行中的社会成本。因此, 不仅要加强有关保护专利、商标、版权、商业机密、工业设计等知识产权的立法, 而且要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为知识产权的保护提供制度环境支持。在确保科学研究和知识积累的适当开放度与赋予新技术的创造者以利益动机之间达成平衡, 在遵守国际准则与以较低的社会成本实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达成平衡。[11]
注释:
[1] 谭忠东, 饶继红. 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学分析[j ].知识产权, 2000, (04).
[2] 王少青. 关于国家研发投入若干问题的思考[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 (02).
[3] 蔡秋生等译. 1998 /1999 年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 z]. 北京, 中国财经出版社, 1999.
[4] 袁 克.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学分析[j ]. 南开经济研究, 2003, (02).
[5] [9] [美] 罗伯特·考特, 托马斯·尤伦. 法和经济学[m ]. 上海: 三联书店, 1994.
[6] 张五常. 卖桔者言[m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7] 吕忠梅, 刘大洪. 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 [m ].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8.
[8] 乔治·j ·斯蒂格勒. 法律实施的最佳条件[j ].法学译丛, 1992, (02).
[10] [美] 波斯纳. 法律之经济分析[m ]. 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282.
产权经济学篇6
一、知识产品的产权归属
科斯教授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开创了对产权理论的研究,为产权经济学奠定了基础。科斯定理主要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分析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强调了权利的界定与权利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其具体内容为:第一,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产权的初始界定对效益是没有用的,不管产权如何配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行为都会实现效益最大化;第二,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产权的初始界定和配置会影响当事人的效益评价;第三,因为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不同的产权界定和分配产生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所以产权制度的设立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法律的设立也要遵循产权制度的安排,因为法律制度的运行会给当事人带来收益和成本,法律就是通过产权的界定、变更和安排,来解决利益冲突,改善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
知识产权制度的首要任务是界定知识产权的归属,即知识产权归私人拥有还是归公共所有更有效率。知识产品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双重属性,根据现代产权理论,所谓的私人产品是指在在同一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只能被某一个特定的主体使用,该类产品在使用上具有排他性,即“在私人产品的消费上具有对抗性”。所谓的公共产品是指“一旦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得到它”,该类产品在使用上不具有私人排他性。对于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产权归属,产权经济学的一般结论是:将私人产品的产权界定为私有,而公共资源或资产的产权界定为公有。这是因为,产权私有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而对纯粹的公共产品来说,难以阻止他人通过“搭便车”的行为使用公共产品,容易破坏产权市场的运行。在知识产品的产权界定上,私权保护是必要的。首先,知识产品是一种特殊产品,必须通过人类的智力创作完成的,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包含了创作者的劳动。其次,知识产品具有可保密性,如果创造者绝对保密,不对外公布,这样生产者完全可以控制知识的“外部效应”,实现知识产品排他性和私有化。最后,知识产权的私权保护对创造者和社会都是有效率的,对于创造者来说,法律赋予其知识产权专有权,更容易保障他们对智力成果的控制和对投入成本的回收,维护了他们的合法利益;对于社会整体来说,产权界定成本小于授予创造者专有权所产生的收益,社会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较大的社会收益,促进了知识传播并产生了大量的知识产品。
二、知识产权有限保护的经济分析
帕累托最优标准是指效益的提高必须是能够为交易各方都带来利益,以损害一方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其他方利益实质上是没有效益的。按照帕累托标准,知识产权制度只有使要求最大化满足的各方利益需求得到均衡保护,才是有效率的。知识产权制度的设立主要是通过法律将知识产权界定为私权属性,达到保护创造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其创作积极性的目的;同时又要规制产权交易,促进信息的广泛传播与使用。如前所述,知识产权的私权保护能够为所有者带来利益,激发其创造热情,丰富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但如果让私权绝对化,权利人在让渡私有权利时会索取高价或附带不合理条件,增加社会公众使用知识产品的成本,阻碍了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的运行,危及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从法理上而言,对于权利要坚持保护和限制相统一的原则,权利限制是权利保护不可缺少的制约。所以,我们应当基于知识产权交易和保护的内在经济原理,制定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与知识产权所有者利益的均衡。
(一)知识产权的保护时间和保护范围
一项智力成果要得到法律的保护必须满足:商业价值与社会收益之和大于产权受到保护的社会成本与社会因赋予权利人独占权所导致的损失。不是所有的智力成果都会受到知识产权立法的保护,我国《知识产权法》明确规定了不受保护的知识产品种类,我国加入WTO以后,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要达到TRIPS协议的最低标准。如果法律保护不符合条件的知识产权,会赋予这些知识产品极高的交易费用或者造成比较大的负外部性,阻碍交易的顺利进行。排除这些知识产品的保护,意味着公众无需经过谈判就可使用该产品,提高了知识产品的分配效率。
产权经济学篇7
教育产权理论来源于产权经济 学，引入教育产权概念目的在于解决 我国当前教育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 题以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本 文认为只有对教育产权的第四种理解， 既符合产权经济学中产权的原意，又 有利于解决教育中的问题。因此，本 文按照第四种观点理解教育产权.
二、教育产权的结构 根据我们理解的教育产权，其结 构是非常复杂的。我国目前的办学形 式多种多样，有一校多制、国有民办、 民办公助、部门办学、社会团体办学、 企业办学、个人办学、合作办学、私 营企业办学、资产租赁、资产转让、教 育股份制、教育园区、中外合资、中 外合作等。从学校财产的来源看，包 括（1）公民个人、华侨、外商、私营 企业对民办学校的资金投入；（2）企 事业单位预算资金投入；（3）民办学 校收取的学费再投入；（4）社会捐资； （5）校办企业盈利投入；（6）政府投 入等。从学校法人财产权方面看，有 出资人直接经营的，出资人委托校长 经营的，出资人委托学校经营的，采 用股份公司董事会制经营的。从教育 活动中相关人员的关系看，在国有国营的学校中，主要有各级教育主管部 门之间的关系，政府教育管理部门与 学校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学校内部管 理者、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在大 学城办学模式中，还存在着学校固定 资产出资者与租赁资产的学校之间的 关系.
三、从经济学方面看 教育产权的形成原因 这种复杂的教育产权是怎样形成 的呢？通常认为教育产权的形成根源 于教育财产的稀缺性。这种说法无疑 是正确的，但不够具体。我们认为，教 育产权是在教育投资观念中，在教育 财产具有集合性、整体性，来源的多 方面性、财产本身的多维性以及各种 具体维度具有稀缺性的条件下，人们 追求财产效益的结果.
教育产权的形成首先与教育观念 有密切的关系。办教育是要花费资源 的，对这种花费的性质有二种看法， 一种是把它看作消费，这是教育消费 观。另一种是把它看作投资，这是教 育投资观。在教育消费观念中，办教 育者花一笔钱，培养一些学生，这笔 钱不要求再收回，钱用完了再投入.
收取的学费不过是再投入的一部分.
在教育投资观念中，办教育投入的钱 是作为资本金看待的，它要求至少收 回本金，最好有盈利，这里通行着资 本保全原则。在教育消费观念指导下 建立的教育模式中，产权问题没有实 质性意义。尽管也存在办学投入的不 同来源，但由于不要求回报，不要求 保全资本，因此，不存在我们讲的产 权问题.
在教育投资观念指导下形成的教 育模式中，以标准的大学园区式办学 形式为例，甲投资建一个大学城，乙 投资聘用一些管理人员、教师，租用 甲的大学城，招生办学校，不管是甲，还是乙本质上都要求盈利，至少要求 保全资本。这要求有收入抵补成本.
学校的收入只能通过努力经营、提高 教学质量、吸引更多的学生来获得.
由此产生产权问题.
教育产权的形成也与教育财产的 性质有关。教育产权是不同的教育主 体围绕教育财产而形成的一种权利关 系。教育财产包括土地、教室、设备 等有形资产，管理者、教师等劳动力 以及各种各样的无形资产。教育财产 具有集合性、整体性特征，这是指教 育财产发挥作用是作为整体出现的， 仅有教室或操场，或仅有教师或管理 人员都不能发挥其作用。教育财产的 来源具有多方面性，也就是说，作为 整体的教育财产是通过多种渠道形成 的。任何一种具体的教育财产都具有 多维度属性，如教室，从来源看它是 某些人投资、某些人建造的；从管理 看，它被教务部门支配或后勤部门管 理；从使用看，在特定的时间被特定 的教师、特定的学生所使用.
正是因为教育财产具有这些属 性，为更好地发挥教育财产的效益， 就需要对财产的各种投资者、占有 者、支配者、使用者的责、权、利作 出明确界定，由此形成产权问题.
教育产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 稀缺资源的投资者追求效益的结果.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不仅指法律 意义上的权利，它指的是事实上的产 权，即人们对稀缺资源实际所控制和 占有的权利，只有这些实际权利才会 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真正的影响.
产权经济学篇8
关键词：矿权；矿业权；矿产资源权属演变
0引言。
目前，一般的观念都认为矿产资源也是有归属的，要么国家所有，要么私人所有；矿业权是一种新型物权，类似用益物权，但是，这并不符合人类历史上矿产资源权属演变的实际。私权是从占有开始的，私权是靠强权和法律来维护的，先有占有权，在既得利益的安排下，占有权演变成所有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大部分对物的占有权基于法律成为所有权；而矿业的发展仍然处于高风险时代，单纯的对矿产资源所有权分析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处理当今矿业发展的现象，相反，丛林法则仍然在矿业界持续发挥基础性作用。同时，虽然原始矿权人拥有势力范围的自然资源占有权，但如果地下的矿产资源没有被发现和开采，并不能真正为原始矿权人带来权属利益，原始矿权人必须对发现矿产资源的风险承担者给与授权，让社会资本勘探和开发自己占有的矿床，继而实现自己占有矿床的现实经济利益。
1资源、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
什么叫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所谓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地点的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上述资源的概念是农业和工业社会的观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初露端倪，资源的概念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以说资源就是现实或潜在资产的来源，是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起点，其组成包括一切可资利用的有形物质和无形要素；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上所需的所有物质、能量、信息、劳力、资金、技术、机能和环境要素都是资源。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各种各样的资源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了一个结构复杂的资源系统。每一种资源内部又有自己的子系统。资源系统可从性质、用途等不同角度进行分类。从资源的自然属性不同可以将资源分为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自然资源一般是指在一定技术经济和环境条件下对人类有益的天然物质和条件；人文资源是指直接或间接对生产发生作用的社会经济因素，其中人口、劳动力和技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
自然资源可划分为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地球表面以下的资源）、国土（海洋）资源（地球表面资源）、水资源和气候资源等。将自然资源按照在使用过程中的消耗特性把其分为不可耗竭性的资源和可耗竭性的资源，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属于可耗竭性资源，国土（海洋）资源、水资源和气候资源属于非耗竭性资源。
2矿产资源占有权。
目前，世界上矿产资源有私人所有和国有2种所有制形式，同国家政体及社会制度没有关系。美国和英国等国矿产资源大部分属于私人所有，谁拥有土地，谁就拥有该土地表面下面的地下储藏的矿产资源。法国和德国等国家没有直接规定矿藏属国家所有，但土地所有人并不想当然是矿藏的所有人。矿产资源国有化是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通过立法确认矿产资源作为社会财富归国家或全民所有，联合国《关于自然资源永久宣言》也明确了这个原则[1]。
2.1矿产资源归属的历史演变。
矿产资源从它的原始生态看显然是属于大自然的，人类作为一种物种也是属于大自然的，显然，矿产资源和人类都是自然系统的一部分，也是自然资源系统的组成部分。
在人类进化的早期，人类、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是和谐共生的，大自然各物种之间是由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互相提供食物而形成的相互依存的食物链条关系。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出于生物本能，利用程度非常原始，部落以势力范围（但却是经常变动的）的方式控制着资源。
随着环境的改变，人类开始直立行走，手的分化使人类于旧时期时代学会利用石头做工具，例如，将石头加工成石斧等，部落和部落联盟实际控制着势力范围内可资利用的地球表面资源。
人类在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才真正开始能够从矿石中提取金属（深加工）,再用它去制造器具，用于改造自然。青铜器时代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也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青铜业的发展，又促使百工的出现，并带动各个行业一起兴盛起来。青铜器时期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到私有社会，以此为标志，矿产资源的利用从原始部落控制变为王侯、奴隶主、封建地主及资本家所有。
到了近现代，随着资源的日益紧缺和生产技术的加速发展，大部分国家立法确定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即使坚持矿产资源“私有”的国家，也开始强调资源的社会价值，强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满足社会的需求。
2.2矿产资源所有权的实质。
到目前为止，研究矿产资源的产权属性（矿权）的学者无论持有何种意识形态都认为矿权要么属于私人、要么属于国家，即矿权是一种所有权。其实，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矿业资源系统和人类一样是自然系统的一部分，是相互依存、互不隶属的。历史上，人类先是依靠生物系统的食物链获取食物，后来学会了种植，开始利用非生物系统种养生物获取食物和营养，同时，伴随着利用矿产资源制造先进的工具使得这种向非生物自然系统的“索取”超过了原始的获取生存资料的采摘和狩猎方式的效率，由于自然资源价值的增加，对国土和资源的占有成为民族和国家生存的根本需要，人们不断依靠丛林法则和强权宣布对领土的，同时将土地和矿产资源划归王侯、贵族、地主和资本家，并允许他们自由买卖和处置，从而将包括矿产资源在内的稀缺资源变为私人的财产，赋予了占有者“所有权”！
但是，暂时的“所有权”被人口迁移、战争和法律一遍又一遍的改变着，资源的主人从来都无法向社会证明他们是为什么对其拥有所有权的。社会的进步反而说明矿权实质上是一种占有权，由于自然资源和非人格的生物资源不具有“民事诉讼权”，这种占有权就像“狮子咬死野马后对马的占有”一样，狮子可以无可争议地拥有死马的肉体。
矿产资源是属于大自然的，原始意义上的矿权实际上是一种对自然资源的“强制占有权”，将占有权变成所有权是人类的历史“精英”对自然的傲慢造成的，今天矿产资源的破坏性利用给环境造成的危害已经为人们所知。矿产资源私有化或集团化的另一个借口是只有产权明晰资源才能被有效利用，否则会“产生公地的悲哀”，这是至今无法彻底返还自然资源原始归属权的原因之一，但我们宁愿意将其理解为一种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许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规律的表现。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人类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深入，人类将摆脱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的情况，同时，信息社会的到来和市场经济的成熟将使人类对资源的综合利用、优化利用、科学利用和统一利用的要求变成不可回避的现实，矿产资源终将变成整个人类和自然交流的条件。因此，迫切需要强调矿产资源的原始自然属性，降低矿产资源的私人和集团占有权对资源利用的影响，只有这样，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才能可持续化，矿权将最终消失，矿产资源的利用或将从一种少数人的权利变成人类共同的生存福利条件。
2.3矿产资源占有权的分析。
人类之所以依靠强权对矿产资源进行占有，并通过一定法律将其私有化、集团化或国有化，是因为矿产资源的有用性和稀缺性[2],表现为使用矿产资源可以生产更好的工具和创造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大大提高人类在食物链上获取生存条件的效率和效益，同时改变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方式和程度，甚至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使人类可以更好适应自然条件的变化，促进社会发展。
受几千年来私有社会的影响，矿产资源私有化被誉为最佳的经济模式，但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之一是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地球生态系统遭受重创，矿产资源利用的综合效益不佳。现在人们认识到对资源的利用必须是可持续的开发和利用，一方面开发过程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保护社区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又要加大科技投入，使人类利用现有资源形成的经济实力变成进一步利用新资源为人类提供阶段性发展新动力的推力，从而使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不断发展，永续生存。
那么，矿产资源系统的利用就应该保持和它所属的自然资源系统的和谐，同样地也要和自然系统的自然演进保持和谐，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既然是占有者，利用矿产资源就要照顾出产矿产资源地的福利，在大自然的统一规律下约束自己，使矿产资源的利用过程变成生态系统的开发、调整和重新平衡完善的过程，增加生态系统的综合福利。资源的开发利用要考虑周边环境、不同代人和时间的因素。
矿权本质上是一种人类内部因划分势力范围和获取个人利益而形成的对矿产资源的占有权，和原始的采摘权和狩猎权具有同样的性质。由于客体的非人格特点，矿产资源占有权事实上被竞争中的胜利者随意处置，具有了所有权的一切特点。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矿权以占有为特征的物权特性逐渐淡化，公益性越来越明显，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将更多地通过合理科学的矿产资源勘查权、开发权和利用权的设置和管理来实现。[论-文-网]
3矿业（开发）权。
矿业权是探矿权和采矿权的合称。探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许可证规定的区块范围和时间内，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取得勘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称为探矿权人。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称为采矿权人。在法律的层面上，探矿权和采矿权是有区别的；但在经济的层面上，探矿权与采矿权并无区别。
矿业权这个概念在古罗马时就出现了，罗马法律规定，矿产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但国家可以将有些矿产出租给贵族和私人去开采。在古罗马时期的某些城市，很多自由人可以从国家或私人所有的矿产中租下某些矿坑，这些人要向所有者交纳一定数量的产品，个人可以取得开采出的矿产的其余部分。
近代矿业权演变成一种授权———探矿人发现矿床后在承诺缴纳国家税费和原始占有人权利金后自动拥有采矿权并拥有矿床的剩余价值，是矿产占有者为了发现矿产、实现矿产的经济价值而对社会资本实行的进入鼓励政策和授权，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矿产开发史而逐渐形成的被社会公认和接受的最佳矿业开发模式。由于矿产占有者对矿产的占有在现实中表现为2种形式：一是现实的可以被开采的矿产资源，二是潜在的需要被发现的但真实存在的“矿产资源”。前一种形式的矿产资源占有人出于经济实力和效率的考虑往往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条件授权社会资本开采；后一种情况更需要吸引社会资本对矿产资源进行勘探和开发，由此就产生了“矿业权和矿业权一级市场”。
探矿权的招标在市场经济国家比较少见，大约仅占这些国家探矿权总数的5%左右。市场经济国家探矿权招标主要见于以下3种情况：①不少国家针对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勘查采用招标制度，并且这也是一个国际惯例。石油和固体矿产在矿业经济行为上有其内在固有的差异，因此，对石油的商业性矿产勘查可以实行招标制度，而对固体矿产一般不实行招标制度。②不少国家针对砂石土等普通矿产资源的开发，常采用招标制度。但是，对于砂石土资源，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设置探矿权的，所以，所招标的对象是价值容易确定的砂石土资源的采矿权。③部分国家对因种种原因被没收或原探矿权人放弃的探矿权地而重新设置的探矿权、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中所发现的特别有远景的成矿带/区段，可以以招标方式确定矿业权人。这是因为，这些对象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勘查目标，竞争也可能较为激烈。市场经济国家未见到探矿权授予的挂牌方式[3]。
市场经济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矿业权设置方式，但探矿权人发现可采矿产后均可以自然取得采矿权。
探矿权的一个基本属性就在于其“排他性”。国外矿业权的设置方式存在4种类型：①仅设置一种权利，称之矿业权。这种设置方式大约占国家总数的15%,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相对常见。②将矿业权划分为探矿权和采矿权。这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矿业权设置方式，大约占国家总数的65%～70%。在这种情况下，探矿权人可以“自然”取得采矿权，所以权利本质是一种，即矿业权。③将矿业权划分为非排他性探矿权、排他性探矿权和采矿权。这实质上是2个阶段划分法的一种变体，其中，非排他性探矿权（一般系指区域性矿产普查等活动）不是作为财产权的矿业权的一部分，设置非排他性探矿权的目的是降低权利人的风险。约占国家总数的5%～10%。④将矿业权划分为探矿权、矿产评价权（或称之为保留权，该权利人可以进一步开展勘查、可行性研究和环境调查等项工作，或保留该地区暂不做工作以待市场或其他条件好转）和采矿权。这实质上也是2个阶段划分法的一种变体，约占市场经济国家总数的5%～10%[3]。
在市场经济国家，探矿权人在发现可供开采的矿产储量后，取得采矿许可证也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一定的资金条件和技术条件等，但这属于行政许可。而采矿权则一直是只有探矿权人才有资格申请的，虽然探矿权人由于种种原因暂时无法取得采矿许可，但其他任何人均不得对该矿权地提出要求，不准申请取得该矿权地的采矿权。也就是说，探矿权是内在的，固有的和本质的；行政许可是外在的，有条件的。
由此可见，矿业权是矿业原始占有者对探矿权人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授权，对于风险投资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从某种意思上讲，这是一种占有权的协议分配和共享，对于“一级市场”，国家或矿产占有者收取矿产资源价值的一部分后，矿产的其余价值归矿业权人占有。而国家或矿产原始占有人收取的价值一部分通过市场运作一次性获取，另外部分可能通过权利金逐年收取。至于原始占有人收取的多些还是被授权的探矿权人获得的多些，实际上就是一个政策调控和市场问题，取决于国家矿业开发的政策走向，也取决于市场的状况。
矿业权是依矿产资源占有者授权而产生的，是由矿产资源原始占有人授予矿产发现人的一种分享矿产资源价值的权利，采矿权同林木采伐权、取水权、采摘权、狩猎权和捕捞权等一样，即具有不动产物权的特征又具有动产物权的某些特征。矿业权不是一种需要被重新阐释的新型的物权形式，而是一种因协议享受的对矿产的部分占有权，设立矿业权可以使矿产资源原始占有人将占有权和对矿产资源进行勘查、开采的权利部分分离，极大地发挥专业人员、机构和社会资本的作用，促进矿产资源的发现和利用，从而实现自身占有矿产资源的经济价值。
由于矿业权是一种因契约、协议和约定俗成获得的对所发现矿产资源的开发权，同时因此权利获得了开发矿产资源价值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权利具有了经济价值。可是矿业权的价值大小一开始和发现矿产资源的价值大小没有必然联系，所以矿业权本质上是一种占有者对探矿权人的授权：首先是拥有在规定地块进行矿产勘探的权利，其次是发现了具有回采价值的资源后自然取得开采权的权利。基于这种授权，矿业权体现了原始占有人对占有矿产让渡的部分占有权的属性。
由于过去关于矿业权的分析总是基于所有权来分析，所以总觉得矿业权是一种新型物权，是一种用益物权，类似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实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占有权早于所有权，虽然目前在法律中将占有权解释成基于合同的占有，但在矿业界由于资源发现的难度大、风险高，以占有为核心的丛林法则依然在起作用，而对矿产的所有确确实实在占有之后，这也许是法律发展的客观不平衡的结果吧。有人说矿业权是一种和承包经营权类似的权利，但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4矿产价值与矿业权价值。
矿业资产是在矿产地中发现的矿产资源实物，一个确定的矿产资源包括矿床赋存状况、矿体特征、矿化情况、矿床储量和远景区推测等指标，对它们应进行圈定和评估。矿产资源有2个基本权属主体：占有者和授权开采者（协议占有人）,对应于这2方面的价值分别是矿产价值和矿业权价值。按照国外惯例，从矿业公司（开采者）的角度，矿产价值等于该矿产地的全部价值（当前市场评估价）,矿业权价值等于矿产资源价值减去权利金及其他形式的矿产资源所有者提取的价值部分。假定该矿产地的全部价值为Q,原始占有者占有P,价值R=Q-P。而是对R进行法律保护。矿业权通过行政审批获得，通过市场机制运转。一般说来，矿业权人是全部矿产资源资产价值Q的发现者，但他拥有的只是Q的一部分，即矿业权价值R,因为它必须对所有者有所支付。站在市场的角度看，P是原始占有者得到的实际资产，Q是原始占有者拥有的名义资产，R是所有者让渡给发现矿产的矿业权人的资产，原始占有人将从政策法规和市场的角度进行权衡确定R/Q的比例。
矿业是典型的先有产品市场价值，然后根据矿床条件来研究确定是否值得开采的行业，其他行业既有市场决定产品的情况，也有产品创造需求的情况，而矿业更强调市场决定生产，所以矿业权的价值具有一个实现的不同情形：如果探矿后没有矿或发现的矿不值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开采，矿业权价值为0,探矿人亏本；如果发现的矿产资源价值小于探矿投入，矿业权价值存在且等于探明矿产资源的价值减去国家税收和所有人提取的部分，但探矿人要实现矿业权价值就会亏本，那么实际上矿业权价值可能得不到实现，也为0;只有矿业权价值大于探矿投入加上采矿投入后，矿业权人才可能实现盈利。
矿业权价值最大等于矿产资源价值减去国家税收和所有人提取的部分。一般情况下，矿床在开采过程中很难实现矿业权全部价值，经济上可行的采出矿量的价值减去国家税收和所有人提取的部分的价值为矿床开采价值，矿床开采价值才是矿业权价值的实现形式。
正是由于矿业权价值有实现形式的不同，矿业权无论是采取探矿权自动过渡到采矿权的形式还是有条件过渡到采矿权的形式，矿业权划分为探矿权和采矿权显示出必要性。实际情形是，当发现的资源价值小于探矿权价值时，虽然存在矿业权价值，但由于矿产资源价值无法回收采矿成本，矿业权价值仍然实现不了。只有当矿产资源的价值大于最低限度的采矿投入时（大多时候还必须考虑国家税收和所有者提取部分）,探矿权人才会计划开采或有人购买采矿权，矿业权价值才会实现。
另外，由于公司专长和实力限制，很多拥有探矿权的公司会将已经发现的具有很好采矿盈利能力的矿产出卖，这时对探矿公司而言矿业权价值在采矿前就实现了。出卖的最大价值等于矿产价值减去国家税收和所有者提取的部分再减去探矿者的投入和预期的合理利润。所以，对于一个矿床而言，拥有其矿业权者的探矿权价值和采矿权价值是一样的，但2种权力操作过程中得到的收入和实现的利润可能是不一样的。
5结语。
矿权本质上是一种人类内部因划分势力范围和获取个人利益而形成的对矿产资源的占有权，由于被占有物的非人格特点，矿产资源占有权事实上被竞争中的胜利者随意处置，具有了所有权的一切特点。
矿业权是一种矿权原始占有者对发现矿体的人的一种授权，允许他们占有发现矿床价值的一部分，而且不可被剥夺，事实上矿业权是一种协议享受的对矿产的部分占有权。根据矿业界依然存在的丛林法则，由于原始占有者的占有权等同于所有权，那么，实际上探矿权人的这种被授予的部分占有权从发现矿床后变成了部分“所有权”，也就是说，一个被发现的矿床按法律和约定俗成具有2个“所有者”，他们按比例享有整个矿床的价值———共有矿床，他们的关系一经市场博弈确定后不可剥夺，神圣不可侵犯，就好像夫妻共同占有家庭财产一样。
当然，矿权和矿业权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矿权在先，具有更大的主动性，是不可以放弃的；矿业权在后，是一个具体的对实际矿产的开发权（是通过对矿产的部分占有来实现的）,是可以放弃和转让的。虽然矿权往往为国家所拥有，但两者对同一个矿床而言都是全覆盖的，要么同时实现，要么同时搁置。
分析清楚矿权和矿业权的实质对于指导矿业开发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更好地建立起矿业开发管理的市场模式，根据矿产品市场和共同占有的关系合理界定和划分双方的利益关系，避免不必要的权属关系运作给矿业开发企业造成的经济压力，发挥好2个占有者的作用，处理好矿业开发相关利益方的关系，为矿产资源的和谐开发、有效利用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扈纪华。物权法知识读本—理解与适用[M].北京：研究出版社，2007:156-162.
[2]教育部高教司。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87-307.